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乡村振兴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成果以及对乡镇财政的影响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期，农民收人持续增加。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人年均增长率达15.6%0}’}到1985年以后，农民收人的增长速度急剧放慢。据国家统计局有关公报，“七五”时期(1986-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人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2%,“八五”时期为4.3%,“九五”时期为4.7%0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人竟出现负增长，为一1.6%oX27cr9a)影响农民收人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莫过于农民负担过重。实际上，1980年代后期开始，农民负担逐步增加。1990年代，农民负担总体呈上升趋势，基本在高位运行，农民负担年均增长幅度一般都超过同期农民收人增长幅度。

1994年农民负担增长幅度更是高出农民人均纯收人增长幅度12.6个百分点。f31c}s}面对日益突出的农民负担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不少严厉的减负措施，但是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农民负担过重，极大地妨碍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农业经济滑坡、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农民生活困难、城乡差别扩大等等令人担忧的现象。

某些地方，一些农民不堪重负，被迫背井离乡，甚至出现自杀等让人触目惊心的事件。农民负担过重还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农村群众中的形象，引发了农民对农村基层政府的不满情绪。农民拒绝交纳税费、抵制政府工作、集体上访等对抗屡有发生。很明显，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的种种问题已经危及农村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基层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推出了以减轻农民负担为重要目的的农村税费改革举措。

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改革。从2000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由点到面，稳步推进。2003年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三取消、二调整、一改革”，即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等。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深化，取消了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进行减征、免征农业税试点，并将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4年多的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通过农村税费改革，用税来代替向农民征收的各种收费、集资和摊派，用税法来规范农村的分配关系，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和分配行为，有利于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各地试点情况表明，农民负担减轻幅度一般都达到30％。明显改善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和农村干群关系，促进了农村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完善。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初步达到了“减负”、“规范”的目的，但是农民负担的减轻意味着乡镇政府收人的减少，农村税费制度的规范意味着对乡镇政府收取税费行为的制约。这对乡镇财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是扩大了乡镇财政缺口，加剧了乡镇财政危机。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乡镇财政已经存在较大缺口，当时可以通过税外收费、借债等途径解决。统计数据表明，从1996年到2000年，全国乡镇财政总收人中，超过30％的收人是乡镇自筹、统筹资金。2000年，全国乡镇财政总收人为1026．65亿元，其中自筹、统筹资金达403．34亿元，占39．29％。4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统筹费等行政事业性、政府性基金、集资和屠宰税，又开始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这样，乡镇政府财政收人中，税收没有太多增加，甚至逐渐减少，而原来可以纳人乡镇财政收人的统筹费等又被取消，乡镇财政收人大大减少，乡镇财政缺口迅速扩大。为了支持农村税费改革，解决乡镇财政困难，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增加了转移支付金额。2001-2004年中央财政对试点地区的转移支付金额分别为33亿元、245亿元、305亿元、396亿元。尽管如此，乡镇财政缺口仍然很大。二是乡镇债务偿付能力大幅度下降。由于各种原因，全国绝大多数乡镇背负沉重债务。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认为，如果采用中间值推断，全国乡村债务总额不会低于6000亿元；如果采用高值推断，全国乡村债务总额应突破10000亿元。5湖南桃源县4o个乡镇总计负债11．4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近2900万元，最高的达10933万元。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乡镇化解债务的能力已经不足。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偿付债务的能力大大降低，沉重的债务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更加尖锐。农村税费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客观上加剧了乡镇财政压力，使原本十分困难的乡镇财政雪上加霜，难以为继。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危机降低了乡镇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少乡镇尤其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乡镇，基层政府根本无力或难以满足农村庞大的公共需求，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保健等问题突出。另一方面，财政危机影响了乡镇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和行政管理活动，可能引起乡镇政府行政管理危机。

二、农村税费改革的趋势：财政体制创新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的乡镇财政压力增大和潜在的行政管理危机，使农村税费改革进人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在目前的财政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下，要么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的负担，但严重制约乡村正常运转；要么让乡村正常运转，牺牲农村税费改革，加重农民负担，让改革走回头路。I7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转移、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些新动向。有些地方，乱收费由农业税费向行业税费转移，如对农民建房收“空间占用税”，巧立名目变相提高学杂费。一些地方乡镇政府“强迫提供服务”，美其名目“有偿服务”，如强令农民购买质次价高的果树苗，通过代办保险从中牟利。有些地方克扣农民应得的征地补偿费、补助金等。诸如此类损害农民利益，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不禁令人担心农村税费改革陷入“黄宗羲定理”。

农村税费改革的困境，究其缘由，首先是因为农村税费改革本身的局限。政府财政是财政收人和财政支出的统一，农村税费改革属于财政收人方面的改革，规范的是政府、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农村税费改革使乡镇财政收人的数量、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乡镇财政支出没有全面、系统的改革和调整。即就是在财政收人内部，税费改革也只是财政收人改革的部分内容，也没有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税制和分配体制。农村税费改革的局限说明，要使农村税费改革走出困境，必须同时进行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统一城乡税制，完善基层政府收人结构。归根到底，农村税费改革的趋势必然是财政体制创新，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体制创新既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逻辑要求，也是农村税费改革顺利进行和成功的必要保证。

农村税费改革是财政体制创新的开端和有机组成部分。财政体制创新之所以必要，不仅仅是为了使农村税费改革走出困境，根本理由在于消除现有财政体制的弊端。现行财政体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形成的，本身是财政体制创新的成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分税制基础上的财政体制显现了新的问题。中央财政收人占全国财政总收人的比重大大提高，同中央财力集中度提高相一致，省级财政相对于市级财政，市级财政相对于县级财政，县级财政相对于乡镇财政，财力集中度不断提高。财力向上集中，而事权、财政支出责任并没有发生同向变化，甚至反向下移。县乡财政收人功能、财力逐渐减弱，但财政支出功能日益增强。县乡政府在提供维持性和社会福利性公共物品方面承担着更大的作用，在提供与基层民众权利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功能方面比任何层级政府发挥着更大的作用。L8这样形成县乡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之前)事权与财权、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人功能的不对称。按理，财政转移支付可以缩小，乃至解决不同级政府间、不同地区间财政的不对称。但是，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够完善，使地区间的财政差距、基层政府财政的不对称难以有效解决。另外，上级政府可以通过上收财力和下放事权来转嫁财政负担。乡镇财政处于国家财政体系的末端，承受转嫁的上级财政负担，无法将自己的财政负担在财政体系内部转嫁，通常的做法就是向农民伸手，解决财政困难。通过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农村基层政府财政特别是乡镇财政困难，以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财政体制方面的原因了。现行财政体制的弊病远不止这些，但是已足以说明必须进行新的财政体制创新。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财政体制创新的内容至少包含以下方面。

第一，统一城乡税制，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制。城乡二元税制以至于城乡二元财政体制，使收人较低的农民承担了比收人较高的城市居民相对高的税赋，而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投人却明显低于城市，是对农民的歧视性待遇的重要表现。从2004年起，免征、减征，并将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使完全取消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呼之欲出。完全取消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之后，实行城乡统一税制，使农民履行同其他纳税人一样的义务；同时，财政支出制度进行相应调整，使农民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由国家财政负担费用的公共产品。在税制和财政支出制度城乡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财政体制，这是财政体制创新的核心。第二，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要遵循事权和财权、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人功能相统一原则。如果把事权和财权、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人功能相统一，理解为在实行财政转移支付之后形成的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与其总财力的基本匹配，_9那么政府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的界定可以不拘泥于政府本级征收的收人的数量，而更多地考虑国家总财力、政府管理能力和公共产品的属性、供给效率。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例，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应由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时期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标准所需要的费用数额)通过向农村基层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负担费用；而从效率看，发展义务教育的事权和责任适宜农村基层政府承担。第三，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收人。由于地区经济差距会长时期存在，应适当提高中央政府等上级政府财政收人在国家财政总收人中的比重。这对中央政府等上级政府统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调节地区经济差距，保证所有的基层政府给本地区居民供给最起码的公共产品，是必须的和有利的。

