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灾保险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巨灾保险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四川大地震，举国之殇，其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是一串令人惊愕的数字。四川大地震是对国家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国家财力和民族凝聚力的一次拷问，也是继雪灾之后对我国保险业应急能力的又一次全面检验，暴露出了我国保险业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于是，象每次大灾之后一样，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呼声再起。因此，如何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制度，有效提升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保险在国家灾害救助体系中的地位，是保险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供给与支撑，这也是构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正途。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5条已经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保险事业，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并鼓励单位和公民参加保险。”本文将从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巨灾保险基金的法律规范和巨灾保险的理赔等方面，对巨灾保险制度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探讨。

一、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及立法内容

（一）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

巨灾保险的立法首先要解决的是立法模式的问题。我国将来制定的巨灾保险的立法是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如制定《地震保险法（条例）》、《洪水保险法（条例）》，还是以一部单独立法，如《巨灾保险法》或《巨灾保险条例》的形式出台，从而将地震等所有巨灾风险规范在内，抑或是以补充立法，如通过修订《保险法》、《防洪法》和《防震减灾法》的形式补充巨灾保险内容？笔者认为，以第一种模式立法似乎更为妥当，其原因如下：

第一，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难度较小，可操作性强。我国制定有关巨灾保险的立法以供给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已是刻不容缓。如巨灾保险的立法采单独立法模式，立法工程可谓浩大，《巨灾保险法》或《巨灾保险条例》必须将所有的巨灾风险均予规范方可出台，这既是与时间的“赛跑”，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水平和能力也是一大考验，立法难度加大。如我国巨灾保险以第一种模式立法，立法机关可以对民生危害最大的地震风险作为主要的对象和突破口，可通过先制定《地震保险法（条例）》积累立法经验，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制定《洪水保险法（条例）》等有关其他巨灾风险的法律，从而形成包括主要巨灾风险在内的巨灾保险立法制度。这无疑减少了立法机关的压力，可操作性也更强。

第二，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是已有较为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如美国1956年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1968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全国洪水保险法》，1973年再次通过了《洪水灾害防御法》对前一部法律予以补充。美国的《全国洪水保险法》和《洪水灾害防御法》在内容上围绕着洪水保险计划的整个实施过程，从风险识别、减灾和保险这三个方面确立了美国洪水保险计划的框架内容，明确了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私营保险业的任务和实施细节。[1]1982年法国国会通过“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即著名的Cat.NatSystemNo.82—600法案。这是法国国家巨灾保险体系的开端。此后，法国“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在实践中不断修改，但一直基本维持原样。[2]日本于1966出台《地震保险法》，并建立了地震再保险株式会社。我国台湾地区在9.21地震发生之后，出台和修订了《住宅地震保险共保及危险承担机制实施办法》，该法对地震保险的再保险、地震基金、保险理赔和费率方面等均作了具体规定。可见，除法国外，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巨灾保险的立法模式上几乎都走了同一条道路：针对不同的巨灾风险分别立法。国外的成熟经验可资我国立法借鉴。

（二）巨灾保险的立法内容

关于巨灾保险的立法内容，以下几个方面必须明确：

第一，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即巨灾保险仅对财产损失予以赔付还是将人身伤亡也纳入保障范围。

第二，巨灾保险的定位，即巨灾保险是政策性保险还是商业保险。

第三，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即巨灾保险是采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抑或二者结合的方式。

第四，巨灾保险基金的内容，即巨灾保险基金的来源、运作和管理等方面须立法予以明确。

第五，巨灾保险的理赔。其要解决的是巨灾风险发生后，保险人如何履行责任的问题，如无保单理赔、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均死亡时保险金的给付和理赔应急机制的建立。

第六，巨灾保险的再保险制度。由于巨灾风险发生有可能给再保险人的偿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压力，甚至侵吞数年的利润，更甚至可能直接导致其破产，因此，我国巨灾保险的立法一方面须规定巨灾保险人必须向再保险人分保，另一方面也要以立法形式确保国家财政补贴再保险人经营巨灾再保险业务产生的亏损，或者允许再保险人以发行证券的形式将巨灾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

第七，巨灾保险的业务监管机构。[3]巨灾保险涉及的地域、行业较广，与之发生业务管理关系的部门较多。如作为保险业务，保监会可对其进行监管；作为主要的行业保障，农业部正积极推进巨灾保险的实施；作为资金保障，财政部在巨灾保险事业中居于重要地位；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部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巨灾保险的监管工作。这种没有牵头机构运作的管理体制对巨灾保险制度的运行十分不利，因此，有必要从有利监管和统一协调的角度出发，在法律中确定主要的业务监管机构，避免可能出现的部门多头负责的情形。

二、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

我国要建立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个包括财产损失赔付和人身伤亡赔付在内的范畴，还是将人身伤亡赔付摈弃在巨灾保险保障之外，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巨灾保险的适用范围大小、巨灾保险基金的筹集和保险理赔等一系列问题。在笔者看来，巨灾保险应涵盖财产损失赔付和人身伤亡赔付这两个方面，理由如下：

第一，随着民众保险意识的不断增强，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身伤亡赔付会逐渐增加，人寿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面临严峻考验，须以巨灾保险分担其压力。根据保监会的数据，截止2008年6月13日，保险业已支付赔款3.12亿元。[4]2000年保监会下发了《关于企业财产保险业务不得不扩展承保地震风险的通知》，明确规定，各保险公司企财险项下不得扩展地震责任，如果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确实需要扩展地震责任的必须逐案报保监会批准。虽然2002年保监会取消了地震保险的报批制度，但目前绝大多数的保险公司仍将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列入财产保险的除外责任范围，地震保险仅以附加险的形式出现，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须投保人加保方能赔付。与财产保险相比，我国的人寿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一般是将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引起的意外伤亡纳入保险责任范围。由于财产保险将地震风险纳入除外责任范畴，故本次大地震保险公司支付的赔款主要是人身伤亡赔款。就目前的赔款数字来看，对人寿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自然不能造成多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民众的保险意识不高、投保率低。但随着民众保险意识的增强，投保人寿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人数会逐渐增多，当灾难再次来临时，人寿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必将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可能发生破产清算之虞。如将因地震等巨灾风险引发的保险责任从人寿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剥离出来而归入巨灾保险责任，则人寿保险公司可凭藉巨灾保险制度中的巨灾保险基金吸纳和分担风险，保证保险公司的正常运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对此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其已正式推出“国寿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保险”，涵盖地震、泥石流、滑坡、洪水、海啸、台风等六种重大自然灾害，承担由灾害引起的被保险人身故和残疾责任。这是国内第一款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保险产品，该险种将以附加险的形式出现，可以附加于中国人寿已推出的各种保险产品。[5]

第二，可拓宽巨灾保险基金筹资渠道。巨灾保险基金的来源既包括国家财政拨款，也包括巨灾保险的保费收入。如将巨灾风险造成的人身伤亡纳入巨灾保险责任，则与此保险责任相关的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也将进入巨灾保险基金，这为拓宽巨灾保险基金的筹资渠道提供了一个好的途径。

所以，笔者认为巨灾保险是指对由于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灾难性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给予切实保障的风险分散制度，它包括“财产巨灾保险”和“人身巨灾保险”[6]中的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的内容。至于健康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medicalexpensecoverage），是否需要将因巨灾风险造成的伤害从其保险责任中剥离归入巨灾保险责任？笔者认也是可行的。因为实务中，保险公司设计的医疗费用保险一般补偿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或疾病而住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巨灾风险造成的人身伤害属意外事故。因此，为巨灾风险量身定做“巨灾医疗费用保险”也无不可。但是，将巨灾风险从人身保险中剥离而单独开发“人身巨灾保险”，并专门适用巨灾保险立法的规定，实务及立法的最大问题将是无国外经验可借鉴。将巨灾风险从财产保险中剥离开发“财产巨灾保险”国外已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因此开发适应我国国情的“财产巨灾保险”难度要小一些。至于“人身巨灾保险”，从笔者查阅的资料来看，还无国外实务及立法先例可循。由于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保险市场发育也不成熟，实务及立法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已成路径依赖，因此，开发“人身巨灾保险”我国将“摸着石头过河”，这也是对我国保险业产品开发能力和立法机关立法技术和水平的考验。

三、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

所谓巨灾保险的实施形式，也就是我国巨灾保险立法将巨灾保险规定为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抑或是采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此点保险业界和学界对之存在分歧。保险业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主张巨灾保险强制投保。强制投保的好处是可以扩大巨灾保险的保费规模，尽量减少保险公司的损失，增强保险公司的赔付能力，提高巨灾保险的覆盖面。但学者邹海林认为，强制投保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7]。笔者认为，我国的巨灾保险应走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道路。

