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文化与认知的互动关系意味着，教育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脉络而成为孤立的独白和僵硬的灌输，理论的活力在于为人们所理解和内化，而一种理论只有注入了历史文化的血液，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融入个体的精神世界。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之所以在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如此大影响，正是因为他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一方面，以理论为出发点，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和活力，另一方面，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视角，给予以中国特色，创造性地发展了，促进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高中政治课程的对象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塑造和形成中的青年学生，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记忆和把握，更应当是理论的理解和内化，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国梦的伟大实现培养既具有专业素质，又具有良好道德的新世纪人才。过去的中学政治课程往往以灌输而非引导，记忆而非内化的方式展开，进而沦为了学生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掌握的枯燥知识。这种方式的教育不仅效果微弱，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厌烦和抵触情绪，从而产生负效应。造成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不良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施教者忽视了文化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相关规律，脱离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阐述知识，让本该唤醒学生道德意识的学问变成了知识的独白，让本应内化的理论变成了工具理性的运用。

二、契合与启迪——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课程的现实可能性一方面，儒家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理念内在契合。儒家教育思想对传统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厚的影响。在教学方法上，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个体在认识结构和性格特征上不尽相同，标准化的课堂教学虽然满足了大多数人都能受到教育的要求，但也忽视了个体及其个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孔子在教学中往往针对不同学生的相同问题给予不同方式和不同内容的回答，这些回答表面上看似随意，甚至相互矛盾，但实际上却是孔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做出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教学原则上，孔子主张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此，孔子主张教学应当是带着问题意识的教学，课堂不应当是教师的独白，而应当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的主动思考。在教学目的上，孔子主张立人，培养学生“至于道”的品格。唐儒韩愈的名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深刻表明了儒家的对教育目的的看法，教师最重要的目的是传道，但这里的“道”不仅仅是学问之道，更是做人之道，人生之道……当代教育主张素质教育和尊重教育，认为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应当让学生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效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教育哲学思想无疑与当代教育的这些理念有着深刻的一致性，给予巨大的启发。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为高中政治课程提供了丰富的具有启发性资源。中国传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很多内容与中学政治课程有着密切联系。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为政以德的主张体现了民主理论的萌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和法家的法制思想则对于思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在经济思想方面，荀子对如何实现“富上而足下”，“上下俱富”这一理想探讨，体现了积累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儒家与其他学派关于利义之辩的讨论则为思考法治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哲学思想方面，佛教哲学关于“有”、“无”、“空”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阐述为理解辩证法和对立统一具有深刻意义；儒家的“格物致知”理论则能更具体和生动的理解实践及其与认识的关系。可见，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学政治课程中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割裂的。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类在发展中，总会面临相似的问题，而先贤的思考往往包含了智慧的火花，能为理解和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在授课过程中也可以应当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相关内容，在历史的阐发和对比中，展现理论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三、超越与创新——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篇2

二、广告教学中中国传统思想元素分析

在中国思想史上，强调亲情仁爱孝廉，注重细水长流般淡泊隽永的情感。随着市场经济信息的全球化，在需求多样化的激烈竞争中，广告人想尽办法把各种各样的观念情感渗透在广告作品当中，以有效制作成功的广告实现价值。而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正确运用，无疑会有效的打动消费者，因此传统文化思想在影视广告中的应用屡见不鲜。案例1：思家心切的游子、电影明星王姬远渡重洋而归，投入家人的怀抱，举家欢聚，饮酒庆贺。电视画面热烈、欢快、温馨。（画外音）“孔府家酒，让人想家。”歌声、画面与旁白相互映衬，亲情、乡情与酒香融为一体，从而勾起了千万旅居海外华人思念故土的无限乡情，也勾起了天涯游子畅饮家乡美酒的一腔激情。这则广告以浓郁的情感为诉求点而获得成功。案例2：苍翠的大山，宁静的山庄，清澈的小溪。一位老妈妈正在晾晒衣服。（画外音）“妈妈，我梦见了村边的小溪，梦见了您，梦见了奶奶。妈妈，我给您捎去一样东西。”一辆卡车载着一台洗衣机从远方驶来。妈妈和村里的人围着洗衣机又说又笑。妈妈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画外音）“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这则广告在短短30秒的时间里，不但表现了远离家乡的游子献给母亲的“爱”，而且颂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孝心”。广告画面和广告语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清新隽永，蕴含着融融的亲情和悠悠的意境。近些年人们交口称赞的一些广告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则均是从家庭伦理亲情角度展开故事，塑造产品个性。

三、广告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一直影响世界文化的进程，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代表，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影视广告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缺失现象严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缺失对于现代影视广告无疑是一种打击。案例3：五粮液广告整个场景是古典唯美的传统风格，在一个小水潭中，有个竹子的凉亭，一条浮桥和岸上相连，整个湖面飘着绿色的树叶，四周围绕青山翠竹。绿水青山相映，现出幽静平和的意境。两个青绿汉服者，从浮桥边的水面进入竹亭，溅起一路水花打大浮动的落叶，露出墨绿的水色。两人相视而笑，举杯对饮，相映成趣。再伴着优美的乐曲，不由另人陶醉心向往之。画面唯美，在配上古典音乐，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原料配方酿造工艺文化内涵上，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五粮液无形中被赋予了这种古典的意境，五粮液骨子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从而获得消费者的信赖。

篇3

2化用传统文化作为广告创意与表现的特定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丰厚，是广告文化元素的重要资源，可供开发、利用、依仗的东西很多。广告根据自己的产品特点和品牌个性，将创意表现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着力渲染传统文明与现代产品的内在联系，力图使之具有相应的文化底蕴，往往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不少经典的古语诗词，可以被现代广告设计所积极采纳。比如文君酒的广告设计语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句话出自《诗经•关雎》，将文君酒比喻成男子一心追求的美丽少女，意味深远，令人流连。再比如红豆衬衣的广告设计语是“此物最相思”，此句出自王维诗《相思》，以其中的诗句作广告亦是顺理成章，情意俱在的。鱼牌挂锁广告借用李白《蜀道难》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名句，只用了上半句，隐去了下半句，而广告的本意正在下半句，意在言外，挂锁的质量不言自明。事实证明，广告根据产品或品牌的特性巧妙地借用古典诗词，不仅易记易传，具有亲和力，而且可以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丰富广告的文化意蕴。

篇4

宋初学者孙复创泰山书院，他本人“尽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三十年，而深通孔子之心”。他的最终目标是“传道授业于弟子，并将其以书载之后世，则道乃大耀之”。由此可见，书院是士人们进行学术研究、光扬儒学的重要基地。宋朝统治者一改五代时士子多散乱而无法学习的状态，汲取了唐末五代武夫当国的教训，采取了重文抑武的国策，对于书院教育极为重视。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积极参与书院建设，使书院有了颇多官方背景，其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也得到了广泛性的社会认可。史上著名的岳麓和白鹿洞二书院，自宋以来，历代都有重修及改、扩建等工程，基本都是政府官员主持此工作。朱熹中兴白鹿洞书院之后，使闽学成为一支重要的学派;陆九渊创建象山书院，成为心学之集大成者。学者们以书院为阵地，通过自由讲学、辩章学问传播学术思想，在争鸣、论辩、交流的同时，使学派得以成型，学术得以继承，思想得以传播。通过宣讲义理、指摘时政、昌明道学、答疑切磋等讲会形式，使学术得以创新，学术思想也得以纵向传播。书院学者通常施行愿者自来的办学方针，即便是乡村野夫亦可使之向学，安之敬业，如此则从横向范围扩大了儒学的传播。

