国外经济论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篇国外经济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的对比及启发

一、相关文献的综述

从2002年开始，国内出现大量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现在，循环经济不仅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也成为国内理论界的研究重点，受到高度重视。这些研究主要是理论上的探讨，实践研究比较少，特别是专门针对循环经济模式的研究并不多。

而已有的关于循环经济模式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1、把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曲格平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

马凯认为循环经济是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形态的经济。

以上是对一个经济现象的内部经济结构的系统化描述，认为循环经济主要是区别于传统经济发展的模式。

2、把循环经济在企业、区域和社会层面上的一些具体做法定义为循环经济的模式

丁乐群等在《循环经济的基础理论及运行模式研究》中认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有三种，即清洁生产模式、生态工业园区模式和循环经济总体模式。

任勇等在《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一文中，主要论述了我国循环经济探索实践中的主要模式，包括江苏的循环型产业和循环型社会模式、山东的“点、线、面”和“八创建活动”模式、辽宁的“3+1”循环经济模式以及贵阳市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建设模式等。

这些实际上只能定义为循环经济的实现形式，只是微观上的具体做法。

发展模式是指在宏观层面上具有指导意义，在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经济的方法。本文所论述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结合本国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在领域选择、制度完善和主体实施等方面所建立起来的适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经济特色的发展循环经济的方法。

二、日本、德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日本和德国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主要是为了适应本国固体废弃物管理战略转变的需要。由于日本和德国的具体国情不同，二者在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1、路径的选择

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或消费型社会结构带来了大量废弃物，逐渐成为其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由此以废弃物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再循环为核心的循环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在具体发展路径上，日本和德国存在着差异。

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是社会—企业（家庭），以“静脉产业”为切入点，以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利用为重点，以循环型社会为目标。静脉产业是日本建设循环型社会的重点，包括垃圾的收集、搬运、燃烧再资源化、填埋处理，以及再资源化到新产品的制作技术等。

德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是企业—社会，消费—生产，以“绿点系统”为载体，以物质流管理为核心，重在探索区域性的循环经济模式。绿点系统充分体现了“扩大生产者责任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它将企业组成网络，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打上绿点标记，然后由绿点公司（DSD）委托企业进行处理。

2、制度的构建

日本和德国都是以法律制度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通过法律制度的诱致性或强制性力量让经济活动当事人在比较成本和收益后，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是，在制度构建的层次上，二者略有不同。

日本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在立法体系上采取了基本法统率综合法和专项法的模式。

德国循环经济的法制建设走在世界的前列，在制度构建上，主要是制定具体领域的法规，对生活和生产的废弃物进行管理。其立法体系共三个层次：法律、条例和指南。

3、实施的动力

社会力的源泉有三：一是经济杠杆——资金；二是社会杠杆——权力，三是文化杠杆——精神。在动力机制上，日本主要依靠社会杠杆，而德国主要是利用经济杠杆。

日本循环型社会的构建依赖于社会杠杆，主要表现为“控制和命令”的调整方式，为发展循环经济制定了各种法规。这些法规构成了日本循环经济发展的直接管制规范和间接调控规范，成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权力杠杆。

德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经济杠杆。德国人把可行性论证和投入产出分析作为成功与否的标准。循环产业有市场、有利润，有研发新产品、新技术的动力，有后续发展能力，这样，生产企业尽量让产品包装简化，使包装材料便于回收和循环再生，而不是把绿点标志的使用费转嫁给消费者。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德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成为企业的自主行为。

三、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

虽然日本和德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时采取了不同的模式，但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日本成功地建设成为循环型社会，而德国在废弃物处理上处于世界最高水平。日本和德国采取不同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与各自的国情密切相关的。在领域的选择上，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的减量化就自然成为其循环经济的切入点和核心内容；而德国作为发达国家，在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方面已经世界领先，拥有先进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因此将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放在了废旧资源的回收利用和开发可再生能源等方面，领域选择的差异使得二者在制度的构建上各具特色。在动力的选择上，日本和德国分别选择了政府和市场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是由二者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的不同和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的。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背景与日本和德国存在相似之处，但是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经济技术条件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我国在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要充分借鉴日本和德国的成功经验，同时还要结合我国的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1、领域的选择

我国的技术条件比德国落后，不可能像德国一样在废弃物的资源化上有很大的作为。因此，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中首先要减量化，从源头上降低资源的使用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在具体的领域上，鉴于我国逐步进入消费型社会，并且我国制造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要以废旧家电的回收利用为重点，大力发展静脉产业。

2、制度的构建

由于文化背景的相似性，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先从整体上制定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统领循环经济的发展，再向具体领域推进，制定专项法规。循环经济发展的调控体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法律牵制——直接管制规范、利益驱动——间接调控规范和道德约束——自我约束规范。所以我国在循环经济的制度构建上要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经济政策、加强环境教育。

3、推进的动力

政府推动、市场驱动、公众行动可以说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三者缺一不可；而中介组织作为政府和企业、企业和公众之间发展循环经济的桥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上，要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推动主体，企业和家庭为实施、责任主体，通过中介组织，联结宏观和微观的主体，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危机原因及影响

自2007年初美国爆发以“次贷危机”为契机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以来，“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对它的解释更是林林总总。这些解释各有道理，大多是“次贷”风波的直接原因，如过度的货币供给、宽松的货币监管、过高的消费率等;其中有严谨的理论基础、且逻辑分析与历史进程能够做到一致的成果则难以见到。

实际上，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看，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极其自然的，是美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了二战后的第二次长波跋涉，为应付巨大有效需求产生的巨额货币供给要求，美国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系重构;巨大货币供给推动资本收益和资产价格的不断提高，从而将世界性的资源吸收到美国经济体系中，正是这种长波扩张与货币供给的相互加强，促使美国经济实现了20多年的繁荣，增强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但随着长波转换的逐渐完成，内部的有效需求动力逐渐衰竭，外部的竞争压力则逐渐加强，以金融创新为代表的金融体系所创造的巨量货币供给，在资产价格的不断上升中，就只能转向以“次贷”为主的领域。随着实体经济相对萎缩及其利润率的下降，各种以利润为基础的高杠杆的资产价格必然会快速下降，由此导致以金融危机为导火线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这是美国经济运行到长波顶峰后的一种间隙性调整，也是美国经济告别快速增长而进入一个动荡性波动时期的标志，由此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将逐渐弱化，欧洲、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作用则会不断加强。但因为以“次贷危机”为借鉴的金融体系的重建会极大弱化金融创新活动，货币供给将进入一个低速增长时期，所以动力机制会减弱，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至少10多年的相对低速增长时期。

一、从长波运动看美国经济危机

1长波转换机制

所谓长波，是指时间约为5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种周期，是由基础性产业或主导性产业与非主导性产业之间的非均衡性运动所引起的。在长波下降期，随着非主导性产业的增长，原来推动长波上升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会出现供给短缺和技术性质满足不了经济发展要求的情况，同时这些产业投资回收形成的货币沉淀，使得非主导性产业陷入一种日益不利的境地。但这种对非主导性产业不利的宏观经济形势，对基础性产业来说却是极其有利的。因为产品短缺产生的高价格和投入品相对过剩出现的低价格，使它们处在高收入与低成本带来的高利润率这种极其有利的地位，进而会诱使社会在这方面进行技术创新，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旦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基于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更新和创新所进行的巨大投资，就会推动整个经济不断扩张。作为技术创新国来说，这种有效需求更加强大。因为它不仅要满足国内产业及其消费对这些创新产品的需求，同时还要满足国外市场的有效需求。在这个期间，供给不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这种巨大的有效需求成为长波上升阶段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此过程中，虽然会发生因投资转换而出现短暂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因结构失衡而产生的衰退，但因有巨大和持续的有效需求推动，因此衰退的幅度较轻，时间也较短，所以该期间的朱格拉周期时间长。

当基础性或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相对衰竭，但它也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因为市场经济的投资都是矫枉过正的，当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投资完成后，其产品的供求关系就会发生逆转，即会由原来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产品价格会不断下降，而投入品价格则会因短缺而上升，所以利润率会在价格下降与成本上升的不利夹击中下降。但这种对它们来说不利的局面，却会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因为主导产品价格的下降，会明显降低非主导产品的成本，非主导产品利润率会因此提高。在利润率提高的作用下，它们会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进行扩张性投资。这种投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前者投资下降产生的对宏观经济的抑制作用，使宏观经济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这是经济长波在到达顶点后能够维持约10年的主要原因。

同样，这种投资也是矫枉过正的，即会超过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供给，由此使它们之间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因此后者的利润率又会开始上升。然而，基础性产业的特点，却决定了在相当时间内它们并不会进行相应的以扩大供给为目的的投资。因为，这些产业的技术这时已显的陈旧，旧技术上的更新或扩张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即使技术取得一定突破，巨大存量资本的贬值风险也会阻止新技术的有效利用，该产业的垄断性质更是会强化这种作用。所以，尽管利润率不断提高，但却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时，整个宏观经济就会在高利润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受技术和垄断限制无法进行投资、非主导性产业在成本提高与收入减少下发生衰退的共同作用下走上衰退之路。

随着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技术的日益落后和供给的短缺，这方面技术创新的利益诱惑也就越大，为此会促使各方进行旨在更新原有产业或者是替代原有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竞争，这些行业的高利润也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旦创新技术完成并趋成熟，基础性产业的更新或替代也就开始，新的一轮长波也就出现了。

2美国的长波运动

从长波过程看，当前发生的经济危机，不过是美国经济在长波过程中到达高峰时的一种调整，是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下降的一种自然过程。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基础性产业和非主导性产业更新的完成，美国经济进入长期投资的回收过程。在长波机制的作用下，大量产业和资本向外转移，整个经济由此陷入相对衰退状态，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美国进行了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为主导的技术创新，经历10多年的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突破并进入大规模运用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约1983年前后)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二战后的又一次长波。

为完成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产业更新和创新投资。同时，作为技术创新国，美国的创新产业不仅要满足本国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其他国家基于同样目标的需要。巨大的需求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期间还出现了历史上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朱格拉周期，并吸收了世界上近70%以上的新增储蓄，美国由原来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变为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债务国，美国自然也由此成为该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经过约20年的持续增长，美国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大致在21世纪初(具体时间约在2001年前后)基本完成新长波中的更新，由此来自这方面的需求不断减少，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产生的投资规模减少并不会立即导致经济的持续衰退。这是因为基础性和主导产业的超前发展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旧长波中制约它们发展的瓶颈被彻底打破，由此它们会在成本下降和社会需求增长的有利环境下进行竞争性的投资。这种投资，在一定范围内甚至能够抵消前者因投资下降而对宏观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继续推动宏观经济增长。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目前美国正处在这个过程的中后期。

不过，随着非主导性产业投资的进行及其完成，尤其是随着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散，美国面临的内外部条件会向着日益恶化的方向转变。如在内部，随着产业更新的逐渐完成，有效需求在不断减少;外部i随技术的日渐成熟和扩散，国外创新产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它们会因为更低的成本而取得相对竞争优势，因此不仅侵蚀原来由美国垄断的海外市场，而且会反过来蚕食美国的国内市场，由此产生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只是在金融创新活动日益深化而创造的巨大货币供给的惯性作用下，资产价格不断上升，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和对海外资金的巨大吸引而得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但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持续的。随着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以其为基础的各种资产价格会受到强力抑制。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而使得以房地产等为主的各种资产价格变化发生逆转，许多人因此无法偿还贷款的结果。

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整个经济表现，与二战后到60年代的经济情况作一对比，就会发现两者非常相似(高峰，2002)。上一次长波，即时间约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初结束的这次长周期，长波的快速爬升期应该在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但由于二战影响，这个爬升期延迟到60年代，除了1954年与1958年两次短暂的绝对衰退外，大部分时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在1961年2月至1969年12月，曾出现了106个月的繁荣期。如果以绝对增长率小于零为标准，那么该周期是从1958年开始到1970年结束，时间跨度为12年。进入70年代后，美国经济开始进入长波衰退期，周期频率加大，这个时期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滞胀期”。经过10多年的调整，美国经济从1983年前后开始进入以信息、生物和新材料等技术革命为主的新长波，为完成长波转换所需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及实现由此产生的巨大社会需求，美国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快速增长，如除了在1991年出现短暂而轻微的衰退外，从1981年到2001年实现了稳定快速的增长，在1992年至2001年，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最长的持续120个月的繁荣期，这在整个西方世界是独树一帜的，由此使美国在滞胀阶段衰落的地位和竞争力重新得到恢复和加强。

从美国经济的运行状况看，最近发生的这次经济危机，不过是美国经济在长波运行中到达顶点而发生转折的一种自然过程。它表示美国经济已经完成了在新长波中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并且非主导性产业在长波中的技术更新也进行了多年，因此已进人长波平稳阶段的中后期。目前发生的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是该过程进行重大调整的一种先兆，它表示美国经济在完成一个新的朱格拉周期后，将进入长波的衰退期，因此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不断减缓。

二、货币供给角度下的美国经济危机

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这是造成危机总以货币或金融危机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要原因。所以，市场经济的变动要得到说明，就必须从货币供给角度得到证明。从某种角度看，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新增利润等于货币供给的增长(柳欣，2003)。因此，保持货币供给量的较快增长，不仅能够给资本带来更多的利润，而且能够推动经济较快增长。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主要是内生的。这是因为，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它的数量必然会随着财富价值的变动而改变，这种关系在实物货币时代，如黄金货币时期是非常清楚的。在现代，虽然信用货币取代了实物货币，但货币供给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财富与货币的界限是极其模糊的，其中的差异仅仅是流动性的大小。

正因为实际财富与货币供给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当信用货币取代商品货币后并不改变这种关系。如当今货币发行主体的商业银行，是以资产抵押来发行货币的，这必然使得货币的发行量与社会财富的变化保持较高程度的一致。这种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货币供给系统，使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是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负债，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和企业的金融资产;银行的资产，则主要对应企业和家庭的负债;而企业和家庭负债，在资产抵押的货币供给关系中，对应的必然是实际的资产。这种内在联系，使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银行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多发行了货币(可以获得更多的借贷利息差收益)。假设这些新增货币都以贷款的形式投放给了企业，那么就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还会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同时也会提高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或者说会降低银行的(自有)资本充足率。我们知道，前者的提高，也就是银行资产风险的放大;后者的提高，则是银行债权人即银行储户资产风险的增加。储户为降低风险，会从高资产负债率的银行转移资金;银行为降低风险，则会从高资产负债率的企业回收资金。所以，这种关系会使市场经济的货币供给保持与社会储蓄(经济增长)、企业资产(利润)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低于个人储蓄和企业资产的增加，银行的风险就会降低，在收益与风险的相互关系作用下，会促使银行扩张信贷;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快于个人储蓄与企业资产的增加，银行的风险就会放大，在同样的机制作用下，会促使银行收缩信贷，因此减少货币供给。

然而，这里的一个矛盾是：不追加货币供给，就不能保证企业还本付息，企业也不可能得到净利润，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可能;追加货币供给，则会不断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放大信贷风险，最终会导致银行体系的瓦解。这种机制，使得银行体系总是处在扩张信贷与收缩信贷的矛盾之中。

不过，尽管有这种关系，但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资产价格的基础上，货币供给仍然会出现不以人们意志决定的周期性波动。如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随着利润率的提高，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由此明显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率，促使银行大量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增长，会进一步提高平均利润率和资产价格，由此反过来会促进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所以在一定范围内，货币供给、利润率与资产价格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促进和加强的机制。在这种机制及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下，为争夺其中的利益，各商业银行会竞相进行扩大货币供给的竞争。随着货币供给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经济中抑制机制的力量会不断加强，如企业与银行的资产负债率会不断提高，由此放大金融风险;同时实体经济中的利润率会随着宏观经济扩张到一定阶段而下降(消费倾向会下降、净出口会减少、财政净支出也会下降等，由此使企业的总收入相对于总支出而下降)，由此抑制资产价格的上升。一旦利润率开始下降以及资产价格上升的速度减缓或下降，信用风险就会显现。这时，各银行为避免损失进行的回笼信贷的竞争，会演变成整个行业系统的极端无理性行为。因为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整个银行体系要保证信贷的还本付息，就必须追加货币供给，如果银行减少货币供给或回收信贷，那么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而且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整个银行体系的亏损甚至崩溃。但在竞争性的体系中，这种结果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信用风险一旦发生，市场上原有的大量货币供给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原因。货币供给一旦减少，利润率与资产价格就会进一步下降，宏观经济也会因此步入衰退。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减少货币供给。所以此时，如同扩张性相互加强一样，它们之间的衰退也会相互加强。

2货币供给体系性质因经济需要而不同

虽说市场经济中的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但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却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对它的需要决定的，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对货币供给体系性质的要求是不同的。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是指对于一个社会的货币供给体系(其中主要是银行体系)，法律对它的管制是否严格，银行体系是否由政府经营或由政府控制，政府是否对银行的资金投向进行干预，是否对银行的负债进行担保，当银行出现危机时是否进行援救并且承担亏损等。银行体系的健全程度，主要指银行体系的制度建设是否完善，政府对银行的监管是否严格，银行的自有资本是否充足，对风险的管理是否严格和敏感，从而预算约束的程度是大是小等内容，其中对风险的管理是否严格和敏感，是银行制度是否健全的最主要标志。

一般而论，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与货币供给量密切相关，即货币供给体系越不健全，货币供给量越多;货币供给体系越健全，货币供给量越少。因为，银行体系不健全，为追求更大的个别利益，银行就会突破道德风险和制度的约束而发行更多的货币供给;较为健全的银行体系，由于有较严格的制度和道德风险约束，因此货币供给量会受到较大限制。所以说，货币供给量与银行体系性质密切相关。由此可以看到，除非有较大规模的国外资本的输入或输出，一般地说，货币供给增长较快的社会，都是那些货币供给体系较不健全的国家，如我国、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前的东南亚各国、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新长波以来的美国等;而那些货币供给体系较为健全的社会，如泡沫经济后的日本等，货币供给量则较小。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经济体系会创造出与自身需要相一致的货币供给。即当经济发展需要较多的货币供给时，往往会出现较不健全的货币供给体系;而当经济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供给时，则会出现更加健全的货币供给体系。如日本，从二战后到泡沫经济破灭时，由于要完成工业化和超越欧美发达国家的任务，需要较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因此出现了预算约束极其宽松的银行体系;当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从而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供给量，它的货币供给体系也就趋向健全，这是日本在“次贷风波”中受冲击影响较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情况说明，健全的金融体系与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杨文进，2006)。健全的金融体系，虽然能够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但却会阻碍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较不健全的金融体系，虽然有可能促使经济较快增长和提高国家竞争力，但却会带来经济的剧烈波动，金融体系本身也会遭受周期性的繁荣与崩溃。如何协调两者间的关系，是对人类智慧的重大考验。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还远没有成熟。

3美国的长波转换与货币供给体系的重新构建

上面讲到，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能从货币供给方面得到说明，就不具有理论上的完整性。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经济危机的发生，同样必须从货币供给方面得到证明。

美国经济进入新的长波后，需要大量的货币供给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系改革。我们知道，“金融创新”的实质就是规避法律管制而创造更多货币供给，或者说，金融创新就是创造更多货币供给的行为。正是在不断深化的金融创新活动中，大量的货币供给或流动性被创造出来，满足了美国经济长期扩张的需要，使得美国经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这种情况与西欧、日本等形成明显对比。正是这种能够创造更多货币供给的金融体系，保证了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美国获取了巨大的国家利益。

货币供给不仅与经济增长相联系，而且与资本利润相联系;资本利润则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资产价格又与内生性的货币供给相联系。所以，货币供给、经济增长、收益增加和资产价格之间存在着相互加强的作用(反过来也存在着相互收缩的作用)。这种情况说明，只要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允许，经济一旦增长，它就会内生出自身所需要的更多的货币供给。

较高的资产收益和快速的资产增殖，不仅会内生出更多的货币供给，而且会将那些资产收益较低国家的资金吸入美国，进一步强化货币供给的力量，同时也保证了美国资本的高收益。如在20世纪90年代，除美国外的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利润率都处在下降阶段，而美国的资本收益率却在不断增长(罗伯特·布伦纳，2003)，由此成为吸引那些增长较慢国家资金的蓄水池。如进入长波以来，美国吸收了同期世界新增储蓄的70%多，由此使得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前的资本净输出国变为资本净输入国。如到2007年，美国在国外的净资产为-24420亿美元。如果没有世界各地持续涌入的大量资本，美国经济要保持长达20多年的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显然，如此巨大的资金输入，必然会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的扩张和资产价格的上涨，这种扩张又会带来更多的资本输入，从而带来更大的货币供给。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什么货币供给增长较快国家的汇率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现象(杨文进，2006)。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不仅是交易手段，更是资本。资本的价值是由它所能带来的收益决定的，较快的货币供给，意味着较大的资本收益，所以该货币的相对价值也就较大。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慢于美国，因此日元对美元的相对价值也在不断下降。

4超量货币供给的结果一定是金融危机

金融创新活动增加的货币供给，虽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如上面讲到的那样，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金融危机。一旦经济体系提供的新增利润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货币供给获得一定量利润的需要，货币供给增加的过程就会停止。由此，货币供给减少、利润下降、资产贬值、经济衰退的相互作用过程就会开始。

随着主导性和基础性产业更新在经济长波中的逐渐完成，实体经济对货币供给的需求会逐渐下降，但在资产价格上升和国外资金涌入的背景下，货币供给却以更大的规模创造出来，为使这些资金得到利用以维持金融体系的利益，金融创新过程的深化也就不可避免。

根据银行与企业之间对应的资产负债关系，新增的货币供给形成企业对银行的负债，因此，一个社会新增的货币供给越多，则企业对银行的负债规模也越大(资产负债率也越高)。因此需要向银行支付的利息也就越多。如果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货币供给增长量的话，那么必然会出现企业收入的增长慢于利息支出的情况，这是造成经济繁荣阶段企业效益下降与银行效益上升的矛盾现象、并最终引发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然，在金融资本侵蚀实体经济利润的情况下，要保证货币供给的规模不减少并维持金融资本的利益，提高货币资本的利用效率就必不可少，除了不断提高金融资产的杠杆率之外，信贷资本配置的高风险化，或者说低劣化也就不可避免。如在资金供给相对短缺时，资金供给的对象必然是那些资信质量最好的客户;随着货币供给的宽松，资金供给会向中等的客户扩张;当这些客户的资金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仍然有大量需要被利用的资金时，在竞争性的银行体系作用下，金融机构会身不由己地将大量的过剩资金投放到低质量客户身上。这种做法也是金融机构取得更大利润的一种手段。因为，借贷者的质量越低，所需支付的利率就越高，所以，金融机构一定量信贷获得的利润就越多。自然，对低等级借贷者的放贷，除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需要外，还与金融机构对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良好预期有关。实际上，对那些资信质量差的客户发放信贷，并不是因为银行相信他们能够以自身的收入来偿还贷款，而是来自于银行相信这些贷款抵押品的价格会不断上升，由此能够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将风险转嫁出去。只要资产价格处于上升通道中，即使银行知道一些劣质客户最终会因信用违约而不能偿还信贷，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会迫使所有的金融机构向他们发放信贷，否则就会出现效益下降而竞争力降低的现象。

然而，以资产价格上升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是不可能无限扩大的。随着实体经济有效需求的下降和金融利润对实体经济利润的侵蚀，各种资产价格必然会在实体经济的利润下降中贬值，货币供给就会因此而减少;同时，在货币供给的持续增长中，银行、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率会不断上升，信用风险不断积累，当其超过一定程度时，避免风险所产生的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强利润的减少和资产的贬值。这时，货币供给减少、资产价格贬值、资本收益下降、经济衰退之间就会相互加强，原来市场上泛滥的货币供给就会在一夜之间消失，由此信用危机发生并进而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

三、国际竞争关系下的美国经济危机

美国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长波运行到一定阶段和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国际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

1长波位置与国际相对竞争力

长波运行不仅决定一国经济运行状况及趋势，而且决定了各国之间的相对竞争力及其变化。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它们之间同一时期所处的长波位置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处在不同技术水平的长波之间。各国之间在长波中的不同位置，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相对发展水平和在同一时期的相对经济地位，但在长波的运动过程中，这种相对关系会不断改变。

