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0 15:20:27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民族民间艺术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一)外部形态方面
从外部的形态来看,羌族民居建筑主要借助片石和粘合力极强的泥土来进行修建,总体上呈现为方形。从楼层的布局来看,主要分为三层,底下一层主要用于圈养牲畜,第二层为人的主要活动空间,第三层为晒台与罩楼。这种建造格局主要是受到羌族宗教思想方面的影响,羌族人在观念上认为,建筑的总体结构就像是一个人的构造,中间的才是心脏,顶层相当于一个人的头,羌族人在楼顶供奉的白石就是天神的化身,通过与天的不断接近来实现与天神的直接对话。因此,在羌族民居的建造过程中,都会在房顶的位置以及房子的四个角落放置白石,是羌族在中白石崇拜的重要体现。羌族建筑在房顶部分采取半开敞半封闭的建造方式,形成一种开敞的、富于灵动性及哲理性的建筑空间,与羌族人崇拜自然的观念相契合。羌族民居建筑的总体布局与周围环境相协调,根据所处环境,契合地形来进行房屋修建。一方面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另一方面又使建筑与自然环境相融合,房屋与房屋之间相互衔接、错落有致,使建筑具有独特的外观形态与丰富的层次感。
(二)内部空间方面
在羌人的意识观念里,住宅是作为一种“人神共居”的方式而存在的,因此,室内空间的结构格局跟之间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羌族民居的内部结构复杂而多变,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是羌族传统居住文化以及宗教意识的综合体现。在羌人的生活空间中,火塘是家庭中最为神圣的部分,也是整个建筑中最主要的功能空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火塘是议事或者家庭会议的重要场所,具有神崇拜的内涵,神圣不可侵犯;同时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与活动的中心,是家庭凝聚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农业文明室内空间特色的氛围。这主要源于羌人对火神崇拜的传统,说明了火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除了火塘,羌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精神寄托则是角角神位,在传统的羌族民居中,角角神位与火塘同处于对角轴线之上,位于主屋门的左前方的屋角,由木板组合做成。主要是为了供奉家神,起着镇邪的保护作用,是羌族民居内部空间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和最具审美价值的物件。
(三)羌族民居建筑艺术中美的解读
建筑是一种艺术形式,作为艺术与审美的表达,给人以美的感受。建筑艺术借助于视觉的要素来表达其客观的形式美,主要通过形态、质感以及色彩等方面来综合体现。羌族人民在修房造屋时,其外观形态主要通过几何造型来表达,比如碉楼的形状有四角、六角、八角形等,具有非常稳固的形态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而当地材料的运用则使建筑的质感强烈,灰调的色彩与周边环境极其相融。因此,羌族民居建筑凭着独特的外部造型和富于变化的层次独具形式美感,体现了羌族民居建筑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内部空间功能划分合理,严谨的格局以及空间的合理使用体现了羌族精神文化方面的丰富内涵,成为了羌族建筑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部分,也使羌族民居建筑成为了中国民族建筑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羌族民居建筑艺术中的审美实际上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精神性活动,通过特殊而复杂的精神活动来实现审美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转化。羌族的民居建筑分为碉房、邛笼、阪屋三种形式,其中以碉房即碉楼民居为主。由于羌族的聚居地岷江上游河谷皆高山峡谷,因此,建筑形式多为临坡傍岩。一座座的石砌房屋顺着陡峭的山坡建造,气势恢宏,具有结构坚固、高大雄伟、棱角突出的特点。