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分析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现状分析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我国保险业诚信现状的成因

1.制度缺陷

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

从诚信的保障机制来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健全的国家，会从制度上保证诚实守信的合法权益，诚信的人会获得更多的交易和赢利机会；而在一个不守信用的社会中，守信用者却将付出代价。在目前我国的保险市场上，由于社会信用基础薄弱，信用的保证主要是基于人的伦理道德要求，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出现了利己主义动机，产生违反诚信原则的道德风险。

（2）保险信用法规建设滞后

尽管我国保险信用法制建设有所进展，但与高速发展的保险经营活动相比仍显滞后。目前，我国对违背诚信的行为惩罚机制不健全，法律上的惩罚规定尚不完善，经济上的惩罚力度不大，约束机制软化，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从人格、伦理上进行谴责，这就难以抑制失信行为的出现，比如“回佣”。一方不“回佣”，而另一方“回佣”，客户就会被夺走，从而造成遵纪守法却遭受损失，违规失信却增加收益的局面。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助长失信毁约的歪风蔓延。

（3）保险诚信管理制度缺失

目前，保险供给者及保险中介者的管理制度不健全，使保险公司员工及保险人的诚信行为具有不完全控制性。当员工及人的诚信状况失控超过一定的范围和度，就会弱化保险公司的诚信能力。而我国现行的保险人制度是一种松散的经济利益关系，委托人无法实现对人合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进而导致人偏离委托人的目标，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各种有损委托人和投保人利益的行为。如营销员挪用保费问题，如果没有制度能保证营销员不接触现金，那么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

2.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则客观上为失信行为提供了条件。

（1）对于保险人而言

潜在的投保人总是比保险人更了解保险标的风险状态，保险双方存在信息差别。尤其是在保险定价中，保险人通常使用简便的分类计算法厘定保单价格，但却不能区别不同风险程度的保险标的，从而也就不能确定适合于投保人的保费水平，其最终结果是高风险类型消费者把低风险类型消费者“驱逐”出保险市场，即所谓的逆选择问题。另外，我国《保险法》采取的是询问告知形式，投保人的每次投保资料都是新的，保险人对其真实准确与否无从评估，致使保险人难以根据投保标的的真实风险状况确定是否承保或应以什么样的条件承保。广州保监办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车贷险”骗保之所以能得逞，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各保险公司尚未共享有关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投保人及汽车经销商的信息，保险公司各自为政，给投保人骗贷或一车多贷以可乘之机”。

（2）对于投保人而言

由于保险商品复杂多变，保险服务参差不齐，而人们的保险知识和法律知识又比较欠缺，因此，在保险过程中，投保人（被保险人）方面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情况下，投保人事实上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都难以了解保险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以致很难对保险公司作出正确的评价。同时，保险合同是要式合同，是保险公司事先拟订的，投保人只能被动地接受或拒绝，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再加之绝大多数保单条款在表述上所含专业词汇过多，致使投保人看不懂合同，无法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而且赔付时，一般由保险公司解释赔付的条件和拒赔的理由，投保人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抗辩的余地很小。所以，在保险合同的制定、履行、赔付等一系列过程中，都存在保险人利用其掌握的优势信息损害投保人利益的可能。

（3）对于保险人而言

目前，对营销员的考核以业绩为主、佣金实行首期业务佣金和续期业务佣金相结合（首期业务佣金较高，续期佣金则逐年递减）、人的违规成本太低、缺乏长效激励机制等，这极大地诱发了人的道德风险。在获得更多手续费的利益驱使下，保险人在其业务中欺骗保险人、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阻碍或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片面夸大保险产品的增值功能，甚至误导投保人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基于保险人、保险人以及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三、对策建议

首先应健全诚信法规制度，从法律高度保护诚实守信行为，从保险条款、财务方面加强监管，严厉惩戒毁约失信行为，在保险业内形成“有信者昌，无信者痛”的氛围；其次，在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同时，保险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保险行业内部信息的公开，建立保险从业人员的信息库，以利于社会查询，同时，各保险公司之间只要不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应能共享，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再次，对保险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要考虑制约制衡机制，建立规章制度，尤其要在保险监管机构的干预下健全和规范我国保险中介体系；最后，保险人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保险市场的保险技术和运营策略，对风险进行精确的分类和测算，设计不同类型的合同，将不同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从而规避投保人的逆向选择，而且可以通过条款约定等形式，对投保人投保后的行为加以限制和激励，从而预防和控制道德风险，以防止被保险人的欺诈行为。

论文关键词：保险诚信成因

论文摘要：保险公司经营的产品是以信用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承诺，这就决定了保险业较其他行业对诚信的要求更高，但目前诚信问题却成为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桎梏。因此，本文从制度缺陷和信息不对称两方面对保险业诚信现状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加强诚信建设的建议。

参考文献：

篇2

世纪之交的广播，因为自觉、及时地投身“人类第五次信息革命”(1)，而在下个世纪的前景显现出光明和生机。广播以它特有的“机变”，在Internet上初露峥嵘；互联网以它不可比拟的“媒体兼容”性，吸纳了广播（有人称网络是媒体的“集大成者”；也有人称“仅就容量而言”传统媒体“在Internet面前也有河伯入海之感”(2）。

由此，广播是否就能以“媒体共存”的现状而沾沾自喜呢？是否就能以“从无新媒体可取代旧媒体”的经验而心安理得呢？这难得又是一次“狼来了”的喧嚣吗？十几年的从业感情，不会让笔者有希望广播葬身在数字化时代的意思。浅谷的学识和眼光也使笔者无力对此下结论。撰写本文的目的，旨在呼吁同仁高度重视、积极尝试、理性决断、科学实施。与其在旋涡中挣扎，不如在浪尖上搏击。

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cholasNegroponte）在其影响深远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面对即将来临的数字化时代，“一个个产业揽镜自问“我在数字化世界中有什么前途”时，其实，它们的前途百分之百要看它们的产品或服务能不能转化为数字形式(3)”。据此，本文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和剖析：网广播的现状（是否已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转化），网广播的经营理念（网广播究竟产出什么和如何缩短数字转化的进程）。

一、网络广播的现状

《世界广播电视参考》的资料显示：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听到100多个国家的1550多个网上电台的广播。截止到2000年7月，著名的YAHOO中文在“电台”的检索字串下，已编入了15个类目和347个网站。荷兰电台的节目总监马克思说“现在有超过6000个电台在互联网上各种形式的流式音频”。(4)

（一）我们似乎正“逐步进入一个‘网广播’的时代”。(5)

实际上早在1995年就有人指出：广电系统有可能成为我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排头兵。尽管尚无充分的事实来验证这一说法，但广播业的确在互联网面前有蠢蠢欲动的架势和实际作为。

特别值得作为“历史记录”的有：

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逆向行为”——把“瀛海威时空”接进直播室，开辟“东广信息网”专栏，成为我国广播与网络结合的第一档节目。南海电台作为一家县级台早于广东电台音乐台在网上实时广播，显示了“Internet面前媒体平等”的特征。原广电部在1997年也组建了广播电影电视部影视信息网络中心，并把研究的课题摆在了突出的位置。

香港电台也有“妙笔”，即建构“香港电网版”和“香港影音资料库”（内载7000分钟有关香港今昔的电台和电视制作）：并用“视像光纤、三种数码制式、海外专线、镜像服务、交接中心”的技术，进行了“香港九七政权交接互联网直播”。香港电台网页的声音档案有电台节目录音、新闻录音、交通消息录音和流行歌曲录音等几种类型。早在1994年底，香港电台就在网上开辟了家庭版面HomePage，包括广播新闻和获奖节目，称试探性的第一阶段；1995年中加强了时事报道，增添了英语新闻，称第二阶段；1995年底试播音乐节目，称第三阶段。其长达36小时的现场直播立法局选举，在互联网的新闻直播史上可资圈点。香港商业电台与一家连锁式便利店合作，推出“全天候互网络—NEF便利网”，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资讯、娱乐和服务。

台湾有关学者认为：未来传播科技位化将主导整个广播事业的面貌及经营方式，而收音机未来不但可听还可看。广播虽属弱势媒体，但通过扩大经营范围及经营策略的推动，使之能收听兼收看，前途仍大为看好。加拿大古杰利教授在台湾的“广播经营跨世纪”研讨会上说：电脑、电讯、节目三者交集相互影响，将给传播带来巨大冲击。会上还演示了日本正在试验的“可看式”收音机。

目前世界上一些广播机构如BBC、美国之音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正向低成本电子空间进军，它们把Web看成无线电和电视之外的第三种媒体。

英国公营广播机构BBC的网站负责人公开表示，要把BBConline网站发展成电视电台以外的第三个广播频道。它们分三阶段上网，继新闻之后又推出娱乐和资讯服务，尤其是它消费资讯据说成为英国最忙碌的网站。

BBC、ABC、FOX等20个广播机构通过网络传送了戴安娜葬礼的录像。新更名的，共提供300个电台、17个电视台及有线电视台的网上直播服务。它的前身直播过一万多场音乐会和体育比赛。

美国VOA站点每周约接受25万次访问。CNN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以各自特色项目加入网上竞争。美国最大的广播网ABC公司表示，就目前而言，投资网络广播短期内不会获利，但等到能获利再投资就迟了。这一点，在广播史上有典型的教训。50年代，电视问世，当时正是无线广播的黄金时期，很多广播公司漠视电视的应用前景，认为它只是少数富人的玩具，结果痛失发展良机，而当时抓住机会的几家公司都成了当今电视业的巨子。现在，历史又给广播业带来新的机遇，就看谁能抓住它了。

新加坡政府电台把7个所属国内电台的节目和3套海外广播的节目送上网络。

（二）从建站机构，网页属权里分，大陆的网上中文电台大致有四类。

第一类，传统的广播媒体入网。这一类又有四种方式：1.以现行实有的频率为首页，如国际台、珠江经济台等。2.以行政总台为主页而其辖领的系列台为链接，如北京台下属新闻、经济、教育、交通、文艺、音乐、生活七个台；山东台下属综合（新闻）、经济、文艺、教育四个频道等。3.以现行播出的节目为主页，如“滑稽王小毛”等。4.以主持人的个体身份为主页。

第二类，新兴的商业公司入网。这种非广播媒体以“电台”的名义入网，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1.纯粹的经营公司，如各地电信部门开办的所谓“频道”、“广播”（官办）；某信息公司、广告公司、服务公司等开办的“某广播”（民办）。2.公司与传统的广播媒体联营，如中央台与上海市信息中心合办的“经济科技信息网”等。

第三类，专业的社会团体入网。如高校的校园广播站等。

第四类，业余的火腿一族入网。国际电讯联盟（ITU）指业余电台为“供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进行自我训练、相互通信和技术研究的无线电通信业务……而不涉及谋取利润”。集体的业余电台称俱乐部台，网上如哈工大、福建八中等俱乐部台；个人业余电台在当今200多万个业余电台中占大多数，网上如“火树银花”、“BD4RF的家”等。在我国，年满18岁且为无线电运动协会会员、拥有《操作证书》的公民均可申请开办个人业余电台。网上的业余电台因仍多为技术层面，本不在该研究的视野。之所以加以介绍和罗列，是基于：该品种在网上呈蓬勃之势且大多被网络管理者归于“电台”一类；该品种与电台的确有千丝万缕之联系且在网上有向社会、人文领域渗透的态势，其强烈的个体性质或许会使其成为未来网上个人电台的先声。说“新闻专业和电脑专业的分工界限正在消失”(6)，并非虚妄之言。

（三）早期网广播的特点及构建者的认识。

1.我们在肯定早期中文网络电台的构建者的慧眼和开拓精神的同时，也应指出在认识上的一大误区，即仅仅把网广播作为传统电波广播的一种辅助手段来加以营造。事实上，无论是广播还是报纸、电视、杂志和通讯社，一旦介入网络，就已经在不自觉地尝试和构建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个“本原媒体”的新媒体，不管你认识到还是尚未认识到，也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广播的网络版”、“为广播办一份全球性的、无需注册的节目报”等，都必将被证明是“光广播的早期雏形思维”；而这种认识又必将制约和束缚网广播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我们认为，在电台内部成立网络部或网广播中心，是起码的步骤。好的网络设计师、网管员将在不远的将来或已经成为如好主持人一般难觅的对象，这一职业的人数将在电台内部机构的建制中占相当的比例，其分量也会超出传统技术。

2.以传统的信息为主要内容，忽视交互性、互动性，忽视服务功能。笔者1998年接受报社记者专访时曾说：“只有充分利用因特网的媒体优势，才能使网广播在立体化、个性化、互动式、贮存式等方面有所拓展。两者相得益彰，前景诱人。(7)”现在看来，做到这一点的仍然不多。

3.我们的语言思索有时甚至不及遣词表达来得全面、精确。很顺溜地脱口而出“国际互联网”，却不曾想到“国际”与“互联网”只有如连体婴儿般地存在，才能够充分体现Internet所带给我们的“大同文化”的因果特征。广播上网绝不仅仅是发射功率的简单无限扩大，让北京人能听到南京的声音，而应该将其视作“在世界范围内communicate（交流、传播）广播文化”的惟一途径。满足于海外华人通过电脑看到熟悉的汉字码、听到亲切的乡音，再寄来热情洋溢的“伊妹儿”，实在太小视了因特网在异域传播方面潜在而强大的功能。而现在大陆广播上网无英文版的比比皆是，即便也只是简单的鼻涕性的页面装饰。但愿这只是创作者一时的疏忽或纯粹的制作力量有限，而不是观念上的失误和偏差。当然，如能有更加可靠的技术应用于网上的即时翻译（包括语音翻译），则可免去诸多辛苦。什么时候，只要愿意，我们就能读到利物浦的地方花边新闻，或让孟买人在第一时间看到杭州的社会新闻；什么时候我们的“西方流行音乐排行榜”能够真正与西方同步，网广播就站住脚了。好在西方人在这方面做得和我们一样差。

（四）商业，几乎是空白。而依照传统经营方式的在线广告根本体现不出经济效益。

在这“依然原始的数字化世界中”，我们大都在“照搬现存媒介的经营方式”。(8)我们正在或已经走向技术层面的数字化，但离文化层面的数字精神还差得很远。

二、网广播的经营理念

尼葛洛庞蒂感叹：“需要了解这种数字新文化的人，手中却没有足够的数字媒介。”而我们国家情况恐怕正好相反，办公室到处是电脑，随处可上网，但又有几人了解“数字新文化”的精髓？

理念的实现是需要时间的，但正确的理念却是要先于实践而树立的，否则实践就失去了方向。正确的理念来自于对事物本质的深刻认识，外加丰富的想象力，当然还需在实践中不断矫正。网广播的理念如今已经越来越明晰了。尽管对此有人持异议，有人干脆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借口不加（不敢？）思考。而这正是以下描述和论证存在的实际意义（如果它是有价值的话）。

