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瑞芳妙解红楼梦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马瑞芳妙解红楼梦，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呕心沥血撰写的《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在亲友间先后借阅传抄，留下各种版本。在各种版本中，仅仅林黛玉的眉和眼的描写，就有多达近十种不同的版本流传世间：

（1）甲戌本：“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在甲戌本上，有的字加了红框，说明作者对框内的文字还不满意，还要修改。

（2）己卯本：“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笑非笑含露目。”

（3）庚辰本：“两弯半蹙鹅眉，一对多情杏眼。”

（4）蒙古王府本、戚本：“两弯似蹙非蹙罩烟眉，一双俊目。”

（5）杨藏本：“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目。”

（6）甲辰本（梦觉主人本）、程甲本：“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

（7）舒序本：“眉弯似蹙而非蹙，目彩欲动而仍留。”

（8）卞藏本：“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飘非飘含露目。”

（9）列宁格勒本：“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

对于这些不同描写的优劣，红学家们各抒己见。马瑞芳教授在《马瑞芳趣话〈红楼梦〉》一书中写道，林黛玉的眉和眼是“讨论了二百年的眼睛和眉毛”，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林黛玉的眼睛和眉毛到底是个什么样儿？成了红学史上一个有趣的难题。现在通行版本中关于林黛玉眼睛的描写，争论最多的主要集中在两种说法上：一是，“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林黛玉进贾府》，采用的就是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一版本）；二是，“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200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那么，哪一种更好呢？

从曹雪芹描写人物的一贯手法来看，应是“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曹雪芹描写的人物肖像，一改传统小说的陈词滥调（如说美女，动辄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将人物的特征个性融入其中。比如，令人津津乐道的《林黛玉进贾府》中王熙凤的肖像描写，就写出了她“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的泼辣性格。即使笔墨较少的贾氏三姊妹，曹雪芹也写出了她们各自的神韵和特点——迎春之温柔懦弱，探春之神采飞扬，惜春之孤僻冷漠，寥寥数语却让人过目难忘。对于林黛玉的相貌，曹雪芹就更是煞费苦心。

首先，林黛玉的相貌神韵是借宝玉之眼写出的。在贾宝玉的眼中，诸如服饰之类的俗物他根本没有关注到，吸引他的是林黛玉的神态：“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迎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在宝玉看来，林黛玉比西施还要美，她的美是带有愁思的美，是娇弱的美，又是灵秀的美。她带着淡淡的哀愁，弱不禁风，静止时，像姣花倒映水中；行动时，又像柔弱的细柳。林黛玉的美又是和“慧”连在一起。比干是传说中最聪明的人，林黛玉较比干的心机还多一窍，蹙眉的林黛玉就比捧心的西施更多一层智慧的美。所以，林黛玉的美总是跟多思多愁联系在一起：她见落花飘零而自伤身世，常常抱膝枯坐、自泪不干；又闻《牡丹亭》，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大自然的花开花落，人世间的风霜雨晴，她敏感的心灵都时时感受并呼应着。林黛玉的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只有跟“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合在一起，才显示出其独一无二的气度、神韵，才具有超凡脱俗的美：她的眉毛细长而弯，像挂在树梢上的一抹轻烟。眉好像皱着，又好像没皱着，含着淡淡的哀愁。眼睛好像刚刚哭过，又好像含着晶莹的泪水，这才是林黛玉：是绛珠仙子为报甘露灌溉之恩到人间还泪，是孤弱女子丧母别父、无依无靠来依傍祖母。“似泣非泣含露目”，既可看出前世的绛珠神韵，又可看出今生的黛玉风姿。而“似喜非喜”既不符合当时林黛玉的孤苦的处境，又不能展示其独特的神韵，难怪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要直斥其“粗俗至极”。

篇2

人的异化是《聊斋志异》中的重要题材，其异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复仇、爱情和惩戒，在此之下则隐含着作者蒲松龄潜意识的心理愿望，反映了时代的独有特点。

一.复仇主题的特点及深层含义

复仇是文学作品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历史上的名篇数不胜数。而聊斋中的复仇延续了历史的传统，人异化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复仇。

