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法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国际贸易法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逐渐接轨“，国际贸易惯例”一词的使用频率日渐增多。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国际贸易惯例的涵义、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属性等问题上认识都较模糊，分歧颇大。由于国际贸易惯例对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和现代化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探讨。

一、国际贸易惯例要义阐释。

《辞海》“对外贸易”一词是这样定义的：“一国或一个地区与他国或另一地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即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亦称进出口贸易”，而国际贸易则是“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1]（P411）如果认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则这一定义并无不妥。但在国际贸易学界，占主流意见的观点是，商品专指有形的物质产品，无形的产品即是服务。因此，国际贸易的对象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服务。长期以来，商品买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所谓国际贸易惯例大多指有关商品买卖或与商品买卖有关的各类服务的惯例，这也是本文的讨论对象。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是从买卖双方贸易洽商到最终履约（或未能履约）整个过程的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所谓服务贸易范畴，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国交换，并为卖方交付商品和买方支付货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关服务也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惯例是一个经常使用却又语义含糊的词，也是一个在我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用语（国外也有类似争议）。学术界对惯例应用的普遍性和实践性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惯例的本质问题方面，则歧见颇大。

（一）惯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学者认为，惯例需经过民间国际组织或贸易协会的编纂后才会有明确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惯例。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固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却又为人所知并广泛采用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也是国际贸易的惯例。[2]（P13）笔者赞同后一种看法。从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贸易惯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贸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实际做法。由于这些公司具有广泛影响力，以及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减少贸易障碍等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手法或对同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地区间或行业间的贸易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组织担当了统一解释和编纂工作，这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商会编写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广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没有载入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如纺织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开即不能退货的惯例。

甚至还有一些做法曾经被写入一些组织编写的国际贸易惯例，后因歧见消失、做法统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惯例。比如，国际商会在1980年出版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关于CIF术语卖方责任的表述中认为，卖方应提交清洁提单，但承运人在提单上对货物的内容、重量、尺码、品质等无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该提单是不清洁提单。但在1990年实行的新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里则没有这句话，这并不表明国际商会改变了看法，相反它正是显示了贸易界及相关各界已认同了这一点，从而无需再用文字描述了。也就是说，这并没有改变上述规定仍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事实。[3]（P527-528）（二）惯例的法律约束力。

惯例的法律约束力指的是不管合同当事人是否明示或默示甚至没有表示是否接受有关国际惯例的约束，惯例自动约束有关当事人，即惯例具有强制约束性。《法学辞典》持的是这一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际贸易惯例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国家意志的结果，因而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法，不能对当事人进行约束。[4]（P7-8）第三种观点认为，惯例分两类：一类是不需要当事人选择都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一类是经过当事人选择才对其有约束力的任意性规范。[5]（P27-28）其实，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某国立法机关制定的正式文件，也不是国家间的国际公约，因而它不是法律；另一方面，由于惯例的广泛适用性和长期实践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合约当事人对自身及他人遵守惯例的心理期望，惯例对当事人各方又有一定的约束力。

这种约束力一般是在当事人明示接受惯例的情况下产生的，国际商会出版的《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1990）在导言部分表达了这一观点《，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第1条也阐述了这个意思，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的这一规定符合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但是在一项国际贸易的契约中，不可能穷尽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规定，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默示”做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认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经常遵守。”签定该公约的国家同意，何为惯例由法庭来决定。该款规定反映了国际贸易惯例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约束性（自动生效）的一面，但是这也没有改变惯例作为任意规范的特点，当事人可以通过明示的方法排除对某一惯例或某一惯例部分条款的适用。

以上分歧的主要表现是学者们对一些英文单词的解释不同，特别是对custom、usuage的理解差异。有人认为custom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而usuage则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也有人认为custom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usuage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还有人有其它的看法。其实，翻查一下国际商会的出版文件我们会发现，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考究，在不同的文件中可能采用不同的词，甚至在同一份文件中也可能使用不同的用语。比如，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使用的是custom和practice,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使用的是usuage,而在《托收统一规则》使用的则是rule一词。可见，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看重，他们重视的是某一术语或某一做法在商业实践中的状况，只要这种术语或这种做法广为人知（widelyknown）和被业者经常遵守（regularlyobserved）,它们即是惯例，而不管在国际商会或其它组织的出版物中用何词来描述它们，或有没有见诸文字。至于惯例对当事人有无约束力，则要看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国际贸易惯例定义为：在国际商品贸易和与国际商品贸易有关的服务实践中形成的，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遵守的任意规范。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

如上所述，国际贸易惯例有成文和不成文之分，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惯例有两个渊源：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与不成文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指的是经过某一组织编撰和公示的规范化文件。编撰国际贸易惯例的主体可以是一些有影响的基于国家的国际组织，如国际商会；也可以是民间的国际组织，如波罗的海黑海航运公会；还可以是能对市场起到主导作用的商事组织，如通用汽车公司，它们的产出物因而也相应地表现为具有一定法规性质的文件。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一般依据过去已有而且现在仍然流行的商业做法而作出，其主要行为特征是必须有一个宣示的过程，因为比制订规范文件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广为人知。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之一，原因主要是多数国际贸易惯例从本质上讲就是国际商业习惯做法的一个演进形式，而且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过去活跃在跨国或者说超国家或地区利益之上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通过编撰和公示之后变成了国际贸易惯例。今天的习惯性的商业做法还在重复着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这样理解惯例的渊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步入认识的误区，或者认为惯例仅表现为成文化的规范，或者认为只能从过去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中寻找惯例。这两种僵化的认识不能反映现实，因而也不能指导发展中的国际贸易活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国之内或地方性的商业习惯做法也有可能演变成国际贸易惯例，这主要取决于该习惯是如何整合（incorperated）到国际贸易流程中去的。

例如，美国西海岸港口的码头工会为保护自身利益向集装箱货主收取近乎落地费性质的杂费，这种杂费被各国班轮公会列入班轮运价或班轮条款，因而这种做法就成了有关业者之间的国际贸易惯例。承认惯例的习惯做法渊源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因为从国际贸易惯例中体现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大都可以从习惯做法当中找到源头。从商业道德的视角看，所有国际贸易惯例都来自于千百年来一直在支撑着川流不息的国际贸易活动的一套伦理体系，借助它可以形成关于对对方行为的预期；通过它的应用———即对己对人的约束，各方在此体系下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区分、履行和保障。这套伦理体系的强化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而未成文的惯例则归于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一类。

国际贸易惯例和国际商业习惯做法虽同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以对现有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贡献而论，由习惯而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后者在当今技术创新的条件下开始显露出重要性。

三、国际贸易惯例与其它法律规范的区别。

（一）国际贸易惯例与国际贸易公约。

由两国政府或多国政府签定的有关国际贸易关系的规范称为国际贸易公约。从公约法律约束力的角度，可以将国际贸易公约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强制约束力的公约；一类是任意性的公约。前者包括调整国家间经贸关系的一般性公约及约束某一具体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公约，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定、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制定的有关海上运输合同的《汉堡规则》。强制性的公约要求缔约方或接受公约的国家在本国的法律与公约冲突时，修改本国的法律，使之符合公约的规定；而且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时以国际公约为准据法。既然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法律约束力大于国内法的效力，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效力当然优于没有取得正式法律地位的国际贸易惯例。但是，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的关系则不同。

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主要指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几个公约，即1964年的两个海牙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及二者合并而成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这些公约遵循合同自愿的一般原则，允许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采用或排斥这些公约的规定，即可减损公约条款的效力。在同为任意性规范的层面上，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十分类似，但是两者的法律地位不同，前者高于后者。对此《，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均有明确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虽未在这方面作具体规定，但它是由前两个公约发展而来的，据此也可认为该公约持同样的观点。由此可见，在国际贸易惯例与上述3项公约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采用惯例的规定。

