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国社会问题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首先，随着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城市的数量在逐年的上升，一些中小城市的规模也在逐渐的扩大，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更多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城市的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农耕地面积在逐渐的减少。尤其在我国近几年房地产发烧阶段，很多城市频现“无人区”，大量的土地被圈成住宅用地，但由于种种原因房子修好无人居住，逐渐荒凉变成一片废墟;其次，由于农业生产都是家庭联产承包，每家就那么几亩地，粮食作物生长期长，劳动者从中获得的利润远远小于二、三产业，再加上整个社会消费水平的逐年上升，家庭经济开销的压力，使得很多农民扔下土地跑到沿海一些城市打工，这样产生的结果是很多的农耕地被荒废，杂草丛生。再者就是农村的宅基地问题，很多家庭在修建新住宅楼时并没有修建在旧的宅基地上，或者在其他地方重新修建而老房子并没有拆除并转化成农耕地。

以上三种现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明显，使得我国的土地资源逐渐的减少。在连续这几年召开的两会上，都会涉及一个问题――保护中国18亿亩耕地红线。民以食为天，我国是一人口大国，尽管国土面积很大，但由于受到地形和气候的影响，使得耕地面积有限，再加上我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多自然灾害，所以确保一定的耕地面积是保证人民粮食问题的本质所在。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应从法律政策方面给予相应的土地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把关，严防盲目占用农耕地，防止土地的流失;当然，针对农村出现大面积的荒废地，除了法律制度，也可以采取一些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将大量分散荒废的土地统一收回再承包给个人或集体，发展一些农业产业园，瓜果、蔬菜种植基地等，实行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这样既保护了荒废的土地，同时又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2、家庭问题

这一问题主要发生在大量的农村，体现在两个方面：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和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协调，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良好的工业基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吸引着大量农村人口的流入，使之成为我国人口的主要迁入地。相反，我国中西部地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城市化水平低，成为我国主要的人口迁出地。计划生育的实施，使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减低，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减慢，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总数依然持续上升，导致当今很多家庭呈现出“4―2―1”模式（即两个年轻人，一个小孩，四个父母），加之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升，使得一个家庭的两个年轻人生活压力很大，尤其在广大农村，如果两个年轻人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只好通过常年外出打工供养整个家庭。正是这样一个原因，很多小孩从小就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父母长时间不在孩子的身边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良好的教育，导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如性格孤僻，缺乏自信心、感恩之心，自暴自弃等。“少年强则国强”，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从小一个孩子没有在一个好的环境下生活成长，长此以往，将会影响一个孩子，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国家！老有所依，养儿防老，看着自己儿女常年在外奔波，自己相帮但也实在没有办法，遇到逢年过节双休日，看着别人一家人围着桌子热热闹闹的吃饭，自己家里冷冷清清，孤独、冷清，还有一颗对儿女的思念之心！老人有病，儿女也不能在身边照顾。

走进农村，很少见到年轻人，留下的都是老弱病幼。建设一个和谐社会，首先是家庭的祥和！作为一个刚参加工作三年的新教师，看着身边的很多孩子和家庭我深有感触。个人认为，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除了靠国家近几年实施的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更关键的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的流动，即进行“产业的转移和升级”。大量农村人口流向沿海地区，就是因为沿海地区经济水平高，有很多的就业岗位和工作机会，所以，适当的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部门从东部逐渐迁移到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进行产业的升级寻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样，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农村打工者就可以在自家门口打工，即可以保证家庭的收入，又可以留在家人身边照顾小孩赡养老人，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的经济差距。可谓“一石三鸟”。

3、环境问题

篇2

2、结果

2．1样本组成

本次调查共收集了387例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4，年龄在18～70岁之间的。其中108例痰证积分≥100分归为痰证组，男62例，女46例，平均年龄(48．50±10．355)岁。由于纳入的生理生化指标中，不少与年龄性别有关，因此选择痰证积分小于70，且年龄性别与痰证样本相匹配的样本共106例作为非痰证组。

2．2体重过高人群中单个指标与痰证的相关性

分析痰证人员与非痰证人员50种指标的差异，共有3种指标在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1)，具体见表1。从表1可知其中2种肝功能指标在痰证组显著升高，为直接胆红素和谷氨酰转肽酶。1种血液指标在痰证组降低，为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2．3体重过高人群指标网络分析

本次调查共纳入指标50种，痰证组指标之间显著的两两相关关系417个，相关系数＞0．5的65种，非痰证组相关系数＞0．5的59种。计算网络中50指标的度、加权度、特征向量中心度，使用Gephi软件，进行网络结构的可视化操作，痰证组指标网络如图1A，非痰证组指标网络如图1B。计算痰证组中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为3．688。非痰证组的平均路径长5．511。从图1A可知，具有最大的度、加权度、特征向量中心度的指标是血液中的白细胞计数，说明其不仅在网络中影响着最多的其他指标，而且影响的力度最大，并且影响的指标都是具有较多影响力的指标，综上所述，在BMI≥24痰证人群中，血液中白细胞数量的改变，对这50种指标影响最大。从图1B可知，在BMI≥24非痰证人群中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指标是血液中的血红蛋白测定。说明痰证与非痰证人群生理功能状态上存在客观差异。每个节点代表一种指标，连线代表二种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深色连线代表相关系数＞0．5，浅色连线代表小于0．5;节点的大小与节点的度、加权度、特征向量中心度的和成正比。

篇3

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领域中,人们普遍认为家庭是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境。但是,这种看法近来受到了挑战。1995年,美国心理学者哈里斯(J.R.Harris)在美国颇具影响的杂志《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长篇综述,阐述了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可能较小,并首次提出了“群体社会化理论”[1]。然而哈里斯提出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上的,是否也同样适合于我国文化背景?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群体社会化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基本观点

