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理财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金融理财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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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金融理财（余额宝）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①监管主体缺位。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理财缺乏明确的监管者，进而缺乏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理财行为的审批和准入门槛限制等法律法规，从而造成互联网金融理财处于实际上的监管真空状态。同时，也造成互联网金融自身的合法化问题尚得不到妥善解决。以余额宝为例，支付宝仅持有基金第三方支付牌照而非销售牌照，整个余额宝服务过程不过是将天弘基金的直销系统内置到支付宝网站中，从而使用户在将支付宝余额转入余额宝之时同步创建了基金账户。尽管支付宝一直宣称只执行支付功能，不过种种迹象，如网上倾向性宣传以及基金销售业绩，均事实上了其自身言论。可以说，长此以往继续打政策球，支付宝面临的法律隐患只会越来越严重。另外，目前人民银行对第三方支付公司能否购买基金并没有明确规定，余额宝是由天弘基金直销的，支付宝扮演的是支付角色，因此从监管政策规定上来说余额宝并不具备合规性。尽管由于监管主体缺位，暂时余额宝还没有受到政策禁止，但于长远来看目前的监管真空不利于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健康发展。②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到目前为止，互联网金融理财对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互联网金融理财是一种金融创新，是为规避现有法律法规制度而产生的创新性的交易方式和行为，这些方式和行为改变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已不能用现有法律制度来调整。目前我国还没有推出专门的法律法规对互联网金融行为进行规范，可以说我国目前处于无明确法律可循的状态。正是由于现有法律法规政策的不健全，互联网金融理财处于肆意发展的阶段，导致现有法律法规政策在现有的金融领域的双轨特征不断被放大，市场化受到很大挤压。以余额宝为例，自推出以来就不断侵蚀传统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业务和金融理财业务的利润。余额宝是货币基金，它属于基金产品的一种，这就注定了余额宝同银行和证券机构所授的基金一样，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但是，阿里集团自推出余额宝这项金融理财业务以来，单方面注重宣传产品收益率而对运作模式、产品规模等信息揭示不足，特别对产品风险提示明显警示不足。随着货币市场行情的变化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产品今后也会发生收益降低，甚至亏损关闭可能性。这就很有可能会造成诸多法律纠纷，尤其是支付宝用户众多，一旦纠纷反作用于支付宝，就会造成更多法律上的纠纷，而监管层却无法用现有的法律法规来解决此类纠纷问题。③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完善。互联网金融理财本身存在各种风险，主要涉及到的信用风险、支付与结算风险、操作风险等。网络的虚拟性使得交易双方身份的真实性在验证时较为困难，这样容易发生信用风险；而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金融网络都会因网络瘫痪而导致支付及结算出现问题；金融行业内部人员利用自身职权及操作漏洞通过网络进行金融犯罪则会导致操作风险。而我国现有的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使得各方主体在面临上述风险时应对不足。以余额宝为例，如果客户扎堆赎回基金或天弘基金出现流动性风险，均会导致余额宝无法支付用户事先垫付的资金。如余额宝“随时支付消费”的特点极大增加了节假日、网站购物促销时期大面积赎回的可能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基金管理将会面临巨大流动性风险，尤其是回赎资金不到位极有可能引发信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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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金融理论关于人的行为假设。传统金融理论认为人们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RationalExpectation、风险回避(RiskAversion)、效用最大化以及相机抉择等假设基础之上的。但是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实际投资决策并非如此。比如,人们总是过分相信自己的判断,人们往往是根据自己对决策结果的盈亏状况的主观判断进行决策的等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研究表明,这种对理性决策的偏离是系统性的,并不能因为统计平均而消除。

2、有效的市场竞争。传统金融理论认为,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理性的投资者总是能抓住每一个由非理性投资者创造的套利机会。因此,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只有理性的投资者。但在现实世界中,市场并非像理论描述得那么完美,大量“反常现象”的出现使得传统金融理论无法应对。传统理论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最优化的道路,告诉人们“该怎么做”,让我们知道“应该发生什么”。可惜,并非每个市场参与者都能完全理性地按照理论中的模型去行动,人的非理在经济系统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行为金融学是将行为学、心理学和认知学成果运用到金融市场上产生的一种新理论,是基于心理学实验结果提出投资者决策时的心理特征假设来研究投资者实际投资决策行为的一门学科。