基层政府的财政收人主要包括本级征收的收人，如税收，以及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等。一般对于农村基层政府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基层政府而言，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应是最重要的收人来源之一。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收人的30％～40％来源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美国的学区财政收人近60％来源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叫在明确划分和完善各级政府财政收人和财政支出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符合国情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三、财政体制创新对乡镇行政发展的要求

从理论上说，政府对物质基础的需要规定了财政规模，而财政规模对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又具有制约作用。一方面，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共同需要即社会公共需要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的职能范围，政府依据履行行政职能的需要，组建行政机构和配置行政人员。政府为实施行政职能和供给公共产品、维持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公务活动，所产生的对物质基础的需要，规定了财政支出的范围和数量，进而提出了财政收入的数量要求。另一方面，财政具有反作用，财政为政府的运转、高效的行政管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财力，财政收入的数量限定了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规模，确定了政府所能供给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最大值。

财政与政府活动的关系说明，财政状况的变化必定要求行迁，财政体制创新必然要求行政发展。使用行政发展概念，是要强调行政系统(政府)的调整、改革与完善要以整体功能优化、行政效率提高为方向，以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农村税费改革引发和为开端的，实际上正在平缓推进的财政体制创新，使公共财力的数量、公共财力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以及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定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假如没有政府变革的配合，财政体制创新避免不了夭折或半途而废的可能。如同财政体制创新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逻辑要求和必要保证，行政发展是财政体制创新的逻辑要求与必要保证。

篇2

特色小镇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作为一种创新探索和成功实践，特色小镇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也为解决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促进城乡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成为必然要求。特色小镇在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方面作用明显。一方面，特色小镇具有增强区域有效供给、优化产业生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内外环境、促进产业创新的功能，可以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和发展模式激活传统产业，也可以通过聚拢高端人才等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特色小镇是应对消费升级的战略选择，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效载体，对区域产业体系的重构与竞争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推动新型城镇化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模式。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要求通过积极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提升城市功能带动新农村建设，完善土地制度和城镇住房制度，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等实施办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特色小镇采取就地城镇化发展方式，在传承和发扬我国千百年来的农耕文明基础上，把乡村建成既有乡土气息，又具备现代城市文明的新城镇。特色小镇建设注重产业、文化、宜居、环境等各种要素的整合，有助于提高城镇化发展品质。同时，特色小镇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结构，在规划和设计上可以根据城镇化建设发展的需求，制定合理有效的运行模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加强乡村治理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特色小镇从规划设计到建设发展，从治理主体到治理模式，使传统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融入现代化因素，进一步激发了乡村治理活力。特色小镇作为城乡间的桥梁，不仅在空间布局上一端连接着城市一端连接着乡村，而且从产业发展、城乡融合、生态保护等方面，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贯穿其中，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为加强基层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

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篇3

在城镇化背景下，需要转变传统的乡村生态旅游管理观念，应把乡村生态建设与城镇化发展进行有效结合，从而加快整个乡村生态旅游管理的步调，使乡村生态旅游管理更规范，乡村旅游行业发展才更有活力。在管理中应鼓励贫困户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中来，通过产业带动、企业帮扶等形式，让乡村生态旅游助推脱贫攻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生态旅游可采取“旅游+”的模式，开发农旅、文旅、体旅等山地旅游新业态，为贫困户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带动乡村经济的良好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生态旅游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充分重视各类专家对于乡村生态旅游领域所提出的政策和建议，利用业务咨询、理论指导、评审评价等形式，不断强化乡村生态旅游管理内容，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推动乡村振兴。从而以科学合理的城乡统一化管理办法，提升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在紧跟新形势下促进乡村生态旅游行业良好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2倡导村民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建设中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生态旅游行业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参与感也较低，因此可倡导当地村民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建设中，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当地农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形成了管理的新模式。例如可以以社会实践旅游振兴为特色，加大对我国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在制定出乡村生态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和整体营销办法后，实现当地农业生产与乡村生态旅游的联合互动。论文格式是论文写作时的写作标准和样式要求。同时促进当地人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建设中，通过对农业公园、湿地保护区的深度体验和走访，使村民充分了解并积极发掘当地的旅游潜力，从而以自然资源保护为前提，以生态环境建设为目标，为未来的建设发展提供可行性的建议，以此充分发挥乡村生态旅游业对当地乡村发展振兴的带动作用。

3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篇4

一、前言

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减贫、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从建体系、抓重点、求创新、强基础四个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并提出要持续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增加农保险种、有效提升覆盖面，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增加财政补贴种类，探索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保险，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甘肃省作为脱贫攻坚难度较大的省份，2020年已如期完成脱贫摘帽，但仍然要把巩固脱贫成果、防范返贫恶化作为重点工作。因此，加强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研究，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一）农业保险覆盖情况

近年来，甘肃省农业保险整体发展情况良好，各项指标稳步上升，覆盖率逐年增加。保费收入从2013年的5.73亿增长到2020年的19.13亿；保费赔付额从2013年的3.07亿增加到2020年的15.72亿；赔付率从2013年的53.56%增加到2020年的79.68%；保险密度从2013年的37.06元提高到2020年的131.52元；保险深度从2013年的0.095%增加到2020年的0.219%。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近三年甘肃省累计签单保费44.5亿元，共赔付28.3亿元，其中直接受益农户301.5万户次，有力支持了农户的稳定增收和特色产业的良好发展。但据甘肃省2020年农户参保户数计划表显示，全省申报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村居民7203939人、1830158户，[1]仅占全年农村居民20460133人、5055097户的35.21%和36.20%，也反映出甘肃省农业保险的普及率还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因农业的弱质性而具有收益外部性、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技术要求等特点，被界定为半公共商品，世界各国对其发展也都采用“市场+政府”“自愿+强制”的双向引导。我国自2004年试行“有政府补贴的商业化农业保险”，2007年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在全国范围推行。甘肃省农业保险亦采取“市场+政府”的经营模式，即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人保财险、中华联合财险、国寿财险、太平洋产险、平安产险、黄河财险等12家保险公司都担负着甘肃省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并且“每县经办机构原则上2家，不超过3家”，经办期限3年，通过竞争性磋商等简易程序确定服务地区，进而与地方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推进农业保险防灾减灾、助力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在中央保费补贴支持下，2007年开始逐步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如2007年在甘州、安定等地试点能繁母猪险种，2008年试办奶牛保险，2010年试办玉米制种保险，2012年在天水、庆阳、平凉等地开办森林保险等；同时，也开发了啤酒花、藏羚羊、牦牛、青稞、马铃薯、中药材等甘肃农业特色险种。目前，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已多达105个，覆盖羊、牛、薯、药、果、蔬六大主导产业[3]。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具有时空差异的资源禀赋结构导致甘肃省乡村发展的差异化分布，也使农业保险发展兼具背景性的共性问题与特性问题。