(一)群体社会化理论提出的背景

1983年,美国心理学家麦考比(E.Maccoby)和马丁(J.Martin)以大量有关父母对儿童影响的研究资料为依据,提出了两个可能的观点:其一,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可能较小;其二,在同一家庭里父母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孩子。然而,许多发展心理学家都把目光集中在麦考比和马丁的第二个可能的观点上,第一种可能的观点却没有得到重视[2]。针对这种情况,1995年,美国心理学家哈里斯对麦考比和马丁提出的两个可能的观点进行考察,并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儿童的环境在哪里?――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首次提出了群体社会化理论,否定家庭环境影响的重要性;1998年,哈里斯又出版了《教养的假说》一书,批判和否定了教养的假说――父母对儿童的成长有决定性的作用,家庭环境是儿童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更为详尽地论述了群体社会化理论[3]。

(二)群体社会化理论的基本观点

1.父母对儿童的人格发展没有长期的影响

(1)儿童的社会化具有情境特殊性(context-specific)。哈里斯认为,传统的研究以“教养的假说”为基本假设,没有考察父母是否影响儿童就直接研究父母如何影响儿童,这在理论上有根本的缺陷[4]。而群体社会化理论的核心假设是社会化具有情境特异性,即在一种情境下学到的东西不一定会表现在另一种情境之中。具体地说,就是儿童在家庭内的习得行为与其在家庭外的习得行为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儿童长大成人后,家庭外的行为系统逐渐取代、超越家庭内行为系统,最终成为其人格的后天习得部分。所以,父母对儿童没有长期影响,家庭外环境才是儿童社会化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2)进化论的观点。哈里斯还用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了儿童为什么易于丢弃人生头几年所学的东西,倾向于喜欢家庭外的情境超过家庭内的情境。第一,家庭环境极有可能不是儿童度过将来时光的场所,为了生存和发展,儿童必须学会如何在家庭外成功地行事,他们必须脱离家庭形成联盟。第二,由于基因的影响,儿童与其父母已经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如果随着环境影响的扩大,这些相似性再增加就会使儿童非常像其父母和兄弟姐妹,家庭就缺乏充足的变异,这样就会使得生态学上家庭个体成员的数目和变化减少,降低至少一个孩子可以存活的可能性。这是人类作为物种进化和生存所必须避免的。

2.同伴群体是影响儿童人格发展的主要因素

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对儿童人格产生重要影响的环境是儿童的同伴群体。

(1)同伴群体内的同化与分化。家庭之外的社会化就发生在同伴群体之中。在同一群体中,并存着同化和异化两种现象,共同影响着儿童人格的发展。当群体确认明显时,群体内同化与群体间对比最易产生,群体确认在其他群体存在时变得很突出。群体认同多数成员认同的规则,一旦某个成员不遵守这种群体规则,就会受到严厉的制裁,直到改正为止。这种因同伴群体的强制作用而产生的行为一致性对人格的发展有长期的影响。此外,除了这种同伴压力迫使儿童遵守规则,儿童出于群体确认参与群体的愿望也十分强烈。正是这些同化现象使得同一群体的儿童逐渐相似。当只有一个群体存在时,群体自身的特性并不突出,群体成员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非相似的成员,这时则易发生分化。由于分化的作用,同伴群体的成员在另一方面则更不相同。在每个群体中,儿童个体由于统治力量和人缘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等级地位,这种群体内等级地位的高低会对儿童人格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不受欢迎的孩子通常自尊心很低,这种感觉会持续一生。与此同时,同一群体中的儿童通过社会比较,能提供关于自己优势或弱势的信息,从而明确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这种社会比较,加大了成员之间的个体差异,对儿童今后的发展作了预测,影响到儿童的人格发展。

(2)文化通过群体过程传递。儿童的社会化主要通过文化的传递机制进行。根据群体社会化理论,第一,父母并不直接将文化传递给儿童,文化从父母同伴群体传递给儿童同伴群体。第二,只有在被大部分群体成员分享并支持的情况下,儿童在家中习得的行为才被传递到群体,来自于非典型家庭的儿童不会把家中的行为传递到同伴群体中。第三,通过选择和拒绝化的不同方面以及自己的创造,儿童的同伴群体创造自己的文化[5]。因此,对儿童个体来说,文化的传递要通过儿童同伴群体的过滤。

总之,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同伴群体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环境因素。

3.成对关系对人格发展有没有长期影响

哈里斯认为,成对关系和群体关系受两个不同心理模型影响。因为这两个关系形成时间不同――成对关系的能力自出生就有了,对群体的认同则晚得多;它们会引发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情感――成对关系对个体而言只会产生一些强烈的感情,只会引起行为的短暂变化。真正对儿童的人格发展有长远影响的是同伴群体关系。

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些研究情况

哈里斯提出的群体社会化理论,可以说是对传统的观点――“家庭是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境”的挑战,在国外也引起了不少争议。而哈里斯提出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上的,认为成对关系对人格发展没有长期影响,这里是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看成了成对关系。因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如全家一起去一个陌生地旅游时)可能把家庭看成一个群体,大多数情况下都认为家庭不是一个群体。而在我国家庭成员的关系比西方国家家庭成员的关系要密切很多。在家庭教育中,西方人较早地鼓励孩子独立,到18岁成人后,父母基本上和子女断绝了经济联系,子女完全靠自己的能力生活。而我国的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几乎伴随一生,不仅一直关心子女的学习、生活和工作,而且会关心孙子孙女的生活及前途。哈里斯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在亚洲国家,如中国、日本和印度文化下强调家庭群体或社会群体的重要性,而不强调个人的重要性[2]。可见,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是把家庭看成一个群体的。那么在把家庭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家庭对人格是否有长期的影响呢?由此本文考察了一些我国有关家庭对儿童的影响的研究。