一般地说，在同一长波中，技术领先国在后进国还没有全面掌握和使用这些技术的上升时期，其在国际上的绝对和相对经济地位都会不断提高。与此相比，后进或较后进国家的传统产业，因受到需求结构变动和更后进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竞争而会相对衰落，先进产业则因技术相对落后而竞争不过技术领先国(如美国)而萎靡不振，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要慢于技术领先国。但随着这些先进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由此较后进国家逐渐掌握而全面进入新长波后，技术领先国的相对甚至绝对地位就会因此不断下降，经济扩张的势头就会不断地被削弱。这说明，如果一国在新长波中越早取得相对与绝对的竞争优势，那么它同样会最早进入衰退过程;与此相反，进入新长波越迟的国家，则会在长波的衰退期中取得日益明显的竞争优势。因为在同样的技术基础上，相对竞争力的大小由成本的高低决定，成本高低则与绝对发展水平成正比，所以相对竞争优势与国家的绝对发展水平成反比。这说明，随着长波的演进，处在同一长波，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其相对竞争力越高。使发达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的另一个因素是发达国家较早完成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转换，存量资本巨大，这使得许多在此过程中取得的最新技术，由于它们的使用会导致存量资本的巨大损失而被排斥，必须转移到不存在这种损失或损失很小的后进国家使用，这正如美国在20世纪60-70年明的许多新技术首先被日本使用一样。这样，在与后进国家的竞争中，先进国家既不存在技术上的优势，生产成本又比后者高，所以在竞争中会处于日益不利的地位。与此对应，也就是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绝对与相对地位在不断下降。

一些国家地位的下降，意味着另一些国家地位的上升。当技术创新国在上面所讲原因的作用下衰退时，那些技术上比其后进一些的国家，会因相同甚至更优越的技术和更低的成本、从而更强的竞争力而取代它们原来的地位，这正如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一样。但如同被后者取代的技术创新国的情况一样，它们也不会长期处在这个位置。因为随着经济扩张，生产成本会不断上升，它们对先进国家的相对优势会不断丧失;更主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比其落后一些的国家，会如同它当年取代技术创新国的竞争力领先地位一样取代它的领先地位——这些国家在成本和技术方面都更具有竞争力，这正如20世纪80-90年代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与新兴的东南亚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所以到一定阶段，这些比技术创新国落后而比其他国家先进的国家，会在后进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相对衰退。只要新的长波没有出现，这个过程会不断地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转换。

这个过程说明，在同一长波的不同阶段，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绝对与相对竞争力，从而国家间的相对地位是不同的。一般地说，在长波不同阶段的竞争优势与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成正比，即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会在长波的初期甚至中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中后期这种优势会不断消失，后进国家的竞争优势则会不断加强。

2长波相对位置与美国的经济危机

美国当前爆发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长波关系决定的美国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决定的，或者说是国际竞争及其利益分配变化的结果。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经济相对衰退，西欧相对加强，日本经济则强势崛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然而，进入8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逆转，美国经济强势崛起，西欧经济不温不火，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这种情况直到进入新千年后才逐渐改观。西欧经济持续增长，日本经济的增长强度虽然不是很猛烈，但持续增长的时间却是战后以来最长的，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80-90年代以来它们与美国之间的非对称现象。

西欧和日本与美国之间经济力量或竞争力相对变化的情况，从它们之间汇率的变化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如从1999年欧元开始使用到2002年，处于持续贬值之中(由发行时的l欧元兑1.174美元，贬值到2002年1月的0.8115美元)，此后持续升值，并在2008年8月达到最高时的1欧元兑1.6美元，升值率接近100%;日元兑美元的情况与此类似，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贬值，到2002年1月100日元兑0.74美元，然后持续升值，到2008底已升值到兑1.1美元，升值率达48.6%。在此过程中，美元对其他国家如“金砖四国”和海湾国家货币的汇率也处在持续下降之中，由此反映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相对竞争力的变化。

汇率的这种变化，反映的不仅是相对竞争力的变化，而且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原来长期向美国倾斜的利益分配关系，逐渐向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欧、日本、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上游原材料和能源生产国等倾斜。如前面讲到的，20世纪80-90年代，在美国平均利润率上升时期，西欧和日本的平均利润率则处在下降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西欧和日本的资本利润率明显提高，而美国的资本平均利润率则呈下降趋势。正是这种竞争力和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使得进入新千年以来的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在美国经济与其他长波追随者之间相对竞争力此消彼长及其引起的利益分配调整过程中，还伴随着另一种重大的国际利益分配关系的改变。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后，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张，尤其是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经济的强势扩张，初级产品已由原来的相对过剩变为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升，如石油价格由20世纪80年代的每桶20多美元，上涨到2008年最高时的147美元，其他各种有色金属、铁矿石的价格，近几年都上涨了数倍，由此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日益向资源国转移。由于初级产品的供给难以在短期内调整，因此它们的短缺，会像瓶颈那样制约世界经济的发展，价格的持续上升则会从动力机制方面抑制世界经济增长。所以，当初级产品的供给短缺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价格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就达到了顶点。这种情况对美国来说必然更加突出。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级产品和能源的消耗国与进口国，这些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不仅极大地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且极大地降低美国经济的相对竞争力。

显然，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美国的相对竞争力必然会不断减弱。这种减弱所产生的利润率下降以及资本价格上升速度的减缓，不仅会阻碍国际资本的输入，而且会促使资本外流;资本外流产生的货币供给减少，迫使银行收缩信贷，由此货币供给减少、利润下降、经济衰退、资产价格下降等就会相互加强而引发经济危机。

四、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到一定阶段，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每次经济危机为何总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供给的变化则是建立在资产价格变化的基础上，而资产价格又以(实体经济的)资本的收益率为基础，资本收益率则又建立在货币供给基础上，所以市场经济体中的经济危机必然要以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基础上，资本收益率的变化是先于宏观经济变化的，也就是随着经济高涨，在成本推进(要素和上游产品供给短缺而使价格上升)和收益相对减少(收入增加导致消费倾向下降、财政盈余增加、外贸逆差增加等)的情况下，资本利润率会由升转降，而宏观经济总量则会在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中继续扩张(杨文进，2006)。一定范围内，利润率下降速度越快，各资本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就越需要通过扩张来应对竞争，所以，宏观经济会在微观效益下降中继续扩张。但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随着资本收益的下降，各项资产的价格会下降，由此引起货币供给减少。正是这种机制，决定了股市要先于宏观经济衰退。货币供给一旦减少，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会强化资本收益的减少而促使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由此导致以资产为抵押的信贷出现违约而引发金融危机。所以说，经济危机虽然总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但核心内容则是实体经济出现了问题，是其中的利益分配重心向要素所有者和上游产品供给者倾斜，导致有效需求和资本利润率下降的结果。

显然，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它就会反过来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这种伤害，除通过财富效应产生的消费需求减少和(托宾)“q效应”导致的投资减少外，最严重的还是来自货币供给突然大幅度减少所引起的整个经济体系的紊乱。这时，货币成为“唯一”的财富，然而在这个最需要货币的时候，大量的货币供给却因信用体系的崩溃而在一夜之间消失，如银行因巨大的坏账损失而处在头寸极端紧张甚至倒闭的风险中，回笼货币成为它们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商业信用和企业信用同样会因为银行信用的收缩和日趋紧张的市场环境而萎缩。显然，有效需求的萎缩和信用的紧缩，必然会迫使大量企业缩减生产与投资，甚至促使大量企业倒闭。企业倒闭引起的不断扩大的银行坏账和资产贬值等，则会强化整个信用的收缩，从而进一步损害实体经济。由此，局部的金融危机也就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

五、美国危机到世界危机——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振荡

在“次贷危机”发生初期，人们曾设想，该危机仅仅局限于美国和金融领域;到2008年中期，危机甚至有缓解的迹象，有人认为，危机已告一段落;然而2008年9月以来，危机却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其中，不仅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实体经济更如自由落体般坠落。这种情况，是1929年大危机后未曾见到过的。如二战后，美国也曾经发生过多次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衰退，但并没有转化成像今天这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是什么原因呢?

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较大，显然是其中原因之一。世界经济的变化方向，就是由其中占绝对比重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运动方向支配的，而美国又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美国经济的衰退必然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二战以来，美国也曾经发生多次严重的衰退，但却没有引发世界性的严重经济衰退;更主要的是，美国虽然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实体经济的衰退时间却是后于西欧和日本，程度也更轻，说明当前发生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并不完全是由美国经济的变化所引起的。

美国金融危机而使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重大冲击，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上面讲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吸收了同期70%以上的世界新增储蓄，其中的大部分是通过私人金融体系实现的，金融危机后，致使其中的相当部分成为坏账，由此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冲击，进而产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说明，美国对世界储蓄无节制的吸纳与高度开放的世界金融体系，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转化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金融危机却并不一定转化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如20世纪90年生的日本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都曾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但却没有转化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所以最主要的原因，一定是其他方面。

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朱格拉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这次危机之前，世界经济之所以没有再出现二战前那种世界l生的大萧条，缘于二战对各国破坏程度的不同，从而打乱了原来相对同步性的周期活动，使它们之间的朱格拉周期出现了反向运动，即当美国经济高涨时，西欧和日本的经济相对疲软;而西欧和日本经济相对强势时，美国经济相对乏力，由此它们之间能够进行互补调剂而相互熨平周期，如衰退的国家能够向扩张的国家出口过剩商品而减轻衰退的程度，扩张国家则能得到所需的资源而保证扩张的顺利进行，这是二战后各国经济运行相对平稳、世界经济没有出现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进入新千年后，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明显的同步性，如在美国的实体经济陷入衰退之际，西欧和日本的实体经济反而先于美国进入衰退，这种同步性会使它们之间的经济波动相互叠加，产生世界性的剧烈波动。如前几年各国之间同步性的扩张，导致世界初级产品和资本供给的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升，使世界利益分配重心向初级产品和资源供应国方向倾斜，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当各国经济出现衰退时，相互性的叠加会极大地加剧衰退的力度，由此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在一夜之间发生180度的供求转换。这种变化，使得美国经济发生衰退时，不仅缺少其他国家的协助，反而要承受这些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

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即利益分配的重心向资源型生产国倾斜，这也是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如近几年，石油和各种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这种上升，不仅提高了使用者的生产成本，从动力机制上制约它们的增长，而且会像瓶颈那样从数量上制约它们。因为这些产品的供给，在短期内是无法调整的，所以当这些产品的供给出现严重短缺时，世界经济的增长就走到了尽头，必然会通过衰退来调整。

六、未来经济展望

在经过巨大衰退和各国政府采取积极性扩张政策之后，世界经济目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但未来趋势仍不明朗。虽然美国经济重新进入增长过程，但要彻底摆脱危机的影响，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如上面讲到的那样，较不健全的银行体系及一国经济，虽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因创造出更多的货币供给而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它们最终要承受经济泡沫破灭而带来的巨大损失。所以，美国经济因此享受的持续20多年的快速增长，不可能通过短期的衰退就得到偿还，经济的不稳定性将会持续较长时间。考虑到美国经济即将步入长波的下降期，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又出现高度的同步性趋势，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如其金融体系仍不稳定，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等，都表明美国经济运动的不稳定性和方向的不明确性。更主要的是，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由此会放大世界经济周期衰退的程度。在此过程中，为转嫁经济危机而进行的贸易保护措施，都会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的力量。

不过要看到的是，虽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下降，但其经济毕竟尚处在长波的中后期，还存在一个平稳的增长时期。最主要的是，美元还是不可替代的国际储备货币，可以通过这种地位来转嫁部分危机。因此在短期内，对美国经济及其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并不会造成太大伤害，如美国尽管是危机的发源地，但衰退的程度在西方世界中却仍然是最轻的。实际上，美国是本次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最大赢家。因为，美国通过金融创新等活动，吸纳了同期世界上的绝大部分新增储蓄，使本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扩大了与西方其他国家的经济差距，由此得到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好处;当危机来临时，却是美国吃药，全球买单，而且在危机发生后，寻找避风港的行为，反而促使更多的资金流入美国。所以，美国经济虽然会在衰退中持续较长时间，但相对其他国家来说，美国已最早进入复苏过程，西欧和日本次之，发展中国家则会受到最严重的伤害。

“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最大影响，将是世界金融体系的重建。汲取本次危机的教训，各国政府会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金融体系会变得更加稳健，金融创新活动则会受到极大的抑制。在这种背景下，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这对那些依赖外部资金、自身金融体系缺乏独立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会更加明显。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学的反思与影响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谱系中重要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一学派从其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强调生产过程的时间因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以资本结构为特征的宏观经济理论，强调货币因素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相互对立，在经济危机与萧条等问题上有独到见解。当前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与萧条，研究与反思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对于探讨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以及制定推动经济复苏的政策等方面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传统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哈耶克在《物价与生产》（1931）中阐述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是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来分析经济周期的。哈耶克的均衡，是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货币数量一定、整个社会的消费—储蓄比例一定，从而生产的纵向结构一定时，人们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和用于购买资本品的货币之间的比例，等于消费品产量与资本品产量之间的比例，即两类产品的需求之比等于供给之比，这个比例称作均衡比例。

（一）关于生产结构的论述

哈耶克的生产结构，就是生产的迂回程度或资本化程度。迂回的生产包括若干顺次相继的生产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以上一阶段的产出为投入，又以自己的产出为下一阶段的投入。除最后一个阶段之外，其它阶段生产的都是中间产品。这种具有纵向顺序的诸生产阶段全体，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生产结构。当生产的迂回程度变化时，意味着生产结构的变化。他强调这种变化对于经济周期的出现有重大关系。而生产结构是稳定还是变化，取决于各生产阶段上的企业赢利状况，而这又取决于各阶段产品的成本和相对价格。因此相对价格是决定生产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

哈耶克认为，生产结构的变化会由于两种原因，一是货币数量一定时社会的消费和储蓄之间的比例发生自愿的变化；二是消费与储蓄之间意愿的比例不变，但货币数量有了变化。当生产结构由于自愿储蓄增加而变化时，只要货币数量一定，经济就会经过一个平稳的自发过程而建立起新的均衡。从某一均衡状态出发，若消费者的自愿储蓄增加了，则增加的储蓄将全部转化为投资。因此自愿储蓄增加的结果是减少消费需求，增加资本品需求，从而引起消费品相对价格下降和资本品相对价格上升。较晚的接近于消费品生产阶段的那些阶段中，其产出的资本品的价格由于受消费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也可能下降，但幅度将小于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幅度。而较早阶段产出的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则肯定上升。相对价格的这种变化，导致较晚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相对下降，而较早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则相对上升；从而使资金及非专门性货物由较晚阶段向较早阶段转移，甚至导致新生产阶段的出现。生产的迂回程度加深的结果，是消费品产量相对减少，而资本品产量则相对增加。与此同时，用于消费品生产阶段和接近消费品生产的其它较晚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减少，用于较早生产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增加。结果，随着自愿储蓄的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和供给都趋于相对减少，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也趋于相对减少。因此，只要自愿储蓄的增加是稳定的，最终将建立新的均衡，消费品需求和资本品需求之间的比例将再次等于它们之间在供给方面的比例，但这一比例将小于自愿储蓄未增加时的比例。

当自愿储蓄减少时，将出现相反的结局，新的均衡比例将大于储蓄未变动时的比例。生产结构除了由自愿储蓄的变化而引起变化之外，还会由于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引起变化。一旦货币数量发生变动而消费—储蓄之比不变，且货币流通速度也不变时，旧的均衡将被打破，而新的均衡只有在经历了波动之后才能出现。

（二）新增货币用于购买资本品的情况

哈耶克认为，货币数量变动对均衡的扰动，会因为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资本品还是首先用于购买消费品而有所不同，由旧均衡走向新均衡的途径会有所不同。

如果是以银行向生产者发放贷款的形式增加货币数量，为此必须使货币利率低于均衡利率。货币利率降低使原有各生产阶段的企业实行要素替代，即用资本品替代原始生产要素。这种行为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在初始的充分就业状态中释放出一部分原始生产要素，并投入更早的生产阶段，使生产阶段增加，迂回程度加深；二是引起资本品生产，尤其是较早生产阶段的利润相对增加，非专门货物从消费品生产阶段和其它较晚生产阶段向较早生产阶段流动，在经历一段耗尽消费品原有储备所需要的时间后，非专门货物的这种流动将引起消费品减少。

如果这种消费品减少伴随着消费者自愿储蓄的相应增加，那么货币数量变动引起的经济扰动将平稳地过渡到新的均衡。但现在的问题是消费者并不打算改变原有的消费水平和原有的消费储蓄比例，即消费需求并没有减少。消费需求维持原状，消费品供给却减少了，结果便是消费品价格上涨。

如果这种价格上涨没有被消费者货币收入的相应提高所抵消，消费者将被迫减少消费水平。这就是出现了强迫储蓄。但消费者货币收入最终将由于货币量增加而提高，这是因为经济始终保持充分就业状态，即原始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并没有减少，只是改变了使用方向；所以企业用新增货币进行投资的结果将使新增货币逐渐转移到原始要素所有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手中。这就使消费者们有可能用更多货币购买消费品，结果消费品价格相对于资本品将更快上涨。

如果这种消费品相对价格上升的势头被银行对企业的进一步放款所抵消。那么，经拉长的生产过程将继续保持。但是由于法律或营业习惯的限制，银行不可能持续地扩张信用，于是出现货币资本供给的短缺。

如果企业在银行供给的货币资本出现短缺之前，借助于新增加的货币，已经胜利完成了为时较长的新的生产过程，那么就可以生产出较多产品以供消费，于是消费者增加货币收入后恢复原先消费水平的行为，也不会改变已经加深的生产迂回程度，如果企业尚没有完成为时较长的迂回生产，而货币资本已告短缺，那么，只要自愿储蓄不增加，银行增加货币贷款给企业将引起资本品相对价格的一度提高，生产迂回程度的一度加深；但最终将由于货币资本供给的短缺而出现消费品相对价格上升，非专门性货物又从较早生产阶段流回消费品生产阶段和较晚的资本品生产阶段，剩下的那部分非专门性货物不够完成较长生产过程之用，曾经一度拉长的生产过程将出现纵向收缩。在生产过程收缩之后，较早生产阶段将出现专门性货物，尤其是专用设备的闲置，这正是萧条的特征。哈耶克认为，正是生产过程这种一伸一缩的情况，使经济出现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波动。

（三）新增货币用于购买消费品的情况

以上是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资本品时的情况。如果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消费品，那将出现相反的过程。这时消费品价格以及较晚阶段中生产出的资本品价格将相对提高，在短期中甚至超过最后将达到的均衡水平。于是大量非专门性货物由较早生产阶段流向较晚和最终的生产阶段，生产过程将缩短，在短期中甚至有过分缩短的倾向，即实际生产过程在短期中甚至比新的均衡比例出现后会有的生产过程还要短。原先一些较早阶段中的专门性货物将由于与之配合的非专门性货物的不足而闲置。不仅专门性货物会闲置，在原先较迂回的生产方式已无法维持，而新的较短的生产方式又没有充分完成到足以吸取全部非专门性货物的程度时，连非专门性货物也会出现一定的闲置。于是整个经济出现萧条现象。哈耶克认为，专门性货物的闲置，并不能证明消费不足。在哈耶克看来，萧条或者说资本品的闲置，并不是因为消费品生产部门因生产过剩而减少其对资本品的需求，而是因为消费相对说来太多，消费品生产抽光了使较早阶段的专用资本品得以发挥作用的非专门性货物。所以哈耶克的周期理论被人称作消费过多论。而消费品生产之所以能够抽去大量的非专门性要素，又源于银行不肯充分供应货币资本以支持企业的投资，所以他的周期理论又被人称作资本短缺理论。

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一）新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周期是由货币因素引起的

在货币经济中，由于银行系统可以自行创造出流通手段，从而可能引起货币的紧缩和膨胀。另外，在生产部门，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是普遍的形式，即大部分原始的生产资料（劳动和土地）不是用来直接生产消费品，而是用来生产未来消费品。采用这种生产方法的目的是为了用同量的原始生产资料获得更多的消费品。如果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需求总量相对于消费品的需求总量增加时，就会发生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向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的过渡；如果前者相对于后者减少，就会发生向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的过渡。由于货币经济中，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相对需求总量受到信用扩张和收缩的影响而时常变动，这样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不平衡，甚至引起经济危机。可见，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货币的扩张和收缩。据此，新奥地利学派主张，保持货币中性，就是使货币对价格形成和资本化程度不发生影响。

（二）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从消费品、资本品的供给需求的非比例关系出发进行探讨的，着重分析时间（即资本与生产的时间结构）、货币因素，而且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综合起来。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在货币对真实经济部门的影响方面持货币非中性的观点，他们认为，不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会影响真实变量和最终市场结果，而且货币进入经济的途径，以及货币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方式都会影响真实变量。遵循坎蒂隆的分配效应观点，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货币的扰动会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通过价格和生产的时间结构使得经济中的真实部门发生变化，使资本等稀缺手段由离消费点较近的生产过程向离消费点较远的生产过程转移，从而使资源重新配置。这种时间上的重新配置没有消费者未来偏好的变化的支持，故而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使得消费者的偏好与生产的时间结构不相适应。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可以由罗杰•加里森在《时间与货币》等著作中发展的模型来阐明。在图1的经济周期图示中，S曲线为储蓄曲线，I曲线为投资曲线。当宏观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可贷资金市场中的储蓄等于投资，I0＝S0，资本品与消费品的生产不会出现非均衡。这在图中为E点，这时的市场利率（mr，也就是资本收益）等于自然利率（nr），这时的产出为YF，因此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就为YF－I0。只有当这两种利率不相等时，才会产生生产的非均衡状态。当银行系统进行货币扩张时，增加的货币供给量使得自然利率高于市场利率，总的投资水平I1大于自愿储蓄水平，这样，按照上一节所分析的机理，就产生了强制储蓄，投资超出自愿储蓄的部分就由强制储蓄来提供。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强制储蓄就意味着消费被迫减少，由YF－I0降低到YF－I1。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时间结构由C延长到C''''。

如果消费者储蓄是自愿的，那么储蓄曲线将向右移动，这时所产生的生产时期的延长就是持久的，投资的增加有消费的自愿储蓄相支持。然而，在银行货币扩张的情况下，虽然消费者被迫进行储蓄，减少消费，但经济主体会努力恢复其初始消费水平，哈耶克指出：“这种牺牲并不是自愿的，而且不是由那些将要从新投资中获得收益的人做出的，它一般由消费者作出，由于那些得到了额外货币的企业家的不断加剧的竞争，他们被迫放弃了部分过去常常消费的东西。这种情况的产生不是因为他们想消费得少一点，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货币收入只买到较少的商品。无可怀疑，如果他们的货币收入再次上升，那么他们将会立即努力把消费扩展到通常的水平”。这必将导致生产结构的收缩，使经济产生危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论点是，人为创造的繁荣必将导致萧条，而且人为的繁荣持续时间越长，随后出现的萧条持续时间也越长，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也就越严重。从图2的货币扰动曲线可以看出，当自然利率大于市场利率时，出现了强制储蓄Ifs，自然利率偏离市场利率越多，强制储蓄规模就越大；当自然利率小于市场利率时，出现了资本消费Icc，自然利率偏离市场利率越多，资本消费（即资本向生产时期较短的阶段转移）就越大。由于货币的扰动，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同时在方向上犯了错误，对更加迂回的生产过程的盈利性产生了错误的预期。由于人们要求恢复以前的真实消费水平，为维持人为的繁荣，必须向生产者注入更多的信用货币，这样，要么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要么开始衰退，但信用的扩张不可能是无限的，因而，在每一次人为的繁荣之后，伴随而来的必然是衰退。

（三）通货膨胀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的原因

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通货膨胀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即使对银行准备金没有制度性的限制，每一银行也必须限制其创造的信用货币的数量，以保持其偿债能力。第二，在面对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的时候，生产者的预期会发生变化，即使他们相信通货膨胀会持续下去，他们也会怀疑收益是否能够抵补不断上涨的生产成本。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预期开始变得悲观，对可贷资金的需求也就开始下降了。第三，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最终会使货币体系崩溃。

货币扩张的突然停止标志着危机的来临，衰退阶段开始。即使假定货币数量并不是骤然下降，而只是停止扩张，利息率也会开始上升。这时由于生产手段成本的稳定上升也会提高对资本的需求。因此，原来在利率较低的情况下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现却不能继续实施。最终，大量的资本品被浪费，或者被用在边际产品不能弥补边际成本的部门中。在迂回程度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失业率上升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经济绩效的下降并不仅仅出现在那些远离消费点迂回程度较高的生产过程中，而是必将扩展到所有的生产阶段之中。迂回程度高的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失业会导致收入的降低和对消费品需求的减少，这些产品的生产者的利润也随之下降。所以，危机会扩展到经济中的所有部门。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银行往往不只是停止扩张信用货币的数量，而且实际上还会降低其数量。因而衰退的强度会因此得到加强。这就产生了哈伯勒所说的第二级的通货紧缩，其根源在于银行为了保持其偿债能力必须减少信用货币的投放。所以，衰退会持续扩展，整个经济陷入失业率高涨和生产能力闲置的困境。

