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农村社会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第三步：分工明确和记录及时的实施过程活动方案制定后，活动进入实际意义上的实施阶段———这是整个社会实践活动核心阶段，同时也是最艰难的阶段。由于人数多、年龄小、范围广、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多，所以在参与实施实践活动前，首先要进行细致的分工，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并制定详尽可行的活动方案，这是实践活动保质高效、安全有序的保障。在开展“拒绝河流污染再现清水长流”活动时，首先把每个班的学生按照回家线路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小组，并选取其中组织能力和责任心强的同学任组长，并指导他们制定出详细的活动方案，包括沿什么线路调查，哪些同学负责书面记录，那些同学负责拍照等。由于计划的比较周密，组织得力，所以这次实地调研活动取得了较圆满的效果。在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时，要同事书写活动笔记，及时记录活动过程情感体验，保留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以后成果展评提供依据；要制作活动档案，将活动中拍摄的照片、记录的笔记、收集资料及时汇总，并定期开展阶段性成果的展示活动，以促进活动的进度。

篇2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篇3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4-0036-02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是“共同的东西”的意思。1933年,等在翻译帕克的社会学论文集时,首次将Community译成中文“社区”。后来它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通用术语。

一、农村社区内涵的界定

最先研究农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埃弗里特和拉伯尔•伯德格,他们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他们主要研究的是社区的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

一些早期的美国社会学家也给农村社区以各种定义。布尔认为:“乃农业区域中的人群,其区位的大小与单位适足使其居民在团体活动中充分合作。”西姆士认为:“农村社会是由许多毗连而居、具有共同事件的农家构成――其构成的必要事件为目的、信仰、欲望和知识 ――一个共同的交接,即社会学家所称的同心。”桑德生指出:“社区是指同一地区内居民的交感关系及各种社区组织制度而言;在此地区中,居民或散居田场,或散居村镇,为其共同活动的中心。”[2]

(1947)在《乡土中国》中对农村社区作了精辟的描述:礼治秩序,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及熟人社会;无为政治,基层社会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在近70年学术探索过程中,农村社区研究一直是他关注的重心。[3]

马芒(2005)认为,今天的农村社区与传统的农村社区相比,在内涵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将农村社区定义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小城镇为中心地,以自身为腹地,具有一定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口群体,并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的社区类型。这比较符合中国农村社区的实际。[4]

综上所述,所有的定义所涵盖的内容都包含了农村社区的显著特征:(1)农村社区是以从事农业为主的居民聚居的区域。(2)地域广、人口密度低、人口聚居规模小。(3)血缘关系浓厚,人际关系较密切等特征。

二、国外农村社区建设研究现状

农村社区建设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之下,国外社区建设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经过多年积累,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案例分析。

(一)欧盟的农村社区建设情况

2005年,当我们正在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方针时,欧盟也正在制定它的“2007-2013年农村发展政策”。叶齐茂等人(2006)以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英国等10个老欧盟国家农村社区为调查对象,对那里的社区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了欧盟国家的农村社区建设大致情况:(1)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相对城市社区水平低下,而农村社区型基础设施相当完善;(2)农村社区在空间形体上还是农村的,而在社会经济活动上却趋近城市;(3)绿色的开放空间、绿色边界和绿带把农村社区发展约束在一个有限的拓展空间里,展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农村社区;(4)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民主参与构成了农村社区发展的利益边界等等。[5]

(二)马来西亚的农村建设

马来西亚的农村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所以农业政策是马来西亚改善农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的主要政策工具。1966―2005年,马来西亚制定并执行了8个马来西亚计划,取得了斐然的成绩。韦红(2007)总结出其农村社会政策的特点:(1)农村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融为一体,在生产发展中实现社会目标。在马来西亚,并没有制定大量的专门消除贫困的计划,而是通过为农民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增收渠道,以及生产服务使其摆脱贫困,而这一切都贯穿于农村发展的计划之中。(2)注重农民人口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让农民及其子女能够有机会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马来西亚还特别重视农民自身能力的培训。(3)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鼓励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这样,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发起的各种农村发展项目,一方面减轻了政府的包袱,另一方面有助于动员更多的资源投入农村的社会建设中。[6]

三、国内农村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关系研究现状

中国正处在转型期,将建设的重点向广大的农村社区转移无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切入点。因此,我国的许多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等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卢胜(2003)以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从城区近郊的农村城市化的角度切入,通过对城区近郊农村面临的三农问题和存在的特殊问题的论述,阐述了社区进入城区农村的重要性,指出就地城市化是解决城区近郊农村“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而社区建设则是城区近郊农村就地城市化的实现形式和现实选择。[7]

李若青(2006)认为,社区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模式,是积极促进农村、农业、农民工作实效性的最佳选择。农村社区建设将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进行社会各种资源、力量的重新整合,构建崭新的社会管理方式,促进中国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和转型。要通过政府主导建设农村社区,加强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农村社区建设项目,完善农村社区自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进程。[8]

高强(2006)认为,构建和完善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有赖于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他通过对新型农村社区“内源式”和“外推式”建构模式分析,把社区具体分为城中村社区、城郊村社区、集镇社区、中心村社区和移民社区、撤村改居型社区6种,指出在社区组织重构、社区文化融合、农民社区主体作用强化的基础上,新型农村社区必将会提供切实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的早日完成。[9]

徐勇(2007)认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他指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主要是通过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生活需要, 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以此建构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从而形成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农村社区建设也是进行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 建构起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上下贯通、城乡一体的新型的制度平台。[10]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农村社区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途径。