（一）巨灾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决定一定范围的险种、投保人须强制投保。为了体现一定的国家政策，如产业政策、国际贸易政策等，国家通常会以国家财政为后盾，举办一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由国家投资设立的公司经营，或由国家委托商业保险公司代办这些保险，所承保的风险一般损失程度较高，但出于种种考虑而收取较低保费，若经营者发生经营亏损，将由国家财政给予补偿。这类保险被称为“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运用市场和经济手段推动发展不同的是，政策保险更多地运用法律、行政、财政、税收、金融和政策等非市场化手段推动保险业务发展。由于地震、洪水和冻灾等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动辄上亿，甚至上千亿，如将巨灾保险定位为商业保险由保险公司完全以市场化运作，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则其会成为保险公司的梦魇，甚至使之陷入无力支付保险金而破产的境地，这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也极为不利。在高风险、低利润的巨灾保险面前，保险公司往往会望而却步，至今在我国的家财险保险条款中，地震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一般被保险公司列入除外责任，即使是企财险，地震保险也仅以附加险的形式出现。既然巨灾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8]会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因此也就需要国家以“有形之手”通过立法明确巨灾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以国家设立巨灾保险基金等形式对巨灾所需保险金予财力支持，并在一定范围内实施强制保险，规定一定范围的强制险种、一定范围的投保人必须投保，保险公司也必须承保。

（二）“人身巨灾保险”不宜采强制保险，而须根据投保人的意愿自愿投保。强制保险一般出于维护公共福祉和公共利益的考量，是否投保“人身巨灾保险”基本不关涉公共利益，而与个人及家庭的幸福、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如“人身巨灾保险”强制投保，则恐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嫌疑。

（三）强制保险的范围应限“财产巨灾保险”，强制投保的险种和投保人也限一定范围。如立法规定所有的居民和企业都必须投保所有的巨灾保险险种，这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各居民和企业的经济能力和经营状况、实力大小不一，如立法要求所有的居民和企业都必须投保，则势必给低收入人群和经营状况不佳、实力弱的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如国家给予低收入人群和经营状况不佳、实力弱的企业保费补贴，则各险种如何补贴、补贴多少又成难题，并且这样大面积的补贴对国家财政也带来巨大压力。所以，笔者认为，“财产巨灾保险”强制保险的范围应限定强制投保的险种、强制投保人。我国将来实施的巨灾保险立法可规定自然灾害的高风险区的居民、企业必须投保相应的巨灾保险，如地震灾害的高风险区的居民、企业必须强制投保地震保险，泛洪区须强制投保洪水保险。美国《洪水灾害防御法》就规定泛洪区实行强制洪水保险，非泛洪区可自愿投保洪水保险。我国并且对关涉国计民生的行业、企业、学校和公共场所也要实行强制投保，其他地区、行业、企业和场所则可自愿投保巨灾保险。对于这一问题，强制保险的区域、强制保险的投保人的范围划定是立法的难点，还需立法机关仔细斟酌。

四、巨灾保险基金的法律规范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风险防护屏障应该依次是个人和企业自身、保险、社会援助，最后才是政府。大量的损失应该用市场化手段向保险公司转嫁。但由于巨灾一旦发生，损失巨大，且巨灾发生的概率也低，难以预测，这容易造成保险公司破产清算。比如美国90年代的安德鲁飓风和北里奇地震导致全世界共63家财产保险公司破产。对于巨量的巨灾损失，保险公司很难以一己之力独立承担。因此，需要国家设立一个财政支持下的巨灾保险基金，用以分担保险公司的巨灾损失风险。目前全球已有1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巨灾保险基金。因此，设立政府主导、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参与的巨灾保险基金以弥补巨灾损失保险金赔付不足，减轻政府灾后重建过程中财政资金的压力也就势在必行。我国的巨灾保险立法离不开巨灾保险的法律规范，这直接关系到巨灾保险开展的成败与否。我国巨灾保险立法就巨灾保险基金应明确以下内容：

第一，巨灾保险基金的筹资来源。可包括：（1）国家财政拨付。在巨灾保险基金设立之初，国家财政应先拨付一笔启动资金，以后每年按照当年GDP的一定比例直接拨付；（2）巨灾保险的保险费。保险公司每年从收取的巨灾保险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保费充入巨灾保险基金；（3）优惠的营业税。国家利用财税杠杆，实施减税政策，降低现行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税率或者对巨灾险部分不征或减征营业税。（4）发行巨灾债券筹集资金。即将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结合，将巨灾风险向资本市场转移。在约定期限内若致损事件没有发生，债券发行人应偿还本金和利息，当致损事件发生时，债券发行人可以免除或延期支付部分债券本利甚至免除全部本利，此时债券发行人可以将本应支付债券持有人的基金用于赔款支出，这样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偿付能力。

第二，巨灾保险基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管。（1）巨灾保险基金的使用。也就是在何种条件下巨灾保险基金方可动用支付赔款。由于巨灾保险基金设立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当发生巨灾时，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而以巨灾保险基金作为保险公司的“后盾”，所以使用巨灾保险基金的条件应是巨灾损失超过了巨灾保险立法规定的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或比例，对于超出的损失部分以巨灾保险基金填补。（2）巨灾保险基金的管理。其需要解决的是巨灾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问题，即巨灾保险基金是由政府直接管理运作还是由保险公司代为管理运作。从已设立巨灾保险基金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大都由政府和保险监管机构牵头，由本国再保险公司实施管理，实行政府、保险公司合作分摊巨灾风险。[9]笔者认为这两种模式都是可行的。由政府管理运作巨灾保险基金，我国已有社保基金管理运作的经验，我国可成立巨灾保险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可由政府代表、保险公司代表和学术界代表共同组成；如由国家再保险公司管理运作该基金，我国可借鉴国际通行的巨灾保险基金管理运作模式。（3）巨灾保险基金的监管。也就是对巨灾保险基金的使用、管理运作等方面的合法性进行定期审查，这项工作应交政府的专门部门负责，如审计部门。

五、巨灾保险的理赔

保险理赔是保险人履行其合同义务的具体体现，也是被保险人获得实际的保险保障和实现其保险权益的必要途径。由于巨灾风险的特性决定巨灾保险的理赔与一般保险的理赔会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在巨灾保险立法中专门明确巨灾保险的理赔问题，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

（一）无保单理赔问题。地震、台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往往有屋毁人亡、财产灭失的不幸发生，巨灾保单也往往可能随之丢失。巨灾保险的理赔申请人在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也就会发生无保单理赔问题。保单作为保险合同记载着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但保单丢失并不能成为保险人拒赔的理由，因为我国《保险法》并未将保单丢失作为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条件。依据《保险法》第23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既然保险事故已经发生，理赔申请人提供保单约定的索赔资料因巨灾的发生确实困难，保险公司应主动调取承保数据，为理赔申请人提供无保单理赔服务，核实事故，履行合同义务。鉴于无保单理赔问题在发生巨灾后不可避免会发生，那不如在巨灾保险立法中对此予以明确，立法可规定保险人在巨灾发生后应主动提供巨灾保险的无保单理赔服务。

（二）发生巨灾后保险金的赔付问题。这里主要涉及的问题是“人身巨灾保险”的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均死亡时，保险金如何赔付或处理的问题。如在巨灾中发生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况，并且被保险人又无其他受益人的，那么按照我国《保险法》第63条的规定，保险金将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但由于地震等巨灾致阖家遇难的情形可以说是不在少数，因此可能发生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被保险人又无其他受益人，且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也在巨灾中遇难的情况，此时保险金又如何赔付或处理？依我国《继承法》第32条的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收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遗产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依上述法律规定，如该作为遗产处理的保险金无人受遗赠的，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在巨灾保险法律制度下，此种做法是否妥当？笔者认为，如发生保险金归国家所有的情形，巨灾保险立法可规定保险人不必支付保险金。因为保险金进入国库后，国家还需每年从国库中拨付一定的资金到巨灾保险基金中，这其中也就自然包括此类保险金的一部。但由于巨灾保险基金是后于保险人赔款的第二层次的保障安排，如将此类保险金收归国有，这对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多少产生影响。与其将此类保险金收归国有再通过预算划拨形式进入巨灾保险基金并作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后勤保障”，不如在立法中直接规定遇此类保险金收归国有时，保险公司不必支付保险金，从而使此类保险金在巨灾赔偿的“一线”发挥直接的保险保障作用。

注释:

[1]参见曾立新：《美国洪水保险制度及立法改革》，载《中国保险报》，2007年8月27日。

[2]参见曹海菁：《法国与新西兰巨灾保险制度及其借鉴意义》，载《保险研究》2007年第6期。

[3]参见张国华：《巨灾保险立法思考》，/bxtd/01/15/200806/t20080627_1508208.htm，2008年6月25日。

[4]参见俞燕：《中国人寿：地震赔款不会超过10亿》，载《中国青年报》2008年6月16日。

[5]参见谢文麟：《中国人寿首推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险》，/xwzx/03/200806/t20080613_1492964.htm，2008年6月27日。