北宋华林山胡氏书院(胡仲尧所建)有教室一百多间，图书上千卷，社会各阶层前来求学的达数千人，“岁时讨论，讲习无绝”。“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追求使书院文化在偏远蛮荒之地亦得以传播，大大提高了当地的教育质量。书院的创办，使儒家文化得以广泛传播。一方面它大大补充了国家教育资源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也聚结了民间的基层社会力量，同时起到了社会稳定剂的功能。学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与书院的培养密切相关。学生们可以说是书院的活广告，通过他们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系，对社会的道德垂范有移风易俗之功效。一个人的修行操守，可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道德操守，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甚至几代人;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才能慢慢形成，进而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学生散布知识和揖礼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拓展了书院教育的社会化空间。他们的社会形象，与书院教育所要求的人文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传承，这显然与书院培育出的人才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在传统社会中，拥有话语权的社会精英和士子们的文化影响力毕竟不可小觑。

2．对儒家学术文化的传播

中国古代书院一大特征就在于，其往往与讲学者或主政者的学术流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儒家占传统教育主流的社会中，书院往往与儒家学术文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宋代以来，由于道学的兴起，书院在融合佛道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学术文化传播中心，如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吕祖谦与丽泽书院，陆九渊与象山书院，东林党与无锡东林书院，阮元与学海堂、诂经精舍，张之洞与广雅书院，康有为与万木草堂等。这些书院在11世纪至19世纪之间，不仅延续和弘扬了儒家的学术传统文化，也为儒家学术传统的转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需要提及的是，自宋代以后，书院与理学一体化始终伴随着书院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儒学大家和社会精英将道学视为安身立命之所，另一方面，书院不再单纯是教书育人之场所，它还承担着传播学术文化传统、弘扬传统礼乐文化、重振伦理道德文化之重任。正是基于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书院与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调和着儒家学术与传统政治的关系，也消弭了部分社会矛盾与问题。特别是南宋末期，随着令的解除，以及对理学的极度推崇，书院一时间如雨后春笋一样，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态势。而儒家的“君子群而不党”文化理念，以及社会地域经济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书院峰起林立，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中心的不同学派倾向。书院在此基础上，发展和丰富了各自学派的思想体系。从单体教育推广到形成独特的学派流传，这是书院对传统文化制度化传播的巨大贡献。

自朱熹制定了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后，该揭示成为历朝历代各地书院的总学规。它规定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为五伦之教，并指明至圣先贤的教书育人之道在于明理修身，然后推己及人。反对死记硬背、沽名钓誉，以功名利禄为目的的读书。二程理学的本质是，学则达天德，治则行王道。天德而与王道，实乃一以贯之。理学家们在教育过程中始终将道德教化视为重中之重，从而使道德建设成为书院精神建设的基石。从本源来讲，书院传播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道德教化，“道德齐一而礼义自明”。“故道之不行，则不足为道;学者若无益于家国，则不足为学”。明道始终贯穿于师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之中，才德并重则成为书院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赵宋南渡之后，书院不再单纯是教书育人之场所，这也成为书院与理学相互融合的一个标志。如石洞书院创建者郭钦止曾请名家、大儒主持教学，将所有家藏图书捐给书院供学子读书，将所有土地变为书院的土地，以此向世人表示书院不是他郭某人的私有财产。书院的学术思想不仅在当地得到传播，同时也以学派传承的方式延续千年，呈现出了组织传播时间、空间双重结合的特征。

二、书院对传统教育制度的发展

首先，书院的制度建设不仅使传统教育精神与教学理念得以薪火相继，还对今天的教育制度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自书院的兴起直至终结，伴随着“文化下移”的不断深入，书院各种教育制度建设围绕着平民而展开。这种“大众化”的教育传播方式，无疑为儒家文化的传承和教育制度建设创造了更广泛的话语空间。在此，以讲会为代表的书院教育教学活动，对于传统教育发展以及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这种常规教学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教育教学活动，对学问探究、学术传播等起到积极作用。如朱熹与张拭围绕“中和”问题会讲于岳麓书院;鹅湖之会上朱熹与陆九渊的激烈论争;康有为在长兴学舍和万木草堂的讲学，以及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这一切表明，讲会在书院的文化传播中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需要提及的是，在书院的发展中，传统社会精英不仅积极探索理念层面上的制度建设，还以文献的形式真实记录了书院教育制度建设情况。

流传至今的大量书院学记就是最好证明。除去文字层面的意义，这些学记既是传统教育制度的精华所在，又是传统教育文化升华的集中代表。即使在教育大发展的今天，有些书院制度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比如《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讲义》《鹿洞书院讲学记》等。而这一切对于近代中国教育以及东南亚和日本的社会教育都起到了不小的影响与作用，甚至欧美的书院建设也在这之中获益匪浅。不仅如此，书院以讲会形式所划分的教育内容，对于促进教育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保存，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如黄宗羲主讲证人书院时，其讲会的形式具体分为时文之会、诗古文之会、五经之会。又如颜元在漳南书院讲学时，曾将课程分为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理学斋、帖括斋，及至乾嘉汉学主政书院时，又以注重训诂、经学而闻名于时。可以说，书院提倡的育人以德、德行兼备、注重操守、大家讲学等一系列教育制度建设，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也在某种程度上维系了传统教育理念与道德伦理观。现存岳麓书院等古代书院的文化遗产，至今能成为研究热点，就证明了这一点。其次，书院奉行的祭祀制度对于传统礼乐文化制度和教育理念的传播也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以现代教育眼光来看，古代书院的有些祭祀制度显得有些荒唐可笑，但对于千百年来奉行礼乐文化的中国而言，祭祀制度在书院的文化传播中却意义非凡。因为在宏大肃穆的文化氛围中，书院祭祀活动既能使师生和社会群体能时时感受到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又能使其感受到“一种受世人普遍认同的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体系，从而实现个人、家庭、国家乃至天下太平”的文化理念和教育理想。中国向来有尊师重道的教育传统，书院祭祀制度无疑将其放大了。对于此，徐梓先生认为书院作为感性教育和榜样教育的典范，它使生徒们耳濡目染同时，“逐渐培养起了对先贤的礼敬和景仰，进而考索他们的德业和事功，并以建立这样的功德自我期许:‘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诚如斯言，书院祭祀作为重要的教育制度和文化活动，其在类似宗教氛围中，既潜移默化地传承了古代教育尊师重道、推崇道德、弘扬学统的教育文化理念，又进一步提升了诸如仁义礼智信、忠孝等传统文化道德理念的地位。比如朱熹因书院祭祀活动，而成为明清书院和理学派的灵魂与核心，并一直影响到今天;文天祥则因书院祭祀，而心生歆慕忠义之情。更为重要的则是，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使书院在祭祀对象选择上，实际暗含了学术思想和学派归宿的选择。

