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31 06:58:28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语文教育研究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中国分类号:C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2-0002-09
值新世纪之际,反思教育理论,洞见教育理论研究的明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思考着教育理论的未来形态及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对世纪的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会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应该关注什么?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下文展示的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走向教育理论自身的批判
着眼于批判,于理论自身的反思与评判中增强理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和活力。
(一)批判之必要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社会路向的偏离,那么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旧有传统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已有的教育理论研究,正视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弊端,那么,教育理论自身就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自身也就少了一份更新的基础,少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
从理论的一般发展逻辑上看,批判也是理论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哲学本身的发展就会大受制约。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范畴重新衡量和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还是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理论研究以很大影响,催生着新理论的萌生。
教育理论研究少批判之风,少反思之风,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它既没有文学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哲学的究根追底;既没有科学的反求诸己,也没有文化学、社会学的自我批判。它常常是以一种波澜不惊、四平八稳的形态向前运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教育自身往往倾向于构成一种保守、封闭的体系,作为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研究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保守、封闭的罗网,而无开放的胸怀,也就少自身的深刻反思与探究,拒斥彻底的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批判对理论的研究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一是监督,通过透视教育理论研究的运行情况,提示着理论研究依循原有预定的路向前进,使理论发挥其自身应有的功能;二是规范,及时捕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甚至理论成果的表达形式规范化;三是引导,通过对理论研究的评析,辨识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形态,使研究适时转型、变化;四是重构,“不破不立”,批判所担负的并不仅仅是解构的功能,而且也承担着重新去“结构”的角色,正是在批判之中,理论的新形态得以生成。教育理论研究中少了批判,多了“共鸣”;少了彼此间的对立,多了一团和气和自说自话,其后果是许多研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理论上一片沉寂,缺少新的生长点,同时研究缺少应有的规范。
(二)批判之含义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批判绝不仅限于否定、批评,它是与分析、评判、甄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既有反思的意味,也有建构的功用。理论在着眼于自身批判的同时,也正是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寻求着建构的路径。就此而言,批判至少意味着下列几个方面:
批判意味着距离:对这样的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从批判的立场上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与批判对象的不一致,如果两者完全趋同了,也就没有了批判存留的必要与可能;第二,从批判所处的角度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中立与客观,站在一定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被批判对象,角色的任意调整,都有可能使批判的立场颠倒或转换。正是由于这种距离,使得批判显得冷峻与不尽“人情”。就拿教育政策的批判来说,它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领域,在这种批判中,教育研究者既要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独立性,也体现了教育理论研究的独到价值。换句话说,教育理论研究之所以对教育政策、决策有所助益,正是在于你首先是一个研究者,你的立场、观点、角度是与决策者不同的,你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儿。没有认识到这点,你的研究也就在决策者心目中失去了光彩。
批判意味着究本溯源:批判不是在表面上看问题,不是认同和首肯所呈现的种种结论,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做前提上的探寻与思索,分析其前提存在的合理性及依据的确当性。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与精神,有一种“吹尽黄沙”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本溯源,使得研究更具理性,认识日趋合理。
批判意味着重新衡量和估价:批判常是与对历史的反思、对既有事物的重新甄别和评判结合在一起的。它对那些既定的标准进行再审视,为事物的分析提供新的坐标与标尺;为历史的演进进行“盘点”,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梳理与评定。正是这种重新衡量和估价,使得批判常常与重新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正所谓“不破不立”。
批判意味着独立:批判应该有一种不强人从己,也不强己从人的洒脱,它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特征,不盲从,不轻信。以批判为己任的研究者,有时嬉笑怒骂,有时坦诚直言,表现得特立独行。正是这种独立,使得教育理论研究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注意到自身的运行与发展。
批判意味着质疑和否定:批判既然总是与分析、评判、批评等结盟,也就常表现出对既有结论和认识的质疑与否定。质询某一认识是否合理,重新审视某一结论是否正确,这些最终达成的往往是否定。好在正如霍葆奎教授所言的:“只有一种观点的学术,是窒息了的学术;没有争论的学术,是死亡了的学术。”正是这种质疑和否定,才使得理论繁荣,认识日益趋向于真理。
(三)批判之指向
教育理论研究的批判可以指向许多方面,大凡其中诸多事物,如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群体,都可以置于批判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打量。这里着重分析对研究前提、概念与命题的批判。之所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批判,是由教育理论前提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歧义性和命题逻辑证明的非终极性等因素所决定的。
在教育学的每一具体理论中,都有其确定的理论前提,但每一前提不仅是解释某种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理论的层次是无限的,不存在确定不变的终极前提。任何理论前提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总是依靠某一或某些条件而存在的,因而需要寻根究底的考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育理论与其前提的关系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前提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是理论各环节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前提又不完全在教育理论之中;因此,对教育理论前提的批判反思,不能完全在教育学自身内部进行,否则就变成了用教育学自身理论说明前提,即用此前提说明此前提,用此推论说明此推论的循环论证。而就教育学中存在的若干概念、术语来讲,无一没有歧义。因为概念总是从教育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在实践领域甚至是理论领域,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操作情景来界定概念,选择概念某一方面的含义。这种以多样性为前提所进行的选择,就造成了教育上的概念、术语的多样的可能性。①此外,以概念为基础的命题的逻辑说明,也不存在同一的、终极的层次。在每一命题的逻辑论证中,每一说明层次当中都含有一个自身尚待说明的问题。教育理论自身的这些特征,要求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向理论的根本点发问,在宏观的理论背景下对它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
对教育理论中的理论前提、概念术语、命题所作的反思,是在四个依次展开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规范性的批判反思;二是对合规则性的批判反思;三是对真实性、可行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批判反思;四是对有效性的批判反思。
第一种反思是考察、追究概念、术语、命题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不是”以及“针对什么或相对什么而言”等等,也就是要追究、考察规范和标准。
第二种反思是在确定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判定它们是否合乎逻辑等方面的规则。合乎规则的思维,是产生和形成正确命题、概念的条件之一。对于判定理论观念来说,合规则性是从形式上进行的判定,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只有这些尚且不够,因为符合规则的思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维,其真实性、可行性即合理性还需要从事实方面去追究。这就需要第三种反思──考察分析它在实践上真实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真的这样;它是否可行,可行与不可行的条件和根据怎么样。由于“真实”就是能被实际从事的相应活动所实际地把握,“可行”就是能成为实际进行的活动,因此,真实性是可行性的前提,可行性是真实性的验证。
第四种对有效性的反思,就是考察、追究其“作用”、“影响”、“价值”或“意义”,分析其预期效果、潜在意义,质询如果这种思想观念成立且可行,意味着什么,会引起什么后果,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一般来说,对于教育学中的任何命题、概念等,都可以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例如,对“课程是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这一命题,就可以首先弄清什么是“经验”,什么是“学校情境”等;把“课程”归属于“经验”在逻辑上是否相悖;这种课程界说在实际中能否把握,运用它可否分析学校中的有关现象;它与教育学中其它相关概念关系如何;它在整个教育理论中居何地位,有何作用及意义等。