四、国内外文献评述及总结

第一,现存的研究成果和文献存在着一些缺陷

我国本领域的发展实践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概念辨识和理念探讨方面,理论体系模糊,实践缺乏支撑。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社区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区方面,对农村社区涉及很少。(2)虽然近年来在研究内容和深度上有所加强,但忽视了其内在机理的深入剖析和规律的总结,各个研究方向之间缺乏内在的融合,从而造成学科体系较为松散。(3)没有把农村社区建设和现在的农村建设、改革结合起来。内容和视野狭窄、研究滞后,不能跟上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满足不了实践应用的要求。

第二,通过国内外学者在实地考察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内、国外乡村社区建设的基本情况和特点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启示:(1)政府应在社区建设中正确定位,系统地认识农村社区建设。在我国的社区建设中政府处于中心地位,政府对社区的干预较为直接和具体,这就使社区建设主体和社区建设行为的行政化。所以明确政府、社区之间的职责权限划分等一系列问题至关重要。应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做好对农村居民和各类经济主体的示范引导、提供政策服务以及营造发展环境,努力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同时,要把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到整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大局中去把握和认识,紧紧围绕这两个主题去设计和规划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向和目标。(2)树立科学发展观,搞好社区规划建设。社区规划是关系到新农村社区建设能否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应当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社区规划,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原则,尊重各地的历史渊源、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因地制宜实施村庄改造;既要着眼长远,又要立足当(下转57页)(上接37页)前,还要统筹兼顾,让农村社区建设服从城镇化发展;要尊重民意,科学规划,保持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稳定性和连续性。(3)社区建设要充分重视农村社区自身的能力建设。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提倡以社区建设推进农村的发展,主要是以财政拨款的形式给予资助,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的社区建设过度依赖外部力量,而忽视了社区本身的能力建设。同时,从目前看来,社区建设宣传工作不到位,绝大多数农民没有真正理解社区自治组织是个什么机构,对其成立的目的、工作的职责不了解。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通过更多的社区群众参与获取对社区自身发展的认同和自我选择,形成内生的发展动力和约束力来达到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新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动力支撑。(责任编辑:云 馨)

参考文献:

[1] [美]埃佛里特•罗吉斯、拉伯尔•伯德格. 王晓毅、王地宁译.乡村社会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2] 李守经.农村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 .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4] 马芒.农村社区发展的特征与功能[J].中国发展观察,2005,(10).

[5] 叶齐茂.那里的农村社区发展有四条边界――欧盟十国农村建设见闻录之一[J].新农村论坛小城镇建设,2006,(09).

[6] 韦红.马来西亚农村社会政策及其特点[J].当代亚太,2007,(04).

[7] 卢胜.社区建设是城区近郊农村城市化的现实选择[M].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1).

篇4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以及重要性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一各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老的后果就是获得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做了贡献的老人们在其获得生存的能力逐渐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拥有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农村地区将迅速出现家庭小型化的倾向。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传统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挑战。不难想象，在新的世纪，农村老问题将是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理由。

（一） 农村居民生产方式分化，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转移。我国正处于从农业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二）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传统家庭模式改变。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岁以老人已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且高出城市1.24个百分点，进入老人典型的老龄社会。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困境的分析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农民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然而现如今却产生了“政策微效”的现象，即政策结果距离政策预期有很大的差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政策微效”的结果呢？许多研究者大多从经济学的角度或是具体操作层面寻求制度萎缩的原因。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价值理念发生偏移。

社会学研究探讨的问题很多，但社会公平一直是核心问题。因此在社会学视野中，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应该是以追求社会公平为价值目标，旨在保障公民个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要求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建设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指导。面对城乡收入的逐渐扩大和当前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边缘化和弱势化的进一步加深，政府将更多的社会保障资源投向了城镇居民。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变迁

目前社会正处于快速变迁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农村人口出现分化等。这一系列变迁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农民养老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鉴于此，政府积极探索为农民养老建立正式制度安排。可以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对社会变迁的积极回应，但却又未能很好地适应并促进这一变迁过程。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分类实施对策建议

1.为纯农业人口（以经营土地为生的农民）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在已经推行的农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变“个人缴纳为主、集体缴纳为辅、政府给与政策扶持”的原则，政府应该给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定的财政投入，由政府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政府投入一部分纳入到社会统筹基金，农民个人缴费和部分政府投入一部分纳入划入个人账户，国家投入要偏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时鼓励建立由集体补助的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式的商业养老保险。

2.为农民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农民工是一个流动不定、庞大而且复杂的群体。因此，为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鉴于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客观上已经走上了非农化、城镇化的不归之路，并必然会因各种生活风险的客观存在和平等意识的觉醒而提出相应的社会保障诉求，应该从现在起开始起动建立这项制度，并根据进城务工农民的不同情况纳入有差别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二）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资金来源

篇5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和分析范式，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乃至历史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纷纷用社会资本概念来解释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农村社会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其现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对策，对当前我国农村进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正式提出的，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在此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从功能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目前学界基本上认同普特南的定义，他是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政治学研究的第一人，他认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协调和行动来提供社会效率”。事实上，随着社会资本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向，其内涵逐步趋于一致：社会资本是一个共同体之内的行为主体在长期交往、合作、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认同的关系网络，这些网络传承了共同体普遍的精神、思维意识和组织方式。具体来说，社会资本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价值体系。社会资本主要由公民的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信任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资本把个体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自我的算计者，转变成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的一员，从而形成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粘合剂。信任能提高工作效率，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所以信任，蕴含着比物质和人力资本更大且更明显的价值。

其二，互惠网络。公民参与的互惠网络能够产生社会信任，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科尔曼认为，互惠网络促进了各种行为规范的出现，提高了其他成员的可信度，因此也提高了社会资本。而在一个没有互惠网络的社会中，很可能无法察觉和惩罚违反规范的行为，人们由此会对他人产生不信任，这样也就削弱了社会资本。

