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化地理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972年第5期《考古》杂志上，发表了署名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的古代摩崖壁画》一文，文中详细介绍了黑龙江省博物馆于1958、1960、1965年，连续3年对群力岩画的调查。1958年，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除了认定为“单色摩崖壁画”外，别无其他收获。1960年春，黑龙江省博物馆又派员考察牡丹江流域的摩崖壁画，并确定摩崖壁画中有小船和不止一人一鹿的图案。明确了画面上有船、人、鹿，而且人、鹿的造型不是一个。时隔5年后(1965年春)，黑龙江省博物馆又派人对群力岩画进行了第三次考察。这次考察主要有如下几个收获:其一，弄清了字砬子的自然环境与状态。其二，画面呈朱红色，可能是赭石等矿物质作成的颜料。其三，对画面作了整体的剖析。其四，回避了确定群力岩画的年代问题，只是对画面所表达的内容作了推测。1990年《北方文物》第3期，发表了陶刚、王清民合作的《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又一次改变了群力岩画的命名，由原来的“摩崖壁画”改称为“群力崖画”。主要收获是:其一，定名为群力崖画。其二，对群力岩画的画面进行了重新分区，由上、下分区而重新划分为左右两区。其三，对画面“凉棚下端坐二人”，改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形成的凉棚下端坐二人。把立于船头的人物改称为一只雄健的鱼鹰。其四，推测画面的内容是反映了“祈祷和祭祀的宗教意识，特别是人牵鹿的图形，更直接寓示着引诱群鹿回家的含义”。其五，文章的主要创新的观点是对岩画的作画技法和艺术效果进行了分析。其六，论文对有人提出群力岩画的年代可能距今3000年左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④，并从绘画的技法角度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当为唐宋时期。《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对国内外的学术界影响很大，作者的观点在1992年出版的《牡丹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规划》一书中也有文字说明和表述。

此外，1990年4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海林县志》，也对群力岩画作了简单的描述。所不同的是书中描述了群力岩画距离水面40米［2］，较之《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的记述超出了17米，这是非常值得质疑的岩画距离江面的高度。2000年第4期《北方文物》杂志发表了我国著名岩画家盖山林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盖山林通过对群力岩画内容的解读和比对黑龙江流域俄罗斯境内与我国境内发现的大批岩画的实例，以及从群力岩画中的六幅图中鹿的图像占据50%的比例，对其群力岩画产生的时代确定在距今2000—4000年前后①。对群力岩画产生在渤海—靺鞨的观点给予了否定。盖的论文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发现，属于黑龙江右岸支流养鹿岩画的根基，是黑龙江流域左岸养鹿岩画的源头。因此，如果从整个黑龙江流域空间范围内考虑群力岩画发现的重要意义是值得的关注的。“群力屯岩画在黑龙江右岸支流‘养鹿’岩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产生时代早，构图较完整，是‘养鹿’岩画的典型画址。它的发现，使黑龙江右侧支流‘养鹿’岩画有了源头。其后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相继发现的交唠呵道岩画和阿娘尼河岩画，是‘养鹿’岩画的流，使黑龙江右侧支流‘养鹿’岩画形成一个系统。倘若将黑龙江左右侧各支流‘养鹿’岩画联系在一起，便构成了整个黑龙江流域‘养鹿’岩画的全系统。如此看来，将群力屯岩画与整个黑龙江流域岩画放在一起去思考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它终于使群力屯岩画时代之谜，得到了破释。”［3］尤其是他把群力岩画与俄罗斯境内即黑龙江左岸奥廖克马岩画进行比较②，并从绘画的技法、绘画的内容、绘画的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比较，最终得出了二者具有一致性的结论。

1991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周谷城主编的《中国文化丛书》，其中有陈兆复所著的《中国岩画发展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中国岩画发展史”的专著。书中收录了《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画》、《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的岩画临摹图。还引用了上述两篇文章对岩画描述和临摹的表述，尤其是重点介绍了“从岩画的内容看，是反映牡丹江边古代先民们的渔猎生活，也表达出他们对牲畜兴旺和渔猎丰收的美好愿望。这里曾是原始宗教遗址，作品肯定含有巫术的目的”［4］。陈兆复为了说明群力岩画的内容，特别注意到了岩画中对鹿的描绘，其中的“人牵鹿”的图形是直接寓示着引诱鹿群回家的含义。但是，作者把群力岩画与嫩江流域的昂昂溪史前文化遗存联系到一起的解释，则显得牵强。1996年，盖山林的《中国岩画》一书，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的第一章就记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群力岩画，不过，盖山林在书中的题目则改写成《牡丹江畔船形岩画》。值得注意的是，盖山林在这部书中对群力岩画的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了群力岩画中的那艘船形，并且引用了《后汉书•东夷传》:“挹娄人喜乘船寇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北沃沮人“常乘船捕鱼”，上述两条文献记述了两个不同民族拥有共同的用船习惯。北沃沮之地的北部与挹娄的南界相接，北沃沮强盛时是否已经越过镜泊湖而到达牡丹江的下游地区，尚待学术界继续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盖山林认为，牡丹江下游群力岩画的所在地“为沃沮故地”的论断有商榷之处。在断定群力岩画的初始时间上，盖山林在书中没有太多的创新，而是完全采用了陶刚、王清民的上述观点。认为推定群力岩画的“时代为唐宋大致是不误的”。然而，盖山林的这一观点，却与他在2000年4期《北方文物》发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的观点大相径庭，说明盖山林在考证群力岩画的时代看法上有了重大改变。1997年11月，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岩画》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的第二章:中国黑龙江岩画中又专门设置了“牡丹江岩画”栏目，在这里“群力岩画”又被称为“牡丹江岩画”。

文中对群力岩画的内容描述和介绍，均采纳了已经发表过的有关群力岩画的文章①。此外，杨林在2007年12期《经济技术协作信息》上刊载了《浅析黑龙江省古代壁画》。此外，已故东北史学者董万仑曾经指出:牡丹江群力岩画中所显示的“一男一女，表明已是固定婚姻的父系制”。2013年春夏之际，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哲学宗教教研室主任安德烈教授带领他的博士生王健霖，两次实地考察了群力岩画的所在地，并对群力岩画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绘制图案的语境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尤其对图案的绘制技法“用红色颜料涂抹”，而并非是单线勾勒轮廓的素描方法，以及对中国学者盖山林认为“俄罗斯境内黑龙江流域左岸的中纽克扎岩画与群力岩画基本相似，前苏联学者将中纽克扎岩画断代为公元前2世纪末至1世纪初，这可能成为群力屯岩画的参照系数”这一说法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他们认为群力岩画晚于中纽克扎岩画。并确定了群力岩画所处的精确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北纬44°54＇22．3128＇＇，东经129°39＇26．6364＇＇，海拔213．6米)，这是目前所见在群力岩画的研究文章中唯一使用经纬度和海拔高度来确定其精准的位置的表述。王健霖对群力岩画图案左侧最下方的图形提出了质疑:多数学者认为是“熊”，“但笔者通过电脑软件提取图像色彩轮廓，仔细观察后发现似一蹲状人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如果能够确认不是熊，而是一个作“蹲状”人形的话，那么群力岩画的整幅图案的寓意的解读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最后，他们基本确定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不会早于俄罗斯境内的中纽克扎岩画，而只会晚于中纽克扎岩画。他们认为，“古人出于宗教祭祀需要，对岩画点的选择非常讲究，通常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山崖作画，该处山崖气势伟岸，如同一位将军巍然屹立，而且整个岩画朝南(迄今在中国有面北祭祀的习俗，中国人认为北为上位，为尊位)，这本身也包含了山石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观念。笔者以为，岩画点下方陆地一定是祭祀点，如果进行考古发掘，很可能找到相关祭祀遗迹、遗物，对该岩画点年代判断、内容分析、作画族属将起到关键作用。”［7］并得出群力岩画的绘制时间可能在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所绘［7］。总之，牡丹江群力岩画从“字儿砬子”、“古代摩崖壁画”、“群力崖画”、“牡丹江岩画”、“黑龙江古代崖画”，最后定名为“群力岩画”的过程，是近百年来众多学者对牡丹江群力岩画逐渐认识历史的经历。尽管目前对其年代的推断尚有分歧，或对岩画的内容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学术界对群力岩画的研究和解读已经走入成熟期。无论是对画面的识别，还是年代的推断，较之20世纪初的认识，均有了飞跃的进步。在上述学者研究群力岩画的基础上，笔者对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及其岩画寓意有几点不同的认识。

