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在劳伦斯的最后一部作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将有着自然象征意义的森林作为一个主要的意象进行了描写。他不仅是一位大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独具个性的诗人，他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惊人的想象力，因而在他的小说中也融入了诸多诗歌的品性。劳伦斯选择森林这或充满抑郁，或充满生命与希望，或是逃离外界的伊甸园的事物进行描写，并在文本中反复出现，不仅是为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营造背景，也同时表现出他对自然的讴歌。森林（树林）在他笔下，不再是简单的自然产物，而是一种展示隐秘的心灵世界的象征，具有了多重意义的象征物。

一.阴郁——来自黑暗森林的恐惧

在大战中残疾的克里福德·查泰莱拥有着祖宅拉格比庄园，作为庄园的主人，他自然感到骄傲，他能独自驾驶着装着马达的轮椅在花园里慢悠悠地兜风，还能驶入那座美丽但凄凉的树林中。然而对别人来说，这座森林却不是这样。

初到拉格比庄园的麦克里斯在用完咖啡后，“向那阴郁的园林眺望过去，发现，天啊，这是个什么地方啊！”【1】在他看来，这座阴郁的园林，显得那么的阴森，让人感到压抑，正如他在克里福德家里的感觉的一样，他感到惊讶，感到恐慌。这种感觉是从麦克里斯这个“外人”的角度看的，正是这样，才反衬出住在这里的人的一种麻木，他们在这里已经习惯了，习惯了这种阴郁与压抑，对此已没有感觉。

而生活在这里的康妮呢？在她看来 “天气潮湿阴沉，似乎整个世界都在缓慢地死去。阴沉潮湿，寂静……林子里万籁俱寂，只听得到光秃秃的树干上落下的滴水声，溅到地上发出空洞的‘劈啪’响。剩下的就是幽深的老树林子，死寂一片，毫无生机，虚幻空荡。”【2】在这个冬季，草木凋零、万籁俱寂，它意味着一种阴郁，象征着衰落与死亡。阴沉潮湿的天气，给原本就阴郁的森林蒙上了更为死寂的色彩，这样的描写，烘托了康妮当时矛盾郁闷的心情，走在这样的森林中，不免有种恐惧感。

劳伦斯在这部小说中多次用“黑暗”形容这片森林，同时也用“凄凉”、“万籁俱寂”等词语形容这片森林，这是与人物当时的心情相对应的。这种森林的描写，多是通过对比表现出来。其中的阴郁感，也是通过人物的感觉传递出来，他们对于这种黑暗环境的恐惧和压抑，更多的是展现自我内心世界。

二.生命——来自绿色森林的希望

葱郁的绿色森林，一种希望的象征，在这样的森林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也饱含着希望，更是一种欲望。这里象征着感情，象征着自然，富有启发意义，一方面它尽力表现着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一方面这里的生机又不是生命的喧哗躁动，而是一种沉静悠远。

像克里福德所代表的落寞贵族统治阶级，也依然能在这片森林中感到希望。当然，他的这种希望，是他对腐朽的贵族制度维持的希望。“他喜爱那些古老的橡树，感到它们一代又一代都属于他。他要保护他们，要保护这片地方不受侵害。”他是这么做的，自然是为了维护这腐朽的贵族阶级制度，保持他的对拉比格庄园统治地位，所以他才会在说“我到了这里，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感到无后的遗憾。”【3】他的这种感觉，正是森林所象征的生命给他带来的冲击，在这处处充满生命力的地方，这样的反衬对比，让克里福德深切地感到了没有后代的无助，所以更希望康妮能给他生个儿子，今后继承他的爵位，接替他保护的城堡。

对康妮来说，这片森林给她带来的不仅仅是生命的新鲜感，有的更是一种希望、欲望，她在其中获得了新生。康妮“背靠着一棵小松树坐了下来，那松树摇晃着，让她感到一种奇妙的生命在冲撞着自己。”【4】在这森林中，始终有一种生命的力量在振动着她，让她感觉到了希望，看着森林里的花朵是多么的美好，这里是大自然生命力的象征，也是人的自然天性的象征。森林带来的希望和欲望，让她在这里不仅遇到了麦勒斯，找到了爱了感觉，也重新找回了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形如枯槁地活着。“生机勃勃的森林一方面暗示了康妮身上蕴藏着的生命力以及难以抑止的本能欲求，另一方面又是人物心灵世界和自然力之间的相互感应、相互契合的中介物，在自然状态下的树林触动、启迪下，她那被压抑的自然本能渐渐复苏。”【5】这种自然本能的复苏，才让她在爱的追求中，释放了自我，森林中的感受也引起了康妮对生命存在的意义、命运的归宿的联想。

劳伦斯妻子弗里达在其回忆录《不是我，是风》中提到，1926年10月，劳伦斯返回米伦达别墅，开始动笔写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时正值晚秋，景色宜人，在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时，他常常来到户外，坐在附近一株伞形巨松下，记录下头脑中喷涌而出的灵感，也许正是这种静谧、优美的大自然，给劳伦斯的创作带来了灵感，幻化成了康妮与麦勒斯爱的森林，让他们在其中演绎了浪漫的诗情画意。【6】在这片绿意葱葱的森林中，是生命重生的力量，是希望绽放的绚烂。

三.伊甸园——对现实社会的逃避

原始、神秘而又虚幻的森林，会给人一种远离尘嚣的感觉，而劳伦斯在文本中所创建的这个伊甸园里，主题是精神的解放和对工业文明的逃离。在这里，从被束缚压抑的拉格比庄园得到释放，自然从破碎黑暗的工业社会中得以回归。