其三，共同规范。共同规范把个体连接在一起，这种内在化的规范鼓励公民服从并能得到很高程度的遵守，可以节约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成本。“如果信任依赖于明晰的、相互的契约，而这种契约又必须依赖于协商和监督，那么与之相比，建立可信赖的内化规则也是节省成本的”。同时，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外在制度能够更直接地影响社会资本。

二、农村社会资本的现状

本文采用信任、互惠和合作这三个维度对农村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根据三个维度中村民的态度，分别从现状及问题两个方面对农村社会资本加以分析。调查问卷的设计采用里克特量表，每个测量指标都有“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五个答案。

（一）信任状况

在社会科学中，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值得信任的个人或团体意味着他们遵守政策、道德守则、法律和其先前的承诺。在农村村民之间彼此信任是有效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保障。

1.村民信任的现状

通过对农村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村民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基本可信，大多数村民信任自己的家人和亲戚，多数村民对他人的信任感良好。但是有部分村民认为村领导、政府、警察、法官和商人等是不可信的，尤其是商人，有超过一半的村民认为是不可信的。

2.村民信任存在的问题

村民们对于自己的家庭成员和亲戚是信任的，但对他人均表示出不同程度的不信任。这说明现在村民对他人的信任出现了危机。

（二）互惠状况

互惠是指互相给对方恩惠或者好处，愿意帮助他人并相信他人在未来某一时刻也会帮助自己和他人，给对方带来便利的同时对自己也有利，达到双方的双赢效果。村民只有具有互惠意识才能维系彼此良好关系，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本。

1.村民互惠的现状

通过调查从总体上看，村民们基本上都同意要互惠互利，没有人持反对意见，可见村民之间相互帮助、互惠互利情况良好。

2.村民互惠存在的问题

在少数方面村民互惠情况还是不稳定的，互惠态度还是有待增强的。村民之间的互惠行为是发生在双方良好的互动基础上的，别人对自己好，自己就会投桃报李，一旦良好的互动出现断裂，双方的互惠也会出现危机。

（三）合作状况

合作是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豍村民合作是村民与村民间或村民与其他组织间为了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而相互配合，为达到同一目的而共同努力的过程。

1.村民合作现状

通过分析调查数据我们发现，约有一半的村民与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来，但有一半的人表示与各村委会、乡政府或县政府、企业、中介组织的合作不多，或根本没有合作。

2.村民合作存在的问题

大部分人与村委会没有合作，与乡政府或县政府没有经济上的往来，可见村民们的经济合作方式有待改进。

三、农村社会资本问题的原因分析

通过对信任、互惠和合作的现状分析，我们发现农村社会资本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造成：

（一）普遍信任社会资本相对短缺

农村社会资本总体构成中虽然含有现代社会资本的成分，但传统社会资本仍然占相当的比重。传统社会资本体现在以血缘、宗法关系为核心的各种关系网络中，具有同质性、封闭性的特征。在以家庭、宗族为单位的小规模、高同质的网络结构内，成员的公共精神和信任关系表现在对以宗族为边界的共同体的忠诚和维护上。这种传统社会资本所形成的是各自独立的闭锁性“小圈子”，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其所生成的是特殊信任，即只对小圈子内部的成员产生信任，而很难对“陌生人”产生普遍信任。特殊信任只能维系小圈子内部的人际和谐，其所产生的排他性反而更容易导致小圈子之间的隔离和冲突，使农村人之间缺乏持久的、稳定的人际互动。因此，普遍信任的相对短缺，导致农村社会资本不能得到合理利用。

（二）社会流动加速导致互惠程度降低

农村社会资本的互惠性主要体现在互换活路、盖房子、红白喜事、搬运大袋的粮食或货物等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户籍制度的取消，社会流动加速。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以外出打工为主，尤其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再愿意干农活。二十六岁的小张告诉笔者：“在家种地不仅收入低而且干的活累，在外打工收入高，工作生活环境也好，将来混好了就在市里买房子，在市里定居，后代也能享受好的成长环境和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我周围的朋友也都是这样的想法”。村里年轻的男人一般都在外打工、当司机、干建筑，年轻的女孩子也多是在县城找份服务员或售货员的工作，不愿意待在农村，年轻人一般把自己的地和房子交给了父母看管。中年村民基本上都是农闲时外去打工，农忙时节再回家照顾地里农活。如此一来，外出打工者增多，对农村中关于种植业方面的经济合作关心的就少了。

农村盖房子也不像以前，主要靠人力和水泥、搬砖头。现在机械化水平高了，盖房子有专业的队伍，他们带着需要用的各种设备。和水泥用搅拌机，只要把水泥和沙子按一定比例配好，搅拌机就会自动把水泥和好了。往高处运送材料也有吊车。所以，传统上靠人力搬运的时代过去了，盖房子不再需要更多的村民、朋友出时间帮忙，在建房子上的互惠性也降低。但当有村民建房子或是红白喜事，他们还是会送一些需要的烟酒或钱给当事人。

村民间良好的互惠情况多是发生在双方有良好互动或有深厚感情的基础上，一旦村民由于外出工作等原因与其他村民沟通较少，这种互惠情况就会减少，感情变淡，对互惠行为就出现了无所谓的态度。现在的农村社区中人际往来还算比较多，比如，同族、亲戚之间，有的自己的邻居就是自家的兄弟或亲戚，村民之间一般都比较熟悉，所以互惠行为还是比较多。

（三）传统观念导致合作水平较低

村民不愿与村委合作，与乡、镇政府或县政府没有经济上的往来，主要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经济问题往往是很敏感的问题，村民与村委会、乡、镇政府或县政府合作，会引来其他村民的闲话，而且即使有一些合作，村民往往也不能得到很多利益。因此他们宁愿自己做一些小的生意，也不愿为了扩大自己的规模而与村委会、乡、镇政府或县政府合作。

