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门诊医生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精神科门诊医生，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方面，受文化影响，精神障碍患者多首选到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就诊，另一方面，综合医院精神科可承担大部分轻中度患者的治疗和社区复诊康复工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下称“北京朝阳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胡永东表示，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是大势所趋。

精神医疗资源匮乏

根据WHO的报告，精神障碍问题已占中国健康问题的20%，而全球的平均水平为10%。此外，WHO还预测，中国该数字在未来20年中将增长至25%。

精神障碍患者猛增的同时，精神科医生和床位却存在明显缺口，精神专科医院严重“超载”。据北京市卫生局今年5月的数据，北京已有15万名重症精神障碍患者，其中急需住院的患者约1.5万人。而北京精神科开放病床约9000张，缺口约6000张。北京回龙观医院现在的开放床位为1369张，通过加床，截至7月5日，实有患者1387名，床位使用率达107%。

不仅床位不足，精神科医生数量也严重短缺。据统计，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仅两万人，而专业人员中，本科学历者不到30%。医患比例严重失衡，导致相当一部分精神障碍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治疗。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师曲姗告诉记者，“除了外聘的3位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专家，我是医院唯一的全职精神类医生。而医院的门诊及会诊需求量很大，医务人员严重不足。”

“北京朝阳医院精神科有6位在职医生，门诊量每月可达3000～3500人，去年会诊1300例，开多少门诊就有多少患者。虽然该科医务人员人数多于大部分综合性医院，依然供不应求。”胡永东介绍，近两年来，医院精神科门诊量增幅突出，此外，还有院内的合并症会诊及精神病院转诊复查的患者。

由于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难度大、收入低，很多综合医院不愿开设或不重视精神科室。记者在北京多家三甲综合医院了解到，目前大多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室只有门诊，未开设病房，重症患者只能转向精神专科医院。且由于医务人员数量和科室规模所限，这些医院能承担的门诊量也极其有限。

“精神科规模小，工资绩效少，而每年的编制指标固定，医院因而更偏向重点科室的人员引进。而年轻的精神科医生也更倾向于去专科医院，因为综合医院没有精神科病房，无法进行三级查房。”胡永东表示，综合医院精神科是朝阳学科，现阶段更希望引进有资历的医生。

“心理治疗收费低，而且很多医生认为精神科没有客观的检查，没有发展前途，造成精神科医生流失量大。”从去年8月至今，曲姗毕业后就一直独自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坚守岗位，“虽然压力很大，但能感受并帮助到每位患者内心的痛苦，感到很欣慰。”

综合医院担纲

在记者采访期间，多位业内专家反映，为了解决精神障碍患者的就医问题，除了加强精神专科医院的能力建设，更重要的是在综合医院增加精神卫生医疗资源。

曲姗介绍，精神障碍患者大多存在“病耻感”，不愿直接去精神专科医院就诊，多先到综合医院心理科，重症患者再一步步转诊到精神专科医院。

而胡永东认为，综合医院心理科正是精神疾病首诊之地。“以抑郁症为例，约1/3的患者选择去综合医院心理科就诊，只有5%左右去精神专科医院。”

“国外综合医院的心理科是发展重点。大部分防治工作由综合医院心理科和社区承担，重症患者转诊至专科医院病房。这是合理的流动模式。”胡永东表示，轻度患者不愿去规模渐大的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同时，中国缺乏社区防治体系，后期康复体系也不健全，又造成很多患者反复住院的情况。

综合医院心理科在首诊的同时，可承担周边轻度患者的治疗和重症患者的复诊及康复工作，以提高精神卫生的防控功效。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于欣教授认为，综合医院才是承担精神卫生防治的主战场。

篇2

抑郁症是临床较为常见的精神障碍，其发病率、致残率、复发率均较高，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学习、身心健康[1]。世界卫生组织预计截止2030年，全世界以抑郁为主的心理疾病将在全球疾病负担中排名第二，而我国目前的疾病负担调查结果显示抑郁症在精神疾病中排名第一[2]。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组93例患者均符合我国第3版抑郁症诊断标准及精神障碍分类标准。患者中男53例，女40例；年龄19～75岁，平均年龄（46.5±9.7）岁；病程6个月～8年，平均病程（4.5±2.4）年；文盲8例，小学21例，初中24例，高中及以上34例；农村患者35例，城镇患者58例。

1.2调查方法 自制制定调查问卷表格，取得患者及家属同意，采取保密、不记名方式进行调查，医生指导，患者自行填写。

1.3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6.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P

2结果

2.1本次调查发现93例抑郁症患者中有32（34.4%）例患者选择在精神科门诊进行首次治疗，61（65.6%）例患者选择非精神科进行治疗。患者选择非精神科的主要原因为：34（55.7%）例患者认为自己所患疾病为躯体疾病；7（11.5%）例患者因爱面子认为到精神科就诊、治疗较丢人；6（9.8%）例患者因朋友、亲属反对；其他原因14例（23.0%）。

2.2影响患者选择精神科门诊治疗就诊的相关因素，见表1。

由表1可见：选择精神科门诊、非精神门诊首次就医的患者在自责自罪、情绪抑郁、自杀企图、消极观念、非真实感、幻觉妄想、躯体不适、家属对患者病情较关注方面存在明显差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

3讨论

作为临床常见的精神类疾病，抑郁症已对患者的工作、生活、学习造成严重影响。大多数抑郁症患者初次到医院就诊时一般不会选择精神科门诊，多数患者会极力否认自己有抑郁症倾向或患有抑郁症，半数以上抑郁症患者都认为自己是患有某种躯体疾病，究其原因可能是大多抑郁症患者的躯体会经常出现某些症状，也可能是患者及家属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不足，这往往使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间，降低了临床治愈率，给患者带来严重的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3]。

本次调查发现93例抑郁症患者中有32例患者选择首次在精神科门诊进行治疗，61例患者选择非精神科进行治疗；选择精神科门诊、非精神科门诊的患者在自责自罪、情绪抑郁、自杀企图、消极观念、非真实感、幻觉妄想、躯体不适、家属对患者病情较关注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说明抑郁症患者的心理症状较突出，观念比较消极，严重者会出现自杀企图，伴有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者，一般会到精神科就诊。到非精神科就诊的患者大多出现躯体不适。家属、亲人对抑郁症患者病情的关注程度也是患者选择就诊科室的重要因素。在教育程度、居住地、性别方面无明显差异，这一结论进一步证明影响患者选择就诊科室的因素主要是疾病本身[4]。

近年来，随着文化知识的普及，患者对抑郁症的正确认识不断提高，部分患者会及时选择到精神科就诊。到其他科室就诊的多数抑郁症患者也会转到精神科进行诊断和继续治疗，但很少有抑郁症患者的自行决定，这说明此时患者的病情已较重，对求治没有正确的判断力，更需要家属及医生的关注这说明患者的转诊决定中患者家属、心理咨询人员、医院医生都起到关键作用[5]。

综述，目前综合医院的医生、患者、家属，对抑郁症都缺乏足够认识。一般抑郁症状较轻的患者，都会选择到综合医院的非精神科就诊，这样因专业水平有限，常导致患者病程延长、病情加重，继而浪费人力及财力。所以，临床绝不可忽视抑郁症患者的诊断及治疗，提高医师对精神疾病（特别是抑郁症）的深入了解、优化治疗手段、提高患者及其家属疾病的正确认识已成为临床关注的焦点[6]。

参考文献：

[1]陈玉广.影响抑郁症患者精神科门诊治疗的相关因素研究[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3，13（22）：99，105.

[2]孙芸，张勇辉，徐庆迎，等.抑郁症患者照料者心理负担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4，27（16）：2105-2106，2166.

[3]马莉.抑郁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影响因素分析及健康指导[J].中国民康医学，2011，23（22）：2988-2989.

[4]张微.影响抑郁症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因素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4，12（31）：386.

[5]魏继祖，吕国强，沈可耕.影响抑郁症患者就诊因素分析[J].临床研究，2012，22（3）：190.

[6]余群，万纯，王宇峰.临床痊愈的抑郁症患者生命质量及影响因素的研究[J].中国伤残医学，2013，21（11）：225-226.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group of our country's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NIU Huan-huan，MIAO Zhi-min

（Qi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00，Shandong，China）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ese medical reform，the local hospitals have been operated through the way of medical concentration，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 ever since.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group run by the form has set a large hospital as a core meanwhile led other hospital members to get together well functionally and sustainably.At the same time，this group has taken charge of the whole medical market，Chinese Medical Group has twisted and turned in the groping forward.

1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Medical Group

1.1Looseness structure of medical group and unclear property right Now most of Chinese Medical Group don't change the existing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 substantially and are the loosened type.The mechanism include the hospitals'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hip，existing assets affiliations inside is unchanged [1].Overall，this operating mode restricts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groups，which becomes difficult to change the internal operating modes.

1.2The lack of a standardized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 norm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e hospital groups is not perfect and it has become a short board in the health care reform，which seriously restrict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hospital groups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the public hospitals.It is difficult to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and ultimately does not change the existing pattern of the hospitals organized by the Health Bureau[2].

1.3 The lack of policy and oversight mechanisms Most public hospitals belong to business subsidy institutions still need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in many way.But in fact，man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ancel the original financial support after the members join the group.Thereby it leads the medical groups to be difficul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which makes group behavior deviate far from the way how they should fulfill their objectives.

2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2.1 It 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clear the property ownership，so that the group of such good operational mechanism can create a 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take actions on healthcare service.

