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教育研究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篇数字化教育研究，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数字化教育研究1

近年来，党中央十分关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战略决策，并拟定了配套的计划和目标，统筹推进信息事业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5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纲要中提出“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加强引导和监督乡村网络文化”“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农村信息服务体系不断完善”［1］。2020年11月，数字乡村发展论坛在重庆举办，会议上指出“全国行政村4G覆盖率已超过98%”［2］。随着4G在乡村的深化普及，5G在乡村也被陆续引入。

2021年2月，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3.09亿，占网民总数的31.3%，这为乡村网络文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基础和可行性［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同样也在预示着乡村网络文化建设势在必行［4］。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下，要深刻意识到农村网络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性，站在新时代国情农情的高度，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以知识更新、技术创新、设备数字化为支撑，革新乡村网络文化建设的观念、手段、载体，打造乡村网络文化基地，为宣传优秀乡土文化凝聚力量和推动乡村繁荣富强提供稳定有序、乐观向上的网络文化环境。

1数字乡村背景下乡村网络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1.1有利于传承优秀乡村文化乡村网络文化是乡村文化在网络空间的另一种形式，借助数字化、网络化的新技术、新方法并对乡村文化进行扬弃。“如果把收入、投资、非农业就业等看作离心力，把乡土社会、邻里关系等看作是向心力”［5］，在当今的社会形势下，城市中的离心力作用远强于乡村中的向心力，并且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村人口逐渐减少，乡村社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日益淡化，熟人社会遭到破坏，使得乡村传统文化传承的脉络出现裂缝。做好乡村网络文化建设工作，以创新的数字技术和模式等修补乡村优秀文化传播中出现的断裂，同时将创新意识植入乡村社会中，迎来乡土社会的新思潮，与乡村传统文化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地激发村民的文化归属感，进而以更创新的方式来继承和弘扬优秀乡村文化［6］。

1.2有利于构建健康有序的乡村文化网络空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舆论环境日益复杂、趋势变化多样，许多不法分子企图在管理模式较为松散的乡村网络空间开展违法活动。乡村网络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严厉打击网络违法分子，维护乡村网络空间秩序，还乡村网络空间一片清净，引导农村网民在网络空间中辨别真伪。用广泛的民意来修复狭隘的民意，用正确的言论规正错误的言论，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观念，合理合法地在网络空间中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营造健康有序的乡村网络空间［7］。

1.3有利于根据网络舆情变化落实乡村建设行动在村民关注度、使用度较高的网络平台上公布和宣传党中央的重要方针政策、宣传乡村社会发展中取得的显著成效和较大进步、宣传先进事迹和典范以及全国上下的积极局面，使广大农民充分了解国家各项决策的重要意义，共享乡村发展成果，激发他们参与乡村建设行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热情，为农村农业建设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能。另外，国家关于乡村的种种建设行动也能落地生根［8］。

2乡村网络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宣传不到位，村民参与度低市区主管部门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网民主动转发官方媒体推送的信息仅占其转发总量的20%左右，然而通过微信、微博等各大网络平台发布的官方消息每天却不计其数，但其对农村网民产生的影响不是十分理想。村民反映造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难以理解、没有吸引力”，这说明乡村网络文化建设的宣传工作无法让乡村网民对宣传内容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和行动上支持。一旦广大农民看不懂这些信息并且不感兴趣，他们会选择性地忽视这些内容，势必很难响应政府制定的乡村建设决策，导致村民无法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乡村网络文化建设行动中［9］。

2.2意识薄弱，建设主体缺失首先，农民是乡村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主体之一，但由于城镇化的进程逐步加快，农民人口不断减少，传统的村落逐渐解体，再加上农民自身的乡村网络文化建设意识薄弱，导致乡村网络文化建设主体缺失；其次，根据我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乡村网络文化建设工作一般由政府全权负责，这种“全能型”的政府行政模式淡化了社会组织、企业、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的意识，使得乡村网络文化建设缺少企业的参与、社会组织的支持以及村民的监督；再次，乡村网络文化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关部分推卸责任的现象，其责任共同体意识的缺失必然导致部门间缺乏合作和协商［10］。

