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治理措施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空气污染治理措施，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不断增长，提高自身生活水准和生活质量和改善居住环境的欲求和期望越来越强，每个人都盼望拥有一个舒适、洁净、时尚的工作、生活空间，导致现在房屋装饰装修的标准、档次不断提高，样式层出不穷。但是建筑装饰装修和各种新型建筑装修材料带来的不仅是华丽、舒适的装修风格，同样带来了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对人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随着大众的环境意识、环保意识和健康意识的迅速提高[1]，身体健康与室内环境的关系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室内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2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及其危害

低劣的空气会使人注意力分散，精神不集中，工作效率低下，更甚者会出现头疼、恶心、疲劳、皮肤红肿等症状，统称为“病态建筑综合征”在北京儿童医院的调查显示，该院接诊的白血病患儿中有九成患儿家庭在半年内曾经装修过，有专家据此推测，室内装修材料中的有害物质可能是小儿白血病的一个重要诱因[2]。国内外环保专家做了大量研究，室内可测得的有毒有害物质达到数百种之多，最常见也是危害最大的主要的，也是我们经常监测最多的是甲醛、苯及苯系物、TVOC。

2.1甲醛

甲醛又称蚁醛。无色气体，有特殊的刺激气味，对人眼、鼻等有刺激作用,易溶于水和乙醇。甲醛的主要危害表现为对皮肤粘膜的刺激作用,甲醛在室内达到一定浓度时，人就有不适感。大于0.08m³的甲醛浓度可引起眼红、眼痒、咽喉不适或疼痛、声音嘶哑、喷嚏、胸闷、气喘、皮炎等。新装修的房间甲醛含量较高，是众多疾病的主要诱因。甲醛低浓度即可嗅到，人对甲醛的嗅觉阈通常是0.06-0.07mg/m3。但有较大的个体差异性，有人可达2.66mg/m3。长期、低浓度接触甲醛会引起头痛、头晕、乏力、感觉障碍、免疫力降低，并可出现瞌睡、记忆力减退或神经衰弱、精神抑郁。

2.2苯及苯系物

苯系物，即芳香族有机化合物为苯及衍生物的总称，是人类活动排放的常见污染物，完全意义上的苯系物绝对数量可高达千万种以上，但一般意义上的苯系物主要包括苯、甲苯、乙苯、二甲苯、三甲苯、苯乙烯、苯酚、苯胺、氯苯、硝基苯等。许多苯系物对生物体具有毒性，对人类健康能够产生直接危害。长期接触可以导致人体患上贫血症和白血病，会使人昏迷，甚至死亡。

2.3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

VOC在室内空气中是异类污染物，由于它们单独的浓度低，但是种类多，一般不予逐个分别表示，以TVOC表示去总量[3]。TVOC可有嗅味，有刺激性，能引起机体免疫水平失调，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出现头晕、头痛、嗜睡、无力、胸闷等自觉症状；还可能影响消化系统，出现食欲不振、恶心等，严重时可损伤肝脏和造血系统，出现变态反应等。

3室内空气污染来源

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包括：建筑材料、室内装修材料、家具办公用品等三大块。其中建筑材料自身释放的有害物质是氡和氨，氨产生于建筑施工中使用的混凝土外加剂，氡产生于建筑石材、砖、泥沙等等。我们日常装修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材料包胶合板、复合板等人造材料，以及使用的油料、涂料、稀释剂、胶粘剂、防水剂等等物质中都含有苯、二甲苯和甲醛[4]。室内家具释放的游离甲醛，主要来源于人造板的胶黏剂。在家具制造过程中使用的胶、漆、涂料含有大量的苯、甲苯、二甲苯，会在室内缓慢释放。

4室内空气污染的预防治理措施

4.1正确认识室内空气污染的危害，选择环保材料

人们要正确认识到装修所带来室内空气污染的原因和程度，不要过于紧张和掉以轻心，任何装修都会造成室内污染，所以真正绝对的“绿色家装”是不存在的，只有超出了国家标准的范围，才会造成伤害，因此我们在装修的选材上要尽量减少污染，选择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环保材料，装修适度，做到美观、大方即可，现在都提倡简约美。

4.2物理化学法

这种方法治理室内空气不会带来二次污染，而且效果尚佳。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开窗通风，有条件的新房装修完毕后每天都开窗3-4个小时，最好经过一个夏天和一个采暖期后再入住。或者使用活性炭等进行吸附，需要注意的是活性炭在吸附一段时间后会出现一个吸附平衡状态，需要我们拿到太阳底下晾晒后，才可继续循环使用，也可以直接更换新的活性炭。化学法即使用化学试剂与有害气体进行反应，这种方式成本较高，同时也容易产生二次污染。

4.3植物治理法

采用植物来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根据中国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的推荐，一叶兰、龟背竹可以清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虎吊兰和吊兰、芦荟可以吸收室内大量的甲醛气体；米兰、腊梅等能有效地清除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害物。另外，兰花、桂花、腊梅等植物的纤毛能截留并吸滞空气中的飘浮微粒及烟尘。同时植物也可以美化居住环境，形成一种天然和谐美。

5结语

室内空气质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要正确看待室内空气污染这个问题，不要夸大也不要不在乎，加深对空气污染的成因了解和认识，积极采取措施去预防和治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我们的健康，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室内环境。

参考文献：

[1]梁欣.浅谈室内装修污染及其防治[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9(03):158~160.

[2]徐晓琴,刘文君.浅议室内环境空气污染现状及防治对策[J].甘肃科技,2014,30(07):48~49.

篇2

一、前言

膜滤技术在水处理工艺中应用得到飞速发展，它能有效地分离去除水中的微生物、细菌、无机颗粒和有机物质等，并且具有处理水质稳定高效、占地面积小、节省药剂投加量、易于实现自动化操作等优点。但由于膜表面极易污染堵塞，造成膜通量减少，只有通过增加反冲洗频繁，保证制水能力，导致膜的使用寿命大大缩短，从而增加了运行和经营成本。膜过滤工艺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最低能耗下的高膜通量，现以陕西陕焦化工有限公司（下称陕焦）脱盐水站程控超滤的运行状况为基础分析如何控制膜污染速度。

二、膜污染过程机理

掌握膜污染的机理是膜滤技术的关键，影响膜污染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处理溶液中粒子与膜材料的互相作用，广义的膜污染不仅包括由于堵塞引起的污染，不可逆的吸附污染，而且包括由于浓差极化形成的凝胶层的可逆污染。在水处理中比超滤膜孔径大的溶解性有机物是构成膜污染的主要成分，产生的膜阻力超过总膜阻力的50%，整个膜污染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随着生物聚合物浓度的不断提高，可供使用的活性孔数量越来越少；第二阶段是迁移性生物聚合物沉积在孔内吸附的生物聚合物上，从而形成膜污染。第三阶段，越来越多的迁移性生物聚合物聚集在膜表面，形成凝胶层和泥饼层。随着生物聚合物浓度的变化，膜污染阶段可以合并变成两个阶段或阶段之间可相互转换。

三、膜污染的影响因素

影响膜污染的因素主要有：膜结构及特性、膜使用条件、原水水质。

1.膜结构及特性

膜结构及特性对控制膜污染十分重要。在超滤过程中，膜、溶质和溶剂之间的相互作用受到膜材质、膜孔结构、膜的憎水性、膜表面电荷、膜的表面粗糙度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膜表面特性对于细菌的生存也起着重要作用。当膜孔与粒子或溶质的尺寸相近时， 极易产生堵塞作用， 而当膜孔小于粒子或溶质的尺寸时， 由于横切流作用， 它们在膜表面很难停留聚集，不易堵孔。膜孔径分布或分割分子量敏锐性， 也对膜污染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微滤膜， 对称结构较不对称结构更易堵塞； 对于中空纤维膜， 单内皮层中空纤维比双皮层膜抗污染能力强。膜表面粗糙度的增加会使膜表面吸附污染物的可能性增加，增加了膜表面孔的吸附，导致的膜孔堵塞，但同时也增加了膜表面的扰动程度，阻碍了污染物在膜表面的形成，减少了膜孔对污染物质的机械截留所导致的膜孔堵塞，因此膜表面粗糙度对膜孔堵塞的影响是两方面效果的综合体现。