2.2 It is essential for government to form a rational treatment and grade service system optimization.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by appropriate policies，laws and regulations can improve health care service and is a powerful guarantee to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groups.

篇3

1 门诊特点

1.1 患者多而杂 人群多是门诊工作的重要特征，根据卫生部《中国卫生统计提要》1987年报导，我国门诊人次与入院人次之比约为100：1.9～2.0，本院精神科门诊数量一天甚至超过700人次。所谓患者杂是指患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同时大多数患者均有陪伴随同，可能成倍增加门诊候诊人数，因此门诊是一个相对嘈杂的公共场合，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能在门诊发生。

1.2 诊疗环节多 精神科门诊同样是一个诊疗功能比较齐全的整体系统，从患者挂号、候诊、就诊，到医院提供预检分诊、诊断、检查、注射、治疗、取药等是一连串的由多个环节组成的流程，而且精神科门诊还特设有心理测验室、眼动测验室、脑电睡眠室等。在以上服务流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阻塞都可能造成门诊的严重拥挤，候诊秩序可能出现混乱，给患者带来不便。

1.3 应急变化多 精神科患者可能在强烈刺激后出现各种不同程度的较为常见的意识障碍、木僵状态、精神运动性兴奋、抑郁状态和其他躯体症状而来门诊就诊，由于发病突然，病情复杂，如不及时处理，就有可能酿成难以挽回、危及自身或他人生命安全的自伤或冲动行为。门诊患者的人数相对较多、候诊的时间相对较长，而精神科门诊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是难以预测的，从而使门诊工作处于被动状态。故要求精神科的护士要有高度警觉性和敏锐的洞察能力。

1.4 医生变换多 门诊医生兼负医、教、科研工作的流动变换是不可避免的，而精神科部分患者病情波动时间不定，在复诊时要求初诊医生诊疗会有一定困难，有时难以满足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病情观察和判断。有时医生在诊治过程中语言、态度等稍不注意易出现医疗矛盾或纠纷，不仅影响诊疗环境，同时也可不同程度地影响医疗质量。

1.5 候诊时间长，诊疗时间相对较短 门诊医生每天都要接待大量的患者，在候诊过程中，由于患者较多，候诊时间延长。医院尽管对门诊诊治患者的时间作出原则性要求以防止出现漏诊或误诊的现象，但实际现状有时很难妥善解决好对患者来者不拒，又要保证足够时间诊疗供需。部分精神科患者在候诊过程中会因为病情原因表现烦躁不安，发脾气，甚至大声吼叫，所以精神科门诊护士如何及时发现急、重症病人，根据病情轻重缓急安排就诊十分重要。

2 精神科患者的特殊性

2.1 患者年龄特殊性 精神科的患者按年龄分有高到70～90岁的老年精神患者和小到3～7岁的儿童精神患者，这部分患者自我保护的能力降低，比如容易发生跌倒、走失等，其次情绪起伏可能比较大，心理会显得比较脆弱。儿童不能准确表述自己的内心感受，对周围事物、自我的判断力相对于其他同龄人下降，这就更需要家属和外界给予更多地关注和照顾。

2.2 症状特殊性 精神科患者的表现复杂多变，常见有兴奋躁动、伤人毁物或是缄默不语、拒绝治疗，有的表现为坐立不安、在候诊室外来回走动、有的患者为某个问题反复向护士咨询，有的甚至表现绝望自杀现象。

3 护理体会

3.1 改善就医环境，优化就医流程 现代医学认为，好的环境能造就好的心情，能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精神科门诊更应该强调就医环境的舒适、安静、优美和温馨，要求门诊各楼层的标识清楚，有清晰、简介的就诊流程，避免患者来回奔波。医院开展实名制预约挂号服务，挂号、看病、缴费、取药实行信息共享，避免了重复信息的录入，使就诊环节减少，实名制预约同时实现了分时段就诊，最大程度上减少门诊人多嘈杂的现象，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3.2 强调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门诊护士必须更新服务理念，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以患者为中心，以人文关怀为服务宗旨，能换位思考，对精神科患者给予更多的关怀。与精神病患者接触、交谈时，要尊重患者，要耐心地为患者讲述，语言简洁、准确，态度要和蔼、亲切、诚恳，并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同情心，由于部分精神病人对自身疾病没有正确的认识，不愿诉说疾病症状，甚至隐藏疾病症状，这就要求门诊护士能正确判断疾病症状的表现，不应该产生厌烦或因害怕而回避不敢接近患者，更不应该当面取笑患者。

3.3 提高业务水平 重型精神病患者主要表现为接触被动，拒绝治疗，拒绝服药，无自知力，或缄默不语或兴奋躁动，冲动伤人毁物等特点。这要求精神科门诊护士除了具有娴熟的护理技术，同时要有丰富的精神科专科知识，在巡视过程中主动与患者家属交谈，能根据患者言语、表情、行为等表现，快速对患者可能的病情变化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处理。

3.3.1 兴奋躁动患者 尽量不要与其他患者过多的交谈或争论，更不能因患者有夸大言语而讽刺和嘲笑，要用亲切、冷静的态度来关怀和对待患者 。转移患者的话题，应避免激惹患者，尽量满足他相对合理的要求，不要生硬地拒绝患者的无理要求，以免引起冲动和伤人行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安排就诊，控制病情，缩短患者在候诊的停留时间，给予及时的处理，该入院的紧急收入院治疗，尽量争取在合作无效时才用强制性措施，保护性约束前需取得家属理解和同意。

3.3.2 冲动伤人毁物患者 可根据患者的兴趣、爱好采用引导、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同时要积极组织其他工作人员协助，从背后或侧面阻止患者，对携带凶器者要劝导放下凶器，乘其不备夺下武器。

3.3.3 绝望自伤患者 接触时态度更应该和蔼，讲话热情，给予患者激励的语言，以劝告、指导为主。用亲切同情的目光鼓励患者说出自己的感受，耐心倾听患者的有关心理问题，了解致病因素，使患者感到被尊重和理解以取得患者的信任和合作，提高患者的自信心和生活的信心，给予患者精神上的支持。同时积极联系患者家属，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在就诊完毕后向监护人交代监护注意事项。

3.3.4 坐立不安的患者 首先评估焦虑的程度观察患者的回避行为，确认其焦虑的来源，帮助患者认识焦虑，能提出相应的应对技巧，减少不良刺激，减轻患者焦虑，增加患者安全感，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生活质量。

3.4 强调个体化服务 即使是同一精神疾病，不同患者具有不同疾病表现和内心体验，因此在护理过程中应根据不同患者的年龄、个性、疾病的表现、社会心理因素采取不同的护理方式。如老年患者体质弱，体力差，行走不便，在门诊走廊上应设置扶栏、厕所应设置固定坐便器、应急按钮、轮椅等，为老年人提供方便，为防摔伤，随时安排护理员护送，就诊时开通绿色通道，提前安排就诊。对儿童患者在候诊过程中可放置儿童读物、视频，设立游戏室等。

3.5 积极开展健康教育

3.5.1 门诊护士要根据患者的病情表现准确做出判断 对急性精神病患者利用沟通技巧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鼓励患者用适当的方式发泄内心的不满，因势利导的帮助患者分析病态思维及明显的异常行为，最大限度的减少患者自伤或伤人的几率，使这类病人在门诊就诊过程中顺利地完成短期的治疗和处理;慢性精神病患者一般具有病情迁延、自知力缺乏或者自知力不完整的特点，门诊护士要根据门诊患者的具体情况和接受能力，指导患者和家属了解自己所患疾病的一般医疗知识，讲解服从治疗的重要性;教会患者一些自我护理的方法，指导家属如何看护患者服药的技巧和自理训练的方法，同时要鼓励家属用积极的、正性的心态对待患者，给予患者充分的社会心理支持，这样有利于患者的全面康复[2]。

3.5.2 拒绝治疗的患者应告知家属对患者一般只能采取耐心的劝说 可寻求患者最信任或最有权威性的亲友来劝说。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可将药装在胶囊中服用，还可以把无味的药搅拌在饭菜里或饮料、牛奶中。特别强调家属对假服药的患者应监护患者把药服下，必要时检查患者的口腔，或让患者讲话以确定患者是否已服下。

3.5.3 正确应对患者的精神症状 患者的冲动行为是病态的表现，家属决不能采用打骂、捆绑、体罚的方法来制约患者，否则不但无助于控制病情，反而会加重患者的病情。在病情反复，在家无法监护时，家属应该积极地护送病人到医院进行治疗。

3.5.4 服药后是否出现不良反应，对服药依从性具有显著意义药物副作用，因此，监护人应加强对患者服药后的观察，及时处理药物不良反应，解除患者精神和躯体的不适症状，做好用药的解释工作，使患者了解药物治疗的作用及注意事项，从而提高服药依从性[3]。抗精神病药物一般有嗜睡、动作呆板、便秘、流涎、肥胖等较轻微的副作用，不需治疗处理。如出现头颈歪斜、坐立不安、四肢颤抖这些症状则是较重的副作用，这时应告诫家属必须带患者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或减少服药剂量，在恢复期维持治疗期间，一定要定期到门诊检查，以便于医师根据病情调整药物，药物服法一定要按医生嘱咐，不能自己随意增减或不规则服药。

4 总结

总之，在精神科门诊工作，护士不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富有高度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而且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良好的沟通技巧，才能保证门诊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患者和家属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篇4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竞争压力加大，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1982年中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2]：15岁及以上人口中精神障碍（不包括神经症）时点患病率10.54‰，终生患病率12.69‰。1993年采用相同的方法和标准在其中的7个地区进行第二次全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3]：时点患病率11.18‰，终生患病率13.47‰。2005年甘肃省第二次残疾病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省精神病人达12.5万人，占全省残疾病人总数的6.68%，较1987年第一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时增加了9.2万人，增幅278.8%。如果按照全国精神心理疾病发病率13.47‰推算，我省有30万精神心理疾病患者。

