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基础的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法律基础的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教学效果欠佳“基础”课的考核内容，是指考核主要覆盖的知识面和基本理论。考核内容不仅仅应当以教材的七个章节（2013年修订版）、三个部分（思想部分、道德部分和法律部分）为中心，还应当对教材所涉及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拓展。理论的掌握，离不开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也离不开对中外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探索。以往“基础”课考核的内容主要围绕教材展开，学生甚至能在书上找到标准的答案。这样容易使教师能够针对自己的兴趣点对教学内容做出“多变”的处理，或增添无用的信息，或删减重要的理论，产生考核内容与教学内容脱节的现象。考核内容与教学内容不能有机结合起来，“考”的和“教”的相互脱离，直接导致教师既没有完善、补充自身知识结构的动力，学生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有的学生甚至不用听课最后也能考核合格，这样就难以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考核主体单一

考核过程的主观性较强考核主体是在考核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个人和单位，考核主体决定着考核的内容、指标、结果等全过程。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基础”课考核都以任课教师为考核主体，以学生为考核对象。通常情况下，学生的学习考核没有其他考核主体的介入，既无其他教师和单位的参评，更不允许学生互评。任课教师“大权独揽”，决定着学生最终的考核结果。由于考核主体单一，考核过程中的主观性就在所难免。有的教师会根据与学生的亲疏关系决定着对学生评价的高低，特别是在“平时成绩”部分，教师可能对学生随意做出加分或减分的决定。考核主体不受监督，考核结果就会有失公允，这样的考核结果学生难以认同，反而会增加学生的对立情绪，失去对学习的信心。

3．考核方式以终结性书面考试为主

忽视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对学生的“基础”课考核通常是以书面考试为主，书面考核成绩的权重往往占总成绩的60%以上，有的院校高达70%。教师偏向于测试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但是都仅仅局限于“纸上谈兵”，学生对诸多问题的论证缺乏现实的体验和相关数据的论证，发表的观点没有说服力，考核结果并不反映学生的真实思想道德水平，思想道德品质欠佳的学生也可能在书面考试中分数遥遥领先。“基础”课教学效果的体现，不但需要学生从理论认知上给予确认，还需要考察学生在具体社会实践中的行为能力。尽管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侧重于理论知识的讲授和掌握，但是学生道德水平是否得到提升，法律意识是否有所增强，这都离不开社会实践的检验，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场境和动态的活动过程中，他人才能对学生运用道德观、法治理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行客观评价，忽视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基础”课考核不能完全实现教学目的。

4．期终笔试中的主观题不能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在“05方案”实施以前，许多高校对“基础”课的考核侧重于考查学生对书本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判断题、选择题等客观性题型占据大量分值。“05方案”实施以后，大多数高校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偏向于对学生进行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能力测试，主观性题型增多，有的甚至不再使用客观题。但是，主观性题型的增多并非意味着学生对知识运用能力的增强。由于许多主观题庞大而笼统，学生在思考时不知从何入手，不知从哪个角度作答，最后回答的内容要么僵化、呆板，没有逻辑性和创造性，要么没有理论深度、十分肤浅，导致学生的理论素养与思维能力都无法得以提升。

二、构建“基础”课教学的“立体动态式”考核模式

教学考核是推进教学过程，实现教学目的的重要环节，必须借鉴国内外的教育理论，结合我国“基础”课的具体教学实际，构建一套既便于操作，又科学合理的“立体动态式”考核模式，以促进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有效性和能动性。

1．横向：以政治、思想、道德、法律、心理等问题为考核

内容教师要明确“基础”课的教学目的是帮助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法律素养。教学考核的内容必须围绕政治、思想、道德、法律、心理等方面展开。其一，在政治问题中，突出考查学生对党、国家、民族、社会、集体、个人等关系的认识及相互之间矛盾冲突的解决。其二，在思想问题中，要涉及人生目的、理想、价值、态度等内容的澄清与梳理。其三，在道德问题中，要弄清楚有关社会领域、职业领域、家庭领域中各种规范的内涵和意义，对自律、他律、利益、牺牲等要有深刻理解。其四，在法律问题中，要涉及如法治、权威、权利、义务、责任等内容的剖析。其五，在心理问题中，要关注大学生在人际、情绪、意志、社会适应等方面遇到的难题。需要指出的是，考核要着重于“问题”导向，以“问题”带“理论”，理论为问题服务，理论的学习最终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教师不应局限于教材，只要能解决现实困难和社会难题的理论和内容，就可以纳入考核的涵盖范围。这样，在全方位的“基础”课教学考核内容的指引下，教师和学生都会激发起积极性和紧迫感，主动阅读大量文献，对教材中与课堂外涵盖的知识进行广泛的了解和研究，努力针对五个方面涉及的现实问题做出合理、科学、完整的阐释。

2．纵向：以思维能力与行动能力的动态转化为考核

标准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基础”课的考核都应当以思维能力与行动能力的动态转化为标准。对所有学生的评价，既要看他是否有应用理论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维能力，还要看他是否具有在生活实践中采取正确行为的行动能力。如果高水平的思维能力与极强的行动能力能相互转化、相互促进，那么学生“基础”课程的学习就达到了教育所期待的目标，应获得较高的评价。其一，思维能力的提高：静态的评价标准。思维能力，是指学生对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进行认知、判断、价值取舍和选择的思维活动能力。思维能力直接指导行为的践行，体现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发展，它是体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的重要标准。“基础”课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考核应当集中体现在教学中对课堂提问的分析上，体现在对课程论文的论证上，还应体现在对期终笔试关于主观性问题的阐述中。教师对问题的设计要做到符合科学规律和形式逻辑，慎用单一、笼统的提问方式。如：针对摔倒的老人无人搀扶的社会现象，不能简单地问“同学们的看法是什么？”，应当就现象产生的诸多原因、解决问题的对策和个人的价值取向等分别进行提问，让学生剖析社会规范、明晰善恶判断并果断进行价值取舍。问题的设计一定要详细、具有指导性，要启发学生做“抽丝剥茧”式的论证和环环相扣的推演，利用综合性学科知识作为解题的“工具”和“钥匙”，使学生对问题的论证具有说服力和创造力。经过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回答，学生的思维能力得以体现，理论水平的高低一目了然。学生通过这样的考核过程所得到的评价公平合理，教师削减了主观性判断，使学生更能信服。其二，行动能力的增强：动态的评价标准。行动能力主要是指学生在生活中践行理论认知的能力，它是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最终体现，道德思维能力的提高也需要通过行动能力的增强来具体证明。思维水平高、论证问题能力强，并不代表在学习生活中可以果断践行。个体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践行高尚的道德行为难度巨大，需要克服利益的诱惑、自身不强的意志力，还需要承受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压力，要在深刻的认知下，饱满的情感中，在坚定信念的支撑下才能表现为“利他”。因此，对学生在行动能力方面的考核必须成为“基础”课的重要考核部分，对学生行动能力是否增强的评价也必然成为考核的重要标准。教师除了设计课堂考核、论文考核和期终卷面考核等形式外，必须设计学生在社会调研、社区服务、公益活动等实践考核方式，以学生在实践行为中的记录、照片、影像资料为依据，发现学生在实践中的积极性如何？是否是真情实感？行动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怎样？在动态的行为中对学生进行评定。

3．空间上：以“走向社会”与“回到课堂”为考核方式

为了避免考核的单一性和主观性，增强考核的全面性和客观性，考核的场地、主体都要有选择地增加。其一，走向社会：接受他人的评价。由于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的知行转化能力必须作为考核的关键标准，那么对学生思想道德整体状况的评价就无法仅仅以课堂表现和书面成绩作为依据，还要参照课堂之外的真实行动状态，才能得到全面客观的结论。教师可以用以下方式鼓励学生参与社会生活和道德实践，接受社会和他人的评价。参与社区服务。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入社区进行服务，包括：提供法律咨询、专业技术服务、调节家庭纠纷、优化环境卫生、提供空巢家庭的家政服务等。让学生在无私奉献中体会人生的价值和道德的深刻内涵。可以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让学生深入到社会更为广泛的机构和组织中，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关怀。可以让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对学生的行动表现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就学生服务的次数、态度、质量等进行评分，切实考查认知与行为的一致性和道德行为的长期性，让社会和他人的评价成为学生整体思想道德考核结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回到学校：接受同学和老师的评价。在增加社会考核主体，让学生接受社会评价的基础上，还要让学生回到学校，接受同学和其他学科任课教师的评价。首先，接受同学的评价。同学们之间在学习和生活中相互了解，对对方的思想道德品质有客观公正的评价。既可以对对方的平时表现进行评价，也可以选出代表，对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行为进行评价。其次，其他任课教师的评价。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学生不但接触到“基础”课教师和同学，其他任课教师，特别是辅导员对他们思想道德状况也有认识，他们的评价也将作为“基础”课考核结论的重要依据。考核主体增多，考核方式发生变化，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都会表现得更全面、具体，对不同学生不同层次的思想品德状态了解更为全面，这不但使考核结果可信度更高，还让学生对考评结果的认同度增强，并对认识自我品德方面的不足进行反省和改善。