2000年,刘金花等人通过对上海市五所高校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人格特征与家庭生长环境的关系[6]。其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了家庭环境对个体的成长有重要影响。2005年,李慧民、许波等人抽样调查河南省高校1100名在校大学生,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艾森克人格问卷(EPQ-RSC)和自拟学生家庭基本情况问卷进行测评,探讨了家庭经济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人格的影响[9]。其研究结论是,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及人格有着重要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只是一个方面,父母文化程度尤其是母亲文化程度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2008年,郭俊伟、杨德兰等人采用问卷法对60名暴力罪犯人员和60名学校工作人员进行对照研究[8]。研究结果表明,不良的家庭环境及父母教养方式失当可能是造成犯罪青少年人格偏差的重要因素。2009年,傅一笑、蒙华庆等人采用横断面设计进行双生子研究,探索了遗传和家庭环境对儿童个性的影响[7]。研究结果提示儿童个性主要受遗传因素决定,但家庭环境中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父亲的养育方式、健康的家庭功能等对儿童个性的形成也可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年,肖三蓉和徐光兴通过用家庭环境量表和中国人人格量表对855名青少年学生进行测试[10]。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人格特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家庭亲密度和组织性是影响男孩人格特质的重要家庭环境因素,而家庭道德宗教观是影响女孩人格特质的重要家庭环境因素。

上述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家庭对儿童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可见,基于我国的研究,家庭对儿童、青少年及大学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把家庭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家庭对个体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三、群体社会化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

从我国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家庭对个体影响的重要性,那是不是说群体社会化理论在我国就没有价值呢,或者说可以忽视同伴群体的重要性呢?

为了考察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家庭和同伴群体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1998年,国内学者陈会昌等进行了研究,发现从初一到高二,随着年级的升高,青少年学生存在着从接受父母权威影响定向到接受同伴群体影响定向的转变趋势。由成人担任主试和同龄人担任主试对中学生的判断力有一定影响[11]。这个结论部分证实了哈里斯群体社会化的理论。2000年,我国学者廖红、陈会昌采用情境故事判断、社会关系网络问卷和访谈法对495名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32名中学生进行了群体访谈[12]。研究结果表明:(1)在“告发同伴错误行为”、同伴中流行的“暗语”、穿同伴中流行服装和听同伴中流行的音乐四个情境中,从初一到高二的青少年学生存在着从接受父母影响向接受同伴群体影响的转变趋势。各情境中,从初二到高一年级是从接受父母影响向接受同伴影响的一个敏感的转变时期。(2)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学生对如何处理社会关系的判断表现出一种水平的演进,起先是在服从权威的水平上,然后逐渐向回避不良后果水平转变,第三种水平表现为工具性地处理社会关系,最后达到协调社会关系的水平。(3)同伴交往较多的青少年,大多表现出外倾、人缘好、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等积极的个性特征,表明同伴交往与青少年学生的个性发展有重要的相互影响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同伴群体对个体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家庭对个体没有影响或是家庭对个体的影响很小,这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群体社会化理论虽然基于大量的科学研究结论,但哈里斯本人并没有运用该理论进行过实证性的研究,其他西方研究者也没有对该理论进行过验证。因此,这个理论还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的支持。

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群体社会化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和研究应采取谨慎的态度,也有待更多的研究去论证。当然该理论的提出也给予了我们一些启示,它为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拓展了社会性研究的范围,也让我们注意到同伴群体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因此,我们在重视家庭对个体影响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同伴群体对个体的影响,这样才有助于儿童的人格发展和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陈会昌,叶子.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述评[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7,17,(4):48-52.

[2]J.R.Harris.Where is the child’s environment?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J].Psychological Review,1995,102,(3):458-489.

[3]徐湘荷.儿童犯错,谁之过?――哈里斯的群体社会化理论述评[J].上海教育科研,2004,6:4-6.

[4]李萌,周宗奎.儿童发展研究中的群体社会化之争[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9,(3):42-46.

[5]徐轶丽,桑标.青少年成长环境的新认识――哈里斯(J.R.Harris)的群体社会化理论及其评价[J].当代青年研究,2003,3:13-19.

[6]刘金花.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人格特征与家庭环境关系的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22,(4):5-9.

[7]傅一笑,蒙华庆,李涛等.遗传与家庭环境对儿童个性影响的双生子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9,23,(1):34-39.

[8]郭俊伟,杨德兰,杨艳等.青年暴力罪犯人格与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研究[J].重庆医科大学学报,2008,33,(3):349-351.

[9]李慧民,许波.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及人格的影响[J].中国临床康复,2005.9,(4):82-86.

篇4

17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完成了他的巨作-《国富论》。在这本书里，斯密缔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最先系统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书中，斯密提出国民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后者又取决于分工。同时，斯密又从“经济人”的概念出发，系统论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因此，《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已形成了完整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国富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承认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在斯密看来，现实经济体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具有利己性的。每个人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都没有想过会因此而增加社会的福利，但是，事实上却增加了。就是因为这样，整个社会经济才能迅速的向前发展，这也是斯密市场机制的理论基础。

我国在刚建国时期，实行的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大锅饭”政策，全国人民吃集体食堂，干集体工厂，享集体利益，短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随着矛盾的日益显露，这种体制已经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必须进行改革。随着的推行，全国各行各业开始渐进式改革，走上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在我看来，这正是对利己性的一种肯定，当然这种肯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之上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势头。这不能不说是利己性的功劳。当然，作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利己性得到满足的同时，依然要时刻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千秋大业，教育为本。重视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基。在教育环节上，斯密更强调对普通人民的教育：“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因此，国家只以极少的费用，就几乎能够便利全体人民，鼓励全体人民，强制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