理念一：别把广播当广播。

这句话中的前一个“广播”当然指的是“网广播”，而后一个则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广播。

未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网广播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应该是网络多媒体亦或超媒体的“广播”，如果它还叫“广播”的话。所谓多媒体就是声音、图像和数据的混合；所谓超媒体就是可延伸扩展、可供选择的讯息。它们囊括了“互动的”、“数字的”和“宽带的”等等所有东西。在思考时，下面这些观点是必不可少的，即：“它必须能从一种媒体流动到另一种媒体：它必须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说同一件事情，它必须能触动各种不同的人类感官经验。”

当你试图了解长江防汛的信息时，你不仅可以看到沿江各地、中央和国外的当日及此前的所有文字、照片、电视画面的新闻报道，还可以了解历史水文和未来水势情况、人员伤亡情况、捐赠情况等等，通过网络送出你自己的捐赠钱物并查询其最终下落。

当我晚间坐到电脑前写作或收发E—mail时，程序会自动播放我所喜欢的塞灵·狄翁的歌曲，在合适的时候提醒有相关的信息或她的最新的歌曲等着我的垂青，如果我愿意还可以下载音乐会实况，与同好交流感受等等。

仅就上述缺乏想象力的描述而言，受众已经不只在享受一种“结合了影像、声音和数据的“声光餐宴”，而且随心所欲地从一个媒体功能转换到另一个媒体功能，从文字和图片——报纸或杂志，到声音—，广播，再到图象——电视，从单纯接收到参与。那么我们还能叫它“广播”吗？广播的特质荡然无存，只有“混合的比特”和“会变脸的比特”，而“混合的比特和关于比特的比特，使媒体世界完全改观”。

“要探讨数字化的大未来，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看媒体的本质能不能相互转换”。当我们听到一些老广播工作者大声呼吁“绝不能因为网络而改变广播的本质属性”时，说句不恭敬的话，我们犹如看到了那只“怒臂以当车辙”（《庄子·天地》）的螳螂。如果你抱着这样的理念经营网广播，那它必然是传统广播的翻版，是没有意义的，你的传统广播也会因为别人不翻版的网广播而变得前途岌岌可危。

叫“网广播”是“新媒体”也好，“第四媒体”也好，什么都好，总之就独独不能叫“广播”，否则你会茫然失措。“展望2010年，广播将会成为跨媒体、跨行业经营的整合产业新概念(9)”。

多媒体，超媒体的网广播将不再是弱势媒体。

由此，它“将为编辑工作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理念二：“实时广播”是个笑话

尼葛洛庞帝指斥日本等国把高清晰度电视作为未来电视的发展方向“是个笑话”。笔者在此也要说，把实时广播作为网广播发展的方向或作为现阶段可咨炫耀的亮点，“是个笑话”。

如前所述，目前国内的网广播大约有这么几个层面：

1.“小册子”层面，含“电台简介”、“节目表”、“广告节目表”、“收听率”等，就像发给听众和商家的宣传手册。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纸质印刷物，一个是网络版的文字和图表。

2.比前一种稍繁复一些，是“几年层”层面，有个性化的主持人图片甚至是网页、互相链接的节目介绍等，犹如一本编制精美的台庆纪念画册。以上两种网广播的面貌都是极端平面化的，如果说它有意义的话，那只是把报纸、杂志的文字、图片等介质作为声音的辅助或者脱离声音而单单是一种介质。

3.“可更新的CD”层面，通过单体节目、排行榜单电波等形式，使声音成为网广播可资炫耀的特制。听者下载声音的片断和通过购买CD而拥有声音的片断，从结果来看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前者是定期更新的。我曾经参与构架、推出了江苏省首家“声像兼备”的网广播——南京音乐台，就属这个层面。

对此，构造者当然是不满意的，于是他们想到了“实时广播”。通过MediaPlayer和RealPlayer等，实现网广播的“流”技术。“大多数的媒体管理人员在思考和论及数字化的意义时，念念不忘的正是现有的东西能以更好和更有效率的方式传播。”但这只是一个阶段，如果把“实时广播”作为网广播的终结，那就大错特错了。甚至笔者都不主张过分热心于这项“技术”。作为一项技术的研制和更新。它是有意义的；作为从广播到网广播的转换方式，它不仅毫无价值而且会成为网广播构造思路的一个“静脉血栓”。

几乎所有研究网广播的人，都忠告“切勿把网广播办成传统广播的网络版”，但由于他们其中大部分人对网广播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也不甚了了，因而说到这儿也就只嘎然而止。试想，我坐在电脑前听半导体收音机广播和听网上实时广播，两者究竟有何不同呢？后者除了额外花出上网费、电话费（彼刻我不在上网）或降低我的上网速度（彼刻我正在上网），简直一点好处都没有。后者的“比特传输”的确比前者的空中电波传输在技术上发生了转变，但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惟一的优点是，听网上广播比较“时尚”，但有谁愿意或坚持要做“时尚的傻子”呢？我们不妨重温施拉姆的“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选择或然率”的公式。

关键是“适时广播”对传统广播“稍纵即逝”的特征没有思考改变，对受众受三维空间限制而不得不采取的被动的接收方式没有丝毫改变。这不是传统波的翻版是什么？“在数字化的生活中，实时广播将变得很少见。”

未来的网广播不应该有现成的节目，而只有构成节目的元素或称素材。“前所未有的节目将从全新的资源组合中脱颖而出。”

比如王菲，她的所有单曲或专辑等构成了一组素材，她的所有照片和MTV、演唱会录像等又构成了若干组素材，关于她的所有文字报道和评论乃至听众的感受等是另一组，她的信箱、回复和聊天室又是一组……那主持人何在呢？不同的主持人将以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成果、不同的语音特质和语言风格，同样以元素和素材的形式存在。（那时主持人叫“导游”或“评论员”更合适。）“高新技术与广播的结合，已影响到广播从业人员的作业模式和生存状态(10)”。

谁把这些素材和元素组成一个节目呢？——受众自己。受众通过点击由这些元素和素材组成的环状网上的任一节点，通过一定的编排软件自动开始播放节目（哪怕一个节点也是一个节目，当然也可任意扩大——决定权还是受众自己）。“由于数字化信息排列的无序性，网上广播节目具有无限次的复制与组合功能，从而彻底消除广播媒体在时间上的强制性，使受众真正实现非线性收听(11)”。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智慧分布上的一场变迁，说得更准确一些，就是把部分智慧从传播者那端，转移到接受者那端”。“‘推’送比特给人们的过程将一变而为允许大家（或他们的电脑）‘拉’出想要的比特的过程”。“在不久的将来，广播业者将会在传输信息的刹那间，才决定把比特通过何种媒介来传输”。“传输信息的传播业者根本不知道传送出去的比特最终会以何种面目——影像、声音还是印刷品——在接受端出现。”

传统广播所谓的“黄金时段”不存在了。

“由于数字化的缘故，全新的节目内容会大量出现，新的竞争者和经济模式也会浮出海面”——

理念三：可以付费吗和为什么付费？

先民在开发荒蛮之地的时候，只要象征性地共公顷缴1元钱就拥有了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和开发权。可是当这片荒蛮之地被建设盛饭华的都市以后，它就寸土寸金了。现在，无序的网络就犹如一片刚刚掀起开发热潮的荒蛮之地，等着你去抢注，有人叫“战略抢滩”。但这种实施产权、有偿服务权等都无从下手的混乱局面还能维持多久呢？虽然“无论各国的立法体系如何规范，互联网络都几乎无法完全控制(12)”。但毕竟，世界上第一部“多媒体法”（德国）已于1997年8月1日付诸实施。新规则、新秩序将伴随着新事物的成长而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

当务之急是：你必须开始为网络付钱，换句话说你可以而且应该从网络中赚到钱，否则双方都没有存在的基本前提。

有人会惊呼：我现在正为上网费感到担忧呢？我不是已经在为网络付钱了吗？不是的。你所付出的上网费、电话费实际都是传输信道费，电信部门把它收走了。而电信部门与网络上的“东东”并不是一个概念。就像我们从邮局订阅杂志，只付邮局投递服务费而不付给出版部门费用，行吗？这是网络无序的重要表现之一。

电信业倒是提供了一个根据时间、距离来收费的办法，理由是你占据了带宽。而网络自身要收费的话，则会根据你获得的字节的多少，即所谓信息量的大小来加以确定。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我们是否可以根据信息的价值来收费呢？应该可以。我们早已习惯了为不同地段的房子付不同的钱、为不同品牌的衣服付不同的钱，我们迟早也会习惯为不同价值的网上信息付不同的钱。但这些费用不包括信息传输费用。

一直以来，广播业为不能像报纸、杂志和有线电视那样直接从用户那里收取费用而耿耿于怀。“不须付费，听众对于广播的态度会比任何媒介更随意”。(13)行政拨款是官办的产物，广告赞助带来了商业向人文领域无情渗透的显见的弊端。网广播直接从用户那里收取费用，将给广播业带来新机遇和挑战。问题又回去了，你该给用户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和服务。这种信息和服务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有价值的”。

付费的意义在于：“大众传播消费范围理论的确立，可以把国民经济部门拓宽到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所有信息产业部门”。为谁付费？为“精神产品的生产性消费和应用性消费”(14)付费。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可以给用户提供无限选择信息的机会，但不能是无限膨胀的信息。其理由，一是“浓缩信息不仅节省了信息传送的成本，同时也节省了我们的时间”。而且用户不再按时间付费；二是信息轰炸“并不比开大收音机音量以获取更多信息的做法更有道理或更合乎逻辑”。“在线服务”中心的经济前景取决于两方面：所提供的信息的吸引力和顾客付费的多少。”(15)

理念四：从“大众传媒”到“媒体”

大陆广播从录播到直播，带来的最有价值的观念变化是：从“大众”到“小众”、从“广播”到“窄播”。这种“窄播”面对的是“同类单位聚合”的一部分。网广播显然比这还要更进一步，它面对的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体；它所发送的彻底的个人化的信息。

所谓“完全意义上的个体”，指的是该个体通过网广播消费信息时，过程是排他的，信息本身也是“隐私”的。他人想要克隆出完全等同的消费过程和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后工业时代中，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

大众传播媒介提供多样化的信息选择供某个个人消费，甚至专门向他发送他所特别预定的信息。“传播的非群体化发展意味着受众权利的一种提升，也是对个性化服务的一种尊重和适应”。而且还“大提高信息的利用效率”。(16)“听众对大容量节目库和数量信息中心‘按图索骥’、‘点菜吃饭’，实现‘按需分配’式的个性化和单独式传播，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17)”。那么，“大众传媒将被重新定义为发送和接受个人化信息和娱乐的系统”。“在实时瞬间，把某个节目传送给某个人，还将彻底改变我们对广播电视媒体的看法”。

叫“大众传播媒介”为“媒体”更合乎网广播的实际。

理念五：多元文化和个性化、本地化和社区化

王广播打破了传统广播频率发射范围的限制，打破了地域界限，面向更广大的受众。那么，它所传播的内容是怎样的呢？是否还要维护“大一统的媒体帝国”呢？

笔者认为，网广播传播的是具有个性化、本地化和社区化的多元文化。

本地化强调的是突出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内涵和精髓。当然无法避免文化融合的问题，但这种融合是审慎的、自然的和“优生的”，而决不是草率的、人为的和“杂交的”。“信息时代中，大众传播的覆盖面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小”。本地化是网广播得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一个城市电台开办网广播，如果没有该城市独特的风貌和精神，它的前途是令人担忧的。本地化是全球化、国际化的前提。

社区化强调网广播为社区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服务的功能。网广播不能只单一地提供信息，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服务”两个字。关于“服务”，传统广播在近20年的变革中已有所认识和作为；但“社区化的服务”，大陆的广播却一直限于自身权属本质特征而难有作为。“广播作为一种传播形式，是与‘社区’（community）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它的主要原则包括“对少数群体的特殊关照、直接和普遍付费（不通过广告中介），节节目质量好坏竞争而非观众人数多少竞争”等。(18)

要注意的是，网广播提供的本土化和社区化的文化消费，摆脱不了强烈的个人化（前文已有论述）的色彩。

正是这种强烈的个人化色彩，使得网广播提供的文化带有多元的特征。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另类文化和“隐私文化”等等，和平地共生着。“百花齐放”恐怕只有在网络中才能实现。多元文化是否会灭杀价值坐标呢？不会，多元恰恰是它的坐标。

我们不妨把传统广播看做是一条河，节目内容随着时间的流失而不断以新的取代旧的方式变化着，分分秒秒、年年月月，永无可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我们不妨把网广播看做是一个虚拟的无限容积的水库，它以日积月累的方式不断增加着内存。这种“累积”特征，也就是所谓的“信息贮存”——在线数据库，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网广播独特的编排方式和发送手段。

“数字世界从本质上说可以不断升级”。

最后涉及到一个问题，网广播出现以后，传统广播会消亡吗？

笔者1997年在海参威的设有赌场的漂亮的阿目尔宾馆中，赫然发现客房的墙上居然挂着有线广播的小喇叭，里面正播放着地道的俄罗斯流行音乐节目……1999年在汉城拜会韩国文化观光部部长时，也不无吃惊地发现国会大厦内从走廊到部长的办公室都被内部广播站覆盖着——正说着，部长指指从头顶上传来的声音说：“总理在催我开会呢！”……他们没有内部局域网吗？我当时就想这个问题。

看来，即使在今天，不同阶段的不同的广播仍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但愿我们迎来的是“‘声播’与‘网播’互动的现代广播新格局(19)”。拥有正确的理念，掌握有效的前期经营的策略，并积极加以探索和实践，网广播极有可能成为新媒介的先声；它也应担负起媒介经营改革的重担。由此，21世纪将以一个充满诱人生机的新时空，展现在有备而来的媒介工作者的面前。

注释：

(1)转引自《中国社科院一项重点课题揭示——人类面临第五次信息革命》，《扬子晚报》1999年5月4日。该文披露了华夏出版社《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一书的观点：人类的前四次信息传播革命是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以及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模拟式电子传播。而借助于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对包括语言、文字、声音、图画和影像在内的各种信息作数字化处理的数字式电子传播，是第五次信息革命。它将极大地改变受众与传播者的相互关系……

(2)乔岗：《网络化生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版，第262页。

(3)NicholasNegroponte《数字化生存》以后本文中未加标注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4)JonathanMarks“Morevarietyonvariousplatforms”，《南方广播研究》2000年第2期。