（二）国际贸易惯例与国内法。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惯例是在与本国利益无冲突的领域发展起来的，其所规范的领域大多与本国法律的适用范围没有重叠。从这个角度上讲，国际贸易惯例可以对国内法的不足起到补充的作用。但是，各国对国际贸易惯例拾遗补缺作用的态度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干脆把国际贸易惯例纳入本国的法律体系，使之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如伊拉克和西班牙就把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引入国内法。采取这种作法的国家不多，多数国家一般按照直接适用或间接适用的途径运用国际贸易惯例。直接适用指的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接受国际惯例的约束，法院或仲裁庭依据当事人选择的国际惯例进行裁决。法国、丹麦等国家采取这种方法。这些国家一般承认国际贸易惯例独立于国内法律体系之外，国际贸易惯例可直接应用于国际经贸往来，无需国内法的指引。与采用直接适用的国家相比，采用间接适用的国家更多，我国也是采用间接适用的途径。间接适用指的是国际贸易惯例不能脱离国内法而独立运用，必须经过国内法的指引，而且国际贸易惯例的应用有赖于国内法对国际贸易惯例明示或默示的接受。明示接受指的是在国内法中明文规定，对特定的民事关系可采用国际贸易惯例处理。默示接受则是指在某国的国际贸易活动和法律实践中普遍采用国际贸易惯例，从而可以推断该国认可国际贸易惯例的。

我国采用的是明示的方法。《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海商法》等都明确指出，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法律的效力高于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国内法关于国际贸易的规定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国际贸易惯例不可违反国内法的强制性规范，但可与任意性的规范不一致。因为国际贸易惯例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采用，只要当事人未明示拒绝惯例的适用性，国际贸易惯例就自动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尽管这部分并未以文字形式在合同中表示。然而，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则没有自动成为合同一部分的效能。由此可见，国际贸易惯例虽然是国内法的补充，但其效力仍优于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四、国际贸易惯例对合同当事人的约束力这里所讲的合同，指书面达成的合同。对于口头达成的国际贸易合同，我国不予承认。对此，我国在1986年核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时已表明了这一点。

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引用国际惯例的方法有3种：其一，引用国际商会、国际法协会或其它民间组织的条款或术语，如买卖双方以CIF价成交。普遍认为，采用了某一成文惯例的条款或术语，对该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应以该惯例为准。多数情形下，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但也存在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不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的情况，并且各惯例的解释不一致。如没有对具体采用哪一惯例作出规定，这时候的解决方法一般是以与合同最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所采用的国际惯例作为依据，而判断这一点往往是不太容易的。比如，对贸易术语FOB的解释就有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美国进出口商会等机构制定的《1941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两个惯例，这两个惯例对卖方交货地点等方面的解释差异很大。为防止事后买卖双方当事人就采用哪一惯例产生争议，合同当事人最好在采用条款或术语的同时明确规定采用哪个国际惯例。其二，采用国际组织或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合同，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成套设备和机器的出口合同、伦敦谷物交易协会制定的关于谷物买卖的合同。标准合同对合同全部或大部分条款都作了规定，一般只留出当事人名称、货价等项目供当事人填写，当事人可通过协商对印定的条款作出修改或补充。这类合同试图囊括有关合同关系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包括从合同的签定到合同的履行、解除和违反合同的救济的整个过程。由于在大宗货物的买卖中广泛采用标准合同，标准合同事实上已成为当事人普遍遵守的权威文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三，在合同中明确表示接受某一惯例的约束，这种情况包括以下几种类别：（1）合同中采用了惯例规定的条款或术语，并且合同对这些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与惯例的规定相同，或合同直接引用惯例条款或术语并未另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惯例与合同的规定并无二致。（2）合同中某些条款与惯例的规定不一样，此时应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以合同的规定为准。（3）合同中对某事项未作规定，但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会遇到这些问题。此时，当事人应按照惯例的规定履行合同或对合同救济。

在上述情形以外，即当事人未在合同中明示遵守国际贸易惯例约束的情况下，则采用下列两个标准：表示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主观标准；以国际惯例为标志的客观标准。主观标准似乎体现了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但如当事人未在合同中以文字表示他们的意愿，以后在当事人发生争议时，其真实意思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举证或判断的。可以想见，在实践中应用主观标准进行操作的难度很大。因此，在大多数国家的国际贸易实践中往往采用所谓的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即是国际贸易惯例。采用国际贸易惯例这一客观标准甚至也不以合同当事人知晓为条件。这就是说，即使合同当事人没有表示接受惯例的约束，同时也未明示拒绝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国际贸易惯例亦可自动地解释和补充合同并对合同当事人构成约束。

参考文献：

[1]辞海（经济分册）[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李双元。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实务新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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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TO调整各国贸易关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审查各国政府行为的情况，包括审查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管理政策的制定等。在国际贸易纠纷中，明确WTO体制下的司法审查对象，可以防止WTO各机构，确保争端解决机制严格地在WTO法规定的范围内运作。

WTO下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包括国内和国际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本文中提到的司法审查是WTO体制下的国际司法审查，即国际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国际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是WTO争端解决机构根据WTO《有关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谅解》（DSU）进行的处理成员间贸易争端的国际司法程序活动。

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针对的是被审查行为的性质，如违宪审查、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等。通过审查该类行为，判定哪种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而所解决的是被诉主体及其行为的可诉性新问题。

在国际贸易纠纷中，争端的成员方一般将争议提交WTO寻求解决。WTO协议中对司法审查，并不明确所审查的行政行为或外贸管理行为的性质究竟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但也没有限定是具体行政行为。由于WTO成员的国内法院处理贸易行政案件时，更多的还是以国内法规为裁判依据，并不会直接适用WTO相关规则。即使是从国际规则方面考察政府政策或抽象规则，对国际规则的识别，除非是直接违反国内法律，否则也会作出有利于本国政府的解释。对于抽象的法律规定提起司法审查，就需要WTO体制规定国际层面的司法审查。

国际法层面上的司法审查结果，是WTO/DSB对其成员之间贸易争端的结果，表现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WTO下针对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审查成员的外贸管理权时审查其行为或办法是否违反WTO国际规则，进而判定该规定是否构成贸易自由障碍。这就要求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首先审查被诉成员的相关立法规定和办法是否违反GATT/WTO规则，涉及更多的是成员相关办法的违反和非违反性。

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对象

（一）审查对象的范围

WTO规则约束的对象是政府,所调整的是政府间的宏观经贸政治关系,以政府间贸易政策和实践的协调为其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DSB是WTO在实践中为解决贸易争议而设立的专门的争端解决机制，它明确规定了其司法审查对象是WTO争端解决机构所受理的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它所接受的案件是以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为诉因的。将司法审查对象区分为审查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的依据是DSU第3条第8款和第26条第1款。DSU第3条第8款规定摘要：“凡出现违反涵盖协定规定应承担的义务的情况下，该行为就被视为构成了利益受到抵消或损害的表面证据。这表明，正常情况下可推定为摘要：违反规则就对该涵盖协定的其他当事成员方产生了有害影响，在此情况下，要由被告方举证反驳诉讼”，即为违反之诉。第26条第1款则规定摘要：“GATT1994第23条第1款（b）项表述的不违反之诉”。

根据GATT1994第23条第1款的相关规定摘要：凡任何一个缔约方认为，它依本协定直接、间接预期的任何利益受到抵消或损伤，或者实现本协定的任何目的受到妨害，而这是由于摘要：（a）另一缔约方未履行其本协定的义务，或（b）另一缔约方采取的任何办法，不论其是否和本协定相冲突。