2.使用条件的影响

运行条件如温度、压力、膜面速度、水中杂质含量等对控制膜污染非常重要。温度越高产水能力越大，产生浓差极化污染的几率下降，但是温度过高将引起膜不可恢复性吸附污染。对于压力而言，随着压力的增长膜的通量不增加，但存在最高值，当压力再升高膜的通量开始下降，压力增大的同时膜上浓差极化程度加剧，跨膜压差随着增长，逐渐形成致密的凝胶层，产水能力就开始快速下降，因此应该满足生产的条件下尽量保证在较低压力下运行。膜面流速是影响产水量和运行周期的一个主要因素，膜面流速越高，膜面淤积大分子胶体和细菌藻类形成滤饼层厚度越小，与此同时由于膜两侧浓差缩小，浓差极化形成凝胶层的阻力也会大幅下降，从而使膜的使用周期得以延长。超滤水中的悬浮物、菌藻类含量长期偏高，不但会增加滤饼层阻力，而且由于细菌藻类分泌物与杂质的协同作用使膜孔受到不可恢复性的堵塞和局部腐蚀。

3.原水水质

pH值和离子强度对膜污染的影响跟进水水质有很大关系，即使溶液中胶体等大分子物质的浓度较低（ 0.001～0.01g/ L） ， 膜面也可形成足够的吸附， 使通量有明显下降，是孔吸附和堵塞的主要原因，pH 值的改变不仅会改变胶体的带电状态，也改变膜的性质， 从而影响吸附， 故是膜污染的控制因素之一。溶液中离子强度的变化会改变胶体的构型和分散性， 影响吸附。膜面会强烈吸附盐， 从而影响膜的通量。在低pH值下，膜表面电位为正值，这时膜表面和腐殖酸之间存在静电引力，使得表面附着现象明显，从而产生膜污染，降低膜通量。随着值升高，引力减小，斥力增大，减轻膜污染。

四膜污染的防制措施

控制浓差极化和膜污染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良膜的性质、改变原水的特性、优化分离操作条件及对膜进行预处理、定期反冲洗等方面。现以陕焦脱盐水两年来的运行情况为主，对膜过滤工艺改进进行阐述。陕焦脱盐水原水来自桃渠坡水库，途经新区水厂处理出水浊度小于1NTU，经管道泵一路输送入厂内2000m3×2的蓄水池，经新鲜水泵送至脱盐水工序，在加入杀菌剂后进入叠片过滤器，然后经过蒸汽加热器、程控超滤、超滤水箱、活性炭过滤器、保安过滤器、反渗透等设备。桃渠坡水属地表水，在春夏换季时，水中菌藻突增，虽经水厂处理，但出水余氯很小，至陕焦水池管线漫长，菌藻类得到遏制，致使杂质穿透叠片，污堵超滤，影响生产系统，造成超滤化学清洗周期仅75天；在秋冬换季时，水库受梅雨影响，水中溶解固形物和钙镁离子浓度大幅增长，水厂和水池的处理能力很有限，杂质负荷仍然集中叠盘过滤器和超滤上，导致叠片和超滤膜结垢严重，通量迅速下降，只能加大化学清洗频次。

3.1预处理

预处理是降低膜污染的研究方法之一，其包括混凝、杀菌、机械过滤等方法。预处理影响膜的过滤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改变污染物粒径分布，改变污染物之间相互作用或它们在膜表面的沉积性，抑制微生物生长或是去除可生物降解的微生物。混凝是目前为止用得最为广泛和有效的预处理方法，投加混凝剂后能大大降低膜污染程度，增加膜通量，而且比投加活性炭更为有效。采用强氧化剂如氯、过氧化氢、臭氧等[3]来氧化和改变有机物组成部分，从而改善出水水质减轻膜污染。针对陕焦预处理产水量低、叠片过滤器穿透严重、超滤不能进入正常负荷的情况，因新鲜水泵供全厂生产生活用水，工艺改造只要集中在进工序支管上。即在进入叠片过滤器前增加一套投加混凝剂的装置；在秋雨季节可有效的控制水中的离子胶体含量，减轻极化层对超滤膜的影响。叠片后超滤前增加一套双介质过滤器做粗处理；在春夏菌藻类繁殖请，可抑制超滤进水中的菌藻类、大分子、胶体在对超滤膜的直接影响，以控制超滤进水水质。

3.2膜冲洗

膜的清洗包括物理冲洗、化学冲洗、物化联合冲洗。物理清洗是用机械方法从膜面上去除污染物，该法仅对污染初期的膜有效，清洗效果不能持久。从陕焦水处理运行的经验来看，单独进行水反冲洗不能够有效去除膜面的阻垢层。化学清洗[7]是利用化学药剂和沉积物、腐蚀产物及影响通量和产水水质的其他污染物的反应去除膜上的污染物。药剂主要包括酸、碱、螯合剂和按配方制造的产品等，单独的进行化学清洗只能减小污染物对膜的粘滞性，不能将污染物有效去除，而且进行化学清洗时，水温、加药量及清洗时间是决定清洗效果的重要因素。将物理和化学清洗方法结合使用可以有效提高清洗效果，如在清洗液中加入表面活性剂可使物理清洗的效果提高。清洗剂的选择决定于污染物的类型和膜材料的性质。在清洗方案的选择中，应考虑以下因素：清洗设备的要求，膜的类型和清洗剂的相容性，系统的结构材料，污染物的鉴定，使用过的清洗液的排放条件及由此造成的影响。

陕焦为应对超滤膜的污堵问题，除了调整清洗方案外，在工艺上也做了调整，首先将叠片过滤器进水中杀菌剂的浓度从1.0ppm提升至1.5ppm；其次调整产水与浓水比例，从设计的9：1降至7：1，增大膜面流速；最后在运行方面采用手动和自动交叉的方案，在白班超滤手动运行，人工反洗两次，通过调节反洗杀菌剂的投加量和检测反洗出水透明度，保证超滤反洗质量；中班和白班投自动，按程序自动运行，每两小时自动反洗一次，克服由于进水水质波动对超滤膜的非连续性影响。始终保证超滤膜的高通量；经过5个月整改，以前超滤运行75天进水压力上升至0.25～0.30Mpa，现在运行150天后压力维持0.15～0.18Mpa，单台平均产水量从65 m3/h提高到75m3/h，但是成功的克服了地表水的缺点，保证了生产系统供水正常。

五、结论

随着对水质要求的日益提高，膜技术的应用将成为国内外重点发展的前沿课题，其中膜污染的控制研究是该技术能否大范围推广的关键问题。因此，了解膜污染的机理，开发和研究控制延缓膜污染、实现膜污染的实时检测和控制、优化膜处理过程中的操作条件，以膜为核心的组合工艺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主要研究方向。因此，了解膜污染过程中的反应机理，开发和研究以膜为核心的组合工艺，例如控制延缓膜污染、实现膜污染的实时监测和控制、优化膜处理过程中的操作条件，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主要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万金保，伍海辉.降低膜生物反应器中膜污染的研究[J].工业用水与废水，2003，34（3）：5-8.

[2] Shimizu Y.Effect of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and activated sludge on crossflow microfiltration for submerged membrane[J].Ferment Bioengineering，1997，83 （6）： 583-589.

[3]朱洪涛，文湘华，黄霞.臭氧对膜法水处理中膜污染的影响[J].环境科学，2009，30（1）：302-312.

