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养费强制执行申请书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抚养费强制执行申请书，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省上《若干意见》和市委《实施意见》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人口计生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切实解决影响人口计生工作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促进依法管理，文明执法，切实保障广大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营造有利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良好氛围。

二、主要任务

按照建设法治政府和部门工作法制化的要求，严格依法办事，按程序办事。全面推行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建立健全主体合法权、权责明确、程序严密、行为规范、制度健全、监督有效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体制，开展“阳光计生”、群众评议和“下评上”活动。通过试点，使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得到全面落实，生育指标审批、社会抚养费征收、奖励优惠政策落实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切实解决，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人员依法管理和优质服务的意识和能力显著增强，广大育龄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因计划生育引发的案件大幅度下降，杜绝恶性事件的发生。

三、工作要求

1、切实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为了保证依法行政试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县上成立了由县政府副县长路晨霞任组长，县人口委主任苏继成、县法制局副局长马建民，县法院副院长罗明春、县司法局副局长刘鸿为副组长，县人口委副主任王永辉、县人口委执法监察室主任贺金林、副主任张克智为成员的宕昌县计划生育“依法行政”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全县“依法行政”试点工作。各乡镇也要相应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乡镇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领导、司法所长、计生办主任担任，并抽调业务骨干具体负责。要结合本乡镇的工作实际，制定切实有效、操作性强的具体实施方案，逐项抓好落实，特别要抓好社会抚养费非诉强制执行工作中的法律文书、执法程序等关键性业务工作。各乡镇对此项工作务必要高度重视，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要全力以赴，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2、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县人口委和各乡镇要加大对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和计划生育“依法行政”试点工作的宣传教育工作力度，把《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婚姻法》、《继承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流动人口管理办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作为宣传的主要内容，利用一切宣传条件和措施进行宣传，提高广大群众对各项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知晓率。同时，要加强对乡镇执法人员和村组干部的执法培训工作。县法制局对计划生育执法人员一年至少培训一次，县人口委对乡镇计划生育执法人员一年至少培训两次，各乡镇对计生专干和村组干部的执法培训要达到一年四次。通过强化培训，切实提高他们依法行政的执法水平。

3、规范各类计划生育执法程序，严把政策界限，防止违反程序的现象发生。

（1）规范政策内生育程序。严格按照审批程序对农村和城市居民符合生育条件的生育对象进行审批。一要严把一胎生育的结婚年龄关(男22周岁、女20周岁)；二要严把再生育条件的审查关；三要严把上报审批的时间关（一胎生育指标应当按照当月上报的月报告单初婚对象名单当月在县人口委规统股领取《生育保健服务证》，由乡镇计生办或社区计生办直接发放到育龄夫妇手中；再生育指标乡镇应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上报，县人口委在自收到乡镇或社区计生办上报材料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按“一人一案”的要求，派专人进行调查复核，复核结束后，召开委务会议审核，申报对象是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提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凡符合再生育指标的对象，自会议通过之日起，由县人口委在县电视台公示7天，公示结束无异议后，县人口委以正式文件连同证明材料一起上报市人口委审批。市人口委审批后，由县人口委再次在县电视台公示7天，接受群众监督，无异议后，发给《生育保健服务证》。

（2）严格把握政策外怀孕补救措施落实程序。防止计划外生育和大月份引产现象的发生。凡政策外怀孕的对象，一经发现，乡镇计生服务所要准确掌握怀孕月份，报告乡镇或社区计生办，提出终止妊娠的方案，提交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决策，及时拿出处理意见，对能采取终止妊娠的对象，要及早动员其落实补救措施。对于暂不能落实补救措施的，应向其收缴一定数额的押金，待其落实补救措施后退还本人。对于怀孕7个月以上的，可不再督促其落实补救措施，但要密切掌握其生育情况，待其生育后及时落实节育措施，并征收社会抚养费。

（3）严格把握政策外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程序。对政策外生育的对象，在征收社会抚养费时，要严格按照“立案—调查取证—作出决定—送达执行—结案”的程序进行征收，防止简化程序。对于拒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生育对象，要严格按照省高院和省人口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非诉社会抚养费行政征收强制执行案件的通知》要求，依法向县人民法院提交《社会抚养费非诉强制执行申请书》(申请书一式两份，送交人民法院一份，乡镇或社区计生办存留一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提交申请书时，应将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卷宗材料复印件(经过复议的，连同复议决定书的副本)送交人民法院。