(5)张文俊：《当代传媒新技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

(6)高钢《当新闻传播瞩目国际互联网的时候》，《华声报》（电子刊）http：//

(7)见《江苏科技报》1998年12月13日第四版《上网，看广播》。

(8)唐绪军《美国报界在因特网上的经营方式及其发展趋势》，http：//

(9)张君昌《媒体融合新趋势》，《南方广播研究》2000年第2期。

(10)李苗、叶继曾《广播节目形式将是无穷的》，《南方广播研究》2000年第2期。

(11)余彦君《从受众角度看网络广播》，《视听界》总第89期。

(12)刘云峰《网络波与立法控制》，《现代传播》1997年第3期。

(13)陈力丹《广播将面对“分众”》，《南方广播研究》2000年第2期。

(14)周鸿铎等《传媒经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30页。

(15)HermannMeyn《联邦德国大众传播媒介》。

(16)石长顺、吴廷俊《从第四媒体的崛起看人类追求怎样的一种传播境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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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德国包豪斯学院的创办开创了现代设计教育的先河，现代设计从那时起在根本上改变着整个社会的外在形式。我国的现代设计教育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日益繁荣。市场对设计人才的大量需求及较高的设计类学费刺激了设计教育的招生规模。我国现有高校约2400所，其中70%以上的高校开设了相关的设计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大使本来就不太完善的中国设计教育体系显得更加零乱与脆弱。探索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并且适合现代设计教育发展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经过了这几年来的高校扩招，我国的设计专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成为了目前最热门的专业之一。各高校竞相开设各类的设计专业，学生的在校人数和毕业生人数也是不断高涨。对于几年之间突然冒出来的许多设计院校及设计类的学生，有很多人颇有看法，认为现在的设计专业已经太多甚至到了饱和的程度。事实是否如此呢？目前我国的整体设计水平并没有因为设计学院的增加和设计学生的增多而呈现出设计水平的快速发展。一边是社会上急缺各类设计人才，一边是大量的设计专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或是转行。我国目前的设计水平还只是在起步阶段，大量地扩大设计类专业的招生规模应该说是非常有利于设计水平的整体提高的。然而，教学与市场严重脱节、扩招导致的学生整体水平的下滑，因专业设置不完善造成的个别专业的就业拥堵，甚至使得设计类的扩招成为了有些高校提高收入的一种手段。目前我国的大部分设计院校依然延续着80年代以来以绘画基础加三大构成为基础的设计教育，很多学校开设此类专业的目标并不明确，所实施的教学方法也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院校之间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过于单一，课程体系不明确，对学生的培养目标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些都造成了学校所设专业缺少特色，缺少个性。专科、本科、文科、理科都是一种教学思路，开设的课程也是大同小异，没有从根本上区分开各自的培养层次。这样势必造成学生在就业时的专业拥堵现象，在当前，社会不是不缺少设计人才，而是目前我们所培养的学生缺少特色、缺少对应社会需求的能力。

现代设计是基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其决定因素包括现代社会标准、现代经济与市场、现代人的需求、现代的技术条件与生产条件等等。现代设计是为现代人、现代经济、现代市场和现代社会提供服务的一个积极而又庞大的活动，因而单一的设计教育体系，显然是不足以支撑这个系统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体制、不同的办学层次、不同的办学模式其培养的学生就业的市场定位应该是不同的。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学生的就业地区如何，学生的就业范围在哪，既定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类型学生等等，这些应该在办学之初就非常明确。作为办学机构如何确定培养目标，找对学生就业市场的定位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这是发展我国设计教育的重要前提。

目前社会上缺少的设计类人才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普通的商业设计工作者，一类是具有很高的专业理论专业素养的高级设计人才。就目前来说，市场对于第一类的人才社会需求可以说是非常之广，这类人才是面向基层，面向生产、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那么作为专科院校和一般的本科院校根据自身条件的特点，是否可以考虑把培养目标的重点放到这一类人才的培养上呢？提供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把这作为办学的基本原则，也只有这样学校才能持久地良性地生存下去。培养这一类的人才在教学上应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强调所学内容与市场相贴近。及时与市场、企业的需求相结合，定向培养，量身度造培养目标和课程内容，通过教学实践，来积累大量的职业经验。这里讲的实践是指教学中充分结合市场环境、市场走向、产品定位、消费特征等具体情况而为学生设置各类模拟的设计练习。使学生在学习中掌握基本的市场规律，了解设计过程中的功能要求与适应性，懂得设计中的具体问题与现实利益的存在。在课程设置上可以考虑理论课程以普及性教育为主，如市场学、营销学、消费心理学、材料学、设计史、设计的方法论等，只要学生知道就可以，并不需要作很深入的学习。教学的重点应该侧重让学生较强地掌握一项专业技能。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就业自信心，又可以使学生在步入社会以后很快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虚拟的教学实践与完全的社会实践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认为社会实践可以代替设计教育，甚至有很多学校在学生三四年级时就把学生完全地抛到社会上去，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学生在学校进行教学实践是在老师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对学生的设计水平提高会很有帮助，而完全的社会设计实践常常并不能自觉地提高设计水平。

除了实用性的、普及性的设计教育之外，社会上对于高素养、高水平的设计师的需求也很大。对于那些师资力量充足、教学经费良好又有较好的实验基地和科研工作条件的专业设计院校及重点院校来说，其培养目标就应放到对这类人才的培养上来。首先这些学校招收的学生专业水平要远远高于其他院校，学生在进校前已具有基本的造型能力和审美水平。再者这些院校一般都与国内及国际上一流的设计师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了解和掌握最新的设计动态，这些院校有能力也有责任把自己的培养目标放到更高层次的具有创造性的高级设计人才的培养上。教学上应该特别注意在重基础重理论的前提下突出教学中的试验性，鼓励学生大胆地尝试，提倡新的概念性的设计作品。设计需要创新意识，而创新意识的培养则需要在不断的教学试验中才能得以实现。在教学中培养学生敢于否定、敢于寻求新的解决途径的勇气与方法，训练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运用多种不同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鼓励学生大胆地设想，而暂不去考虑在技术、市场环境、制作成本、消费心理等方面实施完成的可能性，在不断的否定中寻找新的可能性。试验性尝试对于设计创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学校又是能为学生提供试验基地的最好的舞台，企业可能很现实，而学院却可能很概念和很超前。在试验中学生可以对材料、技术、表现手段等的各种可能性得以扩大认知，可以使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空间得以无限扩展。当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对学生试验性的训练之前，学生必须已经是掌握了相应的理论知识，并具有了较广泛的设计基础之上的。对于这类学生的培养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超前意识、创造性意识，以期引领设计潮流带动整个设计水平的向上发展。

整体设计水平的发展需要创造性的精英设计人才的带动，同时社会也需要大量的普通商业设计工作者，两个层次之间，上层牵引下层，下层支撑上层，二者缺一不可。所以不同的院校只有根据自身的条件明确自己的培养目标、培养层次才能得到市场与社会的承认。那些违背市场规律，不能为社会提供所需人才的学校、专业最终会被社会与市场所抛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能否对应市场的需要就是检验设计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专科和本科的培养目标，一般院校与重点院校的培养目标因为受到师资力量、教学环境、教学投入，所处地区的不同，其学生的培养目标、培养层次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用某一种统一的教学模式来禁锢它。

社会对设计人才的需求是多元化的，人才的培养也不可能是一个模式，而应该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如何在课程设置、教学安排上根据院校自己的特点来体现出不同的教学思路以对应学生的不同就业市场定位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作为办学机构只有多角度、多方向、多层次地树立办学理念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认清我国现代设计教育的现实，把握现代设计教育的思路，对我国的现代设计教育进行剖析与探索，构建适应中国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才能使设计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引领中国经济真正进入“设计经济”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篇4

二、审视某个时期的艺术发展趋势，须对具有创新性、探索性和一定影响力的艺术创作成果（数量、品质）予以评估。估且选取检验综合实力的大型舞剧创作为剖析面（样本），不仅新作数量递增——“遍地开花”，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尤其是主旋律作品）在题材拓展、思想深度、艺术呈现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

三、关注人才资源——队伍（“舞体”）状况，除应肯定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个人、群体）的积极追求与探索，更应看到基层、群众舞蹈创作的空前活跃、提高。

四、尤其不可忽视舞蹈作品进入文化市场及产业化建设方面的进展。在组织、策划、推广、经营等方面，出现了多种形式（体制）的运营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果。

但就创作而言，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且存在的时间不短，波及面不小，令人忧思难抑。现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一、“‘大晚会’综合症”应引起注意

大型主题性诗舞乐综艺晚会，不仅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也是时展之使然。有史可鉴的《大武》可追溯至公元前11世纪左右（颂扬武王伐纣之功德）；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更是公认的20世纪艺术精品。此外，亦不可否认有一些大制作型的主题晚会，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

任何艺术形式（现象）的生成、发展，都与社会情态、审美需求相关。改革开发以来，逢节日庆典、历史纪念、重大事件以及歌颂英雄等等，群情激昂，社会需要一种具有较大气派的、色彩丰富的艺术形式来歌颂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于是，这种“综艺性标题性大晚会”便应运而生。它们大都是围绕某一主题的“拼接型”制作，比原创性艺术作品的孕育、创作要快捷得多，但比起往日“唱中心、演中心”（图解政治）的那种“活报剧”，又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尤其是有了明星加盟和华丽包装，既能配合特定的主题，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群众的观赏需求。它的电视的传播率，远高过舞台艺术精品，故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的审美习性。

仅此，亦无大碍。令人忧虑的是，由此而形成了雷同化的艺术模式，束缚了艺术创造力的开掘并衍生出一些“综合症”。

二、“‘大晚会’综合症”的主要表现

1、制作替代创作：此类大晚会大都是任务篇、急就章，其中大量作品是重复性、拼接型制作，少有独特、鲜活的形象塑造和创造的灵性。在长期运作中形成了一套“熟能生巧”的“制作流程”，被一些急于求成者争相效尤，波及当今之舞风。如此制作出品，犹如批量生产的物件，很难成为具有保留价值的艺术佳作。

2、“艺术激素”替代创作激情：生活孕育和艺术积累的先天不足，使创作者、表演者缺少艺术创作不可匮缺——蕴积内心的——真实激情，只得借助于夸张无度的煽情、造势来充填。那不过是艺术激素——为舞造情，掩盖不了作品的虚空、矫饰、苍白。

3、假招子替代真功夫：此类作品的“总导演”基本是“不掌勺”只“拼桌”，甚至采取“飞行”指导。较少真情投入、精心设计，也难以激发二度创造的热情。通用的堆砌和豪华包装的滥用，看似“花哨”，却没什么真东西。

4、套用、抄袭替代适度借鉴：缺少了生活孕育和艺术积累必然导致想象力、创造力的贫乏，而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却提供了迅速获取他人灵感的便利。借鉴本是艺术创作难以或缺的滋养，但必须是创造性汲取——经历切身生活体验的酿造和联想力的生发，而非懒汉式的复制。令人悲哀的是，即使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也不乏明显的套用、抄袭现象（包括舞剧音乐）。

5、媚俗化的感官刺激替代观赏性：游离于作品基调的媚俗化审美倾向，在现时的舞蹈作品中并不乏见。浓妆艳抹、扭捏作态，外加服饰度的盲目扩大，成为一些舞蹈追求“观赏性”的妙方。即使是比较优秀的主旋律作品，也难免会穿插、掺糅进低级“歌舞厅”的“佐料”。

6、舞蹈本体的萎缩：综艺性大晚会，歌星云集——形成“主动脉”，这并无妨。但舞蹈却成为其速效制作流程中无法摆脱的蹩脚陪衬，劣质的“歌伴舞”不仅侵害了舞蹈艺术的独立品格，对歌的呈示也未必添色。

“‘大晚会’综合症”犹如感染力极强的“流行病”，侵润到诸多地区高投入予以打造的“精品工程”舞目中。某些主抓创作的领导，对其缺少识别力，审美品位趋同化；一些“腕”级主创人员，疲于接活，严重艺术透支，也有赖于此种模式走捷径。由此而逐渐形成非良性“创作生态”的蔓延，众人熟视有睹，却不觉其害。

三、与此相关的倾向性的问题

1、“三贴近”的差距：“三贴近”不是一时一事“响应中央号召”的权益之计，而应是长期创作实践中的自觉追求。当前一些重点舞目的策划——创作流程，存在着“三脱离”的组织行为模式：领导出题；高价招徕“勇夫”；云集宾馆纂本子、侃手法；，不惜工本搞包装、炒作------即使安排了“采风”，也旨在“立竿见影”——跑马观花。相比之下，平日对艺术家深入生活的常规性投入（含：时间、经费、人力）远不够重视。看似“方法”问题，实质是对文艺创作基本规律——“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人民是艺术的拥有者、创造者”的忘典。长此以往，又何以产生“三贴近”的作品呢？

2、重“大”轻“小”：自古以来，文艺作品难以篇幅之大、小衡量其价值。无论是唐诗宋词之名作，亦或是芭蕾经典《天鹅之死》等等都非“大”作，却长久流传，具有永恒的魅力。建国以来，在《讲话》的指引下，在继承传统、深入生活、向民众学习的基础上，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小型舞目，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并经受了历史的检验。五脏俱全的“小”作品，对艺术的精致度、完整性有更苛刻的要求，磨砺、检验着编创者的功力。短小精悍的作品，演出灵活，也更易于贴近群众，乌兰牧骑就是很好的榜样（可惜近年来也存在“贪大”倾向）。现时的“形象工程”，多盲目贪大，不屑于搞生动活泼的小节目。不练手，不积累，无论条件成熟与否，各种“稀释”型大而无当的作品纷纷出台，艺术价值不高，浪费巨大，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3、民族舞属性的淡化：“民族民间舞蹈”这个称谓，在西方一般理解为在民间自然传衍的各民族（ETHNIC）的民俗舞（FOLKDANCE），难登大雅之堂。在中国，则包含各个民族在民间自然传衍的舞蹈和在此基础上经过艺术家加工、创造，具有专业水准的舞台艺术品——建国以来成为我国舞蹈创作中的主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之勃兴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建国初期借鉴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整理、加工民间舞的经验，也具有积极作用。“”前的民族舞创作，大都在深入民间向群众学习（采风）的基础上，从原生型动作元素中提炼其审美特质，注入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意蕴、塑造新的舞蹈形象。历史地分析这一时期的民族舞蹈，具有不可忽视的创新、开拓意义——破天荒地将“下里巴人”的舞蹈，升华为精美的舞台作品，又回到民众中，为其喜闻乐见。尽管当时在理论上未明确论证，应该承认它们从内容到形式已具备社会主义的文化属性，并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自立于世界舞坛。但不可否认，时代的局限和文艺思想上某些“左”的影响，致使其创作方法的“一体化”现象日趋严重。主体意识的张扬和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受到无形、有形的束缚。即使没有“”的摧残，不突破“一体化”模式，民族舞蹈创作也会陷入窘境，走入峡谷。