在拉格比庄园的躁动与不安与日俱增，和外界的隔离更让康妮不能自持，四肢抽动、疯狂的焦躁、毫无原因的心跳加速让她日渐消瘦。“老林子散发着一种古老的凄凉感，竟让她感到些许慰藉，比外面那冷酷无情的世界要好很多。”【7】苍老的树木表现出的力量与顽强正好与康妮的孤单、脆弱和无助形成对比，作者把树木的灵魂与人的精神状态的意象结合在一起，表明人宁愿在古老凄凉的老树林中得到慰藉，也不愿呆在宏伟的拉格比府里。她选择逃离，她要离开这里。“树林是她的避难所”，“心情差时她独自一人去林子里散步”，“后来她得空儿就逃避到林子里去”，仿佛这片森林就是她隔离外面的世界的伊甸园，康妮把树林当作自己的安身处和避难所，至此康妮开始摆脱整日与克里福相厮守的空虚的婚姻生活，挣脱出他精神钳制。

树林，还是人们逃离这个黑暗社会的一个伊甸园，【8】正值工业文明的进步，给大自然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矿区的开发，工厂的建设让大自然在慢慢地消失，原先广袤的森林在现代文明的消耗下已经所剩无几。像克里福德所代表的贵族阶级与资本主义工业秩序的维护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停的剥削和破坏自然环境。“这里是人类重返自然，重新寻找在工业文明中丢失‘天人合一’理想的场所。”劳伦斯的儿时与青年时期，所看到的都仍是“森林密布，良田一片的旧农业英格兰，没有汽车，矿井只是田野上的一些褶皱。”【7】而现在，在他看来“英国真正的悲剧在于其丑陋。乡村是那样么可爱，而人造的应该却是那么丑陋不堪。”【9】正是这种前后的对比，让劳伦斯在其作品中对工业文明的描写上是带有憎恨之情的，在同时，他还会还原一个自己内心中所希冀的原始自然的形象，在文本中，就是这片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森林，它象征着未受工业文明侵染的原始自然。只有回归自然，才能回归本性，才能挽救人类，重返人与自然的和谐。

康妮和麦勒斯都走进了这座“伊甸园”，投入到自然之中，受到性的启发，躲避工业文明带来的灾难，摆脱这种精神上的压抑和肉体上的折磨，对他们来说，只有在象征着自然的森林中，才能完全的释放自己的欲望与灵魂，才能从心理上降低从工业文明中所受的伤害。劳伦斯所设立的这个伊甸园似的森林，是它用浓重的浪漫主义手笔勾勒出来的医治现代人心灵疾病的一块净土，是他为男女主人公找到的寻求生命复苏的场所，同时也表达自己对自然的喜爱以及工业文明破坏自然生态坏境的不满。

四.森林与人体——对自然的赞颂

森林在劳伦斯笔下不仅是作为一种拉格比庄园的一个后花园，同时也是作为一种喻体出现。在文本中，劳伦斯将康妮比作森林，也将一些毛发比作类似森林的丛状物，这也是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的。

康妮“就像一片树林，像盘根错节的橡树林，无数的树芽于无声处哼唱着绽放，与此同时欲望的鸟儿则在她身体那盘根错节的密林里休眠。”【10】这里的树林也象征着一种欲望，是树林和树林中的麦勒斯将她从沉沦中摆脱出来，让她再生。由此看出，劳伦斯其实是在试图通过森林这个自然事物来沟通物和我，表现出人物的心灵在自然力的感召下，展示出特定的情境中难以言传的细微变化。

在文本中还描写一些丛状的毛发，将其象征成森林。正如康妮对麦勒斯说的：“你身上长着四样毛发，胸口上的发黑，可头发却并不黑，胡茬是暗红的，而这儿的毛发，这些爱情的毛发却像一蓬金黄发红的槲寄生花丛，这些毛发里数它最可爱！”【11】康妮所说的“这里”的毛发，是麦勒斯上的毛发，是这个地方，让康妮感觉到了爱与生命存在，人生也因此有了希望。当他的胡须和柔软浓密的头发刷着康妮的身子，这种让她感觉是欲望的，也是她对自己的存在感的认知。

康妮的毛发也被劳伦斯写进了文本中，麦勒斯用手把几朵“勿忘我”花儿穿起来摆在康妮褐色的毛丛里，又将一朵含苞待放的粉红色剪秋萝放上去，然后说对康妮说：“好啊！那就是我，你不会忘了我的！那是纸莎草丛中的摩西。”【12】他们用花朵来装饰着性器官，呈现出一种欲望与美的感受，花朵象征着青春与活力，用它们来装饰性器官，是劳伦斯想要表现的一种和谐的美。他“意在弘扬血性、礼赞生命和净化人性，字里行间充满着美和诗意，具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因而并不给人‘’的感觉。”【13】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将身体上的丛状毛发比作森林类的事物，这些毛发生长的地方，也多是性器官，这样的象征似描写更多的是想表现的是这种事物给男女主人公带来的性的欲望，同时展现他自己的“血性意识”和“生命哲学”，是在为人类找寻一种回归个性的方式，原始的方式——性。

“森林”这个意象不管是阴郁的，充满生命气息的，还是一片逃离外界的伊甸园，都是为整个小说情节的发展服务的。也体现了劳伦斯的在通过森林，呼唤人的本能的释放，是对自然的回归。两性的天然融合，是在森林这片原始的地方，也是一种对自然的赞颂。作者通过“森林”这个意象表达了：要想真正的实现自我，过愉悦的生活，就要与自然交流。只有在美丽的大自然中，人们才能恢复自然的天性，返璞归真与大自然重新建立合理融洽的两性关系。

参考文献

① 蒋家国：《重建人类的伊甸园——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C]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② 劳伦斯：《劳伦斯随笔集》[M]黑马译 海天出版社 1996年版

③ 弗里达：《不是我，是风：劳伦斯妻子回忆劳伦斯》[M] 姚暨荣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1年版