应该指出,在批判中既要反思旧的观念和做法,对研究传统进行梳理,同样也需要甄别新的认识和行为。新的并不见得是对的、好的,旧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落后的、不好的。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学理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给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受其支配的“新”与“旧”的观念,总是觉得“新的总比旧的好”,“越彻底越好”这样一来,谈论旧的就被视为保守,批评新的就被视为顽固。
二、走向丰富的教育实践
着眼于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于理论与实践的两相融合中寻求教育理论的生长点。
(一)理论需要借助于实践才能得到发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界一直论争不下的一个命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理性,而实践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感性。理性与感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深入本质,后者则囿于现象世界,囿于直观世界。任何事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或形式,它们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也曾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但理论毕竟需要直面实践,在实践中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理论归根结底是来于实践,又归根结底是要指导实践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理论是需要以实践为土壤的,正如迪尔登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讲的:“教育理论是一种独特努力的产物,这种努力是要去获得教育实践的理智而深沉的理解;这种理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既有课程的,也有制度的;既有经验的,也有评价的。但是实践并不一定借助于理论来进行。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指出,从历史的观点看,实践先于理论;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理智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教育理论的性质决定了实践视野的重要
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是应用的学问。
理论有两种基本的指向,一是解释或预测,二是规定或建议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与这两种指向相对应,可以将理论分成解释理论和实用(应用)理论。解释理论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实用理论则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说,实用理论是关于如何进行改进的建议或规定,其主要功能在于指导实践。从教育理论的功能来看,教育理论主要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在于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因而主要归属为实用理论。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排除教育理论中有解释理论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是给定的。比如说,在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理论中,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引进的。教育学意义上的理论,则是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和建议人们怎么做。
(三)教育理论总体上是落后于教育实践的
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实践工作者大多是借助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来观照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形成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参照体系。迄今为止,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学校教育活动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更缺乏深入的探究与说明,以至于支配教师实践行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积习已久的教育上的惯。
第二,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作出预测与评判。描述、解释、评判、预测,是任何一种理论对相应的实践行为应该发挥的四种作用,也是理论功能的有效体现方式。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状况来看,教育理论由于自身解释功能的降低以及对实践行为的“规避”,使得
自身无法对实践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对实践的评判也常常显得缺乏应有的针对性。
第三,用超乎教育现象的理想化认识来指导实践。由于这种理想是在摆脱对教育现实的真切感受的状态下提出的,因而指导意义有限。这样还会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久而久之,实践界会对理论生厌,说不定哪天还会“揭竿而起”。教育学不是玄学,不是闭门造车的学问,这点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记取的。
第四,用简单化了的推论来认识、界定复杂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在它的内部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它的外部所形成的方方面面彼此羁绊的联系,是简单的眼光所无法打量与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对教育内部的复杂系统知之甚少,研究者大多是用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论和演绎在认识着教育,为实践工作者提供着这样或那样的学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隔绝已久的理论与实践的壁垒。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体现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因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该以“对话”作为沟通性前提方式。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两个群体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结成研究共同体,共同面对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形形问题。
(四)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形成多样化的理论形态
虽然有人指出:“什么样的理论能够向教育实践提供最多的帮助,这是一个真问题;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这只是个假问题。”但是,的确存在着一些对实践缺乏效用、缺乏指导意义的教育理论。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相对说来得当的选择,就是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
其一,把握实践问题,分析实践问题。实践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它的生机活力和多样态的存在方式,使得它与抽象的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如果理论是停滞不前的,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与活力的,那么,
它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无法适应实践的挑战与要求。理论的抽象与一般意义,不应成为远离实践的借口,只有在分析实践中存在的多种多样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才能“活化”,从静态的语言表述转化为动态的生成。
其二,转变研究方式,实施“田野作业”。时下教育理论研究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尚清谈,尚书斋式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有着一定的效用,能够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深处澄清一些问题,但是,若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均以此为业,以此为乐,终其一生都是在与书本打交道,那么,研究的结论要指向实践就有了一定的难度,解决实践问题就成了一句空话。“到现场去”,感受现场,体验课堂,体会学校的实际生活,通过定性的或定量的研究方法,汇总、提升实践形态中的各种资料,大概才不至于使理论工作者一味地陷于“无现场”的玄思状态。
其三,解构研究话语,形成新话语方式。许多理论工作者不愿深入课堂,深入学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实践工作者不理解他们的理论,“层次”太低。这种想法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也许就会得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结论:理论工作者尚没有找到一个与实践工作者对话的机制,他们是使用一种与实践工作者不同的话语方式在交流与活动着,从而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沟通就成了“鸡同鸭讲”、自说自话的游戏。实际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活中,由于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环境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是教育自身发展所必需的途径。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角度讲,以批判的姿态分析自身的观念、偏见、行为以及话语方式,是理论研究本身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其四,与中小学教师合作,构成研究共同体。直面实践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如理论工作者将自身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验证自身的理论;如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一道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共同合作去解决问题。无论何种方式,理论工作者都应以一种合作者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指导者的角色出现,他应注意倾听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与建议,与他们共同分析所面临的困境,寻找解决困境的方式与方法。这种研究共同体不仅给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提供着一些新的信息和经历,而且为他们提供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实践问题在得到解释、解决,理论问题在得到生成、提升。
卡尔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中谈到:“显然,教育实践并不是能够按一种完全无思维的或机械的方式完成的机器人式的行为。相反,教育实践是一种有意识地作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常常只能根据缄默的、最多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阐述的思维图式来理解,实践者用这种思维图式来认识他们的经验。……从事教育实践总是必须先有一种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同时又是构成这种实践的要素和理解其他人的教育实践的手段。”实践的丰富多样性,同样需要理论的丰富多样。我们期待着这种理论多样性的到来!