从“”后的复苏期到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发展的今天，民族舞创作在题材、体裁、风格、样式、结构、语言等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繁荣景象。新生代编导的创新性探索，强烈地冲击——突破了固有模式，强化了民族舞蹈的视觉、情感冲击力。这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但当前必须引起注意的倾向是民族舞属性的淡化和扭曲。

我们并不限制舞蹈编导依自身的个性和审美选择，创作各色品种、样式的舞蹈，也并非狭义地认为“民族性”必须依循特定的地域风格、传统形式，不可变通、借鉴、发展。但千百年来，民族舞蹈因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形态特征而成为了各个民族的“标记物”，这个“标记”随时代的发展而渐进性地变化着，如果艺术家的“加工”——人为“变异度”，远离其固有的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也就不成其为“这一个”民族的舞蹈（“标记”）了。

当前比较显见的做法是，打着“民族舞”的旗号把“劣质洋荤”当“创新”。随手拈来几个似是而非的“民族舞动作元素”，生硬地嫁接同样未经认真学习的“外来形式”，造成民族舞属性的淡化、扭曲。

4、学术品位的滑落：这不仅有见于导致民族舞属性淡化的“民族文化匮乏症”，在诸多历史题材的舞蹈中，也存在“胆大而‘格’低”的现象。如，以当下“服饰秀”式的形体裸现，阐释“唐代舞风之雍容、华美”；以盛行于阿拉伯地区的东方舞（俗称“肚皮舞”）为效颦，再现“古西域《龟兹舞》之风貌------诸多号称取材于“唐韵”、“宋

风”的舞目，不深入考查历史背景、人文风貌，缺少舞蹈形态之依据的任意发挥，随处可见。我们并不要求艺术创作等同于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却提倡艺术家注重文化学养的修行。一旦“想象力”缺失了历史依据和学术后盾，必将导致认知、审美品位的滑落。

四、值得关注的理论与批评问题

毋庸置疑，舞蹈创作的诸多问题，与现时社会文化生态和一定的文艺思潮密切相关。所以，分析舞蹈创作思想，不应就舞论舞，而应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层次的问题。

1、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情势下的文化思考：

如何看待新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在文化领域该如何应对？这是当前文化思潮的焦点之一。其中有两种观点形成对垒：一是认为“文化一体化”趋势不可抗拒。有意无意地趋同于西方“强势文化”，认为这才是“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二是偏狭的民族主义倾向。认为“应对”就是单纯意义的“保护”，抵制外来文化——片面地理解“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就大多数而言，是主张并关注中国主体文化发展的，但应对严重的挑战，须对中西文化的精粹有深刻的学习、领悟，才能把握“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对接点，这是长期课题，非一蹴而就。把握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在认识上、理论上，必须面对这个课题；目前不同领域出现的各种文艺现象（其中包括舞蹈创作），大都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相关。

联系当前的舞蹈创作实际，窃以为，相比于偏狭的民族保护主义倾向，“文化一体化”似乎更有市场。或许舞界同仁不如某些知识界人士那样有明确的论点、主张，但付诸实践却“出手”较快——急于求“新”、立“异”，盲目择食。

确曾有非舞界的“著名”文人公开指出：中国舞“大都是皮相敷衍”，“与西方现代艺术接通了血脉，才能直逼生命的本质”（参见余秋雨《东方哲学的微笑》1997，11，1.《中国文化报》）。这个论点颇有点代表性并为舞界同仁提供了“理论依据”。比较常见的“学舌”是把“继承”与“封闭”、“陈旧”相等同，把“创新”与“西化”相对应。没有兴趣下功夫深入学习民族文化（充其量是从“祖先”那里“掏”点“小本钱”），两眼瞄着西方寻求“标准”，却不求甚解难取精华。如：盲目推崇西方现代派艺术“面向自我、背向生活”的创作信条；生吞活剥地把西方流行舞的动作元素“塞入”民族舞等等——误以为是在向“现代化”迈进……大体是这种思想倾向的直接、间接反映。

放眼当今世界文化之发展，某种“围城”现象值得注意。即：发展中国家渴望与外面的世界迅速接轨，难免有盲目趋“洋”趋“新”忽视传统的倾向；而发达国家却热衷于寻根，对外推行“强势文化”的同时，注重于自身多源（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其文化政策调整，除政治需要外，也反映出经济、文化发展到相当高度的社会，往往有赖于更接近于人性本真的原生文化予以激活；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汉族就曾数度经历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与滋养。这姑妄称之的“围城“现象，似乎蕴涵着文化发展的规律，需进一步研究。

置身于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异域文化之间的冲撞和相互交流、吸收、融合，确实日益快捷，这当然有助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相互借鉴。但却不意味人类文明的发展会顺应趋同化的走势，更不应把新形势下不同文化的“交汇”现象，误认为世界文化具有“大一统”的合理趋势。在日益变“小”的世界里，人们更渴望保护各自的精神领域——民族文化差异性，它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创造文化又被文化造就的结果。此外，生活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比任何时期更渴求人性的回归和精神滋养。所以，维护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彩性，是人类自身的精神需求。每个国家、民族都应为维系各自的文化特异性承担责任。

舞蹈艺术的呈现方式直接付诸于感官，又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它对受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导向——情感、意绪、品味的培养，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并将反转过来影响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精神面貌。所以，中国舞蹈应意识到置身新世纪的发展方向：不是趋同化而是突出特色；不是“接通西方血脉”——失却自己，而是强化自身的“消化力”——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全球文化一体化”论，既不符合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民族发展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和清醒认识，才能增强舞蹈创作的自觉意识。

2、关于优化社会文化生态——疗救现时“流行性浮躁病”的思考：

日新月异的生活，日渐丰富的物质条件，日趋开放的发展空间，为人们提供了进取、成就的机会，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基础。但社会变革的剧烈、发展速度迅猛，使人们的心理节奏和处世态度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激烈的社会竞争与个人的“实惠”直接关连，而竞争机制的公平化——社会价值判断的完善，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凡此种种，促发了“流行性浮躁病”——注重短期行为，渴求速成、暴发。更有甚者，假冒伪劣有见于各行各业，学术、艺术领域也难免俗。

前面列举的舞蹈创作问题，大都与浮躁病相关，它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生态与创作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创作主体对于所处环境因素本应具有其主观能动的自觉。当前，并非无人真正沉下心来作学问、搞创作。各个领域（包括舞蹈）并非没有出现可以传世的，或经过磨砺有希望传世的佳作、精品。只不过在相当程度上被淹没在弥漫着的浮躁风之中，没有形成应有的社会影响力。而就大多数——创作群体或个人——而言，也并非对浮躁病无所醒悟，而是需要理性的支撑——摆脱功利的诱惑，调整心态，开阔视野，积极充电，厚积薄发。

但流行浮躁病的遏制，不能仅有赖于个人行为的完善，而应致力于优化社会生态环境的众多努力。实践证明，各个时代（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都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我们应进一步分析其内部结构因子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具体作用（方式、程度）——旨在从各个层面促进文化生态的优化。

窃以为：经济投入、政令推行、权威评判以及审美消费的培育、引导，是对优化社会文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的生态因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着并共同作用于“舞业”、“舞风”之发展——形成“生态作用络”。经济投入的力度是强化政令的基础，而经济投入的指向则取决于政策取向；“政令”、“市场”、“权威评判”具有相互制约作用，它们之间的理想关系应该是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从本质上看，社会——历史——选择作用对于文化艺术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它是以“受众”——长远的——的审美消费选择为驱动力。任何朝代、任何社会，这种“驱动力”都不可能是纯粹自发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制约下，实施某种政策的后延性结果。把握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无疑必须重视培育文化消费的导向。

按照上述的分析，如果我们能适度调整检验“文化政绩”的标准及相关政策，不

那么强调以“获奖率”论英雄，而是向各级文化主管要“累积性”、“后延性”成果——把目光投向更具长远意义的专业队伍的素质培养、文化消费的审美导向，有更大的耐心孕育精品自然分娩；如果在经济投入上强化科学论证，有效遏止“形象工程”的盲目上马；如果“官员”（领导）、“权威”（批评家）之间能建立起坦诚相见、探讨真知的正常关系，克服现时存在的相互“号脉”、“依附”、“驾驭”的不健康因素；如果对文化消费、文化市场的培育具有更长远的自觉意识，对名目繁多的畸形“暴发”——不正之风，有所治理，对赞助文化事业的企业家的审美品位，予以积极有效的引导------将会形成遏止“浮躁病”的“生态作用络”。

3、关于文艺（舞蹈）批评现状的思考：

近年来，舞评人并不寂寞——在热闹的文化活动中地位“见涨”，并保持着以稀为

贵的“优越性”。不过，在更真实的世界里，“批评失语”、“批评滞后”的舆论，令人惶惶然。面对“研讨公关化，评论广告化”的时风与“关系网”的羁绊，舞评人似乎显得很无奈。即使有勇气坚持独立品格，花力气写出具有一定见地的文章，往往势单力薄，难成气候。

不是吗？置身于创作第一线的人员有许多非艺术的“实际”问题要考虑，一纸批评——如不纳入“炒作攻势”，不能对作品的命运及主管者的升迁有所“贡献”，很难有“吸引力”。如若真产生了一点“批评效应”，轻则会施以压力，重则变相封杀。权力终究比“权威”更有权威性！创作者与批评者之间不能形成合理的“生态链”——缺少真诚的思想交流与碰撞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更高的美学追求，文艺批评（含舞评）何以获得恰当的“生态位”，真正显示其生命力呢？

也有人把“批评不景气”的症结归于稿酬太低——影响批评家的尊严、积极性。目前固然存在着不尽合理的价值评判和政策，但任何人的安身立命之本首先是自身的斤两。窃以为，舞评人首先应该反思“内因”，对现时舞评之不正之风进行自我讨伐。

篇5

中国人民银行1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6亿美元。经过不到30年的努力，我国的外汇储备翻了6000倍。其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一、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理论估计

一国的外汇储备可以看作本国对外汇发行国的债权，持有合理数量的外汇储备既是出于保护本国经济安全的考虑，也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但是外汇储备如果构成不合理或者超过适度区间，就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那么，我国的外汇储备是否偏高呢？

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外汇储备的实际需要两方面因素考虑，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应为4540亿美元。鉴于4540亿美元是以2004年的数据为依据得出的结果，相对于我国当前所需要的外汇储备规模应该是偏小的，但考虑到我国现在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万亿美元大关，还是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的外汇储备有过剩的倾向。

二、外汇储备过高的负面效应

过高的外汇储备给我国的经济平稳运行,已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汇储备过高,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2.高额的外汇储备改变了我国的货币的供应结构，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3.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

4.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

三、解决外汇储备过高问题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超过适度规模的外汇储备会给一国经济平衡发展带来压力和风险。因此，我国有必要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来抑制外汇储备不正常的扩大。当前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遏制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控制外汇储备规模。其次，对外汇储备结构适当调整，改变我国长期以来美元资产在外汇储备中独大的局面。

1.外汇储备规模的调整。(1)对进口措施进行调整。进口政策调整不仅可以减少我国过高的贸易顺差,也有利于消除政策干预造成的价格扭曲,建立开放的市场体系和灵敏的市场机制。同时,通过进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也有利于促进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产能扩大。(2)购买战略石油储备。石油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被喻为“工业的血液”。但石油的蕴藏和使用却极不平衡。产油国和工业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国际游资在石油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都会造成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今年国际原油价格曾经一度摸高至80美元一桶。过高的石油价格给我国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避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冲击，我国可以在石油价格回落到合理的时候，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加紧购买石油，扩大石油战略储备。(3)为社保基金注资。目前，全国的社保基金规模只有1477亿元，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基金的规模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就曾公开表示，社保基金的缺口在1万亿元以上。与社保基金的短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高达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中央明确指出要多渠道筹集社保基金。因此，将部分外汇储备划拨到社保基金账下是有政策支持的。

2.外汇储备结构的调整。外汇储备的结构调整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储备货币币种的选择以及比重安排；二是外汇储备资产的调整。

(1)储备货币币种的选择以及比重安排。储备货币币种的选择以及比重安排是各个国家外汇储备结构调整共同所面临的问题。近年来由于美国贸易逆差和巨额财政赤字使得美元兑换国际主要货币汇率持续下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美元的贬值程度，专家提出了不同的预测，有专家认为美元的贬值率在20%左右，也有专家认为美元的贬值率将达到40%。因此，为避免美元贬值造成本国外汇储备缩水，调低美元资产比重成为各国外汇储备调整的一个方向。我国外汇储备币种调整不能通过大规模减持美元资产来达到减小美元资产比重的目的。当前，我国最稳妥的做法是增加新增外汇储备中非美元资产的比重同时将美元资产的增长速度调整到适度的范围，从而降低美元资产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近几年，我国同日本、欧盟的贸易发展良好。目前欧盟、美国和日本为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2007年我国与上述三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额分别为3561.5亿美元、3020.8亿美元和2360.2亿美元。三者合计占到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41.2%，如果考虑到内地经香港对上述地区的转口贸易，则该比例将上升至50%左右。我国可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鼓励我国企业选择欧元和日元等非美元货币结汇，从而扩大欧元、日元等外汇储备的份额。

(2)外汇储备资产的调整。外汇储备资产调整是我国面临的特殊问题。外汇储备资产种类包括长期国债、短期国债、企业债券，股票等。外汇储备的资产调整就是对以上资产比重进行重新配置。对我国而言，则主要是如何调整美元资产的问题。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6月底，我国的美元长期债券投资占外汇储备的68%，达4850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债比例为57%，政府机构债券比例为36%，企业债券比例为7%。而我国投资美国股票的资金仅占外汇储备的0.47%。由此可见,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配置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分强调储备的安全性而忽视了收益性。在我国当前外汇储备较为充裕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盈利性是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的目标之一。

篇6

1.2然而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存在很大问题，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组织不完善，无法为农村提供较好的金融服务……从1999年开始，全国上千家农村基金会全部关闭；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目前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农村的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发放贷款。因此现在农村剩下的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政府干预、管制限制以及历史包袱），整个信用社为“三农”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力同样非常有限。第二、不仅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而且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渠道。例如，近年来全国邮政储蓄机构吸收的存款全部存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又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专项用于农副产品的收购，这两块资金几乎相抵。到2002年11月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各项存款19469亿元，各项贷款14117亿元，两者差5352亿元，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1812亿元，净存放中央银行684亿元，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1152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计算，估计从农村流出资金约3000亿元（夏斌，2003）。第三，由于货币管理当局对一切非正规金融持严厉管制的态度，因此民间金融仍然处于初级发育阶段，无法进一步扩展规模和经营网络，从而只能为农村经济和农民提供简单的金融服务，无法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和农民的融资需求。