篇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经贸工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增长点，我国的技术进出口工作更有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国际技术贸易法律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其一，从1959年到1979年，该阶段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强调中央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管理，技术进出口的管理集中于中央政府。

其二，1979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及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技术进出口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家陆续颁布了系列有关的法律法规。技术进出口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在对合同的管理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技术引进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为了规范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从1994年开始，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以《对外贸易法》为主体，以《海关法》、《反倾销反补贴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条例为补充的完整的对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货物进出口法律体制也因此而建立。这一体制主要包括以灌水调节为中心的海关监管制度；以非关税调节为特色的许可和配额管理制度、外汇管理和商品检验制度；以外贸经营权为核心的对外贸易经营者许可制度；为防止和消除外来不正当竞争而建立的反倾销反补贴制度[高华，试论如何完善我国国际技术贸易法，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年第9期]。就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法律渊源而言，目前根本大法是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该法规定：“本法所称对外贸易，是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这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技术进出口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二、二者的不同

1、限制、禁止的条款规定不同

《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规定：为建立国内特定产业和保护农、牧、渔产品以及为保证国家国际金融地位和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限制进口的。对国内供应短缺和可能用竭的资源以及因宫外市场容量有限的，需要限制进口。因维护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为履行国家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协定的，需要限制进口或出口。其中对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利益和破坏生态环境的，为保护人的生命或健康或为履行国家参加国际条约协定的；对国家文物、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等货物和物品，需要进出口。

技术贸易包括知识产权贸易和高新技术含量的成套设备贸易等。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商标和服务标记，包括国内普遍采用的国际名牌加工生产等贸易形式，以及版权（包括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等贸易形式，均应包括在知识产权贸易范围之内。根据《技术进出了管理条例》的规定，属于禁止进口的技术或禁止出口的技术，不能进出口；属于限制进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未经许可的，不能进出口；属于自由进出口的，实行合同登记管理。对限制进出口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第一要对该限制进出口技术是否许可进出口进行审查。技术进出口申请经批准的，经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技术进出口许可意向书，获得许可意向书之后，可以对外签订技术进出口合同。

也就是说货物和进出口的都有限制于禁止进出口的条款限定，但是技术进出口的条款相对来说比较严谨，其采用合同管理的模式来规范当前的技术进出口，而货物进出口明令限制、禁止进出口的没有合同条款、合同登记来约束，根据《对外贸易法》的相关条款来进行。

2、征收税率不同

面对国外日益增多的对华反倾销诉讼和国内进口商品的不正当竞争的内外交困之境，我国参考WTO《反倾销协定》、《补贴与反补贴协定》，于1997年制定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标志着我国反倾销反补贴领域正在走向法制化，正在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 刘文莉,王学军, 加入WTO与我国货物进出口法律制度的变革, 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1月第15卷第1期(总第61期),25]。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方面，我国的现行做法显然超过了它们应该有的功能，也就是增加了财政收入及一定程度上的贸易保护。我国目前的关税平均税率为15％，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税率，也高于目前发展中国家13％的平均税率。目前各地海关在估价及征税过程中，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估价及征税缺乏一致性。

货物的进口征税、进口退税是国际上一条通行的税收规则，关税总协定第三天和第六条规定：一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方领土的时候，不应该对它直接或间接征收高于对相同国产品所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一缔约方领土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方领土的时候，不得因其免税相同产品在原产地或输出国用于消费时所需要缴纳的税捐或这种税捐已经退税，就对它征收反倾销税或是反补贴税。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的税法对进口产品征收国内税，但其税赋不得高于同类产品的税负。同样的，一个大家可以本国的出口产品退还或免征国内税，别国不得因此对该国产品施加报复措施。

篇3

法律属性的探索，已经存在悠久的历史。从人类理性、者命令、社会公意、神启各个角度，人们对它作了人类智力的可能性回答。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回答，闪耀着人类智识的光芒，同时又标明了人类的局限。这种局限主要是认识和表达，总是存在非完整性的先天缺陷，人们总是不能详述事物尤其是变化事物的各种具体特征，人们可能建构的是一种模糊性认识，而且会带上模糊认识自身视角的影响。由于对认识和表达自身缺陷的体认，超越性建构的人类认识方法，往往导致事物的模糊程度进一步增加，加大了事物的非确定性。这就产生出关于法律的认识大话和废话无穷。言简意赅实难求。回避概括性对法律的统合性表述，进入法律的显微观察，即从规则的内含元素，对法律进行体认，通过这些显微认识通道，一不留神，就到了极权者的后花园，发现热火朝天的“狗的晚餐”，正处于进食和干杯的状态。

但是，“让每一个人说出对法律的看法吧！”这个邀请一发出，往往引来另一种盛大场面，开始热烈的话语大战。人们拿着语词打仗，进攻者持“权利”的长矛，与防守者的“权力”盾牌之间，形成功防格局。在基本语词工具企望的胜利遇阻的面貌下，人们难免开始怀疑这样的战斗。甚至有人请来维特根斯坦、波谱、迦达默尔这些工具大师，来分析兵器窝火的问题。站在这种场面的绝对，有人用古老思想来分析这种战斗的执着，剖析其具有的无意义。但是，社会的运动，本身充满着语词的战斗、生活的战斗，无意义是世界的意义的部分。因此，出世观察的态度，并不能解决观念认识的纷争，谁让人类有了语言的能力呢。法律必然会被千般解读，从而进入与另一个语词“正确”的分合之中。

合意法学带着法律，从“国法”的概念设定氛围中，从“中华法系”逃跑出来，将其换上了一件新的衣裳。“合意法”思想制作，使用“自由意志”、“信息”、“代价”这些语词原料，用“合意”替其穿针引线。经过这样的剪裁设计，法律成为了这样一种东西：法律是自由意志之间，通过合意程序，在事关利益取舍的信息处理基础上，进行行为代价设定，并因其被社会性承认，而具有自身效力，从而形成对人类生活秩序规范性调节的社会和平合意规则。本人不得不声明的是，这仅仅是对法律的一种个人性理解，它不企望为他人替代性的完成对法律的解读过程，如果有人反对或认同这种对法律的理解，这完全是其他自由意志的自身权利。如果合意法的观点被承认和接受，毫无疑问就是“合意”的胜利。

国家公权的法律基础，同社会权利的法律基础一样，被设定为“合意法”。这与中华法系向来固定的惩罚规则的王法意义，大异其趣。合意法思维，着力于法律规范性的建构方式和程序，因此在思维的角度，它不是单纯的道德性声明，与卢骚这样进行社会公意观察的思想巨人，也同样保持了敬畏的距离。与道德学说、政治学说包括与民主主义保持距离，主要是合意主义在“话语格式”上，与他们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体现在，政治或道德民主主义，着力于自由意志的社会表达，而合意主义着力于自由意志的法律规范性表达。因此，合意法遵循的是一种“法律主义”，它企图避免政治道德主义和法律主义两者之间出现表达混淆。

从法律主义的角度，进行溯源性考察，合意法学的观点，找到的是希腊罗马的源头。在鲁伊吉。拉布鲁纳（LuigiLabruna）《单纯合意即形成债》一文中，作者指出：“合意（consenso）不仅是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的传统，而且是现代契约法的基础。人们可以在古老的地中海人民――罗马人的法律中，寻觅到合意主义的诸渊源。”民事合意主义，作为建构契约法律的思想原料，存在了悠久的时光。同时，现代合意法思想，也是经济主义的一个产物，它不是单纯政治性建构学说的自撰，乃是站在市场交易的社会场域，来反思性地观察法律。因此对于合意增益理论，这类从经济学家那里飘来的甘露，或者甚至可以说法律经济分析旁敲侧击的赋与，合意法学是毫不犹豫地进行接纳。