三、走向多维度的综合
着眼于综合,于分析的基础上探寻综合这一教育理论发展的机制。
(一)综合是教育的总体特征
任何一个现象或事物,都有其不同的活动方式和特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活动方式和特性的存在,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除了具备一般的社会活动的特征之外,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独到的表现样式,构成自身独特的特征。
其一,教育是一种多维度的活动。从时间维度来讲,它是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三个时间点上构建一个连续体,试图让过去在今天能够得以延续,让今天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让未来有过去和今天的烙印;从空间维度来讲,它是在社区、国家、世界这样三个范围大小不一的空间上构建一座桥梁,试图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的位置,认识到三者间的有机构成等;从个人成长发展来看,横向上涉及人生活空间、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各个方面,纵向上与人的成长发展史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
其二,教育是一种多种因素构成的结构性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涉及的因素众多,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教育环境等无不在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它们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于教育活动中,而是常常构成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联系,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联结方式。因而,单因素地看待问题,分析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常常会失却它的整体性,从而使得对其的分析处于一种“失真”的境地。
其三,教育是一种富有情境化、个性化色彩的活动。教育与其他活动方式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教育自身的情境化。它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表现方式,在此时此地适用的行为,在彼时彼地就不见得适用;事先精心策划的行为,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并不见得能够“畅通无阻”。对这样一种活动的分析与研究,需要从具体的情境出发,着眼于特殊的场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
其四,教育是一种动态发展、生成的活动。它在变化中逐渐生成,需要根据教育演进历程加以调整,是以事物间的不断转化为典型体现方式的,“这里不仅有形态的、结构的转化,而且有物质与精神间、不同主体间、实践阶段与水平间、人所在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社会与个体间等多方面、多形态、多时态、多事态、多主体的多重多次转化。”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对这样一个事物,不能沿着把局部要素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研究其性质,再把它们“相加”,得出对整体的认识这样的道路前进。对复杂的事物,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是应该研究复杂事物本身,在整体的关联中认识教育。
(二)综合的种类
综合的种类多种多样,这里仅从实践与理论形态的典型体现样式──学科的角度加以粗略地介绍和分析。
1.实践样式的综合。
在当今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形形的教育教学模式与做法。对这些模式与做法,教育理论界长期的态度是或不理不睬,或冷嘲热讽,极少投入理论热情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探讨。这样一来,一些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就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状态;没有了理论工作者的分析与探讨,这些行为常常显得表面与感性,不能很好地提升出来,成为一种“有根有据”的东西。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在教育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怪诞的现象:一方面是实践中一些新样式在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有着较大的市场,深深影响着广大教师的实践行为;另一方面是这些样式没有理论舞台,甚至在理论工作者看来是一种不值得分析与探讨的行为。实践中的“热火朝天”与理论界的“隔岸观火”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确,就实践本身来说,势必会出现一些新的表现样式,尤其在社会变革、教育转型的今天。但是,由于实践工作者自身的局限,这些样式难免会流于感性与直观,借助于感性的、缺少理论支撑的手段来传播。如果理论工作者能够与实践工作者结成研究共同体,两者以一种互补的姿态进行对话与交往,提升出来的经验与做法或许会更具说服力与实践意义。布鲁纳并不是一个实践工作者,但他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理科教学中的发现学习进行的概括,使得发现学习摆脱了一般的现象层面,成为一个为世界范围教育工作者共享的行为样式;布卢姆的掌握学习,前西德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等无一不是如此。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实践工作者行为为后人所采纳。
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综合,实践工作者因视野所限不能去做的事情,恰恰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形形的模式与做法,也需要综合评判。
2.学科间的综合。
我国的教育学大体走过了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这样一个历程,也就是从刚传人的大教育学形态,到20年代以后教育学一分为多;从1949年重新采用教育学形态,再到70年代末以后大教育学瓦解,成为众多不同的形态。时至今日,教育理论的分化已为既定事实,先前的教育理论已分化为课程论、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几十门不同的学科。这正如日本《教育大事典》中有关“教育学”的条目所讲的:“现在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已分得很细,所以进行笼统的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如果说到某人在进行教育学的研究,就必须问一问他是在研究教育学的哪个专业领域或哪个更加细小的分支。但……非常专门化了的研究恐怕也要犯视野狭小的毛病。为此,有必要对教育学的专业分化有个整体观,对诸多专业领域作综合治理。”教育理论的这种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教育理论分化了,先前的一些整体性的研究内容被各个分支学科“蚕食”了,这是不是如同剥笋一样,剥到最后,教育学自身也不存在了呢?并非如此。任何一门科学,其发展既离不开分析,也离不开综合。分析在思维中把事物加以分解,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综合则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体。分析与综合是同一方法中不可分割的环节,两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对此。恩格斯曾有这样的论述:分析与综合“是必然地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并未能与分支学科的发展同步,未能及时汇综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进一步抽象,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范畴与命题,或为已有的范畴与命题提供新的依据,这恐怕也是众多的教育学书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根源所在。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而是反映出一些教育学研究者把教育学这门学科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剪贴教育学,不仅无益于教育学的建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为教育学掘墓。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综合是必要的,没有了综合,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学就不存在,分支学科的发展各自提出自己的研究规范和概念体系,也就失去了分支学科间相互对话、吸取的根基,这些学科也就不成其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了。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综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付出的辛劳甚至要较分析为多,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在占有众多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抽象出共同性、普遍性的东西来。没有对分支学科的熟话以及分支学科间联系的洞察,综合就难以进行。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综合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本领:第一,对教育自身要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第二,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不要漠视其他学科的成果;第三,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做到学科领域间的融汇贯通。对学科间的汇总,非不能也,是难为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理论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领域,它比其他学科领域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在21世纪,可以预期,中国教育理论研究除了上述发展走向外,还会存在其他走向,如走向教育自身独有的领域,即教育理论研究不在教育的兜圈子,直指教育自身的问题;不停留在“抄”与“搬”的水平上,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不附庸于社会意识形态,走向理论的自立等。这里限于篇幅,恕不—一介绍。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在正确把握发展走向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实践,相信会使中国教育理论日益成熟并走向真正的繁荣!
注释:
