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业行业调查报告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纺织业行业调查报告，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 综 述

总结本人近年来的工程建设经验，在框架嵌砌类墙体的工业厂房建设中比较人头痛的是采用新型砌体材料的建筑物内外墙总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收缩裂缝，墙体裂缝也被划入了质量通病范畴。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去深入探讨一下，如何做好新型材料墙体开裂防治方面工作。

1.1建筑用新型砌体材料

根据上海市建材业管理办公室关于开展《上海市禁止和限制使用粘土砖管理暂行办法》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沪建材办〔2009〕35号）的要求，上海的工业及民用建筑已绝大部分采用了新型墙体材料。

所谓的新型砌体材料基本就是灰砂砖、陶粒砖、空心混凝土条板、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小型空心砌块等，上海地区使用比较普遍的是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小型空心砌块。

1.2新型砌块材料分类

新型砌块材料以可以分为承重砌块和非承重砌块，就重量可分为空心砌块和实心砌块，按照体积来分为大砌块和小砌块，按照符合国家标准可分为标准砌块和非标准砌块等，加气混凝土砌块叫法有很多种，混凝土承重空心砌块在建筑中应用，既起围护承重作用， 又具有隔热保温、抗渗、抗裂等功能。

2 新型墙体质量通病防治要点

2.1 砌筑高度控制

砌体施工前应提前两天喷水，确保砌块与砂浆结合层有足够的水分，避免连续砌筑引起墙体不均匀变形或裂缝。日砌高度不得超过1.8m，砌至梁、板底180～200MM时（适用240MM砖），必须隔7天待砂浆沉实、强度达到75%以上、砌体变形稳定后，方可砌筑最上一皮斜顶砖。

2．2 墙体最上一皮砖施工质量控制

砌块组砌应合理，砌筑前按砌块尺寸计算皮数和排数，检查并修正补齐拉结钢筋。砂浆饱满度必须达到80%以上，特别是砌体竖缝要尽量挤满，在墙根部预先浇筑一定高度的与墙体等厚的素混凝土块，使最上一皮留出约砌块的三分之二高的空隙，以便使用与原砌块同种材质的实心辅助小砌块斜砌，挤紧顶牢，使墙体与四周嵌固良好。

2.3 门窗洞部位施工质量控制

除门窗洞顶设计标高恰在框架梁底者外，均应设置钢筋混凝土过梁，梁宽与墙体相同，梁高390mm或根据门窗洞顶实际尺寸定，底筋2Φ10（L≤1200mm时）或2Φ12（1200≤L≤1500mm时），架立钢筋2Φ8，配Φ6＠200箍筋，两端入墙各不小于梁高，过梁混凝土用C20。窗台部位应布置现浇或预制混凝土窗台板，以防止门窗角出现裂缝和提高该部位的防渗能力。

2.4临时洞口处施工质量控制

如需设置临时施工洞口，其侧边距交接处墙面不应小于600mm，且顶部应设过梁，洞侧须沿高度每600mm左右（符合砌块模数）设置2Φ6拉结钢筋，钢筋伸入墙内每边不小于600mm。并预留砖槎口，填筑施工洞口时应采用强度等级M5以上的水泥砂浆。

2.5 预留箱盒部位施工质量控制

若预留箱盒背面与墙面相平，安装时应凹进墙内10～15mm。双向布置Φ6＠100钢筋网片，与墙体锚固或与箱体点焊，该部位应用不低于M5的水泥砂浆打底，次日浇水养护，然后才能进行大面积饰面施工。

2.6 敷设管槽施工质量控制

砌体砌筑之前，应按设计图纸要求的电线暗管规格与尺寸，按设计长度下料，管内穿入12号铝线，以备穿线时使用。电线管及形状盒敷设时，应待砌体基本完成后在墙面上按线路位置切割开槽，管道表面应低于墙面4～5mm，并将管道与墙体卡牢，不得有松动、反弹现象，然后浇水湿润，填嵌水泥砂浆，补到与墙面相平，当开槽宽度大于100MM,必须沿管道敷设方向铺10mm×10mm的Φ0.8钢丝网，其宽度应跨过槽口，每边不小于150mm，蹦紧钉牢后再进行下道工序。

水平照明线管路一般埋设在梁的内侧，或埋设在砖砌体的坐浆肋上所开凿的管线槽口上。垂直管线随着砌块砌筑预埋在墙孔洞内，开关匣、接线匣、插座匣等需用C15细石混凝土或1：2水泥砂浆在砌块预留的孔洞内嵌填牢固，并填实缝隙。严禁在墙体上开凿深度大于1/2墙厚的槽、坑。此类槽、坑应在墙体砌筑时预留。

2.7 砌体的允许偏差不应超过以下数值：

墙柱立面垂直度：全高10m内10，10m外20，每层5；表面平整度：混水墙、柱8，水平灰缝平直度（十皮砖累计数）±8，外墙上下窗口偏移20.

2.8 玻纤网格布的粘帖

在砌体同梁、框架柱、构造柱及开槽部位必须按规范要求粘帖玻纤网格布，先粉刷2-3mm聚合物水泥砂浆将玻纤网格布张紧压入，实际施工往往先定布后粉刷因此起不到预期的防裂效果，要引起重视。

3质量通病治理

3.1我们针对砌筑构造梁柱、拉结筋、顶砖假疑缝等出现的质量通病，采取的如下治理措施：对梁、柱漏埋墙体需重新设置拉结筋，方法一：采用环氧树脂固化剂植筋措施。具体实施方案如下：植筋前根据拉结筋位置准确划线打点，用冲击电锤进行钻孔。孔径8mm，钻孔深度8cm；用高压风枪将孔内灰尘吹扫干净；将环氧树脂灌入孔内2/3满，在拉结筋端部均匀涂满环氧树脂，并插入孔内，在一天内完全固化后方可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方法二：采用膨胀螺栓连接焊接拉结筋。并须进行抗拔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墙体的砌筑。

3.2砌体梁底砖灰缝不饱满，多假缝；水平缝不直，厚度偏差大；垂直缝灰浆不饱满；门过梁砌法不当，挠度大；砌块缺棱掉角多，堆放不善等通病；我们的控制措施是召开质量通病控制专题会，全面检查各级技术交底、各个工序的每个施工环节，并组织班组人员进行学习，使砌体工程质量通病得到控制。

3.3砌体沿高皮数杆（即模数）控制不好，墙体与斜顶砖同时砌筑，砂浆不饱满，直接导致梁底顶砖假缝出现。首先要对假缝顶砖拆除，调整侧顶的合理高度，与墙体相隔不得少于一周时间，选用合适砖材和水泥砂浆挤顶满砌，塞灌砂浆须两面同时进行。最后在抹灰前在结构与砖墙交接处应配以挂网处理，网目宜为20-25，假缝问题将得到有效控制。

工程质量通病贵在防治。工序实施前的技术交底、施工过程中工序细控制是抓好工程质量的关键。而工序完成后出现质量问题的治理办法是多种多样的，只要能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材料性能等情况细分析研究，必然能找出质量通病治理办法，把通病问题消除

4实际工作方法与措施

根据工程特点，编制分项工程的专项实施细则，既要考虑经济性又考虑其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要明确工程质量控制的关键性。组织项目实施部各成员熟悉图纸，熟悉和掌握相关的设计要求和技术要领，确定实施重点与难点，及时发现和处理施工现场出现的问题。

组织有关单位，特别是设计单位应给施工单位做好工程技术交底工作，提醒施工方应注意施工过程中的重点环节。技术交底工作分为以下三个层次进行：

第一层技术交底是指设计单位向施工单位工程管理者、项目总监、实施人员交底，也是设计方对设计意图、设计重点和设计理念的传达；

第二层技术交底指项目管理人员向施工单位和劳务分包单位进行交底，这要比第一层交底更具体、详细，更具有指导性和针对性；

第三层技术交底指施工单位管理者对施工人员、班组长、工人进行的交底，其内容为如何实施和实施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

实施人员应参与第三层技术交底，必要时作适当的补充。这也是督促施工方案落实情况的一种方法。实施人员应把技术交底当隐蔽工程验收一样督促施工单位， 没有进行技术交底及形成文字，不得进行施工作业。

落实“三制”、“二检”和“一控”。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落实层级检验及验收制度。“三制”即样板制，挂牌制和三检制（自检、互检、交接检）。“二检”即：预检和隐蔽验收检查。“一控”：是指工序质量控制：工序质量控制保证分项工程质量，分项工程质量控制保证分部工程质量，有效的质量控制的关键在于“过程控制”。原成品半成品材料、构配件必须为合格产品，必须经过专业监理工程师见证取样复试合格后才能使用。砌筑坚持质量样板先行、样板验收制度，在展开施工后，现场实施必须加强对墙体垂直度、平整度、灰缝厚薄、饱满度、砌块拼砌的合理性、槎口预留的合理性等进行观察和检测。不符合要求的应立刻勒令整改。必须依据设计要求和施工验收规范标准对已完成的工序进行检查验收，符合要求的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不符合要求的责成整改或返工，复验合格后才准进入下一道序施工。

5 总结和展望

5.1总结

建设质量的优劣重在过程的管理，好多的施工企业把施工组织设计和方案组织的很到位，而落实到实际施工确是另外一回事，一位质检站的朋友说的好“现在有的一级资质的施工企业施工的项目在现场管理和施工质量上还不如三级资质的企业”，也反映我国现在建设项目存在的问题。我们只有在不断地学习和总结中发展自己，将建设项目建设的更好更完善。

5.2展望

现在中国的建筑业蓬勃发展，建筑的新材料、新工艺也不断涌现，相信我国的建筑人才能更多的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结合自身的特点及水平，发展出引领世界的建筑材料及施工工艺。

参考文献

（1）《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建筑构造》03J104

篇2

人民币升值会相对提高出口纺织品的成本，并相对提高出口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报价，从而降低国际竞争力，减少纺织品的出口数量。中国纺织品要想保持国际市场上的销量而又有所利润，就必须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所以人民币升值会促进国内纺织品更新换代，促使纺织企业向高精尖发展，逐渐抛弃高能耗的粗放经营，对中国纺织企业长期发展是好事，不过短期而言纺织企业的阵痛或者叫洗牌是难免的。所以人民币升值短期内对纺织企业具有一定杀伤力，也会影响棉花的消费。

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消息，人民币升值直接影响的主要是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的总出口增速将因此减少1．5～2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将因此提高0.2～0.5个百分点。人民币升值将对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大、拥有高流动性或巨额人民币资产的行业构成利好，而对出口行业、外币资产高或产品国际定价的行业冲击较大。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是我国仅次于电子通信行业的第二大出口行业，出口依存度高达51％，而且其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又是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之上的，因此，人民币升值后，将大大削弱我国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纺织服装行业将成为人民币升值的重灾户。

根据测算，美国设限以及人民币升值2％，纺织业出口将减少25亿美元，工业总产值增速下降近3．5个百分点。相对而言，在该行业中，化纤行业因原材料进口成本相对下降而出口比重较小，负面冲击不会很大，而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服装行业的受损则较大。在外销产品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很多产品将由外销转为内销，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

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棉价格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2％会相对降低进口棉的价格，具体降低的幅度我们以国内某外商今日对美国MOTM 1―1／8″3．5～4．9NCL棉花港口提货报价57．39美分／磅为例进行说明。

人民币升值前该棉花的港口提货价(含关税、增值税，以下同)：

配额内进口棉港口提货价：0．5739*8．27*2．205*1000*(1＋0．01)，(1＋0．1 3)＝11944(元／吨)

滑准税下进口棉港口提货价：0．5739*8．27*2．205*1000*(1＋0．05)，(1＋0．13)；12417(元／吨)

人民币升值后该棉花的港口提货价：

配额内进口棉港口提货价：0．5739*8．11*2.205*1000*(1＋0．01)*(1＋0．1 5)＝11713(元／吨)

滑准税下进口棉港口提货价：0．5739*8．11*2．205*1000*(1＋0．05)*(1＋0．1 3)＝12176(元／吨)

两者之间的差额：

因人民币升值配额内进口棉港口提货价降低11944-11713＝231(元／吨)

因人民币升值滑准税下进口棉港口提货价降低12417－12176＝241(元／吨)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因人民币升值而使进口棉价格降低了二百多元，降幅1．93％。这将提高进口棉的国内竞争力，从而带动国产棉下降。由于人民币升值提高了国外棉花对中国的销售预期，外棉有提高报价的可能，所以因人民币升值而使进口棉报价降低的幅度可能小于上述结果。

人民币升值对纺织业的影响

此次调整在短期内必然会给行业中的出口型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尤其像今年，成本增加、减利的因素比较多，而且国际贸易环境十分严峻，各种贸易摩擦接连不断，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就使得纺织出口企业的压力更大。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升值会使我们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有所削弱。除此之外，有些供货合同在升值之前签订，汇率变化会带来价格变化，而合同履行必须按合同价格执行，这也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利润。纺织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本来就不高，只有不到3％。2％的汇率调整幅度，将使利润率、产品附加值本身就不高的企业承受巨大压力，甚至造成一定的亏损。

根据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出口状况，可以把主要的服装企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产品出口收入占比较高，而原材料主要来自于国内的企业，这类企业处于净出口状态，人民币升值负面影响较大；第二类是原材料需要大量进口而产品主要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企业，这类企业基本上处于净进口状态，人民币升值具有正面推动效应，这类服装企业只占整个行业的很少一部分；第三类企业是原材料主要来自于国内，同时产品以内销为主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对其影响较小，如大部分自有品牌的服装生产商等。

从总体来讲，人民币升值和欧美设限，其短期影响大于远期影响，对低附加值产品的影响大于对高附加值产品的影响，对小企业影响大于对大企业影响，对生产企业影响大于对纯贸易企业影响，对原配额出口产品的影响大于对非配额产品的影响。