（一）甘肃省经济水平落后制约了农业保险发展

农业保险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有充足的保险保障资金，该资金一部分来自保费收入，一部分来自投资收入。目前，为引导和支持农民参加农业保险，通常由政府财政为投保农户提供保费补贴，这就意味着地方经济水平好坏直接影响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甘肃省而言，近年来，经济总量逐年上升，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差距较大，长期以来经济体量位居全国末端梯队。2020年，全省GDP实现9016.7亿元，实际增速3.9%，总量仅高于海南、宁夏、青海、四省区；全省人均GDP约3.41万元，不及全国同期人均GDP水平一半。与此对应，全省财政收入亦有限，2020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4.5亿元，仅为广东省的6.77%、浙江省的12.07%。实体经济发展的落后，使得投入农业保险的财政资金不够充足，严重制约了全省农业保险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落后意味着农民收入低，限制了农业保险购买积极性。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44.3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了7.4%，但仅占全国平均水平17131元的六成，居全国各省排名最低位次。这种农村居民的低人均可支配收入，再加上靠天吃饭的传统观念过于浓厚，对农业保险认知不充分，致使农村居民主动投保意识弱，直接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农业保险供给力度有待增强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国家旨在保护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但农业产业固有的低收益、高风险、高赔付率使农业保险盈利性较差，与保险公司的商业逐利目标矛盾。为此，国家自2010年起推出多项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2010年5月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对保险公司为种、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比例减计收入；保险机构从事农牧保险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免征营业税及后续对应的增值税。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在2017年财政部的《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再次延期至2019年底。此外，还允许经营政府给予保费补贴农业险种的保险公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巨灾风险准备金，具体按补贴保险保费收入的25%计提。甘肃省贯彻执行，即使这样，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成本和低保费收入下的优惠政策之比仍不及盈利效应，甘肃省还是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农保赔付率更高一些。这些明显抑制了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发展建设的积极性，整个市场政府主导力量明显，市场自发调节力度弱。与此同时，省内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尚未完全建立，容易导致承保农作物的方位、面积等数据不准确，农业指标监测设施不完善，不利于承保工作的进行。各保险公司针对农业保险特色产品的开发创新力度也不足。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覆盖了包含主粮作物、藏系养殖、森林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以及包含果树经济作物、特色养殖、蔬菜种植等在内的特色种养殖产品，但大多保险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缺少市场竞争。同时，随着新型经营主体和特色经济林果类产品种植规模的增加，逐步开展了针对苹果、玉米的“保险+期货”试点，增开高原夏菜、羊肚菌、枸杞、李广杏、茶树、湖羊、绒山羊、黑山羊等11类品种的天气、价格指数保险；以及红花椒、核桃、油橄榄、藜麦、金银花、设施蔬菜、中药材等9类产品的收入保险。这些创新型险种总计20余种，仅占全部农业保险品种的18%，并且很多尚处于试点环节，未大规模推行，创新力度明显不足，理赔标准和理赔方式上的较大差异也影响了相关产品的信服度与普及率。随着市场主体的不断增多，规模种养殖大户越来越多的对理赔提出高要求，传统的成本保险已经无法满足农户化解风险的需求。与现有物价匹配的产值保险、收入保险成为主要需求，但现有产品表面创新多、质变节点少，尚未涉及到深层改革，这些都从供给层面影响着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为依托，要想获得甘肃省农业保险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重点解决财政补贴、需求提升和供给增强三大问题。

（一）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增强财政补贴力度

经济有效增长是带动农业保险良好发展的动力，而农业保险的良好发展又可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一方面，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甘肃省的特殊地理位置优势，顺应国家双循环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发展契机，积极推动省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优化财政资源统筹，增加对乡村振兴等重要领域的财政支出比例，确保并逐步提升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另一方面，提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利用效率。作为经济欠发达省区，甘肃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2010-2019年，全省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均值仅为0.463%，而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均值却达到1.658%，全省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值从2010年的4.153倍增加到2019年的4.654倍。[4]财政部数据也显示，2013-2018年，中央对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总量（不包含税收返还）从0.16万亿增加到0.2万亿。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已成为甘肃省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农业保险在甘肃省试点以来，中央、省级、市县三级财政补贴比例分别约占40%、25%、15%，2007-2019年，累计政府保费补贴61.23亿元，占保费收入的83%，其中，中央、省级、市县级各自累计补贴额为25.66亿元、21.69亿元、13.89亿元，[5]中央补贴是主要构成。2020年，全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9.13亿元，按照“财政补贴资金计划”，中央补贴3.49亿元，省级补贴5.04亿元，分别占保费收入的18.24%和26.35%。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在甘肃省加快经济发展同时，资金缺口仍需中央政府补贴，因此，既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转移补贴，还要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资金使用监督，避免寻租、资金缺位错位使用情况，确保资金用在最主要的地方。此外，一些特色性、经济价值高的果蔬类农产品，农民投保需求受到地方财政压力和省政府保险任务计划限制，只能部分投保，保险覆盖率较低，亟需财政补贴的持续增加。乡村振兴需要继续推进“一县一品”“一村一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相关农业保险则因产品特色多处于创新试点环节，并由县级财政主要补贴，而省内高贫困率意味着多数县级政府地方财政有限，无法承担高额保费补贴，保障规模有限；农民的低收入也制约了自缴保费比例不能太高，这就导致“全而弱”的恶性循环。从长远发展来看，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仍需中央财政的大力扶持。

（二）提升农民需求

提升农民需求是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根本。按照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中确定的中央补贴品种，除育肥猪实行“成本+目标价格”保险、由农户承担20%的保费以外，其他实行成本保险，农户承担保费占比5%-30%不等。其中，承担比例最低的是公益林，农户仅分摊5%；商品林分摊比例最高，需分摊30%；马铃薯、能繁母猪农户分摊20%，玉米、棉花、冬小麦为15%，青稞、藏系羊、奶牛为10%。苹果、中药材、肉牛、肉羊、蔬菜、鸡等省级补贴品种则区分农户贫困程度，贫困户承担10%，非贫困户承担20%。与此同时，作为成本保险，相关补贴品种的保额根据开办时的物化成本确定，从300元到10000元不等，费率从2%到6%不等。据统计，2007年，全省农户自筹保费546万元，占总保费收入13%；2019年，自筹保费33380万元，占比20%；2007-2019年间，农户累计自筹保费12.02亿元，仅占保费收入的16.3%[6]。传统补贴品种保额与现行物价增长速度的脱节，使农户享受低费率同时，又认为成本投入和保险赔付之间有差距，尤其是设施投入大的高经济价值农产品，更因保障程度不高而降低了农户投保意愿。这就需要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在产业脱贫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产业振兴，提升农户手工技能，增加稳定的从业工资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从而可持续地提高农户可支配收入，在现有消费基础上满足农业保险费用开支的增长，从根源上缓解甘肃省农业保险投保率低的现状。此外，还需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改善农户传统“认栽”观念。在偏远农村地区，保险普及力度并不乐观，一些农户只知道社保，对农业保险知之甚少。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政策环境下，乡村干部以及农业、保险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应深入村社，积极开展农业保险普及宣讲会，为农户们讲解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理赔案例，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农户意识到“以小换大”的风险防范重要性，了解农业保险的功能，积极配合国家政策的顺利开展，增强参保积极主动性。同时，利用“抖音”、“快手”等民间流行并易于接受的短视频方式，找当地已参加农业保险并获益的农户做代言，多做产品介绍和优惠政策宣传，从而提高农业保险投保率。

（三）提高保险公司供给积极性

1.继续推行并落实财政部规定的有关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税收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鼓励并吸引保险公司主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提供更多的农业保险服务，积极协助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2.引入更完善的竞争机制，建立多元主体的农业保险市场。截至目前，甘肃省尚未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服务，农业保险由综合性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并只占各经营主体业务的小部分，这就使服务专业性欠缺，在产品设计和费率厘定及条款制定上专业性不强，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和质量也劣于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未来可以在提升经济发展、确保并增加地方补贴的基础上，吸引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来甘肃拓展业务，增加市场竞争力，提升服务质量。3.规范保险经营管理，提高理赔效率和精准度。《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地方政府要结合自身财政情况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引导保险机构到农村基层网点，下沉服务重心，开拓新型农业保险产品试点范围。因此，一是甘肃省政府要进一步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需求，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推动“以奖代补”政策的试点；二是现有从事农业保险的各家保险公司应加大对农险业务的重视，积极创新农业保险产品类型，增加对乡村振兴中“一村一品”的高经济价值特色农产品保险保障，明确理赔范围，做到精、准、细。在现有成本保险为主，试点产量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产值保险、“保险+期货（权）”等产品形式的格局中，根据保障对象的特殊性，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普及。三是提高理赔服务质量，及时赔付，增强保险信誉度，提升农户投保热情。四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农业保险的产品宣传、开发创新，完善省内“互联网+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推进农业保险承保的电子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计划的通知

[2]甘肃省保险行业协会.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召开农业保险工作联席会议[OL/ED].