四、提升农村社会资本的对策分析

针对农村社会资本短缺的原因，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一）提高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总体上讲多数村干部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村干部不真心实意为位群众排忧解难、自理自我的行为，导致村民对干部有一种“排斥”心理。我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提高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第一，选人是前提，要切实把品质好，有能力的人选出来，真心实意解决群众的困难；第二，加强教育管理，不能胡乱作为，现在农村的建设项目多了也要加强管理，增加村民的监督渠道；第三，健全村干部服务群众的机制，牢固树立村干部是人民公仆的信念。如果这三件事情做好了，我们村干部的素质会有很大的提高。村民对干部的信任自然会提高，进而从总体上提高农村的社会资本。

（二）合理利用人际关系网络

社会流动的加快动摇了由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但是也慢慢形成了新的以业缘关系和趣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合理利用这些新的人际关系网络促进村民的参与，又用社区参与维系旧的人际关系网络，增加互惠和共享行为，从而促使社区社会资本得到合理利用。

互惠能加深村民间的感情，增加他们之间的沟通机会，而感情的加深和人际往来的增多又使互惠行为增多，这样来往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村民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我们要注意的是，使这种良性循环继续保持，营造农村和谐的人际关系网络。

我们还可以利用人际关系网络增加各种经济活动，使这种互惠行为能够得到保持，例如自己在经验中获得的好的致富方法，可以帮助邻里也从中获利，形成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并相互帮助，实现整个村子能互惠互利的良好氛围，从而提升对村庄的归属感，促进社区参与，增加农村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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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4-0054-03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如何度过闲暇生活越来越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国内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数学者侧重于城市居民的闲暇生活以及小城镇居民的闲暇生活方面，或者是以整个社会的闲暇生活为研究对象，研究农村地区农民闲暇生活的文献却寥寥无几，即便是在一些关于农村生活方式的研究中，闲暇生活方式也只是被简单提及或作一些泛泛地描述性介绍，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探讨。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闲暇时间将进一步增多，农民休闲也将日益变得活跃。作为农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闲暇生活的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生活质量，影响到整个农村社会的繁荣和安定。因此，研究新时期的农民闲暇生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的主要变化

（一）农民闲暇生活的概念

农民闲暇是指农民除去生产经营时间和满足生理需要、家务劳动等生活必要时间的支出外，所剩余的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正幼，2007），此外还包括闲暇活动、农民对闲暇生活的主观感受以及闲暇消费等方面。

（二）中国农民闲暇生活的主要变化

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产业化、现代化，农民的产业结构、耕作方式和劳动空间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当前中国农民的闲暇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多层面复杂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农民闲暇时间增多。法国闲暇社会学家杜玛泽迪耶认为，个体从庞大的社会体制中获得更多的自由及其技术的进步都会使闲暇在数量上增长；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政治与哲学评论家蒲鲁东等人也提出科技进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闲暇（田翠琴、齐心，2005）。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大幅度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人们用较少的时间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样农民为满足生存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大大减少，个人拥有的“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的闲暇时间更多。此外，农民收入不断提高使农民有条件改善家庭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多的现代家用电器开始进入农民家庭，家用电器的使用大大缩短了农民的家务劳动时间，使农民获得了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

2.闲暇价值观变迁。闲暇价值观，是闲暇生活主体――人或人群对闲暇生活意义的一种价值判断。在保守封闭的传统农村社会，农民普遍认为所谓闲暇就是“玩”，甚至认为是对劳动的逃避和拒斥，人们宁愿起早贪黑把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低效的土地劳作上，也不会挤出时间来进行“自由”活动，在他们看来，闲暇就是懒惰，把时间和钱财用于休息、娱乐等方面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表现，是浪费和无聊之举。传统农村社会的农民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观念上都是排斥闲暇的。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农民对闲暇的观念态度也在逐渐转移。大部分农民对闲暇持宽容积极态度，闲暇的地位和价值逐渐得到农民的认同。农民的闲暇意识不断增强，闲暇主体性不断凸显。

3.农民闲暇消费增加。随着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持续增加，农民消费支出正在由生存消费向享受消费和发展消费转移，农民用于闲暇消费的支出也在相应增加，大多数农民有能力将消费用于闲暇上。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知道，当前中国农民的闲暇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这种变迁所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农民对闲暇娱乐的强烈追求，尤其是对那些富裕的有能力又“有闲”的农民来说，他们急切需要寻求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来满足自己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品位。但是，从目前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闲暇生活状况来看，农民对闲暇的强烈需求不但无法得到满足，甚至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农民的闲暇需求与农村闲暇生活不足的矛盾开始凸显。

二、中国农民闲暇生活中存在的困境

（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存在的困境

农民闲暇时间增多，闲暇观念的转变以及闲暇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性活动以填补空闲的无聊。然而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休闲还极端滞后。

1.农村公共休闲设施匮乏。传统公共娱乐场所或设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有的地方甚至闲置不用，而电影院、录像厅、体育健身场所、图书馆等现代公共娱乐设施在农村中则基本没有。

2.农民闲暇封闭内向，疏于与外界交往。农民日常闲暇活动多以家庭为活动空间，最大范围也只是扩展到同族而居的家族村落，活动方式以家庭或家族的自娱自乐为主。或居家休息，或老年人向年轻人言传身教生产和生活经验，或村庄内的走亲访友，这些行为均表现出一种内倾性。它重单纯的家族联系，轻广泛的社会交往；重地缘、血缘的族内认同，轻学缘、业缘的异族沟通。同时，在活动对象上，许多农民也往往以血缘、亲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而不是以学缘、业缘关系来确定，活动交往对象不具有向外横向扩张的特点。这种闲暇生活模式缺乏开拓性，交往面较窄，并且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3.闲暇活动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类农民群体对闲暇的需求。尽管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全球化与现代性对农村不断渗透，但是，由于受到自然和社会条件以及自身素质的限制和影响，农村地区的闲暇活动仍然以传统性的闲聊、打牌为主，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闲暇生活大同小异，多样化的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闲暇生活模式严重缺乏，看电影、文艺演出，唱卡拉OK，跳现代舞，玩桌球，读书和看报等现代闲暇生活方式并没有成为农民闲暇的主流。