当然，这种衰退过程最终会逆转，出现经济复苏。因为在衰退的后期，受生产者悲观预期的影响，对可贷资金的需求较低，而银行的偿债能力也得以恢复。这样，利率就归于均衡水平，使投资活动再次升温。然而，新投资会流入到那些接近消费点的生产过程中，因为衰退过后需求的上升首先是从消费品需求开始的，生产结构又向未受到货币冲击时的情形复归。因此，经济就再一次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只要银行体系不改变货币供给的稳定性，这种状态就会持续下去。从本质上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其主观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周期问题上的应用。按照主观主义的方法论，这一派经济学者将资本与生产看作是一种时间结构，这种纵向的时间过程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缺少时间因素的横断面一般均衡体系。由于生产结构具有明显的时间维度，那么在每一个阶段上，生产资源的供求关系对利率变化的反应是不同的。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二战前大萧条的反思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运用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经济理论，对1929年到1933年世纪范围的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代表性观点在默里•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书中全面阐述：

（一）中央银行的设立增大了国家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在《通货膨胀真相》中，罗斯巴德遵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基本分析范式和经济理论，剖析了中央银行制度和固定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揭示了通货膨胀的实质。罗斯巴德指出，政府的深入并不是来自于服务，因而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与其他经济阻止不一样。政府可以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获取更多的收入，政府的手段有独占货币发行权、中央银行制度等，而中央银行制度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方式。“中央银行承载了公众的无限信心，民众不了解中央银行被允许随心所欲地伪造货币，而当它的诚信受到质疑时，又可免于任何责任。民众将中央银行视为伟大的国立银行，提供公共服务，并以政府虚拟助手的角色帮助政府避免失败”。中央银行名义上由私人所有，但中央银行永远听命于政府任命的官员，并充当政府的左右手，其获利前景提高了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欲望，这样就取消了对通货膨胀的限制。中央银行可以将准备金诸如银行体系并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使得全国的银行信用扩张，以刺激通货膨胀，如果中央银行直接从银行买进资产，银行的准备金必然会提高，信用成倍扩张的基础由此建立。因此，成立中央银行增大了国家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二）政府干预经济的通货膨胀政策导致了经济危机

新凯恩斯主义都认为危机是政府监管不力才导致了风险扩大，如果政府能对产生风险的各个环节严加管制，危机可能就不会出现，或者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危害。这一观点支持政府积极干预经济，通过各种手段救市，提升经济。罗斯巴德认为这是由于政府不断扩张信贷，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产生了虚妄的繁荣假象，一旦假象被戳破，经济就会衰退进入萧条。这并不是因为政府管制太少，而是因为干预过多所造成的。因为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扭曲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并且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得经济动荡的风险加剧。

（三）摆脱危机的方法

按照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对经济周期的根源的解释，罗斯巴德认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最根本的做法不在于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是“禁止联储利用权力扩大货币和信贷”，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阻止通货膨胀了。如果积极陷入萧条，惟一采取的合理措施是避免政府对萧条进行干预，使萧条的调整过程尽快自行完成，然后重建一套健康、繁荣的经济体系。罗斯巴德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之前，所有的经济衰退都是很短暂的。“在任何萧条的经济危机中，自由放任主义—政府严格遵守不干预政策—是惟一可以确保经济快速复苏的方式”。

结论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按照货币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指出货币扩张会导致生产利率与自然利率间的差异，从而使得生产的迂回程度改变，最终产生了经济周期，按照哈耶克等人的经济周期理论，任何一种人为的繁荣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衰退与危机，因此，他们强烈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极端放任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与凯恩斯等争论经济周期问题时，在经济界迫切需要新的政策工具时，却没有提出自己的政策方案，因而变得不合时宜，但有人认为，如果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家的体系对战前通货紧缩式的衰退不适用的话，那么对战后通货膨胀式的繁荣来说，则是相当有效的。

面对世界性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频繁出台各种救市措施，在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盲目推崇的形势下，新奥地利学派的罗斯巴德等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通过增发货币，人为制造通货膨胀来制造繁荣摆脱衰退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政策即使能够带来繁荣，繁荣也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泡沫之后经济会大幅下跌，最后萧条的程度可能会更深。而政府的干预行为使得经济波动更加剧烈，而且成为经济的常态。这些观点对于政府积极干预经济政策的制定有借鉴意义。

国外经济论文:小议经济衰退对我国外经贸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这既是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大调整，也是对美国经济增长模式敲的警钟。全球经济衰退影响到每个国家经济领域的诸多方面，各国要化大力气才能渡过这场危机，中国也不例外。IMF和世界银行均预计，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8.5%，明显低于2007年和2008年。其中，出口增长将呈弱势，实际出口增长率仅为3.5%、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为负1个百分点，这将是多年来的第一次。2009年中国外贸发展无疑将继续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

一、全球经济步入衰退期

世界经济增长低于3%、单个国家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以及股市呈现熊市特征，仅凭这些指标足以表明，主要发达国家已在2008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将于2009年步入衰退。数据显示，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GDP增长率下降0.5%，欧元区第二、三季度GDP连续下降0.2%；日本第二、三季度经济增长分别下降0.9%和0.1%。初步判断，第四季度上述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仍将继续呈现负增长，且态势将延续到2009年。11月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为2.2%。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均为负增长，下降幅度分别为0.7%、0.5%和0.2%。11月25日，经合组织（OECD）预计，2009年经合组织成员30国（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0%）GDP将下降0.4%。其中，美国下降0.9%，日本下降0.1%，欧元区下降0.6%。联合国12月1日的预测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经济将出现1%的微弱增长，而发达国家将出现0.5%的负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这次危机中也不能幸免，IMF预计200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6.6%，较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2009年进一步降至5.1%。

在中国前10大出口市场美国、香港、日本、韩国、德国、荷兰、英国、新加破、俄罗斯和印度（合计占比61%）中，除个别国家外，2009年经济均将呈现负增长。其中，印度经济已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大幅下滑，最近孟买遭遇的连环袭击亦有可能“加重经济的下滑态势”。韩国将出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经济增长纪录。俄罗斯将要告别“黄金十年”；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经济形势最差的将是英国，2009年经济将大降1.1%。

二、危机影响蔓延到实体经济

金融危机起因于房地产业，首先受到冲击的自然是房地产业，如今美国、欧洲、日本房地产均已大大萎缩。据IMF和OECD的统计分析，截止2007年底，英国、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房价与真实价格差距较大，意大利和美国的较小。从今年3月份的统计数据看，美国、丹麦和爱尔兰的房价出现下跌；到6月底，经合组织成员半数成员的房价出现下跌；到10月底所有发达国家的住宅价格均已下跌。尽管如此，IMF认为，爱尔兰的房价背离率仍然高达32%；英国和澳大利亚超出20%；早就开始下跌的美国房价高出正常价格7%。OECD的计算结果则显示。西班牙的房价背离正常价格的比率高达98%，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则分别以90%、77%和72%紧随其后；美国的背离率也达到28%。由此可见，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挤压尚不完全，房地产下跌尚未见底。据统计，14个发达国家中家庭住房资产总额按时价计算为60万亿美元，相当于这些国家GDP的2.2倍，全球GDP总额的1.1倍。据OECD估计，其中20万亿美元依然属于被过高估计了。

据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NAR）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9月份全美成屋签约销售指数继续下滑。该协会预计，2008年全美成屋销量为502万套，较上年下降11%。由于美国国内累积的可供出售房屋较多，需要一定时期释放和消化才能恢复正常水平；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处于衰退边缘，居民预期购买力将减弱，多数机构预计，美国楼市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低迷，房价和成交量最早要到2009年－2010年才有复苏的可能。

房地产业的持续低迷无疑会拖累与其相关的钢铁、建筑材料等制造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11月份制造业指数降幅创26年来新高；中国、欧元区与英国制造业指数均大幅下降。其中，中国与英国的制造业指标均降至历史低点。欧元区制造业指数下跌至35.6，是自该机构1998年开始编纂该指数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10月份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3.1%，在统计的16个行业中，多数行业生产出现下降。其中，运输机械、电子产品和一般机械等行业的生产降幅较大。企业信心下降导致投资设备不积极，拉低日本国内的生产总值；日本几大经济支柱产业——汽车业、电器业的大幅减产，进一步迅速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

由于经济衰退，经合组织预计，2008-2009年发达国家的失业人口将增加800万。2010年其成员国失业人口将从今年的3400万增至4200万。明年其成员国的总体失业率将由今年的5.9%升至6.9%，到2010年则将飙升至7.2%。其中，欧元区的失业率将大幅升至9%，美国和日本的失业率则将分别升至7.5%和4.4%。

三、期待救市措施早日见效

为了救市，减轻或避免经济衰退的冲击，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财政政策方面的力度、规模和实施期都是以往所少见的。在危机发生的初期，美国政府就曾直接注资给金融机构，而后又采取了买入金融机构股权或直接接管金融机构等手段来稳定市场，可见其决心。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年初还曾签署了总额约为168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主要目的美国居民个人和小企业的税负。当选总统奥巴马除支持布什政府救市计划外，还推出自己的金融救援计划，包括承诺未来两年内向创造就业机会的美国公司提供临时税收优惠，公司每提供一个新的岗位就能获得3000美元的税收减免；允许美国家庭提前从养老金账户提取总额不超过1万美元的资金；对陷入困境但仍努力还贷的购房者，将其丧失住房抵押赎回权的期限宽限90天；呼吁美联储和财政部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经济援助。在税收政策方面，为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保持布什政府提供的减税政策，但将增加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富裕家庭的税收。另外，奥巴马最先提出挽救美国汽车业的计划；还提出在未来10年内，计划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开发，并计划提高燃料经济标准，争取到2025年美国25%的电力消耗都来自于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国会有望在明年1月20日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前通过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规模可能高达5000亿－7000亿美元。

欧盟方面的救市措施不仅着眼于当下，还关注长远。自从金融危机深化、将欧盟区经济推入衰退之后，欧盟已经多次表示，要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转危为机。因此，欧盟的刺激计划就不仅仅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还想借经济恢复计划大规模支出的机会，增强欧盟长期竞争力。特别是在未来技术和科技上。10月份欧元区15国通过了协调救市措施行动计划，各国政府将通过为银行发行债券提供担保或直接购买银行股权的形式，帮助银行拓宽融资渠道。11月，欧盟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涵盖欧盟27个成员国的经济激励计划，总额达2000亿欧元(约合2600亿美元)，相当于欧盟GDP的1.5%。

这份经济恢复计划由两大支柱构成，一是向市场注入购买力，解决当下的需求和信心危机；二是引导目前的短期行动朝着增强欧盟长期竞争力的方向发展。而长期的竞争力主要就集中在低碳经济和环保技术方面。如①通过投资于能源效率领域，既可以创造就业，也可以节省能源；②投资于清洁技术，振兴建筑和汽车行业；③投资在基础设施及其相互联系上，以促进效率和创新。经济恢复计划中还提出了10项具体的措施，其中有3项与节能环保直接有关：改善建筑的能源效率；推动绿色产品的快速发展；发展汽车和建筑的清洁技术。此计划中对建筑能源效率的投资被认为不仅有利于提携房地产市场，还可增强欧盟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另外，该经济恢复计划还发起了一项名为“欧洲绿色汽车”的行动。在这项行动中，欧洲投资银行将为汽车生产商和零配件提供商提供贷款，资助研发所用，特别是在安全和环保方面的研发；在增加需求方面，欧盟委员会建议成员国削减低排放车辆的登记税和流通税，同时加大淘汰老旧车辆的努力。

日本方面，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日本首相10月底公布了总额26.9万亿日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这是日本政府今年公布的第二个经济刺激方案。根据该方案，日本政府将在明年3月底之前向日本所以家庭发放现金补助，总额为2万亿日元。日本政府还将为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并降低失业保险费用缴纳标准和削减高速公路通行费。此外，该方案还包括为日本农民提供补贴、减税和鼓励企业增加雇员等内容。

对于上述政策措施的正面效果，到目前为止，官方或民间基本给予了肯定。但人们也担心，美国国会10月初通过7000亿美元救助计划的实施对象并不涵盖实体经济，这说明美国政府仍然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作为目前的首要任务，与欧盟相比有些短视；而美联储新出台的8000亿美元信贷市场解冻方案中的一部分将用于帮助房贷者、消费者及小企业的计划，能否及时显效具有不确定性。另外，规模巨大的财政支出无疑增加美国财政预算赤字，其后果有可能再次转嫁给购买美国国债的。欧盟一些国家对欧盟计划的资金来源也表示怀疑。2000亿欧元的资金估计大部分还将来自于各国自己的计划。而各国采取的一些政策对短期内避免衰退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同时，欧盟委员会不得不相应地允许增加各成员国政府的财政赤字空间。即各国政府背负的公共债务将被允许超过该国GDP数值3个百分点。日本政府虽然已拟定一份以定额补贴为核心的追加救市措施，但不少人仍认为，“补贴未必会流向消费，提振经济基本无望。”

四、危机对中国外经贸的影响

（一）出口增幅将降至两位数以下

剔除价格因素后，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实际出口增速分别为11.2%、11%、13.2%，低于上年同期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第四季度的出口订单已经下降，预计2008年中国进出口实际增速可能低于10%，大大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在出口市场方面，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减少、消费水平下降，导致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增速回落。前三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增长11.2%，同比下降4.6个百分点；对欧盟出口增长25.6%，同比下降5.3个百分点。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蔓延，新兴经济体发展也受到拖累。前三季度，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增长14.7%，同比下降69.8个百分点；对印度出口增长43.1%，同比下降24.4个百分点；对东盟出口增长28.4%，同比下降3.3个百分点。中国对新兴经济体主要国家出口放缓，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今年中国出口下滑趋势。

人民银行的调查显示，第四季度外贸出口订单继续下降，已跌至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的最低值。从第104届广交会订单看，出口成交额上年秋季下降18.7%，比春季下降15.8%。其中，机电产品成交比上届下滑13%，纺织品服装订单数继续大幅减少，玩具行业订单仅为上年同期的13。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对外贸易交易会，广交会五年来首次出现成交额下降，预示中国未来出口形势将更为严峻，出口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更趋恶化。2009年中国实际出口将降至两位数以下。

外部需求减少，出口增速放缓，贸易顺差下降，使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5%，比去年同期下降8.9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2009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或将出现负值。

（二）利用外资增速放缓

受到金融危机的拖累，2008年以来，全球FDI流量明显减少。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统计，上半年跨国并购交易额较2007年下半年下降29%。预计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将下降10%。中国的利用外资方面也面临考验，一方面，由于发达经济体经济放缓，包括中国出口增长乏力，加工贸易受到较大影响，外资从加工贸易型企业撤出。另一方面，受信贷紧缩影响，在华投资的外商企业可能将资金转回国内。据商务部统计，今年前10个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81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同期，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22736家，同比下降26%。10月当月，实际利用外资金额67亿美元，同比下降2%，为今年以来首次出现单月负增长。同期，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1935家，同比下降26%。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放缓。前三季度，美国在华新设企业数和合同外资额分别下降30.6%和22.8%；英国分别下降22.1%和43.5%，德国分别下降32.6%和55.4%。另外，制造业吸收外资降幅明显，前三季度，全国外商投资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下降43.2%，实际利用外资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17个百分点。

（三）对外投资面临机遇

近年来，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不断增加，但也时常面对投资国的种种壁垒和戒心，他们从意识形态或战略考虑，经常对中国企业投资并购活动加以阻挠。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等国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部分企业陷入了暂时的困境，增强了原股东出售的意愿，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估值，更削弱了美国国民和政府对外资并购可能存在的排斥心态，从而降低了收购的政治性风险，一些欧洲企业也存在相似的情况。这给我国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并购机会，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为我国企业海外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些国外知名企业拥有知名品牌和成熟强大的国际营销网络，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而这恰恰是中国企业所缺乏的，如果我国出口企业能够选择美国欧洲同行成功地并购，整合优质资源为我们所用，会极大地促进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五、应对金融危机应注意的问题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国务院近期已出台一系列旨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对保证增长、稳定预期将发挥重要作用。在外贸政策方面，应继续运用出口退税、外贸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和大型机械设备以及农轻纺等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支持企业开展营销、研发和并购，加快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与此同时，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进一步完善促进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和协调机制。在实施或完善上述措施的条件下，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应继续重点关注美国市场

由于最初对形势估计不足，从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直到2007年下半年，不少人乐观地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影响不大。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一些出口企业未能未雨绸缪，及早采取措施应对。以至于在进入2008年以后，面临日趋恶化的出口环境和不利的经济形势，束手无策，损失惨重；有些出口企业就此破产倒闭。但是，对未来的世界经济形势，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应过度悲观。新兴市场固然应成为我国具有出口增长潜力的未来大市场，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然是我国的最大出口市场，对美出口仍然是我们的主攻市场。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冲击，但美国的霸权地位尚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动摇，以美国的实力和新总统上台的机遇，或许会最先走出衰退，且美国经济恢复的速度将超出我们想象。即使美国经济两年后才得以恢复，也不至于使其实力急剧下滑。我们可以从美欧发达国家的救市措施中，对于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的支持的机会，寻找机会。

（二）产品质量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依然不可忽视

在关注扩大出口的同时，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依然不可忽视。美国方面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产品质量暴露出来的问题，慢慢损耗着中国产品的魅力。据分析，美国制造商在缩减源自中国的货物，质量问题是最主要的原因。美国企业正在努力开拓墨西哥等周边区域的市场以替代中国产品。另外，美欧市场对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也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在遵守法规、商品价格波动、供应链的安全漏洞，信息技术等问题上，中国政府也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三）稳定人民币汇率币值

人民币实际汇率保持升值趋势也对外贸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美国经济低迷，金融形势严峻，巨额救市计划使财政赤字快速上升，可能导致美元币值走软。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也在快速下滑，但是金融体系相对稳健、政策调整空间较大、经济运行情况好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因此，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仍存在升值压力。汇率上升，将使许多处于微利状态的中国外贸企业出口更加困难，抑制中国出口增长。建议稳定人民币汇率，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除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汇率传导机制，避免汇率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政策工具。

（四）继续警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金融危机使美欧经济陷入衰退，进而将影响全球贸易的稳定发展。世界银行预计，2008年全球进口贸易增长将从2007年的7.4%降至2008年的5.2%，2009年将出现自1982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下降幅度为2.5%。国际贸易萎缩，必将加剧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步入衰退、企业销售下降、利润下降、开工不足、失业率上升，可能将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和措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加大。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华反倾销、技术性、标准性、绿色的贸易保护手段会更加频繁出现。如有必要，可联合其他相关国家，在WTO框架下联合抵制发达国家可能出现的通过贸易保护向国际社会转嫁危机的做法。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与生态关系的演进论文

摘要：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中心问题，对此西方学者给予了持续关注，并且形成了多种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分辨有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论、戴利的稳态经济论、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和协同发展观，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总体认识由对峙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协同。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观更接近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不仅积累了宏大的物质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日益精进的认识、改革、驾驭、奴役自然的技巧与能力，在此基础上，显见的结果是由此而伴生的人类蔑视自然的野心及欲望，正在不受任何约束地膨胀。对于仍然徘徊在自由王国之外的人类来说，这种无知的欲望加上强大的技巧力量将招致灾难性后果。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的环境科普著作——《安静的春天》已经将这一后果昭示于全体人类面前，这一警世之作的全部意义集中于它启迪了人们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这一反思催生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孕育及发展。从一开始，可持续发展观就把生态与经济的关系作为中心问题加以研究，这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理论学说中逐一得以浮现。

一、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论

成立于1968年的罗马俱乐部以研究“世界性的问题”而闻名于世，以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于1972年颁布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引起了世界范畴内的广泛关注。

《报告》考察了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耗费等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指出世界经济与人口的指数增长必然会遭遇一个“极限”，“我们可以有信心说，在现有系统没有重大变化的假定下，人口和工业的增长，最迟在下一个世纪内一定会停止。”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全面的衰退和崩溃。与《安静的春天》不同的是，《报告》虽得出了令人悲观的结论，但却拒绝放任悲剧性前景的降临，“无论如何，我们的态度是一种很严肃的忧虑，而不是绝望的害怕。”对此，《报告》提出了保持“全球均衡状态”的设想，以此作为应对危机的根本思路，其核心观点是“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所有投入和产出的速率；包含出生、死亡、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他们认为只要“自觉把持增长，促使增长结束”就会实现“更好的”结果，即“可以保持，没有突然的和不可把持的崩溃；可以满足全体国民的基础物质需要”。

《报告》主张经济零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发展与进步的抛弃与否定，“在均衡状态中，需要不变的量只有人口和资本。而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资源，或不产生严重的环境退化的人类活动，可以无限地继续增长。”为避免可能发生的误解与偏见，《报告》在总结部分进一步阐明这一原则性认识：“我们毫不含混地支持这种论点，给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强加上一个制动器，而绝不是导致冻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这份报告的悲观主义结论，已经而且无疑将继续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正如《报告》所预言的那样，经济零增长论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对它的主要非议集中于《报告》把经济与生态的关系简单对峙起来，宣扬一种抑此扬彼的机械主义论调，无疑是过于消极、片面的。显然，《报告》所主张的经济零增长论并非是解决经济与生态抵触的一剂良方，而只是在现有技巧、理论学说、社会政治框架、国际合作体系等都存有不足与缺陷的前提下，为完成“一场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而赢得时间。

《报告》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引导人们理智地透析出生态问题的本质即经济与生态关系的抵触。这份报告，尽管“仅仅是第一步”，但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开创性的第一步，正如波托马克协会主席威廉?瓦特在《报告》前言中所说：“我们希望，《增长的极限》会在所有社会中博得批判性的注意，并激发争论。我们希望，它将鼓励每一个读者思考增长与进步的等同关系及其结果。而且，我们希望，它会导致一切领域里有思想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明白：如果我们要保护这个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居住的星球，现在就需要一致行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报告》更像是一份划时代的“行动宣言”，启迪人们在解析生态与经济关系的世界性难题上不断寻求理论与实践上的答案。

二、戴利的稳态经济论

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HermanE.Daly)1971年出版了《走向稳态的经济学》，开始提出稳态经济学概念。1996年出版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论述稳态经济论，被视为“对于每一个关心可持续发展的人必读的著作”，他本人也被誉为“对传统经济学发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导者”。

戴利认为经济子系统是被生态母系统包围的，二者之间不断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由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加剧，使得经济子系统的空间区域日益膨胀，逐渐压缩生态系统，乃至有扩展至生态边界、导致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即由“空的世界”日益走向“满的世界”，这是人类目前面临着的生态危机的本质。为缓解这一危机，消除生态问题，就需要对经济系统的扩张施加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为此戴利提出了“稳态经济”——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耗费以保持整个社会长期生存和稳定的一种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流量的恒定水平必须是生态可持续的，能在长久的未来保持人类生活在一个足以有优越生活的标准的或人均资源使用水平。”

稳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断定经济规模。戴利认为“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出一个与装载线相类似的制度，用以断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提出要用“经济的装载线”——这种“目前还未存在的政策手段”来限制经济产量的规模，确保生态安全。戴利还提出了最大规模与最佳规模的区别，并且把最佳规模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使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规模增长没有超越生物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畴。”

稳态经济论所主张的可持续发展不同于丹尼斯在《增长的极限》中所提出的对于经济增长所施加的简单的、粗暴的甚至是危险的方法，这就是“用质量性改良(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因此，稳态经济论成功地将人们对于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关注，由过去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转移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追求上来，这符合经济与社会现实发展的需求，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研究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可否定的是，稳态经济论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上的基础策略是对经济增长实施一定程度的自觉的约束与限制，这与《增长的极限》的基础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稳态经济论只能是立论于经济与生态关系抵触对峙基础上的改良方案，而对于经济与生态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的认识明显不足，这注定了稳态经济论只能限于理论研究层面，而很难应用于具体实践活动。

三、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

20世纪末一批环境经济学家，包含卡蒙纳(Commoner，1991)、戴斯卡布塔和米勒(Dasgupta，Maler，1994)等人在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时，经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恶化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加深，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以改良，环境状态随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态势，这是一种类似库兹尼茨(Kuznets)曲线的动态关系，因此称为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似乎印证了这样一种客观联系，即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类的经济活动规模不大，生产方法自发地遵循生态规律，因而经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不危机自然界的生态修复功效；但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技巧进步速度加快，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资源的耗费开始超出资源更新与生态修复能力；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经济成为主流经济形式，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制度、技巧、意识取得长足进步，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实现良性互动。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并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将有助于环境的改良。

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论证了生态与经济的复杂关系，即在一定条件下的对峙关系可以成功转向为统一关系，实现共生共进的良性互动。这为进一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通过经济发展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实现经济与生态共同发展供给了理论根据，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创新开辟了一条新道路。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的提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处理上，不再是对经济活动的单纯的约束与限制，而转向积极有效地引导与规范，使经济发展成为促进环境质量改良的有效手段。