[6]这里的“财产巨灾保险”和“人身巨灾保险”是指将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的巨灾风险责任从基本责任中剥离，并围绕地震、洪水等巨灾风险责任专门开发的巨灾保险。

篇2

巨灾保险是指对因发生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严重人员伤亡的风险，通过保险形式，分散风险。

巨灾保险体系是发挥商业保险公司在巨灾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辅助的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多支柱的巨灾保险及风险处置体系，以实现多方共担风险。

二、我国巨灾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巨灾保险存在的问题

1.投保率低，保险覆盖面积小。

由于人们的保险意识还比较薄弱，而且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所以参保的个人和企业较少，这就导致投保率低，保险覆盖面积小。

2.从保险产品的角度看。

对于寿险的意外险而言，未将因地震引发的保险事故列入除外责任条款，所以赔付情况较好，而对于财产险的家财险和企财险产品，并不包含地震责任，少数特约的地震险往往是以主要合同的附加险形式出现，且收费较高。而且，针对巨灾风险的农业保险也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

3.巨灾风险有效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巨灾损失理赔额偏低

我国巨灾风险处置的现状是巨灾风险有效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商业保险还没有成为自然灾害风险补偿的重要手段，重大自然灾害中保险赔付率低，仅有少部分灾害事故损失能够通过保险获得补偿。如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111亿元，保险业已给付赔款约50亿元，保险赔款占损失金额的4.5%；汶川地震截至6月28日，导致四川省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截至7月12日，保险公司已赔付保险金3.86亿元，预付保险金1.16亿元，保险赔款仅占损失金额的0.5‰。

（二）导致巨灾保险体系难以有效建立的原因

1.缺乏法律支持。

目前我国公民巨灾保险意识普遍较弱，强制性的保险法律制度也相对薄弱，使巨灾保险在推进过程中缺乏法律支持。从国际巨灾保险的成功经验看，为了确保巨灾保险的覆盖面，包括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强制性保险制度，而我国目前尚缺乏相应的法规。

2.缺乏经营技术和水平。

经营巨灾保险涉及地质、地理、气象、土木工程等多学科的专业技术知识，技术门槛和投入成本相对较高。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对培训巨灾保险专业技术人才的投入力度还比较欠缺，保险公司无法对地震、风暴、洪水、冰雪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相对准确的衡量和把握，致使保险公司无法开发、设计出种类丰富的巨灾保险产品，对经营巨灾保险业务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

3.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应对巨灾事故的保险制度，应对巨灾风险的职能机构分散，相互间的沟通协调存在很大障碍，且保险公司巨灾风险责任没有与一般风险责任加以区分，对保险费率的厘定未考虑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政府对巨灾保险的保费连同其他保费一起征收营业税与所得税，巨灾保险管理缺乏有效的政策保障和积累制度。再保险制度也还未完善，仅靠其自身的偿还能力根本无法解决巨灾保险的问题。

三、国外构建巨灾保险体系的经验

（一）美国

美国和中国的自然环境比较类似，对于巨灾损失分担，美国政府采取积极的态度，通过税收、财政补贴等方式去分担巨灾损失。比如，美国国会分别在1956年和1973年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和《洪水灾害防御法》，提出了关于洪水保险的详尽计划，将洪水保险作为重要的救灾措施，并规定计划由全国洪水保险人协会具体管理；1938年，美国建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为超过农场主控制能力的自然情况引起的全部损失提供保障。

（二）日本

作为地震多发国，日本早在1966年就制定了《地震保险法》，并根据这一法律逐步创立了拥有自己特色的地震保险制度。日本地震保险制度的特点是：企业地震保险由保险公司提供；家庭地震保险则由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参与。

（三）新西兰

新西兰对地震风险的应对体系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地震委员会、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分属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和社会机构。新西兰巨灾保险的核心是风险分散机制。首先，当巨灾事件发生后，先由地震委员会支付两亿新元；其次，如果地震委员会支付的两亿新元难以弥补损失，则启动再保险方案。

四、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自然灾害损失基本上在政府和受灾者间分摊，其中政府在制度上扮演了风险第一承担者的角色。目前亟需建立由政府、商业保险机构和行业互助组织共同参与的巨灾保险体系，其结构如图1所示。

（一）灾前预防机制

1.从政府的角度。

目前，我国每当巨灾发生后，政府都成为了风险第一承担者，但这并不有利于政府资源的有效利用。所以政府应协调各方力量，合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建立和完善巨灾保险制度。

（1）设立国家地震及巨灾保险制度，制定一部有关巨灾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从而确立巨灾保险的政策性地位，明确巨灾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和巨灾保险的强制性，规定各商业性保险公司把地震、洪水、冰雪、台风等列为综合性保险的承保责任。同时，国家应对巨灾保险的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

（2）建立一套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众参与地震保险。比如对地震保险保费提供适当的财政补贴，对地震保险保费提供税前扣除优惠，对采取抗震防灾的保险标的提供费率折扣，对申请国家财政信贷支持的项目可考虑要求投保地震保险等。

（3）加大科技投入，整合地震、地质、水利、海洋等各方面力量，研究各种自然灾害之间的联系及巨灾分布规律与发生条件，提高巨灾监测、预测、预报水平；开展全国巨灾风险调查，进行风险评估；建立并不断完善巨灾预警、防御体系。

2.从保险公司的角度。

因为保险公司在核保、核赔、定价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无疑能为巨灾风险管理提供更好的技术保障，所以建立巨灾风险管理机制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大力参与。

（1）大力开发关于巨灾风险的保险产品，比如寿险可以开发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伤害保险产品；财产险可以开发专门针对巨灾风险的巨灾保险产品。

（2）对于不同的险种可采用不同的运作模式。例如：家庭财产巨灾保险可以采用以政府统筹为主、商业保险为辅的政策性保险模式，由政府对居民家庭财产提供基本的保险保障，对于超过基本保障额度以上的家庭财产保险可由商业保险提供，政府可对购买巨灾商业保险的居民进行补贴；企业财产巨灾保险可以采用以商业保险为主、政府间接参与的模式。

（3）从承保方面来说，可以采用地理承保方式，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对保险标的进行风险评估和损失分析，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情况、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以及巨灾的出险频率、损失程度来厘定承保条件和费率。比如，制定一个基础费率，以基础为前提，根据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和发生频率来调整费率。具体到地震险的保险费率可根据房屋的抗震水平差别对待，不同的抗震标准享受不同的保费优惠政策，从而加强当地的防震措施。总之，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巨灾风险在经济发达地区先行试点，慢慢积累经验。

（4）从理赔角度来说，应做好一些基础性的技术工作，比如建立巨灾损失模型，有了这些信息资料后，就可以制定更科学的理赔标准。对于巨灾保险来说，在出险后，还应灵活运用理赔标准，必要时可以采取通融赔付。

（5）保险公司可以将巨灾准备金列入成本进行核算，从而便于形成积累和公司财务状况的长期稳定。

（6）建立巨灾共保体。单独一家商业保险公司是无法抵御巨灾损失的，所以保险公司应联合起来，组成巨灾共保体，共同承担巨灾风险。当然，共保体的经营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并且必须在国际市场购买商业再保险。

3.从再保险的角度。

再保险既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更要发挥向全球分散风险的制度和技术优势。再保险作为保险的保险，是一个国家保险业发展水平的标志。

应建立巨灾保险的再保险体系，利用再保险扩大巨灾保险计划的承保能力。再保险的基本功能是保险公司出于控制损失、稳定业务经营、扩大承保能力、增加业务量、有利于改善经营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保险机制。积极培育发展国内再保险公司，大力培育专业再保险经纪公司，活跃再保险市场。同时，应进一步开放我国保险市场，引进资金实力雄厚、业务技术精湛、经营经验丰富的国际知名再保险公司和组织，构建商业再保险和国家再保险相结合的、多层级的地震风险分担机制。这种分担机制包括国内保险业承保地震风险，向商业再保险公司分保，由国内外商业再保险公司作为再保险主体；对于超过再保险公司承保能力以上的部分，由政府管理的地震风险基金提供再保险。

4.巨灾债券。

发行巨灾债券，分散保险在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巨灾债券是一种场外交易的债权衍生品，是保险公司或者再保险公司通过直接发行公司债券、利用债券市场来分散风险的风险证券化形式。通过巨灾债券可将巨灾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增强社会危机处理能力，增强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

5.巨灾风险基金。

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其资金来源可以从四条渠道筹集：一是通过国家财政，每年按照当年GDP的一定比例直接拨付，此项拨付应该优于其他需要；二是商业保险公司，从每年收取的保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提取的部分可以参照保险保障基金的方法进行管理；三是利用财政拨付和从保险公司提取的资金进行投资，以促进资金的保值增值，该部分资金的投资宜集中于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领域，诸如国债、企业债券以及其他低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四是国家可以利用财税杠杆，实施减税政策，降低现行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税率或者对巨灾险部分不征或减征营业税。

