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大众消费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在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下，现实主义文学似乎并不那么受人欢迎而一度陷于低迷，取而代之的多是魔幻化、空灵化、娱乐化之作。如果对上世纪末以来我国文学现状加以反思，无论从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度还是从文学对社会变革发展的影响力来看，都无法与新时期初的文学盛况相比。其中虽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但从文学本身来看，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断弱化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作品引起的社会效应来看，则反过来进一步证明，当今时代仍然需要现实主义文学，或者说当代文学仍然需要弘扬现实主义精神。当然，在今天开放性多样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各种创作取向都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但显然也理应有更值得倡导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必要对现实主义重新认识，并致力于重铸现实主义文学精神。

篇2

Abstract: the realism a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art creation, pay attention to honesty, emotional concealment, art image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is unique, and is it different from like romantic and other creative method of main features.

Keyword: realism; Create; realism

中图分类号：I25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概述

艺术的创作方法是指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对主体思想感情和客观生活的关系所持的基本态度和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它是在艺术思维遵循的最一般的原则，也是艺术表现中所遵循的最一般的方法。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为十分重要的并且常见的创作方法，在艺术史上起到了极其重大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使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传播开来的是19世纪法国画家库尔贝，1855年巴黎举行世界博览会，他的作品落选，便在官方博览会旁搭了一个木棚，举行个人展览。在门口的牌子上写出现实主义库尔贝的字样，并在目录上宣布现实主义的艺术观点。他认为，现实主义就是，像我看见的那样，如实的表现我那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面貌。用一句话说，就是创造活的艺术。

二、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

1. 现实性

现实性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首要特征，现实性就是要一切从现实出发，艺术创作中的艺术形象能够从现实中取材，并且真实的反应现实世界。不同于某些流派的抽象化创作方式，那些创作来源大多来源于他们头脑中的抽象概念或者对现实事物的抽象提取。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生活是艺术的惟一源泉，这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概念，应该说， 无论绘画或视觉艺术品，无论以任何形式、风格出现，凡是作者是从现实生活中得以感悟获得激情，因而形成了足以体现或表现这一激情的艺术作品， 都属于现实主义的作品。

2. 真实性

真实性也是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同于浪漫主义等其他的创作方法，它要求对现实做如实的描写，不做任何变形和夸张。高尔基说：“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为之现实主义。”

艺术形象应该是按照客观规律或者它本身应该的方式去发展，而不是按照艺术家的主观臆造。杜米埃是19世纪法国具有战斗精神的讽刺艺术的画家，也是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美术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三等车箱》是杜米埃的一幅代表作品，在昏暗、肮脏、拥挤的三等车箱中，前排座位上，坐着贫穷的一家人，他们相依在一起，看上去都很疲惫，整个画面中的人看上去似乎是都各有生活的苦衷。这样经典的形象，不是主观编造的，都是按照那个社会他们所应该有的特征去描写的。因此，观赏者在看到这些经典形象之后，就能够体会到主人公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色彩不是作者去刻意表现的，而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悲剧。

3. 典型性

现实主义并不是机械地模仿现实世界，它同样需要通过艺术形象去表现作者的思想情感，因此艺术形象就必须要做到典型性这一特征。

忻东旺的作品，将其观察的目光，聚焦于城市的底层与边缘人物，往往以表现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作为自己的艺术形象，做到典型化。他们往往穿着宽大的廉价西装，偏大的皮鞋，整个身体矮短而笨重等特点。这些特点都是忻东旺在艺术创作中提炼概括出得典型性特点，能够更加深刻的表现艺术形象的情感，也能够更加贴切的反应现实，表达作者的审美感受。

4. 思想情感的隐蔽性

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等创作方法很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它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十分隐蔽，需要观赏者去体会艺术形象从而理解作者的思想情感。

米勒的代表作品《晚钟》，一对在田间默默祈祷的农民夫妇，仿佛也听到了远方依稀可见的教堂传来的钟声：这“钟声”好像越来越大，传得越来越远……这外在粗陋、朴实，甚至木讷、痴呆，而内心纯净虔诚、温顺善良的农民形象，不仅体现了米勒对农民的深深理解和深厚的感情，也体现了19世纪后半叶艺术家强烈的民主意识以及现实主义的求实精神。

三、形式多样的现实主义

1.批判现实主义

高尔基正式提出批判现实主义并给它下了定义：批判的现实主义揭发了社会的恶习，描写了个人在家庭传统、宗教教条和法规压制下的生活和冒险，却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出路。批判现实主义思潮曾经在欧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列宾创作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是其现实主义绘画杰出的代表作之一，画面上展示的是：烈日酷暑下，漫长荒芜的沙滩上，一群衣衫褴褛的纤夫拖着货船，步履沉重地前进着。画中塑造的11个纤夫年龄、身材、性格、体力、表情各不相同，列宾在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人物的神态和姿态来充分体现人民身上所蕴藏的巨大能量，给人以激励、震撼。

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之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以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为目的，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

3.超级现实主义

超级现实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新的艺术流派，这个流派的艺术家反对抽象艺术的潜意识情感以及在造型中不表现具体物象的作法，他们认为应该排除画家的主观意念，做到纯客观地、真实地，甚至像摄影那样的再现物象，所以又称之为“照相写实主义”。

四、结语

总之，现实主义就是通过典型的艺术形象，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描写揭示生活的本质，真正的表现社会，反应现实，达到表里如一的“写实”效果。

参考文献：

[1]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篇3

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核心问题是处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即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聚焦于人与社会的关系表达，其他的存在关系则相对被忽略。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征服自然的傲慢中被忽略，传统山水和风景画的精神意义基本被漠视。人与自身的对话并未真正展开和实践，而是寄托在人与社会关系的目的之中。在从来就没有关于彼岸世界终极之思的中国，信仰与生活世界的实用理性混杂在一起，并不能起到对现实构成张力的作用，因此人与神的存在关系基本不能构成中国当代艺术的思想动力。

在单极的人的存在关系中运行的艺术社会史日益凸显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困境，以社会为中心的艺术反而受制于社会关系的制约。中国当代艺术企望社会学转向之后的再次转向。

一、20世纪中国艺术的社会主题

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之所以被特别关注，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命题相关。2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中，独立富强和文明民主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梦想，但在西方强势压力之下，最后功用选择的手段和结局是富强压倒了文明。在以社会价值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中，艺术和人被看作是实现社会价值的手段和工具。因此造成了现代艺术理想和实践在中国的一再挫败，如决澜社的短命，80年代“八五新潮美术”的政治化阐释和终结。

在传统与西方的交叉背景中去比较，20世纪中国艺术呈现出种种区别和联系：

与传统艺术相比较，在20世纪中国艺术中，社会始终处于问题中心，却漠视自然的存在，轻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与中国传统艺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哲学基础根本不同。此外，由追求富强的社会主题衍生出的民族主义诉求始终是20世纪中国艺术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传统被想当然认作是民族主义的历史根基所在，由此建立了20世纪中国艺术与传统艺术的联系。

与西方艺术相比较，20世纪中国艺术史基本是艺术的社会工具史，主张精神独立与艺术自主的现代艺术屡遭挫败。而20世纪西方艺术史中，虽然在现代艺术之外社会变革及其对人和艺术观念的冲击的表达也非常重要，但是由于启蒙思想的先在和深化，艺术对社会的表达并没有湮没人性的独立，这是西方艺术社会学的创作实践与中国20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艺术史的根本不同之处。但是20世纪中国社会艺术史的思想基础主要还是来自西方，无论后发国家的民族主义诉求，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源自西方社会思潮的传播与中国化。

20世纪艺术社会学的实践，可以分为民族现实主义（1911―1942）、革命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启蒙现实主义（1976―1989）、玩世现实主义（1990至今）和公民现实主义（2000至今）五个时期。在这里，“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具有法国著名理论家、文艺批评家罗杰・加洛蒂“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意义。他所著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是对当代现实主义出路的新阐释。当传统的现实主义发展无法解说现代意义上的新的文学艺术形态的时候，对现实主义的当代形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现实主义可以在自己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无边”的扩大，当然这种扩大也并非是毫无限度的，而是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在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主义是一种人类挥之不去的观念存在，它始终面对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并因为传统与西方的张力而不断变奏，演化为不同形态，提出种种方案。