根据以上的规定，（a）项为违反之诉，是指方指控或认为被诉方国内法规或行政办法和其承担的WTO体系下某项协定义务不一致或者违反了协定义务。而（b）项为非违反之诉，是指方认为被诉方的国内法规的实施或者行政办法的结果导致其在WTO协定下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损失或减损，或者认为损害了协定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即使对方办法不和“本协定相冲突”或“存在任何其他优势”，即使不违反GATT/WTO法律规定，亦可作为的理由或“诉因”。可见，DSU基本上沿用了GATT第23条的规定，把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作为其司法审查对象的范围。

（二）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的区别

通过分析DSU可知，适用违反之诉是基于保护各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而在GATT/WTO多边贸易法律制度设置“非违反之诉”，最原始的指导思想是“利益平衡”原则，目的在于防止通过采用GATT未明确禁止的贸易办法（即所谓“灰色区域”贸易办法）而损害或破坏贸易谈判和减让表现产生的相互利益。

因此，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基于损害、依据WTO有关协议产生的正当利益而提起的，而它们的区别则表现在摘要：

产生的原因不同摘要：违反之诉是违反协定义务而造成伤害，其根据是禁止违反条约义务和具体承诺；而非违反之诉是必须实施了办法而导致损害，但并不一定违反协定义务，其根据是禁止剥夺合法预期利益。

举证责任不同摘要：举证责任在哪一方，对能否胜诉具有重大影响，成为诉讼程序中的决定性因素。在国际贸易纠纷规则中，明确规定了违法之诉和非违法之诉的举证责任。对于违反之诉而言，DSU规定了此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在被告方。而对于非违反之诉，方应提出详尽理由以证实有损失或损害存在。

救济手段不同摘要：根据DSU的规定，在违反之诉案件中，若裁定有违反WTO义务的行为，违反方有义务停止违反WTO有关规定的办法，并采纳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建议。在非违反之诉的裁定中，被诉方主要是补偿，即争端当事双方“做出相互满足的调整”。

（三）对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的规定

1.对违反之诉的规定。绝大多数国际贸易纠纷涉及的是违反之诉。WTO项下，如《补贴和补贴办法协定》、《和贸易有关的投资办法协定》、《装运前检验协定》、《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等，明确规定在违反适用协定下承担的义务都被视为构成利益丧失或减损的案件中，可直接适用于GATT1994第23条（a）来解决争端。

2.对非违反之诉的规定。非违反之诉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事实基础上摘要：政府希望从贸易协定中获得的利益，可能为另一政府毫不相关的并可容许的行为所抵消，而有关行为是在制定协定时不可能合理预见的。各国进行对外贸易时会出现许多不可预料的情况，非违反之诉的设立可以更大地拓宽争端解决的领域，便利于各成员解决争端。在WTO的立法过程中，“非违反之诉”被适用到其立法领域，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及WTO对GATT1994的各项补充协定中，如反倾销反补贴、海关估价等，但对《和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则规定了其对GATT1994第23.1（b）和（c）的非违反丧失和减损的适用期限。在此重点介绍GATS规定及TRIPS协议的规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在“非违反之诉”方面大多仿效GATT的规定。具体而言，对“非违反之诉”的诉因规定在两个条款中摘要：在GATS第23条第3款里明文规定摘要：“凡任何成员方认为，按本协定第三部分规定，一成员方在具体承诺中计入给另一成员方的可合理预期的利益，在采取任何和本协定不相冲突的办法而受到抵消或损伤时，可求助于DSB。”而GATS第6条第4、5款则规定摘要：“为保证有关资格必备的条件和程序、技术标准和许可条件等办法不致构成不必要的服务贸易障碍”，“在一成员已作具体承诺时，该成员不得以不能合理预期的方式来适用许可证和资格必备条件、技术标准，使具体承诺受到抵消或损伤。”可知，GATS在争端解决方面直接引入GATT争端解决机制，包括非违反之诉在内。

《和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议）并未明确规定有非违反之诉，只是在TRIPS协议第64条第2款规定了对GATT1994第23条第1款(b)项和(c)项的适用期。即摘要：自《WTO协定》生效之日起5年内，GATT1994第23条第1款(b)项和(c)项（非违反之诉和情势之诉）的规定不得适用于TRIPS协议下的争端解决。何时适用并没有规定，也就不可能利用非违反之诉解决国际知识产权争议。

国际贸易纠纷司法审查对象在适用中存在的新问题

非违反之诉是WTO的一项非凡诉讼机制，由于GATT/WTO未作更明确规定，其作为WTO协议的一部分在国际贸易纠纷中成为一项极富争议的机制。

（一）对非违反之诉的规定趋于模糊

虽说WTO各协议大多规定有非违反之诉，但规定极其模糊。对于GATS和非违反之诉，由于GATT本身对非违反之诉的规定在措辞上比较模糊，这也就导致GATS在依靠GATT争端解决机制时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非违反之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如在服务贸易谈判中没有“关税制约”的概念，每一成员方在“逐步自由化”原则的指导下，递交一份包括市场准入承诺表和国民待遇的条件和限制在内的“非凡承诺时间表”。这样也就冲淡了各成员方可合理预期的利益，对于非违反之诉的使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而对于TRIPS而言，由于对非违反之诉的适用设置了期限，在使用效力新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模糊，实践中也就不可能适用非违反之诉解决国际知识产权贸易争议。

（二）对于“非违反之诉”机制的启动存在不同立场

争端解决实践中，争议成员根据自身的利益，对于非违反之诉机制选择了不同的立场摘要：“克制主义”和“激进主义”。“克制主义”认为非违反之诉应该有所限制，并要求最低限制地运用非违反之诉。这是为了避免非违反之诉机制的负面效应，从而维护WTO规则的导向性。而“激进主义”则认为针对一成员方所采取的办法是否违反WTO协议这一法律新问题时，该成员方无须花太多精力去判别应当提起何种诉讼，而是直接提起非违反之诉。基于“激进主义”，非违反之诉被认为是“独立性模式”，这样就很轻易导致非违反之诉机制的滥用。所以确立非违反之诉机制的目的在于填补WTO协议的漏洞并对关税减让的原始利益进行重新平衡。因此，将非违反之诉视为“克制主义”而予以启动，只将其作为对违反之诉的一种辅质的权利救济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控制那些GATT未明确禁止成员方使用的办法，防止由于这些办法的实施而事实上损害其他成员方从关税减让中获得的利益，从而进一步鼓励和促进各成员继续实行关税减让，达到货物贸易自由化。

涉及WTO协议的争议,最终都会归结到对某个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和办法。而WTO下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要求建立一个可以适用于各成员方的独立的行政救济机构；建立一套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救济程序，从而为有关的当事人提供可能救济的机会；对当事人的或申请给予同情的考虑并提供充分磋商的机会，同时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并告诉其有上诉的权利。因此，明确WTO下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对象是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充分利用WTO项下的相关协定，非凡是DSU来解决贸易往来中出现的争端，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进行和纠纷解决。

参考文献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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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方式不断吸引世界各国的关注和期待，而其对世界经济格局和贸易体制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本文从我国企业利用电子商务的现状出发，分析了电子商务在我国国际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们在信息共享和交流方面极大地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通过电子信息技术、网络互联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使交易涉及的各方当事人得以通过电子方式联系，实现整个交易过程的电子化。它大大提高了外贸企业的贸易效率，减少了其人力、物力和时间消耗，提高了这些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这些变化和创新使国际贸易的监管变的更加公开和透明，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进程。

然而，从目前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情况来看，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明显地走在前面。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只是在网上广告、进行简单的企业介绍、产品信息、电子查询、互通商品信息，很少能有企业进行网上商务洽谈、签订合同、交换文本及单证，而能完成网上购物、网上支付、开展网络营销的就更少了。

一、电子商务在我国国际贸易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新型交易模式，在促进我国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难题。