[3]王曼丽.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2021年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第18页；

[4]李永海、潘菊霞.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陇东学院学报2021（5）：33-37；

篇5

近几年，旅游业开始成为辽宁经济进步的的重要推手，辽西北地区凭借大量的宗教和历史文物资源，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了促进辽宁经济发展的主力之一，而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在乡村的遗留也更便于辽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灵活的旅游推广策略的制定和实施。

一、乡村旅游在辽西北新农村建设推广的可行性

1.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

辽西北地区乡村历史遗迹众多，如盘锦的田庄台集中了辽河文化、古建筑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为一体，史上有“九庙同镇，五教合一”的盛誉；属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阜新瑞应寺始建于清康熙八年（1699年），为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之一；绥中前所古城（又称中前所城）为当今唯一保存完好的明代所城，具有重要的军事考古价值；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建平县城西部，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位列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全国100个大遗址名单之中；朝阳市发现的锭光佛舍利和七宝塔，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葫芦岛新近发现了建昌东大杖子战国中晚期墓，无论规模和保存完好性在中国东北部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都十分罕见，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优秀的地理环境资源。

辽西北地区拥有丰富的地貌环境，四季分明，春夏秋三季植被群落和生态自然景观面貌和色彩多变，拥有山峦、林木、药草、花果资源的特有的生物群落。可分别建立林木生产基地、药林生产基地、果品生产基地、花卉生产基地，以资源为基础可以持续进行原材料的深加工，适合形成集观赏与农业贸易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

3.独特的少数民族人文景观。

辽西北地区是满族和蒙古族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宗教文化和民族L情。辽西北地区的乡土文化气息浓郁，拥有豁达粗犷的性格、独特的饮食习惯、鲜艳多姿的民族服饰、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趣的乡土建筑，他们现今仍然保留的传统的农耕和畜牧方式，都是辽西北地区乡村旅游的开展带来了丰富的素材。

在为这些优质资源窃喜的同时，其实辽西北乡村旅游开战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政策的支持力度与开发节奏的同步性上的不对应；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受陈旧观念的制约；对乡村旅游资源的优势拓展的局限性等问题。

二、基于保护性原则的辽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乡村旅游发展的适应模式

推动辽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是促进辽宁省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总结和归纳，辽西北地区乡村旅游目前的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公司及企业化”模式、“社区化”模式和 “农户化”模式类型，这些模式存在各自的问题和优势，在选择使用的过程中要配合区域和位置进行组合。

实际上针对辽西北地区不同位置条件组合选择发展模式的同时应注意以文化和如何保护两方面问题的贯彻和具体实施。

针对辽西北地区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建设历史乡村、文化乡村则能更持久的带动新农村建设等各项工作，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村民素质的提高，集中辽西北地区乡村文化遗址和非遗资源，形成集群优势，打造区域化、国际化品牌。目前仍旧面临的辽西北地区乡村文物遗址受损严重、保护意识淡薄等问题，如葫芦岛市南票区金星镇新庄子村的大量汉墓和古代寺院遗址地貌损毁严重，未经修葺等问题，国家与政府应积极加大资金和调整政策，需要高度关注，尽快加以改善。

循环经济力求在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而且与社会系统之间也要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问题的关注上与“新乡村旅游”的发展内涵相一致，这种理论应渗透在乡村旅游发展的整个进程之中。

三、乡村旅游推动辽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

1.乡村旅游的区域化整合与协作。

所谓的乡村旅游的区域化整合与协作主要指的是加强城乡之间的交流合作，这种合作包括网络平台的互助与活动的互通。针对于乡村旅游知名度普遍不高的现状，需要将发展视角转移到与优势城市链接合作之中，比如乡村旅游可以与城市著名旅游景区联合构建历史文化旅游线路，建立城乡之间的信息网络，实现旅游信息共享与客源共享，在这方面实际上辽宁省已经有所行动，比如位于省会地区的辽宁省博物馆在游客参观时设置了辽河文化历史演变展厅，而辽河文明的发源地朝阳则成为了国际游客来沈阳游览之后的另一个必去之处；应围绕主题品牌构建旅游大品牌，按地区划分后使乡村旅游资源和旅游产业协调发展，力推乡村旅游地品牌，兼顾其他相关系列品牌的开发与发展。

2. 乡村旅游季节性调整与劳动力转换。

辽西北地区受自然气候条件、农事季节的影响，乡村旅游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旅游淡旺季之间的矛盾非常明显，村民在淡季时收入不保，经济收入不稳定，因此，除了提倡季节性旅游项目转换的同时，除了冬天设置冬季如滑雪等运动项目之外，针对辽西北宗教文化资源进行调配，如葫芦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掌握了本地的宗教资源，大力发展明性寺宗教文化，此地一年四季香火旺盛，各地信徒积极前往。

而那些宗教遗迹缺乏的乡村则可以综合考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衍生品的生产和销售，依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典故，更完整和系统的开发相关内容，并且吸收国外在这方面的优秀经验，如日本熊本县吉祥物熊本熊衍生品的开发，加深了世界对这个地区的印象，进而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另外，解决冬季劳力闲置的问题，其生产模式也不可主要停留在家庭作坊水平，更多考虑手工性和民族元素的深化。

乡村旅游在辽西北地区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进一步的开发和经营也随之会更深入的影响辽西北农村产业发展的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的演变，针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时期和各地区的区位特点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是推进产业经济良性、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这种模式的科学化势必会给整个辽宁省的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和新农村改造带来前所未有的时机。

参考文献：

篇6

1988年我亲耳听他讲过一段放牛的故事：1973年在咸宁向阳湖农场劳动改造时，他一人放四头大牯牛，别人喂的牛瘦弱不堪，他喂的这四头却肚皮滚圆。数次放牛的经历，使他领悟到大牯牛深陷泥坑时，只抓牛鼻无法助其摆脱困境，唯有托起牛肚子才能使之走出泥潭。后来“牛肚子理论”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构成新发展经济学的内容。

1913年7月10日，先生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一个农民家庭。旧时中国农民贫苦、愚昧的生活给先生留下极深的印象。在那个时期，他便立志，要终生为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改变农民贫穷的境遇而不懈努力。

23年前我有幸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当他了解到我也出身农民家庭、而且从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转向经济学研究生，曾鼓励我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大国，要富强起来，应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这也是我当年下定决心攻读经济学科的原因。”

先生正是带着发展农业经济、振兴祖国的理想，进入了武汉大学经济系读本科。当他在1934年大学毕业后，以最优成绩被选送到北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由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主持，特别强调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受此环境熏陶，先生在中研院的六年中，不辞辛劳进行田野调查，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地的乡村。在此期间，他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等著作，40余篇。

1941年，先生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带着理想，负笈哈佛，并在那里埋头读书，立志学成后报效祖国。在哈佛的生活快乐而清贫，他唯一的“奢侈”消费就是在每个周日，去波士顿城市音乐厅欣赏一场古典音乐，因为周日上午可以买到学生半价票。他偶尔喜欢吃一顿美式快餐，并将这一喜好保持了一生，晚年时仍不改每周去麦当劳吃一个汉堡的习惯。

他在哈佛学习工商管理一年多之后，转入农业经济与经济史研究，接受熊彼特、张伯伦等大师的熏陶与引领，从此如鱼得水。经数年刻苦钻研，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这篇论文获得哈佛大学1946年－1947年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他是迄今为止获得该奖的唯一华人学者。在经济学界与他一样或先或后获得威尔士奖的学者，有许多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萨谬尔森、索罗、斯宾塞等。该论文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国际上第一本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其理论成为后来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发展经济学”的主题内容，读书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学术上刚刚崭露头角，前途无量之际，先生选择了返回祖国。记得十年前，当我听说得过威尔士奖的斯宾塞荣获诺贝尔奖时，曾问过先生，“如果再让您做一次选择，还会回来吗？”先生毫不犹豫，“会的，出国就是为了报效祖国。”

1949年，他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教授。1952年被调往组建中的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负责建校的基建工作，后又在政治运动中遭遇冲击，使他数十载远离研究工作。改革开放初期，先生得以重返阔别30年之久的学术界，尽管他已年近古稀，仍以“老牛奋蹄”的精神，和一些学界同仁率先将西方经济理论引进到中国，他自己也完成了《新发展经济学》。

先生为人还有一事足令众人叹服。但凡他认准的事情，总能咬定青山不放松，甚至花费数十载上下求索。“”后，他开始向有关部门提出设立博士点的申请，并坚持了20年，终于在1998年，以85岁高龄成为当时中国最年长的博士生导师。

多年教书育人，先生桃李满天下，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如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李京文、何炼成等。

篇7

2020年5月7日

亲爱的同学们：

毕业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今天你们毕业了，祝贺你们!

