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教学探索3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篇当代文学教学探索3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当代文学教学探索1

建设新文科是学科实现革故鼎新的必要方法，是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途径，更是时代的新使命。“新文科建设旨在以学科交叉融合推进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①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文科教育在直面当下日益更新的外部环境的同时，应以积极的姿态探索融合之路，并进一步推动学科之间的深度融通。作为传统人文学科的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其涵盖的作品反映和呈现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伟大的变革，内蕴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这种当代性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尽早地进行新文科的探索，以在学科教育中培养青年人的文化自信。

一、当代文学的学科优势

就学科本身的特征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学科融合的天然优势，它仍处在不断生长的开放状态。随着时代发展，当代文学作品不断展现时代风貌，进而产生新材料、构建新理论，文学创作则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革新创作方式和创作思维。新文科建设的宗旨要求当代文学在保留自身特点和教学优势的同时，能更进一步地与其他学科进行交融互通，所以当代文学学科这种开放、包容、更新的状态，更有助于学科的融合与新文科的建设。

（一）创新性

当代文学学科的创新性主要来源于其与当代现实的密切关系。且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离不开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故而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对其创新性的特点进行分析。面向历史，自1949年中国当代文学开端之后，当代文学作品积极地呈现出社会主义中国大地上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塑造了一代代中国人拼搏奋进的形象，反映了中国人丰富而完满的精神世界。这是历史为当代文学积淀下的深厚内蕴，也是其之后能够及时把握新方向、创造新思路、发现新思潮的基础保障。面向当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创新作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条件，当代文学作品同样随之展现着新的理论、新的思路、新的技术和新的风貌。同时，当代文学学科包含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它能够及时地关注到新理论的出现。新的文学潮流显现出文学内外部的发展与变化，生发出新的学术生长点，不但为传统的当代文学学科进行更新和升级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保障，并且为实现人文学科的新突破提供了可能。

（二）融合性

当代文学学科的融合性表现为对于新兴科学技术的接纳和包含，在不同时期的新技术出现时，当代文学均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八九十年代，其创作积极地与影视媒介融合，出现了大量优质的影视文本，以文学的方式极大地反哺了影视行业的发展。世纪之交，当代文学敏锐地感受到网络信息技术的热潮，积极规范、倡导和鼓励网络写作，使传统的文本与新兴媒介融合。当代文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与各类学科都有着互通之处，并同时互相促进与发展。并且正因为当代文学有这样敏锐的眼光、积极的态度以及互相学习交流的理念，它才能在当代各类新兴媒介层出不穷时，继续保持持续向上的发展状态，作为一个传统人文学科方兴未艾。同时，当代文学积极地将文本内容与理、工、农、医等各个学科交叉，科幻文学、医疗文学、伦理文学等类型文学清晰地反映出各学科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和当代文学对各个学科知识、内容和理论的借鉴与应用。这种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多学科交叉和外部自然可续的交叉，已初步呈现出新文科的学科特征，当代文学的专业结构就在这样内外部的不断融合之中被不断优化。

二、新文科背景下当代文学教学现存问题

新文科仍在起步阶段，从而使得当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仍然遵循传统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新文科意义认识不足

在学校层面，各个高校对新文科的建设都表现出积极性与主动性，试图以多种方式探索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与发展，但校际、院际的学科融合多数只停留在两个学科方向的外部合作上，并未深入地将学科内容彼此融汇和渗透。当代文学学科与现代信息技术的交叉，仅限于以现代的技术介入当代文学学科，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而现代信息技术的理念、思维、方法还没有深刻地融入到当代文学之中，也尚未能够使用这些方法解决新的问题；在教师层面，多数教师尚未意识到建设新文科的重要性，及新文科建设的内在要求。建设新文科的目的在于促进文化繁荣、提升文化软实力，而绝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学科内部的发展和建设。在学生层面，由于学校和教师的教育力度不够，当代青年对文学的阅读深度、广度尚浅，对新文科的了解不足，以致其并不注重当代文学的重要性。当代文学所包含的理想性、信念性，对于塑造青年人灵魂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教师应当重视当代文学的价值引领功能，通过当代文学学科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与价值情怀。

