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政治生态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浙江省濒临东海，水网密布，河道总长度为6万多km。独特的浙江水乡风貌为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传统河道建设主要侧重于考虑工程的安全和人类需求，较少考虑河道建设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河道生态环境问题仍比较严重，河道环境质量现状仍不容乐观。笔者综合应用环境科学、生态水工学、美学等相关理论，试图研究出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河道的构建体系，以指导浙江省历史文化型河道建设，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传承河道水文化。

1现状分析

抽取浙江省文化历史保护型河道进行调研，其中包括杭州余杭塘河、古新河、沿山河、古荡新河；嘉兴杭州塘、平湖塘、苏州塘、长水塘、老环城河、九里溪；宁波西塘河；温州温瑞塘河、石坦河；以及衢州、台州、丽水等22条河道，了解河道水域面积、水系分布、水生态状况、人文水景观资源、驳岸情况。

通过调查与分析，目前问题主要表现为：(1)人文水景观资源虽然丰富，但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和充分的开发利用。以水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城镇大多时过境迁。如衢州的鹿溪渠，嘉兴的杭州塘，台州的始丰溪等，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缺乏对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以整合利用。(2)河道水域生物群落单一，缺乏生物多样性。按照《欧盟水框架指令》河流生态要素的标准“对以上河道进行生态评估，评优河道只有2条。(3)景观工程方面，传统方式造价高。在随机调查的22条河道中，有19条河道在规划、设计和施工中所用的材料为现浇混凝土、浆砌或干砌石块、抛石等硬质不透水材料，施工及养护成本较高。(4)缺少生态河道建设的相关规范。加强河道生态建设，制定一个在河道建设中加强生态保护的技术规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规范应涉及面广泛、内容全面，符合科学性、操作性、经济性要求，并且满足工程建设的地方标准。

2构建生态河道管理体系的措施

2．1保护性措施

由于城市发展、旅游开发等，大量河道被侵占，河渠硬化，其完整性和真实性不断遭到破坏。作为文化遗产的城镇河道不仅仅包括古城镇、古街巷、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应该包括历史上因河道发展而形成的船闸、河埠头、桥梁、堰等水利设施。对于这些已有的历史人文景观，应作为古代水文化的载体，通过综合整治加以维护与保护。

在设计时要注重对传统村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的保护，考虑具有场所特征的自然因素，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尽量使用当地材料和物种，体现河道治理的地方特色。如美国圣安东尼奥河改造注重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将国家历史公园中的四个历史街区相互联系起来。在南段德埃斯帕达水坝附近，修复北美最古老的水渠，作为文化和教育场所。对于南部河段的4处建于18世纪的教会遗址，规划将教会遗址现有的道路系统与滨河步行道相连接，以避免局部过分突出。

2．2生物措施

在满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生物措施，通过生态工程与生态恢复方法，可以控制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促进整个河道生态系统的完善。主要措施有：(1)构建河道上中下游生境异质性。河流上中下游由多种异质性很强的生态因子描述的生境，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流域生境多样化条件，这种条件对于生物群落的性质、优势种和群落密度以及微生物的作用都产生重大影响。(2)营造水陆交错带的生物栖息地。在河道治理规划中，构建深潭和浅滩，营造多样性水域栖息地环境，使之具有不同的水深、流场和流速，适于不同生物发育和生长需求。(3)构建生态驳岸时，要考虑生物栖息地的要求，采用自然材质制成的柔性结构，或者采用新的结构型式，如石笼、鱼巢砖、生态砖等。岸坡砌护尽可能采用透气透水透孔的天然材料，使得植物生长，为鱼类、两栖类、昆虫、浮游生物和微生物等的栖息提供从水域到陆地的连续空间。

2．3低成本景观工程性措施

提倡“低成本”景观规划设计，研究如何权衡短期投资和长期收益，如何不以牺牲形式美感、功能使用、自然生态为代价。在设计时尽量避免使用高耗能、高污染的钢筋、水泥等硬体传统材料，采用透水性好，施工养护成本低的材料(包括植被、土壤、砖石等)。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改善河道的生态条件。

2．4制定生态河道建设的相关规范

对于历史文化型河道，地方要加强立法，各地都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以建立新型长效的生态河道管理体系。

3整治案例

3．1项目概况

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处于仙霞岭腹地，由浔里、枫溪、花桥三个自然村构成。廿八都镇历史上是军事要冲，是商贸集镇，留有丰富的古建筑和多彩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穿镇而过的廿八都溪在境内流程10km，流域面积73km，承担沿河地区雨水排放以及地下水补充的功能(现状图见图l～3)。

3．2生态河道规划

组景序列是体现中国传统景观欣赏与表达模式的重要文化形式。本案延续“枫溪八景”这一文脉，借鉴传统中国画长卷做法，根据现状把枫溪沿河景观分成6部分：山光潭、珠波桥、百花涧、青溪坊、秋霞圃、枫影滩。分别以山、路、水、村居、田园、植物景观为名，构成全景山水长卷式的山水村居田园画卷，突出枫溪之美。具体措施如下：

3．2．1保护性措施廿八都古建筑种类多、数量大，其风格融浙、皖、闽、赣干一体，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如枫溪村的水安亭桥，原为木结构跨桥，清康熙五年毁于洪水，同治三年建成石拱桥，桥上原有亭阁18问，现尚存14间，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浔里村的清文昌阁，也是保留下来的重要古亭阁。除此之外，还有枫溪桥、河埠头等古建筑物，在枫溪河水道设计中都应给予保护，现对传统村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特色。另外，从依存古镇空问构成来分析，枫溪如腰带，其急缓开合的动态恰和古镇人文景观耦合，构成古镇景观意象(规划图见图4～6)。

篇2

政论文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形式多样，范围广阔，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凡是对时政问题进行议论说理的文章，都可以属于政论文的范畴。

一、政论文的特点

政论文讲求确切，严谨，富有鼓动性；词语多具宏观性；繁使用政治术语；句型单一、连接成分少、句与句之间无明确的逻辑关系。而英语则在句式衔接上多“形合”，常用各种形式手段连接词、短语、分句或从句将句子衔接起来，注重显性衔接，把句子形式和结构完整放在突出位置，并且尽量避免重复。

二、具体翻译策略

中文政治文献翻译要高度忠实，但为了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中国政论文的英译本总体词汇特征应接近于本族语中同体裁的文本特征，被目的语者接受。

1.笼统词汇具体化。《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不少词意模糊的“宏观性”词汇和词组高频出现，用以表明某事物的特征或状态等，但英语词汇比较严谨、具体，因此翻译时，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和文体风格选择用词，说到实处。如：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We will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走出去”战略实质就是走向全球，翻译成going global符合其实质相。又如：我们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持续推动结构性改革。Rather than adopting strong stimulus policies that would have an economy-wide impact， we continued to move forward with structural reform.报告中并未直译”大水漫灌”，而是着重于它对于经济的影响译为an economy-wide impact

2.词义抽象化。词义抽象化是把原文中某些意义比较具体和形象的词在译文中引申为一般的词。译者应把所有意象与译文有机结合，帮助读者了解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内涵，来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如：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The service sector as a proportion of GDP rose to 50.5%，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for the first time.“半壁江山”本是中文的四字成语，报告翻译中确并未将其翻译得具有文学色彩，只是根据全文译为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我国经济就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再创辉煌。we can， without question， reinvigorate the economy and ensure its dynamic growth.这里浴火重生、再创辉煌也是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将其理解为振兴经济、保证经济的蓬勃发展。

3.解释翻译策略。《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繁使用政治术语。简单来说，就是“职业行话”。一般而言，行话只有“圈内人”懂得，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就晦涩难懂。英国翻译学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提出的解释翻译策略对于政府报告中某些特定术语的翻译颇为重要。它准确地再现出某些术语的内涵，能够很好地解决汉语政论文英译中的某些术语空白。例如，政府报告中“三严三实”译为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三严三实其内容包括“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仅仅翻译成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外国读者很难理解，若是加以解释译成be strict in cultivating one’s moral character，preventing abuse of power and disciplining oneself；be steady in planning matters，starting undertakings and conducting oneself则更具体。又如报告中出现的“五位一体”，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文中解释性的译为the overall plan for promoting all-round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progress而不是five-in-one。

三、结语

政论文涉及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方方面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中国特色。在其英译中，灵活地运用各种翻译方法，既能合理准确地表达出带有中国特色的政论文所含有的文化信息，又能全面考虑到目的语的表达方式以及目的语读者的思维模式，更好地促进中外交流，推动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李秋荣.李新新.中国特色用语在政论文中的英译策略探析――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海外英语，2016.

[2]李晓君.浅谈政论文体的特点及翻译策略――以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为例[J].China’s，2011.

[3]杨敏.《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研究[D].山东大学，2012.

[4]张克燕.浅析政论文英译的问题及策略――以《2011年政府报告》为例[D].苏州大学，2012.