2 疾病负担

WHO、世界银行以及哈佛大学联合进行的全球疾病负担（globaldisease burden, GDB）研究表明，以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lifeyears, DALYs）为指标，1990年重性抑郁障碍的疾病负担占中国疾病总负担的6.2%，位居第2位，仅次于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预计到2020年，精神障碍与自杀负担将占疾病总负担的20.2%，位居第1位。Phillips[4]等研究发现，中国自杀者中40%患有抑郁障碍，抑郁是自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还有研究表明，中国抑郁症患者自杀发生率为31.8%―51.1%，其中10%―15% 患者最终死于自杀，而未及时有效治疗是造成自杀的主要原因。据WHO估计，中国因为抑郁障碍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至少超过640亿元人民币。但我省目前现缺乏这方面的资料。

3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精神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不足

由于精神科的专业地位不高，精神科医生的收入低,因此缺乏足够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目前我省共有精神科医生192人，其中执业医师166人，助理医师26人，每10万精神病患者拥有0.41名精神科医生，精神科护士203人，每10万人拥有0.78名精神科护士，远远达不到精神病患者的需求，并且主要集中在兰州和天水2市，张掖、酒泉、临夏、甘南、嘉峪关5地市没有精神专科医生。

3.2 精神病患者的就诊率低、误诊率高、服药依从性差

据WHO估计，我国有95%的抑郁症患者从未得到过诊治。及时就诊于精神科/医学心理科的患者很少，综合医院遇到的抑郁障碍患者比精神专科医院更为普遍，造成患者经常被误诊或漏诊而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抗抑郁治疗。有些研究显示[5]，首诊选择非精神专科的患者高达80.9%―92.9%，上海综合医院门诊患者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4.6%，北京综合医院门诊患病率为3.09%识别率很低。有资料显示，上海内科医师对抑郁症的识别率是21.0%，且无1例患者接受抗抑郁治疗。陆林报告，内科医师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仅10.5%,治疗率为16%，且使用的抗抑郁药大多未达到治疗剂量。抑郁症患者的服药依从性较差。研究表明只有三分之二患者服药次数超过医生处方的80%，三分之一的患者服药次数只占医生处方的40%―80%，少数患者只服很少的药物或不服。首次服抗抑郁药第1个月时停药率35%，第6个月时停药65%。

3.3 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能力差

WHO早就提出：“医院所为基础的康复不可能满足绝大多数病残者的需要，而以社区为基础的康复能给至今尚未得到帮助的病残者提供基本的康复服务”。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提倡精神科的“非住院化运动”，使众多的精神病病人从隔离性精神病院转到社区中去，并且效果非常好。目前我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不开展精神卫生服务，没有建立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缺乏精神卫生服务意识，对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认识不足。

4 几点建议

4.1 加大精神卫生投入

由于精神科的专业地位不高，精神科医生的收入低，因此缺乏足够的精神卫生生专业人员，而针对这种状况，需要加大对精神卫生工作的投入，提高精神科从业人员的待遇,培养更多合格的精神科专业人员，在各级综合医院和社区医院设立精神科门诊，在综合医院开展精神科继续教育课程，以提高全体医生对精神障碍的识别率和治疗率，探索适合我省省情的精神卫生服务模式，踏踏实实的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服务。

4.2 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宣传

精神科工作者要充分利用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途径普及和宣传包括抑郁知识在内的精神卫生知识，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知识宣教，加强对精神障碍知识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从而消除社会偏见，从根本上降低精神障碍的未治率。

4.3 加强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服务能力

我省目前有精神病专科医院（包括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共15家，设病床1000余张，不能满足我省精神病患者的需要。建立社区精神卫生机构在解决精神卫生资金不足的同时可以提高治疗效果。社区精神服务门诊负责本社区居民的精神疾病的治疗与预防，指导病人康复和就业，提供精神卫生咨询和为社区精神病患者家属培训精神卫生知识。

参考文献

[1] 沈渔.精神病学[M].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五版，2009：1-2.

[2] 向孟泽.12地区神经症流行学调查[J].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86，19（2）：87-91.

篇5

40年前，当我刚刚走进*医学院（现*大学医学部）的校门，成为一名医学生时，我以为将来作外科医生就是学习开刀，作内科医生就要学会用药。到了上一世纪80年代，我从美国学到一些介入技术回国后，觉得这些技术很神奇，比如经导管射频消融，不需要开胸手术，就可以根治心律失常，告别药物。

随着作医生的时间推移，在大量的医疗实践中，我逐渐接触到过去不曾意识的问题：来心血管内科就医的大量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心理问题－焦虑、惊恐、抑郁。事实上，心血管疾病与精神、心理疾病伴发的问题（我们称之为“共病”）在国际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课题，各国专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在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和发病机制的探讨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生命科学在进步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逐渐转化，并为新兴的社会－心理－生物综合医学模式所取代。健康的定义也不再仅仅是不生病，而是人类个体在躯体、精神和社会功能三个层面上均维持良好的状态。生存质量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经常遇到平时无症状，无先兆突发心肌梗死的患者，虽然得到了及时抢救，成功接受了介入或手术治疗，效果很好，但术后症状并不减轻。甚至有患者生动的讲，术前有痛苦，术后却痛不欲生。医生又让造影，还是正常。医生关注的是躯体的疾病，忽略了这种突发重症对患者造成的巨大精神心理创伤。

来心脏内科就医的患者存在的精神心理问题，其常见原因如下：

1.患者对自身病情不了解，所以担惊受怕。

2.患者关注自身所患疾病和相关疾病，并读了大量相关书报，但又不能完全理解医学专业知识，反而受到误导，从而过度紧张。

3.由于疾病（如长期患病，或反复手术）给患者心理造成的伤害。

4.由于心理打击引发的心血管疾病。许老就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例，她是一位著名的歌唱演员，丈夫突然去世，精神上承受的突然打击使这位女演员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

5.患者确实合并有精神心理症状，甚至疾病。

6.患者把单纯的精神心理疾病的症状误认为心血管病而来心内科就诊，例如惊恐发作。

7.家属对患者产生的影响，也会给患者造成精神心理压力。譬如患有良性早搏的青少年，孩子本身多无症状，在常规体检中发现，家长一旦得知，往往会惊惶失措。我的门诊中就有这样的一对母女，母亲比女儿的心理压力更大，孩子也在母亲的恐慌中受到了惊吓。

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患者的精神心理压力正是我们医疗工作者造成的。在给各位的背景资料里就有这样一个病例：2000年我到*同仁医院工作，在门诊遇到一位由丈夫推轮椅，自感痛不欲生的中年女患者，诉说她12年前因体检发现心电图上有st段下移和t波低平，被医生诊为心肌缺血，“隐性冠心病”。长期休假治疗，直到2年后坐上轮椅，实现了“赵本山效应”，患上重度抑郁。经治疗，这位女患者3个月后下地行走，半年后登上八达岭长城，安全恢复了正常人生。

另外，不要忘记那些还躺在病床上的患者。由于身体状况的恶化和周围环境的突然改变，所产生的不适感是很难克服的。即使是出院以后，当重新面临生活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会需要鼓励和帮助。

由此可见，心脏内科患者的精神心理问题是复杂和多种多样的，所以在日常医疗实践中，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疗方案。但一成不变的是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感和对患者的关心和耐心。有这样一位患者，在当地医院明确诊断为冠心病，医生告诉他要做冠脉搭桥手术。他不清楚手术的具体操作方式，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耐受手术，又怕不做手术病情会继续加重，因此心情异常低落。后来经过向他详细的解释手术方式和可能的风险，很快就打消了他的顾虑。医生的耐心解释和与患者沟通有时比先进的诊疗技术更重要。

当然，不容忽视的是*各大医院心血管内科每天超大的门诊量，导致了医生分摊在每个患者身上的时间就会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开设“双心门诊”，目的是对日常的心脏内科门诊量进行分流，为伴有精神心理疾患的患者提供解决问题的充裕时间。

“双心门诊”是由不同的专业知识层次共同构成的。我们现在采取的方式还比较保守，主要是以对患者负责的原则作为出发点，既关心患者的精神心理健康，又不能随便给他们戴上莫须有的疾病帽子。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到我们这里就医的患者都是怀疑自己有心脏病才来的。我们必须在诊治患者的器质性病变（即患者是否患有心血管疾病，患有何种心血管疾病，和应该采取的合理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关注他们的精神心理健康。因此，目前我们的“双心门诊”中会有一位比较资深的心血管病医生，凭借他们丰富的行医经验，在诊治病患心血管病的同时，判断他们是否存在着伴有精神心理疾患的可能。

接下来的工作会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可能是：像许老和王老一样的老专家，他们出的是特需门诊，本身就有充裕的时间面对患者，再加上丰富的行医经验和人生阅历，一个人就完成了“双心门诊”的前两个步骤。而第二种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可能：同样是由于门诊量过大的原因，主诊医生将患者转给受过相应培训并具备相关知识的辅诊医生，由他们对患者的精神心理问题进行初步处理，如果当场来不及解决，那么会约患者再次回来，专门就患者上次就诊的遗留问题进行处理。