（二）学科交互范围不够

目前的当代文学教学多数情况下仅面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开放，并未将课程扩展到其他学科的讲授中。就当下的教学情况而言，仅少数院校开设了少数交叉课程，并且学科之间的界限仍然比较分明。在这样的大环境影响下，教师和学生还只囿于小范围内的学科教学，眼界只困于自身专业，这并不符合当代新文科建设的教学要求。在新文科的背景下，不仅需要人文学科对自然科学等学科的融入，还要关注理、工、农、医等专业对文学知识的把握、文学素养的提升和文学思维方法的介入。“新文科为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提供方法、标准、价值判断以及未来所需要的职业综合素质”，②这就要求学科之间需有密切的联系及交互。而目前，仅少数学科专业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其中包含了少量的当代文学内容，就内容的体量来讲还远远不够。目前的当代文学的教学，仅仅能够做到在课堂中少量引入其他学科的内容，仍还未能实现对于不同学科之间方法、思维、技术的内在交融。

（三）学科融合挖掘不深

当代文学学科具有开放性与融合性的特点，在新文科建设中有许多天然优势。但是，目前对当代文学学科能够进行融合的要素挖掘还不深入，从而导致在教学中更多是纸上谈兵的融合。当代文学课堂对作家、作品、现象的解读，更多是从历史的层面进行的，把它们放置在纵向的历史的时间线索中，将其作为历史的一种构成去解读和讲述。而不能把这些教学内容横向打开，去研究这些作品与潮流的生成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彼此交织的情况。这样的融合流于表面，不能达到真正的学科交互。可见，目前的当代文学教学视野尚未打开，对于跨学科的关注度不够。目前的教学忽视了对具有融合特征的文本的把握，缺乏对新近文学作品的追踪和阐释，缺少对新媒介、新技术介入文学创作的认识。从而使得当前的课堂教学内容相对陈旧，教学内容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当学科教学不能达到具体标准时，学生对于学科交互的理解也将是浅薄、单一的，这不仅不适宜当代文学发展，更不利于学生成长。

（四）教学方式单一

当代文学教学主要面向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基于本科招生的数量与师资配备情况，目前的多数院校仍采取大班型授课，以教师传授讲解为主，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度较低。如以传统授课方式继续教学，学生在课堂中没有话语权，不能及时表达自身想法，这并不利于当代文学的传播与学习。同时，尽管线上授课已逐渐普及，网络授课平台为师生提供了更多交互性的可能，但是并未真正解决对学生的个性培养问题，尚未给当代文学教学带来深刻变革；在实践层面，当代文学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教师在课堂上对文学历史、作家作品、文学思潮进行讲解和阐述。但是并未将教学内容迁移到课堂之外，没有有效地开发第二课堂，没有将理论的学习与社会实践深入地结合。总而言之，目前的教学现状仍不理想、教学方式仍然单一、教学模式尚未开放，科教融合、校企联合等等协同育人的格局也并未形成。

三、新文科背景下当代文学教学实施策略

（一）提升教师新文科建设意识

新时代，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繁荣，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新文科建设责无旁贷。新文科的建设能够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能够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质，能够坚定文化自信，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新文科的建设不仅对于当代学科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更是对于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价值。当今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渐渗入各个学科，如果传统人文学科固步自封而不能够接纳新技术的融入，那么学科将会在刻板僵化中失去原有的生命活力。教师需要理解新文科建设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认识到新文科对专业发展的必然要求，理解新文科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才能够真正在教学中更为深入地进行新文科实践。

（二）加强对新文科内涵的理解

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人文精神主题，新时代的人文精神需要强化生活经验的广度和深度，对生命本质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以人为中心，彰显人文精神主题的时代变化，是新文科的重要内涵；新文科体现着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它区别于传统的各个学科之间的泾渭分明，而是追求人文学科内部之间的交互以及文、理、农、医等学科的交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交融并不是简单地将两个或多个学科知识的形式对接，更重要的是学科之间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学科精神的内在交汇；新文科建设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追求，不仅旨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和解决综合复杂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在于新文科能够“助力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革新，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新，激发现代中国先进文化创新和推动人类社会共同文明更新。”③这是当代文学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是当代学科发展的必经之路，更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内涵。