当前，我国大约有近两亿的农民工，他们工作在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小学、初中为主，鲜有高中，因此大多数都是从事很低级的加工、服务行业，例如：建筑、酒店、家政、生产车间、邮递等，造成了很大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按照斯密的观点，国家应该逐步加大对广大农民工的培训，加强技术和知识的普及，使每一个农民工都能有一技之长，这样，农民工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利于农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可以提升我国劳动者整体的素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强大，对农民工的培训等费用应该不是很大的负担，所以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此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的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要协调；各种产业要均衡发展等理论在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都可以予以积极地借鉴。例如，各种产业要均衡发展。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国家的三次产业发展不是很均衡，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下降，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威胁（2010年，农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仅为10.05%）；工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最大（2010年为46.51%），但是，在工业内部，基础性制造业占主流地位，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技术部分比重明显偏少，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回报与实际投入明显不符；服务业这些年发展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2010年为42.92%），这也是符合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的，但是要严格监管，注重细节的改革。另外，斯密提到的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在我国也有一定的意义。我国采取的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但是，现实中，有的国有企业的垄断违背了市场原则，行政命令似的经济决策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因此要想继续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定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其理论至今依然影响着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决策的制定。借鉴其优秀的成分来为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所用，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的方法论要求。

参考文献：

篇5

环境是指影响人们生活的各种因素总体，它包括水资源、空气、动物资源、植物资源、土壤资源等。一个环境的形成受多种资源因素的影响，它们以复合式的方式呈现。如果环境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这一环境因素呈现的方式就是良性的;反之，就是不良性的，此时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1环境冲突的问题及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

风险社会理论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呈良性的方式发展，就意味着资源分配比较合理。社会呈良性发展时，公众能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开展劳动生产活动，此时社会环境有序，经济能迅速发展;当环境呈现社会不可持续发展时，公众内心便存在着严重的不安感，社会矛盾冲突将会随时会激化，经济的发展方向则呈现盲目性。环境冲突是风险社会形成的重要原因，当环境因素呈现不良性时，社会风险便会形成。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变成了风险社会，就要尝试从环境因素去探讨让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然后从改良环境因素的角度着手改变当前的社会，令社会呈良性的方式发展。

2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环境冲突的表现形式

2.1环境资源冲突

我国的资源总量虽然较多，但是由于我国人口数量较多的缘故，因此实际上人均资源的占有量是很少的。当前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自然资源迅速消耗的问题。比如据2015年数据统计，我国南方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域面积由原来的4000平方公里减少到至今不足50平方公里;我国西部地区，陕西关中一带有数万个池塘已自然消失。因为我国未能做好环境保护，所以带来生态环境失调的问题，造成大量水资源消失。水资源是开展农业资源的重要资源，我国水资源消失的问题影响了农业生产，带来各类旱涝灾害。当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时，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会呈现，其中经济收入分配的冲突是比较严重的。

2.2环境分配冲突

环境分配的冲突，是指自然环境资源分配严重不公正，带来的社会冲突。当前较为明显的环境分配冲突问题在癌症村扩散的问题上呈现。癌症村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发展不合理，因此造成某片区域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在该片区域生活的民众饮受了受污染的水、吃了受污染的土壤生产的食物、呼汲了受到污染的空气，染上了给生命带来严重威胁的癌症疾病。在受到污染的区域中，所有居住在该地的民众几乎都会感染癌症疾病，并且癌症感染的范围还会继续扩散。我国2013年官文文件正式承认有癌症村的存在，非官方的资源统计，认为中国的癌症村约达五百多个。癌症村的出现，是因为城市城污染的物品集中排放到某片区域产生的，因为我国以经济发展未中心，不愿意花费太多成本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所以癌症村出现。癌症村的出现展现出环境治理的不公正。当癌症村出现，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社会暴力事件就会频出，我国司法体系会受到挑战。

2.3环境管理冲突

在环境资源紧张、环境分配不平衡的前提下，如果政府部门未能做好环境管理工作，便会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恶果，比如，2011年，日本东海岸发生了9.0级地震，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部分不法商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民众大量购盐。2011年3月16日开始，我国部分民区的民众开始疯狂抢购食盐，大量商场、商店的食盐被一抢而空。商人开始抬高食盐价格，从中获利。2011年3月17号我国发改委紧急通知平息谣言，直至数日以后，各地区的抢盐风波才平息下来。该问题就是民众不信任地方政府能够做好环境治理工作，能给他们带来安全的生活环境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问题。

3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环境冲突的因素分析

从前文所述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环境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环境，环境的冲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风险问题。环境问题给予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的维持、民族的生死存亡深远的影响。从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到，因为我国政府未能做好社会运营及管理工作，未能解决好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问题，所以使环境冲突的问题演变成风险社会的问题，而我国政府未能做好以上的工作是由于我国政府的运行机制存在问题的缘故。第一，当前我国的政府未能从宏观的角度做好环境资源统筹。我国政府长期应用牺牲自然资源换取经济的发展的经济发展思路，造成了我国环境资源紧张的问题。第二，我国的社会结构存在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失衡的问题。当前我国资源主要握在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部门手中，如果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部门不听取其他社会成员的呼吁，一味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就会造成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第三，我国的司法体系存在弱势化的问题，由于受到传统及文化的影响，因此我国的法制体系比较薄弱，法制的执行力不足。当民众不能从法律的角度维护自身利益的时候，民众便会以暴戾的态度对待社会，应用破会社会秩序、破法法律的方法提出诉求，造成社会冲突问题。

4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环境冲突的协同治理对策

4.1以循环经济的发展思路规划经济发展路线

循环经济的路线，是指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循环的利用可再生的资源，以此发展经济的思路。当前已经有部分地区应用该种方法发展经济。比如以林业发展为例，过去我国的利业发展思路为砍伐树林，发展林木产业。当前已经有部分地区在保护林木的基础上开发旅游资源、林业副产品资源、利用林业养殖动物、利用林业空余的土地开展农业生产等。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林木可以成为促进农产品生产的资源、动物可为林木生长及农业生产提供肥料，树木可提供果实资源及菌类资源等。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既可恢复自然环境，又可创造大量的经济效益。