因为疫情，我们无法像往年一样给所有毕业生一个隆重的典礼，今天我们只能邀请部分研究生代表参加这个仪式，形式虽然简单，情意却不单薄，它表达了母校对你们最诚挚的祝福!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三年来，我们一起见证了学校的快速发展：新增了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生招生规模逐年扩大，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服务地方社会成效显著，学校排名稳居全国百强。这些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同学们的付出和努力。

春华秋实，桃熟流丹。这一纸毕业证书的背后是你们不分昼夜奋战在实验室的辛苦付出，是你们一遍一遍打磨论文时的字斟句酌，是你们网络答辩、“云端”求职时的沉着冷静。你们勇攀学术高峰，如电子信息学院的段福灵同学，以第二作者的身份在NATRUE上发表高水平论文;你们助力乡村振兴，如学院的胡绪鹏同学，挂职安吉鲁家村，他的优秀事迹被媒体争相报道;你们投身志愿服务，如管理学院的刘纪君同学军营归来，将满腔的爱国热忱融入一场场爱心接力。作为校长，我由衷地为你们感到欣喜和骄傲!

沧海横流，方显本色。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一起亲历并见证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战“疫”历程。这次考验，给你们的毕业和就业带来了诸多不便。但看到跟你们一样的90后，带着稚气却又勇敢践行“中国保护人”，在挥汗如雨中脱胎换骨，在逆境挑战中顶天立地，我相信带给你们的感悟和锤炼，将是你们一生的宝贵财富。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中华民族历来就是在磨难考验中艰难前行，在与灾难斗争中不断奋起。经此一疫，中国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治理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攻坚克难的意志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凸显。你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既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时代。对你们来说，这是人生的际遇，也是时代挑战。

毕业之际，我有三点期望与大家共勉：

初心如磐，秉承家国情怀。“国家大事，千万尽力”。希望你们传承杭电人的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让青春在磨砺中出彩，在奋斗中升华。时代呼唤担当，同学们要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勇立潮头，争做时代先锋;要有舍我其谁的拼搏精神，敢想敢干、敢试敢闯，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青春力量。

追求卓越，坚持科技创新。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等前沿技术日新月异，各个领域相互连接，跨界融合，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动着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希望你们用创新思维去发现新世界，用坦然勇气去打开新世界，用恒久坚持去拥抱新世界，勇于批判，大胆探索，自主创新，努力实现“从0到1”的首创之举。

行稳致远，秉持笃学实干。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一“实”当先，胜过百“巧”。埋头苦干，必将收获实至名归;左顾右盼，反而虚度年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青年时期正是苦练本领、增长才干的黄金时段，你们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提高内在素养，锤炼意志品格，不负青春韶华。

同学们，今天你们即将从杭电毕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我真诚地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在艰苦奋斗中砥砺前行，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才干，不惧风雨、勇挑重担，成就事业华章。

最后，还要嘱咐大家，现阶段疫情已进入常态化，希望大家能慎终如始,继续做好自身防护。我们坚信疫情终将过去，生活依然美好。

篇8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196-01

在语文教育界不断呼吁改革创新的今天，对历史上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仍然十分必要。回过头去审视语文教育历史，择其精华为今所用，必定会对语文教育未来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总观2009――2010年硕博论文，在语文教育史领域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研究

在我国的语文教育史上，朱自清、夏D尊、陶行知等人的名字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肩负文学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以振兴国文教育为己任，扎实的进行语文教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颇丰。

尹艳瑚在《试论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中，对朱自清著作、文章中的语文教育观点进行整理和分析，从“教育哲学”和“语文教学”两方面，揭示了朱自清语文教育实践对我们的启示，即语文教育要以学生的“和谐发展”为终极目标，魅力是语文教师最重要的影响力。

黄贺在《夏D尊语感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一文中，阐释了夏D尊的语感论。“在语感敏锐的人的心里・・・・・・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焕然的造化之工、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情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寥等等说不尽的诗味吧。”本文不仅是对夏D尊先生的“语感”及在语文教学中运用的经验进行梳理，也与当代语感论学者的语感及语感教学相比较，颇具有现实意义。

李怀源的《叶圣陶“读整本书”思想研究》对叶圣陶“读整本书”思想进行了研究。“读整本书”思想作为语文课程建设的构想，在语文教育领域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小学阶段尝试“读整本书”是对叶圣陶“读整本书”思想的实践探索。

程洁《陶行知关于乡村学校课程教学法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中尝试从陶行知的乡村学校课程教学法的角度，针对当前农村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来探讨他的“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从做中学――行是知之始”、“有教先学――以教人者教己”、“有学有教――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的教学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来源，以及在当前农村教育改革中的现实意义等。

二、不同历史时期教育观念的研究

除了对个别教育家的思想的回顾，有的学者着眼于大的时代背景，对某一时代的语文教育观念和潮流进行研究。

葛雨菲在《浅论东晋时期的人格教育》中，对《世说新语》中有关东晋时期人格教育的记载进行梳理，将东晋时期人格教育与当代人格教育进行纵向的比较，探讨当今语文教育中人格培养出现的问题，希望能有所借鉴意义。

吴黎《宋代三次宰相兴学及其现代启示》中，研究了宋代三次兴学的社会背景、具体内容及其结果。总结其对后世教育影响和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税锐华《清末民初语文教育研究》中，其主要内容包括传统语文教育、晚清“变局”下的语文教育、国语科的诞生和经学教育的淡出。并在结语部分提出语文教育天然受制于时代和政治及如何对待经学教育传统的观点。

正如作者结尾所写到的，尽管贯穿于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传统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不假辨别地将其同封建时代一起抛弃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尤其当下，语文教育处于新一轮改革时期，总结和借鉴本国固有的语文教育经验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切忌完全照搬传统，否则就会陷入倒退。

三、语文教育专题的研究

作文命题方面，刘光成《百年中学作文命题研究》时间跨度长，梳理了百年中学作文命题的沿革与发展历程，并对未来发展作出构想。历史资料考证严谨，论述全面系统。而郑研科《近十年高考作文命题之人文价值探究》以人文价值为切入点，通过对1999年至2009年间出现的全国各地高考作文的梳理，揭示了高考作文命题改革发展的轨迹，力求对中学作文教学有一定的启示。

四、小结

我国的语文教育自1904年独立设科以来，历经百年历史。许多优秀的教育思想历久弥新，至今仍闪耀着夺目的光辉。以上的语文教育教学思想涵盖了教师素质、语感教育、阅读教学、作文教学、农村教育、人格教育等多个方面，为今天的课程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的探究与学习。

参考文献：

篇9

景德镇市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全市有林业用地面积35.47万公顷。属亚热带气候，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山地基石为千枚岩、石灰岩，土壤为黄红壤。野生和散生杜仲遍布全市乡村，是种植杜仲得天独厚的好地方。由于我市气候有利于杜仲生长，具有优良品种，又有一定规模的杜仲基地，加上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引导，杜仲栽培必将成倍增长，产量、质量和综合开发的经济效益也一定会取得突破性发展。

1杜仲的用途与开发现状

杜仲（EucommiaulmoidesOliv）属杜仲科（Eucommiaceae），仅1属1种，是我国特有的名贵经济树种，全树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杜仲作为中药材，在中国、东南亚及世界华人当中长期盛行。近代研究发现杜仲在降低血压、增强人体免疫机能、抗疲劳、抗衰老、抗癌、预防骨质疏松等方面具有良好疗效，被美国哈佛大学胡秀英教授誉为世界最高质量的天然降压药，美国、俄罗斯宇航家也把杜仲作为宇航保健品。据资料介绍，日本某公司1994年杜仲茶产值近100亿日元，杜仲叶2200t，日本杜仲茶也已销售到香港市场，贵州遵义的杜仲茶已出口到日本、欧洲等国家。杜仲的保健作用正在被世界所认识和接受。

