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利益原则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保险利益原则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保险合同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完全履行,因为它不仅是当事人满足自己需要的重要手段,也是全体投保人精诚合作、分担危险之必要途径。依照各国保险法的规定,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必须是受到实际损害的人,因为补偿是保险的基本职能。那么,保险上的损害是以什么形式表现的呢?又如何来量化呢?这涉及到保险制度的核心内容——保险利益原则。

所谓保险利益(Insurableinterest),又称可保利益,立法上首见于英国《1774年人寿保险法案》。该《法案》第一条要求被保险人对被投保的生命具有可投保利益,也即保险利益。[1]但英美成文法上对保险利益的含义并无界定。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均没有保险利益这一用语,但在理论上却对保险利益制度有系统研究。就我国研究现状来说,理论上将保险利益描述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一种利害关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损,或因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受益的损益关系;同时将保险标的根据其性质不同分为财产及人的寿命和身体,并相应地把保险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明确指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以此涵盖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保险利益,但并未就两者做出进一步详尽规定。

一、保险利益制度的起源

保险制度发端于贸易发达、风险巨大的海上运输。在13世纪末意大利的海上保险中,保险人假装称已从被保险人处受领一定金额之贷款或以信用方式赊购被保险人之货物,约定若船舶未安全抵达时,将该款项返还给被保险人或支付价金。实际上是使被保险人在货物损失时可从保险人处获得一定金额之价款。这种约定中,未来船舶是否发生危险事故无法安全抵达或危险事故何时发生不确定,保险人是否给付保险金取决于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因此具有射幸性。射幸性使得这种所谓的保险和赌博有着相似的机理。两者都决定于偶然事件的发生。显然,赌博是为社会公益所排斥的。它变一定(原有之赌本)为无定(输或赢),[2]是一种参加者创造风险的活动,鼓励利己主义、贪婪和不劳而获,使偶然性成为人们行为的主宰者,破坏生活道德秩序。[3]因此产生这样的问题:被保险人是否必须是船舶未安全抵达会受损之人?被保险人获得的价款是否应不超过其货物损失?据此,有学者提出,因保险行为而请求保险金额的,被保险人应证明保险利益之存在,强调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损害者才能获得价款且价款不得超出损害金额,以区别于赌博。从此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即填补损害制度。[4]保险利益理论也由此开始发展。

二、保险法上对保险利益的概念定位

财产上的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于特定财产所具有的实际和法律上的利益,人身上的保险利益对于投保人本人为其主观价值,对于第三人则为投保人和该第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实际上只是将法律上权利稍稍扩大至法律承认的权利和利益,对保险利益并没有给予充分说明,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保险利益给予分析。

理论上,学者众说纷纭,可概括为以下两种学说:

第一种是价值说,或称经济利益说。此学说认为,保险的本质乃在于补偿经济损失。换言之,即在于填补所灭失或所减损物上之价值。因而认为有利益才有损害,有损害才需要补偿,故认为保险合同之对象为保险利益,即保险利益就是保险标的物上的价值,或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以致保险标的物不安全而受损,或者因为保险标的物不发生损害而受益。[5]依价值说,构成保险利益需具备三个要件:(1)须为经济利益。保险是以补偿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为目的,保险利益须属于经济上的利益或以与经济上利益有密切关系且可以货币量化为限。(2)须为确定的利益,即指其利益已确定或可确定。(3)须为合法利益,即其利益合乎法律的规定。价值说对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能进行科学的解释,国内学者多持此学说。[6]价值说比较重视保险标的物的价值因素,突出了保险合同的经济补偿功能。

第二种是关系说。在人身保险中,由于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为人格权的内容,无法以金钱价值对其加以衡量,故价值说无法解释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于是关系说乃应运而生。该说认为,保险利益乃是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此种利害关系,包含有经济上之利害关系及精神上之利害关系两种。德国及我国台湾学者一般持此学说。[7]关系说与价值说相比,其独到之处是不拘泥于经济价值上的解释,而是从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为人身保险获得了一席之地。

笔者认为无论赞同哪种学说,有几点我们是必须认可的,也是各国对保险利益内容界定一致的地方。第一,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的利益。不合法的利益不能作为保险利益为保险合同或保险法所保障。如对盗窃、抢劫之财物的占有利益,走私、贩毒的经济利益,劫匪对劫持的飞机或者人质的期待利益等,均不能构成保险利益。第二,保险利益应为经济上的利益。所谓“经济上的利益”,是指可以体现为货币形式的利益或称为“金钱利益”,保险是以补偿损失为目的,以支付货币为补偿方式的制度,若损失不是经济上的利益,就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则损失无法补偿。第三,保险利益是可以确定的利益。惟有保险利益这种经济利益是确定的利益,在实践上才具有可操作性,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保险人才可以据此进行补偿。所谓“可以确定的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现有利益或者因现有利益而产生的将来预期利益可以确定。对于人身保险而言,可以确定的利益也可以称为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利益。回过头来看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的界定,概念定位上并不是很清楚,逻辑不够严谨,不利于实务操作。这些缺陷对于保险法的实践以及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这可能也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因此,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明确相关概念的任务任重道远。

三、保险利益原则的立法意义

保险制度因其“分散危险和补偿损失”的职能而具有积极意义,并得以存续和发展,任何人均不应通过保险而获得无损失的利益或者超过损失的利益。确立保险利益原则的价值亦在于能有效地防止将保险作为赌博的工具。保险利益的存在,能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道德危险与保险相伴而生,似乎从保险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让人们头痛不已。如以与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他人财产、身体、生命或健康为保险标的,则实为赌博。就财产保险而言,如以无保险利益之他人财产投保,因为他人财产即使发生危险,投保人并无损失发生,如能获得赔偿,则与赌博何异。其更甚者,投保人为图早日实现其不当利益,必不会等待被保危险之自然发生,而将设法造成被保财产的损失,其所诱发的道德危险,实不言而喻。例如,保险标的物价值100万,所有者的保险利益即为100万,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发生事故保险人的赔偿额最多100万,身心正常者,不会为以100万的投入换取100万的赔偿而铤而走险,这纯粹是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就人寿保险而言,若无保险利益规定,后果更无法设想。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没有保险利益限制,任何人都可以以他人的生命或身体作为保险标的而订立合同,则投保人可能采取各种手段伤害被保险人,以谋取保险金的给付。17世纪英国保险法因没有保险利益的规定,就出现过杀害被保险人的情况,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安定,立法机关遂在《1774年人寿保险法》中首次确立人身保险必须具有保险利益的原则,明确规定:人寿保险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必须有保险利益,否则合同无效。旨在消除以他人生命、健康为赌注,博取非法利益的寿险保险单,该法因而被誉为“禁止赌博法案”。可见保险和赌博在目的、效果、及社会评价(包括道德和法律等角度)方面均存有差异,但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保险中有保险利益的存在。保险利益原则不许可随便以他人的财产或人身作为保险标的投保,便有效地防止了不受损失而获利,从而保证了保险的损失补偿职能,遏制了赌博。