4.2从政治的角度考量，重新分析社会资源

《论语・季氏》第十六篇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描述的就是资源分配不平衡会造成社会风险。当前我国政府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把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交给市场，尊重市场规律。其中国有企业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要减少扶植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自行迎接社会的挑战;减少宏观调控对市场的影响，尊重市场的发展规律;加大政府对社会的支出，减少对社会个体及民营企业的干扰。应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方法可以优化社会资源分配。

4.3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拓宽民众诉讼的渠道

十以来，主席强调了要用依法制国的方法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当前依法制国的重点在于约束党及国家的干部。只有党及国家干部带头遵守我国的法律，才能取得“上行下效”的效果。在法律体系公正的前提下，我国一方面要拓宽民众诉讼的渠道，加强民众对法律的信心;一方面要做好社会道德风尚健设，稳定民心，降低社会风险。

5总结

环境冲突如果未能迅速解决，就会造成社会风险，当社会风险持续积累以后，风险社会便会形成。本次研究从风险社会形成的角度说明了我国环境冲突的表现、环境冲突产生的原因，提出政府要从减少环境冲突这一角度着手，减少社会风险存在的协同治理方法。

参考文献：

篇6

一、相关概念

（一）行政与行政体制的含义

行政：所谓政府行政就是指政府部门组织为了实现公共的利益和目标，以公共权利和法律为基础，对社会公共事务和政府内部自身事务进行的管理和活动的服务活动。

行政体制：行政体制又称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是指政府系统内部中行政权力的划分、政府机构的设置以及运行等各种关系和制度的总和。从国家的层面看，是指行政机关与立法、司法机关的权力的划分。行政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决定行政体制。狭义行政体制的内容包括职能定位、权力配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四个方面。本文是指狭义的行政体制。

（二）文化与文化体制的含义

文化：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在发展进化过程中逐步掌握的能改善人类生活的知识、能力、习惯的总称。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这里是指狭义的文化。

文化体制：所谓文化体制，是指文化领域内各种文化组织所赖以设立及运转的具有特定内在逻辑关系的制度体系，包括文化政策法规系统和文化组织系统两大部分，它是一定历史时期政党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结构化表现形式，是执政党意志在文化领域的体现。

二、新时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历程

按改革进行的时间特特征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很相近，改革的内容相关性也很大。说明行政体制和文化体制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三、行政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

文化体制与政治体制同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决定行政体制。从以上行政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历程来看，两者的改革相生相伴，具有密切的联系。

（一）行政体制改革影响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与变迁，行政体制改革始终在不间断的进行，文化体制也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之中。文化体制与行政体制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悄然生长。伴随着行政体制的变革，文化体制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

不同的行政体制运行下产生迥然不同的行政文化。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迎请荷兰执政者威廉与玛利亚为英国的国王和女王。先后制订并颁布了《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确立君主立体。英国没有成文的完整的宪法文件，因此为了巩固新生的制度和保障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有限王权和自由平等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

（二）文化体制改革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指导思想

当一国需要发展的时候，不仅需要“硬件”的支撑还要“软件”的指导，文化是不可或缺的“软件”，而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正海能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指导思想。

认为：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内因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外因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样，在政府的行政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影响因素――行政环境。简单的说，行政环境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作用或影响行政管理主体及其活动过程、活动方式的外部要素总合。这些要素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也有社会的、自然的；还有国际的、国内的。它们共同影响并制约着行政管理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并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

（三）行政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矛盾论认为：同一事物的两个矛盾同时产生，并相互消长，随着矛盾的消长，事物也随之不断变化。行政体制进行变革的时候会带动落后文化理念、价值观的变革，当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先进的思想理念时，行政体制中的职能定位、权力配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也要跟上潮流，进行相应的调整或变革。可以说文化体制的变革促使行政体制的转变，而行政体制转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文化体制。因此，可以认为行政文化的革新与行政体制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分割，相互促进，又彼此消长，不断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向前发展，不断加速人类社会向文明迈进的步伐！

参考文献：

[1]蔡涓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19）：86-87.

[2]邓凡.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加强行政文化建设[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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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分子来说，合理的事物是这种制度的最佳功能，是这一制度延缓了灾害的发生，而不过问该制度在其总体中实际上是否是非理性中的最佳状态。……知识社会学为无家可归的知识分子安排了说教的场所，在那里，知识分子能够学到忘却自己的本领。[①]——特奥多尔·W·阿多诺

一、问题提出

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主义带着人们美好的幻想一直主宰着这个世界。“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其实并没有让多少人清醒过来，科学家的乐观主义也并未因为人文学家们的悲天悯人而有所消减；相反，技术进步与日益增长的财富迷惑了人们的双眼，并衍生为各个学科中的理性主义倾向。在此影响之下，正统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增长”变成了“不可动摇，不可否定的信念”[②]；而近代以来的概念法学实质上就是这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在法学领域里的产物[③].在这些表象背后尤为深刻的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正在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着我们，我们甚至还茫然不觉。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④]（Frankfurt School）为我们描绘出的工业社会的一幅可怕景象。而今天，这种景象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表现为各种社会问题：“生态的破坏、战争的威胁、社会秩序的急剧转变、人们思想和意识上的不安，在在都显示知识增长并非一个可以无限膨胀的气球。”[⑤]于是，我们的耳边又再次地响起了美国学者梅多斯（Donella H. Meadows）等人早就警告过我们的话：“增长的极限”！[⑥]但这一次，似乎不单单是资源的有限性问题。由于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以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为借口的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政策出台；而在各种政策和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唯一有可能被忽视的只是个人自由。由是，曾经被人们世代珍视的个人自由，如今只能在技术理性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地残存在人们的生活中，甚至大有被淹没的危险。[⑦]因此，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就是试图在人们追求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道路中，寻找一条实现个人自由与发展的途经。