债的产生，基本途径是合意。这是民事利益得以合法主张的法理所在。在国家公权方面，行政义务的产生，这种“行政债”的形成，是什么？如果没有某种基础性社会同意，或者法理基础，国家公权要求公民履行行政义务，是合适的吗？国家公权的行使，在现代是需要法律合法性的，法律的合法性，即法律的属性确定，它究竟是一种社会合意规则，还是基于先验主义的政治权力逻辑，罔顾社会意志的单纯国家意志建构？从本人有限的社会常识，以及面对自然确认的人际伦理，我不得不将国家公权的法律基础，界定为合意主义法律。这就和民事合意主义产生了某种相似性。但是，民事合意主义，本身不能直接成为公法的合法性起源。经过界定加工，我讲公法合意主义，视为一些社会元素的组合，如果失去这些元素，法律可能不再是合意法：

1、立法程序的合意性建构；

2、立法对社会合意的规范性维护；

3、立法对暴力命令的必要性排除；

4、适法行为的和平。

首先，基于法律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立法是调整社会生活的规范性建构。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面貌，直接影响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在大生产和大交换的社会，成功的社会组织，影响生产和交易者的利益。为了形成人际的公平关系，因此必须探索公平的实现方式。法律主义的公平，本身只能在法律权利的建构过程中得以体现。因此，在法律意义上，公平不是生活性的公平，或曰事实性公平，乃是在生活与事实的基础上，对公平的规范性建构。“公平”，在社会博弈环境，不是对自然秉赋的干预，而是规则的合意，以及合意规则下，自我选择行为方式。法律权利平等，成为建构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公平在社会博弈中的可靠共项，就是“同意”。立法程序的合意性建构，就是建立社会主体“同意”的社会博弈规则。显然，单边主义法律、秘密立法活动，在立法机制方面，出现了对公平的背反。着力于立法机制，是合意法学避免“法律理想主义”的指责，在现实中发现的合意酿造平台。

篇4

2强化法律意识的培养

2．1课程设置方式高等院校工程管理专业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都将工程合同管理列为核心主干课程，要有效地传授合同管理知识，必须正确处理好该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以盐城工学院为例，工程合同管理相关课程主要包括“建设法规”“工程合同法律基础”“合同管理与索赔”。首先，通过“建设法规”课程，使学生熟悉与工程建设相关的法律，如建筑法、合同法、招标投标法、各质量管理法规等;其次，通过“工程合同法律基础”课程进行合同法原理以及各种专业合同示范文本的讲解与分析，使学生建立工程合同的整体课程结构体系，掌握合同法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分析合同的能力;最后，培养学生合同策划、合同履行、合同变更及索赔管理等合同管理的能力，为工程实践作好准备。这样的课程设置方式将法律知识的储备及法律意识的培养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

2．2课程内容及教材选择盐城工学院的“工程合同法律基础”课程选取的教材为东南大学李启明教授主编的《土木工程合同管理》第二版［3］，该书以工程合同类别为主线，在讲述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后，分别介绍了各类专业合同示范文本的主要内容，包括监理合同、勘察设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物资采购合同等，并分析了各自的管理特点，“合同管理与索赔”选取的教材为东南大学成虎教授主编的《工程合同管理》，以工程合同管理流程为主线，符合上述课程设置的要求。同时，合同管理法律基础应加强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颁布的工程合同范本FIDIC合同的讲授，FIDIC合同被公认为是一部“施工法”［5］，其中包含了众多的英文法律用语，其用词十分准确、严谨，我国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等现行规定都借鉴了FIDIC的相关条款，通过这些法律条款的学习不仅使学生奠定扎实的法律基础，与国际工程合同管理接轨，而且有助于从较深的层次把握工程合同管理的涵义。注重实务是工程合同管理的教学目标，案例教学与专题讨论应在教学内容中得到强化。教师在平时生活中要关注工程建设中的一些官司或纠纷，积累教学资源，与时俱进。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增加感性认识，引导学生找出案例所涉及的法律条款，分析产生的原因，讨论解决的方法，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应用。此外，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应当查阅并分析当年全国建造师、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等执业资格考试的考查内容，从中选取适当的案例进行讲解，在帮助学生理解课堂知识的同时，也对学生以后的职业规划进行相应的指导［6］。

2．3加强教师能力的培养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新时代的教师不仅承担发展科学文化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工程建设是通过实践才得以实现，作为一名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把自己的知识能力武装起来。要加强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首先应提高教师自身的知识水平，教师应当努力掌握法律、经济与技术等复合知识结构，使自己成为能够连续施教“建设法律”“合同管理”等课程的人才，这样有利于法律意识培养的连续性;其次，应强化教师的教学能力，应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使其明白法律基础在工程合同管理课程中的重要性，引导其通过所学内容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达到教学目标。

篇5

2．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运用不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一门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涵盖内容丰富，可以运用的教育教学方法多样，但是精品课程的建设中，明显感觉，教师对网络等新的教学资源运用不够，通达式教学、情景式教学、探究式教学等教学模式运用较少。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高校推广不够，另一方面是教师的问题。有的教师单纯的接受教学方法，教学思路理解不够，难以掌握精品课程的精髓。有的教师对先进的教学仪器、教学方法，掌握不了，或不屑于掌握，影响了精品课程的推广。

3．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后的持续改进不足。目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的教学中，发现一些申报成功的课程，过了三年五年还是申报成功时的状态，教学内容方法，没有丝毫改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频繁更新，各种新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一些新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已经走进了高校的课堂。有些地方精品课程更新不及时已经失去了“精品课程”的意义。

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中教师学术交流探讨不足。对一件事物的看法，可能百人有百样，更何况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内容比较多，单单依靠教师通过自身努力在教学思路、教学方法等方面达到百分百的掌握，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现实工作中，精品课程学习培训少，交流沟通少，主要依靠教师自己掌握，自己学习消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精品课程的建设效果。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中的一点建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突出教学特色，是集科学性、先进性、教育性、整体性、有效性于一身的主干课程，精品课程的建设意义重大。我认为要建设好，就要做好以下几点:

1．科学有效规划，严格全程监管。精品课程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课程在建立之初就要从学科、学校的实际出发做好长期规划，注重实际效果、实际运用，以提高教学质量作为根本目标。在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后也要适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推广规划，使精品课程成为真正的精品，使更多高校大学生收益。精品课程申报成功只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精品课程建设政府部门要有规划、有目标，适时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学校在精品课程建设上要有计划、有步骤、有主管部门、有责任人，能够合理有效持续建设。精品课程建设要建立政府部门监督检查，学校自查，学生评定的有效动态管理机制。政府、高校要形成精品课程建设的全程监管和服务体系。

2．加强学习沟通，建设好教师队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是涉及思想道德、心灵深处问题的课程，内容涵盖广、意义深，不单纯是知识性的教学。教师要想将精品课程传授好、表达清，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地汲取好的教学方法、思路。在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学校、政府要提供一个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政府组织精品课程院校特别是国家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团队到各高校开展培训，组织各高校到精品课程院校学习。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技术交流活动，为教师提供学习提高的机会。另一方面，要在教师队伍中开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学习培训。学习是提高知识和教学能力最有效的手段。学习培训可以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教师要努力掌握新的学术信息，自觉的将学术研究新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拓宽教学深度和广度，丰富课程的学术内涵，使课程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通过学术交流、培训学习，最终达到提高精品课程的含金量，使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到教学中，使教学形式更加生动、形象、鲜活，以期达到好的教学效果的目的。

3．有奖有罚，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各高校要积极鼓励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积极参与到精品课程实施中，明确申报成功不是目的，充分有效运用到教学中，提高教质才是目的。各高校要结合学校实际，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立健全一套切实可行的奖惩机制，每年对课程进行课程评定和检查评估。检查该课程在建设过程中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教学到位与否，即在师资质量、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等方面是否与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相符，学生是否喜欢该课程，学生是否能从中获益，是否提高了理论素养，改善了行为习惯。在课程建设上要从师资准备、教材整合、教法创新、教学管理、成绩考核五个方面进行考评。对于考评合格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不合格的要给予一定的处罚。通过奖惩来激励教师，不断提高改进，保持精品课程的先进性、科学性。