（三）建设多维课程体系

开设当代文学跨学科选修课或通识课程，将中国当代文学教育普及至各个学科之中。以当代文学中所展现的中国当代革命史、奋斗史，以及其所富含的理想精神、拼搏精神和团结精神以实现对不同学科专业学生的精神净化和思想教育。加强课堂的智能化、数字化、可视化，使技术融入到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学习方法等要素之中。改变教学策略，提高教学效率，创新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突破专业限制，创设跨学科教学情境；立足专业，增进社会实践活动、社团活动、专业竞赛、学术讲座等，促进学生以文学专业为基础，实现个人能力与素质的全方面发展。开展相应的红色经典阅读大赛、AI写作与文学创作论坛等活动，将当代文学课堂当中的内容，迁移到课堂之外，与社会、与实践相融合。通过科教融合、校企联合等，构建新文科教育协同育人大格局，真正实现打破传统学科教学的瓶颈，打造出一种全新的文科格局。

（四）深入挖掘学科内容

教师应当深入挖掘当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与理工农医等学科的交叉点。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史具有某种同步性特征，可以发现文学作品与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迁移性讲授，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完善学生的知识谱系。“在网络融通的时代，教师要不断反思，在课堂教学中积极构建师生‘教与学共同体’，通过系统性‘教’的引导促成碎片化‘学’的提质，激发其内在潜能。”④当代文学的部分作品，还呈现出与物理学、建筑学、生物学、医学等方面的内在联系，教师可以通过对类型文学作品的讲授与分析，带领学生体悟理工学科的思维方式和内在逻辑；教师还应着眼于教科书以外，拓展自己的视野，扩大讲授范畴，目光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时关注新的文学现象的发生、新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新融合。新世纪以来的网络文学蓬勃发展，AI写作方兴未艾，文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学科的跨界和交融。新文科建设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培养现代化的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代文学更应当发挥学科优势与特长，发掘其融合性、创新性和发展性，更深入地与其他学科相融合，努力实现新文科的建设，并通过课程教学真正将新文科落到实处，培养具有开阔视野、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作者:武兆雨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当代文学教学探索2

“文学是了解一个国家文化最好的媒介”［1］，中国文学译介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1951年创办的英文版《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开端，此后，20世纪80年代的“熊猫丛书”、20世纪90年代的《大中华文库》等，都是中国文学译介的丰碑。21世纪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引领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项目使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不断加速升级。中国文学成功译介到海外的案例越来越多，如《狼图腾》《三体》等都取得了良好的译介效果。但在全球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仍是逆流而上，充满挑战，因此，协调各种译介模式，提升传播效果，是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关键。文章将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应用到译介学领域，以香港《译丛》杂志和新兴网络翻译平台“纸托邦”为研究对象，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四个方面对比二者的译介模式，总结二者成功的译介经验，探索新媒体背景下译介模式的发展。

一、《译丛》与“纸托邦”的创建与发展综述

《译丛》杂志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于1973年创建，致力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满足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以中国的视域向其提供原始素材”［2］。根据世界图书馆目录检索平台的数据，《译丛》杂志已被世界各地超过200家图书馆收藏。中国当代很多作家如莫言、杨绛等的作品都是通过《译丛》成功的译介走进海外读者的视野。当前，《译丛》已成为推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是高品质学术译介出版机构的代表。2007年，美国翻译家EricAbrahamsen与几位来自国外、热爱中国文化的青年翻译家共同创建了译介中国文学的博客网站“PaperRepublic”，即“纸托邦”，一方面“纸托邦”集结了众多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向世界译介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其又是一个出版咨询平台，面向海外出版机构发布中国图书资讯，构建起了连接中国文学与海外出版社的桥梁。历经多年的发展，“纸托邦”已成为中国文学海外推介的重要网络平台，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新世纪，以数字技术、无线网络为支撑的新媒体成为时代特征。不同传播介质在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出版中有着各自的优势。《译丛》作为纸质实体传播的典范，与“纸托邦”这一新兴网络传播介质，在译介模式上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二者的译介经验为新媒体背景下译介模式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