孔孟周公以及朱熹的学说理念至今还能得到中国社会以及海外的强烈响应，就得益于此。此外，作为书院最基本的制度之一的书院学规，更是将传统教育育人以德、润物无声的教育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比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写字必楷敬”等学规。其传递的不仅是古代教育理念和教育精神，更是古代教育者智慧与经验的集大成者。可以说，书院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后期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传统文化能得以延续，无疑这些书院学规在文化传播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些教育理念与制度在今天的现代教育中依然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借鉴意义。

三、书院对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播

从发展历程看，书院藏书对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书院保存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典籍。这些典籍无论从学术眼光来看，还是从文化传播角度看，都是弥足珍贵的。比如钟山、紫阳、敷文三所书院所珍藏的武英殿刊本的《十三经》《二十二史》，以及白鹿洞、岳麓两书院珍藏的《御纂日讲解义》等古籍，就为研究传统文化典籍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由于书院与学派的发展密切相关，故而许多学术大家的著述文字，也通过书院刊印、收藏得以保留下来。以清代河南书院为例，孙奇逢的300多万字的各种著作，以及耿介、李来章、窦克勤等人的著述，皆因书院而得以保存。甚至这些书院的藏书到现在还为近代图书馆和新式高校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刊印于晚清的《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和上海龙门书院的《女子理科矿物及化学》等书籍，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无形“推手”。其次，书院的刻书与印书等文化活动，不仅传播了文化、扩大了教育影响，也推动了书院学术研究活动。如朱熹所编撰的《论语集注》《论语要义》《近思录》《孟子集注》等二十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一方面扩大了理学的影响力度，另一方面，又促使理学真正占据当时学术主流地位。又如阮元在主政学海堂和诂经精舍期间，不仅刊刻了包括《十三经注疏》《杜诗》《文选》《朱子大全集》等一大批经史子集，又刊刻了《诂经精舍文集》八卷，这对于清代乾嘉汉学的发展，以及乾嘉学派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在传统文化传播以及学术研究中，书院的地位和意义都是无法替代的。其三，书院的藏书以及其他捐书和赐书等举动，对于文化理念的传承、教育的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成绩。比如在清代，官方所修成的《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批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文化典籍，几乎全部以赐书的形式，捐献给了各级书院。而各地士绅官吏的捐书，又无疑丰富了书院的藏书内容。加之书院提倡自学为主、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等办学理念，使得书院在培养人才上有许多官学和私学所不能比拟的突出之处。对于此，学界已多有论述，笔者不再赘述。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较为宽松的氛围环境中，生徒能博览群书，砥砺品行，能自觉地传承传统文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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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传统文化绘画元素在鞋靴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绘画元素在鞋靴设计中的应用，不能只是将中国画的图形、墨色和线条等图样纹饰简单地照搬复制，而应当是从“形而上”层面，研究中国绘画背后的创作思想，启迪当代设计者将其背后的设计思想进行“设计方法论”的转化，将传统绘画元素所蕴含的文化理念进行实践运用，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鞋靴产品的发展。

2.1在形式构成层面上的运用

当代鞋靴设计题材大多选自山水画和花鸟画中的元素，学会对传统绘画的程式布局中整体性、变化感、和谐统一性的把握，学会对笔墨技法中的皴、擦、点、染加以借鉴，将中国绘画中的图案、墨色和线条直接作用于鞋靴产品的设计中，便能够让消费者从视觉上直观地找到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文化气息的鞋靴产品，并了解和体味产品背后所诠释的民族情结。2012年，由红蜻蜓设计师江南和设计选送的作品《中国节》（如图1）在“真皮标志·新濠畔杯”中国鞋类设计大赛决赛中获得女鞋专业组金奖，鞋款以中国画中的墨竹为灵感来源，选材羊绒皮和环保皮，采用经典的黑白色搭配，设计出水墨画效果，以“四君子”中的竹子为语言符号，诠释出中国人正直挺拔、坚韧不拔的精神气质。

2.2在文化理念层面上的运用

文献显示，古代鞋履文化已经成为非物质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传统鞋靴虽然在每一时期的造型、色彩和制作上不尽相同，但其中都富含了浓厚的中国特色，体现了我国历代人们的审美观念。我们应当在东方传统文化元素高度融合的基础上，将传统绘画元素的图形、符号和文化思想应用到鞋靴设计中，这样既能启迪当代设计师拓宽创作民族产业的思维理念，有利于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息的鞋靴产品，同时设计出来的物质产品反过来又能更好地推动当代鞋履文化的发展。这是对中国当代鞋靴产品从制造转变为创造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更是改变当代鞋靴设计发展中尴尬境地的有效途径。2010年，由温州大学选送的作品《琴棋书画》（如图2）在由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主办的”金鑫杯“鞋靴设计大奖赛中获得实物类金奖，鞋款将代表琴棋书画的符号加以升华和转化，赋予创作出的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

2.3在操作技术层面上的运用

将传统绘画元素从“形而下”层面应用到鞋靴产品中是基本的步骤，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相应的论述：（1）刺绣。刺绣是古老中国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设计者选取皮革或帆布等面料，将传统绘画元素的纹样用针绣于鞋头、鞋面两侧或者鞋筒等部位，起伏的针线会增强产品的立体感，同时达到古老工艺与传统纹样的完美结合。（2）印染。印染是对纹饰图案进行设计排版后，将染料印刷在布艺材料上的工艺。印染颜料的选择和纹饰图案的设计中可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绘画元素。例如，将传统国画中常见的如梅、兰、竹、菊等图形，或者是国画面中笔墨晕染的技法效果体现在染印中，都能很容易地体现民族特色。（3）熨烫。熨烫是结合当代新技术而产生的制作技法，它能将设计好的传统绘画元素进行大规模的制模、加工、投入生产，同时可以对小的局部进行灵活处理，在鞋靴布料前期和后期加工中都可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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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它不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光辉灿烂，而且在当代也已经和正在受到亚洲乃至全世界日益众多的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来看，传统文化对于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文化、审美和道德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崇尚道德、重视智慧、强调文化艺术修养、注重人文素质的培育等思想，有利于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想素质的提高，在21世纪的人才培养中，应当认真地加以弘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模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等条件的作用下所形成的文化习惯和文化积淀。它既散见于经典文献、制度规章等程式化的客体形式之中，又存在子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主体形式之内，经过数千年的演绎与扬弃，这种文化积淀已深深地融进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新文化创造和发展之基点，当代大学生是21世纪中国文化的建设者和创造者，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传承性，而要建设、创造和发展，首先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在价值，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想信念等方面的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潜在的推动因素。当代大学生是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承担者，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他们的努力。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根植于民族传统之中，以传统文化为前提。只有把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赋现代化以民族特色，也只有这样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现实的、具体的、有活力的现代化。英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向现代化发展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保存传统最多的国家;即使在今天，日本的传统文化依然大量存在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所以，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现代化教育中，应当加人传统文化教育，以增加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力度。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培养、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它对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风貌，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强，作用之大不可量化。而蕴含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民族历史愈悠久，传统文化愈丰富，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则越深邃，民族精神越强烈。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客体，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之主体。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这一辩证统一关系，决定了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诸如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天下为公”的理想精神、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怀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在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冲击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必须进行认真的整理、挖掘，用以武装当代大学生，从而重新树起民族文化的旗帜，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抑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弘扬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或者说是一种效益驰动的经济，与其它事物一样，它具有双重性:市场经济强化了人们平等观念和经济意识，但可能导致以拥有金钱、商品的多寡作为划分人们等级地位的标准和判断人们的价值尺度;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最高极限，也会导致人们“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提高人们的自主意识，但一些人追求无限自由。产生无政府主义;市场经济以企业甚至个人为经济运行主体，容易引发极端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劳动使相互服务意识增强，同时又使交换关系渗透到人际关系和权力结构之中。市场经济双重作用中的负效应，将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如果我们在教育大学生时赋予传统义利观以时代的内涵，则对于冰释滞存于大学生思想中的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错误观念，会有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除了对大学生灌输集体主义奉献精神之外，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传统文化中的群众精神教育。千百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民族心理积淀:社会是一集合之整体，个体总是生活于群体之中，是民族、国家之一员，如果整体利益受侵害，则个体利益也难以保障，因此，个体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传统文化中这种社会成员服从群体、群体服从国家的集体精神，与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引发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直接对立的。在青少年教育过程中，继承、发扬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群体精神，通过分析与取舍，将群体精神注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之中，无疑会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点是强调“先义后利”、“义以为上”，认为在获取个人利益时，要看是否符合公正、公平和诚实原则。