1.为复仇而异化的特点

（1）复仇者的行为皆是压迫下的被逼无奈之举。如向杲的哥哥向晟为庄公子所杀，在庄公子的贿赂之下，官府没有给其申冤，这之后才有了他化身为虎，替兄报仇的事。而《博兴女》中的民女王某，被恶霸偷掠走，逼致死，其父不知女儿的去向，计无所出。在这种情况下，王某化身为龙，取了恶霸的头。

（2）复仇者所异化的皆为具有理性的猛兽。向杲化身为虎，王某化身为龙，化身为兽类之后，他们便没有了人间各项规矩的约束，同时获得了强大的力量，然而其复仇的对象仅止于仇家本身，并没有滥杀无辜。这说明了复仇者虽然外形为兽类，但并未被仇恨冲昏头脑，其内心中依然保持着可贵的人性。

2.为复仇而异化的深层社会原因和心理意识

（1）“以暴抑暴”的传统

中国古代社会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法制的传统和精神，再加上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对下层人民的严酷剥削，这就导致了人民对于压迫者的暴力反抗也格外的强烈，这种现象在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从《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篇到《水浒传》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这种“以暴抑暴”传统的心理和行为十分久远。而聊斋故事《向杲》中融入的“为兄复仇”的情结，既表现了“以暴抑暴”的反抗心理，也使故事内蕴更加丰富而深刻。

这种“以暴抑暴”的行为并非出于施暴者刻意之下的追求，而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因此带有相当的正义性。由于现实官府的龌龊和黑暗，向杲无处为兄申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向家只能忍气吞声；二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复仇。向杲果断的选择了后者，但庄公子“出则戒备甚严。闻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为卫”，向杲仅凭一己之力也无法完成对庄公子的复仇。向杲只有通过化虎，依赖虎这一神兽，才能暂时踢开人世间“上天无路，下地无门”的束缚，完成了追求正义、追求公平的任务。这种非偶然的故意行为更加巩固了正义复仇的情感主题。才能使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同情。

（2）潜意识中的返祖心理

“在古代的作品中，人被描绘成能变成某种动物，实际上是人类发展到文明阶段以后，一种返祖心理的反映。”人类虽然经过千万年进化，凭借自己的智慧在自然界中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动物也具有人类所缺乏的各种神奇力量，这种心态就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创作心理和过程。

在聊斋中，向杲化虎，王某化龙，除了获得那种超脱凡人的强大力量之外。也暗含着作者潜意识中对现实社会种种束缚的不满和无奈。作为社会中的人，无论如何强大，都要受到社会本身的限制，无法肆意妄为。现实中的向杲即使真的凭借自己的力量复仇成功，在当时环境下，也难以逃脱被杀的命运。而兽类则不一样，野兽可以无视人间的规则，可以光明正大的复仇而不必担心各种负面的影响。简言之，兽类的行为是没有任何约束的。以至于蒲松龄也在《向杲》结尾感慨的说道：“然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

二.爱情主题下的心理诉求

爱情，向来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聊斋用了大量的篇幅描绘了丰富多彩的爱情故事。其中，《阿宝》中的孙子楚更是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形象，它突破了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女追男“的离魂模式，大胆了描写了“男追女”，并不惜运用离魂、化鸟的奇特情节，歌颂了纯真、唯美的爱情。而透过这些通过人的异化来表现爱情主题的故事，我们可以窥探到作者深层次的内蕴和心理。

1.对人生无限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无疑是不自由的，面临着很多的痛苦。因为他们同时承受着包括精神、肉体和社会等的多重束缚。因此，摆脱这种束缚，追求自由就成了人们共同的愿望。而在封建社会中，由于门第、等级和宗族观念的森严，真挚的爱情无疑成为很多青年男女的奢望，所以，通过异化的方式摆脱各种羁绊，追求自由爱情的就成了聊斋作品重点表现的对象。如《阿宝》中孙子楚，精魂化为鹦鹉才能无拘无束伴随意中人身边，并最终与心上人喜结良缘；《竹青》中的鱼客披上黑衣化为神乌，才能顺利的往来于妻子与竹青之间，生儿育女。在这里，飞鸟成为了自由的代名词。轻盈的，翱翔于天空的飞鸟，承载了太多的人们关于自由和爱情的渴望。这些美妙动人的爱情故事不仅感人至深，更重要的是它们满足了人们渴望自由的心理。突破了单纯爱情的局限，在更深的层次上引起人们普遍情感的共鸣。使人们从中不仅获得美的享受，也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引发人们对奇幻瑰丽世界的无限向往。