保险利益原则之创设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发生道德危险,道德危险是保险术语,是指投保方为获保险赔偿而故意促使保险事故发生或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放任损失扩大。坚持保险利益原则,无损失则不赔偿,损失多少赔偿多少,有效地防止了为获得不当利益而发生道德危险。在保险实务中,保险赔偿的最高额以保险金额为限,保险金额是以保险利益为基础的。这体现了保险的“补偿”性,从而更好地实现保险“分散危险,补偿损失”的职能道通过保险利益原则来设置屏障防止发生道德危险,并限制保险赔偿的额度,从而保障保险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1]Malcolm·A·Clerke.何美欢,吴志攀等译.保险合同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尹田.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篇2

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合法的经济利益，无论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原则上都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保险利益原则产生的原因是基于保险合同的射幸性，即保险合同是一种机会性合同，投保人购买保险后能否获得保险金的赔付取决于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事故是否发生，这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因为保险合同具有这一特性，在保险业务的发展过程中，为了避免不法之徒利用他人的财产或人身进行赌博而获利，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各国保险立法一般都将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合同产生法律效力的条件。同时，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活动的日趋复杂，各国在保险立法中不断对该原则进行修正和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11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

显然，我国《保险法》将保险利益原则在保险合同一章的“一般规定”中加以规定，是将保险利益原则视作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都适用的原则。我国《保险法》虽对保险利益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规定过于笼统，未体现保险利益原则在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中适用的差异性。随着保险业务的发展，保险实务中出现的保险利益的一些问题没有法律依据。如：是否所有的保险合同都严格要求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如何认定？保险利益存在的时间有何要求？保险利益是对投保人的要求，还是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也有要求？以上这些问题《保险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完全照搬《保险法》关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的规定在保险实务中易引起保险合同纠纷，有违保险合同的公正，甚至会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为此，有必要分析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差异性，根据保险实务做法，并借鉴其他国家保险法律有关保险利益的规定，完善我国的《保险法》。

二、财产保险利益和人身保险利益之比较

（一）保险利益的认定

虽然一切保险利益均来源于法律、合同、习惯或惯例，但由于两大险种保险标的的性质不同，保险利益产生的条件各异。

一般来说，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主要产生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它主要包括现有利益、期待利益和责任利益。现有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现在正享有的利益，包括所有利益、占有利益、抵押利益、留置利益、债权利益等，是保险利益最为通常的形态；期待利益又称希望利益，是指通过现有利益而合理预期的未来利益，如盈利收入利益、租金收入利益、运费收入利益等；责任利益主要针对责任保险而言，是指民事赔偿责任的不发生而享有的利益。但基于财产保险保险标的的可估价性和保险合同的补偿性特点，保险利益的成立要求符合以下条件：（1）可以用金钱计算；（2）必须是合法利益；（3）必须是确定的利益，即无论是现有利益还是预期利益，都必须在客观上是确定的，能够实现的利益，而不是凭主观臆测或推断可能获得的利益。

各国保险立法对人身保险利益的规定有共同之处-即投保人对自己的寿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但当投保人为他人投保时保险利益的认定，采取了不同的方法：（1）利益主义。以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是否存在金钱上的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为判断标准，如英美的保险法以此方式认定保险利益；（2）同意主义。不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有无利益关系，均以取得被保险人同意为判断标准，如韩国、德国、法国等的保险法以此方式认定；（3）折衷主义。将以上二者结合起来，如我国台湾地区的保险立法。

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款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保险法》在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规定上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具有利害关系和被保险人同意二者结合起来，既可以有效的防范道德风险，也具有灵活性，因此笔者认为该项规定是非常合理的。但对财产保险保险利益的认定没有作出规定。

（二）保险利益的量

财产保险保险标的具有可估价性，决定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都有量的规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在量上表现为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如果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超过部分将因无保险利益而无效。这是因为财产保险合同是补偿性合同，投保人以其财产向保险公司投保的目的，在于财产因保险事故受损时能获得补偿。如果补偿金额不受保险利益的限制，被保险人以较少的损失获得较多的赔偿，则与损失补偿原则相悖，也易诱发道德风险。因此，财产保险的损失补偿，以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保险利益为限。

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不可估价，因此保险利益一般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投保人为自己投保，保险利益可以无限，但要受到缴费能力的限制；投保人为他人投保，保险利益的量取决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法律上的相互关系或经济上的相互关系和依赖程度，但除法律或保险合同对保险金额有限制外，保险利益一般没有严格的量的规定。

（三）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和归属主体

此问题既涉及到保险利益是在签约时存在，还是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和保险事故发生时皆应存在？也涉及到保险利益是对谁的要求，是对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应具有保险利益？

1.财产保险利益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不一定严格要求投保人必须具有，但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财产保险保险利益的规定，主要目的在于衡量是否有损失以及损失的大小，作为赔偿计算的依据，防止道德风险。因此财产保险强调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如果签约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备保险利益，意味着被保险人无损失，依据补偿原则的规定保险人将不负赔偿责任；反之，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签约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但只要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人仍要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情况在海上保险中比较典型，在其他财产保险合同中也可能出现。比如，在国际贸易中以CFR条件进行货物买卖时，买方在接到卖方的装货通知后即可投保海洋货物运输险。但此时买方并未取得作为物权凭证的提单，严格说来对货物不具有保险利益，但只要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在世界各国基本上是一条公认的准则。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财产保险合同多数情况下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但在特殊的情况下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比如在保险实务中出现的商场为购物顾客附赠财产保险、单位为职工购买家庭财产保险等。类似这种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实际上并没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是否有效关键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因为在此情况下投保人只有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一旦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投保人无从获取非分之利。只要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就可以有效的防范道德风险。

2.人身保险着重强调签约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至于保险事故发生时是否存在，并不影响保险金的给付