二、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

当代艺术属于后现代主义学说的实践王国，以消费社会为其社会基础，思想基础是以解构为特征的各种后学，如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波普艺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即已从西方传入中国，并有了中国化的改造，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后现代社会基础支持，中国样式的波普艺术只能是形式的楼阁。如政治波普图像生成的动力，就更多地源自西方的眼光及诱导，而缺少后学思想视野在中国的内化。直到90年代中国出现明显的消费社会性征，各种后学及其艺术表现形式才真正被体验乃至理解。出于对后学的社会实践意义上的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开始了社会学转型。

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主要的批判对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和玩世现实主义艺术。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并非指当代艺术在现代艺术之后才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出现社会视野，而是指对过往艺术社会学实践的转折性认识。当代艺术范畴的玩世现实主义和之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和社会性相关，但都属于当代艺术社会学转型要批判的观念。两者都被认为属于庸俗艺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在疯狂的艺术之后并没有得到彻底反思，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支持下，反而成为既得利益文化权力空间的代言者，为虚空的盛世摇旗呐喊，沦为丧失艺术独立意志的犬儒主义。在历史突然终结之后，玩世现实主义艺术的开端出于一种老庄式智慧的策略表达，在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境中被激发出后学意识的反思，针对政治乌托邦和启蒙宏大叙事进行解构实践。但是其后学的政治视野尚未完全展开，就被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淹没，沉沦于日常生活的消极价值判断之中。更兼西方艺术资本和政治意图的介入，使得玩世现实主义图像进一步沦为商业名片，俨然成为艺术和人生成功的表率，凸显了其拜金和艳俗的庸俗艺术特征。

引以为批判庸俗艺术的思想资源，集中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格林伯格关于先锋文化和庸俗艺术的论述。当西方曾经的社会和艺术现象在市场经济化的中国复现时，这些在西方已经进入历史的思想资源却来到中国现场面对中国病人，复活为有效的阐释和批判手段。即便格林伯格捍卫形式主义的现代主义原教旨言论，在这里都正当其时。这又一次呈现了中西之间时空错置的超现实景观。

并非整一的后现代社会和艺术景观，其中内含的悖谬交互激发，更容易展开对后学的反思性思考。相关批判性论题从“反思现代性”开始，指出了这样的观点：作为艺术表征的特定术语，现代主义在现在已经属于过去的事情了；但现代性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合理的、值得捍卫的视域，现代性是否被后现代主义超越是悬而未定的。后现代主义概念应该被当作内在于现代性本身的一种深层的“反思性”维度，后现代艺术并非是对消费景观的简单呈现，并未取消批判和启蒙思想，而是用更精妙的、有距离的方式来设计这些思想，以便在确定的体制内把批判和启蒙思想从教条主义和可能的僵化中挽救出来。我们只是仓促地追赶各种社会思潮，拟造各种社会景观，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但我们面对的依然是“未完成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仍然是在传统与西方夹缝之中的现代转型中国的梦想。西方提供的不仅是现代性的样本，更是经过后现代反思之后的现代性辩证认知。虽然现代和后现代的追赶和实践过程不免仓促，我们也终于在这样一个思考平台上得以和西方同步。中西都处在未完成的现代性情境之中，强化了当代艺术的交流和认同基础。

艺术社会学分析不仅只是一种作为社会科学价值中立态度的方法论研究，更需要以人文主义的立场批判性地介入价值判断，评述价值的内容和谁的价值问题。中国当代艺术社会学转型所要批判的两个对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玩世现实主义，前者在乌托邦幻觉中漠视个体存在，后者是个体在后极权时代自甘沉沦，都和现代性价值相悖。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是社会学人文意识的价值自觉，它在对庸俗社会现实主义和玩世现实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指向公民现实主义艺术。这种基本和西方同步的艺术观念也和世纪末以后对西方思想超越热情的理性探求和深化有关。

如果说玩世现实主义主要是表现个体的虚无处境及无奈反抗的话，那么，公民现实主义却以鲜明的社会意识反映了民众的现实生活状况。其中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公民意识的自觉。公民现实主义延续了民族现实主义和启蒙现实主义时期批判和启蒙立场的社会关怀和人文理想，并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价值进一步趋同的国内外环境下，加强了艺术家与民众之间的实践联系，重建了其中的政治关怀。在公民现实主义艺术中，艺术不再是社会的舆论工具，而是一种主动介入社会的方式。批评家王林的“底层人文”、王南溟的“批评性艺术”、江铭的“黑白现实主义”等观点皆属此列。当然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目前的公民社会建设空间主要在民间进行，尚未纳入主流渠道，其实只是作为一种理想存在，并在一些大中城市的文化生态圈内有限实践。公民现实主义首先作为玩世现实主义的对比性话语表现为批判和启蒙现实主义的回潮，在没有有效公共空间环境呼应的处境下，民族现实主义和启蒙现实主义时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又重新暴露。其一，在审视现实时价值立场的困惑、游移乃至缺失。不少作品确实有着明确的民间立场和平民意识，但是往往只以底层民众的生活现实作为价值判断尺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和反智倾向，而偏执化解构知识分子话语，失落了审美和实践的自我主体。这种自我解构的危险其实从启蒙运动开始的时候就一直隐藏在它的内部。艺术家与民众价值诉求的同一，正包含在公民社会的理想之中。其二，作品的社会价值表达往往以审美本体缺失作为代价，因此有必要对现实主义艺术提出美学上的“苛求”。审美不是公民社会建设的抛弃物，反而应该是个体心灵完善和社会教育的必要构成。其三，对单极生活世界的再现容易陷入物质碎片化之中，缺少彼岸世界的终极追问，因此对精神世界的表达缺乏悲剧性的震撼力量。这些显在的难解的问题，更加凸显了公民现实主义的理想身份，以及受限于艺术与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困境。

三、中国当代艺术“走出意识形态”的瞻望

中国当代艺术在人的存在关系意义上依然从属于20世纪中国艺术的社会主题范畴，局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单一的存在论思考中，它的无解的意识形态困境似乎已经昭示了生活世界的宿命，也是现代性追求以来人类历史的困境。

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现代性”一节中，给出了著名的“现代性”的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他认为，现代性意味着某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但这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中包含着永恒性和不变性。在没有走出现代性的当代艺术中，克服当代艺术的意识形态困境的方法无疑正是正确认识现代性的双重面孔，特别是认识到它的永恒和不变的一面。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思想对世界存在方式的解释是有局限的，因为科学思想把世界简化为对象，从而与聪颖的主体意识分隔开来。在人类科学地思考这个世界之前，人类已经作为具体的存在者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在在世之在中，他们对自身以及世界万物的关系已经具有更基本的理解，这种理解比科学的再现更丰富、实在和全面。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思考的任务是从科学的遮蔽中重新获得这种本体论的基本理解。这里的科学思想的遮蔽，指的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社会世界的有限的理性认识，意识形态也是其中的一种制度性存在。海德格尔提示我们，人类自我建构的这个现代社会世界只是一个自我设定的牢笼，人与社会关系的单极思考把人类从丰富、本在的万物世界中抽离出来，反而失去了对存在的知觉。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指出，艺术正是前科学存在主义理解模式的一个典范性存在。在对存在的揭示中，艺术品传达了真理或将“真理设置于作品”。海德格尔所谈论的真理不是在主张同事实相对应这种简单意义上，而是在与整体相关的深刻意义上来言说的。伟大的艺术品按照事物如其所是的存在方式揭示了“万物的存在”，即按照事物之间、事物与人类目的之间的关系来揭示。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只有在对人的存在关系的整体揭示中才能传达真理。中国当代艺术需要穿越社会层面，进入到其他的人与自身、自然和神的关系之中。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建构的审美自主的理想，经历了浪漫主义直至现代主义以来的实践、艺术终结论之后的溃败。而今，在当代艺术社会学的困境之中，审美自主的理想需要重新被认识。西方现代艺术缘起时面对的文化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以及现代艺术终结时格林伯格强调的先锋文化与庸俗艺术之间的矛盾，如今都在中国复现。现代艺术内在的对人性尊严的塑造作用，在中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但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屡次挫败和仓促行进，导致我们对西方现代艺术精神和形式的理解非常有限，作为艺术背景的不成熟现代中国社会的不同步状态，也阻碍和限制了对真正现代艺术精神的汲取。康德的美学思想涉及的是艺术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艺术在对生活世界的救赎中，能够以一种特殊的直觉的修辞方式，塑造审美的心灵，展望一个超越的精神世界。