然而，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理论成果，仍然有其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与不足。首先，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为例，显然并不具有令人信服的广泛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成本已通过不公平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遵循并且按照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所指明的所谓的“发展规律”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高速度来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那势必会削弱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结果可能是不仅不能成功实现发达状态，相反却会出现生态与经济的同步衰退与崩溃。其次，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只是一个实证性研究的成果，只是注意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联系，但却没能给这种联系以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解析，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对经济与生态关系如何实现共同发展给出明确的回答。最后。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一种不作为的消极态度。它认为只要人们自觉遵循经济与生态关系变动的发展规律，通过经济发展由低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生态与经济关系会自动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这一认识的根本性危险在于它放任了生态危机可能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就会爆发，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从而危及人类的整体性生存。公务员之家:

四、协同发展观

1986年由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撰写的《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机密》一书出版，“协同”一词成为被各门学科广泛引用的重要概念。哈肯的协同观主要集中于对事物结构的自组织特性——由无序到有序的认识上，这对传统的物理学认识发起了挑战。哈肯协同学的研究目标是“在千差万别的各科学领域中断定系统自组织赖以进行的自然规律”，在此意义上，他把协同学定义为“一门在广泛规律安排下的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科学”。哈肯的协同学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与演化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按照事物的协同发展规律断定，经济与生态是完全可以由对峙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协同，实现良性互动的。

与前三种理论学说相比，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观尚未形成系统、完善的理论形态，也并未得到世界各国广泛一致的认可，其基础观点与认识仅仅折射于各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活动。目前根据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认知水平，可以将它们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包含芬兰、瑞典、挪威、德国、新西兰等少数发达国家，它们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第二层次包含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和少数准工业化国家，它们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第三层次包含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它们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意环境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第一层次的认知水平才真正反响了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在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方面，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的认识与实践走在了世界前列。例如芬兰把可持续发展规定为具有可操作性的三个领域：生态可持续性(包含而且与经济可持续性紧密相关)、社会可持续性、文化可持续性；瑞典强调要从片面地保护环境转入同兼顾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诸方面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德国则以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位一体和谐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模式。欧洲国家对于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实践的探索是积极的，但远未达到理论认识的澄明状态。从熊彼特前分析观点②的角度，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的预设目标，或者说，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至少应具有以下几个基础特征：(1)经济与生态关系由对峙状态转向统一状态，互为对方发展的条件。(2)经济活动在生态资源成为其限制性因素之后，通过适应能力的提高，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必然伴生一定的生态效益(至少以不损害生态和环境为底线)。(3)经济活动并不会因附加伴生生态效益的义务与责任而导致成本大幅度提高，最终扼杀经济活力。经济活动在全新的成本一效益机制的约束与鼓励下，成功地培育起与条件变化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能力。(4)极有可能的是，整个社会对经济活动的需求会以有一个根本性转变作为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社会对经济活动绩效的评价决不是目前的指标体系，而是通过全新的指标体系传达更明确的社会需求。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生态关系理论演进研究论文

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不仅积累了庞大的物质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日益精进的认识、改造、驾驭、奴役自然的技术与能力，在此基础上，显见的结果是由此而伴生的人类蔑视自然的野心及欲望，正在不受任何约束地膨胀。对于仍然徘徊在自由王国之外的人类来说，这种无知的欲望加上强大的技术力量将招致灾难性后果。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已经将这一后果昭示于全体人类面前，这一警世之作的全部意义集中于它启迪了人们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这一反思催生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孕育及发展。从一开始，可持续发展观就把生态与经济的关系作为中心问题加以研究，这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理论学说中逐一得以呈现。

一、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论

成立于1968年的罗马俱乐部以研究“世界性的问题”而闻名于世，以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于1972年公布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报告》考察了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指出世界经济与人口的指数增长必然会遭遇一个“极限”，“我们可以有信心说，在现有系统没有重大变化的假定下，人口和工业的增长，最迟在下一个世纪内一定会停止。”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全面的衰退和崩溃。与《寂静的春天》不同的是，《报告》虽得出了令人悲观的结论，但却拒绝放任悲剧性前景的降临，“无论如何，我们的态度是一种很严肃的忧虑，而不是绝望的恐惧。”对此，《报告》提出了维持“全球均衡状态”的设想，以此作为应对危机的根本思路，其核心观点是“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所有投入和产出的速率；包括出生、死亡、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他们认为只要“自觉控制增长，促使增长结束”就会实现“更好的”结果，即“可以维持，没有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崩溃；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

《报告》主张经济零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发展与进步的抛弃与否定，“在均衡状态中，需要不变的量只有人口和资本。而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资源，或不产生严重的环境退化的人类活动，可以无限地继续增长。”为避免可能发生的误解与偏见，《报告》在总结部分进一步阐明这一原则性认识：“我们毫不含糊地支持这种论点，给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强加上一个制动器，而绝不是导致冻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这份报告的悲观主义结论，已经而且无疑将继续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正如《报告》所预言的那样，经济零增长论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对它的主要非议集中于《报告》把经济与生态的关系简单对立起来，宣扬一种抑此扬彼的机械主义论调，无疑是过于消极、片面的。显然，《报告》所主张的经济零增长论并非是解决经济与生态矛盾的一剂良方，而只是在现有技术、理论学说、社会政治框架、国际合作体系等都存有不足与缺陷的前提下，为完成“一场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而赢得时间。来源于/

《报告》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引导人们理智地透析出生态问题的本质即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矛盾。这份报告，尽管“仅仅是第一步”，但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开创性的第一步，正如波托马克协会主席威廉?瓦特在《报告》前言中所说：“我们希望，《增长的极限》会在所有社会中博得批判性的注意，并激发争论。我们希望，它将鼓励每一个读者思考增长与进步的等同关系及其结果。而且，我们希望，它会导致一切领域里有思想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明白：如果我们要维护这个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居住的星球，现在就需要一致行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报告》更像是一份划时代的“行动宣言”，启迪人们在解析生态与经济关系的世界性难题上不断寻求理论与实践上的答案。

二、戴利的稳态经济论

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HermanE.Daly)1971年出版了《走向稳态的经济学》，开始提出稳态经济学概念。1996年出版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论述稳态经济论，被视为“对于每一个关心可持续发展的人必读的著作”，他本人也被誉为“对传统经济学发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导者”。

戴利认为经济子系统是被生态母系统包围的，二者之间不断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由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加剧，使得经济子系统的空间区域日益膨胀，逐渐压缩生态系统，乃至有扩展至生态边界、导致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即由“空的世界”日益走向“满的世界”，这是人类目前面临着的生态危机的实质。为缓解这一危机，消除生态问题，就需要对经济系统的扩张施加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为此戴利提出了“稳态经济”——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整个社会长期生存和稳定的一种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流量的恒定水平必须是生态可持续的，能在长久的未来保持人类生活在一个足以有优越生活的标准的或人均资源使用水平。”

稳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确定经济规模。戴利认为“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出一个与装载线相类似的制度，用以确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提出要用“经济的装载线”——这种“目前还未存在的政策手段”来限制经济产量的规模，确保生态安全。戴利还提出了最大规模与最佳规模的区别，并且把最佳规模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使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规模增长没有超越生物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来源于/

稳态经济论所主张的可持续发展不同于丹尼斯在《增长的极限》中所提出的对于经济增长所施加的简单的、粗暴的甚至是危险的方法，这就是“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因此，稳态经济论成功地将人们对于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关注，由过去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转移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追求上来，这符合经济与社会现实发展的需求，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研究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稳态经济论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上的基本策略是对经济增长实施一定程度的自觉的约束与限制，这与《增长的极限》的基本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稳态经济论只能是立论于经济与生态关系矛盾对立基础上的改进方案，而对于经济与生态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的认识明显不足，这注定了稳态经济论只能限于理论研究层面，而很难应用于具体实践活动。三、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

20世纪末一批环境经济学家，包括卡蒙纳(Commoner，1991)、戴斯卡布塔和米勒(Dasgupta，Maler，1994)等人在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时，经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恶化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加深，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以改善，环境状态随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态势，这是一种类似库兹尼茨(Kuznets)曲线的动态关系，因此称为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似乎印证了这样一种客观联系，即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类的经济活动规模不大，生产方式自发地遵循生态规律，因而经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不危机自然界的生态修复功能；但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资源的消耗开始超出资源更新与生态修复能力；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经济成为主流经济形式，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制度、技术、意识取得长足进步，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实现良性互动。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并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将有助于环境的改善。

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论证了生态与经济的复杂关系，即在一定条件下的对立关系可以成功转向为统一关系，实现共生共进的良性互动。这为进一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通过经济发展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实现经济与生态共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创新开辟了一条新道路。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的提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处理上，不再是对经济活动的单纯的约束与限制，而转向积极有效地引导与规范，使经济发展成为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的有效手段。

然而，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理论成果，仍然有其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与不足。首先，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为例，显然并不具有令人信服的普遍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成本已通过不公正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遵循并且按照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所指明的所谓的“发展规律”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高速度来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那势必会削弱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结果可能是不仅不能成功实现发达状态，相反却会出现生态与经济的同步衰退与崩溃。其次，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只是一个实证性研究的成果，只是注意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联系，但却没能给这种联系以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解析，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对经济与生态关系如何实现共同发展给出明确的回答。最后。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一种不作为的消极态度。它认为只要人们自觉遵循经济与生态关系变动的发展规律，通过经济发展由低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生态与经济关系会自动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这一认识的根本性危险在于它放任了生态危机可能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就会爆发，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从而危及人类的整体性生存。

四、协同发展观

1986年由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撰写的《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秘密》一书出版，“协同”一词成为被各门学科广泛引用的重要概念。哈肯的协同观主要集中于对事物结构的自组织特性——由无序到有序的认识上，这对传统的物理学认识发起了挑战。哈肯协同学的研究目标是“在千差万别的各科学领域中确定系统自组织赖以进行的自然规律”，在此意义上，他把协同学定义为“一门在普遍规律支配下的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科学”。哈肯的协同学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与演化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按照事物的协同发展规律判断，经济与生态是完全可以由对立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协同，实现良性互动的。

与前三种理论学说相比，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观尚未形成系统、完善的理论形态，也并未得到世界各国广泛一致的认可，其基本观点与认识仅仅折射于各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活动。目前依据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认知水平，可以将它们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芬兰、瑞典、挪威、德国、新西兰等少数发达国家，它们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第二层次包括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和少数准工业化国家，它们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第三层次包括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它们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意环境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第一层次的认知水平才真正反映了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在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方面，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的认识与实践走在了世界前列。例如芬兰把可持续发展规定为具有可操作性的三个领域：生态可持续性(包括而且与经济可持续性紧密相关)、社会可持续性、文化可持续性；瑞典强调要从片面地保护环境转入同兼顾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诸方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德国则以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位一体协调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模式。欧洲国家对于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实践的探索是积极的，但远未达到理论认识的澄明状态。从熊彼特前分析观点②的角度，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的预设目标，或者说，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至少应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经济与生态关系由对立状态转向统一状态，互为对方发展的条件。(2)经济活动在生态资源成为其限制性因素之后，通过适应能力的提高，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必然伴生一定的生态效益(至少以不损害生态和环境为底线)。(3)经济活动并不会因附加伴生生态效益的义务与责任而导致成本大幅度提高，最终扼杀经济活力。经济活动在全新的成本一效益机制的约束与激励下，成功地培育起与条件变化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能力。(4)极有可能的是，整个社会对经济活动的需求会以有一个根本性转变作为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社会对经济活动绩效的评价决不是目前的指标体系，而是通过全新的指标体系传达更明确的社会需求。

总结：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中心问题，对此西方学者给予了持续关注，并且形成了多种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分别有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论、戴利的稳态经济论、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和协同发展观，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总体认识由对立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协同。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观更接近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法理论演进研究论文

摘要：经济法理论研究是我国法学研究重要领域，在我国已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深入的情况下，经济法理论研究亟需转型，应由一贯的功能论摆脱出来。考察德国和日本经济法理论学说之演变，无疑有助于这一进程。笔者通过德、日经济法理论学说之演进，说明当前经济法理论已趋于实务化，特别是德国的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角度对经济法研究，是十分值得我国借鉴和发展的。

关键词：经济法；学说；演进；启示

1.问题的提出

以美国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标志，作为国家干预之法的经济法已有百年历史，相应经济法理论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也有80多年的进程。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其经济立法之丰富，经济法理论之研究之兴盛，实为西方他国难能所及。许多学者认为，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理论为德国和日本从后进国成为先进国，从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德国经济法理论研究新见解在进入90年代后已甚少见①，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显然也不如80年代红火。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经济出现了大问题，从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德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经济结构问题。这与两个国家不同经济法认识是否有关系？

我国已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进一步深入发展。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应向何处发展，是经济法理论界必须直面的课题。他山之玉，可以攻，现我们将外国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经济法理论演进作一简单介绍，也许有助于我国经济法理论之研究，特别是有助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2.德日经济法理论之演进

学界公认，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标志是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经济法理论的产生并发展却在德国，日本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经济法理论。根据德、日经济法理论和学说产生、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现代经济法产生初期至二战结束前的经济法理论学说（1890—1945）、二战后至80年代的经济法理论学说、90年代以来的经济法理论和学说。

2.1.现代经济法产生后至二战期间现代经济法理论学说

德国在学术上开始使用“经济法”一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战结束后，Hedemann教授在1917年于耶那大学建立的“大经济法律考察研究所”改名为“经济法研究所”。他经年开设经济法课程，编著经济法通迅半年刊，并撰写学术著作②。日本学者孙田秀春1924年的著作《劳动法总论》中专门有《劳动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一文，对德国经济法研究作了介绍，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从此开始③。这个时期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法学说主要有以下几种④：

（1）德国

A.世界观说：这是Hedemann的学说，他认为，以具有现代法特征，并渗透于现代法的经济精神为基调之法为经济法。他自称此说为世界观说。正如18世纪中以“自然”为该时代的基调一样，在现代则以“经济性”作为时代的基调，而以此经济性为特征的法为经济法。这种学说较为抽象，它强调现代经济法是具有现代法特征的法，而所谓现代法是以经济性为基调的。作为最早研究经济法理论的学者之一，Hedemann以极为抽象但十分准确的“经济性”紧紧把握住了现代经济法的精神。

B.集成说：该学说的代表是Nussbaum，他认为，凡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规范的总体就是经济法。因而，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法律，如财政法，以及只以个人生活为对象的法律，如民法，则应排除于经济法之外。这一学说其实是把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出现的新法律现象，用“经济法”的综合概念来对待的。但它也正确地认识到了现代经济法中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性，试图将这些新的法律现象加以组合。

C.组织经济说：这是Goldschmidt所倡导的学说。他认为，经济法是“组织经济固有之法”，而所谓“组织经济”是以改进生产为目的而规制的交易经济和共同经济。这种学说影响甚大。显然，Goldschmidt真正把握住了现代经济法的真谛-由国家通过法律来组织社会经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主张把社会学方法和经济政策的观点加以结合起来把握经济法，这种认识将对经济法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得经济法与传统民商法区分开来。

D.企业法说：这是Kaskel的学说。他认为，经济法是关于经济企业者的法，但关于经济企业者的法并不全是经济法，只有规制“企业管理或完成经济企业者的事业而产生的关系，才是经济法的对象，所以，劳动法和商法不是经济法。他的这一见解，由Haussmann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后者认为，正如商业活动领域限定传统商法的特定素材一样，今日的经济活动力的重点不仅限于商业，而且也表现在生产、加工、银行和金融等各个方面，这种企业活动的法律，要求与商业企业活动的法律具有同等的资格。企业法说强调了国家对社会经济基本主体的企业活动的规制，这是符合社会经济现状的，特别是符合现代经济中企业发展现状，因而看到了国家与企业的现代经济关系。

E.方法论说：该学说是以社会学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的，如Rumpf认为，以对法律领域中经济的客观实际部分所作的法学上的全面探讨，理解为经济法的研究，企图从这一论点出发，来建立综合民法和商法的经济法的基础，并使这样的私人经济法与公共甚至国家经济法既对立，又在整个法学体系中使二者处于统一综合的地位。Geiler也认为，经济法无非是在有关经济生活的法律领域中，适用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而已。方法论说尽管只是从法学方法上来看待新兴的经济法的，但这种学说无疑以一种高屋建瓴之势剖析了新兴之经济法为什么以及如何注重社会目的、作用和效果，以实现社会不同利益的整合，达到社会利益之协调的。它使得人们能够首先从社会之意义上把握经济法，而非部门意义中寻求经济法之要义。

F.机能说：该学说是基于法律的机能，并以经济统制为经济法中心概念的认识。如F·Bohm主张作为经济法的中心概念，必须考虑到国家统制经济和特定经济政策意义上的经济秩序以及有关的经济制度。Heamerle主张以国家统制经济特有的法律为经济法。他认为经济法是国家有计划地对经济加以组织和管理之法，并认为经济活动因受国家决策方针的拘束，而逐渐失去自主性。机能说强调了国家通过经济法对经济的统制功能，看到了经济法在现代社会中以国家之强力进行新的利益分配的工具性价值，虽然它过于注重了经济法中国家的力量，但也无疑准确认识到了经济法特有的经济统制作用。

G.协调公私法冲突说：这是Klaussing提出的学说。他指出，经济法是涉及受企业组织及其经营活动影响的有关企业经营的法律规范总和。这些企业早在19世纪就受商法调整了，现在理论家则试图确定一种新的经济规范来撞击旧的规范。这两种体系正在你争我夺，但至今不仅没有人承认新的规范体系占有统治地位，而且新旧两者的结合也没有出现。因此经济法的任务在于试图找到自治规则和国家调控规则这两者冲突的协调和结合。这种学说基于公私法理论而认为经济法试图调和二者围绕企业组织和经营活动发生的冲突，其实质是认识到了经济法与传统私法的紧密联系，因而如何通过二者的协调达到企业经营在公与私上都更好的效果。

（2）日本

日本学者将德国经济法理论引进日本以后到二战结束，基本上是照搬德国的学说和认识，自己的独特看法基本上还没有⑤。

2.2.二战后至80年代的经济法理论学说

二战后到80年代是世界各国经济立法大发展和成熟的时期。所谓大发展是指这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立法特别是德、日、法等在经济调控和微观规制上全面展开，并因此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仿效；所谓成熟是指这个时期的经济立法逐步走向理性，而不是简单地越多越好，即由量变转为质变。相应地，经济法理论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成熟和理性。

（1）德国

A.冲突法说⑥：ErnstRudolfHuber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活动主体，即企业家与劳工，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与受拘束之间的冲突的特别法。其特征为个人自由与团体或国家对其所为拘束间的冲突。他将经济法的内容体系分为：①经济私法，其内容涉及企业法及私法自治原则；②经济行政法，内容涉及国家机关对私经济秩序的管理、干预和引导，以及国家自为经济活动的公营事业；③经济刑法，关系对违反经济法的刑事惩罚；④经济基本体制法，关系对经济秩序与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管理与引导之经济、国家直接支配之经济或混合体系等），所作的基本决定。

GerhardRauschenbach也认为，经济法是一种冲突法，它以国家行政措施之干预，追求公共的整体利益和社会协和为目标。他强调了经济法与民商法及劳工法的区别，但认为同宪法及行政法有密切关系。他认为经济法的内容包括四部分：①经济基本体制形态，经济法中的基本权利及国家经济活动；②国家经济机关的组织，各种职业公会和私法上的经济团体；③卡特尔法；④经济引导与经济监督。

这种学说是对二战结束前协调公私法冲突说的发展，其发展表现在它们认为经济法协调公私冲突已不限于企业，还包括劳工。而且更重要的，他们开始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和劳动法区分开来，认识到了经济法与宪法和行政法的紧密联系，因而比较好地处理了经济法与现行法律体系和法律实践相衔接的问题。

B.机能说：Nipperdey认为，经济法系以保障和促进经济发挥其适当机能为目的的公法和私法。其体系安排应顾及传统的法学分类，因此他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①经济基本体制法；②经济私法，规定私人企业的组织形态、私人企业财产法、企业与企业及其顾客之间的关系；③经济行政法，规定国家监督、保护、引导、管理和影响经济的法律措施，以及国家自为经济活动的公营事业；④经济刑法；⑤经济诉讼法，规定对有关经济法上争端的诉讼问题；⑥国际经济法。这种学说是一种综合经济法说，但其强调了通过公私法的协同和整体性，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因此该学说把握住了现代经济法的“经济性”精神。

C.经济总体关系说：WelterSchmidt-Rimpler认为，经济法的任务在于探求总体经济的运行，在怎样的范围内经由自治自决还是公权决定，能达成一正确合理的秩序，以实现法追求正义的价值。所以，凡对经济的形成具有作用的法律规范，不论其系自治自决或公权决定的规定，皆为经济法。但这些法律规范应涉及总体经济的运行，不能仅是个人经济关系的规范，借此以同民商法相区别。他认为经济形成的形态分为竞争秩序与国家引导管理两种。因此经济法的内容有：①竞争秩序的法规；②国家引导与管理的法规，包括经济机构组织与措施方法的规定。其中引导与管理措施又可分为对企业等的直接管理和通过关税与捐税、公开市场操作等由其它国家机关调节市场供需、金融货币经济辅助等措施间接引导和影响经济活动。经济总体关系说一方面准确认识到了经济法的任务，即如何解决私法自治和公权规制以形成合理经济秩序；一方面则为经济法的内容作了合理界定。该学说可谓在现代经济法的精神和实体上都十分成熟。

D.经济协调法说：这是WalterRSchluep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法是经济协调法。它将政治所决定的经济协调模式（自由竞争、国家统筹管理的计划经济或两者的混合）予以法律规范化。他认为经济法体系包括经济基本体制法和协调法，并认为经济基本体制法是制定经济协调体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宪法中规定有使一定协调模式制度化的任务，经济法应使此任务得以具体实现。此外还有一些在宪法中未明确规定的协调模式。

该经济协调法说紧紧抓住了经济法是“政治所决定的经济协调模式的法律规范化”这一关键点。这一看法是以前观点所没有的，以前的观点虽然都看到了经济法的国家对经济促进、协调、组织等作用，但它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经济法从整体上讲其实更是一种政治行为的法律化，因而经济法是和宪法、行政法所不能截然分开的。

E.经济指导管理法说：GerdRinck认为，经济法系以追求总体经济的正确性及社会的正义为目的，而对独立的营业活动加以引导、辅助或限制的法律及国家措施的体系。简言之，经济法是经济指导与管理法。他强调不宜将企业法纳入经济法体系。具体来说，经济法内容体系包括：①经济基本体制法；②经济指导与管理措施；③各个别经济行业之秩序；④职业公会及经济团体；⑤反不正当竞争法；⑥反限制竞争法。

F.经济政策工具说：ErnstSteindorff认为，经济法系追求正义，并为实现总体经济的公共目的而作为调整经济活动的工具的公法与私法。经济法以其作为经济政策的工具，并且是一种带有调整作用的工具为特色。他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①经济与宪法；②国际间的联系；③企业；④卡特尔法；⑤不正当竞争；⑥公营企业；⑦社会保护与经济监督；⑧劳工法与经济法；⑨经济之调整；⑩具有特定目的之调整以及能源法。

Wiethoelter也从政策角度表述了经济法。他认为，经济法是立足于解决大量没有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出发点，而解决这些问题是共同经济本身所应承担的义务。经济法是一种缺少政治本性的政策性法律，它的存在不得不考虑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措施。⑦

G.FritzRittner之说：他认为，规定经济运行的法律规范，不论其系公法还是私法性质，皆同其他已存在的法域有不可分离的关联，因此不可能给经济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经济法概念仅可简单描述为所有对经济加以形成及对经济的运行加以规定的法律规范的关联结合。他不怀疑经济法是一个独立法领域。他强调经济法不仅仅具有经济政策的工具性质，也不能使经济法成为行政法的特别领域，而沦为经济行政法。认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形成主要依靠个人和私法自治，因此，维持和保障此种形成作用的法律规范，即卡特尔法，才是经济法的基本和主要内容；而国家以行政措施对经济所为之引导与管理，仅扮演补充角色而已。

（2）日本⑧

A.与市民法对比来理解经济法的见解：这种学说由福光家庆所提。他认为，“近代所有权法”（市民法）的体系和品格是针对近代法而言，其妥当性虽然应给予肯定，但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作为其反省形态的“社会所有权法”的体系和品格，业已超出近代法的体系，累积成为新的“经济的法”。⑨

B.将约束和统制列为经济法中心概念的见解：如高田认为经济法是从国民经济整体立场来约束经济之法；而丹宗昭信则认为经济法是“国家统制或规制市场支配之法”。这里所说的“市场支配”是指限制自由竞争的状况，并认为，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介入市场的法就是本来意义的经济法。

C.“作为维持垄断阶段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经济政策立法”的见解：这是今村成和教授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法是“以依靠政府的力量支持因垄断发展而失去自主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目的的法律之整体”。另外宫坂富之付教授也认为，经济法是“反映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国家介入经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目的的经济政策的法律之整体”。