①[美]爱因斯坦著,许基民译。在谈到概念的确定时,爱因斯坦曾指出:“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来看,完全和因果性概念一样,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爱因斯坦文集[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②人类学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研究传统的认识。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贵族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英文为refinedculture。与此相对应的所谓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可称之为高文化与低文化(hingandlowculture),接近于我们所说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或者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传统运行轨迹不同,表现样式不同,实际的内涵也有着不小的差距。一般说来,大传统常常是以小传统为媒介传播到民间的,因此,它就不可能完全保留其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了民间的筛选和转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取舍,也有引申、修订、加工甚至再创造。反思大传统,甄别小传统,探讨大小传统如何转化、运作、相互关联,也应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
③具体内容可参见:郑金洲.教育理论研究的缺失──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理论的反思[N].上海:教育发展研究,1999(10)。
参考文献
[1][德]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沈剑平,论教育理论的结构,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5][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翟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英]卡尔著,郭元祥等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从大量的现实和有关的调查中反映出这样一个现实:尽管经过许多年语文课堂上的学习,但学生却积累浅薄,阅读面狭窄;写文章时言之无物,常感到没有生活;学得很苦却收获很少,对语文课感兴趣的同学越来越少,厌学情绪较浓。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在教学中常有这样的课堂:学生有思维,但无智慧;有行动,但无热情。因为老师没有把生活中鲜活的事实引入课堂。表面上看,生活事实不是没有出现在教材、课堂或作业中,遗憾的是,这种生活事实仅仅是以例证的角色出现的。当教师为了说明某个观点、证明某种结论、巩固某一记忆时,事实才临时被拉进了课堂,而此时此刻的生活事实,已经不是那种能给人热情、冲动、直觉、遐想的事实,它是被人制作、化妆过的一个道具或角色。老师讲得很辛苦,学生却丝毫没有感触,因为这不是他有体会、有想法、有感受的事实,他是被动的、勉强的理解事实,而要让他再写出这种生活来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我们的课题“生活化语文教学研究”就是针对当前语文教学为了教而教,远离生活远离学生兴趣的现状提出来的。应该讲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面对语文教学的这种现状,我们认为,语文学科作为多门学科的基础学科,要做到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突破点,就是要变“应试语文”、“课堂语文”为“生活语文”。我们希望通过多渠道的研究,能寻找到一条突破课堂教学封闭模式的新道路,扩大学语文和用语文的时空界限,使学生利用课堂上的“知”,到生活中去广泛的运用,在实际运用中提高听说读写能力。要让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足够的兴趣,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由狭窄的课堂教学变为融入生活的生活化教学。
我们要通过课题的研究使师生自然摆脱语文教学的形式主义和繁琐哲学。在教与学中自觉地意识到:不熟读背诵课文,经典语言材料就吸收不了;不扩大阅读,就不可能扩大知识面,丰富营养,提高眼力;不到生活的源头活水中去学语文,不为生活而学语文,语文就失去了生命力;没有丰富的生活体验、直接的和间接的阅读,阅读能力就不可能有实质的提高,写作就会无病,搞文字游戏,抒虚情假意。因此,要使师生共同清醒地意识到要改变单一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活动,把语文教学和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是提高学生语文学习兴趣,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有效途径。
当然,语文教学要改革、要创新,首先应是它的施教者——教师的素质要提高、观念要更新。我校作为中新合作开发的工业园区内的第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学校的每一位教师都是经严格考核选的,他们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着较新的教学理念,愿意尝试,敢于创新。新的学校,新的活力,需要新的教学思想来体现其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众多来自各所学校的教师聚集在一起,也需要有新的教学研究所追求的目标来将他们统一到一起,开始谱写崭新的篇章。因此,新的学校没有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固定模式的限制,没有参差不齐的教师队伍的制约,更适合开展本课题的研究。
语文学科是基础学科的基础,从社会的要求、学科的要求、学校的要求、师生的要求几方面来看,我校确定的研究课题是体现社会需求的、符合教学规律的,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可行的课题,它的研究必将使学生获得最大的利益。
二、概念的界定:
“生活化”即将学生从抽象、虚拟的课本堆中解脱出来,给学生感受自然、社会、事实、事件、人物、过程的机会,使学生在与实在世界的撞击、交流中产生对世界、对生活的爱,从而自发地、主动地去获取知识。
“体验”是用全部的心智去感受、关注、欣赏、评价某一事件、人物、事实、思想。只有经过体验,我们才能把一个陌生的、外在的、与己无关的对象变为熟悉的、可以交流的、甚至是融于心智的存在。所以语文学习中,我们不是要把别人的文字化为自己的生活,而是要借体验把生活化为文字、感受、理解,从而达到主动地吸收、自觉地获取、高能力地反馈。让学生从生活体验积累中上升到生活体验的实践。
三、理论基础:
顾黄初先生早在《语文教学要贴近生活》一文中就指出:“要谋求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老是把思想封闭在四壁合围的教室里,把眼光死盯在篇幅有限的课本上,恐怕很难求得突破性的进展。语文是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频繁运用的重要工具,要教学生掌握好语文工具,我们的思想要向广阔的生活审视。”他同时强调“语文教学的改革,关键在贴近生活。这是‘根’”。这番话,正为我们指明了语文教学改革的方向。
顾先生还为我们诠释了“贴近生活”的内涵:“第一,根据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规律来探求语文教学的规律;第二,根据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众多场合来开拓语文教学的空间领域;第三,根据现代生活的发展前景来规划语文教学的未来。”这三点,正告诉了我们“生活化语文教学”具体的做法。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指出“教师的职责现在已越来越少地传授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他将越来越成为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须集中精力从事那些有创造性的活动,相互影响、讨论、激励。”(德)第斯多惠也指出“不好的教师是传授知识,好的教师是叫学生发现真理。”这些理论也提醒我们教育工作者教育的方向和应追求的目标。“生活化语文教学研究”正是想探讨这个问题并付诸于实践。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学会学习、学会发现、学会运用。
四、研究目标:
“生活化语文教学研究”课题研究的目标就是要让教师努力研究改进传统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陈旧的课堂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并要在解放教师教学思想,改变教学理念,提高教师教学能力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学生把语文学习和生活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广泛的生活实践与阅读精品中吸取生活素材,增加生活积累,提高语文的实践能力、审美情趣和创造思维。通过课题的研究和实施使学生将语文学习与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扩大学生的阅读范围,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学习语文的综合能力,让语文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五、主要内容:
“生活化语文教学研究”主课题包括以下三个子课题:
1、语文课堂短时、高效的生活化教学研究:(责任人:洪越)
研究改进课堂教学,压缩语文课文的教学时数,提高教学效率,帮助学生掌握语文的各项基本知识,基本能力。课堂教学以教给方法为主,将多出的课时用于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的方法。让学生学会质疑,不迷信教师,也不迷信课本,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在学习中学会合作,学会探讨,学会与他人交流信息。能深入教材,又能走出教材。
2、学生生活体验积累研究:(责任人:吴萍)
研究如何指导学生加大课外阅读量和写作量,提高学生语文整体素质。学会在广泛的阅读中吸取他人对生活的体验,并将生活的“活水”引入语文教学。同时要让学生走出狭窄的课堂天地,融入广阔的社会大课堂中去吸收养料,培养学生自己吸收文化并能灵活运用的能力。
3、学生生活体验实践研究:(责任人:毛文生)
研究如何通过建立课外活动基地和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积极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使他们懂得“到处都可以学习语文”的道理。最终走出狭窄的课堂,走向大自然,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在深入生活、吸收生活的基础上,学会创造生活。这个创造性一方面要在学生的写作方面反映出来,所有的习作是内心体验的反映,言之有物,言为心声,有思想,有想象,有创新;另一方面也要在学生创造性的开展语文活动中体现,自办刊物、报纸,自办电视台、广播站,成立剧社等。
六、研究对象及主要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校为九年一贯制的学校,按现有的规模,先以7——9年级的学生作为研究的对象,初步建立课题框架,争取取得突破性成果。最终在研究初有成效的基础上,再延伸至1——6年级的学生,使得课题起到连贯性、整体性,真正成为我校语文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准则。
(二)主要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国文教学生活化、课内外结合等文献的收集和研究,使课题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更丰富,更明确,更科学。争取在现有研究水平的基础上有提高和突破。
2、调查、检测法:
在实施课题阶段,对被实施此课题之前的本校的各年级学生采用问卷、测试等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并根据调查结果及时调整相应的做法。
3、行动研究法:
教师课堂教学短时、高效行为的研究,研究这种做法的效果。
4、经验总结法:
在教学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课题研究重点,随时积累素材,探索有效措施,总结得失,寻找有效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提高学生实际运用、实践能力的方法。
七、成员组成及分工:
课题的主要负责人:洪越
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及分工:
1、卜延中负责课题的创意和指导
2、洪亮负责课题的组织、统筹
3、洪越负责课题的策划、协调、管理,课题方案的制定,并负责子课题一“语文课堂短时、高效的生活化教学研究”
4、吴萍负责子课题二“学生生活体验积累研究”
5、毛文生负责子课题三“学生生活体验实践研究”
八、实施步骤:
(一)前期工作:(2001年4月——2001年8月)
A、筹建课题组,制定主课题,构建子课题,明确各子课题的负责人。
B、各子课题负责人制定本子课题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并设计最后的成果展示形式。
C、对研究对象进行前测。
D、制定和健全学习和交流的制度。
E、方案制定后,请有关专家提出修改方案,并进一步作可行性和可能产生的效果分析,最终完善方案。
(二)具体实施阶段:(2001年9月——2004年7月)
第一阶段:(2001年9月——2002年6月)