在外观造型上挺拔高直,呈现出一种多边梯形向上的发展态势,形成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有着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给人以雄伟震撼的力量。在建筑的本体上,一方面,通过石片的垒砌来实现收缩与凝聚,呈现出一种多面多角的向上倾斜方式,使建筑本身产生一种向心向上的凝聚力;另一方面,通过片石的契合来实现碉楼的坚固性保障,形成了一种兼具艺术性和技术性的独特的建筑审美形式。羌族采取结群而居的生活方式,因此通常由十几户甚至上百户人家共同组成规模不等的村寨聚落。聚落选址位于高山峡谷地带,无论山有多险峻,只要有生存的可能,就会有人居住而有聚落的存在。因此,与高山峡谷为伴的羌族人,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然而,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羌族人民坚韧不屈和刚毅朴实的民族性格,给予了他们更加雄伟而壮丽的审美感受,在建筑的审美上体现为一种刚健、厚重与朴实的精神。同时,羌族民居建筑的建造受到地域环境方面的制约,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就地取材,主要以片石、泥土、木材等作为建筑材料,凭借大自然的厚遇以及羌族人精湛的建筑技艺修建房屋。因此,受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的影响以及地方物产材料方面的限制,使得羌族民居建筑呈现出一种审美上的质朴性和材料上的厚重性,形成独特的形式美感。在方面,羌族主要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这使得羌族民居建筑带有一丝神秘而浓郁的宗教色彩。羌族人转变传统的客观认识,通过神、人以及物三者关系的主观化来体现的精神,实现传统文化的不断延续以及行为模式上的规范,对于社会传统的维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历史性及传统性来看,主要生活西北各地和中原地区的古羌族人,经过两次大的迁徙才到了岷江上游地区的险峻高山之中。已经传承了数千年历史的羌族民居建筑艺术,不仅是羌族建筑文化在物质层面的重要符号,也是羌族建筑文化发展过程中精神层面的重要象征。同时,艰难的迁徙经历和不断传承与发展的建筑经验,成为了羌族人共同的心理记忆,历炼了他们不屈的开拓精神,而内心的不断丰富实现了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识方面的积淀,最终创造出感染力极强的建筑艺术形式。
首先,编写好校本教材。剪纸作为校本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为此,学校要动员教师和学生广为收集有关剪纸的书籍和资料,并到新华书店购买相关书籍。同时,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由课题组负责把这些材料整编成册,作为剪纸校本教材。其次,充分利用民间艺人这一稀有资源,邀请民间艺人来校指导,传授剪纸刻纸的技术和方法。
2.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要逐步普及剪纸艺术,就要通过多种渠道向学生介绍、宣传剪纸艺术。可以在学校的宣传橱窗、墙面、楼道、教室、窗户等位置上张贴师生的剪纸作品,发挥校园隐性环境课程的教育作用。利用学校广播等媒体进行定期宣传,介绍剪纸的知识、方法,借鉴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的剪纸教学网站,开展为学生作文配剪纸插图的活动,编制“小巧手”剪纸学习专栏,使学生对剪纸由陌生到熟悉,由熟悉转为亲切,激起探究欲望,营造积极的校园剪纸艺术氛围,使师生在校园生活的每时每刻都能受到艺术熏陶。
3.让学生积极参与剪纸
剪纸是一种工艺,需要良好的心态、力量的均匀和意志的坚定。不论学什么,精神都是最重要的,方法是第二位的。剪纸教育注重动手、动脑,能营造一种轻松活泼、主动探索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创造性与求知欲,提高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寓教于乐。剪纸内涵十分丰富,具有极强的综合性,涉及数学、美学、哲学、力学等。它的创作过程,与常规教育有很大的区别。剪纸教育主要是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他们动脑、动手的主动精神,而且还要提高他们的美学审美层次。剪纸艺术的内涵是开放的,是课内外相结合的,能促使学生广泛地吸纳更多的学科知识,特别是美学知识,因此在剪纸的创作和教育过程中包含了再认识、再创造循环往复的过程,对人的品质的培养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不愿学习的学生通过参与剪纸艺术,学会了吃苦,磨练了意志,提升了自信,开始热爱学习。