④ 王丽亚：《D.H.劳伦斯小说中的意象》[J] 外国文学批评 1996年

⑤ 刘加媚：《深微细腻 含蓄隽永——劳伦斯象征艺术解读》[J]广西师院学报 2002年1月 第23卷 第1期

⑥ 王凯军，穆宝清《的生态思想》[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8年6月 第24卷

⑦ 蒋昭荣：《劳伦斯与象征》[J]宜宾学院学报 2008年5月 第5期

⑧ 刘维荣：《浅析劳伦斯小说中的若干意象》[J]上海大学学报 1999年12月第6卷第6期

注 释

【1】劳伦斯著，黑马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年版 第22页

【2】劳伦斯著，黑马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年版 第64页

【3】劳伦斯著，黑马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年版 第40、41页

【4】劳伦斯著，黑马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年版 第86、87页

【5】刘加媚：《深微细腻 含蓄隽永——劳伦斯象征艺术解读》 广西师院学报 2002年1月 第23卷 第1期

【6】蒋家国：《重建人类的伊甸园——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322页

【7】劳伦斯著，黑马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年版 第64页

【8】王凯军，穆宝清 《的生态思想》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8年6月 第24卷

【9】劳伦斯著，黑马译：《劳伦斯随笔集》 《诺丁汉矿乡杂记》 海天出版设 1996年版

【10】劳伦斯著，黑马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年版 第143页

【11】劳伦斯著，黑马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年版 第229页

篇2

D・H・劳伦斯（1885――1930）是英国二十世纪初期重要的作家，小说是劳伦斯最为推崇和擅长的。下面我将从情节原型方面对劳伦斯小说进行分析，这对于深刻把握劳伦斯小说，解读其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在《圣经》中，上帝耶和华创造了天地万物，又用泥土按自己的模样和形态捏了一个男人，并让他有了生命，名叫亚当。上帝看到亚当一个人孤单，就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出一个女人，亚当为她取名夏娃。亚当与夏娃成了一对夫妻，在伊甸园里过着自然和谐的生活。后来由于受到蛇的诱惑，夏娃偷吃了智慧果，并把剩下的给亚当吃了，由此他们有了智慧，有了羞耻感。从此，在肉体上美好快乐的两融在理智上却感到羞耻，和谐的两性关系被破坏了，男女个体也不再和谐，因为灵与肉发生了分离。之后，追求两性关系的和谐和自身的和谐就化作原型成为人们永恒的追求。

劳伦斯把男女两性关系的和谐视为个人与社会冲出工业文明的唯一再生方式。工业文明使劳伦斯深恶痛绝，它不仅破坏了自然的美，更残害了人性的完美。其实，人类――从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果以来――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找回和谐。劳伦斯从重新调整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入手，去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每个人诞生两次，第一次诞生于母腹之中，第二次诞生于和谐的两性生活。由此劳伦斯围绕着男女两性关系的不和谐――和谐这一情节原型构思作品，展现他对男人和女人美好关系的探求，展现他重构和谐的人的探索。

小说《儿子与情人》的主体叙写的是保罗在成长过程中与她母亲、米丽安、克拉拉、三位女性的纠葛，表现了保罗对完美人性和和谐两性关系的艰难探求。正如小说的题目，保罗既是母亲的儿子，又扮演着母亲的温情情人。母子之间的这种情感错位、角色错位，阻碍了保罗的正常成长，导致了保罗的偏执或者说是人格的分裂，当保罗与青年女子产生恋情，却不能在两性关系上获得精神和肉体的美的和谐的时候，他也开始了反抗母亲的尝试，去寻求他所渴望的完美的和谐。

米丽安是保罗的第一个恋人，他们青梅竹马，志趣相投。这遭到母亲极大的嫉妒、恐惧和怨恨。母亲、保罗、米丽安三个人构成了难解难分的三角关系，更令保罗沮丧的是，他和米丽安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因为米丽安从小笃信宗教，虔诚的像个修女，她鄙视肉体的生活，只追求精神的交流，再加上以上叙说的他自己的原因，保罗始终没能在与米丽安的恋爱中获得的彻底释放，达到身心交融的境界。同时米丽安有很强的占有欲，保罗无法给她全部，保罗认为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应该是占有关系。他们之间无法达到完美和谐，保罗与米丽安的恋爱以不和谐而结束。

在艰难的寻求中，克拉拉很快进入保罗的视野。保罗感受着与克拉拉的融合所带来的妙不可言的颤动，但只有健美的身躯和女性的魅力，而精神苍白的克拉拉不能同保罗在精神上取得共通，如痴似狂的沉醉中并不包含灵魂的契合，这是保罗深感痛苦。与此同时，他依然挣扎在母亲的阴影里。克拉拉同纯精神的米丽安一样败下阵来。同克拉拉恋爱的失败终于使保罗似乎认识到母亲在毁灭他一生的幸福。在小说的结尾处，保罗终于摆脱掉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母亲、米丽安、克拉拉，也即摆脱掉不和谐的两性关系，朝着城市那片灿烂金光走去，踏上了新的人生历程，开始了他对完美人性――两性关系的和谐和自身的和谐的执着追求。

劳伦斯的巨著《虹》开创了劳伦斯整合男女关系以求人的自我完美实现的新探索。《虹》写的是布兰文一家三代对自身和谐、两性关系和谐的寻求。第一代汤姆和莉迪亚之间虽然充满了激情，但是并没有达到彻底的融合，单纯的性快乐是不足以维系两个人的心灵的，他们的融合更多的是自我的毁灭和个性的消失。而第二代安娜和威廉之间则充满冲突、矛盾，他们的婚姻是失败的、不幸的，他们在保持各自性格独立的同时，缺乏夫妻的交融和温柔，永远处于疏离与隔膜的冷冰冰状态，竭力想占有对方、压倒对方，却耗尽了自己。最终，他们以夫妻双方的妥协和放逐来达到自我本质的留存，没能实现夫妻两性关系的真正和谐。第三代厄秀拉不同于前两代，她身披一片叛逆的彩虹，探寻灵与肉的绝对交融，要求彻底的独立。厄秀拉与安东的恋情在热情中爆发，他们如胶似漆。但两人狂放的生活没能存在多久，因为厄秀拉发现安东完全没有自我，这使她极度地失望，这对恋人关系的解除成了别无选择。厄秀拉从没落里挣起，在无限的长夜中再一次摸索新生之路。终于，那象征着两性精神与肉体完美结合的彩虹，悄然出现了，这个结尾预示着新的人性与和谐两性关系的美好前景。当然，要实现这一前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具有艰难的挑战，