1.3总之，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后者的融资需求构成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也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2、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金融机构的构成

2.1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演化

自1979年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为了配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推动农村经济、金融市场化的发展，农村金融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基本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3.这一阶段的主要改革措施和政策方案主要是恢复和成立新的金融机构，形成农村金融市场组织的多元化和竞争状态。包括①1979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并改变了传统的运作目标，明确提出大力支持农村商品经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②随着体制的瓦解，农村信用合作社也重新恢复了名义上的合作金融组织地位。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不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但它接受中国农业银行的管理；③放开了对民间信用的管制，允许民间自由借贷，允许成立民间合作金融组织，例如80年代末首先在四川省成立的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同时允许成立的还有一些农业企业的财务公司，企业集资异常活跃；④允许多种融资方式并存，包括了存款、贷款、债券、股票、基金、票据贴现、信托、租赁等多种信用手段。

第二个阶段：1994～1996.在第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这一阶段的改革更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和思路，提出了要建立一个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及时、有效服务的金融体系的口号。[1]更具体地说，这一农村金融体系包括以工商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主要为农户服务的合作金融机构（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支持整个农业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保证国家农副产品收购以及体现并实施其它国家政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此①于1994年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试图通过该银行的建立将政策性金融业务从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业务中剥离出来；②加快了中国农业银行商业化的步伐，包括全面推行经营目标责任制，对信贷资金进行规模经营，集中管理贷款的审批权限，等等；③继续强调农村信用社商业化改革。根据国务院1994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计划在1994年基本完成县联社的组建工作，1995年大量组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不过，实际进度大大落后于这一阶段所设计的目标。另外一个重要的政策变化就是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再受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管理，改由县联社负责；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监督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承担。

第三个阶段：1997～。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后，在强调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也开始受到重视，客观上强化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主要体现在：①开始在国有专业银行中推行贷款责任制；②收缩国有专业银行战线。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开始日渐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③打击各种非正规金融活动，对民间金融行为进行压抑。1999年在全国范围内撤消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并对其进行清算（Seesection2.2.2）；④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确定到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上，且进入2003年以来这一政策趋势日益明显且力度不断加大。包括：放宽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限制、加大国家财政投入以解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不良资产问题、推动并深化信用合作社改革试点工作等等。2003年11月底8省（市）（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SeeBox2.1）。

专栏2.1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最新进展及其主要内容

2003年6月27日中国国务院下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为《方案》）。《方案》提出了试点改革要解决的两大主要问题，以及对农信社改革的四项支持政策。

两大问题：（1）改革农信社产权制度，确定不同的产权形式，以解决“谁出资、谁管理、出了问题谁负责”难题。产权改革的具体组织形式可以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产权组织形式（包括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不搞“一刀切”。具体而言，在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少数地区，可以组建股份制银行机构；在人口相对稠密或粮棉商品基地县（市），可以以县（市）为单位将信用社和县（市）联社各为法人改为统一法人；其他地区，可在完善合作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乡镇信用社、县（市）联社各为法人的体制；采取有效措施，通过降格、合并等手段，加大对高风险信用社兼并和重组的步伐。对少数严重资不抵债、机构设置在城区或城郊、支农服务需求较少的信用社，可考虑按照《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2）改革农信社管理体制，明确规定由地方政府负责对农信社的管理（包括使农信社贷款投向符合国家政策要求、进行人事管理等），由国家监管机构（主要是银监会）依法实施监管，但在微观经营决策上由农信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

四项支持政策。包括：（1）对亏损农村信用社因执行国家宏观政策开办保值储蓄而多支付保值贴补息给予补贴。具体办法是，由财政部核定1994年至1997年期间农村信用社实付保值贴补息数额，由国家财政分期予以拨补；（2）从2003年1月1日起至2005年底，对西部地区试点的农村信用社一律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其他地区试点的农村信用社，一律按其应纳税额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从2003年1月1日起，对试点地区所有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按3％的税率征收；（3）对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可采取两种方式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以解决农信社不良资产问题：一是由人民银行按照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安排专项再贷款。专项再贷款利率按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减半确定，期限根据试点地区的情况，可分为3年、5年和8年。专项再贷款由省级政府统借统还；二是由人民银行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票据期限两年，按适当利率分年付息。这些票据不能流通、转让和抵押，可有条件提前兑付。这两种方式由试点地区和农村信用社选择；*（4）在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实行灵活的利率政策。允许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灵活浮动，贷款利率可在基准贷款利率的1倍至2倍范围内浮动。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利率不上浮，个别风险较大的可小幅上浮（不超过1.2倍），对受灾地区的农户贷款，还可适当下浮。

2003年11月底8省（市）（浙江、山东、江西、贵州、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苏）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这标志着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根据银监会的宣布，为解决农信社不良资产问题的资金投入规模将达到1500亿元。

2.2农村金融机构的组成

经过近20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迄今为止形成了包括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在内的，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导、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一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1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

2.2.1正规金融

可以把受到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的那部分金融组织或者活动称为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中国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于1979年重建，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也是四大行中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一个银行，其分支机构几乎遍布中国所有的乡镇。到2001年底中国农业银行拥有资产25279.90亿元，4.5万家分支机构并雇佣了49万名职工。农业银行重建的初衷是为了支持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但事实上农行的业务基本与农业农户并无直接关系，其贷款的绝大部分都投入了国有农业经营机构（如粮食局和供销社）和乡镇工业企业。和其它国有商业银行一样，从80年代起中国农业银行就一直进行着商业化改革。但在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立之前，中国农业银行的业务兼具商业性和政策性，此后一部分政策性贷款业务，例如主要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贫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等政策性贷款被划转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1997年后农行政策性业务剥离速度加快，农行的经营也日益强调以利润为核心。但迄今为止，农行仍然有部分贷款具有政策性贷款的性质（例如对供销社的贷款、一部分扶贫贷款等等），农行的日常经营也无法完全避免地方当局的干预，这是农行资产质量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1994年成立的一家政策性银行，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为实现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相分离的重大措施。农发行的业务也不直接涉及农业农户，它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到2001年末，农发行拥有资产7698.53亿元，2273家分支机构以及近6万名职工。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分支机构最多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遍及几乎所有的乡镇甚至农村，也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唯一一个与农业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向农村和农业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力量。2003年6月末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6966亿元，占全部正规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83.8％，比1996年末增加5483亿元。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信用合作社都是中国农业银行的农村基层组织，大部分存款必须转存到农业银行，从而信用合作社事实上成为了将农户存款引导到国家所支持的集体农业和乡镇企业的一个主渠道。1996年后农村信用合作社脱离农业银行的领导，而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统一监管。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超过50％的贷款必须投向其成员。另外，超过3000元以上的贷款必须有抵押品保证。1999年农村信用合作社被允许向农户发放消费型贷款，主要用于房屋建造、教育和医疗贷款。迄今为止，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并没有受到限制，可以涉及包括生产、消费以及商业的各个环节，可以向农户、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另外，考虑到农村贷款的高风险性质，人民银行允许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利率拥有较其它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农业银行）更灵活的浮动范围，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1年期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不能超过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利率50％。到2001年底，农村信用合作社拥有资产16108亿元，35529家地方分支机构以及61.52万名职工。截止到2002年末，我国的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为4万家，各项存款1.98万亿人民币，各项贷款1.39万亿人民币，存贷款规模均据全国金融机构第四位。目前农信社是全国法人机构最多、从业人员最多和城乡分布最为广泛的金融机构（关于农信社发展概况，SeeBox2.2.1-1）。

在其它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农村商业银行属于股份制银行，目前只有张家港、常熟和江阴农村商业银行三家。三者成立于2001年底，均由原来的农村信用社改造而成。

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只吸储，再把储蓄资金转存入中央银行，以转存利率与吸储利率差额作为其收益来源，2003年8月后这一资金运行格局有所改变（ForDetails，SeeBox2.2.1-2）。除邮政储蓄之外的上述其他金融机构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有资格获得中央银行再贷款。例如，2001－2002年间人民银行就对农村信用社分别新增再贷款312亿元和260亿元。

专栏2.2.1-1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1－1959）：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到1957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信用社88368个。这一时期的农村信用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贷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基本保持了合作制的性质。

第二阶段（1959－1979）：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农村信用社曾先后下放给、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信用社基本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

第三阶段（1979－1996）：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农业银行领导、监督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存贷业务。成立了县级联社。这段时期农村信用社成了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贷款大量投放乡镇企业，农民对信用社的经营活动失去监督。

第四阶段（1996－2003）：根据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从该年起农信社改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管，中国农业银行不再对农信社进行领导管理，强调要按合作制重新规范农信社，县以上不再专设农信社经营机构，要加强县联社建设并由其负责农信社业务的管理。但在实践中这些政策很少能够予以落实。

第五阶段（2003－）：为了解决农信社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SEESECTION3.1.2），从2003年底开始进行农信社试点改革（SeeBox2.1）。目前改革仍在进行之中。

专栏2.2.1-2中国农村邮政储蓄及改革思路

在目前中国的政策性金融制度下，中央银行用来自邮政储蓄上存资金，以再贷款的方式借给农业发展银行。而且上存利率和再贷款利率是倒挂的，2002年2月后，邮政储蓄存款利率为1.98%，上存利率为4.347%，再贷款综合利率为3.015%.对邮政储蓄支付高额存款利息，已经成为央行沉重的财务包袱。

另外，邮政储蓄的吸储规模不断上升，2000年期末余额为4578亿元，2001年为5912亿元，2002年扶摇直上至7376亿元。邮政储蓄在存款市场的份额在2002年底已达8.48%，成为仅次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第五大吸储大户。这无疑会限制农信社的筹资能力（邮储存款近8000亿元中，约60％来自县以下）。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央行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规定从2003年8月1日起，邮政储蓄新增存款转存人民银行部分，按照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目前为1.89％）计付利息。这样一来，邮政储蓄不仅无法靠存贷利率差获取利息收入，反而会有所倒贴；第二，为了对邮政储蓄自2003年8月起的利息损失有所补偿，央行同时规定自同期起邮政储蓄新增存款可由邮政储蓄机构自主运用于除贷款外的多种业务，例如可以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债券买卖、与政策性银行进行业务合作，开展部分中间业务、还可依程序申请成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承销团成员。显然，央行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只会进一步加剧农村资金的外流。

目前针对邮政储蓄改革的各种争论中，呼声较高的一种方案是将邮政储蓄业务从邮政系统中独立出来，创立单独的邮政储蓄银行，不做直接面对企业的贷款业务，而将资金批发给其他金融机构获取利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2003，以下称国发方案）。这种方案的确可能会有利于邮政储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毫无疑问，它同样会加剧农村资金的“非农化”。至于创立农村储蓄银行的想法（经济日报2003年10月28日）则更不可行，它不仅不符合中央以农信社改革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思路，而且其最终结果可能是重复并放大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建议是在“国发方案”的基础上，开放农村民间金融，并干脆直接取消农村邮政储蓄业务。这样做有如下好处，一是由于没有邮政储蓄吸储，农村民间金融的放开不会直接对农信社的资金来源造成大规模的冲击；二是开放农村民间金融既可以形成农村金融的竞争局面，又不致加剧农村资金流向的“非农化”（SeeSection5.2）；三是原“国发方案”中提高邮政储蓄资金使用效益的好处仍然可以得到保留。

2.2.2非（准）正规金融

非（准）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包括所有处于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之外发生的金融交易、贷款和存款行为。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初期，非（准）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由于得到了经济管理当局的默许甚至支持，一度非常活跃。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心逐渐转向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商业化，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大了对非（准）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的管制力度，并终于在1999年解散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从而结束了非（准）正规金融的有组织状态。

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准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资本主要依赖于农户的资金注入，其经营活动归农业部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管辖。到1996年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规模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1/9.农村合作基金会对农村经济的融资需求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表明农村合作基金会45％的贷款提供给了农户，24％的贷款提供给了乡镇企业。这不仅大大超过了农业银行的相应贷款比例，而且超过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中投入农村经济的比例。由于农村合作基金会不受货币当局的利率管制，因此其贷款利率较农村信用合作社更为灵活，贷款的平均收益也更高（Brandt，Park&Wang2001）。为了消除来自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竞争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所造成的冲击，1997年，当局做出了清理整顿、关闭合并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决定。随后的1998－1999年，包括村级基金会在内的整个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彻底解散并进行了清算。[2]

除农村合作基金会外，非正规金融体系主要由亲友之间的个人借贷行为、个人和企业团体间的直接借款行为、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高利贷、各种合会、私人钱庄等组成。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也是类似于信用合作组织，基本上均被取缔。合会（国外称轮转基金）是各种金融会的统称，通常建立在亲情、乡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带有互助合作性质。图1中除了部分小额信贷、不计息的亲友借款和企业团体间借款之外，根据国务院1998年7月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其他金融组织或者活动均属于非法。

3、农村金融改革对农村金融的影响

3.1对正规金融的影响

1979年以来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一直沿着使农村正规金融商业化的目标前进，并在90年代中期后大大加快了商业化改革的速度和步伐。按照当局的设想，商业化改革之后的农村正规金融体系应该更好地发挥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作用，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农村正规金融并没有很好地达到政策制订者的预期。

3.1.1对中国农业银行的影响尽管中国农业银行的大部分政策性贷款业务已经划归给了1996年成立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但农行仍然承担了许多政策性贷款业务（见2.2.1），这些贷款的管理均属政策性金融管理范畴，无法免除政府职能部门的干预。农行还必须根据政府的要求发放“救灾”贷款、“安定团结”贷款等带有明显政策性性质的贷款。这些贷款直接影响到农行资产质量。

商业化改革更直接影响到了农行向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积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负面：①农行的业务可以涉及几乎所有经济活动，在现有经济体制下，投资农业的回报相对较低，因此农行的贷款流向具有天然的“非农化倾向”；②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以后，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日渐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1998年至2002年初，包括农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3.1万个县及县以下机构，且撤并还在继续。这样一种组织结构明显加大了农行向分散的中小农户以及乡镇企业进行融资的成本，从而进一步打击了农行提供农业贷款的积极性；③虽然农业银行在大多数地区还设有县级机构，但由于贷款权的上收，很多分支机构都是只存不贷，从而加大了农村资金供需矛盾。

3.1.2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影响中国农业银行不断收缩在农村金融领域中的战线以及政府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等准正规金融组织的打击，客观上确立了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近乎垄断的地位。1997-2001年，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从10555.8亿元增加到17263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近13%和12％；各项贷款余额从7273.2亿元增加到11971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近10%和11％，其中农业贷款余额从1776.8亿元增加到4417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近54%和77％。1997-2000年，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从占金融机构乡镇企业贷款余额的69.5%增加到75.4％（李静，2002：158-170）。