2.对“两女共一夫”式婚姻的隐秘渴求

蒲松龄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充满着幻想，感情丰富的文人，不然难以创作出大量奇思妙想的爱情故事。在大家的印象中，如此有才华的蒲松龄，他的妻子也应该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女子。其实不然，蒲松龄的妻子刘夫人固然是一个贤妻良母，但她是一个农村妇女而并非知识女性，“刘孺人虽然是秀才的女儿，贤惠知礼，但性格和教养与蒲松龄渴求的感情生活相差得较远……刘氏不识字，到了晚年才‘初学持筹’”，所以她只能照顾蒲松龄的生活而无法在精神上给予其安慰。蒲松龄虽然对妻子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但并不代表没有对其他女性的爱慕。在这一点上，于天池先生明确提出：“顾青霞是影响于蒲松龄感情生活的另外一个女子。”顾青霞是其好友孙惠的的侍妾，她美丽，温柔，不仅能歌善舞，而且喜欢吟咏诗词，极富艺术修养。这一点深深吸引了蒲松龄，从他的许多诗中能明显体现出他对顾青霞的由衷赞美。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生活贫困，地位低下，他也无力纳妾，只好将想法融入到作品之中。从而创作出了不少“两女共一夫”的美好故事。《竹青》中的鱼客是其中的典型，它既有自己的妻子，同时又爱上了竹青，可竹青不愿意回到鱼客的家中，而鱼客家与竹青又相距甚远。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感情或许会夭折，但是作者有着独落天外的神奇幻想，让鱼客穿上黑衣化为神乌，借助神乌快速的飞行能力，所有矛盾立刻迎刃而解。妻妾之间因为没在一起，所以彼此就没有矛盾。从此，鱼客徜徉于妻妾之间乐此不疲，竹青还为他生儿育女。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也许无法压制才华横溢的蒲松龄，他将自己的思念和爱慕等种种情感，曲折的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两女共一夫”，和谐相处，子孙满堂的幻想，恐怕不仅是蒲松龄，还是中国古代许多文人共同的幻想和追求。

三.惩戒主题的道德警示性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民族意识里，猪、狗、驴、鸭等虽然与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但是作为牲畜，却始终是一种卑贱低下的动物。如果将人比做这些牲畜，往往含有贬义。《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记载，梁太祖朱温称赞李存勖曾说“生子当如是，……吾家诸子乃豚犬尔”。所以，在聊斋志异中，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蒲松龄，将品行不端的人或犯有恶行的人异化为这些动物，以达到其惩恶扬善，道德训诫的目的。《彭海秋》里丘生因“素有隐恶”，被罚作马；《金陵乙》某乙，卖酒“投水而置毒……垂涎美妇”，被罚为狐被毙；《杜小雷》里杜妻凌虐婆母被罚为猪。很显然，上述种种异化都是对人们种种恶行的惩罚。这些惩罚，不仅体现了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同时也包含了佛教中善恶、因果报应的烙印，显示了他强烈的爱憎感情和道德批判。而这一切都与作者的思想和经历密切相关。蒲松龄在家排行第三，他有两个嫂子――韩氏和黄氏，蒲松龄的夫人刘氏经常受到两个嫂子的欺辱。“长嫂韩氏……与黄氏结帮拉仇扭成一股绳与刘氏作对，……在活计上瞅刘氏的毛病，或躲进房内装病把活儿全推给刘氏，甚至捕风捉影，到处说婆母与刘氏的坏话”，以至于最后闹得分了家。这些切肤之痛，使得作者对品行不端的人特别厌恶，作者试图通过这些人的异化来展示人们被惩处时的痛苦和心中深深的无力和恐惧，以此来警示世人弃恶向善。同时也给我们以心灵的震撼，当人们在道德和品行沉沦之后，人生就是无边的黑暗。

聊斋一书，是蒲松龄多年来搜集民间的素材，并经过了自己的加工创造而形成的。而关于人“异化”的故事，虽然在整个聊斋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却不乏感人至深，精彩绝伦的名篇。它紧紧围绕人这一群体，通过“异化”的特殊形式，向我们展现了一片既匪夷所思，又多姿多彩的奇幻世界。

在人“异化”的这些主题中，既包含了儒家人本思想，又蕴藏着道家出世的意味，同时不乏着佛家因果轮回的影子。《聊斋志异》正是通过人的异化，不仅使人达到超越自我，追求自由的目的，更是发挥了惩恶扬善的功能，因此，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和艺术感染力。但是另一方面，人的异化所表现出来的愿望往往是飘渺的，是到今天也难以实现的。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解决的办法，这些是作者的无奈，也是时代的悲剧。

参考文献

[1]安载鹤.经典化过程中的《聊斋志异》女性形象研究[A].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46-150.