（二）灾后救助的补充形式

建立社会救助制度，当发生巨灾风险时，充分利用社会救济途径募集资金，用于灾民安置、灾后重建等。社会救助有两种途径为灾区筹集救助资金：

1.企业、事业单位、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个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向灾区民众进行捐款，这应该是社会救济的主要方式。

2.可以发行赈灾福利彩票，将所募集资金捐献给灾区。

社会救济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可以增强社会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巨灾保险体系时不可忽视的社会救济的力量。

巨灾来临，遭受损失的主要是公民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以及社会团体和企业的财产。而这些受灾群体又恰好是投保主体，因而巨灾保险体系的健康运行也对投保主体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提高公民个人及企事业团体对巨灾的认识以及发生自然灾害后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从而增强其投保意识；在投保时，应向保险人如实告知、提供保险标的的相关资料；在平时应提高管理水平，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在发生风险时，投保人应主动、积极地进行恰当、正确的自救，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综上所述，我国巨灾保险体系应是一个由多主体参与、多层次立体化的结构。在这一体系中，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首先由巨灾风险基金进行赔付，对此应设立最高赔付限额，比如将房屋赔付的最高限额设定为10万元，将屋内财产赔付的最高限额设定为2万元。然后由保险公司负担超过限额部分的赔付，由再保险公司承担超过保险公司赔付限额的部分责任。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社会救济途径募集资金，用于灾民安置、灾后重建等。当这些民间救济手段不足以弥补损失时，由政府最后买单，相信此时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应该不会很大。

【主要参考文献】

［1］米建华，龙艳.发达国家巨灾保险研究——基于英、美、日三国的经验[J].安徽农业科学，2007，（21）.

［2］杨宝华.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作用机制[J].上海保险，2008，（2）.

［3］李文富.我国巨灾风险保障机制运作模式探析[J].中国保险，2008，（3）.

［4］马莉.巨灾债券与巨灾保险风险分散[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1）.

［5］石颖.我国巨灾保险发展现状[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7，（4）.

篇3

根据“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的规定，凡是投保火险或火险以外全险的动产或不动产均在承保范围之内；而一般不投保火险或其它损失险的财产(如土地、植栽、道路等)被排除在外，同时国有财产除外不保，具体包括，一是法国境内的建筑物及其内的动产；二是工商业使用的厂房建筑物及其内的动产；三是地方政府所有的建筑物及其内的动产；四是农业用建筑物及其内的谷物、机械和动物；五是温室建筑物及其内的设备(但其内的植物除外)；六是车辆；七是汽车零配件(原保单已承保者)；八是围篱、围墙、基座(原保单已承保者)；九是财产险保单承保的森林；十是拆除清理费用。承保的范围包括洪水、地震、地层滑动、地层下陷、海啸、土石流、雪灾、旱灾、飓风、冰雹等。在法国巨灾保险制度中，值得我国借鉴的是法国中央再保险公司(CCR)在自然巨灾保险制度中的作用。

法国中央再保险公司(CCR)是自然灾害保险计划里的中流砥柱。对于法国的各家直保公司而言，CCR是可以信赖的“伙伴”，一旦巨灾发生，CCR首当其冲，承担责任。1982年8月10日法国Cat.NatSystemNo.82—600法案授权CCR在“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中，提供由政府担保的再保合约；CCR由此成立专门部门负责自然灾害再保事宜。CCR主要任务如下：一是设计自然灾害再保险方案；二是针对不确定的财务风险研究如何改善；三是研究自然灾害事故的频率、损害等；四是一些自然灾害业务的政府沟通工作。

(一)法国中央再保险公司的再保险安排

“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并没有要求法国的巨灾直保公司强制分给CCR再保险业务。但是，CCR是唯一代表政府提供全面性无限制再保方案的再保险公司，所以法国直保公司一般都愿意选择CCR分保。CCR再保险架构分为二层：

第一层是比例性再保险(QuotaShare)。直保公司分出某一比例的保险费给CCR，一旦有损失发生时，CCR承担该比例的赔款。此保障是基于再保险人与保险人同风险原则，能够有效避免可能产生的逆选择。

第二层是停止损失再保险(Stop-Loss)。直保公司于“QuotaShare”没有分出的部分，也就是自留部分的损失，此部分属非比例再保险。2001年1月1日“Stop-Loss”再保险改为perloss及perriskbasis超额赔款再保险。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再保险合约均没有佣金。

(二)法国中央再保险公司的平衡准备金制度

所谓“平衡准备金”是法国中央再保险公司为应对巨灾，在核保准备金之外另外计提的一项特别准备金。当保险人或再保险人经营自然灾害保险业务时，按年度盈余75%计提；累计上限不得超过年度总保费收入的300%。

到了1986年，CCR平衡准备金2.3亿美元；持续增加至1992年达5.3亿美元；1999年则减少至1.5亿美元。为此，自2000年1月1日起，CCR为弥补赔款数迅速累积平衡准备金，再次调整了再保条件。5年后，保险公司的平均自留额度已提升至CCR满意的水平。

二、新西兰地震委员会在巨灾风险中的作用

新西兰地震委员会(EQC)实际上是一家办理政策性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5亿元新西兰币，全部由政府出资。EQC设董事5—9人，经财政大臣提名后由总督指派，任期不超过3年。EQC可自行负责灾害基金管理，但需每年向政府提交财务报告。

(一)EQC的主要职责及应对巨灾的模式

EQC主要职责包括：一是财务会计处理。一般赔案须由独立理赔人员理算后才能赔付；二是管理灾难基金。目前，该基金的总额已累积有几十亿新西兰元。该基金的投资收益成为EQC的主要收入来源；三是制定应急措施和进行巨灾全民教育；四是灾难预测与灾害控制的研究。

EQC为了应付因地震灾害所造成的巨大损失，采取了下列措施：

1.巨灾准备金。被保险人向各保险公司购买火灾保险时，自然灾害保费即由各保险公司代收，并缴入EQC巨灾准备金。大灾准备金的70%，投资于新西兰的政府公债、债券、购买银行票券或以现金方式孳息，另30%则投资于全球资本市场。据EQC年报显示，各年度累积的准备金绝大部分均来自于投资收益，仅有极少部分来自于核保收益。

2.再保险。和普通保险公司相同的是，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分保，是EQC分散风险的主要手段。国际上著名的瑞再(SwissRe)等都和EQC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再保人帮助政府降低地震累积风险，如实施严格建筑法规等，这使得EQC以比较优惠的价格获得了充分的国际再保险。

3.政府托底。按照EQC的有关规定，当巨灾损失金额超过其支付能力时，由政府负担剩余理赔支付。而EQC所需要做的工作是每年与政府协商后付给政府一定的保证金。

(二)EQC的巨灾损失分摊方案

EQC的核心是一套完整的风险分摊规划制度。有了这套制度，当巨灾来临时，可避免政府陷于财政、救灾危机之中。EQC的分摊规划见表1。

如表1，当巨灾事件发生时，首先由EQC支付2亿新西兰元，作为第一层支出。如第一层难以弥补损失，则启动再保险方案。再保险方案也分三层，损失若在2亿-7.5亿新元之间时，由再保险人承担损失的40%，即2.2亿新元；剩余60%的损失由EQC再承担2亿新元；超额者再由A再保险人担1.3亿新元。第二层是当损失额在7.5亿-20.5亿新西兰元之间时，则安排超额损失保险合约承保；如果损失额超过20.5亿新元时，则由自然灾害基金支付至耗尽；仍不足时，由政府负无限赔偿责任。

正是由于上述的分摊机制，新西兰地震保险制度被誉为全球现行运作最成功的灾害保险制度。但需要说明的是，该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巨灾的挑战。直到现在，将近60年间，并无重大赔案发生。

三、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法国和新西兰巨灾保险制度最主要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建立适宜本国的多渠道的巨灾风险分散体系。简单地说，就是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将巨灾风险尽可能地分散。核心是分散机制的建立。因此，对我国来说，可探索将洪水、地震和台风等我国面临的主要巨灾风险纳入普通居民和企业财产保险单的承保范围。

法国所实施的“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在居民和商业财产火灾保险的基础上，对每一张保单强制收取巨灾附加保费。1983年，其巨灾保险的加费幅度为居民和商业财产火灾保险的5.5%-9%，而后增加到了12%。

对我国来说，因居民和商业财产火灾保险的投保率还不高，因此马上借鉴实施法国的经验，时机还不成熟。但作为一种国际上较为成型的应对巨灾风险的思路，此模式应在我国有探索逐步推进的可行性。

从实践上，我国有建立此模式的基础。我国1995年前的各种财产保险保单，基本责任均包括地震、洪水等巨灾风险。只要被保险人投保了财产保险，就同时投保了上述巨灾风险。但因当时的保险市场只有中国人保一家公司，居民投保面低，整体承保面无法拓宽，国家也没有配套的大灾准备金等后续措施，所以单一公司经营风险极大。1996年7月1日，当时的保险监管部门人民银行将洪水、地震和台风等巨灾风险从财产保险基本责任中剔除，只保留了洪水风险。