当投保人为自己买保险时，当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也具有保险利益。但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比较多见，如丈夫为妻子投保、企业为职工投保等。如果投保人签约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那么保险合同生效后即使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如夫妻离婚、职工离开原单位等，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没有了保险利益，也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应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因为：首先，人身保险合同不是补偿性合同，因而不必要求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一定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保险利益规定，其目的在于防止道德风险和赌博行为，如果签约时作了严格的控制，道德风险一般较少发生于保险合同有效期内。第二，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是人，且寿险合同多数具有储蓄性，被保险人受保险合同保障的权利不能因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保险利益的丧失而被剥夺，否则，有违保险宗旨，也有失公平。

人身保险合同除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外，受益人是否应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没有规定受益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保险利益，只是对什么是受益人作了界定。《保险法》第21条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的享受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为受益人。《保险法》界定的受益人是广义受益人，这里讨论的受益人是狭义的受益人，即死亡保险金的领取人。英美的保险立法为防止道德风险，不仅要求合同当事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还要求受益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一般来讲，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受益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并不影响保险合同效力，只是受益人不得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我国《保险法》规定受益人可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为防范道德风险，避免受益人为得到保险金而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威胁，保护被保险人的生命安全，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应规定受益人必须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否则不得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三、修改《保险法》的几点建议

1.明确规定保险利益分为财产保险利益和人身保险利益，并对其分别作出解释。建议将《保险法》第11条第3款“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更改补充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利益分为财产保险利益和人身保险利益，前者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可以估算的利益，后者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物质上或人身上的合法利害关系。”

篇3

一、当前理论界对保险利益原则的争论

（一）保险利益的翻译及定义

保险利益的英文原文为InsurableInterest，我国将其译为“保险利益”，但很多学者认为如此翻译不妥。部分学者主张译为“可保利益”或“可投保利益”，也有学者主张应译为“可投保的利害关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我国香港学者将其译为“可保权益”。从原版英文词典的解释来看，InsurableInterest是指“Interestcapableofbeinginsured”，因此从其本意来看，香港学者将Interest译为“权益”，比“利益”更为准确，含义更广。

香港学者薛华业对“可保权益”定义如下：权益指的是（某人）在某事务上所拥有的经济利益，包括现有的或预期可以得到的经济权利和利益。如果该事物完好无损，经济利益拥有人就可以从中得益；反之，他就受到损害。而可以交付保险人保险的权益就叫可保权益。所谓保险，正是为了保障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物上的权益。每份保险合同都要有一项可保权益作为有效的支柱，否则合同就是无效的。

我国《保险法》将保险利益定义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笔者认为此定义过于狭窄。比如，一个没有参加保险，既不是投保人也不是被保险人的人，是否会因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而受益，自己的财产损毁和人身伤亡而遭受损失？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而，笔者认为我国保险理论中的保险利益，指交付保险人保障的那部分可保权益，即保险利益小于或等于可保权益。因此，对保险利益与可保权益应加以严格区分。但为了论述方便，在本文中暂不区别使用可保权益和保险利益这两个术语。

（二）保险利益的主体

投保人为保险利益主体，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比如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被保险人为保险利益主体。部分学者主张，设立保险利益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人们利用保险进行赌博并降低道德风险，而被保险人才是受保险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时，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有实际意义，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投保人没有产生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的可能性，不必要求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而应该要求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本文赞同此种观点。保险是人们转嫁风险的工具，保险合同保障的是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因此，应该要求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部分学者认为，之所以要求投保人应当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是因为若不如此，则投保人便可以投保任何财产和生命。但这其实是对保险利益原则的误解。其实，谁投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获得了保险保障。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只有被保险人才有利用保险进行赌博和故意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所以，应该运用保险利益原则对被保险人进行资格限制，而不是对订立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进行资格限制。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不但难以达到设立保险利益的目的，还容易提供保险公司侵害被保险人利益、解除保险合同的借口，从而有可能扰乱正常的保险活动。

（三）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范围

理论界也有两种观点：保险利益原则适用于一切保险；保险利益原则仅适用于财产保险，并不适用于人身保险。

我国大部分保险学者赞同第一种观点。但也有少数学者指出，设立保险利益原则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不当得利和道德风险，由于任何人对自己的生命和身体都具有保险利益，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要求被保险人对自身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在人身保险中不必要求保险利益。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

而我国的保险理论认为，死亡和伤残只是生命人自己的损失，他人没有遭受损失。因此，在我国，人身保险合同承保的是谁的身体或生命，谁就是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由于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任何人对自己的生命一定具有保险利益，所以，在我国的人身保险中，不必画蛇添足的要求被保险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也即保险利益原则并不适用于我国的人身保险。

（四）保险利益的时效

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从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至保险合同的整个期间，保险利益必须一直存在，另一种是应区分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对于财产保险，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即可；对于人身保险，只要在合同成立的时候保险利益存在就行了。

就财产保险而言，人们购买财产保险是为了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获得保险利益范围内的补偿，因此，笔者赞同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即可的观点。有些保险比如货物运输保险，被保险人在合同成立并生效时并不具有保险利益，一味要求保险利益反而不利于保险活动的正常开展。而对于人身保险，由上文分析可知，保险利益原则不适用于我国的人身保险，因而也就不存在何时必须具有保险利益的问题。

二、完善现阶段我国保险利益原则的建议

首先，对被保险人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我国将被保险人定义为“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如此定义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还比较科学，因为当财产作为保险标的时，具有保险利益的人都可以作为被保险人而获得保险保障。但如此定义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却不妥。因为依据被保险人的定义，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其生命或身体受保险保障的人”，生命和身体具有专有性，所以，在我国，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唯一的，合同承保的是谁的生命或身体，谁就是被保险人。然而由保险原理可知，保险合同保障的是保险利益，而不是保险标的本身。所以，保险保障的是谁的保险利益，要比保险合同承保的是谁的生命或身体来得更重要。这也是在保险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可以投保他人生命和身体，通过转嫁因他人死亡或伤残给自己带来的风险，以保障自己的保险利益的原因。

为此，笔者建议重新界定我国被保险人概念如下：被保险人是指其利益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保险合同转嫁的是谁的风险，谁就是被保险人。这样，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将不再局限于保险合同承保的生命人，更加有利于人们利用保险转嫁自己面临的各种风险。

其次，明确保险利益应存在于何人。我国《保险法》要求投保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只有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时，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有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并不少见，由于保险合同转嫁的是被保险人的风险，只有被保险人才有产生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的可能性，所以，没有必要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在被保险人概念没有能重新界定以前，笔者主张，保险利益原则仅适用于财产保险。在被保险人概念能如前文所述进行界定后，由于人们可以作为被保险人投保他人的生命和身体，因此笔者主张无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都应该要求被保险人享有保险利益，即被保险人是保险利益的主体。