4.闲暇内容单一粗俗。看电视成了最常见的休闲生活，不看电视的从事玩纸牌、打麻将等“赌博”活动，低级庸俗的报刊垃圾、音像垃圾、演出垃圾充斥农民闲暇时间。这种现状既不利于科学文明生活方式的普及，又易诱发家庭及邻里不和，扰乱农村社会秩序，甚至破坏整个农村共同体的安定和谐。而且，这种愚昧低级的闲暇生活还影响着农村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5.闲暇活动主要表现在消遣娱乐和社交方面，其中以消遣娱乐活动最为典型。闲暇作为一个活动范畴，包括“一系列在尽到职业、家庭和社会职责之后，让自由意志得以尽情发挥的事情，它可以是休息，可以是自娱，可以是非功利性地增长知识、提高技能，也可以是对社会活动的主动参与”（夏国锋，2007）。相应地，我们把闲暇活动分为消遣娱乐型活动和提高素质型活动。前者包括看电视、走亲戚、聊天、打牌下棋等，后者包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参加社会活动、从事艺术和科学创造活动等。这两种活动在人们的闲暇生活中相辅相成，前者具有补偿、恢复体力和精力等功能，后者对个性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从目前来看，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闲暇活动大都是纯娱乐和观赏性的活动，如打牌、下棋、闲聊、看电视等。农民们对于提高素质型活动参与较少，业余科技活动则几乎没有。

总之，在当前中国的农村，农民休闲活动单调、整体格调和品位不高，缺乏科技文化内涵，无法满足农民对娱乐多样化和丰富性的需求。此外，一些比较落后的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几近空白，农民对公共休闲娱乐设施非常不满意。

（二）原因及其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困境呢？随着农村生产力不断提高，闲暇已成为农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农民对闲暇的强烈需求与当前广大农村地区闲暇生活缺失存在严重的“堕距”，这种“堕距”背后的深层逻辑即是农村公共生活的缺失。农村改革的日益深入以及全球化和现代性对农村的入侵，引起了农民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农村公共生活日趋式微。

在传统农村社会，传统的宗教活动、仪式活动、节日庆典等公共活动异常兴盛，农民在有闲时间里往往通过这种公共活动的参与度过自己的闲暇时间。但是，随着近些年村民经济收入的增长，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私人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而公共生活却日益衰败。无论是在政治参与、公共物品分配，还是文化休闲等方面，村庄的公共生活都大大衰退。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闲余时间的增多，乡村社会生活日益表现出严重的“城市化”倾向，即农民对城市化生活方式的选择。当乡村社会无法为农民提供与城市生活所相应的公共场所或娱乐设施时，农民更多的选择在家里消磨时光，或看电视，或睡觉，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因不知如何宣泄自己旺盛的精力，在百无聊赖中将大量的时间消耗在赌博等低俗的活动上。

农村公共生活缺失导致农民闲暇生活严重不足，农民无奈地将大量的剩余时间消磨在看电视或麻将桌上。确实，电视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农村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缺失的补充，然而，电视却是一种典型的消解文化公共性的娱乐方式。在表面上看，一个热播的电视节目有可能同时拥有成千上万甚至数以亿计（比如央视的春节晚会）的观众，但这些同时在观看节目的观众是以分散的形式存在的，换言之，观众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并不存在，因此他们并不能因分享同一种情感而形成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而麻将更是一种因为相互之间必须以通过剥夺对方的财产以获利的活动，虽然这无疑是一种集体性的娱乐但却同样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而且，麻将桌上始终存续其中的特殊的利益冲突，无疑会对公共性构成持续的威胁。可见，农民的这种闲暇生活状态正日益消解农村的公共性，使得原本就具有浓厚内倾性的村民生活更加区隔化、疏离化，结果导致的是村民集体行动的困境，即集体行动能力的弱化和村庄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缺乏。由于公共生活缺乏，农村社区成员之间的凝聚力正日益减弱，乡村社区对村民的吸引力逐渐下降，更多的年轻人都希望外出，不愿生活在祖辈们长期生活的村庄里。这种情况下，将有可能导致村落共同体的解体。

结论

农民对闲暇的强烈需求与农村闲暇生活匮乏的矛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公共生活由传统向现代嬗变过程中的遭遇，换言之，农民闲暇生活不足是农村公共生活严重匮乏的一个面相。我们知道，公共休闲活动，有助于培养农民的集体合作观念和行为活动方式，增强农民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农民群体更团结，更具凝聚力。因此，在当前农民的闲暇需求与农村闲暇生活不足的矛盾凸显的情况下，重建农村公共生活将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举措。但是什么样的公共生活才有助于满足农民的闲暇需求呢？答案是：有机的、良性的公共生活。那么，有机的公共生活又是一种什么形态的公共生活？如何重构这种有机的公共生活呢？这都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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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夏国锋.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变迁――基于鲁西南夏村的考察[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 库，2007.