自1996年以来，我国产险业迅猛发展，主体数量超过20家，产险市场的实力增强，为推进巨灾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另外，随着我国住房改革的逐步深入，从商业住宅保险和房贷险人手分步骤推行巨灾保险制度，或进行试点工作，应已可行。

篇4

关键词洪灾保险；供给；博弈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洪水灾害尤为严重，洪水灾害损失巨大。据水利公报统计，进入21世纪后，截至2007年底，我国洪水灾害损失金额年均达1038亿元左右，政府救灾补助金额支出年均达47.5亿元左右，看似巨额的政府救灾补助金额在天文数字般的洪水灾害经济损失面前却是杯水车薪。如2006年湘南洪灾中，保险补偿比例仅为总损失的1.5％，而世界平均值为36％，美国更是高达50％以上。湖南洪灾中绝大部分是受灾农户没有投保家财险及其他农业保险，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和政府救助。从财务的角度，个人对付灾害的最好办法是参加保险。但是，从我国实际来看，我国家庭以及个人参加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如2008年初冰冻灾害发生后，保险赔付金额也不足损失总额的1.5％。

更糟糕的是，巨灾保险需求不足，供给同样也是不足的。2007年，我国的非寿险密度仅为25.5美元，全球平均249美元，亚洲平均739美元。另外，我国保险业的承保能力不强，我国2007年保险业资本金总量约是2000亿。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一次保险事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10％。也就是说，按2007年的资本金总量来算的话，我国当年的最大损失不能超过200亿。以1998年为例，我国当年洪灾造成的损失高达2552亿，对只有200亿承保能力的保险行业来说，独立承担洪灾保险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博弈模型来探讨我国洪灾供给不足的困境。

二、洪灾保险供给不足的博弈分析

洪灾保险供给不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政府、保险公司、投保人这三者关系中，受益的主要是政府与投保人，保险公司处于政府与投保人之间。保险公司不仅受政府行为影响，同时还受到投保人行为影响。通过保险公司与政府及投保人之间的博弈分析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我国的洪灾保险供给不足。我们分两个博弈集合来讨论此问题。

(一)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的博弈。在这个搏弈中，局中人有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保险公司的博弈策略有{经营，不经营}；投保人的策略有{投保，不投保}。在这个博弈中我们不考虑政府补贴。

(1)假设为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居民和保险公司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2)在高发洪灾区，洪灾发生的概率为p，洪灾发生给居民带来的损失为d，则对于高发洪灾区居民的期望损失金额为：c=p*d；

(3)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对于参保人收取的保险费为e，在洪灾发生概率为p的条件下，对参保人给予的补偿为f，其中，f是一个与c有关的函数，设为f=f(c，p)；又因为洪灾发生概率为p，则保险公司的期望补偿为pf=a。

2、模型建立与分析(见表1)

根据上述假设，建立如表1的支付矩阵，从表1所示的－支付矩阵来分析：

e—c，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居民认为“投保”策略为其最优策略，完全信息条件下，熟知支付矩阵信息的保险公司将会采取如下策略：

(1)当e(2)当e>a时，ea>0，保险公司的策略为承保，均衡点为(承保，投保)。

对于高洪灾区的居民，洪灾往往频繁发生，遭受洪灾损失的概率很大，因此，其当地居民更有参加洪灾保险的意愿，而参保后也能够有效稳定当地社会形势。而如果保险公司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开展洪灾保险业务，这将影响整体社会效益，(承保，投保)无疑是能提高总体社会效用的均衡点。

根据上述分析，e成为影响博弈均衡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图形描述如下：

我们知道，局中任何一个人的决策都是非常明确，那就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局中人的利益不仅取决予自己的行动与策略，还必须看局中其他人采用什么策略或行动。因此，通过划线法我们可以得知，对于投保人来讲，如果保险公司愿意承保，他的最优策略是投保；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如果投保人投保，他的最好策略是不承保，如果投保人不投保，保险公司经营与不经营都无所谓，什么都不损失。

从这个博弈中我们可以得出，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洪灾保险这个保项。这是因为保险公司发现，经营基本上是亏本，还不如不经营。

局中人在每种策略组合下都有各自相应的得益，如果将每个局中人在同一种策略组合的得益相加算出各博弈方得益的总和，并可将其看作这个小范围内的“社会得益”。可以得出最佳的社会得益为e—a+f－e—c=f－a－c，即在投保人投保、保险公司经营情况下的社会得益。这就意味着只有在投保人愿意投保、保险公司全力经营的情况下将可以实现社会得益最大。对保险公司来说，其主要目标还是要实现其自身的利润最大化，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组织，赔钱的买卖是不会做的。经营洪水灾害风险的成本很高，保险公司一般不会积极推广洪灾保险保单，除非有一定的激励机制。从上面的调查我们知道，保险公司尽管将逆向选择作为其“安全第一”的策略，但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违背了保险的初衷。所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提高也是其目标之一。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对有关洪水方面的险种的供应很不足，在1996年以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将因洪水造成的损失放在企业财产险或家庭财产中，1996年以后随着保险公司改制，保险公司纷纷将因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放在综合险中予以承保，采用的费率是火灾险的费率，一般都比较高，造成了投保人无力购买。

(二)政府与保险公司的博弈分析。在这个博弈中，局中人是政府与保险公司，政府的策略是(支持，不支持)；保险公司的策略是(经营，不经营)，政府支持开展洪灾保险，要从财政拨款及税收上给予优惠。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保险公司会亏本，费率高了，没有人买，费率低了，卖得越多，亏得也就越多。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博弈的分析中我们得出通过调整参保费标准达到理想均衡的结论，而该均衡点能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对于参保人来说是付出了相对较高的经济代价而使保险公司获得更多收益。如果换个角度，由政府来考虑社会效用优化的问题，将会出现政府与保险公司博弈的情况。（编辑：）

1、相关假设

(1)在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业务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上交的税费为t；

(2)政府为实现社会效用的优化，需要采取支持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业务的策略，从政策给予税收优惠或进行相关的财政补贴c1；而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业务的成本为c1；

(3)在有政府政策支持却没有获得保险公司认可的情况下，政府不承担要约成本。

2、模型的建立与分析(见表2)

对表2中描述的支付模型进行分析：

我们假设政府支持，保险公司经营，那么政府就会损失－c1+t单位的成本。如果政府支持，但保险公司不经营，政府也就不会补贴，其结果是政府只需要支付救灾款。如果政府不支持，保险公司不经营，也就不存在利益损失。如果保险公司还要继续经营，就会亏损c1－c2个单位的成本。保险公司不会做这种赔钱的买卖，除非保险公司为了形象宣传、广告效益。

从上面的支付矩阵可以看出，在不考虑社会效用优化的前提下，由于一c1+t然而，我们不能仅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政府支持开展洪灾保险的成本与收益，还应该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洪灾保险对增进一国社会福利，从而增进社会安定的非经济效应。政府尽管在支持洪灾保险时有利益损失，这部分损失可以看成是社会福利转移到保险公司，再由保险公司流向社会。

若政府考虑到自己是以社会效用最大为目标，以居民为主体的社会收益最大才是其政策根本，(不支持，不经营)均衡导致的是社会效用低下的情况，而如果能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政策收益能间接通过保险公司转移到身处于高洪灾区的居民身上，支付矩阵中的成本ct将会消失(见表3)。

在表3中的支付矩阵中，政府将会选择“支持”策略。由于完全信息的条件，保险公司掌握政府以“支持”为策略，即获取了政府出台“支持洪灾险业务政策”的信息，其作为理性“经济人”，无疑将采取“经营”策略，保证居民财产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的企业利润点。

社会效益最大化要求保险公司经营洪灾保险，满足受灾群众的需要。上述分析表明，由于农民收入制约和保险经营模式的原因，商业性农业保险处于亏损经营状态。但是，洪灾保险的社会效益性又决定了洪灾保险发展的合理性。如何解决这一悖论，需要政府介入以实现洪灾保险市场的均衡。从经济学原理角度看，解决洪灾保险发展中的一些难点问题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市场经济手段。积极创新洪灾保险的经营模式，推动洪灾保险产品创新，才能更有效地激发和满足消费者需求，从根本上建立并推动洪灾保险的发展，充分发挥洪灾保险在防洪减灾中的积极作用。