面对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压力，企业没有必要只是怨天尤人，这并不意味着行业会无法生存，小幅度的升值长期而言也有利于保持进出口基本平衡，并以此为契机，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对纺织企业来说，关键在于自身的调整，最根本的还是要在产品附加值上下功夫，提高产品卖价水平，同时在合理降低相关成本的条件下，降低换汇成本，把换汇成本控制在升值以后汇率水平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承受更大的压力。

中美纺织品之间的持久战

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一再施压，是变相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手段之一。由于中美两国贸易相互依存度很高，在这场持久的贸易战中任何一方都不会获胜。人民币汇率窄幅上扬，纺织品行业直接受到出口价格升高的冲击。但2％的升值看来并没能满足美国的胃口，中国纺织品可能面临来自美国的贸易限制压力。

从今年年初WTO成员国同时取消纺织品配额制之后，中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磨擦就没有停止过。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一再施压，也是变相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手段之一。而这一次人民币刚升值的第二天，美国即表示有可能对中国纺织品贸易实行“特别限制”。所谓特限，是WTO成员国用来保护本国工业的一种特别举措，一般说来，当别国某种商品的大量进口已经对本国这个行业造成威胁，并有充分证据时，可以对这种产品进口实行暂时性限制。美国此举引起了中国业界和贸易部门

的强烈不满。据最新消息，美国对纺织品是否实行特限的决定日期延长到了8月31日。

据外电近日报道，在取消进口配额制之后的7个月里，中国纺织品对全世界的出口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1％，总量达到503．5亿美元。但是配额制的取消并不意味着美国等发达国家就此会减轻对中国纺织业出口限制。美国政府以行业代表请愿为名，屡次考虑要对中国纺织业施压，给中国的纺织行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

根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调查报告，美国对我国纺织品设限，影响我国企业超过1万多家，其中60％以上企业受到严重影响。企业为了抢在任何“限制”正式出台之前出口，打乱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周期。而人民币对美元已有的升值似乎并不能够让美国感到满意，不仅没有减缓这种贸易限制的压力，反而让中国出口纺织品相对价格出现升高，再背上一个汇率的包袱。

贸易战中没有赢家。美国看似手中握了一张强牌，但是，中美两国贸易相互依存度已经很高，这就使得任何一方都不会在贸易战中获胜。事实上，仅在上个月，美国现任贸易代表波特曼在第16届中美贸易联合会新闻会上，宣布会慎重使用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波特曼的这句话是中国对农产品进口方面承诺做出让步换来的。中国每年对美国出口价值数亿美元纺织品，同时也从美国进口大量农产品。据商务部统计，加入WTO三年后，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高达6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农产品出口第四大市场。

然而波特曼的这个“承诺”的有效期还不到半个月就出尔反尔。所谓“慎重”使用特限，只不过是美国为继续谈判留下的余地，而举着业界请愿大旗则是给这张牌增加砝码。但美国应当意识到不断提价只会增加两国贸易合作的难度。如果到8月底美国决定实行特别限制措施，那么中国也可以取消之前在农业上做出的让步，并且无视美国对中国汇率持续的施压。中美纺织品纠纷很有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取消配额制并没有给纺织品带来自由贸易，取而代之的不过是更多贸易限制举措。

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和贸易战

产业结构调整是突围良方

商务部日前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其调查的84种纺织品服装中86．9％的商品供过于求。这个数字再次印证：纺织业国内竞争不断加剧，产业结构升级迫在眉睫。

中国纺织产业链部分环节失控。受国内纺织行业生产能力过剩、欧美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等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当前纺织产业一些环节出现失控，处于内外挤压状态的纺织企业可能再次返困。造成失控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纺织产业链的基础环节，即棉花种植与加工环节薄弱，要扭转这种失控的局面，需要调整税收结构、夯实棉业基础、稳定纺织产业。

当前纺织产业链主要存在5个失控环节。首先是棉花供求数量的统计数据失控。据介绍，到现在国内还没有权威部门棉花供求统计数据，企业只能通过各种民间机构公布的数据指导生产经营，而来自不同机构的数据往往出入很大，令企业无所适从。

其次是棉花质量失控。目前全国各棉花主产区所产棉花异型纤维含量普遍超标，使得纱布产品质量无法满足客户要求。目前，对异型纤维的质量标准也没有判定依据，由此产生质量问题，带来退货、赔款、退单屡见不鲜，令不少纺织企业一筹莫展。

第三是棉纱产量快速增长将带来棉花价格失控。今年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当月的棉纱产量为115万吨，而去年同期为90万吨。新一轮高新设备的投产还在延续，预计棉纱产量将继续增加，今后产品、质量、价格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第四是出口秩序混乱带来成品价格失控。今年我国纺织品出口“量增价跌”引发美、欧“特保”贸易摩擦，造成纺织品产销混乱。纺织企业纷纷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一些产品的价格大幅跳水，下跌了20％～30％，恶性价格战的苗头已经出现。价格战势必挤干企业利润空间，使企业进入返困阶段，一批企：业将倒闭。

第五是进口棉花价格失控。中国进口的棉花绝大多数来自于美国，5月份美国棉花价格曾经下跌，近日又出现回升。对于美国棉花价格的变化，国内纺织企业只能被动接受。而过度依赖进口美国棉花还加大了中国纺织企业的经营风险，因为途中运输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内市场可能出现很大变化。

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是我国出口创汇较大的行业，对外依存度非常高，对汇率变化特别敏感。企业大多处于净出口状态，人民币升值将使我国纺织、服装产品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弱化，产品竞争力降低。特别是服装产品处于产业链的最末端，因此服装行业将首先受到升值的影响，且呈金字塔状辐射，基层多数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后部分出口产品可能会转到国内市场销售，也将加剧内销市场的竞争态势。因此，纺织行业成为预期受到升值较大负面影响的行业之一，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服装行业出口依存度为60％，人民币每升值1％，服装行业全面受损程度为行业利润下降6．18％。特别是特保、欧美设限，从今年1月开始，我国部分服装出口征收从量出口关税，每件服装加征0．2～0．3元的出口税，《纺织品出口临时管理办法(暂行)》7月20日开始实施，等等，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本次人民币升值，虽然仅仅升值2％，对我国许多服装企业，特别是部分出口企业将是雪上加霜，可能直接导致许多依靠低附加值产品，低价竞争的中小型企业难逃厄运。

纺织行业的结构调整正在取得成效。事实上，为了提高中国纺织晶的竞争力，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不曾间断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2000年至今的几年间，整个行业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引进外国资本和品牌等，使得中国的纺织业具备更强的竞争力。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应对后配额时代必然出现的全球加工能力过剩，利润空间缩小，技术竞争激烈，以及国内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种种矛盾和困难，中国纺织业将走上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简单的数量增长已不是中国纺织品出口追求的目标抓住一体化机遇、实现纺织品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产业升级和产品结构调整仍然是中国纺织行业要接着做下去的事情，因为在当下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下，这是突破重围的一剂良方。

篇3

此时，菲律宾马利金纳河，14件印有“detox-ing”（排毒）字符的运动品牌样品经由绿色和平人员的悬挂，在热浪烘烤的马利金纳河上空不断提醒着路过的人：NIKE、Adidas、CONVERSE、CK、PVH等一线品牌―全部含毒。

8月29日，广州中山，灰尘飞扬与机器轰鸣中，代工厂中山国泰染整公司的工人们在员工宿舍中隔着护栏悠闲张望，却不知此时公司董事们正焦头烂额忙于向国际品牌企业高管们澄清事实，提交证据。更不知自己的工厂近期内订单减少了一半，损失高达上千万……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这一事件涉及全球多数知名运动品牌，牵涉到了全球最为重要的制衣品牌代工厂市场，更为重要的是，毒隐于衣，全球数亿人被动地与制造企业联动污染环境，更不知道“毒”衣加身所带来的危害。

毒发于衣品牌商集体沦陷

据新华网等媒体报道，绿色和平组织8月23日调查报告《毒隐于衣―全球品牌服装的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报告显示：今年4-5月份，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英国、阿根廷等全球18个国家采购了15个服装品牌的78件样品，其中，52件样品被测出残留有毒有害物质。其中包含Adidas、NIKE、H&M、CK、彪马、李宁等全球知名运动服装企业。“其实我们关注的是水污染环境问题，此前了一个《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报告，我们发现供应商排放的污水中含有有害物质，为了进一步证实，我们才检测到这些服装存在残留问题”。8月30日，绿色和平组织污染防治项目主任张凯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这一将全球15个知名运动品牌卷入舆论漩涡的物质，名为NPE。据绿色和平介绍：NPE中文名为壬基酚聚氧乙烯醚，是一种常见的表面活性剂，医学实验证明这类激素可能导致性早熟，并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雄性体征的发育。

而当NPE被排放到环境中会迅速分解为NP，这将刺激模拟雌激素，对生物的性发育产生影响，此外NP还能通过食物链中生物体内存在，即使浓度很低，也将对人体造成危害。有专家表示，中华鲟的绝迹，有很大可能是与水质中大量含有NP有关。

“NPE在纺织业中被广泛用于印染，清洗工序，它有良好的渗透、乳化、分散、抗酸碱、抗氧化等五花属性，添加了NPE成分的印染助剂后，成品的印染效果会好一些。”中投顾问轻工业研究员熊晓坤对时代周报记者讲述了NPE的作用。

NPE无法消除？

当绿色和平《毒隐于衣》调查报告及新闻会召开后，Adidas有毒、NIKE有毒……众多全球一线运动服装品牌牵涉其中，引发了市场的轩然大波。

“这个事情我没听过，也不清楚，如果你怀疑有质量问题可以拿去查。”当时代周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对被指“100%产品中均含有NPE”的李宁公司客服部咨询时，其联系人如此回答。当记者问到质量检查会产生费用李宁负责与否时，李宁客服部以“费用这块我不清楚”为由草草挂断了记者的电话。

这番回复，与李宁公司事发后的反应截然相反。8月24日，面对绿色和平组织人员提出的NPE污染问题，李宁埋头于报告中未直面此事，但在绿色和平报告前一天，李宁声明：李宁公司将在8-10年间，全部产品的整个生产环节（包括各级供应商及原料提供商）消除影响环境的化学物质，全面实现友好型排放。

“目前没有品牌商对我们的报告结果提出质疑，NIKE和彪马此前已经作出了2020年淘汰污染物质的承诺，李宁在报告前一天有所表态，最新表态的是Adidas，但我们认为李宁和Adidas的声明没有任何改善之处，我们将继续沟通。”张凯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在绿色和平报告当晚，Adidas声明表示：Adidas的NPE浓度远远低于指标值，Adidas一直严格要求NPE浓度为100ppm的行业内最佳标准。截至目前，彪马与NIKE已承诺将在2020年前从其生产链中去除所有的有毒化学物。而对于李宁公司表示愿意“在供应链实现环境友好型排放”，绿色和平表示：“我们希望这些公司能在源头上彻底放弃使用这些有毒物质，而非减少使用。”

“我们认为，在NPE的问题上，主要责任是品牌企业，是因为品牌企业并未有相关政策对环境污染进行约束。”张凯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而熊晓坤也持相同观点，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个人认为品牌企业的责任更大，对于这些知名企业而言，应当对其采购的材料质量以严格的标准予以限制，并在采购时进行检测，淘汰不合格材料。”

此外，在绿色和平公布调查的15家国际品牌中，许多品牌仍未对此事作出明确回应。当时代周报记者致电H&M时，其客服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官方部门通知我们衣服有问题，我们的衣服都是经过化学检测的，绝对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物质，有些报告可能是不属实的。”

同样，Adidas中国区客服办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女性负责人对时代周报记者称：“没有任何数据表明我们的衣物中含有的NPE含量会影响消费者的健康。”此前，当媒体询问Adidas有关“绿色和平的目的是希望商家淘汰和消除NPE”时，Adidas方面表示：“NPE在生产过程中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谁放任了NPE？

“欧盟的一些国家在20年前就已禁止了NPE的使用，整个欧盟在2003年颁布条例，2005年全面生效禁止使用NPE。”张凯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记者了解到，正是鉴于NPE、NP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欧盟已于2005年颁布《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的法规》，禁止纺织生产行业中使用NPE和NP；中国政府也在今年年初将NPE和NP加入了《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目录》，首次将NP及NPE列为禁止进出口物质名单中。这个目录是由环保部和海关总署。但对国内市场目前尚未有文件对NPE施行限制。

在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中，Adidas样品含有NPE比例达40%，李宁样品含NPE比例高达100%。面对国内外均颁布的NPE“禁止令”，市场不禁发出疑问：“NPE从何而来？”“欧盟设置这些法律是为了NPE的零排放，当地工厂不能再使用这些有害物质，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进口的商品可能含有NPE。”张凯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在绿色和平的调查报告中表示：“目前，还没有一家品牌建立机制要求他们的供应商公开其使用和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在绿色和平《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报告后，CK表示：“我们认识到公司的供应链流程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无法直接控制产品和服务供应商，但我们正在努力……”

但也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一定全部是品牌的责任，里面会涉及很多问题，品牌和供应商是一种商业的关系，是不是所有的责任都要跨国公司去承担呢？供应商也应该有所改变，很多客观原因是品牌公司不能够将供应商往前推，对于第二第三层供应商，品牌能做的事情并不是特别多。”企业社会责任亚洲(CSRAsia)中国区总监何智权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此次NPE污染报告中，78件样品的生产地均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其中产自中国的多达28件，其中李宁所有涉及产品均来自于中国。“NPE比较普遍运用于我国的纺织生产中，主要运用在染色与整理处理过程中，是由制剂所带来的。”第一纺织网总编辑汪前进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熊晓坤则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NPE在我国被广泛运用于印染和清洗工序。”