[2]宁莉莉.《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与古代文人心态[A].《聊斋志异》研究，2008，（1）：47-53.

[3]马瑞芳.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 [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4]马瑞芳.神鬼狐妖的世界――聊斋人物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2.

篇3

以2004年改版为分水岭,《百家讲坛》从此前的名不见经传到此后的流行热播,如今,已在媒介领域乃至整个文化领域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综观《百家讲坛》的变迁与发展,可发现,由于转换定位而采取的娱乐策略是其从“学术电视”转身到“电视娱乐”的内核和前后收视迥变的重要原因。剖析《百家讲坛》的娱乐策略以及追问其出现的意义和价值,当是理性审视《百家讲坛》的娱乐性以及相关电视栏目创新发展的应有之义。

一

《百家讲坛》创办之初,其目标受众定位在高端群体,其频道定位为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基于此,其选题内容多集中于高端学术领域,且选题庞杂、包罗万象。其结果是,不仅缺失专业背景知识的普通受众了无趣味,即使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也只偶尔关注与自己专业背景相关的几期栏目。实践证明,过于精深的传播内容和过于宽泛的领域限制了节目收视群体的范围,也难以培养受众的忠诚度,以致收视率持续低迷,频遭“黄牌”警告。2004年《百家讲坛》进行改版,它毅然抛弃早期曲高和寡的核物理、人类基因等纯粹学术性传播内容的固守,转而将选题确定在老百姓比较熟悉的历史文化范畴,大众娱乐与服务的功能得以极大彰显。随即,《百家讲坛》的收视率不断飙升,清十二帝疑案系列的最高收视率达到0.57%①,此后,其收视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相比开播初期,《百家讲坛》选题呈现窄化趋势,但内涵却越来越丰富,收视群体也越来越宽泛,而且受众的忠诚度也在不断提升。

《百家讲坛》选题的变化乃是基于受众文化消费心理的脉动。当前,风风火火的电视历史剧充斥于整个荧屏,常常将广大受众带入到历史时空中。整个社会的国学热、读史热、读经热等,更是对历史文化的大行其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转身后的《百家讲坛》,选题内容多从当前的文化热点出发,迎合了受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无疑具有明显的娱乐化倾向。而且历史文化题材往往具有较强的故事性、趣味性、形象性以及“可讲性”,它们并不需要受众有多深广的文化储备,主要调动的是受众的感性思维,再配上电视这种感性元素丰富的传媒,更容易为一般受众所接受。当然,随着社会文化脉搏的变化与受众心理诉求的变迁,《百家讲坛》的题材选择也将是不断变化的。

二

随着选题内容由高深走向通俗,注重演讲内容的故事化叙述成了《百家讲坛》重要的娱乐策略。一方面,从选题阶段开始,就着力在素材中寻找有力度的事件冲突,诸如逐鹿中原的金戈铁马、祸起萧墙的刀光剑影、运筹帷幄的智谋韬略、密室策划的阴谋诡计等,再经主讲人高超的描述与演绎,层层铺垫,步步强化,从而构成多条情节线索复合推进,多重矛盾错综交织,将故事经营得曲折有致、波澜起伏。以“南唐后主李煜”为例,在“意外登基、弱国君主、情海生波、啼笑姻缘、危机重重、错上加错、兵临城下、国破身降、囚徒生活、千古词帝”十讲中,赵晓岚将李煜起伏跌宕的政治命运、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等,多重矛盾平行交叉,将时隔千年的后主的经历、心性、才华、情感绘声绘色、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受众面前,使受众既为波谲云诡的五代十国历史变迁而驻足流连,又为李后主哀婉凄绝的爱情与诗词而感叹唏嘘。