The Analyse of the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Leisure Life of the Chinese Peasants

LIU Hai-rong

篇7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 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 研究进程

1.1 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 二战前，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 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 、土地利用问题， 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 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 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 年， 各国( 不仅是欧洲国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 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 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 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 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 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 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间， 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 rebirth)”现象[1]， 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 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 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 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 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 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 Ambrose 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 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 Newby( 1979) 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 如贫困) ， 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 Roger 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 Lewis 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Robins 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 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 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 对社会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 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 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 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 新的研究进展

1990 年代以来， 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 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 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 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 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 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 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 Seymour 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 Halfacree 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 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 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 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 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 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 ( 表1) [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 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 Phillip 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 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 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 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 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 并针对广泛的争论， 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 年出版的期刊总览， 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 只是近年有些转变， 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 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对于乡村剥夺( 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 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 但远距离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 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 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 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 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 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 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 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 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 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 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 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 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 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 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 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 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 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 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 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 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 图2) ， 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 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 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 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 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 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 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 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 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 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 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 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 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 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 英国学者MacKenzie 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 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 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 ⑥社区问题研究， 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 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 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 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点之一。Mormont 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 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 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 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 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 如Cloke 运用16 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 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 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 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 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 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 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 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 1969) 、西蒙兹的( 1978) 和刘易斯( 1998) 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 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 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 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 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 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 图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 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 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 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 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 认为，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 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 Ruda 认为， 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 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 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 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 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 形态) 、感知( 内涵) 和经验( 功能) 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 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 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 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 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 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 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 如贫困、社会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异， 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留学生论文 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 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 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 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 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 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 Cloke 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 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 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 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 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 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 Phillips 和Williams 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 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 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 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 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 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如McGee 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 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 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 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 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 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 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 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 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社会分层日益严重， 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 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 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 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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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当今中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加速转型，伴随着这一进程，大量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形成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群体—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既受到他们的来源地农村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观念的影响又受到他们的打工地城市现代消费理念的影响，这构成本研究的起点和大的社会背景的支撑。

笔者是在春节回乡期间，观察到大量的炫耀性消费的现象，而这又在农村的婚俗嫁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笔者的询问和初步接触，从中发现了一些值得去深入研究的问题，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以节俭为主，而回到农村他们遵从的却是另一个消费的逻辑，他们种种消费行为让我感到有些震惊，如笔者通过询问了解到有些人回乡后在麻将桌上的输赢动辄万元以上，而他们自己对这并不以为然“在外面挣钱就是回家来花的，要好好放松”是他们给出的回答。而又有一些是为了应付“面子”而不得采取的行为，“都是熟人，不好推辞，打个麻将都打不起，别人会觉得你在外面混得不好”；诸如此类的谈话让笔者不禁思考，到底是何种原因导致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其背后的动因和运作逻辑到底是怎样的，值得去深入探究。

二、农民工群体的两栖消费

我国学者王宁通过研究发现消费行为具有场域性，在不同的场域遵从不同的逻辑。在一些场域，人们采取炫耀性消费的行为模式。在另外一些场域，人们则采取非炫耀性消费的行为模式。本研究把研究对象定为农民工群体，他们的两栖消费所体现的场域分别是在城市和农村，在城市他们奉行节俭主义，而回到农村他们的消费行为多呈现出炫耀性的成分。从现有研究来看，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消费能力很低而且消费结构单一，价格对农民工消费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农民工的消费研究正在经历从消费结构到消费文化的转变，农民工消费文化的解读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无疑，农民工回村后的炫耀性消费是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方面，媒体也多次报道了在农村消费中出现的铺张浪费现象，炫耀性的成分可见一斑。

三、动因探析

（一）两种消费观念的冲击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受到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地域的文化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这就使得他们的消费行为体现出以下特征：一方面原有农村地区的消费经验和消费习惯使得他们表现出保守和同质性的特点；另一方面收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他们认同并模仿，从而体现出开放和异质性的特点。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城市居民消费行为对农民工消费的示范效应并不大。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仍以老乡、 亲友为主要交往对象，他们很少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会将自己和城市居民区隔开来。从居住地域看，他们大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地区，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隔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 处于一种“半城市化” 状态。城市居民的现代消费观念和消费时尚对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

（二）身份困境与社会认同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产物，从户籍制度上来讲他们是农民，然而他们都以到城市打工为主要收入和经济来源和传统农民已不同，另一方面他们和城市里的工人又不同，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受城市的各项保险和福利政策。现代社会具有很大的流动性特征，加之城市生活需要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城市居民对其的社会排斥心理，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愈加困惑。他们在城市里被认为是“二等公民”，在记忆深处他们把农村作为自己的根，农村的乡土文化给他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进入城市，城市的现代性生活让他们不断迷失，他们不知道到底自己应该归属于和何种身份，当权利和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往往都成了牺牲的一方，社会没有提供一种正常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各种制度上的门槛将他们区隔在外，他们对未来感到茫然。

（三）参照群体和示范效应

除了工作上和城市人有必要的交往以外，通常情况下，他们和城市人的交集并不多，而更倾向于和自己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身份背景的老乡交往，不论是从生活条件还是个人经历以及在城市的工作环境来看，他们的同质性都较高，与老乡、亲戚的交往占据了他们闲暇活动的大多数时光。在行为选择上他们大多数是以自己的老乡和邻里作为参照群体，而不是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群体，当然这是在城市的情况，由于在城市里农民工群体都是消费水平比较低，能省则省，所以相对剥夺感也较低。然而回到农村后，则显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那些在城市里打工挣钱相对较多的农民工会显示自己，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他们会进行炫耀性消费，此时他们所消费的商品不再是只有使用价值而更多的是具有“第三价值”—符号价值，商品作为一种符号，让他的社会身份得以大大提高。这样，农村社会变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消费行为的示差性开始不断显现出来。消费行为的示范效应在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跟风”势头愈演愈烈，这在农村的嫁娶方面更为突出。

（四）作为一种补偿性的消费机制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阻隔，农民工群体虽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制度和各种社会保障，也没有取得社会认同，很多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抱有偏见，认为他们素质低，城市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他们涌进城市所造成的。有些农民工尽管收入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却依然没能将自己的经济优势转换成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他们没能在城市赢得认同，没能建构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城市居民的抵触情绪依然十分严重。这样，他们将自己的目光定格在自己所属群体当中，中国人自古就有衣锦还乡的说法，他们通过消费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尽管有时候可能会是一种身份假象，他们通过人情消费来谋得他人的认同以及社会关系的发展。