[4] He S B， Xue G， Wang B Z. Activated sludge ozonation to reduce sludge production in membrane bioreactor （MBR） [J].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2006， B135 ：406-411.

[5] 吴金玲， 汪诚文 ，黄霞 .臭氧作用改善膜 -生物反应器混合液膜过滤性 [J]. 中国环境科学，2006，26（4）：427-431.

[6]Lim A L， Renbi Bai. Membrane fouling and cleaning in microfiltration of activated sludge wastewater[J].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2003， 21（6）：279- 290.

[7]钱俊青，陈铭.膜的氧化清洗再生方法研究[J].膜科学与技术，1998，18 （3）：58- 61.

[8]康华，何文杰，王胜江等.PVDF膜污染及清洗试验研究[J].中国给水排水，2008.34（4）：

篇3

1 企业废气处理现状

企业的废气主要来源于异辛烷生产车间、罐区、污水处理区等区域。针对每个区域废气特点，采用不同的废气治理方案及措施。

异辛烷生产车间主要废气为不凝气，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包括丙烷、丙烯、异丁烷、正丁烷等）。针对不凝气的性质及其资源利用价值，对废气污染物治理方案及措施见图1：

企业罐区主要由各种原料罐、中间产物罐、废水脱气罐、中和酸罐、中和碱罐、酸雾碱洗分液罐等组成。针对正常工况下各类储罐蒸发损耗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企业采取使用浮顶罐、安装呼吸阀挡板、高温时采取水喷淋以及加强管理等有效措施，使罐区内物料蒸发的损耗降至最低，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当储罐发生故障，罐内的可燃气体通过风管输送至地面火炬焚烧处理。

污水处理区在废水治理过程中，会有硫化氢等污染物产生，但企业目前对这部分无组织废气收集处理情况很差，存在没有加盖收集无组织废气、没有废气处理设施等问题。

2 废气整治方案

通过对企业现有废气处理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企业对工艺有组织废气处理工艺合理、处理设施完备，废气能得到有效处理。但对无组织废气，尤其是污水处理区产生的硫化氢等废气处理措施并不完善，需要加以改善。

结合企业污水处理区内无组织废气的现状，采取的改造措施包括：（1）对污水处理区厌氧池池顶、气浮装置应该加盖收集无组织废气，减少无组织排放量；（2）根据实际收集风量采用合适管径风管输送废气至处理装置中；（3）采用切实可行的处理工艺对其进行处理。

由于污水处理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硫化氢等废气，采用其他处理工艺如生物过滤等易受到温度、pH值、设备占地面积、调试时间等限制而不适合采用。因此，针对废气特点，结合企业实际，采用活性炭吸附工艺进行处理。具体措施为在污水处理站厌氧池顶、气浮设备加盖密闭，臭气通过引风机使加盖密封空间形成负压，把密封空间内挥发出的臭气（硫化氢等）通过主风管进入活性碳吸附塔后，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废气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

污水处理区废气改造项目所需的主体设备参数见表1。

通过对污水处理区废气处理设施的改善，污水处理区无组织硫化氢废气的排放浓度从初始的0.625mg/m3下降到0.27mg/m3，去除率达到56.8%，达到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有效的改善了周边环境的空气质量。

篇4

近期大气污染十分严重，持续时间较长的雾霾天气可谓是让人处于“十面埋伏”的境地，人们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大气污染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内容，我国对于大气污染的治理从未间断过，但是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效果并不理想，一些相关的治理策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还人们一片蓝天白云，共同建设美丽中国。

一、大气污染治理策略研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空气污染十分严重，经常会出现大雾天气，一些地方竟然很少见到蓝天白云，这不仅仅影响环境质量，甚至还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针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也逐渐受到重视，但是由于大气污染的原因十分复杂，环境治理部门的措施并不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当前大气污染治理策略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大气污染源控制不当

大气污染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气污染源逐渐增加，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污染治理的难度，环境部门主要是对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进行治理，但是对于其他污染源的治理工作并不十分完善，由于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私家车的数量也日益增加，由此产生的空气污染也逐渐增加，再加上人们对于空气污染的意识不高，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能够进行有效地控制。环境部门对于大气污染源的控制并不全面，影响了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效果并不理想。

2.大气污染治理措施不完善

大气污染由于原因复杂，治理起来也就相对复杂，目前环保部门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并不十分完善，一些部门的治理力度也不大，大气污染治理效果不明显。一方面我国关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在一些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实施过程中由于缺少法律法规，治理工作难以找到合理的理由，污染单位难以认真执行环保措施，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对于污染单位的惩治不严厉，大多数的大气污染单位都是工业生产单位，这些单位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一些工业城市的经济增长点主要是工厂，一些环保部门迫于政府部门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压力，难以有效地落实环保措施，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大气污染治理的难度。

3.大气污染缺少监测

大气污染治理中需要对大气污染中的污染物进行实时监控，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大气污染源的信息，对环境治理策略的制定提供相应的信息，对污染严重的地区进行重点防治，提高大气污染治理水平。当前大气污染治理策略中对于空气污染源的监控工作并不十分及时和完善，由于监测不及时或者监测不合理导致的判断失误，大气污染治理难度逐渐增加。近年来我国逐渐重视空气质量测评工作，对空气污染源的监测是环境质量标准的重要信息来源，如果监测不准确将会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测评工作，这对于城市环境治理工作会造成一定的误导，甚至还会引起居民的恐慌情绪，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二、大气污染治理的策略研究改进建议

由于近年来我国的大气污染十分严重，对于人们的生命健康以及城市化的建设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我国当前的大气污染治理策略并不十分完善，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策略，改善当前的空气质量，为建设美丽城市作出重要贡献。

1.完善大气污染源的控制

目前大气污染治理策略中对于污染源的认识和控制工作并不十分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气污染治理的效果。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气污染源逐渐增加，但是大气污染治理中仍然对工业污染进行了严格的治理，对其他污染源缺少控制。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源的控制范围，工业污染源固然是整个污染的重要污染源，但是像汽车尾气或者是居民生活造成的污染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大气污染治理中不仅仅要对工业生产单位进行严厉的处理和管理，同时还需要对城市中新出现的污染源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控制，采取相对完善的污染控制措施，减少污染源的数量和危害。

2.加强大气污染治理措施

由于环保部门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众多的压力，环保部门的治理工作效果并不理想，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和落实空气污染的治理措施，加大惩治力度。一方面对工业污染单位进行严厉的惩治，工业污染是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只有加强工业污染治理才能更好地控制大气污染。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生产方式也逐渐改善，工业生产单位应该进一步增加技术投入，通过改善传统的生产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空气污染等环境污染。另一方面控制汽车尾气造成的大气污染。近年来城市的私家车数量逐渐增加，交通拥挤更为严重，由汽车尾气造成的城市大气污染日益严重。针对汽车尾气等造成的大气污染一些城市已经采用单双号限行的措施，通过宣传教育工作使市民能够认识到汽车尾气污染的严重性，鼓励市民尽量采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3.加强空气污染物的监测

空气污染物的监测是环境治理的重要基础，环境质量监测也需要空气污染物的数据。但是空气污染的监测工作并不十分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境策略的制定。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重点污染物的监测工作，完善环境监测系统，通过城市污染源的监测实现信息的共享。污染物监测信息能够对城市一定阶段，一定地区的污染物进行分析，并根据这些信息制定出相对完善的治理措施。城市污染物的监测过程中尤其需要对一些重点企业进行监测，如果出现不符合环境标准的企业进行严惩，对于一些符合标准的企业发放许可证。环保部门需要不断提高监测技术，提高监测和分析人员的素质，更好地提高监测工作的水平，为环境治理措施的制定以及环境质量标准提供一定的信息。