4.建设剪纸艺术传承团队和工作室
学校应安排教师牵头成立剪纸艺术学群,负责剪纸工艺教育和教学工作,并定期邀请剪纸大师或艺人来校讲学、传授技艺,由教师和工艺师联合组成传统工艺传承团队。还应该建立剪纸工作室,继承传统、融入时尚元素、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实现设计室、创作室、展示室三位一体,使设计、制作、展示在真实的职业场所环境中进行,真正实现艺术融入技术、技术凸现艺术。学生跟随指导教师学习实际操作技能,真正做到“教学做”合一。每一件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都能够很好地感染熏陶学生。
5.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在师生关系的处理上,要建立陶行知先生所提出提出的“艺友制”,即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既是师生,又是朋友,教学形式不拘泥于课堂,大家像朋友一样相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和教师进行交流,既可以切实学到技艺,还可以发展创造性思维,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1.1传统土锦艺术后继无人,传承困难而面临消亡老一辈织锦的土家人,做织锦都是依靠家族代代传承。她们基本都没有读过多少书,一辈子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对织锦的制作上,像叶玉翠、刘代娥、向金秀这样的土锦艺术家都是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化,一方面许多年轻的土家人基本都离开家乡出门求学或打工在外,没有时间专注于土锦的学习和制作;另一方面,手工织锦需要慢工出细活,利润也不高,青年一代对于制作传统土锦的热情大大消减。整个经济体制的变革,让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面临消亡的危险。
1.2土锦艺术行为功利性严重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使艺术成为现代社会的消费品,价格成为衡量艺术品的标准,这就不可避免的让艺术具有了功利性,并且让土锦艺术的创造性也大大锐减。不少现代土锦制作者为了销售利润不再愿意耗费大量时间经年累月地制作织锦,她们在制作流程上有些采取完全抛弃传统土锦纹样,简单制作迎合旅游景点喜好的现代唯美式装饰画;有些制作者则抛弃原有制作材料采用膨体纱做原料,质地松软,远没有传统织锦优美稳重、质地精良。艺术行为功利性严重影响着原本优秀的民间土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1.3土锦艺术传播形式滞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土锦的实用功能等同于被盖,它的欣赏角度有限,实用功能也具有局限性。传统土锦一直以这样单一的艺术形式和用途进行传播,没有与现代的工业以及数字技术进行对接,始终依靠着平面化通经断纬的方法手工挑织。面对大量易于生产和廉价的棉质电脑印花被面的冲击,传统手工土锦难以成批量的进入到大众的生活当中。当作为衡量土家姑娘能力的内在价值消失之后,现下土家织锦的使用功能已不存在。对于土锦民间艺术价值的体现和传承需要考虑多样的形式传播和大众互动。
2土家族土锦艺术在数字艺术中的发展意义和价值
数字艺术即建基于一定的数字技术基础之上的艺术,具体包括拍摄、剪辑、压缩、加密、传输、装置等。形式多元,包括数字电影艺术、数字电视艺术、数字游戏艺术、数字图像艺术、数字装置艺术、网络艺术、多媒体艺术等诸多艺术形式。面对土锦艺术传统功能的弱化,经济规则下手工织锦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让这一民间艺术在当代的新型生存形态中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土锦艺术与朝阳初起的数字艺术联姻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2.1有利于民间土锦艺术遗产的传播和传承今天的世界被数字媒体包围着,传统的民间艺术在传承和发展上要摆脱目前困境,加速传播,重新焕发出自身的生命力需要借助数字艺术的传播方式和表现手段。特定的文化可能要界定(或生产)特定的需要,并设计满足需要的途径,当如此被社会化的人感觉到需要并把它作为有待满足的目标的时候,它就产生向往、追求,于是行为的目的和价值才使它有了意义。传统的织锦实用功能已经减退,艺术制作工艺也因老艺术家的离世面临失传。因此,土家族土锦文化遗产需要变传统单一的手工化生存为数字化生存,改家族传承为大众参与,以当前大众普遍接受的传播途径进行传播、推广其民族习俗、审美情感、艺术观念、构造方法。