篇5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农业巨灾频发且灾害后果严重的国家。建国以来，一般年份，全国受灾农作物面积一般在40万一4700万公顷，倒塌房屋300万间左右。再加上其它损失，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00亿一500亿元人民币，大灾年份损失更加严重。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业巨灾发生机会多，成灾频率高，损失巨大。2008年初，中国发生了5O年一遇的雨雪冰冻灾害，农业遭遇了巨额经济损失。在灾害所波及的21个省区市中，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2亿亩，绝收面积超过3000万亩。而此次灾后保险赔款近20亿元占比不到雪灾总损失的2％。农业巨灾风险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一旦承保，当农业巨灾发生时，保险公司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危机，甚至会陷入破产的境地因此，研究和借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关于农业巨灾风险保障的基本制度和管理经验，尽快建立而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经验的比较分析

本文将以国外巨灾保险的运作机制为视角，从法制建设、承保主体、风险分担和政府责任等方面进行剖析，以求为我国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农业巨灾保险制度提供宝贵的经验。

(一)健全的法律法规，为农业巨灾保险制度的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巨灾保险推行较为成功的国家都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使整个保险制度能够依照具体的法律条款来建立实施。这为本国巨灾保险的成功运行提供了有力保证。美国国会先后颁布一系列法令，以此来促进本国巨灾保险业的发展，比如《联邦洪水保险法》(1956)、《全国洪水保险法》(1968)、《洪水灾害防御法》(1973)、《洪水保险改革法》(1994)等。日本政府也颁布了与巨灾保险相关的法令，如《灾害对策基本法》、《地震保险法》等。1966年日本国会制定了《地震保险法》和《地震再保险特别会计法案》。后来为鼓励居民投保地震险，日本政府又颁布了《地震保险相关法律》、《有关地震保险法律施行令》等法令。欧盟成员国中，法国、挪威、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等国建立了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通过立法手段要求符合某类条件的投保人必须购买。法国于1982年7月颁布了《THEFRENCHNATSYS—TEM)，建立了自然灾害保障体系。为配合强制保险的实施，1980年，挪威议会立法建立挪威自然灾害基金，并规定所有购买火灾保险的投保人必须同时购买巨灾保险，保费收人纳入基金。土耳其政府也通过立法要求所有登记的城市住宅必须购买强制性地震保险，且强制性地震保险条款全国统一，并建立了国家巨灾准备金。

(二)承保主体呈现多样化、联合化的特征

巨灾保险的承保主体主要分为保险公司主导、政府主导以及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三种类型。英国巨灾保险仅由保险公司承保，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中不承担承保责任。美国面对巨灾风险主要建立了政府主导推出巨灾保险计划和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相结合两种方式。日本则建立了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合作、民间经营与政府补贴相扶持的模式。新西兰的地震风险承保主体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地震委员会、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这些机构分属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和社会机构。

(三)风险分担方式灵活多样

英国的巨灾保险由于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并且政府也不对巨灾保险提供再保险方面的支持，因此，英国的保险公司在提供巨灾保险时，均要求政府进行大量的防洪工程建设以及提供巨灾风险评估、灾害预警、气象研究资料等相关公共品，以使巨灾保险损失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只有在政府履行了上述职责后，保险公司才提供巨灾保险。英国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主要依赖于政府进行的防洪工程以及通过商业再保险公司分散巨灾保险风险。美国政府运用财政、税收、再保险和紧急贷款，特别是采用了农业巨灾证券化等手段来分散和转移农业巨灾风险，其经营巨灾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均是NNPP的成员单位。挪威立法规定，所有购买火灾保险的投保人必须同时购买巨灾保险，保险收入纳入基金。基金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保险公司间分散巨灾风险导致的损失；二是建立针对巨灾风险的再保险机制；三是在基金与成员单位间建立一个契约以应对自然灾害所导致的损失，基金由隶属于政府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管理。

(四)政府参与模式灵活

各国政府对于本国巨灾保险市场主要采取三种参与模式：一是自愿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充当旁观者。在这样的巨灾保险市场上，巨灾保险保障由私人保险公司提供，进行商业化运作和管理。二是强制模式。政府在这类运作模式中直接充当主导者，巨灾保险由政府直接提供，往往采取强制保险或与其他利益相挂钩的半强制的形式。三是综合模式。在此模式中，可由政府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代表共同组成一个巨灾保险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负责巨灾保险的商业化运作，政府负责提供政策支持，建立国家巨灾准备金，寻找国际组织资金支持等。

三、对我国的借鉴

在充分吸收国外巨灾保险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以商业化运作为基础，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保障，政府政策支持为重要推动力的强制性农业巨灾保险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以下方面不容忽视：

(一)加快农业巨灾保险的立法工作，切实推进相关制度建设根据我国农业巨灾保险的市场需求、自然灾害的分布和发生情况以及巨灾保险发展的历史经验，同时考虑宏观的经济实力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巨灾保险法律制度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农业巨灾保险的立法步伐，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巨灾保险法律制度。

(二)建立多层次风险分散机制，促进保险公司农业巨灾保险良性发展农业巨灾保险不同于一般的保险，其危险存在方式与正常保险风险的危险存在方式不同，其承保业务总量越大，面临的风险也越大，保险公司存在着扩大承保面和降低风险之间的矛盾，因此，农业巨灾保险的经营必须有多元化的风险分散途径。从国外巨灾保险的实践经验来看，风险分散机制是整个保险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环，除了投资防灾工程和再保险等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外，发达国家出现了巨灾风险证券化的趋势，并利用其成熟的资本市场开发了一系列保险衍生品，增强了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因此，我国也应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和金融改革的深化，建立起多层次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篇6

一、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急迫性

2008年我国遭受了两次巨灾，其涉及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2008年1月中旬以来，冰冻雨雪灾害突袭我国南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16.5亿元，造成107人死亡。于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地震灾害造成工业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2，000亿元，死亡人数截至6月9日达69，142人。

面对这样的灾害，政府及时拨款700多亿元，社会踊跃捐了300多亿元，而保险公司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在这两次灾害中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2月25日，我国保险业共接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保险报案95.3万件，各商业保险公司赔款已经超过16亿元。但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1，516.5亿元的经济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所占比例约为1%。而对于发生在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截至6月5日，保险业共接到地震相关保险报案24.9万件，已付赔款2.8亿元，与所估计的地震灾害造成的2，000亿元的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0.14%。

保险公司的赔付和实际巨灾损失之间的强烈的落差是有原因的，我国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目前还没有正式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内。商业保险公司对于诸如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采取“谨慎”的承保态度，多数自然灾害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不得作为主线单独承保。一旦巨灾风险发生，保险公司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大部分人员和财产损失只能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

二、国外巨灾保险体制比较分析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模式，也就是政府直接提供巨灾保险；二是市场主导模式，也就是由市场自我调节，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为局外人；三是协作模式，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巨灾保险，政府作为协作者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下面分析各种模式的代表国家：

（一）政府主导模式。在美国的洪水保险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地震保险中，所有业务和品种都由政府提供，保险公司并不开展保险业务。在美国全国洪水保险计划中，保险公司并不参与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保险公司在巨灾保险中主要是协助政府销售巨灾保险保单，从而取得相当于保费32.5%的佣金收入。政府承担着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美国政府以其在1973年颁布的洪水保险法将洪水保险界定为强制性保险范畴，并以此法为依据，设立了洪水保险基金，并设立联邦保险和减灾局负责经营和管理巨灾保险。

（二）市场主导模式。英国的洪水保险提供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也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保险需求与资源的配置由保险市场决定。投保人在市场的作用下自愿地选择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英国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其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并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

（三）协作模式。日本经历了1964年新泻地震后，颁布了《地震保险法》，逐步建立由政府财政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其做法是首先由原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出售地震保险保单，然后由日本再保险公司对原保险人承保的所有地震风险提供再保险。地震再保险公司再将所有保险公司购买的地震再保险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反向各普通保险公司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二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三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保留。这样，一个风险巨大的地震保险最终由各保险公司、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和日本政府三方来分担。

综上所述，这三种巨灾保险模式各有特点，英国模式因为其保险市场发达，人们的保险意识高，且英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完全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把风险分散出去。

三、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

由于我国现阶段既没有英国发展完善的保险行业协会和再保险市场，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强力后盾，加上我国保险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投保意识不强，大多数都依赖于政府救济，可以结合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分配统筹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特点，所以我国适用于政策上政府指引，政府、保险公司和社会共同协作，各地方政府参与的巨灾保险机制。

（一）建立一个巨灾管理委员会。防灾委员会的成员设置可以参照土耳其的TCPI管理机构模式，以国家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构成。

防灾委员会应该起着一个统筹规划的作用，其主要职责应为：1、重视事前防范，开发和修建防灾的公共产品。吸纳优秀人才，完善我国巨灾方面的研究技术和数据收集。2、管理巨灾风险基金。该基金由投保人缴费、政府补贴。3、成立巨灾测评专项小组，对不同地方的风险进行测探，然后根据费率公平原则，设立各地的标准费率指标，并随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修正和更改费率。同时，帮助保险公司制定费率和开发产品。4、制定巨灾保险法，规定提供巨灾保险的保险公司的资格要求，对有能力和意愿经营巨灾保险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和政策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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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再保险业务发展至今，形成了很多形式。我们从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考虑，再保险可划分为比例再保险和非比例再保险。