1、电子商务框架尚未建立。国际贸易操作是一个繁锁而复杂的过程，交易过程涉及多个部门，运作过程伴随大量的单证、票据与文件。为实现“单同一致、单单一致、单证一致、单货一致”的目标，不仅需要实现单据和数据的垂直分流，还要满足水平分流，需要所有涉及到的单位、部门实现标准化的数据接口。而在我国，相关部门的配合还未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体系，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

2、信息基础设施薄弱，网络规模相对较小。网络贸易要想实现从浏览、洽谈、签约、交货到付款等全部或部分业务自动化处理，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将贸易相关部门有机连接起来，实现各部门电子数据交换。但由于经济实力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缓慢和滞后，绝大部分企业的电子化、信息化程度低，而网络拥挤、运行速度慢、资费偏高等因素又进一步阻碍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鉴于中小企业的软硬件环境限制，使得其在国际贸易中实施电子商务步履维艰。

3、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不能主动去应用电子商务发展。由于经济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我国相当数量的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应用电子商务的主动性不够。多数外贸企业虽然己经上网，但还停留在信息查询阶段，建有和国际接轨的专业网络平台的甚少。同时，外贸企业竞争意识不够，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对电子商务给国际贸易即将带来的巨大冲击，没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4、网络安全问题亟待解决。电子商务在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安全隐患。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网上银行、网上合同、电子签名等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大量的交易信息会在网上传递，资金也会在网上划拨流动，而网络交易的双方身处不同国家，只有网络间的数据传递、交换和处理有很高的安全系数，才能有效地保障商业机密不被窃取，支付系统不被破坏，才能提高网上交易的权威性认证。然而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电子商务的安全性问题不容乐观。

5、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在国际贸易网络交易中，由于交易双方分别处于不同的法律体系中，如何鉴别网络电子商务单据资料的真伪，如何规范电子合同、电子商务认证、网上交易与支付、网上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管辖权等电子商务所涉及的种种法律问题，各国的规定仍然有所差异，国际上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对此进行规范。而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制度的制定滞后于信息工业的发展，相关的法律为从事电子商务的交易主体带来了高度的风险，构成了阻碍电子商务应用的一道不容忽视的屏障。

二、加快电子商务在我国国际贸易发展中的对策与建议

为了推动网络贸易在我国的健康发展，我们应采取以下一些积极对策:

1、建立国际电子商务框架，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电子商务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是将高技术与现实中的商务活动结合的具体应用。这其中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制定电子商务发展的宏观战略和规划，把海关、商检、银行、保险、外汇管理、工商、税务、银行、法律等部门同厂商、企业、用户、货物运输、信息产业等部门等单位按一定的规范与程序相互衔接，协同工作，增强政策广泛性和透明度，实现政策的统一和组织的协调，避免政出多门，形成电子商务发展的有利环境口

2、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在一国的应用与发展有赖于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基础。我国在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明显投入不足、基础薄弱。这就有可能使我们失去电子商务给国际贸易发展带来的机遇，在竞争中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有建立起全国外贸专用信息网，进而有计划、有组织地实现我国涉及外经贸及与其业务相关的部门和行业同联合国贸易信息网及其他国际商务信息网络的联网，才能有效推进电子商务在我国国际贸易中的应用。

3、转变观念，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对话，提高应用电子商务的积极性。电子商务打破了时空界限，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面对电子商务带来的诸如关税与税收、统一商业代码、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新问题，各国加强了对话与合作。我国外贸企业只有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网络贸易的开展不仅仅是一种贸易工具的简单应用，更是企业内部经营观念的彻底改革和管理模式的全面创新，积极学习和吸收国外发展成熟的相关经验，才能逐步发展壮大我国企业电子商务。

篇4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相互促进，互为补充乃至阶段性的交替发展，凸显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及当代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本质性特征。

一方面，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突破国家和地域限制，各国及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的条件下，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作，协调和规范了国际贸易发展的秩序，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由于多边贸易体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双边和区域层次上的贸易自由化的努力仍然十分活跃，由此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9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上再次兴起区域贸易集团化的热潮，自由贸易协定（FTA）及优惠贸易安排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约有240个区域贸易协定，135个自由贸易区，涉及世贸组织97%的成员，其中双边的FTA约占90%左右。FTA的蓬勃兴起，表明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推进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贸易增长，已成为当今国际经贸发展的重要趋势。这一趋势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于多边贸易体系自乌拉圭回合结束以来无所作为，特别是WTO欲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受挫后，期待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进一步获得经济及贸易利益的理想变得渺茫，WTO成员便纷纷转向双边或区域经济合作。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近年来WTO成员急剧增加，受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不同利益要求的制约，多边贸易体制在进一步推进多边层次的合作上不断遇到障碍。如协调及谈判范围已从过去的关税措施、市场开放准入等，逐渐转向各种非关税措施如各种技术标准、环境要求等。由于多边贸易体系不易协调，难以达成共识，因此WTO成员便希冀从区域或次区域的经济合作中寻求获益的机会。加之，区域内若干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联系相对较为紧密，易于形成较为合理的协作体系，贸易自由化范围相对较小并易于推进，遂使区域经济合作呈现迅速发展的势头。

再次，在现代科技发展推动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及利益的驱动，特别是受现有区域贸易集团内既得利益的局限性，一些集团开始进行新的调整，如吸收新成员，或与其他集团联合成更大规模的贸易集团，或是集团内成员再与集团外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新的组合，以拓展发展空间，获取更大的利益。

随着FTA的迅速发展，目前世界已出现三大区域性集团。欧盟逐渐从西欧六国扩大到目前的十五国，拟于2010年以前与北非及中亚的一些国家进行经济组合；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显示了以美国为核心的美洲国家由北向南形成的经济整合；亚洲地区一些国家及地区所组建的亚太经合组织，推进了发达成员及发展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发展。目前10+1已达成协议，拟在10年内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3（东盟及中、日、韩）及中国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商及谈判的启动，无不显示亚洲地区经济整合的发展潜力。

从实际情况来看，FTA的建立和发展的确对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1.FTA促进了区内经济和贸易增长。

自由贸易区内部贸易壁垒的逐步消除，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也更趋合理，规模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据测算，欧盟在实现了商品、服务、资本和人才自由流动后，可从取消壁垒过程中获益30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公共费用减少20%、工业成本下降7%、增加200-300万个就业机会。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也使三国受益：墨西哥贸易出口最高年增长率达20%，加拿大为10%，美国是5%.

2.影响世界商品、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流向。

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建立的FTA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国及主要使用者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其对科学技术的吸纳能力也是巨大的，这样就势必造成了资金和技术首先流向发达国家，之后才是区内的发展中国家，真正流向区外发展中国家的就更少了。近年来，为了分享FTA的利益，FTA以外的国家都在积极寻求与其开展合作，这样就出现了FTA之间相互投资，特别是为了绕过FTA的贸易壁垒，区外国家的直接投资便成为最普遍的进入方式。

3.FTA所固有的排他性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不利影响。

由于FTA是内部开放市场，相互提供优惠，而区外的国家及地区享受不到此种优惠，从而导致外来产品竞争力下降，形成“贸易转移效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使墨西哥产品对美国输出大幅增加，亚洲地区的电子产品和纺织品对美国出口遭受巨大冲击。现墨西哥已取代中国成为纺织品对美国出口的第一大国。

二、FDl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加速器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对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各国政府竞相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大幅削减贸易和投资壁垒，使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扩张经营获得了有利的环境空间。