二、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研究

(一)关于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问题的五种观点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年代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依据上述学术界对群力岩画的描述、研究、考证与推断，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其一，陶刚、王清民认为群力岩画为“唐宋”说。这一观点曾被我国岩画家盖山林认可，但在后来盖山林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中又予以否定。其实，确定群力岩画为“唐宋时代”的观点是比较笼统而模糊的概念，因为唐朝与宋朝(包括北宋、南宋)存续的年代叠加在一起的话，达614年之久，如果再累加上唐朝灭亡的904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中断期的56年，那么，唐宋时期的概念就是670年之久，而所谓对群力岩画断代为“唐宋”时代的观点，其时间跨度过于漫长。更何况唐宋时期的东北牡丹江流域所居住的族群为靺鞨族，亦即女真人的前身。其间曾有以粟末靺鞨人为主体而建立的渤海国(公元698－926年)，牡丹江流域则成为当时渤海国的统治中心区域①。其二，黑龙江省博物馆所发表的②《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画》一文认为，群力岩画的年代“可能是为了一定的巫术目的而绘制的原始宗教遗迹，但它真实地反映了活动在这个地区居民的渔猎生活，而且是我国原始艺术的一项代表”③。无疑，该文作者是明确把群力岩画的年代确定在原始社会时代，这一断代的概念较之“唐宋”的概念更加模糊。所谓原始社会是文化人类学理论上的一种社会组织类型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如果与考古学历史分期进行比对的话，这一阶段应属于新石器时代，约当在距今1万年到4000年前后。因此，把群力岩画确定在原始社会的观点过于遥远而漫长，且缺乏重要的历史依据。这种朦胧而缺乏依据的漫无边际的断代方式，是人们习惯于简单思维而对无法理解的历史遗迹、遗物盲目下结论的惯用方式。其实，是一种缺乏研究和比对的思考过程。如果群力岩画的年代属于距今4000年前的作品，那么从民族源流的族属上看，群力岩画可能是肃慎系统的先民所绘。其三，盖山林在2000年《北方文物》第4期发表了《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改过去对牡丹江群力岩画的断代观点，而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认为群力岩画属于黑龙江流域的“养鹿”岩画，可以依据黑龙江左岸俄罗斯境内发现的大量养鹿岩画遗址的绝对年代来比对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可以推断其年代当为距今2000至4000年之间。“群力屯岩画属于黑龙江‘养鹿’岩画的定位，给群力屯岩画年代的推定找到了依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黑龙江左岸‘养鹿’岩画的年代是从公元前2千纪一直延续到纪元前后，那么群力屯岩画的年代，大约也应属于这个时代。这种对群力屯岩画年代的断定，虽然由于时代跨度太大而失于笼统，但总比将它推断在渤海时代在依据上扎实得多。”盖山林深知这种断代的方式和结果是一种模糊推定，但是总算是较比断定群力岩画为唐宋时期渤海时代的依据更为贴切。盖山林的这一推断的新意，是含有距今2000年前后或4000年前后的意味。如果我们取盖山林先生对群力岩画断代的下限的观点，群力岩画的年代很有可能相当于西汉末年。由此推之，西汉末年的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的族属当属于挹娄人或夫余人的遗存。关于挹娄称谓的含义，一直有两种解释:一是“挹娄”，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二是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④。主要分布在牡丹江以东直到大海沿岸。其四，王健霖认为，群力岩画的绝对年代应该属于距今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的遗存。他认为:从造船技术、养鹿习俗、渔猎业三个方面分析，群力岩画的绘制时间可能是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王健霖所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大大缩短了“唐宋说”、“原始社会说”、“2000至4000年说”等笼统观点。6—7世纪的时间跨度，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概念，当在100－200年之间。不过王健林对群力岩画的时间断代，依然缺乏依据和更多的历史旁证，因此，支撑其观点的证据还显得比较单薄。其五，群力岩画为西汉时期所绘，这一观点是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岩画》一书中所表述的。他认为:群力岩画所处的牡丹江流域就是汉代的乐浪郡，群力岩画中二人端坐于树下“席地而坐”的姿态，就是朝鲜王“檀君”夫妇端坐在檀树下的形象，从而得出群力岩画当为西汉时期的作品。把牡丹江群力岩画臆测为西汉时期所作，并与檀君朝鲜有关的猜测均属谬误之笔。不过，在李洪甫对群力岩画的臆测中较为合理的成分，则是把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的时代看作汉代的作品还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总之，以上五种有关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的考证、推断与臆测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完成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但是，究竟那一种观点最为接近历史的真实，还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和不断的考古发现。

篇2

另一方面，尽管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并没有停止过，但是，文化的交融意义并不是十分清晰。这样的地理空间阻隔造成了仡佬族群落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结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仡佬族文化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族群文化特征都逐渐趋向于模糊，仡佬族文化格局成为一种背景性的存在。在仡佬族文化地理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仡佬族地域文化的重构过程中，仡佬族的精英身份群体自始至终都是文化转型的执行者，同时兼具了民族知识的批判者和反思者的角色，成为仡佬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仡佬族文化精英的身份认同大致通过如下几种途径：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特征明显的族群控制者他们通过对于家庭、族群中既有位置的强化来实现自身的身份架构。仡佬族精英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目的是通过政府力量对民族聚居地进行重建。二是通过对于民族文化的不断开掘，或者通过对于民族聚居地的重建来强化地方形象，强化自我意识和族群精神，进而实现自身身份的认同。务川县九天母石等景观重构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空间意象的建构，同时也是对于仡佬族民族情感的一种凝聚。第三种方式是相对而言较为被动的实现民族恢复及归化，以便弥合民族精英认同矛盾，架构起民族身份的制度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仡佬族所代表的黔北文化近年来涌现出王华、戴绍康、肖勤为代表的仡佬族作家通过民间文学形式展示了仡佬族族群自强不息、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文学化、系统化地表达了仡佬族机能性文化区域特征及民众生活状态。这可以看做是第三种方式的代表。上述仡佬族作家如何利用自身掌握的民族语言、文化及精神等表达出民族的生存状态，反思民族发展是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二、仡佬族民族形象的文学建构路径、约束因素与文化适应

（一）重建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学建构路径

仡佬族作家对于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学性架构，既包含了对地域自然环境充满感情的展示，也包含了对于人文环境的相对集中的阐释。如果说地理意义上的环境是一种前提性的基石，那么，对于仡佬族而言，人文环境所内蕴的文化气息对于民族精神生活的形成，对于特定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追求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基质性作用，会通过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内化于民族的日常行为中。一方面，用仡佬族特色民俗阐发文化认同感。仡佬族作家通过对于仡佬族特有的祭祀、崇拜、风俗意象的文学化表达显现了民族的最为原始的情感特质。比如，王华在《桥溪庄》中通过对“石仡佬”开荒辟草，展现了“石仡佬”对土地深深的眷念之情；《傩赐》中通过仡佬族民族节日“桐花节”的盛大场面描写，以及先民傩戏事象与傩赐庄贫穷对比描写，既凸显出仡佬族的苦难历程，也展现了仡佬族人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正是这样的态度激励着仡佬人民走出苦难，促进了仡佬文化走向复兴。另一方面，用民族生存的苦难书写展现人性反思。

仡佬族所经历的时代的变迁是每一个仡佬族民众都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些历史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仡佬族民族文化的底色，并成为其民族文化不断更新、再造的内生动力。仡佬族作家大多生活于其间，对于仡佬族民族文化的体悟往往感同身受，尤其是民族记忆中关于民族苦难的表述通过传承成为作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进而触发了作家敏感的神经。他们要做的恰恰是通过对于生存现状、生存困难的回忆和记述，让整个仡佬族群冷静而达观地正视曾经的历史进而肯定人性的多样和复杂。无论是秋秋《傩赐》生命沦为碎片的悲剧，还是李作民《桥溪庄》人性被扭曲的无奈，都展示了仡佬族作家自觉的寻根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恰恰是仡佬族地域民族文化建构的根基所在。