篇6

二、完善“基础”课教学专题的新构想

随着13年版教材内容的更新，“基础”课教学专题的设置也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加以跟进和完善。但是，在修改、完善作为课程的教学专题时，并非简单地增减一两个专题，也不是简单地给个别的教学专题换个名称而已。在修改、完善作为课程的教学专题时，至少应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一）根据性

专题的设置首先要考虑的是课程的教育目的。“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行动，是选择有效的教育手段和方法达到教育目的的过程，它不同于自发的教育过程。”[1]对于“基础”课来说，贯彻和实现课程教育目的的就是统编教材，它是学生在校获取系统知识、提高思想品德的重要工具，也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具体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在13年版教材对教材进行修订特别是对某些章节作出重大调整和修改之后，急于完善“基础”课教学专题的根本原因。

（二）同质性

专题教学，顾名思义，即根据开课的宗旨、结合教材的内容，紧紧围绕某一话题或主题进行深入的研讨式学习。这里，“某一话题或主题”中的“话题或主题”，在内容或性质上，应当具有相同性、或同类性，即同质性。只有注重了教学专题的同质性，才可能在具体教学专题的设计上和教学中，更好地在有限的学时内，突出重点，整合内容，加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从13年教材来说，教材的第五章，既有宪法的内容，又有法理学内容；第六章，主要涉及的是法理学的内容。根据教学专题同质性的要求，如果把第五章中的宪法部分作为一个独立专题，而把第五章中法理学的部分与第六章合并成另外一个独立专题，这样，专题的内容不仅相对集中、完整，而且在实际教学中还可能更加易于操作，结构更加合理、顺畅。

（三）稳定性

长期以来，特别是“05”方案实施以后，各高等院校“基础”课基本上都采取的是专题式教学方式，并形成了相应的教学专题。设置和完善教学专题，应注意保持专题的相对稳定性。稳定的专题，有利于教师深入钻研专题内容，广泛收集专题资料，高度关注专题前沿动态，仔细琢磨专题教法，进而提高专题仍至整门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13年版教材，虽然修改的地点比较多，个别章节的变动也比较大，但从总体上说，有些章节的整体框架变动不大。比如，13年版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下设三节，即：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成才；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架起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前五版第一章不仅章的标题完全一样，而且节的标题和数量也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个别“节”的“目”的数量不同，相关内容的提法和论述不同。还如13年版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在前五版中，章的序位、标题和节的数量、标题也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个别节中的“目”的调整和有关内容的提法、表述的不同。因此，对于教材中这些整体框架结构变动不大的章节所对应的教学专题，完全可以在仅对个别内容进行修改、调整的基础上，保持其专题的稳定性，至少是保持原来专题主题和结构的不变。

（四）前瞻性

在设置教学专题时，作为一线教师应认真体会课程目标、仔细研读教材内容，做到既以教材为依据，又不拘泥于教材的束缚，尽量以战略和发展的眼光，使教学专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在“基础”课06年版教材出版后，根据当时教材的内容，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将教材第五章“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与第六章“培育职业精神，树立家庭美德”两章，合并为一个教学专题，即“三大生活中的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这种处理既有教材上的根据性，又有专题教学的特色性，还为13年新版教材证明了其所具有的前瞻性。根据13年版教材，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在对原定教学专题进行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新的教学专题，即：第一讲：话说大学生活；第二讲：理想与信念；第三讲：漫谈爱国主义；第四讲：人生三论；第五讲：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第六讲：三大生活中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第七讲：宪法略论；第八讲：法理概要。

三、新专题在实施过程中应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一）思修部分与法基部分的关系

“基础”课的内容客观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即思想道德修养（简称“思修”）部分和法律基础（简称“法基”）部分。在实际教学中，有的学校思修部分由一个老师上，法律基础部分由另一个老师上；大部分学校是一个老师同时将一门课承担下来。由于教师专业背景或知识结构的差异，导致老师在对思修与法基部分内容的处理上主观随意性过大，存在失衡现象，要么偏重思修部分，要么偏重法基部分。由于修养部分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等内容，学生平时了解比较多，讲好不容易，而法基部分的内容特别是有些部门法的内容，知识性和实用性较强，因学生平时接触不多，稍加深入并结合案例进行教学，学生就会很感兴趣。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有的教师往往容易弱化思修部分，强化法基部分，特别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98方案”实施期间，同时担任过“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这两门课程的教师，更容易出现上述情况。就13年版教材来说，对于法基部分，删除了原来对实体法律制度和程序法律制度具体内容的了解，强调的是对法律精神、法治理念和法律权威的教育，因而在实际教学更应正确处理好思修与法基两个部分的关系，在思修部分下功夫，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寻找切入点、紧扣关注点，破解一般化、简单化，提高针对性、实效性。而不能像讲授法学专业课那样，对具体部门法和程序法花费很多学时讲授，不仅学时不够，而且也不符合“基础”课的教学目的。13年版教材要侧重根据党的十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对当代大学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维护法律尊严，从思想意识上引导学生知法、守法和用法，最大限度地发挥课堂教学的效应。

（二）表面热闹与课堂实效的关系

在教学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课堂比较沉闷，学生的参与度不高，教师试图营造一种轻松、民主、活泼的教学氛围，虽经努力，但效果仍然不佳。究其原因，除了学生方面的因素之外，可能与教师的积极性、持续度、所提问题的质量以及方式方法有密切的关系。而同一教师的其他课堂，稍加鼓励和发动，学生的参与性很强，发言的积极性很高，个别同学在同一节课中，数次举手发言，甚至有时在某一同学发言的前后，其他同学自发地为其喝彩助威或鼓掌加油的局面，可谓气氛活跃、热闹非凡。课后想想，发现热闹的背后，就发言的动因来说，有的可能因发言加分而言之，有的可能因面子观驱使而言之，当然也有不少同学因确有自己的想法而言之；就过度热闹的场面来说，有时可能是因不同专业的学习习惯而产生，有时可能是因学生发自内心的赞许而产生，有时也可能是因课堂的失控而产生。因此，作为教师要善于看待、分析课堂上的“热闹”场面，区分不同情况，在充分保护学生发言热情的基础上，对个别极具功利性的发言和失控状态，有技巧性地加以因势利导与合理管控，提高发言质量、确保教学实效，努力克服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推进课程改革的进程中，课堂教学曾一度出现不问效率不讲质量的无序状态，表面上看，课堂上热热闹闹，气氛活跃，实质上是虚假的‘繁荣’”[2]状况。

（三）知识性学习与提高素质的关系

“基础”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它有自身特有的范畴、观点和知识体系。对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很好理解和把握。但是“，基础”课的重点并非简单的知识性学习，它是在综合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他三门课程的原理、知识和观点的基础上，解决学生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道德品格、法律意识等方面有关现实和深层次问题，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知识性的学习相对来说较为容易，解决人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意识的问题则困难得多。因此，教师在专题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作用，通过研讨式、启发式、问题式、交流式、论坛式等各种方式，从开课宗旨出发，正确处理好知识性学习与提高素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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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英语世界对旅游文化的研究，我国国内的旅游文化研究起步要晚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英语世界对旅游文化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国内的旅游文化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4年，旅游文化作为一个专业概念出现。此后，有关旅游文化的零星论述，频频出现于报刊杂志之中，部分文化学的论著也涉及到了旅游文化问题。但总体上。这些研究还是很零散的。未引起旅游理论界和旅游实业界的足够重视。

一、旅游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关于旅游文化基本理论研究

1、旅游文化的定义之争。界定旅游文化是进行实质性旅游文化研究的第一步。窦石认为，旅游文化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的文化体系。其“主体应当是鲜明地反映了旅游经济和旅游活动的特殊需要部分。”除主体外，旅游文化还有广泛的部分，它表现在一般社会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及其与旅游活动和旅游服务体系相交错的瞬间。杨时进在其由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专著《旅游述略》中对这一见解进行了进一步完善。魏小安则认为，旅游文化是通过旅游这一特殊的生活方式。满足旅游者求新、求知、求乐、求美的欲望，由此形成的综合性现代文化现象。晏亚仙指出：“旅游文化，是根据发展旅游事业的规划和旅游基地的建设，以自然景观和文化设施为依托，以包括历史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内容，以文学、艺术、游乐、展览和科研等多种活动形式为手段，为国内外广大旅游者服务的一种特定的综合性事业。”陈辽主张“旅游文化是人类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与旅游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喻学才在《中国旅游文化传统》第一章中写道：“所谓旅游文化，是指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贾祥春提出：旅游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尽管旅游文化研究在我国已经发展近30年时间，对于旅游文化的具体指向，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仍然没有一个基本共识，旅游文化的基本内涵与外延一直都是旅游文化研究的重中之重，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仍是争论的焦点问题。