作者介：

篇3

中图分类号：X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5001305

一、引 言

20世纪中期，西方工业化国家先后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弊端。从1962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到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发表和瑞典斯德哥尔摩 “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再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召开，等等，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工业化的模式，希望走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文明形式的高度来思考工业文明。保罗·伯翰南在其1971年发表的《超越文明》中预见了一种“后文明”即将出现，但没有指明这种“后文明”将是一种什么形式[1]（P1—2）。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一书中正式将生态文明定义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2]（P5—12）。与此同时，西方生态、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也悄然兴起。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发表了著作《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基于“控制自然”观念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异化的消费观念，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3]（P58—76）[4]（P37—52）。此后，相继出现了双重危机论、政治生态学理论、经济重建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系统的生态理论。在实践上，生态运动也在西方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兴起。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绿党”受到民众拥护，在工业化国家不断发展壮大，在许多国家的议会中取得越来越多的议席。例如，有明确政治纲领的德国绿党，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口号， 1998—2002年还与社民党联合获得了执政地位，现在绿党已经成为德国的第三大党。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明确提出了“红色绿党”的概念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主张，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促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同志专门就生态文明进行了明确阐述：“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中央政府及主要领导的积极推动下，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进展。

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进展

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始于1984年，当时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最早使用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他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界定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5]。之后，理论界开始广泛研究生态文明，尤其是“十七大”以后，生态文明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热门课题。据统计，截止2011年底，我国共发表了以“生态文明”为题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报刊文章累计达10 029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 陈洪波，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进展 第一，关于生态文明概念与内涵的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生态文明进行了界定。一是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的一个发展阶段，如陈瑞清等认为，人类至今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在对自身发展和反思的基础上，人类即将迈入生态文明新阶段[6][7][8][9]。二是认为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如余谋昌等认为，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的第四种文明，四大文明一起支撑和谐社会大厦[10]。三是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发展理念，认为生态文明与“野蛮”相对，是在工业文明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1][12]。四是认为生态文明是改善人民生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是一种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文明形态。在确保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转变生产模式和行为模式，走一条依靠自然、利用自然而又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动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13]。总体而言，目前关于生态文明的概念的讨论很多，但尚未形成一种公认的、权威的概念。

篇4

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也是高校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更是高校师资群体中不可或缺的生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生态的视角考察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生成因素，提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态构想，为稳定当前高校辅导员队伍、促进辅导员队伍建设提供理论建言和实践建议。

一、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态意蕴

生态学的核心是系统论、整体论和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的整体论观点及可持续发展的有序性、关联性和动态性特点，恰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发展规律吻合。而辅导员发展权利应当“在需要与限制之间，需要表现为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是满足生活的可能;限制表现为对欲求的控制与对资源的节约，它是满足生态的可能”[1]。辅导员是高校师资队伍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同时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重要因子。当我们用生态学的视角探究辅导员队伍建设问题时，必然要研究它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外部环境的关系。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辅导员因子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既依赖又反作用于开放的大学生思政教育生态环境。

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凸显“人”的地位，体现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辅导员职业发展包含辅导员与辅导员、辅导员与学生、辅导员与学校社会等的相互交往、相互激励和相互支撑，其相互作用与反作用十分明显。“辅导员群体是出于多维度的社会关系中，继而必须接受这种特定社会关系的社会价值和伦理规范”[2]。一方面，从辅导员队伍与社会的关系看，辅导员队伍建设必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辅导员队伍与学校关系看，辅导员队伍建设肯定受制于学校的管理和规范;从辅导员生态主体看，辅导员队伍建设肯定要与学生及其家长、学校管理者、教育研究者等发生联系。另一方面，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一个动态或持续发展的过程，其职业倦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辅导员自身的素质、个性、兴趣、习惯等，辅导员对角色的体悟与认可程度、工作环境、国家政策等。这里既有外在因素，又有内在自觉因素。因此，影响辅导员的生态因子是多元的，是复合的。

二、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困境解析

（一）专业知识困境影响教育效率从而诱发辅导员职业倦怠。

高校辅导员是高等学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文化的营造者和传播者，对学生的影响最直接，也最大。因此，辅导员专业知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从辅导员职责看，他要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稳定工作、就业创业指导、党团组织建设、班级生活及专业学习指导等诸多工作。而要胜任这些工作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的支持，最好还要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因此，辅导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但按照专业化的发展取向，辅导员要在这么多的相关学科都成为专家几乎不可能，甚至在以上学科具有较系统的训练都是困难的”[3]。这种广博与精深的专业知识困境，让本就事务繁杂的辅导员力不从心。“辅导员的专业知识水平直接影响大学生思政教育内容的来源”[4]。加之，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驱使，人们有意无意忽视或者否定精神力量的作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出现虚无化倾向，降低思想政治教育效率。因为其低效，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职业根本的辅导员难免被社会边缘化，于是极大地消解了辅导员的工作效能感，直接诱发了辅导员的职业倦怠。

（二）社会评价困境降低职业认同从而形成辅导员职业倦怠。

对老师的考核评价特别是对辅导员职业的评价是困难的。我们无法比较一位跪着上课36年的山村教师和一位项目费上千万元的大牌教授谁是更好的老师，仓促而简单地量化比较一定会南辕北辙。况且，人才培养具有滞后效应。一个辅导员研究论文比较多，管理学生也没有大问题，而另一个辅导员能和学生打成一片、积极联络校园讲座、组织社会实践，就是缺自己的研究项目和论文。若干年后，后者培养的学生有一大批业界精英，而前者培养的学生却业绩平平，那么谁更优秀一些呢？的确，这是一个评价悖论。目前社会对高校工作的评价重点在学科、科研及SCI、EI收录的高水平论文数量，而其培养的学生素质、能力水平往往因为难于量化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高校的工作重心被扭曲的社会评价所绑架，几乎陷入只求硬性指标数量而忽视思想素质等软指标的泥沼，于是让工作在一线的辅导员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无力感，极大地削弱了职业认同感，形成了他们难于抗拒的职业倦怠。

（三）幸福观念弱化压抑创新热情从而导致辅导员职业倦怠。

在高校推行绩效工资改革的大环境下，“辅导员因其职业发展空间受限直接影响其收入，成为在高校收入偏低的群体”[5]，或者说他们未来的收入增长预期偏低，这是因为社会转型期的浮躁与利益驱动成为左右大众价值选择的重要因素。当一个社会信奉金钱万能时，就会道德和精神幸福论变得虚无，而蔓延的财富幸福论又会弱化高校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从而导致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热情的极大消弭。更有甚者，有的辅导员会把工作精力转移到追求收入上，追求那些易于量化的诸如论文、项目等指标，本职工作则局限在学生“不出事”的底线里。此外，辅导员不可能像法官和医生那样用本行业的专用术语捍卫自己的角色，也不可能在大学生中赢得像专业教授那样的职业认可与尊崇度。这种辅导员工作幸福感的弱化，使其产生失落感，从而导致其职业倦怠。

（四）公共危机时有发生妨碍校园安全从而强化辅导员职业倦怠。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矛盾的积累，非传统安全滋生的公共危机时有出现，增加了辅导员职业情景的压力。“无论是多么优质的学校，抑或是管理水平多么高的学校，想要根除风险都是不可能的”[6]。因此，维护高校校园安全稳定的压力就会增大，而直接面对一线学生的辅导员必然“春江水暖鸭先知”。公共危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使得处置危机常常没有应急预案可以参考。基于公共危机的人为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辅导员自然长期处于紧张和焦虑的“激情”状态中。

三、消解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生态策略

（一）用人才生境原理破解辅导员成长的花盆效应。

辅导员是生态的产物，生态则是辅导员的载体。花盆效应在生态学中称为局部生境效应，一方面其生存空间受限，另一方面因为人工介入使花盆植物长得比野外更好，但这种介入一旦消失则经不起风雨。辅导员受专业困境影响，生存与发展空间在一定条件下确实受限，而且与中观环境（具体学校）的政策关系密切。学校领导重视时，辅导员群体就会发展良好，一旦这种介入消失则其必然面临很多困难。辅导员群体作为一个生态因子，需要在一个具有支持性的生态系统背景下才能健康成长。这个支持性的生态系统就是对辅导员成长发生作用的生态因子的总和，即辅导员的生境。在一定的范围内，生境丰富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物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对辅导员群体而言，能够消弭职业倦怠的诱发因素。生境作为一个可持续的、动态的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存在着能量和条件的交换。只有在良性的生境状态下，才能破解辅导员成长的花盆效应，消解职业倦怠，使其保持良好心态和精力，高效地开展工作。

（二）用竞争协同原理消解辅导员成长生态位分化。

辅导员队伍存在着互利共生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存在着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合作与竞争最终呈现一定的动态平衡性。为避免辅导员内部恶性竞争，应当对辅导员进行分类、分层管理和考核。辅导员之间一定的竞争关系会产生必要的张力，催生辅导员内生动力，有效地防止人才沉淀，使辅导员个体始终保持足够的发展动力及高度的责任感和灵敏性，其能力因子也必定在工作中不断锻炼提高。这种竞争协同，通过辅导员个体因子间的合作与协同，实现双方甚至多方的互惠互利，并依靠人才协同关系在竞争自强化机制中消弭倦怠，从而使群体得到发展和进化。每个辅导员都是“不同的发展个体，都有适合自己生存的生态位，同样存在着专业发展的生态位分化问题”[7]。密切辅导员间开放、互信和自然的合作关系，促使各因子间在知识、信息上充分交流、共同分享，在思想信念、执业态度等方面相互影响，为消解辅导员职业倦怠奠定基础，为辅导员队伍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三）用终身学习理念抗拒辅导员成长的超耐失衡。