4.寻求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方式

工业生产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大气污染，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运用，国家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受到重视，工业生产在当前城市经济发展中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有所下降，服务行业等第三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加。一些原有的工业城市应该逐渐寻求经济发展的新方式，逐渐转变城市经济发展的增长方式。像德国的工业城市鲁尔区以往主要是依靠煤炭等资源进行工业生产，尤其导致的大气污染十分严重。但是随着煤炭资源的逐渐减少，鲁尔区积极寻求经济发展的新方式，鲁尔区利用原有的工业厂区等资源发展城市旅游业，鲁尔新区还不断完善经济结构，发展一些文教科研企业，通过这些产业革新，有效地整治了环境，减缓了城市的环境污染，新的发展战略为鲁尔区的发展增加了新的生机和动力。

三、结语

大气污染作为比较严重的城市病之一，对于整个城市的环境和人们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由于环保部门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并不十分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并不显著。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的治理策略，加强大气污染物的监测工作，通过对污染企业的严重治理，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城市污染较重的企业需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寻求城市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发展第三产业为建设美丽城市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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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7-0023-03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hina's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Characteristics

Zhu Jingjing

（Research Center for Populatio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43007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air pollution in our countr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order to improve air quality, putting emphasis on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is essential. There are a lot of factors affecting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s, but the spatial factor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the provincial spatial correlation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is discussed. First, focuses on the provincial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alysis through Moran I index, and then builds a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It is concluded that China's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has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patial aggregation effects,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inadequate. Local governments raise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uld benefit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d so on. In the end, it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such as forming the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etween areas, improving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freedom, effectively in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Key Words: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spatial correlation; Moran I index;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一、 引言

经过快速的工业化过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制造业大国，但这种压缩性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当前，各种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2012―2013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其他快速发展城市群区域出现了大规模、长时间的雾霾天气。造成大面积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是大气污染排放的增加和自然界自净能力的减弱。为了解决这种大气污染问题，2013年9月22日，国务院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该计划以严厉的措辞明确了行动的方式、目标等。

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增加污染防治投资，事实上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加强了环保投资力度，我国环保投资的总量和相对量一直呈上升趋势。本该有所改善的大气环境却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污染状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超出了生态系统的净化速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环保投资力度不足、环境投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关于后者，从理论上来说，环境政策具有外溢性，这可能使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标杆竞争”和决策上的空间相关性。[1]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投资政策时，不但会参考邻近辖区的环境政策，还会为了取得有利经济竞争优势来进行博弈。在中国，环境保护投资是一种政策引导下的行为，因此在研究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特征的时候，考虑空间相关性显得尤为重要。除此之外，中央政府的干预程度、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由度、区域环境污染程度、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等因素也都影响着地方空气污染治理投资行为。为了揭示其中的规律，笔者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二、中国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Moran I指数分析

空间相关性，即空间自相关指的是一个地区的样本观测值与其他地区的观测值相关。观测值在空间上缺乏独立性，空间相关的程度及模式由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布局、距离）决定。检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关性存在与否，空间统计学较常使用两个统计量：一者是由Moran（1950）提出的空间相关指数Moran I；另一为Geary(1954)所定义的Geary c。在实际的空间相关分析应用研究中，由于Moran I和Geary c的作用基本相同，而Moran I更为常用，[2]因此笔者使用Moran I指数来检验我国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Moran I指数包括全局指标和局部指标两种形式，全局指标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局部指标是衡量地区单元与其周边省份相关性程度的指标。所以，在此选用全局Moran I指数来测量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集聚效应。[3]

Moran I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1）

其中，，Yi表示地方政府i的变量观测值，n为地方政府总数，Wij为二进制的邻接空间权重矩阵，通常采用是否有共同边界为邻接标准，其目的是定义空间对象的相互邻接关系，便于把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中的有关属性放到所研究的地理空间上来对比。一般相邻接的Wij的表达式为：

（2）

因为Moran I可理解为各地区观测值的乘积，所以-1Moran I1。当Moran I大于0时说明所观测的变量空间正相关，小于0时空间负相关，等于0时空间不相关。[4]具体到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问题，就是当Moran I不为0时，表示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具有空间相关性。

为了剔除地区经济规模差异对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影响，选用投资强度即单位GDP的空气污染投资额来描述省级空气污染投资的力度。基于数据可得性，笔者使用的是除港澳台、青海和29个省份的工业废气治理投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2002-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利用GeoDa软件，画出2011年度全局Moran I指数散点图并算出Moran I指数值。如下图所示：

图中横轴为2011年各省的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纵轴为经空间权重矩阵加权后的邻接省份的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从上图可以看出，Moran I值为0.261176，且大多数省份位于第一、第三象限，这说明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并出现了高―高、低―低投资强度的相邻省份集聚的空间特征。

三、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特征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纳入了空间效应（空间相关和空间差异）的计量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两种，其中空间滞后模型也称为空间自相关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SAR）。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是探讨各变量在一地区是否有扩散现象（溢出效应），而空间误差模型度量了邻近地区关于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观察值的影响程度（Anselin,1988）。鉴于研究目的，笔者选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另外，关于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模型有三种形式：混合回归模型，变系数回归模型和变截距回归模型。根据样本数据性质的不同，变系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又有确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分，并对应不同的参数回归方法。如果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应采用确定效应模型；如果需用样本对总体效应进行推论，则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笔者在面板数据模型背景下，建立的仅仅是中国各省市的计量模型，数据资料也并不全面，而且研究中也考虑到未观测到的其他特有变量对模型的影响，故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5]由前文的空间分析可知，中国各省级工业废气治理投资确实存在着空间集聚现象，因此需要强调地区效应，所以笔者直接选用变截距模型。

模型表达式为：

，i，j=1，2，3…，29，i≠j （3）

其中：ln invit表示i省在t时期的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即地区工业废气投资完成额/地区生产总值，单位为元/万元；C为常数项；Wij为二进制的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如上文所述，其采用邻近标准，即不同省份辖区有共同边界，Wij取值为1，否则为0。同时对空间权重矩阵进行了行标准化处理；ln invjt表示第j省在t时期的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Xit为其他影响环保投资的外生控制变量矩阵；β和εit分别为回归系数和随机误差项；α为空间回归系数，反映了样本观测值的空间相关性，即相邻辖区Wij ln invjt对本辖区观测值ln invit的影响方向与程度，[6]也是研究的重点。

除了上文所述的数据来源，也有部分数据2002-2012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3）式中控制变量的选取具体如下：第一，中央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视程度，用相应年份中央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来表示。[7]第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配权，即财政分权度，为了剔除人口和转移支付的影响，用人均省级预算内财政支出与人均总财政支出的比值来表示。财政分权度也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由度，包括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自由度，由于地方政府的政治目标可能与中央政府、民众产生偏离，所以财政分权度的大小可能对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产生影响。[8]第三，各省环境管制力度，借鉴刘建民和陈果的方法，使用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与排放量的比值来衡量。环境管制力度的引入主要是为了得出环境保护投资中企业的作用，而选用这种方法来计算可以避免用排污费衡量出现的误区，包括监管不到位和排污成本过低。第四，各省大气污染程度，使用的是大气污染严重行业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根据2012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找出工业废气排放量前七大行业，它们总共排放了当年工业废气的90.13%，而且从历年年鉴中发现这七个行业对污染的影响随时间变化不大，因此用这七大行业的产值之和代表大气污染严重行业产值；在此，为了便于比较变化率，也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非线性、非平稳性、异方差等问题，将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和各省大气污染程度取自然对数，即inv和pol。

（二）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对面板数据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可能就不是无偏、有效的结果，所以这里使用的是广义最小二乘法。利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由R2和调整后的R2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各项指标均通过了1%或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所选取的各个影响因素对于地区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具有明显的作用。从F值可以看出，所有选择的变量对省级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强度的综合作用是明显的。