（二）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构的约束因素

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构体现在民族认同聚合型逻辑约束、族裔话语意识形态约束以及族群女性区域性异化的逻辑约束等三个层面。一是民族认同聚合型转向的逻辑约束。众所周知，文化地理学注重文学表征与地域风貌的社会实证思路，它试图通过空间叙述解释权力关系关联与差异运作。尽管仡佬族民族认同与民族地理空间既相互生产又相互表征，基于“内在动员理性聚合型认同”逻辑的新空间建构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仡佬族的生活方式与道德秩序，要求仡佬族文化精英形成了新的认同性表述。这种认同性的文化表述，一方面是对于仡佬族自身文化的确认；另一方面是对于主流文化价值的归属性确认。诚如肖勤在《寻找丹砂》中指出，寻找的是一种民族的归属，这种对于相似性的提炼是一个“寻根”的情感认同过程，与此同时也是对于外在文化体系的应激性的认同过程。换言之，我们还能看出，仡佬族民族文化认同背后潜在的“认异”的双向互动逻辑。外在逻辑不应是常态，内在逻辑应该成为主流。实际情形是内聚型的认同逻辑规范以及价值认知过程本身，在仡佬族乃至整个贵州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被低估的现象，这对于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重构显然并非有益之举。二是少数族裔话语的意识形态约束。从本质上讲，少数族裔是一种天然的属性，是以自然体质为基础的形式，同样道理，仡佬族文化存在形式受制于主流价值意识形态的归化，自然地又需要融合进与自身特征不同生产体系中。这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族群划分，表面上是空间观念的差异，实质上是少数族裔自身身份认同的权力性展示。举例来说，王华在《傩赐》中通过对傩戏表演的环境特质细节性描写，消解“他者”视角中主流文化的优越感，并通过具体的描述转化为仡佬族文化内在的抵抗，从而在空间对立隐喻文学叙述中得到强有力支撑。赵剑平《獭祭》中老荒除了捕杀之外很少有语言的表达，他的人物性格遮蔽与凸显完全存在于对猎物的捕杀。实际上，老荒的失语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意识形态规训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基于自身所处层级的初步判断，做出了有利于自身的文化权衡与取舍。尽管这种行为本身具有扭曲的特质，但是，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中，他还是实现了自身价值和意思的语境化的自我认定。

显然，赵剑平试图通过“老荒”的自我认同的构造，来表述少数族裔主体空间语境的紧致，以及族裔话语象征空间的脆弱，而以词汇为基础的话语暴力背面，潜伏着的恰恰是针对少数族裔知识差异的驯服。三是族群女性区域性异化的逻辑约束。既然族群空间成为权力关系及其运作的文化场域，那么，族群中的女性因其独特的性别特质自然成为性别表述与空间表述的产物。诚如学者所言，少数族裔文化空间既参与了女性地位的塑形，其本身也是女性区域化异化的本源。传统仡佬族女性在空间中经验与认同已经被排除在外，当下，女性在仡佬族群中的表达形式更是形成了一种离散性质的特征。我们发现，仡佬族少数族裔的作家，尤其是王华、肖勤等女性作家，在她们文学化的表述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意弱化或者模糊了对于空间、时间本身的描摹，从而将女性的空间存在感放置于一个相对虚无的区域中。这种虚构的表达，一方面凸显出少数族裔女性漂泊无根的碎片感、无力感，便于读者从人性的广阔图景解读小说展示的仡佬文化及少数族裔女性的异化表象；另一方面，抛却道德与人文关怀来看，这样的写作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性对于整个华语体系关系网络的开放，便于作者表述保持一种对内对外相互协调的张力和向度。诚如王华在《傩赐》中对“秋秋”生存困境和精神磨难的种种悲悯情愫一样，我们强调仡佬族女性空间的区域化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当下仡佬族群女性现状的剖析，也是对于女性挣脱权力文化实践的肯定，尽管在当下的仡佬族群文化共同体，对于这种反抗本身仍然缺少有效的或者普遍意义的抵抗逻辑。

（三）空间重建对于仡佬族群的文化调适

诚如上述，仡佬族特定的文化地域空间规囿了仡佬族群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而生活于其中的仡佬族文化精英阶层则试图通过文化调适和价值再造实现文化结构的空间重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于空间的重建既包括现实层面对于物质世界、地理景观的重塑和挖掘，也包括想象的文化地理空间、历史记忆的整理和建构。从文化地理空间想象的角度来说，仡佬族的文化重构体现了族群本身对于历史记忆、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接续。正如安德森所说的，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族裔历史代表了一种事实与理想结合物……表现出让人审视起来较为亲切的共同体历史画像”。共同的起源、祖先、神话等历史元素成为“想象共同体”建构的关键环节。对于文化地理空间的再造则利于实现民族身份的定位，锻造民族历史连续感。王华在《傩赐》中写道，祖辈告诉傩赐人过桐花节，没告诉过傩赐人属于哪个民族。我们可以说，这是作家有意藏匿民族身份。因为在仡佬族群聚居地，不仅仅是仡佬族普通民众缺乏对于语言、服饰的认同，即便是精英阶层也缺乏对于本民族语言、服饰、文化活动传承的自觉意识。从物质世界、地理景观的重塑和挖掘，以及对于历史地理仪式再造的角度来看，仡佬族的文化空间也在实现一种文化调适意义上的细微转变。我们看到，传统意义上，仡佬族群中的地方中心性空间策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文化的和谐共处是不利的。传统祭祀的文化表征不自觉地呈现出一种精英与民众在认同领域的对立。诚如上述，仡佬族祭祖文化实践中精英利用族群、社会关系，使祭祀活动呈现出一种精英阶层与民众阶层不同的参与形式、程度、影响。

这样本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一种对于祖先的呼应，变成了“自上而下”的精英阶层操作的祭祀游戏。这样的结果是，失去了广大民众支持的祭祀仪式，尽管还存在着仪式性、庄重性等诸多表面的特点，祭祀活动内在的认同价值和文化建构意义却大打折扣，仪式本身也就失去了凝集精神的价值，身份认同的弱化又影响到地方文化空间重构，不利于仡佬族民族记忆、民族文化传承和接续。实际上，在诸多的仡佬族作家笔下，仡佬族祭祖仪式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他们在通过文学化的形式表达对于文化调适的价值。或者是一段文字描述，或者是一种巧妙的变形结构呈现出来，比如赵剑平《獭祭》中“老荒”的祭祀活动就是用小说的虚构形式解构了祭祖仪式和场所，使得“河边”这一自然景观变为类似于仡佬族族群文化中心景观。

篇3

1滨河带状绿地在城市绿地系统中的常规定位

1.1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进化史中，河流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些滨河而居的村落随着商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城市。但是，伴随着科技的进步，穿越城市的河流有很多已经不再扮演资源和物流通道的作用。其角色的转变似乎更能体现人类社会的事态炎凉。很少有人会怀疑每个城市都会有一条河流穿过，由于河流在城市中的功能和地位不同，城市管理者们赋予了她们不同的待遇，对于那些主干水系，由于富有人文情调和自然风光而得到城市的重视，这些河流的滨河地段往往是一个城市商业、文化、休闲的核心地段，在整个城市绿地系统中声名显赫，唯我独尊，比如上海的黄浦江，哈尔滨的松花江等等。

而那些支流，尽管在城市生态系统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其功能、名气、位置、自然风光等方面存在不足，那么在城市绿地系统中的待遇就差得多，有些居然沦为垃圾河和污水河。更有甚者被城市用地填埋，永久地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目前的城市管理者们由于经济和水利安全方面的考虑，将这些河流的功能定位于行洪河道、排污河道，与这些河流相邻的绿地变成了功能单一的防护绿地。在近几年的工作中有幸接触到了几条类似命运的河流滨河绿地改造，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些河流有幸等来了受到尊重的机会，这些河流绿地将和周边用地紧密结合共同为城市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1.2重视河流作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作用

从理论上说，我们应该学会理智地顺从自然的流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国家来说，做到这一点需要牺牲一些眼前利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会遇到一些阻力。但可喜的是所有的城市都接受了可持续的观念，并付诸实施。山东德州岔河风景区和临沂沂河两岸的景观设计就是这样的两个案例，本论文的形成就得益于在这两个项目设计过程中得到的启发。这两个城市的领导在城市发展战略中认识到了滨河绿地的重要性，同其他类型的城市绿地相比，滨河带状绿地的基础条件有着明显的优势。

第一、除已经规划的滨河城市绿地外（指河道防洪堤外城市预留绿地），由于不占用城市建设用地，如将其开发成休闲绿地将会减少大量的投资。

第二、生态条件优秀。每一条河流都是一条生态廊道，尽管在河道沿线上有一些水利设施的拦截，但洪水和带状防护林仍然有效保持了城市与外界元素交流的通道，来自乡间的清爽的空气通过河流廊道。在一些没有受过污染的河道中，优美的湿地，成片的树林为鱼类和鸟类提供了良好的栖居环境。相比于这些条件，一般的城市绿地由于多数都是孤立的斑块，彼此之间很难联系，因此在生机活力方面明显不足。