但是，由于以下原因，农信社在满足农村融资需求方面仍然作用有限：①农信社只是名义上的金融“合作”组织，在实际经营中，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官办性质依然存在，从而使其经营经常受到官方的行政干预，没有突出创办时所欲体现的“合作”性质[3]，从而不仅难以履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农业和农民服务的宗旨，而且行政干预下的贷款往往最终成为呆帐、坏账，大大恶化了农信社的资产质量，据央行估计农信社积累的历史坏账达数千亿之多，不良资产率远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数在50％以上，在某些经济不发达省份甚至高达90％以上。；②由于商业化改革，农信社的经营也更加强调贷款质量和回报，其经营的利润导向越来越明显。由于农业活动的比较收益受到人为压低，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也无足够激励向农村经济活动提供贷款，表现为真正用于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贷款数量不多。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报告指出，农信社的贷款实际上只覆盖了20％左右的农户（IFAD2002）。许多针对地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案例研究也表明，无论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度城市化地区，还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以及部分东部农业大省，农村信用合作社都表现出“非农化”特征，或“城市化”特征，直接表现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网点设置的城镇机制化趋势、资金流向的城市化和从业人员的城镇居民化（盛勇炜2001）；③农信社所受到的贷款利率和抵押品管制（SeeSection2.2.1）不利于它向规模小且分散的农户、中小农村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④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纷纷撤出县域，农村信用社也试点统一法人、县乡两级法人并试点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这必定会加大农信社在向中小农户、中小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提供贷款的交易成本；⑤由于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处于事实上的垄断地位，缺乏来自外部的良性竞争，因此其改善内部管理、加强金融风险控制的动力不足，这无疑也是农信社资产质量不高、经营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3.1.3对农业发展银行的影响在现行政策性金融体制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际上仅是单纯的粮棉收购贷款银行，业务仅限于支持粮棉流通，根本无法充分发挥支农作用。即使在支持粮棉流通方面，也同样存在突出问题。棉花购销已经市场化，随着粮食购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粮棉购销主体的多元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量明显下降，以购销信贷为主的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资产业务也出现规律性明显下降。据农业发展银行统计，2002年，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的8个主销区省份，农业发展银行的粮油购销贷款比上年下降56％。而与此同时，一些支持难度远远小于粮食收购资金供应的带有公益性的经济活动如良种繁育、种籽购销等，不能得到政策性信贷的扶持，更得不到商业性信贷（何广文2003）。

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农村正规金融组织无法很好地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1997年以来，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困难问题加剧。据统计，全国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正规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1997年的6.7％下降到2000年的6.1％、2001年的5.9%.2000年底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99371.07亿元中，农业贷款余额仅占4.92%（何广文等，2002）。农业部对江苏省武进县个体私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有45.1％认为贷款难，年收入500万元以下的有86.5％认为贷款难（《中国经济时报》，2002.8.21）。

3.2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正是由于正规金融机构收缩农村阵地，农村金融市场中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供给越来越少，农民的信贷需求不得不转而依赖于非（准）正规金融（温铁军，2001）。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研究报告，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信贷机构的四倍。对于农民来说，非（准）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IFAD，2001，xii）。实地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温铁军等人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共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一些村庄进行了个案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温铁军，2001）。据估计，仅在浙江温州市，地下金融的规模就已达到600亿元人民币之巨（贺军，2002）。

但货币当局对非（准）正规金融的发展一直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维持金融秩序、打击非法融资活动的口号下，一度在农村民间融资中极度活跃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被管理当局勒令撤消和关闭，从而结束了中国民间金融的有组织状态。政府对非（准）正规金融的态度使民间金融要么消亡，要么转入地下金融状态。虽然非（准）正规金融组织远较正规金融灵活（例如相较后者而言，前者可以收取更高的贷款利率），但由于无法组织化和正规化，非（准）正规金融在满足农村融资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终究有限。

4、各方对改革农村金融体制的建议

针对目前中国农村金融的现状，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今后如何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意见，这些意见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进一步界定、分离出中国农业银行中的政策性业务，集中力量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由于农信社是目前农村正规金融中的主力军，因此对农信社的改革构成了今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相应地，绝大部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也集中到如何进一步完善对农信社的改革建议上来。这些建议主要包括：

4.1进一步加大农信社贷款利率浮动的改革力度，实现农信社利率市场化。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将农信社贷款利率浮动试点扩大到更多的市（县）以及更高的行政级别（从乡营业点扩大到县营业点），二是扩大农信社存贷款利率浮动的范围（马晓河，姜长云2003；IFAD2002；；Brandt，Park&Wang2001），以使农信社以更灵活的姿态提供农村金融服务。

4.2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为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提供体制基础。目前有数种备选模式可供选择，（1）原有农村信用社框架内的重组模式：即2000－2001年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组建省联社为标志的江苏模式；（2）股份制模式：即2001年在信用社基础上改组成立的常熟、张家港、江阴三市农村商业银行模式；（3）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即2003年4月在农村信用社基础上改组的浙江鄞州农村合作银行试点模式。考虑到中国各地区农村经济、文化、地理条件千差万别，以上三种模式又各具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因此在模式的具体选择上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制宜（人民日报，2003－09－25）。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模式，不能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代替合作制（何广文，金融时报，2003－06－09）。除以上三种已经进行试点的模式外，有专家还建议在调整金融准入政策的基础上，允许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甚至外资银行收购农村信用社，以此带动农信社的体制改革（马晓河，姜长云2003）。

4.3为了更好地推进农信社改革，有必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解决历史上农村信用社因政策性因素形成的呆坏帐（谢平2001），[4]同时考虑由国家为农信社的农业贷款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

4.4在管理体制上，中央部门监管、省级政府管理、农信社自主经营“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是目前情况下和现有认识水平上的最佳选择（王洪章、刘锡良2003；人民日报，2003－09－25）。

4.5放松对非（准）正规金融的管制，允许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促进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竞争（林毅夫2003；马晓河、姜长云2003；何广平2003；谢平2001；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2001）。

大部分上述建议在国务院于2003年6月颁布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有关农信社管理体制、产权制度、经营机制和政策扶持等细则中都有所体现（SeeBox2.1）。

5、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5.1《方案》会有多大效果（WillSchemeWorkWellinTheFuture？）

从《方案》公布，选择八个试点省市进行农信社改革以来至今，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历时仅半年，还没有充分的信息以对此次改革的成效进行评判。但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一是截至2003年11月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已经实现9年来全行业第一次扭亏为盈，共盈利1.48亿元；二是截至2003年底，八个试点省市不约而同地基本将省联社模式作为第一选择。

就第一个信息而言，应该可以判断为这种农信社全系统的扭亏为盈基本属于短期性的政策刺激效应——一项体制性改革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立竿见影。同时，农信社盈利并不代表它的“非农化”倾向有所改变，实际上，数据显示同期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仅占贷款总余额的42％。就第二个信息而言，到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此次试点改革的弊端所在：即由上而下的产权改革设计并没有体现出（反而远远背离了）《方案》设计之初所欲体现的“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的原则。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成功的改革案例（例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等等），均遵循了“基层发明－上层肯定－试验推广”的“由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模式（或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凡是失败、效果有限或后遗症极大的改革案例，均走了一条“上层设计－试验推广”的“由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模式（或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不同改革方案选择的不同效果可归因于改革设计者、参与者和受益者之间对信息的享有程度存在极大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导致两种改革模式中不同经济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大相径庭。随着时间的推移，《方案》的实施结果是否会与《方案》设计目的相一致是大可怀疑的。事实上，已经有官方人士和学者对此表示了忧虑（陆磊2004；于宁、何禹欣2003）

最后，农村金融问题实际上是农村各方面问题的综合反应（农村要素市场、农民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护等等），很难想象《方案》这样一个纯粹从金融角度出发的政策设计会对农村金融发展起到治本的作用。

5.2新的政策建议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这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5.2.1创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Settingupmedium&SmallSizefinancialAgencies）

迄今为止，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是那些中小规模的农户、私人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理想的农村金融机构应该是能够为这些农村中小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务。显然，由于相对于大银行而言，中小银行在向小规模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上更具比较优势，因此农村合适的金融结构应该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不过，目前有关农村金融改革尤其是针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各种方案（SeeSection4andBox2.1），客观上都会造成农村金融机构向中大型化发展（何广文、冯兴元和李莉莉2003）。因此，在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进程中，必须注意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挥作用的有效边界。例如一些学者认为，信用合作社的最有效边界就是村落的边界。突破了村落的地缘和血缘边界，信息不对称就会产生，借贷风险也会大幅增加（何广文、冯兴元和李莉莉2003）。另外，小额信贷、民间自发的金融合作，互助会及其他的自发的借贷行为都应该是适合农村现阶段经济基础的金融制度安排。

5.2.2必须提倡充分竞争（FreeCompetitionamongRuralFinancialAgenciesisNecessary）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放松并最终解除对农村非（准）正规金融组织和活动的歧视和压抑政策，从而使不同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之间出现良性竞争的局面是十分必须的。现有改革方案并没有认识到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的重要性，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有效扩大金融服务（包括数量和品种），满足农村融资需求。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中，才能有足够的信息比较判断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从而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目前在解决农村信用合作社历史坏账的问题中就存在一个道德风险问题，即部分农信社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把正常情况下造成的呆账归结为历史包袱（谢平2001）。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外部市场环境条件下，这一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而放开民间金融，将非（准）正规金融纳入正规金融的轨道，是在农村金融发展中实现充分、自由竞争的最佳制度选择（SeeSection5.1）。另外，只要有合适的配套改革措施，放开民间金融并不一定会对农信社的经营造成很大的冲击（SeeBox2.2.1－2）。

5.3.3解除对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管制（RemovingtheRegulationsonRuralEconomicandSocialLife）

在目前针对农信社改革的各方建议以及最新的政策措施中，一般均通过由国家规定贷款比例的方式来达到农信社贷款支农的目的。这一措施是必要且符合国际惯例的。但过去的历史经验也表明，这种国家硬性规定贷款比例的做法并不能扭转农村金融机构贷款“非农化”趋势。这里有必要指出，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流向的“非农化”是和农村和农业经济的低回报率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回报率一直处于较低状态，资金流向的“非农化”现象就不会消失。反过来，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也会进一步恶化农村和农业经济投资环境。

农村和农业经济目前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和政府在农村中所推行的一系列不恰当的政策所联系在一期的。迄今为止，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仍然有相当的干预和管制，包括粮食收购和一系列从上而下、并未配备足够资源的赶超指标。这些政策和管制妨碍了农民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调整资源配置，优化生产结构，从而加重了农民的税费负担，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陶然、刘明兴和章奇，2003），从宏观上来看则直接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不断下降和恶化。因此，只要政府不放弃这些干预和管制政策，农村和农业经济的收入增长潜力就不会得到提高和释放，从而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化”倾向就不会消失（章奇、刘明兴、Vincent和陶然2004）。

总而言之，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偏好，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深化针对农信社本身的改革，以使农信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杜绝政府参股或干预管理决策；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放弃对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以释放农村和农业经济增长的潜力，从而恢复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的信心和动力。5.4.4目前农信社改制的试点模式，并不能有效地防止政府对（改制前后）农信社经营的干预。这不仅是农信社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金融体制所面临的问题。未来的进一步改革，必须将政府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实施金融监管，防止地方政府对农信社具体经营行为的干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邮政储蓄必须与邮政体制联动改革”，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2月1日；

何广文：“对农村政策金融改革的理性思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资料库，2003年8月；

何广文、冯兴元、李莉莉：“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模式评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资料库，2003年8月；

贺军：“民间金融的大机遇”，载《新证券》，2002年9月23日。

李静：“农村金融发展情况”，载《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8-170页。

林毅夫：“金融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C2003026；

陆磊：“农信社改革模式需要改革”，《财经》2004年1月27日；

马晓河、姜长云：“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3年12月08日。

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农村金融与信贷政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

盛勇炜：《城市性还是农村性：农村信用社的运行特征和改革的理性选择》，《金融研究》2001年第5期；

陶然、刘明兴和章奇：“中国农村税费负担：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第一期；

王洪章、刘锡良：“如何将农信社改革推向纵深”，《金融时报》，2003年10月29日。

温铁军：“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研究：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课题主报告”，载中经网50人论坛，2001年6月7日。

夏斌，近期金融热点问题和银监会成立的利与弊，《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月22日。

谢平：“中国农村信用合作制改革的争论”，《金融研究》2001年第1期；

于宁、何禹欣：“农信社有限改革”，《财经》2003年8月10日。

章奇、刘明兴、VincentYiuPorChen和陶然：“中国金融中介与城乡收入差距”，《中国金融学研究》，2004年第一期（即将出版）；

周其仁，“农民收入是一系列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量文，No.C2001012；

IFAD（April2002）：Double-edgedsword？Efficiencyvs.equityinlendingtothepoor.IFAD‘sthematicstudyonruralfinanceinChina.EvaluationProfile，No.3.34.

IFAD（1.December2001）：RuralFinancialServicesinChina.ThematicStudy.VolumeI–MainReport.ReportNo.1147-CNRev.

Park，Albert，LorenBrandtandJohnGiles，1997，“GivingCreditwhereCreditisDue：theChangingRoleofRuralFinancialInstitutionsinChina”，papersubmittedfortheannualmeetingof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heldinChicago，ILduringMarch13-16，unpublished.

Brandt，Loren，AlbertParkandWangSangui.“AreChina‘sFinancialReformsLeavingThePoorBehind？”，paperpresentedattheconferenceonFinancialSectorReforminChina，11-13Sep，2001.

这是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AsianDevelopmentBank）所撰写的分析报告内容之一，非经作者同意，请勿转载。

注释:

[1]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篇7

2.产量：2007年保护地产量550.61万吨，比2000年增加231.61万吨，增幅72.6%。

3.产值：2007年保护地蔬菜产值59.28亿元，占今年蔬菜总产值的86.5%，比2000年增加25.21亿元，增幅74.0%。

4.人均蔬菜占有量：按全市307.7万人口平均计算，2007年人均蔬菜占有量为2152公斤，比2000年增加682公斤，增幅46.4%。

5.蔬菜出口、外销量

(1)出口菜。2007年出口蔬菜23.69万吨，比2000年4.46万吨增加19.23万吨。创汇3.74亿元，2000年比1.02亿元增加2.72亿元,增幅266.7%.