（4）严格做到持证执法、文明执法、挂牌上岗。县人口委和乡镇计划生育执法人员在取得《执法证》后，方可从事计划生育执法工作，并在执法许可范围内开展执法工作，做到亮证执法。单位要对计划生育执法人员进行挂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篇2

邓国泉和妻子雷德凤是四川省安县黄土镇的村民，夫妇俩先后共生育了3个女儿，如今3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3个女儿都很懂事、孝顺，这让邓国泉夫妇很是开心，在这个虽不富有的家里，他们享受着天伦之乐。

可是，邓国泉夫妇怎么也不会想到，2003年夏天从天而降的一场灾难却彻底毁灭了他们幸福而和谐的家庭。

2003年5月26日早上5时40分许，做蔬菜生意的大女儿邓慧兰和三女儿邓翠兰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由于这天蔬菜太多，姐妹俩租用了邻居朱远太的三轮摩托车。父亲邓国泉千叮咛万嘱咐，要姐妹俩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姐妹俩应声后坐到三轮摩托车上，准备前往县城时，突然一辆同向行驶的红旗牌轿车发了疯似的直冲过来，狠狠地撞在了两人乘坐的三轮摩托车上。还没有回过神来，三轮摩托车已经被撞飞到了20多米开外的绿化带上。

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幕惨剧把邓国泉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随即，他疯跑过去。然而，邓国泉却只找到了血肉模糊、遍体鳞伤的三女儿邓翠兰，而四处都没有见到大女儿邓慧兰。找了好一阵，邓国泉才在数米远的轿车里发现大女儿。由于受伤过重，大女儿邓慧兰已经停止了呼吸和心跳。邓国泉顿时老泪纵横，悲从中来。

在发现大女儿尸体的红旗轿车里，邓国泉随后还发现了另外两名身负轻伤的男子，他们正是驾驶员何隆贵及随行人员王强。

邓国泉气愤地一把抓住何隆贵，哭着大叫道：“你是怎么开车的，公路这么宽，路上什么车都没有，你怎么会把我女儿撞死！”驾驶员何隆贵忙说：“老大爷，你不要哭，不要着急，我们还是先救这个活人！”邓国泉回过神来，随后他和肇事司机一起把三女儿邓翠兰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送往医院去抢救。到了医院，邓国泉才意识到肇事司机没有同来，而是逃跑了。

邓翠兰被送往医院后，医生随即进行了检查。经检查，医生发现伤者邓翠兰的颅内血肿、骨盆骨折合并左股骨头脱位、脾挫裂伤。

案发后不久，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赶到现场对事故进行了勘查，并扣留了车牌号为川BA7255的肇事红旗牌轿车。当日下午，正当警方准备外出寻找失踪的肇事司机何隆贵时，不料何隆贵却主动来到了交警大队。在调查中，何隆贵向办案人员交代，他并不是肇事红旗轿车的车主，车主是轿车里的随行人员王强，他只是借来使用的。何隆贵同时还向交警大队提供了王强的家庭住址等情况。

由于伤者邓翠兰伤情异常严重，考虑到治疗需要不少费用，交警大队随即叫何隆贵回去找医疗费。可是，何隆贵走后却再无音讯，一去不复返。

就在何隆贵走后不久，办案人员随即从电脑里调出了这辆肇事红旗牌轿车的相关资料。可是资料却显示，该车车主并不是王强，而是绵阳市涪城区一个叫董兵的建筑老板。办案交警这才明白事情并非想象得那么简单。办案人员随即根据资料显示的电话号码与车主董兵取得了联系。

董兵来到交警大队后，显得非常震惊。董兵称，他的车在3天前出现故障后，便交给了朋友王强开往修理厂进行修理。出了事，只能是王强在未经过他本人同意的情况私自开出去的。

就在这起事件所涉及的当事人越来越多之时，正在医院实施抢救的邓翠兰的病情变得恶化起来。由于医疗费开始日渐增多，邓国泉不得不四处借钱给女儿治疗。

邓国泉于是找到交警大队，可办案交警却叫他先设法把医疗费垫上。办案交警说，价值26万元的红旗牌轿车最少也能抵押10多万元，加上几万元的保险费，至少也能赔偿20多万元。

想到有20多万元的经济支撑，邓国泉及三女婿谷永华随后开始四处借钱，为邓翠兰筹集医疗费数万元。可几天后，办案交警却意外地告诉他们，警察所扣押的肇事红旗牌轿车是车主按揭购买的。债台高筑的他们一听，立即傻了眼，心情异常沉重。