再次，明确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保险利益原则并非使用一切类型的保险。若我国被保险人概念能重新界定，其已与英国的被保险人概念相同，因此，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范围也应该与英国相近。英国剑桥大学法学教授克拉克认为，保险利益原则虽然几乎适用于一切类型的保险，但在部分货物运输保险和海上保险中并不适用。考虑到货物运输和海上保险的特点，笔者极为赞同该观点。

篇4

一、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原则概述

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是以人的身体和寿命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然而并非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任何利益都可以构成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的、确定的（已经确定和能够确定）、经济上的利益才能构成保险利益。

二、各国保险利益原则

各国关于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运用中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两个特征：（1）保险利益原则的确立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道德风险的发生。（2）保险利益原则的确立有利于区分保险与赌博的标准。

三、保险利益原则在我国人身保险中的运用与问题分析

1．利益与同意相结合原则的机械性。同意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被保险人自主权，以其理性判断赋予他人投保资格；而利益原则体现了保险的宗旨在于对不确定性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这一宗旨，单纯的强调利益原则，首先是限制了投保人的范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只具有经济利益，还有感情、血缘、道义，若一味的强调经济利益，则被保险人就会失去对自己没有经济厉害关系但出于善意投保人的保护，并限制了保险业的发展；同意原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也存在着它不容忽视的缺陷，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原则有助于确定保险最高限额、防止被保险人获得额外利益，而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原则功能不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其能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被保险人的生命安全。

2．保险利益主体的不合理性。我国人身保险合同和财产保险一样，都规定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时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而对受益人却没有要求。若受益人与投保人为同一人，则无讨论的必要。但现实生活中更常见的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即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为标的订立保险，以达到保障受益人利益的目的，正如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采用列举法的形式指出“本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一样。将投保人确定为保险利益的主体，看似合情合理，但却有它致命的缺陷——保险事故一旦发生，保险金的给付对象是受益人，而不是投保人；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的最大功能是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既然保险金的给付都与自己无关，那投保人也就没有危害被保险人的动机；因而将投保人单一的确定为保险利益的主体是不恰当的。

3．保险利益范围的确定中存在的问题。（1）范围过于狭窄。从我国保险法中可看出，人身保险合同中具有保险利益的人有五种：本人，父母、配偶、子女，有抚养、赡养、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由劳动雇佣关系的人，经被保险人同意的人。（2）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保险利益问题。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保险合同无效。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人身保险的，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限制。”这无疑大大放松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订立死亡保险的限制。从逻辑上讲，未成年的子女无任何收入来源，几乎不能够（特殊情况除外）为父母带来任何经济方面的利益，未成年子女的死亡只会给父母带来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是经济上的损失；而未成年子女对父母的生命是具有保险利益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的国家——儿童的抚养主要依靠其监护人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的投入来完成，所以对父母为未成年人子女订立死亡保险合同不加任何限制是不合逻辑的。

4．保险合同当事人间地位不对等问题。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的存在直接决定着合同效力的有无，因而在合同订立之时，合同双方均有确定保险利益是否存在的义务，即投保人应履行将重要事实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人应履行审核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相关情况的义务。但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却是，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并未对保险利益的存在与否进行积极审查，究其原因，无非是当事人之间地位不对等造成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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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因原则的涵义

（二）多种原因造成损失

多种原因造成损失的时候，其中持续地起支配作用或决定作用的原因才是近因。多种原因造成损失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况。

1.多种原因同时发生

其具体又有以下几种情况：（1）如果同时发生的原因均为承保危险，承保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如果同时发生的原因都是不保危险，承保人不承担赔偿责任。（3）如果同时发生的原因，有些为承保危险，有些为不保危险，并且承保危险或者不保危险都能单独作用造成损失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承保危险与不保危险之间能够相互独立，任何一个原因都能单独造成承保损失。此时，承保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4）如果同时发生的原因中有些为承保危险，有些为不保危险，并且只有承保危险和不保危险共同起作用的时候才能导致损失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多个原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任何一个原因离开其他原因都不会单独造成损失。此时，承保人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应当视不保危险的情况而定：不保危险为非承保危险（指既不是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的危险，也不是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危险），还是除外危险（指保险合同明确约定不承担保险责任的危险），结果不同。如果不保危险为非承保危险，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不保危险为除外危险，根据除外责任优先与承保责任的原则，保险人对全部损失均不承担赔偿责任。

2.多种原因连续发生

连续发生多个导致损失的原因，并且各个原因间互为因果关系。如果前后各个原因都属于承保风险，承保人当然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前后连续发生的原因中含有未保风险或除外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导致损失的原因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前一个致损的原因就是近因。也就是说，前一个致损的原因属于承保责任，但后一个致损的原因却不是，承保人仍然要承提赔偿责任。但是，如果前面的原因不属于保险事故的范围，那么即使后面的原因属于承保风险，后面的原因是前面原因的必然结果，保险人也无需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3.多种原因间断发生

在前后发生的一连串导致保险损失发生的原因中，存在一个新的完全独立的原因，因为该原因的介入，导致发生损失。如果该新介入的独立的原因属于保险事故，那么承保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否则，保险人无须承担保险责任。

五、完善我国保险法上近因原则的立法建议

近因原则作为保险法的重要原则之一，能帮助承保人理清承保的责任范围，使被保险人在投保时能够了解到一旦遭受损失自己能得到何种程度的保障，对于保险双方都有重要的价值。笔者建议，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把近因原则明确化和成文化：

（一）在保单中写入并进行明确说明

保险人应当在保单中以醒目的方式注明“近因原则”，并作出合理注释（注明仅在承保的风险是近因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保险人应当用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向投保人明确说明近因原则的相关概念和具体适用条件，保证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该格式条款能完全了解。

（二）在法条中进行明确规定

首先，建议把近因原则在《保险法》第二章保险合同的第一节一般规定当中进行明文规定。因为该节本身是对保险合同订立及其订立过程中的相关原则和格式条款的各项规定；而近因原则是用来确定何为造成保险损失的近因，保险人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将其写入该节能够更好地规范我国《保险法》的具体实施，更充分的发挥保险的作用，能更好维持保险双方的利益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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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保险监管的基本原则

1.1 法制原则

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就是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干预由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向市场和法律手段为主。我国保险监管作为政府活动的重要内容，就必须按照相应法律法规的要求，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杜绝超越法律规定的监管行为。在一定范围内，行政性手段仍然是重要的监管手段，但也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根据一定的准则进行。