制定新的国家产业技术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审视这个问题。[⑧]因为产业技术政策以往一直都是建立在促进技术改造和经济增长的信念之下，是一国政府谋求社会发展的一种措施或者策略；同时，产业技术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如何认识和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是国家产业政策的一个分支。一般来说，国家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区域政策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政策。[⑨]

狭义地理解产业政策，认为它主要指国家针对产业结构状况而制定的政策。例如，有人认为，产业政策是针对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和目标的设想，同时规定各个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实现这些设想的政策措施。[⑩]但国内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主要在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本文中，我们也采取一种较为宽泛的理解，将国家产业政策表述为：国家为了实现某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以特定的产业指向为基础，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外贸及外汇等调控手段的政策体系（或政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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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从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林启武先生编出《体育运动社会学》讲义起，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在我国体育理论界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其中卢元镇、黄捷荣、刘德佩、吕树庭等专家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郑杭生先生所讲:“社会学不研究社会问题难以称得上是社会学”，同样体育社会学不研究体育社会问题，也只能是理论家们象牙塔里的而已.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了从1994年到2001年的全部1 556篇关于体育方面的文章，发现有7b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方面的论文，有研究体育暴力的、兴奋剂问题的、侵占体育场地设施的、独生子女引起体育后备人才短缺的等等，这表明我国体育理论界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是务实和严谨的.但美中不足的是，以上论文多是对某一具体间题进行的调查研究，而从整体层面或基本理论方面来研究的很少.

2、质疑

在以前的一些论著中有出现过“体育的社会问题”或“体育中社会问题”等，而“体育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与它们有严格区别的概念，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过多讨论.“体育社会问题”这一词组，在国内最早是出现在卢元镇先生1989年发表于《体育论坛》上的《试论体育社会问题研究》一文中，该文较完整地介绍了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的种类和特点，同时对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阐述，但欠缺的是没有明确地指出什么是体育社会问题.体育社会问题这一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仍处于未确定状态，也是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中使用得多而定义却不确定的概念之一值得庆幸的是在2000年第2期《湛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中，看到肖洁副教授的《对当前体育社会问题的思考》一文(以下简称“对文”)，第一次试图给出了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界定，这是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开端.但是我认为“对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界定是不够准确的，值得商榷.

一、“对文”称“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体育违规问题，它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我疑惑:

(1)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违规违纪都是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指的是某种行为“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和纪律，这表明“违规问题”的意思也是指“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那么“体育违规问题”就是指“与体育有关的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对文”指出“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体育违规问题”，那么就是说“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与体育有关的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这一说法显然是片面的，似乎不能含盖所有的、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

(2)“对文”称“它(体育社会问题)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从上面这个判断句中可以看到两个关键词“体育行为”、“体育……活动”，我们知道“行为”、“活动”都是动性的，按“对文”的意思体育社会问题都是动性的.那么体育社会问题就没有静性的了.

(3)“对文”的第三部分—当前主要的体育社会问题之例6"高水平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高水平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体育社会问题，但请问这一客观存在的、静态的现实，如何具有“行为”或“活动”去违反了哪样的规定和纪律?如果得不到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一问题就不是体育社会问题了.

(4)“对文”的第三部分之例5“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是我国特有的体育社会问题之一，但用“对文”的定义来考查，却要得出否定的结论.“对文”称“它(体育社会问题)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它是表明“问题”产生的范围—“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问题”的结果—是“违规违纪”的.而我们知道，产生“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因政治的需要—我国政府为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早日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成为体育强国，而有目的的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倾向于竞技体育，即问题产生于政治和经济方面而非体育方面;竞技体育的超常规发展，不仅不“违规违纪”，相反是我国政府提倡或支持的.综上所述，“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一体育社会问题，问题产生的“范围”不是“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问题的“结果”也不“违规违纪”，那按“对文”的定义，“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应不是体育社会问题了!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二、“对文”的第二部分—对体育社会问题的定性和界定中指出:在体育行为中，常用五个标准来衡量:

(1随反国家有关法律、政策的一切体育行为;

(2)违反体育目的、任务的一切行为;

(3)违反体育运动竞赛规则和条例的一切行为;

(4)违反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的一切行为;

(5)违反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一切体育行为.

就此五个标准，逐个予以质疑，会显得很繁琐，仅就标准“违反体育运动竞赛规则和条例的一切行为”，我就不太明白.比如说，某运动员在篮球比赛中的“带球走”，就是一个违反篮球运动竞赛规则的行为，并且也仅是一个违例行为.但按“对文”标准的界定，“带球走”却成了一个“体育社会问题”.不可否认体育社会问题是属于社会问题的子集，按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郑杭生先生所说:社会问题是指“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影响社会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运行，妨碍社会协调发展，……须动用社会力量加以解决的社会现象.‑A、请问“带球走”是如何“破坏社会正常运行”或“妨碍社会发展”的?B、所谓“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即是动用政治、经济、法律、政策或行政命令等手段解决.而对于运动员“带球走”，裁判员吹一下口哨就解决了，难道裁判员吹口哨也是“动用社会力量”?

所以，从“对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对体育社会问题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仅仅看到体育社会问题是“行为”的—动性的方面，而看不到体育社会问题是“事实”的—静性的方面，那么是对体育社会问题的缩小化;而不加限制的“一切行为”又是对体育社会问题的动性部分的扩大化.

3、分析

对于如何定义“体育社会问题”，我认为:

第一，体育社会问题是从属于社会问题的，首先它必具有社会问题的通性—危害社会秩序.另外，体育社会问题又是有别于其它社会问题的，这说明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影响体育的发展.根据一些专家学者对我国许多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表明，其对社会的危害远不及其他社会问题强烈，其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体育运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对体育社会问题作出定义时，必须表明它的两重属性，即通性和特性.