2.3受众群体素质不高，信息质量有待提升活跃在乡村网络空间的大部分村民，凭借一时的新鲜感只是学会了一些简单的网络操作方法和技能，而在思维能力和应用技能等方面一般未受到专业的教育和培训，导致其在面对网络上的各种信息时，他们在选择、理解、评估、求证等能力都显不足。文化素养不够高、信息辨别能力不强，使得农村网民容易被有害信息迷惑，会相应地导致网络空间信息质量不高。

2.4缺乏技术人才，服务水平不高乡村网络文化建设需要广泛借助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先进技术、方法、手段，这要以高端人才为支撑。但受到乡村资源、环境、待遇等因素的影响，人才难以流入农村。乡村网络文化建设工作的开展仍存在缺少骨干领导、缺少专业培训、缺少薪资激励等问题。乡村数字化设备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匮乏，网络平台的建设、运作以及日常维修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大量有知识、懂技术的青壮年人才也从乡村流入到城镇，造成乡村网络文化建设人才更加紧缺［11］，导致为村民提供乡村网络文化服务的能力不足。

3优化乡村网络文化建设的路径

3.1关注村民需求，提高村民网络文化建设的参与度农村网络文化建设工作要充分利用乡村数字化发展的科技支持，最大限度地收集和整合民意，既要深入浅出突出乡村，又要恰到好处地聚焦乡土，把握农村的变、抓住农民的心，及时获知舆情民意，积极为农民发声，回应农民关切。农村基层网络文化宣传工作要始终坚持数字化发展原则，立足于本地实际深入挖掘乡村网络用户的需求，把新闻传播、舆论引导、便民利民、政务公开、网络电商等内容合理划分，有效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组、网站等网络平台，尤其要发挥微信群组的直接作用，实现村村有群、户户入群、人人用群，使农民群体能够迅速、便捷地获取信息，增强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网络文化建设工作的热情和信心，为乡村网络文化建设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

3.2增强建设意识，推动乡村网络文化建设主体的参与合作面对数字化、网络化发展中的新形势和挑战，各建设主体务必从意识上肯定乡村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乡村网络文化建设工作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还需要广泛的群众监督、基层组织和民间力量的配合以及各部门间的合作。乡村基层组织作为联结政府与村民的桥梁和纽带，负担起既要将上级政府的决策部署切实执行和落实，又要将村民的诉求反馈给政府的双重任务；各职能部门要树立责任共同体意识，同时加强合作意识。乡村民间组织则要努力挖掘乡土民俗、民间手工艺、民歌民谣等优秀的乡村文化，并通过网络平台广泛传播。作为受众群体的广大农民，既要成为后备力量，又要承担监督责任。如果将以上的乡村网络文化建设主体的主要任务看作是一条条传播链，那么链中涉及的所有主体都要主动参与其中并凝聚力量、团结合作，共同完善乡村网络文化建设［12］。

3.3提高村民素质，加强对乡村网络空间信息的权威发布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实施离不开数字化、信息化的高新技术、设备的应用。乡村网络文化建设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亟需提高农民群体的综合素质，以此提高村民在网络平台上选择、判断、甄别信息的能力。一方面，保证官方在网络空间中发布权威信息，包括国内外时政、农业生产动态、社会民生福祉、健康幸福生活、惠民理财知识等内容，村民以此来了解家乡、了解时政、丰富精神生活、增强乡村归属感。另一方面，对农民群体进行培训。相关部门可以组织专业人才进行定点帮扶来提高村民的网络操作技能，带动村民素质提升，助推乡村网络文化建设。