如果面对的问题棘手，超出了心血管病医生的应对范畴，就应该把这些棘手的病例作适当集中，比如每次集中3－4个病例，请来精神心理专科医生会诊。经诊断需要转诊的，我们应该尊重精神科医生的意见，配合他们劝说患者进行必要的治疗。

但其中还是有个例存在的。我知道上届长城会双心专场开专家碰头会时，就涉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因冠心病住院的患者同时又伴有精神分裂症，那么应该如何处理？我个人非常同意陈彦方教授的意见：应该以患者的器质性病变为主，救命是第一位的，同时心血管病科和精神科要相互联合，共同参与为患者制定最合理的治疗方案。这又牵涉到“双心医疗模式”的探索，我一会儿会加以说明。

有人会说，现在有精神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也有专门的心理门诊。我也曾想把在心内科就医的有精神心理问题的患者转给这些机构，也就解决了。但事实上并不如此。

1.一些本无器质性心脏病的患者，如无心血管危险因素的中年女性，发现有心电图st-t波改变，和（或）发生胸痛、胸闷症状，她们首先顾虑的是心脏问题，而来心内科就诊，很少可能去心理门诊或精神心理专科医院就医。即使被转到专科门诊或医院，专科的精神心理医生也难以对心电图改变或室性早搏给患者一个满意的解释和结论。一些有明确，甚至严重心脏病患者（如心肌梗死后）伴有精神心理问题，他们大多数不愿在心内与精神心理两科看病。

2.来心内科就医的患者的精神心理疾患大多为轻中度，患者数量大，现在的精神心理专业队伍的规模难以应对这种需求。

3.心内科的医护人员习惯于传统的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对来就医的患者的精神心理问题一是不关注，二是缺乏识别这些精神心理问题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有人形象的形容心血管病人的心理、情绪问题成为了“被现代医学遗忘的角落”。一位著名报告文学作者在国内一家著名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住院诊治多日，诊断不明，直至跳楼自杀。事后才恍然大悟，患者死于重症抑郁。没有初步的识别，更提不上进一步治疗了。人们曾感叹，认为医学院校在医学生教育中应加强精神心理方面的内容。这固然不错，但无论在医学院的课程如何增加精神心理课程，如果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在日常的医疗实践中都是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大学期间学习的精神心理知识无用武之地，很快就会遗忘干净。我们开设“双心门诊”正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医疗工作者们树立关注患者精神心理健康的意识，从而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无疑，“双心门诊”的开设引发出了人才培训的问题，也就是说，心脏内科医生究竟应该对精神科的专业知识掌握到什么程度？目前，这种培训正在进行中，心血管网上登出了我倡议的医生课堂，其中对精神科专业的基础知识做了比较系统的讲解。而参加这次授课活动的精神科专家们，大多数都到了现场。我对他们和同样来参加今天“双心门诊”揭牌仪式的其他精神科专家们表示感谢。我们同精神科已经有了两年的合作，我希望这种合作不但会继续下去，而且会深入下去，共同来探索和最终建立“双心的医疗服务模式”，毕竟这不是一个科室可以独立完成的。

提到“双心的医疗服务模式”，我必须强调三点：

首先，“双心门诊”不是全部，而是“双心医疗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接触患者最多的最前沿。“双心门诊”的开设只是意味着万里刚刚走完第一步。在日常的医疗实践中，要实实在在的改变传统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把身心健康服务融合在一起，首先在心内科的同一诊室，同一次查房或会诊，由心内科医生和精神心理医生一起面对患者，一起解决患者同时存在的躯体痛苦和精神心理创伤。同时，对心脏专科医生进行培训，对广大医护人员进行普及教育，使他们了解和掌握识别处理常见的轻中度精神心理疾病，构建重视身心全面健康的氛围，和身心全面服务的人性化、理性化医疗模式。在心内科的日常医疗实践中解决患者的精神心理创伤，这就是我倡导的。我坚持在做“双心门诊”、“双心查房”和“双心会诊”。在这种全新医疗服务模式实施和推广过程中，我们明显看到患者对医生和医院的服务满意度提高，明显减少了不必要的检查与治疗，节约了医疗卫生资源，医患关系更为和谐，很多参与“双心”服务的研究生和年轻医生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感觉到或找到了选择医生职业的神圣。一旦有了这种氛围和模式，来院实习和学习的医学生、进修医生们都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了对医学的理念，树立了大健康的概念。

其次，注意专业队伍的培养，使年轻医师具备相关常识，增强他们的识别能力，帮助他们在日常的医疗实践中转变固有的服务理念。“双心门诊”的真正成功在于形成一种日常操作模式，而非挂上一个牌子说这个时间段或这个诊室才是“双心门诊”。如果每个医生在日常出诊时都从患者的身心健康出发，如有需要安排患者的回访和必要时通过医院申请联合会诊，那么每个医生出的都是“双心门诊”。我希望的“双心门诊”就像当年我积极推广的介入技术一样，不是某家或某几家医院的特色，而是医院运营的必须。所以，今天的揭牌仪式没有安排实际的“揭牌”，意义就在于此。

第三，心理疾患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来自于个人认识和与周围环境的交流障碍。因此，重要的还是家人和社会的关爱与理解支持，药物治疗是辅助和次要的。曾经有位患者因为早搏问题非常苦恼，甚至想到自杀来解脱，但他的家人没有放弃，通过与医生的不断的交流，让患者意识到家人始终站在他身边，疾病并没有什么可怕，从而成功的纠正了老人的心理疾病。关键的问题是寻找心病背后的故事。

我正在干一件事，写一个首都心血管防治的总体规划的建议。我呼吁构筑心血管疾病的全面防线，组建心血管疾病防治的广泛联盟。“双心的医疗服务模式”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所谓“联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集合各界的力量使“心脏大健康”的概念深入人心。今天来参加揭牌仪式的有心血管科和精神科老中青三代的医生，你们是学科可以发展的坚实基石。到场的朝阳区卫生局负责医政的领导、两家医院的院领导和各位负责医务工作的干部，感谢你们对这一医疗领域改进的探索给予的理解与支持。在座的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希望借助你们手中的笔，将“双心的医疗服务模式”传播给大众，进一步帮助人们了解全面身心健康、维护全面身心健康。

十年开放技术，已经使电生理、支架、搭桥等治疗技术得以普及，并家喻户晓。在现代医疗技术足以将人们从生死一线之间挽回的今天，我呼吁“关爱生命，以人为本”，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行医观念，将患者的机体看作是一个整体，人们的一生视作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认清我们医疗工作者为大众提供的是“一生所需、连续不断、全面综合的医疗服务”。

谢谢大家。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今天在*医院举行的双心门诊揭牌仪式。希望可以借此机会就双心医疗模式这一话题和大家进行交流。

40年前，当我刚刚走进*医学院（现*大学医学部）的校门，成为一名医学生时，我以为将来作外科医生就是学习开刀，作内科医生就要学会用药。到了上一世纪80年代，我从美国学到一些介入技术回国后，觉得这些技术很神奇，比如经导管射频消融，不需要开胸手术，就可以根治心律失常，告别药物。

随着作医生的时间推移，在大量的医疗实践中，我逐渐接触到过去不曾意识的问题：来心血管内科就医的大量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心理问题－焦虑、惊恐、抑郁。事实上，心血管疾病与精神、心理疾病伴发的问题（我们称之为“共病”）在国际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课题，各国专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在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和发病机制的探讨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生命科学在进步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逐渐转化，并为新兴的社会－心理－生物综合医学模式所取代。健康的定义也不再仅仅是不生病，而是人类个体在躯体、精神和社会功能三个层面上均维持良好的状态。生存质量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经常遇到平时无症状，无先兆突发心肌梗死的患者，虽然得到了及时抢救，成功接受了介入或手术治疗，效果很好，但术后症状并不减轻。甚至有患者生动的讲，术前有痛苦，术后却痛不欲生。医生又让造影，还是正常。医生关注的是躯体的疾病，忽略了这种突发重症对患者造成的巨大精神心理创伤。

来心脏内科就医的患者存在的精神心理问题，其常见原因如下：

1.患者对自身病情不了解，所以担惊受怕。

2.患者关注自身所患疾病和相关疾病，并读了大量相关书报，但又不能完全理解医学专业知识，反而受到误导，从而过度紧张。

3.由于疾病（如长期患病，或反复手术）给患者心理造成的伤害。

4.由于心理打击引发的心血管疾病。许老就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例，她是一位著名的歌唱演员，丈夫突然去世，精神上承受的突然打击使这位女演员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

5.患者确实合并有精神心理症状，甚至疾病。

6.患者把单纯的精神心理疾病的症状误认为心血管病而来心内科就诊，例如惊恐发作。

7.家属对患者产生的影响，也会给患者造成精神心理压力。譬如患有良性早搏的青少年，孩子本身多无症状，在常规体检中发现，家长一旦得知，往往会惊惶失措。我的门诊中就有这样的一对母女，母亲比女儿的心理压力更大，孩子也在母亲的恐慌中受到了惊吓。

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患者的精神心理压力正是我们医疗工作者造成的。在给各位的背景资料里就有这样一个病例：2000年我到*同仁医院工作，在门诊遇到一位由丈夫推轮椅，自感痛不欲生的中年女患者，诉说她12年前因体检发现心电图上有st段下移和t波低平，被医生诊为心肌缺血，“隐性冠心病”。长期休假治疗，直到2年后坐上轮椅，实现了“赵本山效应”，患上重度抑郁。经治疗，这位女患者3个月后下地行走，半年后登上八达岭长城，安全恢复了正常人生。

