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政治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

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主体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巩固并发展、扩大封贡体系这一目的与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总是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基础性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明成祖作为一国之君、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根本利益应该是也只能是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经济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外政治关系应该是为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服务的，不能以损害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为代价。从长远看，对外政治关系也应建立在某种对外经济关系之上，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否则便不会长久。

而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试图恢复、巩固并扩大封贡体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现代话语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厚往薄来”的胡萝卜政策无异于古代版的金钱外交：“携带大量金银、铜钱，运载大批货物作为赏赐”[29]以换取对明朝“天朝上国”地位的认可。为使它国宾服，实施军事威慑，挥舞一下大棒，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大棒的挥舞是必须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对大明的陆上临国挥舞大棒，耗费的金钱不会很多，是比较实际的考量，因为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即可到达。但若耀兵海外，这在当时来说可是非同寻常的事。首先，军队人数要多、船队要大，否则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其次，历时久长。运动空间的扩大必然伴随时间的延长。因此，在海外挥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队人员提供长时间的给养、对归国船员的丰厚赏赐等，是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的。[30]总之，郑和下西洋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

不过，分析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实现目的所付出的代价，更要对目的达到后所获得的收益与成本（代价）进行比较。封贡体系本质而言，是一种对外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是特殊的政治关系，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的。经济上的朝贡贸易（对外经济关系）和礼仪上的册封是封贡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封贡体系因此得名。它着重“追求的是君臣主从关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仅仅在朝贡文书和朝贡礼仪中有所反映”。[31]在封贡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被颠倒了，成了政治决定经济（形式上的主从关系是朝贡贸易的前提）。正因为被颠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贡贸易无非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损己利彼的交换。“这种贸易不仅不抽关税，而且明廷对于‘贡品’也是付钱的，往往比市价高得多的钱。”[32]外国学者也认为：“朝贡制度的主要负担在于‘接受者’。”[33]“明朝政府在回赐、赏赐方面，一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尤以永乐朝为最。”[34]诚然，万国来朝[35]，宗藩体系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国民的士气，增加皇帝的亲和力，从而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关系，甚至可以起到“柔远人以饰太平”的作用，对明成祖来说也可谓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质利益或者说经济关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当这种对外政治关系的取得和维持导致国库空虚，使统治者缺乏统治资金时，它就成了明朝的负担了，乃至损害封建统治的基础——小农经济，从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了。财政负担的加剧必然对经济、政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威胁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郑和下西洋使“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的民间呼声日益高涨和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36]这无疑会触动特别注重加强中央集权的明朝封建统治者的神经，因为这威胁了他们的统治秩序、社会关系，从而有损于他们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为典型的封建社会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贡体系扩大至万里海疆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显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时之需，这种需要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基础，无法同民间的对外贸易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37]，缺乏持久的不断发展的经济动力，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主观虚幻的需要，不构成利益的基本内容，因为“利益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的统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成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统治者是缺乏满足扩大封贡体系至万里海疆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封贡体系重名轻实，所体现的具有真实内涵的政治上的臣服，仅包括朝鲜、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数国家，且不是从一而终。而且“在数量众多的所谓朝贡国中，偶有一二次朝贡记录的国家并不在少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招徕入贡的海外30余国多属此类，随着下西洋活动的结束，这些国家断绝了与中国的往来”，[39]因此，实际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被真正纳入封贡体系。

对以明成祖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建立封贡体系本身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它所追求的封贡体系，在范围上是不自量力的，与之相联系，在朝贡国的选择上是盲目的，在结果上是得不偿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对自身利益的误判，是与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结语

由于华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质上属于“礼治外延”因而与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封贡体系，是每一位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利益。因此，封贡体系的范围必须有个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极力拓展它，是超出了这个度的。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只有符合当时的历史进程并具备现实手段的时候，即只有与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虽然他们凭借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和国家机器，使他们的某些反历史发展的目的暂时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偿了，但又总是引起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以致这种目的最终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它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而又被中国封建社会所扼杀，没有也无法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因为，在明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并没有走到尽头，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只出现过体制内的异己力量而不曾出现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没有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40]……如果没有来自西方（后来还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中国封建制度自行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将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漫长的过程”。[41]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继续厉行“海禁”。

注释：

[1]从人员和规模上看：“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参见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从航行范围上看：“‘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见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从技术水平上看：郑和船队“除充分利用风力外，还娴熟地运用罗盘针和天文地理知识，准确测定方位和航向”。参见马超群：《郑和船队首次环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页。

[2]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3]如：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版，第54-57页；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学历史在这里沉思——郑和航海与近代世界》，《科学学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认识郑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9]郭树勇、郑桂芳，《国际关系思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1]如：“欲踪迹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传》192，《宦官》。

[12]同上。

[13]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4]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15]同上，第281页。

[16]如：“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以来围堵帖木儿的扩张，并牵制其进攻中国的行动。”引自钮先钟：《从明朝初期战略思想的演变论郑和出使西洋》，见《郑和下西洋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页。

[17]如：“提出郑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经济目的。”引自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8]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页。

[19]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20]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2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2]同上，第55-56页。

[23]冯天瑜：《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2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5]同上，第64页。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3页。

[27]同上，第84页。

[28]参见《明史》卷63，《乐三》，转引自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

[30]关于下西洋的耗费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的具体情况可参阅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页。

[3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2]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页。

[33][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严撷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07页。