3.4加强数字化教育培训，培养乡村网络文化服务专业力量一是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数字化培训。鼓励相关组织、部门与专业院校合作，推广数字化网课教育，进行集中有效的数字化应用能力的培训，使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更专业、更前沿［13］。鼓励工作人员借助数字化设备以更生动直观的文字、图片、微视频等形式来传播信息，组建既了解乡村治理现状又具备一定数字化技能的专业服务队伍。二是促进乡村教育数字化发展。加大数字化教育设施设备的投入力度，发展远程教育，与城市教育资源进行对接，使乡村地区的学生能接触和获得更专业、更丰富的知识，为乡村网络文化建设储备未来的人才力量。三是重视高端人才引进。乡村的发展迎来了高新时代，人才是在新时代决胜的重要基础。搭建数字化的专业人才交流和分享平台，通过资源、政 策向乡村网络文化产业倾斜，增强乡村优势，吸引专业人才，其能根据乡村发展实际情况对乡村网络平台进行合理分析和统筹规划，提供专业的乡村网络文化服务。

4结语

乡村网络文化建设工作要以关注农民诉求、为民发声、回应民意为核心，调动村民参与建设的积极性。重视乡村网络文化建设，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合作的良好建设局面，从根本上减小乡村网络文化建设中村民科学文化素养低的阻力；将数字化教育培训常态化，培养专业数字化人才队伍，提高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要让乡村网络文化建设借助数字化高新技术，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实现乡村建设质的飞跃。

作者:郭子拓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数字化教育研究2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概念已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数字化形式与当今的社会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1]数字化意味着一场变革，通过数字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相互结合使用，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战略、组织结构、管理等各个层面进行重塑和升级。艺术家与数字化是双向发展的关系，其在结合科技的探索中对数字化的艺术教育和艺术思想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数字艺术的出现与发展是对当今艺术形式的一种创新和拓展，也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艺术既是一种概念，也是一个实践过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博物馆和当代艺术领域流行，如今艺术行业也已越来越重视数字领域的艺术创作。[2]本文将通过对英国数字化艺术教育的发展进行梳理探究，讨论数字化时代英国艺术教育如何接纳与利用数字艺术的路径，以及其融入社会与大众观赏之中的过程。