篇4

一、尊重传统，传承文明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民族道德精神家园，彰显中华语言文字的魅力，是语文教学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下列题目：“如今，中国传统节日正处于逐渐演变为简单的假日或是商家吸金的噱头的尴尬境地。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再强烈，仪式感日益淡化。学校为了让更多同学广泛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节日，准备开展系列介绍交流活动。”学生读了题干后，深有同感。做题时更印证了这种说法。笔者在批阅时，发现有些同学不明确传统节日的内涵，以至于张冠李戴，将“年年乞于人间巧”的“乞巧节”写成“元宵节”，将“艾符蒲酒话升平”的“端午节”写成“重阳节”。

汉字是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瑰宝，其形状丰润、结构精美、意境深邃、韵律悠扬，是其他文字无可比拟的。笔者在教学时常常能感受到汉字的独特魅力，并且适时的将这种感受传递给学生，引起学生的共鸣。

又如示例：汉语中一些量词形象生动，富有韵味。阅读例句，从备选例子或你的积累中也选择一个量词加以揣摩赏析。

此题要求学生品味量词的妙处，做题时笔者启发学生，可从情境、修辞、反映事物特点及给人的感受等方面考虑。不少同学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语句优美，又富有韵味。如：“江面之上，烟波浩渺。孤舟渐行渐远，如一片树叶随水漂流，不知何日才能返回故里？”

二、贴近生活，蕴含哲理

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应用文正是语文工具性的最好体现。如今的社会，人与人的交往日益密切，应用文写作更是衡量一个人基本语文素养的标志。应用文是生活中最实用的一种文体，理应受到重视，可事实却并非如此。现在很多学生的应用文写作能力大大弱化。以最常用的请假条为例，很少有学生会写正规的请假条，没抬头没落款，甚至连请假的内容都讲不清楚。因此，笔者在碰到此类的语言运用题时，会进行适当的拓展教学。扬州南通模拟卷中有一题，要求修改一位高三学生毕业时写给自己老师的一封信，此题考查语言的简明、连贯、得体。笔者在讲解时附带强调了书信等文体的基本格式，并要求学生能学以致用。

有些语言运用题从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事说起，以小见大，蕴含人生的哲理。如有一题要求揭示登山者话语中蕴含的哲理，让学生认识到“对困难要有足够的认识，才能战胜困难”，“非宁静无以致远”，“平静而坚毅的心是最好的登山鞋”。班内不乏不够沉稳的学生，比起空洞的说教，让他们从题目中学习可贵的品质，领悟人生的道理，或许效果更佳。

三、关注热点，趣中求学

“学问必须合乎自己的兴趣，方才可以得益。”学生总是喜欢新鲜的事物，对于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他们就会积极的学习，及时的思考，而时事热点最能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与社会现实同呼吸，更好的掌握语文知识，何乐而不为？一些语言运用题对热点问题及时给予足够的关注，感受时代的气息，让学生在趣中求学。

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梦想，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梦想，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让国人无比振奋和自豪。很多语用题以此为切入口，如下面的题目：

（1）哥伦比亚某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被誉为“美洲圣经”，请写出这位作家及作品的名称。

（2）莫言获奖后，《大河报》以《莫言空前，莫言绝后》为题进行了报道，请用一句话写出这一标题的弦外之音，并具体解说。

该题不仅考查了学生对文学常识的掌握程度，而且考查了学生对语言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综合性强。

“感动中国人物”的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折射着人性的光华，催下世人晶莹的泪花，荡涤世人心灵的浮尘，让我们坚信只要心中有爱，便会爱满天下。“感动中国人物”常常会成为学生的作

文素材，语言运用题中也有他们的身影。

例题：某班准备举行“祖国在我心中”主题班会，请在播放2012年“感动中国”人物李文波的相关资料时，配上画外音。通过解答此类题目，学生会对人性美有更深入的认识，为世界贡献正能量。

四、重温经典，走进大师

雨果说过：“试将莎士比亚从英国取走，请看这个国家的光辉一下子就会削弱多少！莎士比亚使英国的容貌变美。”经典作家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学的标识，甚至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吴冠中在论绘画的社会功能时也曾说过：“三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文学经典与大师的魅力可见一斑。请看下面的语言运用题：

哈佛的一位文学教授在介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时，将教室的窗帘全部拉上，点起一枝蜡烛，说这是普希金；然后又点起一枝蜡烛，说这是果戈理；接着再点起一枝蜡烛，说这是契诃夫；最后，他打开窗帘，阳光撒满教室，他说，这就是托尔斯泰。关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位哈佛教授的两个主要观点是什么？（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为黑暗中的俄国带来了光明，托尔斯泰是俄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

该题的难度系数不大，大部分学生都能写出正确的答案。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及其产生的影响有所了解，是学生额外的收获。

五、发挥想象，大胆创新

篇5

1、《名人传》，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1866~1944年）创作的人物传记作品，它包括《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或译作米开朗基罗）（1906）、《托尔斯泰传》（1911）三部传记，传记共计字数268000。称为“三大英雄传记”，也被称为“巨人三传”。现已被选中为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名著阅读。这本书也非常好地印证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训：古今之成大事业者，非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2、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1866年1月29日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镇克拉姆西。是人道主义家、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他从小爱好音乐，醉心于托尔斯泰和雨果的作品，形成了非暴力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人道主义作家。一生为争取人类自由，罗曼与黑暗进行不屈的斗争。他是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其小说特点常常被人们归纳为“用音乐写小说”。罗曼·罗兰早期写了7个剧本，以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20世纪初，他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罗兰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并于1915年 因《约翰·克里斯朵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来源：文章屋网 ）

篇6

在“新写实”小说出现之前，现实主义作家一直注重现实政治、社会历史及时代变迁，表现人生命运与精神理想，充满使命感、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池莉、方方等“新写实”小说作家虽然举起的仍是“写实”的旗帜，但是，“当他们操持着各自的话语方式来对现实和历史作出‘如实’刻画的同时，竞集体地溢出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轨道’，f。

一、从反映本质真实到描写生活真实

在20世纪8O年代中后期纷纭复杂的文学浪潮中，“新写实”小说无疑最引人注目。它出现于1987年，以池莉的《烦恼人生》和方方的《风景》为开端。其后，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刘恒的《粮食》、《伏羲伏羲》等作品相继面世，渐渐形成了新的创作群体。“新写实”小说作家并没有像“寻根文学”那样提出明确的理论主张，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是“新写实”，只能“含而糊之地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_2]。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都是“写实”的文学。传统现实主义要求反映生活本质，塑造典型形象，这就需要对已有生活进行选择、加工和提炼。什么是本质真实，现实主义似乎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从传统现实主义创作中，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理解：所谓本质真实是指那些能够反映时代面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具有典型性的社会生活。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使命就是塑造英雄典型，批判腐朽落后，推动社会进步，因而常常选择那些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重大题材，展示时代风云：我们通过鲁迅的小说，深刻认识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看到了五四新思潮影响下觉醒了的青年一代对封建专制者的反抗和斗争；茅盾的小说《子夜》，则以旧上海畸形繁荣的资本主义大都市为背景，描写了中国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之间的生死搏斗，为我们展示出上世纪2O年代末3O年代初从城市到农村乡镇广阔的社会生活。正因为如此，这些文学大师的创作，一直被奉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