2、旅游文化的学科地位之争。随着旅游文化研究热的出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还出现了专门讨论“旅游文化学”的学科地位的论文。唐友波、徐吉、郭青生、高蒙河的《旅游文化学发凡》已经意识到旅游文化是一种“从本质的高度对旅游进行综合研究，进行宏观的规律性的研究”的学科。据北京刘垣生《文化――旅游的灵魂――第二届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侧记》披露，1994年8月在南戴河会上代表们也曾对旅游文化学科的建立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桃青的《旅游文化应有自己的学科地位》认为无论是对旅游业健康发展，还是从学科分类的角度上都应设立旅游文化学科。它标志着高等旅游教育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旅游业对旅游文化的呼声，也从学科建设角度显示了旅游文化在旅游学中的重要地位。与上述学者急于赋予旅游文化研究以学科地位不同的是：郭栩东、傅吉新两位学者在其《基于旅游文化是一种概念的理解》一文中并不认为旅游文化研究能够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旅游文化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概念――“对旅游文化含义进行了阐述。认为旅游文化其实是一种概念而不是一种现实。它是过去发展起来的一种思想，并且与旅游目的地的政治文化密切结合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一个概念，旅游文化不断地体现一种矛盾：一方面，它吸纳了一种均质化的政治议程，它暗示生活在一个特定旅游地场的人以相同的总体方式活动，并为一个群体划出界限来确定该群体的身份；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仔细观察被描述的行为模式，将会发现这些模式并非真的可以划出界限。因此，对旅游文化是一种概念的理解应侧重于：作为一种继承。旅游文化可视为从过去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选择，旅游文化可以被视为一种接受和妥善处理变化的创造性力量。”在论文主体部分，他们对于这个提法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尽管事实上人们说旅游文化是‘真实的’，确实‘在那里’存在的，但实际上它却是一种知识观念，用以表达一系列复杂的人类行为、思想、感情和人工制品。学者们提出这一点已经几十年了。人类学家洛伊(Lowie)在1937年写道‘文化不变的是一种为方便之目的而分离出来的人造单元’。克罗伯(Kroeber)在1945年进行了类似的断言。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描述一种文化……尤其在描述旅游过程中，并非陈列某种古怪的事物……而是尽力引诱某处的某人来看某些事物，如我被旅行亲眼所见和对话所引诱而看它们那样’，与其陷入对什么是、什么不是旅游文化的争论和寻找一种(或多种)本质含义，也许不如聪明地采取实际的观点来问一问：当提及旅游文化时，倾向于表达什么具体问题?”

3、关于旅游文化在旅游业中的作用的研究。1985年，上海旅游学会率先开展了旅游文化的研讨活动。代表们指出：从旅游业的特殊性来看，旅游经济结构的综合性、时间和空间的延伸性、形体景观的趣味性和活动内容的启示性，及其满足五洲四海游客文化需求多样化的客观规律性，迫使旅游业必须有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文化形态。1987年9月，由湖北省青年旅游研究会组织召开的首届中国旅游学学术讨论会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讨活动。代表们普遍认为：发展旅游事业不接受旅游文化的指导是不可思议的。由于旅游从业人员缺乏对旅游文化特性的了解，因此在旅游服务中出现了许多完全可以避免的失误。加强旅游文化研究，无疑是对现有旅游资源进行深层开发的前提。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都指出了旅游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旅游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谢春山指出：文化是旅游的本质特征，是国际旅游名城的主要标志之一，其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能，而且是提高人的素质、提高管理水平的关键，旅游业提高竞争力的法宝。费振家认为旅游者和旅游资源都是一定社会文化背景的产物。旅游设施和旅游服务也是一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反映，并强调重视旅游文化营销。罕华兴也提出旅游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于邦成、陈晓辉也指出旅游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发展旅游业必须加强旅游文化建设。晏性枝也指出“文化是旅游的内质(特质)，是旅游的高级形式和精神享受”；“发展旅游业要树立大文化观”。(2)旅游文化是旅游可持续发

展的源泉。黄佛君、金海龙、许豫东提出“在旅游活动中旅游文化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旅游活动的过程是从经济中进去，从文化中出来的过程，旅游开发的价值最终是体现文化的经济价值”；“可持续旅游业要求生态文化作为发展支撑”；“旅游文化的可持续成为可持续旅游业的基础”。赵文红也提出“旅游文化是旅游活动的内涵，旅游文化的载体是旅游资源，而旅游资源又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旅游文化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二)关于旅游文化建设及应用的研究

1、关于旅游宗教文化建设及应用的研究。宗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据估计，全世界宗教徒占总人口的3／5以上。我国从来没有陷入到宗教极端主义的狂热中，而是以博大的胸怀兼容了许多外来文化，始终没有被宗教化。杨文棋认为，宗教旅游文化业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秦永红提出，宗教与旅游通过文化相联，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宗教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途径之一是通过旅游得以实现的，同时宗教文化又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进程日益成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专项旅游宗教文化之旅。朱桂凤提出，在新的环境下，作为特殊的旅游文化资源之一的佛教旅游已不仅仅是佛教信徒以朝觐为目的进行佛教文化传播的方式，而更多的是人们在旅游中将其作为一种人文景观加以追求和欣赏。王亚欣提出，藏传佛教文化是藏区的文化特色和优势资源。是以旅游业促进藏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我们可以看出，旅游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教文化已经成为我国人文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2、关于旅游饮食文化建设及应用的研究。人类的饮食生活是一定历史阶段文明基准与文化风貌的综合反映。如马晓京提出，我国清真饮食文化的旅游价值主要表现在它的食用性价值和通过清真饮食文化的核心“善”而表现出来的美学价值两方面。唐留雄提出，我们要继承与发扬中华饮食的精华，满足旅游者对“吃”的需要，推进旅游业的发展；营造、提升中华饮食文化氛围，增强饮食文化作为旅游吸引物的吸引力：把饮食、饮食文化溶入到旅游节目中去，使其真正成为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瑞新提出，只有深层次挖掘饮食文化资源、开发多种特色饮食旅游文化，才能更好地弘扬中华饮食文化，提高旅游地的综合吸引力，促进餐饮业和资源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的祖先在自己的饮食生活中倾注的心血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更为鲜明独特的“饮食色彩”。这便是中华民族长期积淀形成的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3、关于旅游民俗文化建设及应用的研究。民俗文化是旅游文化的基础部分，同时也是旅游者最感兴趣的部分之一。如锦英提出，民俗文化与社会生活是水融、混为一体的，民俗从一个角度看。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张文祥提出，民俗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多彩的外在形式成为旅游审美的重要内容。刘雷提出，旅游市场的消费需求是民族特色文化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或者说民俗文化转变为旅游资源的基本动因。张军提出，民俗文化的原真性是相对稳定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民俗传统也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变化，而民俗文化也正是在这种继承和发展的综合作用下才得到延续。人人都有猎奇的心理，人人都想从旅游中获得新奇的体验和感受，作为具有异国他乡的民俗文化，正好满足广大旅游者猎奇的心理需要。

二、我国旅游文化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回归文化成为旅游的核心内容和发展方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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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年底颁布的《侵权责任法》设立了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对医疗纠纷的处理予以规制。针对条文设计的科学性，本文从以下方面予以研究。