一、21世纪以来，英国艺术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数字艺术盛行的当下，英国艺术院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上进行了相应的数字化融入，这一变化得到了众多知名艺术院校的积极地参与，这在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CSM）的艺术专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美术学专业，在仅有的单一基础性绘画中又增加了雕塑、版画、电影等方向。在该校毕业的艺术家与数字化双向互动发展，艺术家伴随科技的影响，利用科技材料、数字化工具和技术，如计算机、数码相机、传感设备等，替代了传统的创作工具，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尝试和探索。曾在CSM和皇家艺术学院就读的英国当代艺术家詹姆斯·富尔·沃克（JamesFaureWalker）在其对油画和水彩画艺术创作已趋成熟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利用计算机创作的数字图像融入其传统作品之中，其后的作品形式常在架上绘画和数字绘画间穿梭转换。2021年，同样毕业于CSM艺术专业的爱丽丝·巴杰（AliceBajaj）学士的作品《烘焙假面》（BakeaFake），使用数字化3D建模对女性面部的网格化塑造，并结合影像的呈现方式，将来自屏幕的面孔合并，统一为单一的视觉身份，意在探讨在虚拟外表下的自我，以及更深层次的意识需求，该作品扭曲了主体与客体的观看理解的意义。近20年间，将电影艺术纳入艺术学科领域之中，这一教育方式的变化原因之一是英国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艺术创作变革。自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间，科技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激光、电脑视频游戏、录音带、按键式电话、彩色电视、电脑鼠标、阿帕网（互联网的前身）等出现和升级，使得英国大多数家庭在这一时期利用收音机、电视去享受精神层面的需求，这也加快了英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并增强了其文化影响力。例如，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的音乐文化和新时尚的出现，对当前的艺术界和时尚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3]1984年，在CSM学习绘画和电影制作的英国艺术家及电影制作人艾萨克·朱利安（IsaacJulien）的电影作品《年轻的心，叛逆的心》（YoungSoulRebels）不仅在1991年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电影评论奖，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该影片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灵魂男孩、光头党和朋克之间的文化关系，[4]其中也同时表达了艺术家顺应时代的发展，利用当时热议的媒介来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这实际说明了，艺术表现与艺术家从教育中学习的知识与创作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二、艺术教育的方法和媒介需要顺应时代趋势作出与此对应的转向。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智能化高度集中的21世纪，CSM的艺术专业现已发展成以跨学科性、批判性、实验性、合作性为主要教学理念的专业发展方向，以培养学生的综合性实践能力，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在进阶性的研究生学习阶段，更是将数字化作为主要艺术的表达方式和教学宗旨之一。该校学生塞巴斯蒂安·埃尔伯恩（SebastianElborn）的毕业作品《卫星闪电报》（SatelliteSemaphores），即是通过运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元素与雕塑相结合进行的投影创作，探讨人类和机器共存下的后人类未来。该作品体现了在艺术中，运用现代数字化技术与传统艺术相结合的方式，对当下人类社会面对机器“人性化”与未来人类的超前探讨。伦敦传媒学院（LCC）作为伦敦艺术大学媒体与设计专业分类最精细的学院，其课程设置涵盖内容广泛，学院教育设施配套齐全。在该学院特色创意科技实验室中，囊括了多种数字艺术与设计的设施配置、教学人力资源，其中包括编程、物理运算、立体光雕、游戏设计及虚拟现实等，以此为学生在学习与创作的相关方面提供技术支持。交互专业研究生课程导师韦斯利·戈特利（WesleyGoatley）的《接地电阻》（GroundResistance），作品以多媒体数字艺术的方式呈现了“智能城市”的可行与局限：他在黑暗的画廊空间中使用光雕投影技术及电脑编程，将“智能城市”系统所监控的大众生活数据，更新展现在地面上；同时，多轨道的声音系统以另一种感官形式为观众提供感知智能的途径，试听效果结合共同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接地电阻》以多媒体数字艺术的方式，展现着数字时代下人类的生活现状，反思其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及所谓“智能”服务的同时，也存在更深层次的科技社会与个人情感之间复杂难调的关系。以数字媒体解析数字时代，是艺术家们对时代的妥协，亦是反抗。

三、在英国各院校学生的数字化项目实践中，利用计算机数字化的创作方法，对虚拟现实、数字出版及动画、声音等方面的处理与制作，增强了学生们对数字艺术的批判性参与。例如，伦敦艺术大学的创意人工智能研究院，于2019年9月正式招收第一批学生。该研究院以大数据、人机交互、编程等数字化计算机教育为主要教学内容，并与艺术等相关领域的介入，在创造力与技术的结合中，实现了数字化实验教学体系，这也标志了伦敦艺术大学将计算实践视为21世纪创意机构之关键支柱的认可。该学院学生卡尔·墨菲（KarlJMurphy）的作品《你在看什么？》（WhatareYouLookingat?）在蒙娜丽莎效应的神话基础上，使用ML5人工智能编程和Posenet视觉定位模型，使艺术品能实时跟踪观众的运动。这件作品以探索坎普反乌托邦美学以及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在与其相遇的人之间制造了艺术张力。计算机数字化的介入，对艺术创作的过程和结果带来了对问题直观探讨的可能性。数字化在现在的教育实践中已逐步作为跨学科、创意性相结合的重要内容，并对于现代的艺术教育模式有了全新的拓展。在CSM的研究生课程中，单独开设了以数字化线上教学为目的艺术专业，以学生自己主导的在线互动学习的方式，平衡了来自世界各地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的时间问题，使得学生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可以更加自由、灵活地挑战艺术的多种可能性。英国数字化发展与其艺术教育模式得到了有效融合和匹配，拓宽了艺术的全球性视野，形成了良性的艺术教育与时代发展的循环，为艺术创作者打破束缚、充分发挥自身特点提供了实现空间。通过对现当代英国教育发展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其艺术教育趋势与表达方式都呈现数字化趋势，并在适应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地完善自身体系。由于社会发展中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应用的逐步普及，也进一步加强了大众对数字化的需求，这也使得艺术教育与大众需求在双向促进中相互适应和改变。艺术家作为专业领域的先锋者，在学习和创作的过程中，以数字艺术作品来对数字化概念、虚拟现实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实践，使得在艺术的视觉效果，符合大众对于现代社会科技认知的同时，也让二者间产生的连接进一步推动数字化社会的发展。针对数字艺术的艺术教育改革，是促进数字化艺术发展的核心力量；同时，还需要站在大众所能接受的数字化程度中揣摩与思考，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关系，促进数字艺术在社会大众间传播力与接受度，并以此建立数字艺术面向大众的良好基础。