谢尔福德1911年提出了生态学“耐度定律”，他认为，一个新物种从诞生到繁衍生息必须依赖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但要使其灭亡则只要其中一项因子就足够。其中一项因子含量增减或者性质改变，一旦达到该种生物耐力的界限，就可能出现物种消亡的严重后果。同样，在辅导员生态系统中，影响因子对辅导员而言，也有耐受性问题。有学者指出，受知识困境的影响，辅导员“参加工作后，专业根基不牢的弊端就显现出来”[8]，常常对学生工作中的难点、热点问题，无法站在理论的高度用专业的术语予以解难释疑，经常出现“大道理讲不清、深道理钻不透、歪道理驳不倒”的情况，影响工作效果。当一个或一些因子超过辅导员耐受范围时，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辅导员的职业发展。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辅导员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做学习型辅导员，“通过自身的学习，提高了自身的科研学术水平，在工作中会起到‘不令而行’的结果”[9]，才能更好地适应或者抗拒辅导员成长的影响因子，进一步消解职业倦怠，对自身的职业发展起到铺垫作用。

（四）提升职业幸福感引导辅导员走向自我实现。

有研究者认为，辅导员职业倦怠变为主观幸福感低下。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曾提出“幸福悖论”的观点，即收入突破某个临界点后再增加财富不一定导致幸福同步增长。“当欲望既定时，幸福与收入成正比，收入越大越幸福;当收入既定时，幸福与欲望成反比，欲望越小越幸福”[10]。因此，经济效益的提高既要表现在增加收入的效率提高上，又要表现在减少欲望的效率提高上，更必须比较这两个方面的效率。这就需要倡导辅导员实现幸福观念的转型，从追求物质到心灵自由，从结果幸福转型为享受过程，从根本上提升职业幸福感。只有辅导员走进大学生心中，实现心灵碰撞，就会享受思想交流的幸福，才可能得到辅导员个人精神的满足和愉悦，实现自我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大学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超越的过程，这个过程拓展了个人的价值，实现了辅导员的社会价值。当然，幸福不仅在结果上体现，过程幸福也极为重要。一方面积极遏制欲望，另一方面追求知足常乐，享受生活的过程，有利于舒缓情绪、消解职业倦怠，走向自我实现。

参考文献：

[1]周国文.生态公民与一个生态世界的格局[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版，2012（3）：49-56.

[2]秦天堂.高校辅导员职业化建设生态论[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3（6）：20-23.

[3]朱孔军，林伟庭.从两难选择到整合协调―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的现实问题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08（8）：52-54.

[4]张华敏.教育生态学视角下高校辅导员生态发展的几点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3）：90-92.

[5]刘孝菊，王向东.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的深层归因与系统消解[J].中国电力教育，2011（16）：30-31.

[6]郭德侠，楚江亭.学校管理：风险社会的视角[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23-128.

[7]莫华善，张传月.消解教师职业倦怠的生态策略[J].教育导刊，2008（9）：46-48.

[8]彭瑾.高校辅导员职业枯竭表现及其自我调适策略[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8）：64-65.

篇5

一、里格斯行政生态学主要理论

里格斯在《行政生态学》（1961年）一书中将行政生态学定义为“自然以及人类文化环境与公共政策运行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形”的科学。他认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化社会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社会三种基本社会形态，里格斯分别对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以及政治构架五种行政生态要素与公共行政的关系对三种基本社会形态的行政系统进行了“结构—功能”分析，进而提出三种行政模式：

（一）融合型行政模式。与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即为融合型行政模式。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功能扩散的社会”社会结构混沌未分，在这样的行政环境下，行政行为与经济、政治、立法等社会行为混杂，不存在专业化的行政机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

（二）衍射型行政模式。与现代工业化社会相适应的为衍射型行政模式。与传统农业社会的融合型行政模式相比，现代工业社会是“功能专一性的”社会，存在着细致、明确的社会分工，与此相适应，其行政机构也有明确细致的分工，不同机构各司其职，讲求行政效率与科学性，且通过法治而非人治来维系社会运行。

（三）棱柱型行政模式。与过渡社会相适应的是棱柱型行政模式。过渡性使其兼具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特征。在里格斯看来，在了解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利用上述三种行政模式的理论几乎可以解释所有社会中的行政行为。

二、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理论的局限性

丁煌教授在其著述中提到：“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学说在某些方面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例如，他热衷于模式的建构，而缺乏对整个行政生态环境作系统完整的考察，进而使其理论有‘挂一漏万’之嫌；过于追求术语的新奇，而忽视了其理论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为建立一种所谓价值中立的行政生态模式理论，而不符合实际地忽略了具有明显价值取向的公共行政研究目标。”

唐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总结里格斯理论局限性表现为：（1）行政生态研究法忽略了行政研究的最终价值与内涵，缺乏对政策价值以及为实现相关目标所应采取的行动的关心。（2）行政模型大都是基于直觉和先验的假设，在发展为一种解释性的理论时，受到了严重缺乏经验基础的阻碍。（3）忽略自然资源环境因素对公共行政的影响使其生态环境分析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唐兴霖教授则认为该理论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里格斯的行政理论模型源于西方国家，不能用作发展中国家分析；第二，里格斯的生态环境分析缺乏完整性，他只列举了五种生态因素加以分析，但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自然因素有所遗漏。

三、对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研究局限性的补充

综上所述，大部分学者认为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缺乏完整性上，即里格斯在研究中对自然因素未作任何分析。研究一个国家的行政时，由于自然因素与政府行政相互联系影响，在行政生态环境的构建中，自然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一方面，自然因素促使政府采取措施，出台政策、法律；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对自然因素产生了影响。

自然因素在三种行政模式中的表现：（1）融合型行政模式。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互惠一重配”结构，在农业社会中，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力水平并不发达，同时科技水平也较为低下，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没有开发自然的条件，对于自然大多怀有敬畏之心，对于自然环境与其变化多为“顺应”的态度；相应地，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尚在自然自我调节的承受范围之内，包括自然灾害等在内的自然因素的变化也都是顺应自然规律的表现。（2）棱柱型行政模式。过渡型社会已初步实现社会的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呈现“集市—有限市场”的结构，“价格不可决”使得交换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呈现“矛盾”的关系。在工业迅速兴起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诱惑促使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一旦开发过度即造成自然环境不可逆转的破坏。同时，类似“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及“先污染、后治理”等错误观念的盛行，更加激化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此时，自然因素反过来作用于人类社会，自然条件与环境愈发恶劣，自然资源的缺乏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3）衍射型行政模式。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呈现出一种高度分工与专业化的特征，同时，经济遵循价值规律进行运作。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均处于相对稳定、成熟的状态，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较为稳定，也能对其进行有序有度的开发；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与自然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逐渐完善，一方面提高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也对人为造成环境破坏的行为作出惩处，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人与自然地和谐关系，是和谐社会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因此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衍射型工业社会，人类社会与自然因素将呈现一种“和谐”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唐蓉.行政生态学视域下地方政府规模适度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5月.

[2] 唐兴霖.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评述[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3）.

篇6

帕特里克・墨菲：实际上，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时，一开始所学专业是英语。那时，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局限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两种批评方法上。这两种批评方法都不能解决文本的主题问题，特别是政治主题问题，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所以，我就改去学历史，专攻东南亚与亚洲史，研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写的是关于1962年发生在老挝的一场战争的新闻报道问题。1973年，我本科毕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曾经两次在历史系研究生院报到，但都感觉自己对此类研究没有足够的兴趣。

1981年，为了进行创造性写作，我决定选修几门英语系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拿下一个硕士学位。在我选的课程中，有一位教授讲授的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对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将我感兴趣的政治、历史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实，我从未放弃历史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将其融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了。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美国研究的兴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这一方法也变得切实可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诗歌中的场所与灵性问题。

李学萍：您从何时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的？那时生态批评处于何种状况？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的硕士论文可以算作生态批评实践。不过，在1983年春天，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尚未开始流行。我在这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之后，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我在“美国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盖亚意象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环境伦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还在其他期刊（如《美国西部文学》）上发表了关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说，我那时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实践了，加上当时对盖亚意象的女性主义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开始成形。那时，也有一些学者在生态领域颇有建树，如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奥・马克思（Leo Marx），但是他们一般不被当作批评运动的一部分。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那时则从事由赛克凡・波克维奇（Sacvan Bercovitch）发起的“新美国研究”。

在《美国西部自然写作简刊》创刊之前，对场所、环境以及自然感兴趣的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学协会”，但其研究焦点为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从研究诗歌开始，总感觉该协会的研究范畴过于狭窄，受到诸多限制。等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是助理教授之时，我就曾提议创建一份关于文学与环境的期刊。这一想法我提了好几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支持。

李学萍：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后，生态批评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请问您是如何界定生态批评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曾为生态批评做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这一定义很有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沿此进一步思考生态批评的定义问题。我认为，把这些不同的方向当作一个大的图谱上的不同线条更为有益。如果我们将生态批评理解为一场运动，就像女性主义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运动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生态批评这场运动在方向与理论上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女性的受压迫问题。这一定义并未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明确女性主义的具体奋斗目标。生态批评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文学与文化对自然的表现问题。在此框架下，生态批评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人们的文化实践以及文学、文化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对自然与环境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实体上所产生的效果。因此，生态批评一直具有伦理维度，能够体现文学反映和导向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的关注。