[3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批入贡者是郑和接过来甚至送回去的。如：“当郑和回京时，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使臣也随船同来，到京师入贡。”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5页。

[36]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继者沿袭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贡贸易是明朝“连通海外各国唯一合法形式”。引自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3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篇2

第二、系统法学研究需要的什么样的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进行系统政治学研究必须同时具备理论勇气、智慧和毅力，三者缺一不可。戴维.伊斯顿认为：一方面，政治学理论是很廉价的，到处都有；另一方面，政治学理论又稀缺得出奇。[2]看起来我们只能在像系统政治学这样的一些宏观政治学理论和没有政治学理论之间加以选择。在政治学研究中，在系统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总是在未经表达的一系列设想、没有联系起来的若干概念和拙劣整合起来的若干概念之间徘徊流连”，我们应当有勇气毅然决然地去“博取更强烈的理论自我意识，去把握更缜密的理论逻辑”。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政治学的研究“与理解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广泛目标息息相关”，只能“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做出选择。当然，这种事物的内在逻辑只是与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相对而言”。由于政治系统时非常复杂的，解释和描述政治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内在逻辑”，不可能不包括“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的成分。对于个别研究者而言，“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但是如果选用这种方法，“就必须具备卓越超群的理解能力、适用于排解疑难问题的灵活多变的思路以及在茫茫暗夜中为了点燃思想的火炬而艰苦摸索的坚韧毅力等等许多品质”。[3]

实际上，戴维.伊斯顿的很多观点，可以视为对我国法学整体状况的真实评价和真实写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尽管这种评价听起来相当尖锐和刺激，一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就系统法学研究而言，我国法学界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敏锐、勇气、智慧和毅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作为一个“个别”的系统法学研究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研究方法始终就是“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我也只能这样做。戴维.伊斯顿认为这种方法“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我也相信我具备进行系统法学所需要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第三、将系统法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戴维.伊斯顿认为，理论的概括性和连贯性是甄别所有理论的两种特性。理论的概括性是指法学理论所包含的论题的范围，“它们从非常有限的数据到最广泛的数据，各不相同”。理论的连贯性是指构成理论的命题之间的连贯程度。根据这两种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单项概括理论、局部理论和一般理论。单项概括理论的数量是很多的，它们仅仅涉及到一批非常有限的数据，适用于为数甚少的一些事情。在若干单项概括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局部理论。关于政党、组织、利益集团、领导权力、行政行为、联盟等政治学的局部理论，只是研究政治系统的特殊方面或特殊部分，而没有说明这些局部理论自身各自都与一个更大的逻辑、更大的理论整体或更广阔的领域相吻合。这些局部理论之间，也就是“逻辑尚不确定、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就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处女地，“而这正是一般理论帮助测定的区域”。系统政治学就是可以说明各种局部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政治学的一般理论。[4]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学理论的三种划分，与前面所说的刘永佶关于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和学科论述体系的划分，是完全相通的。戴维.伊斯顿将系统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这启发我们也应当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应当尽量概括我国法学已有的单项概括理论或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以及局部理论或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不论它们是共识性的研究成果，还是前沿性的探索。

第四、系统法学是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法学。戴维.伊斯顿认为，很多政治学研究就是选择一些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围绕它建构一批概念和命题。由此获得的一些政治学理论作为局部理论不管如何重要，都必然面临甚为狭窄的前景。我们现在缺乏的是系统阐述政治学理论问题的一种明确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关注特定的政治的价值问题，而是拓展自己的视野，致力于处理各种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永恒问题。物理学中已经有了关于运动的一般理论，生物学中已经有了关于生命的一般理论。与此相应，我们在政治学中也应当有一个论述政治生活中心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系统政治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寻求到一种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综合性的问题，进而在最一般层次上打开政治生活的窗口，了解政治生活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一旦我们确认，形形的政治生活都可能完全变为我们研究的领域，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实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满足于维护某些与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利益相关的中心价值。相反，我们必然会不分时间与空间，不管所研究的政治系统是最民主的还是最专制的，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发达的，是最传统的还是最现代的，只是关注一切政治生活系统所面临的最一般问题。[5]

戴维.伊斯顿所研究的政治生活本身都是涉及价值的，但是，他是以一种价值无涉的系统思想和系统科学方法来分析和描述这些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在我国法学界，人们围绕着多样的法的价值，构建了很多法学理论。只不过有人偏爱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法的价值，有人偏爱秩序和国家统治等法的价值。这些法的理论把研究范围局限在特定的法的现象上，不能说是关于法的现象的一般法学理论。系统法学以价值无涉的系统科学方法来研究涉及价值的法的现象，因而是一种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各种形形的法的现象，都是

系统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在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看来，如何构建系统政治学的论述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戴维.伊斯顿的很多关于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阐释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认为，“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所适用的经验系统行为，完全要看组成这种理论的概念和概括中有多大程度的逻辑连贯性。一个一般理论若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演绎系统，一整套经验上正确的概括便可以按特性递降的顺序，从特定的假设、前提和公理中演绎出来，这个一般理论也就以其理想的和最有力的形式，实现了其最大价值”。戴维.伊斯顿并没有认为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完整地提供了现成的演绎性命题或可以用来进行演绎分析的概念框架，也并没有认为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完全按照演绎分析的方式构建的，是在贫瘠的政治学理论土壤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的一朵“演绎理论之花”。但是他认为系统政治学理论是有可能这样构建起来的，而且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为承认和接受系统政治学研究能够取得的成就“留下余地”。[6]