课内:仔细研究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语文教学大纲,明确初中阶段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确定三年的分层、递进的教学重点和目标。做好与小学的衔接,制定每篇课文的教学时数和每课时的教学目标。
课外: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了解语文与生活的关系,充分意识生活是语文学习的源泉这一道理。加强古诗文的诵读和对课外名作的阅读,学习写心得、体会。
第二阶段:(2002年7月——2003年6月)
课内:进一步研究如何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基础上缩短教学课时,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一节课重在实实在在真正有所收获的完成一个教学目标,减少不必要的冗长的分析,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留出一定量的课时,对课外的阅读和写作进行指导。
课外:由学生创造性的开展多种活动,由被动吸收知识转为主动获得,并能写出一定的活动计划、调查报告、观察日记等。学会利用图书馆资料和网络资源,来获得更多的需要的信息,并学会交流信息。
第三阶段:(2003年7月——2004年3月)
课内:由老师教转为进一步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作用,将更多的课堂教学时间留给学生,最大潜能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加大教师的主导作用。做好与高中的衔接。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经验总结和一定的理论建设。
课外:能根据自己的特长爱好,制定自己的阅读、写作计划。每个学生都能在课堂学习的基础上,参与一、两项课外团体活动,并在语文的某个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三)中期汇报(2003年10月)
对前一阶段的工作做一总结,请专家论证、检验前期成果,提出修改和调整的方案。
(四)成果总结阶段:(2004年3月——2004年6月)
A、总结研究执行情况,做好结题工作;
B、撰写科研报告、研究论文,全面展示研究成果;
二十一世纪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社会,致力于受教育对象创新思维的发展及创新能力的提高,是新的时代对教育的必然要求。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的人文科学,内蕴丰富,知识层面复杂,既具体生动、血肉饱盈,又思想深厚、风光蕴藉。作为基础教育中的基础学科,初中语文教学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急需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改革,自觉摒弃以分数、应试为目标的教育模式,积极开创初中语文创新教育的新格局职称论文。
一、语文创新教育的目的
实现学生语文学习方式的转变,使学生的语文学习不再是单纯地一味地接受,为学生创造开放的语文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学到的语文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的机会,促进他们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学习策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时为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开展探究性学习提供时间和空间,努力让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亲近自然、触入社会、认识自我的意识,以及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关注自己周围社会的态度,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对于语文学习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能使学生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积极良好的情感体验,发展初步的问题探究能力。培养学生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并逐步发展他们与他人交往和经验共享的能力。加强学生语文学习活动的社会实践性,从而体现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也充分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生成的教育真谛。能使学生的语文学习行为和学习过程由单一的线性结构模式向多元的立体结构模式转化。能使学生掌握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更多的学习知识,掌握信息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搜集信息、处理信息、运用信息的能力。
二、当前语文课堂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教学交流方式多数局限于师生的一问一答单向交流,课堂气氛显得沉闷。所有问题是老师提出,学生没有质疑,学生被动地学习,缺乏主动探究思考,思维停滞、萎缩。
其次是语文课堂授课上教师讲授多学生思考探讨研究活动少,死记硬背的多鼓励创新的少,没有很好地去鼓励学生进行富有创意的表达,表达独到的见解。在写作的练习上,拟题和指导构思没有给学生的自由写作、自由表达、自由探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写作题目单一,构思内容雷同;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缺乏自己的感悟和探究,读出来的是教师分析的内容。学生在笔记本上所记的也是教师讲授的内容,没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丧失了话语权。没有给学生充分的读书时间,导致学生无法真正产生自己的感受和看法,以致学习不够深入。
三、初中语文课堂创新教育的策略
1.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促进教师角色转化。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良好教学氛围关键所在,也是激发学习兴趣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我国的新一轮课程改革非常重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交互主体性”关系,以体现“以学生为本”,“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特点。因此,语文教学必须实行教与学民主、平等,师生彼此尊重,教学相长,从而为提高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审美能力、探究能力,为学生学会终身学习和实现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
语文教师要处理好与学生的关系,建立平等的、民主的、和谐的师生关系,就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教师要具备民主、平等意识,以及优秀的人格品位。教师要尊重和爱护学生,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理智地同情、关怀、了解与辅导学生。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注意观察学生,通过调查活动、查看档案、开家长会、与其他任课教师交流等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并做相应的记录。在语文教学的全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引导学生,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预习、讨论、总结。同样,学生也应该对教师有基本的了解,体谅教师,理解教师的良苦用心。
其次,教师要根据教材和学生的特点,精心设计教学方法。或精心启发、悉心观察,或耐心等待、有心保留、导而有方,营造最佳的教学气氛,使学生都学有所得。
2.充分利用第二课堂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第二课堂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有它自身的特色。语文学科的第二课堂丰富多彩,可以是校报、校刊、学校美化校园的标语、征文比赛等,这就要求学生勤于观察,写日记、作笔记,平时有所积累,在需要时才有好的东西利用。第二课堂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又巩固了所学的语文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活动中遇到了更多的比语文教学中更为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极具挑战性,促使学生大胆思维,转化角度,变化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因此,第二课堂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了最宝贵的机会,能较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充分挖掘学生的思维潜力。
3.重视人文特点,增强创新内力。
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必须注意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在这方面,语文教学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新课标下的初中语文教材,注重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教材中有许多充满人性美、人情美与语言艺术美的风光蕴藉的华章。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能积极地培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兴趣,让学生感受到文学作品带给人的崇高的审美趣味和愉悦的审美感受,则必将加速学生精神自由的回归。加快人文价值体系,包括理想道德、个人信念、审美趣味的回归,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学生的思想、能力、意志、情感等将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教学就要通过语言载体,充分挖掘依附其中的人文精神,引导学生求真、求善、求美,对他们进行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从而使他们的智力得到发展,情操得到陶冶,兴趣得到激发,意志得到锻炼,并更进一步激发他们的认识需要和审美需要。而这种内在动力一旦充分发挥出来,就会表现为一种创造渴望,从而形成语文教学与创造力培养的良性循环。
总而言之,初中语文教育要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这是新课程改革的需要,也是时代赋予的责任。只要每一位语文教师都能告别传统模式,勇于创造,开拓进取,就一定能实现陶行知先生所说的“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的美好理想,就一定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富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适应新的课程改革就必须在教学和学习上加强提高。新的课程改革对语文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语文教师到底该怎样做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从容面对这次严峻的考验。于漪老师说的好“语文教育的质量说到底是语文教师的质量,语文教育发展的如何关键在语文教师自我发展得如何。”也就是说教育质量取决于教师素质,教师素质决定教师的职业命运。我觉得,一个有进取心的语文教师应该具备以下四种基本素质:
一、良好的道德素质
关于教育的作用,有人曾形象地这样说:教育是人灵魂的教育,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着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俄国著名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教师把学生造成什么人,自己就应当是什么人”。教师是学生阅读中的第德书籍,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身边的学生。教师是人才的哺育者。语文新课标中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质,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这就要求作为育人者的教师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良好的意志品质和健全的人格,自己会做人、会做事、会合作、会学习。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自身榜样的力量,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成为学生的楷模,完成社会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二、自由独立的人格