四、结论

笔者利用我国29个省市2001-2011年的数据，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我国省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特征，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存在着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聚集效应，即一地区的环境投资和环境政策受相邻地区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邻接地区空气污染治理投入越高，本地区空气污染治理投入也随之增高。而且由Moran I指数散点图可见，高水平和低水平的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地区出现聚集现象，这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在空气污染治理投资方面达成了“共识”，为了改善区域空气质量而共同合作，都增加空气污染治理投资；为了吸引外资来加速经济增长，纷纷降低对环境保护的要求，降低了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强度。

（二）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越高反而引起了地方政府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强度的下降

这说明了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投入的不足，特别是空气污染治理方面。我国所统计的环境保护投资分为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历年都占了绝对优势的地位。[9]中央财政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长，不仅会加重空气污染的现状，而且导致地方政府空气污染治理强度的下降。另一方面，中央财政环境保护支出的增加，可能出现地方“搭便车”的现象，这与空间相关性也紧密相连。

（三）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度越高，空气污染治理投资额就越高，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决定了进行空气污染治理的能力，而财政支出则对于空气污染治理投资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当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度升高，支出自由度变大时，地方政府才有动力和能力去加强环境保护，增加对工业废气治理的投资。

（四）地方政府对环境实施管制的力度越大，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强度也应该增大

而这与文中回归的结果相反，这其中可能有两点原因，首先这个指标的选取是为了说明企业在空气污染治理投资中的作用，系数为负可能是因为大部分企业处于消极应对的局面，也就是宁愿由于监管被处罚也不愿主动进行污染防治的投资。其次，地方政府虽然加大了对环境管制的力度，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仍然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导致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增速仍然滞后于经济增速。

（五）若省市地方大气污染行业占比重越高，则大气污染防治的投资额也就越高

这点与现实相符，我国近年大气污染严重的京津冀地区已经率先实行了比其他地区更加严格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例如河北省2013年明确提出“到2017年，全省煤炭消费量在2012年基础上净削减4000万吨和钢铁产能净压减6000万吨”的目标。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就是环保资金的投入，政府支持政策的实施以及环保行业的发展。这些都将促进空气污染治理投资的增加。

五、政策含义

为了改善严重的空气污染现状，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并打破地区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恶性竞争，才能实现地区间的联防联控。中央政府在空气污染治理中的主要作用是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可行的政策，建立监督、奖励和惩罚机制。在此，保证政策的连贯性，让地方政府看到治理空气污染的决心，才能打赢治理空气污染这场持久战。给予地方政府更高的财政自由度，会有利于空气污染的治理，同时需要就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确保有限的资金达到优化的配置。我国环境管制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收取排污费，但排污费标准过低，没有起到防治空气污染的作用。为了督促企业投资空气污染治理，需要提高标准，加紧监督，加重惩罚，避免无效的环境管制行为。对于重工业发达的地区，空气污染严重行业占比较高的地区，只有转变产业结构，提高现有技术，加大对空气污染治理投入，才有可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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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崔亚飞，刘小川.基于空间计量的我国省级环保投资特征分析[J].学海，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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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逐渐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环勸海城市群等为代表性的区域城市群。但是，现在这些城市群的空气污染却日益严重。城市环境保护在国家环境保护中的地位日趋重要，而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是城市环境保护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作为两大公共组织系统，都应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以及地方政府独立利益主体地位的不断强化和巩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弃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由于消费的非竞争性（指一个人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往往导致“公地悲剧”——过度使用，由于消费中的非排他性（指使用者不可能或者很难被排斥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往往导致“搭便车”心理——供给不足。我国空气污染治理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空气污染控制体系。实践证明，政府管制和政府买单往往是有效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有效机制之一。但是，在对待空气污染问题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着明显的行为差异。这使得我国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地方政府环保意识薄弱，对可持续发展战略认识不足；环境监督管理力度不够。中央与地方之间管理职责不清；环境政策执行力度不强。

所有这些情况都给大气防治政策的执行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导致政策执行力度不强。

中央政府颁布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相关政策时，地方政府会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如果地方政府认为该政策对本地区有利，且执行该政策能够获得晋升时，就会积极实施执行；而当执行某些政策时，地方政府尽管能够获得晋升，但自身利益却受到损失时，地方政府会采取消极的态度予以执行，使得这些政策走形甚至失效。这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就会产生。

中央政府放权让利措施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对资源支配权与经济决策权的掌握力度，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主体意识和地位日渐凸现。地方政府不但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微观经济主体（企业、个人和其他团体）信息互通的中介和桥梁，同时也是他们的双重利益代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微观经济主体之间扮演着双重角色：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表者，实行对本地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中央政府通过定期考核地方政府政绩来评定其是否尽职；地方政府是地方微观经济主体的者，是地方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代表，追求本区域利益最大化。

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间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差异性。一方面，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发展本区域范围内的经济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但随着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扩大地方政府已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指令的执行者，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地方微观主体的利益代表，是地方行政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领导机构和管理机构。它必须对地方选民负责，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文化、福利和公共设施等事业，以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地方政府的这种双重角色将地方政府推入了两难境地：地方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中间层次，它要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指标任务，帮助中央政府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而作为地方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代表，它是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所追求的是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弃关系。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简单地将本区域GDP的增长视为其政绩和利益的体现，这就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本区域的经济发展，而忽略了对本区域的空气污染治理。

利益是处在生产力和人类需要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人们生存与社会活动的客观条件；需要是利益的自然基础，而社会资源则是利益的载体和具体内容【3】。利益博弈的产生是由于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别及他们对利益差别的追求。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正是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差别的客观存在，才导致了他们的利益博弃行为，形成政策博弃。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博弈形成的根源。

在本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中，有如下几点假设：

a.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是人格化的理性的个体。

b.中央政府追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追求地区利益的最大化。

c.假定中央政府制定的环保政策都是正确的，只要地方政府按规定认真贯彻执行，就能够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

d.地方政府在信息方面具有优势。

e.企业是理性的，总是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有可能，不会对环境进行保护。

下面我们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中的静态博弃模型进行分析.地方政府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中的行为决定了中央政府的战略选择。

中央政府监督与否，取决于地方政府对城市空气污染进行治理时支付的成本与不治理时支付成本之差（C2-C3），还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奖惩力度（F1+F2）。在（C2-C3）—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监督概率与中央政府的奖惩力度负相关。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的奖惩力度越大，其监督的积极性就越低。因为高奖励会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高罚金对地方政府是一种威慑。在奖惩力度一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监督概率与（C2-C3）正相关。地方政府对城市空气污染进行治理时支付的成本与不治理时支付成本之差越大，地方政府越不愿意治理，这时中央政府就更应该加大监督力度。地方政府对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积极性的高低，是由中央政府的监督成本和奖惩力度决定的。当中央政府奖惩力度一定时，中央政府监督成本越高，中央政府越倾向于“不监督”，这时，地方政府治理的积极性就越低。当中央政府监督成本一定时，增大奖惩力度都会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的积极性，这与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空气污染的现实是一致的。对于城市空气污染的治理问题，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自然希望出现地方政府主动对空气污染进行治理，而中央政府无需监督的理想局面，即均衡点为（治理，不监督）。为此，可重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双方的支付函数，如中央政府可给予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空气污染补贴，加大对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的奖惩力度等，则地方政府从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中获益，从而自觉主动地对城市空气污染进行治理。这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对于那些不进行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放任排污企业的地方政府来说，要加大惩罚的力度。另一方面，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中央政府加大环保宣传教育的力度，引导全社会形成一种重视环境保护、地方政府积极对城市空气污染进行治理的良好氛围。

通过对模型的改进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加大对不治理城市空气污染、放任排污企业的某些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并能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地方政府自主地对城市空气污染进行治理，那对整个社会效益而言，都将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因此中央政府应当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并且加大对违规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促使社会总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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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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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国大部分城市被雾霾席卷，有的城市甚至遭遇6级以上的严重雾霾。随着城市大气污染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城市空气质量，严重威胁着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也给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观念敲响了警钟。因此，要分析导致城市大气污染的原因，然后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为人们创造宜居城市。因此，本文首先分析大气污染的概念和成因，接着就如何做好大气污染治理展开论述。