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理论

1、期望理论的基本内容

这个理论的表述为:人们对相同情境的反应决取于他是盈利状态还是亏损状态。一般而言,当盈利额与亏损额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在亏损状态时会变得更为沮丧,而当盈利时却没有那么快乐。当个体在看到等量损失时的沮丧程度会比同等获利情况下的高兴程度强烈得多。研究还发现:投资者在亏损一美元时的痛苦的强烈程度是在获利一美元时高兴程度的两倍。他们也发现个体对相同情境的不同反应取决于他目前是赢利还是亏损状况。

2、后悔理论的主要内容

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常出现后悔的心理状态。在大牛市背景下,没有及时介入自己看好的股票会后悔,过早卖出获利的股票也会后悔;在熊市(bearmarket)背景下,没能及时止损出局会后悔,获点小利没能兑现,然后又被套牢也会后悔;在平衡市场中,自己持有的股票不涨不跌,别人推荐的股票上涨,自己会因为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而及时换股后悔;当下定决心,卖出手中不涨的股票,而买人专家推荐的股票,又发现自己原来持有的股票不断上涨,而专家推荐的股票不涨反跌时,更加后悔。

三、行为金融学在实务中的应用

实际上,各种积极管理模式都假定市场定价失真或无效。他们认为通过投资于定价失真的市场或资产可以获得增值。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种无效性是转瞬即逝的,这样,这些无效性可能会为有耐心的投资者提供收益。“耐心”是一个好的投资策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为金融学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诸如阿莱悖论、日历效应股权溢价、期权微笑、封闭式基金之谜、小盘股效应等等金融学难题。还提出了成本平均策略、选择策略参考点来判断预期的损益、动量交易策略等投资策略。一些金融实践者已经开始运用行为金融学的这些投资策略来指导他们的投资活动。

成本平均策略。成本平均策略是在股市价格下跌时,分批买进股票以摊低成本的策略。采用这一策略不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降低投资活动。

行为金融学认为,人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一个决策参考点来判断预期的损益,而非着眼于最终的财富状况。在心理预期的过程中,人们会把决策分成不同的心理帐户来考虑,常常拥有自信情节,高估已经拥有的商品或服务,并且倾向于增加这里物品或服务的使用次数。还对预期的损失过于敏感,把同样价值的损失计算成远高于同样价值的收益,而对已经形成损失的东西却表现出一种“处置效果”,由于期待机会收回成本而继续经受可能的损失。因此在行为金融学中的“心理”帐户和“认知偏差”这两个概念,应该在日常理财中关注。运用动量交易策略。即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与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准则时就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当处置效应在证券市场上比较严重时,其带来的股票基本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幅就会更大;当价格向价值回归时,可利用动量交易策略,通过差幅获利。

四、股票基金投资策略

1、股票基金的特点:

①与其他基金相比,股票基金的投资对象具有多样性,投资目的也具有多样性。

②与投资者直接投资于股票市场相比,股票基金具有分散风险。费用较低等特点。对一般投资者而言,个人资本毕竟是有限的,难以通过分散投资种类而降低投资风险。但若投资于股票基金,投资者不仅可以分享各类股票的收益,而且已可以通过投资于股票基金而将风险分散于各类股票上,大大降低了投资风险。此外,投资者投资了股票基金,还可以享受基金大额投资在成本上的相对优势,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益,获得规模效益的好处。

③从资产流动性来看,股票基金具有流动性强、变现性高的特点。股票基金的投资对象是流动性极好的股票,基金资产质量高、变现容易。

④对投资者来说,股票基金经营稳定、收益可观。一般来说,股票基金的风险比股票投资的风险低。因而收益较稳定。不仅如此,封闭式股票基金上市后,投资者还可以通过在交易所交易获得买卖差价。基金期满后,投资者享有分配剩余资产的权利。