第三、水质有保障，亲水环境好。在南方的一些富水城市，由于水网密布，绿地系统中的水质基本由保证。但是对于干旱地区的城市，城市绿地中的水体一般都是通过管道和运河的形式引进水体，通过挖湖堆山的形式创造丰富的空间变化，形成优美的水体景观。河流与之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一个是活水，一个是死水，城市绿地水系的管理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第四、服务范围广，利于商业开发。一些著名的河流沿岸往往是城市商业繁荣的区域，这是和城市的发展历史相关联的。对于那些次要的河流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潜力，一条河流蜿蜒几十公里，穿过城市内部不同的功能区域。由于人们天生亲水的特性，一些休闲活动会集中发生在滨水绿地当中。如果以500米为标准的话，滨河绿地可以为相当大的城市面积提供休闲面积，人流的汇集必然能带来更多的商机，因此说提升滨河绿地的功能定位对周边区域的经济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当然，有优势必有劣势，河流季节性的洪水会对绿地内的设计产生影响。一方面为防护五十年一遇而修筑的大堤就会对景观设计产生不利的影响。另外，有关河道管理的法规对行洪区域的高秆植物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在植物配置方面只能点缀高大乔木，也不能成片密植灌木。这项限制对于利用种植和地形来创造变化的空间来说就很不利了。

2滨河带状绿地景观设计方法探索

2.1一个城市中的每一块土地都是城市的有机体

由于人们的功利要求，将一个城市的土地划分成大小不等的斑块，每一个小斑块都在欲望的驱动下不停的在跳动，每一个跳动的斑块都与其邻近的斑块发生关系，对于一条河流来说，由于其穿越城市的特性，当其定位从防护绿地转向生态防护、商业、休闲于一体的绿色廊道时，作为设计者应该至少就下列问题给出答案：

2.1.1这条滨河绿地在城市绿地系统中的性质是什么？

一般从水利上来说，流经城市的每一条河流都是流域治理的有机组成，其在水利上的分工大概可在行洪、分洪、灌溉、航运、排盐、纯景观等方面加以区分。如果从城市绿地系统功能上划分，作为有保护意义的生态廊道是所有河道的基本功能，除此之外这条河流本身的历史文化积淀、它所流经的区域在城市中所处的位置、滨河绿地邻接用地的功能都会对滨河绿地的性质产生影响。在一项设计动笔之前，必须抓住纲领，搞清绿地的性质。否则会造成后期设计中不必要的功能分区，造成投资的浪费。

[设计案例]德州市岔河滨水绿地景观设计

对城市绿地系统的分析：

德州市位于山东省西北部，素有“神京门户”，“九达天衢”之美称，地理位置重要。德州市市区现有人口44万，属于中小城市，在未来15年的城市规划中，岔河将位于城区的中部。岔河现属于排洪排污河道，德州境内全长为22公里。为推动城市新区建设和改变城市面貌，德州市政府决定对岔河城区段的景观进行改造，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为124公顷，其中现状水体面积16.2公顷，陆地面积170.8公顷。

在德州市区范围附近，从西向东共有三条河流，分别是南运河（古京杭大运河德州段）、岔河、减河，三者同属漳卫河南段。三条河流的现状基本功能都是排洪、排污。根据历史文化和城市区位的不同，三条河流应突出各自的风格，具有不同的绿地性质。

南运河应体现历史文脉的延续，岔河应体现城市文化与生态核功能的结合，减河体现远郊的生态休闲功能。本规划通过对场地现状条件及城市发展趋势等多方面条件的分析，将岔河风景区定位于：是德州市城市绿地系统和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的生态休闲廊道，同时，与岔河滨水区各功能用地相结合，岔河风景区还是德州市旧城区和城市新区之间一条重要的商业、文化廊道，是城市滨水区综合开发建设的重要内容。

2.1.2寻找与城市的关系

如果我们着手设计的对象是一个学校的花园或小区绿地，那么我们只需考虑小区的格局及业主的需求即可。而对于一个面向全市开放的带状绿地从交通分析上获得必要的信息对未来场地的组织至关重要，同时由于有许多跨河大桥，穿越绿地这会增加一种特殊的观赏视线，另外那条大桥是城市中最重要的桥梁，也会对绿地设计内容产生影响。通过交通分析，可以确定带状绿地的出入口位置，出入口的规模、哪些区域会产生商业价值。

除了对城市交通系统的分析之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临近用地的现状功能及未来建设情况，一般可结合城市的总规或详规解决这方面的内容，通常这种以休闲为主的全开敞绿地不同于一些主题公园，临近绿地的城市用地性质直接对绿地内部的设计内容产生影响；比如说邻近的用地是居住区，那么你可能考虑一些儿童活动设施或场地在这里，因为早晚时间大人会带着孩子就近玩耍。如果邻近的用地是一片工业区，那么在这里设人流集散的场地就是多余的投资。

[设计案例]德州市岔河滨水绿地景观设计

交通系统及外部用地功能分析

四条东西向城市主干道跨越风景区，从南到比分别为堤岭桥、东方红桥、三八桥、天衢桥，均为双向四车道，其中堤岭桥所在东风路是进出城市的主干道。八条城市交通副线尽端抵达风景区，其中一条路名为“文化路”的附道，该路与旧城新湖风景区相连，是非常热闹的城市生活性干道，后来设计中我们在这里设计了主入口。

综合考虑场地外部交通以及周边用地功能的要求，对整个风景区进行如下的分区：

城市文化展示区：位于堤岭桥—东方红桥区段的西岸，大堤两侧。规划希望该区是人文活动的主要场所，原因是这里位于东风路和东方红路这两个城市最重要的交通干道之间，是城市文化的最好的展示窗口。另外其外部用地以居住区为主，因此在景观设计上体现开阔、简洁、大气，是城市尺度和城市人工构成风格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的有机楔入。

生态休闲活动区：该区段外部为二类工业用地。因此在设计中以湿地、卵石滩、微丘、观光果园等景观为主，河的岸线曲折自然，偶尔点缀野生花丛。该区段以静、雅为主，满足人们亲近自然的愿望。

居住康体活动区：由于该区段周围的用地功能主要为教育用地和居住用地，因此在自然优美的环境基础之上，开辟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场地是这里的主要设计内容。

2.2尊重场地

从生态学角度讲，滨水区域是一个具有生物多样性特性的区域，和城市内部预留的公共绿地有很大不同。由于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在生态伦理、生态价值方面的基础教育普遍不足，因此很多未经保护的河道已经丧失了自然面貌。原因很简单，他们成了城市经济活动的牺牲品。如果一个设计师具有生态价值观的话，那么在现场调查中，看到一片幸存的湿地，一处小小的候鸟栖息地都应在未来的景观设计中设置一处保护区域，为这些具有未知价值的场地留有发展空间。关注每一条河流在长期自然过程中形成的地形、植被等自然要素及其组合结构，如：曲流、深潭、浅滩、河漫滩、积水沼地、阶地、三角洲等，结合这些自然细节结合水岸设计，本身就是最具特色的滨水景观设计。

[设计案例]临沂沂河两岸景观规划设计

场地分析

沂河是临沂市境内第一大河流，发源于沂源县三府山。在临沂市蓝山区沂河及其支流汇合在一起，形成宽阔的水面河流流速减慢，大量的泥沙淤积成大大小小的椭圆形沙丘，这些沙丘上长满了丛生的灌木柳，景色非常优美。由于水利部门担心影响行洪，这些自然形成的湿地景观被大量清除，所剩无几。

针对这种情况，在设计中我们强化了这一生态要素，将人工的岸线拆除，改成生态护岸，同时人工恢复一些湿地岛景观。通过科学的论证，水利部门同意了我们的建议，这些富有生机的小岛从此在沂河两岸复苏。

2.3文化的引入

拥有悠久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种骄傲的情绪充分反应在景观设计行业中。每个景观规划项目的设计建设方都希望有一个好的文化内涵在里面，尽管滨水绿地只是一个具有休闲与商业功能的用地。为了避免在文化引入方面生搬硬套，牵强附会，那么对河流本身的历史和人文故事的挖掘工作就必不可少。

[设计案例]德州市岔河滨水绿地景观设计

拥有悠久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种骄傲的情绪充分反应在景观设计行业中。每个景观规划项目的设计建设方都希望有一个好的文化内涵在里面，尽管滨水绿地只是一个具有休闲与商业功能的用地。为了避免在文化引入方面生搬硬套，牵强附会，那么对河流本身的历史和人文故事的挖掘工作就必不可少。