现实世界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充满了琐碎庸常的市俗生活。现实主义反对机械地记录生活，表现庸俗的日常生活琐事和表面现象，认为文学创作如果机械地照搬琐碎的H常生活就会变成生活的流水帐，丧失文学的意义。这就使得传统现实主义不得不重视对于生活的“提炼”，要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由“生活真实”达到“艺术真实”。

“新写实”小说放弃了对“本质真实”的探究，不再区别“本质”与“非本质”，生活的全部都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这种变化使得作家对现有生活的“提炼”变得毫无意义，一切取舍、加工都是多余的、愚蠢的，琐屑、庸常的世俗生活成了文学的最爱。从刘震云《单位》、《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池莉《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到苏童《离婚指南》中的男女主人公，都遭遇了“一斤馊豆腐”、“孩子入托”、“老人过生日”、“妻子分娩”、“夫妻吵嘴”等生活烦恼，这些“一地鸡毛”的琐碎小事，却使他们陷入了欲哭无泪的生存尴尬，而这种庸庸碌碌的世俗层面的生活，是传统现实主义所不屑一顾的。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文艺倾向和创作方法，要求作家按照现实生活的实际样子来描写生活，也就是要真实客观地描写现实生活。高尔基曾经给现实主义下定义说：“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口]。契诃夫也认为，现实主义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_4]。无论是“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还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都是说现实主义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客观地再现现实生活，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原则。生活本身就是琐碎、庸常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养儿育女等，等都是百姓生活的真实状态，人们的生活并不是每天都发生着感天动地的故事，而是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在“新写实”小说作家看来，只有这种平铺直叙，流水帐式的“新写实”，才能真实客观地再现现实生活，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从而去除传统现实主义虚幻的真实。

二、从典型化到世俗化

现实主义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不能按照生活的自然状态去描写生活，而要对现有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和加工，经过作家的合理想象和艺术概括，塑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形象。这个典型化的过程，就是作家形象地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的过程。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要求作家不仅要有深厚的生活积累，还要善于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概括生活，透过生活表象去探求人生真谛。

现实主义“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形象应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代表着某一类人的共同特征，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和规律，同时也要具有鲜明、生动而突出的个性。当然，典型化必须从生活实际出发，对真实的生活现象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所以，“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新写实”小说不再走典型化的老路，而是疏离政治，视点下移，从崇高跌落到世俗，写普通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还原生活原生态，以凡俗众生为叙述主体，选择下层百姓的世俗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展示人们的琐碎生活中的生存烦恼，“它放弃了对生活背后是否隐藏着‘意义’和‘真谛’的探询，而把生活的意义规定在对生活本相的描写过程之中，回避对日常生活现象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因此，它更多地表现出社会转型期文学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即追求物欲而淡化理想，趋于平庸而消解崇高……既没有明确的理想，也没有澎湃的激情-E73。

池莉的《烦恼人生》以反典型化的创作方法，用生活“流水帐”来叙述青年工人印家厚从早晨起床到夜晚上床这一整天琐碎、平淡的劳碌，无论是生活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烦恼都如影相随。小说看似平淡、乏味，却揭示了真实的世俗人生，人们的生活常态就是充满了令人尴尬而又无可奈何的生存烦恼。方方的小说则以平民化的视角，表现市民阶层的价值立场。在小说《风景》中，汉口“河南棚子”那住在“十三平米板壁屋子里”的一对夫妻和他们的“七男二女”，令人怵目惊心地看到了“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黑暗的深渊所在，这里是文化的荒漠，这里是物质的寒窑，生存的贫穷和人性的丑陋一览无余，充满了粗俗和卑贱，方方以冷峻旁观的叙述彻底颠覆了“物质贫穷，精神高尚”的经典命题。

现实主义文学从典型化到世俗化的变化，也使文学真正摆脱了附庸于政治的地位，去除了笼罩在生活中的政治色彩和虚幻的浪漫主义，暴露出裸的世俗性。刘震云的小说《塔铺》，讲述了当年高考补习班的那段生活，人们忍受着恶劣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参加高考补习，并没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情，而是各为前程，“将来一旦考中，放个州府县官啥的”。《新兵连》中的那群来自河南农村的子弟，为了集训后能分到好一点的岗位，个个挖空心思表现自己，讨好、巴结连排干部，甚至出卖老乡。“三个月下来，个个跟仇人似的”，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使军营生活也变成了世俗化，没有了以往的崇高与神圣。

三、从“主观介入”到“情感隐匿”

篇7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4-0148-06

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命名方式颇为独特：很多作品命名往往既有正标题又有副标题，有的还附上题词;副标题往往强调作品呈现的时代、地域或者社会文化氛围，题词或引自其他名家名作，或引用圣经篇章，或自作警示语。凡此种种，无非是为了引起读者的高度关注，并对其阅读起到一定的引导与规约作用。本文拟就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小说命名、副标题及题词进行归类梳理，探究其中蕴藏的创作旨归与艺术意趣，以期更好地揭示其所具有的审美文化效应。

一、小说命名、题词的方式与类别

进入近代，欧洲文学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思潮兴起带动艺术创作的繁荣。在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以及孔德实证主义思想等的影响下，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风起云涌、精彩纷呈，尤其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兴盛时期，作家更关注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心理，体察人性在社会环境影响下的裂变与畸变，冀图揭示风俗浇漓的资本社会对人类心灵的荼毒与戕害，呼唤自然健全的人格;与此相应，在作品命名、题词等形式上，作家也做了新的探索，许多作品的命名、题词与作家对社会的关注程度、对人性的剖析深度以及对宗教问题的独特视角密切相关。因此，命名、题词往往是了解作家创作意图、进入作品世界的钥匙。

（一）小说命名

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命名方式，集中体现为人名式、地点式、主题式、寓意式四种。其中，以人名命名的小说占大多数，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哈代、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笔下以人物命名的作品比比皆是，如斯丹达尔的《阿尔芒斯》、《法尼娜・法尼尼》，巴尔扎克的《夏倍上校》、《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福楼拜的《萨朗波》、《包法利夫人》，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马丁・瞿述伟》、《大卫・科波菲尔》，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谢利》，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屠格涅夫的《阿霞》、《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哈泽・穆拉特》等等。对于一部小说来说，这样的命名方式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作品的主人公.同时也昭示了该小说以其人其事为主要线索的结构方式。以概括作品主要内容和主题命名的，如巴尔扎克的《婚约》、《妇女研究》、《烟花女荣辱记》，狄更斯的《圣诞颂歌》、《我们共同的朋友》，哈代的《计出无奈》，托尔斯泰《一个地主的早晨》、《战争与和平》等。以地名命名的，如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狄更斯的《老古玩店》、《双城记》，斯丹达尔的《意大利遗事》、《巴马修道院》，巴尔扎克的《石榴园》、《红房子旅馆》，哈代的《林地居民》，托尔斯泰的《琉森》、《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选择地点命名，无疑可以揭示作品发生的具体环境，凸显小说叙事的地域文化色彩。此外，寓意式命名方式也得到了众多作家的青睐，如狄更斯的《荒凉山庄》、《艰难时世》、《远大前程》，斯丹达尔的《红与黑》、《红与白》，巴尔扎克的《古物陈列室》、《幻灭》、《幽谷百合》，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哈代的《远离尘嚣》、《还乡》，屠格涅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复活》、《克莱采奏鸣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罪与罚》等.或暗示小说所写的社会环境，或象喻人物的命运，或点染人物的精神境界，或暗喻小说所表现的宗教情感，有较大的信息容涵与文化意味。