杜仲胶用途广泛，1993年我国化学家严端芳研究员和橡胶专家吕伯龄在美国召开的第二十届国际橡胶会议上，分别宣读了2篇论文，向国际橡胶界宣布我国开发出1种新的天然橡胶，并获得了国际领先成就。

杜仲胶具有三叶橡胶和塑料的特性，又具有两者皆不具备的特性。杜仲胶在医用、工业、电子、国防、通讯、人民生活等行业中有着广泛的利用前景，可用作摩托运动员护滕、飞行员护颈、护腰材料，抗冲击性能极其优异。杜仲胶大力发展，将从胶种到种植地域改变国际天然橡胶的格局。杜仲胶已进入系统材料工程学的新领域中，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新材料。

贵阳某公司已建立了杜仲胶厂和杜仲保健品综合加工厂，并建立世界上第1个精胶厂，这标志着我国杜仲胶的开发开始走向工厂化、规模化生产的道路，这对促进我国杜仲胶产业化进程具有示范性意义。

2调研目的与意义

目前国内在杜仲中药、保健品、杜仲胶、杜仲叶饲料、果实、花粉和木材综合开发等研究等方面均处于起步阶段，国家林业局把杜仲综合开发列为下个世纪重点开发项目，故杜仲综合开发利用具有广阔美好的前景。我市处于杜仲最佳种植地区，具有最佳品种，又有成套科学栽培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并有一定规模的杜仲基地。杜仲综合开发利用对我市以林扶贫，繁荣乡村经济，加快山区群众脱贫致富，都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3调研内容

通过对全市杜仲资源的调查，指导群众充分利用山场，调动当地群众的积极性，根据杜仲生长习性，依靠科学，边试验边示范边推广，扩大全市杜仲基地，更好地为营建杜仲胶厂和杜仲保健品开发等综合开发利用服务。由初加工逐渐向深加工、精加工发展。

全市杜仲基地成倍增长的同时，必须抓好龙头企业的建设，以龙头企业带领杜仲产业的发展。即在我市建立杜仲胶厂和杜仲产品综合加工厂。针对杜仲在医疗、保健等方面需求量的与日俱增以及杜仲胶疏化高弹性体开发利用需要，近阶段杜仲综合工发利用在开发规模上要进一步扩大，各乡（镇）加快对杜仲发展，同时要注意选用良种，还要加强集约经营，提高现有杜仲的质量和产量。要立足国内、开拓国际市场，争取以优质产品多创汇，促进我市杜仲事业的快速、稳步发展。

4调研结果与分析

我市气候、土壤等立地条件因子适合杜仲生长、发育，且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有利于发展杜仲生产和杜仲综合加工，这说明我市已具有综合开发利用杜仲的基础条件。

我市对发展杜仲生产及综合开发非常重视，又有较强的科技力量，这将为我市发展杜仲生产和综合开发利用提供一定领导基础和技术储备力量。

我国杜仲资源丰富，而且在杜仲应用的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如何搞好杜仲产品的综合开发利用并继续保持世界先进水平，把杜仲综合开发与环境生态效益，以及贫困地区脱贫结合起来，是摆在我国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5对我市发展杜仲生产和综合开发利用的几点建议

通过对全市杜仲资源调查，我们认为景德镇市发展杜仲生产是基本成功的，当前浮梁县黄坛药场已有小部分杜仲林开始投产，并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效益。我市利用低丘陵残次林地发展杜仲栽培，比凭借自然更新、人工封山育林等造价低，且成林快、经济效益高、群众容易接受。

发展杜仲基地，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是合理的，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在实践中是可行的。杜仲基地的大力发展对于促进山区资源优势经济转化，加快山区脱贫致富步伐，对于振兴农村经济乃至整个瓷都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促进作用。为了真正做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全方位开发杜仲，走杜仲产业化建设之路，现对我市发展杜仲和综合发展利用提出几点建议。

5.1加强对杜仲基地建设的宏观指导

杜仲林本身就属经济林，经济林是林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振兴也就是整个林业振兴的一个标志。林业部门应根据市场体系建设和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经济特征，有组织、有选择地搞好杜仲基地发展规划，并与区域的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政府部门要加强对杜仲基地的宏观调控，对市场需求情况进行预测预报，主动搞好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经济效益。

5.2搞好基地建设，促进主导产业的形成

杜仲林建设要成为山区林业综合开发的突破口，成为山区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它不仅在于发展的数量，还在于实现建设规模化经营和资源利用的有效配置，提高山区林业的综合效益。杜仲林分散经营，不利管理，更不利于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和形成一定的商品优势，影响效益的提高，因此要做好以下几点：

（1）在基地布局上，应根据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特别是要选择适宜杜仲生长的山地发展栽培，认真做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树，选择优良品种。

（2）在营造模式上，必须将立体结构与层次经营相结合，企业+农户发展，股份制合作经营。

（3）在培育方式上，实行新造（包括更新造林）与培育有丰产潜力的幼林相结合，以加快建设速度，及早发挥投资效益。

（4）在基地建设上，按照规模经营的要求，每片基地要相对集中连片，并有一定的面积，使基地建成后都能形成“规模”，为国家提供较多的商品药材和天然橡胶主要原材料。基地建设要严格按工程项目管理，强化集约经营，并建立一套从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规划设计、作业方案、施工管理、检查验收到建立技术档案等主要内容的科学管理体系，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重点投入，做到造一片、管一片、成林一片、丰产一片。

（5）在进度安排上，按统筹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根据资金的多少、需材缓急、先易后难、先急后缓、择优安排、滚动前进。

5.3以科技为依托，坚持新发展和低产低效林改造相结合

发展栽培中药材，实现山区资源优势向商品优势乃至经济优势的转化，首先要依靠科技，提高杜仲林的建设和综合开发产品质量，做到提高和发展相结合，质量和速度相协调，规模和效益相统一。当前我市栽培的杜仲林普遍存在产量低、管理粗放、效益差。瑶里乡有一片20世纪70年代造的杜仲，由于管理不当，如今已变成残次林。为此，在新发展的同时，对经济效益差的“劣、杂、散、残”的杜仲林，应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进行补植，使之形成针阔混交林或得到更新改造，积极引进和吸收既符合当地自然立地条件，又有市场竞争能力的名、特、优新品种，使基地能与增产、增收、增效同步进行。

5.4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杜仲的综合利用效益

杜仲的发展，必须走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系列经营之路。从目前看，由于受资金、技术以及传统观念的制约和影响，我市杜仲的发展仍停留在栽培方面，虽然群众对杜仲发展积极性较高，但市场意识不够强，且缺乏信息观念，忽视了因产品销售、加工渠道不畅而产生的风险。

杜仲的发展和综合开发要成为山区林业资源的主导产业。在发展资源的同时，一要更新观念，将产品的销售、贮藏和加工统筹安排；二要充分利用本市林业行业自身的资源、人才、科技优势，通过建成综合开发加工厂和批发市场，形成既有资源规模又有系列加工，既有全方位销售又有配套服务的社会化格局，努力提高杜仲开发的经济效益。

5.5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杜仲开发利用效率

在我市发展杜仲及综合开发利用，就是要建立起以科学技术为支柱的商品经济体系，一个主要的支撑条件是加大科学技术投入的强度和质量。运用现代的先进技术使过去传统技术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得到解决，使产品质量和效益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和增加。目前，林业生产中使用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很低，无论是集体经营还是农户经营都只求产生，不予投入；只讲经济需要，不顾社会、生态效益。技术管理毫无约束力，科学生产难于实现，造成现实资源和潜力在资源上的巨大浪费。因此，我市发展杜仲时必须做到：