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目前世界上约有5万多家跨国公司，其海外分支机构达30余万家，累计跨国直接投资总计约4万亿美元，其中30%是由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控制，由这些投资所创造的商品销售额，比世界出口总额还要多。2000年跨国公司海内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达6.5万亿美元（其中30%是公司内部交易），数字表明跨国公司投资带动了国际经济贸易的快速增长。跨国公司大规模向各地区渗透，进行跨国生产、经营和销售，不仅增加了东道国的对外贸易量，而且其开创的以公司内部分工为特征的国际生产一体化体系，使母公司分支机构间的内部贸易量急剧增长，成为当今国际贸易增长中的重要构成。由于公司内部贸易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所以，跨国公司生产、销售越来越多地在内部进行。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的20%，80-90年代这一比重上升至40%，目前世界贸易总量中有70-80%与跨国公司有关。需要指出的是，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要求各成员通报其与此相关的法规中存在的限制情况，并要求各成员根据确定的时间表在最长7年时间内取消这些规定。可见，国际贸易发展使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不断加强，同时也为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制度保证。

三、电子商务引发了交易手段的革命

随着国际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适应国际贸易规模迅速扩张的需要，九十年代后半期产生的电子商务一经问世，就以不可逆转的势头为世界贸易搭建起了快速运行的平台。特别是在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力推动下，电子商务已成为本世纪最具发展前途的领域之一。

众所周知，90年代以前的全球电子市场交易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到1997年就迅速达到约300亿美元，2000年增至2500亿美元。专家估计，在二十一世纪的前10年里电子商务市场完成的交易额将以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发展。到2010年，交易规模约在10万亿美元左右，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将占1/3的比重。届时，欧盟的网上出易将可能达到4万亿美元，美国可能在2万亿，日本在1万亿，亚太地区约1.5万亿美元。

在进行电子交易的同时，各国或地区已将传统国际贸易领域内正在进行的全球制度化建设实践，同步应用到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上。当然，由于电子商务平台自身运行的高技术特点，其规则的制定并非一瞰而就，但人们努力的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如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电子商务示范法以WTO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全球电子商务宣言以OECD召开的电子商务部长级会议以及电子商务全球对话形成的《巴黎倡议》，都是国际范围内进行电子商务规则建设的可喜成果。

另外，美国的《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欧盟的《欧洲电子商务倡议书以英国的《电子商务——英国税收政策指南》、亚洲国家新加坡的《电子商务比较框架》等，都是从本国能力和利益出发完成的单项立法，虽然还不系统，但对解决目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障碍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上述两个方面的概述虽然还不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全貌，但是已清楚地说明，电子商务提供的交易平台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电子商务以其快捷的运行和履约方式冲击现有的交易方式，使交易商可以在传统的谈判室与因特网之间做出选择。

其次，相当数量和比例的新生业务从初始到终结均在网络中运行，基本与传统的市场没有关系。

篇5

根据WTO分类，服务贸易包括过境交付、消费者移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四种方式，即服务贸易竞争力应指一国服务业出口和对外投资能力。因此，通过运用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计算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来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至少忽略占很大比例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因此，较全面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还应考虑服务业对外投资及由此引发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中美跨境和商业存在模式(某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对外国公民的服务销售模式)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期为中国鼓励服务业对外投资而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建议。

中美总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 为全面比较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对两国跨境模式(BOP模式)和商业存在(附属机构模式-Foreign Affiliates Trade)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见表1)。 表1显示，1996年，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总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1.3倍;2002年，顺差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2倍多。中国BOP模式服务贸易总额远低于美国，且处于逆差地位，即中国跨境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远弱于美国。 因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严重滞后，所以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及FAT模式服务出口也很滞后、竞争力极其薄弱;FAT模式服务进口方面，即在中国境内的非金融类服务业外国附属机构境内销售收入，2005年总计739.74亿美元， 2006总计913.2亿美元，远远低于美国水平。总体而言，中国在FAT模式服务贸易方面处于明显竞争劣势。 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服务业FDI比较分析 为深入分析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分析中美双边服务贸易(见表2)。表2显示，无论是BOP还是附属机构模式的双边服务贸易，中国竞争力均远远落后于美国，特别是附属机构贸易模式，中国更显薄弱，2005年逆差额2倍多于BOP模式。 无论是总体还是双边服务贸易额，美国两种模式均处于竞争优势，且FAT模式强于BOP模式;中国两者均处于劣势，且FAT更劣于BOP模式。鉴于FAT模式已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和趋势，所以需对FTA模式的来源——服务业FDI进行比较(见表3、4、5)。

表3、4、5显示，无论是服务业FDI总额，还是双边服务业FDI额，美国都远高于中国，使得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发达于中国。美国服务业FDI处于净流出地位，而中国处于净流入地位，故美国FAT模式服务业处于竞争优势，而中国处于竞争劣势。 美国鼓励服务业FDI的政策 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表明，某国服务业FDI对其服务贸易竞争力，特别是对占主导地位的FAT模式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薄弱的中国应借鉴美国经验，通过促进服务业FDI来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一)重视国内服务产业发展，并重点进行产业培育 美国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其国内发达的服务业分不开。服务业已是美国经济中最庞大、发展最快的部门。美国支持 服务业发展的措施很多，较有特点的是： 主要通过宣传、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使国内服务产业发展服从服务贸易全球战略发展的需要，适度放松反垄断限制。注重国防工业，特别是军民共用技术对国内相关服务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保持其竞争优势。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自实施“国家出口战略”和“服务先行策略”以来，其服务贸易和投资的产业发展重点愈益清晰，即将促进重点放在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旅游、商务与专业技术服务(包括环保、能源等)、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教育服务、影视娱乐、电信服务等领域，并由商务部分别与能源部、环境保护署、卫生部、教育部等相关机构及行业协会组成专门小组，采取针对性促进措施。

(二)加大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创造并保持服务业竞争优势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已成为服务产业的主要属性，人力资本/技术对保持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和人才的引进，为美国带来丰裕的人力资本，美国已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最具优势的科技人才队伍，促使为美国服务贸易提供竞争优势的产业基础持续得到发展，发达的服务业又反过来促进和扩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使得美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保持优势地位。 为争夺国际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在与国外公司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国政府充当为其跨国公司在研发方面保驾护航的角色，如制订出一定的科研计划，采取各种措施推动跨国公司科研与开发的发展;通过延长跨国公司研究与实验机构的课税减免，来鼓励跨国公司进行科学研究，推动新型科技产品的开发，以便使美国的跨国公司能够在技术上领先别国，从而为跨国公司提供创造和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和手段，增强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

(三)提供资金扶持与援助，为跨国公司提供“基础支持” 利用各种渠道和机构对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扶持和援助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金融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对外货款业务中，有两项贷款是专门支持跨国公司向外直接投资的：开发资源贷款和私人对外直接投资贷款，即对跨国公司给予贷款，帮助扩展业务，提高在国外的竞争力。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要有两项业务：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投资保险和对私人投资者提供融资活动。 因中小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面临更多风险，所以应更重视对其开展海外投资的鼓励和保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日益重视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建立小企业发展中心，对高科技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及实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等。 税收支持。税收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而提供税收优惠则成为政府鼓励私人资本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公司向国外扩大投资的重要工具，如除与许多国家在双边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外，还通过分类的综合限额税收抵免、延迟纳税制度、在税收协定中不列入税收饶让条款、经营性亏损结转制度、在进口关税减免制度、国外投资收入优惠税率等方式鼓励和促进企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 设立扶持企业海外投资的政府性基金。如“TDA基金”作为政府资助私人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之一，其主要职能是通过资助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定向考察、特许培训、商业研讨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技术辅助等，增强美国公司的对外竞争力，帮助美国公司获得海外商机。其中，资助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费用约占美国贸易发展署整个预算的77%。

(四)建立海外投资保障制度，保障跨国公司对外投资 美国于1948年首创官方海外投资保证制度;1969年，美国再次修订《对外援助法》，规定设立直属国务院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1971年1月，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正式开业，从此确立沿袭至今的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管理海外投资保证业务的体制，即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美国的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承担特别风险和综合风险保险，如禁兑风险、征用风险、政治暴力风险，大大减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促进跨国投资事业的发展。