一、《侵权责任法》调整的可行性

《侵权责任法》一颁布，便引起卫生法学界的广泛讨论。有的学者提出，医疗行为本身属于对人体的干预行为，其产生的损害和传统的侵权损害是不同的，主要的表现是：第一，医疗干预行为是为保障公共的福利和患者的健康而进行的，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而传统的侵权行为一般是以非法的方式侵犯法律所保护的私法权益， 大多不具有合法性。第二，医疗行为本身是一种对人体有伤害或者副作用风险的干预方式，[1]其目的是保护、改善人体健康；传统的侵权行为，除了不当的紧急 避险和不当防卫等少数情况之外，目的就是损害。第三，医疗行为大多是因患方的请求而启示，即患方的请求导致医疗伤害风险的发生，这与传统侵权损害的“不请 自来”的特点不符合。[2]本文认为，用《侵权责任法》解决医疗伤害纠纷既可以满足现实的需要，也可以从法理上找到一些根据或者启示。

从现实需要看，全国医疗纠纷目前继续呈上升态势，平均每家医疗机构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的数量在40起左右。仅2008年一年，全国的医疗纠纷数量达到 100万起以上。[3]以上海为例，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多达6000-7000起，86.5％的医院经常发生各类医疗纠纷，70％以上的医院遭到过聚众围 攻，医务人员中有62％被骂过、17％被打过。2007年以前，上海每年发生的冲击卫生行政机关、滞留过夜、群访群闹的事件多达100余次。之所以发生上 述现象，主要的原因在于救济的渠道、法律条款的适用、举证责任的分配和救济资金的来源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使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都无法令双方当事人满意。医疗纠纷作为已演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新的法律规则予以协调解决。而《侵权责任法》专设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正好为这一立法需求 提供了契机。

从发展的角度看，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解决医疗伤害纠纷。还必须等到卫生法学发达到一定阶段，特殊的医疗纠纷处理法律机制得到传统法学界的普遍认可时才可实现。就医疗伤害纠纷处理法律规则发展的阶段性看，目前，需要《侵权责任法》设立基本的私法规则，对医疗伤害纠纷的解决予以规范和阐释。

从立法借鉴的角度看，中国环境侵权责任法律规则经过30年的发展，可以为医疗伤害纠纷处理法律规则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第一，污染排放和生态开发行为一般是为了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的，具有社会正当性的特点，这与医疗行为开展的目的正当性类似。第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具有发生的 高风险性，与现代医疗伤害的高风险性具有一定的类似性。第三，环境侵权纠纷处理所依据的法律规则，如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果关系间接反证原则、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等，都是在传统部门法律的框架内创新民事法律规范实现的。为了体现这些创新性，各国现代民法都把环境侵权规则体系纳入特殊侵权法予以对待。基于此，医 疗伤害纠纷处理法律规则的发展也可以采取这种模式，把医疗伤害作为《侵权责任法》所认可的一种特殊损害对待，把医疗损害责任作为《侵权责任法》所认可的一种特殊侵权责任予以调整。这种模式，是有利于医疗伤害纠纷处理法律理论和法律体系的发展的。

实际上，《侵权责任法》已经考虑了上述要求或者期望。例如，在过错方面，《侵权责任法》尽管沿袭了传统侵权法的过错原则，却为医务人员设立了系列注意义务，采取了客观过错的归责方法。例如，《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在推定过错的立法确认方 面，《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把推定过错和过错损害的间接反证原则结合起来了。这些创新，和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规则创新一样，都是在现代民法框架内进行的。基于此，可以认为，《侵权责任法》把医疗伤害纠纷纳入调整范 围，是符合现代法治科学性、发展性和阶段性要求的。《侵权责任法》在有机会修订时，如果把第一章至第四章纳入第一编“总则”中，把“产品责任”、“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责任”、“高度危险责任”、“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物件损害责任”七章纳入第二编“特殊侵权责任”中，则有利于对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特殊性的理解，消除部分分歧。

二、救济渠道的拓展问题

目前，我国解决医疗纠纷主要有当事人直接和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诉讼三种方式。[4]其中，以当事人之间直接自行和解纠纷的案件数量最大。好处是当事人能够 直接地表达观点和意见，局限在于：第一，和解的双方在协商过程中直接接触，医患之间缺乏隔离带，患方在谈判中容易出现情绪不稳的现象，容易引发冲突，或者使冲突升级。第二，和解的目的是平息纷争，具有“和稀泥”的色彩，因此，一般在事实不清、责任不明的情况下达成，无须也无法坚持法律规则。第三，部分和解是在患方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及医院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下进行的，存在很多当事方被迫接受和解协议的情况，容易为其他医疗纠纷的和解所仿效。

行政调解属于形式上的公力救济，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调解中担任主持人。但成功率一般比较低，主要的原因在于患方容易产生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偏袒其管辖的医疗机构的印象，容易怀疑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机构的中立性。相对而言，患方如果选择公力救济，他们倾向于到法院起诉。但是要提起司法诉讼，患方要支付相 应的案件受理费，需要聘请律师，另外，面对通晓法律知识的法官，谈判要价的回旋余地较小。因此，一部分患方虽然倾向于信任司法救济，但出于利益博弈的考量，一般也不轻易地提起民事诉讼。医疗纠纷的司法诉讼目前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法官一般不具备医疗方面的专业知识，缺乏审判公正性的专业基础；二是医 疗纠纷的司法鉴定和医学会的医疗鉴定关系目前还没有理顺，两者存在法律依据上的矛盾和鉴定结果的可能不一致性，使得重新鉴定经常进行，既浪费司法资源，又增加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延长诉讼时间。另外，对一审判决不服的上诉率也较高。基于这两项不足，一些学者建议，一是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可以设立专门审理医 疗损害案件的医疗纠纷处理法庭，该法庭的法官或者人民陪审员应熟悉医学知识。[5]如果存在法官编制、案源不足等条件的限制，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也可以成立 专门的合议庭。二是把医学会的鉴定纳入司法鉴定的序列之中，并排除卫生行政部门对医学会鉴定的干预，维护医疗事故鉴定的独立性。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也可以选择异地鉴定。

相对司法诉讼而言，医疗纠纷仲裁不必委托另外的机构做医疗事故鉴定，即可迅速作出裁决，节约了医患双方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加上医患双方可以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仲裁员，一些担任仲裁员的医学专家比较重视自己的名声，社会信用比较高，因此仲裁结果比较容易为医患双方所接受。例如，按照1975年加利福尼亚州《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MICRA）的规定，医疗损害纠纷仲裁委员会由有处理医疗过失损害赔偿案件的丰富经验的律师和退休法官组成。[6]但是，我国目 前的法律、法规对这一方式却缺乏规定。目前，许多国家把仲裁作为与诉讼制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重要纠纷解决渠道，例如，1960年日本东京医师会设立的 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就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医事仲裁组织，1975年加利福尼亚州《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MICRA）特别强调仲裁在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中 的重要性。[7]

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属于实体法，不可能对程序性的责任追究渠道作出专门规定。但从性质上看，既然《侵权责任法》把医疗纠纷作为民事性质的侵权责任来规定，说明该类案件是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的。因此，建议修改《仲裁法》或者制定专门的《医疗纠纷仲裁条例》，明确医事仲裁的法律地位，在卫生行政部门内或者专 门的仲裁机构内设立医事仲裁庭。仲裁员可以由知名医学专家、法学专家等公信度高的专业人士组成。[8]

三、法律条款的适用问题

目前，通过行政调解的途径处理医疗纠纷的常用法律依据，主要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及《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学科专业组名录》等配套的文件。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处理医疗纠纷的常用法律依据，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 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由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没有协调好，现实中出现了赔偿依据二元化的局面。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的规定： “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也就是说，过失是构成医疗事故的前提条件，无过失则不构成医疗事故。构成医疗事故的，患方按照该条例第49条的规定向医疗机构索赔。但是，《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1条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 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也就是说，医疗机构非过失造成医疗损害事故，损害患者 的人身的，如果患方提出诉讼，法院不应当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来处理，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来处理。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制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为依据，且其第1条规定的“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 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没有把有无过错作为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前提条件，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法律效力高于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因此，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只要当事人以“人身损害”为由提起诉讼，不管医疗机构有无过错，损害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人民法院便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审理案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标准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规定的赔偿标准，因此，在医疗纠纷审 判活动中，一些法院在社会压力之下，往往倾向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给经济上处于弱势的患方在法律适用上的倾斜。这就导致二元化赔偿的局面出现。[9]另外，“二元化”赔偿机制还存在一个问题，即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交由条例所规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而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按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组织鉴定。也就 是说，同一起医疗纠纷案件，以医疗事故为由提起诉讼的，医疗事故司法鉴定交由条例所规定的医学会组织进行；以侵犯人身权为由提起诉讼的，则按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组织鉴定。该规定既导致了究竟是适用医学会鉴定还是适用司法鉴定的混乱，也导致了对鉴定报告采信的混乱。[10]现行两套鉴定体制和赔偿标准，是导致目前医疗赔偿案件难以处理的核心问题。