D.经济法是以“经济性从属关系”为前提的见解：如正田认为，经济法是“规制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固有的垄断为中心的经济从属关系的法”。并认为，经济法是由“通过规制经济支配者的活动，在经济的从属关系上，限制其进行恣意的活动，或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主体任意进行交易”的经济规制法，和“以反映允许经济从属者为了提高经济地位而结成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的法制”的经济关系法这两个部分组成的。

E.国家干预与协调的见解：这是金泽良雄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法不外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也就是主要为了以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有关经济循环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通过市民法进行的自动调节作用的局限）的法律。换句话说，经济法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

2.3.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日经济法理论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水岭，这时的经济法研究已经明显地少了过去那种学说缤彩纷呈的局面，代之而起的是更多研究经济法实务和经济部门法的理论。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进入90年代以来，德国学者更多的是从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角度或者经济政策角度研究经济法问题.人们不再试图突破传统公私法划分而创造一种至少与公私法并列的“经济法”，而是力争在现有法学体系内和司法体系中去论证经济法的地位和性质。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德国加入欧盟和世贸，而使更多学者关注欧洲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之缘故。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显然，人们不可能仅仅因为出现新的经济法现象而抛弃仍然起到重大作用的旧经济法现象。笔者认为，这是由经济法的性格使然，而非其他原因。

日本进入90年代以来，其经济法理论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反垄断为核心来论证经济法的范围，如根岸哲、杉浦市郎编的《经济法》（法律文化社1996年版）、江上熏的《经济法·反垄断法概论》（税务经理协会1992年第7版）等著作。有的学者还从经济行政法角度对经济法重新认识，如佐藤英善的《经济行政法-经济政策形成及政府介入的方法》（成文堂1990年版）。可以说，这时日本的经济法研究同90年代以前已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金泽良雄说已逐渐失去其存在根基。

3.德日经济法理论演进评述及启示

从以上德、日经济法理论演进史可以看出，它们的经济法理论学说研究经过了一个萌芽、产生、发展、兴盛和平静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西方经济特别是崇尚国家主义的德国和日本由赶超经济到战争经济，从复兴经济到兴盛成熟经济（德国）甚至停滞经济（日本）的过程。在现代经济法产生至二战期间，德、日经济法理论还处于探索阶段，因而显得还不成熟，还显得有些感性，如集成说、还只是看到了经济法中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即使是机能说也只是看到了经济法的表面现象-经济管制。但尽管如此，这时它们的经济法理论探讨仍然是极为丰富的，并已基本上把握住了经济法的方法、功能等。

在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德国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已突破了以前经济法研究的感性认识而愈加理性化并趋于成熟和稳定。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已明确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和劳动法加以区分开来，从而使经济法能够摆脱同样涉及经济活动的民商法和劳动法的影响，而成为自为的一极。第二，看到了经济法与经济体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认识到了经济法中政治的因素和影响，如政策说、经济指导管理说等。第三，确立了竞争法在经济法中的核心地位，由此使得经济法与传统民商法有了一个十分恰当的衔接点，而且使得经济法对经济的干预或者说管理有了一个张缩基点。因此经济法成为了既与政治具有紧密联系，又是一个法律性十分强的东西，它必须遵守法律的基本原理和构成。而在日本的这个时期，其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成绩也是巨大的，显然这和日本通过大量经济立法推动了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有关。但可以看到，日本经济法理论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国家对经济的规制和协调、干预方面，也就是说，日本经济法理论这时特别强调的是国家力量的巨大，但在它与民商法的关系上并没有真知酌见。特别是，这个时期金泽良雄说在日本基本上占据主导地位.而金泽良雄说的核心思想是强化国家主义，强化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以“代替‘无形之手’”。这种观点一方面强化了国家的权威，一方面则弱化了企业和个体的创造力和自由精神，以至于市场经济中应有的自由企业体制没能真正建立起来。

进入90年代，德国经济法研究更加成熟，经济法学界基本上围绕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来研究认识经济法，从而将经济法的研究引入到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上。将经济法研究引入到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并非意味着经济法理论的消灭，而是经济法理论的自然升华。这是因为，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干预之法，首先必然要求国家通过相应宪法确立国家经济干预权限，确立国家和政府能不能干预及干预的度，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基本经济权利，如财产权、营业自由权等都成为经济宪法基本内容，而国家和政府必须尊重这些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其次，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干预之法，就必然意味着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对经济和市场凡体的管理，这显然要求经济法必须遵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现代行政法所确立的依法行政原则，是经济法基本的原则和原理。德国法学界如此之探讨经济法，有效地解决了经济法能不能干预和如何干预的量，事实上也就是自由竞争和国家调控的关系，并因此真正实现了国家与个体的互功。事实上，德国经济法理论研究特别是二战后，一直没有忽视作为国家干预之法的经济法与个体自由之法的民商法的关系，正是在此理论指导下，其经济立法和实践特别注意在发挥国家的力量，充分尊重和发挥企业、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国家只是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一个自由而合理又合理发展的空间。

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充分重视经济法中国家与个体自由的关系，金泽良雄说不再有市场，反垄断法成为经济法的研究中心，行政程度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内容。这表明，日本经济法研究业已走出以法论法的研究时代，经济法的研究必须同时研究国家与个体经济的关系，确立基础与补充的关系。

总之，我们要看到，在德、日经济法理论学说演进过程中，恐怕没人否认经济法的作用—国家通过经济法有力地推动了其经济的复苏和前进。但是，经济法毕竟是国家经济干预的工具，而工具则意味着运用得当与否。从德国经济法发达史中可以看到，德国经济法之运用是比较恰当的，相应之经济法理论之研究一再强调了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民商法为基础法，经济法则为补充法。为保证或实现经济法之补充作用，其经济法研究最终框架在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之内—以宪政约束政府经济行为，以严格依法行政来保证政府经济行为之合法性与合理性。日本经济法也曾十分成功地运用了经济法，相应之经济法理论也确实为日本经济之复兴起到了应有的指导作用—全面干预、整体推进、迅速拔高、政府参做的尽量做。但是当进入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就开始出现了长期的停滞，日本经济法理论界也由此开始反思其以往的全面经济干预的理论，开始理性地对待经济法中的竞争法和经济行政法，以期能够在现有法学体系和司法框架内解决经济法到底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以及怎样做这些的问题。也许，这是日本经济终究要再次复苏的前兆。

4.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展望—代结语

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自80年代改革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90年度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法理论研究可谓更上一层楼。但综观林林立立的众经济学说，无一不是从功能角度论述经济法如何如何的。从功能角度看，经济法显然国家干预之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或管理经济之法等，但功能论只能看到研究对象—经济法在干什么，而如何很好发挥其功能并避免其负面作用，则是功能论难以解决的。日本经济法学说研究演进史告诉我们，一味强调国家经济干预、组织、管理，是一种政治学研究经济法方法，而并非真正法学研究方法。法学研究方法的出发点首先是相应权利、义务体系的建立。当涉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时，首先必须考虑到相应宪法确立相关关系，以达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其次是如何规范国家和政府的行为，这显然是行政法原理的涵盖之下。德国经济法理论所确立的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理论，是十分值得我国经济法理论界借鉴的。如果说，日本经济法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训，德国经济法演进则为我们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模式研讨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中国文化与舶来品，利益集团、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利益集团全民基金国企改革

一、关于利益集团的问题

作为至今仍存在的唯一的古文明，中华文化所散发的魅力及其曾经造就的辉煌是不容质疑的。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用大炮打开国门，西方文明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无奈仁人志士也只能试图靠抓住舶来品来当救命稻草。改革开放以来，伤痕累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不断的修缮和发扬。但在与强大的以高科技高质量商品为依托的西方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中华文化仍未表现出人们寄予很大希望的足够的自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外来文化的迷信或者说薄弱的抵御力。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一有谈到经济模式，不论是以前的苏联模式，现在的美国模式、瑞典模式等等都有一些人对之奉若神明，恨不得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他们的副本，似乎只有那样，中国才有出路。但我们对苏联模式的盲目照搬，给我们带来的却并非通往繁荣之路。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实事求是地探索。

不可否认，某些模式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中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但每个模式都有其特定生长、发展及益于优越性发挥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也都有其特定无法规避的限制因素。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早就告诉我们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的、永恒的真理。因此，对任何舶来品都不应盲目照搬甚或顶礼膜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也应善于有选择地借鉴舶来品的长处，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辨证取舍、择善而从。此外，借鉴利用舶来品不应超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消化吸收能力。中华文化就像一个框子，对任何舶来品都应首先大体地“框”一下，符合规格或接近规格的就可以坚持，不合规格的那就需要根据中华文化进行转化、整合，然后才可以输出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这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对其固化与教条都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保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扭曲的？目前似乎还没有统一确定的标准。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可以套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假如可以，那俄国及东欧诸国如果在今后的某个时期实现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那么它的那种转型是不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显然不是。所以，这方面的标准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虽然无法做到用未来的实践确定现在的理论是否正确，但我们可以用历史的方法通过过去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来总结经验和教训，作为我们现在对理论坚持和发展的参考。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基业长青，才能造就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实践中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要高举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因为它们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大旗插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上，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总而言之，任何一个经济模式、制度、机制和文化等舶来品，不论其有多么先进多么优越，都只是我们在实践中学习或利用的对象，都应该根据中华文化以及具体国情加以转化。二、关于中国文化与舶来品问题

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两大阶级性组织，各自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两大阶级既对峙又合作。两大全国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从斯德哥尔摩高处看，全国总工会（LO）和全国雇主协议以及国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足而立，似三根柱子支撑着这个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福利国家”。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为寻求更大的利益而组织联合成较大利益团体在利益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瑞典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与工人阶级联合斗争所表现的强大力量分不开的。在单个工人与单个企业主谈判的过程中，工人往往处于劣势，难以维护自身利益，更不用说扩大利益了。在一个无法实现民主的国家里，普遍的现象是强势集团总是不断“剥削”弱势集团。在民主国度里，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降低剥削的程度，但对弱势群体而言，关键还是要实现自身的更大更有效的联合，从而不断增加在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中获取胜利的可能性。瑞典的实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工人与企业主两大阶级都实现了高度组织化，两方可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进行利益谈判，避免了利益在分配中的一头独大、过分倾斜的局面。而在有重大争议时，政府会介入进行调节，尽量避免矛盾激化。这种政府调节下的二元力量的均衡既保证了工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又使企业主的利益不被过分剥夺而保证了企业主的积极性，从而使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是难以避免的。矛盾是普遍的客观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一个强势公正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出现斗争双方任一方的过分强大。但随着民主意识的深入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呼声的日益高涨，政府力量不断削弱。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借鉴瑞典政府的做法，对斗争双方或者博弈双方，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组织，进行恰当地引导与培育，不断实现斗争双方力量均衡，避免因力量差距悬殊而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极端不公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时，各阶层实现共同富裕而利益不断趋同，利益集团也将完成历史使命而趋于不断消亡。

三、关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

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本质应该是产权制度的构造和要素市场的形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久而有之。荣格模式、布鲁斯的分权模式、锡克的宏观收入计划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理论、斯卡的“个人社会所有制”等都对二者的兼容性进行了探索，但并没有多大的进展。经济史学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共同信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决不相容。例如1875年，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又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西方学者以米塞斯为例，在他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中提到，合理的经济行为，必须有合理的成本计算和利润计算，合理的经济计算需要一个竞争性货币价格体系，只有私有制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才有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在此基础上才有资源配置的合理计算，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取消了竞争性市场，就不可能产生均衡的价格体系，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市场价格体系与社会主义两者互不相容，“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能被人为地仿制的”，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两者必居其一。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模式再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中国文化与舶来品，利益集团、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利益集团全民基金国企改革

一、关于利益集团的问题

作为至今仍存在的唯一的古文明，中华文化所散发的魅力及其曾经造就的辉煌是不容质疑的。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用大炮打开国门，西方文明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无奈仁人志士也只能试图靠抓住舶来品来当救命稻草。改革开放以来，伤痕累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不断的修缮和发扬。但在与强大的以高科技高质量商品为依托的西方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中华文化仍未表现出人们寄予很大希望的足够的自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外来文化的迷信或者说薄弱的抵御力。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一有谈到经济模式，不论是以前的苏联模式，现在的美国模式、瑞典模式等等都有一些人对之奉若神明，恨不得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他们的副本，似乎只有那样，中国才有出路。但我们对苏联模式的盲目照搬，给我们带来的却并非通往繁荣之路。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实事求是地探索。

不可否认，某些模式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中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但每个模式都有其特定生长、发展及益于优越性发挥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也都有其特定无法规避的限制因素。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早就告诉我们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的、永恒的真理。因此，对任何舶来品都不应盲目照搬甚或顶礼膜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也应善于有选择地借鉴舶来品的长处，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辨证取舍、择善而从。此外，借鉴利用舶来品不应超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消化吸收能力。中华文化就像一个框子，对任何舶来品都应首先大体地“框”一下，符合规格或接近规格的就可以坚持，不合规格的那就需要根据中华文化进行转化、整合，然后才可以输出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这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对其固化与教条都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保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扭曲的？目前似乎还没有统一确定的标准。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可以套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假如可以，那俄国及东欧诸国如果在今后的某个时期实现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那么它的那种转型是不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显然不是。所以，这方面的标准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虽然无法做到用未来的实践确定现在的理论是否正确，但我们可以用历史的方法通过过去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来总结经验和教训，作为我们现在对理论坚持和发展的参考。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基业长青，才能造就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实践中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要高举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因为它们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大旗插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上，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总而言之，任何一个经济模式、制度、机制和文化等舶来品，不论其有多么先进多么优越，都只是我们在实践中学习或利用的对象，都应该根据中华文化以及具体国情加以转化。转二、关于中国文化与舶来品问题

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两大阶级性组织，各自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两大阶级既对峙又合作。两大全国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从斯德哥尔摩高处看，全国总工会（LO）和全国雇主协议以及国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足而立，似三根柱子支撑着这个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福利国家”。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为寻求更大的利益而组织联合成较大利益团体在利益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瑞典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与工人阶级联合斗争所表现的强大力量分不开的。在单个工人与单个企业主谈判的过程中，工人往往处于劣势，难以维护自身利益，更不用说扩大利益了。在一个无法实现民主的国家里，普遍的现象是强势集团总是不断“剥削”弱势集团。在民主国度里，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降低剥削的程度，但对弱势群体而言，关键还是要实现自身的更大更有效的联合，从而不断增加在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中获取胜利的可能性。瑞典的实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工人与企业主两大阶级都实现了高度组织化，两方可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进行利益谈判，避免了利益在分配中的一头独大、过分倾斜的局面。而在有重大争议时，政府会介入进行调节，尽量避免矛盾激化。这种政府调节下的二元力量的均衡既保证了工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又使企业主的利益不被过分剥夺而保证了企业主的积极性，从而使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是难以避免的。矛盾是普遍的客观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一个强势公正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出现斗争双方任一方的过分强大。但随着民主意识的深入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呼声的日益高涨，政府力量不断削弱。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借鉴瑞典政府的做法，对斗争双方或者博弈双方，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组织，进行恰当地引导与培育，不断实现斗争双方力量均衡，避免因力量差距悬殊而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极端不公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时，各阶层实现共同富裕而利益不断趋同，利益集团也将完成历史使命而趋于不断消亡。

三、关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

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本质应该是产权制度的构造和要素市场的形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久而有之。荣格模式、布鲁斯的分权模式、锡克的宏观收入计划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理论、斯卡的“个人社会所有制”等都对二者的兼容性进行了探索，但并没有多大的进展。经济史学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共同信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决不相容。例如1875年，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又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西方学者以米塞斯为例，在他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中提到，合理的经济行为，必须有合理的成本计算和利润计算，合理的经济计算需要一个竞争性货币价格体系，只有私有制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才有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在此基础上才有资源配置的合理计算，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取消了竞争性市场，就不可能产生均衡的价格体系，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市场价格体系与社会主义两者互不相容，“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能被人为地仿制的”，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两者必居其一。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转轨模式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俄经济转轨的基本内涵是私有化、自由化、西向化和休克化，基本特点是官僚性、强制性和政治性，它是由西方国家策动，少数人出于政治动机，打着改革旗号，利用政权强制推行的官僚买办垄断经济模式。休克疗法造成4大恶性循环，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私有化使国有资产大流失，其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希特勒侵苏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西向化造成资金大量外流、企业破产、对西方国家的严重依赖。这种模式祸国殃民，使国力衰竭。摆脱这种模式，寻求经济振兴新途径，是俄新政府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转轨金融危机西向化休克疗法

俄罗斯金融危机引发了更为全面、激烈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同时也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对其社会经济转轨道路和模式合理性的反思。本文拟就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主要矛盾及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做些概略分析，以就教于读者。

(一)俄罗斯经济转轨模式的基本特征

1992年初，由激进民主派代表人物盖达尔等人主持的俄罗斯新政府在其西方顾问的协助下，提出了内容庞杂而激进的经济转轨规划，其基本内涵大体可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1)私有化。它是整个经济转轨的核心和基础，其基本内涵是出售和处理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当时政府规定，私有化从小型国有企业的所谓“小私有化”入手，继之推行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大私有化”，整个私有化预定到1995年末基本完成，届时70%左右的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其目标是，建立起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同时形成一个广泛而强大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作为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

(2)自由化。其基本内涵是：全面放开价格，而且力争一步到位；彻底抛弃物资计划调拨制，同时全面废除国家计划和国家计划管理机构；给企业以充分自由，同时断绝国家对企业的投资和一切其他资助，让企业在市场上自谋生路。如果说私有化的目标是彻底改变所有制关系的话，那么自由化的目标则是彻底改变经济体制和经营思想，力求尽快地和彻底地铲除计划制度，尽可能迅速地形成自由市场体制。

(3)西向化或全盘西化。这种西向化不同于通常的对外开放，具有特殊内涵：第一，转轨方针制订者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俄罗斯必须全面引入和效法；第二，没有西方国家的援助，俄罗斯社会经济转轨是不可能的，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轨符合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因而西方国家也会愿意提供援助；第三，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向外资首先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尽可能多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总之，西向化方针的实质是：投靠西方、依赖西方、模仿西方，全盘西化首先是美国化，这乃是激进民主派提出并坚持的俄罗斯社会经济转轨模式的主导思想。

(4)休克疗法。如果说以上3个特点反映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方向和目标的话，那么休克疗法则体现了激进民主派实现这种目标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其基本内涵是：在实行全面的自由化，特别是全面放开价格的同时，实行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把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预算赤字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生产发展、产业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均应让位于或服务于货币紧缩政策，处于次要地位。在这种方法的炮制和推行者看来，这是俄罗斯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稳定的惟一有效途径。从表面来看，休克疗法只是一种方法问题，只是一种局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它是激进民主派整个社会经济转轨指导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思想是通过“休克”这种极端手段，尽快和尽可能彻底地打碎旧制度，尽快建立起他们所向往的资本主义制度。总之，它集中体现了激进民主派社会经济转轨的政治目的和意图，是其整个经济转轨模式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我们还要单独加以说明。

激进民主派的上述经济转轨模式虽然是在美国顾问帮助下，按照美国样板设计的，但在推行过程中却走了样，形成了一种严重扭曲、极其畸形、俄罗斯特有的转轨经济形态，其基本特点大体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1)官僚性。民主派力图通过经济转轨特别是私有化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实际上，这个阶层并未形成，在广大居民相当普遍地贫困化的同时，却出现了一个官僚垄断集团。这突出地表现为少数金融寡头的经济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据透露，现在俄罗斯九大金融-工业集团控制了大部分最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工业部门、大部分商品进出口业务、金融证券业务、近50%的基建投资。这些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原苏联的党政官员，现在则成了民主派的重要支柱和依托力量，他们与政府官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所谓上了“克里姆林宫电话簿”、持有“克里姆林宫、白宫出入证”的人。他们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机发家的同时，又把巨额利润通过各种途径移到国外。

(2)强制性。激进民主派高喊自由化、民主化，实际上这种经济转轨模式既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而基本上是少数人依靠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的。事实表明，这种模式严重脱离俄罗斯国情，既缺乏经济基础，也缺乏群众基础，它一开始就受到绝大多数政党、派别、社会舆论、企业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在整个社会，支持和认同这种经济政策、方针、模式的人是极少数。而且，随着这种模式矛盾的暴露和加深，反对者日益强大、增多，支持者日益减少、衰落。

(3)政治性。这首先表现为，激进民主派之所以制订和强制推行这种经济转轨方针，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目的，即尽快和尽可能彻底地摧毁旧计划体制和旧所有制关系，以消除旧制度复活的社会经济基础；尽快形成一种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一个强大的有产者阶层，以增强其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至于它在经济方面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此外，坚持和反对这种经济转轨方针和模式，从社会经济转轨伊始就成为俄罗斯政治斗争和对抗的核心和焦点，并且贯彻始终、愈演愈烈。总之，不仅这种模式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由于它的强制推行，使俄罗斯整个社会生活政治化了。

综上所述，俄罗斯这种经济转轨模式，可以说是一种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少数人为了政治目的，打着自由化、民主化旗号，利用政权、通过休克疗法强制推行的极其特殊的官僚垄断性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既不符合俄罗斯国情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更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失败、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下面就这种模式的主要矛盾及其后果做些分析。

(二)休克疗法的主要矛盾和后果

休克疗法不仅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最重要的方法，而且作为一种金融货币政策与金融危机的联系最直接，因此，我们首先加以分析。众所周知，这种办法并非俄罗斯首创，在俄之先，拉美、东欧一些国家已经采用过，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应该承认，在经济转轨之初，在骤然开放市场、放开价格的情况下，为遏制通货膨胀，适当紧缩银根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在俄罗斯确实存在着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采用这种办法的客观需要。问题在于，俄政府将这种紧缩政策长期化，政治化，变成了一项基本国策，将其视为是否坚持改革的重要标志。俄罗斯实行货币紧缩长达7年之久，而且紧缩到了极其荒谬的程度，创造了世界纪录。一般说来，货币发行量(M2)应与GDP规模相适应，西方国家一般为GDP的80%～100%，苏联时期为了保持卢布的稳定，大体控制在社会总产值的70%左右，这已经是偏低了。而俄罗斯自经济转轨以来，在休克疗法支配下，货币发行量平均不到GDP的20%，最高年份也未超过60%，现在还不到15%。从实践来看，这种极端的货币紧缩政策，使得俄罗斯经济休克长期化，带来了严重后果，是政府最不得人心的经济政策之一。其矛盾和弊端造成了如下几个明显的恶性循环。

第一，它造成了企业支付危机，破坏了生产运行的正常条件。由于缺乏支付手段，各企业近一半的产品供销不得不用易货方式，相当多的企业不得不用产品发工资。这是企业之间三角债和工资拖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生产大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生产萎缩使国家税源枯竭，为满足政府必不可少的开支，不得不增加税种、提高税率，这使企业税赋如毛，税负超重，这又使生产进一步下降，税源更加枯竭，造成税收危机。这是第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它造成了政府债务危机。税源枯竭，税收不足，必然造成国家预算赤字。为弥补预算赤字，大体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发货币，向银行透支；二是举借国债，发行国库券。在休克疗法、货币紧缩方针指导下，俄政府选择了后者。结果是政府的国内外债务越积越多。到1998年中，俄政府外债约1400亿美元，内债近800亿美元，两项合计已达GDP的50%以上，加上政府的各种拖欠已近GDP的100%，俄罗斯经济成了名副其实的负债经济，每年的偿债支出约占预算支出的1/3，这又成了增加预算赤字的重要因素。现在，俄政府只能依靠举新债还旧债过日子，借债越多支出越多，预算赤字越大；预算赤字越大越要靠借债弥补。这是第二个恶性循环。

第三，俄罗斯政府长期推行货币紧缩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治理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定。实践证明，这一目标并未实现。长期货币紧缩在造成生产滑坡、预算赤字、债务超重的同时，也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经济稳定特别是货币稳定的基础，为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货币越紧缩，生产越滑坡，货币的根基越不稳，通货膨胀可能性越增大；通货膨胀压力越大又越要紧缩。这是第三个恶性循环。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卢布的再次恶性贬值，通货膨胀率再次大幅度攀升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明证。自1998年5月金融危机以来，卢布汇率下降近2/3，通货膨胀率剧升为200%以上。多年的紧缩“成果”顷刻间化为泡影。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这种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上述种种恶果，并且在推行过程中受到政府反对派以及为数众多的著名经济学家强烈反对和批评，政府为什么还要长期坚持这种方针呢?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首先，盖达尔等人当年之所以接受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国家流行的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根据这种理论，对经济活动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有效率的政府，货币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手段。这可以说是俄罗斯推行以货币紧缩为核心的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