小说《恋爱中的女人》的主人公伯金，在两性关系上他其实是处于特殊的“三角恋”之中，一方面是厄秀拉，另一方面是杰拉尔德。厄秀拉深恋着伯金，与他保持着一种“平等”，渴望与他一起体验两性关系的完美极致，她把伯金当成十足的男子汉苦恋着。伯金也开始了对和谐两性关系的探索，企望通过张扬人的本性、直觉，回归到生命的源头，在舍伍德森林一片长满小草的圆形空地里，伯金与厄秀拉进行了两融的实践，虽然拥有甜美的肉体交融，但仍无法使他得到完整的性的满足。他一直向往着比他强壮、男子气十足的工业巨子杰拉尔德，他只有用与杰拉尔德的同作为一种与厄秀拉相爱的补充力量，才能获得满足。直到最后伯金也没有放弃依恋这种同情。伯金面对杰拉尔德的死，“他忘掉了厄秀拉，又去看杰拉尔德。……此时的杰拉尔德仍在伯金记忆中与他生活在一起。”他仍然需要杰拉尔德的同性之爱。这种需要“第三者”补充的两性关系，已经说明伯金与厄秀拉最终也没有实现真正的两性和谐。

而杰拉尔德这个“工业拿破仑”拥有着漂亮的外表，吸引着古德伦与之相恋。不幸的是，杰拉尔德在建立机器制度中自己也已化成了机器，变得精神空虚、感情枯竭、毫无生气，一种深深的恐惧时时袭上他的心头，他想通过与古德伦的肉体交融来兴奋自己、拯救自己。杰拉尔德这种非纯粹的、冷漠的、具有破坏性的、充满死气的，在与古德伦的两融中自然难以达到两性和谐，遭到古德伦的厌弃、拒绝，终于弃他而去。杰拉尔德在心灰意冷中，自戕于冰雪峡谷里。在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中人们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两性和谐关系的出现。

篇3

中图分类号:G62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8-0033-01

After read the short story, “Tickets, please” written by D. H. Lawrence, I felt a little bewildered about the writer’s real intention. As we all known, from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ending, Annie, with the help of other conductress, takes revenge on John Thomas, who they conquer at last. However, recollecting and comparing the manner and expression when John Thomas and the conductresses leave, all sorts of feelings well up in my heart, who is the last winner on earth? Why Lawrence set the end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n-centered societ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e should know this short story was created in 1919, which is set during the war, WWI. D. H. Lawrence, to some extent, is the ultimate anti-womanist. He hated the war for what it did to society, kill good men. He hated the fact that the war inverted positions of power. He found it unnatural that women were running society and what is left of men are cripples and dandies. So this is a story with an element of satire, of inversions of power, and ultimately sterilty of society and of male/female relationships. And from this time background we know that D. H. Lawrence would be an anti-womanist, which strongly against the foregoing standpoints that he is a feminism-favor. In another word, the popular notion is that D.H. Lawrence is one of zealot for feminism, however, after read some of his works, I have some other points of view. Not only in the ticket please, Lawrence’s other works also manifest his tendency to anti-womanism. In his Aaron’s Rod, (mostly completed during the war), Lawrence’s anti-feminist ideology had already began to take shape. The patogonist believed that “we must either love, or rule. Once the model of love to change --- it must be changed ... ... men must have clear control of the direction, women have to appeal to the powerful men who yield to the power of the soul, for their own survival. It is clear that the view that Lawrence’s male chauvinism thinking gradually increased to a clear expression at the post-war. In another novel, Women in Love (completed in 1916), the female image shape than its companion, Rainbow, is much more in the shadow. In independent Rainbow, Ursula, a wan who is radical brave, aggressively pursue equal rights with men but it disappeared in Women in Love, has become the tame and ignorant Futie.

Anti-womanism arises to against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during that time, perhaps we can say its representatives are D. H. Lawrence, Norman Mailer, Henry Miller, and Jean Genet. Their works offered a powerful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values of capitalism, crude sexuality, and demands of female power in general, these anti-feminists distort female characters by associating them with deviance. As Millett observed, the “interior colonization” of women by men is “sturdier than any form of segregation, and more rigorous than class stratification, more uniform, certainly more enduring”.

Unlike the other approaches we have examined, anti-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is often a political attack upon other modes of criticism and theory, and its social orientation moves beyond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It is somewhat unrealistic fluff. Millett wrote in Sexual Politics that “the essence of politics is power”. D. H. Lawrence’s literature is a record of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patriarchy. It delineates women speaking men’s language and supplants the men’s career, but as fact, if women continue to speak as men do when they enter discourse, whatever they say will be alienated, just as John Thomas neglects the girls’ indignation.

Anti-womanism, as a marginal discourse appeared, did not ge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generally-recognized, whereas so many feminism works launched shock to be born. At least for this academic discourse, there are many concerns. For example, in some very formal academic discussion, as long as related to this topic, we missed to hear this argument: It is now a woman’s right to whether too much or too little; women’s nature and their social roles, as well as they want to g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ghts that may be fundamentally irreconcilable. It is to keep the discussion of which should and will be the leader between feminism and anti-womanism.

Bibliography

[1]Millet, Kate. Sexual Politics .London: Rupert Hart Davis, 1970,

[2] Wilfred L. Guerin, 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4

[3]麻友世.女性主义第三浪潮的男性视角[J]. 北京师范大学学刊, 2006,(2).