虽然《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该法对于医疗损害的处理，却明确设置了医务人员或者医疗机构有过错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医务人员或者医疗机构因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医务人员或者其所属的医疗机构须承担赔偿 责任。耐人寻味的是，医务人员或者医疗机构无过错却造成患者损害的，《侵权责任法》既没有规定损害赔偿责任，也没有否定其他责任的发生。也就是说，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侵权责任法》生效时失效，那么，医务人员或者医疗机构无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患方将难以获得损害赔偿。[11]

如果《侵权责任法》在有机会修订时，能够针对无过错医疗损害设立相应的法律后果，则可弥补现有的立法不足。当然，《侵权责任法》由于太原则，还需要发挥条例的实施协助作用。《侵权责任法》生效后，建议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使《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侵权责任法》中的鉴定、赔偿标准等规定 相协调。如果可能，可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修改为《医疗损害处理条例》。

四、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举证责任的科学分配与否，直接影响医疗损害案件审理的公平性。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一些学者称之为“举证责任倒置”。由于媒体对“举证责任倒置”采 取了片面宣传的方式，医疗机构不能正确理解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广大医务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90％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认为，在“举证责任 倒置”的压力下，为了免责，有必要加强医生的自我保护，把本来无须做的检查全部做完，把没有必要做的手术做了。[12]这种“辩护性医疗手段”会增加患者的负担。[13]前几年一些医院发生的天价医疗事件，有的甚至达到550万元，就是典型的例子。[14]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关医疗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定，一般的理解是：患方在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应当承担表面举证责任，即应当对其与医疗机构或者行医人员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医疗服务关系、其受到人身损害、损害的金额等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患方不能提出这些证明，其请求权是 不能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如果患方对损害救济请求权达到了表见真实的程度，得到法院的初步认可，医疗机构或者行医人员就负有下一步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举证责任发生转移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医疗机构或者行医人员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医疗行为与患者所受损害之间不存 在因果关系，且其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如果医疗机构拿不出具有合理说服力的证据，医疗机构就要承担败诉的结果。这一组规则具有合理性，因为举证责任应当由距离证据最近或者控制证据源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诊疗过程中的检查、化验、病程记录都由医疗机构方面实施或掌握，医疗机构是控制证据源、距离证据最近的一方， 由其承担举证责任，符合举证责任分配的实质标准。[15]对于这一套逻辑规则，《侵权责任法》正式公布时，只继承了草案设立的主观过错、过错推定和过错损 害举证责任倒置相结合的过错认定模式，却摈弃草案设立的过错责任因果关系推定制度，即“患者的损害可能是由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造成的，除医务人员提供相反 证据外，推定该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显然是一种立法倒退。为了防止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过分害怕承担责任，采取过分检查和医疗的行为， 《侵权责任法》第63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什么是“不必要的检查”、什么是合理的检查，还需要卫生部颁布有关规范予以细化。

五、赔偿资金的来源问题

医疗损害区别于其他侵权行为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医疗人人都需要，是公益性的事业，具有活动的社会正当性特点。二是医疗具有高风险，这种风险既来自病人的特殊体质，也来源于自然环境条件和医疗方式的固有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演变为现实，一般不需要有大的过错。三是医疗服务不同于其他民事服务，它一般不 是等价服务，往往建立在政府的补贴之上。基于此，一些学者目前反对将医疗损害纳入《侵权责任法》之中。本文认为，《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侵权的规定是以过失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而过失的行为肯定是侵权行为。尽管这种侵权行为属于特殊的侵权行为，但它毕竟属于侵权行为，仍然可以作为侵权行为的一个特殊现象予 以规范。

无论古今中外，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从事的都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一方面，社会要求每位医务人员在业务上精益求精、优质高效。另一方面，也要关心和爱护这支队伍，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和后顾之忧，鼓励他们进行医学创新，减轻国家和社会的医疗负担。但是，现在的立法，包括《侵权责任法》的制定，都给医疗机构施加 严格的注意义务，施加很大的举证负担和经济上的赔偿责任。而医疗机构的经营具有社会正当性的特点，我们不能因为医疗机构具有一两次重大过失而使其陷入运转困难的境地。医疗机构一旦陷入困境，最后受损的还是广大的就医人员。最好的分散赔偿责任风险的办法是实现责任的社会化，集万家之财，保一家之难，提高单个 医疗机构和单个医务人员的抗风险能力。社会化的手段包括建立赔偿基金和医疗事故责任险两种方式。如果建立赔偿基金，医疗机构必然根据一定的标准向基金管理机构缴纳费用。这需要额外成立一个管理机构，在市场经济社会里，难以得到国家、社会和市场的有效响应。另外，赔偿基金的保障力度和范围都太小，在针对重大 医疗事故赔付上相对捉襟见肘。[16]基于此，全面推广医疗事故责任险成为社会的必然要求。一旦建立医疗事故责任险，保险公司作为责任承担方，不仅参与医 疗机构平时的运转监管，也参与医疗纠纷的处理，这会有利于医疗机构运转的规范化。另外，由于有赔偿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的参与，使得患方获得的赔偿额度有了充分的保障。规范地解决了问题，患方也不会到医院闹事，也保证了医院的正常工作。

但是，一些条件好的大医院和医患关系较好的基层卫生院，因为很少发生医疗纠纷，普遍抱有“赔付成本有可能低于保险成本”的侥幸心理，不愿意参加医疗事故责 任保险。而这类医疗机构又是保险机构竭力争取的对象。另外，一些条件差的小医院和医患关系较差的基层卫生院，因为经常发生医疗纠纷，有的已经难以继续有效运转，普遍希望加入医疗事故责任保险来分担自己的医疗损害赔偿负担。可是，这类医疗机构又是保险机构竭力远离的对象。面对大医院和好医院对医疗责任险的冷 淡，因这项保险业务没有保险规模效应的保障，保险公司也就渐渐失去了兴趣。[17]但在政府的协调下，一些地方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措施，例如，2004年 11月4日，北京市卫生局了《关于北京市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规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北京市所有国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必须参加医疗责任险。[18]

只有科学地设计理赔制度，才能有效地克服上述矛盾。由于医疗事故责任保险涉及保险公司、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患方等各方利益，必须对保险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各方的接受度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评估。科学预测保险限额和费率，制定一项稳妥的、社会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19]在保险政策的基本框架初步确定后，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管理规范的保险公司[20]制定初步的实施方案。方案运作之前，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保险监督管理部门联合组织力量，对初选方案进行综合评估，从保费计算合理、保障程度高、具有前期运作经验等方面综合评估。例如，《关于北京市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要求医疗责任保险费率要按照医疗风险的大小、保 险经营的大数法则和微利原则进行设计和调整。

医疗事故处理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为提高处理的效率、水平和公正性，承担医疗损害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成立一个专门的医疗责任保险处理部门，聘请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员，承担定损、定责等处理和索赔工作。此外，医疗事故责任险是一个特殊的险种，外国的长期实践表明，其运转需要政府的协调、监管、适 当干预和补贴，因此，为了确保我国医疗机构的参保率和保险的良性运行，有必要建立政府推动、政府补贴和市场运作的良性机制。这些措施需要《侵权责任法》在有机会修订时予以采纳。

注释:

[1]如为病人开刀、为病人开含重金属的中药、药对人体的副作用等。

[2]少数情况是依医生的职责而启始。

[3]《全国医疗纠纷年逾百万卫生部拟重点推行调解制度》，chinapeace.org.cn/yw/2008-11/02/content_58073.htm，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0月21日。

[4]一些人也指出，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制度也具有可供推广的价值。参见《全国医疗纠纷年逾百万卫生部拟重点推行调解制度》，chinapeace.org.cn/yw/2008-11/02/Content_58073.htm，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0月21日。

[5]《建立我国医事仲裁机制的再思考》， fl168.com/Lawyer 12759/ V iew/ 187379/，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0月21日。