[设计案例]德州市岔河滨水绿地景观设计

首先对岔河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岔河是利用历史上黄河九河即道之一的沟盘河故道修筑的一条分洪河道。同时我们在风景区水源的设计之中从沟盘水库中提取了一部分黄河水。那么在公园的出入口的位置我们利用一片石刻给市民讲述了岔河的历史，同时又告诉他们这样的事实：黄河水回来了。在刻石上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天水钩沉叹盘虬再现。诗中的“天水”指黄河水，古诗云“黄河之水天上流”。黄河水又以盘虬之姿重回故里，看到德州的变化，他也会衷心赞叹这里的变化。水体景观是风景区设计的一大特色，本设计将原有的河道拓宽，形成平均185米宽的水面，将钩盘河水库的黄河水注入，在七里庄和上游分别设拦河坝和橡皮坝，形成大气、开阔的水体景观。由于拓宽了河道，增加了行洪断面，提高了蓄洪能力。

另外一处的文化引入就是“千年搏弈平台”的设计。从德州市城市景观格局中可以发现两片大型的公共绿地，一个附属于新城核心，一个附属于老城核心。在这两片核心绿地之间画一条线，这条线和岔河的交点就在我们设计的规划区内，这个交点记载了德州城市文化发展史，因为这里是新旧城市的跨越点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个交点被设计成主入口广场，具有庆典和纪念的意义，它的名称就是“千年搏弈平台”，在这里将纪念这个千年古城发生的一些大事。在广场的铺装上，镶嵌了12块圆形的棋子，每个棋子上面纪录一件德州城市发展的历史故事。

[设计案例]临沂沂河两岸景观规划设计

沂河是临沂的母亲河，与沂河相关的故事千千万万。每个故事都很动听，但是不可能各个去表达。但是我们抓住了一个城市文化的纪念地。那就是沂河及其支流的四河交汇口，这里的地形被当地老百姓形象的称为是一支展翅欲飞的凤凰，同时在四河交汇口的旁边就是临沂的古城，古城的城墙与道路围合的构图就像一只负重的乌龟。在很早以前民间就流传龟托凤凰的神话，也许就是这种特殊的城市景观为临沂造就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和美好的故事。根据龟托凤凰的城市传说，我们利用现场的湿地设计了一处生态观光园，其中人流集中活动场地的造型就是一个凤凰的抽象图案，而那些湿地观赏的木栈桥形成龟背纹图案，人们在这里游玩的时候将会重温这段神话。

3经验总结

滨河带状绿地还会有其他不同的类型，本文结合亲自设计的两个项目总结出的一些设计方法肯定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有些基本原则应该适用于全部类型的滨河绿地，那就是生态第一性原则与亲水性原则，抛弃这两项原则的设计一定会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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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授到有关地理环境部分的内容时，可以用人们所穿的不同服饰作为课堂例证的素材。比如在讲到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第二章中的常见气候类型时，可以给学生展示一些不同气候地区的人们的服饰照片，如：我国地区藏民的“藏袍”；热带雨林中土著居民的原始服饰；阿拉伯地区的人们的白色长袍；我国东北地区人们冬季的皮草等。然后让学生结合不同地区的服饰特点，推导他们所在地区的气候特征，最终得出该地区的气候类型。不同地区服饰照片的展示，既调节了课堂气氛，又让地理课堂变得更具有生活化。

2.从“食”中来由于地域差异

水热组合特征不同，导致不同地区农业发展类型不一致。在讲授到必修二第三章有关“农业的区位选择”时，我事先掌握了我们班有南、北不同地区的外来人口的子女就读，在课堂上我就请他们各自介绍一下家乡的饮食习惯。比如，南方的同学喜欢吃米饭、甜食，而北方的同学喜欢吃面食、辣椒，然后我再进一步地引导学生去思考：为什么不同地区人们的主食不同？从而推导出不同地区的农业区位选择的差异造成人们饮食上的选择差异，最终得出结论：“南稻北麦”“东耕西牧”。

3.从“住”中来民居的样式、材料常常受到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

在复习中国区域地理时，可以给学生展示我国不同地区的房屋图片，如：内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包；黄土高原的窑洞；北方地区的平房；南方地区的斜顶房；云南的竹楼等，然后提问：不同地区的房屋的显著特征是什么？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什么？从而推导出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差异。为了活跃课堂的气氛，增强学生乡土地理的意识，我特意到我们本地的古镇上去拍摄了几张老式民居添加到课件的图片素材中去，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4.从“行”中来在地理学科中

人们的出行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在讲必修二第五章“交通运输方式的选择”时，我给学生创设了一些生活情境，让学生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合理的交通运输方式。如：（1）从哈尔滨到广州参加贸易洽谈会，要求次日必须到，可供选择的合理的交通工具是（）。（2）从重庆到武汉，沿途观赏三峡风光，可供选择的合理的交通工具是（）。（3）从密云水库运20吨活鱼到北京，可供选择的合理的运输工具是（）。（4）从太原运200吨煤到武汉，可供选择的合理的运输工具是（）。（5）从天津到上海运一万吨海盐，要求最经济的方法，可供选择的合理的运输工具是（）。从以上生活情境中，学生可以总结出交通运输方式选择的原则，

二、到生活中去，学以致用

在新课程的教育理念中，特别强调要“以人为本、回归生活、注重发展”。而学习地理的目的，就是要发展、完善生活。所以要将学生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返回到生活中去，要学以致用。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地理课程标准》中所提出的要求：“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那么，如何让学生把所学到的地理知识真正地运用到生活中去呢？笔者在教学中做了如下的探索：

1.创设生活情境去体验创设生活情境就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运用相关的教学用具和教学资源，去模拟生活场景，使得地理课堂教学更加贴近生活，使学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加强直观的感知，让每个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到地理知识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举例如下：衣：比如在学习完我国气候的降水特征后，我给学生创设了如下的情景剧：请一位同学扮演一位美国的中学生，利用假期来中国参加夏令营活动，8月1日刚到北京就遭遇了一场暴雨，于是匆匆忙忙买了一件雨衣穿上。8月10日，该同学又去了乌鲁木齐游览美景，在乌鲁木齐的三十天内一直没有下雨，雨衣反而成了累赘，于是他就将雨衣送给了当地的一位小朋友，然后启程去了广州。可是没想到一到广州他又遭遇到了持续的阴雨天，他气愤地冲天呐喊：“这是为什么呀？”观看完表演后，请学生根据已掌握的我国降水特征来帮助这位外国朋友解答这个问题，并告诉他正确的做法。课堂教学生活化情境的创设，让学生更直观有趣地感悟到生活离不开地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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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样本体系及指标选择

按照学生对资源内容需求和资源设计需求，及其对应的资源和资源设计的常态形式，设计了调查指标。问卷调查要能够反映不同年级、性别等学生的评价意愿。按照样本分层抽样、交叉控制配额等原则，考虑样本误差和成本，每个校区为40数量样本，并对调查员也进行相关的培训和具体的要求。

三、调查结果与数据分析

1．学生对资源呈现格式需求程度调研

不同年级的学生对数字化资源呈现格式需求存在差异性。大多数学生认为课件、音视频是数字化资源的主体，其中高一年级学生认为文本资源和课件资源是主要部分，分别占到25%、28%，因为高一年级是学生进入高中的起始阶段，数字化学案是高中教学的主体，可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课件资源具有显著的交互性，可以提升学生的问题意识；高二年级教师侧重于文本和音视频资源，因为高二年级是学生学习最不稳的阶段，重视音视频资源，可以提高学生注意力。市级高中学生侧重于图表和文本资源，占到64%，因为社会对市级高中学生的考试升学期望值比较高。从表中还看出，游戏资源已成为学生需求资源的一部分，说明对学生情趣资源的研究十分必要。

2．数字化资源呈现的常态形式调研

学生认为数字化资源呈现的主要常态形式是巩固练习，占到35%，应试教育仍是数字化媒体应用的关键；PPT课件比例占到24%，课件比例23.4%相当，表明多媒体课件有助于学生的交互式学习，课件是学生自学学习的重要资源；音频、视频虽然只占到17%，但也反映出高中学生对此数据不太满意，因为学生认为音视频教学可以激发自己学习兴趣。作为学科重要价值的图表资源占24%，而学生对图表的需求仅占17%，反映了学生对图表认识不足，说明作为学科符号的地图尚未引起学生的足够重视。

3．学生对数字化资源设计需求调研

学生对实验探究型资源设计和交互型资源设计关注度很高，占到60%，原因是实验型资源和交互型资源图文并茂、丰富多彩的学习特点，易于学生自主学习和主动学习。游戏探究型资源占到16%，学生喜欢游戏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娱乐性，更在于它的模仿性与现实性、新奇性、有趣性，它能够引发挑战和好奇心。批判实践型和个性表达型分别占到13%和11%，说明学生注重自身个性的张扬和思考力、观察力、表现力的表达，这些隐性的能力恰恰有利于学生思维的训练和创新性能力提升，因此教师要重视学生的个性表达。