另一方面,精心构筑叙事动力――悬念。悬念是故事为吸引和引导受众而设计的悬而未决的一种冲突。悬念作为一种将要出现但尚未出现的受众所关心的事件的结果,能使受众产生一定程度的好奇、紧张、焦虑和间接同情从而走进故事中。《百家讲坛》精心营构悬念,充分发掘悬念的张力。它往往根据选题内容设置一个总的悬念,此总悬念一般是该讲座的总纲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明十七帝疑案、揭开狮身人面像神秘的面纱等,单看这些标题,就足以吸引受众的注意,引起他们的兴趣。此外,在每一集之前会播放与讲座相关的画面,然后由画外音提出种种疑问和悬念。例如,“王立群读史记――借刀杀人”,一开始便这样叙述:“上一集讲到,在主父偃当齐国国相时,齐厉王自杀了。加上赵王告发主父偃接受贿赂,主父偃被投入狱中。爱惜人才的汉武帝本不想杀了主父偃,公孙弘却别有用心地站了出来,他暗示汉武帝,如果不处死主父偃,天下人就会认为是汉武帝为了将齐国的封地收回,故意指使主父偃逼死了齐厉王,那么,公孙弘为什么极力主张处死主父偃?汉武帝会听从公孙弘的意见吗?主父偃能躲过这一劫难吗?”这段叙述先引出本期讲述主题――公孙弘借武帝之手除掉主父偃(借刀杀人)。再设置一系列悬念:公孙弘作为权倾一时的丞相,为何一定要置低微的主父偃于死地?绝顶聪明的汉武帝理应识破公孙弘借刀杀人之计,但为何非要处死一个他非常赏识的人?公孙弘为何能一直深得冷酷的汉武帝的宠信?这种悬念式的叙述结构使叙得环环相扣,大大加强了文本叙事的强度和展开性,同时也使得节目极富层次感和深度性,从而紧紧抓住受众的兴趣,令人欲罢不能。

故事化叙述成为《百家讲坛》的娱乐策略并非偶然。“传播学之父”施拉姆曾提出,受众选择媒体的或然率=期望的实现程度/费力的程度②,可见,受众是希望在轻松愉快中,从媒体获其所需。受众接触电视的目的包括放松娱乐,获取信息,寻求人生的模式和获得移情效应。而故事化叙述恰恰是能让受众获得娱乐的一种良好方式。诚如罗伯特・麦基所言,娱乐即是沉湎于故事的仪式之中,一直到知识上和情感上都满足为止。③同时,故事化叙述也很容易使受众“入戏”,随同故事情节的进展和角色的喜怒哀乐而开怀大笑或潸然泪下,进而释放其心理压力并获得愉悦满足。实践表明,故事化叙述是《百家讲坛》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关键之一。

三

众所周知,《百家讲坛》从根本意义上说首先是一档电视节目,所以它就得让受众喜欢,不但要喜欢节目内容,还得喜欢节目的主讲人。主讲人是否为受众所接受和喜爱同样是关乎节目成败的重要因素。鉴于此,选择《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不能只考虑学问大小、水平高低、权威与否。实际上,首先要考虑的,恐怕是观众缘。没有观众缘,学问再好,水平再高,名气再大,也会与主讲人失之交臂。而观众缘、亲和力源于独特的个人魅力。对于《百家讲坛》来说,主讲人这种独特的个人魅力主要包括个人的气质、形象、语言以及演讲时的肢体语言等。作为一个讲座的演讲者,其个性化的演讲语言应是最重要的。在《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中,最有个性的恐属以诙谐、戏谑著称的易中天了,其“时尚口语+流行概念+现实生活”的易氏风格深受观众的喜爱。譬如:“诺,相当于现在的OK”;说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不是帅哥难道还是伟哥;讲到曹操在前方打仗,而袁绍等却在后方开Party、打电脑游戏。这些都是借用当前一些比较流行时尚的语言来讲史说人的。另外,他还常常将当前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术语用于分析历史人物和事件,例如:“韩信是待业青年”;说李严由辅汉将军升为前将军是由杂号将军升为名号将军,也就是由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说李严要当巴州刺史是一次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维权行动等。这些流行用语、生活俗语以及专门术语的运用,不仅使演讲内容通俗易懂,同时也拉近了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使得传播的内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除了易中天,《百家讲坛》还有很多主讲人的演讲语言也极富特色,比如于丹不急不缓、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纪连海巧舌如簧、妙语迭出,阎崇年、王立群以儒雅持重征服观众,孔庆东以其特有的“孔氏幽默”而令观众喜爱,赵晓岚以其高贵迷人的谈吐举止、博大精深的诗词功力而被誉为“一个活化了的诗词女子”,翁思再更是讲唱并茂,韵味悠长。总之,这些个性化的语言,使本来单调枯燥的讲座变得生动有趣,大大增强了节目的可看性和娱乐性,难怪受众觉得看《百家讲坛》如看电视剧和听评书一样过瘾。