篇4

【中图分类号】：I【文献标识码】：A

劳伦斯的小说，大多都另辟蹊径、与众不同，是美国20世纪争议最多的小说家，一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几乎引起全世界的争议，而就他小说的内容而言，我们不得不惊诧于他的超前意识，在那个时间他竟然运用了当下后现代的小说主流的意识，成就了他的多部小说。劳伦斯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笔锋，揭示了许多社会的问题。探索文明的内涵和外延，剖析社会表象背后深层次的触角，用人性的魅力，战胜世俗的观念，善于向传统挑战。《骑马出走的女人》是他比较出名的中篇小说，小说以一个女人因孤独而出走，因出走而奔赴死亡，而在死亡到来之际，不但没有后悔和回忆自己曾经的幸福生活，而是内心无比宁静地去面对死亡，在孤独与死亡的对抗中，死亡战胜了孤独，以神圣的姿态高贵地站在祭坛之上。

一、劳伦斯与《骑马出走的女人》

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作家，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关注世界，关注生命，关注人性。他是少见的持生殖崇拜观的作家之一。他创造了多部惊世骇俗的争论之作。主要作品有《儿子与亲人》《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骑马出走的女人》《虹》《的幽香》《白色长袜》《漂亮的贵妇人》等多部作品。劳伦斯出生在诺丁汉一个普通的矿工家里，父亲是普通的矿工，而母亲却出身于上流社会，有知识也有良好的修养，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导致父母矛盾重重，父亲最后沉醉在酒缸里。母亲承担起孩子们的教育责任，由于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照，使劳伦斯有很浓重的恋母情结，在《儿子与情人》中充分表现了这一情节。由于他的创作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更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能够挖掘出人内心深处的意向，《骑马出走的女人》中，以神话的手法，描写人性的回归[1]。劳伦斯不是对女主人公骑马出走的故事进行表面的诉述，而是把她内心的思想挖掘得淋漓尽致，她因内心的孤独，而骑马出走，又因对内心孤独的抵抗，而宁愿选择死亡，致使在孤独与死亡的对抗里，死亡战胜了孤独。

《骑马出走的女人》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劳伦斯在整篇小说里都没有给女主人公名字，整篇都是用她来代称。她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有一双蓝蓝的眼睛，身材高挑、性感、美丽。而他的丈夫是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有深棕色眼睛，身材矮小、驼背、头发灰白的中年男人。由于丈夫拥有好几座银矿，她做了一次冒险嫁给了他，婚后生活在银矿区，开始了她孤独而寂寞的生活。在她心里，这里的人们死气沉沉，没有同情心和爱心，生活得无聊而倦怠[2]。这样的生活禁锢了她十年后，她对现有的生活厌倦极了，对远山中的印第安人的生活充满了好奇，经过精心的策划终于在丈夫外出后，骑马出走，奔向印第安人的领地。进入印第安人的领地后，却成为了印第安人求神祈福，献给神灵的祭品。这一出走是为了逃出孤独的魔掌，却一路奔向了死亡，而在最后的死亡即将到来之际，她的内心也充满了宁静。

二、孤独的意向

1.马的意向

为什么作者要安排她骑马出走？而且小说的题目也是《骑马出走的女人》。那个时期，上流社会的女人，要坐一辆豪华的马车，头戴面纱，帽子上插着鲜花优雅地出行，而小说中也有交代，她丈夫有一辆破旧的福特轿车。那么她为什么要骑马出走呢？马是人类最早的交通工具，马的意向就是任意驰骋，奔向自由。作者安排她骑马出走，更能够符合她向往自由，摆脱孤独的内心世界。作者安排她骑马走出孤独，另一个意向是她没有目的地，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出走，也就如同我国的“信马由缰”，在马儿自由的驰骋下，随便带着自己去何方[3]。她只想做一个人，一个不是他丈夫物件的自由的人，逃离孤独。

2.银矿的意向

银矿坐落在绿荫覆盖起伏不断的高山和那没有一点生机的旷野之中，银矿本身是财富的象征，而在这里是没有半点生机的、漠然的、冷酷的禁锢。正是这座银矿的召唤，她才走进了孤独的生活里，从此她“婚后精神空虚，百无聊赖失去了美好的追求和理想”。20世纪初期，女人所崇尚的与中国的门当户对相同，是宁愿要面包不愿要玫瑰的爱情时代。银矿固然有它巨大的吸引力，是婚姻的基石，更是很多女人的软禁室，因而使她们成为了“精神上的阉人”。

3.祭坛的意向

巨大的悬崖峭壁前，有一个水滴不断，晶莹剔透的狼牙一般尖锐的冰柱从悬崖上倒挂下来，似乎是从天而降，冰柱不停地滴着水，而冰柱的下面却一滴水也没有，在倒挂着的大冰柱的后面，有一个凹进去的小空间，被清理和香薰后的她，赤身地躺在这里一块大石头上，等待着太阳光照在祭坛上的那一刻，那就是她从此告别这个世界的一刻。作者对祭坛的整个架构，意向是描写印第安人对生殖的崇拜。整个的外形架构就是男女生殖器，所以祭坛的意向就是生殖[4]。

三、逃离孤独的心路历程

1.初逃的喜悦

经过了快马加鞭的奔驰，她终于爬过了山顶，来到了一个幽静碧绿的山谷，在小溪中饮水，吃东西又喂了马，开始小憩。望着周围的环境，她没有丝毫的恐惧感，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这种彻底的孤独――一个人远离尘嚣的孤独，就如同久旱逢甘霖那样的痛快淋漓，“她简直难以按捺心头的狂喜，差点要跳起来”，初逃的喜悦充斥整个心田。

2.喜悦消失不知所措

山谷小溪边的第一个晚上，她无法入睡，只好数着天上的星星，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她确信自己的身体里发出了作为死亡预兆的巨大声响。没有一个人在她的世界里，她暗暗地庆幸，自己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寻找这无人打破的、难能可贵的孤独和自由。而在她看到了想要去的地方时，她深深地感受到，这一切没有她想象的那样高兴，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于是她无精打采地挪着小步，不知道去何方，为何要出走。此时她已经麻木，失去了知觉，否则她会调转马头结束这心灰意冷的冒险。