（二）副标题

作家们为了突出时代氛围，标举价值观念，体现其情感倾向，还经常在副标题中进一步暗示、引导或规约读者的阅读活动，显示了强烈的干预读者接受的主观意图。如斯丹达尔的《红与黑》，副标题为“1830年纪事”，醒目地揭示了这部小说的社会容量，提醒读者这不仅是一部爱情小说，更是一部社会政治小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副标题为“外省风俗”，揭示法国外省小镇上“一个有些变坏了的性格，一个属于虚伪的诗和虚伪的情感的女人”爱玛的沦落，描写理想的爱之梦与平庸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而导致的悲剧。福楼拜曾在写给高莱夫人的一封信中痛心地控诉：“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时在法兰西的二十个村落受苦、哭泣！”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副标题为“外省生活研究”，描写的是英国外省小镇“米德尔马契”（作品名Middlemarch，中文意即“在路上”）在工业革命推动下，政治、经济、宗教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也随之改变，但是，无论是多萝茜娅的女性理想，还是利德盖特的改革梦想都在社会保守势力的威压下归于幻灭，“社会挫败人”的主题赫然呈现。而哈代的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则有一个开始令人惊讶既而引人深思的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身处19世纪末期英国偏远农村的苔丝，失过身，杀过人，作者却如此明确、如此坚定地断言这是“一个纯洁的女人”，作者本人究竟秉持怎样的道德评价标准？遵循了怎样的社会道德习俗？当时的法律制度究竟如何？凡此种种，都说明从小说命名方式出发，有助于寻绎作家对笔下的人物、事件以及对社会习俗、道德法律、宗教政治等所持有的情感态度、审美价值取向和社会批判精神。

（三）题词

与正标题、副标题共同构成作家小说命名体系的还有题词，这也是昭示作者情感心理、道德判断与价值观念的重要方式，对读者的阅读具有引导意义。

第一，引用《圣经》中的名句作为题词。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著名题词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源自《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申命记》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五节以及《诗篇》中均出现过，全句为：“亲爱的兄弟，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初读者几乎不会注意这个题词。但恰恰是这个题词透露了作家的道德意识与宗教观念。托翁对此有过诠释：“人犯了罪，其结果就是受苦，而所有这些苦并不是人，而是上帝的惩罚。安娜・卡列尼娜对此也有切身的体会。”因此，题词犹如一把解读作品的钥匙，不注意就可能无法把握作家的创作意图与价值取向，造成明显的曲解或误读。同样，托尔斯泰的《复活》前也有如下四段题词：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题词中的前三条均涉及罪与宽容、和解，罪与罚的主题。从这三段福音书的引用，可以窥见托翁探索心灵归宿与宗教拯救的努力，体现出“不以暴力抵抗恶”以及道德自我完善的宗教哲学思想理念.而这一点正是《复活》的精神主旨。

第二，征引某些名著中的语段作为题词。例如，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的题词，就引人注目：

“可怜你这受了伤害的名字！我的胸膛就是卧榻，要供你栖息。”――威廉.莎士比亚《维诺纳二绅士》作家另辟蹊径，引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语段，悲悯女主人公的凄楚无告，对残害她的社会习俗、道德法律和伪善宗教进行挞伐，以鲜明的姿态和诗意的语言给予受侮辱与受损害者以人道主义的温情抚慰。又如司汤达在《红与黑》各章前频繁征引霍布斯、席勒、拿破仑、杨格、莫里哀、洛克、博马舍、斯特恩等人作品中的语段。该小说第三十二章“1830年的时尚”章节前题词，即引用了马拉格里达的一句名言：“语言，是用来掩饰思想的。”题词集中揭示了拿破仑后，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复辟势力嚣张，人人自危、虚伪成性的社会风气。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各章前，也征引了莎士比亚、乔叟、斯宾塞、哥尔德斯密斯、伯顿、约翰・但恩等人作品中的语段作为题词，既有效地引导了读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又充分显示了作家所受到的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影响，增强了小说叙事的容量与张力。

第三，自编警示语作为题词。较少一部分作者会在章首或节前，用自编的警示语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对作品的内容进行提示或导读。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自编题词，如第二十章的题词：“一个弃儿突然醒来/用惶恐的目光打量周围的一切/但是发现再也找不到/那对充满深情的眼睛。”暗示的就是女主人公多萝茜娅把教区长卡索朋当做先知和智者来爱，结果婚后却发现卡索朋外强中干、衰朽平庸，她并没有找到梦中的那片海，“只是在一个封闭的水坞里打转”。

上述不同类型的题词共同建构了作品多维指向的文化解读空间，既彰显了作者的阅读视域与文化承传，又暗示与强化读者的文学记忆，形成作者、作品、读者、世界之间更为复杂多样的文化畛域。

二、小说命名所承载的思想艺术旨趣

为什么小说命名会集中于这样一些方式？小说命名含蕴了作家怎样的思想旨归与审美意趣？命名与题词对于小说叙事有何价值与意义？综合考察后发现，小说命名与题词对小说文本意义的建构、审美价值的凸显以及读者接受的导引等，均有不可轻忽的重要意义。就命名来说，无论是以人名式、地点式还是主题式、寓意式来命名小说，都无一例外地包孕着这一时代的波谲云诡与沧桑巨变。

第一，时代人文精神与地域文化意识的共融。作家频繁地采用人物姓名直接命名其作品，这其实与社会思潮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当时，处于近代社会哲学思潮与神学困境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的激励下，考察人在社会环境中的性格养成以及人与社会的悲剧性冲突，对人物命运显示了空前强烈的热情与关注。在巴尔扎克“幻想的国度”里，“有它的各部大臣，它的法官，它的金融家、制造家、商人和农民。还有它的传教士，它的城镇大夫和乡村医生，它的时髦人物，它的画家、雕刻家和设计师，它的诗人、散文作家、新闻记者，它的古老贵族和新生贵族，它的虚荣而不忠实的妻子、可爱而受骗的妻子，它的天才的女作家，它的外省的‘蓝袜子’，它的老处女，它的女演员，它的成群结队的妓”。其作品也往往就是以这些各色人等中的代表者命名的，如《高布赛克》、《夏倍上校》、《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纽沁根银行》、《烟花女荣辱记》、《赛查・皮罗托盛衰记》、《贝姨》、《邦斯舅舅》等等。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也是如此。哈代还曾因为作品严厉批判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双重道德与虚假乐观主义而遭到诟病与打击，但他依然严正申明：作家的任务就是“先诊断出疾病”，然后再“确定疾病原因”，最后去“寻找药石”，而不是以虚假盲目的乐观，对社会痈疾视而不见。

而运用地点来命名小说，则源自于作家群体更为自觉的地域文化意识。如巴尔扎克，他“按照顺序描写了法国每一部分的城镇和地区。他非但不轻视外省，反而因对外省的停滞生活、趋于极端的一味顺从的美德，以及由心灵狭窄而产生的罪恶等一切特点了若指掌而感到骄傲。”他的作品以恢弘的地域文化眼光、独特的分类整理与精致的结构技艺，搭建起了纪念碑式的艺术巨构《人间喜剧》，其中的《风俗研究》分为六大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私人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以及乡村生活场景，它们从不同方面艺术地再现了“法国的全部风貌”。而哈代则把目光投向了英国西南部的多塞特郡，对资本主义入侵农村而导致的小农经济破产等有着深切的体认与悲悯，抒写了非同凡响的“人与环境”、“人与命运”搏斗的悲壮史诗，将偏远农村受宿命思想影响、被环境挤压、为社会抛弃的人们的苦难历程如实呈现，以至于这些充满地域文化特征、深刻揭示人物性格与环境龃龉的作品被冠之以“性格与环境小说”，即“威塞克斯小说”。“威塞克斯小说”中以地名命名的作品如《林地居民》之“林地”二字，揭示的正是树木葱茏、村庄古朴的美丽自然，但是又不仅仅如此简单，“哈代在《林地居民》中对大自然神秘的探索，实际上是作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探索生活的秘密”。这样，小辛托克村庄也就超出了“林地”范围，也超出了“威塞克斯地区”，具有了更广阔的时代色彩与空间意义。可以毫不武断地说，19世纪的小说家中，在鲜明浓郁的地域特征、细致精到的风物描绘以及富赡深邃的哲理意味上，巴尔扎克与哈代可谓遥相呼应、共领。