而这些环节正是国内纺织代工厂OEM的主要步骤。对此，李宁、H&M等多家国际运动品牌中国代工厂之一的中山国泰染整公司副总经理陈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NPE作为表面活性剂有很多种，往往是用来洗涤，但我们行业并非直接需要这种物质，但制剂里面可能会含有。”

陈鑫在给时代周报记者出示了多种制剂购买企业名单时明确表示：“我们没有使用NPE，工厂将棉纱采购回来后染色、整理、做服装的工序里，我们在2003年就已经禁止使用含有有毒物质的染料。”

对于为何在李宁等多家供应商产品中查出NPE物质，陈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含有NPE并不能代表是出自中山国泰，每个品牌企业在国内的代工厂都非常多。而且很有可能是出在制剂里面，生产环节中是不需要用到NPE的。”

在阿里巴巴网站上，记者找到了众多的NPE销售店。其中一销往广州、广西等地的一化工有限公司陈姓经理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NPE在纺织环节中是被大量使用的，很多珠三角的代工厂都从我们这里购买，同类产品中NPE能达到的效果最好，如果用其他的产品来代替，配套制剂就会增加，企业成本也会上升。”

据此陈姓经理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NPE我们的售价一般在1.68万元一吨，这算是纺织业中性价比最高的化学制剂了。”但对于NPE含毒一事，其表示并不清楚。

对此，汪前进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使用NPE，对于企业而言肯定降低成本。”熊晓坤则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目前国内其实已经有替代NPE的无毒助剂产品，但是成本相较于NPE而言要高出5%-10%”。

在中山国泰染整公司的对面，即是广州中山地区较为大型的高平污水处理厂，其化验科胡先生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NPE和NP这两种污染物质我没有听说过，我们都是根据国家的检验标准来设定的，国家的检验标准中没有这两项说明。”

据悉，目前在我国对于NPE和NP两种有害物质仅限制对外进出口，但对于国内市场并未有任何明文规定。对于为何禁止进出口，却未能在国内市场禁止使用NPE，汪前进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企业成本角度，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代工厂本来就是微利，使用NPE的替代品必然会亏本；从国家的角度上来看，法律的完善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对此，何智权对时代周报记者称：“纺织行业代工厂的利润是比较低的，他们在劳务成本或是环境层面投入的资金比较多，在这个低利润的层面上让他们主动去改变制剂等成分的动力并不大。虽然国家品牌商在监督供应商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事，但反过来说在采购价格等方面，纺织业的商业领域的利润比例是否要重新考虑下合理性？”

“脱节”的供应链

“我们现在很困难，现在的情况比2008年还要差。2008年是大环境差，但我们质量比较高，客户信任度比较好，可以坚持。而现在外部情况很一般，NPE事情发生后我们的负面影响很大，即使很好的合作关系，因为要承受压力，因此对我们非常小心，新开发的客户对我们则坚决不下单。”国泰副总经理陈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在向记者出示了众多证据证明国泰染整公司不涉及NPE后，陈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我们的利润其实是非常低的，这个事情发生后，我们的订单量下降了一半，而亏损目前估计已经在上千万以上，后面的还不知道。”言语之间，愁云满面。

“今年无论是宏观政策环境，还是产业链原料供应情况都加剧了国内代工企业的生存难度，不少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短缺而不得不减产、停产，还有部分企业因此倒闭，国内代工企业链正面临着行业内的调整。”熊晓坤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受制于上半年原材料的波动，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压力，纺织代工企业的情况是最严重的，外向型企业一方面面临成本压力，另一方面面临着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外单减少压力。整个产业链的利润分配并不是平均的，在中国来说，代工企业能拿到10%的利润已经很不错了，其余大部分应该都被终端的品牌商拿走了。”汪前进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纺织行业的链条是这样的，我们收购棉花后，加工成棉纱，然后按照客户的要求染色、整理、加工、质检、打包。但我们整个代工行业的利润是非常低的，也就在10%左右了，是靠量来维持的，如果订单下不了，就会亏损很多。”陈鑫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原料供应商并不一定是利润最低的部分，供应商客户群体比较广，它既可以把原料供应给代工企业，也可以供应给内销商，但代工企业的链条比较单一，压力最大的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品牌和渠道，生存必须依靠订单和客户，非常弱势。”汪前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对此，中投顾问轻工业研究员熊晓坤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品牌公司可以说是服装产业链中获利最大的环节，代工企业仅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代工企业所获利润少，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在生产环节中的偷工减料行为的发生。”

篇4

（一）我国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

随着全球纺织品贸易一体化的开始，以及今年以来我国WTO过渡期的结束和关税壁垒的解除，由技术壁垒、社会责任、劳动保护、监控措施、反倾销调查等各种因素派生的贸易摩擦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激烈。特别以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遭受的特保调查和反倾销调查最为突出。我国已连续9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是全球反倾销调查的最大受害国，给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敲响了警钟。

纺织品是我国最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大宗出口产品，在扩大出口、创造外汇收入和带动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04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974亿美元，占世界纺织品贸易的四分之一，跃居世界第一。2004年纺织品出口占全国商品总出口的近五分之一，贸易顺差805亿美元，是全国贸易顺差的2.5倍。出口市场集中在中国香港、日本、欧盟、美国和俄罗斯，约占我国纺织品出口总额的64%。纺织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具有比较优势、重点发展的行业。在39个工业行业中，纺织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位于倒数第八位，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纺织业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据有关资料，目前我国有8万多家纺织企业，直接就业人口大概1900万。出口企业为3.5万家，就业者630万人。我国纺织业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为主，近些年生产能力扩张较快，固定资产投资迅猛。贸易方式仍以加工贸易、贴牌贸易为主，品牌出口不到10%，纺织品出口主要靠“量增价跌”来占据国际市场，在国际纺织品需求总量稳定和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今后纺织品贸易摩擦仍将难以避免。

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鞋类生产和出口国。目前，我国鞋类产量占世界总量的53%，出口占世界总和的60%以上。今年1至6月我国鞋类产品出口87.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鞋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位于39个行业的倒数第五位，也属我国目前出口依存度较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我国现有16000家皮革企业，提供约200万个就业岗位。

今年6月30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出立案公告，开始对我国的劳保鞋实施反倾销调查；7月7日，欧盟委员会再次发出立案公告，对我国的皮面皮鞋实施反倾销调查。据估计，此案是中欧反倾销史上金额最大的一宗反倾销案，涉及我国制鞋企业1200多家和上百万人的就业，涉案金额达6.7亿美元。如果欧盟再对纺织面料鞋立案调查，将会涉及到我国制鞋行业的大部分出口企业，对于企业的海外市场、行业发展以及就业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纺织业、鞋业的贸易摩擦仅仅是全球贸易争端的一个缩影，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我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市场，贸易摩擦将成为常态。贸易争端呈复杂化趋势，已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

（二）贸易摩擦对就业的影响

目前，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易引发贸易摩擦的行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吸纳人员就业多的关键行业。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这种国际贸易摩擦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适时采取针对性措施。

1、贸易摩擦对就业量产生直接影响

纺织品贸易摩擦对就业造成直接影响。据商务部公布，美国对我7种纺织品设限可能造成20亿美元的损失， 如果按照每出口1.5万美元纺织品创造1个就业岗位计算，预计将直接影响到14万纺织从业人员的就业。据此测算，欧盟对我国鞋类反倾销调查的6.7亿美元的涉案金额将使近5万鞋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受到影响。其中影响最为突出的是一些订单来源比较单一的中小企业，出口设限将造成企业停产或裁员，直接威胁他们的就业。

2、就业结构调整面临更大的压力

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近期的贸易摩擦升级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产业结构进而就业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所需要的是高技能人才，一部分技能水平低的劳动者将可能因结构调整而被淘汰。加上我国目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低，如何适当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缓解劳动力供需矛盾，将成为日益突出的重要任务。

3、贸易摩擦将通过产业链对相关产业的就业产生间接影响

目前，在国际市场产生贸易摩擦较多的行业多数为我国拥有相对优势的行业。这些行业多数位于产业链的中段，贸易摩擦必将对整个产业链产生影响。纺织业、制鞋业的上游产业即原材料供应上吸纳了大量农民就业，仅每年为纺织工业提供棉花、羊毛、蚕茧、麻等天然纤维的农村劳动力就大约有1亿人。如果出现贸易摩擦，上游产业、主要是提供原材料的农民的收入和农村就业势必受到影响。

4、受贸易摩擦影响的人群主要是农民工

发生贸易摩擦较为频繁的行业多为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行业，这些行业由于技术含量较低，从业者多为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资料，纺织行业1900万从业者中有1350万为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这些农民工本来就存在就业不正规、工资水平较低、社会保障滞后等问题。而且，这部分农民工普遍技能偏低，就业保护薄弱，失业后再就业能力差，一旦失业，将面临生活困境，容易诱发不稳定因素。

二、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就业的影响

汇率作为货币的国际价格，直接影响对外贸易及国内商品市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利于实现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

汇率升值可起到鼓励进口、抑制出口的作用，一方面降低进口主导型行业的进口成本，提升行业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增加出口主导型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出口，影响就业。再一方面，因汇率升值国内产品及要素价格上升，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成本加大影响新的资本流入，进而影响就业。

（一） 出口主导型、劳动密集型行业压力较大

从目前来看，较小幅度的人民币汇率上升对就业的总体影响还不明显。但是对出口主导型企业以及生产国外同类产品的企业，人民币升值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其中，对纺织服装、港口机械、化学原料等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影响较大，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小、竞争力较弱的企业可能会面临更大困难。以纺织行业为例，我国的纺织行业主要依靠价格低、品种全、质量好而在全球的纺织品贸易中取得市场优势，人民币升值将直接削弱我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在全球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价格上升意味着销售成为问题，而出口受阻必然转向国内市场，使本来就比较饱和的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利润空间的下降和部分企业出局是未来的趋势。据商务部日前的调查报告显示，国内600种消费品中，纺织品等商品市场需求减弱，供大于求趋势明显。受贸易争端、汇率升值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半年国内纺织品市场上，产品供大于求的趋势将更为突出，必将带来企业或行业的亏损和产能闲置，影响到行业从业者的就业。

（二） 对加工贸易的影响会滞后一些

加工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一种形式，为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全国加工贸易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对加工贸易的影响并不明显，汇率调整给进口带来的有利因素和出口的不利影响几乎是可以相互抵消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或继续升值，意味着土地、劳动力等国内要素价格上升，将直接增加外国资本的进入成本。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企业很可能将其加工贸易从我国转向印度或越南等国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就业带来负面影响。

三、政策建议

（一）将我国的就业问题纳入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来考虑，全面认识加入WTO以后我国就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入世进入“后过渡期”，意味着我国产业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我国的就业形势将面临着世界市场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因而必须在对外开放的经济环境中考虑就业问题。

一是要在制定各项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政策时，充分考虑对外开放条件下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取利去弊。

二是要采取稳健的汇率调整机制，将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将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同就业政策协调起来，将就业目标作为政策评价的指标之一。

三是要针对贸易摩擦和汇率变动等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情况，在全国特别是贸易摩擦集中的行业、地区建立相应的失业预警系统，密切关注贸易摩擦、汇率变动对有关行业的就业造成的影响，提出应对措施。

（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就业结构调整

贸易摩擦、汇率调整等市场因素已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倒逼之势。一方面，需要受冲击行业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为核心，进行结构调整，在技术创新、市场、管理等方面下功夫，树立中国产品的品牌形象，调整出口战略，跳出靠“量增价低”取胜国际市场的低级出口战略，在竞争中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未雨绸缪，从长计议，对相关行业的就业萎缩有所预期，及早采取措施在其他行业中开发替代就业岗位，加大就业结构的调整力度。

（三）加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减少劳动力市场障碍，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

贸易摩擦、汇率调整增大了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压力，我国目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加大了劳动力流动成本，不利于就业结构调整。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土地管理等制度改革，清除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制度，尽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缩短工作搜寻和匹配时间，减少失业。

（四）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大力加强对传统产业员工的技能培训，是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要把职业培训作为促进再就业、化解结构性失业矛盾的重要手段。要围绕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产业和行业结构的新情况，综合开发和利用各类培训资源，推动培训机构的市场化、社会化改革步伐，以形式多样、适应市场需求的各种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五）重视解决产品成本结构不合理问题，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篇5

经历了三次工业之后，全球工业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从相关部门统计的数据可知：2015年我国GDP增长率超过6.9%，由于受全球经济低迷影响严重，我国工业产值较去年增长6.1%，总利润约为5.5万亿元，但其经济总量仍然在三大产业中牢牢占据第一位置。虽然在国家政策等扶持下第三产业的发展势头迅猛，但第二产业在支撑国家基础稳固中的作用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且积极融入自动控制机技术已成为提高工业生产水平的主要途径。

1自动控制技术的介绍

自动控制技术的本质是指在无人参与的情况下利用外加的设备是生产过程在某几个工作状态下按照特定程序自动运行，它是相对于人工控制概念而言的。自动控制技术可以将人工从复杂、危险、劳动强度大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美各国为了增加工业产量大力发展自动化技术，战后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即以传递函数为基础的经典控制理论，主要以单输入-单输出为主，具有可靠性强、准确度高等特点。自动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已显示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美国科学院的调查报告显示：通过对10家大型汽车、家电、材料加工等公司的统计分析，大致估算出应用先进的自动控制技术可取得如表1的一些显著效益。