其次，盖达尔等人之所以极力鼓吹休克疗法还具有深刻的政治目的。这表现为，他们力图通过自由化政策以及全面放开价格等措施，尽可能快和彻底地铲除旧体制，尽快地建立起自由市场经济。因此，所谓休克可以说首先是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休克。此外，休克疗法也是让一部分国有企业休克，首先是军工企业休克。在休克疗法推出之前，它的泡制者们就曾声言，在开放市场、放开价格、形成竞争的过程中，那些经营不善、产品没有销路、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它们的倒闭对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在他们看来，这类企业不仅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绊脚石，而且是旧体制、旧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和维护者。总之，休克疗法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调节方法，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通过休克疗法削弱俄罗斯庞大的军工综合体更是其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

再次，俄罗斯政府之所以长期推行这种货币紧缩政策也有西方国家迫使的成分。与盖达尔等人不同，叶利钦总统和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盖达尔等人下台之后，都曾明确指出，“今后不再推行这种不得人心的休克疗法”。但实际上，在切尔诺梅尔金当政的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是推行了“没有盖达尔的盖达尔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推行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已经难以摆脱西方国家的援助，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生产大滑坡，税源枯竭，政府财政困难，使俄政府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不间断地申请贷款，以解燃眉之急。而西方向俄罗斯提供援助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必须符合西方国家的要求和利益。这除了“坚持改革”，加速私有化、自由化这些基本要求之外，坚持货币紧缩政策是提供每笔贷款都要提出的前提条件。因此，多年来，俄罗斯政府在编制国家预算之前，总要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商、谈判，其中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量，通货膨胀率则是谈判的重要内容。这就形成了另一个恶性循环，即货币越紧缩政府财政困难越难解决，越需要依靠西方的贷款来维持，而要获得西方贷款又必须坚持紧缩政策。长期以来，俄罗斯政府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这种种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以上四个方面的恶性循环，使得俄罗斯经济特别是货币金融体系极其脆弱，经不起些许风吹草动。这乃是俄罗斯这次金融危机深层次的经济政策根源。从实践来看，这次金融危机虽然有东亚国家金融危机冲击、石油国际价格下跌以及政府更迭等客观因素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俄罗斯财政金融体系深刻矛盾积累的结果，尤其是休克疗法造成的负债经济崩溃的结果。首先，外资撤离，抛售他们购买的政府债券是1998年5月下旬俄罗斯证券、股票和汇率暴跌的直接原因；其次，8月份基里延科政府宣布延期偿还政府的短期债券引发了股市、汇市更加激烈的下跌。所有这些都是与政府债务超重紧密相联的，而休克疗法和货币紧缩政策则是形成负债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俄罗斯私有化的特殊破坏性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社会经济危机加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休克疗法之外，俄政府私有化政策的破坏性也是重要因素。应该指出，在经济转轨前，苏联长期以来形成的全盘国有化格局是十分不合理的，适当出售一些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缩小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是必要的。正因如此，即使俄政府的反对派也没有笼统地否定非国有化或私有化的必要性。早在社会剧变前，苏共和苏联政府已相继制订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纲领和法令，当年苏联政府提出的稳定经济的“500天计划”，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向企业职工和居民出售国有资产。根据该计划的制订者们的构想，当时苏联居民手中的现金达5000多亿卢布，如果这笔巨资用于购买国有资产就可能一举数得：第一，大大减轻市场压力，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第二，使企业获得急需的新投资，扩大生产，增加市场供应和政府的税收，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第三，职工和居民成为企业的新所有者，给企业输入新活力，有助于改变企业的经营思想，提高经营效率。尽管这种办法还有待实践检验，但就当时的条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摆脱危机的出路。

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推行的上述经济转轨方针，使这种改造国有企业的计划完全失去了实施的可能。这是因为，俄政府在休克疗法指导下，不顾条件地全面放开了价格，立即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卢布大幅度贬值，使居民多年的积蓄几乎是在一夜间变成了废纸，使绝大多数居民骤然间全都陷入贫困的深渊，不要说购买国有资产，即使填饱肚子也十分困难。

在广大居民普遍贫困化的情况下，民主派政府为了实现其私有化计划，加速私有化进程，只有无偿赠送和廉价抛售国有资产。这就是俄罗斯无偿性大众私有化出笼的条件和背景。其结果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具有了特殊的破坏性，如果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尤为突出。

第一，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总体上是一个动员社会投资的过程，是社会总资本增量的过程。这表现为：私人购买国有资产会增加政府的预算收入，为政府再投资提供了可能，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化是国有资本存量和结构调整及优化的过程。这突出地表现为，政府将那些经营不善、已失去了政府占有和直接经营必要性的企业出售的同时，增加那些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更大意义部门或领域的投入，如文教和高新科技开发等；此外，私人购买了国有企业之后，大多还要追加投资，对企业进行改造。

俄罗斯的私有化特别是那种大众私有化则不同，它直接变成了一个国有资产大流失的过程。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透露，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记录。例如，拥有34000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仅卖了372万美元，拥有350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钢铁厂仅卖了373万美元，拥有10500多名职工的科夫罗夫军工厂只卖了270万美元，拥有543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只卖了220万美元，而欧洲国家一个中型面包厂价值就达200万美元。至于向居民无偿赠送的“私有化券”，政府更是分文未得。据利西奇金援引政府财政部门提供的数字，从1992年到1996年期间，每年上缴预算的私有化收入仅约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仅1996年一年，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希特勒侵苏战争使国家财产遭到的损失还要多[1]。

第二，在西方国家，私有化也有向外国投资者出售国有股份的情况，而在俄罗斯，由于国内缺乏私人企业，居民贫困，无力购买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因此，大型国有企业资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廉价卖给了外国人。更为严重的是，在西方国家，向外商出售国有资产是一个吸收外国投资的途径，而在俄罗斯则变成了一个国有资本大量外流的途径。这是因为，外国购买者相当多的是投机者，他们用廉价购买国有资产或股票，与本国的投机者相勾结，从事金融证券投机活动，并通过各种途径把投机利润和收入移到国外。据利西奇金估计，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流到国外的资金最少也有3000亿美元，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国有资产转化而成的。如果说国有资产流失是流入本国人手里，企业的资产仍在，仍然继续运转，那还是一种财产分配不公的问题，对企业和国民经济发展为害还不太大的话，那么国有资产流失是流入外国和本国的投机者手里，他们又设法将获得的资金移到国外，那就不简单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产能力流失和破坏了。

第三，在西方国家，出售国有企业，由国有变为私有并非惟一的目的，甚至不是主要目的。在这些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根本目的是转变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由官营体制转为民营体制或商业体制，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正因如此，在这些国家，除了私有化这个一般术语之外还有“财产私有化”或“产权私有化”和“管理私有化”或“经营私有化”之分，而财产或产权私有化即出售国有资产只是手段，管理或经营私有化即转变企业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则是根本目的。

在俄罗斯则不同，私有化变成了单纯地出售和处理国有资产和消除国有企业，至于企业私有化后的经营管理和经营效率如何，那是购买者的事，私有化方针的制订者们似乎并未将此放在心上。事实上，俄罗斯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通过私有化产权关系虽然改变了，形式上都变成了股份公司之类的新企业，建立了董事会之类的新机构，但管理方法并没有多大变化，大多仍然是由原班人马用老办法来管理和经营。从实践来看，大多数私有化了的大企业，其经营效率还不如原来国有时期，甚至不如现在尚保留着的国有企业。

俄罗斯政府的反对派乃至政府系统中相当多的人士对丘拜斯等人的私有化政策早已提出了不少批评，说他们是“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是“完全不顾经济效果和社会后果”。实际上，激进民主派之所以不顾人们强烈的反对、不顾条件地强制推行这种方针和政策，有其深刻的政治动机和目的，那就是力图尽快地铲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尽快培植起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增强其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消除旧制度复活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他们要想达到的这一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来说，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经济上的损失都是次要的。

第四，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私有化的进程、速度是创记录的。只提出这一点就够了：积极带头推行私有化的英国，尽管存在着俄罗斯无法比拟的强大的私人资本，将其仅占国民经济10%左右的国有经济减少5个百分点，就用了10多年的时间，而俄罗斯在几乎还不存在什么私人资本的情况下，将其占国民经济90%以上的国有经济，在短短5年里削去了60多个百分点。俄罗斯私有化的这种超速度，是与它的目的和方法紧密相连的，也正是这种特有的目的、方法和速度，使之区别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正在进行中的私有化过程，决定了其特殊的破坏性。

(四)经济转轨西向化方针的得与失

从封闭性的计划经济向开放性的市场经济过渡，是所有原计划经济国家经济转轨的一个共同方向，但正如第一节已经提到的，俄罗斯对外开放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西向化或全盘西化。这除了照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外，另一个突出的内涵是，激进民主派把经济转轨顺利进行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的援助上。在经济转轨之初，激进民主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声言，鉴于俄罗斯现实的经济形势和经济转轨任务的复杂性，没有西方国家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俄罗斯经济转轨，建立起新型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一些头面人物估算，为了使俄罗斯经济比较顺利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和克服面临的社会经济危机，西方国家至少要在转轨期间提供3000亿美元的各种形式援助。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计划和方法是在西方国家的专家帮助下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制订的，其社会经济转轨目标和方向又符合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利益，因而西方国家的援助必将是慷慨的。

结果如何呢?的确，为了推动和确保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沿着西方国家所希望的方向坚持下去，这些国家以及由这些国家支撑的国际经济组织向俄罗斯提供了相当多的贷款和援助。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在从1992年至1997年末这一时期，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以各种形式向俄罗斯提供了495.8亿美元的贷款[2]。另据日本工业新闻报道，在此期间，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双边关系向俄罗斯提供的信用贷款为700多亿美元[3]。根据俄官方数字，现在俄罗斯外债为1400亿美元，扣除苏联时期约800亿美元的旧债，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新债余额大体为600亿美元，与上述数据大体吻合。据估算，如果把各国政府和企业向俄罗斯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各种贷款和援助加在一起，大约共1000亿美元左右。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即使如此，也只为激进民主派在经济转轨之初预想的3000亿美元的1/3左右。这说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援助并不像激进民主派设想的那么慷慨。

此外，激进民主派还曾设想，由于政府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西向化政策，就会为外国投资创造良好条件，西方国家的投资就会滚滚而来。但令人失望的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家比他们的政府更谨慎，他们对俄罗斯的投资更是少得可怜。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资料，自1992年初到1998年1月1日，外国投资累计额只为218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只为99亿美元，其余大多是投机性的债务投资[4]。

且不说西方国家的贷款、投资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转轨以来，西方国家注入俄罗斯的资金远远少于俄罗斯流向西方国家的资金。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期间，西方国家向俄罗斯提供的贷款、援助、投资加(下转第56页)在一起最多不过1200亿美元，而据估计俄罗斯通过各种途径流向西方国家的资金至少也有3000亿美元。总之，仅仅从资金流入和流出角度来看，俄罗斯经济转轨这种西向化方针也是得不偿失。其实质是，俄罗斯用自己极其稀缺的资金换来的是不堪承受的沉重债务和对西方国家难以摆脱的依赖。

还应看到，激进民主派这种西向化方针对俄罗斯经济的损害不仅仅表现为资金流入和流出的巨大逆差，更为重要的是，机械模仿西方国家经济模式给俄罗斯造成的政治、经济损失难以估量。此外，激进民主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对西方国家的商品和投机性金融资本全面开放本国商品和金融市场，给本国企业的生产和国家货币金融秩序造成了严重危害。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市场销售的日用品和食品约50-60%是外国产品。这使相当多的本国企业丧失了竞争力和生存能力而处于倒闭边缘。投机性金融资本自由出入不仅为资金外流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成了金融危机的重要引发因素。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归根到底是其经济转轨模式种种弊端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其经济转轨模式的危机，是其全面、彻底失败的标志。因此，摆脱这场危机的根本途径是，甩开这种模式的束缚，寻求经济复兴的新道路。现在，俄罗斯新政府和人民正在这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恰恰是这种新探索蕴育着俄罗斯经济复兴的希望。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型酒店的经营攻略

美国：价格低廉分布广

美国经济型旅馆大都建在高速公路的出口处、机场和车站附近、城市边缘地区，或其他交通便利的地方，往往是几家甚至十几家旅馆汇集在一起组成经济旅馆群，各种品牌的连锁旅馆都有自己独特醒目的标志，外形建筑风格及颜色基本一致，客人找店住很方便。经济型旅馆的周围一般都有餐馆、商店、加油站等服务设施。

美国经济型旅馆大都采用连锁经营或特许经营模式。据了解，美国圣达特集团目前下属有天天、速8、拉马达等8大旅馆品牌，在世界各地拥有6400多家旅馆，平均每家旅馆客房数只有80多间，是典型的经济型连锁旅馆。圣达特集团向获得特许经营的旅馆提供个性化的特许经营支持、战略性营销与广告计划、房间预订服务、员工持续培训、旅馆用品统一采购供应等多项服务。为确保加盟的旅馆保持基本的经营标准和质量水平，集团建立了严格的质量保障检查系统，每年对每家加盟旅馆进行4次质量检查，并且对需要改进的旅馆提出相关建议。

奥地利：遍布乡间近民俗

经济型旅馆的存在很符合奥地利以中、小城镇为主的国情，而联邦和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宽松政策环境则促进了经济型旅馆在奥地利各地，特别是乡镇地区的发展。对于奥地利各个城镇的居民，只要房主本人愿意，家里又有空余房间，就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开设经济型旅馆，申请的费用也很便宜。按照奥地利政府的规定，客房不满10间的经济型旅馆不交税，即便规模较大需要交税的旅馆也可按照客源的流量享受税收优惠。因此，不少乡镇，特别是旅游景点的居民都选择把自己的空余房间用做客房，开设这种经济型旅馆。此外，奥地利政策还允许经济型旅馆的经营者出于收益或其他原因，自由申请停办或终止经营。如果旅馆在经营期间收益很少或者亏损，不必缴纳手续费。由于旅馆的经营者都是当地人，使用的也是自家住宅，因此整体投入少，经营风险低，再加上政府的灵活政策，可保证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平衡。许多经济型旅馆在旅游旺季时作为旅馆开张，收入颇丰，而在淡季时则退出市场，又变成普通的自家住宅。

匈牙利：定位准确细打算

匈牙利是欧洲中部地区的旅游强国，旅游业的快速增长推动着酒店业的不断发展，并且形成了高、中、低档较为合理的布局。匈牙利早在经济转轨前，就在巴拉顿湖周围、黑维兹等旅游胜地建造了大量的“度假房”，并鼓励公务员等中等收入者购买。随着到匈度假游客的增多及家庭自助式旅游人数的增长，在旅游旺季，巴拉顿湖、黑维兹等地的旅馆往往不够用，“度假房”便逐渐被“租用”起来，并形成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度假房住宿协会”。各个“度假房住宿协会”之间既存在竞争又保持合作，基本上采用自助式、低价位、家庭式旅馆的连锁经营方式。“度假房住宿协会”提供的“住宿服务”越来越受到匈牙利及周边国家中低收入者的欢迎，其知名度、服务质量主要依靠在顾客中建立良好口碑，“口口相传”。目前规模较大的“度假房住宿协会”已在因特网上建立了自己的主页，以方便客人提前预订。

韩国：适应市场求发展

韩国经济型酒店大多搞连锁经营，无论高档，还是中、低档酒店，在服务上均统一规格和要求，并且严格培训员工，重视加强管理，所以能够做到价位低而服务不差。各档饭店一般房间虽小，但必要设施和用品齐全，房间干净整洁，舒适温馨。不用说首都和大城市里的高档店，就是较为偏远地区的中低档店，从设施、用品到服务也是无可挑剔。记者有一次受韩方邀请，与中国驻韩外交官们一起到外地参观游览，晚上被告知要住进一家远离城市的“汽车旅馆”，不少人感到扫兴，多有怨言，但入住之后，抱怨声没有了。因为房间装修考究，设备相当现代，不但能调节温度，而且装有电脑和宽屏彩电，除了房间小一些外，丝毫不比大饭店逊色。经济型酒店与高级豪华型酒店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适应了这一市场需求，因而也就具有了特级酒店抢夺不去的优势。

目前，韩国不少挂着“Motel”牌子的汽车旅馆从设施和服务上都具备了经济型酒店的档次，其中有的已经名正言顺地改换了“Motel”名号，这标志着韩国经济型酒店的队伍正在逐步扩大，并且酒店业的格局将发生变化。（曹世功）

英国：管理也要上星级

英国经济型旅馆为数众多，对于游客和学子出行住宿十分方便。在经济型旅馆中，“床位和早餐”旅馆(BedandBreakfast，B＆B)居多。可以说，B＆B旅馆遍布城乡，在英国家喻户晓，名声也远扬海外。

英国大多数“B＆B”旅馆管理良好，并逐渐成为英国文化的一部分。不久前，英国政府出台了新的规定，对所有“B＆B”旅馆实行星级管理，即每家“B＆B”旅馆也要评定星级，以此加强“B＆B”旅馆的行业监管和自我约束，提高服务质量。

海外游客来英国之前，只要上网查询，就可以找到“B＆B”旅馆，网站为：www.bedandbreakfasts-uk.co.uk。进入网站后，客人可从网上预订房间，也可以打电话预订。管理正规一点的“B＆B”旅馆都有自己的网站，备有旅馆介绍、客房图片、住宿价格、床位数量，以及地址、邮编、电话和电邮。为了方便客人找到入住地点，可将邮编输入定位仪，即便是位于乡间的“B＆B”，定位仪也会引导客人找到它。英国大部分经济型旅馆都是私家住宅，主人是房东，又是旅馆的经营者。（张芝年）

法国：总有一款适合您

法国是世界旅游大国。由于要接待众多的海内外游客，法国的旅馆业十分发达，各种档次的旅馆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旅客较为欢迎的经济型旅馆居多。在法国既有高档的酒店，如豪华型的索菲特(SOFITEL)酒店，高级型的诺富特(NOVOTEL)和美居(MERCURE)酒店，也有适合一般工薪阶层的经济型的宜必思(IBIS)旅店、大众型的埃塔普(ETAP)和一级方程式(FORMULE)旅馆。法国各种规格、档次的旅店，基本可以满足海内外不同顾客的需求。

宜必思在法国，特别是在巴黎更是随处可见，大多设在出行方便的地方。走进宜必思，住客可以自取一本小册子，小册子中介绍了宜必思在世界各地的连锁旅馆和住宿费。

埃塔普比宜必思档次低，大多设在法国的高速公路边上，价格也相对便宜，住宿一夜约50欧元左右。比埃塔普再低一个档次就是一级方程式旅馆，大多设在法国公共交通不太方便的地区，但很适合驾车旅游者居住。

此外，法国还有满足普通大众需求的旅馆。比如青年旅馆，其规模较小，价格十分低廉，有一人间、两人间和多人间，但常常供不应求。

国外经济论文:供给侧改革与经济增长:理论阐释、稳态预测及国外经验

摘 要 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经验证据上看，通过供给侧改革，我国经济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且具有持续性，直至达到稳态增长。我国所要实施的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主张及西方实践虽有不同之处，不能照搬照抄，但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尤其在制造业、农业与房地产业等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以提高改革成效。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稳态增长预测；国外经验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随着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资源日益短缺、生B环境约束达到临界状态，过去依靠低成本要素、高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几乎走到尽头，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是长期性、结构性的，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加以应对与化解。201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增长动力。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实施供给侧改革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必然要求。当然，供给侧改革在短期内也许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明显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将对经济增长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产生不断积累的积极效果，从而逐步实现转型升级的预期目标。

一、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阐释

（一）马克思价值创造理论

当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都无力了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长就真的陷入困境或失去方向了吗？当然不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所信奉的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都不是价值源泉，也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三驾马车”只是价值实现环节，价值创造的源头在生产或供给领域。货币主义所看重的货币因素，更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只是间接影响需求的因素，或是为价值实现创造条件而已。凯恩斯主义或货币主义在有效刺激需求的时候，结果也仅仅是推动供给数量的反复，与供给质量无关。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劳动创造财富，复杂劳动能够推动供给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升级，这需要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提升。当我们沿着总需求路线走到死胡同的时候，如果从供给侧看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中国经济增长空间依然很大，因为我国经济增长下行的深层原因并非需求总量约束而是供需结构不匹配，通过供给侧改革，能够使供给有效匹配需求，同时能够实现供给升级从而不断创造新需求，获得新的增长空间。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生产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由技术进步所决定[1]。内生增长理论是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通过分析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和吸取前人经济增长思想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供给侧改革思想基础是，经济增长源于生产能力提高，生产能力可用生产函数表达为：Y=F（A，K，L），其中Y代表总产出，K代表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投入，A是全要素生产率（TFP）。TFP数值越大意味着相同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可以有更大的产出，它包含了除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其他全部要素，其主要影响因素有技术、制度等。产出水平提高可以通过增加要素投入，以及提高技术进步实现，不过，增加劳动不会提高人均产出，增加资本的结果是边际贡献递减直至没有贡献。所以，从长期看，以技术进步这种内生因素为标志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目前，我国供给侧改革关键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三）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

从供给侧结构演化升级来看，一个完整的供给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与供给老化4个阶段（见图1）[2]。新供给能够带来新需求，比如从微观层面上看，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不存在对它的需求，而当它问世之后，新需求被不断创造出来。在新供给形成阶段，新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孕育产生，旧供给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逐步回升；在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被普遍接受，新需求也被新供给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会形成良性互动，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供给成熟阶段，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流向新供给领域，而这一阶段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能力下降，需求趋向稳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增速回落；在供给老化阶段，由于成熟阶段形成的过剩供给在短期内难以消化，老化供给不能创造新的需求，新供给尚未产生，经济整体将进入萧条期。由此可见，从供给侧着手，通过改革创新形成新技术、新供给与新经济，能够推动中国经济保持螺旋式升级态势与持续发展。

二、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测算――以追赶美国直至稳态增长为例

（一）达到稳态增长的经验证据

我国在1978～2011年间，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但从2012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明显，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也进入了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依据经济增长理论，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是可以测算的。稳态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追赶上发达国家，结果两个国家人均产值趋同。如果能够顺利实施供给侧改革，那么中国经济可以按照生产潜能实现全速增长，直至达到稳态增长状态[3]。以中国经济增长追赶美国为例，如果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能赶上美国，则中国经济会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并持续相当长时间，直至人均GDP赶上美国时，增长速度才会降下来。

德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都曾经以更快的增长速度追赶美国，从而出现稳态趋同的结果，这充分表明中国长期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在二战中，德国和日本国民经济都曾遭受重大打击，但它们的作为长期增长基础的储蓄率、教育水平等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没有落后于发达国家，这是决定它们长期增长趋同的重要因素。二战前的西德地区，人均收入大概占到美国的75%，而在二战结束时，西德地区人均收入大概只有美国的25%左右。在此之后，经过长达20年年均超过7%的高速增长，1966年，西德人均收入再次达到美国的75%左右水平。日本在战后同样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仅仅利用10年左右的时间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人均GDP于1982年超越德国，并迅速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亚洲四小龙同样于20世纪60年代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跻身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管理实践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与借鉴

摘 要：我国高校的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时间教学体系当前的缺陷主要是定位较为模糊、教学资源缺乏、不具备完整的制度等，但是国外的，尤其是美国的经济管理在人才培育上已经实现了逐渐形成项目实践和技能培养、案例教学与名人讲座和职业规划同项目管理等多种逐渐成熟的实践教学体系，这对我国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及借鉴价值。

关键词：美国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启示

教育部颁布的一项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要特别注重学生在学习中的实践环节，切实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基于这一背景，我国的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建设和发展，但是距离人们的预期目标还十分元。为了进一步推进高校经济管理的时间教学建设和发展，真正实现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建设，并达成预期的发展目标，必须要深刻的剖析和理性借鉴国外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内的优秀教学经验和教学建设措施。

1、国外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思想

德国高校，双元制乃至三元系统教育思想在高等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内是主导思想。双元制教育思想的核心为企业实践技能的培训和高校理论知识教育的相互结合，重视学生生产实践的锻炼，重视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注重学生实现就业目标。美国高校的办学理念中很注重做也就是重视社会实践，因此在美国的高等经济管理教育中很重视经济管理的时间教学，对追求更好的培养学生的经济管理实践能力，并且引导学生走上社会后更好的生存。

加拿大的高校，主要是由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对其高等经济管理教育进行指导，一再强调了培养学生的经济管理实践能力。能力本为教育理念其实就是以能力为本的教育理念，也就是要使得受教育者在学校学习期间就获得某一种职业需要的能力，并且将是否具备该种职业需要的能力当做评价师生，甚至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准。