(2)外销菜。2007年全市外销菜324.91万吨，比2000年178.5万吨增加146.41万吨，增长82.0%。外销额为36.82亿元，比2000年18.7亿元增加了18.12亿元，增幅为96.9%。

二、发展特点

锦州市蔬菜生产发展之所以如此强劲，从近年来的发展情况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龙头企业带动蔬菜产业发展。瞄准市场搞加工，围绕加工促生产，是全市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采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各级主管部门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壮大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龙头企业，拉长了产业链，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力地带动了优质农产品种植业特别是蔬菜生产的发展。

2.发展订单蔬菜促进产业发展。随着市场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订单生产已成为破解农产品卖难的有效办法。各级政府和部门把订单农业作为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的重点来抓，利用各种渠道链接市场空间，蔬菜订单生产发展强劲。仅凌海市通亚公司与农民签订单蔬菜面积约达5万亩，加工出口小菜占日本市场50%以上。

3.依托市场需求拉动蔬菜产业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对蔬菜品种、品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大力发展高档次、高效益的蔬菜生产为主要目的，体现在“反、早、优、特”四个方面：“反”即抓反季节蔬菜生产发展。“早”即抓早熟品种蔬菜的发展。采取打时间差的方法，抢占市场机遇。“优”即抓优质无公害蔬菜的发展。“特”即抓特色产品的发展。利用本地自然资源优势，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品牌产品。

三、发展优势

一是环境资源优势。(1)交通运输优势：锦州市辽西中心城市，是我国华北腹地连接东北的关内外咽喉要道，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了得天独厚便利的运输条件。(2)温光资源优势：锦州市地处北温带，属季风性大陆性气候区，夏热冬寒，四季分明。年日照时数2747—2847小时，光照充足，年≥0℃积温3788℃—3979℃，≥10℃积温达3531.5℃，年平均气温9℃，温光资源优势适宜发展设施蔬菜生产。

二是组织领导优势。市政府提出并实施蔬菜“百万亩棚室工程”产业化至今，经过几届领导班子矢志不渝、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使蔬菜产业化经营实现了由重点项目到亮点工程的跨越，由结构调整到主导产业的升级，带动和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观念上的更新、经营方式上的转变，逐步趋于成熟。

三是基地建设优势。市政府实施“百万亩棚室经济工程”建设以来，设施面积实现了快速发展，2004年底棚室总数量为135.08万个（栋），面积达到85.77万亩，居全省第一。占锦州市菜田面积的69.3%；产量396.2万吨，占蔬菜总产量的71.3%；产值48.11亿元，占蔬菜总产值的88.3%。

四是产品质量优势。在各乡镇和业务部门的努力下，全市从引进新品种和新技术入手，推广了名、特、优、新蔬菜品种和新型种植技术，蔬菜产品质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目前经认证的国家和省级无公害蔬菜基地面积已发展到12万亩，并且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五是市场开拓优势。2006年我市蔬菜批发市场有55个，比2000年增加14个,增幅34.1%,其中大型市场16个，中型27个，小型12个。比2000年分别增加14、13个，小型减少13个,分别增减幅为700.0%、92.8%、52.0%。

四、经验做法

1.解决认识问题。绿色食品、无公害蔬菜产业是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我市领导组织专家团到北京农业高新科技示范园区、山东寿光等地参观学习，通过政府协调和农业经济协作组织，搭好蔬菜市场与生产的桥梁作用，把我市蔬菜打入国际市场。在2004年北宁市被农业部批准为国家级20个无公害示范县之一；北宁市和黑山县两县被省农委确立为2个省级无公害蔬菜示范县。

2.解决资金问题。能够选择这个产业的，大多是农民中的中间阶层，他们积累不足而又有强烈的致富愿望。针对这个问题，市有关部门先后采取了找门路请求省委贴息贷款、市财政部门扶持，解决所需资金问题；县财政承付贷款利息，解决建棚户负担问题；以及农户自筹等措施，多渠道筹集资金产业。

3.解决技术问题。蔬菜产业是一个相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事关效益高低、产业成败。对此，有关部门利用科技人才培养农民技术队伍，绿色食品、无公害基地分别设立了“科技110”为农服务的热线等方法。较好地解决了蔬菜产业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

4.解决市场营销问题。我们在加强市场硬件建设的同时，加大了经纪人队伍建设的力度，培训蔬菜经纪人850名，已有38名拿到省工商局颁发的经纪人合格证书，他们活跃在蔬菜市场和流通领域中。这些经纪人良好的信誉和职业道德，产生了良好的市场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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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电源是通信系统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目标是安全、可靠、高效、稳定、不间断地向通信设备提供能源。通信电源必须具备智能监控、无人值守和电池自动管理等功能，从而满足网络时代的需求。通信电源系统由交流配电、整流柜、直流配电和监控模块组成。

（二）通信电源设备的更新换代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功率器的更新换代，新型电磁材料的不断使用，功率变换技术的不断改进，控制方法的不断进步，以及相关学科的技术不断融合，通信电源在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电磁兼容性，消除网侧电流谐波、提高电能利用率、降低损耗、提高系统的动态性能等等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

（三）现行通信电源的电路模型和控制技术

目前通信电源的变换电路拓扑结构主要采用双单端电路，半桥电路和全桥电路，各有优缺点。一般认为，在中、小功率场合，采用双单端电路或半桥电路是适宜的；在大功率场合则采用全桥变换电路。

二、通信电源发展趋势

（一）开关器件的发展趋势

电源技术的精髓是电能变换，即利用电能变化技术将市电或电池等一次电源变换成适用于各种用电对象的二次电源。其中，开关电源在电源技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从10kHz发展到高稳定度、大容量、小体积、开关频率达到兆赫兹级，开关电源的发展为高频变化提供了硬件基础，促进了现代电源技术的繁荣和发展。

（二）通信直流电源产品的技术发展市场需求发展

在需求与技术的共同推动下，通信直流电源产品体现了如下的发展态势：

体系架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稳定。通信直流电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维持现有的交流配电、整流器模块(并联)、直流配电、监控单元、蓄电池等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架构；功率变换模式也将维持现有的高频开关模式，暂时不会出现类似从线性电源到开关电源的阶跃性的变化。

功率密度不断提高。通信一次电源的核心部件整流器的功率密度不断提高，推动了通信直流电源整机的功率密度不断提高，但配电器件、蓄电池等密度基本维持稳定，一定程度制约了整机系统的功率密度的提高比率。

更高的可靠性。高可靠性是通信电源的最基本要求。随着器件技术、通信电源技术的成熟，以及各通信直流电源设备厂家在可靠性研究上大力投入，通信直流电源产品可靠性呈不断提高的趋势。

按照TRIZ理论(“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理论”的俄语缩略语)描述的技术系统发展进化规律，一般而言，技术的生命周期包含四个阶段：婴儿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种种迹象表明，通信直流电源的核心技术，开关电源技术基本上开始步入成熟期：效率的提升变得缓慢和困难、而电源损耗不能大幅度降低限制了功率密度的进一步提高，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内，通信直流电源产品将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阶段，直至有一天，一种新的电源变换技术出现，通信直流电源产品就会再出现一个阶跃性的发展，就像开关稳压技术替代线性稳压技术，给电源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三）通信用蓄电池技术研究的新进展

通信用蓄电池作为通信系统后备的能源供应手段，其研制、生产和应用技术一直备受世界各国通信行业的重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国外正在研制和试验新一代的通信用蓄电池，有的已经进入商用化阶段。这些新的蓄电池，由于其材料、结构和技术上的先进性，在性能上具有传统的VRLA电池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论文关键词]：通信电源通信网现状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通信电源是向通信设备提供交直流电的电能源，是整个通信电信网的能量保证。通信电源系统由交流供电系统、直流供电系统和相应的保护系统构成。通信电源系统的设备多，分布广，不仅单个电源设备的可靠性会影响系统的可靠性，电源系统的总体结构也会对自身的可靠性造成很大的影响。

一、通信电源的发展现状

（一）供电系统的现状

通信电源是通信系统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目标是安全、可靠、高效、稳定、不间断地向通信设备提供能源。通信电源必须具备智能监控、无人值守和电池自动管理等功能，从而满足网络时代的需求。通信电源系统由交流配电、整流柜、直流配电和监控模块组成。

（二）通信电源设备的更新换代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功率器的更新换代，新型电磁材料的不断使用，功率变换技术的不断改进，控制方法的不断进步，以及相关学科的技术不断融合，通信电源在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电磁兼容性，消除网侧电流谐波、提高电能利用率、降低损耗、提高系统的动态性能等等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

（三）现行通信电源的电路模型和控制技术

目前通信电源的变换电路拓扑结构主要采用双单端电路，半桥电路和全桥电路，各有优缺点。一般认为，在中、小功率场合，采用双单端电路或半桥电路是适宜的；在大功率场合则采用全桥变换电路。

二、通信电源发展趋势

（一）开关器件的发展趋势

电源技术的精髓是电能变换，即利用电能变化技术将市电或电池等一次电源变换成适用于各种用电对象的二次电源。其中，开关电源在电源技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从10kHz发展到高稳定度、大容量、小体积、开关频率达到兆赫兹级，开关电源的发展为高频变化提供了硬件基础，促进了现代电源技术的繁荣和发展。

（二）通信直流电源产品的技术发展市场需求发展

在需求与技术的共同推动下，通信直流电源产品体现了如下的发展态势：

体系架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稳定。通信直流电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维持现有的交流配电、整流器模块(并联)、直流配电、监控单元、蓄电池等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架构；功率变换模式也将维持现有的高频开关模式，暂时不会出现类似从线性电源到开关电源的阶跃性的变化。

功率密度不断提高。通信一次电源的核心部件整流器的功率密度不断提高，推动了通信直流电源整机的功率密度不断提高，但配电器件、蓄电池等密度基本维持稳定，一定程度制约了整机系统的功率密度的提高比率。

更高的可靠性。高可靠性是通信电源的最基本要求。随着器件技术、通信电源技术的成熟，以及各通信直流电源设备厂家在可靠性研究上大力投入，通信直流电源产品可靠性呈不断提高的趋势。

按照TRIZ理论(“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理论”的俄语缩略语)描述的技术系统发展进化规律，一般而言，技术的生命周期包含四个阶段：婴儿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种种迹象表明，通信直流电源的核心技术，开关电源技术基本上开始步入成熟期：效率的提升变得缓慢和困难、而电源损耗不能大幅度降低限制了功率密度的进一步提高，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内，通信直流电源产品将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阶段，直至有一天，一种新的电源变换技术出现，通信直流电源产品就会再出现一个阶跃性的发展，就像开关稳压技术替代线性稳压技术，给电源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三）通信用蓄电池技术研究的新进展

通信用蓄电池作为通信系统后备的能源供应手段，其研制、生产和应用技术一直备受世界各国通信行业的重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国外正在研制和试验新一代的通信用蓄电池，有的已经进入商用化阶段。这些新的蓄电池，由于其材料、结构和技术上的先进性，在性能上具有传统的VRLA电池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1．钒电池（VanadiumRedoxBattery）。钒电池（VRB）是一种电解值可以流动的电池，目前正在逐步进入商用化阶段。

2．燃料电池。燃料电池是一种化学电池，也是一种新型的发电装置，它所需的化学原料由外部供给，如氢氧燃料电池，只要外部供给氢和氧，经过内部电极、催化剂和碱性电解液的作用，就能产生0.9V电压的直流电能，同时产生大量的热能.

3．电源监控系统的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日益普及和信息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通信系统从以前的单机或小局域系统逐渐发展至大局域网系统或广域网系统，大量人力、物力被投入到网络设备的管理和维护工作上。不过通信设施所处环境越来越复杂，人烟稀少、交通不便都会增大维护的难度，这对电源设备的监控管理提出了新的需求，保护通信互联网终端的电源设备必须具备数据处理和网络通信能力。此时，数字化技术就表现出了传统模拟技术无法实现的优势，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逐步表现出传统模拟技术无法实现的优势.

4．通信电源的环保要求。环保问题，一方面的指标是通信电源的电流谐波要符合要求，降低电源的输入谐波，不但可以改善电源对电网的负载特性，减少给电网带来严重污染的情况，还可减少对其他网络设备的谐波干扰。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材料的可循环利用和环境的无污染，这方面需要产品满足WEEE/ROHS指令。

在通信电源开发、生产早期，人们主要集中研究电源的输出特性，较少考虑到电源的输入特性。例如：传统的在线式电源输入AC/DC部分通常采用桥式整流滤波电路，其输入电流呈脉冲状，导通角约为π/3，波峰因数大于纯电阻负载的1.4倍。这些谐波电流大的电源给电网带来了严重的污染，使电网波形失真，实际负荷能力降低，对于三相四线制的电网来说，还很有可能因中性线电流过大而出现不安全隐患。

参考文献：

[1]朱雄世，《通信电源的现状与展望》.

[2]《浅析全球通信电源技术发展趋势》.

[3]《通信直流电源发展趋势》.

[4]孙向阳、张树治，《国外通信用蓄电池技术研究的新进展》.

[5]《通信电源技术发展趋势及标准研究方向》.

[6]曾瑛，《浅谈通信电源》.

[7]王改娥、李克民，《谈我国通信电源的发展方向》.

[8]王改娥、李克民，《我国通信电源的发展回顾与展望》.

[9]侯福平，《UPS系统在通信网络中使用的特点及要求》.

[10]《全球通信电源技术发展呈现五大趋势》.

[11]《通信电源需求现状分析》.