2自动控制技术在当前工业生产中的具体应用

自动控制技术的核心是计算机技术，综合了模糊控制技术、神经网络技术、单片机技术等。自动控制技术在运行中可不受外界环境影响，因此精确度更容易保证，对企业管理也非常有利。当前我国人工成本急剧上升，再加上受全球经济低迷影响，很多代工厂已逐步流水线迁移至东南亚各国，而想要在国内继续立足必然要进行现代化改造，而增强流水线的自动化水平成为了重要一项内容。下面介绍一下目前自动控制技术在纺织业、大型器械制造业、汽车发动机检测等方面的具体应用。

2.1自动控制技术在纺织业中的应用

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典型代表，纺织业历来是我国赚取外汇、解决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之一。在2015年，我国纺织品总产值超过9万亿人民币，其中出口额将达到270亿美元，占到全球出口总额的60%以上。目前，自动控制技术在纺织机械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在传统梳棉机中，加工棉条的质量会因机器吸入的风量和风压不同而受到影响，加入自动控制技术后，可以对相关参数进行及时调整和优化，以此显著提高梳理质量；在传统工序中，纺织品质检主要由人工完成，因此很多小瑕疵难以被发现，这就会影响纺织品的总体质量。而通过引入数字图像及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便可以实现纺织物的自动检测，可以自由设定检测精度范围，其检测效率也是人工无法相比的。

2.2自动控制技术在大型器械制造业中的应用

当前液压传动在大型机械中被广泛应用，这也是我国当前的制造业短板。众所周知，全球最好的大型机械制造商多来自于德国，而德国工厂的自动化应用水平也是全球最高的。例如在液压传动结构中，我国的自动化技术最多达到德国的70%，而且在密封性、结合度等方面还存在差距。通过应用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液压传动或其他机械结构在运动时会根据载荷的大小进行自动“变频”，这样就能降低能耗，节约燃料。此外，自动控制系统还可以随时对油压、流量、温度等参数进行监测，并根据机械运行状态进行调整。计算机技术的引入也对提高机床精度有着巨大意义，这也为提高大型器械制造水平创造了条件。

2.3自动控制技术在汽车发动机检测中的应用

汽车发动机是反映本国工业水平的代表，而积极引入自动控制技术也是必然的选择。借助传感器、控制器等组件，可以自动完成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并可以随时调节测试参数。主要工序如下：（1）在安装前测试人员对传感器、控制器进行校对，保证精确度；（2）将其安设在固定位置，并通过数据线与自动控制系统连接；（3）打开发动机和仪器，之后数据就会被自动记录整理。整个过程简单快捷，测试的自动化程度和精度都很高。因而在各大汽车生产企业中被广泛采用。自动控制技术是目前推动全球工业向着高精度、低成本、集成化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可否认，大规模自动控制技术的应用会导致很多工人下岗，但同时这项技术会对专业技术人员有更多的需求，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工人的学习热情，从一个单纯的体力工积极向技术工转变这也对提高企业竞争力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3结语

自动控制技术是计算机时展的重要产物，它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和科技能力作为后盾，而这也是我国工业奋起发展的目标。目前，自动控制技术几乎遍布于所有制造类企业中，而大部分相关硬件、软件、系统等产自欧美等国。因此，培养和引进技术型人才已经成为提高我国工业生产水平的唯一途径。

参考文献

[1]张锡忠.浅析机电自动控制技术的应用[J].机电信息,2012,(01):10-13.

[2]刘晓琳.机电自动控制技术的应用研究[J].企业导报,2014,(08):35-38.

[3]刘红格.水厂加氯系统中自动控制技术的应用[J].科技展望,2014,(11):20-24.

篇6

留意身边的变化，这样的假设可能确有几分真实：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出口退税及加工贸易政策大规模调整、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价格抬高、环保要求及民众意识提高。珠三角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便是典型例证。

上海美国商会和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今年3月了一份《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研究2007-2008》调查报告。在接受调查的美国、日本和西欧制造商中，超过一半认为中国相对其他低成本国家，正失去其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竞争力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升值和工资成本上升。

调查还显示，外资公司的成本每年增加7％-10％；同时，中国在物流基础设施、贸易环境、技术可获取性、管理能力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亦削弱其吸引力，尤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甚。

收紧加工贸易

事实上，随着近年中国外贸顺差大幅攀升，以往受到鼓励的加工贸易，在宏观管理者看来已成为不可承受之重；与之相应，外贸政策重心转向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控制“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商品）出口。

加工贸易相关政策调整相继出台，包括调低及取消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扩大加工贸易禁止类及限制类商品目录等。

2003年10月，中国政府对出口退税机制进行重大改革，将出口退税率整体下调了3个百分点。此后，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极为频繁，集中于钢材、水泥、焦炭、肥料等“两高一资”商品。

从2003年至今，出口退税调整累计达20多次，出口退税率整体水平持续下降。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的范围，扩展到服装、鞋帽、玩具等2000多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普通出口商品。此外，对一些“两高一资”产品开征或提高了出口关税。

同时，已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被陆续增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2006年，有804个海关编码商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到2008年，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商品数量猛增到1816个。目前的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也高达1853个商品，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国内地收紧加工贸易政策，减低出口退税率，并加强在清洁生产和环保方面的规定和执法力度，对香港公司在内地的加工业务带来深远影响。” 香港贸发局特派驻北京高级研究主任陈碧君对《财经》记者说。

陈碧君称，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对珠三角港资企业影响最大。香港贸发局去年底对珠三角1000多家港资中小型加工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受访公司均认为，政策调整，原材料、半制成品采购价上升，企业进口原材料和零件须缴纳台账保证金，内地逐步加强清洁生产和环保的规定等，对其生产构成了影响。

据香港贸发局等调查推算，若内地政府继续大幅扩大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或全面取消加工贸易税务优惠，可能导致的最坏情形是：1.45万家港资企业将受严重影响，其中1500家企业将会停产；37.5万内地生产工人面临失业。

严峻形势下，大大小小的企业在寻求生存之路。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刘展灏对《财经》记者说，珠三角留存企业惟一的出路是产业转型升级，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新型的、科技化的生产方式，创建自己的品牌。此外，拓展国内市场也是方向。

即使面临如此多的成本制约因素，中国企业以往将内部成本外部化的做法已难以为继。

“落后产能将遭淘汰，对企业而言是一个‘清洗’过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对《财经》记者说，中国正在进行要素价格重估。土地、资源、能源及劳动力成本还处于边际上升的阶段，其影响会逐步释放。

应对成本攀升

在中国调整加工贸易政策的同时，土地、电力、用水供应紧张，环保标准提高，劳动力供应出现短等也成为珠三角等地的普遍现象。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强化了对员工的保护，也被认为是推升企业用工成本的一个新因素。

香港工业总会调查结果表明，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绝大多数企业成本上升，近半数企业表示劳动力成本上升达两成。有30％的受访企业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出现劳资纠纷，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将成为劳资纠纷的多发期。此外，过去两年人民币升值，导致84％的制造业企业成本上升5％至10％。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部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人民币升值10％，会导致中国GDP降低1.46％，就业岗位减少140万个，商品出口降低8.10％。

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已超过15％。

对于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较为乐观。央行跟踪1000多家出口型企业的“微观经济主体对汇率变动承受能力”的调查显示，以纺织业为例，在2007年四季度对相关纺织企业的调查中，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以及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都居于“影响企业出口的主要因素”中的前几位。

例如，目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纺织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已超过印度等国；而汇改以来，中国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积极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一定程度上消化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以纺织业为例，部分纺织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或嫁接先进技术等方式，增强品牌开发能力，由原先的贴牌加工生产转向品牌设计和研发合作。调查显示，目前约三分之一的纺织企业把提高品牌影响力或创立自主品牌作为经营策略。此外，大部分纺织出口企业通过提高出口价格来分摊人民币升值压力。

但《财经》研究员陆磊等进行的一项调查反映，企业难以将汇率风险转嫁国外，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就整体而言产业层次不高，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优势，因而价格话语权不强。

对于多数中小企业，创新也依然是它们的弱项。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约六成的中小企业没有研发部门。

冷暖不一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企业都如此悲观。

“昆山的台资企业，也有因成本上升而被迫迁移或关掉工厂的，但数量很少。”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江苏省昆山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苏来得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近两三年，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升，税收优惠政策取消，汇率调整等因素，导致当地台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30％至40％。但长三角台资企业并未出现“迁移潮”。

目前，在昆山投资且正式运作的台资企业有2800多家，加上正在建厂的共有3000家左右，投资金额200多亿美元。

苏来得说，长三角企业起步比较正规，在员工劳动保护、社会保障、支付加班费用等方面，执行得比较好，当政策调整时压力不大。

此外，昆山的台资企业多是高科技企业，环境标准提高对其影响也不大。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导致企业成本上升10％左右，这在预料之中。

不过，整体上长三角的出口同样面临内外因素制约。上海市统计局今年3月的一份报告称，长三角地区外贸出口增幅去年连续第三年回落。

与集中于消费品、工业、医疗等产业的制造商不同，业务多元化的跨国公司也相对从容得多。

“我没有看到我们的任何一个成员因为成本提高而退出。”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James M. Zimmerman）向《财经》记者表示，美国商会成员一贯有长远的打算，而中国有太多机会。

他强调，中国不仅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而且是一个最终市场。石油、燃料、电力等价格上涨，影响到全球每一个人，不仅仅是中国。对于劳动力成本，无论到哪里投资，比如巴西、加拿大或者法国，企业都必须考虑是否能够承受和消化。

2008年中国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对于跨国公司来讲，这意味着划定一条相同的起跑线，属意料中事，也符合事物逻辑。“我们只是希望，不要在不同城市之间、不同地域之间存有差别。统一、连贯、全国范围内的政策实施是我们的要求。” 吉莫曼说。

美国杜邦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贺利得接受《财经》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杜邦着眼于在中国市场的长期发展，这能够抵消任何短期的市场环境因素的变化。中国各种生产资料成本的上升对市场中的任何一家企业的运作都会带来影响，“我们并不会对此特别担忧。”

“生产资料成本上涨和通胀，是全世界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贺利得说，生产资料成本的上升对生产大宗商品会造成不小的成本压力，在短期内会产生负面影响，但长远来看有正面意义，它能促使人们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促进人们厉行节约和提高生产力水平。即便是跨国公司，变革同样不容回避。

博思艾伦大中华区副总裁何德高（Ronald Haddock）表示：“外资跨国公司在中国近十几年来的生产经营思想，可能需要一次彻底的改变。中国正在改变中的成本及货币状况，这将驱使公司重新思考在华经营的战略，以及如何将中国融入其全球战略。”

篇7

为此，2006年12月25日，商务部召开“出口商品技术服务工作会议”。会上了《2005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成立第二批10家“出口商品技术服务中心”；第四批10个“出口商品技术指南”；并开通了“出口商品技术服务网络信息平台”。可以说，我国出口商品技术服务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本期封面文章是对报告的一次全面介绍，并特别约请质检总局标准与法规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撰稿，期望能帮助国内出口企业洞悉和掌握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发展规律，提高应对国外技术壁垒的能力，并最终破“壁”而出，顺畅地走出国门。同时，亦期望本篇对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相关研究者有所裨益。

――编者

报告的产生是为了全面掌握我国各地方、各行业出口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基本情况，了解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问题和需求，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国统制[2006]14号），2005年8月，商务部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抽样调查”。调查范围涉及食品土蓄、轻工、机电高新、纺织、五矿化工、医疗保健6大行业22大类出口产品（按海关税则分类）的1269家企业，回收问卷1045份，回收率82.35%。据悉，商务部的这项工作将作为一项基本职能和长期工作，每年定期开展。

报告总体情况

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总体情况不容乐观。调查表明，2005年我国有15.13%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在22大类出口产品中，有18类产品由于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而遭受直接损失，直接损失的金额达到691亿美元，约占2005年全年出口额的9.07%；企业为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所增加的生产成本217亿美元，约占2005年全国出口贸易额的2.85%；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给我国企业造成的出口贸易机会损失高达1470亿美元，约占2005年全年出口额的19.29%。

对我国各行业的影响

这次调查显示，食品土畜产品受到的影响面最宽，纺织产品直接损失比较严重，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增加成本最多，从趋势上看，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已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延伸。

具体来说，食品土畜产品受影响的绝对值虽然不高，但相对于其全年出口的比例却最高，其直接损失与当年出口额之比为26.7%，机会损失与当年出口额之比高达96.6%；纺织产品的直接损失比较严重，为298.7亿美元，占我国出口全部直接损失的43.2%。2005年，海关编码第16类产品（机器、机械器具、电器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增加成本最多，占全国增加成本总额的44.1%。

可以看出，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特别是欧盟颁布《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和《禁止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以来，我国机电高新产品生产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增加了出口成本。

对我国各地区的影响

调查显示，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的影响涉及所有省份，其中发达地区受影响的绝对值高，中西部地区相对值高。从直接损失的绝对值看，超过50亿美元的有深圳、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均为经济发达地区；从直接损失的相对值看，、海南、吉林、广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直接损失占当地年出口额的比例较高，均超过20%。按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四大政策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而造成的直接损失、增加成本和机会损失的绝对值均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地区；而西部地区的直接损失、增加成本和机会损失占该地区当年出口额的比重最大。

国别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欧、美、日、韩仍是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但对我造成影响的行业各有不同。调查反映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企业中，81.30％的企业反映受到过美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其次是欧盟（57.72％）、日本（31.71％）和韩国（9.76％）。从各行业看，食品土畜行业在日本和欧盟受到影响较为严重；轻工行业、纺织行业在美国和欧盟受到影响较为严重；机电高新行业的影响则主要集中在欧盟地区；医保和五矿化工行业在美、欧、日都受到较大影响。