二、《译丛》与“纸托邦”译介模式的对比

（一）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是遴选、翻译与编辑文学作品的个人或群体［3］。作为独立的学术机构，《译丛》在译介主体方面形成了编者、译者、作者有机统一、有效互动的模式。《译丛》的编译成员兼具中西文化教育背景，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如1987—2007年担任《译丛》杂志主编的孔慧怡，具有深厚的汉英翻译经验。她的译者团队中既有本土学术型翻译家如黄国彬、余光中，又有西方汉学家如葛浩文，柳存仁等。“《译丛》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学译介团队，从他们的人员组成中可以窥见国际汉学界与中国文学界交互融通、中西方翻译研究与实践相互交融以及跨学科的多重人文关照。”［4］与《译丛》融贯中西、专业学术性强的译介主体相比，“纸托邦”的译介主体的身份更为杂合化，其集结了一批优秀的海外译者，如外籍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蓝诗玲、韩斌、谢飞等。他们中很多人曾长期在中国生活，通晓中国文化、语言，又熟悉国际出版流程、了解海外市场，兼具译者、撰稿人、文学评论家等多重身份。例如，“纸托邦”创始者EricAbrahamsen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翻译了王晓波的《我的精神家园》、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等，还担任《人民文学》英文版PATHLIGHT的编辑总监。2011年，“纸托邦”与《人民文学》合作为PATHLIGHT提供译员和选材、营销方面的咨询服务。此外，“纸托邦”注重对新生代译者的培养。“纸托邦”建立的初衷就是让年轻译者交流翻译经验，探讨翻译技巧，鉴赏译本等。因此，“纸托邦”的译者团队形成了供稿人、文学经纪人、出版社多元联动的共同体。

（二）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是中国文学海外推介获得成功的关键要素。译介内容的选取应以世界文学价值内涵为标准，遴选易被海外读者接受，又具中国特色的优秀作品。《译丛》在译介内容选择上始终坚持将“作品的文学价值”作为第一考量。具体来讲，首先，《译丛》选材广博，古今并重，创刊初期侧重译介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如先秦散文、元杂剧等。20世纪80年代，《译丛》重点推介冰心、北岛、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译丛》文库出版了莫言的英文小说集《〈爆炸〉及其他》。其次，译介作品在地缘上辐射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尤其是港台地区的优秀作家作品得到了充分的发掘，如2004年的专号《台湾新诗歌》，2008年出版的丛书“穿越物质之屏：香港二十世纪文选”等。专号是《译丛》的特色，如2021年为杨绛诞生100周年，《译丛》推出了杨绛特辑。最后，作为学术型纸质实体传播介质，《译丛》始终坚守独立的文学品质，学术性强，这也是其在译介内容上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纸托邦”的译介选材除了基于作品的文学价值，出版价值、市场价值也是其重要的考虑因素。主编EricAbrahamsen曾表示：“市场价值与文学价值并不总是对等，但是没有市场价值的认可，文学价值有时很难传播。”［5］同时，“纸托邦”注重推介新人新作，秉承“只要是好文学，便不问出处、来者不拒”的理念。“纸托邦”的译介内容主要为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侧重反映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以2020年“纸托邦”网站发布的译介作品为例，其中包括诗歌、散文、科幻小说、经典小说和儿童文学。小说如苏童的《猎人的影子》、阎连科的《三兄弟：我的家庭记忆》，诗歌如梁屏群的《荷叶》、吴生《我的村庄：诗选》等。此外，“纸托邦”从2015年发起“短读计划”，通过网络和大众媒体定期发布中国当代文学短篇，收获了良好的读者反响。“短读计划”采用在线发表的形式使内容选择和发表时间都极具灵活性。例如，中国二胎政策出台后，“纸托邦”适时发表了鲁敏的散文《1980年的第二胎》（汪海岚翻译）。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纸托邦”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疫情影响”的作品，如邓安庆的《隔离在黄冈老家40天，我与父母关系变好了》。这都凸显了网络传播介质的优势，即对当下热点反应灵敏，信息传播快捷，移动网络平台支持随时阅读，符合新媒体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三）译介途径