一、大气污染的概念以及成因

大气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要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就要分析成因，制定完善的大气治理措施，改善空气质量，为人们创造良好的空气环境。

1.大气污染的概念

所谓大气污染是指人类生产、生活活动或自然界向大气排出各种污染物，其含量超过环境承 载能力，使大气质量发生恶化，使人们的工作、生活、健康、设备财产以及生态环境等遭受恶劣影响和破坏。污染源可分为天然污染源和人为污染源。天然污染源是指自然界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地点或地区，如排放灰尘、二氧化硫、硫化氢等污染物的活火山、自然逸出的瓦斯气，以及发生森林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地方。人为污染源则又可按不同的方法分类：按污染源空间分布方式可分为点污染源、面污染源、区域性污染源；按人们的社会活动功能可分为生活污染源、工业污染源、交通污染源等；按污染源存在的形式可分为固定污染源和移动污染源。

2.大气污染的成因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在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污染了大气环境，导致城市雾霾现象不断加剧。下面就针对大气污染的成因展开论述。

（一）燃料燃烧。随着工业行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和燃料，尤其是在工矿地区和工厂比较集中的崎岖，污染浓度很高。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有的企业没有采用新的节能技术，仍然采用高硫煤作为燃料，尤其二氧化硫，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还有一些化工企业，产生了大量有毒气体，造成了严重空气污染，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二）交通运输，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交通行业的迅速发展，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私家车数量出现成倍的增长，不仅造成了交通的阻塞，而且车辆排放的尾气，同时夹杂着大量的可吸入颗粒，对大气产生极为严重的污染。

（三）生态环境破坏。随着人口不断增加，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就会无休止的破坏自然环境，出现很多滥砍滥伐的情况，植被遭到破坏，增加了水土流失，导致有的地区出现扬沙和扬尘，对人的身体也会造成损害。

（四）工业布局不合理。在有的城市，是依托资源建立起来的，但是整体布局不合理，导致市区空气污染严重；还有的新型的城市，没有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环保绿化没有跟得上城市发展的步伐，绿化标准远远达不到城市实际发展的需要。

（五）环境意识薄弱，经济发展没有做好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只顾盲目的追求区域的经济发展，在进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或者在进行城市或者产业规划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对大气环境保护的内容，造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快速发展。这造成的环境危害和损失是难以挽回的。

二、防治大气污染的措施

为了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环保部门要协同其他部门，认真分析大气污染出现的原因，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城市发展，制定出长远的控制防治规划，为人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下面就如何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展开论述。

1.做好大气防治的措施

就目前而言，治理大气污染的途径和方法很多，具体包括调整能源战略、采用清洁能源、推行清洁生产工艺、合理使用煤炭资源、强化大气环境管理、进行污染物总量控制，应用绿色植物净化大气等。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要使用清洁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以及水能。在工业生产过程中，要不断采用高新的节能技术，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煤炭燃烧方式；还要健全城市大气污染管理法律，对大气污染进行监控。

随着城市空气污染不断加剧，大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因此，为了更好的控制空气污染，要根据大气污染的程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大气环境进行监测。大气常见的污染物主要包括悬浮颗粒、浮沉、可吸入式颗粒、一氧化碳、二氧化硫、铅、氟化物等。

2.综合整治方法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要制定完善的大气污染整治计划，控制好最大排放量和削减量，从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科学合理的大气污染治理方案。同时要根据城市发展结构和交通情况，确定污染城市大气的污染物，做到有的放矢和对症下药。因此在实际治理过程中，要改进落后的燃料方式，广泛普及气体燃料、太阳能以及地能等能源，通过综合治理的方法，建立无烟控制区；另外，要做好城市发展规划，调整工业布局，加强城市空气污染源的质量，降低尾气和废气的排放量；还要做好城市绿化工作，提高城市绿化水平，净化城市空气。

3.利用气象条件防治大气污染

在污染源变化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大气污染状主要取决于气象条件。在实际过程中，污染物在大气中的稀释和扩散受气象条件的支配非常明显，因此，利用气象条件来制约污染源是防治大气污染现实而又有效的途径，而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则是其中的关键。气象部门不仅要提供大气污染预报，还可以为政府规划部门搞好城市建设的合理布局和城市环境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所以气象部门可以通过人工增雨、增雪、消雾等技术来净化大气、消除污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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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城之所以发生严重的空气污染，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地理因素，墨西哥城是墨西哥合众国的首都，它坐落于墨西哥河谷中央、海拔2240米的高原上，除了北面，三面被呈马蹄铁形状的3000～5000米的高山包围，空气稀薄，氧气含量仅为海平面地区的77%，而且盆地地形阻挡了空气流通。二是气候因素，墨西哥城处于北纬20度（与我国台湾纬度接近），属亚热带气候，紫外线照射强烈，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3月，受高气压控制，处于静风状态，高空大气温度高于地面温度，阻碍了空气的上下对流，导致地面频繁出现严重的臭氧等空气污染。三是排污因素，墨西哥城人口多达2120万，集中了全国约1/2的工业、商业、服务业和银行金融机构，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拥有420万辆机动车和5万家工厂，以及1万多家从事服务业的企业（公共浴室、医院、旅馆），产生成千上万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等空气污染物。这些污染物经光化作用，产生对身体危害更大的PM2.5、臭氧等污染物。相比传统型城市空气污染，即由汽车尾气引起的氮氧化物和光化烟雾污染（洛杉矶）、由工业生产引起的高浓度二氧化硫、可吸入性颗粒物污染（伦敦），墨西哥城的空气污染属于两者的混合。

二、墨西哥城空气污染的治理过程

从20世纪50年代起，墨西哥城工业开始快速发展，城市规模迅速膨胀，城市化地区从1940年的120平方公里扩展到1995年的1500平方公里，人口则以每年5%的增长速度，从300万猛增至1800万，达到墨西哥国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地区GDP占到国家GDP的36%、能源消耗占国内总量的近20%。从20世纪60年代起，墨西哥城开始出现空气污染问题，但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墨西哥出现可怕的烟雾天气，导致迁徙到墨西哥城的大量候鸟死亡。据墨西哥卫生部统计，1984年至1988年，因大气污染导致的哮喘、支气管炎等上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人数从100万激增到220万。墨西哥政府和民众开始认识到空气污染的危害性，于1985年组建国家环保部，开始着手治理大气污染。出台《环境污染防治21条对策》（1986年）和《环境保护100项措施》（1987年），提出将公交车的发动机更换成低污染型、加强地铁和有轨电车建设、限制郊区机车进入城中心、实行机动车尾气检测、提高汽油和柴油质量、安装机动车尾气净化装置等21条措施。1988年，墨西哥政府全面修订了《环境保护基本法》，该年年末，萨利纳斯总统上台，提出将解决环境问题、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作为《1989—1994年国家开发计划》的目标之一，1989年，启动了《墨西哥城地区空气清洁计划（1990—1995）》，从提高油品、引入替代能源、优化交通系统、限制工业排放、加强生态修复等多个方面，开始对空气污染进行综合整治。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困扰墨西哥城的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是总悬浮颗粒物（SPM）和臭氧浓度依然居高不下。为此，墨西哥城又陆续出台了三个空气清洁计划，更广泛深入地推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经过20多年的努力，墨西哥城的空气质量已经得到根本性改善。

三、墨西哥城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对策

（一）出台大气污染相关法律制度和标准体系

墨西哥在1982年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提出大气污染的控制措施。1988年，颁布了《生态环境保护法》，提出了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强制报废制度、完善工厂废气排放标准等100项对策，明确联邦政府、地方自治体、墨西哥石油公司等国有企业的权责。在此基础上，又出台了《大气污染控制法》和《墨西哥城以及周边城乡车辆污染控制法》。此外制定了排放标准等45个控制大气污染的管制方案，烟囱限高范围、污染物监测方法和监测仪器等相关标准，固定源和移动源的种类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总量控制标准以及废气检测装置的性能和测定方法标准。还针对每种废气产生源，出台了具体的监测标准。