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方式

调查显示，“不断提高技术标准”是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方式。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企业中，67.6%的企业认为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最主要方式是标准提高。同时，增加检验检疫项目（45.7%）、调整技术法规（45.1%）、审查手续复杂（24.7%）、合格评定程序变化（24.7%），以及人为拖延检验检疫时间（12%）等也是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不同方式。

2005年，欧美日韩等主要贸易对象国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三个最主要方式同样是“提高标准”、“增加检验检疫项目”和“法规变化”。其中，国内企业对日本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反映最为强烈。在出口日本的受损企业中，有90% 的企业反映受到了以标准提高为方式的技术性贸易措施。除日本外，对我国出口企业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力度较强的地区依次为欧盟、美国和韩国。

从受损行业来看，食品土畜、机电高新行业是受“标准提高”影响最严重的两个行业，分别有76.5%和69.0%的企业反映受到了“标准提高”方式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医疗保健行业也有67%的行业反映在对外贸易中遭受“标准提高”这一措施，此外，食品土畜、轻工两个行业遭受“增加检验检疫项目”为方式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也较为严重。食品土畜、轻工、机电高新三个行业内均有约半数企业反映受到了由于“法规变化”产生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而纺织业反映遭受以“审查程序复杂”为方式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较为严重。

与原外经贸部2002年的调查结果比较可以看出，“标准提高”始终是企业遭受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方式，近年来国外的技术要求一直在不断提高和调整。

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内容

调查结果显示，在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企业中，46.5%认为进口国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内容是“环保”，43%认为是“安全”,35.2%认为是“包装”，30.3%认为是“卫生”，21.8%是“标签”。此外，还有27.5%的企业认为存在其他内容，比如，价格、质量等。

不同行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表1统计了六大进出口行业受到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内容。

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原因

在2005年的受损企业中，认为进出口国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原因依次为：进口方意在保护国内产业（69%）、我国企业和进口国的法律、规则、标准、生产方式不同（60.6%）、进口对象国为保护人类健康、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55.6%）、进口方对我国企业实施歧视性待遇（45.1%），或者由于特定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不同（23.2%）。此外，还有3.5%的企业认为是出于其他原因，比如，知识产权、调整贸易逆差、配额问题等。

此外，不同行业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限制的原因也有所差异。表2统计了六大进出口行业受到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原因。

由表2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各个行业普遍认为，出口对象国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首要原因是为了保护其国内产业；

2、 食品土畜和纺织业对国外实施歧视性待遇的问题反应更为强烈；

3、 各个行业普遍反映，我国企业与贸易对象国的法律、规则、标准、生产方法不同，也是企业受损的重要原因；

4、 轻工、机电高新和食品土畜行业的出口企业认为，“保护人类健康、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也是发达国家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借口。

综上所述，我国受损企业目前普遍认为：出口对象国保护国内产业是其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目的；保护人类健康、环境等公共利益是发达国家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借口；而不断提高标准或实施歧视性待遇则是其采取的主要手段。此外，许多企业反映，我国的检验方法常与客户所在国的检验方法不统一，检验检疫标准不一致，也很难满足企业跨越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需要。

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企业的主要影响

2005年，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出口企业发展的影响形式依然严峻。在受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企业中，81%的企业认为会导致减少市场份额，80%的企业认为会失去贸易机会，33.1%的企业认为会是企业退出市场，29%的企业认为会损害企业信誉，还有12.7%的企业认为还存在其他一些影响，例如，增加成本和出口的费用，削弱企业的竞争力等。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不同行业出口企业的影响情况如表3所示。

在所有行业中，绝大部分出口企业均认为技术性贸易措施会使企业失去贸易机会和减少市场份额。这个情况与2002年相比未发生变化。此外，食品土畜和机电高新行业的出口企业依然是“退出市场的比例最大”的行业（分别达到44.1%和31%）。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与2002年相比，轻工、纺织和五矿化工行业的企业退出市场的比例明显提高。此外，医疗保健出口企业退出市场的比例也达到了26.3%。由于一系列附加值较高的出口企业被迫退出出口国市场，导致我国外贸出口出现严重的机会损失。

我国企业采取的应对措施

调查发现，我国企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动意识有所提高，技术改造和申请认证是主要应对措施。我国大部分出口企业已经意识到主动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关键。

为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有71.8%的企业选择通过进行技术改造，采用国际或对方标准来积极应对；63.4%的企业认为还要争取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和出口国认证。此外，企业还希望通过多双边磋商（38%）、WTO争端解决机制（37.1%）、参与国家标准、国际标准（24.6%）或出口目标市场标准制修订（24.6%），以及司法救济（14.1%）等方式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

报告指出，需要关注的是，在此次调查的受损企业中，约有21.8%的企业选择放弃出口国市场。这说明我国出口企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难度在不断加大。

我国企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面临的主要困难

调查显示，有50.7%的企业认为当前应对的主要困难是“资金缺乏，难以进行技术改造和获得国际认证”；43.7％的企业认为“信息不灵，不知道对方规定已经改变”；41.5%的认为“渠道不畅，受到不公正待遇不知道向谁反映”；40.8%的企业认为“没有技术服务，缺乏技术解决方案”；31.7%的认为“技术水平差距较大，无法达到对方的技术要求”。

整体来看，资金问题、信息问题和技术问题是六大行业共同面临的主要困难。资金缺乏在轻工、五矿化工和医疗保健三个行业是首要亟待解决的问题，纺织行业主要被信息不灵所困扰，食品土畜行业与其他行业截然不同，它所存在的主要困难是缺乏技术解决方案。此外，渠道不畅和技术水平差距也是各行业中比较突出的困难。尤其是在食品土畜、纺织和医疗保健行业体现得较为明显。

更好地鼓励和支持企业应对国外技术壁垒

针对调查报告所得出的结论，商务部专门会同质检总局制定了《关于促进企业跨越国外技术壁垒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中指出：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整体提升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技术竞争力，必须加强政策引导，更好地鼓励和支持企业应对国外技术壁垒。在“十一五”期间，要逐步实现对主要国际市场的技术准入条件的动态监测；要向企业无偿提供重点出口商品的技术指南服务，并在每个重点商品领域培育若干自主创新的示范企业；要重点发展并掌握跨越国外技术壁垒的关键技术；要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结构调整，及时调整相关产品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要重点培育并显著提高企业主动适应国际市场不断严格的技术要求的能力，自主应用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提高出口综合效益的能力，运用自有优势技术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

为实现上述目标，指导意见提出了几点具体措施。

1.完善出口技术服务体系，加强对国际市场技术准入条件和出口商品技术竞争力的监测，积极为帮助企业跨越国外技术壁垒提供技术服务。

具体措施有：商务部会同质检总局等有关部门，根据企业在出口经营活动中的实际需求，针对重点出口商品，组织有关地区、行业组织、研究机构等制定并统一《出口商品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帮助企业了解并掌握目标市场的技术准入条件，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引导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高技术水平，规避国外技术壁垒可能带来的贸易风险。“十一五”期间，为企业无偿提供的《指南》服务将至少涉及年出口额50%的商品。

各地区商务主管部门、出入境检验检疫主管部门，各行业组织要客观、及时、有效地跟踪研究主要目标市场对本地区、本行业重点出口商品的技术准入条件（尤其是国外新制修订的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和动植物检验检疫和食品安全法规、标准）及我国出口商品被国外预警、扣留、退回或销毁的情况，建立和完善出口商品技术竞争力监测体系，形成动态监测及定期报告制度，定期衡量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与市场需求的适应程度，调查和评价国外技术壁垒对本地区、本行业的影响，辅助决策和规划。

2.加大评议工作力度。选择国外实施的对我国影响较大的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积极组织评议，为多双边工作奠定基础。

特别是组织企业参与对WTO成员通报的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及食品卫生和动植物卫生措施的研究、评议工作，及时、有效地反映既符合WTO规则，又代表我国整体利益的评议意见，争取对我出口有利的目标市场环境，使国外最终出台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产品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并根据国外技术要求的变化情况快速做出适当调整，以确保出口产品符合目标市场新的技术要求。各部门和企业可直接登录国家质检总局所属的TBT/SPS通报咨询中心网站了解和下载最新通报措施的情况。

3.加强多双边磋商，充分利用WTO TBT/SPS委员会以及各相关平台进行交涉，积极维护和争取我国利益。

4.加强标准体系和认证认可体系建设，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鼓励和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标准化主管部门在制定国内标准时，要大力推动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加强与国际标准组织的合作，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并积极鼓励和支持企业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制修订，争取在国际标准制修订中充分体现我国应有利益。进一步提高国家标准制修订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鼓励企业通过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直接向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提出国家标准项目建议，参与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重点支持新一代移动通信等高新技术领域以及农业、环保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标准立项和制定。

认证认可主管部门要逐步健全符合国际规则和通行做法的认证认可体系，逐步完善认证认可法规、市场监管、产品认证、检测和检查机构管理及市场监管和认证认可国际互认活动。推进实施国家信息安全、农产品、环保产品等新的自愿性认证和跨部门认证。进一步规范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实施，逐步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目录，稳步推进国际互认活动。积极参与认证认可国际规则的制修订工作。

5.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鼓励和支持企业应对国外技术壁垒。

各行业组织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指定专门机构和适量人员专门负责应对国外技术壁垒工作，切实发挥企业与政府的桥梁作用，并加强行业组织之间的协调和联合，实现上下游产业链的技术整合，互通信息，形成跨行业合力，扩大国际交流的合作，收集、研究、分析并向各级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和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反映企业遭遇的技术壁垒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根据需要参与对外交涉，维护企业和行业的利益。提倡各有关行业将《指南》作为规范出口经营行为的重要自律守则之一，从源头抓起，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竞争力，树立和维护行业在国际市场的整体形象。

鼓励出口贸易公司和生产加工企业指定或设立应对国外技术壁垒的专门部门和适量人员，负责跟踪、研究、应对及向各级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和商务主管部门报告遭遇壁垒的情况；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会同商务主管部门及时向企业传达国外最新的技术要求并指导企业有效应对。鼓励企业自愿试点，参照《指南》组织出口经营活动。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对试点企业实行备案管理，并提出优先指导、服务、培育等政策支持。

篇8

本文以近代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个案，分析半工业化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衰退的全过程。半工业化是相对于工业化而言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工业化是指非生物动力取代生物动力的过程，西方传统工业化史论者认为，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是工业化的开端，德国经济史学家鲁道夫．吕贝尔特在其名着《工业化史》一书中就曾经典性地指出：“在机器时代破晓以后，随着纺织的机械化，随着蒸汽机作为一项新的能源，随着从单件生产过渡到系列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人类社会才开始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工业化的这种变化．”[1](P1)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界强调制度变迁重于技术进步，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把工业化的历史追溯到大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农村手工业经济内部，着重探讨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第一阶段、即纺织工业之间的联系，美国经济史学家门德尔斯于1972年发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并不断修正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最后将它表述为“为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如果从人类工业生产活动的整体而言，原始工业化对工业化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工业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义。但如果从单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能导向工业化，反过来说，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在工业化启动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便销声匿迹，尤其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工业化基本上是移植外来工业文明的结果，原始工业化甚至传统乡村工业仍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不过，这时候的乡村手工业作为工业化进程第一阶段的“原始”意义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业、若干地区，工业化早期的乡村手工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手工业确实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变，笔者主张用“半工业化”来描述这种现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业化”包括以下内涵：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进步的、分工明确的专业性手工业乡村的兴起与发展。在一个时期中，乡村手工业在地区经济总量及家庭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手工业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转向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华北织布业中的若干区域，如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就是半工业化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

首先，从技术进步层面分析．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机的铁轮机，在整体上形成规模生产，如高阳，在1908年以前还使用双手投梭的老式木机，生产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阳旅外人士从天津引进铁轮机，到1914年，“高阳有织机2500—3700架之数，其中木机约十分之一二”，铁轮机已开始占据绝对的优势，此后高阳区内铁轮机迅速增加，1915年，为5726架，1917年突破l万台，1920年超过2万台，到1928年达到29631台，其中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篓子提花机4056台(P9-18)。改良机的应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种、提高了土布的标准化，高阳手织布的“最初制品仅有16支纱织成之白粗布、粗斜纹布两种，宣统二年(1910—1911)间，添用20支及32支纱织标布、市布、细斜纹布、提花条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国元年更添用42支纱织造爱国布及各种袍料，民国七八年间更添用人造鸶造各色提花缎(俗名法麻缎，花色极繁)．”同样，定县在清朝末年，“于引进机纱之外，定入复将投梭改良为拉梭式，生产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输入铁轮机，纺织两方面技术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县织业，方能迅速发展。”潍县织布区半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也离不开机纱的使用和改良织机的输入，民国初年潍县东乡有人从天津携机数架回乡推广传习技术，改良出品，该机“系铁轮木架之铁木机，通称铁轮机．亦名脚踏织布机，各种轮轴系以生熟铁制成，其架框则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长l公尺l寸，宽2公尺，计重250公斤，能织白粗布、蚊帐布、斜纹布、线呢、哔叽及各种提花布、白细布等．”该县东乡潍河沿岸各村庄手织业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织机，1915至1916年间发展到500台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东乡传人南乡、北乡、西乡，遍及全县，布机达5万台以上，成为一个后起的半工业化地区。

其次，从市场层面分析，华北乡村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费，而是为市场生产，尤其是为区域外市场生产．宝坻、高阳、定县、潍县等地区所生产的土布大多销往本县以外的市场，其中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区土布的主要市场，如宝坻土布业较为发达的1923年，棉布销售额的92％和销售值82％都在当时河北以外地区，具体销售区域如表1：

表1 1923年宝坻棉布销售区域

销售区域|数量(匹)| 百分比|价值(元)| 百分比

热河|3303000| 72|7392000| 6l

东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总计|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资料来源；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2期。