我认为，正像有些女性主义评论家那样，有一些人对生态批评的伦理及政治含义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将评论的焦点放在美学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学分析不能成为结构主义那样的分析。结构主义批评历时很短，这是因为在结构主义分析结束之时，读者总会进一步追问“那又怎么样呢？”以及“因此？”之类的问题。同样，在美学阐释的结尾之处，读者也会一直关心文学文本或文化艺术品的美学维度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学阐释所蕴含的主题意义又是什么？从主题角度看，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学策略具有何种劝导性力量？对我而言，研究鲁迅短篇小说的学者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阅读姜戎的《狼图腾》以及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说《曙光》（Aurora）时也会思考这些问题。

李学萍：您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都谈到巴赫金对您的影响。请问巴赫金思想对生态批评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曾讲过，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为我提供了辩证法之外的另外一种思想方式。通过政治实践与哲学分析，我发现无论是古希腊的辩证法还是辩证法的各种现代变体，都存在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过强的问题。

首先，人们总是喜欢以设想的结果作为指导其行动的完美方案。当实际结果与设想的结果出现对立时，人们倾向于相信既定的综合方式。而当实际行动所导致的结果与设想不一致或三方辩证关系在策略层面不成立时，人们往往不去反思设想的辩证结构是否存在问题，而是认为与设想相对立的实践存在缺陷。事实上，没有完全依照马克思辩证法倡导的阶级斗争思想来领导战争，而是依靠农民取得了民族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简化论倾向是导致实践史中理论建构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种纷繁芜杂的变量对人类的意识是种挑战。因此，我们容易以偏概全，将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当作全部变量。但事实上，身处在产生这些变量的系统之内，我们根本无法对所有变量作出精确判断。作为思想方法，对话法强调我们的行动不带有目的论意义上的终点。相反，由于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会导致新情况、新变量以及对所处现实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们行动的轨迹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持续不断的变化。我认为，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以及乌托邦式结果的怀疑精神对这种非目的论思想贡献颇多。乐观主义会导致对可能性的优化预测，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更加美好的社会也会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差异。这也是厄苏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说《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达的一点，也是我强调将对话法作为方法的原因：对话法使用“支点”（pivots）而非“基础”（foundations）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出发还是到达来说，“支点”都是供人暂时驻足而非永久不变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追随恩格斯思想的人来看，辩证法假定所有的现象（不仅是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正―反―合的关系进行解释。这也导致人们将“人与自然”作为根本的冲突，并且认为这一冲突可以通过人类战胜自然来解决。因为自然这一整体无法被彻底毁灭，也不可能被某种后人类的建构（即人类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这一假想完全是错误的。

人类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尽管我们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环境之中，但却终究离不开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环境离不开人类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质材料则在人类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环境也只能在相对温和的气候和天气情况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类与大自然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不一致的对话性关系之中。只要人类存在，这种关系就会持续。罗宾森的小说《曙光》就探讨了这一点，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国出版以及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时间顺序存在不一致，这也导致对其思想接受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关于他的文学与修辞研究之哲学基础存在含混不清的状况。很多学者最早或是通过《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或是通过最早翻译的巴赫金论文接触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类分析以及文学话语的表现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时间顺序，也就是从《走向行动的哲学》以及《艺术与责任》开始，就能发现他的文学理论以伦理哲学为出发点，强调读者与评论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责任。由于读者与评论者可以改变自身行为，因而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而倘若个体的思想能够改变其行为，那么作为思想实验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会具有同样的潜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责任、独特性以及事件最为重要。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第三维度来看巴赫金，就会发现《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异或狂欢理论，而实际上更为侧重对挑战阶级社会内部既定的价值观和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带有民主性质的激进社会行为之赞赏。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个体的独特性以及个体存在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与义务。而他后来的写作，如关于言语行为的论文，则重点探讨了沟通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沟通过程中，说话人与听者之间相互建构、相互生发的特征。这也意味着，由于说话人、积极的听者、语境时刻以及所言说话语的哲学元素等变量共同对言语行为发挥作用，沟通就呈现非目的论特征。

对我而言，巴赫金理论的对话思想不仅对生态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反思自我并指导个体生活也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通过阅读巴赫金著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达到这一方向。

对我来说，巴赫金著作与我为自己所选择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这未必适合每个人。没关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种需要与其保持一致的“主义”。我想要推广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既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业已存在，明日无非是今日之重复”的思维方式；也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是某种乌托邦社会，我们已经清楚如何到达目的地并且已经在路上”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将导致人类这一物种被自己制造的废墟掩埋，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将导致无数其他物种随之灭亡。

李学萍：您已出版了几部生态批评专著，如《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藩篱、疆界与领域》《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与文化批评》以及《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气候变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确定的未来》 等，请问以上著作在研究重点和方法上有何变化？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以上作品在研究方法上变化不大。在《文学、自然与他者》一书中，我提出将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以及对话法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在该书出版之前，我在多个学术会议发言和期刊论文中也就此作了很多介绍。同时，我强调理论在生态批评中的作用。为什么要强调理论？这是因为在美国生态批评界，理论还是会遭到批评或不受重视。同时，我还对一些后现论进行了分析，讨论其对生态批评运动的价值与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将教学法内容纳入该书，而其他研究理论和批评的学者则会在另外的著作中讨论该问题。所以，在我的第一部专著《文学、自然与他者》中，我开启了包括理论、应用批评以及教学法三者相结合的实践方式，而这个思路是我后来一直沿用的。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在生态批评领域的发展历程，我还提供了一些个人自传性质的信息。我的第一本专著从写作到出版历时近十年。

第二，在后来的专著中，我先后探讨了美国生态批评以及世界生态批评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在《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中，我针对的问题是文类差异、生态批评的分类以及划分问题。但是，我对生态批评所作的这一描述性的分类却常常遭到曲解，一些评论者认为我此举旨在为生态批评研究限定范围，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你如果去读那些指责我限定了生态批评研究范围的学者的书，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严格地限定在经典作品上，如传统的自然写作或惠特曼研究。但实际上，我所有的专著都涉及小说、诗歌、非小说作品，既包括传统上的纯文学作品，也包括通俗性科幻作品。

第三，在后面的专著中，我更加关注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问题，不仅是像电影和电视剧这样的文化艺术品，还包括大坝这样的工程技术产品。此外，我还对生态文学所反映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如气候变化、石油泄漏以及淡水资源危机等问题。我也经常关注女性主义与性别问题，但是也并非每次都涉及这些问题，因为一个评论者不能在每篇论文中都对所有问题面面俱到地涉及。

第四，我作品中的很多章节（特别是最近专著中的）都是应专著、会议发言或学术讲座稿约而写。因此，这些章节中的话题有变化。有时，由于要出版的专著章节或讲座有特别需要，反映在专著中的章节也就相应地有特别的侧重。

第五，例如，生态批评已在世界范围获得发展，我收到的很多稿约希望我提供比较文学、话语分析以及教学法等方面的论文。同时，美国境外的稿约也会影响我使用的文学、文化、经济与政治案例的选择。

第六，随着这些专著的出版，我也更为有意识地不断拓宽理论类型以及理论家的研究范畴，从而使我的理论与应用批评更具复杂性。所以可以说，我在方法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在理论与应用批评的思想上一直处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这一丰富的过程有时是他人观点启发的结果――或者直接来自一些人，或者来自他们所运用的理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专著和国际生态批评、新理论的发展、新的或我过去不了解的文学作品以及日渐加剧的气候变化和饮用水危机等环境问题之间呈对话性关系。当然，我本人的爱好、对一些理论和科学分支的兴趣不足以及对某些科幻文学作品理解上的困难，也给我的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我也还需要尽量弥补这些不足。

李学萍：在您的《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您提出“横截性”（transversality）作为研究方法，请问如何理解该术语？

帕特里克・墨菲：为了避免在此陷入理论争端，简单来说，很多当代思想家都在用“横截性”这一术语，如凯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与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举例来说，美国高校里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往往建立在研究主体而非一个学科或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但是可以看到，某一既定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的方向往往与该项目负责人的学科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学校不同、研究项目负责人不同，这些女性主义研究在研究重点以及教学大纲上也就各不相同。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偏向人文，侧重文学和文化研究；但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则属于社会科学项目，主要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基础之上；也有其他学校结合哲学与政治科学进行研究。

以上方法对研究女性生活、女性所处的社会条件及其身体和心理特点都不可或缺，但却没有哪一种或哪一两种方法就是足够完备的。从某一学校某一个专业毕业或取得某种学业证书的学生感觉他们已经了解或接触过自己的专业领域，但实际上，学校的教学资源、教学人员、专业的规模、专业成立的时间甚至院系在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会影响该专业视域的宽度与广度。而女性主义研究的横截式方法则会提醒学生：任何一个专业的教学大纲都不能解决该领域的所有问题。

在生态批评领域，至少是在美国，我们首先要使理论在研究与批评中的作用得到认可。此外，很多学者也呼吁要增强人文学者对科技文本的阅读能力。

李学萍：请问您如何理解生态批评“实践”（praxis），您如何看待环境运动中行动与理论的作用，您又如何看待生态批评中文学理论与文本批评的价值？

帕特里克・墨菲：“实践”包含理论与具体文本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狭义角度来讲，政治实践包含劝导大众以促进法律与管理上的基本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意味着对一种政府形式的排斥与对另一种政府形式的接受，或对一种管理实体的排斥（如对殖民者的排斥）和对另一种管理实体（如地方民族精英或统治阶级）的接受。这种转变也可能不太激烈，如不断扩大权利范围、赋予年轻人投票权、维护患有精神疾病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人们表达性倾向的权利等的转变。