当前，海外读者对中文作品的关注度较低，当代中国文学的译介阻力重重。想要突破这一困境，我们就要优化现有译介途径，拓展译介渠道，提升传播效果。而《译丛》在探索多元化发行渠道拓宽出版路径方面一直是行业典范。第一，《译丛》积极与海外出版社合作。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合发行的《译丛》文库，至今已出版近50部译著，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成为中外合作海外译介的成功范例。第二，1996年，《译丛》顺应时代趋势，开通了网站，在网站上用户可查询到《译丛》每期目录。2007年，《译丛》网站还增设译者、作者的信息索引，不断完善作品相关资讯。同时，为方便读者在线订阅，《译丛》还开辟了网络销售渠道。第三，《译丛》注重海外营销与广告宣传，在主流英文版报刊上刊登广告，推介作品。如《译丛》文库出版张爱玲的小说集时就通过“Newsletter”（《通讯》）刊登广告大力推介张爱玲的作品。《译丛》还积极参加各类书展，并多次在展会上展示译者原始手稿，赢得了海外出版商的青睐。不同于传统的译介途径，“纸托邦”是数字化译介的代表，其不仅发表中国文学英译作品，还发表相关的文学博客、书评、书展、访谈、获奖信息等。快捷的信息发布和互联网广大的受众是数字化译介渠道的显著优势。“纸托邦”另一大优势为信息共享。“纸托邦”为从事中国文学英译的译者们提供了便利的交流平台，打破了中国文学译介长期局限于学术界的壁垒，有助于译者之间深入交流、互评互鉴。“纸托邦”还与国外知名出版社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如其译员翻译的作品由美国的图书出版公司西蒙与舒斯特（Simon&Schuster）、全球知名的出版集团企鹅出版集团等出版发行。2016年，“纸托邦”还创建了微信公众号以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公众阅读需求，使读者可以便捷地对作品进行评论。“纸托邦”虽不直接从事出版发行，但以数字化传播介质搭建平台、共享信息，联通了译介主体、读者、出版机构、文学经纪人等，为拓宽新媒体时代中国文学译介途径提供了新思路。

（四）译介受众

传播学领域的受众指传播活动中信息的接收者（包括听众、观众、读者等），他们并不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基于自身的兴趣、价值观主动地选择信息。因此，我们要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就要了解受众的属性和需求，做到有的放矢。具体到译介学领域，译介的受众就是读者。就《译丛》杂志而言，其狭义的读者群体为包括汉学家在内的专业人士，广义的读者群体为广大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及海外高校师生等。在清晰界定目标读者的前提下，一方面，《译丛》突出专业学术背景，推出《译丛》丛书，出版中国古代典籍译著，满足汉学界专业人士的专业需求；另一方面，《译丛》以亲民、通俗为特色，发行《译丛》文库，重点推介中国当代文学，拓展大众读者群体。《译丛》始终在积极拓宽发行渠道，突破小众化、精英化的受众范围。作为推介中国文学的网络平台，“纸托邦”以全球英语读者为目标受众。网络传播的优势在于受众群体庞大，且突破了地域的阻隔，读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阅读。同时，由于“纸托邦”是由外国人创建的一个西方民间译介平台，其编、译人员多为西方国家学者，他们对西方读者有更深入的了解，在翻译时能充分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文学审美和接受心理。“作为绝大部分是在英语国家文化形式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英语母语者，PaperRepublic成员更清楚‘译什么’‘为谁译’‘怎样译’，他们能准确捕捉目的语文化动态，协调市场、机构、读者、形式库等多种因素之间的关系。”［6］

三、新媒体背景下译介模式的发展启示

自1973年创刊以来，《译丛》传播中国文化近五十年，成绩斐然，被誉为“洞察中国文学的窗口”，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主力军。在新媒体背景下诞生的“纸托邦”作为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的代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播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是数字化传播的新生代力量。这两个中国文学的译介典范体现了实体传播与数字传播的差异与共融，为未来译介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启示。首先，在译介主体方面，综合《译丛》和“纸托邦”的传播经验来看，中译外的理想群体应具备双重文化背景，不仅外语达到母语水平，熟悉中国本土文化语言，了解海外读者的需求与审美，还要熟悉国际出版流程，善于与海外出版社沟通，综合这些条件来看，中外合作是一种值得推介的理想模式。翻译不仅是语言信息的转码，还是文化的交流。中国本土译者需要外国学者提供校正文本、润色语言的帮助；而海外译者则需要中国本土译者提供信息、解释背景等。事实上，《译丛》在20世纪90年代就倡导合译的模式，从而保证翻译质量。其次，官民合力既可以加强政府官方机构与民间译介组织的合作，也是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如2011年《人民文学》英文版PATHLIGHT就是中国官方译介出版机构与“纸托邦”合作的产物。在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官方媒介始终是主力，这使得推介作品的内容或多或少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西方读者群体中的接受度不高。而像“纸托邦”这样的民间译介组织弥补了这一不足，他们的译介更具亲和力。可见，民间译介组织无疑是对官方推介的有效补充。最后，数字化时代的新媒体技术使文字、影像以及声音三大符号媒介得到有效的融合，文学形态与文学传播亦呈现多模态、多维度的特征［7］。译介出版要积极融入媒介发展的新格局，有效利用数字化传播，并与实体传播融合创新、优势互补，建立起中国文学的多元化新媒体传播体系，提升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效果，实现中国文学由“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跨越。