2、我国高校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现状

2.1目标定位模糊，不重视理念

近几年，经济管理在我国获得了长足发展，更多的高校已经获得了经济管理学科的学位授予资格。为了更好的对我国市场经济的适应和满足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我国高校已经在培育创新型、应用型和复合型的高质量人才目标上存在着一致性的认识。但是虽然对这一目标进行了重要的强调，但是目标定位不够精准导致了在具体的执行中存在一定的偏差，多数高校的经济管理教学仍旧是十分注重学术教育，将教学的重点放在了课堂教授与研讨中，走进社区和深入实践的职业性教育十分的薄弱。理论也仅仅在空谈的层面上，对于实践教学的不够重视在高校经济管理教学中依然存在。

2.2缺乏教学资源，难以保证效果

实践教学的学时占总学时的比重比较低，实习的基地比较少，并且各项经费投入明显不足，教学设施比较落实是当前我国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内普遍存在的情况。课堂理论教学居于主导地位，对实践教学的学习造成了严重的挤压，造成实践教学的学习时间不能得到保证。实习单位由于其工作具有的严肃性，在接受实习学生时会变得更加谨慎，通常不轻易接受实习生或是只是将非实质性及可代替性较强的任务交给实习生，实训平台的缺乏同样也造成了实践教学无法受到空间保障。

2.3制度不完整，且没有形成良好的实践教学体系

笔者发线，我国几乎不存在高校制定的经济管理实践教学体系规范文件，普遍是针对学生的专业实习、暑期社会实践等多个方面做出零散性的规定。系统制度整理对建立及规范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作用，其具有重要的基本前提和基础的价值。制度能够有效的对事件发生的随机性、不连续性和偶然性进行避免，对此要在顶层设计的角度制定系统文件来对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实行规范存在重要的意义。

3、国外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对我国实践教学的启示

3.1加强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建设人才培养的坚实结构基础

经济管理是比较典型的将理论和时间进行密切结合的学科，很多高校都具有这一专业，但是多以理论教学为重，缺乏对实践教学体系的支持，很容易产生专业学生长短腿的的状况，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难以快速入手。实践教学体系要包含课堂教学和课外时间两方面。在课堂上，对经济管理的政策和相关课程的理论学习，学科的理论基础可以被奠定。课外时间可以让学生获得实践机会并且在实践内检验自身的学识，动手动脑来解决现实问题，获得反馈并且查漏补缺。实践教学体系紧密集合了知识和时间，多次巩固，为经济管理事业提供具有实际解决能力的人才。

3.2完善课堂体系，为学生提供知识平台

大学课堂最有特色的是，提供了专业对口并且可以启发思维，同时还可以不断的更新知识。这需要学校对课程体系设置进行完善，加大课程深度和广度，方便学生将来可以应对更加灵活多变的公共事务。当前我国经济管理教学体系内，课程内容大多是以课本为主，缺乏对实时案例的讨论和分析，对学生的评价也多线制在试卷和分数上，这就不知觉的削弱了教师引导下讨论热点经济问题、独立思考的机会和积极性，此外课程设置上多数都和经济管理相关课程，对于历史、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的关注比较少。将来经济管理的环境将会变得更加复杂，虽然理论是必备的技能，但是掌握跨学科的知识才可以让学生对问题进行更为宏观的把握。

3.3重视评价反馈体系建设，提升实习活动质量

实践平台包含了实习、社会实践活动，有着导师指导和成果反馈体系。实践的最终目的是要保证，学生能够将课本中的理论知识运用在时间内。一边学生可以体会自身学习的知识和为学习做出的努力是值得的，更好的激励学生学习；一边可以在实践中不断的对知识进行更新和巩固，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国家和社会要重点支持经济管理学科，为学生参与经济管理实践提供途径；学校还要加强对师资力量的建设，支持和指导学生实习及社会实践；学生自身也要保持不断学习的心态，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在工作中。

4、小结

综上可知，本文对国外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展开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当前其不仅仅局限在上述几个方面，此次研究希望对国外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为我国高校实践经济管理教学的建设发展提供积极的参考和建议。

国外经济论文:越南对外经济合作上演“大国外交”

6月19日～21日应中国国家主席邀请，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中越联合声明》。在声明中，两国领导人除了就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达成共识外，还同意加强两国经济发展战略协调，抓紧落实《中越2012～2016年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这足见双方都不希望因为南海争端影响双边的合作。对于越南来说，在2012年经济增速降至13年来最低点的的情况下，其更是目光紧盯中国——希望中国的市场和资金能够帮助其重振经济。

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从加入东盟开始，越南先后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有效提升了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争取到了大量的外资、援助、游客和巨大的出口市场，为其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越南已摆脱其边缘国家的地位，成功地融入世界体系。

在越南的经济外交中，与大国、特别是与经济大国的经济外交被置于优先地位。越南要继续革新开放，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必须要融入国际社会，以获得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其中，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等是越南经济外交战略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经济技术合作伙伴。2010年越南的重要贸易伙伴排序依次为中国、东盟、美国、欧盟和日本。其中，在单个国家中，中美日三国近年来一直位列越南最大贸易伙伴前三甲。

中 越

自1999年中越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越两国的经济关系也在快速、稳定地向前发展。2000年中越双边贸易额不足25亿美元，但2009年一举突破210亿美元，2012年更达到412亿美元。从2004年至今，中国一直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而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顺利建成，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越“两廊一圈” （即“昆明—河内—海防”、“南宁—河内—海防”两个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建设）、“一轴两翼”（ 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一个中轴和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翼）等战略合作下，中越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中国对越直接投资（FDI）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从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至2013年3月，中国对越投资项目共有899个，注册资金总额达47亿多美元，在对越投资的94个国家和地区排行榜上排名13位。

中国对越投资早期主要集中在加工、装配等制造业，而今中国对越的直接投资领域日益广泛，涉及制造业、采矿业、商务服务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房地产业等。近几年来，中国对越提供的优惠信贷资金也不断增加，至今，中国已向越南提供16亿美元的优惠信贷资金，主要集中于工业、矿业、铁路、能源、纺织、化工等。此外，中国政府还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资金。

越 美

发展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是越南推行其平衡大国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美国重返亚太，美国对深化美越双边关系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从2000年越美签订《越美贸易协定》以来，双边经济合作逐渐增速。2006年美国给予越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越美双边关系实现“全面正常化”。2007年，越南正式成为WTO第150个成员，越美双边经贸合作由此迈入新阶段，这一年两国双边贸易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超过120亿美元。此外， 越南积极同美国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进行协商，终于在2010年加入TPP谈判进程，此后，两国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仅2010～2012两年，双边贸易额便增长约27%，2012年达到246亿美元。

目前，美国已成为越南第一大出口市场、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地，大量的贸易顺差为越南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1988～2010年间，美国对越直接投资（FDI）累计金额为174亿美元。美国对越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工业、服务业和农业领域，目前，美国正大力推动向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医疗、生物学技术和银行服务等领域进行投资。

在越南的经济外交中，与大国、特别是与经济大国的经济外交被置于优先地位。

越 日

一直以来，日本都是越南对外贸易、投资、政府开发援助（ODA）方面的最重要伙伴之一。日本企业看中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相对便宜的工资成本及地理位置靠近中国的区位优势，其对越直接投资一直处于外国对越南投资的前列，1988～2010年期间，日本对越直接投资累计达194亿美元。日本对越投资领域从原来集中于基础设施、房地产、旅游为主转向以城市开发、工业园区建设、电力开发为主。越日两国在稀土开发、核电站建设和高铁建设计划中的合作，也成为越日两国“战略关系的象征”。

此外，在日本与越南双边关系中，政府开发援助（ODA）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日本外务省2004年的《日本对越南国家援助计划》的“理念与目标”部分有如此直白的表述：“日本对越援助，不仅有利于日越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日本与东盟的区域关系”、“与中国接壤的越南，在日本对华外交的各种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截至2011年底，日本向越南提供的ODA总额累计达105亿美元，其中优惠贷款占总额的98%，其余是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越南将日本提供的ODA资金用于展开多方面、多领域的项目，尤其是改善基础设施，使越南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在多次的会谈中，越日两国领导人都多次表示要进一步扩大、强化两国关系。事实上，以物质为基础的经济关系使越日两国的政治关系也更趋紧密发展。

经济“大国外交”的瓶颈

正是得益于与中、美、日等大国关系的不断改善和深化，越南目前已成为东盟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最具活力的国家。近年来，越南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7%，在亚洲仅次于中国。2001年，越南GDP为329亿美元，人均GDP为415美元。2012年GDP高达1361亿美元，人均GDP也达到1540美元。

尽管越南在经济外交中实行“大国外交”取得了骄人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以西方大国为主要对象的经济外交仍然面临一些问题。越南总体经济实力薄弱，导致贸易商品结构层次低，高附加值产品少，和大国相比缺乏竞争优势。加之，越南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国内基础设施的落后，极大地制约了其对外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此外，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的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涌入越南。这对有别于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越南来说，潜藏了无法估量的政治风险。

相比之下，越南更加亟需来自中国的实质支持和帮助。6月张晋创访华期间，双方同意加强两国经济发展战略协调，抓紧落实《中越2012～2016年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并达成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双边贸易平衡稳定增长，争取提前实现2015年双边贸易额600亿美元的目标。越南欢迎中国有代表性的大规模投资项目、现代技术和先进设备进入其基础设施、工业制造等领域。同时，其也希望加大对中国农产品和水产品等的出口。张晋创此行寻求中国加大对越南的经济合作以振兴越南经济的意味甚浓。

国外经济论文:近期国外经济周期研究文献综述

摘　要：近些年来，国外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传统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包括经济周期的测定与预测、经济周期阶段与转折点、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经济周期的影响因素、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以及经济周期的成本与影响等六个方面；二是国际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包括国家间经济周期同步性、国际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传导等方面。通过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构建新的理论框架以及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国外对经济周期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本文旨在对最新研完成果进行归纳评述。

关键词：经济周期；周期阶段；国际经济周期

19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学者提出了很多种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假说。最近几十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周期涌现出不少新的特点，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了分析。

一、经济周期的测定与预测

经济周期的测定与预测，历来是以计量分析方法为主的一个领域，如何找到最科学的周期划分方式、得到最精确的预测结果，一直是这个领域的研究方向，近年来它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新的测算方法的引用以及预测模型的构建上。

Haldun通过经济周期转折点的频谱时间表，分析美国经济周期的强度与持续时间的变化。他分析了两个时间表：一是NBER测算的经济周期年表，二是以宏观经济增长率为指标，用马尔可夫状态转换模型测算的时间表。结果表明，这两种方法测定的经济周期均有主周期与次周期之分，一个NBER测定的周期循环中，每10年中平均包含两个5年期的周期循环，每个5年期的周期循环中还有2个小循环。以马尔可夫状态转换模型测算的周期循环中，10年期内平均有3个3.5年期的经济周期，每个周期内又有1个1.5年期的小循环。他指出，由于过去几十年中经济条件的改善，传统经济周期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而现代商业周期似乎在主周期与次周期之间游走。Comln＆Gertier定义了一个新的频谱波动以测定经济周期，并给出了中期周期的定义。他们用包含循环项的高频波动反映周期，并将中期周期定义为高频与中频波动之和。研究发现这种波动比常规方法测量的波动更不稳定，波动的时间更长。通过建立中期经济周期的模型，他们发现生产力运动可能是高频与中频波动持续的主要原因。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方法去解释数据中的高频与中频波动。Giannone＆Reichlint比较分析了以下两种方法对周期波动估计的效果：一是基于VARM的脉冲响应系数，二是为解释因素结构而提出明确模型限制条件的结构脉冲响应模型。他们提出在短期样本下，结构脉冲响应模型比VAR模型估算的脉冲反应方程要精确，但是在中期与长期样本下，两种方法得到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

非线性模型是经济周期预测的常用模型，Engel等通过对多种模型的比较，研究了非线性模型预测的实际效果。他们发现，如果经济出现大的负增长，非线性模型将在进行预测时遇到困难。Bengoechea et al提出一个新的扩展的多元马尔可夫转换模型，并利用它分析欧元地区国家目前的经济条件和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他们认为欧洲委员会编制的工业信心指数对实时的预测是非常有益的。他们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有用的预测工具。smerts＆Woutem根据贝叶斯似然法，采用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纳入了多种类型的实际和名义摩擦以及多种结构性冲击，在超出样本期的预测方面可以与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媲美。

二、经济周期阶段与转折点

对经济周期阶段与转折点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经济周期测定与预测的一种延伸性研究，它比经济周期测定与预测更具体，得到的结论更具有指导意义。Krolzig对过去几十年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经济增长随机过程中的阶段转换进行了研究。通过建立新的MS向量均衡修正模型，对美国与日本GDP增长率的扩张性结构转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分析了欧洲经济周期的结构转变。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近几年的长期扩张阶段已经明显改变了美国经济周期的模式；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经历了一段高速扩张阶段，而在90年代却处于长时间的衰退阶段；欧洲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技术赶超之后，经济周期呈现出收敛的特征。该模型可以很好地判断经济周期的现状，并提供全面的分析框架。Sen-sier等以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英国1970-2001年的数据，检验了国内与国际变量在预测古典经济周期阶段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这些变量虽然能很好地预测德国的经济周期阶段，特别是利用国际模型还准确地预测到了德国2001年处于经济衰退阶段，但是，这些变量在对其它国家进行预测时却不能取得一致的效果，即便如此，他们认为，研究结果表明国际波动对这些欧洲国家经济周期波动产生了重要影响。ChenL采用经过修正的马尔可夫转换异方差模型，对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实际GDP增长率数据特征进行计量分析，并对其经济周期转折点进行判断。计量结果显示，该模型不仅在模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方面表现得非常良好，而且在确定商业周期波峰波谷的日期时表现精准。其后，他又运用马尔可夫转换面板模型对日本的经济周期转折点进行了测算。他发现这个模型与马尔可夫转换自回归模型一样有很好的预测效果，运用该模型可以精确地测算出日本经济衰退的时间点。

三、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

Keynes在1936年曾指出，在经济周期出现阶段转换时，有一个显著特点：当向下的波动趋势取代向上的波动趋势时，往往会出现尖锐的转折点，而当向上的波动趋势取代向下的波动趋势时，则不会出现那种尖锐的转折点。Nieuweburgh＆Veldkamp对真实经济周期波动的这种非对称性进行研究，以期找出萧条来临得过于迅速、繁荣出现得又过于缓慢的原因。他们指出，人们对未来能否准确预测是这种非对称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当经济处于高位时，高生产力可以产生更多的信息，丰富的信息使得生产者可以对即将到来的衰退进行准确预测，所以当他们预测到衰退即将到来时，资本与劳动力投入都将大幅下跌，出现经济快速衰退的现象；而当经济再度复苏的时候，因为较低的生产力影响生产者对经济发展状况的预测与判断，因此减缓了复苏的速度，使得繁荣期到来的时间较为缓慢。他们根据这一理论，制定了校准的宏观经济模型，并重新编制了经济增长率，发现该增长率的不对称性与宏观经济总量是相似的。Valderramat提出一个新方法对周期的波动特征进行研究。他发现美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循环成份有明显的非线性，但是一般均衡商业周期模型并不能拟合非线性的数据，由于参数空间能够很好地反映数据的

所有统计特性，于是他们运用有效的力矩方法，提出了研究模型参数空间的运算方法。结果表明，在这些参数条件下，模型能够体现投资的非线性，但却不能解释已观测到的消费的非线性。不过他们的研究依旧是对传统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有力挑战。

理论界对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从对经济周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略见一斑。近年来，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周期进行研究，以分析各种因素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影响，这一部分的研究也是目前学术界在传统经济周期领域的研究中成果最丰硕的一块。我们可以将这些影响因素大体分为经济体系内部因素与经济体系外部因素。经济体系内部因素主要是指金融、价格、产出等领域的因素，而经济体系外部因素则主要包括技术进步、人们预期以及信息等外部冲击的因素。

Kose研究世界资产、中间产品以及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对小规模开放性国家经济周期产生与传播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价格的冲击对他们的经济周期变异产生了很大影响。Duourt运用标准随机增长模型对产出分解的理论约束，研究产出冲击是否在经济周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美国数据为样本，他得到以下结论：(1)生产力冲击可以导致经济出现波动，并且生产力冲击也可用于解释美国战后的经济衰退，但是只有20％的波动可以被这些冲击所解释。(2)大部分的波动似乎反而是因为“名义需求”的冲击导致的，但其对产出的影响最终都是暂时性的。Khan&Thomas(2007)对当前几种关于存货投资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其中包括被广泛认同的存货将放大总量波动的说法。他们根据企业依据非凸交易成本实施存货策略这一现象，建立了一组均衡经济周期模型，通过对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尽管存货投资与最终销售之间存在波动一致性，但是GDP波动实质上还是没有受存货积累的影响，而这其中原因就在于基于非凸交易成本的策略使得最终销售的风险有了一部分转移，从而抚平了销售中的波动因素。Cerda＆Vergara研究了智利的失业保险对商业周期所能起到的稳定性作用。他们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校准了智利1960～2000年的经济数据，并假定经济受到外生技术冲击且劳动力不完全流动，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失业保险对商业周期，尤其是对消费有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它对商业周期的稳定作用并不是第一位的；劳动力流动性越弱，福利越有可能得到改进。

Rotemberg(2003)研究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他采用了自己创造的趋势平滑方法对GDP序列进行趋势项去除，该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要优于HP滤波法。在对基于缓慢传播的随机技术进步模型的检验中，他发现去除了趋势项的GDP序列与技术进步没有联系。Francis＆Ramey也研究了技术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对近段时间提出的“正的技术冲击会导致短期波动的平缓”重新进行了检验。通过在DGE模型中引人多种可能的冲击，他们发现除了在一种特殊情况下技术冲击不能导致短期波动平缓外，其余结论均说明技术冲击可以导致短期波动平缓。Beaudry＆Pottier对预期可以导致商业周期波动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并对新古典模型中预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允许对生产技术进行很多假定之后，在新古典模型中，预期才能够引起商业周期的波动，但是这种模型几乎是不切实际的。Vddkamp＆Wofers研究了信息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对宏观经济各部门间同步的扩张与收缩产生了质疑，因为各部门的生产力联系其实十分微弱。根据其研究结果，他们认为部门间的同步性并不是源于生产的协动性，而是在于所获信息的一致性，整体的信息使得他们做出高度一致的生产决策，因此信息放大了经济周期的共性。

四、经济周期的成本与影响

卢卡斯认为，由于总体消费波动而导致的福利减少是可以忽略的，根据这样一个理念，他认为经济周期并不会给社会福利带来影响(Lucas，1987)。但是Gadi(2004)对此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指出波动因素会通过影响消费增长率来影响福利。他的实证结果表明波动对福利效应的影响是实质性的，他估算出的福利损失比卢卡斯估计的要大两倍。Krebs分析了当工人面临无保障的工作转换风险时商业周期的福利成本。他用一个简单的宏观模型证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工人下岗现象可以创造无限大的周期成本。通过对工人长期收入损失的实证研究，他定量地分析了经济周期的成本，结果显示工作转换的风险产生了可观的经济周期成本，即使这是被二阶矩阵理论认同的可忽略的成本。Mukoyama＆Sahin(2006)从就业角度衡量经济周期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工人收入与失业风险的测算，他们发现当经济周期处于衰退期时，没有技术的工人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比技术工人要大，这种冲击不仅使他们面临失业的风险加大，而且还会使非技术工人收入减少，从而影响其自我保护的能力。Massi-miliano(2007)在消费波动模型中引入了不完全消费保障因素，测算了在消除消费总量波动中获得的福利。研究结果表明，总量波动每减少10％，我们就可从中获得大量的福利收益。

五、国际经济周期的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国的商品、服务乃至资本的流动均在逐步加强，贸易与金融领域的密切联系也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在这种开放的经济体系下，一国的经济波动就会通过全球化的途径向其他国家传播，因此，国家间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就越来越强，并逐步形成国际范围的周期性波动。当前对国际经济周期的研究是学者们在经济周期领域研究得最多的一个问题，相信随着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会使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更加关注。目前这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国际经济周期的形成与测定、国际经济周期的传导等方面的研究上。

1　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及影响因素

Clark＆Wincoopb(2001)将美国区域经济周期与欧盟经济周期进行对比研究。他们发现，美国地区内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要远远大于欧盟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研究结果表明，欧盟各国国内的边界效应要远远大于国家之间的边界效应。当他们加入一些外生变量(如国家距离、国家大小)进行研究时，这个结论依然成立，而欧洲国家间较低的贸易水平是造成边界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Duartea＆Holden(2003)使用HP滤波法对G-7各国的真实GDP进行分解，对分解出的循环序列进行分析以研究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他们使用相关系数与图表分析其静态关系，用自回归分布的滞后模型分析其长期关系，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其短期关系。他们的主要结论是：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价格冲击以

后，周期行为模式发生了改变；1980年后，因为G-7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降低，周期波动幅度也开始减小；1990年以后，G-7内部似乎出现了两组不同的周期，一组是德国、意大利与法国，另一组是美国、英国与加拿大。根据GDP波动数据，每组国家内部之间均存在长期与短期的联系。Ambler et al(2004)使用广义矩估计法，以20个工业化国家的季度数据，探讨国家间两两宏观经济总量相关的假说。他们对当前的主流BKK模型认定的国家间经济总量是高度相关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的结论表明，国家间经济总量的相关系数虽然大多数是正面的，但是相关系数不高，只是非常相似。实证与理论最大的差异是国家间在消费上的相关程度很低。

最近的实证检验表明那些有较高贸易联系的国家之间有着高度相似的经济周期，Kose＆yi对标准经济周期模型是否能够解释这一结论进行讨论。他们运用一个包含运输费用的三国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模型中有较多贸易往来的国家，它们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但是这种联系与实证结果比起来要低得多。尽管他们尽量控制这些国家经济总量的大小，使其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是很小的，但是模型结果依旧不理想。他们的估算填补了在该领域理论与实证之间的空白。Calder6n et al(2007)也就贸易强度对国家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只是他们侧重的是发展中国家间的周期同步性。通过对147个国家1960--1999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强度的增长对它们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增强也能产生正面的显著影响，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这种影响相对而言要小一些，而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间双边贸易与专业化的模式不同。Faia(2007)的研究表明金融结构相似的国家，经济周期也更相关。他指出，当两国实施盯住一个可信任汇率并开放贸易时，产出的协同性增强，而当它们的金融开放度提高时，产出的协同性降低。Chou et al(2007)用两国模型对台湾与美国rr行业的国际经济周期联系进行分析。通过使用面板拉格朗日乘法单位根检验与面板协整检验，他们发现台湾IT行业的产出主要由供应方面的因素决定，如来自美国的rr供应。他们的发现为研究国际经济周期在产业方面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视野。

2　国际经济周期形成及影响因素

对于国际经济周期的研究实际上还是建立在对于国与国之间经济周期的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的，只是这一领域侧重的是由各国间同步调的经济周期波动而形成的区域范围的同一经济周期。在国家间经济周期的趋同性被广泛认同的今天，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周期的测定与国际经济周期形成的影响因素上。

Heathcote＆Peri研究了国际金融市场对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并证明了国际借款和借贷机会对国际经济周期形成的重要性。Kose et al(2003)也重点关注了贸易与金融在国际经济周期形成中的影响。他们对一组发达国家与一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周期进行了研究，发现贸易与金融一体化的趋势极大地强化了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且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中更为明显。而他们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间的消费联系并不紧密，而金融一体化是更好的分担风险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同年，在Kose et al的另一篇文章里，他们研究了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周期的共同的动态属性。他们选用世界7个地区中60多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采用贝叶斯动态潜在因素模型，估计宏观经济中主要变量(包括产出、消费和投资)的同步波动成份。结果显示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因素是造成大多数国家经济周期波动趋同的主要因素，也是世界经济周期产生的证据。他们发现地区内特殊的因素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中只扮演了很小的角色。但是，世界与区域因素对于各国产出波动的影响大于对消费波动的影响，而一国自身的因素对于解释投资波动效果明显。

Baxter＆Fair(2005)研究了变动资本利用率对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构建了一个包含变动资本利用率的两国国际经济周期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变动资本利用率显著减少了20％～40％的生产波动规模。通过这个模型，他们发现国家间的工资、工作时间与投资均呈现出同步波动的特征。Kose et al(2008)对世界经济周期在1960--2003年以来的变化加以研究。他们运用贝叶斯动态潜在因素模型对G-7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包括产出、消费和投资)的共同组成因素与特殊组成因素进行估算，并对这些经济变量的共性与特性在3个不同时期对宏观经济总量同步性产生的影响进行量化，分别是布雷顿森林时代、共同冲击时代、全球化时代，结果显示G-7的产出、消费与投资波动在全球化时代产生的冲击比布雷顿森林时代大得多。