在一个社会中，实践也包括推广和执行那些基于某种哲学信仰之上的能够改变人日常行为的文化实践。通过立法将殴打儿童、吃狗肉等行为定义为违法行为是一回事，而让全社会将这些行为作为价值规范则是另一回事。在美国，道路上有提示车辆行驶限速的指示牌，然而，多数人每天开车都超出限速。实际上，对车辆限速的立法行为并没有真正引起人们在超速问题上的观念变化，人们根本没把超速看作真正的犯罪、不道德或危险的行为。然而，多数人能执行在公共场所或室内禁烟的规定，实际上，政府在公共场所吸烟问题上的监管力度非常小，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由于，随着相关科普知识的推广和逐渐改变的社会行为，美国公众在政府执行蔬菜水果超市禁烟令之前就已经改变了在二手烟问题上的态度。

意识形态的讨论、解释、理论发展与批评都要依靠话语完成。当阐释与批评的劝导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分析、评判以及发展关于生命的理论都涉及思想实践，并会对意识形态理论产生冲击，因而都是实践形式。在此需要指出，我们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行动主义者，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理论家。然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需要理论与行动共同发挥作用以促进变革。

生态批评是一种实践形式。它通过对特定主题的强调、对选定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行为的认可和评论，进而改变人们的感知方式。这样的新感知还会进一步影响读者和观看者对阅读和观看材料的选择，对文化作品与实践的阐释，以及在其意识形态领域内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或者发展使其走向新意识形态的理论立场。

尤其要指出的是，生态批评写作、教学与言说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或文化作品中对自然的表现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的关注，进而引起人们对自己在自然与环境方面的态度与行为进行思考和再思考。这种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个人和局域范围，例如垃圾循环、食用有机食品、成为素食主义者、改变对其他物种的态度等。同时，这种变化也会涉及个人所作的一些政治决定，如投票支持或反对一些法令或选举人，支持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或代表某一环境团体从事志愿者工作等。

关于理论与文本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要强调的是，评论者有时倾向于用某些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或从某一作家作品中总结出某种理论，但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没有义务固守某种理论。最激烈的争论往往不是最具说服力的。虽然我认为恩格斯将机械论、决定论的辩证法思想直接应用到自然问题上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最好的“政治”小说是那些最微妙、具有内在劝导功能的小说，是那种以巴赫金对话性而非权威主义独白式呈现主题的小说。我在最新的专著中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李学萍：生态批评发轫于西方，现已发展成为一项世界范围的运动。请问：世界范围的生态批评呈现何种态势，不同国别的生态批评又有何特征？

帕特里克・墨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对于此问题是最差的听众。这样说是因为，正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倾向于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角度来回答此问题。我不知道“国别”是否是最好的术语。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候是国别性的，有时是区域性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多地使用“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和“地方性的”（subnational）术语。然而，这些疆界和差异并不妨碍生态批评获得某种统一的方向。即便从宗教角度出发，人们也可以为生态批评找到超越国别和文化差异的某种统一的大方向。

关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批评，我所看到的差异往往是研究的出发点和所关注的问题之间的差异。与美国早期生态批评相比，欧洲生态批评更为关注虚构作品。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只注重诗歌分析，完全无视其他文类。在西班牙，由于该文化对女性主义的抗拒，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结合遇到很大阻力。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们对这一结合并不感兴趣，但在另外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则未遇到大的障碍。

或许，由于生态批评进入学术领域之时包含太多西方理论，中国生态批评一方面注重包括儒家在内的以及更早的经典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保持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之特色，如侧重美学研究。而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情况以及生态批评学者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也影响生态批评作为主题性或政治性批评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对生态批评整体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并引起对国别文学大量作品的重估，这也是快速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使美国和加拿大关于原住民的写作得到更多重视。与此同时，我们也一直在避免那种将所有土著文学看作同质性文学而忽视每种土著文学背后重要的具体历史情况的理想化、浪漫化倾向。

总体来说，生态批评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变化在于对理论的认可，而理论部分又是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所持续抗拒的。当然，这些理论的范围也是令人震惊的。每个理论都以不同方式改变着生态批评这个领域，而这些理论的结合、改变、综合又不断生成新视角和新思想。

李学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多民族、多文化范围内的运动，业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生态批评还面临何种问题与挑战，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我认为生态批评还会继续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例如，我把一些学术文章在adademia.edu这个网站，当有人用谷歌在该网站上搜索我的名字或文章时，我会收到通知，大约有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在该网站上找到了我的文章。尽管这个数字不算非常庞大，但是有一些学者来自穆斯林国家，当我在网上收到他们从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发来的问候时，很受触动。我还有一些学生现在在埃及和迪拜工作，他们也经常在网上和我讨论与生态批评教学相关的问题。

当然，这些学者都主要从事美国和英语文学研究或教学工作，具有很强的英语文学阅读能力。所以，对生态批评感兴趣的学者数量可能比我所了解的还要多，因为这些学者的同事也可能通过德语或法语或其他语言发表的著作来接触生态批评。

其次，翻译作品还会增加。现在，从英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生态批评作品越来越多，但是把其他语言的作品翻译成英语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种翻译工作需要跨国合作。由于在学术风格、读者期待以及我所说的“文化语法”（cultural grammar）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虽然熟谙英语阅读，口语表达也很好，但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则有很大难度。因此，请母语为英语的人对其文章或作品进行翻译和编辑可能是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除了对批评类和理论文章与著作进行翻译，我们还需加强对环境和自然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出版商对市场和销售量的顾虑，加上他们对推广此类作品的意愿并不强烈，这一工作还面临一定困难。当然，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需要掌握更多语言，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需要用翻译的生态文学作品来进行课堂教学。

篇7

 

1．日本东京湾地区的产业发展及生态环境概况

1.1 东京湾的自然及产业概况

东京湾位于日本本州岛关东平原南端，为房总、三浦两半岛所环抱，南北长80千米，东西宽20-30千米，湾口仅6千米（图1）。里阔外狭，为陷落海湾。环东京湾区域有一都两县（东京都、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人口约2600万人，是日本的政治、经济和产业中心。东京湾底部的东京都同南面的横滨市和东面的千叶市共同构成了闻名于世的京滨和京叶两大工业带，是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基地。东京湾地区主要有东京、横滨、千叶等几个特大城市以及川崎、船桥、君津等工业重镇，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3，主要工业有钢铁、有色金属、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船等。从1975到1994年，东京湾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10%，275%和407%，2000年的三产从业人员分别占总从业人员的0.45%、23.1%和76.4%。

1.2 东京湾的几个主要城市

东京：日本国首都，全国政治、经济、商业、金融、文化中心，世界特大级城市环境保护论文，人口1255万人，面积2187.09平方千米。东京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资本在5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90%集中在这里。主要工业有印刷、机电、物流、食品和精密机械。东京港货物年吞吐量为4000万吨，是日本第六大港。

横滨：仅次于东京的日本第二大城市，是京滨工业带的核心城市。人口约356万，面积434平方千米。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横滨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工程，兴建临海工业区，建立起一批极具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大中型工业团地。主要产业石油、石化、运输机械和钢铁生产都居全国前列。横滨港是全国最大港口，年吞吐量1.1亿吨，一次总靠泊能力90万吨。

千叶：千叶县政府所在地，人口90.9万人，面积272.08平方千米。2001年市财政预算6608亿日元。千叶是一个工业城市，钢铁、食品和炼油三大产业约占工业总产值的76%，其中钢铁工业占1/2。千叶钢铁联合企业是世界著名的十大钢铁企业之一。千叶港是日本国内货物吞吐量最大级别的国际贸易港，年货物吞吐量世界第四论文格式模板。

川崎：位于东京与横滨之间的工业城市，人口106.1万。面积136.5平方千米，是京滨工业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总产值的80%来自重化工、钢铁、水泥、机电、炼油、造船和火电等。其中，炼油占工业总产值的25%以上。

君津：东京湾东南岸钢铁城市，人口8.4万，面积319.5平方千米。1971年设市，60年代填海建设的君津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是世界最大钢铁企业-新日铁的骨干企业，年产钢能力1000万吨。专用码头水深19米，可停泊25万吨级巨轮。企业的人均产钢量约1000吨，劳动生产率居世界领先地位。

1.3东京湾区域开发对环境的影响

明治维新前的东京湾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江户（东京的古代称谓）的寿司”是当时日本的名吃。蓝色的大海、白色的沙滩与远方的富士山遥遥相对，自然生态景观十分优美。东京湾的大规模开发始于二战后的40年代后期，新建的许多资源型工业分布在东京湾地区的填海新陆上，成为世界临海型工业区的典型代表。东京湾不仅是日本的工业、人口、国民收入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世界工业生产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由于工业布局过于集中，出现了用地紧张，供水不足环境保护论文，地盘下沉，交通拥挤，公害严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进入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开始日益明显，空气污染、水污染、近海污染等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首都圈人口的高度集中和急速城市化导致东京湾污染负荷增大，海水污染严重，东京湾的水污染物浓度高于日本国内其它海湾；渔业损失惨重，仅1962年东京都政府支付的渔业赔偿金就高达330亿日元；由于富营养化，每年5月-8月，赤潮发生天数达80天左右。

50年代以来，东京地价暴涨导致填海造陆工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东京湾各港口、城市临海工业园区、大型工业企业、羽田国际空港、迪斯尼乐园等都是填海建设的，东京湾填海面积共计约为2万4千公顷。大规模的填海造陆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纳潮量减少、海水自净能力减弱导致海水水质恶化，海洋生物资源退化。湿地破坏严重，明治时代的湿地90%以上已经丧失，95%的海岸线由自然岸线变成人工岸线。