作者:何晓茵 单位: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外语系讲师

当代文学教学探索3

因为写过太多印象记，本来早已下决心不再写这类文字了，但这次崔庆蕾要我写，我却又不好意思不写了。这是因为这些年他一直在我身边学习、工作，目睹了他的勤奋、刻苦与成长，很欣慰，也很有感触，觉得有话要说。在很多人眼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崔庆蕾都是平常的、普通的，他绝不是那种特别出众、能令人眼前一亮的青年才俊：个头不高、相貌平常、才华也不显山露水，说他是同代人中很平凡、很普通的一个似乎也没什么不对。但说实话，因为太了解他，所以，我跟别人的眼光正好不同，我最欣赏和看重的恰恰就是他的“平凡”和“普通”。这些年，在文学界实在是看到了太多各式各样的“才子”“才女”，因为“不凡”太多，反而使得“平凡”和“普通”变得珍贵与稀缺。其实，就我的了解而言，崔庆蕾实际上非常“不普通”，在学生时代，他不仅是学生会的风云人物，主编过研究生的杂志，会唱歌、弹吉他，会踢足球，还有着出众的商业头脑，曾经创办公司并在济南和北京买了房，是令他的一众同学们“羡慕嫉妒恨”的那种最先富起来的人。他最可贵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明明“不普通”却偏偏是“普通”的样子，明明很“成功”却偏偏不迷失自我，对自我认识很清醒，既没有被自己的“才艺”迷惑，也没有被自己的“成功”迷惑。他始终知道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始终坚定着自己对学业的追求，因此，在学校他是一个好学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他是一个好员工。他知道自己是谁，能做什么，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哪怕有人不喜欢他，他也会坚定地做好自己。他为人低调、内秀、稳健，不夸夸其谈，也不好表现自己，但办事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可以说是任劳任怨。

什么工作交给他，你都会特别放心、安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从创刊开始，他就边学边干，投入了全部的精力，有时候甚至在集团大楼里一个人加班到凌晨六点，刊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付出了外人难以想象的辛劳与汗水。而作为一个低调和谨慎的人，他其实也很有“柔软”“温和”的力量，甚至还有某种“大哥”气质。同事之间、年轻人之间，有时候发生一点矛盾冲突，他反而会成了调解人和润滑剂。他为人善良，与人相处贴心而周到，能为对方着想，交际能力也强，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作协也好，文学界也好，各式人等都愿意与他打交道。这几年，不断有人向我打听，你那个学生崔庆蕾是男生还是女生？有个山东老作家直接问我，他一个男孩怎么取了个女生的名字？我说，男生取女生名字的很多啊。

他说，也是，女生取男生名字的也很多。他的这种性格和品质也极大地影响和投射到了他的学术研究和学术道路上。他不是那种一下子暴得大名的学术红人，但他的学术积累扎实、厚重，他的学术之路稳重、绵长，他的学术个性细腻、敏感。在研究生和博士生阶段，他注重作家作品的追踪阅读，同时也注重理论经典的钻研和理论修养、理论思维的训练，逐步形成了个性化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方向。硕士论文《游走在城乡之间的寂寞灵魂——孙惠芬小说创作论》，以当代作家孙惠芬为研究对象，结合作家个人的现实生活经验，论述其在小说中创造的独特的“乡土世界”，从主题内涵、人物形象、叙事特征、艺术风格、存在问题等多个角度展开分析，既有正向价值的肯定与总结，亦有存在问题的客观探讨，对孙惠芬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阐释，从学术层面上完成了对孙惠芬小说的追踪与定位。博士论文《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研究》，史论结合，以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为研究对象，考察了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发生的政治语境、文学语境，分析了其通过文学论争、文学会议等方式不断发展的历史路径，梳理了《当代文艺思潮》《上海文学》《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几家文学期刊在先锋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所充当的阵地角色和作用，探讨了作为主要力量的“第五代批评家”群体的总体特征及个性特色，总结了先锋文学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产生的历史贡献及局限问题，体现了宏观的理论视野和扎实的文学史功力。如果说硕士论文体现的是他在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现场追踪方面的敏锐能力，那么博士论文则呈现的是他在理论研究和文学史总结方面的学术功力，正是这两种互补性的学术努力锻造了他的学术个性。