戴维.伊斯顿在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过程中还发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是间歇式问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太大的兴趣或与其无关。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这种“严重缺乏现成的理论概括”和“缺乏累积性研究”的状况，使得系统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做到“把各方面概括集中成为一个逻辑上松散的一般理论统一体”，而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使理论探究范围限于易驾驭的边界以内”，在“探知一系列演绎性命题”和“寻求以最起码的连贯性摆脱纯粹收集和处理资料水平的、松散关联的一系列该概括”之间求得某种适当的平衡与结合。不论如何，要想使系统政治学研究取得重要而极为有益的进展，“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围绕此框架，渐渐述及更加复杂的理论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中，人们可以发现和确定用来分析政治系统的稳定而明确的分析单元。[7]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论述体系中，一方面有选择地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些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演绎，同时也从大量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中，有选择地提炼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综合性和归纳性的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等，并且尽量使这些概念以及相应的命题与那些演绎性概念和演绎性命题相吻合、协调、一致和相互沟通。在这种论述体系中，政治系统是核心概念，输入、输出、反馈等概念以及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概念是两类主体概念。这两类概念构建了一个高层次的总体概念框架。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之内，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生活作了相当彻底的系统分析与综合，形成了很多新的关于政治系统的分析单元。在这种论述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大量的人们所熟知的传统的主流性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被肢解了，并被整合到一个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概念框架结构中。我认为这种独树一帜的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隐含着政治学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容易也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也就是说不愿看，也看不懂。

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过程中几乎面临着戴维.伊斯顿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演绎、分析与归纳、综合的关系问题。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法学和法的现象的特点，“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系统法学也就向成熟的法学理论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何使我国法学界愿意和容易理解系统法学这个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

参考文献

[1]引自：《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前言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主要趋势回望》，第6-7页。

[2]《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页。

[3]同前，第557-558页。

[4]同前，7-10页。

篇3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思想其特征可归纳为几个方面：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改良主义等。其中个人主义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灵魂，其它特征都要以维护个人主义这一思想作为其主旨。个人主义意味着：（1）个人是道德价值的最终单位；（2）社会拥有作为恰当目标的对于个人的益处，不存在超越或凌驾于个人益品之上的社会益品;（3）个人的福利需要人们尽可能地作出自己的选择。［1］简言之，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在对个人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的关于社会集体事务的公共理性，个人拥有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权利。要实现这一目标个人首先必须是平等的单元和价值的终极。所以对“平等”的诉求是实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想具有某些极端性色彩，并遭到其它政治理论的批判，但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内部在不断变革创新，企图将其思想日臻完善。尤其是20世纪末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使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又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正义”成为自由主义的新主题

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古典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自由，而新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正义。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3罗尔斯认为正义是评价现代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内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就已经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也是一种权利，即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权利。资产阶级尤其强调“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是指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在强烈的权利意识下，自由也被纳入权利范畴之中。由于基本权利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每个人都要求一种权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原则，又是权利原则，同时也是平等原则。

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时期。古典自由主义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了它对平等的理解仅限于形式。因为古典自由主义虽然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使平等的理念真正实现。罗尔斯赋予平等更加丰富的内涵。罗尔斯认为平等有形式的平等与实质平等之分。一种是政治上的平等；一种是经济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关注前者，新自由主义关注后者。

形式平等的理念同制度相关联。平等的权利原则归根到底是一种制度原则，这种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权利平等，权利平等是由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来保障确立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为每个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撑形式平等理念的是现代民主法律制度。

启蒙思想在反抗宗教的思想禁锢和神权统治的运动中产生，当神权统治被了之后，人在上帝面前的神恩平等变成世俗的法权平等。资产阶级革命打碎了几千年的特权等级制度，每个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确认，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古典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平等也就仅限于此。这种形式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人类的不平等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的不平等，特别是在启蒙哲学之后的历史时期。工业革命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许多人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贫困，相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罗尔斯认为这些所有的不平等在于整个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此，只具有形式平等是不够的，必须实现实质的平等。所以他对平等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二、平等的三种样式

在罗尔斯看来认为平等具有三种样式。它们是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

罗尔斯认为历史上前两种平等观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中曾经有着重要影响，即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种基本自由市场制度的平等，它可以被认为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平等。这种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差别和固定特权地位，将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个体。它要求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每个人都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市场参加竞争，并在市场中尽其所能地获得相应回报。但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下的平等只局限于形式的平等，因为在看似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人们往往在两方面是不平等的：一方面进入市场的前提和基础是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不平等，前者的不平等导致了后者的不平等。在自然的自由体系中，个人的前途（收入、财富和机会等）总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任意性的影响，如天赋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的好坏等。罗尔斯由此认为：自然的自由体系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就是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2］72自由的平等力图解决由社会和文化环境给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它通过增加教育机会、实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会改革措施，为所有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出发点。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是对“放任自由主义”的超越，也是对靠纯粹“市场”调节分配收入地反省。自由的平等应该说比自然的自由体系更可取，但罗尔斯认为它同样有不完善的地方。原因在于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它还是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分配的影响。这从道德的观点上看是不合理的。就像通过历史和社会的机会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一样，让天资的自然分配来确定这种分配也同样是不合理的。一般来说，造成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和文化的，人们在出身、环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为“幸运”；另一种是自然的，人们生来就具有不同的天赋，有些人高一些，有些人低一些。人们通常认为，产生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因素经过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却无法消除。如果人们的自然天赋（智力、体力、理性和想象力等）方面存在着消灭不了的差别，那么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永远存在不平等。罗尔斯认为，仅仅消除由社会文化因素产生的不平等是不够的，还应该消除由自然因素产生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罗尔斯认为自然的自由与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自然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平等，没有触及实质平等。自由的平等虽然有向实质平等迈进的趋势，但并不全面。以一种深切的道德关怀来讲，人类社会应该解决一切不平等，不论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不平等还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由此，罗尔斯提出了自己解决不平等的理论范式，即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民主的平等相对于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言是最理想的平等观念。