（二）大力开展大气污染监测和预警

1966年墨西哥政府在墨西哥城建立了4个监测站，开始监测二氧化硫和总悬浮颗粒物等空气污染物；1977年，引进自动监测设备；1995年，进一步完善大气自动监测网，将首都圈监测站点增加至33个；1997年设立了自动监测中心，接管原属渔业资源环境部的监测站。由于氮氧化物、硫化物、总悬浮颗粒物（PST）主要来自电力、水泥等产业，墨西哥政府强制要求工厂等固定污染源安装污染物自动跟踪监测器，将监测信息实时传送给监测局。

为了便于市民了解，墨西哥政府选取了五种污染物（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每天在新闻媒体上公布，每一项污染物都有一个污染指数基准值（IMECA），以二氧化硫为例，将其24小时平均浓度0.13ppm定为IMECA基准值100，当其浓度达到0.35、0.56、0.78、1ppm时，对应的IMECA污染指数为200、300、400、500。如果污染指数超过250，墨西哥城就会启动首都圈内的工厂限产和机动车限行的紧急措施，超过300，所有的学校停课。

（三）以治理机动车为重要抓手，采取综合治理

墨西哥城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是机动车。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墨西哥城机动车数量迅速增长，到1994年机动车数量达到270万辆，并且车辆平均使用年限达到八年半，由于高原地区氧气不足，燃烧不充分，导致汽车尾气污染物浓度非常高。据墨西哥城1998年统计，汽车尾气贡献空气污染几乎全部的一氧化碳、40%的氮氧化物、20%的二氧化硫和35%的PM10等。所以墨西哥城将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放在机动车上。

首先，强制实行汽车尾气检测和维修。墨西哥城要求所有机动车辆每半年进行尾气排放检测，排污超标的车辆严禁上街行驶。

其次，采用车辆限行制度。墨西哥城自1989年开始实行“一周限行一天”的车辆限行制度。根据汽车尾号，贴上不同颜色的标识，根据颜色标识限行，违反者将受到高达一个月工资（最低月工资标准）的罚款。在重污染天气，还实行双限行。1997年至1999年，墨西哥进一步完善限行制度，按照尾气检测排放情况在车辆上贴上“0”（新车，符合严格的排放标准）、“1”（符合一般排放标准）和“2”（符合最低排放标准）标志。贴有“0”标志的车辆行驶不受限制；贴有“1”和 “2”号标志的车辆，平时每周限行一天。在重污染天气，对“2”标志的车辆进行管制。1999年以后，墨西哥又提出在大气污染紧急状态下，第一阶段（头3天）先对“2”标志的车辆实行双限行，第二阶段（3天以后）“2”标志车全部停驶，“1”号标志车每天早上5：00至晚上22：00期间限行，停驶50%的公车，该政策延续至今。

第三，采用低硫、无铅和清洁的燃料。要求墨西哥城300个重污染工厂将燃料由重油替换为天然气、低硫柴油，并向首都圈内的企业提供工业用低硫汽油。同时，还积极引进使用天然气和液化气的公共交通工具。

第四，加强对污染工厂的管控。针对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墨西哥城要求所有工厂生产时间缩短30%。1992年至1994年，墨西哥环境监察局针对首都圈的固定污染源，采取月均500次的现场检查，关闭了其中37家（占0.5%），限制617家（占4.6%）生产，并对9057家（占68.3%）提出技术改造建议。1994年以后，又实行新一轮的工厂和机构的废气排放管控，提出在重污染天，工厂要减少30%—40%的生产量。

第五，利用绿植净化空气。墨西哥政府在1989年至1991年的全国发展计划中提出在全国开展绿化运动，尤其是大力加强农村地带和生态保护区的绿化，建设人工公园，并设立专人看守森林。1991年墨西哥城周边植树达到10万棵。至今，墨西哥城森林面积已达1600多平方公里。

（四）连续有力的空气污染行动计划确保治理工作落实有力

1989年，墨西哥出台了《墨西哥城地区空气清洁计划（1990-1995）》，提出石油生产要符合国际标准，重油和柴油生产要脱硫，安装硫和碳氢化合物的捕捉装置和废气排放监测设备，增加轨道交通里程，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等41条行动方案。1996年，出台第二个《墨西哥城地区空气清洁计划（1995-2000）》，该计划提出到2000年减排碳氢化合物50%，氮氧化物40%，悬浮颗粒物45%，具体措施包括：推动第二、第三产业的产业升级和清洁能源替代，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建立安全有效的公共交通系统、统筹考虑首都圈的城市发展、交通和环境、加强环境相关的科研教育。2001年，推出第三个《墨西哥城地区空气清洁计划（2002-2010）》，与前两次规划不同，该规划在制定过程中不仅广泛吸收联邦和地方政府机构参与，还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鼓励民众参与规划，并首次运用前瞻性规划方法，在评估未来10年内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张带来污染总量增长的基础上制订治理措施。规划目标包括：消除臭氧污染指数超过200的极端重度污染天；将PM2.524小时平均浓度控制在65ug/m3以下，年平均浓度控制在15ug/m3以下；消除一氧化碳8小时平均浓度超过9ppm的污染天等。至2010年，除PM2.5年均浓度未达标外，规划目标基本实现。

目前，墨西哥城正在执行第四个《墨西哥城地区空气清洁计划（2011-2020）》，该计划提出在此前治理工作基础上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再减少50%，换言之，在今后9年的时间里，墨西哥城的减排总量将达到过去20年的总和。主要措施包括加强居民健康防护、降低能耗、提高能效、降低机动车排放、推行环保技术改造、倡导环保意识和公众参与、园林绿化、强化科研等八个领域，提出81条举措和116条行动，并对每条行动列出了责任单位、实施时间表、所需经费等。由于该计划可操作性很强，被墨西哥州州长誉为“30年来最好的空气治理综合计划”。

（五）建立多部门联防联控的组织体系

墨西哥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能产生显著成效，离不开它科学的分工协作组织管理体系。这个组织体系包括三大机构：一是国家渔业资源环境部，该部内设环境局和环境监察局。环境局负责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定、科技研究等。环境监察局负责巡视工厂排污情况、发现并纠正违法行为，处理民众的投诉举报等，它在各个州都有派出机构，负责与当地政府协作，共同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二是墨西哥城环境署，负责开展大气监测调查以及相关科研监测机构的管理。三是首都圈环境保护委员会（AMCM），该机构由渔业资源环境部、卫生部、教育部、交通运输部、能源矿山工业部、墨西哥州政府（毗邻墨西哥城，从东、西、北三面环绕首都）、墨西哥联邦区（即墨西哥城）、墨西哥石油公司、联邦电力委员会、墨西哥城环境署、墨西哥石油研究所等多个部门组成，负责墨西哥城大气污染警报、制定优化城市交通网络规划、加强机动车尾气检测、推广无铅汽油等工作。

（六）将维护民众健康作为大气污染治理的首要策略

墨西哥城政府高度重视大气污染对民众健康的影响，在《墨西哥城地区空气清洁计划2011-2020》中提出一系列保护民众健康的措施。一是分析研究细颗粒物、臭氧、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对各类人群的健康影响，确定高危人群，依照研究结果制定危害分级标准体系，确定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区域和重点目标。二是不断升级自动环境质量监测体系，确立各类污染物浓度预警机制，信息警示公众或特定高危人群在特定时段避免进入重度污染区域。三是研究制定简便可行的防护措施，并加大宣传力度，保证公众能够采取一定的自主防护措施。四是针对大气重度污染制定应急预案，实行各级单位责任制，确定各主体届时采取相应的行动，并着力加强幼儿园、学校等易感人群聚集区的防护。五是建立长期评估体系，定期评估污染对健康损害造成的医疗费用支出等经济损失，达到“算大帐”、“看整体”的目的，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七）为治理大气污染多渠道筹资，建立长期资金保障机制