作者:薛颢润 张以偌 单位:伦敦艺术大学硕士

数字化教育研究3

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阅读与写作就被认为是人们必须具备的能力，也是学校和社会教育培养的目标。然而，“literacy”（读写能力）的定义正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悄然发生变化。长期以来，“literacy”被定义为阅读和写作能力。随着计算机科学、软件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以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传统人类文化模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读写能力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除了传统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学界还提出了“信息能力”“图像能力”“科学能力”等多种能力。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网络技术和多种媒介对培养学生读写能力的重要性。电影、诗歌、漫画、维基、博客、iPad等多种模态、多种媒介已被尝试应用于语言、数学、科学等课堂教学中。学界目前主要有四种读写理论探讨了数字化时代新型读写能力的定义，即新读写素质研究（NewLiteracyStudies）、多元读写理论（Multiliteracies）、新型读写理论（NewLiteracies）、数字读写理论（DigitalLiteracies）。本文将对这四种主要读写理论的渊源、内容和联系进行梳理和探讨，以帮助教师和政策制定者了解读写理论，从不同角度思考和探索信息化时代阅读写作能力的培养目标与方法。

1国内外四种主要读写理论框架解析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试图从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多角度探讨“literacy”的定义和内涵，“literacy”这一概念充满了哲学思辨的动态性。本文将详细介绍和分析新读写素质研究（NLS）、多元读写理论（ML）、新型读写理论（NL）、数字读写理论（DL）四种读写理论的渊源、内容、联系和差异。

1.1基于社会实践的新读写素质研究（NewLiteracyStudies，NLS）

新读写素质研究的形成主要受社会文化理论、人类学研究以及保罗•弗莱雷（PaoloFreire）的批判教育学影响，它是对学界流行的自主读写观的批判和反驳。自主读写观是一种将读写能力与学习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相隔离的认知观，认为读写能力是孤立于语境与学习者的一系列阅读与写作技能，学习者可以通过努力习得这些技能，并将其应用于任何社会文化环境。自主读写观中的“读写能力”具有客观性、同质性、普遍性的特点。而新读写素质研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观，认为阅读与写作并不是客观能力，而是代表现有社会阶级关系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人们在习得这些能力的同时，也接受了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读写能力是使用中的、情景化的社会实践。读写实践的意义与使用受到学习者所处社会权力关系的规约，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呈现出异质、片段、多样的特点。Street（2005）[1]因而建议研究者改变过去仅关注学校读写实践的传统观念，关注读写实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重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读写实践在日常生活及不同领域中的意义与使用。学界也逐渐开始关注以互联网为媒介以及游戏、漫画、电影等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读写实践。由于读写实践的社会历史性，新读写素质研究认为教学的意义在于恰当性而非正确性，建议教师应帮助学生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或不同场合中面对不同的听众时，说出恰当的言语。教师和学生可采用人类学的方法，探索各种社会环境中读写实践的不同用法和意义。