高阳棉布销售区域更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销售高阳布共计515581匹，占全国销售总额的42．95％，销售值4283301元，占全国销售值的40％。无论是销售量还是销售值，高阳棉布的主要市场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阳织布业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销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仅为149889匹，销售值为1379077元，在全国销售额中的比重分别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阳布匹销售区域分布情况

区域名称|销售数量(匹)|百分比|销售价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东| 6700.0| 0.56| 82006.4l| o．76

绥远|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尔|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陕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肃|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苏| 1168.5| 0.10| 13157.04| 0.12

广东| 1965| 0.16| 37751.03| 0.26

贵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总计|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资料来源：据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236—238页表重新计算编制。

19世纪90年代初，定县棉布开始销往境外，后，专营口外贸易的晋商在定县开设的布店日多，定县土布输出也日益增多，据估计，1913年达200万匹，1914年达260万匹，1915年达400万匹，约值2494000元，是定县土布输出的最高记录．另据估计，潍县织布区，“每年出布约1000万匹，约值7500万元以上。其销路遍及全国，而且以河南为最。”（P132）后起的潍县织布区也是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

最后，从乡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来看，手工织布业在近代华北乡村尤其是河北高阳、宝坻、定县、山东潍县等地区经济总量及其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显着上升，对传统农业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转而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地区，农户从事乡村手工业所获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如1924年，河北宝坻织布业经济区内织户每家依靠织布的平均纯所得为105．1l元，依靠农作物的净收入．佃农平均为26．38元，半自耕农为86．62元，也就是说，佃农农户的织布收入约占总收入的80％，半自耕农的织布收入占总收入的55％，高阳织布区1932年共计50793人从事织布，据对344家织户的抽样统计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织布工资75．11元，占49．12元，自织布匹净利45．60元，占29．82％，两项合计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户耕地净利仅27 96元，占18．29％，副业及其他工艺收入4．24元，占2．77％。”(p142)可见，手工织布业在高阳农民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定县、潍县两大织布区的情形与上述两地大体相似。

明清史学者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是否存在着原始工：业化现象歧见明显，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纺织业中没有出现原始工业化的迹象。也就是说。直到前夕，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仍然处在家庭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之中，华北地区也不例外。那么工业化发生之后，为什么没有摧毁手工棉织业?相反，是什么力量导致乡村手工棉织业某种程度的发展呢?

首先，华北乡村手织业的半工业化得益于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我国农村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主要是受到农业生态环境恶劣、人均耕地严重不足的影响，直到前夕，以家庭为生产与消费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仍然广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来经济势力的推动，一切仍如从前一样，那么相信它还会继续下去的．”(P11)在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我们不必讳言外国先进技术的客观作用，“倘无外国之货物与

技术之输入，中国经济社会恐犹是二千年来之社会，而不能有丝毫之改变．今日之得有新式工业，岂非受外国工业品之刺激而始然乎?”(P390)所谓“外来势力”就是大机器工业的全球化浪潮，对于传统的手工业来说，工业化尤如一面双刃剑，它既给传统手工业以致命一击，又在一定意义上激活了乡村手工业中的某些生产环节。对棉纺织业来说，遭受致命打击的是传统手纺纱，质优价廉的机纱剥离了手纺纱与手织布的紧密联系，剥夺了它赖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织布业，长期因纺纱的供不应求而得不到发展的手工织布业，因此解除了发展的“瓶颈”，它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要求改良织机，提高效率。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相继出现了改良的手拉机与足踏机，“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P682)，比起老式的木机来，手拉机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铁轮机的输入，该机“每日可织布80至100尺之多，且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p11)改良织机的输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织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质量，增加了花色品种，使其更适于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的机纱与改良织机的输入与使用激活了乡村手工业，“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布机及洋纱输入之影响”。华北其他乡村织布业的半工业化亦莫不如此，这是就客观条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观上，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发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大力兴办工艺局，培养了一批适应半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力量，这批乡村技术人才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们回到乡村，推动了半工业化的发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隶工艺局，所设实习工场从1903年至1907年，“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工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10](p526—532）。这些毕业生成为直隶乃至华北乡村手工业的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亦复不少。”[11](P1—2)“实习工场对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12](p4—6）宝坻也同样受益，直隶织布工场织染部设立后，“宝坻学生之来津习纺织者，即传人日本机器及新式织布方法……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山东各属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13]

民间组织与地方能人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以高阳县为例，该县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阳商务分会肇始，1906年“高阳商会集资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购买织机，试办工厂，是为高阳布实行改良之始，光绪末年商会诸人所办之织布工厂已养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实习工厂及各县工艺局养成之工徒，亦多散归乡间辗转传习，因之高阳附近农民熟悉织布新法日渐增多”，高阳商会还针对手织业者无力置机和购纱的状况，“又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向天津购买大批织机，规定贷机并领纱织布之办法”，同时“选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给织布客户，改织宽面土布，推广实行，日增月益”[14](p225)，该会还曾多次开会集议推广乡村手织业，仅在1910—1912年间就14次集会研究与土布有关的扩充铁轮机、劝立织布场、筹议减免税、设立工艺研究所等事宜，工艺研究所旨在“提倡织纺，振兴实业，研究工艺，改良布质)”[14](p233)。正是由于该会“在事人员提倡织纺，悉心筹划，调查本地之情形，因时度势，煞费苦心，竭尽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计”[14](p227)。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高阳织布区已扩展成为包括高阳、蠡县、安新、清苑、任邱等五县共计414村、43万人在内的以高阳县城为中心的手织业经济区。民国时期的高阳县志载：“张兴汉，字造卿，以商起家．……与韩伟卿、杨木森、李秉熙等创办商会，改良织布．二十年来，附高百里间，赖织布以营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阳留祥左村人王士颖仿造改良机的示范效应也十分明显，高阳购进东洋铁机之初，“行之数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适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县机声相接，布货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阳织布业最兴盛时期，“本县李叔良、李希古诸君赓续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国初年，苏子权将提花机引进高阳。为高阳产品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还应指出，在高阳布业发展困难时期的1921—1925年，农村中一部分“能人”(一乡或村中殷实而经验丰富的机户，在乡里中较受人敬重)应商人之请，担任“机领”或“机头”，他们的职责：“(1)遇有商号须添雇机户时，介绍新机户；(2)指导督察他所领的机户，努力工作，按时缴布；(3)如机户有领线后，不能缴布的，代商号追索原料或偿金．”(p22)“机领”或“机头”的出现为高阳布业渡过困难时期作出了贡献。

乡村手工棉纺织业本来就是传统农民家庭经济的重要部分，是应对人口压力、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在农业的经济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业门径尚未开辟之前，农民不会轻易放弃传统手工业，这并非农民保守使然，实乃生存所必需。机器棉纺织业发展的趋势本来是要摧毁乡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它也确实摧毁了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纺纱环节，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场空间，使乡村手工业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织业，没有使失业的手工业者得到新的工作机会，相反，它的畸形发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织业的基础之上，因此客观上激活了手工织布业。近代华北若干地区的民间组织、地方能人在这种困境中利用早期工业化所造成的客观上的技术进步，引进先进工具，培养技术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径，道路虽然崎岖不平，但终究是一种进步。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华北若干区域的乡村手工棉纺织业进入半工业化发展阶段。

但是，除个别地区外，近代华北乡村手织业大体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有些地区的衰退出现得更早，其表现主要是生产萎缩、产量剧减、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数相应下降。如宝坻布业高峰时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织机8180架，1933年减为375架，减少了96％，织户由7620户减至360户，减少了95％，产量则由3222920匹减为105000匹，减少97%。又如高阳织布业在1929年时开工的平面织布机约25000架，提花机约4300余架，使用棉纱约80000包，人造丝约20000箱，1930年，仍在生产的平面机约20000架，提花机约2300架，1931年平面织布机更减为15000架，提花机约1100余架，使用棉纱约25000包，人造丝约4000箱，衰落趋势十分明显(p27)。潍县是一个后起的乡村织布业经济区，1937年后，织布业跌人谷底，据调查，此前潍县织布区拥有织机10万台，此后，布机数量大帽下降，潍县织布区仅存5000台，其它布机或被严重破坏，或被迫拆卖、或流往济南、青岛、徐州、烟台等地，所使用的棉纱从全盛时期的10万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万捆，潍县土布业从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时论认为“手工业因为技术的缺乏科学基础，生产的不经济，制品之缺乏标准，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来之衰落，实由于此”[17]，这是从手工业生产内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业化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不同，相对而言，高阳、潍县等地织布业的生产技术与花色品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织户不仅使用了技术冰平与效率均较高的铁轮机和篓子提花机，而且所生产的布匹种类与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满足用户的所有需要，如棉布类包括白布、色布、条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纹布、宽面床单布、格纹布、斜纹条、罗纹布、小提花布、电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类有葛、绸、缎、罗纺、绨、麻丝格、衬里绸等。所以，调查者曾指出：高阳“所出各种布匹，名目过多，实举不胜举，且花纹颜色，日新月异”(p217—221)。还应指出，分散的农民织户和富裕的农民已经出现了联合开办作坊、甚至手工工场的趋势，以高阳最为典型，1926年至1932年，“兴起了一种主匠制的家庭工厂和增加了许多织卖货的织户……工厂的厂主，大都就是织布工人出身，见织麻布的获利，以他历年的经验和积蓄，自己或合伙开办小规模的织布工厂，购织机自数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过十架，招收工人学徒，代他做准备及织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监督指导，但很少再亲自动手了。”[10]有些织布工场甚至开始了向小型织布工厂转化的的尝试，如“民国22及23两年(1923、1924)之间，同和工厂曾首先购置电力络经机3架，整经机2架，纬线机1架，电力提花铁木机1架，电力条纹铁木机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动发电机再转动各机，试验成绩，已有可观．”(P30)这表明，华北乡村织布业中的半工业化已经显露出向工业化过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区都无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处于衰退之中，可见，技术与效率等内部因素并非是半工业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乡村半工业化现象的萎缩是否是由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已到了近代乡村必须放弃传统增长方式的地步呢?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乡村织布业来说，机织布与手织布生产效率及生产成本的比较，调查中的分歧较大，据严中平考证，“普通力织机。织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时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码，可管理二台至六台，即以四台计，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码，约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织机，每人每十一小时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码，是即一人使用力机的产量，为使用手机产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过也有考证者认为，以人力为动力的铁轮机与以电力带动的铁机每日(以12小时计)最高生产能力相等，均能织成长5丈2尺宽2尺4寸至5寸的32支头等布一匹[20]。再比较生产成本．王子建曾对高阳织布区手织业与东南各省华商纺织厂作过以下对比，在高阳，每一机(铁木机)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华商纺织厂，每一力织机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阳织100尺布的工资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厂里却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动力设备等统加上去，后者仍站在优越的地位上(p141)．实际上，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对比，人工成本之外，机织布的间接生产成本(如间接人工、折旧、辅助物料、动力费、税捐、修缮、保险费、职员薪金、职工伙食、文具等)、推销及管理费用等均作比较。我们仍诉之于王子建对七省华商纱厂的调查，表3是各种规格机织布每匹总成本：

表3 各种规格机织粗细布每匹总成本(单位：元)

成本分类| 细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间接生产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销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总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贸料来源：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第216页．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进一步核算，以12磅细纱为例，每匹布除浆质外，约用纱u．1磅左右，假定经纬纱均为22支，每磅纱价为0．54元，那么原纱成本即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项成本，共计8．121元。按上海货价季刊所载，1932年12磅细布，全年平均每匹卖价，折合成银元为9．378元。这样，每销售棉布一匹，可获毛利1．257元。在此基础上减去应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则所得纯利益为0．260元。如按折合成银元后的最低价、即7．832元售出，则又当亏损1．286元之多．因此，当时“若干布厂工程师，咸谓每织布一匹，当亏本一元”[21]（P218），看来，并非夸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乡村手织业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计成本的劳动力)、及无需付出管理费用的事实，那么，即使按力织机四倍于手织机的生产效率算，机织布在竞争中也未必能占据绝对优势。这也就说明，乡村织布业中的传统增长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乡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城市低度工业化状况所造成的，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乡村半工业化与城市低度工业化将共处共存．

从王业文明进化史看，近代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不过昙花一现，但它却留下了绚丽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传统手工业，也非工业化前的原始工业化，而是在大机器工业已经产生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传统手工业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积极方式。尽管在种种外力的干扰下，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进程被迫中断，但就已经出现的向工业化转化的趋势来判断，半工业化实际上是传统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一种动态现象．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城市低度工业化与乡村半工业化将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相互依存，如何促进半工业化向工业化转化，是全面实现工业化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

[参考文献]

[1] [德]鲁道夫·吕贝尔特．工业化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高阳之布业[J]．中外经济周刊，1927年1月8日(195号)．

严中平。定县手工棉纺织业之生产制度[J]．社会科学杂志，1937年9月(3)．

山东潍县之织布业[J]．工商半月刊，1934年1月(1)。

王子建．中国土布业之前途[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C]．上海：中华书局，1936．

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J]．政治经济学报．1936，(2)．

．中国之工业化[A]．全集：第9卷[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10]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Z]．北京：三联书店，1957．

[11] 孙多森．直隶实业汇编：卷6[Z]．1910年劝业公所铅印本．

[12] 周叔媜．周止庵先生别传[M]．民国37年铅印本．

[13] 济南土业勃兴及其现状[J]．中外经济周刊．1924年11月8日(87)．

[14]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15] 李晓冷等．民国高阳县志：卷五[M]．民国22年铅印本．

[16]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卷[Z]．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 顾毓泉．手艺工业与农村复兴[J]．东方杂志，1935年4月(7)．