(五)为海外投资者提供系统、完善、可靠的信息服务，以降低投资风险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行政机关或国内特别机关驻外使领馆所设的经济与商业情报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等机构形成的信息网络为企业提供从项目考察设计、论证到组织实施全过程的信息咨询 服务等来实现对投资者的情报服务。

(六)与企业密切合作，注重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 美国商务部等主要贸易促进机构除注重通过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和促进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外，特别注重与企业间密切合作，更多地应用深受服务出口和投资企业欢迎的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如大量通过派出政府与企业联合商务团组，包括利用类似于召开美中商贸联委会等双边贸易协商方式开展游说与促进工作，以及举办各种商务对接、商务会议、展览等商务促进活动，帮助企业寻找商机;针对服务出口和投资不同于商品的不同特点，举办大量技术性、务实性很强的专业培训活动，帮助分析出口和投资目的地国家的市场和投资做法、消费趋势及习惯等，以帮助中小服务企业提高服务出口和投资技能等。

(七)改进跨部门合作及与各州的合作，提高促进与服务效率 1994年后，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专门组成由各部门专家组成的服务业出口工作小组，主要集中进行跨部门合作与协调：数据采集与分析;共同确定为推动促进工作所必须的各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与专家人选;研究建立与民间企业最为有效的联系与沟通办法;共同制定在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出口促进活动计划与方案。由于服务贸易涉及面很广，有许多州的法律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规定与双边谈判或多边谈判存在矛盾，因此，“国家出口战略”还要求联邦政府与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中国无论是在BOP模式还是FAT模式服务贸易上均处于劣势地位，且后者的劣势更为明显;而美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发达对其服务贸易，特别是FAT模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中国应把握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特别是服务产业国际转移和FAT模式服务贸易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通过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产业、丰裕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建立和完善企业海外投资综合服务网络、建构各级政府、行业、企业充分合作、协调互促的服务产业出口和海外投资促进体系等，以推动中国服务产业海外投资，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1.郭根龙，服务贸易自由化和竞争力[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中国商务部服贸司.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

3.中国商务部服贸司.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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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量需求尽管社会对外贸人才仍有很大需求，但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却不乐观，可见学校培养出的毕业生不适应市场的需要。安徽高职院校在培养国际贸易专业人才时就要结合市场，考虑外贸企业对毕业生的要求。1.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修养在工作态度上，企业员工应做到能吃苦、负责任；在职业道德修养上，企业员工应做到爱岗、敬业、忠诚。外贸企业尤其看重员工的这些素质，因为业务员直接接触外商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后，客户往往是认人而不是认企业，因此，业务员的离职会带走客户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而报酬、工作环境等因素使得现在的高校毕业生频繁跳槽。安徽省外贸发展基础较弱且薪资相对外贸大省较低，对外省人才缺少吸引力，外贸人才主要来自本地，而本地高校培养出的国际贸易人才也偏好往机会更多的东部沿海城市发展。因此，高职院校在培养人才专业知识的同时，要强化学生建设家乡、忠诚、踏实的人文素养。2.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国际贸易专业理论与实践并重，但高职院校在该专业人才的培养中更侧重于实践操作技能。安徽外贸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相对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更为复杂、内部分工更细，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较大，对人才的专业要求更高。外贸业务员开拓国际市场，需要了解相应国家的政策、法律，具有营销产品的能力、与外商客户谈判的能力，最后还要订立合同及履行合同，必要时要应用国际条约、WTO规则来捍卫自身的权益。这些都依赖于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在当前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中，同时掌握多项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已日渐成为趋势。3.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从事外贸工作，面向的是外国客户，对人才的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要求较高。安徽省已和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英语是国际贸易活动的主要工作语言，也是外贸人才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我省高职院校的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中，并不十分强调英语学习，很多毕业生也对自己的英语没有太多信心。其实在实际业务中通过与外商沟通交流、活学活用，语言能力可快速提高。除了对外交流，外贸从业者还需要和国内的政府部门、企业内部各个部门、生产工厂等多方打交道，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可以使信息传达及时、准确，提高做事效率。4.拥有较强的后续发展能力图1：国际贸易专业对应岗位分析图如图1所示，国际贸易专业学生未来的最基础岗位对应的是外销员、单证员、跟单员、货代员、报关员等。这些从事外贸单据的制作、报关、货物运输和保险等业务的应用型人才主要由高职高专院校来培养。随着从业人员自身的努力和后续发展能力的强弱，有些人员会脱颖而出走向更高层次的外贸业务员、高级商务师，再发展下去可以成为外贸职业经理人、外贸部门经理。安徽外贸市场规模不大，对基层岗位人才的需求增长有限，但缺乏高技能、高素质、高层次的外贸人才，然而这种人才是全国范围内都缺乏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国际贸易专业人才中，负责企业重大战略投资决策的人才缺口达2/3以上，专业管理人员欠缺一半以上。以安徽外贸行业的薪资和发展机会对已成型的高层次人才吸引力不大，那就需要本地培养的毕业生除了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还要有职业发展上的可塑性和后续发展能力，能更好的为本地经济服务。

二、当前安徽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培养目标不适应区域经济对人才的需求目前外贸人才市场的供需状况是，外贸企业需要人才，学校也培养了人才，可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才，毕业生也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学校培养出的只是外贸专业的毕业生，而不是市场需要的人才，因此高职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时应更加符合本地市场的实际情况。当前安徽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基本都是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实践能力强的一线应用型外贸人才，这样的人才定位更适合东部沿海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加工贸易发达，经济外向程度高，外贸业务量大，需要很多完成单据制作和外贸流程的基础岗位人才。安徽发展外贸需要开拓新的海外市场，不断增加业务机会，加大力度营销本地产品，需要后续发展能力较强的外贸人才。

（二）课程设置不能满足外贸岗位职业能力的要求目前高职院校在课程体系设置上往往不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而是为了不断强调实践课程，甚至为了技能大赛来调整。一味的减少理论课程，增加实践课程，表面上确实做到了高职院校培养应用型学生“轻理论、重实践”的目标，但某些必要理论知识的减少不利于学生在职业上的后续发展，而增加的实践课程往往也是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缺乏真正外贸业务中的实践知识。除了专业知识，对培养学生基本的英语听说能力、计算机办公能力的课程设置也不足，很多毕业生的英语水平仍停留在阅读阶段，听、说、写的能力普遍较弱，还有企业提出，希望增加让学生练习打字和使用办公软件的课程。

（三）师资力量不足从安徽高职院校的实际来看，很多年轻教师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高职院校任教，缺少企业实践工作经历。这样在进行实践教学时，教师本身并不熟悉实际业务操作，只能采取以灌输书面知识为主的教育方式，很难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满足市场和企业的需求。而聘请经验丰富的企业人员到校讲课的教学形式并未真正实施起来。

（四）实践教学条件不足目前国际贸易专业的实践教学条件普遍不足。从校内实训室建设来说，由于资金和场地的限制，往往只能提供电脑机房满足使用外贸业务操作软件的需要，建设模拟外贸业务流程的实训室较为困难。从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来说，真正的校企合作还难以实现。从校方来看，安徽上规模的外贸企业不多，难以找到合作企业，且组织学生外出实习责任大、经费高；从企业方面来看，他们接收学生实习并没有多少收益，还要担心学生的实习对企业正常运作和商业机密保护工作的影响，校企合作的热情不高。

三、改革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途径

（一）明确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是高等院校的主体功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人才，是高等院校要面对和思考的基本命题。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上应以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指导思想，考虑地方经济对人才的需要。安徽中小民营企业数量众多，高职院校应从实际出发，面向中小企业，培养专业上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操作能力，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掌握一定语言能力、沟通技巧和产品营销知识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同时不能忽视对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除了教授专业知识，还要引导学生的思想，使其具备责任意识、法律意识，拥有良好的处事心态，德、智、体全面发展。