现实中我们大多数教师出于对领导、权威的信任和崇拜,出于对各种律令的尊重,出于自己想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甚或优秀的语文教师的热情,盲目的服从,思想独立与自由的空间在教参、权威、各种各样的教学模式面愈来愈小。这主要表现在:按照教参的要求在教学目标上搞“一刀切”,试图用一个模子要求,把学生造成统一标准;遵照考纲要求,在教学任务上只注重知识的传教,忽视学生个性的发展,教学任务的核心是“唯书”“唯知”,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雪化了只能是水”,不可能是春天;承袭老的教学传统,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注入式教学独占课堂,单纯向学生灌输,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一支粉笔,从黑板的左上角一直写到右上角;盲从新的教改模式,无论什么课型都利用多媒体去循循善诱,填唯一答案;强调学生行为互动,不管其是否心动、脑动……..这样的教师,这样的教学行为,培养的结果必定是:学生的主体人格被异化,个性发展被扭曲,主动精神被扼杀,创造精神被淹没……..这样的人才如何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如何能承担起迅速并持续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任。随着新课改的进行,我们认真学习新课标,不难发现:新课程设计的理念“促使学生均衡而有个性的发展”;课程设计的原则“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课程设计思路课程设“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部分,为有“不同需要的学生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倡的学习方式“自主、合作、探究”;评价的原则注意“主体多元化”。可见新课标强调:加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发展学生的主体能力,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而要真正完成这一任务,教师必需要具备自由独立的人格。
三、深厚的文化素养
中学语文新大纲和新教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对教师的学科业务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落实中学语文新大纲的要求,教好中学语文新教材,中学语文教师应该进一步加强专业基础的修养,逐步提高教学能力。
打好古诗文的基础。此次中学新大纲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特别重视优秀古诗文的积累。小学语文新大纲规定小学生要背诵80篇古诗;初中语文新大纲要求初中生背诵古文20篇,古诗50篇。高中语文新大纲要求高中生背诵古文20篇,古诗50篇。初中语文新大纲规定语文中“古代诗词和文言文占30%左右”;高中语文新大纲规定课文中现代作品、古代作品和外国作品的“比例一般可为5:4:1”。由此可见中学语文新大纲对古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师,70%是青年教师,与老教师相比,古文功底较弱恐怕是多数人的通病。这将成为我们用好中学语文新大纲新教材的绊脚石。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自觉主动补好古文这一课。
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初中语文新大纲要求“学习欣赏文学作品,感受作品中的形象,欣赏优美精彩的语言”。高中语文新大纲则要求“感受文学形象,品味文学作品的语言和艺术技巧的表现力,初步鉴赏文学作品”。又规定“在全部(高中)课文里文学作品可占60%”。同时高中语文新教材的第三、四册,集中进行文学鉴赏教学,培养学生感知、理解、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注意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说强调文学教学,是新大纲新教材的又一重大变化。这同时也就要求我们广大语文教师必须要具有文章鉴赏能力。
做学生听说读写楷模。我们认为语文教师应该是学生读、写、听、说的楷模。语文教师必须爱读书、会读书、多读书,必须能作文、多作文、作好文。高中新教材选取文学作品时,选入了卡夫卡的《变形记》、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莱蒙托夫的《祖国》、华兹华斯的《孤独的收割人》、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等;选取科技文时,选入了杨振宁的《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里夫金等的《熵的定律》、霍金的《宇宙的未来》、王磊的《走向21世纪的机器人》等,另外还有钱中书、余光中、朱光潜、宗百华和余秋雨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对教师的阅读面和阅读能力的要求都相当高。
知识面广博、文理兼备。长期以来人们将语文归为文科,因为它是文学性很强的学科,主要进行现象性思维,故而认为,只要能读、能写便可,对于其它诸如物理、化学、生物等常识,可以不去理会。其实我认为这种说法欠妥,在语文教材中,除了那些散文性很强的记叙文外,还有一些有关自然科学的说明文,如果教师不懂得一定的科学知识,那么势必会把错误的信息传给学生,这样又何以体现“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况且,现在的学生越来越个性化,有时候他们在某一些方面懂得的比老师还多,不要抱着“他们什么都不懂”的态度去教学,而应抱着“他们懂得的很多”的态度去和他们一起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在学生中树立威信,只有这样你的课堂才不会陷入枯燥乏味的尴尬局面。
总之,现代语文教师应以“博、大、精、深”作为自己素质提高的奋斗目标,马卡连柯说:“学生可以原谅教师的严厉、刻板甚至吹毛求疵,但不能原谅他的不学无术”。“当前,许多在校教学、教研上卓有成就的语文教师被誉为‘杂家’”,也说明了一个语文教师应是既专亦博、博学多能的‘通才’。如今,各类全国性的语文课程教学赛课比赛最后一项就是教师才艺展示,如此看来,社会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不只限于“三笔一话”,还要有自己的情趣爱好,更要才艺兼备。四、高超的教学技能
许多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教学技能,过硬的教育教学技能让他们因一堂优质课脱颖而出,使他们在日常教学中“一白遮百丑”。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对教师教育教学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
精巧的语言表达。语文是一门研究语言的学科,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不仅普通话要标准、清晰、流利,更重要的是声音还应该具有美感,语言还应精炼传神,体现轻重缓急、抑扬顿挫,而且把这种美融入教学的情景中。从声音上发挥语文教师的个性优势所取得的教学效果,有时是制作精良的录音带无法比拟的。
扎实的写作能力。读、写是语文学科工具性的最起码的要求,教师的写作能力直接影响到对学生的作文指导。有的教师讲解作文的写作,在理论上头头是道,但由于自己不会写,所以只能玩“空手道”,对学生的指导只能隔靴搔痒,根本无法具体和深入。同时,由于自己写作能力不够,经验教训无法总结交流,教学工作不能及时反思,阻碍了自己向高深层次的发展。
规范的书写技能。汉字是丰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从科学方面看,汉字书写本身就是语文素养和语文习惯的内容。写好字,是语文学习的范畴;教好写字,则是语文教师的职责。谭惟翰在《中学生语文教材教法》一书中说:“写字是作文的基础,语文教师必须具有书写的基本功。中学语文教师不是书法家,但必须掌握汉字的基础知识,懂得书法的规律,写得一手工整、规范的好字,包括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从个人角度看,一手漂亮的字,会使教师魅力无限,激发出学生的亲师之情。
娴熟的电教手段。科技的发展为我们带来花样繁多、功能各异的教学设备:幻灯机、投影仪、电视机、收录机、计算机、多媒体教室、网络等。但由于某些教师课堂使用不当,引起许多人的非议,但这并非科技本身的过错,错还在我们使用者,没有注意使用对象、场合,没有把握好时机,没有娴熟的使用技术。恰当使用电教手段,会使语文课堂色彩纷呈、乐趣无穷,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作为信息时代的教师还应该养成上网的习惯,在网上阅读,获取信息;在网上写作,表达思想、与人沟通。足不出户,我们就会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我们的内蕴也会借此而丰富起来。
如果说“良好的道德素质”、“自由独立的人格”、“深厚的文化素养”是一位语文教师的“玉”内的话,那么“高超的教学技能”便是语文教师的“金”表,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我想只要语文教师把握了以上四点后,在实践教学中施之于行动,融注自己的个性色彩于其中,那么语文课也就会释放出它应有的光芒。末了,以王安石的诗“不畏浮云遮眼望,只源身在最高层”与广大同仁共勉。
参考文献
学生获得知识离不开课堂教学,课堂教学应坚持启发式,教会学生掌握开启知识宝库钥匙的能力。这种能力被人称为“智慧窗户的注意力、智慧眼睛的观察力、智慧仓库的记忆力、智慧中枢的思维力、智慧翅膀的想象力、智慧升华的创造力”。17世纪西方教育家夸美纽斯也非常注意开发学生的智力,他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对学生观察力、思考力和把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的培养。
小学语文的教学内容,主要有听、说、读、写几方面的要求。朗读能力的形成除长期坚持朗读训练外,最重要的一条是让学生体会文章的含义,理解句、段、篇之间的联系,能归纳段意,概括中心。教师在教学上要注意贯彻启发原则,讲读课文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注重问题的阶梯性,引导学生循序渐进,了解课文“写了什么”,“怎样写”,“为什么而写”等,促进阅读水平和写作能力的提高。在小学就坚持听、说、读、写四个方面语文素质的训练,到中学后,仍然坚持,使之进一步完善,深化和发展。
二、应持之以恒地进行情感教学
情感是联系师生心灵的纽带,是课堂教学的剂,是陶治学生道德情操的甘露。语言教学应持之以恒地进行情感教学。朗读,要读出抑扬顿挫的语气,讲读要把全班同学带入课文所体现的境界中去。如教《桂林山水》,能把学生带入“人在画中游”的美丽画卷,得到一次美的享受和一次热爱祖国美好的山河的德育熏陶,才是成功的情感教学。
从美学角度讲,美主要包括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个主要方面。
其中又分别蕴含着诸多的子因素。语文教材的主体是例文,文章以生活为基础,丰富多彩的生活决定了文章多侧面、广角度的基本内涵。因此,必须首先深入研究教材,发掘课文中的美学主旨,进而寻找它与美育由蕴的沟通点和结合点,然后实施美育教学的基本目标。
二、施教。
在教学中,教学目标和内容的落实有赖于科学的施教程序。一般来讲,美育教学的施教程序主要表现在教与学两个方面:“析事--归纳--求真,这是教的程序。”“讨论--明理--升华”,这是学的程序。同时两者又是对应融合的。
1、析事(讨论)。所谓析事,就是教师紧紧抓住教材中相关的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点拨,引发学生讨论,以使其感知美的存在,这一阶段是美育教学的感知阶段。意在让学生知其然。例如矛盾的《风景谈》,第一画面西北大沙漠“茫茫一片”、“纯然一色”,“热空气作哄哄的火响”、“驼马的枯骨泛着白光”,给人以恐怖之感,并不美。然而,当微风传来驼铃响,红旗映入眼帘中,这里便有了风景。
2、归纳(明理)。所谓归纳,就是教师在析事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得出结论性意见,明了美的真谛。这一阶段是美育教学的感悟阶段,意在让学生知其所以然。承上对《风景谈》作进一步分析,可引导学生去认识:人是美的主体,他可以使西北高原不美的沙漠变美,也可以使西北高原静态的浅层美变成动静相谊的深层美,从而深化了课文“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的主题。