补偿性的运作逻辑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正是由于在城市地区他们无法取得应有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他们会缩减在城市的消费开支，大家都一样，来城市是来打工挣钱的不是来过好日子的，这是他们的普遍心理。然而回乡以后他们渴望能够得到认同，渴望能够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唯有借助消费这一手段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期望将自己在城市里失去的从农村得到补偿。通过消费他们对自己的关系网进行巩固和再造，能够消费高档商品能够彰显自己的面子。

四、总结与讨论

农民工群体反乡后的炫耀性消费是一种新兴的现象，现有的研究尚未能给出有效的解释，该种消费行为不仅仅社会中上层才有的，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群体当中也在日益凸显。希望本研究能够唤起研究者以平等的姿态、以主体性的视角参与到农民工社会生活当中去，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去研究行为的意义，而不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从结构层面和客体的角度加以研究。

出现这种两栖性消费行为，原因可以到城乡二元体制机制中进行寻找，农民工群体的两栖性消费行为遵从一种补偿性的逻辑（城市生活难以融入，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找回自我认同和彰显社会身份地位），他们选择一种示范性的参照群体进行比较（与自己同属农村人群体进行比较），另外在大的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传统与现代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伦理的激烈碰撞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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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1引言

什么是交换?首先需要确立对交换的理解视角和内涵限定。从较为广泛的意义而言，交换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在遵循人类既定的规则条件下，相互换取彼此所有物的活动及其过程，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经济交换是交换的一种特定形式，是经济生活中的交换行为，它是在极为明确的规则前提下自愿让渡彼此的资源(主要是商品和劳务)的活动及其过程。而“社会交换”是当别人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的行动。这里我们探讨社会交换问题。

社会交换理论最早诞生于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G．C．霍曼斯、P．M．布劳和R．埃默森。他们试图通过研究互动与交换来解释所有的社会行为。它的基本构想是：人是理性的，理性人为了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而同他人(个人、集团、社会)进行互惠的、交换性的互动。社会交换的内容为满足当事人需求的一切有形或者无形的物品、行为，还有赞同、尊重、依从、爱、情感，以及其它紧缺物质产品。社会交换往往有着广阔的交易范围，成为对象的不一定具有经济作用，“它们所交换的，并不仅限于物资和财富、动产和不动产等等在经济上有用的东西”交换的资源还有地位、感情、服务、信息、金钱以及关系资源等，应该说从社会交换的内容、资源、表现形式中可以看出社会交换存在一定的伦理道德问题，潜伏着“道德风险”。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一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农村社会交换是研究农村社会关系的一个视角，这里我们从农村社会交换的原因、目的方面探讨农村交换中涉及的伦理问题。

2农村社会交换原因的道德询问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的广大农村人情味更浓，因为中国农村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所有的“稀缺”都能从市场中购买到，经济行为自然不得不根植于社会关系，如亲属和邻居的互惠(即人情)，而非完全取决于市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应该说农村社会交换是一个伦理体系，它包括三个结构性原因：道德义务原因、发展需要原因和理性计算原因。

(1)农村社会交换有一定的道德义务原因。早期农村社会尚未受到市场因素的深入影响，道德义务主导着社会交换，农民的社会关联依靠的是一种宗法的、亲情的伦理来维系。伦理关系的特点是在这种关系中的人之间有情分、有情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是以义务相调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是家庭和家族，一切以义务相调节的情谊关系都属于伦理关系。他指出：“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底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即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交换的义务支配了个人的选择及其对社会交换特定情景的态度。先前的礼物交换建构了一个道德经济体系，在该体系中道德原则使农民非自愿的陷入一个交换循环。农民是被动的，是承受道德压力的。社会交换为农民们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其关系网的基本方式，而关系网是一种可靠的社会资源。农民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形成私人网络，其中包含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义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村的人情来往更多的是以金钱的形式来进行的，表现在婚丧嫁娶、婴儿的生日、百岁之类的仪式性活动的“随礼”上，本身是一种交换行为，布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互惠行为，为了能够继续得到利益，人们需要对给予自己以利益的对方作出回报，社会交换使社会各方承担了某些未具体规定的义务。这种源于道德义务的社会交换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符合伦理要求的，是农村人情、血缘维系的关键点。

(2)农村社会交换是农民自身发展的社会手段随着农村生产效率的提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农民开始从事非农产业，寻找更合适的自身发展道路，例如共同参与合办工厂、从事经商活动等，这加强了农民与他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合作。个体农民在与他人更多的合作中，逐渐将更多的社区关系与亲属关系纳入到私人关系网络之中，从而扩大了自己和家庭的社会网络范围。此外，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农村也逐步卷入到外部社会的宏观经济体系中，越来越趋向开放化，村落社会与外界的联系逐步增强。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极大地加强了农村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村落社会的开放化有力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民的自身发展，推动了农民村外网络的扩张。农民为了自身的发展进行社会交换，这是无可厚非的，符合农民的伦理道德要求，只是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腐败现象，而且使得人际交往中的个体失去了自我，“我”“随礼”就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但方式却是突然的与损人利己的。

(3)农民社会交换有农民理性计算的原因。布劳曾指出：“由于交换是一种以期待回报和换取回报为目的的行动，因此参与交换的行动者与精于计算的理性经济人模型有很大类似之处。”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El益卷入市场化进程，中国农民的工具理性意识逐渐增强，他们的行为选择越来越体现出工具理性导向，工具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农民社会交换的扩张。在社会交换中，农民利用人情馈赠以达到工具目的，凡事以人情开道，把人情作为一种利益投资，送出一定的礼物，换回更多的利益、感情、服务、信息、金钱，通过举办家庭典礼等仪式能够以相对较少的花费换取大笔的礼金，因而，工具主义在家庭典礼仪式的基础上得以推行，农村人情交往的工具性的增加是农民由非理性到理性转化的一个表现，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一味的理性会使得人际关系异化，“算盘挂在胸前”，凡事斤斤计较，成了农民的个性的表现。而且社会交换是一个互惠的均衡链，人们送出许多人情之后总是希望通过自家典礼再收回来，这使得农民的人情消费频率加快，负担加重。因而工具主义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交换之风，同时也助长了铺张浪费之风。