二、寻找和发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结合点.赋予它新的时代气息，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思想道德的规范

在大学生思想教育问题上，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坎坷、动荡而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集体主义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孝敬父母、关爱兄弟是维护家庭整体;

“天下为公”是人类大同世界的最朴素想象，集体主义的具体内容因时代和社会的条件不同而各异，但就群体生活中个人需要顾及他人利益及大众利益这一点却是共同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精神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的持久不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与国家、杜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仍然存在着矛盾，而二者必须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大学生由于思想尚未成熟易走极端，崇尚绝对自由，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潜意识不可避免地要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教育大学生在继承传统文化整体精神时，应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而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一定要从传统的整体主义精神出发，上升到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

(二)发扬仁爱精神，加强热爱人民、尊师爱生教育。孔子把“仁”由西周时的“爱亲”扩展为“爱人”，由家族之爱推广为天下之爱，不但体现了由亲而疏的爱的变化而且包含着“泛爱众”的质的升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将心比心、以情交情、以诚求诚，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古今社会必然有种种差异，但以“仁爱”为总纲所提倡的礼让、保民、爱人、尊亲、团结、互助、谦虚、同情等，仍为年轻一代不可或缺的优良品质。现在一提“现代化”，人们往往就与竞争、紧张、高科技、高消费相联系，很少与“人情”挂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今天受益于现代文明，同时也受害于现代文明:一方面知识激增，科技发达;另一方面人口失控、战争不断;科技的日新月异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现代化之进程，但同时却加深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经济的突飞猛进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却俗化了精神领域，淡化了人情关系。上述不良影响反映在大学生身上，集中表现为注重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甚至以金钱作为评判人生价值的标准，所以，我们应对大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仁爱”教育，使其热爱人民，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牢牢确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交际准则。

(三)倡导“重家庭”伦理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家庭观念教育。家庭是在原始社会氏族解体过程中产生，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至今仍存在和发展着的社会最基层组织。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家庭既是社会基本的生产单位，又是社会婚姻的生活单位，它兼顾赔老扶幼、教育子女等众多的社会职能，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一直是伦理道德的核心。“齐家”思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敬’，、“邻里和睦”等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在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西方不良文化观念也在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每一个家庭。大学时期正是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时期，其思想品德可塑性很强，对事物的真假优劣辨别能力不够，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是当务之急。目前，有部分大学生对父母口出狂言，视为“保姆”，当作“包袱”，因此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重家庭”伦理道德，发扬中华民族特有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以及扶弱济贫、尊老爱幼这些传统美德，加强大学生品德修养，不仅能使千万个家庭和乐融融，而且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健康和谐，建设精神文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四)主张慎言力行，发扬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言与行的关系间题上主张“懊言力行”。“慎言力行”这是古圣先贤务实品格的集中体现，这种品格对今天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也是极为可贵的。年轻人富于理想，热情浪漫，年纪轻，阅历浅，往往誓言多于行动，好高，远，脱离实际。因此，教育大学生发扬务实精神，刻苦学习、精通学业、奋力拼搏、自强不息，这对他们将来建功立业，成长成才，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人类一切传统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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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武术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传统武术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具有开放的包容性.本文从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内涵着手，探讨其文化包容性的存在及体现.

关键词 ：传统武术；文化；包容性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177-02

1 前言

文化包容是指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其本质在于承认、尊重并欣赏文化的多元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体现，中华民族从其文化发展来看是极具包容性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同任何一种延绵至今的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直到现在还生生不息，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包容并蓄，形成了同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发展态势.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演变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传统武术也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烙印，因此中国传统武术也有着极强的文化包容性，这也是中国武术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2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

中华民族的形成有其复杂性和多元性，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与消亡，逐渐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相互包容的，互不排他的多元统一体.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这样的民族其最大特性就是重包容，有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集中体现在儒家文化的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上.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使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传统，并生生不息.“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包容、兼收并蓄的结果.

3 中国传统武术的文化包容及体现

3.1 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促成了中国传统武术的文化包容

中国古典哲学的范畴很大，包罗了许多传统思想及学说流派，影响较大者有道家哲学、周易学说、五行学说、太极哲理以及孙子哲学等诸多方面.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点也是本体论的范畴.所谓“天人合一”，即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统一.武术是人体的运动，要达到武术的目的，练武实践必须顺应自然，效仿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达到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寻求发展.同时，中国传统武术得益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使中国传统武术不仅是一种技击技术，而更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的包容精神.

3.2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3.2.1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包容性的外在表现

中国传统武术不仅仅是一种搏击术，更不是单纯的拳脚运动.它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武文化”.它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中和养气之说，同时又融合了道家的守静致柔，释家的禅定参悟，从而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武学体系.中国传统武术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广泛结合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包容性，使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使自身更具生命力.这也是中国传统武术与其他传统体育项目的最根本区别.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包容性的外在表现就是武术对其他非搏击文化的吸收及相互影响.武术与宗教文化、中医文化、养生文化、兵法等都有着紧密的相容性.宗教与中国传统武术的关系甚密，许多武术流派和拳种及其拳理都得益于宗教文化；同时，武术结合了中医理论，与中医相得益彰，中国传统武术对中医文化的包容也使得中国传统武术不但有了防身御敌的作用，也有了强身、强心、养生的多种功能.此外，武术与艺术、教育等文化元素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武舞同源，武若文用则为舞，武用则为武（术）.在中国古代，宫廷宴会时，有时有舞剑等，就是武舞.古时，周朝的贵族子弟必须接受严格的舞蹈教育，其中不仅有陶冶性情、修炼风度的文舞，更有锻炼体格、培养战士的武舞.同时，中国传统武术为中国的古典艺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许多石窟壁画都有大量武术演练的图片，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武术提供了参考.另外，武术的德育功能在当代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再赘述.当然，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深深的影响了当时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管理等，其包容性的外在表现也不是以上几例所能囊括.中国传统武术的文化包容性也使其在本质、形态、功能等方面发生蜕变，这种“变”更是一种发展、创新，使中国传统武术不断发展壮大，使其更加的具有生命力.