3.无助下的窃喜潜流

麻木失去知觉的她，在任凭印第安人的摆布，她无计可施、义愤填膺，却又被一种潜在的激动和喜悦的情绪左右着。她觉察到了自己已经身处绝境，命运掌握在一种无形的力量之中，她明白了自己即将不复存在，自己的自主、修养、情感、性别以及忧虑都将不复存在，将成为一滴水付与滚滚东流[5]。她无法拯救自己，却在饶有兴趣地观看着印第安人以她为祭品的祭祀前的表演，内心依然有窃喜的潜流在涌动。

4.死亡前的宁静

死亡越来越近了，这个世界离她越来越远了，而她却感觉自己与大自然与整个宇宙就要融为一体了，而且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种感觉美妙而神秘，使她的内心日趋宁静甚至有些许的向往。于是，她进入了昏迷状态，心醉神迷地跟整个宇宙进行着心灵的对话，感受自己在宇宙间融化，成为一个永恒填充星星空间的夜空。已经忘记了自己，来自何方，要去何处。在人们作为祭品在祭祀前为她做各种神圣的按摩时，她感觉到了自己的肉体不复存在，而灵魂轻轻袅袅地飞上了天堂。内心的宁静如一缕青烟，驮着思想若即若离[6]。当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阳光照到祭坛的那一刻。此刻，她知道自己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刻到了，心中却没有一丝的恐惧，只是淡漠地、平静地等待那最后时刻的到来。

四、孤独与死亡的对抗

面对孤独，她百无聊赖、心绪不宁，看周围的一切都死气沉沉，她一心一意地思考着逃离，她觉得自己必须逃离，必须逃离这样的孤独生活，才能有新的生命。而在感受到死亡的感召时，她却以平静甚或是淡淡喜悦的心情去面对，当她到达了印第安人的充满生机的居住地时，眼前的鲜花“就像一些苍白的阴影在眼前萦绕。”她想“一个死去的人看花大概就是这种感觉。”而后，随着死亡的一步步向她迈进，她却感觉自己与整个宇宙融为一体，自己的灵魂在跟宇宙对话，自己就要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内心充满了宁静。漠然地、静静地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没有恐惧更没有逃离的欲望。在孤独与死亡的对抗中，孤独死掉了，而死亡却活生生地站起来，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傲地带走了女主人公。

结语：文学大师劳伦斯，用其独特的笔锋，设计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赌博。她――骑马出走的女人，最开始就把自己作为筹码押在了婚姻的赌桌上，当她无法忍受平淡无奇的婚姻和周围的死寂所带给自己的孤独时，她选择了另一场赌博，骑马出走。而这一次的赌博她逃离了孤独，也走向了彻底的孤独。面对孤独与死亡，她以平静的心态，选择了死亡，在她的思想里，只有死亡才能彻底逃离孤独。小说的是女主人公接受宰割将心脏奉献给“野蛮人”祭坛的壮观的仪式场面。这场面里，她是祭品，本该是最大的悲哀者，她却平静地观察着这一切的进行，最后以漠然的、平静的心情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至此为止，死亡已经彻底地战胜了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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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Abstract:Theauthor’sinvisibility,ortheunfaithfulnessoftranslatedliterature,hasalwaysbeenacontroversialtopicin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Whyisthetranslatordissatisfiedwiththe“formalequivalence”betweenwordsfromdifferentcultures?Underwhatcircumstanceswilltheauthorofthesourcetextbeinvisible?Whati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uthor’sinvisibilityandthetranslator’svisibility?Fromaculturalperspective,howdoesthenotionofinvisibilityaffectthedevelopmentoftranslationstudiesandthepursuitoftranslationcriticism?TheauthorattemptstofindanswerstothesequestionsbyemployingatheoreticalframeworkbasedonAndreLefevere’sviewsontheinfluenceofpoetics,ideologyandpatronageontheproductionontheproductionoftranslation.

Keywords:author’sinvisibility;poetics;ideology;patronage;translatedliterature;relationship

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译者在处理原作时，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会导致原作不同程度的变形，译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笔者将这种翻译文学中的变形现象称为“原作之隐形”。

“原作之隐形”，换言之即“译作之不忠”，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翻译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何不“依样画葫”？原作会在何种情况下隐身于译作之后？原作的隐形与译者地位、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评论之间究竟有何因缘？这是一个值得译界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本文中，作者试图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入手，对此现象作一文化透视。

理论依据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是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Lefevere,1992a）。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那么，它对于“原作之隐形”现象又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种种隐形情绪背后所蕴藏的禅机，或许能够发现异样的谜底。

隐形情结和因缘种种

一、隐形与诗学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Lefevere,1992a:26)。

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心目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这种“作用”下发生变形。这种变形首先是译作对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语言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各种各样的语篇当中，即使是权威的经书典籍比如《圣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样的作品，也会由于诗学观的影响在译者的诠释和解构中发生变化。例如，路德（MartinLuther）在以德文译《圣经》时就经常添加一些表示“转折”的连词，比如“Allien（但是）”。这是因为，虽然拉丁希腊文中无此原文，但德语的语法结构却要求他作这样的改变（蒋百里，1921）。而对于严复是如何配合他的“用心”郑重地选用了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之中的桐城派古体，又是如何根据汉语的习惯将《天演论》进行“化整为零”的拆变，则早已成为译坛百年之佳话。

语言的隐形不仅受到社会主流文学观的影响，有时还为译者本人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所操纵。这种隐形在诗歌和戏剧翻译中尤为明显。例如：对于拜伦的《希腊岛》（TheIslesofGreece），不同的译家便采用了不同的文体。以第一句为例：

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

Whereburningsappholovedandsung,…

梁启超译文：（沉醉西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马君武译文：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苏曼殊译文：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辐思灵保。……