4．数字化资源设计的常态调研

操作交互型和方案设计型比值都比较高，共占到53%，说明教师注重数字化资源的预设。但同时对叙述展示型关注度占到20%，说明教师主导主体双重身份的地位仍未根本改变。探究推理型的试题占到12%，说明不少教师已经认识到探究型学习设计对于改变学习方式、培养学生创新力、想象力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比例还比较低，表明教师缺乏对探究型资源的设计能力。

四、调研结论与建议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依靠资源建构知识的过程，课程资源开发正成为学校的课程教学改革中心、课程设施资源中心、问题探索研究中心、天赋特长体验中心、拔尖人才培养中心。因此，基于资源开发的教与学，探索出方法服从内容的学习方式与教学模式，有利于课堂深入改革与师生发展。数字化资源是信息化时代学习的重要方式，而数字化资源开发与设计直接影响到数字化学习的质量。因此，按需开发与资源定制是实施素质教育和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最为迫切的需求，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1.按“需”推送———针对学生需求精准开发多样化资源

调研数据发现，当前数字化地理教学资源比较丰富，但是缺乏有效组织，过多的数字化资源造成过多的选择，超出学生查阅和选择的可接受限度，需要对数字化地理资源按照不同年级学生的需求进行整合与归类。

（1）突出数字化文本资源的开发———高中学生

数字化文本资源是指经过数字化处理，可以在多媒体计算机上或网络上运行的多媒体文字材料。数字化文本资源有学案、巩固案、学习辅导素材等，学生便于巩固和检测自己的学习效果，因此所有高中学生都很关注精品性的电子文本。

（2）注重数字化游戏资源的开发———高一年级

高一年级学生刚进入学校，游戏资源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游戏式学习使学生在利用地理课件玩游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掌握地理知识、地理规律等，游戏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模式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游戏中掌握所学知识。

（3）加强音视频资源的开发———高二年级

高二年级学生既没有高考的压力，也没有高一时的新鲜感，上课时会出现走神、开小差现象。影像多媒体能实时观察事物的变化过程，掌控发展状态；声音色彩等因素能让学习者感觉身临其境，建立共享经验，学习者的多种感官受到刺激，学习效果提高。

（4）精选地理图表资源的开发———高三年级

地理图表资源体现了学科特色，不仅是地理环境的镜子，还是发现地理问题的窗口，更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质疑能力的杠杆。对高三年级学生要重视图表资源的开发，让学生做到识图、绘图、画图，通过图说、图释、图文互换、图表互换，追求心中有图的创新境界，培养观察与思考的习惯与能力。

2.因“材”订制———针对学科特点强化数字化资源设计

现有的数字化资源建设注重学科特点，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数字化资源设计，并围绕“资源支架、学习支架、思维支架、问题支架”对教学进行了逻辑化设计。探讨地理课程资源开发促进有效教学的教育意义和教学意义，坚持由课程资源的集散地转向课堂资源交互研究，是资源开发的根本选择；在模式建构中，重点是模式建构和策略应用，因为这两点最富有有效教学的内涵，最能体现主体的生命力量，促进主体生命超越。

（1）数字化实验探究型资源设计

数字化探究型实验教学是学科专业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使用探究式的教学方法、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注重基础与前沿、经典与现代相结合，虚拟仿真与真实体验相结合，基本技能规范训练与创新能力培养相结合，有效地提高学生探究能力。由于地理事物的宏观性和联系性，不能在真实世界中借助多种资源开展探究活动，需要在数字化实验室里解决一系列科学探究问题，主要模式有猜想-假设-验证。

（2）数字化游戏探究型资源设计

通过游戏资源在各个学习环节检测学生学习情况，为学生学习指明方向。自主练习支架创设的关键是游戏支架设计，核心是图文转化的设计，对图文转换试题的设计是否准确可以评价学生对基本技能的掌握与解决问题的水平，主要有游戏规则、角色扮演、游戏任务等模式。

（3）数字化操作交互型资源设计

数字化交互式微视频教学资源运用多种数字化学习资源，使学生可无限次的反复观看并操作视频学习知识，提高了学生对此类知识的学习兴趣，主要有反复操练与练习、咨询、指导等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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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指标的地理学科特点不明显，评估指标大同小异。

多数高中地理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指标选取较为笼统，没有结合地理学科的特点进行设定，有的甚至可以适用于其他学科的课堂教学评价。

2.评估指标较详细，评价要素较多。

指标体系一般分为两级，各项指标的权重一般在10%以下。

3.重视地理教师活动的评价。

我国中小学教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教育信念“:教师的教”等同于“学生的学”。所以，课堂评价首当其冲的是教师的教的评价———教学思路、教材处理、教学方法、教学技巧之类。具体表现为，评价标准中所列的各项内容基本集中在教师方面，体现出对教的强调和重视。

4.指标的直接可观测性不强。

我国多数的课堂评价指标体系建立采用的是理论演绎方式，从好课应达到的标准出发，对课堂教学的构成要素逐级分解，但最低一级的指标只是定性的描述，不是可观察的指标，容易导致不同的评课者对同一堂课的评价结论相差很大。

二、高中地理课程目标要求及评价建议

高中地理课程的总体目标是：要求学生初步掌握地理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获得地理基本技能，发展地理思维能力，初步掌握学习和探究地理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术手段；增强爱国主义情感，树立科学的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念。新课程标准提出了对未来公民在学科教学中的总体素质要求，明确了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来把握课堂教学目标、组织教学内容、设计教学过程等。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学生，是学习的积极参与者、教学过程中的合作伙伴、自主学习的主体，是教学效果的体现者。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中的评价建议中指出，在教学活动和学习评价中要重过程、重应用、重体验、重全员参与。评价应以学生发展为本，发挥其激励与发展功能，使学生从评价中获得成功的体验、激发学习兴趣、积极参与学习活动、提高地理学习水平。

三、高中地理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本着“生本化”的指导思想，结合地理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和评价建议，笔者构建了一个全新的高中地理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本体系密切联系地理学科特点，侧重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以学生的学习过程及学习目标达成情况对地理课堂教学进行评价。构建该指标体系旨在通过评价改进课堂教学，以达到新课标的总体目标要求。

1．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高中地理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是保证准确、全面、有效地进行评价的基础。关于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国内一些学者研究的比较透彻，值得借鉴，其主要观点为：普适性原则，明确性原则，简要性原则，直接可测性原则，整体完备性原则，地理学科性原则。除此之外，结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笔者认为在新的指标体系的构建中还应包括“生本化”原则，即新课程课堂教学评价要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本，体现以学生的学习效果来评价教师教以及课堂教学质量的“以学论教”的评价思想，强调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呈现的状态为参照来评价课堂教学质量。

2．评价指标的选取

根据指标体系设计原则，参照高中地理学科的特点，依据中学教育教学相关理论，以及教育相关政策要求，并听取了大量高中地理课堂教学案例，笔者采用理论推演法和目标分解法，推演出了高中地理教学评价指标（含评价要点）。地理课堂教学的基本要素为教师、学生、教学过程，而教学过程中的具体活动又可以分别归入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范畴，因此本评价指标体系将一级指标确定为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两项。教师行为包含三项二级指标，分别为教师基本功、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师基本功作为教师必备的基本素养是课堂教学评价必不可少的；教学内容是课堂教学评价必备的要素，因为教学内容的正确、科学是一堂好课最关键的前提；教学过程主要针对的是教师方面的行为，从评价要点中可以看出主要反映的是教学方法及教学策略等方面的内容。区别于传统的评价表，本评价表没有将教学方法作为评价指标单独列出，对其的评价主要反映在教师行为中。学生行为是重点评价的内容，其二级评价指标包括兴趣状态、思维状态和反馈状态三项。兴趣状态主要反映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热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的兴趣状态是决定一堂课成功与否的关键；思维状态反映的是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状态，反映的是学生是否真正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而不只是流于形式；学生的反馈状态即为学生通过本堂课的学习所发生的改变，反映的是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是评价的重点。评价要点制定的依据是新课改的“三维目标”。