对于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最好通过结合机会公平的原则与差别原则来达到。差别原则的核心观念：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该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左右社会基本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别原则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社会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观念。

罗尔斯认为，一个理想社会的分配方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社会都无法做到完全平等，那么就应该争取达到相对而言最大的平等。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拥有最少的权力、机会、财富和收入，社会不平等最强烈地体现在他们身上。这些人被罗尔斯称为“最少受惠者”。一种正义的制度应该通过各种社会安排来改善这些最少受惠者的处境，增加他们的希望，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这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是正义的。

差别原则构成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思想。从平等角度而言，差别原则体现了实质平等的观念，表明了罗尔斯想解决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

三、正义原则

在对平等的概念的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理论。

罗尔斯首先提出正义一般的直觉性的观念，即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这个一般的正义观体现为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拥有与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的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2］302

如果说第一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形式正义的观念，那么差别原则则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观念。正义的一般观念是阐明什么样的平等观是符合正义的，罗尔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义就仅是那种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两个正义原则是对这一观念的具体原则支撑并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分配原则。

罗尔斯认为，这两个正义原则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他将社会大体上分为两个部门，即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政治领域，它用以确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对于罗尔斯来说，平等虽然非常重要，但自由同样不能忽视，否则将会同古典自由主义一样犯简单化的毛病。罗尔斯在自己的正义中给自由一个价值定位，或者说在正义的框架中给自由以相应的理论位置。在启蒙的价值谱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罗尔斯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同样接受了这一价值谱系的安排。

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罗尔斯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作为第二个正义原则的第一部分，而将差别原则作为第二部分。可以说，最能代表罗尔斯平等观念的就是差别原则。罗尔斯指出如果存在满足上述两原则的制度结构，它只有在达到下述目的时才是公正的，即当且仅当境遇较好者的较高期望是作为提高最少获利者的期望计划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时。差别原则最简单直接的观念，社会结构并不确立和保障那些状况较好的人的较好前景，除非这样做适合于那些较不幸运的人的利益。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平等的政治价值，第一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分配。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由、平等和博爱就成为现代社会追求的重大价值目标，但在实际上，人们只能很好的解决自由（古典自由主义的贡献），而对于平等和博爱却无能为力（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罗尔斯认为自己的“正义论”能够很好的把三者统一起来：第一个原则确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确保了“平等”，第二个原则的第二部分（差别原则）确保了“博爱”。

经济平等不能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出现，在于古典自由主义把“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好理解。市场经济让人们在其中自由选择，尽最大努力创造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市场和放任主义政策在产生赢家的同时也产生了输家，如果不考虑到经济上的平等，不以差别原则作为补充原则，弱势群体将得到不公平待遇。而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的效果将是采取某种福利主义的、再分配的税收政策，以帮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的劣势群体。

新自由主义则希望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以防止市场的任意性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坚持市场下的自发分配，人们凭借自己的才能智力在市场中获得相应的回报并作为自己的财富和私有财产而不可侵犯，因此那些天生有残障或缺陷者沦为贫穷者也是应该的。新自由主义力图纠正这种自发的市场分配，以国家的名义实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的正义。新自由主义强调正义总意味着平等，因此，它必须解决市场经济下的不公正，调整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内在统一。

总之，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对正义的理解。古典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体权利，包括政治参与的权力、言论集会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的。尤其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表达了对君主专制时期对个性压制的一种反抗。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社会财富急剧集中，虽然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但并未使普通社会成员过上幸福的生活。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处于贫困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工人阶级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迫使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一些内部改良。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如反歧视运动、反贫穷运动、反战运动等仍然此起彼伏，从未间歇。

罗尔斯试图确立一套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来重新调整基本善的分配，最终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

罗尔斯的平等思想并非平均主义，他仍然保留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契约论等特征，只是在坚持自由的基本立场上，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从而保障他们拥有自由的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生活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个人主义这一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发挥，所以不得不承认，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是自由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巨大进步。

篇4

论文关键词:初中生思政治手段

当前形势下，初中生受来自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其思想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中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因此，进行创新的教学模式探讨不但是为了满足教育改革，同时更重要的是跟进社会方向，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要跟进时展，与时俱进，初中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立足于全面改革。促进当前教育格局由成绩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功能体教育，以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能力。

1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

必须以学生为本。初中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科学发展观，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确立初中生的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独立的人格、自身价值和思想感情，启发引导其内在的思想政治道德需求，培育他们的主体意识、自主能力、创造才能等主体属性;贴近学生实际，建立新型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努力通过启发交流、参与互动、研究讨论等形式，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贴近学生，克服角色偏差，既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又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感染力;贴近生活，积极创造条件，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和个性化的发展需要，同时要更多的关心和指导特殊群体的学生。既要重视经济困难学生的扶贫帮困、又要做好心理障碍学生的释疑解惑工作。