第二，宗教意识的展示与披露。寓意式命名的小说作品尽管不是很多，但也值得关注。因为这些作品中，有一部分是直接与作家的宗教意识密切相关的。这一特色又在俄国作家的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复活》的命名就与托翁的宗教观念一脉相承。“复活”的圣经原型自然是耶稣代世人受难，被钉于十字架，死后复活的故事，寓意受难、奉献、爱以及精神的永生。作品揭示的就是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的始乱终弃、幡然悔悟、上下走访、土地改良、求婚赎罪、自愿流放的精神自救过程。这一切都是在上帝博爱精神的感召下完成的。最后，聂赫留朵夫也是在《马太福音》“登山训众”的启示下获得精神的安宁与圆满的。当“应当宽恕别人的欺侮，好好地忍受”，“爱仇敌，帮助仇敌，为仇敌效劳”等训诫照亮了他的灵魂时，“他的心中充满了很久不曾有过的喜悦。就好像他经过了长期的劳累和痛苦后忽然得到了安宁和自由”，生活对他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旧《罪与罚》亦直接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情怀与救赎思想。陀氏对社会不公与贫富悬殊体验颇深，加之遭遇迫害、苦役、流放的传奇经历.世界观与宗教观均发生重大变异，形成所谓“土壤理论”或“根基主义思想”，对人民革命、政治改良持保守立场，认为俄罗斯人民的唯一出路就是忍耐、顺从、笃信宗教。所以，在作家看来，“罪”与“罚”后的精神复活与心灵救赎之唯一路径仍是宗教。

第三，诗意的怀想与追寻。寓意式命名还鲜明地体现了作家们观照时代与社会的诗性眼光与理想探寻。巴尔扎克的《幽谷百合》就显示了作者极其罕见、令人惊异的诗意笔触：“那里展现一座山谷，起自蒙巴宗镇，延至卢瓦尔河。两边山峦有腾跃之势，上面古堡错落有致;整个山谷宛如一个翡翠杯，安德尔河在谷底蜿蜒流过。……我注意到在一棵白桃树下，葡萄架中间，有一个白点，那是她的轻纱长裙。可能您已经知道她就是这座幽谷的百合花，为天地而生长，满谷飘溢着她美德的馨香。”作者精心培育的这朵“幽谷百合”――德・莫尔索伯爵夫人，迁居在景致幽美但略显苍凉荒僻的“葫芦钟堡”。尽管婚姻生活不幸，但品性高洁，具有极强的家庭责任意识，抵御年轻贵族费利克斯的爱情攻势，后却因为费利克斯见异思迁，痛心而逝。“幽谷百合”毕竟不能抵御浮华都市的欲望攻势，巴黎社会的百日、贵族流亡、复辟王朝、人欲横流，恰恰成为“幽谷”这一远离尘嚣之仙境的绝妙比照，体现出巴尔扎克对纯挚感情的珍视与守护。生活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哈代，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疏离、对田园理想与宗法制社会的眷念与怀想，在其小说的命名方式上也打上了鲜明的印记。如《绿荫下》、《远离尘嚣》、《还乡》、《林地居民》，“绿荫”、“林地”、“还乡”都具有双重含蕴，现实中指小说涉及的具体生态环境。“绿荫”就是梅尔斯托克地区村民们聚集的吉福雷伊大树下，也泛指森林、羊群、蜜蜂和秀美原野组合成的乡村田园风光，而“绿荫”的寓意则是威塞克斯古老的传统与淳朴的民风民俗，是抵御都市文明侵袭的传统力量。在哈代创作的早期，在乐观主义思想照耀下，他还没有让新旧世界（传统宗法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冲突上升到悲剧性的地步，因而，绿荫下，人们依然爱情美满、和谐相处。

第四，“纯客观”与“说教癖”共生。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往往以其观察与透视社会的非凡能力而自许，如司汤达就标榜自己是“人心的观察家”，巴尔扎克自称为“法国社会的书记员”，福楼拜则宣称自己的美学原则为“客观而无动于衷”。福楼拜强调观察社会的同时隐匿自身对人物、事件的情感好恶与思想倾向，让笔下的风物、人物、事物都呈现其最自然最客观的状态。与此大异其趣的是，萨克雷则染上了浓厚的“说教癖”。他不无幽默地自我调侃：“可能在当今所有玩小说的人当中，鄙人的说教瘾最大。难道他不是老停下故事向你说教？他本应照看自己的事物，却老是拉着诗神的袖子，用嘲弄的宣讲使诗神厌烦。”萨克雷将其小说代表作命名为《名利场》，以毫不容情的批判精神，将19世纪人欲横流的英国社会斥为“名利场”，道德说教意味可见一斑。而无论作家“纯客观”抑或“说教成瘾”，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对笔下的现实世界解剖批判、痛下针砭。司汤达的作品命名为《红与黑――1830年纪事》，巴尔扎克的“外省生活场景”系列作品（《欧也妮・葛朗台》、《图尔的本堂神甫》、《搅水女人》、《巴黎人在外省》、《古物陈列室》、《幻灭》等），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外省风俗》，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外省生活研究》，等等，从作品的副标题可以见出，作家的眼光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物的个人命运，还更多地聚焦于外省风俗习惯、家族兴衰巨变、社会历史变迁以及政治社会问题，作家们热衷于宏大叙事，力图探索社会出路和精神救赎，具有浓厚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道德意识。而《德伯家的苔丝》的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则旗帜鲜明地昭告天下：作家的道德评判标准与法律观念是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评判标准背道而驰的，作家挑战的正是维多利亚王朝极力维护的虚伪道德和法律基础。

三、题词彰显的文化意味与互文效应

与作品命名相辅相成的题词，进一步彰显了小说叙事的文化意义及其所承载的文学传统。

第一，揭示人物命运。题词内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昭示人物生活遭际与多舛命运。《德伯家的苔丝――一个纯洁的女人》中引用威廉・莎士比亚《维诺纳二绅士》中的语段，提到“受伤的名字”、“眠床”、“供你栖息”，直接揭示了人物的不幸命运，表达了作家的悲悯情怀。

第二，蕴含道德判断。《安娜・卡列尼娜》的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之“我”即为上帝。安娜的悲剧结局之宿命性、既定性，自然是与托尔斯泰的宗教道德哲学观密切相连的。作家一方面觉得安娜是一位从外表到内心都很优美的贵族女性，她追求爱情的合情合法，向俄国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宣战，勇气可嘉，精神可敬。她比那些宣称她是“堕落的女人”的上流社会人士正直纯洁得多，上流社会没有资格审判安娜，裁决安娜，只有上帝才是最后的裁判者。另一方面，安娜抛家弃子，违背了家庭伦理道德，在宗教道德面前有罪，因此，她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报应”二字揭示了她的悲剧结局。

篇8

［关键词］ 比较文学；外国文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1）05-0055-02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28［本刊网址］ http：//省略

比较文学兴起于19世纪末的欧洲。1997年，我国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专业，虽然在当时备受争议，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其合理和进步性还是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至今日，从理论上看比较文学俨然成为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比较文学依然徘徊在外国文学的课堂之外，比较的方法和意识没有真正渗透到外国文学教学中去。针对外国文学教学模式落后的现状，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课堂很好结合，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外国文学教学效果，真正将比较文学纳入外国文学的学科体系当中。

一、比较文学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门开放性的学科

比较文学最大的特色莫过于“比较”一词的使用。作为人类的基本思维方法，“比较”由来已久，但当把“比较”与“文学”联系起来时，人们就会顾名思义的把“比较文学”理解为用比较的方法所进行的文学研究。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误解。比较文学不能简单等同于文学的比较，也并非任何用比较方法所进行的文学研究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从方法论上讲，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方法，它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历史实证方法和审美批评方法两种。前者是法国影响学派的做法，注重事实的考据，力求通过各种途径探微索隐，搜取各种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的事实，用确凿的证据来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后者是美国学派的做法，运用审美批评的方法，致力于发掘文学现象之间，主要是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美学价值。这两种方法不可避免各有其弊端，今天有很多研究者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使比较文学的方法更为完善。

对于什么是“比较文学”？美国比较文学大师亨利•雷马克在文章《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中说：“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超越方法论意义之上的两重理解。首先比较文学是不同国家文学比较研究，其次比较文学还涉及了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中“比较”的真谛就在于跨越。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开放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文学与音乐”、“佛教对中国诗词的影响”等都属于跨学科的比较研究。