2003年6月10日，安县交警大队对这起重大交通事故作出了责任认定书，认定何隆贵驾驶的红旗轿车（搭乘王强）未按规定分道行驶且超速，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三轮摩托车驾驶员朱远太、乘车人邓慧兰、邓翠兰无违章行为，无责任。

随后，交警部门按照何隆贵、王强及车主董兵提供的住址先后3次向3人发出了前来交警大队进行调解的通知，可3人竟无一人前来调解。

何隆贵对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不服，申请重新认定责任。2003年7月8日，绵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做出重新认定的决定书，维持了安县交警大队作出的责任认定。

判决不顶用，老父叫卖法院判决书

由于没有筹到更多的钱进行手术，年仅30岁的邓翠兰胸部以下不幸高位瘫痪，除手和头部以外，其余身体部位均丧失了活动能力。3个月后，伤者邓翠兰因无钱医治而不得不出院。

邓慧兰死了，留下两个上学的儿子；邓翠兰瘫了，需终身护理，两个家庭的幸福，就这样被撞得粉碎。

2003年9月12日，安县道路交通事故科学技术鉴定委员会对邓翠兰所受伤残程度进行了鉴定，确定邓翠兰的伤残程度为一级，需专人终身护理，才能生存。

交通事故发生后，安县交警大队就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两次组织双方调解，但何隆贵、董兵都无故不到场，因而无法达成调解协议。

调解未成，陷入绝境的邓国泉夫妇及外孙子邓平、邓扬（死者邓慧兰之子）等4人一纸诉状将何隆贵、王强、董兵告上安县人民法院的被告席，要求三被告赔偿邓慧兰死亡后的丧葬费、死亡补偿费及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12万元。

同时，伤者邓翠兰和朱远太也将何隆贵、王强和董兵推上被告席，要求法院判令3名被告赔偿邓翠兰各种损失60万元，赔偿朱远太各种损失1万元。

2003年11月25日，邓慧兰死亡赔偿案在安县法院开庭审理。被告王强和何隆贵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也未作答辩；被告董兵也未到庭，但其人辩称，董兵未完全取得肇事红旗牌轿车的所有权，所以不应承担全部垫付责任。

在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的情况下，2003年12月13日，安县法院做出一审缺席宣判：邓慧兰死亡丧葬费、赔偿费及抚养人抚养费等共计80795.36元，由被告何隆贵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被告王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董兵承担垫付责任。

2004年2月25日，法院对伤者赔偿案同样进行了缺席宣判：邓翠兰的各种赔偿金586128.86元，朱远太的赔偿金5875.46元，由何隆贵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王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董兵承担垫付责任。

判决书很快按照3人留下的地址邮寄了出去。3名被告收到判决书后，均未上诉，但同样也没有进行赔偿。

之后的一个月里，3名被告仍然没有露面，赔偿金额更是一分钱也没有支付。而当邓国泉按照判决书上所留下的3名被告的家庭住址进行逐一寻找后，情况令他异常吃惊，邓国泉所寻之处根本没有3人的踪迹。

无奈之下，邓国泉找到了安县人民法院寻求帮助。可安县法院的法官却称，按照法律规定，寻找被告的责任应由当事人邓国泉承担。

2004年3月30日，邓国泉向安县人民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由于执行被告自称是绵阳市涪城区人，安县法院只得委托绵阳市涪城区法院强制执行。

邓国泉带着一丝希望向涪城区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可3天后他却得到了更为失望的消息。涪城区法院的法官说，安县法院判决书上3名被告的地址是假的，法院没有办法找到人。

随后，邓国泉再次来到安县人民法院寻求解决，可安县法院的法官却叫他去找涪城区法院。“你们像踢皮球一样，一会儿把我踢到这里，一会儿踢到那儿，叫我自己去找3名被告人，我怎么找得到嘛！”当着法官的面，邓国泉急得哭了起来。

转眼一年时间就要过去了，可3名被告却一直杳无音信。想到惨死在车轮下的大女儿和她留下的无人照看的儿子以及躺在床上无法动弹的三女儿，绝望的邓国泉随即在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以半价也就是30万元的价格出售那张法院巨额判决。2004年4月初，邓国泉找人帮忙写了一张“出卖判决书” 的纸条，准备实施他的行动。

2004年4月12日，安县县城车水马龙，异常热闹。已经50多岁的邓国泉和三女婿谷永华手拿“出卖判决书”的纸条，在大街上大声地叫卖。邓国泉对街上的市民说，谁有本事收到这笔赔款，30万元之外的钱就全部归对方。