第二，对于任何具体的概念，都存在一个范围，绝对不是“一切”的，同样体育社会问题也是有范围的.对于体育社会问题的界定，先要考察其母体—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对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目前存在三种基本看法，其代表分别是美国《社会学百科》认为“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研究它的结构、内容、变革和发展.研究以体育运动为特点的社会行为、关系和作用.包括系统内的以及与其它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日本体育社会学家营原礼认为“是从社会学观点研究体育事实及与体育有关的问题，力图使体育合理化的科学”;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会长安德理斯·霍尔(A " Wohl)则认为“是记述、研究与体育运动及体育社会功能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的经验科学.它通过研究促进体育运动发展或妨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阐明规定这种发展的法则，并且在我们期望的范围内，通过这种研究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虽然他们在文字表述上不一样，但对本质东西的认为基本是相同的，即体育社会学是“第一，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第二，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研究其内部结构及其运行规律;第三，研究体育运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及它与其他社会组成部分的关系。”

了解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那么对体育社会问题定义时:

(1)应该把体育运动上升为一种社会制度来考察.因为体育社会问题是属于体育社会学内容之一，体育社会学本身是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研究的，那么界定体育社会问题时，也应该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考察.同时体育社会学又是社会学的分支，探讨体育社会问题也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体育运动.体育运动发展到当代社会，广泛地和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种族。··…等发生联系，已具有了自身特有的组织结构、法律法规、经济运行机制、保险保障制度……等等，已构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反之体育社会问题出现后，大多是通过对体育运动的某一机制或制度产生影响，从而阻碍或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健康发展的.

(2)应该表明是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社会现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现象”是“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那么“社会现象”就是“社会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作用、社会事实都属于社会现象.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社会现象，也就是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作用和社会事实.

4、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体育社会问题应是: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关系、作用和事实，出现病态或失调，危害了正常社会秩序，并影响体育运动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需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的社会现象.

如此理解体育社会问题是因为:

(1)指明了体育社会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时必须具有两重属性:通性—危害正常社会秩序，须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特性—影响体育的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例如足球“黑市”赌博，如果它是纯粹的赌博，虽与足球这一体育事实相联系，但它只是危害社会秩序，那也只能归于其它类型社会问题.如果赌博过程中，有收买球员、裁判员，或通过种种方式控制和干扰比赛，那它不止危害社会秩序，同时影响了体育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就属于体育社会问题.

篇9

一、传播错位与研究补齐

文学的传播和流传从来不是直线和等量的，无论是外国文学在本国的流传还是本国文学在外国的流传，完全符合原作精神是不可能的，总会出现一些变异，接受者必然会对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选择、吸收和排斥。这是比较文学理论中的常识。

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国内，提到易卜生的作品，首先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肯定是他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社会支柱》可谓人尽皆知。但其早期和晚期剧作并不像中期剧作影响那么大。

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五四时期，他的社会问题剧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启蒙与反封建斗争的需要相契合，很快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易卜生在中国的译介最早始于1922年，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介绍了《娜拉》、《国民之敌》、《小艾友夫》三部作品，前两者均为社会问题剧，《小艾友夫》属于象征剧。与此同时，《野鸭》、《海上夫人》等后期剧作虽也被翻译到中国，但受关注程度不高。直到1980年代，易卜生早期最核心的戏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才公开上演，但影响远不及他的社会问题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易卜生的历史剧、思想剧、心理与象征剧的重要性日益彰显。20世纪2030年代那个充满内忧外患、思想剧变的时代已然远去，人们逐渐把眼光投向探索人性弱点，表现生命过程内在矛盾的剧作，从而使过去单一的接受视角得以改 变。然而，时至今日，相较于社会问题剧而言，易卜生其他类型的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仍显不足，更不用说学术研究了。

因此，邹建军先生主编的《易卜生诗剧研究》意义非凡。邹建军先生认为对易卜生整个文学创作来说，无论是早期的诗剧还是后期的象征剧，都比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重要得多。（《序二》5）这一评论是具有前瞻性的。国外文学在某一国的流传，有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在接受异国文学时，往往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态，吸收不同的成分。这种选择性的拿来，很容易导致传播上的错位。前文已经提及中国社会变迁对易卜生接受的影响，此处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学研究倾向的变化与文学接受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期，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更多地是在工具论的层面而不是在本体论的层面。学者更关注异国文学中所反映的社会状况、阶级冲突等内容，而常常忽略掉了具有作家个人特色的思想和情感，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过滤。例如：西方学者更关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感情、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中国学者则更关注作品中所反映的俄国的司法腐败、阶级压迫。反映在易卜生这里，则是学者更多地关注他的社会问题剧，而忽视了对他其他时期剧作的研究。新时期以来，随着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中国学者观照文学的视角出现了多元化特点。人们不再仅仅着眼于文学中的社会历史因素，而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显然，易卜生诗剧和象征剧蕴含了更多文学本体的因素，因此，今天它更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青睐。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易卜生诗剧研究》一书不因袭旧路，有意回避流俗，展现出了锐意创新的学术精神。该书收录的论文研究目标集中于易卜生早期剧作，这与过去的易卜生研究截然不同。整部论文集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完整、动态、现代的易卜生：①该书有利于修正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错位，让更多人关注易卜生的前后期戏剧创作，从而为我们还原一个完整的易卜生。比起简单地把易卜生视作现实主义作家，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突破意义。②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易卜生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都不是突然产生、戛然而止的，它有其思想渊源并产生后续影响。因此，研究易卜生早、晚期戏剧，把早、中、晚期的易卜生剧作衔接起来，有利于了解其思想的动态变化，也能够加深对其中期戏剧的理解。③作为社会问题剧作家的易卜生只能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家，而其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身份则得不到体现。易卜生诗剧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思想剧、象征剧中。着重研究这些戏剧类型，发掘其剧作的现代性，从而给现代戏剧之父以应有之义。正如邹建军所言，易卜生早期的10部诗剧现在看来真是经过时间检验而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与后期象征剧和中期社会问题剧中的优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优势与特点还更加鲜明。更为重要的是，易卜生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里面的一些作品，往往都来自于早期诗剧，或者说与早期诗剧存在密切关系；如果不读其早期诗剧，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其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因此，我认为易卜生早期的诗剧，在其整个文学创作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特别引起关注与重点开掘。（《序二》5）这段话宏观且动态地把握了易卜生戏剧体系的全貌。这种思想贯串于整部论文集中。如王芳实在《论弗瑞亚与凯蒂琳的三层关系》中引用卢卡契之言《凯蒂琳》已包括剧作家最后一部作品的所有问题，把该作放置于整个戏剧体系中来研究；《〈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的三重隐喻》（杜雪琴）一文认为在其早期诗剧中，往往也存在着强大包容性和多义的阐释空间，易卜生从此剧始逐渐走向一条未来的象征艺术之路。