（二）基于外贸岗位职业能力的要求建设课程体系学校可以通过与行业专家、企业代表进行合作、研讨，充分考虑外贸岗位对职业能力的要求，对国际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和重组。根据外贸岗位群的特点，开设相对应的外贸实务课程，培养学生操作业务流程的能力，适应跟单员、单证员等基层岗位的工作要求；开设适当的外贸相关理论课程，开拓学生的眼界，培养学生在职业上的后续发展能力，适应外贸业务员、部门负责人等更高层次工作岗的工作要求；开设计算机、英语、思想品德等基础课程，提升学生的基本素养，更好的适应工作。在课程改革中，学校和外贸企业可以深入合作，共同进行课程教学内容改革、教材建设等工作，将大大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

篇7

比较成本的优势也能从国际间技术水平的高低中产生。基于此经济学家Posner发展了技术缺口理论。他认为，国际间技术的差别会在不同的国家间产生技术缺口，这个“缺口”导致了国家间贸易流的产生。

技术缺口理论还认为，出口往往是从技术领先的国家开始的，这些国家大多是高工资的国家。在企业拥有技术优势时，成本差别对贸易流的走向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当模仿缺口结束后，成本的差别便决定了贸易的流向。因此技术缺口贸易和低成本贸易似乎是对外贸易的两个阶段。从理论上讲，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或者不断进行技术革新跳过对外贸易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一流人力资源的稀缺和昂贵，要想越过第二个阶段往往困难很大。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技术缺口理论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策略思维，那就是，为了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地获得竞争优势，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尽可能地延长模仿缺口，从实践上讲我们应重视技术革新，同时也应考虑到成本的因素，以及进口国市场的大小。

二、学习曲线理论

经济学家Arrow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特别是工艺技术）依赖于这个国家过去生产的产品数量总和。并进一步指出，拥有最大的积聚产品数量的国家通过过去不断的“学习效应”达到最低的成本，因此与较少积聚产品数量的国家相比拥有更好的出口机会。通过比较成本优势这个国家能够成功地出口相应的产品，即使两个国家有相同的资源配置。这个效应越强烈，在模仿缺口存在期间这个国家将拥有越大的国内和国际市场。

国际贸易的学习曲线理论的基本概念是1936年被经济学家Wright在飞机制造的实践中确定的学习曲线。Wright通过实践证明，积聚的产品每翻一番，每架飞机的成本便会有一定程度（例如20%）的下降。但是不同工业部门的“学习效应”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学习曲线也因此千差万别。

由于Arrow的学习曲线理论主要通过对制造业“学习过程”的调查得出的，波士顿咨询公司为此在1974年发展了这个理论，认为所有的成本种类，即销售总成本、研究和发展总成本以及其它各类总成本通过经验的积累都有“学习效应”，并将学习曲线改称为经验曲线。实践也证明，不同成本种类的经验曲线也是不同的，直线的和曲线的都有，当然产品越相似其经验曲线的形状也越相似。

对企业经营者来讲，国际贸易的学习曲线理论提供了这样的策略思维，为了能更快地达到经验曲线效应，从企业的内部来讲，成本、生产和技术是关键的因素；从企业外部来讲，经营者也必需考虑到产品市场的大小和潜力。

三、需求结构理论

1961年被经济学家Linder发展的需求结构理论主要是分析自然资源和工业品的出口。Linder对于自然资源对外贸易的解释是依据俄林和赫克歇尔的要素禀赋理论，因此，需求结构理论仅仅对工业品对外贸易的解释具有创新意义。

Linder在需求结构理论中将对外贸易领域分为潜在的和现存的。对于潜在的出口产品的调查，他认为，产品的国内需求量和这种产品在国内市场增长边界对产品的出口潜力有决定作用。他的理论的出发点是，这种产品首先在国内进行生产销售。对此他给出了三个理由：

1.一个企业想满足国外的需求（这个需求在国内还不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企业没有关于国外的详细信息。

2.革新和发明通常都与企业所处的环境有关，因此革新首先是在国内进行的。

3.在生产初期，为了获得有效而便宜的信息交流，在产品的试销过程中商品和消费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必要的。这在国内是最可能实现的。

如果国内的市场已无潜力可挖，Linder认为企业将把它的活动空间拓展到国外。这个时候企业开始考虑产品应该出口到哪些国家？按照他的观点，潜在的进口国主要是那些同出口国有相似需求结构的国家。并且他将人均收入作为需求结构是否相似的衡量指标。他认为，两个国家的需求结构越相似，工业品潜在的对外贸易越有可能。

除了对潜在的对外贸易分析之外，他也论述了对外贸易的现实领域。他认为，工业品现实的出口将决定于以下因素，其中促进出口的因素有：

1.全球范围内垄断性的产品供应结构；

2.与国内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拥有生产要素采购和加工的优势；

3.与国内外同行相比拥有先进的技术；

4.更好的管理水平；

5.通过大批量生产拥有成本的优势；

下列因素阻碍着出口：

1.缺少对国外市场的了解；

2.高昂的交通费用；

3.贸易的限制；

除此之外，Linder也给出来自现实进口国的决定因素：

1.文化因素，例如，语言和气质的不同；

2.政治因素，例如，政治联盟（欧共体、前法国的殖民地区等）。

需求结构理论指出了许多影响对外贸易的发生的因素，同时也给企业的领导提供许多出口战略思维，比如，要想增加出口，同业垄断地位应是企业不断追求的目标。另外从企业内部来讲，在采购方面、生产方面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管理方面的优势能导致成本的优势及规模经济效应；从企业的外部来讲，国内需求的结构及增长边际、进口国的政治文化、关税及贸易限制也影响着企业出口决策的实施。

四、区域内部贸易理论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变得越来越密切，这也导致了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因此工业产品的生产条件在各国间也就变得越来越相似。这种模仿效应使得国家之间，特别是各工业国之间的供求结构变得很相似。如果这种发展与实际相符的话，那么传统对外贸易理论所提供的许多解释变量对当今出口战略的实施已失去了策略上的意义。

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经济学家Levitt在1983年提出了一个实现出口的新的解释模型，即区域内部贸易理论。这个理论特别对工业国家之间的贸易的发生具有解释意义。区域内部贸易理论试图解释，在国际间供给结构越来越趋向类同的状况下，各国之间的贸易是怎样发生的。

区域贸易理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差异化是贸易产生的原由。国际间产品差异化能通过下列方法达到：

1.产品物理性质和功能的差异，例如，材料的种类、技术设计、质量等；

2.产品美学方面的差异，例如，设计、形状、颜色或者包装等；

3.产品标记的差异，例如，商标及名称；

4.产品其它方面的差异，例如，咨询和售后服务等。

区域内部贸易理论将产品的差异化作为贸易产生的原由。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产品的差异化也是企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有效而重要的手段，对企业国际化策略的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当然与技术缺口理论、学习曲线理论以及需求结构理论相比，它对对外贸易发生只提供了一个解释变量，即工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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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贸易中由于贵金属的发现，人们对利润与资本积累的观念的变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等原因，促使了重商主义的发展。重商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是:货币是国家财富的唯一形态，对外贸易是增加货币的源泉，政府活动的目的应是如何发展对外贸易以增加财富。重商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但它只是简单地描述社会的表面现象，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探索只局限于流通领域，而未深入到生产领域，因而其经济理论是幼稚的、不科学的。

18世纪后重金主义学派的理论政策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需要，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对外贸易。于是亚当斯密在其经典巨著《国富论》提出了以绝对优势为基础的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双方各以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行贸易，双方都能获利。该理论从生产的绝对成本的差别为出发点，认为各国应按照各自在绝对成本方面上的优势进行分工，生产并出口绝对成本低的商品，进口绝对成本高的商品，即“以己之所长，换己之所需”。但这个理论存在一定缺陷: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任何绝对优势，那他就不会与别国进行任何贸易，但这个结论与事实违背。