1.2 市场化和效率原则

我国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保险市场的市场化不断深入，因此，保险监管就要强化市场对保险经营活动的约束，有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首先，监管部门要推进市场竞争，为保险行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只有实现充分竞争，才能保证市场的高效率。其次，监管部门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杜绝对保险企业进行不必要的干预，为保险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最后，监管过程本身要讲效率，要努力降低监管成本和费用。

1.3 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监管原则是指监管措施不能影响和抑制保险业务的正常发展以及创新活动的进行，也就是政府在监管活动中要逐步放权和还权，为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鼓励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积极参与保险业管理事务；在监管手段上，弱化行政强制色彩，用怀柔手段解决行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1.4 公众利益原则

保险是一种信托关系，消费者购买保险就以牺牲当前利益来换取对未来的保障，也就是说，公众将未来的福利和保障托付给了保险企业，一旦保险企业破产，丧失偿付能力，就会使客户未来利益全部受到损失，导致社会福利也就是公众利益的损失。因此，政府必须通过保险监管来保证保险市场的稳定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以保证公众利益不受损失。

2 我国保险监管的基本目标

2.1 保护被保险人利益

这与国际通行的保险监管目标是一致的。相对而言，我国保险消费者的专业知识、利益保护的途径和方式以及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和能动性都较发达国家差，这就更加要求保险监管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放到特别突出的位置，采取更大的力度和措施，切实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以推动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快速地发展。

2.2 保证保险企业偿付能力

这是保险监管的核心，没有充足的偿付能力就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保险公司的发展，最终保证被保险人的利益。尤其是在放松管制的大趋势下，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就成为监管部门最后的“堡垒”。我国保险监管必须将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作为监管的重要目标，多方面、多维度地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监管，对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公司依法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更大的风险。

2.3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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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1-0098-02

人口老龄化时期下，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社会保障的建设都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我国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养老保险问题开始成为人们争相讨论的焦点。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仍存在许多问题，如何认清这些存在的问题与纠正改进，并进一步探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上的改革策略，使之得到良好的发展，成为了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一个重任。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理论分析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策略的选择原则

1.安全有效原则。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部分是社会保险，而社会保险中最为重要的险种即为养老保险。随着世界各国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俨然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急需解决的任务。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遵循的原则应从基金受益人的情况出发，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受益人都是抵抗风险能力弱，急需稳定的养老基金的退休老年人。从而，应当将安全放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上的第一位，这样才能保证养老基金不会发生贬值、挪用、流失等问题。此外，因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养老保险基金所承受的资金压力也较为集中，仅仅“安全”尚且不够，还需遵循“有效”的原则，才能实现养老基金的增值目标。“有效”与“安全”这两个原则不仅不互相矛盾，还是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不可分割的一体，它们是养老基金管理过程中必备的核心工作，是在选择养老基金管理模式之时必须遵循的原则。

2.公开透明的原则。“资金”一词，即将许多零散的资金合集起来，采用大规模的资金模式效应集合投资，基金持有者一起共享收益，一起承担风险。养老保险基金从众多劳动者手里筹资起来，也用于保障众多劳动者的根本养老需求，从广义基金的特点上说，养老保险基金也是公共基金的一种。尽管养老保险基金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确切而言是一项社会性公共基金，但同样也需要空开透明的原则。而“公开透明”原则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基金缴费者有权利了解自己所缴的运作情况，这是一种知情权，并对基金管理上有监督权；二是基金管理中的各种情况，诸如基金的投资与收支等情况，社会保险相关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地向参保人公开。这样才能保证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过程中的透明性，才能不出现因过程杂乱不清而带来的问题。

3.政资分开原则。养老保险基金政资不分的现状，在研究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上，一定要认清并且彻底改变。尽管，养老保险基金本身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但养老保险基金所承担的资金压力巨大，并且巨额的资金带来许多诱惑。所以，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上应当与行政管理分开，即养老保险行政管理部门不能干涉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这也是认真落实好安全有效原则的一项措施。以往养老保险基金之所以时常被挪用、流失，与政资不分的弊端有着极大的关联。在决定重大事宜之时，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不应听行政部门的相关指令。因为，养老保险基金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在管理上也应当合法独立的。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研究不断推进下，我国许多省份逐渐严格遵循政资分开的原则，从而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上逐步走上了正轨。但是，还有许多地方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仍政资不分，仍受行政部门管辖，这种不规范的管理方式，今后必定给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带来一定的隐患。

（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

1.公共选择理论。诞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其可定义为经济研究领域上的非市场决策，抑或简单的定义为政治学上的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能在行政部门与市场中灵活地为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边界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运行中，更趋于利用市场机制，这已经是一种被认可的公共选择。实际上，市场机制下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往往比行政部门经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实际投资收益高，这促使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走向了新的发展道路。行政部门与市场是养老保险制度的两个重要主体，在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发展下，行政部门与市场的位置在养老保险制度中被不断地调整，而在不断的调整中，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也被不断的调整。如果，全权由行政部门管理养老保险制度，那么，市场所进行的交易与生产必定被排斥，从而造成许多弊端。当然，如果分开而论，没有万能的行政干预，也没有完美的市场机制，应当在不断权衡中，建立一种相结合的有效机制。

2.产权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产权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着逻辑链条的关系，因产权可分解的性质，现代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了理论依据，为了实现高效的财产管理方式，以及保证利益者的利益，必须建立一个完备的治理结构。而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建立完备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有效的保证投资者与利益者的权益。在产权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中，养老保险基金是一种混合物。从产权的角度出发，养老保险基金包含着公共物品权与私人财产权，它是人们建立起来的权利经济关系，包含着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使用权、所有权。但从”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上看，个人账户基金与统筹账户基金的”五权“都分离。那么，就存在委托与的关系，因此将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引入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中，对于建立互相制衡的制度体系起着有利作用，也利于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行过程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二、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发展现状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现状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2001年12月，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被确定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托管银行，其后三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与北美信托银行、花旗银行签署了境外投资全球托管协议。随着全国社保基金的不断发展，于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被确定为境内第三家托管银行。而基金投资方面，嘉实、华夏、长盛、鹏华、南方、博时等六家管理有限公司于2001年末被确认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在投资运作工程中，以“通过委托投资组合实现个股投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新股配售、以信托投资方式投资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三种方式为投资运营方式。时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得我国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负担。而今，中国养老保险基金一个不能忽视的现状是“严管制，怠监督”。许多地方的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不容乐观，而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部分累积制模式也存在许多不足。