二、前沿理论与多元视角

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尔弗雷泽（以下简称朱利安）在《21世纪批评述介》中将空间与场所作为21世纪文学批评的一种趋势。最近25年中，兴起了多学科的关于空间、地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这是一个涉及广泛、形式多样的研究领域。它认为我们对自己居住场所的性质进行批评干预的同时，居住场所反过来也决定了我们对自身的看法。批评家们以各自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出：空间自身是如何既作为一种产品（经过不同的社会过程和人类干预所产生的），又作为一种作用力（它反过来影响、指引、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活动和路线的潜能）而存在的。

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系统多层结构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与路径。朱利安指出空间和地理批评是诸多批评导向之一，但并没有明确描述方法论、步骤和思想谱系。邹建军先生在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并在方法论上做出了指引。他曾在《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一文中指出文学地理批评的领域（《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一国自然山水对作家文学构成和演变的影响，文学作品对地理空间的建构，文学作品中自然山水的描写及其意义等方面在易卜生早期戏剧的研究中可以得到灵活运用。在《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这一批评方法的创造性实践。论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从地理与空间批评的视阈研究易卜生诗剧的。

王晓燕和胡红梅的论文虽同认为《凯蒂琳》展示了自然、地狱、天堂三重地理空间，但王晓燕指出它们在凯蒂琳犯错、受罚与赎罪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了暗示命运发展脉络的作用；而胡红梅则认为三重地理空间展示的是一幅人类从原罪到炼狱到救赎的宗教仪式画面，各有旨归。高丹的论文《论培尔金特中的三重地理空间建构》将剧中空间分为真实地理空间恋恋故园、虚拟意象空间山妖王国与索尔维格森林、现实与虚幻的空间中年旅行足迹，真实的地理空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凸显了培尔金特的性格；虚拟空间是易卜生内在精神的外化和分离，而现实与虚幻交织的空间则代表了培尔金特梦游式的旅途，不同地理环境对培尔金特不同人生阶段的性格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试析〈海尔格伦的海盗〉男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地理因素》通过分析北欧及挪威峡湾的地理环境，指出人物性格和精神气质与其生长和生存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文学伦理学批评也是21世纪文学批评的导向之一。伦理问题对当代文学批评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伦理批评意在分析艺术作品的伦理本质，希望能因此在叙事的生活和读者的生活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沃尔弗雷斯 143）北美伦理批评的代表人物西伯斯在《批评的伦理》中指出承认伦理在批评理论中的地位，使这一学科中的实践者们具备了自主能力，能提出与文学文本及其可观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涵义相关的结论（沃尔弗雷斯 145）。伦理批评者的作用就在于指明特定文本向读者传达知识和普世的善的概念。伦理批评的实践者已取得多方面的成绩，《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收录了这样的范例约6篇。

邹建军的《无爱的悲剧：布朗德形象本质新探》在对布朗德与家庭、社会、宗教三重伦理关系进行考察后，认为布朗德的悲剧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悲剧，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是排斥他者的，导致他对家庭、社会、宗教缺乏真正的爱，无爱的伦理关系导致个体的悲剧。在传统批评中，学者更倾向于从哲学角度同情和理解布朗德的自我主义，并肯定它所蕴含的反封建、反传统的社会意义。邹建军对这一阐释方式产生了怀疑，他站在伦理批评的角度得出的颇具新意的结论与先前的认识迥然不同，这也充分显示了新的批评方法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英格夫人的伦理主题》一文中，谭认为易卜生在剧中描绘了围绕在英格夫人这一女性形象周围的复杂伦理关系，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家庭伦理准则；并通过对以英格夫人为中心的多方伦理关系的分析，探讨其悲剧中的伦理内涵。张武进、周美兰在《从〈苏尔豪格的宴会〉看易卜生的伦理困惑》一文中认为，易卜生的戏剧创作始终贯串着人性自由与道德禁忌之间近乎二律背反的矛盾和冲突。个体有寻求独立与自由意志的内在需求，同时又处于道德原则与伦理秩序之中，人需要依靠理性在二者之中寻找平衡点。《苏尔豪格的宴会》正好体现了自由意志与道德禁忌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正好是易卜生本人的伦理困惑，从而把作家的伦理观念与文本中所体现的矛盾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在《论〈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伦理因素》中，刘遥引用了易卜生的话在各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故事中，我看到了个人生活的丰富和鲜活资料。就是在和所有这些男男女女的相处中，产生了《海尔格伦的海盗》的原始和模糊的初稿，并指出该剧立足于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在该剧中被设定为家庭成员关系，伦理困境是主要人物走向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

篇10

学生姓名：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