3.2.2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

中国功夫讲究刚柔并济，内外兼修，既有刚健雄美的外形，更有典雅深邃的内涵，蕴含着先哲们对生命和宇宙的参悟.中国传统武术的内涵决定了武术是不断发展和超越的，是身心兼修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同时，中国武术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完善，与其自身特点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它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于武术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补充的作用.究其主要原因中华武术的超越性由于其自省，包容，及自身区别于其他各类技击形式的先进性.它用这种强大的同化力去影响和改造外来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的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是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心理文化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仅不能消化、吸收外来文化，还有可能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从而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是由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包容精神，其结果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同化外来文化.外来文化的进入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却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丧失其特有的本色.一切外来文化一旦进入中国，便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社会强烈的宽容气氛，甚至使得一些独立性很强的外来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之中.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作为相对狭义的文化，其同化力更多的是指对其它非搏击文化的吸收借鉴，并将其与武术文化充分的融合，最终形成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传统武术与传统中医之间的关系.传统中医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武术诞生在医学相对欠发达的历史时期，许多习武之人难免在演练中出现运动损伤，中国武术将中医引入武术研究范畴，不但研究其疗法，更是将中医理论同与武术相关的人体科学，运动科学相结合，在整个中医学的范畴中，中医伤科、中医针灸与武术关系最大，联系也最为紧密；并且中医在诊疗治病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的借鉴与运用了武术的一些相关内容，比如抓筋疗法、点穴疗法、导引疗法、气化疗法、按矫疗法、运动疗法等等，武术也成为了中医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大医学家往往也是大武术家，医武兼修之人，可上溯到东汉名医华佗、孙思邈、丹阳子马钰与长春子丘处机等.中医与武术在理论和实践上还有很多密切的联系.比如，武术家在修炼武功的过程中，他运输精气神的路径，实质上就是中医的经络体系，大周天就是十二正经的循行，小周天就是任督二脉的循行，而作为武术“三宝”的精气神，根本上就是中医名词；武术中很多动作招式的命名，都包含有中医的命名特点和文化色彩，比如气沉丹田，力劈华盖等；此外，武术家练武还讲究阴阳五行、九宫八卦、子午流注、食养药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等，这些内容和中医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由此我们可知，中国传统武术对于非武术文化有着极强的吸收能力，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武术重要的组成部分.

3.3 传统武术文化包容性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主张有容乃大，大乃久.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则向世界开放，不断接受异质文化的激发和营养，从而使自身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充分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要求我们要自觉地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文明成果，也正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包容性使得武术成为庞大的体系，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武术的包容性不仅有利于武术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推进我国的文化建设，培育精神振奋、品格高尚的民族精神.中国武术始终都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其价值核心，须臾不能脱离，它表现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意志品质;诚实守信、守义节的高贵品质;行侠仗义的理想人格追求，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4 结语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包容性造就了今天中华武术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武术只有扎根传统才能汲取营养.批判地继承武术文化,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将振奋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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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J].齐鲁学刊,2003（5）.

〔4〕田传信.论文化的包容性与存在[J].文化艺术研究,2007（3）.

篇8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109-04

作者简介：李华伟（1977-），男，山东聊城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生管理理论。

从语义学上看，“生态德育”是20世纪末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意义上的市场化和生活意义上的现代化对教育方式构成冲击后所出现的全新概念；从词源学上看，“生态德育”概念的产生一则源于“生态学”和“德育学”单一学科研究的现实困境和无奈，二则肇始于学科交叉研究的创造性和新颖性。在国内，最早提出“生态德育”这一概念的是刘惊铎和王磊。两位学者在1998年第5期《教育评论》上共同发表了《生态德育及其跨世纪意义》的论文，指出，“生态德育”是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生态观点出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潜在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更好地享用自然和享受生活的教育。由于生态德育在价值链上强调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意识和保护意识，并且在目的论上强调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意识地控制人对自然的盲目作用，故而该理念提出之后，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很快传播开来。随后不久，吴鼎福在《教育生态学》中对“生态德育”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指出“生态德育”既是一种新的德育观，又是整合传统德育之后的一种崭新教育范式。“它试图把长久以来无法解释，甚至无法确认的人类与自身、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处理。其目的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培养一种具有更高品性的新人。”很明显，吴鼎福的定义充其量是对生态德育概念的深度诠释，而不是系统定义。随后朱小曼等学者均对“生态德育”概念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界定。

纵观学术界对“生态德育”概念的界定，我们发现，尽管学者们看到了源于生物学上的生态概念可以被移植到德育领域，但对于这两个概念的链合问题以及有机契合现象却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致使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多限于概念的游戏和文字的堆积。本研究认为，生态学和德育学的交叉研究从本质上看源于两个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近年来相继出现在媒体上的20多篇研究生态德育思想的论文以及5部相关领域的著作，还有不下10余种有关“生态德育”的定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突出进展，但由于基础概念界定的模糊使得这些研究大多比较肤浅，相关的问题没有被继续推向深入。事实上，生态德育是研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素质全面提高的一种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时下教育主体之间（主体间性）、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实践锻炼体系）、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而提出来的。生态德育学研究的主题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内生态链合现象，强调的主旨是教育活动的关联性、教育参与者的相互关怀性、教育方式的有机性、教育效果的时代性。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道德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解决德育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界定了基本概念之后，本课题对有关生态德育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提出：要想使生态德育学的学科发展继续推向深入，必须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德育思想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可以推动德育变迁路径的多样化，而且可以深化学术界对生态德育史领域的后续探索，其意义重大。

一、天人观所体现的自然导向的生态德育思想

从哲学上来看，“天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是西方近代一直追问的世界“客观实在性”悖论的中国式表达。如果说，中西方自古至今都在探索世界的本质存在问题，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思想则具有了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内涵。中国古代讲究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指出“究天人之际”，方能“纳古今之事”。除却以“天道附会人事”的迷信因素不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生态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如果说“天人合一”思想是在教诲人们要“大道归于自然”方能保全身体和精神健康的话，那么春秋郑国子产所哀叹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的论调就多少带有了教育悲观主义的痕迹。依此而论，天人观所体现的正是“以自然为师”的生态教育思想，这种思想用在道德领域就是“以教化为核心”的德育理念。

根据上文的假设，“生态德育”是一种关联性活动，这种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借助于继承性的理念才能完成相互教育的目的。在文化传承的显性领域中，儒家的生态德育思想最具典型性。在儒家看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和宇宙万物都是自然孕育化生的结果，“天、地、君、亲、师”，“仁者”之所以无敌，实乃“泛爱众”伦理学说的必然结果。生态教育理念实际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一是人类以各种行为影响着自然界的存在状态。但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充其量只是改变了自然界的暂时存在方式，并没有把大自然彻底征服。“征服”哲学只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怯懦的主观心理反应，不具备实然的哲学意义；二是大自然的逻辑在客观上指引着人类所有行为的价值取向。“会用则存，节用则生”，人类节约的理念与其说是为生计所迫而必然形成的民族传统美德，倒不如说是自然之道在指引人类生活类行为的必然结果。《正蒙・至当》有云：“大人者，有容物，无去物，有爱物，无殉物，天之道然。天以直养万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尽道矣。”此话是说，人类在利用大自然的时候，要遵循自然界的生长发育原理，对万物要加以保护性的、节约性的、合理性的利用，不能竭泽而渔，毁坏子孙的基业。