由于海底多年沉积了相当厚的污染物，90年代以来，青潮频发，给近海养殖业带来灾难性后果。近年来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东京湾地区的城市化开发、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导致环境恶化的现象并没有使该区域居民更多地感受到经济繁荣带来的喜悦，与之相反，近年来，民众要求改善东京湾生态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

2青岛环胶州湾区域的现状

2.1产业发展现状

篇8

关键字 概念 背景分析 因地制宜 经济 社会 环境

中图分类号：F292文献标识码： A

为适应重庆市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加强和规范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活动，改善村镇生产、生活环境，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镇域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乡镇的位置、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村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交通布局及村镇基础设施以及其它各项生产和生活服务设施的配置等。 建制镇和集镇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建乡镇的性质定位和发展方向，人口和建设用地发展规模，居住、工业、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等各项建设的用地布局和功能分区，有关的技术经济指标等。

一、重庆市乡镇环境概况及社会定位与作用

1.1含义

乡镇，我们直观理解，就是乡村和镇。也可以理解为比较小的市镇，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也泛指较小的市镇。乡镇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也是城市乡村这两大组织形式以点为主在空间分布上的过度地域。是县级以下农村区域里，以经济、交通、教育、医疗等为中心的区域。有独立完善的行政、司法、卫生、教育等部门，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机构。

1.2社会定位与作用

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机构，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在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乡镇政权是国家政权体系的基础环节，承担着管理辖区内乡村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职能，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乡镇政权处在国家行政管理的前沿阵地，处在农村工作的第一线，与广大农民群众直接面对，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在农村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桥头堡。当前，乡镇政权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发展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农村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

二、乡镇改造与规划的必要性

全市幅员总面积822.69万公顷，而农村占地面地达到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几。要加速农村现代化，乡镇的的发展在我国城镇加速进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乡镇的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由于乡镇是乡村城市的过渡地带，这种过度地带的特殊性，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村，但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社区管理和政策上往往就出现了盲区，因此成为了一些社会问题比较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城市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棘手问题之一。乡镇作为农村和城市两种社会形态结合的地方，也是城市规划，生态景观最特殊也是最薄弱的区域，只有在这种城乡结合的乡镇，实现了城市与农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才能真正实现城市的和谐。正由乡镇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觉定了对乡镇的综合环境整治与规划。

三、重庆区域乡镇的背景现状与考察

3.1区域背景和政治条件

重庆地处我国西南区域，紧邻四川盆地东部，是丘陵山地的集中区域，由于山地的地形制约，平地较少，再加上河流水系分割，乡镇规模的发展受到限制。因此，城镇空间体系呈现出小城镇的优势局面。从目前看来，首先重庆地区山地地形复杂多样、小气候丰富多变、交通条件落后、文化经济落后。是一个大城市与大农村的结合体，农村地域广阔，农业人口众多；其次重庆市区域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以及民族文化；最后，重庆是一个工业化城市，是中央直属直辖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乡镇区域改造与建设有更快捷的实施条件。加上国家政府高度重视城乡统筹发展，并以重庆市区域为改革规划试点，国家和地方政府也为乡镇建设和新农村制定出一系列的政策和建设条件。这为重庆地区乡镇综合环境和城市建设提供了优质可行的条件。

3.2重庆乡镇发展现状

重庆乡镇地域环境复杂，各种文化景观多样、资源丰富，但交通条件封闭、建设条件艰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与长江中下游以及沿海相比，重庆地区乡镇的建设和发展人还有很大的差距，景观现在重庆地区乡镇发展较快，但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各个地区乡镇的发展不平衡，分布也不合理，受地形、地质、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重庆比较适应乡镇发展的是渝西地区，应为地势较平，交通等条件较方便，乡镇分布也比东部密集。

2、乡镇的规划滞后，文化内涵体现不充分，地域特色逐渐消失。

3、乡镇的功能不完善，基础设施发展落后，某些乡镇公共基础设施极度落后。产业特色不明显

4、乡镇生态环境薄弱，地形复杂，建设难度大，交通困难，观念保守，经济落后。

四、重庆地区乡镇规划设计策略

4.1、规划与改造设计原则

1、生态为主的原则

重庆的地形复杂，人为活动和自然条件相互制约，因此在规划改造中必须遵从自然，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中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在渝东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比较敏感，人为建设活动易引起上体滑坡、冲沟和泥石流，给乡镇安全带来威胁，笔者认为在对区域性规划中首先是生态安全。比如在选地和利用，道路交通系统、居住、工业的整体布局，基础设施的布置和防灾等各个方面。

2、遵循地域气候条件的原则

气候环境对乡镇的规划改造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前文已分析出重庆地域环境的复杂，生态环境敏感，地形与气候也是有必要的联系，在规划中，要遵循生态的重要条件也必须考虑气候的因素。首先，在规划改造中，既要考虑通风效果，又要考虑夏季湿热多雨，要根据场地地域综合要素来选择布局方式。再次，结合重庆自然地形、气候等特点进行群体优化组合，创作环境与建筑一体的空间环境。

3、以人为本原则

重庆乡镇因地形的限制，很多内部交通还是以步行为主，完善乡村到集镇的公路交通，注重对人的关怀，体现场所精神，体现政府的人文关怀，建造舒适的人居环境。

1、文化传承与文化多样性原则

重庆是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且地域文化形式多样性，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浓郁，根据不同文化地域，打造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从而体现出重庆的多姿多彩的文化特征，在这种文化历史和民族文化背景下，从我们的环境建设上得以充分体现，有利于文化的总结、传承、发扬。

4.2、合理定位

重庆地域的每个乡镇的自然资源和发展优势都不相同，因此，在确定发展性质时，首先要对其地形、气候、交通、人口、经济及现用地等现状进行综合分析。根据不同特点和要素确定乡镇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目标等。按照统筹规划、重点突出、示范带动的原则建设设施配套、环境优美、各具特色的乡镇，促进乡镇从数量向质量转变，逐步向综合服务型、农业服务型、旅游服务型三种类型转变。

4.3、道路交通的统筹

基于前文对重庆地区地形分析，重庆地貌特征明显，山地较多，地势起伏较大，对道路的组织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地质方面，地表也多为泥岩和页岩，在各种外部因素的诱发下，易造成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环境灾害，影响道路的布局设置。因受诸多条件影响，道路交通规划应依山就势，体现山地特点，多呈自由格局。

结语

总结全文，得出以下认识：

论文秉承文化论和系统论的观点对重庆区域乡镇的规划改造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讨论，强调地域文化发展的动态性、相对性特征，再现地域生活场性的有效价值，塑造有归属感和富于地域特色的城市空间的基本途径。

论文在基于地域性规划与改革的概念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从地域规划原则、地域的文化体现、合理定位、地域性景观的构建及公共设施和场所精神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初步讨论，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规划改造要与文化紧密结合，建立文化特色，要注重文化传承和发扬。

第二，与现代经济同步，现代经济等发展要求确立规划改造迫切实施的必要性。通过现代化和生态技术的运用，首先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第三，在规划设计与改造中，要回归自然，与生态结合，合理的利用当地资源，因地制宜，使人与环境和谐共处。

第四，创造富有地域特色，充满场所感的空间，环境要与当地居民相融合，乡镇的规划改造根本上就是维护社会关系，和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的尊重。

参考文献

黄光宇山地城市规划原理【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6

王纪武著，赵万民主编，人居环境地域论【M】――以重庆、武汉、南京为例【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黄光宇，山地城市规划与设计【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3

赵珂，王晓文，川渝山地小城市传统形态【J】, 重庆大学建筑学报，2004/9

篇9

1研究框架及假设

20世纪90年代，行政管理专业归属发生变化，即从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中脱离，成为独立的学科，行政管理专业由原先的理论型向实务型转变[7]。斯托克斯不赞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二分法，他提出了四象限体系分别是，高基础、低应用的波尔象限、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双高的巴斯德象限，以及双低的以训练为目的的象限。[8]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选题可能表现出显著的解决问题导向，与此同时，社会对硕士研究生的理论水平有较高期望。解决问题导向的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经验主义方法收集资料。按照行政学常用的收集资料的方法，将收集资料的方法分为非经验主义方法和经验主义方法，经验主义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参与观察、受控田野调查或实验法。[9]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运用经验主义方法会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他们可能会转而借助于非经验主义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文献法。虽然采取文献法能够低成本、便捷地收集资料，但不利于硕士研究生创新，知网、万方等数据库可能成为一些人“加工论文”的工具。论文相互借鉴、模仿，大量选题重复。本文提出假设：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位于“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和“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象限。

2类目及样本选取

根据研究目的，同时，在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设计分析类目，包括研究主题、研究层次。研究主题划分为行政理论、城市治理、行政体制、公共财政、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政社关系、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政府规制、公共政策、电子政府、服务型政府、行政伦理、政府职能等子类。研究层次借用W·理查德·斯科特（W.RichardScott）提出的研究组织的三个分析层面，即社会心理层面、组织体层面和生态群层面[9]。其中，社会心理层面关注个体行为；组织体层面关注组织结构和过程；生态群层面关注环境中的组织群。本文的分析单元是文献题名、年份、出版者等。在进行样本分类时，不可避免的参杂了主观判断因素，为提高分析的信度，在导师、同学中背对背进行相同数据分类。减少主观判断成分。