1.2以“设计”为核心的多元读写理论（Multiliteracies，ML)

1996年，新伦敦团体在《哈佛教育评论》上联合发表了题为《多元读写教学法：设计社会未来》的论文，提出了多元读写观。2000年，BillCope和MaryKalantzis共同主编了《多元读写：读写学习和社会未来的设计》。此后，多元读写理论在国际教育学界和语言学界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新伦敦团体认为传统印刷文化时代传授的是以语言尤其是标准语言为核心的单一模态读写技能，其目的是培养熟悉和遵从规则的公民，而信息化时代需要新的基本技能以及一种理解知识和学习的新范式。新伦敦团体因而呼吁采取多元读写观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其“多元”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1）由于新型通信技术的发展，语言这一符号系统不再是意义构建的主要中介，图像、声音、空间等模态也发展成为意义构建的重要语义潜势。新伦敦团体认为多模态是当前社会意义构建的最重要特点，因而发起国际多元读写项目，旨在建立一套适用于描述各种模态的元语言语法系统。（2）文化和语言的多元性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重要。研究者应关注语言的各种变体及其在多种社会、文化、职业领域的用法和实践，同时也应意识到语言学习的本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教师和学生应转变角色，把自己视为社会变化的参与者、创造者和社会未来的积极设计者。虽然新读写素质研究（NLS）与多元读写理论（ML）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批判教育学的影响，与新读写素质研究（NLS）不同的是，多元读写理论（ML）明确提出了多元读写教学法，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和利用各种符号资源来创造自己想表达的意义，实现社会改变。多元读写教学法的核心概念是“设计”，它的理论框架包括可利用的设计资源、设计过程和重新设计。多元读写理论同时还明确了教学法的具体操作步骤：（1）实景实践；（2）明确指导；（3）批评框定；（4）转换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学作为文本设计活动，应帮助学生掌握不同模态的意义潜势，有目的、合理地选择模态及模态组合，具有能动性、批判性地创造意义。

1.3“技术”与“精神”双创新的新型读写理论（NewLitera‐cies，NL）虽然新型读写理论（NL）与新读写素质研究（NLS）都以“新”为核心概念，但是二者的内容和理论渊源迥异。新型读写理论由新伦敦团体的Lankshear和Knobel（2006）[2]在多元读写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他们认为，信息化时代的读写实践在两个层面具有革命性创新：（1）技术层面；（2）精神层面。新型技术包括数字化和多媒体技术，主要指Email、社交网络、Podcast、iTunes、Flickr等Web2.0软件的应用。如果说Web1.0技术更有利于个人或机构掌握知识话语权，那么Web2.0的技术特点（如多用户编辑评论功能等）则更有利于促进团体合作、集体智慧以及多元化实践。然而新型技术并不一定能引起人们对知识和世界的新认识，它也可能被用于加强和巩固传统教育理念。因而，新读写理论提出，只有当某类读写实践能体现和促进参与、分享、合作、实验创新、分布式专业知识这一新型知识和学习的特点时，才可以被称为新型读写实践。无论是Web2.0软件应用，还是漫画、扑克游戏等其他传统手段，只要能带来精神层面这些变化的读写实践都可以被称作新型读写实践。新型读写观对技术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区分，为探讨教育技术的应用尤其是认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可操作的框架。

1.4针对数字化环境生存能力的数字读写理论（DigitalLiteracy，DL）数字读写理论起源于人们对数字鸿沟会造成信息化时代社会经济不公平的担心。Glister（1997）[3]明确将“Dig‐italLiteracy”定义为能正确理解和使用计算机与互联网呈现的多渠道、多形式的信息的技术和认知能力。他提出，数字能力应包括四种能力：知识获取能力、信息内容评估能力、网络信息搜索能力、多媒体文本理解能力。数字读写能力既被看作使用网络技术获取信息的过程性能力，又是一种评估、筛选信息的认知能力。然而，这种数字读写观被认为过于局限于信息获取能力。Eshet-Alkalai（2005）[4]调查了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日常生活数字能力，提出了新的数字读写理论框架，认为数字化读写能力应包括图像视觉识读能力、数字化再创作能力、空间领域能力、信息评估能力和社会情感能力。这五种能力是在数字化环境中生存和工作所需的关键能力。相比其他读写理论，数字读写理论更强调多模态数字化信息的获取、编码、解码能力。