在儒道法各家关于生态道德教育的思想中，除去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思想的糟粕成分，诸多“以天合人”的思想（炼丹术）不仅具有科学萌芽的价值，而且也多少解决了人类对自然的迷茫和恐慌问题（天文学）。应该说，中国古代以自然导向的天人观为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材料。只要合理使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思想就一定能为新时期德育建设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二、义利观所体现的人品识别和利益分配的生态德育思想

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攘攘熙熙，皆为利来，人是无往而不利的。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不断为了利益而东奔西走，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理解为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政治学家把这种现象理解为基于权力关系的利益争夺，社会学家把这种现象理解为社会变迁的机会成本。那么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呢？事实上，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只是人的类本质在生存意义上的必然体现，也就是竞争造成了上述现象的必然显现。但长期以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逻辑使先发和后发市场经济国家产生了诸多灾难性的变异后果，细究起来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达尔文法则不无关系。

既然狼奔豕突的物欲世界不能约束人的理性，那么什么样的规矩能够使人变得有所收敛呢？法学家们指出，“乱世用重刑”，当今之世，只有完善的法治才是矫治中国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可当金融危机一波一波地冲击着人们的心志和理性的时候，“法治万能主义”的神话被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在被“紧箍咒”式的法理哲学束缚了较长时间之后，人们开始回归到了德性软力量的研究。于是“以德治国”的理念便顺理成章地打入了受众的视野。但传统的德育理念过分注重各种硬性的制度和规范，又使得受教育者的思想承受度和受教效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基于当前道德教育领域教育投入虚置、教育资源浪费、教育过程庸俗、教育主题单一、教育主体失态、教育效用弱化等突出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了“生态德育”的全新理念，指出生态德育是综合性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它强调的是一个社会德性的循环和共生，它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军事等诸领域规约到一个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相互关心的内生态系统中，让这些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遵循生物自组织的自我调节机制而自发的进行链合和融合，最后使任何一个受教育者都在生态理念的教诲下，得以德性自生和价值重生。

在所有生态德育的理念中，对“义利观”的认识当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处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人们可以暂时摆脱尘世的烦恼和声色犬马的滋扰，但却无法摆脱经济条件的制约和市场规则的束缚。如何认识“义”和“利”的辩证关系呢？在这方面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哲学观更具现实意义。正如中国传统文化所认为的“须就近有道之士，早谢却无情人家。贫莫愁来富莫夸，那见贫长富久家”。此言是说，在纷纷扰扰的物欲世界里，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来识别人品呢？那就是要以传统的儒家义利观为基本的识别标准。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小人，对于那些只顾蝇头小利而出卖朋友的人要尽量避而远之。这一标准不仅是商家生意上必须遵循的最为简洁明了的基础法则，而且也是学术界必须牢记的一条最为灵验的识人逻辑。除此之外，单靠一个人的言语是很难识别其内在本质的好坏的。如果靠上述标准还不能看破人品的优劣，不妨再使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行为逻辑。这一规则强调的是人的品质的外在表现，一般来讲心胸狭窄的人、心地不纯的人、心怀鬼胎的人、心眼偏执的人、心地不诚实的人都会外在于不大方、不爽快、不痛快、不洒脱等必然的行为或动作。

除了人品识别要遵循一定的生态德育理念以外，在现实的社会中，还必须本着相互帮助、共存共荣的逻辑进行一切行为和活动。在这方面，墨家的“交相利，兼相爱”的思想对我们不无裨益。墨家的义利哲学强调的是互利共赢和互利互惠，这实际上已经蕴含着现代宏观经济学所指出的利益公平分配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遵循着“初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的资源配置逻辑，而忽视了人在两次分配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这也就使得人与资源的生态融合被强制性割裂。事实上，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甚或是三次分配、四次分配都要讲求分配的公平问题，“利益均沾”只是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非常规手法，但利益分配公平却关系到政治的合法性认同和社会的长久稳定，其意义不可小视。所以，墨家一直以来都把“兼相爱”放到“交相利”的前提阶段，原因就在于只有以“爱”（良善即道德指引）的理念作为指引，才能使利益得以公平实现；否则交易主体的生态联结将会迅速断裂，交易无法实现，利润无法产生，自然市场的逻辑就形同虚设了。联系当今德育领域的突出问题，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于利益分配的生态德育思想不失为一种极好的借鉴。应该说，义利之辩之所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因就在于“义”和“利”的权衡关系着人的德行好坏问题，关系着人与人之间道德的和谐和互助问题，关系着分配领域的公正性导向问题。这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和同观所体现的知人善任的生态德育思想

与上面判断人品好坏的“义利”规则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同观”则是与识别人品紧密相连的一个“知人善任”的宏观标准问题。在这一领域，孔子的哲学可以给我们指引。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君子虽然表面上和你有意见分歧，但背后他不会和你有根本的路线分歧；小人虽然表面上同意你的看法，但背地里他会违背你的意志去做影响大局的事。“和同”只是一个意见上的分歧问题，按照现代民主制的运作逻辑，意见分歧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没有必要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毕竟人是千差万别的。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由于缺失现代民主制度的投票机制和平等意识，使得君主识别人的品性变得十分困难。不能正确甄别自己的属僚，就不会把合适的人才提拔到适合的岗位上来。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将相们都会把孔子的“和同论”搬出来加以变通使用，并以此来选择合适的接班人。除却孔子和同思想的糟粕成分，我们发现在现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古老时代孔子的“君子小人论”就不会在人才任用问题上犯大的错误，而如果仅仅依靠考试分数或外在的东西，就有可能把各种腐败分子遴选到重要的岗位上来，其危害是可想而知的。

和同观不仅为政府人才的选拔提供了一种参考，而且也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借鉴。比如在任用学生干部问题上，如果单纯依靠对学生表面语言和行为的考量，往往不能选拔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且还会给学生管理工作造成诸多障碍。相反，通过某些问题的讨论甚或争论，密切观察学生的潜意识行为和语言表现，就可以及时发现学生深层次的心理偏好和价值导向，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发现和任用合适的学生干部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应该说，对于今天的学生思想教育来说，重视学生的表面要求一定要与挖掘学生的内在诉求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受教育者的真实动机和想法。