另外，不要忘记那些还躺在病床上的患者。由于身体状况的恶化和周围环境的突然改变，所产生的不适感是很难克服的。即使是出院以后，当重新面临生活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会需要鼓励和帮助。

由此可见，心脏内科患者的精神心理问题是复杂和多种多样的，所以在日常医疗实践中，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疗方案。但一成不变的是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感和对患者的关心和耐心。有这样一位患者，在当地医院明确诊断为冠心病，医生告诉他要做冠脉搭桥手术。他不清楚手术的具体操作方式，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耐受手术，又怕不做手术病情会继续加重，因此心情异常低落。后来经过向他详细的解释手术方式和可能的风险，很快就打消了他的顾虑。医生的耐心解释和与患者沟通有时比先进的诊疗技术更重要。

当然，不容忽视的是*各大医院心血管内科每天超大的门诊量，导致了医生分摊在每个患者身上的时间就会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开设“双心门诊”，目的是对日常的心脏内科门诊量进行分流，为伴有精神心理疾患的患者提供解决问题的充裕时间。

“双心门诊”是由不同的专业知识层次共同构成的。我们现在采取的方式还比较保守，主要是以对患者负责的原则作为出发点，既关心患者的精神心理健康，又不能随便给他们戴上莫须有的疾病帽子。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到我们这里就医的患者都是怀疑自己有心脏病才来的。我们必须在诊治患者的器质性病变（即患者是否患有心血管疾病，患有何种心血管疾病，和应该采取的合理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关注他们的精神心理健康。因此，目前我们的“双心门诊”中会有一位比较资深的心血管病医生，凭借他们丰富的行医经验，在诊治病患心血管病的同时，判断他们是否存在着伴有精神心理疾患的可能。

接下来的工作会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可能是：像许老和王老一样的老专家，他们出的是特需门诊，本身就有充裕的时间面对患者，再加上丰富的行医经验和人生阅历，一个人就完成了“双心门诊”的前两个步骤。而第二种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可能：同样是由于门诊量过大的原因，主诊医生将患者转给受过相应培训并具备相关知识的辅诊医生，由他们对患者的精神心理问题进行初步处理，如果当场来不及解决，那么会约患者再次回来，专门就患者上次就诊的遗留问题进行处理。

如果面对的问题棘手，超出了心血管病医生的应对范畴，就应该把这些棘手的病例作适当集中，比如每次集中3－4个病例，请来精神心理专科医生会诊。经诊断需要转诊的，我们应该尊重精神科医生的意见，配合他们劝说患者进行必要的治疗。

但其中还是有个例存在的。我知道上届长城会双心专场开专家碰头会时，就涉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因冠心病住院的患者同时又伴有精神分裂症，那么应该如何处理？我个人非常同意陈彦方教授的意见：应该以患者的器质性病变为主，救命是第一位的，同时心血管病科和精神科要相互联合，共同参与为患者制定最合理的治疗方案。这又牵涉到“双心医疗模式”的探索，我一会儿会加以说明。

有人会说，现在有精神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也有专门的心理门诊。我也曾想把在心内科就医的有精神心理问题的患者转给这些机构，也就解决了。但事实上并不如此。

1.一些本无器质性心脏病的患者，如无心血管危险因素的中年女性，发现有心电图st-t波改变，和（或）发生胸痛、胸闷症状，她们首先顾虑的是心脏问题，而来心内科就诊，很少可能去心理门诊或精神心理专科医院就医。即使被转到专科门诊或医院，专科的精神心理医生也难以对心电图改变或室性早搏给患者一个满意的解释和结论。一些有明确，甚至严重心脏病患者（如心肌梗死后）伴有精神心理问题，他们大多数不愿在心内与精神心理两科看病。

2.来心内科就医的患者的精神心理疾患大多为轻中度，患者数量大，现在的精神心理专业队伍的规模难以应对这种需求。

3.心内科的医护人员习惯于传统的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对来就医的患者的精神心理问题一是不关注，二是缺乏识别这些精神心理问题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有人形象的形容心血管病人的心理、情绪问题成为了“被现代医学遗忘的角落”。一位著名报告文学作者在国内一家著名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住院诊治多日，诊断不明，直至跳楼自杀。事后才恍然大悟，患者死于重症抑郁。没有初步的识别，更提不上进一步治疗了。人们曾感叹，认为医学院校在医学生教育中应加强精神心理方面的内容。这固然不错，但无论在医学院的课程如何增加精神心理课程，如果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在日常的医疗实践中都是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大学期间学习的精神心理知识无用武之地，很快就会遗忘干净。我们开设“双心门诊”正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医疗工作者们树立关注患者精神心理健康的意识，从而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无疑，“双心门诊”的开设引发出了人才培训的问题，也就是说，心脏内科医生究竟应该对精神科的专业知识掌握到什么程度？目前，这种培训正在进行中，心血管网上登出了我倡议的医生课堂，其中对精神科专业的基础知识做了比较系统的讲解。而参加这次授课活动的精神科专家们，大多数都到了现场。我对他们和同样来参加今天“双心门诊”揭牌仪式的其他精神科专家们表示感谢。我们同精神科已经有了两年的合作，我希望这种合作不但会继续下去，而且会深入下去，共同来探索和最终建立“双心的医疗服务模式”，毕竟这不是一个科室可以独立完成的。

提到“双心的医疗服务模式”，我必须强调三点：

首先，“双心门诊”不是全部，而是“双心医疗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接触患者最多的最前沿。“双心门诊”的开设只是意味着万里刚刚走完第一步。在日常的医疗实践中，要实实在在的改变传统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把身心健康服务融合在一起，首先在心内科的同一诊室，同一次查房或会诊，由心内科医生和精神心理医生一起面对患者，一起解决患者同时存在的躯体痛苦和精神心理创伤。同时，对心脏专科医生进行培训，对广大医护人员进行普及教育，使他们了解和掌握识别处理常见的轻中度精神心理疾病，构建重视身心全面健康的氛围，和身心全面服务的人性化、理性化医疗模式。在心内科的日常医疗实践中解决患者的精神心理创伤，这就是我倡导的。我坚持在做“双心门诊”、“双心查房”和“双心会诊”。在这种全新医疗服务模式实施和推广过程中，我们明显看到患者对医生和医院的服务满意度提高，明显减少了不必要的检查与治疗，节约了医疗卫生资源，医患关系更为和谐，很多参与“双心”服务的研究生和年轻医生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感觉到或找到了选择医生职业的神圣。一旦有了这种氛围和模式，来院实习和学习的医学生、进修医生们都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了对医学的理念，树立了大健康的概念。

其次，注意专业队伍的培养，使年轻医师具备相关常识，增强他们的识别能力，帮助他们在日常的医疗实践中转变固有的服务理念。“双心门诊”的真正成功在于形成一种日常操作模式，而非挂上一个牌子说这个时间段或这个诊室才是“双心门诊”。如果每个医生在日常出诊时都从患者的身心健康出发，如有需要安排患者的回访和必要时通过医院申请联合会诊，那么每个医生出的都是“双心门诊”。我希望的“双心门诊”就像当年我积极推广的介入技术一样，不是某家或某几家医院的特色，而是医院运营的必须。所以，今天的揭牌仪式没有安排实际的“揭牌”，意义就在于此。

第三，心理疾患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来自于个人认识和与周围环境的交流障碍。因此，重要的还是家人和社会的关爱与理解支持，药物治疗是辅助和次要的。曾经有位患者因为早搏问题非常苦恼，甚至想到自杀来解脱，但他的家人没有放弃，通过与医生的不断的交流，让患者意识到家人始终站在他身边，疾病并没有什么可怕，从而成功的纠正了老人的心理疾病。关键的问题是寻找心病背后的故事。

篇6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以基本个性改变，思维、情感、行为的分裂，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为主要特征的一类最常见的精神病，多青壮年发病[1]。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首诊于综合性医院[2]，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精神分裂症误诊率较高。2011年12月～2012年5月收治精神分裂症患者108例，其中21例在综合性医院被误诊为抑郁症，对这108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情况进行调查，并分析其中被误诊为抑郁症的原因，以探讨误诊抑郁症的原因及相应的对策。

资料与方法

2011年12月～2012年5月收治精神分裂症患者108例，所有病例均符合下列标准：①《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3]；②阳性症状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总分≥60分，其中21例在综合性医院被误诊为抑郁症，男9例，女12例，年龄22～52岁，平均338±110岁；6例门诊治疗，15例住院治疗，平均住院40±90天，出院后门诊随访。

治疗方法：患者均应用利培酮4～6mg/日进行治疗。疗程均8周，不合并使其他抗精神病药。

疗效评定：于治疗前、治疗后采用PANSS进行疗效评定。PANSS总分减分率≥50%为显著进步，25%～50%为进步，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40进行统计分析，P

结果

21例患者均完成8周的疗程，无1例脱落。治疗前PANSS评分75±50分，治疗后PANSS评分41±6分，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讨论