2社会文化理论、自主认知观与意识形态观视角下四种读写理论的异同

本文对四种理论的理论基础、内容和方法进行了对比梳理，发现四种理论的区别主要存在于自主性与意识性、能动性与非能动性这两个维度（见图1）。新读写素质研究、多元读写理论、新型读写理论这三种读写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有共同的理论渊源。社会文化理论指出了认知发展的社会性，认为人的心理基础并不是个体在学习过程中的生理结构，而是源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经验，人的心理是在活动中以物体或心理为中介工具来调控行为、实现活动目的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的。社会文化理论中认知发展的社会性这一核心理念在这三种读写理论中都有所体现，但侧重不同。新读写素质研究与多元读写理论认为知识最初是抽象普遍的，并在社会文化环境中得以具象化，强调读写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与多元性，而新型读写理论更关注科学技术发展这一社会变化带来的认知发展。这四种读写理论中分别体现了自主认知观与意识形态观两大不同视角。数字读写理论与新型读写理论认为，读写能力作为客观能力，是人的认知自主发展的结果，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无关，是典型的读写自主认知观；而新读写素质研究与多元读写理论受保罗•弗莱雷批判教育学的影响，认为读写是受社会历史关系制约，代表和反映人们所处权力关系的社会实践，其意义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会有所变化。因而在使用和理解读写实践时，必须考虑它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此外，意识形态性是读写实践的最重要特征。多元读写理论与新型读写理论都强调了能动性。多元读写教学法中“设计”这一概念强调意义构建过程中文化的动态性和人的能动性。正是因为能动性，人们能够利用多种模态符号资源构建新的意义，成为具有创新性和责任感的未来社会设计者。与多元读写理论相比，新型读写理论强调的则是通过能动性促进精神层面的变化，尤其是利用信息技术的特点，设计和开展那些能促进情感投入、带来智力变化的，充满活力和参与感的活动。新读写素质研究虽然同为意识形态观，却并没有明确指出如何帮助人们通过读写实践改变自身所处的社会权力关系以争取更多的经济政治话语权。

虽然这四种读写理论都是关于知识和学习的哲学思辨和方法论，但其角度不同、各有侧重。新读写素质研究（NLS）侧重读写实践的社会性，多元读写理论（ML）关注教学与学习的关系，数字读写理论（DL）注重个人认知能力，新型读写理论（NL）强调科技与认知发展的关系。了解这四种主要读写理论的内容和联系能帮助我们确定读写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例如读写研究可以关注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读写实践（新读写素质研究）、学生网络技术使用能力（数字读写理论）、Web2.0技术在课堂中的应用及学生认知发展的变化（新型读写理论）以及如何设计教学法以支持多模态学习（多元读写理论）。研究也可同时采用多种读写理论，例如，可从多元读写理论与新型读写理论的角度探讨如何在课堂中应用WebQuest帮助学生创办英语电子杂志，以促进其学习，也可从数字读写理论与新读写素质研究的角度揭示学生数字化读写实践的过程与能力。毫无疑问，从印刷读写到数字读写，人类交际模式的这一革命性转变必然引起知识和学习本质的变化。笔者希望通过介绍和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四种主要读写理论，帮助研究者在进行读写研究时确定研究方向与重点，也帮助教师和政策制定者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思考如何促进学生新型读写能力的发展、如何改革现有教学大纲及课程设置以满足信息化时代的人才需求等战略性问题，同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的专家学者对信息化时代新型读写理论和实践的兴趣和关注。

作者:林娟 单位: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