（二）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收支不均，欠费严重。近年来，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都有较大的增幅，但仍出现赤字。我国养老保险结余多数在少数发达地区，其他地区并不如人意，全国许多企业出现严重拖欠养老金的现象，加之管理不善、投资渠道单一、养老金保值增值不力，部分累计的目的完全达不到。

2.管理混乱，监管角色模糊。时下，地方社保相关部门作为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与管理者，但在监管上却充当着一个模棱两可的角色。从而，养老保险费在收缴、管理、资金运用、基金发放等程序上杂乱无章，政资不分现象更令保险金的独立无从谈起。

3.缺乏承担责任与经营主体。当前，我国各个地区只设立一个社会保险行政管理机构，基金管理的相关专业人员缺少，养老保险基金的经营主体也缺少，加之行政管理部门存在权利与责任不挂钩的现象，导致养老保险基金增值保值的任务很难实现。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改革对策

（一）弃“统账结合”用“统账分离”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采用的统账结合模式存在着空账的问题，导致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问题上难以应对。从而，管理策略上，应当废除统账结合的制度，采用统账分离的管理模式。如此，在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力量下，个人账户得到完善的管理，资金支付缺口的问题也得到相应的解决。

（二）提高基金征缴工作管理水平

当前，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参保范围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保证，更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不论独资、外资、私企、国企、自由职业者，如果符合参保条件，都应当征缴养老金。提高养老金征缴工作的管理水平，是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策略上的一个新方向。

（三）基金多元化投资

实践证明，多元化投资可分散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收益。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建议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模式。如此一来，投资的主体增多，投资渠道增多，投资对象增多。从而，不仅可以提高效益，还能使资金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管理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愈加突出，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需要进一步去探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涉及较广，它与法制建设、市场建设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充分协调政府行政部门与市场的关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起独立的养老保险资金监管机构，并与其他相关制度不断地相结合，不断地加以改进，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勇.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 白全民.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及投资策略分析[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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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董事责任保险（又称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是英美等发达国家盛行的一种职业责任保险制度，近两年才被引入我国。2002年1月，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丘博保险集团合作推出了中国第一个“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是指以公司董事和高级职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不当行为给公司和第三人造成损害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而订立的保险合同。广义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除了包含上述内容外，还包含公司补偿保险合同。豍本文主要探究狭义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指与保险合同有直接利害关系，直接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的人。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包括保险人和投保人。

一、保险人

从保险法律关系来看，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主体之一，是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依据我国《保险法》第10条第3款规定：“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支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所以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是指具有从事财产保险经营资格的保险公司。

二、投保人

我国《保险法》第10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要求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如果公司董事为自己的利益订立合同，则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应为公司董事。在此种情况下，作为投保人的董事为了化解有可能遭遇的责任风险，分散责任损失，而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来获得保险保障，应无异议。依据职业责任保险相关理论的规定，职业责任保险合同一般是由被保险人所在的单位与保险人签订。董事责任保险是职业责任保险的一种，因此，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也应由被保险董事所在的公司与保险人订立，这也没有异议。不过在董事责任保险的实践中，对于保险费能否由公司支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被保险董事所在的公司支付。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被保险董事个人支付。这两种观点的争议焦点在于关于由公司支付保险费是否违反董事利益相反交易的规则。利益相反交易原则是指公司董事及高级职员违反其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为谋取个人利益，与公司进行自我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豎

有人认为，从法律上的利益相反交易规则的利益相反对象行为来看，董事责任保险是为了董事利益而设立的一种保险。为了签这一保险，董事与公司之间达成一个意向，而这一意向的达成就可以看做是董事的自我交易行为。有人认为，从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来看，公司将董事作为保险人来缔结保险合同，当然也应该由公司来承担费用。我认为，违反利益相反原则的前提是，董事的自我交易行为使公司利益受损。公司支付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险费，表面上看是公司利益受损（损失保险费金额）。细分析一下，当董事在经营决策过程因为过失给公司造成财产损失，董事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董事个人的财产时有限的无法弥补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而此时损失最大的是公司。若公司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来分散责任损失，对公司来说是受益的，并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再者，由公司支付少额的保险费，可以保证公司拥有充足的董事人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可以放心的去为公司最大利益积极行为，不用害怕因为判断失误、市场形势的变化等正常的商业风险而导致公司蒙受损失。如果没有董事责任保险，则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会选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经营管理方式以防范风险的发生，最终会不利于公司的发展。所以我认为由公司公司支付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并没有违反利益相反交易规则。

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管理准则》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可见，我国法律允许上市公司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并支付保险费用。因此上市公司董事可以成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但是非上市公司是否可以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成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我认为，董事责任作为完善董事责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非上市公司的董事而言同样具有必要性。本质上看，保险合同属于民商事合同，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所以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也可以依据双方的意思表示订立保险合同。由此可推知，既然法律没有禁止非上市公司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行为，那么非上市公司就有权依据自己的意思，为了公司的利益，替其董事购买该保险产品，并成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当然，在公司没有给公司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情况下，为了分散自己的职业风险，公司董事也可以自行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此时，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为被保险董事本人。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是分散董事责任的新兴的法律制度。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作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基础，其当事人应该包括保险人与投保人（董事、公司）。通过分析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有利于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

（作者：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研究生）

注释：

豍孙宏涛：《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之主体：公司作为投保人之正当性解读》载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年6月

豎刘莎；《董事责任保险研究 》大连海事 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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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研究述评

国外对农业保险从农业经济方面的理论研究自上世纪30代就已经开始。Wright和Hewitt(1994)发现，历史上尝试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农业一切险和多重险的保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间接经营。1970年以后，运用经济理论在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私人多重险和一切险保险市场的失灵问题时，理论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首先，由于农业风险具有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其覆盖面和灾害深度较为严重，因此，保险很难克服这方面的困难。其次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讨论较多的主要是由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KnightandCoble1997)。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表现在农业保险的参与率问题上，国外有很多的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成果，也存在很多争论。Calvin与Quiggin(1999)发现，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的原因中，风险规避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一些模拟研究结果显示MPCI收益会随着农场位置、作物和区域有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些研究表明，MPCI主要是对于所有没有保险的农场或者对于那些风险厌恶的农场主。另外有些研究表明由于MPCI所提供的收益比较小而放弃农业保险。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那些对于保险能够带来的期望收益比较高的农户倾向于购买保险，说明MPCI存在着逆向选择。其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大，农业保险的参与率增加、农场在各种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其从MPCI中得到的益处越少，而越倾向于不购买MPCI。随着保险费率的增高，那些农场自然风险或者收入风险变化显著的单位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1989年美国农业部作了一项全国调查，对没有参加联邦农作物保险的农民，分析了他们之所以不参加保险的原因，并进行排序(WrightandHewitt，1994)，调查发现，前五位原因分别是保障太低、保费太高、更愿意自己承担风险、农场是分散化经营的、拥有其他农作物保险，前五位原因占到总量百分比的84.9%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可见，国外对于农业保险市场的需求问题主要是从逆向选择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的。也有Serra和Goodwin等(2003)在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对于美国农民，随着其初始财富到达一定程度以后的增加，其风险规避减弱，因而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降低。