误诊分析：108例患者中未被误诊的87例均表现为较典型的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评论性幻听，思维被洞悉感，内容泛化的妄想，明显的思维松弛，自语自笑等异常行为。而被误诊的21例患者共同特点是以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为主要表现：情感淡漠，意志减退，思维贫乏等。误诊原因在于：①临床表现不典型，患者起病往往有一定诱因，后出现话少，多待于室内，不与人来往，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必须仔细加以询问，患者才谈出这段时间总感觉邻居笑话自己，所以不高兴不想出门等。这时即使是专科医师，如不认真加以辨别也可能误诊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从而容易造成有抑郁症的印象，其中5例患者有自杀观念或行为，容易给非专科医师作出抑郁症的判断。②综合性医院的某些医生对精神科知识掌握不全面，对临床表现典型的病例可以直接依照理论生搬硬套，一旦遇到不典型的病例就难以作出准确诊断。有的虽然熟悉精神科症状表现，但不熟悉精神科特殊的检查和诊断方法，在接诊患者时没有全面收集病史，相关资料不健全，未系统检查，精神活动检查不深入、不详细，受先决论影响，先入为主，一发现疑似抑郁症状，如话少，心情不好，被动，压力大，自杀观念等就急于作出抑郁症的诊断。③患者及其家属对精神疾病缺乏正确的认识也是造成误诊的原因之一，此外部分患者及其家属存在病耻感，对精神疾病治疗不了解甚至误解，往往能接受抑郁症而不能接受精神分裂症，使患者患精神疾病时不到精神科医疗机构就诊，而就诊于综合性医院抑郁症门诊。④家属讲述病史时会着重介绍一些自己一知半解的抑郁症状，往往忽视了患者的基本表现也是造成误诊的原因之一。

应对措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改变这种局面：①对患者及其家属展开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根据每个医院的经验和当地特点，制订具体的宣教策略，改变社会对精神疾病和卫生工作的不足印象，强调精神疾病是脑部的疾病，患者及其家属对疾病的发生不负有责任，患者应该得到同情和关爱，有精神疾病即求诊于精神科医疗机构。②加强综合医院与精神科医疗机构之间的沟通，促进联络会诊，综合性医院医师应加强对精神科知识的了解，提高对精神疾病的识别率，在接诊精神疾病患者时就强调精神科的专业特点和专业属性，应请专科医师会诊或建议患者及其家属及时转诊精神科医疗机构，尽早让患者接受合理的治疗[4]。③精神病学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精神功能，目前的理化检查方法还不能满足精神疾病诊断的需求，临床主要是凭借症状、病史、病程等特征作出诊断，医生的提问、患者的回答、对患者的观察等都很难完全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接诊精神疾病患者时，临床医生除了具备专业知识、临床经验和临床实践工作能力，还必须明确思维方法在精神科诊断上的重大意义，出现误诊时除了在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上找原因，还务必在思想方法上总结教训，要考虑自己作出诊断的判断推理过程是否正确，自觉避免思维方法漏洞，从而降低临床误诊率。

参考文献

1郝伟.精神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03-113.

篇7

据了解，中国精神科专业医院的前身大多都是精神病人收容所，在世俗的眼中，这里是“疯子”的聚集地，是“无法理喻”的危险空间。

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李占江回忆起八十年代刚工作时，经常对陌生人掩饰自己的职业：他说很多人知道是精神科医生，甚至会问，你们在那里待的时间长了会不会也得精神病？

相比普通人看待这个职业异样的眼光，同行们的偏见可能更让精神科医生们难过。

1992年临床专业毕业的姜涛被分配到安定医院时，在北京东城长大的他甚至不知道这座医院地址在哪儿。他有时面对大学同窗，难于启齿自己做了精神科医生：“那会儿去北京市卫生局开会，主席台上点名问‘安定医院的来了吗’，其他医院的医生们在底下就先会笑成一片。”

除了偏见和歧视，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待遇低同样是让年轻医学院学生们“躲避”精神病学专业的客观原因。有精神科医生称，谁都知道收入上内科不如外科、精神科不如内科。

安定医院的住院医生付冰冰告诉记者，做住院医生的第一年最苦，工作从周一到周六，早上八点到病房，名义上晚上十点下班，但写完每天的医嘱、给一些病人开完睡眠药，离开医院一般都十点半了。晚上十一点回到宿舍，洗洗刷刷，十二点就得赶紧睡觉。

在安定工作满两年后，付冰冰通过了院里的“第一次大考”，有了出门诊的资格。作为国内少数几个拥有三甲资格、唯一有着百年历史的精神专科医院，安定医院的门诊楼大厅里天天人满为患，偶尔有患者躁狂发作，人们才会躲避、挤让着为他闪出一条路来。二楼的各个诊室门口，站在走廊里、坐长凳上排队候诊的人同样拥挤不堪，为医生送病历的护士也只能抱着牛皮纸的袋子，在人缝儿里侧身扭过。

付冰冰每周出一天抑郁门诊，与另一位同事在十平米的诊室里，平均每人要看五十个号。他们将门诊的工作分为两种：为来开药的病人看病叫“刷方子”，为首次就诊的病人看病叫“写白本”。往往，付冰冰正在这边询问着病人的情况，那边就不断有着急的病人推门、探头，一些挂不上号的病人更是会径直而入，要求他给“加个号”。在每个病人四元钱的挂号费里面，医生只获得八角的报酬，遇到躁狂症状的病人被抓伤也是常事儿。

在住院楼的另一端，即便是作为八病区病房主任的姜涛，促狭的办公室空间也仅仅容得下两个人转圜。事实上，姜涛在安定医院工作二十二年，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强度几乎没有变过。每天早上七点开始查房，十点才能坐回椅子上歇会儿。

与专门治疗抑郁症的九病区不同，姜涛负责的八病区收治的主要是精神分裂症、毒瘾和酒瘾等更具攻击性的病人。“比如有的病人会陷入幻听，将医生当作特务，而自己是国家安全人员，跟踪医生。这对医生来说就是一种可能被袭击的机会。”姜涛说这里的医护人员，要懂得在病房里保护自己，不留给病人袭击的空间。曾经有护士靠在椅背上午休被病人用毛巾勒住脖子，幸好被另外一个清醒的病人救下；也曾有幻听病人对怀孕的女医生说：“我想看看你肚子里是什么？”

舍弃不了的工作，丢不掉的迷茫

“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刚受过一次打击。”一个精神科医生掰着手指头告诉记者，“前一阵，亲戚家里一个学管理专业的妹夫，工作五年后跳槽去万达搞电商，薪水已经比我们病区主任都高。可我们从‘住院医’到‘主治’，再到副高、成为‘专家’，就算顺利也至少需要十一年的时间。”

至今，安定医院在北京医管局下辖的21家医院里依旧算第三档，即便是护士，收入也比普通综合医院低很多。而且与低收入对应的是高风险，这点在精神科医生职业经历里最能体现。

北京安定医院的姜涛做住院医生的第二年，被“转”回当时收治重症病人的北锣鼓巷院区。平素在这里值班的医生只有一个，遇到紧急情况只能自己处置。一天晚上，一位病人产生了幻听，对同屋另一个病人又是椅子砸、又是开水烫，姜涛好不容易控制住发病的病人，将受伤病人带到另一间病房处理伤口，灯一亮，旁边的年轻护士先被病人的惨相吓晕了过去。“最后只能先掐醒护士，再自己单独处理病人的烫伤和外伤。”

也是在这里，姜涛第一次被病人袭击，一个高他一头、身体强壮的女病人因抗拒住院，挣扎时一拳打飞姜涛的眼镜，他的眼眶肿了很长时间。“当时的工资条上，有一个栏儿里写着一块钱，开始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钱，后来老医生告诉我，这就是精神科医生的行业风险补贴。”

“现在好多了，补贴已经变成了保险。”姜涛告诉记者，也是那一年，他每月的工资“翻了一倍”，拿到了二百元。当时，一批国外药企进入中国，很多同学都去做了医药代表。一位在药企的同学聚会时给他看了一张一万四千元的工资条，并让他来公司跟着干，姜涛思前想后还是拒绝了：“虽说药代也体现了一种价值，但跟最初选择学医想实现的价值不一样。”

拒绝了诱惑，未必就不迷茫。住院医生的工作远没多年后一个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女诗人笔下那么快乐和诗意，“很多衰竭的病人一年也不会跟你说几句话”，枯燥得让人觉得“没劲透了”。当时，北京广播学院一得抑郁症的女大学生在姜涛督导治疗下，仅用一个月时间便恢复、出院，顺利毕业、分配工作。她的父母特地来表示感激之余，娓娓道出一个让他震惊的事情：女儿抑郁时恰逢夫妻二人双双下岗，绝望的二人甚至买好农药准备带女儿一起自杀。正是爷爷奶奶坚持将孙女送到安定医院，让女儿顺利毕业获得了一份好工作，也让这家人有了喘息和转机。

精神科医生当然有情绪

精神科医生为病人诊断时，需像福尔摩斯一样细心、缜密，不放过一个细节，甚至还要到病人原籍做“外调”。姜涛曾收治过一个东北病人，在老家医院被诊断为脑炎，治疗几个月后没任何好转。住院后，姜涛从病人职业入手，从家属遮遮掩掩的话里找到了病因：病人是一银行职员，动用了银行的钱私下放贷，却因贷款对象还不了钱做不平账，担心东窗事发得了癔病。姜涛让病人家属与病人谈心，表示家里无论如何也会帮他把钱补回，几番劝解之下病人神奇康复。

病人和家属的沟通，让精神科医生感到很“无力”。抑郁症病人家属一般都属“高情感表达”，对医生期望很高。今年安定医院九病区住院的一个来自农村、在北京上大学的女生，其母亲对医生医嘱始终不以为然，一直认为女儿之所以得抑郁症，“是学上得太多，就不应该读大学”。母亲的落后观念不只无助于女儿康复，甚至加重她的病情。第一次出院不久，她就二次入院，症状从抑郁到抑郁加躁狂。

“每当看到那些对病人不理不管或发脾气的家属，就特别想吼他们：难道不知道他是个病人需要照顾吗？我们脱掉白大褂，情感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会同情被父母不管的孩子。”一位精神科医生告诉记者，穿上白大褂眼中只能有病人，要照顾病人微妙的心理感受。