3．计算评价指标的权重

采用AHP决策分析法，分别计算出各级指标及评价要点的权重。但为了简洁和计算方便，各评价要点权重取近似值。经过一致性检验，各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4.课堂教学质量综合评判方法教师或专家在使用本课堂教学评价表时，评价要点权重仅供打分时参照，只对每项二级指标进行综合打分，满分为100分，将各项二级指标得分分别乘以各自权重相加得出一级指标得分，最后再乘以一级指标得分并相加，即为该评价人员对本堂课综合打分。如某位评价人员对本堂课教学基本功，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学生兴趣状态，思维状态，反馈状态的打分分别为86分，85分，88分，82分，80分，85分，则这位评价人员对本堂课的综合打分为（86*0.105+85*0.258+88*0.637）*0.325+（82*0.200+80*0.200+85*0.600）*0.675≈84.6分，最后将每位评价人员对本堂课的综合打分取平均值即为本堂课的综合得分。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学习效果无法在课堂上即时体现出来，或者有的指标不易在课堂上直接观察，比如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进行评价，主要采用调查分析法，即在评价理论指导下，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收集评价对象的有关资料，经过比较分析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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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学困生发展策略与语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简介]韦美日（1964―），女，广西环江人，硕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

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课改实验的“泛人文化”，表现为在公开课或是教学竞赛中，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语文知识、技能的传授、训练；一边是学校的常规教学中的“去人文”，表现为课堂教学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扎扎实实进行应试能力训练，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当成可有可无的内容，随意增减。

一、语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矛盾现象背后是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语文课堂教学僵化、老化，局限于狭小的语文课程，受制于语文教学的狭窄空间，不能进行真正的跨学科、跨领域、面向生活的语文综合性学习，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语文教学实践的功利化取向

语文课程改革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有其内在联系，即语文课程实践中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侵蚀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理性价值取向，导致对语文课程理念的浅表理解，或者是误读。在教学行为上则表现为阳奉阴违：在展示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实验课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内容，贴近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会获得比较高的评价；在常规语文教学实践中，认认真真落实语文知识点，尽量吃透语文考试的内容，在各种语文考试中成绩优秀，会得到大家的承认。这种过于功利化的语文教学活动必然走向经验性和机械化，轻视排斥理论指导，惰于实践创新，消解语文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语文课程改革旗帜掩护下，走的是应试教学的老路。

（二）语文教学内容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单一化

要摆脱语文教学的经验性和机械化的惯性倾向，语文教学就不能只顾在自己的领地上埋头耕耘，还需要具有宏观的、全局的战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未来谋划，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运筹帷幄。语文教学立足于语文素养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实验课中表演人文性，语文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也不只在语文课本和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其途径和方法是无限多样的，需要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同学科的理论可以为语文教学开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所关注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语文课程资源提供可参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引导语文课程实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及其发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苏联专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间，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讲学。期间，我国学者林耀华与他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全面地运用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踏出了此理论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开始继续此项研究，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2]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1]林耀华先生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罗吉华文章所说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国的人类学家用苏联专家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在研究实践中修正完善这一理论，使之更贴近中国民族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这一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延续。50年代，林耀华先生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结合东亚各个经济文化类型的情况，区分了三组经济文化类型：第一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起着主导作用的类型；第二组，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第三组，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3]他还对每一种类型的特点及分布范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建立和运用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优点是将研究置于东亚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有一个中观的认识角度，选取了每一类型中的典型进行描述，加深了对某一类型的特点的理解和认识；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国领土上的56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内部，了解其具体的生计方式，区分其经济文化类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没有构成一个细节完备的逻辑体系。

林耀华先生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在原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实和完善。首先，阐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含义及其作用，强调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在学科理论方面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论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规范，为正确理解和实际运用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阐明了其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论意义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内容方面和现实生活领域，有效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强化其实践意义，把它从纯学科的认识论逐步发展为能为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与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所提出的内容框架相比，《民族学通论》区分了类型组里面的具体类型。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包含两个类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第二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分为四个类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第三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区分出六个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最后一种类型还区分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4]

《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的内容相比较，有三点不同：第一点，类型组名称有变化；第二点，类型组中的典型变成了具体的类型；第三点，各类型的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综合性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三点变化把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从东亚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因而从名称到特点都更符合中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特点，历史以来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突出了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其不足之处是由于顾及到经济文化类型的综合性特点，虽然提到了建立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四个内容，但在具体阐述内容时，没有对构成这种综合性的具体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相应的描述，即其类型内部的基本结构仍然有待完善。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中的应用

在哈经雄、滕星先生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学通论》第四章第二节《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中，在林耀华先生所下定义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对世界民族及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一个粗线条的分类，然后对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进行初步探讨。”[5]这里区分出四个经济文化类型组，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二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三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第四组，现代化工农牧业类型组，包括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视角，其内容的特点也很鲜明，第一点，从“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来区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与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应，吸收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中观视角并赋予时代特色；第二点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重点不在于构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而在于探讨其特点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论题的优点是简洁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视界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核心内容，其不足在于宏观角度必然要牺牲许多具体的内容，而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的许多特点是要通过具体细节才能得到精确反映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实践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分更加能体现中国区域民族分布的特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它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但在民族学的发展和民族学研究中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其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立足于本地的物质文化基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民族学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4]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要从认识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开始，进而认识其物质文化的特点，这一认识途径对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来说尤其有价值，因为它是自然的馈赠和历史的遗存，不须投资。广西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丛结。”[4]这是与民族地区学生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类，水稻种植的知识，干栏式建筑的特点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语文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物质文化的认同。不仅如此，本地物质文化资源进入语文课程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语文课堂气氛，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成效。

（二）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

对世界民族的分类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但各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语言谱系法，能准确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及接近程度，但却不能标出各族群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和生计方式的特征，这正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长处。[4]就是说，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语文课程资源的无限广阔性，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如果局限于本学科领域，课堂教学中一味强调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语文味”，只重视“语文”的课外读物，或者只圈定在“语文教学辅助材料”的范围里面，那么语文教学就很难逃脱没有“文化”、脱离现实生活的宿命。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及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语文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领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再以“语文”为核心，对这些知识和方法进行整合，成为语文课程资源。

（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要重视背景知识的运用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重视对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比较，其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排列就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特征。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执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也是考虑到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类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就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地方乡土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知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否则三级课程体系的建构就失去了实质意义。语文课程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语言文字的正确应用不但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事情，还有语言文字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也只有关注了语言文字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语文课程作为各门学科的基础才名副其实，才能在三级课程体系中发挥它的基础作用。“纯语文知识”的教学，其实只重视语言形式方面，而抛弃了文字的丰富内涵，是缺乏“文化”的语文课程，无法完全承担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任务。

（四）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

“了解作为人类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背景的经济文化类型，必然能使体质人类学的认识途径得到丰富。”[4]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可以开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应该重视作为课程资源基础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认识和研究，重视在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开发的语文课程资源的原始材料的积累。这些资料应该把已有的体质人类学、民族志的资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也应包含物质文化，如民居、生产工具等要素，要透过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去理解和传承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语文教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内容，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另外，为了使经验的积累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即使是有亲缘关系的交叉学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其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能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而不是解释相关学科的事实和现象。希望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摆脱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惯习，最终会使自己处于缺乏适切的解释框架的状态，无法建构一个能充分阐述学科特点的理论体系。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目前就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要有所作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只是手段，目的还在于，在积累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民族地区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才会走上有序发展的道路。

（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仅本身就注意环境、地域和经济、文化的综合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与之相辅相成。”[4]因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这种独特视角和研究路线，使其区别于民族学的其他理论，对中国民族经济文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为其他学科领域的借鉴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运用于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领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与经济文化类型的契合度。语文课程标准所阐述的语文学科的特点，即人文性、实践性、具有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适用于国家课程体系，而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适用于地方、学校课程体系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的转换、兼容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历史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变迁问题，这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结合点。

（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发展指向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本民族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轻文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点”。[4]应该说，这不仅是民族学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在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和鉴别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供了有实用价值的标准，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第二，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第三，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变迁的特点。按照这一标准，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区的乡土知识都适合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其实就是一个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过程，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标准的确定就是一个关乎教育哲学的问题，是民族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而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则是各学科当前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学研究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对作为同样关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而言，它所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把服务于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为立足点，关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语文学科的需要出发，有效整合多学科的知识与经验进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就有可能有效解决当前语文课程实施中的经验性和机械化倾向，走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6（3）：80

[2]罗吉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与民族地区地方性校本课程的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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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文化兴盛是对历史上茶文化吸收和发展的结果。茶文化在唐代最终形成，得益于佛教的大发展、科举制度的完善、唐诗的繁荣、贡茶的成制、政府的倡导等因素。