2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

所谓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新颖性和多样性，并不是要求每个教师在每一节课都要创造出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而是要在扬弃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方法的基础上，交叉使用启发式、讨论式、和谐式、自学式等新的教学方法，并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选用灵活的教学手段。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学生总希望每一堂课都有新鲜感，每一堂课都能学到一些新的知识，能力得到新的提高。而学生的情感引发往往与一定的情景有关，创设情景才能满足当代中学生求知求新的内在要求，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觉悟和素质。为此，我们要采取各种教学手段，善于带领学生置身干教学内容相应的情景之中，使学生进人情感共鸣的境界。

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既有优点，也有不足，因而要全面实现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必须善于把多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在使用各种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求新求活。一般来说，在教学实践中，理论性强的内容要采用启发式;感彩浓的内容宜采用和谐式;有争议的知识在教学中应采用讨论式;要求学生必须记住的知识点适合竞赛式;简单明了的教学内容最好组织学生自学。如在讲授“正当防卫”一节时，首先利用多媒体将案例播放给学生，并提出讨论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其次采用启发式，通过对理论的阐述和案例分析，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然后引导学生自学，并进行辅导;最后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结合一些法律条文，让学生把知识点记住。

3关注学生情感体验在教学实践活动中的意义

开展实践活动，实施情感体验，将学生的情感体验作为教学实践活动的一大目标来抓，这要求通过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强化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增强爱自己，爱家庭，爱社会的世界观的形成。这就需要教师组织指导学生参加有目的、有计划的教学实践活动，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其次，应当加强兴趣教学活动的开展。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赖于乐趣。”著名的捷克教育家也指出，课堂“应当是快乐的场所”。因此，政治教师应当给沉闷的课堂增添乐趣，给学生提供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呢。教师应在有限的讲授时间里充分发挥语言魅力，引起学生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如有关的故事、名言、谚语;有关感兴趣的问题;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时事等等，都能引发学生注意焦点，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再次，应当注重情感和道德实践。在中学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要积极开展活动，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成长。活动课的开展，可以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提高学生行为的正确性，使学生在活动中感悟道理，并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和品质。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包括当地学校及教师自身条件和学生的特点，以及时事背景，选择适当的活动方式和内容，这些活动实际是学生互动、交流、沟通、对话的平台，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在体验中感悟，在交流对话中提高。

4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打破“应试化”评价模式的藩篱

篇5

听课情况表

时间学校授课教师课题

9月26日附属中学胡桂银认识论知识的复习

王立新纸币的产生和发展

谭蕾整体和部分的辨证关系

李玉环实践知识的复习

9月27日北师大实验中学刘凤云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王琪联系

范海红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阎红正确对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9月28日二中石晓军按客观规律办事

一、主要优点

1．教师年轻化，有较高的工作热情

政治教师共有35名，其中45岁以上的只有2人，工作3-5年的有10人，非常年轻，大部分教师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工作热情，在工作中始终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虚心好学，认真钻研教材和课程标准，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主动搜集教学中所需资料，丰富课堂教学，使课堂教学更有说服力。在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去设计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问题，引发学生思考，有意识地探究调动学生主体性的方式和方法。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教师们克服交通不便的困难，坚持每周去西城、海淀听课，和城里学校的教师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探讨课堂教学中的问题，丰富自身的信息，并充分利用我县内资源，学校之间、教师之间开展了手拉手的活动，教师之间互相听课，取长补短，力求使自己进步更快。

2．课堂教学注重双基的落实，找准发力点。

在所听的9节课中，其中有4节是高三的复习课，2节是要参加会考的高二复习课，这几节课中教师都努力在学生已学过的基础上，强化知识的落实，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比如附属中学的胡桂银和李玉环老师以知识结构图的形式把各个表面无关而实质相关的知识点联系起来，形成知识框架，建立知识网络；实验中学的刘凤云、王琪老师则让学生自己以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为中心建立知识网络，使学生对各知识点由点-线-面-体的联系一清二楚，有效地培养了学生思维的发散性和聚合性。在高一和高二的教学中教师将教材中的知识体系通过层层设问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学生对知识之间的联系一清二楚，便于对知识的理解。

3．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整合意识和实践积极性明显提高。

随着我县现代化教学设备的不断完善，教学硬件设施越来越好，教师们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意识和实践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所听的九节课教师们都使用了计算机，在教学中使用自制的课件，特别突出的是实验中学的刘凤云和二中的石晓军老师，所制作的课件图文并茂，直观形象。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密度和容量，提高了教学效率，都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4．教师的教改意识有所改观。

几年来，在教材还是老教材的情况下，教研活动一直宣讲按照新课标、新理念来进行教学，教师们的教改意识有所改观。在教学中教师关注学生生活、思维实际，以生活为主线；有意识去关注学生的思维，从细节中去找有研究的问题；关注一些改革的措施。比如附属中学和实验中在课前都为学生准备了自学导纲，要求学生在上课前进行预习，教师通过这个环节努力去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使学生对知识有深刻的认识。