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在生产规模和结构，以及财富存量等方面与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对于美国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适合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较低问题上也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述评

我国对农村保险的理论研究起始于1935年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以王世颖(1935)、黄公安(1936)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对当时国外农业保险的运作制度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中国农业保险的实施意义及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开始了农业保险研究的先河。然而，农业保险在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而进展缓慢，直到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之后，以郭晓航(1982，1983，1984a，1984b等)、庹国柱(2002等)、李军(1996等)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又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农业风险以及理赔的复杂性(龙文霞、姜俊臣等2003等)、农业发展水平低下以及保险费率高昂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丁少群、庹国柱1994、刘宽1999等)、庹国柱、王国军(2002)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角度分析，指出大多数农业保险产品尤其是多风险或一切险，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而具有大部分公共物品的特征；陈潞(2004)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指出，农业保险是混合产品中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是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另外，李军(1996)、陈潞(2004)在分析农业保险特殊属性的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的正外部性两方面阐述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外部性三方面的制度供给提出自己的看法；吴晓慧、张巍、刘虹(2006)从“三农”保险市场全局出发，分析了“三农”保险发展的现状和危机，以及由此要导致的政策性保险(郭晓航1986、庹国柱和王国军2002、皮立波、李军2003、杨世法、王荫祥、刘国祯1990、史建民、孟昭智2003、胡亦琴2003等)。

归纳起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不旺盛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1)保险费率过高，农民难以承受；由于农业风险的复杂性以及高成灾率，农业保险费率一般都比较高(比如山西、陕西)；(2)险种设置不能满足农户要求，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相当多投资型保险在农村保险市场上缺少购买力，而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又十分短缺(景纬，2006)；(3)认为农户的侥幸心理严重，购买保险的意识不强；(4)农业保险消费过程中的正外部性作用，以至相对于社会最优化的需求不足；(5)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农民收入中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的下降，在保障水平不高(低于70%)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补偿收入的预期很小，农民没有动力进行保险。这与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类似。同时，庹国柱(2002)和刘京生(2000)也分析了农民还可以通过其他传统的风险分散途径，例如，中国农民土地规模的分散化以及种植的多样化等因素，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内在风险调节和分担机制，同时，农民还可以采取多样化种植及民间借贷等方式分散风险，从而他们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将会降低！。

然而对于中国农业保险福利增进问题和农业保险失灵现状进行规范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目前还较为少见，尤其是从农村保险产品的高、中、低端三个层次对农险的类型进行研究更为少见。本文将在对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做系统的理论分析，并提出治理我国农险市场的“双轨式”发展模式。

3.研究方法和预期目标

前期主要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学术专著、学术论文以及有关机构的相关资料。利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利用保险学、金融学、制度经济学、法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经济学方法论、计量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有机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力争做到多而全、专而广。并结合我国农村保险机构的具体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的整体方向，使理论最终服务于实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从制度、社会、公司、个人四大层面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恰当地运用于研究之中。

预期可以得出，我国农村保险需求的症结在于农村保险的需求不足、供给更不足，导致了最终的萎缩。从农村保险需求与供给规律找到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激励方法与手段，为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农村保险，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农村保险制度则是管控农村风险的有力、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而且也符合国际通行的“绿箱”政策。构建现代农村保险制度必须基于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方行为主体进行考察，三者缺一不可。而农村保险必须努力构建其激励机制，保险公司、政府供给、农户需求。与农险约束机制共同构成供需双方共有的动力机制，切实为我国农村保险的发展和构建提供智力支持。

本课题追求理论创新，体现研究成果的“实、深、新”三个特点。在农村保险研究领域构建一个新的平台，并为农村保险的实际运行建策建言，寻求农村保险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之道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论文。

二、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其中近九亿在农村，只有让农村保险发展起来，中国保险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大工业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并把探索和发展农村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保险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保险业要主动承担起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保险业要为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开展服务，为生产生活提供保险保障，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对保险理论研究的创新，更好地发挥农村保险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作用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保险经营风险防范的特殊性，农村保险的发展面临着众多困难特别是农村保险的发展更是日趋低糜，使其成为保险业发展中的“钉子工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面貌虽然有所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然而由于自然灾害的困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另外，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农村人口的养老、失业、教育等方面的经济补偿问题也突现出来，因此，发展农业保险特别是农村保险，建立起稳固的后备保障基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险扶持农村、安定农民和稳定农村的长效机制。

纵上综述，国内外农村保险理论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大多偏重于基本的理论分析，尚未有学者专门对农村保险的福利增进和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更谈不上深入。而农村保险的发展的根源因素正是基于此的框架设计异常欠缺，最终导致我国农村保险发展举步维艰。我国农村保险制度的构建必须以此为基础，对农村保险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农村保险供求规律及其特征，分析制约农村保险供给的因素分析，并对农村保险市场的治理模式进行系统分析。

三、初步拟定的论文提纲

农村保险与农村保险市场治理刍议

一、农村保险与农业保险

二、发展农业保险对农村生活福利化的影响

(一)农业保险优化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

(二)农业保险是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措施

(三)农业保险有利于农村综合支持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农业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失灵分析

(一)农村保险产品供需不平衡是导致农村保险市场失灵的直接原因

1.农村保险市场对中、低端保险产品的需求十分强烈

2.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十分短缺

(二)农村保险“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与农村保险的市场失灵

(三)农村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与逆选择

四、我国农村保险市场治理模式选择

(一)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增加农村保险市场上中、低端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