（1）精造良种，应用先进配套技术，促进企业科技进步。

（2）要建立和完善服务体系。开展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切实解决生产过程中缺技术、少资金、物资不足和信息不灵的实际困难。

（3）抓好生产，计划财经管理“三位一体”经费一定要做到专款专用，促进杜仲发展机制的运行，把基地建成产品化、产业化。

（4）要高度加强对我市杜仲栽培及开发有关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科技水平，使科技兴林落到实处。

6参考文献

篇10

[中图分类号] F5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05-59-4

Environmental Ethic Construction of the Suburb Rural Tourism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Rural Tourism in Hudian Town of Xinyang City

Zhou Jin

（Scientific Research Department，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nyang Henan 464000）

Abstract：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current status of rural tourism in Hudian town of Xinyang city in Henan province was analyzed.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ethic， it proposed some targeted measures for constructing environmental ethic， and it provided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of the suburb rural tourism.

key words：environmental ethic， rural tourism， Xinyang

1 环境伦理观内涵及运用

环境伦理唤醒人们的生态良知，使人们在切身行动中明白在自然中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实质上是为人确立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它既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也承认人类的道德人的责任和对自然的保护作用，以及人类在社会中环境行为的道德规范[1]。所以要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要使旅游活动中参与的所有人具有环境伦理意识的基本素质，然后在行为中通过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承担各自的责任。

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2006年至2014年“环境伦理”相关学术论文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近几年研究“环境伦理”基本理论的论文数量比重较大，说明目前国内学者们对环境伦理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研究阶段;有关“环境伦理”应用类学术论文并不是很多，各个研究领域的涉入并不是很深入，相应的实践研究成果也不是很丰富。这说明环境伦理的实践应用将是我们以后研究的重点。

2 信阳胡店乡村旅游问题分析

胡店位于信阳市郊，其乡村旅游雏形很早就已呈现。2008年“石榴文化节”的举办标志着该区乡村旅游正式对外开放。随着政府的投入，旅游市场规模初步扩大，发展的积极态势呈现[2]。但在对该区调查研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势必影响当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1 旅游参与者环保意识不强，旅游资源破坏严重

近年来，当地政府对胡店“中华石榴城”周边的经营实体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促使其发展规模迅速膨胀，接踵而来的就是旅游垃圾、经营垃圾、生活垃圾等的处理问题。特别是在“石榴美食一条街”的特色饭庄区，经营垃圾、生活垃圾没有很好处理，产生的废物、粪便一般是直接往屋后的坑里倒，不加任何处理。

游客的素质也参差不齐，对景区环境保护意识不强，随地扔垃圾等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景区优美自然风光的保持[3]。

胡店居民是当地乡村旅游的主要参与者，和游客参与程度基本一样。胡店居民素质和游客相比更是不高。他们小农意识浓厚，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对自身行为约束力弱，主人翁意识不强，又受长期卫生基础设施欠缺的影响，以致不注意周边生存环境的保护，对水源保护不够，对林木的任意采伐不觉得有问题，认为当地林木够多，不用珍惜，考虑不够长远。同时，对当地经营者的不合理经营方式没有发挥主人翁精神予以制止，觉得和自身关系不大。

2.2 旅游参与部门不能与时俱进，影响旅游发展

2.2.1 组织部门投资不够，配套设施不齐全

“石榴文化节”的举办为胡店乡村旅游打开了局面[4]。管理部门和开发部门根据胡店乡自身优势，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投资。但长远来看，这种投资对该区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仍是不足，周边乡村的道路、停车场地、垃圾处理、公共厕所、住宿餐饮、通信设施医疗卫生等配套设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患。

到胡店游玩的游客多为周边城区的居民，出游形式多样，出行路线不固定，交通工具多样化，常以自驾游、自助游形式出现，随时随地停靠观赏美景。例如，不算宽阔的乡村公路，在旅游旺季停车位不足、交通拥堵、意外事故处理无保障等等现象频发，给旅游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2.2.2 旅游产品开发不够，资源浪费严重

胡店主要旅游产品是当地初具规模的特色石榴园，为游客提供观赏、采摘等场所。石榴园存在明显的淡旺季特征，导致该地乡村旅游季节性较强。赏花于春季，纳凉于夏季，采摘于秋季。旺季时人满为患，淡季时无生意上门，资产的闲置浪费严重。究其原因，当地旅游产品过于单一，旅游资源没有深度挖掘，人文环境资源没有展现。旅游活动主要停留在采摘、体验、观光等物质欲望浅层面上，缺乏精神需求[5]。当前，在中华石榴城也有石榴诗词等石碑标志，但只是形式文化，不能深入人心。很多游客在采摘、赏花之余也只有玩玩牌、聊聊天而已，娱乐休闲类项目不丰富，不能很好地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尤其是少年儿童求知、求真、求趣的需求。

2.2.3 经营管理理念滞后，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不少乡村旅游经营者对乡村旅游的理论内涵、本质属性等没有深入的探究，在开发经营中首要考虑的是经济效益，对生态旅游环境的营建和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不足，甚至在开发初期就造成环境的破坏。经营胡店石榴庄园的是当地石榴种植户，在资源的投资开发上，理念不能与时俱进，重建设轻环境营造的现象严重。经营模式也是以一方经营模式为主，相对单调，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另外，经营者服务意识不强，细节之处考虑不到，直接影响游客重游心情。

3 胡店乡村旅游环境伦理构建

3.1 对旅游活动参与者进行环境伦理素质教育

对旅游活动的参与者进行环境伦理的基本理论教育，使他们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珍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树立环境伦理意识。

3.1.1 确立乡村旅游的环境伦理教育对象

胡店乡村旅游的环境伦理教育对象主要有：旅游管理者、旅游组织者、旅游开发者、旅游者及胡店居民。他们是否具备环境伦理理念，具有保护环境的意识，能否遵守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准则，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管理者，主要是县（乡）一级的旅游管理部门，有胡店乡政府、平桥区政府以及平桥区旅游局等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具有环境伦理意识才能在政策把握和问题处理上做出符合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和处理意见。

组织者，主要是一些旅行社管理人员及导游。目前胡店乡村旅游多为周末游、自助游等形式，旅行社参与的并不多。此类环境伦理主体不多但很重要，他们具有导引作用。

开发者，有胡店石榴庄园和玉泉山庄的开发者以及其他从业服务人员。庄园和山庄的开发者是原来的石榴种植户。从业人员主要是本地的居民。周边的农家乐饭庄经营者大多为个体农户，多属家族生意，老、中、青、少都有，各种环境伦理素质均不是很高。

旅游者，他们是以信阳市及其他八县区的城市居民为主的散客和随旅游团而来的省内外游客。他们是旅游活动的主要服务对象。

居民，可分为旅游直接参与者和间接参与者。直接参与者主要是在景区内从业的服务人员。间接参与者指景区周边居民、旅游业的受益者。

通过以上对胡店乡旅游参与者的具体分析，胡店乡居民在本乡旅游活动中是主要的参与者。可以分析出环境伦理具体教育对象具体包括：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旅行社从业人员、旅游者、胡店居民。

3.1.2 确定当地环境伦理教育的方式及内容

不同的教育对象适应不同的环境伦理教育方式。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此类人员，他们文化素质较高，为民服务意识较强。并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现代化的办公配套设施，报纸信息、网络信息普及，每周都有政治理论学习机会。目前，他们环境危机感比较强，接受环境伦理心理适应度很高，一般的宣传教育方式都适应，例如宣传教育和培养等。具体内容主要有进一步加强他们的环保责任感和危机感;提高其环保政策法规水平及科学决策能力。

旅行社从业人员：旅行社管理人员和导游素质较高，工作中是以旅行社利益最大化基础上来进行管理、策划的，具有一定的功利心态。针对他们的教育方式有：下达具体政策法规、奖惩制度等措施与日常理论学习相结合。主要使其掌握环保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还要加强事业心和责任心，提高责任感，从而引导游客规范旅游行为。