大气污染治理时间长、耗资大，为确保治理工作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墨西哥城建立了以政府为主体的多渠道筹融资体系。该体系由四部分组成。一是政府财政预算支持。墨西哥联邦政府、墨西哥州政府和墨西哥城政府均将环境治理费用列入年度预算，专款专用。二是墨西哥谷地环境信托基金。该信托基金由墨西哥联邦政府、墨西哥州政府和墨西哥联邦区政府共同创立，资金来自对机动车和企业征缴的排污费，主要用于资助环保教育、环境自动监测网络建设、机动车油改气等28个长期治理项目。三是发展银行优惠贷款。墨西哥发展银行每年拨出一定的优惠信贷额度，并与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的环境改造项目。四是国际援助。对于难以收回投资的环保项目，墨西哥城积极争取国际援助，每年均与美国环保署、日本国际合作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等机构进行项目合作，获得资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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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行为受思想支配，每个人创业，都离不开某种内在动力，魏一良投身于室内空气污染治理就缘于侄女受害萌生的冲动。他原来从事的行业是粮食贸易，2006年1月的一天，他正在乡间忙着收购，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一良呀，你侄女胎儿异常，痛得在家中受不了，你认识的人多，在城里给我联系个技术过硬的医生瞧瞧，我们随后就到。”

侄女的病痛牵挂着叔叔的心，魏一良赶紧停下手上的活计，赶回城区，将侄女安排住院治疗。

经过医生诊治，侄女儿腹中的胎儿已死亡。经过鉴定，这是由空气污染造成的，而且侄女本人的白血球含量也大幅下降，身体虚弱。

医生的鉴定，引起了魏一良的回忆。他想起侄女是去年11月刚搬进新房，而她是在装修完不到一个月搬进去的，会不会是因为室内的有害气体没有散发完，造成的影响呢?

魏一良根据医生的建议，请环保部门对侄女家里的空气进行了检测，检测的结果查出了伤害侄女身体的祸首：新房甲醛严重超标!

瞧着侄女忧伤的眼神，魏一良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在想：想不到家庭装修中空气污染这么厉害，要是有什么东西能治理就好了!

魏一良萌发了内心的冲动，他要闯进这陌生的领域一试身手。

魏一良首先到一些装修公司进行走访了解，据他们介绍，目前室内装修污染治理主要还是靠推迟人住时间，打开窗户换气来解决。

在现代社会，科技如此发达，难道这问题都解决不了，他就不信这个邪!魏一良的倔犟劲上来了，他一次次地打开电脑，想从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中寻找密笈。从网上他得知目前室内装修所用的板材大多用含甲醛的粘合剂粘合而成，而且油漆中也含有苯等有害成份。一些有害物质还藏身于板材的夹层中，短时间内很难充分挥发，容易引发血癌、脑神经紊乱、肺水肿，对人体的损害相当大。他还一次次地到书店、邮局翻阅书、报、刊，搜集有关室内空气污染治理的良方。

2006年3月的一天，他终于在互联网上发现清华大学已组织专家进行攻关，成功研发了室内空气污染治理的技术和治理产品，内心一阵欣喜。而且，清华大学研制的空气清新剂价格比较适中，又环保，是不会出现二次污染的。

说干就干，在妻子的大力支持下，2006年5月3日，魏一良踏上了开往首都北京的列车，来到清华大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公司进行了为期10天的操作培训，随后又采购了一些必要的设备、空气清新剂带回宣城。

为提高知名度，免费检测闯市场

经过积极的筹备，2006年6月28日，魏一良的宣城市室内装修污染检测治理有限公司开张迎宾。然而事情并不像魏一良原先设想的那样顺利，开张前几天，虽然陆陆续续有顾客上门，但大多是进来瞧个稀奇。魏一良备感焦急，他与爱人商量，决定一方面广泛宣传，扩大影响，另一方面开展免费检测活动，让利于消费者，以便让顾客认识室内装修污染的危害程度，启动市场。

为了抢占前端市场，魏一良与一些装饰公司建立了联运机制，共享客户资源。他还聘请了一些业务员，到一些住宅小区上门推销业务。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使业务有了转机，2006年7月15日，他们接到了宁国一家鞋店要求进行免费检测的业务。原来这家鞋店刚装修不久就投入运营，夏天关起窗户，打开空调，室内气味刺鼻。

这是开业以来接的第一笔业务，而且是免费的，宁国距离宣城有50多公里，一旦客户不要求进行治理，公司就要赔进去近两百元的交通费、人工费。但魏一良决定背水一战，他带着3名施工员来到宁国，先用检测仪器对鞋店内的空气质量状况进行了检测，并向客户出具了检测报告，征求他的意见看是否进行治理。

鞋店老板一看，室内的甲醛含量已超出标准的11倍，忙与魏一良商议对店内空气污染进行治理。双方经过洽谈，签订了治理协议。魏一良带员工将店内的鞋子搬出后，先对室内卫生进行了清扫，然后用甲醛清除剂和纳米光触媒剂分别对墙面、鞋柜进行了喷涂，还打开熏蒸机，对整个室内空气进行熏蒸，以加快甲醛的挥发。

治理过后，魏一良打开检测仪器再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这时显示的甲醛含量已明显降低，达到了0.1％以下的安全标准。店老板进去后，感到里面的空气已焕然一新，十分感激，让会计及时支付了治理费用。

这件事成功以后，魏一良进一步坚定了从事室内污。染治理的信心。为打消顾客的疑虑，他还主动与宣城市技术监督局、环保局联系，请他们对自己所使用的仪器没备和治污试剂进行检测，取得他们的认同。对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客户，他还自行垫资，请环保部门派人上门检测，并向用户出具检测报告，供用户对比参考。有政府部门出具的权威检测报告作保证，魏一良的公司信誉度得到提高，业务量逐步上升。

诚信经营，拓展领域赚万金

诚信经营，为魏一良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资源，但他没有就此满足，他想把握时机，将室内空气污染治理向不同的领域拓展。

在进行市场调查中他发现由于目前家具和办公用品生产厂家大量采用甲醛和苯含量较高的复合板材，造成一些家庭和办公室空气污染。经过慎重考虑，魏一良决定在广告宣传中增加治理家具和办公用品污染这一项目。为了寻找客源，他派出业务员猫在进出家具销售公司的路口，看到有采购大宗家具的客户出来后，上前向他们推销业务。这么做，还起了点效果，2006年8月上旬，宣城市开发区一家新成立的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电话联系了魏一良，请他派人对公司新购置的办公桌椅、书柜进行污染治理，清除异味。

魏一良带着4名员工首先对他们的办公环境进行了检测，发现室内甲醛已超标5倍，苯超标3倍。根据客户要求，魏一良组织员工先用空气清除剂和装修清除剂对室内的办公用具进行了喷洒，随后又用熏蒸机进行了加热熏蒸。污染治理结束后，魏一良又安排员工用柔软的干布对办公用具进行擦拭，并用家具上光护理剂对这些桌椅、书柜进行了上光保护。望着清除异味后闪亮的办公桌椅和汗水浸湿衣衫的治污员工，这位办公室主任握着魏一良的手，一个劲地道谢。

做生活的有心人，就能发现商机，2007年1月中旬，魏一良乘车外出谈业务时，感到空调中巴内异味比较重，刺得人要流泪。他用随身带的检测仪器进行检测，发现车内空气中甲醛含量超标4倍。他觉得这样有损乘客身心健康，需要治理。待乘客全部下车后，他向司机递上名片，并提出进行污染治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