篇9

1术后疼痛中存在的障碍分析

1.1害怕成瘾［3］是术后止痛药的主要药物，害怕对的成瘾是直接影响有效疼痛控制的主要障碍，医生不愿开麻醉处方，护士不愿给病人用止痛药，病人尽可能地不用或少用。临床研究证明，以镇痛治疗为目的，阿片类药物常规剂量下产生成瘾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全美的一项调查显示［4］:1万余例用阿片类药物治疗数周至数月的病人中，仅22例产生成瘾，而这些产生成瘾的病人都曾经有药物滥用史。另外11882例用阿片类药物治疗的住院病人中，仅有4例产生成隐。但在临床实践中，护士仍然担心用的次数多了会引起病人成瘾，并且认为临床实际发生率超过1%。当进一步分析临床护士如何判断病人成瘾时，发现护士混淆了的成瘾性、耐药性和依赖性的概念。把临床上因病人疼痛加剧需要增加药物用量或者因疼痛需继续用止痛药的病人当作成瘾了。从而使护士害怕继续给病人用药，尽量拖延或不给药，阻碍了有效的疼痛控制。

1.2疼痛评估不准确、不及时

1.2.1疼痛评估缺乏常规性护士会常规地监测术后病人的生命体征，但对术后疼痛评估缺乏常规性，未引起护理工作者的重视。据对手术后疼痛问题调查表明，30%的病人没有记录术后疼痛情况，从记录上统计有20%病人有“主诉疼痛”，而没有疼痛程度，但据咨询调查统计40%病人的疼痛是剧烈的。可见术后疼痛评估还没有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

1.2.2疼痛评估方法不正确护士在护理手术病人时，一般询问病人有无疼痛，而不强调疼痛的程度。有疼痛时也让病人尽量忍，忍不了再用止痛药。目前，我们强调将术后疼痛评估作为一项术后护理的常规工作来做，并制定了0～5级疼痛程度评估法，用色谱和脸谱疼痛评估法作为客观的疼痛评估的工具。但在临床实践中，错误地操作了疼痛评分工具的应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错误:以为疼痛评分是评估病人疼痛的唯一标准，而忽略了从生理、行为、功能等方面观察的综合评估。疼痛评估分级不仅要求病人报告休息时的分级，也要报告在活动、咳嗽、深呼吸时的分级。在应用时护士只简单地问病人的疼痛分级，而忽略了什么时候的疼痛分级，有时护理记录上病人的疼痛评估为2级，而病人却不敢活动，深呼吸;由于病人没有正确地理解评估法或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导，告诉你疼痛2级，而生理、行为、功能表现上疼痛剧烈，如出汗、痛苦貌、眉头紧锁、肌肉僵直、不敢翻身、深呼吸等。错误地把病人报告的疼痛分级作为给止痛药的标准。由于不能准确地评估疼痛，从而阻碍了有效的疼痛控制。

1.3害怕药物副作用病人害怕引起的副反应，如延缓伤口愈合及术后恢复减慢是病人拒绝用药的一个原因。临床上许多病人对麻醉止痛药拥有这种想法，他们情愿忍受疼痛的折磨也不愿用药。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视忍痛是种美德，因此，许多患者宁愿忍痛，而不愿如实向医生报告。他们还错误地认为，疼痛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对品的恐惧、担心药物成瘾也是主要的治疗障碍。医务人员害怕，尤其是吗啡引起的呼吸抑制是影响有效止痛的另一个障碍。

2护理对策

2.1疼痛教育教育是改善疼痛护理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疼痛教育应列入护士的继续教育项目内，使护士不断地更新知识，掌握疼痛管理的有关知识、技能。

2.1.1改变对疼痛的观念1986年疼痛研究国际协会（IˉASP）曾对疼痛定义为:与现存或潜在的组织受损有关所产生的不愉觉和情绪之体验。疼痛是病人的主观感觉，要改变过去认为“手术后疼痛是正常的，病人应忍耐疼痛，不该抱怨”的陈旧观念，并真正地落实在实践中。疼痛是无益的，疼痛对于机体的生理功能影响极大，它可以促进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增加，蛋白质和氧气的消耗增加，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减低免疫细胞的活性和功能。所以，免于疼痛是病人的权利。病人应报告疼痛，医务人员应向病人询问、评估、治疗疼痛。

2.1.2更新对麻醉止痛药的认识害怕成瘾是有效止痛的主要障碍，要克服这种障碍，要学会区分麻醉止痛药成瘾性、依赖性、耐药性的差别（见麻醉止痛药成瘾性、依赖性、耐药性的差别）。用止痛会使病人产生成瘾、依赖和耐药。但只有成瘾对机体无益，且住院病人极少发生。因此，不要将某些病人因疼痛而要求用或者因疼痛加剧加大药物用量的病人当作成瘾，同时也要注意分析家属提供的有关病人成瘾史的资料。

2.1.3提高护士准确评估疼痛的技能术后全面的评估疼痛应从病人的自我报告、生理、行为方面来综合评估。自我报告包括疼痛的部位、性质、时间、程度，减轻、加剧疼痛的因素。行为反应包括病人的表情、、活动、呼吸、咳嗽、焦虑、失眠等资料。临床上常采用客观化的疼痛评估工具让病人更正确地评估自我的疼痛程度。我们自订了0～5级色谱分级和儿童脸谱分级法和形容词描述评分法，并正确地指导病人使用。不仅要病人报告在休息时的评分，而且也要报告在一般活动如咳嗽、呼吸、翻身、起床时的评分。我们每个护士都有一套评估工具，对手术后病人进行常规疼痛评估并记录。护士只有准确地掌握了评估技能，才能准确地评估疼痛，及时给病人止痛。

2.1.4合理用药尽量早用止痛药。控制疼痛的有效方法是及早使用止痛药物［5］，预防疼痛的发生或防止它的加重。就是说，如果疼痛出现了，不要等到它变得严重了再去治疗，而是在刚刚开始时，就使用止痛药物控制疼痛，这样取得的效果较好，用药量也少。在应用止痛药物的同时，也可应用非药物止痛方法，如身体松弛疗法、分散注意力等。这不仅能提高止痛效果，而且使止痛药的用药量减少，有效时间延长，甚至逐渐取消药物而不出现疼痛。

2.2做好术前、术后的病人教育人的痛感程度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文化水平、环境因素以及机体应激反应能力。因此，疼痛是一种独特的、高度主观的、多维复杂的经历，不仅与组织损伤及病变有关，还受到个人的生活经历、既往的疼痛体验、精神和情感、环境，以及其它未知因素的影响。做好术前、术后的病人教育，包括对疼痛、止痛药的认识，疼痛评估的方法、早日活动、深呼吸、咳嗽的重要性及方法，止痛的重要性及方法。通过对病人的教育，让病人对术后疼痛有控制感，以消除对疼痛的恐惧、焦虑、无助感［6］，及时报告疼痛、及时止痛，以利于早期活动，减少手术后并发症，促进早日康复，减少住院时间，减少费用。在临床上，当病人被告知麻醉止痛药引起成瘾发生率极小，不会延缓切口愈合，止痛后能利于早日康复时，病人都愿意接受止痛。

2.3将疼痛护理工作质量作为一项持续质量改进工作来抓把术后病人的止痛应当作一项常规基础护理工作来抓，使每个护士认识到疼痛管理的重要性。评估检查疼痛控制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解决。

3结果

通过分析疼痛护理中存在的障碍，采取相应对策，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重新评估我们的工作。根据咨询调查，手术后第1天，95%以上的病人得到了用药，护士在评价止痛效果时，以病人能否起床活动、做深呼吸、咳嗽为标准。只要病人需要，可随时给病人止痛，使病人能安全、轻松地度过围手术期。

参考文献

1耿莉华.外科手术后病人疼痛控制进展.实用护理杂志，1999，15（9）:11.

2李仲廉.临床疼痛治疗学.第二版.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435.

3罗爱伦.病人自控镇痛.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19.

篇10

一、概述

现代加筋土技术是由法国工程师HemiVida1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的，并于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我国，现已在水利、铁路、公路、港口和建筑工程中得到大量应用，解决了许多土木工程中的技术难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因而该技术得以蓬勃发展。

加筋土结构中，筋土间的摩擦特性对结构的性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工程应用中，筋土间的摩擦特性通常由室内摩擦(剪切)试验、拉拔试验或现场足尺试验来测定。前者主要用于验算筋土界面的抗剪切强度，后者则用来确定土中筋材受拉时的抗拔强度。目前，用于加筋土技术的筋体材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刚度较大的刚性筋材，如各种钢筋质的条带；另一类是刚度较小的柔性筋材，如各种土工织物及土工格栅。从目前应用来看，以柔性筋材居多。一般认为，对刚度较小的土工合成材料，用直剪摩擦试验确定其强度参数较符合实际；对刚度较大的材料，则采用拉拔试验更适宜。

二、拉拔试验研究现状

有关拉拔试验的作用机理、试验设备、试验方法及取值标准，国内外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还没有推出一种标准的试验设备，大多是结合直剪摩擦试验，将同一仪器略加改进来实施拉拔试验。拉拔试验的原理是摩擦作用，通过施加正应力，使筋材与土体之间紧密结合，从而利用彼此界面上的静摩擦力抵抗外力（拉拔力）。研究表明，筋材在填料土体中的实际有效受拉长度（产生摩擦作用的长度）与拉拔力大小是有关的，试验测得的筋材刚被拉动瞬间的拉拔力视为界面摩擦强度，不同性质的填土及不同规格和材质的加筋材料，其界面摩擦强度是不一样的。影响拉拔试验结果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土与盒(箱)壁间的摩擦作用、填料的压实度、填料的含水量、拉拔速度、筋材水平埋入长度等。目前，用于拉拔实验结果的分析方法主要有极限平衡法和有限元法。极限平衡法原理简单但不能分析破坏过程中筋土产生的应力、应变和位移，无法给出拉拔破坏前筋材产生的位移和应变的充分信息。而有限元法比较适合分析筋材在土中的位移、应变和变形破坏规律，能模拟试验过程，并对测试数据加以处理，其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也依赖于不同的因素，如有限元种类、用于建立不同加筋土模型的本构关系和本构模型的参数等。

三、拉拔试验目前取得的主要成果及发展方向

1．拉拔试验目前取得的主要成果

目前，国内有许多学者做过筋土界面的摩擦特性研究，采用不同加筋材料结合不同性质的填料土做拉拔试验，得到了一系列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西南科技大学的何友芳等人做了土工格栅与铜矿尾矿界面作用特性的实验研究，获得了筋土之间的剪切强度系数（C、Φ）、似摩擦系数f*等结果，并对它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昆明理工大学的黄英等人做了不同排水条件加筋红土三轴试验研究，他们以玻璃纤维和土工布作为加筋材料，对比研究了红土在三种不同排水条件下加筋前后的抗剪强度特性。天津市政工程研究院的吴景海用5种不同种类的国产土工合成材料为加筋材料，以砂和石灰粉煤灰为填料进行拉拔试验，比较了各种土工合成材料与填料的界面摩擦特性。中南大学的徐林荣、吕大伟等人做了筋土界面参数的拉拔试验过程划分研究；提出了当量拉拔位移的概念，并将筋土界面的拉拔试验过程划分成可获取不同位移状态下筋土界面参数的两大部分和三个阶段，据此，可合理获取适用于极限平衡和工作力状态下的筋土界面参数。上海交通大学的张鹏等人针对土工织物筋土接触面的软化和塑性流动现象，根据拉拔试验的结果，提出了剪应力与位移关系的三阶段弹塑性模型，并通过有限差分法进行求解，得到了拉拔试验中的非线性位移、应变、拉力和剪应力等参量。此外，上海交大的肖朝昀、王建华等人还做了土工织物拉拔试验接触面的蠕变研究，探讨了接触面蠕变对筋材应力及位移的影响。最后，要着重提到的是长沙理工大学为实施西部膨胀土课题研究开发了大型数控拉拔试验系统。新开发的拉拔试验系统由拉拔测试主机、数据采集系统、压力伺服控制系统及压实与起吊辅助设备4部分组成。设备有5大主要特点：①具有较大的尺寸；②加载方式科学；③实现了多点测量及数据采集的自动化；④夹具的设计有创新；⑤试验辅助设备齐全。经试验操作表明，该仪器性能稳定，使用效果良好，所得数据准确可信。

2．目前拉拔试验的发展方向

拉拔试验的目的是研究土与土工合成材料的界面性质，必须准确记录试验中所施加的压力、拉力和土工合成材料的水平位移，因此，试验的测试系统至关重要。因此，开发大型的数控拉拔试验系统迫在眉睫，它也是拉拔试验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人们已经注意到筋材的加筋作用不仅发生在接触面和界面上，而且还发生在界面以外的土体内，使筋材周围一定范围内的土体形成了“加筋土体”。也就是说加筋的主要作用在于增强了土的整体性，使土由散体变为有一定连续性的介质，正是它构成了土中加筋的机理所在。然而，如何通过拉拔试验对此加以验证，是当前土工合成材料界面特性研究急待解决的难题。此外，对柔性边界条件的模拟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初期研制的绝大多数拉拔仪，格栅是在试验箱刚性前壁端零位移条件下被拔出，然而在现实的加筋土结构中，不少采用格栅反包形成设计坡面，并非刚性支护，考虑到实际工程中这种柔性边界条件，日本的NagaokaUniversityofEchnology的SugimotoM和AlagiyawannaANN在箱体前壁加上一气囊作为柔性支撑，可以更好的模拟现场实际，并且发现其测试结果(格栅端部的应力应变)也与刚性支撑有一定的差异。

四、目前拉拔试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目前，拉拔试验在研究筋土界面摩擦特性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试验仪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标准的拉拔试验仪器，目前拉拔试验大都是在经改装的直剪仪上进行，由于仪器的尺寸受到限制，加之量测的误差，导致试验结果不准确。2，影响筋土界面摩擦特性的因素太多，十分复杂。目前，很多拉拔试验都是在实验室内进行，填料也是事先设计好的，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如何选择填料，使试验中的筋土界面能够模拟实际工程中的筋土界面特性。否则，我们做出来的试验结果适用性不大。3，缺乏系统和全面的拉拔试验。目前，虽然很多人做过筋土的拉拔试验，但都是针对一个具体方面的研究，没有对拉拔试验各个影响因素或者说试验元素进行全面系统的试验研究。因此，导致在实际工程中，往往缺乏相关的试验数据作为设计依据！4，理论分析与试验研究相对工程实际明显的滞后。到目前为止，对于加筋机理还不十分清楚，主要是缺乏实验验证。这就导致在实际工程中，缺乏理论的指导，有时候往往是凭经验或者并不可靠的数据来进行设计和施工，这也给我们的工程带来安全隐患。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因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首先，我们应该尽快研制出标准化及科学化的拉拔试验仪器，毕竟试验仪器决定了试验结果的可靠性，并且制定相应的试验规程。目前的试验规程过于简单化。新的试验规程应该包括：仪器设备、筋体材料、填料性质、试验方法及试验结果的记录与分析等内容。其次，我们应该进行多种工况下的拉拔试验研究，研究不同加筋材料在各种不同性质填料中的界面特性。弄清楚各种因素的影响范围、程度及机理，将试验结果进行整理、规范化，制成手册，以供设计和施工人员参考之用。最后，我们还是应该多多结合工程实际，将理论研究与工程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有条件的时候，可以进行现场的原位试验，从而得到更符合实际的可靠的数据来有效的指导我们的施工。

五、结语

随着加筋土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广泛应用，研究筋土界面特性的拉拔试验必然得到重视及发展，相信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拉拔试验仪器将会被研发出来，试验方法也将会得到改进。随着试验手段的进步，我们必将最终弄清加筋土的加筋机理，从而建立系统完善的加筋土设计理论与方法，更好的指导我们的加筋土工程的施工，为我们的土木工程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杨和平，万亮，谭波．土工格栅拉拔试验研究的现状与发展．长沙交通学院学报，2006年3月．第22卷第1期．

[2]何友芳，尹光志，张东明．土工格栅与铜矿尾矿界面作用特性的实验研究．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6年4月．第28卷第2期．

[3]黄英，符必昌，金克盛，等．不同排水条件加筋红土三轴试验研究．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理工版）．2006年2月．第31卷第1期．

[4]吴景海．土工合成材料界面作用特性的拉拔试验研究．岩土力学．2006年4月．第27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