四

毋庸讳言,讲座类节目内容难免枯燥,形式单一,确实难以做到“寓教于乐”。但《百家讲坛》却通过电脑软件的运用、有效视频补充、动画和图表制作等电视化手段的巧妙融合,使节目结构变得更加紧凑,节奏变得更加明快,传播形式更加丰富生动。《百家讲坛》充分利用蒙太奇手法,将关于讲座内容的背景资料和形象片段的镜头适时缝合进去。比如,《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中经常会插播电视剧《红楼梦》中的画面,清十二帝疑案中经常会出现热播的清宫剧的镜头。于丹解读《论语》的系列节目中,节目开始时都有一个动画短片,通过动画人物和画外音对节目内容进行解说,在节目中也配有动画短片。这样,通过镜头的变动、各种视像符号的转换营造视听新鲜感而吸引、留住受众,从而避免受众面对一个始终如一的人物场景,可能产生感官疲劳并更换频道/节目。同时,丰富有效的视频元素与电视讲座产生了良好的互动作用,从而引导并促进观众对所讲述内容的理解。

此外,《百家讲坛》还善于根据画面的内容表达和讲座的整体节奏来匹配合适的音乐,如马瑞芳说《聊斋》,即在演讲中间配有与剧情相关的音乐,营造一种独特的氛围,使人或紧张或轻松,或感动或深思。在合适的时机,节目还会穿插科学、艺术的图表,这样,既有助于受众理解所讲的知识内容,也丰富了电视画面语言。即使是难以表现的自然科学类题材,也可用表格、FLASH动画等来弥补视觉上的缺陷。总而言之,上述视听元素的综合使用,使得《百家讲坛》理智而不失生动、沉稳而不失活泼,从而大大增强了可看性和趣味性。

五

综上可见,由于改版而采取的娱乐策略是《百家讲坛》发生从“学术电视”到“电视娱乐”之华丽转身的内核和前后收视迥变的重要原因。《百家讲坛》以受众为本位,从“学术电视”转身到“电视娱乐”,舍弃走“学术思想”之路,它是否也会沦为文化快餐而成为匆匆过客?质疑《百家讲坛》的学术性,其实是把学术单一化了,即把学术等同于研究,忽视了传播。实际上,研究与传播非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譬如,教授必须有所研究,有一定的学术思想,方可传道授业解惑;同时,他除了向学生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外,还需以论文著作等形式在学界传播,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对于《百家讲坛》来说,只不过是一批专家学者用电视媒体在全社会传播他们的学术思想。作为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百家讲坛》的任务即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包括非本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思想和文化。所以,《百家讲坛》不能没有学术性,否则将无法完成传播任务;同时,又不能光有学术性,如前所述,太过于专业和学术性,也难以实现大众传播的目的。这决定了《百家讲坛》只能是介于纯学术与非学术之间,而且还必须遵循大众传播规律。《百家讲坛》从2001年开播至今,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而形成当前的发展形态,可谓顺应节目内在发展规律和电视传播规律的结果。它为解决学术性较强的电视栏目所面临的学术化与市场化的矛盾,实现人文学术与大众传媒的有机融合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从长远发展来看,由于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和节目机制、形态的进一步发展成熟,当前《百家讲坛》为人所诟病的媚俗性、商品化等缺陷都将被不断改进而渐臻完善。

注 ?摇释:

①任中峰、彭薇:《〈百家讲坛〉的“雅俗”变革》,《传媒》,2006(3)。

②Stanley J. Baran and Dennis K. Davi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oundations,Ferment and Future,3rded.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