[18] 吴知．从一般工业制度的演进观察高阳的织布工业[J]．政治经济学报，1934．(1)．

[19]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Z]．北京：三联书店．1957．

[20] 程海峰．我国工人之工作效率[J]．国际劳工通讯，1938年3月(3)．

[21]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R]．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篇9

本文以近代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个案，分析半工业化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衰退的全过程。半工业化是相对于工业化而言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工业化是指非生物动力取代生物动力的过程，西方传统工业化史论者认为，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是工业化的开端，德国经济史学家鲁道夫．吕贝尔特在其名著《工业化史》一书中就曾经典性地指出：“在机器时代破晓以后，随着纺织的机械化，随着蒸汽机作为一项新的能源，随着从单件生产过渡到系列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人类社会才开始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工业化的这种变化．”[1](P1)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界强调制度变迁重于技术进步，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把工业化的历史追溯到大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农村手工业经济内部，着重探讨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第一阶段、即纺织工业之间的联系，美国经济史学家门德尔斯于1972年发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并不断修正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最后将它表述为“为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如果从人类工业生产活动的整体而言，原始工业化对工业化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工业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义。但如果从单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能导向工业化，反过来说，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在工业化启动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便销声匿迹，尤其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工业化基本上是移植外来工业文明的结果，原始工业化甚至传统乡村工业仍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不过，这时候的乡村手工业作为工业化进程第一阶段的“原始”意义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业、若干地区，工业化早期的乡村手工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手工业确实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变，笔者主张用“半工业化”来描述这种现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业化”包括以下内涵：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进步的、分工明确的专业性手工业乡村的兴起与发展。在一个时期中，乡村手工业在地区经济总量及家庭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手工业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转向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华北织布业中的若干区域，如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就是半工业化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

首先，从技术进步层面分析．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机的铁轮机，在整体上形成规模生产，如高阳，在1908年以前还使用双手投梭的老式木机，生产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阳旅外人士从天津引进铁轮机，到1914年，“高阳有织机2500—3700架之数，其中木机约十分之一二”，铁轮机已开始占据绝对的优势，此后高阳区内铁轮机迅速增加，1915年，为5726架，1917年突破l万台，1920年超过2万台，到1928年达到29631台，其中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篓子提花机4056台[2](P9-18)。改良机的应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种、提高了土布的标准化，高阳手织布的“最初制品仅有16支纱织成之白粗布、粗斜纹布两种，宣统二年(1910—1911)间，添用20支及32支纱织标布、市布、细斜纹布、提花条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国元年更添用42支纱织造爱国布及各种袍料，民国七八年间更添用人造鸶造各色提花缎(俗名法麻缎，花色极繁)．”[3]同样，定县在清朝末年，“于引进机纱之外，定入复将投梭改良为拉梭式，生产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输入铁轮机，纺织两方面技术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县织业，方能迅速发展。”[4]潍县织布区半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也离不开机纱的使用和改良织机的输入，民国初年潍县东乡有人从天津携机数架回乡推广传习技术，改良出品，该机“系铁轮木架之铁木机，通称铁轮机．亦名脚踏织布机，各种轮轴系以生熟铁制成，其架框则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长l公尺l寸，宽2公尺，计重250公斤，能织白粗布、蚊帐布、斜纹布、线呢、哔叽及各种提花布、白细布等．”[5]该县东乡潍河沿岸各村庄手织业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织机，1915至1916年间发展到500台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东乡传人南乡、北乡、西乡，遍及全县，布机达5万台以上，成为一个后起的半工业化地区。

其次，从市场层面分析，华北乡村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费，而是为市场生产，尤其是为区域外市场生产．宝坻、高阳、定县、潍县等地区所生产的土布大多销往本县以外的市场，其中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区土布的主要市场，如宝坻土布业较为发达的1923年，棉布销售额的92％和销售值82％都在当时河北以外地区，具体销售区域如表1：

表1 1923年宝坻棉布销售区域

销售区域|数量(匹)| 百分比|价值(元)| 百分比

热河|3303000| 72|7392000| 6l

东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总计|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资料来源；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2期。

高阳棉布销售区域更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销售高阳布共计515581匹，占全国销售总额的42．95％，销售值4283301元，占全国销售值的40％。无论是销售量还是销售值，高阳棉布的主要市场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阳织布业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销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仅为149889匹，销售值为1379077元，在全国销售额中的比重分别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阳布匹销售区域分布情况

区域名称|销售数量(匹)|百分比|销售价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东| 6700.0| 0.56| 82006.4l| o．76

绥远|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尔|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陕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肃|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苏| 1168.5| 0.10| 13157.04| 0.12

广东| 1965| 0.16| 37751.03| 0.26

贵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总计|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资料来源：据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236—238页表重新计算编制。

19世纪90年代初，定县棉布开始销往境外，后，专营口外贸易的晋商在定县开设的布店日多，定县土布输出也日益增多，据估计，1913年达200万匹，1914年达260万匹，1915年达400万匹，约值2494000元，是定县土布输出的最高记录[4]．另据估计，潍县织布区，“每年出布约1000万匹，约值7500万元以上。其销路遍及全国，而且以河南为最。”[6]（P132）后起的潍县织布区也是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

最后，从乡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来看，手工织布业在近代华北乡村尤其是河北高阳、宝坻、定县、山东潍县等地区经济总量及其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对传统农业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转而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地区，农户从事乡村手工业所获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如1924年，河北宝坻织布业经济区内织户每家依靠织布的平均纯所得为105．1l元，依靠农作物的净收入．佃农平均为26．38元，半自耕农为86．62元，也就是说，佃农农户的织布收入约占总收入的80％，半自耕农的织布收入占总收入的55％[7]，高阳织布区1932年共计50793人从事织布，据对344家织户的抽样统计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织布工资75．11元，占49．12元，自织布匹净利45．60元，占29．82％，两项合计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户耕地净利仅27 96元，占18．29％，副业及其他工艺收入4．24元，占2．77％。”[2](p142)可见，手工织布业在高阳农民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定县、潍县两大织布区的情形与上述两地大体相似。

明清史学者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是否存在着原始工：业化现象歧见明显，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纺织业中没有出现原始工业化的迹象。也就是说。直到前夕，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仍然处在家庭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之中，华北地区也不例外。那么工业化发生之后，为什么没有摧毁手工棉织业?相反，是什么力量导致乡村手工棉织业某种程度的发展呢?

首先，华北乡村手织业的半工业化得益于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我国农村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主要是受到农业生态环境恶劣、人均耕地严重不足的影响，直到前夕，以家庭为生产与消费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仍然广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来经济势力的推动，一切仍如从前一样，那么相信它还会继续下去的．”[2](P11)在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我们不必讳言外国先进技术的客观作用，“倘无外国之货物与

技术之输入，中国经济社会恐犹是二千年来之社会，而不能有丝毫之改变．今日之得有新式工业，岂非受外国工业品之刺激而始然乎?”[8](P390)所谓“外来势力”就是大机器工业的全球化浪潮，对于传统的手工业来说，工业化尤如一面双刃剑，它既给传统手工业以致命一击，又在一定意义上激活了乡村手工业中的某些生产环节。对棉纺织业来说，遭受致命打击的是传统手纺纱，质优价廉的机纱剥离了手纺纱与手织布的紧密联系，剥夺了它赖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织布业，长期因纺纱的供不应求而得不到发展的手工织布业，因此解除了发展的“瓶颈”，它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要求改良织机，提高效率。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相继出现了改良的手拉机与足踏机，“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9](P682)，比起老式的木机来，手拉机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铁轮机的输入，该机“每日可织布80至100尺之多，且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2](p11)改良织机的输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织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质量，增加了花色品种，使其更适于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的机纱与改良织机的输入与使用激活了乡村手工业，“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布机及洋纱输入之影响”[7]。华北其他乡村织布业的半工业化亦莫不如此，这是就客观条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观上，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发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大力兴办工艺局，培养了一批适应半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力量，这批乡村技术人才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们回到乡村，推动了半工业化的发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隶工艺局，所设实习工场从1903年至1907年，“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工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10](p526—532）。这些毕业生成为直隶乃至华北乡村手工业的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亦复不少。”[11](P1—2)“实习工场对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12](p4—6）宝坻也同样受益，直隶织布工场织染部设立后，“宝坻学生之来津习纺织者，即传人日本机器及新式织布方法……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7]山东各属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13]

民间组织与地方能人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以高阳县为例，该县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阳商务分会肇始，1906年“高阳商会集资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购买织机，试办工厂，是为高阳布实行改良之始，光绪末年商会诸人所办之织布工厂已养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实习工厂及各县工艺局养成之工徒，亦多散归乡间辗转传习，因之高阳附近农民熟悉织布新法日渐增多”，高阳商会还针对手织业者无力置机和购纱的状况，“又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向天津购买大批织机，规定贷机并领纱织布之办法”[3]，同时“选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给织布客户，改织宽面土布，推广实行，日增月益”[14](p225)，该会还曾多次开会集议推广乡村手织业，仅在1910—1912年间就14次集会研究与土布有关的扩充铁轮机、劝立织布场、筹议减免税、设立工艺研究所等事宜，工艺研究所旨在“提倡织纺，振兴实业，研究工艺，改良布质)”[14](p233)。正是由于该会“在事人员提倡织纺，悉心筹划，调查本地之情形，因时度势，煞费苦心，竭尽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计”[14](p227)。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高阳织布区已扩展成为包括高阳、蠡县、安新、清苑、任邱等五县共计414村、43万人在内的以高阳县城为中心的手织业经济区。民国时期的高阳县志载：“张兴汉，字造卿，以商起家．……与韩伟卿、杨木森、李秉熙等创办商会，改良织布．二十年来，附高百里间，赖织布以营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阳留祥左村人王士颖仿造改良机的示范效应也十分明显，高阳购进东洋铁机之初，“行之数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适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县机声相接，布货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阳织布业最兴盛时期，“本县李叔良、李希古诸君赓续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国初年，苏子权将提花机引进高阳。为高阳产品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还应指出，在高阳布业发展困难时期的1921—1925年，农村中一部分“能人”(一乡或村中殷实而经验丰富的机户，在乡里中较受人敬重)应商人之请，担任“机领”或“机头”，他们的职责：“(1)遇有商号须添雇机户时，介绍新机户；(2)指导督察他所领的机户，努力工作，按时缴布；(3)如机户有领线后，不能缴布的，代商号追索原料或偿金．”[2](p22)“机领”或“机头”的出现为高阳布业渡过困难时期作出了贡献。

乡村手工棉纺织业本来就是传统农民家庭经济的重要部分，是应对人口压力、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在农业的经济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业门径尚未开辟之前，农民不会轻易放弃传统手工业，这并非农民保守使然，实乃生存所必需。机器棉纺织业发展的趋势本来是要摧毁乡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它也确实摧毁了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纺纱环节，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场空间，使乡村手工业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织业，没有使失业的手工业者得到新的工作机会，相反，它的畸形发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织业的基础之上，因此客观上激活了手工织布业。近代华北若干地区的民间组织、地方能人在这种困境中利用早期工业化所造成的客观上的技术进步，引进先进工具，培养技术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径，道路虽然崎岖不平，但终究是一种进步。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华北若干区域的乡村手工棉纺织业进入半工业化发展阶段。

但是，除个别地区外，近代华北乡村手织业大体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有些地区的衰退出现得更早，其表现主要是生产萎缩、产量剧减、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数相应下降。如宝坻布业高峰时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织机8180架，1933年减为375架，减少了96％，织户由7620户减至360户，减少了95％，产量则由3222920匹减为105000匹，减少97%[7]。又如高阳织布业在1929年时开工的平面织布机约25000架，提花机约4300余架，使用棉纱约80000包，人造丝约20000箱，1930年，仍在生产的平面机约20000架，提花机约2300架，1931年平面织布机更减为15000架，提花机约1100余架，使用棉纱约25000包，人造丝约4000箱，衰落趋势十分明显[2](p27)。潍县是一个后起的乡村织布业经济区，1937年后，织布业跌人谷底，据调查，此前潍县织布区拥有织机10万台，此后，布机数量大帽下降，潍县织布区仅存5000台，其它布机或被严重破坏，或被迫拆卖、或流往济南、青岛、徐州、烟台等地，所使用的棉纱从全盛时期的10万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万捆，潍县土布业从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时论认为“手工业因为技术的缺乏科学基础，生产的不经济，制品之缺乏标准，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来之衰落，实由于此”[17]，这是从手工业生产内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业化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不同，相对而言，高阳、潍县等地织布业的生产技术与花色品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织户不仅使用了技术冰平与效率均较高的铁轮机和篓子提花机，而且所生产的布匹种类与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满足用户的所有需要，如棉布类包括白布、色布、条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纹布、宽面床单布、格纹布、斜纹条、罗纹布、小提花布、电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类有葛、绸、缎、罗纺、绨、麻丝格、衬里绸等。所以，调查者曾指出：高阳“所出各种布匹，名目过多，实举不胜举，且花纹颜色，日新月异”[2](p217—221)。还应指出，分散的农民织户和富裕的农民已经出现了联合开办作坊、甚至手工工场的趋势，以高阳最为典型，1926年至1932年，“兴起了一种主匠制的家庭工厂和增加了许多织卖货的织户……工厂的厂主，大都就是织布工人出身，见织麻布的获利，以他历年的经验和积蓄，自己或合伙开办小规模的织布工厂，购织机自数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过十架，招收工人学徒，代他做准备及织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监督指导，但很少再亲自动手了。”[10]有些织布工场甚至开始了向小型织布工厂转化的的尝试，如“民国22及23两年(1923、1924)之间，同和工厂曾首先购置电力络经机3架，整经机2架，纬线机1架，电力提花铁木机1架，电力条纹铁木机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动发电机再转动各机，试验成绩，已有可观．”[2](P30)这表明，华北乡村织布业中的半工业化已经显露出向工业化过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区都无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处于衰退之中，可见，技术与效率等内部因素并非是半工业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乡村半工业化现象的萎缩是否是由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已到了近代乡村必须放弃传统增长方式的地步呢?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乡村织布业来说，机织布与手织布生产效率及生产成本的比较，调查中的分歧较大，据严中平考证，“普通力织机。织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时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码，可管理二台至六台，即以四台计，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码，约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织机，每人每十一小时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码，是即一人使用力机的产量，为使用手机产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过也有考证者认为，以人力为动力的铁轮机与以电力带动的铁机每日(以12小时计)最高生产能力相等，均能织成长5丈2尺宽2尺4寸至5寸的32支头等布一匹[20]。再比较生产成本．王子建曾对高阳织布区手织业与东南各省华商纺织厂作过以下对比，在高阳，每一机(铁木机)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华商纺织厂，每一力织机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阳织100尺布的工资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厂里却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动力设备等统加上去，后者仍站在优越的地位上[6](p141)．实际上，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对比，人工成本之外，机织布的间接生产成本(如间接人工、折旧、辅助物料、动力费、税捐、修缮、保险费、职员薪金、职工伙食、文具等)、推销及管理费用等均作比较。我们仍诉之于王子建对七省华商纱厂的调查，表3是各种规格机织布每匹总成本：