篇8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7.007

抑郁障碍是综合医院门诊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患者往往以更复杂、更隐匿的形式就诊于综合医院的各科室,神经内科、消化内科、心内科和妇科常见[1-3]。本研究对就诊于上述科室的抑郁障碍患者的患病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其就诊特点。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7年5月至6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神经科、消化科、心内科和妇科的连续就诊者。

抽样方法:在调查前用随机方法选择在各医院的调查日期。在调查日内,所有年龄≥18岁,并获得知情同意的就诊者均进入筛查。排除先前调查日内已经接受过调查的就诊者,或因精神或躯体功能严重障碍不能完成调查的就诊者。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评分≥8分的就诊者由经过培训的精神科医师用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 International Neuropsyahciatry Interview,MINI)中文版进行评估,根据美国《精神障碍统计和诊断标准》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Health Disorders,Fourth Edition )做出诊断[4]。确诊为抑郁障碍的患者为抑郁障碍组; 完成MINI访谈,无任何精神障碍者,以及HADS评分

1.2 工具

1.2.1 自编一般筛查问卷

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就诊状况(过去半年内,因为此次就诊的症状或疾病而就诊的次数、每个月的误工天数);功能损害(包括3个问题,分别询问“您目前疾病对于工作、生活和社交活动造成的总体不良影响”,每个问题均为0“无影响”~10“最为严重的情况”级计分)。

1.2.2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5]

焦虑和抑郁各有7个项目,每个项目分0~3级评分,得分越高,症状越严重。本研究以≥8分为界值。

1.2.3 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Somatic Symptom Severity Scale,PHQ-15)[6]

包括15个条目(表1),分别评价15种躯体症状,每一项根据严重程度计0“无”~2“大量”分,评分为2分定义为该症状为阳性。总分越高说明躯体症状越严重。

1.2.4 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7]

是一种定式诊断工具,用来对各种精神障碍做出临床诊断,中文版的信效度良好。

1.3 统计方法

采用组间比较,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抑郁障碍组248例(男65例,女181例,2例不详),筛查阴性就诊者1580例(男534例,女1038例,8例不详)。抑郁障碍组平均年龄低于筛查阴性就诊者[(47.3±15.4)岁vs.(49.8±16.9)岁, P=0.025)]。职业分布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82)

2.2 抑郁障碍组与筛查阴性就诊者的就诊特点比较

2.2.1 躯体主诉

抑郁障碍组PHQ-15总分高于筛查阴性就诊者[(12.6±5.4)vs.(8.9±4.4),P

2.2.2就诊状况与功能损害情况

抑郁障碍组过去半年就诊次数、因病误工天数均多于筛查阴性就诊者,目前的疾病对工作、生活和社交的影响大于筛查阴性就诊者(表2)。

2.3 非精神科医生对抑郁障碍患者的识别和处理

248例抑郁障碍患者中,只有48例(19.4%)患者被建议转诊到精神科或予以精神类药物,其他均按照就诊科室的本科疾病处理方式进行处理。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抑郁障碍患者的年龄低于筛查阴性就诊者[8],各种躯体主诉明显多于非抑郁患者,尤以疲乏、睡眠问题以及疼痛症状更为多见,达20%以上,提示对有躯体主诉的患者尤其应注意抑郁障碍的可能性。此外,综合医院就诊的抑郁障碍患者的医疗负担较重、生活质量较差[9]。因此,早期识别和治疗抑郁障碍对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医疗花费非常必要。

本研究中仅有约1/5的抑郁障碍患者被非精神科医生识别,反映了目前综合医院精神卫生服务的不足,有必要加强综合医院医生对精神科诊疗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增强其对精神疾病的重视程度,使综合医院成为提供精神卫生服务的重要场所。

参考文献

[1]罗盛,蒋云,吴恺,等.综合性医院抑郁症的特点及疗效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8):587-589.

[2]付艺,耿力,胜利.妇科门诊患者的精神障碍患病率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21(4):271-273.

[3]史丽丽,赵晓晖,姜荣环,等.北京市部分神经内科门诊焦虑、抑郁障碍的现况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9,23(9):617-620.

[4]何燕玲,马弘,张岚,等.综合医院就诊者中抑郁焦虑障碍的患病率调查[J].中华内科杂志2009,48(9):748-751.

[5]季建林,吴文源,陈福国.医学心理学[M].3版.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1:317.

[6]Kroenke K,Spitzer RL,Williams J,et al.The PHQ-15:validity of a new measure for evaluating the severity of somatic symptoms[J].Psychosomat Med,2002,64:258-266.

[7]司天梅,舒良,党卫民,等.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中文版的临床信效度[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9,23(7):493-497.

篇9

中图分类号：B845.67，R192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1）002-0102-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1.02.006

Post-earthquake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MHPSS)capacity of health

facilities in some areas in Sichuan: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key informant

interview with grassroots health professionals

LIU Jin1，GUAN Li-Li1，XIANG Hu2，WU Xia-Min1，MA Ning1，

LIANG Xiao-Qiong2，WU Bao-Ming1，MA Hong1

1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Healt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1912Sichuan Mental Health Centre,Mianyang 621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MA Hong,mahong@bjmu.省略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post-earthquake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MHPSS)capacity by psychiatric hospitals,and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and village clinics in some extremely hit and severely hit areas in Sichuan.Methods:Referring to definition and levels of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defined by 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 of UN,a questionnaire consisting of basic information and current services of health facilities,MHPSS trai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past two years,and willingness and feasibility to provide MHPSS was developed,and 30 doctors from 1 county-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1 town-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5 township health centers,and 5 village clinics were surveyed.Ten of them were interviewed to explore their occupational experiences,the earthquake influence on the health facilities,the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of learning and providing MHPSS.Result:There were 0.68 psychiatrist/100,000 population and 0.83 psychiatrist/100,000 population in county level and town level respectively.There had been no pre-quake training on MHPSS,11 doctors got(1~7)days(median=2 days)of post-quake training,but unleveled,with insufficient teaching materials or reference books.Only 19 doctors could have time to provide MHPSS,and possible hours would be(6.9±2.5)hours/week.The county-level and town-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s had to manage the pre-quake inpatients,and admitted post-quake new cases.The county-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 conducted some patterns of public mental health education.Only 2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provided 20 persons/month outpatien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Psychiatrists had not been trained in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and had not had experience to deal with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efore the earthquake.Non-psychiatric physicians felt that their capacity of providing proper MHPSS was quite limited.The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only had valium as the basic psychotropics.Buildings in health facilities were damaged by the earthquake,which was especially reflected by collapse of a whole ward building in the town-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Conclusion:Post-earthquake MHPSS capacity by health facilities in county and lower levels is extremely limited in Sichuan.It is suggested that in the future the relevant professionals be trained in more practical and specific ways in different levels,the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and village clinics be authorized to use basic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and disaster-resistant level be strengthened while building new or altering old psychiatric hospitals.

【Key words】 earthquake; mental health; psychosocial; capacity; cross-sectional studies

（Chin Ment Health J，2011,25(2):102-106.）

人为或自然灾难后的救援是复杂的工程。联合国机构间常委会（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IASC）于2007年制定出《紧急情况下的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指南》［1-2］（以下简称《指南》），为救援人员和社区计划、建立并协调最基本的多部门救灾工作提供指导。《指南》将灾后的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MHPSS）定义为旨在保护或促进心理社会安宁和/或预防或治疗精神疾病的所有当地或外部支持。列出的服务范围包括四个层次，即①基本服务和安全（如食品、帐篷和防疫措施）；②社区和家庭支持（如寻人和帮助家庭团聚、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活动）；③有针对性的非专科服务（如由初级保健人员提供的心理急救、基本精神卫生服务）；④专科服务（如治疗严重精神疾病）。灾后救援是多部门合作、分层次的服务，其中③和④层次的服务需要卫生部门人员参与［1］。在《指南》中，建议对于卫生部门MHPSS能力的评估需包括初级保健和精神病院的能力和基本精神科药物。为了解四川5.12地震后部分极重及重灾区医疗机构提供MHPSS的能力，2009年2月本项目组调查了安县、什邡市和三台县、绵阳市的部分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情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 以极重灾区（绵阳安县、德阳什邡市）和重灾区（绵阳三台县、绵阳市游仙区）的医生为目标人群。共分级调查来自县级精神病院1所、乡镇级精神病院1所、乡镇卫生院5所和村卫生室5所的医生。并对其中愿意并有时间交谈的医生进行深入访谈。

1.2 工具

参照联合国机构间常委会对MHPSS的定义和分级自编问卷，内容包括卫生机构基本信息及目前提供服务的情况，近2年接受MHPSS培训及教材和参考书的情况，提供MHPSS的意愿及可行性，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访谈提纲内容包括个人从业经历、地震对医疗机构的影响、学习和提供MHPSS的经历及感受等。

1.3 实施过程

在临时板房医院内，研究者去医生的办公室或诊室，经过医生的口头同意后请他们填写自编的问卷。

深入访谈是由同一访谈者完成所有访谈。每次访谈持续约1小时。如果办公室或诊室里不方便访谈，则在院子里访谈。研究者在访谈中做笔记。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3.0进行统计分析。针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对符合正态分布的应用均数和标准差进行描述，采用t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对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应用中位数（M）描述，采用秩和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针对计数资料应用具体例数进行描述，因总例数＜40，采用费歇尔精确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针对定性访谈，将笔记中的每句话进行编码，归入从业经历、地震对医疗机构的影响、学习MHPSS的经历和感受、提供MHPSS的经历和感受等类别。然后按照研究目的，着重分析医疗机构所受地震的影响，以及提供MHPSS的能力，包括所受培训的数量和内容、人力资源、基本药物、服务需求、工作量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对能力提供的影响。