比例再保险的形式有两种，成数再保险即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比例，把每个风险单位的保险金额，向再保险人分保；溢额再保险即分出保险公司按照公司自身财力确定的自留额，并以自留额一定倍数作为分保额，按照自留额、分保额所占保险金额的比例来确定分配保费和分摊赔款。

非比例再保险主要有三种，超额赔款再保险即超赔分保；停止损失再保险即以原保险人某段时间内的总损失数为理赔基础；最大赔款再保险即再保险人只承担一年内金额最高的若干次索赔额。

一般的，由各类风险间同质性的不同，可以把再保险的自留额问题分为绝对和相对两种。因为巨灾风险再保险在风险性质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所以本文采用相对自留额讨论巨灾风险再保险。

一、再保险精算模型

这里讨论成数再保险，溢额再保险、停止损失再保险、超额再保险四种再保卫险形式。

定义X表示保险金额，Y表示赔款金额，x表示索赔额度即Y/X，N表示索赔次数，Z表示总赔款金额。

假设保费由纯保费和风险附加额构成，纯保费为损失额期望E（Z），假设风险额可由安全系数乘以纯保费得到。

由上表可知在收益下降80%的情况下，风险下降了96%，即分保后的风险下降程度明显高于收益下降的程度，由此可知引入熵求解最优自留额的方法在实务中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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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传统型巨灾风险管理手段

巨灾风险具有危害性大、地域性强、可预见性差、关联性广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得以“大数法则”为基础的保险和再保险等传统手段在管理巨灾风险方面难以发挥作用。学术界又将目光聚集到非传统型巨灾风险管理手段上，以期能建立更为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

（一）巨灾风险证券化

MBA智库百科（2013）认为，巨灾风险证券化就是通过创造和签发金融证券，将保险人承保的巨灾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巨灾风险证券化过程包括以下两个要素：一是把巨灾风险转化成金融证券。二是把转换好的金融证券出售出去。它将巨灾风险证券化分类为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期权和巨灾互换。国外大规模的巨灾风险证券化理论研究和实践尝试始于20世纪70年代。因此较国内而言，国外不论是巨灾保险理论还是巨灾实践都比较发达和成熟的。国外对于巨灾风险证券化的理论研究一般都注重模型的运用，其研究对于巨灾风险证券定价方面有重大贡献。VivekJ.Bantwal和HowardC.Kunreuthe(1999)主要研究巨灾风险证券化,他们指出巨灾债券的支付与自然灾害的发生有直接关系。当自然巨灾发生时,巨灾风险的证券化可以帮助保险人通过资本市场转移风险,同时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是增强其资产组合的很有利的机会。2000年，这两位学者又发表了《ACatBondPremiumPuzzle》一文，此文中，他们将损失厌恶、比较漠视等行为金融学理论运用于巨灾风险债券溢价之谜的解释中,进而用模型说明投资者对这类证券喜好程度的不确定性对债券价格所造成的影响。与国外巨灾风险证券化研究的强理论性形成明显对比，国内的巨灾风险证券化研究更多的是应用型研究，致力于如何将巨灾风险转化为证券产品、如何创新巨灾证券产品、如何通过资本市场上提供的产品来分散风险等实际问题。柏满迎，吴天都，仲艳雪（2013）认为，传统巨灾债券是有明显缺陷的。这种缺陷体现在对保险人、保险公司、发行人等诸多方面。因此他们提出，应该在借鉴国外巨灾债券发行的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巨灾风险分担机制，设计出混合巨灾债券。通过发行混合巨灾债券最大限度地分散巨灾风险。王媛媛（2013）提出，近年来，巨灾风险证券化产品已然成为分散巨灾风险、提高商业保险融资能力的有效手段，在未来，实施巨灾风险证券化是我国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在起步阶段可以先发行巨灾债券，而且优先开发本金保护型债券，有一定的发行经验后再逐步过渡到本金不保护的债券品种。

（二）巨灾基金

通过对国外文献的研究，当前巨灾基金是国外巨灾风险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巨灾风险发生概率小但损失巨大,建立巨灾基金对平抑风险、确保基金的可持续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巨灾基金的理论和实践都处于初级阶段。何树红（2010）等认为，政府层面应该成立巨灾风险基金。在这个巨灾风险基金当中，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这个基金的运营模式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吸收商业资本参与经营。这篇论文提出四种巨灾风险基金的筹集途径:一是国家财政,财政每年按比例拨付;二是商业保险公司,从每年的保费收入中按比例提取;三是国家财税,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实际降低保险公司的税率负担。四是社会捐赠。我国巨灾基金尚属起步阶段,此时可以选择单项基金进行操作。以后在积累了经验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建立四个途径兼容的综合巨灾风险基金,其保障范围可以涵盖我们国家几种主要巨灾风险。卓志、王化楠（2012）认为，巨灾基金的建立不能完全通过保险公司出资和摊派的方式。巨灾基金的资金渠道不能缺少政府的参与。政府直接注资、损失分担、紧急贷款都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巨灾基金的重要渠道。同时，为了鼓励投保人的积极性，也为了调动保险公司的积极性，让保险公司看到有利可图，国家要对投保人的保费进行一定的补贴。为了让巨灾基金更快地积累，减少对国家财政的依赖，应当允许基金税前累计损失准备金。王蓉（2012）认为，巨灾基金应由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参与设立，基金的筹集渠道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直接拨款、保险公司巨灾保费收入提成、社会捐助资金等。她在此文中也提到发行巨灾彩票，作为巨灾基金的一种筹资方式。从国内对巨灾基金理论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普遍认为巨灾基金的建立不能缺少政府的参与，甚至应该强化政府在基金筹资渠道中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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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巨灾是指洪水、地震、火灾、风暴、交通事故等自然和人为的灾难，其发生会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中国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的经济补偿方式主要依靠国家补偿和社会捐助，商业保险赔偿仅占5%左右，远低于36%的世界平均水平。虽然我国的保费收入增长迅速，但是自然灾害的损失金额却大于财产保险的保费支出，可见我国的保险市场没有形成规模，居民的保险意识还很薄弱。出现巨灾风险时，国家财政补贴的方式并不利于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可利用金融市场上寻求出路。

二、美国巨灾保险期货期权的介绍

（一）美国巨灾保险期货期权

美国的巨灾保险期货是1992年由芝加哥期货推出的，他通过每个季度的巨灾损失金额和实收保费金额得出巨灾损失率，而巨灾期货的价值随着季节变化而不同，主要的影响因素是预期的灾难损失率。在巨灾保险的期权交易中，买卖双方可以获得相同的到期日的巨灾保险期货合约，买进较低价格的期权时卖出较高价格的巨灾期货，从而规避因巨灾所承担的风险。

这种巨灾保险的期货是以季度为交易周期的，期货合约中明确了巨灾类型和承保区域，合同损失的计算是此季度到下季度期间的保险责任中发生的损失，还有三个月的处理数据的滞后期，因此巨灾保险的索赔给付是延时的。

（二）巨灾保险期货的优势

如果巨灾并未发生，在巨灾保险市场上投资者将本金和利息收回，用以补充承担的风险；如果发生了巨灾危害，那么投资者的本金和利息都将转移给保险公司。这样的资金运作方式，扩大了保险的资金来源，并把巨灾的风险进行了分散和转移。

美国的巨灾保险主要以政府为主导，但是在市场化运作下，减轻了保险市场压力，保险公司可以在承担部分灾难损失的基础上保持盈利，也减轻了国家在巨灾发生时的财政压力，更有利于保险业的资本市场的形成。

三、我国巨灾风险的问题

（一）巨灾损失中保险作用小

中国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的经济补偿方式主要依靠国家补偿和社会捐助，商业保险赔偿仅占5%左右，远低于36%的世界平均水平。虽然我国的保费收入增长迅速，但是自然灾害的损失金额却大于财产保险的保费支出，可见我国的保险市场没有形成规模，居民的保险意识还很薄弱。

（二）巨灾保险制度不健全

自从我国1979年恢复了保险业务，但是20世纪90年代考虑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又限制了巨灾保险，2001年又放开了财产险中的地震保险，但是并不普及到所有居民，只是局限在国计民生的大型项目上，可见我国的巨灾保险范围小，实施时间短，保险公司实力小，承保经验小，巨灾保险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保险制度。

（三）巨灾保险供需不平衡

虽然各类财险日益丰富和承保费用逐步上升，但是居民家庭财产缺乏保障，国家的大型项目和基建等也缺乏巨灾保险的保障，农业保险中也存在巨灾保险不断减少的情况，除了巨灾保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外，保险业本身的巨灾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和技术核保、巨灾理赔服务这些方面的不足，也使得巨灾保险业在中国经营惨淡。中国的巨灾保险业还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造成了供需严重不足的情况。