本文在“CNKI-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当中，分年度筛选出一级学科代码为“120401”（即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论文，按照被引用次数进行排序。对其中被引用过的论文进行分析。其中，2012年、2013年被引用过的论文共495篇，全部抽样。由于时间越长，被引用次数也随之增加，如2011年当年知网平台收录的论文，当年被引用1次，在随后的两年可能再次被引用，因此，2009年至2011年被引用论文总体规模大，为方便研究，采取系统抽样方法，选取458个样本。样本容量为953个。

3结果与分析

3.1硕士研究生选题偏好分析

如图1所示，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偏好比较明显，主要集中在公共危机与网络舆情、政社关系、公共服务领域，其他领域的选题则比较分散，每一主题的样本占比都不足10%，7.56%的选题难以归类。

①研究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研究政府和非政府公共部门、社区等公民自组织之间的角色关系，以及公共服务外包、公民参与等问题。其中，研究社会组织的占35.03%，涉及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培育，如《云南省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研究》、《我国基金会的资金管理研究》、《我国非营利组织税收政策现状及问题研究》等；社会组织作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如《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研究》、《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非营利组织参与研究》、《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等；以及准政府社会组织，如工会、妇联等职能，如《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工会职能定位研究》等。研究社区治理的占24.08%，研究社区治理的样本中51.52%对某个案例或多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如《我国城郊撤村建居社区治理研究——以青岛市黄岛区为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背景下社区文化建设研究——以麦子店社区为例》。此外，这一类的研究还包括研究事业单位改革，如高校去行政化、医院“管办分离”；村民自治、公民参与等问题。

②研究公共危机以及网络舆情。涉及的范围包括公共危机的诱发机制，政府同其他主体对公共危机、网络舆情的治理，其中，公共危机的研究以群体性事件为主。如《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研究》、《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及其对策研究》、《政府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情应对》、《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政府应对策略研究》。

③研究政府提供文化、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区域、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下简称为“公共服务”）。专门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样本21个，占这公共服务样本总数92个的22.83%。研究公共服务的样本呈现出地域化、本土化色彩，针对西部地区，或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进行研究，如《西部地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研究》、《鄂尔多斯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泰安市农村公共文化事业投入问题研究》。有2个样本介绍国外经验，分别是英国公共服务改革、新加坡住房制度。此外，养老问题的研究较多，其次是就业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

从研究层次上看，近五年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生态群层面的研究。研究生态群层面的样本数405个，占总数的42.50%；研究组织体层面的样本数366个，占总数的38.41%；研究社会心理层面的样本数126个，占总数的38.41%；其他样本数56个，占总数的5.88%。由此可见，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将政府置于外部环境当中，与外部环境、其他主题互动的外部视角。研究政府自身的内部视角占了较小份额。

不难看出，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的研究主题与研究层次与近五年热点问题存在相关性。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群体利益诉求上升，公共部门对公平性、回应性赋予更高的价值，需要理清政府权力边界，给社会更多的发展空间，但仍然强调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尤其是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管理领域的研究者一般将“治理”理解为一种角色关系，将好的治理理解为多元主题的共同治理，这一领域的研究增加。研究这类角色关系的论文占总体的比重由2009年的12.03%上升到2013年的65.42%。

行政理论研究数量很少，只有三篇论文，分别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进行描述。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会对相关理论进行表面化的引用，如研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论文，堆砌引用治理理论、政府失灵理论等，而文章主体部分脱离理论展开，理论游离于文章之外，“两张皮”现象较多。行政管理专业更多体现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一门“科学”。

3.2硕士研究生选题重复现象分析

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较为集中。前已述及，选题偏好集中在三个研究主题，而其他研究主题样本数量较少。以“公共财政”为例，每年“公共财政”的选题样本数占当年样本总数的比重都不超过5%。研究的具体内容也较为单一，缺乏非税收入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内容，对公共预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预算的透明性，如《公共预算透明保障机制构建研究》、《预算民主视角下我国公众参与政府预算的研究》等。选题呈现出两极化趋势。此外，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重复现象也比较突出。如表1所示，同一选题下存在多个样本。

对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偏好、选题的集中重复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假设，即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位于“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和“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象限。

4选题质量提升对策

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紧趋政治热点、社会问题，基础性研究较弱，理论应用堆砌、表面化；集中、重复的选题较多，选题结构失衡，多数停留在“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阶段，研究价值不高。究其原因，首先，硕士研究生原著阅读量有限。硕士研究生对原著缺乏兴趣，仅仅针对热点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利用二手资料对理论进行零散化的理解，由于缺乏理论积淀，难以上升到一定层面。因而对理论的应用呈现堆砌化、表面化。

其次，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实证研究“短板”。习惯于采用非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收集二手资料，在知网、万方等平台收集期刊、论文资料后，进行整理、修改。通过非经验主义方式进行资料搜集，相比实证研究更加简单便捷，但过多的依赖二手数据写作论文，难免造成研究的重复，而且许多论文都仅仅是对前人研究的成果稍作修改，并非对现有成果的发展和创新。可以预见如果研究生没有从意识上消除对二手数据的依赖，在研究中不愿意实践和创新，行政管理专业未来的论文质量将大打折扣。

以上分析可知，提升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质量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强化硕士研究生经典阅读意识。目前的激励机制，易导致研究生过分关注、参加课题、学术会议数量，潜心钻研原著的时间和兴趣减少。可以考虑适当改进目前的评价机制和方法。二是倡导研究生实证和创新精神。消除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对二手资料的过度依赖，为硕士研究生创造多途径开展问卷、访谈等经验研究，增加用于课堂外的时间，让他们真正了解现实问题，同时，优化研究生课程设计，增加计量经济、统计分析方法等课程，提升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数据挖掘、深入分析能力。

参考文献：

[1]徐金平，韩延伦.当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01：42-45.

[2]周毅.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原则及方法[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10：34-41.

[3]雷伟伟，袁占良.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与创新能力培养[J].中国电力教育，2008，15：56-57.

[4]吴赞敏，梁旭巍.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方法与论文质量的研究[J].天津纺织工学院学报，1997，03：29-32.

[5]孙国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方法与技巧[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7，03：21-23+27.

[6]李志义，刁玉玮.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浅议[J].高等教育研究，1995，04：15-16.

[7]何艳玲.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中国行政学研究评述[J].公共管理研究，2007，00：21-42.

[8][9]（美）W.理查德·斯格特（W.RichardScott），杰拉尔德·F·戴维斯著.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M].高俊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20.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4年研究生教育教学理论研究课题“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质量分析及提升对策研究”（项目号：2004JY01）的阶段性成果。

篇10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的结构性关系中，前者作为确定性条件虽然可以决定后两者的状况，但并不能替代或等同于后者。换言之，人文社科的学术活动总是历史阶段中的认知行为，这一思想陈述有其自身的惯例和逻辑。因为，“文化系统是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这是最为显而易见的，而重要的是由语言所再现的，但还包括各类体制性机构，从管理层、宗教实践、建筑和大学课程和文献不等。”〔5〕所以，概念及其意指实践之间并非只涉及到意义是否等值，而是存在着一个概念与文化关系所导致的意义范围和转义的问题。正如全球化研究者沙士森米耶（Dominic Sachsenmaier）所认为的，“甚至所有最为全球的术语‘全球化’本身也犹如‘现代性’或‘历史’一样，在不同的语言中包含着全然不同的意义范围”。〔6〕我们可以认定，作为“渐进”（Aysmptotic Progression）①的全球化，首先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在当下形成了认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的语境下，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区域中，这一问题的所指和论述层次必然会出现差异。对这样一种复杂的蔓延过程进行观察和解释，跨学科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或方法论。“就关注的学科而言，全球化是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媒体研究、教育学、法律和文化研究的主题。”〔7〕简言之，全球化不论是作为某种通识语，还是作为经济一体化的现象，对于不同区域社会文化的影响均是持续而深刻的，而且这一现象所引发的思考直接进入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其间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论述，如菲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编的著名论著《全球文化：民族主义、全球化和现代性》（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自1991年出版以来不断再版；而安斯勒（James Annesley）在其《全球化小说》（Fictions of Globalization，2006）中则将以全球化作为主题的虚构小说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受到评论界的重视。

显然，全球化的进程在人文社科领域带来了某种全球化语境下认知同一性的现象，即西方观念随着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展开获得了复制并形成某种学术语言、范畴和概念为基础的认知共同体，因而，米尼奥罗直接指出，“我将首先探讨一下在过去五百年中语言与文学概念之间、人文学科与学者文化的界定的共同性，这五百年是具有现代性的五百年，也是全球化在西方世界体系形成与扩张中得以充分实施的五百年”。〔8〕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后续发展国家的公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以及学术体制为保证知识共享的规范性使得欧美学术文化获得了大面积覆盖和复制。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语言、文化到学术文化，全球的学术活动逐渐集中到主要的几个语种和文化模式上，由这些语言和文化致思的方式辐射到全球各区域并形成了某些共同的类型：

语言及人文界限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欧洲现代文学、学术文化及文明的概念。全球化的现代阶段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变，它以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各种语言的文学 （及其希腊文、拉丁文的遗风）、学术文化（主要是英语、法语和德语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为特征。〔9〕