2.2有利于民间土锦艺术的创新和发展将民间土锦艺术遗产通过数字技术开发,借助网络和艺术展馆可以向大众呈现出源于土锦的众多新生艺术形式。以数字技术为载体,构建一个多元力量高度互动的土家族土锦艺术遗产文化的展示、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在这个平台里大众不仅可以了解其文化背景、历史,还能参与土锦艺术的创作、分享彼此的艺术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极大地调动民间艺术爱好者们的自主探究能力和创作力,为民间土锦艺术的创新发展提供充足的条件。
3土家族土锦艺术的数字化发展策略
土家族土锦艺术资源丰富,其中形式上如色彩、线条的运用、工艺的巧妙,主题中蕴含的文化思想和美丽传说都可以和数字艺术结合,具体发展策略笔者提出了以下几个方案:
3.1建立土锦艺术信息的数据库通过对土家族土锦的历史来源、各种纹样形式以及织锦涉及的工具、材料、制作方法等信息进行采集,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并对传统纹样进行提炼处理和数字化制作保存,实现长久的、稳定的、权威的电子资料保护,可供学术研究和数字交互艺术开发的利用。就拿土锦上百种的纹样图案来说,很多图案现今只存有照片没有实物了,有些存留的精品原件也只是在博物馆进行静态陈列展出,还有少数织锦精品流于海外,其纹样造型难以面市。当下借助数字技术可以将博物馆或照片中的各类土锦花纹进行提取、电子描绘、备份,建立一个完备的土家族土锦纹样电子图库。
3.2制作土锦艺术的数字媒体影像一方面利用数字仿真、数字音乐等技术,将土家族土锦文化进行动态的光、色、形、声、电的多角度视频展示,包括对土锦艺术历史起源的呈现、创造者创造工艺的流程以及思路、纹饰花样的审美趣味和五彩斑斓的色彩搭配等。观者可以通过数字媒体的土锦资料视频短片的重新演绎,全面了解土家族土锦的艺术特点和构成方式,看到土家族民间土锦艺术制作场景的再造,体验到时空的改写,察觉到感知的错位,领悟土锦艺术形式语言的锻造和对民间艺术文化的反思;另一方面对土家族土锦艺术创新而言,可以利用其艺术特点通过相关数字技术开展多媒体影像设计。例如,土锦中的艺术元素造型多用象征、抽象的表现手法,有以动物为主题的纹样、以植物花卉为题材的纹样、以土家人生活用具为题材的纹样,以及受汉文化影响的纹样等等。这些以直线造型、连续对称、排列多变的艺术元素可以与现代数码设计结合起来,进行重新地排列组合。新的构成方式可以运用到多媒体的界面设计、空间光影互动展示设计上等等。从土锦的色彩组合艺术来说,绚丽多变的对比色、补色、极色的运用可以通过电子、光的设计触发出不同运动形态的转变。同时,在艺术媒体展示时还可以融入土家族自己的少数民族音乐,随着音乐的快与慢、轻与重、强于弱使土锦中的元素和色彩有节奏地进行转变、跳动。这样,大众在接收土锦艺术文化时会产生强烈的兴趣感,传统的民间艺术也会在新媒体中焕发出新的生命。
3.3开发土锦艺术的数字互动化游戏如今的网络游戏被经济评论家认为是21世纪越来越多的“魔力金矿”。由中国版协游戏工委(GPC)与国际数据公司(IDC)联合开展的“中国游戏产业调查活动”中的数据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网络游戏用户数达到4936万,预计2013年用户将达到9453万。运用现代网络游戏提升艺术和加强大众对土家族民间土锦艺术的了解与参与性是具有可行性的。一方面源自数字技术的发展,如RPG(角色扮演游戏)技术的出现,已经开启了数字游戏的艺术之旅;另一方面土家族的土锦艺术形式本身都是以抽象的几何形态构成,在排列组合上都以直线和斜线对称式排列,这样的构成形式十分类似于现代网络的矢量图构成方式。因此,土锦的艺术元素在转换到网络游戏开发当中时相对员勃
(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容易。可以针对土家族的土锦艺术制作相关的艺术性游戏。例如,玩家可以在网络中学着制作和创作自己的“西兰卡普”,游戏中可以设置传统的土锦纹样构造和排列组合规律,也可以让多个玩家网络分工制作,创意完成一些花纹和排列方式;再或是,利用传统土家族土锦制作过程中流传的许多美丽传说发展成游戏的故事脚本,其中的游戏场景、人物、植物花卉造型色彩等都可以从织锦中艺术中提取。席勒著名的《审美教育书简》有言:“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人同美只应是游戏,人只应同美游戏”。通过在线游戏互动,玩家不仅可以在游戏中了解土锦的历史还能学习到土锦的艺术构造,还能和其他爱好玩家共同交流,分享自己的艺术创作成果。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