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五刑制度的法律文化研究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篇古代五刑制度的法律文化研究，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一、中国古代五刑制度折射的法律文化

(一)五行观

五刑观起源五行相生相克理念，刑罚在制定过程中，将其当做上天旨意，体现我国古代统治阶级利用神权维护自身权利，也体现古代人们对法律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早期五行学说用于解释自然现象，随着社会治理经验的强化，五行学说用于国家治理，被人们定义为五归类原则，比如《尚书·舜典》中指出，五典、五礼，相关研究考证后，认为五行学说是夏商时期产生的宗教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兴盛，发展至后期被应用于刑罚管理中，人们利用“五行万物之本”解释罪行。犯罪成为违反五行规律的体现，将五行作为基础，制定相关的刑罚措施。统治阶层为彰显刑罚合理性，利用五行及罪行的关系，使刑罚手段与五行结合，自种类繁多的刑罚措施中选择五种，形成法定刑罚手段。周穆王时期，五行与刑罚的研究更加深入，将“五刑、五辞、五罚、五过、”作为刑罚归类，反应五行学说体现。五行学说的发展，使得刑罚制度发生改变，在发展中刑种不断增加，在南北朝时期，五刑制度划分为五个等级。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五行学说，便是主观强化自身权利的一种体现，但客观反映人们被五行学说限制思维，导致思维固化，意识形态政治追求及经验领域思想特点不谋而合，这种思维的结果便是人们利用五为单位，将所见、所闻归纳于一定规律中，这种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

(二)恤刑观

恤刑中的恤存在同情等含义，该刑罚属于在量刑过程中，斟酌处理案件的一种方式，不能言行逼供，属于宽松的刑罚。恤刑最早在《尚书·舜典》中记载，指在量刑过程中酌情处理，不可滥用刑罚。后续的历代统治者对老、弱、病、残群体予以恤刑。近代后，恤刑制度面对对象发生变化，表现更为多样，本质将人作为核心，注重人的价值。恤刑在中国古展悠久，在历代法律中适用，被统治阶层接受，该法律的核心在于推行恤刑道德观，是统治者仁政的体现，使统治者受到百姓拥护，且此刑罚对社会群体危害性较小，因此对这些对象持以宽恕态度。统治者平定天下初期，恤刑能够获得百姓拥戴，从而加固统治。我国古代恤刑制度的体现为复审与死刑复核制度、对老幼、残疾的宽恤制度。

(三)报应观

报应观属于因果关系的一种，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此学说起源于佛教，是佛家的基本理论。该观念认为人的行为在未来会得到报应，世间的一切事物具有联系性，成为一种循环链条。报应观在我国出现较早，古人在佛教传入中国前，便已经形成报应观，自佛教传入后，报应观体现蓬勃生命力。刑罚中的报应观首先是天罚，便是人们理解中的违背天理者遭受天的处罚。董仲舒认为，世间的一切被上天创造，并形成规矩，也就是法律。古代儒家学者通过观星象等方式，与自然交流，从而获得天的旨意，也就是天人感应理论。第二种报应观的刑罚体现为神鬼罚，该理念认为世间有鬼及神灵，且神通广大，人们一旦违背良心，便会遭到鬼神的处罚。古人最敬畏的鬼神为阎罗王，认为其掌控生死，利用各种刑罚处置人间的为恶者，因此鬼神报应思想在古代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此理念也成为统治者维护社会安定的一种手段，对古代法律产生重大冲击，使其被应用于历代统治阶层。

二、中国古代五刑制度的法律文化反思

(一)死刑慎用

古展至今，死刑制度经历多种变革，从残酷转为人性，执法方式由繁到简，儒家思想及法家思想对古代死刑有深远影响，儒家传统文化慎刑思想在死刑复核制度中体现，秋冬执行死刑则是五行学说的体现。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死刑剥夺人的生命权，因此，古代开始便慎用死刑，属于我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唐宋时期便存在复奏制度，明确存在秋审制度，这些制度都是体现慎用死刑的理念。学术界对死刑的废除存在争议，保留派认为死刑是保障社会制度的重要方式，死刑与杀人不矛盾，死刑虽然造成杀人的结果，但是不可废除。刑罚有利弊，应当发挥积极作用。

(二)刑罚人道主义

我国古代刑罚学说讲求以德服人，不可滥杀无辜。汉代儒家学者董仲舒认为德教比刑罚更加重要，其将德教思维作为基础，结合自身所见所闻，创立“德主刑辅”的思想，使慎刑进一步发展，有效遏制量刑过度问题。后续历代统治者同样利用该思想，对本朝刑罚进行改革，比如汉文帝废除肉刑，利用宽缓的处罚方式，这种变化，使人们理解法律，使法律起到震慑的作用，使犯人能够洗心革面。三、结束语古代刑罚文化源远流长，对中国五刑文化进行分析，有利于结合实际情况，对我国法律中存在的漏洞进行适当调整，使其更好的维护社会稳定，发挥刑罚价值。在未来的研究还需不断拓展，使古代刑罚与现代刑罚形成结合体系，为我国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雪涛．我国古代刑法中的五刑制度［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34(06):139－140．

［2］王汉辰．试述中国古代五刑制度的特征变化［J］．黑龙江史志，2015(13):340．

［3］周春丽．“三典”理论视野下中国古代“五刑”的考证［J］．兰台世界，2013(18):81－82．

作者:刘文扬 单位: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