（四）巨灾保险缺乏证券化运作

在我国巨灾保险的惨淡经营下，更无从谈起涉足保险的期货期权交易，更没有实现巨灾保险的证券化运作，虽然短期内，无法实现巨灾保险的证券化运作，但是我国也具备了巨灾保险期货交易的基础。

四、我国发展巨灾保险证券借鉴

（一）发展巨灾保险证券的可行性

我国的保险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保险和再保险公司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壮大，保险的监督机构也日益完善，保险公司偿付巨灾风险的能力有所提升。同时金融市场也逐步完善，金融市场和期货市场的投资理念日渐成熟，这些都为巨灾保险的证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首先逐步完善有关巨灾保险的法律法规，并设计符合中国实情的洪水险、地震险、冰雪险等条款，推广于农业、基建和居民生产生活中；其次，除了政府补贴外，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增强抵抗巨灾风险的能力；第三，商业保险公司中有实力开展巨灾保险的公司进行试点，并给以保险公司税收和投保人费率的优惠；第四，对巨灾保险进行再保险，增强巨灾保险公司的抗风险能力，还可引进国外的巨灾再保险公司参与；第五，推动巨灾保险的资本化运作，对再保险延伸到资本市场，如巨灾债券、巨灾股权买卖，巨灾期权与期货等等，通过市场化运作扩大资金来源，降低巨灾保险的承受风险。

（三）构建巨灾保险的期货模型

可以以美国的巨灾保险期货价格为模型，统计我国的各个季度的自然灾害数据，建立巨灾保险的期货期权模型。选择有实力的保险公司发行证券，对试点的保险公司进行巨灾保险的信用评级，规范评级标准作为投资者是否购买期权的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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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瑞士《Sigma》杂志报道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无论是全球巨灾的数量还是其破坏程度都呈上升趋势。从 1988年起 ，除 1993 年和 1997 年外 ，全球自然灾害年度损失都在100 亿美元以上。2001 年 ，仅美国“9 11”事件就导致 300多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再到 2004 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啸，据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商慕尼黑再保估计，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 亿欧元，对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业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更是无可估量。近十年来，中国已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的第三个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据联合国统计资料，上个世纪全世界五十四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有八个发生在中国。民政部有关资料表明，中国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500亿至 600亿元人民币，每天都要因此损失 1亿多元人民币。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自然灾害仍未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因此建立专门的巨灾保险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

巨灾风险通常是指突发性的、无法预料、无法避免且危害特别严重的如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所引发的灾难性事故。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自然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 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人口、75%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地征、地质和海洋等灾害严重的地区，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非常严重。我国南部洪涝灾害较往年偏重，而伴随着洪涝灾害又发生了局部性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局部地区如海南、云南、内蒙古中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的旱灾为近年所罕见;台风登陆多，时间、地点比较集中，造成损失较大。2005年台风多次登陆我国大陆，2007年我国遭遇几十年不遇雪灾，损失严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巨灾风险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同时由于我国百姓保险意识薄弱，国家灾害防御体系差，导致整体防灾能力弱，所以我国巨灾风险形势十分严峻。

二、我国巨灾经济损失补偿机制具有一定局限性

面对日益严重的巨灾损失，我国的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社会捐助、国际支援、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四种。其中前两种方式完全出自于援助方的自愿且受其经济力量、觉悟或道义感以及与受援助方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难以控制，而财政补偿和保险补偿两种方式则构成我国巨灾补偿机制的主体。目前，这两种补偿方式在我国应用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动向。

（一）国家财政对巨灾的资金补偿能力有限

财政补偿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构成了我国巨灾损失传统的资金补偿来源。但是，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是很有限的，由财政预算安排的灾害救济支出只是财政支出计划中的一小部分。在巨灾发生时，财政预算安排的救灾基金相对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只是杯水车薪。当然，在实践中政府财政的救灾支出可能超过该项目的预算安排，但由于财政其他支出项目具有很强的刚性，财政赤字在数量上又要受到经济稳定目标的制约，财政实际用于巨灾补偿的支出占巨灾损失的比重还是相当低的。据统计， 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9.35亿元，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35%。20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18亿元左右，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8%左右。可见，当巨灾发生时，依靠国家财政救济支出对灾害损失的补偿程度是比较低的。

（二）传统巨灾再保险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传统再保险业务通常也可以起到巨灾损失的补偿责任。但是，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对灾害保障能力十分有限。以现有的承保能力以及常规的发展预测来看，要想独立承担此重任显然力不从心。2003年我国11家财产保险公司 (人保控股、太平洋、平安、中华联合、天安、大地、太平、华泰、大众、华安、永安 )的资本金与公积金的总和为 277134亿元，按照我国 2002年修订并开始实施的《保险法 》第 条之规定“经99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和的四倍”与第 100条之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 即对一次事故可能造成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 ， 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公积金总和的百分之十”，粗略计算，目前我国财产保险的承保能力约为 1 109亿元，对于每一危险单位的最大保障能力为 27亿元 ， 而近十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约为年均 2 000亿元 ，承保能力只占到我国全年灾害损失金额的一半; 同时仅 2003年就有两起自然灾害超过 30亿元， 国内承保能力严重不足。如果试图通过国际保险市场进行巨灾再保险业务， 则不得不承受价格偏高的后果。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许多国际再保险公司宣布不再承保或收缩其巨灾再保险业务， 国际再保险市场也同样面临承保能力不足的窘境。

三、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基本思路、原则和政策

建立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巨灾保险因其风险的集中性和损失的巨大性，仅凭保险公司商业运作无法承担。因此，政府政策支持对巨灾保险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政府主导的基本思路，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和推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工作；其次，应当投入和配给一定的公共资源，这种资源包括资金和政策，各级财政均应当对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予以一定的资金投入，建立巨灾保险的后备基金，同时，对于经营巨灾保险的单位予以税收减免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巨灾保险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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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规划。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和复杂的工程，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和推出。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保险制度的内涵十分宽广，它既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法律领域；既包含了强制保险，也包涵商业保险；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推动，也要有税收政策的鼓励；既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参与，还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不仅涉及保险市场领域，还涉及资本市场领域。这些内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因此，国家需要尽快研究确定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整体规划，通过规划明确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体系结构和内容、各个子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推进的步骤、措施与安排等。通过建设规划能够进一步明确职责，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确保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有序、协同推进。

（二）加大政府对于巨灾保险制度的投入和参与。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投入和参与，而投入并不仅仅局限于财政资金，更多的应当是一些非资金形式的公共资源。因此，政府除了要加大风险意识教育和宣传力度外，更需要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推动巨灾保险的推广与普及。具体讲，对于一些财政资金项目，国有资产应当强制要求办理巨灾保险；对于银行贷款项目，应当在贷款合同中明确巨灾风险管理问题；对于高风险区域，应制定更加具体的巨灾风险管理办法。同时，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需要法律保证，因此要加快我国的巨灾保险法律体系的建设，尽快制定颁布《地震保险法》、《洪水保险法》等。另外，解决巨灾风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资金，政府应统筹解决资金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强制巨灾保险和商业保险等方式聚集资金，另一方面应当在各级财政中，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规则，逐步建立巨灾保险基金。

（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在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巨大的需求与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从国外的经验看，巨灾风险证券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国际资本市场的规模高达60兆美元，远远高于保险市场，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就开始利用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通过资本市场化解巨灾风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也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第一步可以以政府的巨灾保险基金为载体，发行国家地震债券，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解决巨灾风险化解过程中的资金制约问题。另一方面，推出巨灾债券，对于完善资本市场的产品结构、实现投资风险管理提供了途径和可能。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一个重要风险是系统风险，而与自然灾害风险关联的巨灾债券，能够实现与传统资本市场系统风险的对冲，为投资组合技术的实施提供了产品环境。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研究和解决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只有解决了制度和环境方面的制约因素，巨灾保险的创新与发展才有基础和保证。

（四）加强巨灾保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巨灾风险和巨灾保险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应当学会在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思考和解决巨灾风险管理问题。技术层面主要是巨灾风险成因研究以及预警系统建设方面，需要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需要各国政府和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合作。例如国际减灾十年的活动，就是通过这一活动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各国的保险业人士也应当加强在巨灾风险化解方面的研究与合作，特别是交流在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技术。经济层面则是巨灾风险的化解最终还是体现为资金。保险经营的经济学基础是大数法则，因此，化解巨灾风险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应当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一种风险的分散与平衡。首先应当充分利用国际再保险机制，通过与国际再保险业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国际再保险渠道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其次，应当注意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通过巨灾风险证券化技术，将我国的巨灾风险向国际资本市场转移，实现更广领域的风险分散。

参考文献

[1]卓志，保险经营风险防范机制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AlexanderMurmann，“PricingCatastrophe InsuranceDerivatives”[J]. TheWharton School， 2001(6): 264 - 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