译文：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谢天振，2000：146-147）

对于拜伦这首著名的诗篇，同一个国家的译者，为什么样会有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呢？一方面译者要借诗明志；另一方面，更由于各自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梁启超要用他的元曲全来宣扬政见，马君武则采用七言古诗来哀叹民族的命运，苏曼殊取五言诗体来抒发个人情怀，而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杜争鸣，2000：48）。他们都有以自己的文学观从不同的欣赏角度给译作涂上了浓烈的个人色彩，重塑了拜伦诗中的艺术形象和不同的拜伦形象。

文体方面的变形不仅将原文结构或文体隐身于译作之后，同时还可以导致风格的变形。风格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有时甚至是一个词的添减便改变了整个面貌。如：

ItwaseventwylightwhenheentredthecittieofAntium,andmanypeoplemethiminthestreets,butnomanknewhim.SohewentdirectlytoTullusAufidiushouse,andwhenhecamethither,hegothimupstraighttothechimneyharthe,andsathimdowne,andspakenotawordetoanyman,hisfaceallmuffledover.Theyofthehousespyinghim,wonderedwhatheshouldbe,andyettheydurstnotbydhimrise.For,ill-favoredlymuffledupanddisguisedashewas,yetthereappearedacertainemajestieinhiscountenance,andinhissilence:WhereupontheywenttoTulluswhowasatsupper,totellhimofthestraungedisguisingofthisman.（十六世纪英语）（王克非，2000：292）

这是英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译家诺斯（ThomasNorth）从阿米欧的法文转达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贵人传略》中写柯里奥兰纳斯一书的开场白。风格既无阿米欧的古典，也不像原作者普鲁塔克，而是一段颇具诺斯色彩的生动活泼、充满戏剧色彩的新篇。其中，“Theyofthehousespyinghim”中spying是诺斯为原作所加的颇为戏剧化的一笔，而文中新增的副词ill-favoredly亦使整段译文更富神秘色彩。

如果说，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上的变形只是不同程度地碰破原作的“形”与“壳”，那么，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错位则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原作的“灵”与“肉”。

二、隐形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Lefevere,1992b）。

意识形态使用于翻译过程时，造成原作的文化在译作中的隐形。“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Lefevere,1992a:41;陈、张，2000：177）。因此，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原作中带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就有可能褪色、变形乃至消失。

比如，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时，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Butler和Scalet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东华是“不必字真句确地译”（谢天振，2000：148）的拥护者，他从译语文化出发，将原语的姓氏文化隐形，从而把读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文学氛围。

又如，苏曼殊在译雨果（Victor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了呼应当时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封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原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男德，同时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话(王宏专，1999：40)。

文化隐形的现象在有关伦理道德的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在20世纪初蟠溪子所译的《迦因小传》中迦因未婚先孕的一节即被译者删除（陈、夏，1997），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允许女子越雷池半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节译本中有关描写的许多场面都被删减（成、周，1998），因为当代社会虽然开放了许多，但其主流意识形态仍不鼓励性开放。而针对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名剧《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中的台词，不同的译者所作的不同处理足以让我们对异国情调刮目相看。

在Lysistrata这幕剧剧终时，女主人公在请由美女扮演的“和平(Peace)”把斯巴达的和平使者带来时说了一句台词：“Enmedidotencheira,tessathesage.”直译：Ifhedoesn’tgivehishand,takehimbythePenis.对于这句台词，不同的译者的处理方式是：

①Ifanydonotgivehishand,leadhimbythenose(ByWilliamJ.Hickie1902).

②Iftheydon’tgiveahand,alegwilldo.(ByA.S.Way1934)

③Ifhandsarerefused,conductthembythehandle.(ByDouglassParker1964)

④Butiftheywon’tgiveyoutheirhands,takethemandtowthempolitely,bytheir…life-lines.(ByPatrickDickenson1970)

⑤Takethembythehand,women/orbyanythingelseiftheyseemunwilling.(ByDudleyFitts1954)(Lefevere,1992a:41-42)

显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译者对penis这个词作了不同的诠释和意象转移。为什么其中的差异如此之大？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要为某一套意识形态服务，就会配合这一意识形态树立某种形象。当原作的文化意象与译者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形象作隐形的移植。

三、隐形与赞助人

赞助人（Patronage）在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中被视作最为重要的因素。作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张，2000：176），赞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它可以是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Lefevere,1992a:17）。对于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赞助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原

语言结构或

作的“二度隐形”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度隐形使原作发生“二度隐形”的译品，大多是通过某一媒介转述或通过已有的译本转译、改编而来。因为原述者或原译本在第一次翻译时已一度变形，在这种基础上再创造的译本难免遭至二度变形。二度变形的译本导致了原作二度隐形。在这方面，林纾是当之无愧的译林高手。林纾不懂外文，他的译品主要建立在助手的转述和自我加工、改译的基础上（钱钟书，1981）。他还不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凯撒》和易卜生的剧本《群鬼》等都译成小说（冯至，1959）。与林纾同行的日本明治中期的高产译者黑岩泪香对侦探小说的改写度更是比林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读了许多英文侦探小说后，有趣的故事情节尚在脑中，”然后坐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编辑室里，“不看原书，信笔译去，创所谓通俗易懂的‘泪香风格’”(王克非，2000：324)！而三、四十年代由、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名作《复活》在南京公演时不但抹去了《马太福音》，而且还有意让原作中的波兰革命者唱起了抗日救国的战歌(黄，2000；谢，2000)！这些作品虽然经过了二度变形，但其不断增长的出版数量足以证明“林译小说”和“泪香风格”都在各自的国度获得了成长的土壤：林纾以180余众的高产位列众多译家之首，而黑岩泪香也以130余本入居高产译者之列。、的《复活》更是在民众之中引起巨大的轰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让原作“隐”了“形”甚至还带有各种错误的译本在读者或观众中具有广阔的市场呢？从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呼唤新的文学形式，但更重要的，还来自于当时的文学赞助人的广泛支持和扶植。在林纾的时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大批康有为、梁启超们致力于翻译以政治小说为主的各类文学作品来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王宏志，2000）。林纾的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正是顺应这股潮流而生的，理所当然受时上层改良家们的支持。“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的这首诗，是对林纾最好的肯定和宣传。而黑岩泪香所处的日本明治中期，亦属于“民智未开”的社会，侦探小说的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自然吸引了广泛的读者。更何况，黑岩泪香本身就是舆论工具的控制者，他的译作大多就是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上连载(王克非，2000：324)。而、将《复活》改编并成功地搬上舞台，都离不开当时正在走向胜利的“红色”力量的扶助和领导。由此可见，作为赞助人的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和新闻出版机构在隐形的文本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确是举足轻重。