3农村社会交换目的的利益查审

农村社会交换的交换主体是农民，农民进行社会交换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进行社会交换可以获得一点的利益。农民进行社会交换形成一定的社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通过交换，包括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的交换，将个人的忠诚、制度性角色以及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

3．1农村社会交换利益性的正面查审

农民的整个生活可以分为“礼”和“利”这两个部分，商业经营活动和其它生活经营活动在“利”的范围内；而农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婚丧嫁娶等礼仪性活动及日常家庭生活与人际交往则属于“礼”的范围。但是在当今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农村，社会已发生深刻的变迁，亲属关系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相互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当这种关系亲疏的改变出现后，它却不可能把自己仍局限于生产经营范围之内，而是极有可能出现向农民的日常生活渗透的趋势，从而逐渐使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往也受利益的支配以至全面改造原有的关系亲疏的格局”正如李守经所指出的，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其深层结构是人们之间相互的利益关系”关于利益、利益诉求的研究出现在西方社会理论中，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drienHalva-tius)认为利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社会生活中唯一的、普遍起作用的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矛盾根源，一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从利益那里得到解释斯密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斯密的这一价值显示，体现的是一种伦理文化对社会世俗生活以及生活中“欲望着”的经济主体的激励，强调了商业社会中市场主体的物质需要和新的精神需求。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中，人类被认为是寻求酬偿(利益)的有机体，他总是寻求选择获得最多酬偿和最少惩罚的目标。一这个结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它恰恰证明了在农村社会交换中农民追求利益的正确性。

篇10

贫困作为一项全球性的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缓解贫困以至消灭贫困是我们始终关注的话题。我国政府一直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建设开展扶贫开发工作，使农村基本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生产力得到发展。大包大揽的扶贫方式一直是我国扶贫开发的主要方式，但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行政式扶贫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扶贫开发效率和可持续性值得我们思考。

一、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困境

1、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相对贫困凸显

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差距的新阶段。首先是国家地域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数量远远大于东部，但经济发展和脱贫速度都滞后于东部地区，西部农村的连片困难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结构最复杂的地区，也是扶贫开发最难实施的地区。其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与农民收入低增长、城镇繁华与农村发展缓慢、少数人的富裕与多数人收入较低并存的现象比较突出。

2、重物质发展、轻人文发展

目前的扶贫开发工作主要围绕如何增加贫困地区农民经济收入的目标来展开，帮助农民修路、通水通电，搞特色种植养殖，搞结对帮扶等。这一系列的扶贫开发工作的确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农民的文化水平、道德水平、技能水平依然落后，不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3、扶贫开发项目缺乏针对性

我国的扶贫开发规划由上级部门制定，下级部门贯彻执行，国家从1998年开始实施村村通工程，各地方的扶贫开发工作大同小异，缺乏重点和针对性。地方在落实扶贫开发政策时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制定出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科学合理的扶贫开发规划，往往造成扶贫资源的浪费。

4、农民参与扶贫的主动性不强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造成了一部分农民思想僵化、存在惰性心理。这种惰性心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扶贫开发项目不能给自己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与自己关系不大，所以很少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二是对自身的权利和能力缺乏正确认识，不认为自己可以创造价值，一味只想依靠政府给予的帮助。

二、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开发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经济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贫困和贫富差距过大都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贫困问题，我国本身扶贫工作量大，依据国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发展，我国的贫困标准也在调整，贫困标准提高的同时又会新增不少贫困对象，而且近年来返贫压力也在逐渐加大。

其次是丰富农村扶贫开发模式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物质轻思想，绝大多数贫困对象通过政府的帮扶，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但是政府一旦停止帮扶就恢复原样，对政府产生依赖心理，未能彻底脱贫。单靠政府进行扶贫开发显得势单力薄，国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尤其是社会服务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的加入将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最后是注入专业的工作方法和人才队伍的需要。为了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国家成立了各级扶贫开发部门，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执行者是国家工作人员，基层的社会服务人员有限且不具备专业素质，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社会工作培训，从事着非专业的社会工作，这些都预示着社会工作介入的必要性。

三、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开发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我国扶贫开发的思想也有很多契合之处，都是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活，决定了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行性。早期的社会工作是在慈善救济活动中表现出萌芽形式，并随着救助活动的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最终发展成为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发展成为一个职业、一项专业、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的助人理念是“助人自助”，帮助贫困人口从物质和精神上全面脱贫，重新建立自身的社会支持系统，恢复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的能力，重新回归和适应社会。

第二，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和方法具有很大优势。社会工作者不仅重视助人自助的理念，在实际工作中还可运用专业的技术和手段。首先，“优势视角理论”、“增权理论”和“参与式理论”等为社会工作应用于扶贫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运用社会工作中的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社区工作的某些原则与技巧，可以深入理解贫困者的困境，正确评估他们的需求，侧重培育、动员和增强贫困者的自助能力，协助他们走出困境，增强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最后，社会工作者对案情的总结、定期回访等过程都极大的提高和巩固了工作的成效。

第三，《社工规划》提出，要通过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到2015年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通过依托社区服务中心或新建等方式培育发展200个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站，到2020年基本实现每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一家社会工作服务站，带动培养5万名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依托国家对农村社会工作的支持，社会工作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介入将打破固有的扶贫开发理念、打破原有的扶贫开发模式，为农村扶贫开发注入一股新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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