旅游者：大多是城市居民，具备一定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是他们自身修养的表现。对他们的环境伦理影响主要是导游的讲解和旅游地环境保护政策宣传册、宣传标语、警示牌甚至是旅游地从业人员的宣传。例如，在胡店石榴广场设立专门教育区域，强化旅游者对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从而引导游客的旅游消费行为，使其在旅游活动中以减少资源浪费、保护旅游地文明和文化为主，使自身旅游消费行为适合环境道德规范。

胡店居民：胡店居民的教育是整个旅游地教育的重点，也是难点。这基本上决定该地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的成败。笔者对胡店乡人口情况作了基本调查：2006年男女比例是53.5%、46.5%;2007年男女比例是53.9%、46.1%;2008年男女比例是53.6%、46.4%;2009年男女比例是52.8%、47.2%;男女平均比例：53.45%、46.55%。胡店乡96%以上居民在辖区的18个村，只有少数在镇上。同时，数据显示该乡女性劳动力比例不低，并且参与该区旅游活动的女性居多，大多负责卫生保持、饮食打杂等工作。这样，女性教育在胡店环境伦理教育中比重较大。考虑女性接受知识特点，在村镇居民的环境伦理教育中形式要多样，内容要丰富，最好从正反两方面开展环境伦理教育活动。主要教育形式有：广播、电视和报刊等新闻媒体的宣传;环保民间团体开展公益活动等类型的环境教育;以村委会为单位成立环境保护业余学校等。要使村民树立节约土地、保护林木和水利设施的观念，改变只顾当前利益的狭隘意识，让他们知道当地环境资源对他们的意义，环保对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功用，从而激发当地居民自愿参加环保活动，规范自己行为。

3.2 规范乡村旅游活动参与部门的行为

在环境伦理观的指导下，旅游参与主体要正确处理好不同的利益关系，在旅游活动中遵循符合环境伦理要求的行为规范，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在旅游活动中指导人们放弃“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将破坏和污染扼杀于源头，政府管理部门和开发经营部门的行为规范尤为重要。

3.2.1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思想指导下政府管理部门的行为规范

旅游管理者主要指当地政府极其下属机关部门。我国目前仍处于依靠政府强制命令的方式来实现环境保护的阶段。管理部门作为环境伦理的主体，为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它的社会行为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们主要职责就是制定环境制度相关的法规、条约，并进行政策引导，加强监管和资金投入。

第一，制定环境政策，加强监管。政府管理部门要解放思想、转换思路，深刻认识，正确理解旅游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制定合理的保护环境的政策、法规、条约等，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使各种政策条文落实到实处，不要成为一纸公文。作为上级管理部门，同时要对该区环境质量、环境承载力、旅游产品模式等做动态监控，对环境的利用情况随时反馈给旅游开发经营者，让他们了解本区环境利用状况，适当调整自己的经营方案。

第二，加大资金投入。乡村旅游作为本区的新生力量，发展刚起步，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除了政策上的扶持，还需要资金的支持。对一些公共配套设施进行建设、修缮。政府加大投入力度，设立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采取项目补助、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形式，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发展壮大乡村旅游。

第三，制定奖惩措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当前，政府已经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只是在具体操作中，一些法规政策没有落到实处，一些监督、奖惩机制还不够完善。下一步就要针对当地乡村旅游的问题，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可以实行“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修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责任到人。设立景区考察站对景区定期进行评估，考察指标优良的景点要经济奖励，不合格的要惩罚。严肃处理工作中的违规实例，杜绝一切非伦理现象的发生。政府部门不能因当前仅有的经济利益，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作为。

第四，发展政府职能，协调各部门关系。旅游业的收入分属于旅游管理部门、旅行社、交通、餐饮服务等部门和集体。其中旅行社、交通等部门和旅游者只是竭力利用旅游资源，以自己利益为主，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制定相应措施，使他们各负其责，共同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担负起旅游规划及发展的综合协调、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各部门涉及旅游方面的工作，要事先征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另外，教育生态化方面也需要政府管理部门的参与。它可以通过组织编写环境伦理方面的出版物、宣传材料或影视材料，加强宣传教育队伍基本建设等途径来保障环境伦理教育的进行。

3.2.2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思想指导下旅游开发经营部门的行为规范

旅游开发经营部门受政府调控，同时又是环境污染的主体。或者说环境问题的出现一大部分是开发者的非伦理行为造成的，必须由他们来解决。他们了解和掌握环境伦理思想，以一种长远的眼光看待开发活动，并在开发中实施与行动，是旅游目的地开发和管理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一，保持景区生态化建设。开发乡村旅游资源要本着“保护第一，开发建设第二”的原则。在乡村旅游的开发中，注意建设应与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相协调。

旅游设施要选在乡村旅游区域外面，这就减少了对风景特色的破坏，同时也保护了风景区的现有质量。要限制修道路，尽可能减少对当地现有环境的干扰破坏。建筑物占地面积要做到最小，并减少建筑材料用量和能源消耗。增建建筑色彩、体量风格应与周围环境和村落整体气氛协调一致。建筑材料应以土、木、石、竹等乡土材料为主。要考虑其成本（不同材料在其生产过程中会消耗不同的能源，生产成本不同。）、对环境的影响（要避免使用在制作加工过程中会生产大量的CO2或放射出潜在有毒物质的材料，还应减少不可更新资源材料的消耗。）及耐久性（某些材料比较耐久，最初买时可能投入较多，但由于维修保养费用低，仍可达到节约的目的。）等因素。避免使用不可回收使用的一次性产品和塑料容器。

第二，挖掘乡村资源内涵，弘扬特色文化。乡村旅游要“洋”，洋不过国外;“豪华”又比不过高级饭店，它应本着“人无我有”的宗旨，发挥自身的“农”“土”优势。“农村风光”“农舍民情”“农家饭菜”及“农事活动”，实现产品的特色化，把现代化的服务和设施与农村古朴民居、民风、民俗紧密结合起来，这才是开发的重点与难点。

胡店除了石榴以外还有花生、瓜菜、生猪、渔业等特色农业，可以从它们入手，扩大产品类型。一些鱼塘周边有瓜田，可以在鱼塘旁边建农家饭庄，以垂钓、采摘、吃地锅饭为主吸引游客。胡店的石榴文化源远流长，需要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除了刻碑、写诗以外，还应开展一些文化节目。另外，石榴的加工产品也应该作为胡店的特色，把石榴茶、石榴酒的药用宣传给游客，打出旅游纪念品特色。在宣扬农业科教作用方面，这里的石榴研究所、试验田、资源库也有很大的科教意义，值得进一步向游客开放。

第三，卫生系统构建。目前，乡村旅游对自然资源的破坏，除了基础设施建设的侵蚀，最重要的一项是景区内污染物带来的环境破坏。

据统计，在我国北方的观赏型旅游区，旅游者产生的主要污染物量为粪便约400g/（人.日）、BOD约40g/（人.日）、氨氮约7g/（人.日）、悬浮固体约60g/（人.日）以及垃圾约200g/（人.日）等。其实，全国绝大多数旅游地旅游污染物的产出量都超出旅游区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所以必须对污染物进行人工处理，并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增设有机垃圾垃圾桶，对无机垃圾定点收集，统一覆土掩埋。在景区内主干道上设置充足的生态厕所。

另外，旅行社管理人员也应该根据旅游地的承载量对游客路线的安排做及时地调整，从控制客流量来调节旅游地环境的压力。

4 结语

针对信阳城郊胡店乡村旅游环境伦理构建，我们可以得出，运用环境伦理理论构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必须提高当地乡村旅游参与者的环境伦理素质。根据其自身特点选择不同方式进行环境伦理教育。其次要对乡村旅游参与部门的具体行为进行环境伦理规范。管理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旅游法律法规，制定各种实施细则和办法，规范各参与主体的行为，并且要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参与部门在具体工作中要运用环境伦理理念进行合理决策和规划，控制合理的客流量，使旅游活动顺畅持续。

参考文献：

[1] 李梅.促进信阳旅游业再上台阶的对策[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6（12）：105-106.

[2] 王利红.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研究[D].河南：河南大学，2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