表3 各种规格机织粗细布每匹总成本(单位：元)

成本分类| 细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间接生产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销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总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贸料来源：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第216页．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进一步核算，以12磅细纱为例，每匹布除浆质外，约用纱u．1磅左右，假定经纬纱均为22支，每磅纱价为0．54元，那么原纱成本即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项成本，共计8．121元。按上海货价季刊所载，1932年12磅细布，全年平均每匹卖价，折合成银元为9．378元。这样，每销售棉布一匹，可获毛利1．257元。在此基础上减去应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则所得纯利益为0．260元。如按折合成银元后的最低价、即7．832元售出，则又当亏损1．286元之多．因此，当时“若干布厂工程师，咸谓每织布一匹，当亏本一元”[21]（P218），看来，并非夸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乡村手织业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计成本的劳动力)、及无需付出管理费用的事实，那么，即使按力织机四倍于手织机的生产效率算，机织布在竞争中也未必能占据绝对优势。这也就说明，乡村织布业中的传统增长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乡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城市低度工业化状况所造成的，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乡村半工业化与城市低度工业化将共处共存．

从王业文明进化史看，近代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不过昙花一现，但它却留下了绚丽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传统手工业，也非工业化前的原始工业化，而是在大机器工业已经产生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传统手工业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积极方式。尽管在种种外力的干扰下，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进程被迫中断，但就已经出现的向工业化转化的趋势来判断，半工业化实际上是传统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一种动态现象．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城市低度工业化与乡村半工业化将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相互依存，如何促进半工业化向工业化转化，是全面实现工业化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

[参考文献]

[1] [德]鲁道夫·呂贝尔特．工业化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2]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 高阳之布业[J]．中外经济周刊，1927年1月8日(195号)．

[4] 严中平。定县手工棉纺织业之生产制度[J]．社会科学杂志，1937年9月(3)．

[5] 山东潍县之织布业[J]．工商半月刊，1934年1月(1)。

[6] 王子建．中国土布业之前途[>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C]．上海：中华书局，1936．

[7] 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J]．政治经济学报．1936，(2)．

[8] ．中国之工业化[A]．全集：第9卷[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9]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10]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Z]．北京：三联书店，1957．

[11] 孙多森．直隶实业汇编：卷6[Z]．1910年劝业公所铅印本．

[12] 周叔媜．周止庵先生别传[M]．民国37年铅印本．

[13] 济南土业勃兴及其现状[J]．中外经济周刊．1924年11月8日(87)．

[14]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15] 李晓冷等．民国高阳县志：卷五[M]．民国22年铅印本．

[16]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卷[Z]．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 顾毓泉．手艺工业与农村复兴[J]．东方杂志，1935年4月(7)．

[18] 吴知．从一般工业制度的演进观察高阳的织布工业[J]．政治经济学报，1934．(1)．

[19]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Z]．北京：三联书店．1957．

[20] 程海峰．我国工人之工作效率[J]．国际劳工通讯，1938年3月(3)．

[21]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R]．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篇10

就业乃民生之本，职工为企业发展之基。而自2010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复苏，企业工人需求量急剧增加，全国很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招工难的问题。就江苏省而言，据江苏省就业管理中心《2011年全省企业春季用工需求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节后企业用工需求将迅速增长，全省企业提供岗位比节前净增20.4%（计划新招员工人数减去弥补流失员工人数），增幅创2006年以来新高。苏北企业提供岗位比节前净增36.3%，高于苏南苏中增幅。其中，淮安市、宿迁市和徐州市以61.8%、33.4%和29.9%的增幅位居全省前三位。

一直以来，苏北地区都被认为是经济发展落后，劳动力过剩的地区。而现在苏北地区纺织、机械等多个行业管理人员都表示企业招工十分困难。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稀缺的转变原因是什么？愈演愈烈的“招工难”问题如何尽快解决？本文将通过对地区经济、企业及职工三方面分析企业出现“招工难”的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在2004年首次提出沿海地区“招工难”问题。目前是全国范围内第二次大面积出现企业用工荒现象，据统计从2010年起至今，劳动力供给困难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地缓解，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很多学者对招工难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大部分学者从全国范围着手，分析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田成平，2007）。有学者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效应正在衰退，农村劳动力供求正进入从无限供给过渡到有限剩余阶段（蔡昉，2007）。也有研究认为“招工难”是就业市场短期内调整的过程，不是真正意义上劳动力短缺的信号。李大玮、郑周胜（2010）运用日工折算法及农业就业人口的跨国比较，结果表明我国尚未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马晓河、马建蕾（2007）和钟钰、蓝海涛（2009）一致认为我国农村尚存大量亟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我国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的过渡。苏北地区正是这些地区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不解决好这类地区的“招工难”问题将严重制约这些地区未来经济发展，本文将对苏北这个具体地区进行讨论。

二、苏北地区“招工难”现状

近年来，苏北地区开始注重工业的发展。2000-2010年，苏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第一产业比重平均每年下降1.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平均每年上升0.9个百分点。目前，苏北地区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典型的如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这类企业对劳动力依赖非常强。2000-2010年，工业从业人员比重从12.1%上升为21.4%，10年间工业部门职工的需求量几乎翻了一番。而且这类企业中大部分为出口外向型企业，最为明显的经营模式是“订单经济”。2009年受次贷危机的影响，这类企业受到严重影响，定单减少，企业所需的员工明显减少。

自2010年后，随着全国经济的回暖，企业的定单明显增多。这些好不容易走出订单阴影的企业，拿到了订单，却发现招不到工人。据相关部门统计，苏北地区2011年春季新增岗位有7成来自第二产业，技术工人尤为稀缺。与时同时，苏南等地为了吸引工人，一般都开出了比苏北地区要高出50%的工资，这让工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范围。直接导致苏北地区企业的工人流失率不断增加，据统计苏北企业2011年春节后工人离职率超过40%。

因此，苏北企业保证正常生产经营，2011年春节前都开始了提前招工，招工途径多种多样，通过当地电视、报纸媒体招工广告，到本地劳务市场招聘，发动老员工从家乡带人等。与此同时，为了留住员工，苏北各企业纷纷提高了企业员工工资待遇。例如，纺织业平均工资由节前的1100元/月上升至1330元/月，涨幅超过20%。

即使如此，到目前为止，很多企业还是存在“无米下锅”的现象，用人缺口仍然存在。

三、“招工难”现象成因分析

（一）从地区经济特点角度看

1、落户企业增多，劳动力需求增加

近年来，苏北地方政府抓住机遇，招商引资。随着落户苏北的企业增多，对当地劳动力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因为苏北总体经济条件不如苏南，外地务工人员不愿意来苏北务工，劳动力供不应求，“招工难”现象自然出现。

2、惠农政策增加，农民选择增多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对农业投入的加大，农村的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也正在逐渐改善，粮油和其他农副产品价格有逐渐增长的趋势。中国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对农民收入增长作用显著（梁世夫等，2006；朱湖根，2007），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工由打工转向务农的积极性，部分农民重新考虑在家种田的价值，权衡利弊，选择务农。

随着苏北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创业机会增多。各种致富项目的出现，使得很多人有更多的致富机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经商、搞特色农业。

（二）从企业角度看

1、工时长、活计脏、劳动强度大

苏北很多企业都是出口导向型企业，企业产品在国外的竞争优势也是来源于价格的低廉，因此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以纺织和机械制造业为例，这些行业以“苦”、“脏”、“累”工种居多，对工人的体力、耐力要求都非常高。而且大多企业都存在加班现象，正常工作时长为每天12小时，当定单紧急时，工人还要熬夜加班；节假日一般也都不按国家规定执行；但加班工资仍是计件工资，并不按《劳动法》规定发加班工资。同时，部分企业工作环境恶劣，劳动保护条件差，有的甚至危及职工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这些都使劳动者望而却步。

2、企业管理能力较差

过去，苏北地区劳动力供过于求，因此企业管理人员不把员工的利益放到企业的发展战略当中，也从不重视企业要与员工建立良好的关系。管理方式是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劳动者的人格得不到尊重。工人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不签订劳动合同，无故拖欠克扣工资也是这些企业不受青睐的原因。

3、企业提供的发展空间有限

苏北地区的大部分企业都是中小型民营业企业，这类企业的多为“父子式”、“夫妻式”的家族管理方式。一般来说，农民工在企业内技术培养无路，职务晋升无门。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新生代的农民工很多都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升职加薪”。显然，发展范围有限的苏北企业对其吸引力明显不如苏南一些管理方式更为科学的企业。

（三）从工人角度看

1、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较低，不能满足企业需求

由于产业升级，企业的规模、技术得以不断的提升，对农民工的技能要求也普遍提高，现有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及素质已难以满足用工要求。在对苏北地区的调研中发现，苏北的纺织与机械制造业超过70%都已进入机械化生产阶段。

而招聘机构的调查中显示，制造业企业招聘信息中20%以上的企业要求应聘者有技工证，应聘人员中只有不到5%的农民工有技工证。技术工人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2、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在1980之后出生的户口在农村的但在城市工作的人。据统计，苏北五市每年平均有二十万左右农村新成长劳动力进入人力资源市场。因此，“80后”和“90后”是当今招工的主要对象。他们的文化层次较他们的上一代都有很大提升，超过40%学历在高中及高中以上。但对农业、农村、土地都不熟悉，大多数又为独生子女，不能吃苦耐劳。轻松、体面、报酬高的工作成为他们选择工作时的首选。由于苏北和苏南差距还比较大，所以苏北地区的大多数“80后”、“90后”会选择到苏南大城市发展。

四、苏北地区“招工难”问题解决对策

（一）政府方面

随着“招工难”问题的出现，已有人建议苏北应该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但通过实地调研，笔者建议：

首先，苏北各地政府应该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地方经济发展与劳动力供求规划。从目前来说，苏北刚刚进入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所以招商引资过程中应该仍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重，逐步建立新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等朝阳产业。以点带面，不断提升苏北地区的产业结构。避免不考虑当地劳动力供求的实际，盲目求大求快的功利性做法。

其次，政府要为农民工提供基础知识的培训机会。各地就业服务机构多管齐下，统筹运作，建立适合各类求职者的培训体系，做好求职者的职业技能培训。

最后，政府应加强与中西部的交流，通过与中西部劳动力过剩的地区“结对子”等方式，定向吸引外地农民工来苏北地区就业，从而缓解本地的“招工难”问题。

（二）企业方面

1、提高工人工资，提升福利待遇

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民工，决定劳动力流向的主要因素是价格。苏北企业要确立职工就是企业财富的理念，真正把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职工工资待遇作为企业的一项硬投入。过去苏北地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就来源于低价，现在这类企业应该主动降低对由廉价劳力形成低本高利的预期和依赖。适应劳动力供求的市场变化，合提高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缩小与苏南等地区的差距。使员工感到劳有所值，从而保持员工队伍的相对稳定，降低企业员工的流动性。

2、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无论是从产业升级，还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角度考虑。企业都需要引入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提高生产工效。注重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加大企业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程度，积极采用自动、流水作业，把劳动力投放到合理的不可替代的岗位上去，发挥更大的作用。

3、倡导企业丰富人文内涵，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企业经营者重视研究职工需要、动机、情感、个性，在物质、制度、精神等多种层面上尽量满足职工需求。组织员工学文化学技术，开展岗位技术技能比武，大力表彰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大力提拔任用有才华有能力的打工者到企业重要技术岗位和高管层面。坚持以人为本，以温情式的管理，唤起职工的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企业管理实现从“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的理念转变，真正保证由家族式管理向职业化管理的过渡，完成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三）职工方面

职工应竖立不断接受再教育的意识。积极参加各类职业培训，提升自身的工作素质，满足企业对职工基本职业技能的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要改变就业观念，在家门口工作，同样能够大有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既然已经步入社会，就应该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提高承压能力，树立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

与此同时，各大高校也应该加强对苏北的宣传，通过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到苏北工作，为苏北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任爱飞,田雯.浅析“民工荒”的原因及对策[j].百家论坛,2009(2).

2、马晓河,马建蕾.中国农村劳动力到底剩余多少？[j].中国农村经济,2007(12).

3、钟钰,蓝海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变动及剩余状况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9(6).

4、范巧.对伪“逆城市化”现象的界定及原因分析[j].中国城市化,2005(12).

5、李大玮,郑周胜.对我国“招工难”问题的实证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