值得重视的是，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文学术全球化表征，以及全球化本身在人文学术各分支领域成为关键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资源所引发的，其重要原因是各个后续发展的文化区域在新的时期出现了与发达国家历史阶段中相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相关的问题。在表层的类似现象和现成言说之间，发达国家的学术方式，包括命题、理论和方法论等相关资源，会获得首选，即后续发展国家对新现象解说的历史性滞后或乏力，必然使其学界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资源有着自然的渴求，如中国学界在新时期对欧美理论持续引介，对其理论话语形态就一直抱有热情。所以，区域的学术现代性与全球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犹如沙士森米耶以历史学为例所指出的，“当代学术机构中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全球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结果”。〔10〕与此同时，人文学术，包括文学研究自身的发展，其学术指向也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后半期尤为明显。当代美国文论家利奇（Vincent B. Leitch）教授在说明当代文学理论特质时特别指出：

由于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以及新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妇女及民权运动的影响，文学理论日益对体系、体制和规范等进行质疑，对其采取某种批判或反抗的立场，对理论盲点、矛盾和由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掩盖的曲解感兴趣，日益将个人或地方性实践与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历史以及文化伦理的力量结合起来。〔11〕

人们面对不同的社会文化状况，总是会寻求有效的解释方式，并由此带来理论生产的动力。20世纪前期由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带来的理论分析方式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前半期的有效性并不能自然延续至后半期。因此，理论发展与寻求针对社会文化特定现状进行有效阐释是直接有关的：

语言学转向似乎不再能够提供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联，使之可以“应用”到特定的社会和地区。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时髦术语，……这个术语就是“全球化”。该词在1980年代晚期只限于讨论国际金融市场和共同基金，到了1990年代末，“全球化”已经成了最最热门的话题，不是作为理论范畴，而是向常规学科提出的一种经验主义挑战，特别是在人文学和美国的“地域研究”方面：东亚研究、南亚研究、拉美研究、非洲研究、东南亚研究、中东研究。在美国学术领域，这些是研究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地方，过去通常是比较文学的主要支持者。〔12〕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以来的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命题，如文学理论在20世纪的重要思潮，除了早期的以语言学为支撑的形式主义文论外，其他的理论流派都与欧美学界密切相关，如精神分析（奥、法为主）、新批评（英、美为主）、原型批评（加拿大为主）、结构与解构（法国为主）、读者反应批评与接受研究（德、法、美为主）、女性主义（法、英、美为主）、新历史主义（美国为主）、批评（意、英、法、德、美为主）、族裔批评（美国为主）、后殖民批评（美国为主）以及文化研究（英、美、澳为主）等，其中所涉及到的理论结构性问题、全球政治文化生态、族群与性别、多元文化观等，都是欧美学界在其学术体制下的产物，是这些国家和区域的学者在其社会文化状况中依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并针对前期学说的理论盲点和言说缺陷所提出的。例如，在欧美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当代文学理论选集之一，即由理福金（Julie Rivkin）和莱恩（Michael Ryne）合作主编的《文学理论选集》（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2004）将当代文学理论分为12个部分进行选论分述：1.形式主义：俄国形式主义与新批评；2.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叙事学；3.修辞学、现象学与读者反应批评；4.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5.精神分析与心理学；6.历史主义；7.政治批评：从到文化唯物论；8.女性主义；9.社会性别研究；10.种族文学与文化研究、种族批评理论；11.殖民与后殖民，跨民族研究；12.文化研究。每一部分除了导论之外，引入5-12个学者的英（译）文专论，选集共涉及到90余名国际学者的论著和观点。所选学者除了少数为前苏联、东欧和发展中国家或区域之外，95%为西方高校或研究机构任职且得到学界公认的欧美学者。其他重要的、受到学界公认的选集或指南的选编情况与此选集大致相当，如《布莱克维尔文学理论指南》（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2007）、《当代文学理论读者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5th ed.， 2006）以及《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001）等。所以，米尼奥罗特别指出：

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就是在同一个认知构建中的。文学语言大多是现代时期殖民语言，希腊文与拉丁文的遗风犹在。文学研究也承袭了同样的传统。……文学研究，无论是1945年前用历史哲学作理论，还是70年代时用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作理论，其研究重点都在沃勒斯坦所说的五个学术国家的文学作品上。〔13〕

上述相关的文学理论思潮不仅在全球蔓延开来，而且还进入了认知同一性的再生产，如论文、论著、项目与学位论文等，形成当代人文学术的全球化现象。如果仔细审视全球各个区域，尤其是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东亚的人文学术，就可以看到这一学术生产链的清晰轨迹。全球化带来了某种学术现代性：非欧美文化区域大多将上述理论和议题作为本土思考的入口，在本土经验层面上来展开资源借鉴式的解释。正如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陈光兴所指出的那样：

总的来说，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亚洲各地的知识圈都是把眼睛往欧美看，一个世纪下来，所有事物的基本参照体系都是以欧美经验为主。百年之中，这个逐步建立起来、极其稳固的知识结构，造成了学术思想上巨大的问题，不仅是分析视野的窄化，把欧美之外该参照的多元历史经验割除，更糟糕的是欧美的知识方式几乎变成了惟一的典范。〔14〕

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就主观臆断，欧美学界的知识就是某种霸权知识，采纳这一知识方式的惟一后果就只能将欧美经验地方化和普遍化。由于知识的最基本功能是对经验的间接性体验和共享，以此形成知识本身的推进，而对知识的采纳包含着使用者的基本判断和符合学理的陈述条件。所以，单一主观主义的知识论往往是无效的。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三章。只是我们在过去并没有特别意识到人文学术的全球现象或现代性问题，没有注意到知识结论也可能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没有对其理论言说和本土经验之间的张力做出有耐心的审视和反思。所以，学界确实需要对不同理论资源拥有判断和甄别意识，在此基础上去“把握与理解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如何透过亚洲不同次区域之间的知识圈互动，能够彼此看到，进而能使得各地的历史经验成为彼此的参照点，多元转化既有的参照坐标，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更有解释力的知识方式。” 〔15〕

因而我们不难看到，近代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人文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体制的一种复制或模仿。虽然，这种复制或模仿本身并不指向价值评判，只是某种历史事实，但就全球化语境下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共享方面，中国学界主要的参与和再生产方式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区域类似，如持续引介、翻译西方理论，包括话语形态、范畴、术语、方法论和议题，继而在此类理论与方法分析框架下，引入中国本土的经验型个案等，但同时亦在客观上说明了上述理论范畴的跨区域有效性。因此，对这样一种共享知识的参与和再生产就存在一个学理性问题。因为前者是达成后者的基础，而后者本身则需要符合前者的生产方式和原理。因此，随之而来的学术程序应当是：其一，对引介学术参照框架和理论本身的历史发生学应透彻把握，因为每一种理论的产生是理论家自我认知的意向性呈现，而这种意向性又与历史性和时代性存在着互文关系。有关理论的意向性，参见〔德〕沃尔夫冈・伊塞尔：《怎样做理论》，朱刚、谷婷婷、潘玉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十三章：理论视角。其二，对本土经验的差异性应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历史和实践均是观念世界递进的结果。其三，在上述二者之间寻求符合历史现状和本土经验的替代性参照和有效解释。有关历史经验和模式理论，参见〔英〕迈克尔・奥克肖特：《经验及其模式》，吴玉军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五章：实践经验。如是，才有可能对经验的历史性和理论的有效性做出基本的判断并进入原创性生产。有鉴于此，新时期以来跟风式的学术再生产，包括缺乏关联研究的盲目编译和转述欧美的学术概念或其他形态的“新说”，除开早期的资源借鉴价值外，并不能达到这一要求。此外，将此等“新说”作为认知框架或理论帽子重新套用在中外作品和文化现象上形成的所谓再生产只可能是无效言说。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有关的文章，特别是有关生态、性别、种族（非洲裔美国文学为主）和全球化选题的文学研究类论文和学位论文，均有上升的趋势。但其中很多论文还是在某种“全球正义论”的认知框架中，将生态、性别和种族等相关范畴置于道德制高点进行非学理性预设，然后找出文本中有关的对应要素进行支撑性说明，如用绿色书写对应生态、批判男权及白人等级以对应性别和种族等。这种对应方式本身并无对错，但问题是论证的方式不能仅以归纳文本中有关生态、性别和种族正义的表层编码代替文学研究的学理性。所以，在大量的论文中，超出这些议题范围以及对此进行质疑和批判的论文相对较少，这说明上述议题的影响力，同时亦说明理论原创的艰难。但这些研究现状和问题已经开始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一些反思性的论文也陆续出现，这些文章既有对理论本身的质疑，也有对研究范式的质疑。参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项目动态”近五年来有关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有关国外理论中国化的立项和相关专著：，2015年4月14日访问。这方面的讨论除了学术论述之外，一些媒体也开始注意到损害学术基础和学术环境的现象参见中国新闻网：“评：学术名流、学界高管、学术掮客不算大师”，http：///cul/2011/07-18/3188438.shtml，2015年3月30日访问。，由于这种讨论是在公共空间进行的，因而影响较之学界内部要大得多。

至此，中国学术现代性包含了两个层面：全球化语境中的学术资源处理问题以及中国学术原创力生产问题，这两个问题互为结构。只有充分了解和把握学术资源的构成性和指向性，才能在透视不同经验的基础上，对资源加以整合并生产出符合经验的有效解释。资源的了解和把握需要对不同资源，不仅仅是欧美资源，加以多角度观察和理解，而且对理论和经验的双重透视需要克竞其功，方能在学问上做到“真实”且“深透”。〔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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