【正文】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farcanweLearnanythingofpracticalvaluefromthestudyofforeingsystemofeducation")的著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事实,分析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近代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化,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制度、的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和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中开展文化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文学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资料,特别是该国的著名学者的著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著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文献】
[1]顾明远.薛理银.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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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国际教育纵横——比较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4]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应试”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却“屡禁不止”,说明有其深层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求”一直远远大于“供”。
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本应同步发展,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从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在学人数占适龄人数的比例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以上为大众教育阶段。据统计,我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4%左右,远低于1994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5.3%),而我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远远超过大学的招生数量。很明显,高等教育在中国目前尚属稀缺资源,这必然要形成“过度竞争”,无论人们多不情愿,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过度竞争自然要向中、小学蔓延扩展。由于大学容量太小,高中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致使多数初中生无法升入普通高中;为了上大学,人们只有千方百计考上高中,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要上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又要千方百计上重点初中;要上重点初中,就必须“从小抓起”,结果本应天真浪漫、嬉戏玩耍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这种过度竞争持久不退说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胀,但反过来看,这种“需求高度膨胀”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发展强大、积极的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高教反而难以发展。这说明,近20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教育此时面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转变,也只有高等教育大众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
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力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过半是私立大学,从哈佛、耶鲁到庆应、早稻田……私立大学可说是高等教育的顶梁柱。中国一直有私立办学传统,所谓“私塾”曾是教育的主流,近代虽引入现代化学校、建立现代化学制,国家对教育取得主控地位,但私立学校仍有不小的空间,不仅有大量的私立中、小学,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私立大学,如南开、燕京、辅仁、金陵、圣约翰、光华、中法、之江、复旦、齐鲁、协和、湘雅、华西……后,对教育实行“全包下”的方针,从1950年起开始接收私立大学,到1952年私立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全部完毕,高等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这种高等教育体制,与逐步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但最近20年,中国进行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迅速膨胀,而高等教育制度实际却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虽然从80年代中期起国家重新允许创办“民办大学”,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中,民办/私立大学的大发展毫无可能。除去政治的、观念的原因(如所有制、计划体制、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等)外,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严重限制。城乡“二元化”,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1958年通过“户口登记条例”,这种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公民因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几十年来,要想“农转非”几乎“难于上青天”,而考入中专以上的学校,则是广大农村青年可以凭自己努力“农转非”甚至“当干部”、改变“身份”的少数渠道之一。然而民办大学则无此功能(权力),不能转户口、没有干部指标……农村学生考上民办大学虽然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但目前国家批准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也只有24所),但仍然无法改变其“农民”身份,更难成为干部/公务员/官员,而私立大学的学历目前仍未得到国家承认,其他更不必论。所以,这些学校根本招不到较好的生源,也无法大发展,这样怎能产生与北大、清华比肩而立的民办/私立大学呢?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民办/私立大学才能获得质、量的大发展:或是它们获得与国立大学同等的权利/权力,或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从根本上废除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身份制”(如果说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为了加速工业化还有一定合理性,现在则很难说“合理”,甚至已成社会发展的障碍,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亦证明了这一点)。否则,民办/私立大学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高教大众化也难以实现,应试教育也不可能根本改变。
应该认识到,民办/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的区别只在于投资渠道的不同,二者在其他方面应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公平对待民办/私立高校的师生,其学历证书具有与公立高校同级同类学历证书同等效力。当然,国家要对民办/私立大学进行严格的审批、监督,严格、科学地对其办学水平进行监测。但这种监管(不是具体管理、干涉学校内部事务)的目地是为了促进民办/私立高校的健康发展,而不能将其视为“另类”加以歧视。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国家更应对民办/私立高校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其用地、用人给予适当优惠。总之,要用政策导向使社会和私人资本流向教育领域。
进一步说,民办或曰私立大学是否发达,也是“社会”是否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衡以中国之现状,我们只能说,中国尚处为时不短的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才刚开始产生。
二、考试的是与非
中国社会“二元制”结构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变革,教育的格局也难有根本性变化。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长期将均属“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离开这一基本背景来谈论“教改”,如果不使情况更糟,起码是难中肯綮。
从原则上说,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分享这种稀缺资源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分享的机会,因此不得不设计出种种方法、制度选拔少数、淘汰多数。可以“举荐”,如凭血统、家庭出身、家长的政治权力、本人的表现(古时是“举孝廉”,现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为推荐的标准;可以考试,以考分作为选取的标准;可以用金钱购买,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可以抽签,如现在某些地方小学升初中实行的“电脑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学”。虽然种种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种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当年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诞不经、费尽心机地要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并想以此来补考试之弊,这的确是“吃错了药”。“推荐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完全公正无私,能了解、洞察学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扰、压力,将最优者推荐上去的“推荐者”。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推荐者”,因此,“推荐”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废除考试、实行“推荐”的“教改”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还有少数“推荐”名额,原本是为补考试之弊,但在许多地方实际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扩大校长的招生权来补考试之弊,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中国的大学并不“独立”,而同时还是一个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如果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本是一些地方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交不上,用广大家长的话说就是“拎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想交这几万块钱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即便在美国,收费昂贵的私立中学也十分注重考试,贫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费(免学费甚至免食宿费)被“择优”录取。教育产业化无疑是教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正确方向,但这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享受优质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种基本权利;同时,要防止现在已很严重的一些学校滥卖文凭和某些权势者拿公款买文凭的现象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合法化。