篇10

保险营销员在世界保险业的发展历程中的作用一直是不可忽视,在人口相对较少的日本,就形成了以女性为中心的庞大的寿险营销员网络,寿险营销员高达50万之多。人口众多的中国其保险业发展更是如此。自从1992年友邦公司进入中国,引入了个人制度,中国本土的各个保险公司都竞相效仿。截止至2009年上半年,全国共有保险营销员2707537人,其中寿险营销员2374720人,产险营销员332817人。保险营销员对于中国保险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仅在2009年上半年,保险营销员共实现保费收入2525亿元,占同期总保费收入的42.18%。然而保险营销员(主要指保险人)在中国保险市场上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他们在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也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保险营销员是投保人的直接接触者,直接代表着保险公司的形象。目前我国保险营销员系统中出现的众多问题,一方面营销员行业极不稳定,淘汰率高,另一方面既是导致了保险行业的高脱落率,高退保率,并且极大地损坏了保险行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甚至部分人将保险行业与传销混为一谈,为保险行业的深度发展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一、加强保险营销员的管理

在中国保险营销员与其他的金融行业的营销员不同,进入门槛普遍偏低,只需要有高中甚至初中以上的学历并取得保险营销资格,不需要保险营销员接受过较高的学校教育。在同一个营销队伍中,有的是研究生毕业而有的仅仅是初中文化,这就导致营销员素质参差不齐。保险行业实际上是一个要求相当高的行业,不仅仅需要营销员拥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法律知识,营销技巧等,更加需要营销员有较高的道德素质,能够在为投保人讲解保险知识的同时遵守诚信原则。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在对营销员进行管理的时候,片面的重视传授经销的技巧而忽视了对其道德的教育。在庞大的营销员系统中,一些人为了签取保单,得到更多佣金,而欺骗投保人,忽视一些重要信息。在投保人理赔时,这些问题就会暴露出来。由于保险营销员和保险公司并不是雇佣关系,仅仅是关系。如果签订的保单出现了问题,所需要承受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为另外一家保险公司。

长期下去,使得保险行业品牌形象差。加强保险营销员的管理已经刻不容缓。首先我们可以开展例如保险人协会的业务培训体系,在一个专业的组织中从各个方面提高人素质。该体系不仅可以为保险营销员提供一个交流业务经验、专业知识和法律常识的平台,使得保险营销员不断提高内在素养,保险营销员也可以通过该组织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应该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诚信评价体系。由于保险营销员中很大一部分与保险公司并非真正的雇佣关系,他们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业务。今天为这家保险公司干,明天就可以为另外一家保险公司干。当初他签下的保单在理赔的时候发生纠纷,保险公司也无法追究,这样就促进了保险人片面追求保单的签订数量而忽视质量。如果只要在整个保险系统建立统一的诚信评价体系,这个问题便可以得到较大改善。

二、改善保险营销员收入分配制度

保险营销员底薪相当之低,有的只有几百块,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而哪怕是这么低的底薪都是需要有一定的业绩才能全部获得的。现在中国保险市场上营销员主要的收入来源于其签订保单的保费提成。他们与保险公司并不属于雇佣关系,无法享有社会保险以及公司提供给雇员的福利。不同的保险产品、不同的销售方式、不同的销售量都会带来不同的佣金收入,其特点就是上不封顶但是又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保险营销系统庞大,业务精英以及那些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营销员可以获得很可观的收入,一般的营销员收入偏低。2008年,寿险营销员收入人均仅有1645元,财产险营销员人均收入仅有1529元。这样的收入水平与他们长期在外奔波的劳动强度是不相符合的。同时保险营销员的收入也极其不稳定,签订的保单越多,收入就会相对增加,反之,签订的保单较少,收入也会减少。

保险营销员为了增加收入,促使投保人能够顺利签订保单,有时就故意隐瞒相关信息。虽然将薪金与业绩挂钩,是一种很好的激励制度,这种激励制度是需要一个平衡点――业绩占薪金的比例。比例太小,不能起到激励作用,比例过大,超过了保险营销员的承受能力,则会引发道德风险。要找好这个平衡点,让这个激励制度不超过其弹性限度范围内起到最大的激励效应。另外可以将保险营销员的收入水平与诚信评价体系相结合,让保险营销员的收入做到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在乎眼前利益。对于诚信度不同的营销员采取有区别的薪金,诚信度较高的营销员会有较高的底薪,诚信度较低的营销员底薪也会较低。相信保险营销员在追求保费的同时也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的规范性。可以采取员工持股计划。美国保险业巨头AIG就是采取这个制度将保险营销员与公司牢牢系在一起(AIG的相关制度比较复杂而且并非每个公司都能够完全效仿的,但是在根本上和我们下面谈的是统一的)。营销员拥有公司的股票,公司整体的利益就将与个人利益挂钩,这样他们就不能只为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

三、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保险营销队伍

保险公司,银行和证券公司共同组成了我们的金融体系。然而其社会地位,员工的收入水平并不一致。保险行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工作强度比较大,另外社会上对保险营销员的普遍认识使得很多人对保险营销行业闻风丧胆。较少的大学生会选择学习保险学,有的大学生表示选择保险专业仅仅是为了获得文凭,将来并不会真正从事保险。在我看来,保险行业是一个极具魅力和挑战性的行业。首先保险公司虽然不是慈善机构,但是保险行业致力于将个人的风险分散,实际上是运用了市场化的经营方式为世界的福利事业做了贡献。我国的很多保险公司目前正在尝试小额保险,试图让广大的农民享受保险产品。虽然仅仅依靠商业保险来保障所有人是不现实的,应该客观认识到,保险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它的本质就决定了它的崇高性。保险营销是一个极具创造性和挑战性的职业。保险营销和很多其他的行业不同,没有死板固定的模式,更多的需要保险营销员的人际关系,交际能力,口才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很多优秀的人才在保险营销队伍中成为百万富翁,保险营销员上不封顶的薪酬制度为那些胸怀抱负的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保险营销不应该是一个社会地位不高,令人畏惧的行业,应该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行业。当然,只有当保险行业形象提高了,才会有更多优秀的人才更深刻地意识到它的魅力。

保险业作为一个风险控制的行业,在为社会管理风险的同时,更需要管理好行业内部的风险。营销员队伍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已经困扰了中国保险多年。提高保险营销员的形象,加强营销人员的专业素养,将会有利于中国保险业持续良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丛冰.保险营销员激励问题研究.企业管理[学位论文].2008

[2]朱利英.保险营销员有效激励研究.北京邮电大学[学位论文].2006

[3]蔡清洁.管理初探.经济师[期刊论文].2009(7)

[4]武建强.险营销员激励监督机制的委托理论思考.广西金融研究[期刊论文].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