3　国际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

国际经济周期传导机制的研究对于研究国际经济周期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研究国家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还是研究国际经济周期形成都离不开传导机制。鉴于国际经济周期的形成是全球化的产物，理论界对于传统的两种传导途径――金融一体化与贸易一体化早已有了共识，如今这个领域则主要侧重于国家间其他的联系导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的研究。

Cook(2002)认为市场准入行为是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途径之一。他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竞争动态均衡模型中，开放经济体系的扩大可以通过需求外溢效应导致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出现额外的商业体系，而该商业体系会引起涨价幅度的下降，从而导致经济体系中就业、产出、投资的扩张。在该模型中，市场准入规则的制定是至关重要的，据此，他提出市场准入规则是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重要途径。Iaeoviello＆Minet-ti研究经济周期在两个不强制执行信贷合同的国家间的国际传导。因为国外贷款者与国内贷款者相比，处于明显弱势，毕竟他们不能很好地了解借款人的信用与资产水平，因此也就不能在面临非强制执行的契约时很好地保护自己。他们指出，这种国内与国外的信用冲突关系改变了经济周期波动，因为这种冲突使得企业家可以通过调整其在国内和国外放款人之间的债务分配和抵押品分配战略，抵御外生生产力的冲击。他们证明了这种理论可以解释跨国间产出波动的协同性。Eiekmeier对美国经济冲击如何影响德国经济进行了研究。他对美国经济波动的多个传导渠道进行探讨，包括一些新的传导渠道，如股票市场、外国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信心渠道，研究发现，美国的经济冲击对美国经济与德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十分对称。贸易渠道是其中最重要的传导渠道，货币政策由于可以对价格变动产生影响，因此也是重要的传导渠道。但是，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金融市场与信心渠道可以对经济冲击进行传导。Onozaki et al(2007)提出了一个新说法：即使没有实际的贸易，区域经济周期也可以通过生产者的期望变得同步，因此生产者期望是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途径之一。

六、简评

通过以上对国外前沿文献的综述，我们发现国外学术界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进展，不论是在传统的经济周期研究领域，还是在国际经济周期研究领域，目前的研究成果均主要集中在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或者构建新的数理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上，此外还有一部分成果来源于从新的视角来解释经济问题。目前我国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外这些成果对于我国学者进行经济周期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尤其是在一些复杂经济模型的数理论证上，更是值得我们学习。虽然我国学者在经济周期研究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真正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数学论证却不多，一些见解虽然独到，但却缺少自然科学的论证，这极大地削弱了这些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而今我们正面临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新的一轮经济收缩，相信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当前经济周期问题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暖和增长

摘要：2007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增速比上年同期有所降低。日本经济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是企业投资下降，但由于占经济总量60%的消费有增强趋势，会弥补一部分投资放缓留下的需求缺口，所以整体经济运行依然稳定。预计2007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1.9%，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大体相当。2008年，日本央行将维持低利率政策，加之世界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较高，从而日本国内外经济环境都较为稳定，有利于经济的暖和增长，预计2008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将在1.8%左右。

日本经济暖和增长消费不足

一2007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

2007年日本经济保持了可持续的低速增长。第一季度GDP比上一季度增长了0.7%，经济形势较为平稳。第二季度，由于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增幅同时回落，GDP出现了负增长，不过整体经济并没有明显的放缓迹象。总的看来，日本经济依然在“一进一退”的徘徊前进。

（一）投资增速放缓

2007年第一季度，日本的投资虽然小幅下降，但尚能维持稳定。可到了第二季度，住宅投资环比下降了3.4%，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了1.2%，降幅较大。企业设备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非制造业设备投资大幅下降，其中房地产和服务业的降幅最大；住宅投资减少，主要是由于租金较低，出租性房屋的建设热情降低。

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日本企业普遍采取了“减量经营”的策略，生产规模受到限制，加之企业负债沉重无力筹措资金，所以设备投资不足。近年来日本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利润率上升，在这样的条件下加速了设备更新，投资大幅增长，拉动了经济复苏。2007年的投资增速下降有可能反映出日本企业设备更新的高潮已经过去。不过，日本企业国内机械设备订单数在经历了连续4个月的下滑后，在7、8两个月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5%和1%，表明设备投资有恢复增长的可能。从日本银行的短期经济景气调查的结果来看，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企业对未来经营状况的预期恶化，所以目前还不能认定日本企业投资会继续下降。

本轮经济景气中，对日本经济贡献最大的不是信息通讯等高新技术产业，而是重新焕发活力的造船和机械等“重厚长大”产业。这些行业的崛起，不仅得益于日元贬值和海外需求增长等原因，更是因为日本拥有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和精雕细刻的质量意识。由于发展中国家对这些产业的需求仍然旺盛，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相关行业的设备投资大幅下滑。

（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逐步增大

2007年第一和第二季度，私人消费分别增长了0.8%和0.3%，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近年来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60%的消费迟迟不见起色，限制了经济的增长步伐。但从2006年下半年起，日本私人消费出现了上升趋势，家庭支出逐步增长。进入2007年后月度家庭消费支出基本保持了正增长，到2007年8月日本两人以上家庭的实际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6%，增幅较大。

在2007年日本投资放缓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增长能够弥补投资增速下降留下的需求缺口，从而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家庭消费支出的恢复性增长对于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关键性意义。当前日本消费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就业形势良好。由于企业用人需求旺盛、雇佣条件改善和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增多，在2007年6、7月间，日本的失业率已经降到3.6%，是9年来的最低水平。在劳动力需求增加的背景下，预计居民消费支出将会继续小幅增长。

（三）进出口同步快速增长

由于外部需求旺盛，日本的出口在2007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分别增长了3.4%和0.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在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形势稳定，内需增长，也拉动进口不断增加。

由于日本经济对海外市场依靠较高，轻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在2007年里美国经济放缓会对日本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但从现有数据分析，日本出口所受的影响较小。之所以2007年日本的出口能够抵御美国经济降温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美国房地产市场降温对消费的影响尚不强烈。虽然房价下跌造成的财富损失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而且次级债危机爆发后信贷成本上升也抑制了美国的消费融资，但目前美国失业率保持低位，工人工资继续提高，表明美国经济虽然减速，但没有出现“硬着陆”，防止了消费大幅下滑。其次，“新兴国特需”弥补了发达国家需求下降的缺口。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出现了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和需求市场分散化，“新兴国特需”成为日本出口增长的新动力。

以日本对中、美两国的出口为例（见图2），可以看出“新兴国特需”对日本的重要性。近年来，日本对图2日本出口额变动情况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中国出口迅猛增长，且对中国出口的变动与总出口的变动高度相关；日本对美国出口增长缓慢，且对美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总出口和对华出口的增长速度。非凡是从2006年11月之后，日本对美国出口的增速逐步下降，而总出口和对中国出口却在继续加速增长。在2007年7、8两个月里，日本总出口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3.8%和16.4%，对中国出口增长了20.6%和23.7%，对美国出口则仅增长了1.3%和4.7%。

（四）通缩有所缓解

2007年，日本的通缩问题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得到彻底解决，但由于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加之日本国内劳动力市场偏紧，迫使物价水平小幅攀升，通缩已经接近尾声。

2007年，日本CPI指数变化幅度极小，假如仅仅参照这一指标，无疑可以得出通缩问题没有改善的结论。但假如以企业物价指数和出口价格指数（见图4）作为参照，则可以看出日本的整体物价水平在持续上涨。9月份日本的企业物价指数为103.6，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1.7%，这是日本企业物价指数连续第43个月同比上升。从商品类别看，9月份，钢铁和化工产品价格同比分别上升10.2%和3.3%，纸和纸浆价格同比上升3.3%，纺织品价格同比上升3.4%，废铁价格同比上升27.4%。在日本银行公布的905种产品价格中，有51.9%的产品价格上升。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它与消费物价指数CPI一样都是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参照

一指标，可以看出日本的价格水平变化基本和经济增长率相当。而参照出口价格指数，则会发现日本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得非常快，已经快于国内经济增长速度。

之所以日本出口商品价格可以较快上涨，是因为目前全球通胀率较高，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商品有较大的涨价空间，日本企业可以根据成本的变化而调价。企业物价指数的上涨也主要反映了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CPI上涨乏力是因为消费市场不活跃，上游企业成本上升不能有效的传导到终端消费市场。今后一段时间里，一方面，企业成本上升会形成持续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压力，推动CPI走高，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需求旺盛，家庭支出不断上升，消费市场有更加活跃的可能，也有助于CPI走高。所以预计2008年日本通缩现象可能会逐步消除。

（五）维持超低利率

2007年2月，日本银行将基准利率从0.25%提高到0.50%，这是日本2006年7月后唯一的一次加息。经济长期增长以及日本同其他国家的利差过大是日本银行决定加息的主要原因。从加息的效果看，由于加息后的日本利率水平依然超低，所以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不明显。

2月份后，由于担心美国经济放缓可能危及日本经济的复苏前景，加上日本CPI指数仍然萎靡不振，所以日本银行维持0.50%的利率水平不变。预计在2007年里这一利率不会发生变化。未来全球金融市场的走势、日本CPI的走势以及美国经济的走势都将影响日本利率变化的时间表。

低利率客观上有利于企业融资，到2007年9月，日本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连续20个月保持增长。但是，日本超低的利率却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由于日本的利率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日元和美元、欧元等其他主要货币存在巨大利差，给投机者留下了可乘之机。投机者以低利率借入日元，然后再将日元兑换成美元或其他拥有更高收益率的货币，可以从中获利。这种套利交易提高了全球的资产需求量，导致资产价格膨胀，加剧了市场动荡。日本央行数据显示，仅仅2007年3月外资银行就通过其在日本设立的分行输出21.9万亿日元（约合1800亿美元）到海外，该数据比上年同期上升31%。日本投信协会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07年4月30日的一年里，日本共同基金所拥有的海外资产增长了47%，达到32.2万亿日元，占总资产的比例高达43%。除了银行和基金之外，日本许多家庭投资者也开始将投资注重力转移到海外，借贷日元用以追求海外高风险投资。

（六）日元先贬后升

在2007年上半年，日元对美元、欧元及亚洲其他主要货币均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在日本经济基本稳定的背景下，日元疲软的主要诱因是巨大的利差。2007年初，日本的基准利率为0.25%，而美国的基准利率为5.25%，相差了5个百分点，从而造成投资者持续抛出日元，换取美元等高收益货币，对日元汇率形成压力。2007年初，在德国召开的西方七国（G7）部长级会议上，就日元汇率问题出现严重分歧。欧洲认为日元疲软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日本却认为本国经济仍无法承受日元升值的冲击，因此不应当干预日元的低汇率。G7会议最终没有就日元问题达成共识，受此影响，投资者预期日元将维持疲软的态势。因此即使在日本银行上调利率后，日元也没有走强，反而兑欧元触及历史新低，兑美元不断贬值。可以看出，2007年上半年日元走弱是日本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有意放纵造成的。

但进入下半年后，非凡是8月份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后，日元迅速走强。日元汇率的这种变化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有密切关系。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金融市场震荡，高收益地区的金融资产失去了吸引力，投资者纷纷抛售公司债等信用型高收益债券和欧美及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股票，大量结清日元利差交易头寸，使得日元在持续买盘的推动下大幅走强，突破了对美元1∶115的心理关口。

日元这种先降后升的走势对于实体经济产生了先扬后抑的影响。2007年上半年，日元贬值使日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有利于出口。另外，在海外投资的日本企业把收益换算成日元时由于汇率低于预期会出现业绩增长。在制定年度计划时，多数日本出口企业都将本财年的汇率预期定在1美元兑换115日元、1欧元兑换150日元左右，但上半年日元已贬至1美元兑换120日元以上和1欧元兑换160日元以上的水平，这使得日本跨国公司的利润高于预期。但到了2007年下半年，日元兑美元升至115水平线上，不仅不利于出口，而且也不利于跨国公司账面上的业绩增长，影响日本股市。但总的看来，升值后的日元汇率水平能够更好地反映其实际比价，加之升值幅度不大，所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

二2008年日本经济展望

次级债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2007年第二季度日本经济出现了负增长率，不能不引起了人们的非凡关注。目前猜测日本经济走势的关键在于：第二季度的负增长是不是日本经济增长的转折点，是否预示着日本经济将随同美国经济一同走软？依照目前情况看，虽然2007年日本经济出现放缓迹象，但2008年里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仍将和不利于日本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大体持平，因此日本经济形势能够得以稳定，预计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8%。

（一）2008年日本经济运行中的主要负面因素

1.全球贸易增长放缓降低外部需求

受房地产市场降温以及次级债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风险加大。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一旦陷入衰退必然会影响其他国家，有可能拖累全球经济放缓。虽然目前次级债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不显著，但是一旦蔓延到发达国家的家庭，居民消费就可能放缓，对进口商品的需求降低。WTO猜测2007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将由2006年的8%减速到6%左右，预计2008年世界贸易增速不会显著恢复。在世界贸易增长放缓的大趋势下，日本对外贸易将受到影响。

2.产业间发展不平衡抑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以钢铁为首的传统产业在海外需求的拉动下逐步复苏是日本经济景气的重要支柱，但是本应支撑日本未来经济增长的电子产业却显得疲软，而附加价值高的软件行业更是弱小。这种产业之间的不均衡不利于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因为传统产业将来难免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只有高附加值的产业才是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所在。虽然预计钢铁及造船等行业在2008年里依然

需求旺盛，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比较激烈，即使在2008年供求发生稍微的变化，那么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负担就变得难以转嫁到产品价格上，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目前日本经济复苏是以企业盈利增长为核心的，假如企业盈利状况趋坏，则投资和消费也会恶化。

3.消费增长困难

日本经济短期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前期拉动经济复苏的企业投资增长动力减弱，而消费增长缓慢，不足以马上弥补投资减少留下的缺口，从而使经济增长失去支撑。

日本私人消费不足的问题由来已久，这和日本社会的分配结构与政策导向有关。在日本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企业利润逐步提高，带动设备投资增长，拉动了内需恢复，从而在投资和出口两个火车头的牵引下，日本经济走出了困境。但是，经济的欣欣向荣没能迅速向家庭和消费领域扩散，主要表现在家庭可支配收入没有实质性提高，从而私人消费增长缓慢。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上看，这说明经济复苏的果实主要被企业所占有，没有流入工薪阶层的手中，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对于消费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都极为不利。

日本的经济政策导向也不利于私人消费增长。经济萧条后，日本政府主要通过增加政府消费来刺激经济复苏，结果造成国库日渐空虚，债务日益沉重。为了解决严重的赤字问题，1996年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以增加政府收入。但是，增加消费税的措施不仅没有扭转日本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增加的颓势，反而遏制了私人消费，使得日本经济丧失了活力，限于停滞和通缩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

日本的政府债务负担比率在世界各国中是最高的，历届政府都希望通过增加税收来减少债务。但是日本老龄化问题突出，就业人口不断递减，政府无法靠增加所得税收入来充实国库。而提高企业税负的话，又可能导致国内资本大量流出以及企业利润下降。所以，目前日本政府仍希望通过提高消费税来减少债务。因为自民党在2007年众议院选举中失利，造成反对党占有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尴尬局面，使日本政府短期内无法推进上调消费税的进程，不过据媒体报道，上调消费税已被列入将于12月公布的2008财年税收改革指导方针之中。假如在2008年推出提高消费税的政策，会影响未来的消费和经济增长。

（二）2008年日本经济运行中的主要有利因素

1.美国次级债危机没有对日本金融系统产生明显影响

不同于欧美，日本的金融系统没有受到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直接冲击，实体经济也没有出现流动性匮乏的情况。

美国次级债危机后，投资者抛售股票和债券，套现后从市场上抽走资金，加之银行“惜贷”，造成流动性泛滥在一夜间变成了流动性不足。对美国而言，流动性不足限制了企业和消费者融资，还会造成信贷资金不足和房价下跌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市场和经济降温。但是，由于经营相对保守，日本的银行系统没有受到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太大影响。据日本银行统计，日本各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中，组合债和国际投机基金等高风险产品所占比例只有3%到4%。虽然一些银行在美国次级债的相关产品上有投资，但投资规模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较小。由于日本银行系统在次级债危机中损失较小，加之自有资金比率较高，使实体经济的流动性供给得以保证，房价也仍在上涨。

2.新兴市场国家将保持经济的高增长

不同于以往几次金融动荡，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次级债危机中没有受到明显波及，经济运行较为稳定，预计在2008年里将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从而有利于日本出口的稳定。

据IMF统计，2005年和2006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5%和3.1%，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5%和7.9%。这显示出“南北关系”当中较弱一方的经济实力正在逐步提升。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其对日本商品的需求也在增长。以日本建筑机械行业为例，随着房地产市场降温，其在美国市场的销量下滑，但中东、中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建设热使日本建筑机械在这些地方热销，抵消了来自美国市场的负面冲击。

在截至2007年3月的日本2006财政年度里，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对华贸易额大幅增长，其中出口增长21%，几乎是对美出口增幅的两倍。创纪录的对华贸易数据，反映出中国对日本制造业产品的巨大需求。预计2008年里，中国经济仍然会高速增长，对日本商品的需求依然旺盛。

3.货币政策偏松

由于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以及劳动力需求旺盛等原因，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资产泡沫有所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联储从2004年6月开始了加息进程，通过17次调息把利率从1%升到5.25%。欧洲、日本以及其他主要国家也随之进入了加息周期。虽然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总体上看来这段时间是一个全球货币政策收缩期。

但在次级债危机爆发后，恢复金融市场稳定和防止经济萧条成为美联储优先关注的问题，加之通胀压力受次级债危机的影响而缓解，美联储获得一定的降息空间。在向市场连续注入流动性的同时，美联储先后将贴现率和基准利率都调低了半个百分点，标志着其货币政策从适度偏紧变为中性偏松。由于美联储的政策倾向是各国中心银行的风向标，受美联储降息影响，全球的货币政策可能再次朝偏松的方向发展。预计2008年里日本银行不大可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目前超低的利率水平有望继续维持，从而有利于国内的投资和消费。

4.日元难以走强

预计2008年日元仍然难以走强，有利于日本的出口。首先，即使美联储在2008年继续降息，日元和美元之间的利差仍将非常巨大。而欧洲央行一贯将通货膨胀视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关注点，2008年存在为了抑制物价上涨而再次调高利率的可能，这会进一步打压日元汇率。

其次，日本居民的资产需求也会影响日元走势。随着日本老龄化的加剧，养老基金的获利压力不断增加，但是日本国内利率很低，所以日本机构投资者不得不购买高收益国家的金融资产，这导致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海外，使得日元在中期内面临抛压。此外，日本退休潮的来临可能还会加快资金外流的速度。在日本第一批“婴儿潮”中所诞生的人已经接近60岁的退休年龄，这将产生总额约50万亿日元的一次性退休补偿金，其中会有很大部分流入高资产收益国家，加

剧资金流出。

再次，套利交易将继续盛行。虽然次级债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但没有撼动其根基。全球金融制度不会因为这场危机而进行重新安排，这就保证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预计2008年里次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将逐步减弱，虽然股市、债市很难继续近年来的火热局面，却也不会大幅恶化。在国际金融市场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日元套利交易作为一种盈利模式将会长期存在，投资者依然会不断地把借入的日元换成其他货币，造成日元长期供大于需的格局。

最后，日本政府放任日元疲软，希望借此来刺激出口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也会成为2008年日元难以走强的重要原因。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明年复苏

摘要：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正面临着次贷危机蔓延、经济增速放缓、美元持续贬值、石油价格突破120美元并连创新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困扰，而目前美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地被人们评估和判定。作者认为，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在2008年下半年较为充分地得到释放，美元也将改变2006年以来持续贬值的态势。而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逐渐稳定，将使美国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迎来经济复苏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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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正面临着次贷危机蔓延、经济增速放缓、美元持续贬值、石油价格突破120美元并连创新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困扰，而目前美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地被人们评估和判定。作者认为，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在2008年下半年较为充分地得到释放，美元也将改变2006年以来持续贬值的态势。而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逐渐稳定，将使美国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迎来经济复苏的曙光。

一、次贷风险下半年将充分释放

对次贷危机充分释放的时间判定，首先是基于次级贷以及相关衍生产品的非凡结构的安排。次级贷违约出现主要是利率的提升，次贷利率一般有一个两年后浮动的安排，次贷利率上升会加大违约率。

次贷以及相关的衍生产品发展已十年有余。今年3月22日美国众院银行委员会针对“抵押贷款危机原因和结果”议题举行的听证会，暂停美国第二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交易业务，在174亿美元坏账的压力下，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假如以此为次级贷危机爆发蔓延开始，2007年新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品应该已经减少或停止，存量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品应该主要是2006年发出的。非凡是美国房地产价格2006年二季度已经开始调整，2006年以后的次贷产品的增量应该比较有限。假如按照两年后次贷的利率浮动安排会引发违约风险判定，2008年中期或第三季度，比较大规模的次贷风险就会基本显现。

其次，次贷危机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爆发，稳定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是最基本的危机应对措施。美国政府关于房地产贷款利率维持不变的相关规定，美联储连续大幅降息的行动，可能有助于次贷市场较快地稳定。非凡是美联储联手全球五大银行2000亿美元的90天而不是隔夜的注资行动，答应银行用与次贷相关的衍生产品作为抵押从中心银行贷款，使许多金融机构避免陷于大规模流动性风险，为严重亏损的机构融资自救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市场流动的资金，对迅速稳定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总会超前反应，华尔街说不定会更快地反应次贷危机充分释放的信息。

不过，次贷危机的衍生产品链太长，同时已经影响到信用卡市场和其他信贷类市场，包括债券保险公司。假如这些更深层次的影响，不能在次贷风险释放过程中和政策拯救性行动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那么，次贷危机风险本身的释放还不足以稳定整个信贷市场。

二、美元贬值下半年出现拐点

美元态势的分析主要有四点依据：

第一，美元从2006年持续贬值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已从2005年占GDP7%的水平下降到5%以下。今年第一季度，美元贬值幅度达到5%，到今年下半年贸易赤字可能有进一步下降，导致美国经济失衡的两大赤字有了很大的改善，有利于美元走强。

第二，假如下半年次贷危机得到比较充分的释放，美国政府的各项政策达到稳定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目的，降息预期下降，华尔街的投资功能逐渐恢复，美元以及美元资产的价值逐渐恢复吸引力，资本会流入美国和华尔街。非凡是华尔街一定是超前反映的，我们估计华尔街可能要提前半年吸收经济复苏的信息。

第三，欧元和英镑相对美元升值幅度过大，影响整体欧洲的经济。英国，非凡是德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到历史的低点，英国的房地产泡沫非常危险。所有指标显示，欧洲经济可能不会支持欧元对美元的更大的升值。

第四，亚洲部分货币开始出现对美元贬值的态势。韩元、泰铢、卢比、比索在连续多年升值之后，2008年开始分别对美元贬值6.04%、5.58%、1.55%、1.89%。这种请况有别于过去亚洲货币对美元整体升值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元贬值、石油价格上升，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明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轮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证券资本为主，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发风险资产在这些国家的变现抛售。非凡是当国际资本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贸易出现逆差，靠资本流入来平衡国际收支时，就会从这个国家撤出。比如韩国最近就有300多亿美元的流出。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判定，美元可能随着次贷风险的相对充分释放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而改变贬值的态势。

三、经济恢复有望明年见到曙光

对美国经济复苏时间的判定是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当年“新经济”的硬着陆，通过纳斯达克的大跌显示了经济严重衰退的迹象。在美联储20余次降息之后，美国经济2003年开始复苏，这经过了两年的时间。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比“新经济”的调整更严重。美国经济要重新恢复，恐怕也不会短于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这一轮经济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由于经济周期调整引发的危机，而是一次典型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过度的“创新”把两大资产市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市场。许多权威判定认为这是二次大战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金融和房地产这美国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同时深陷危机，而且美国人的消费支出是与房地产价值的上升和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密切相连的，所以这次危机不仅直接影响美国经济，美国人的消费需求也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谈美国经济恢复，不论是从这次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的角度，还是与消费需求从对经济举足轻重的角度，都要看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恢复。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美国房地产市场调整一般需要3－5年的时间。这一轮美国房地产的上涨，不论从涨幅还是时间，都超过历史上任何

一次，所以其出现调整也不可能是短期能够完成的。事实上，美国房地产的调整从2006年第一季度达到这一轮上涨的顶峰后就已经开始。假如这一轮调整像上一轮房地产市场50%的调整幅度一样，假如以2006年第二季度美国房地产调整的速度为基准，2009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美国房地产可能调整到位。当然美国政府联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行政规定三管齐下，可能有助于现在经济的稳定，也有利于缩短房地产市场的恢复时间。所以，我们认为，到2009年下半年，有希望看到美国经济恢复的曙光。

当然假如2008年次贷风险出现新的变数，带来对房地产市场和经济更大的影响，美国经济恢复的不确定性就进一步增大了，恢复时间就要重新预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