二、如何将比较文学嵌入外国文学的课堂

外国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在外国文学的课堂上教材和教材中所涉及的名著是讲课之源。外国文学在进入课堂之前，经过了名著翻译家和教材编者两重过滤，在呈现给学生读者时到底保留了多少原汁原味的东西不得而知。于是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的外国文学教学本身就是比较文学，这种说法虽不十分恰当但也有一定道理。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学习或讲授外国文学经典名著，具备了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特征。

在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中，如何将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方法带入外国文学的课堂，是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中的关键一环。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较早的一批从事外国文学的专家就开始呼吁在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中进行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时至今日，30年过去了，比较文学虽然作为一门课程进入了大学课堂，但依然徘徊在外国文学的课堂之外，两者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结合。如何改善这一现状，使外国文学教学焕发新的活力？笔者认为应该从教材、教师、学生三方面入手寻找解决之道。

（一）按照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编写权威教材

教材是学生学习、教师备课以及安排授课计划的重要依据。要想彻底打破旧的教学体系，首先就要从教材开始。现在各大高校通用的教材基本上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学子检验过的精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纵观各教材，不仅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文学发展呈现的不平衡性、阶段性、差异性和交融性特征，也体现出民族生活习俗、、社会体制和审美趣味的不同，这也是很多教材编写的出发点和基础。比如，在古希腊文学中孕育出的“人”的观念对西方文学影响深远，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体现为不同的内涵，在不同的文学思潮中教材都有涉及，体现出了文学发展的联系性特征。这是传统教材所具备的优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学科本身的新要求，传统教材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根据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通过对传统教材的学习，基本上了解了西方文学从古希腊罗马到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历程，对各个时期代表作品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却无法理解各国文学之间的差异性及相互影响，更不能考虑到文化、哲学、心理学等和文学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而这才是多角度、多方位关照外国文学、真正理解外国文学学科意义的关键。

近几年来，东西文学的比较成为研究的热点。作为文学现象，东西方文学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也不乏互补和交融之处，比如《圣经》对西方文学影响之大不可估量，近现代西方文学对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有目共睹，这种情况在传统教材中没有或很少提及。因此，编写一部具有比较意识的适合各层次高校普遍使用的教材是当前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而与教材配套的教学大纲及题库的设置也势在必行。这样才能为外国文学学科的顺利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教师调整教学思路，在讲授中渗透比较文学的方法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这种联系不仅在客观的物质世界当中，在文学领域中亦是如此。教师在讲授外国文学时要调整传统的教学模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讲授。这样既可以开阔学生视野，也可以缩减学生对外国文学的陌生感。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大致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先介绍本时期的历史背景、文艺思潮、代表作家作品，再做重点作家作品赏析。要颠覆这一教学模式，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角度出发，就可以看到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中，不同国家涌现出共同的文学倾向性；共同的文学思潮又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内涵。例如19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先后在法国、英国、俄国等地兴起。在本部分讲述时，首先通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之比较，概括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特征。其次，通过对各个国家现实主义文学的比较分析，揭示各自的内涵特征。法国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源地，以描写封建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为主；英国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最早最快的国家，在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中较多地表现了劳资矛盾以及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人道主义和改良色彩特别浓厚；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西欧，19世纪上半叶，当西欧资本主义已巩固和发展的时候，俄国还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锋芒首先从批判封建农奴制及其残余，并表现出封建制度的政治要求开始，直到后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才逐渐加强。由此，我们才看到了法国的司汤达，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托尔斯泰这样风格迥异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

除了概述部分，作品是学习的重中之重。我们一般习惯于从思想内涵、人物形象、艺术特色三个方面进行赏析。这种将作品孤立化的理解方法已不能适应当今全球化的要求，更无法深入探讨作品的思想内涵。以但丁的《神曲》为例，这部作品产生于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可以使我们将其与中国的《红楼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同样是表现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矛盾，《神曲》采用了上至天堂，下至地狱这样一个宏大的结构框架；《红楼梦》则采用了以小见大的结构方式，通过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家庭衰落的展示出封建社会解体的必然。结构的不同反映出欧洲和中国历史的不同，特别是封建社会特点的不同。我们恐怕很难运用《红楼梦》中家族没落的结构反映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和近代文化的冲突。

既然是在中国的语言文化环境当中，以中国文学作为参照标准自然就能拉近中西文化的距离，因此可以适当加入中国的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比如，在讲述古希腊神话时，可以与中国古代神话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得出古希腊神话具有“神人同形同性”的特征，而中国古代神话中则充斥着“尚德”思想。通过在课堂上实际运用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传授给学生。

（三）在“第二课堂”中强化

“第二课堂”一般是指一些课外活动，是对第一课堂的延伸和补充。针对文学课，我们可以在第二课堂中设计这样一些活动，比如原著阅读、专题讲座、话剧彩排、诗歌朗诵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巩固所学知识。

原著阅读缺乏是近年来文学课普遍遭遇的一个新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远离于书本之外。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必须在第二课堂中强化学生的阅读意识，并且专门布置中外文学名著进行对比阅读，以开阔学生视野，从比较中寻找阅读乐趣，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法国作家司汤达有部著名的小说《红与黑》，其中最典型的是于连的形象。为了使学生更深刻理解这一人物悲剧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因素，可以要求对比阅读中国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将其中的主人公高加林与于连进行比较分析。最后以作业或讨论的形式阐释自己的学习心得。

另外，还可以利用第二课堂的途径，让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教研项目中来，促使学生更直观地认识到比较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总之，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比较文学的介入不仅有利于重新审视本民族的文学优势及不足，更可以培养学生开放性的胸怀，这是一个当代大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的世界兴趣日益增强。当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落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闭目塞听，只有很好的借鉴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才可以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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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影符号之一“城市”对于人文精神的表达

1．“城市”作为电影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在杨德昌的电影中最强烈的一个电影符号就是“城市”，在电影的创作中，“城市”在许多的导演创作中不过是一个道具，而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城市”则是一个主角的身份出现，而电影中的演员不过就是这个“主角”的皮肤或是细胞。杨德昌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灯”，杨德昌也曾说过，“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用电影来为台北市画肖像”。其实“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现代化物质社会的代名词。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出现连续贸易顺差，同时大量外资涌入，形成国际收支双盈余，迫使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短短两年间大幅升值。台湾经济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人的精神却没有跟上物质发展的高速变化，被这样高速的物质发展拖着走，从而走向异化。而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杨德昌创作的源泉，如果说用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来说，现代化的物质社会就决定了现代人的人生观以及价值取向，很明显，杨德昌对于台湾的这个现代化物质社会是批判的，认为人不过只是这个物质社会的傀儡，失去了人应该拥有的完全纯粹的心灵。在杨德昌看来，台湾社会在新旧社会的转变中失去了方向，在电影《麻将》中的一句台词，“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希望从其中找到答案，希望别人来告诉他们，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句话就完全的表达出了导演对于这个变化的现代化物质都市的弊端，人过分忙于物质财富的积累而疏于精神上的思考，整个社会失去方向。在导演的眼中，台北，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它除了给人带来无尽的物质的财富，带来更多的是龌龊。在《麻将》中人与人之间总是为了想去占便宜，骗人，四个玩世不恭的青年想要玩弄这个社会，但是到最后却被这个变质的社会所玩弄。故事的，导演借红鱼之口说出了发自肺腑的一段话：“告诉我你活着干吗?你活着跟死有什么不一样?……想到过你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干吗?叫我们活着跟你们一样的下流，一样的，可恶，叫我们这样活着有意思吗?”在杨德昌的电影北就是这样一个异化的城市，台湾就是这样被异化的一个社会，在他的电影中“城市”这个主角是腐烂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人，这个主角的“细胞”也当然是在腐烂的，在他看来这种腐烂才是最可怕的，如果是彻彻底底的死掉，也许可以换来重生，而这种腐烂却是无法治愈的。杨德昌对于台湾社会的剖析犹如手术刀一般，他想用自己手中的手术刀剖除那些腐肉，但是他发现剖除一层腐肉之后，还是又一层的腐肉，他希望这个社会是有希望的，但这希望总会被扼杀。