[6]杨立新、袁雪石：《美国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及其借鉴意义—以1975年加利福尼亚州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为核心》，yanglx.com，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1月1日。

[7]杨立新、袁雪石：《美国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及其借鉴意义——以1975年加利福尼亚州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为核心》，yanglx.com，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1月1日。

[8]《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建立与仲裁程序》，148com.com/htmY2378/440545.html，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0月25日。

[9]如梁慧星教授在《中国大陆侵权责任立法》一文中指出，二元化赔偿机制的出现和人民法院的内部认识不统一有关。iolaw.org.cn/showArticle.asp?id＝2531，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1月5日。

[10]《论处理医疗纠纷适用法律“二元化”体制的弊端及解决途径》， tongjilawyer.com/content.asp?id＝1253，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1月2日。

[11]如梁慧星教授在《中国大陆侵权责任立法》一文中指出，《侵权责任法》生效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章“医疗事故赔偿”将同时废止。iolaw.org.cn/showArticle.asp?id＝2531，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1月5日。

[12]《“过度手术”当止》，载《医师报》2009年10月29日。

[13]刘以宾：《分析：医生过度治疗已成全社会风气》，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9日。

[14] 《550万天价医药费》，news.sina.com.cn/z/550wtjylf/index.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1月2日。

[15]《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fsou.com/html/text/bnew/6039821/603982189_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1月4日。

[16]黄蕾：《强制医责险对决“医院风险基金”》，载《国际金融报》2004年11月12日。

[17]黄蕾：《强制医责险对决“医院风险基金”》，载《国际金融报》2004年11月12日。

篇9

法律基础知识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德育课程，旨在对中职学生进行相关法制教育，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法律基础知识，提高法律素养。而中职法律基础课在培养学生自觉树立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方面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因此如何提高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效果，是使之真正发挥主渠道作用的重要环节。而案例教学对提高法律基础课教学效果的有效性是普遍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安排并应用案例教学。

一、案例教学法释义

所谓案例，就是在真实的教育教学情境中发生的典型事件，是围绕事件而展开的故事，是对事件的描述。所谓案例教学，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要求，组织学生对案例的调查、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等活动，教给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或道理，进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的一种特定的教学方法。

二、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的意义

（一）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激发学生对法律基础课的学习兴趣。

知识的获得依赖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教师所创设的教学情境。案例教学适时地引入案例，可以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这样会使学生感到回答法律概念和条文比较枯燥，但学起来并不乏味，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之由被动的接受型学习状态转为主动进取型学习状态。生动有趣的案例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产生新鲜感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活跃丰富。

（二）案例教学法符合一般性的认知规律，有助于学生对法律的理解。

法律法规的规定既抽象又原则，案例是理解法律的基础，案例教学以具体的案例进行教学，使得抽象的规则具体化，原则的法律生动化。课堂上运用的案例有助于学生认识事物的本质和特征，使学生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这也恰恰为学生理解法律提供了基础。因此，案例教学符合认识由感性到理性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

（三）案例教学法可以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处理问题的能力。

法律基础课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的法律知识，是为了在生活中不断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在处理和判断有关问题时，能够活学活用所学的法律基础知识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判断。在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学生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案例，通过教学不但培养了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而且使学生了解了法条指定的初衷，这样就能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法律条文的具体含义。

三、法律基础课教学案例的选择

法律基础课教学案例， 要在吃透教材精神的基础上， 根据教学目的， 教学任务， 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选择案例。一般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围绕教材所阐述的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

教学实践中， 教师不应为迎合学生的心理、提高学生的兴趣片面选择一些热点问题或现实性、针对性强但却脱离教学目的、教学内容的案例， 防止偏离教材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的现象。应当在教学基本要求的指导下， 选择成熟、典型、针对性强的案例， 尽量避免选择尚不成熟或自己把握不准的案例， 以免误导学生。

（二）贴近现实生活。

许多学生对法律基础课兴趣不大。老师讲到的案例大多成了调剂学生情绪的平衡器， 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其原因之一就是贴近现实生活不够， 导致学生在心理上缺乏亲切感。法律是在动态中运行的， 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选择贴近社会、贴近生活， 包括发生在学生自己身边， 哪怕是很小的事件都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 培养他们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意识。

（三）点、线、面相结合的原则。

由于法律是一个以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为主线， 各知识点和各基本原理相结合的知识体系。所以教学实践中， 选择案例应注意知识点与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的结合。

四、案例教学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 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要考虑整个法律基础 课的教学内容， 因为不是任何法律知识均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的， 案例教学法也不是研究法律的唯一方法， 因此教师应首先确定哪些教学内容适合运用案例教学法。同时， 案例并不能代替系统理论和法律知识的学习和研究， 案例应与系统讲授相结合， 分析案例必须服从于教学内容的需要，使之成为系统介绍法律知识的良性载体， 使学生在掌握系统知识的基础上去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目的性。

案例教学只是一种教学手段， 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博得学生暂时的关注， 因此不能为了讲案例而讲案例。运用案例教学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内容， 从而达到法制教育的目的。应始终将教学目的贯穿于案例教学的整个过程中， 否则可能会出现学生记住了案例的故事情节， 却不甚了解或忘记了其中要说明的法律原理。

（三）法律基础。

课课时较短， 一般为32学时左右。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 教师一定要注意课时的安排， 所选择的案例、所设计的问题及教师对学生的引导都要充分的推敲， 要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发挥出案例教学法的优点。

篇1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社会的建设,必然要求职校培养的人才在具备较强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具备一定的法律素质,以满足社会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要。笔者针对当前职校法制教育现状提出了加强职校法制教育的有效策略。

一、职校法制教育现状

1.职校法制教育存在盲点

当前,职业学校虽然都开设了《法律基础知识》课,但大多数学生只重视专业课的学习。忽视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学生普遍认为《法律基础知识》课就是政治课,根本不想听,甚至很反感。《法律基础知识》课涉及面广,缺乏系统性,教师对各部法的教学无法面面俱到,停留在照本宣科阶段,很难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再加上职校学生缺乏学习法律的自觉性,掌握的法律知识不够,学生的法律意识淡薄,甚至有一些模糊乃至错误的思想认识,所以导致学生普遍把法律基础课的学习视作被迫接受的任务,只为了完成学分而学习。

2.职校“重专轻法”的现象突出

职校由于面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竞争,在课程设置和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更多的是关注对学生专业技能培养,甚至部分学校提出“文化基础课要为专业课服务、让路”的口号。由于时间、学制等方面的限制,在过于强调“专业课”的同时,便忽略了文化基础的全面提高。很多学校限制了文化课基础课的课时甚至在某些专业取消了作为德育必修课的《法律基础知识》课。职校法律基础课形同虚设,无法起到法制教育主阵地作用。学校对学生的法制教育仅仅停留于做几场法制讲座、看看法制图片而已,法制教育流于形式。

二、加强职校法制教育的有效策略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树立正确价值观

职校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当今社会,青年学生面对着各种思想的冲击和物欲的诱惑,如缺少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极易迷失方向,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职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消弱,只能加强。首先从组织体系上,要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协调行动的立体教育网络。其次,是建立切实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制度,从爱国主义教育入手,加强人生观教育、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自觉抵制社会上消极因素的不良影响。

2.加大法律基础课教育力度,注重法制教育实效性

职校学生处于生理和心理逐渐成熟的阶段。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自我控制能力都还有待加强,还存在着喜欢表现自己和容易冲动的特点,容易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而误入歧途。因此应加大法律基础课教育的力度,使法律课的教学当成对学生法制教育的主阵地。法律课教师也应通过学习提高法律专业知识水平,教学中注重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针对职校学生常面临的情况,将法条法义与具体案例相结合,注重法制教育的实效性。教师应针对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的状况,纠正他们错误的认识,提高法律意识。例如,有些受外界不良影响的学生认为敲诈同学、私拆他人信件等行为只不过是过激玩笑,不违法;打架斗殴是个性的体现,顶多赔个医药费,不算违法等行为。根据调查,中职生的违法行为多数是由上网、盗窃、旷课、离家出走等不良行为逐渐滋生、发展的。这要求教师授课时要利用学生生活中常遇到的、耳熟能详的涉法问题和案例提出问题,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掌握法律基础知识的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学生自己意识到自身法律知识的欠缺以及认识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学法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