也就是说,如果真想以“推荐”、“扩大校长招生权限”、“电脑派位”、“就近分配”等方法来补考试之弊,如果要使教育产业化改革健康发展,那实际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要对现在的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作相当大的改变。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当所依赖的路径并不存在时,改革实际无从下手;若不考虑“路径”问题而执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付成本之巨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荐”弊端丛丛,远不如考试,所以在几千年前选拔官员时就以考试的“科举”取代了推荐的“举孝廉”。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而推荐制的实行,恰恰是使一个阶层可以相对流动的社会向阶层壁累森严的“身份社会”的倒退。当然,考试的成败对某些个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总体而言却是公平、正常的。对少数因偶然性而落榜的考生来说,的确不公,但若因此而否定考试,则会对绝大多数考生更为不公。当然不能说每一个考分低的学生就一定不如每一个考高分的学生,但如果作群体性比较,高分群体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确高于低分群体。现在有种颇为流行观点,将“高分”等于“低能”;还有人认为:“那些在历次考试中获胜的学生,他们的证书文凭是以牺牲创新能力为代价而取得的。”照此逻辑,本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专科生,专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落榜生,而创新能力最低的应是北大、清华的学生。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事实说明,从总体上说,考分就是考生水平、能力的体现。
由于考试的优点明显,所以这一方法被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面对的考试会越来越多,几乎各行各业都要经过考试才能获得上岗的资格。如开车的要考驾照,想开出租车更要考“五证”,当厨师的要考级,烧锅炉要考上岗证,工人学完徒要有出师考,更不用说会计、出纳、护士……种种数不胜数的专业考试和职称考试,乃至最近才有的选用官员的公务员考试。虽说这些考试不胜烦琐,但考试却有自愿性,能使“人尽其才”,使应试者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同时,考试又有筛选性,把不合格、不适宜者淘汰。正是这种自愿性和筛选性,避免了“分配工作”的强迫性和任意性。只要不健忘,总该记得当年“招工”是如何分配工作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必须干什么。同时,如果有关系,不论是否合适,想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做什么,端看你的“关系”有多硬,“路子”有多野,“后门”有多宽。所以,当时知青从招工返城到分配工作,几乎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拉关系、趟路子、走后门,因为这是早日回城、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的唯一办法。可以说,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的失范,实际是从那时开始的,是从废除考试制度开始的。人类社会的实践表明,尽管十分无奈,但我们今天还不得不面对的考试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这本身就说明考试制度位居社会结构的核心之内,因此对考试制度的废与立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教育体制的变化。所以,三十年前“”开始时第一个被废除的制度就是考试制度。同样,近二十年前“拨乱反正”时首先恢复的制度还是考试制度。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考试社会”;一个废除了考试制度的社会,必然会使社会价值体系严重紊乱,必然会由失范、失序而渐渐演变成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世界。
1体育教育与人类生存需要的关系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论,深刻地揭示出人类自身需要的本质。人类五个层次的需要与人对体育教育的需要本身就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是体育教育本质功能的表现,无论是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尊重的需要,还是自我安全、社交的需要,都与体育教育有着广泛的联系。
人类的生存需要除了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以满足自身外,还有人类生存需要所反映出的客观性,人不得不受到由人们的生存条件、生存能力、生存方式所决定的生存状态的影响和制约。人类如何生存发展,这就需要解决人类怎样掌握生存和发展所必备的知识、技能和形成各种本领,养成良好习惯等。体育教育应在解决人类所需的这些实质性问题上发挥出自身应有的独特作用。从目的来看,体育教育应是为人类身心健康与人的发展服务的;从过程来看,应是一种有效地掌握体育基本知识、技术和技能体育以及卫生保健常识、技能的学习过程,是一种教与学的过程;从内容来看,应包含有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生存能力的形成与提高的内容。
我们不仅仅在理论上认清身心培育的教育属性,而应在身心教育的实践中充分反映出具有教育属性的身心培育活动。那种在实践中单一的运动性和活动性用来达到身心培育目的的做法以及把它简单地看作也是一种体育教育性质活动的观念是错误的。这只能反映出我们某些体育教育工作者在认识体育教育本质问题上,还存在着不足,具有不完全性和不深刻性,仅仅看到了体育的特殊性,没有看到教育的普遍性。
人们知道,当婴儿开始伸展四肢,幼儿开始学习走路时,表明每个人都具备基本活动的能力,它仅仅是运动的原始状态,包涵了体育运动要素中的一些而不是全部,这还与婴儿自发的本能需要有关,并未构成内涵深刻而丰富的科学性体育运动。它的本质理应是让人们通过一般教与学的活动过程,去掌握知识、技能以及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去学会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备的某些生活能力和本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体育为人类生存发展服务的终极目的。
体育教育过程应是一种理论、实践、再理论、实践的过程。需要把握的体育知识、技术和方法以及体育卫生保健常识和技能运用于体育运动实践和人类生活实践中去的,这是体育教育的根本特征。
人的需要与人对体育教育的需要有着多方面的联系。随着社会的进步,体育(广义)功能也在不断拓展,这种拓展又意味着体育教育与人们社会生活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意味体育教育在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上,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在不断地延伸。这就要求我们在体育教育发展中,充分考虑到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的融通、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平衡、短期与长远需要的兼容等问题。从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趋势看,我们学校体育的着眼点应放在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自我指导锻炼能力、体育运动能力等方面上来。其中,使学生学会和掌握各种基本的生活技能,养成各种良好的生活习惯,无疑对于学生适应生活,更好地生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体育教育在人类生存能力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体育教育过程包含着两个重点,一是人的内发性自尊、自强、自爱、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二是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而体育教育则可通过促进学生能力发展的学习过程,使他们多方面的需要得到满足和实现。
传统体育教育注意力仅仅局限在发展学生在校期间的身体上,忽视学生各种能力的发展。要学会生存,在体育教育中就不能仅以发展学生的身体为满足,还必须从广泛的领域,培养他们适应未来新生存环境的各种能力,成为能够适应未来生活需要的现代人。
事实上,正确的走、站、坐、卧的姿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卫生,用眼和脑的卫生常识;游水能力;各种自我防卫技巧;防火常识;基本的运动创伤救护常识和方法;交通安全常识等体育卫生保健的内容,都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紧密相关。
由此可见,体育教育的目标应是长远和近期目标的统一,今后大、中、小学校体育教材内容应是丰富多样的、有效实用的。
休闲教育与传统的教育方式有较大的差异,其课堂氛围较为轻松,在休闲的环境中向学生传授知识。教师在课堂上充分挖掘学生的创造能力,让学生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来提升自己的素质水平,有条件的学校还为参与到休闲教育当中的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让学生在走入工作岗位之前就能获得充分的锻炼。这些目标都是其他的教学方法所不能达到的。
1.2如何有效地实施休闲教育
休闲教育的核心是人,也就是学生,所有的休闲教育都要围绕学生来展开,不然只能是毫无收获。当代社会的学生往往有更多的自身需求,教师要灵敏地感受到这些需求的迫切性,通过缜密的教学手段来满足学生的要求,已达到提升学生素质的目的。在经过了大量的实地研究之后我们认为,休闲教育必须要保证较高的科学性与整体性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确保教学质量。
1.3不同的休闲教育方式
在传统的教学活动当中我们发现,由于教学模式单一,休闲教育一般只能采取课程模式与咨询模式这两种主要教育模式。而在课程模式教学当中,教师主要通过渗透式教学手段或者独立式教学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教学目标。这种教学方法就给教师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在课堂上教师可以灵活引入其他学科的内容,例如在语文课程教学中加入一些音乐、绘画等学科的知识,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同时确保教学质量过关。而渗透式教学手段则有一定的差异,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教师则需要涉及到多种知识,并将不同的只是组合起来开展教学,通过不同阶段的学习来实现最终的教学目标。有的课程教学则没有渗透式教学复杂的课程关系,而十分重视休闲教育本身的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则被称为独立式教学手段。
2当前休闲体育教育存在的问题
2.1如何从宏观层面提升教学质量
在我国已经广泛实施休闲式教育的地区,休闲式教育所带来的优越性已经逐步地体现了出来,已经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休闲教育理论体系。即便如此,有关休闲教育更深层次的研究工作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在我国当前的教学环境之下,多学科的渗透式教学是大部分教学机构所采用的教学手段,也是最为广泛使用的教学手段之一。如何让教学机构认识到休闲体育教育的优越性,是当前教育部门工作的重点所在。研究单位也要建立起完善的休闲教育理论体系,确保相关教学机构开展教学有良好的理论基础。由于休闲教育在我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因此以往有关休闲教育的研究都缺乏系统性。很多研究人员只注意到了休闲教育近期的发展情况,而忽视了其在体育教育体系当中的作用与扮演的角色,没有让休闲教育深入到社会发展层面,这样得到的研究成果往往不接地气,在实际教学当中实施的可能性较低。其次,休闲教学的研究较为片面,没有针对性也没有实践性,给休闲教育的大范围实施带来了困难。很多研究成果都是针对高校而提出的,对基层休闲教学的普及没有起到任何的帮助,造成了当前休闲教学难以大范围开展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