2．人文关怀在“城市”中的体现。

“城市”这一符号总是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姿态出现在电影里，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杨德昌的批判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对台湾的热爱，一种人文关怀。而在《独立时代》中，杨德昌就表现了这样的人文关怀，《独立时代》的英文片为A confucianconfusion(《儒者的困惑》)。片子的一开头就引用了《论语・子路篇》，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台北在电影里变成了消费之都，物质上的富庶却没有带来精神上的富庶。而人们在这样的城市中，面对物质规则与人生态度之间无法做人。从影片的英文就表达了杨德昌的困惑，或者说与物质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些人的生存困惑，表达出了导演对于人内心精神世界的关注。而什么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最初的起源应该是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的某些观点来对人文关怀进行一些剖析：一，人文主义聚焦在人的身上，一切从人的经验开始。二，每个人自身都是有价值的――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三，人文主义始终对思想十分重视。(2)而照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从人的内心出发，关注人的价值、尊严、独立人格、个性、理想、生存、命运及其存在的意义等，从一个较高的精神层面对某一人群或是人类所共有的创伤的安慰或是对人类社会固有的顽疾的批判，而批判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让人得到精神意义上的新生，从精神上得到一个真正的自己。

而从杨德昌的电影中看，杨德昌对于“城市”的批判，就恰恰反映他对于台湾社会的病态的一种愤怒、悲恸。从而表现出对于人的一种人文关怀。在他看来，台湾社会的高速现代化忽略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如果说关注，那也只是关注的人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员的物质存在价值，而缺少了对于人的本身的一种关注，这种关注是非物质的，而是一种精神疗伤。如同鲁迅对于中国社会的批判。

二、电影符号――“固定长镜头”对于人文精神的表达

1．杨德昌电影固定长镜头的表达方式。

而另一个我要谈到的杨德昌的电影符号对人文关怀这个主题的运用就是长镜头，作为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人物杨德昌、侯孝贤，都是善于运用长镜头的运用，但是两者的风格却有明显的区别，侯孝贤总是喜欢运动的长镜头，表现的是舒缓的东方的美学神韵，注重的是一种写意的追求。杨德昌对于长镜头的运用没有侯孝贤的突出，但是却相当具有特点，他往往运用固定机位的长镜头，常常一部影片中定镜拍摄就占了70％以上。我认为杨德昌的固定长镜头的运用就是为了表现出对于真实的尽量还原，如巴赞所说的“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也正是之前提到的杨德昌自己所说的，“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用电影来为台北市画肖像”，而长镜头就是他手中的画笔。在他看来用这样固定的长镜头就会越来越趋近对于现实的重现。巴赞认为蒙太奇的叙事性决定了导演在电影艺术中的自我表现，而长镜头记录性决定了导演的自我消除，蒙太奇引导乃至强迫观众进行选择，始终使观众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而长镜头提示观众进行选择，让观众“自由选择他们自己对事物和事件的解释”。杨德昌的长镜头的处理，在于他把摄像机作为观众的眼睛的重现，而不是通过导演的眼睛来对观众进行复述，给观众直接的现场感，突出一种真实感，他的固定长镜头的镜头语言在电影中表达出了一种冰冷的、旁观的效果，使影片具有一种理性的镜头批判，用镜头来表现出对于导演想要表达的批判色彩。长镜头能够更好地还原生活的原貌，这样使导演表达的思想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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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如何将比较文学嵌入外国文学的课堂

    外国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在外国文学的课堂上教材和教材中所涉及的名着是讲课之源。外国文学在进入课堂之前,经过了名着翻译家和教材编者两重过滤,在呈现给学生读者时到底保留了多少原汁原味的东西不得而知。于是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的外国文学教学本身就是比较文学,这种说法虽不十分恰当但也有一定道理。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学习或讲授外国文学经典名着,具备了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特征。在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中,如何将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方法带入外国文学的课堂,是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中的关键一环。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较早的一批从事外国文学的专家就开始呼吁在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中进行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时至今日,30年过去了,比较文学虽然作为一门课程进入了大学课堂,但依然徘徊在外国文学的课堂之外,两者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结合。如何改善这一现状,使外国文学教学焕发新的活力?笔者认为应该从教材、教师、学生三方面入手寻找解决之道。

    (一)按照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编写权威教材

    教材是学生学习、教师备课以及安排授课计划的重要依据。要想彻底打破旧的教学体系,首先就要从教材开始。现在各大高校通用的教材基本上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学子检验过的精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纵观各教材,不仅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文学发展呈现的不平衡性、阶段性、差异性和交融性特征,也体现出民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社会体制和审美趣味的不同,这也是很多教材编写的出发点和基础。比如,在古希腊文学中孕育出的“人”的观念对西方文学影响深远,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体现为不同的内涵,在不同的文学思潮中教材都有涉及,体现出了文学发展的联系性特征。这是传统教材所具备的优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学科本身的新要求,传统教材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根据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通过对传统教材的学习,基本上了解了西方文学从古希腊罗马到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历程,对各个时期代表作品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却无法理解各国文学之间的差异性及相互影响,更不能考虑到文化、哲学、心理学等和文学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而这才是多角度、多方位关照外国文学、真正理解外国文学学科意义的关键。近几年来,东西文学的比较成为研究的热点。作为文学现象,东西方文学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也不乏互补和交融之处,比如《圣经》对西方文学影响之大不可估量,近现代西方文学对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有目共睹,这种情况在传统教材中没有或很少提及。因此,编写一部具有比较意识的适合各层次高校普遍使用的教材是当前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而与教材配套的教学大纲及题库的设置也势在必行。这样才能为外国文学学科的顺利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教师调整教学思路,在讲授中渗透比较文学的方法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这种联系不仅在客观的物质世界当中,在文学领域中亦是如此。教师在讲授外国文学时要调整传统的教学模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讲授。这样既可以开阔学生视野,也可以缩减学生对外国文学的陌生感。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大致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先介绍本时期的历史背景、文艺思潮、代表作家作品,再做重点作家作品赏析。要颠覆这一教学模式,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角度出发,就可以看到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中,不同国家涌现出共同的文学倾向性;共同的文学思潮又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内涵。例如19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先后在法国、英国、俄国等地兴起。在本部分讲述时,首先通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之比较,概括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特征。其次,通过对各个国家现实主义文学的比较分析,揭示各自的内涵特征。法国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源地,以描写封建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为主;英国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最早最快的国家,在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中较多地表现了劳资矛盾以及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人道主义和改良色彩特别浓厚;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西欧,19世纪上半叶,当西欧资本主义已巩固和发展的时候,俄国还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锋芒首先从批判封建农奴制及其残余,并表现出推翻封建制度的政治要求开始,直到后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才逐渐加强。由此,我们才看到了法国的司汤达,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托尔斯泰这样风格迥异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除了概述部分,作品是学习的重中之重。我们一般习惯于从思想内涵、人物形象、艺术特色三个方面进行赏析。这种将作品孤立化的理解方法已不能适应当今全球化的要求,更无法深入探讨作品的思想内涵。以但丁的《神曲》为例,这部作品产生于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可以使我们将其与中国的《红楼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同样是表现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矛盾,《神曲》采用了上至天堂,下至地狱这样一个宏大的结构框架;《红楼梦》则采用了以小见大的结构方式,通过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家庭衰落的展示出封建社会解体的必然。结构的不同反映出欧洲和中国历史的不同,特别是封建社会特点的不同。我们恐怕很难运用《红楼梦》中家族没落的结构反映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和近代文化的冲突。既然是在中国的语言文化环境当中,以中国文学作为参照标准自然就能拉近中西文化的距离,因此可以适当加入中国的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比如,在讲述古希腊神话时,可以与中国古代神话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得出古希腊神话具有“神人同形同性”的特征,而中国古代神话中则充斥着“尚德”思想。通过在课堂上实际运用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传授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