二、问题与建议

1．加强课堂教学设计，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

在所听的8节课中，绝大部分教师的课堂教学更多的是集中在如何把课本知识讲清、讲透，而忽视了学生的有效学习，教学方法单一；在一节课中要培养学生的哪方面的能力，往往被老师忽视，对学生思维的深度、思维的广度以及情感上的真实体验认识不足。新课程要求以学生生活为主线，以学科知识为支撑，强调从问题中获得知识，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课堂教学要以能力为核心，到底要培养学生哪方面的能力一定要设计。能力是在平时训练中培养起来的，而不是在某一阶段一促而就的。教学中应把抽象的知识还原到具体的生活中去。更多地要考虑课堂上学生学习情绪是否高涨，学习态度是否积极，是否动手、动口、动脑，在反馈中知识是否掌握牢固，学生的思维是否是深层次的，学生的学习信心和学习能力有没有得到增强。应进一步学习新的课标，树立新的理念，用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指导教学。教师教学能力需进一步提升，部分教师的教学基本功仍需强化，对如何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实际应用到课堂教学、如何针对不同教学内容及学校的特定条件选用恰当的教学方法等方面较欠缺，需加强学习、思考，并不断的实践探索。

2．多媒体辅助教学亟需向深层次挖掘

篇6

2师生交往中的权力属性

根据交往发生的条件与基础，我们可以将师生交往定义为是以教室为主要交往环境，以师生对话为媒介，以知识的传授与创造为内容的过程。因此，结合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以及交往实践论，我们可以将课堂中师生交往的权力系统作用范围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即交往环境、交往话语、交往内容。

2.1交往环境

教室是师生交往的主要场所，也是师生交往中权力行使的场所。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是覆盖整个历史和社会的，毋庸置疑，教室这一生产传播知识的公共场所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福柯认为，教室是权力运作的秘密场所，在教室这个狭小的学科知识传递空间中，每个角落都渗透着微观权力的影响。教室中的学生必须服从教师的要求在座位上坐好，手脚必须“定”在课桌椅上，直到教师“解除禁令”，才能变化姿势。如果学生没有按照要求端正姿势，那么教师就会用眼神提醒或是言语提示学生。教师是教室里面的统治者，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每个学生都被教师设定好他的座位排次，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业考试成绩、课堂表现情况、家庭状况等等诸多方面随意安排学生的座位。任何学生都不得在未获得教师的同意的情况下随意离开或改变座位。福柯还认为，微观权力在教室中的运作，还普遍运用着监视和规范化裁决技术。规范化裁决的处罚理由是不规范，不守规则。教师在班级中设计了管理制度，定下了行为规则，运用奖惩的多种方式实施评价，评价的内容也几乎涉及学生学习、生活的所有方面。这不就与我国国内中小学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上的做法如出一辙？我国国内中小学学校的班主任教师就俨然是福柯笔下“教师”统治者的化身。课堂上的学生在教师的“监视”中战战兢兢地接受知识的传递，思维的创新和发展是无从提起的。

2.2交往话语

师生之间的交往话语也是师生交往中权力行使的重要载体。而课堂中师生交往话语的权力关系主要体现在师生对话的结构和人称关系。在课堂中最一般的对话结构式是IRE结构，即“教师主导的提问与提示”、“学生的应答”、“教师的评价”。剖析课堂对话的IRE结构，我们可见课堂对话的特殊性。在课堂的IRE的对话中，教师是知识的已知方，学生是知识的未知方，教师有意向学生提问，在对应答的学生表示感谢的同时评价答案的正确与否。这种类似于“苏格拉底产婆术”的对话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控制。教师不仅通过对最后的E，即教师的评价的介入，剥夺了平等的人际关系对话的性质。而且，通过对对话方向的控制、对话者的选择并发言顺序的决定，单向主导了师生交往中的对话。现代课堂中师生交往话语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在语言运用的人称关系上。在课堂之外用“我”这个第一人称表现自我的教师，在进入教师角色以后，他们统一消除了自己的姓名，都自觉地用第三人称的“老师”来自称。将自己同化为“老师”的教师个人，使得自己的发言和评价的话语权威化，使得自己在师生交往的话语过程中所作出的干预和控制正统化。其次，使用第三人称的教师的话语使得课堂中的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淡化，重建了制度性的人际关系。即同化为“老师”的教师通过对对话主题的选择以及秩序的维持，决定了师生间人际关系的构成与维持。再次，丧失第一人称的教师不仅丧失了主格，而且丧失了作为生命主体所支配的自我关系的主格。即丧失了以“我”为主格的教育世界，丧失了以“我”为主体的个体价值观、人生观。

2.3交往内容

知识产生权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这在阿普尔所提出的“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一问题中对知识的权力属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福柯则认为，权力产生知识，权力和知识是并生共存的关系。权力产生知识，制造知识，规定知识，裁判知识；知识助长权力，增效权力，捍卫权力。师生交往的本质是知识的交往。知识是师生交往得以构成和维持的条件，是师生交往的主要内容。在现代课堂中，师生交往的内容主要是人类已有的认识成果，并且是预先设计的、系统的显性内容。虽然在课堂师生交往中也不排除即时产生的话题，但这些话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传授传统内容的交往服务的。因此，课堂中师生交往的内容呈现出明显的计划性、系统性等特性。师生交往内容的这些特性是师生交往中的权力关系的体现。

篇7

从近几年的高考试题看，无论是材料新颖的选择题，还是关注现实生活的富有创意的主观题，稍加分析，其答案绝大部分就在教材中，就在大家所学过的基础知识中。同学们丢分的原因，尤其是选择题的失分，往往是基本概念不清、基础知识不扎实、基本技能不熟练造成的。因此，在政治总复习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夯实基础，熟练掌握高中学段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力求做到“烂熟于心”。