四、荣辱观所体现的知耻奋进的生态德育思想

从心理哲学的角度讲，“荣”和“辱”都是人作为类本质的心源性条件反射。当人们遇到高兴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光荣；当人们遇到沮丧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耻辱。这种条件反射实际上是人的本能性直觉。也就是说，荣辱感是人的精神性因素在内生态角度的相互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含荣辱思想。儒家认为，“知荣能够自强，知耻方能奋进也”。孟子则从荣辱感的人性角度探索这种心理反应的意义。孟子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之耻，矣”，把知耻作为善恶的标志。作为我国生态教育学的代表之作，《管子》的生态德育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管子》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灭亡”。也就是说，学礼仪、知廉耻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他的民众知荣辱，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人们在良心深处失却了根本的依靠和精神寄托，所剩下的就只有行尸走肉了。针对春秋时期战乱丛生的实际情况，《管子》还谆谆教导人们：“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即要想结束春秋时期战乱纷飞的局面，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应该以和为贵、互相谅解、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发展互惠贸易，不要兵戈相见、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要体恤百姓的苦楚。只有安民惠民，才能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国家稳定了，才能发展生产，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才能逐步提高；老百姓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百姓衣食无忧的时候，社会才能形成追求礼仪、尚荣驱辱的大好民生局面。由此看来，《管子》所提倡的荣辱观是一种追求社会内生态和谐共生的生态德育观。在这一点上，《管子》生态德育思想的政治价值取向与孔子的“仁者爱人，行之有耻”的政治目标不谋而合。总之，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荣辱思想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借鉴。

事实上，“荣”和“辱”是一对孪生姐妹，只有经得起“耻辱”，才能“反思而激流猛进”；只有低调处理好“荣耀”，才能以荣为契机奋发图强。那种不经历知耻阶段而纯粹享受荣誉的思想是极其庸俗的和错误的。正如《礼记・中庸》所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荣誉必须首先在“隐”和“微”处下功夫，既不要在暗地里做不道德的事，也不要在细小事情上违背道德，要敢于“慎独”，即在“程门立雪”的境界中享受“隐忍”的壮美。要学习越王勾践的知耻精神，在艰难的环境里积蓄力量，以寻找机会东山再起。“荣”和“辱”的客观生态关系，使得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把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有时为了获得荣誉还应该给自己人为寻找一些压力，让自己在“知耻”的境界中为新的光荣积累动力；有时因为各种原因暂时获得了一定的荣誉也不要沾沾自喜，应该回味成绩的来之不易，要继续坚持以“耻”为动力的思想，为了新的荣耀而卧薪尝胆。这就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德育”理念。坚持生态德育的链合思想，就能做活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启蒙，使受教育者不至于走向生态链的极端，而遗憾终生。

五、身令观所体现的为人处世的生态德育思想

“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辩证关系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身教示范，指出道德教育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身垂范。这一方法强调教育者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来示范性地影响、教导受教育者，从而给受教育者以启迪作用。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教育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受教育者才会以此效仿，并以身垂范。相反，如果教育者要求受教育者做到的规范自己都没有做到，那么受教育者就会反其道而行之。对于掌权者来说，只有以身作则带头搞好道德修养，才能使百姓的思想和言行符合社会道德规范，才能安民治国。“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内生态关系，这一思想对于新时期搞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身令观”所体现的身教和言教的关系反映到为人处世的微观领域，就是要做到“己”和“人”之间的辩证统一。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只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很好地理解个体之间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才能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遵循利己利他的生态法则；否则就很容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把自己的示范作用转化到负面的方向中去。至于如何做到社会个体之间的生态和睦，孔子强调要注重自己的德行修养，孔子指出：“克己复礼，天归仁焉。为仁由己，而有人乎哉！”即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充分体谅他人的想法和社会需要，才能成为知书达理的人；修心养性的关键是自己，自己德行的养成要靠自己的艰苦修炼，不能靠别人的督促和劝说。这种注重自身修养锻炼的哲学，实际上已经预设了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别人宽恕善解的类生态规则。当然，注重自身的修养，并不是说自己独处的时候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说心里要时刻想着别人的需要和看法。对政治家来说，就是时时关心民众、事事想着民众，急民众所急，想民众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己”说恰恰是“身令观”所延伸出来的为人处世的基本生态哲学。这种突出人己关系、强调以身作则的教育学说对于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六、上下观所体现的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思想

除去“上下观”所映射的等级观念不说，中国古代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因材施教思想时至今日仍不乏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因材施教的理念肇始于人生存环境的变化，正如墨子所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人者变，其色则变。”也就是说，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亲缘关系、所受教育、思想品德都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只有随着环境的变化来认识人、来教育人，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正确实施个性化的道德教育。事实上，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出的“上下观”旨在说明：从循序渐进、教不躐等、因材施教等教学原则来看，具有中等资质或道德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较高的学问或道理；而具有中等资质或道德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较高的学问或道理。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孔子强调“中人论”并不是说人是预先可以划分成三六九等的，除却孔子“中人论”中的历史制约成分，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下观”所体现的正是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理念，这种生态关系是内生态思想在德育领域的突出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老子也曾经研究过人的悟性差异对人接受学问深浅的影响，并适时提出了道家的“上下观”。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曰不笑不足以为道。”从表面上看，老子是在向他的弟子解释什么是“道”，但细心纠察我们发现，老子在这里主要是强调人的差异性以及这种智力差异对人接受教育方式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老子分明是在教诲世人：如果没有悟性，即使通过巨大的外力作用，逼着做、哄着做、催着做，效果也不会太好；而只有因势利导，采取与受教育者密切沟通的生态教育原理，才能打通受教者和教育者之间的交流鸿沟，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正所谓“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虽然老子的“上下观”具有预先设定好等级成分的嫌疑，但老子所指出的根据人的自身智慧素质和身体素质进行分类教育的生态德育学原则，时至今日仍不乏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惊铎.生态德育是一种崭新的德育观[J].新华文摘，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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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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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8-0052-02

军事院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是对学员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其根本任务是帮助学员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人文精神，掌握中国传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提高学员的人文修养和对文化现象的自主分析判断能力，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和创新先进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充分发挥该课程的作用，必须正视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模式转换方面深化改革，以提高该课程的人文内涵和育人效果。作为一名《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的授课教员，笔者认为专题式教学模式的运用，可以明显提高本门课程的教学效果。

一、专题式教学模式概述

（一）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内涵

专题式教学是指以原有教材为基础，打破原有教材章节体系的限制，按照课程内容的内在思想和逻辑关系，有选择地整合、提炼、优化、充实教学内容，将教学内容精心设计成既前后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系列专题，并根据专题确定教学实施方案，相对集中深入地进行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它突破了传统的按章节体系依序授课的教学模式，矫正了以注入式教学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缺乏对某一专题的强化和知识内在关系的整体把握，导致学员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出现片面性和局限性，不利于学员综合能力培养的弊端，突出了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专题式教学模式的特点

1.教学内容新颖务实，重点突出

专题式教学根据课程体系和实际教学的需要，突破原有教材体系，统筹兼顾，进行结构性改革，通过专题的设计，将某一领域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教学过程中，经过教员与学员共同的全面、系统剖析、探讨，主题更鲜明，难点、重点更突出，加深学员认识，促进教学与实践的结合。

2.在教学方法上更具有多样性

专题式教学模式有利于采取引导式、研讨式、辩论式、案例式、比较式等不同教学法，提高学员的学习兴趣，有效克服“填鸭式”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充分尊重学员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师生互动的良好局面，使学员思路更活跃，视野更开阔，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3.充分实现“学为主体、教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采用专题式教学模式，教员在教学实践中不但是组织者、指挥者，而且是参与者，与学员共同对热点话题、问题进行研讨，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员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同时，在专题式教学模式下，学员通过课后搜集、分析、归纳学习资料，使自己的自学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