邓国泉半价出卖法院判决的这一举动在当地引起了巨大震动，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然而，真正接招者却没有一个。

接连3天，邓国泉和女婿两人都在街头大声叫卖，可一直没有一个人问津。对于这一点，邓国泉早有预料，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并不是真的想把判决书卖出去。他是想引起政府和媒体的关注，把问题解决。

邓国泉的判决虽然没有卖掉，可他的努力却没有白费。邓国泉因无法拿到车祸赔偿款而当街出卖判决书的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当地各级政法机关的高度重视。

2004年4月18日，一直外出未归的驾驶员何隆贵终于被当地警方成功抓获。随后，当地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何隆贵有期徒刑3年。

篇3

飞来横祸 两姐妹一死一伤

（案发现场）

邓国泉和妻子雷德凤是四川省安县黄土镇的村民，夫妇俩先后共生育了3个女儿，如今3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3个女儿都很懂事、孝顺，这让邓国泉夫妇很是开心，在这个并不富有的家里，他们享受着天伦之乐。

可是，邓国泉夫妇怎么也不会想到，2003年夏天从天而降的一场灾难竟彻底毁灭了他们幸福和谐的家庭。

2003年5月26日早上5时40分，做蔬菜生意的大女儿邓慧兰和三女儿邓翠兰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由于这天蔬菜太多，姐妹俩租用了邻居朱远太的三轮摩托车。父亲邓国泉千叮呤万嘱咐，要姐妹俩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姐妹俩应声后刚坐上三轮摩托车准备前往县城时，突然，一辆同向行驶的红旗牌轿车发了疯似的直冲过来，狠狠地撞在姐妹俩乘坐的三轮摩托车上。还没有等姐妹俩回过神来，摩托车已经被撞飞到了20多米外的绿化带上。

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幕惨剧把邓国泉吓了个半死，他赶紧跑过去。然而，邓国泉却只找到了浑身血肉模糊、遍体鳞伤的三女儿邓翠兰，都没有找到大女儿邓慧兰。找了好一阵，邓国泉才在数米远的红旗牌轿车里发现了大女儿，原来大女儿被撞进了小车里。可是由于受伤过重，大女儿邓慧兰已经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在发现大女儿尸体的红旗轿车里，邓国泉随后还发现了另外两名身负轻伤的男子，他们正是驾驶员何隆贵及随行人员王强。可是，邓国泉没有想到，驾驶员在送邓翠兰去医院的时候逃跑了。

交警认定 肇事车负全责受害者无责任

（邓翠兰如今瘫痪在床）

案发后不久，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赶到现场对事故进行了勘查，并扣留了车牌号为“川BA7255”的肇事红旗牌轿车。当日下午，正当警方准备外出寻找失踪的肇事司机何隆贵时，不料何隆贵却主动来到了交警大队。在调查中，何隆贵向办案人员交代，他并不是肇事红旗轿车的车主，车主是轿车里的随行人员王强，他只是借来使用的。何隆贵同时还向交警大队提供了王强的家庭住址等情况。

由于伤者邓翠兰伤情异常严重，考虑到治疗需要不少费用，交警大队随即让何隆贵回去找医疗费。可是，何隆贵走后却再无音讯。

就在何隆贵走后不久，办案人员随即从电脑里调出了这辆肇事红旗牌轿车的相关资料。可是资料却显示，该车车主并不是王强，而是一个叫董兵的人。办案交警这才明白事情并非想像的那么简单。办案人员随即根据资料显示的电话号码与车主董兵取得了联系。

董兵来到交警大队后，显得非常震惊。董兵称，他的车在3天前出现故障后，便交给了朋友王强开往修理厂进行修理，这次是王强在未经过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开出去的。

就在这起事件所涉及的当事人越来越多之时，正在医院实施抢救的邓翠兰的病情变得恶化起来。由于医疗费开始日渐增多，邓国泉不得不四处借钱给女儿治疗。

邓国泉于是找到交警大队，可办案交警却叫他先设法把医疗费垫上。办案交警说，价值26万元的红旗牌轿车最少能抵押10多万元，加上几万元的保险费，至少也能赔偿20多万元。

想到有20多万元的经济支撑，邓国泉及三女婿谷永华随后开始四处借钱，为邓翠兰筹集了医疗费数万元。可几天后，办案交警却告诉他们，警察所扣押的肇事红旗牌轿车是车主按揭购买的。债台高筑的邓国泉一听，心情异常沉重。