1、佛教的大发展和推动佛教的大发展为茶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而佛教中的禅宗兴盛直接推动了饮茶风俗的广泛流行；茶禅互动，相互吸收和促进，茶文化得以产生。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云：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713-741年)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泰山灵岩寺降魔师大兴禅教就是这个时代的反映。晚间不食不睡，甚为难熬。为求功德圆满，修身养心，禅宗功夫坐禅就需要脑清神健，而茶既解渴又提神，与坐禅的意境完全合拍，因此成了坐禅的好伙伴。唐人李咸用在《谢僧寄茶》中说：“空门少年初志坚，摘芳为药除睡眠”，可见茶叶与禅的结合有其客观必然性。既然出家人热衷于以茶助禅，以茶助功，民间信徒必仿而效之，此风因此不胫而走。唐代有一大批僧人种茶、采茶、制茶、饮茶，许多名茶产于名刹，许多高僧都是著名茶人。

2、科举制度的促进唐代用严格的科举考试来选才授官。朝廷特命以茶送到考场，以示关怀，所谓“金銮故例，翰林当直学士，春晚困，则日赐成象殿茶果”。如元稹《自述》(一作王建《宫词》)：“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这种科举制度中最高规格的考试，也以茶助考，每一位有幸得到赐茶的人每不感到无比自豪，其轰动效应也更大。这说明科学制度中赐茶的普遍性。

3、唐诗繁荣的影响文人作诗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要求作者头脑清醒，文思如泉。而茶能助诗兴，发文思，所以吟诗与饮茶有机结合起来。唐代著名诗人无不饮茶，有些人还把饮茶与吟诗有机联系起来，这种例子俯首皆是。文人吟诗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茶道茶艺、茶性茶德、茶情茶谊、茶俗茶礼、茶事史诗等，同时对茶树生态环境、造茶技术、煮饮技艺、名茶、贡茶、茶政和贸易等都有涉猎，内容丰富，词句优美，从侧面反映出唐代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据不完全统计，唐代茶诗有391首，作者113人，这与唐以前各代偶有所见的茶诗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4、封建政府的倡导主要表现为以朝廷为首的各级官府提倡饮茶，主张以茶代酒，贡茶、赐茶的盛行等方面。中唐以后各皇帝大多好茶，为提神消食、治病，便向民间搜刮名茶贡饮。唐代贡茶有2种，一是选择各地所产名优茶进贡，二是在茶源丰富，茶质优良，环境优美的地区设立贡茶院造茶进贡。丰富的贡茶，既满足了朝廷饮用需求，又可进行各类赐茶。唐代皇上向各级赐茶已成为示宠的象征。妃嫔、内侍、公主、学人、举子、军人、官吏、王公贵族等都成为赐茶的对象。得到皇帝赐茶的王公贵族更是感激涕零，视为殊荣，誓死图报。皇帝如此重视茶，茶就被作为一种礼仪用于和亲以及固边强国之事上。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陪嫁之物中就有茶叶。《政教鉴附录》云：“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嗣后与吐蕃及回纥的茶马贸易，既有礼遇周边少数民族，以茶惠及边民的内容，也有强国固边的深层次考虑。

二唐代茶文化的主要表现

1、茶文化形成的基础十分厚实，饮茶非常普及。这是茶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也是茶文化普及的必然结果。从地域上看，唐代饮茶风习第一次成了真正意义上全国性的“比屋之饮”。尤其是北方，本来“初不多饮”，开元(713—741年)以后，僧人饮风大盛，为此北方许多地方“多开店铺，煎茶卖之”，这种“始臼中地”的饮茶风俗，很快与大唐文化一起“流于塞外”。饮茶地域性的消失，是饮茶文化作为全国文化出现的标志。从饮茶所属人员看，皇帝嗜荼，“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文人嗜茶，僧人嗜茶，道士饮茶，军人饮茶，甚至“田间之问，嗜好尤切”。饮茶没有身份地位的象征，成为一切人的嗜好。从作用来看，茶被看作生活的必需品，所谓“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人们对茶“溺之甚”，简直达到“穷日尽夜”的程度。没有饮茶的大普及，不会有唐代茶文化的发展。

2、有了一整套制茶、煮茶、饮茶的专门工具和成熟技术，突出表现在陆羽《茶经》的有关论述中。可见，唐代茶事是一门艺术，对茶叶的外形、色泽、茶水香味、滋味、煮水、茶具、柴火、饮茶环境和方式均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他们追求的是茶叶要好，制茶要精，煮茶要术，饮茶要美，要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出现了包括茶学专著在内的一大批茶文献、茶文学。《茶经》面世标志着茶学和茶道的形成，它在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嗣后裴汶的《茶述》、张又新的《煎茶水记》、苏虞的《十六汤品》、温庭筠的《采茶录》、王敷的《茶酒论》、毛文锡的《茶谱》义从不同的侧面共同塑造唐代茶学界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大批诗人用自己饱含深情的笔，写下了数百首茶诗。这些茶诗或呕歌饮茶的美妙，或表达赐茶赠茶后的喜悦心情，或寄托对茶德的思考，凡此种种，都表达了对茶的热爱和追求。唐至五代以茶诗为中心，包括茶散文等文学著作的大量出现，为茶抹上了浓浓的文化韵味。不仅如此，还出现了茶画。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箫翼赚兰亭图》是世界最早的茶画，画中描绘了儒士与僧人共品香茗的情景。阎立本另绘有《斗茶图》，形象地表现了唐代的饮茶风俗。初唐周防的《琴啜茗图》大约是当时宫廷仕女茶道的最早表现。张莹的《明皇和乐图》是一幅宫廷帝王饮茶的图画。佚名的《宫乐图》描绘宫廷妇女集体饮茶的场面。这些画对烹茶、饮茶具体细节与场面描绘得比较具体、细腻。此外，杂著中也大量出现茶的内容。可见茶学家、诗人、文学家、画家、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都拿起自己的笔为茶文化的繁荣而辛勤耕耘。

4、饮茶仪规和茶道的出现，饮茶上升到精神层面。饮茶发展，有所规则，是从唐代开始的，这主要体现在《茶经·六之饮》中。“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以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除了普通饮茶仪规外，唐代已经形成宫廷茶文化圈、文人茶文化圈、大众茶文化圈、僧侣茶文化圈，不同文化圈的人饮茶自然也就有不同的规则。茶道的创立则是唐代饮茶文化的最高层面，即精神方面的内容，这是唐代茶文化的突出表现。陆羽创造了以“精行俭德”为中心的茶道思想，只不过没有使用“茶道”这个词而已。诗僧皎然首次提出了茶道概念，把品茶过程归纳为3个层次。卢仝又在《走笔谢孟涑议寄新茶》中生动描绘了饮茶的7个层次。刘贞亮将茶叶功效概括为10项，《茶十项》一文说：“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疬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刘贞亮的茶十德比较具体，包含了茶叶对生理及精神方面的功效，其中“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4条纯粹是谈茶的精神作用。至此唐代茶道已经形成。

三唐代茶文化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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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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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的逻辑起点

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有它的起点，学术界把1911年泰罗发表《科学管理学原理》作为现代管理学的起点。但是管理作为一种科学，还有逻辑起点可循的。是逻辑串起了管理学的各个部分，并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所谓逻辑起点，就是思考问题的起始点。西方现代管理学对管理的认识是立足于效率的，可以说最初研究管理学就是为了促使劳动效率的提高。泰勒提出提高劳动效率要做四件事情，“科学划分工作元素；员工选择、培训和开发;与员工经常沟通；管理者与员工应有平等的工作和责任范围”。但是,一个人的效率毕竟是有限的，当劳动效率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就会变得机械。于是管理学家又将目光转向组织效率。提出专业化前提下的分权管理。所以，纵观西方现代管理学的发展史,效率问题是逻辑起点，追求效率的提升是逻辑主线,因为西方人崇尚理性和科学，他们把管理的核心归结为科学和战略，,归结为做事的正确方法。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行为的价值判断，即确定行为的是与非、先与后。这和现代企业管理强调文化管理的理念有相似的地方。随着管理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管理是企业管理各个维度中具有统驭性作用的核心维度。

二、文化管理的哲学基础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价值标准体系。企业存在的意义、志向、动力、追求和激情都由这一价值体系而生。文化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的确立。价值观是组织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东西，一种价值观的形成必然有其独特的哲学基础。当代文化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

人本主义最初作为欧洲资产阶级用以反对封建神权，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及人的权利、尊严的思想武器，经哲学家几个世纪以来的不断发展，成为了当代组织成员向异化其主体地位的资本关系和组织关系提出抗议并维护其权利的武器。现代企业组织必须意识到,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必须理性处理好同社会及其他组织的关系,处理好组织与组织员工的关系。资本的本性必须有所收敛和妥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企业价值观的核心是人性观,以效率为起点的管理理论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