二、实施专题式教学的背景

目前军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教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教学效果差强人意，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和教学实践，笔者认为这门课程的讲授适合采用专题式教学模式。军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传统教学模式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教材选用混乱，教学内容驳杂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广泛，涵盖思想、宗教、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技、服饰、饮食、和民俗等领域，目前出版的针对高校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可谓汗牛充栋，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史为主体，阐释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演进，分析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变革、风云人物和著名事件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变异的影响，理论性、专业性较强，内容偏深，份量过重，导致教员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往往晦涩难懂，学员难以承受；另一类是以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为主，这类教材一般从中国历史分段、地理概貌讲起，导出中国文明的发展，然后分哲学思想、艺术、教育、科技、民俗等类型进行分述，因为内容繁杂，所以教员或者是浮光掠影、面面俱到地进行蜻蜓点水式的讲授，要么是片面、单薄地截取内容，对学员而言真正内化于心的知识并不多。

（二）教学方法单一，学员兴趣索然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涉及的了解性、知识性的内容繁杂，传统的教学内容或偏重“史”，或偏重“论”，或偏重哲学思想，而且传统的教学模式还停留在以理论教学为主、教员“满堂灌”的层面上，这样一来，枯燥、抽象的讲解往往让学员昏昏欲睡，课堂成为了教员的个人表演秀场，没有令学员激动的实践环节，缺乏教员和学员激烈交锋的互动场面，教学氛围沉闷，势必影响教学效果，难以达到教学育人目标。

（三）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水平有待提高

中国传统文化跨文越理，纵横交错，教员因为自身专业及能力所限，在教学过程中势必产生此生彼熟，甚至现炒现卖，穷于应付的现象，以致形成了教员原有的单一的知识结构与课程庞大的知识体系之间的矛盾。

三、实施专题式教学的意义

（一）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教员在教学过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一一讲授，应该本着“择优务实”的原则，科学合理地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重点选择有利于培养学员任职能力、学员感兴趣、对当今社会发展富有借鉴意义的内容，设置为集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于一体的专题系列，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富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得到突出体现，使讲授的知识系统化、规范化，强化人文精神对学员的感染。

例如我院本门课程建设团队经过反复调研探讨，制定了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传统艺术、中国传统教育与科技、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六大模块的专题体系，通过考察中国文化生成演化的环境，阐释儒、释、道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分析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最后归结到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和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展望，结构清晰，各专题既独立成章，整体上又颇成体系，前后呼应，相得益彰。教学实践证明，这种教学体例与内容安排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特征作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又比较切合学员的求知需求，教学效果良好。

（二）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员积极性

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实施，为改革传统“一言堂”教学法提供了平台，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实现讲授法、研讨法、比较法、情景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的融通创新。讲授法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员为知识传授主体，讲授要求概念清楚、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教学内容既要系统全面，又要突出重难点，语言要求精准生动，另外，还要求寓启发于讲授之中；研讨法，则是从“以教员为中心”转向“师生合作”，强调学员的主体性，尊重学员的主体地位，注重师生交流，在课堂上既要给予学员话语权，允许学员在课堂上随时质疑，鼓励发表独创性的见解，肯定学员的积极参与态度，以激发学员兴趣，达到教学相长的教育效果，又要加强引导，掌控讨论方向，做到有的放矢，能够及时归纳总结，切实提高本门课程的教育意义。另一方面，教员课前提出讨论任务，分好讨论小组，指定组长，在组长的安排带动下，各小组分别搜集材料，组织讨论，写发言稿，制作多媒体课件，课堂上各派一名组员汇报发言，听完一位学员发言后，先让其他组的学员提问，本组学员予以回答，然后教员作出点评。随后下一组学员代表发言，照此进行下去，旨在培养学员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演说辩论能力；比较法，主要是通过对相关内容的比较讲授，使学员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知识体系的基础上，理解其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从而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了解；情景法，主要是课堂上为了避免纯理论的枯燥乏味，可以举些生动的、现实的例子，寓教于乐，使学员在审美中愉悦心灵，锤炼心智。

（三）教员交叉授课，效果事半功倍

按传统的教学模式，一名教员独立担任一个班次的授课任务，意味着一个人要精通哲学、伦理、科技、美学、文学、艺术、民俗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应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几个领域有精深造诣的不乏其人，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领域、层面都有深入研究的实属罕见，目前的实际状况是，担任军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的多是中文或政治教员，单一的知识结构与本门课程多学科交融的特点产生了不小的冲突，导致不同的教员因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同，对本门课程讲授的重点就不同，往往对自己精通的环节大加发挥，而对自己知识储备较弱的部分则一掠而过，影响了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虽然通过培训、交流、集体备课以及自学等方法可以完善教员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员的理论素养，实现每名任课教员都能够驾驭本门课程的目标，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鉴于目前任课教员知识结构的状况，可以利用专题式教学法的实施，采取教员交叉授课的方式，来提高教学水平。即授课教员组合为多元化人才团队，不同的教学专题由擅长相应内容的教员讲授，例如中国传统思想这一专题，由哲学专业的教员讲授；中国传统艺术这一专题，由相对擅长这些内容知识的教员讲授等等，这样的分工协作，使得优势互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较少课时内的频繁更换授课教员，教学方法、教学风格的差异往往容易造成学员眼花缭乱、思维断裂的难以适应感，不利于学员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统一性形成清晰的认识，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产生，可以采取优势组合的方式，即一位教员选择两三个专题作为自己的专攻方向，这样一个班次的授课任务由两三位教员共同承担，这种“互助组”式的教员配备，既摆脱了因教员更替频率快而造成授课内容产生断裂感的弊端，又可以使教员有针对性地对自己所担专题的难点和重点进行深入探究，从而可以从容顺利地进行教学。这种授课方式效果颇佳，富有借鉴意义。

（四）有利于开展“主课堂+第二课堂+网上课堂+社会课堂”的四堂联动

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实施，优化了教学内容，减轻了学员在课堂上的疲惫感和焦躁感，为实现“主课堂+第二课堂+网上课堂+社会课堂”的四堂联动教学方式提供了有利条件。主课堂基本采用研讨、启发等教学方法和手段；第二课堂依托国学等俱乐部举行演讲、诗歌朗诵、礼仪大赛、人文知识竞赛等活动，调动学员的课后学习实践积极性；网上课堂主要是根据教学专题择优搜集一些课本和讲义之外的优质教学资源，包括音像、书籍、评论文章等上传到校园网络平台，指导学员课后时间自学；社会课堂就是布置学员利用节假日到家乡或驻地观察当地的建筑、饮食、服饰、礼仪等领域保留下来的传统和地方特色，让学员以小论文的形式概括总结出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当前，在军事教育转型的背景下，根据教材逐章逐节按部就班讲授的传统教学模式已不适合军校培养目标的要求，因此，对科学高效的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实施，将过去面面俱到、平均用力转化为关键处点拨、梳理，避免了简单知识的不必要重复，增加了知识信息的有效性，完善和深化了学员的知识体系，提高了学员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介永强.关于中国文化史教学的一些思考.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