在其后长期的文学研究训练与批评实践中，他的这种学术个性得到了越来越大的强化与彰显。这表现在：其一，强烈的现场感和鲜活的文学判断。我经常跟我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讲，一个学文学的硕士和博士，不管你水平有多高，才华有多吓人，但如果你的阅读跟不上当代文学的发展节奏，无法对当代文学第一现场发声并给出即时的判断，那你就不是一个称职、合格的文学硕士或博士。在这方面，崔庆蕾无疑是优秀的，他能始终立足文学现场，保持高强度的同步阅读，追踪新涌现的作家作品、思潮现象特别是长篇小说研究。他的阅读量是惊人的，而反应和判断也是及时且令人信服的。近年来，他对迟子建的《烟火漫卷》、刘庆邦的《女工绘》、陈彦的《喜剧》、艾伟的《镜中》、付秀莹的《野望》、刘继明的《人境》等长篇新作的研究，均是在作品发表后的第一时间完成的及时回应与及时判断。在当下的文学现场中，每年几千部长篇小说的涌现，对于文学批评是一种考验，对于崔庆蕾他们这一代的青年批评家们尤其是一种召唤与考验。我始终认为，做个文学评论家并不是多么深奥复杂的事，普通人就能做得很好，只要你肯阅读，肯用功，够勤奋，持之以恒，而才华倒似乎是次要的事情。因为当你不能成为一个称职、合格的文学读者时，才华其实是无用武之地的。其二，文本温度、审美敏感度与思考深度的有机融合。文本细读是文学批评的前提，是审美感受和理论提炼的基础。崔庆蕾的文学批评实践特别注重文本细读，坚持一切从文本出发。

他的审美感觉无疑是细腻而敏感的，他对作品的第一感受和直觉印象往往是非常准确的，这使他随之而来的评论显得贴切而中肯，既有个人发现又有说服力。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建立在一遍又一遍的文本细读和重读基础上的，他总是能从作品的细节和内容出发，阐释作品蕴含的丰富意义或者存在的问题局限。而这种对文本的精细阐释，也同时赋予其批评一种将具体文本分析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相结合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发挥了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经典化和历史化方面的功能。比如，《“革命女性”的内面及其叙事的难度与限度——评刘庆邦〈女工绘〉》（《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一文将作品集中描绘的“革命女性”形象作为一个话题提炼出来，从叙事经验和叙事理论角度分析这一类型的人物形象在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谱系建构，有效拓展了对小说艺术意义的认识。《艺术现代性与悲喜辩证法——读陈彦长篇小说〈喜剧〉》（《东吴学术》2022年第1期）一文着重分析陈彦长篇新作《喜剧》所呈现的传统艺术如何向现代转换的“现代性”问题以及作者借助巧妙的艺术手法所呈现的悲喜辩证的生命观，由此深入探讨了传统与现代转换中所可能遇到的问题和不同形态，使得对小说的判断上升到了哲学和文学史层面。

《烟火中的城市抒情、反思与批判——读迟子建长篇新作〈烟火漫卷〉》（《小说评论》2021年第3期）一文从城市抒情、叙事装置、现代反思与社会批判等角度分析《烟火漫卷》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将其置于作家的整体创作谱系的多维文学坐标之中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研究，从而深刻揭示了小说在作家个人创作史和整个文学史图谱中的位置，为小说最终的文学史定位做出了有益探索。当然，崔庆蕾的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的“个性”其实是处于“生长性”之中的，无限的可能正在展开，远不是上文两点所能概括的。可以说，无论是在生活中、工作中，还是在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中，崔庆蕾迄今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值得称道的。他以内敛而稳健的步伐走出了一条越来越开阔的属于他自己的学术道路，相信他还会不断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与此同时，期待他在保持自我、保持自己低调而温和个性的同时，也不妨重新发掘一下自我，不必过于谨慎或小心翼翼，也许放飞、放纵一下自我，他会在尖锐性和批判性维度上发现和体验到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作者:吴义勤 单位:中国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