隐形与共识

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和大量的史料来看，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现象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权力操纵的必然结果(Hermans,1996:26)。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Toury,1978:89)。原语文化系统和译语文化系统无论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权力关系等各层面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规范(norms)”。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系统和不同的“规范”，必须作出适当的取舍。如果以原语文化为主导，不对原著做适当的“修枝剪叶”，译文便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译语文化让步，结果是译文“晦涩难解”（鲁迅，1981：151-153），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系统。试想一下，有哪能一本“逐字翻译”的作品真正流传于世呢？相反，译者也可能将原著文化或“规范”彻底，但这已超越了“翻译”的界定范围。比较合理的选择常常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位置，即，译者会浓度既牺牲原语文化的某些“规范”也打破译语文化的某些“规范”(Toury,1978:88-89)，其终极产品会因为不同的偏向而烙上“异化(foreignization)”或“归化(domestication)”的色彩。而译者为满足译语文化读者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同时由于译者本身又受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更多的时候是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让原作隐形于译作之后，而这种隐形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勒菲弗尔所说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它们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控制着原作的隐形程度。

隐形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勒菲弗尔以他的“三要素”论，把翻译中的隐形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范围中进行审视，把一向不愿为“奴”而又诚惶诚恐于“以忠实为天职”的译者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翻译与原作的关系，重新认识作为译者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译论把翻译视作原著的复制品，因而翻译在地位上屈从于原著，翻译研究也以“原著为中心(source-textoriented)”，对原著任何的隐形都被视如“叛逆”或“不忠”。而在勒菲弗尔看来，译者能不能译出与原文相近的译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根本不存在要和原文对比”(王宏志，1999：17)。换句话说，即，对原作的隐形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对原作进选择文化解构。勒菲弗尔的这一理论对“原著中心论”提出了原则性的质疑，确定了翻译研究以“译语为中心(target-textoriented)”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勒菲弗尔并不是孤独的施行者。纵观世界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史，与勒菲弗尔牵手的人比比皆是：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图里(GideonToury)的“规范”(Norms)论，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的“格式塔”(Gestalt)，弗美尔(HansJ.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theory)，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原文至上的观念，勒菲弗尔在英国的同伴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更是赞同“翻译有如‘吸血’”，译者应对原作“粗暴地妇占(womanhandle)”(陈、张，2000：186)！而解构学派则坚信只有将原来的“器皿”击成“碎片”，将原作“置之死地”才能重塑“后起的生命”！翻译不再是原作的复制品，翻译过程中的隐形也并非是对原作的“淹没”，而是原作的“再生”，是原作“生命延续”的阶段(theirstageofcontinuedlife)(Benjamin,1992:73)。看看庞德是如何让李白在美国复活，看看在中国早已死去的“寒山诗”是如何成了“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的精神食粮，再想想英国的二流作家哈葛德是怎样在林纾的笔下家喻户晓，想想在挪威并非最突出剧作家易卜生是怎样在《新青年》上光芒四射的，翻译中的隐形对译者、读者和原作的意义不言而喻！那么，翻译家为什么还要甘于作“茧”？翻译家要提高自我价值，首先必须有勇气让自己“现身(Visible)”，让原作“隐形(invisible)”。“亦步亦趋”，是永不可能建立起“卓而不群”的学科体系的！

隐形现象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索是如何看待译品评介的问题。传统的译评常常介于“空泛的赞赏”和“集中评错”之间(王宏志，1999：7)。而这种“错”，往往是由于隐形所导致的。挑“错”标准仍然以原著为参照。确实，从纯

粹的翻译技巧上看，如果我们认为只要不是“逐字”的翻译便是翻译的败笔的话，那么，严复的翻译确乎算不上成功，因为他在系列“醒世”译译作中将“俚鄙不经之事”皆“芟剃不言”①。但从严复深刻的“用心”、精湛的语言和百年不变的影响上来看，我们能说他的译品不是成功之作吗？翻译毕竟不是一种纯技巧活动，它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要烙上文化的印记。因此，对译品的评介不应该只限于狭义的“忠”与“不忠”的范围，而应该置之于历史的、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讨论。在“信、达、雅”之外，译评家有更多的核心问题可以触碰和深入探索，比如说，由于隐形所产生的佳译或劣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效果，等等。

最后一点是对于“隐形”的态度问题。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Lefevere,1992b)和全球文化交流的趋势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隐形现象在未来的翻译文学中不仅不会销声匿迹，而且还将伴随“异化”现象的升温而继续与之分庭抗礼。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对隐形现象的欣赏度也会越来越大。作为译者，在特定的诗学观、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下对原作进行适度的隐形是完全必要的。作为学者，更有责任学会如何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没有必要把这种“隐形”视如“文化堕落”（孔慧怡，1999）而战战兢兢地敬而远之或面红耳赤地诛而伐之，更不能武断地要求译者“附庸”于原作，因为异域的文化在进入新的氛围的过程中经过一路“颠顿风尘”和“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钱钟书，1981），它的终极形式不可能是纯粹的“之乎者也”，也不可能是纯粹的“YesorNo”（冯至，1959）。而作为原作者，也大可不必因为“译作的声音超过了原作”而抱屈，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正在于流传。原作通过译者在异域得以繁殖，虽然被涂上了新的色彩，但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者该做的似乎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对译者满怀敬意。

注释

①此为吴汝纶在通信中与严复讨论翻译标准时对严复的鼓励之辞，转引自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p.5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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