要达到这一点，一要在充分理解概念、范畴、原理的基础上去强化记忆，而且要学会同遗忘作斗争，运用心理学规律来巩固和加强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二要适当增加看教材的遍数，同时必须不断提高看书学习的速度，正确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三要学会从宏观上去把握知识，使基础知识条理化、系统化、网络化、图表化。考生在总复习过程中，应当自觉做到章章有归纳，节节有提炼，课课有总结，自我建构每一门学科的立体知识体系，以备需要时随“点”随“到”。

同学们一定要自己动手建构有关的知识体系，学会从总体上驾驭知识，提高从整体上去思考问题的自觉性。当然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去整理，不过一定要自己动手，切不可照搬照抄别人的东西，更不能实行简单的“拿来主义”。否则就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更谈不上印象深刻和融会贯通了。

二、关注热点，迁移知识，培养各种能力

在完成基础知识复习（即第一轮复习）的前提下，培养能力和强化能力训练是热点专题复习（即第二轮复习）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引导学生熟练地掌握书本知识，而且还必须善于引导学生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融入社会，关注热点，学会迁移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学生在学习中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重视知识的迁移，而是死记硬背，生搬硬套，那是肯定考不好的。

基础打牢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要提高能力和素质，除了首先要夯实基础外，还必须把所学的基础知识理论应用于实践，用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即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

三、训练审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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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断改进政治课堂教学，转变教学观念，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扬弃传统的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教学；变封闭式教学为开放型教学

课堂教学是政治课教学的主阵地。在政治课堂教学中，仍然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以教师为中心，“满堂灌”、“一言堂”，以教师的说教代替学生的思考，着眼于单纯的知识传授，实际上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课堂教学模式化，方法呆板，手段单一，照本宣科，作业抄书，用众多的作业和频繁的考试迫使学生死记硬背……等等。因此，不断改进课堂教学，对提高政治课的实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转变教学观念。现代教学观念已从教师为中心转变为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政治课教学已从传授知识，转变为传授知识、增强能力、提高觉悟。每一个政治课教师都应以这些观念指导全过程的教学工作。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要进一步挖掘这一原则的深刻内涵。特别是要求每一个政治教师要深入研究学生的心理、思想实际。只有深入研究教育对象，关注他们的“热点”、“焦点”、“疑点”问题，才能使政治教学贴近和把握学生的思想脉博。同时，政治教师也要深入研究我们的时代，分析社会发展的走向，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来教育学生，使政治课堂与时代社会相通，加强政治课教学的针对性。

3、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政治课教学要由灌输型变为启发型，由说教型教学变为情感型教学，等等。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经常尝试“讨论法”、“自学指导法”。经常采用这些科学与民主的教学方法，会大大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理论的热情。

4、采用多种教学手段。传统的政治课教学手段单一：教师一支粉笔，一张嘴，一块黑板，一本教材。依靠这种手段教师讲授深刻的、抽象的政治理论，必然使学生感到空乏无味，难于理解。这种手段与我们时展水平也不相符。作为政治教师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实际出发，适当运用图表、实物等手段，并尽可能进行电化教学。这种多样灵活、直观形象的手段，对于提高政治课感染力、突出重点、解决难点，调动学生多种感觉参与教学活动，掌握知识，巩固知识，激发同学的兴趣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改进政治课考核方式，变考核单一化为多元化，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

考核方式具有导向作用。长期以来，政治课的考核和其它学科的考核基本相似。教师教条条，考条条，学生背条条。许多同学认为，上课听不听无所谓，反正到考前突击就行。这种考核方式势必造成有些学生成绩优异与思想政治素质低下的二律背反现象。在农村中学，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这种传统的考核方式必须矫正。为此，我们要把知识考核、能力考核、思想素质考核结合起来，真正凸显政治学科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提高觉悟的性质和任务。本文由收集整理。

四、研究学习方法，教会学生学会学习

提高政治课实效，对学生来说有两条根本途径：一条是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之“爱学”；另一条是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使之“会学”。当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由原来的“一次教育”转变为“终身教育”。因此，研究学习方法，教会学生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每一个政治教师都要研究学法，指导学法，教会学生学习。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结合政治课的有关内容开设“学法讲座”。如果每一个政治教师都重视学法指导，这对于提高教学效益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会使学生终身受益。

五、政治课教学应该主动与学校德育工作接轨，开辟政治课教学的“第二课堂”

作为政治教师在完成学科任务的同时，应主动与学校德育工作配合，实现政治课教学与学校德育工作接轨，并形成合力。另外也可以开辟政治课的“第二课堂”，作为“第一课堂”的延伸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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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沿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全面推广作为普及教育中的基础学科—中学政治教育教学怎样把握和开展好就成了摆在每一位政治学科教师面前的不能回避且必须明确解决的问题。新课改的中学政治教育和政治教学并不只是应采用什么现代手段来完成某一知识点某一节课的简单形式问题，而应看成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政治教育应根据社会需要提出和规定政治教学的内容纲要和目标。面临着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推进.中学政治学科迫切的需要在挑战中抓住机遇.在改革中谋求发展。中学政治教师只有树立改革意识认清改革的形式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才能更好的建设政治学科。

2、新课程改革下政治教师所面临的问题

新课程改革中对教师教学观念、学科教学目标、教学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些组成了新课程改革的重要因素.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在中学政治教育改革中政治教师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门角色发生转变