2003年6月10日，安县交警大队对这起重大交通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认定何隆贵驾驶的红旗轿车（搭乘王强）未按规定分道行驶且超速，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三轮摩托车驾驶员朱远太、乘车人邓慧兰、邓翠兰无违章行为，无责任。

随后，交警部门按照何隆贵、王强及车主董兵提供的住址先后3次向3人发出了前来交警大队进行调解的通知，可3人竟无一人前来调解。何隆贵对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不服，申请重新认定责任。2003年7月8日，绵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做出重新认定决定，维持了安县交警大队作出的责任认定。

缺席宣判 被告赔偿66万余

由于没有筹到更多的钱进行手术，年仅30岁的邓翠兰胸部以下不幸高位瘫痪，除手和头部以外，其余身体部位均丧失了活动能力。3个月后，伤者邓翠兰因无钱医治而不得不出院。

2003年9月12日，安县道路交通事故科学技术鉴定委员会对邓翠兰所受伤残程度进行了鉴定，确定邓翠兰的伤残程度为一级，需专人终身护理，才能生存。

交通事故发生后，安县交警大队就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两次组织双方调解，但何隆贵、董兵都无故不到场，因而无法达成调解协议。调解未成，陷入绝境的邓国泉夫妇及孙子邓平、邓扬（死者邓慧兰之子）等4人一纸诉状将何隆贵、王强、董兵告上安县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赔偿邓慧兰死亡后的丧葬费、死亡补偿费及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12万元。

同时，伤者邓翠兰和朱远太也将何隆贵、王强和董兵推上被告席，要求法院判令3名被告赔偿邓翠兰各种损失60万元，赔偿朱远太各种损失1万元。

2003年11月25日，邓慧兰死亡赔偿案在安县法院开庭审理。被告王强和何隆贵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也未作答辩；被告董兵也未到庭，但其人辩称，董兵未完全取得肇事红旗牌轿车的所有权，所以不应承担全部垫付责任。

在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的情况下，2003年12月13日，安县法院作出一审缺席宣判：邓慧兰死亡丧葬费、赔偿费及抚养人抚养费等共计80795.36元，由被告何隆贵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被告王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董兵承担垫付责任。

2004年2月25日，法院对伤者赔偿案同样进行了缺席宣判：邓翠兰的各种赔偿金586128.86元，朱远太的赔偿金5875.46元，由何隆贵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王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董兵承担垫付责任。

判决书很快按照3人留下的地址邮寄了出去。3名被告收到判决书后，均未上诉，但同样也没有进行赔偿。

判决不顶用 老汉叫卖法院判决书

（出卖判决书）

判决书宣布后的一个月里，3名被告仍然没有露面，赔偿金额更是一分钱也没有支付。邓国泉按照判决书上所留的3名被告的家庭住址进行逐一寻找，所寻之处根本没有3人的踪迹。

无奈之下，邓国泉找到了安县人民法院寻求帮助。可安县法院的法官却称，按照法律规定，寻找被告的责任应由当事人邓国泉承担。

无奈，2004年3月30日，邓国泉向安县人民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由于执行被告自称是绵阳市涪城区人，安县法院只得委托绵阳市涪城区法院强制执行。

邓国泉带着一丝希望向涪城区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可3天后他却得到了更为失望的消息。涪城区法院的法官说，安县法院判决书上3名被告的地址是假的，法院没有办法找到人。

随后，邓国泉再次来到安县人民法院寻求解决，可安县法院的法官却叫他去找涪城区法院。“你们像踢皮球一样，一会儿把我踢到这里，一会儿踢到那儿，叫我自己去找3名被告人，我怎么找得到嘛！”当着法官的面，邓国泉急得哭了起来。

转眼一年时间就要过去了，可3名被告却一直杳无音讯。想到惨死的大女儿和她留下的无人照看的儿子以及躺在床上无法动弹的三女儿，绝望的邓国泉随即在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而无奈的想法。

2004年4月初，邓国泉请人写了一张“出卖判决书” 的纸条。随后，他和三女婿谷永华拿着这张写有出卖判决书的纸条来到了安县县城，以半价也就是30万元的价格出售那张法院的判决。4月12日这天，安县县城车水马龙，异常热闹。50多岁的邓国泉和女婿谷永华手拿“出卖判决书”的纸条，在大街上大声地叫卖。邓国泉对市民说，谁有本事收到这笔赔款，30万元之外的钱就全部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