2 结 果

2.1一般情况

共计30名医生参加了问卷调查，其中男性23名，平均年龄(39.4±13.3)岁，从业年限1~42年(中位数（M）为12年）。极重灾区组和重灾区组的医生在所有变量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共对10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包括县级精神病院的院长1名（男性，从事精神卫生专业25年），乡镇级精神病院院长1名（男性，从事精神卫生专业6年，原为外科医生，近6年从事心理咨询工作），乡镇卫生院医生8名（其中男性7名，从事精神卫生相关工作，即灾后心理咨询共1年）。

2.2医疗机构提供MHPSS的能力

2.2.1精神科医师在辖区内的人口比例

县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为0.68/10万人，乡镇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为0.83/10万人（表2）。

2.2.2已接受的培训

在地震前，所有人员均未接受过任何与灾后心理变化及处理相关的培训。截至2009年1月，共有11人接受过1~7天（中位数2天）省、市或区级的培训，培训内容为灾后心理干预、灾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干预、如何应对有遇难家属的人或放松技巧等。全部11人均有兴趣看培训教材。有4人列出记得住的教材或参考书名称，并评价其适用性：《灾后心理卫生服务技术指导要点》（大部分适用或完全适用）、《灾后儿童心理救援》（完全适用）、《精神卫生核心信息和培训手册》（完全适用）和《医学心理学》（少数内容适用）。

2.2.3提供灾后MHPSS的主观意愿

有27名医生表示在条件允许时愿意为受灾群众提供灾后服务。

2.2.4提供灾后MHPSS的现状

个人可投入的时间：有19人表示有时间为受灾群众提供服务，其中有7人列出每周可提供服务的小时数，平均为（6.9±2.5）小时/周。

医疗机构提供灾后服务的情况：县级和乡镇级精神病院除继续管理地震前的住院患者，还收治震后的新发病例，包括应激相关障碍患者。县精神病院通过心理卫生知识讲座、义诊、发放宣传资料、新闻报道等方式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只有2所乡镇卫生院提供灾后心理服务，目前门诊量约为20人/月，方式为心理咨询。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发放宣传资料。

2.3 深入访谈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

2.3.1医疗机构也受到地震的影响

地震对医疗机构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极重灾区的乡镇级精神病院受到极大破坏，除门诊外，整个医院的其他建筑全部倒塌。医务人员顾不上自己的家庭，先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后在板房中继续治疗原住院病人95人，同时还不断收治与地震有关的新发病例。由于临时住所及周边环境中存在大量的木棍、铁丝、绳索等物品，造成冲动攻击和自杀自伤的危险性加大，加上临时板房不够高，病人很容易上到房顶后外走，给护理工作带来极大压力。

2.3.2服务能力有限

县级精神病院有精神科医师10名，基本没有受过心理危机干预培训，没有治疗PTSD的经验。乡镇级精神病院的精神科医师数量严重不足，4名精神科医师面对100多名患者的诊疗及值班任务，感到压力过大。地震后曾有1名来自外院的大学毕业两年的住院医师每周来一次作为外援，但并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由于床位有限，不得不对某些需要住院的新发病例仅进行门诊处理。乡镇卫生院的精神科药品单一，除地西泮外无其他精神科药品，肌注氯丙嗪仅用于麻醉前用药，不作为精神科处理用药。基层医生虽然看到有大量的受灾群众需要MHPSS，从医务人员的天职出发也愿意帮助他们，但是由于学历普遍偏低，在地震前没有受过心理危机干预的培训，缺乏灾后危机干预的教材和参考书等诸多因素，觉得自己能力有限，无法给受灾群众提供到位的服务，甚至害怕由于自己的理解错误或处置不当，反而给受灾群众造成二次伤害。另外，由于基层医生承担医疗网底的工作，工作内容多，工作量大，在客观上难有较多的时间用于提供MHPSS。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的县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0.68/10万人）和乡镇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0.83/10万人）均低于2008年全国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1.35/10万人）［3］。在没有灾难时，按这样的人口比例提供常规精神卫生服务尚且人力资源不足。在地震后，如果按照震后3个月PTSD患病率为7.2%［4］推算，县级和乡镇级精神病院需要分别诊治PTSD患者10.6万和3.5万。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患者，14个精神科医师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MHPSS是分级服务，各级所涉及的人员和服务内容不同，需要的培训也不同。为了提供优质服务，最好在灾前做好人员的技术准备，即需要充分的备灾［1］。本研究发现医疗机构人员在灾前未接受过任何相关的培训，在灾后仅有11人接受过培训，但培训时间短，且未按照内容进行分级培训，属于无计划的培训。另外，教材和参考书严重不足，基层人员不得不将针对性不强的《医学心理学》作为参考书。

按照MHPSS的服务分级，本研究中的对象应该承担的是有针对性的非专科服务（如由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和村医提供的心理急救和基本精神卫生服务）和专科服务（如精神科医师对严重精神疾病的诊治）。但是因为培训严重不足，非精神科医生并不具备提供心理急救和基本精神卫生服务的能力，县级精神病院的精神科医师也缺乏诊治PTSD的技能。少数乡镇卫生院只提供20人次/月心理咨询，这种工作量也反映出基层供方的服务有限。

医院作为治病救人的场所必须具有高度的抗灾能力，包括硬件条件，以及接受过培训的人员和应急程序等软件条件。面对全球日益增多的自然和人为灾难，世界卫生组织（WHO）号召各成员国建设可以抵抗地震及其他灾难的医疗机构，并将2009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定为“挽救生命加强医院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5］。本研究中也见到精神病院病房全部倒塌、造成住院护理工作压力极大的情况。WHO西太区办公室已发行了相关手册《医院应该免受灾难侵害：降低风险，保护医疗设施，挽救生命》，对各项建筑指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4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仅调查了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情况，未涉及其他供方的服务能力现状、不同部门间的合作现状，亦未涉及医务人员自己作为受灾群众的因素，已发现人员数量不足、培训严重不足、提供的服务有限及医疗机构的抗灾能力差等问题，说明地震后医疗机构提供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的能力极为有限。建议今后对县级及以下精神卫生机构人员、基层卫生工作者和社区服务人员开展实用的和有针对性的分级培训；采取措施改变基层卫生机构缺乏基本精神科药品的现状；在新建或改造精神病院时，加强硬件的抗灾强度。

参考文献

［1］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IASC Guidelines o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in Emergency Settings［OL］. Geneva: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2007:1-19(2007-12)［2009-09-03］.http:∥省略/iasc/pageloader.aspx?page=content-products-products&sel=22.

［2］Wessells M,van Ommeren M.Developing inter-agency guidelines o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in emergency settings［J］. Intervention,2008,6(3/4):199-218.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8年各类卫生机构人员数［M］.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9:24-27.

篇10

资料和方法

一般资料：从2000年1月～2001年5月出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141名中随机抽取64例,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分为家庭病床组和普通门诊组。其中住院2次的为30例，1次的为28例，2次以上的为6例。2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性（P均>0.05）。

方法：家庭病床由精神科医生和护士共同出诊，采取每月进行2次走访，每周进行1次电话巡诊。由家属或社区托管人员担任护理，通过巡诊，调整患者用药，了解患者躯体及心理状况，适时给予心理支持，指导其家属如何护理。了解复发先兆及处理方法，并制订相应的康复治疗计划。遇有疑难或病情变化及时由主治医师、主任医师亲临家庭临床会诊，以指导家庭病床的治疗质量，保障病人的康复。普通门诊治疗采取患者及家属定期门诊治疗。用自拟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复发例数、再住院例数、住院次数、治疗的依从性、疾病转归、复发率、致残率等）分别对家庭病床组和普通门诊组5年内的上述情况进行评定。

结 果

复发例数：家庭病床组6例，普通门诊组21例，前者显著减少（P

讨 论

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疾病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具有病程迁延、反复发作、复发率高等特点。对社会及家庭都有所影响。目前已成为极为关注的社会问题，开放家庭病床，既有利于社会和谐、安定，又解决了病人的治疗，同时也缓解了住院难的问题。通过对病人进行家庭病床治疗的结果表明，家庭和睦，社会支持好，亲友关系好，业余活动丰富，家庭成员对患病者能理解，对治疗疾病的信心大，坚持服药，家庭及患者容易接受，提高了患者服药的依从性，又为社会及家庭节约住院开支，减少复发。因此，家庭病床治疗精神分裂症能有效地减少临床复发及再住院率，提高患者的社会功能水平，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本文所采用的家庭病床是对出院后患者采取的1种系统的家庭治疗模式，从对照分析结果看，家庭病床使患者既得到了药物治疗，又得到了医生的心理指导。使其树立生活信心，特别是提高了治疗的依从性、治愈率和康复率，降低了复发率、再住院率和致残率，使其生活自主能力方面恢复到可能实现的最大限度。使他们在社会中完成其合适的社会角色，同时也使其患者及家属掌握了精神疾病的防治知识，使有病情复发倾向的病人很快恢复正常。家庭病床的建立，改变了重性精神疾病传统的封闭式住院治疗方式，有利于病人社会功能的恢复。综上所述，家庭病床治疗对于消除症状，提高治疗依从性，减少复发，恢复社会功能，改善生活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病人生理、心理、社会的全面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