在以往的教学活动开展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同样也是知识的主导者其在教学中拥有独特的地位。而在新课程改革下教师的主体角色地位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教师逐渐由教学的带头人操纵者变为教学的辅导者，而学生的主体地位逐渐得到巩固与发展。因此作为中学政治教师在教学改革过程中认清着一事实.将教学的主动权转让给学生.使得他们在教学中拥有更多的自主能力.发挥其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尤其重要。

2.2教学方式发生转变

教学方式的转变是新课程改革对政治教学提出的要求。提倡多元化教学方式的新课程改革要求我们政治教师在教学中运用小组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等教学方式去开展教学活动这些教学活动的开展符合学生的主体发展规律符合政治学科的教学特点同时彰显了学生的个性.发掘了他们的知识才能与创造力.是素质教育目标下的重要尝试。在教学中.教师只有通过自身实践通过教学获得经验.大胆尝试才能更好地推进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的运用。

3、中学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采取的措施

3.1中学政治教育的目标的明确

中学政治的升学成绩只能是政治教学活动情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的是学生学习情况的一个侧面。政治教育目标达到的情况只能由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综合反映.它是几代人共同努力协同奋斗的结果。作为基础学科的中学政治教育教学活动应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培养造就信科学、懂科学、尊重科学、会用科学的观点方法观察事物和探索自然规律在改造自然，建设社会的活动中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时代新人为中学政治教育的奋斗目标。并用这一思想指导政治教学和研究政治教学问题。有了明确的目标中学政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摆正思路.事半功倍!

3.2应当重视学生主体地位

思想政治课如果离开了学生的主体性参与.那么其基本教学目的将失去意义。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1)强调对话教学。对话教学使教师和学生一起成为课堂的主人，在“对话”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一文本“之间不再是认识与被认识、灌输与被灌输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之间双向交流的关系，学生通过理解和“对话“获得人生体验和生活智慧。师生之间、学生与“文本”之间是一种“我—你”的精神上平等交流的关系教师要引导学生自主建构。(2)开展实践活动实施情感体验。这要求通过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强化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增强爱自己.爱家庭，爱社会的世界观的形成。这就需要教师组织指导学生参加有目的、有计划的教学实践活动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3.3应当加强兴趣教学活动的开展

课堂应当是快乐的场所。因此，政治教师应当为沉闷的课堂增添乐趣给学生提供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教师应在有限的讲授时间里充分发挥语言魅力引起学生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如有关的故事、名言、谚语有关感兴趣的问题;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时事等等，都能引发学生注意焦点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3.4应当注重情感和道德实践

在中学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要积极开展活动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成长。活动课的开展可以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提高学生行为的正确性使学生在活动中感悟道理并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和品质。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包括当地学校及教师自身条件和学生的特点，以及时事背景，选择适当的活动方式和内容。这些活动实际是学生互动、交流、沟通、对话的平台，要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在体验中感悟在交流对话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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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能力，除了受遗传因素影响外，很大程度上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培养锻炼起来的，我们知道，人的意识对人的行为有支配作用，要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人际交往能力，需要个体有意识的去和别人交往。在观实生活中，许多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愿和别人主动交往，即没有人际交往意识。因此，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师，要把培养学生交往意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贯穿于思想政治课教学始终，让学生脑袋里时时刻刻有交往意识，有交往欲望。这就有利于学生在实际行动中去和别人交往，从而培养人际交往能力。

二、在政治课学习兴趣小组中培养学生交往能力。

思想政治课与其它学科相比，除了重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外，仍然要求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应用。为了达到以上目标，思想政治课教师通常会在班上设立政治课学习兴趣小组，并且每个小组由一定数量的学生组成。学生参加到政治课学习兴趣小组，互相经常接触，研究学习，探讨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不过，在分政治学习兴趣小组时，应该考虑到有意识把善交往的学生和不善交往的学生分在一起，这样有利于善交往的学生带动不善交往的学生。如果只把善交往的学生分在一起，把不善交往的学生分在一起，就会使善交往的兴趣小组的学生不仅能搞好学习，而且人际交往能力更加增强，不善交往的兴趣小组的学生不仅不能搞好学习，而且也难以培养出人际交往能力。

三、在问题讨论中培养学生交往能力。

思想政治课的教育教学目标，很多方面都是通过问题讨论达到问题讨论指的是由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对某个问题进行讨论，发表不同见解，最终达成共识的活动。这是人与人交往沟通的重要渠道有利于培养人际交往能力。因此，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大力利用问题讨论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具体可以这样做：一是在上某一教学内容时，大力利用教材上的“各抒己见”、“七嘴八舌”、“练习与探究题”让学生讨论，发表自己见解。二是教师设问或学生提问进行讨论，如果学生经常举行问题讨论，学生之间沟通多了，人际交往能力就会慢慢培养起来。

四、在心得交流中培养学生的交往能力。

在新课程标准精神指引下，七年级思想政治课教材中设置了“心得点滴”栏目，它要求学生在学这一课后，写心得点滴。笔者认为这个栏目的设置有许多好处，一方面有利于教师把课堂小结的任务交给学生，另一方面有利于检验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领会程度，同时还有利于培养学生小论文的写作水平。如果在教学中，让学生把各自的心得点滴用口头语言表达出来，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因为通过谈心得体会，学生之间是可以互相了解，互相沟通。所以为了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思想政治课教师应经常让学生写心得点滴，并面对面口头交流。超级秘书网

五、在活动课中培养学生的交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