后经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完善，进一步强调两国贸易时，即使一国产品不具有绝对优势，只要有相对优势，双方也都能获利。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是在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发展起来的。根据斯密的观点，国际分〔应按地域、自然条件及绝对的成本差异进行，即一个国家输出的商品一定是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生产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商品。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力量生产优势最大或劣势最小的商品，然后进行国际贸易。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增加。由此形成的国际分〔对贸易各国均有利。李嘉图认为，在资本与劳动力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按照比较成本理论的原则进行国际分,可使劳动配置更加合理，可增加产品总量，对贸易各国均有利。比较成本理论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的作用。它促进了当时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但其前提必须是完全的自由贸易。

实际上自由贸易理论提出以后，世界卜并没有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与之形成鲜明对本的是各国(地区)间保护贸易处处存在。究其原因在于自由贸易理论赖以成立的理论前提与现实世界存在较大差距。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是白由贸易可使参与贸易的双方均获得贸易利益，它通过对贸易原因的近于完美的实证分析和逻辑推论而得出。这是自由贸易理论获得广泛认同的主要原因。其理论前提是:一国的生产要素总量、生产技术水平、国民收人分配形态、居民消费偏好是既定的、不变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并且参与贸易的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市场完全自由竞争，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这显然与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有很大差距。另外，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自由贸易利益的实现也成问题:在现实经济中，在自由贸易理论所论述的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两国各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能够进入对方国家市场，分工是能够实现的。而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其有比较优势而没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要在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进人对方国家市场是很难的。毕竟，劣势产品占领强势产品的市场是不符合成本和价格竞争法则的。相反，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优势的国家，则可以完全占领劣势国家的市场。除此之外，还暗含其它前提:(1)因分〔造成的各国产业调整无须成本。

这显然也不现实:若按自由贸易理论所述，两国根据各自的绝对或比较优势所在进行分工和专业化生产，那么，原来投资于绝对劣势和比较劣势产业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必须转移到新选择的产业上来，有些具有专用性的资产如生产设备则将被淘汰。而无论是转移或被淘汰，作为国家范围的产业调整，成本都是巨大的。(2)规模报酬不变。假定各国劳动生产率或技术水平是不存在差异的，其另一重要假设是规模报酬不变，即厂商的生产函数不随其规模的扩大而改变，因而扩大规模不会影响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贸易的基础。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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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产生于2O世纪7O年代以来“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之下，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等人于2O世纪8O年代中期提出，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1）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2）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2.产业内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格鲁贝尔和劳埃德等人开创了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该理论不同于侧重论述产业间贸易的传

统贸易理论，它侧重研究贸易双方在同一产业中既出口又进口同类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在不完全竞争产业中，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形成的决定因素。

3.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由美国销售学家弗农于1966年首先提出，经威尔斯、赫希哲等人不断完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由于技术创新和扩散，制成品和生物一样具有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包括五个阶段：(1)新生期；(2)成长期；(3)成熟期；(4)销售下降期；(5)让与期。

4.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提出并完善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不同之处在于，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其根本原因在于该国的国际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源于一个相互增强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四个关键因素影响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这四个因素是：(1)生产要素；(2)国内需求；(3)相关产业；(4)企业战略、组织和竞争度。

二、当代国际贸易新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启示

1.积极转化国家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所决定的静态优势，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条件。竞争优势则是一种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综合能力的作用结果。比较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根据生产要素禀赋，我国一直以来具有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但是，在当今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要确立把比较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的外贸战略。

2.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由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以推知：创新国是国际贸易利益的最大获益者。这是因为：在产品的新生期和成长期，创新国以其技术优势垄断了国内和国际市场，因而可以获得大量超额垄断利润；在产品的成熟期进入所谓的“大规模生产”阶段，创新国可以获得巨额规模经济效益；在产品的销售下降期和让与期，创新国在国外投资建厂，输出其知识产权和品牌，延长其产品的生命周期，在国际市场上继续赚取利润。

3.发展高层次产业内贸易是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给各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还加快了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企业家精神在不同国家同一行业内的传播和扩散，给同类产品生产上档次提供信息，并通过规模经济，实现不同国家在产品层次上的分工，实现产品生产的国际化。

4.发挥政府作用，重视市场保护。（1）更加重视国内市场。巨大的国内市场即使在出口不利的情况下也可以缓冲风险，避免国内产业受到冲击。（2）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根据战略性贸易理论，对于高科技产业在关税和其他方面政府给予适度保护，将有利于顶住外国进口产品的强大冲击，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

三、面对当代国际贸易新理论，我国外贸对策研究

1.改变“加工制造”的单一功能，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综合运用政策手段，完善管理，改进服务，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业和研发机构转移到出口加工区，实现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2.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有利于缓解出口压力。坚持内需为主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在外需不太明确的情况下，宏观调控的着眼点应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通过扩大个人消费，民间住宅投资，加大农村市场的开发，激活国内市场。

3.加强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产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产业升级的实质就是技术进步，提高效率。目前我国要积极引进国外的高新技术，大力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较高层次上与发达国家合作，提高我国国际分工的地位，加快工业化进程。

4.开发多元化国际市场。我国应该开发多元化国际市场，即要立足于周边国家市场，并大力向其腹地推进；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北美、日本和欧盟等发达经贸体的贸易关系；尤其要以建立中国——东盟贸易区为契机，努力强化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加强、一国四方(祖国大陆、港、澳、台)的贸易合作。

5.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我们应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重视产品开发战略，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在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推行科教兴国战略，着力于开发人力资本，促进竞争力持续发展；重视科研研究和开发，为保持产业持续的竞争力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发挥大国规模优势，坚持扩大内需，激活国内市场。只有这些方面做好了，国家的竞争力才能提高。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

[2]Lee．McnightandJosephP．Bailey.IntemetEconomics[M]．London：TheMTIPress，1997．

[3]陈传兴．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原因及对象[J]．国际贸易，2006，(4)：45．

篇10

1建立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的必要性

1.1履行我国入世承诺的需要

我国在加人WTO的法律文件中承诺:“中国应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10条第1款、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审查庭应是公正的，井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审查程序应包括给予须经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进行上诉的机会，且不因上诉受到处罚。如初始上诉权需要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该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关于上诉的决定应通知上诉人，作出该决定的理由应以书面形式提供。上诉人还应被告知可进一步上诉的任何权利。”

1.2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

中国现在在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中位列第三，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举足轻重。随着中国贸易实力的增强，中国和别国的贸易摩擦也随之增加。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从传统的反倾销发展到反补贴、安全标准等技术贸易壁垒以及卫生、防疫等其他非关税壁垒。对于进口贸易摩擦，我国国际贸易救济立法与实践成绩斐然。现在基本上建立了以《外贸法》为核心，以《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这对维护我国公平的贸易秩序，保护本国产业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国际贸易行政救济措施，但司法救济措施却只有2003年实施的最高院的三个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我国法院开展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的司法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这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司法审查的需要。

1.3我国现行的法院体制不能充分满足变化了的涉外行政诉讼需要

人世以后，我国行政诉讼工作将日趋复杂而严峻，主要表现有:

(1)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不断扩大。根据我国的人世承诺，凡是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终局等原来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最后都要纳人到司法审查的范畴。

(2)涉外行政诉讼的增多。人世后，进出口贸易额大增，大量的外国企业、公民涌人国内市场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国际贸易数量和范围的扩大，这使得涉外行政诉讼案件数量日趋增多，案件类型五花八门，诉讼当事人更为复杂，涉及的法律法规更加复杂。

(3)涉外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复杂化。我国承诺国内法律要与WTO规则保持一致，所以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将被清理、修改、废除，如果是由于法制工作的相对滞后，将造成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法律适用上的模糊和混乱，由此也必然造成我国行政诉讼的错综复杂。

2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之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