2、具备股票投资取胜的素质

对于我们来说,在股票业取得成功的素质应该包括:忍耐、自立、简单明了、能忍受痛苦、心胸开阔、有独立判断能力、百折不挠、谦让、灵活、愿做独立的研究工作、勇于承认错误,还有对普通的商业恐慌不屑一顾。这些素质的具备与巴菲特的忠告是一致的,与行为金融学是相符的,市场可能是无效的,积极管理者也有增加价值的潜力,但这些无效性既不简单,也不是静态的,利用起来代价也不低。换言之,市场无效性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消失。这就意味着市场无效性一旦被隔离出来,并广为人知,越来越多的资金追逐这一无效性时,这个特点就消失了。问题不在于投资者和他们的顾问很愚昧或麻木不仁,在于当信息收到之时情况可能已经发生变化。当乐观的金融信息广泛传播时,大多数投资人认为这个经济形势在近期内还会进一步高涨时,经济走势实际上已经向衰退迈进。头脑清醒的投资者可以在信息不完全、不理想的情况下做出正确决策,那种需要各种资料的“科学头脑”是不科学的。

3、根据投资风险与收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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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财金融业态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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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急需解决第三方平台沉淀资金的问题沉淀资金又称作“客户备付金”，指支付机构为办理客户委托的支付业务而实际收到的预收待付货币资金（杨国明、李宝华，2006）。第三方支付机构在收款人和付款人之间设立过渡账户，使收支款项在支付平台上实现可控性停顿，在双方确立交易关系后可以直接转移资金去向。这种支付模式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资金沉淀。沉淀资金按其来源的不同分为在途资金和支付平台所吸存的资金。支付平台吸存资金充值后的资金由于还没有使用而停留在支付平台的账户上，就产生了第二种资金沉淀。支付平台的资金流动性很大，甚至每时每刻都有资金被支取或转走。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特点，每天都会有大量的资金对其进行补充，因此还是有大量的资金沉淀生在支付宝的备用金账户上，这样就产生了数量可观的孽息。2011年，《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颁布规定沉淀资金所产生的利息除必须计提10%的风险准备金以外，剩余的九成可全部归属第三方支付机构所有。沉淀资金的价值取决于存放时间和投资回报，通常市场利率越高，资金沉淀时间越长，沉淀资金价值就越高，但是又有短期流动性，一笔固定的沉淀资金一般只能用于短期投资。而余额宝的出现应对了沉淀资金所产生的问题。支付宝通过和天弘基金的合作，把用户账户上“闲置”的钱“盘活”起来。把散户的资金集中到一起后进行货币基金的投资。当资金带来投资收益后把这些收益划出一部分给支付平台和支付宝用户。余额宝的使用者能体验到小额理财的收益；支付平台解决了被人诟病的沉淀资金的孽息问题并能大大减少备付金日均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10%的规定所产生的影响；基金公司则得到很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余额宝的推出带来一个三赢的局面。

（二）增加用户“黏性”2013年6月13日余额宝正式面世。6月30日当天，余额宝的有效基金户数为251.56万户，资金规模达到66.01亿元。截至2013年12月31日，余额宝用户数为4303万，户均持有额为4307元，累计发放收益为17.9亿元。短短半年内，用户数从251.56万增加到4303万，这无疑是惊人的。从这巨大的“吸引力”上，我们可以看到由利益催生出的用户“黏性”。这正是阿里巴巴所期望的局面。

（三）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如何解决互联网金融在运作过程中的问题是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推动力，第三方支付平台是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内容之一，解决第三方平台出现的问题需要不断创新的思路和方法。余额宝的出现，恰恰体现了互联网金融不断创新的特点。问题的出现推动着创新，创新又带来新的问题，对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又推动着新的创新出现。

（四）运作模式支付宝公司、基金公司（这里仅指天弘基金公司）和支付宝客户构成了余额宝的直接运作主体。支付宝公司推出兼具支付和增值功能的余额宝产品，是基金买卖客户资源和第三方结算工具的提供者。天弘基金公司推出增利宝基金产品，并嵌入到余额宝中，是基金的销售者。支付宝客户通过把支付宝账户余额转入余额宝，实现对增利宝基金的购买和持有，是基金的购买者。首次投资余额宝的用户可以在支付宝中建立一个独立的账户。通过银行的网上支付等方式把资金转入到支付宝中，然后申购天弘基金的增利宝基金。待基金公司确认其申购份额后，基金公司将其募集到的资金进行货币基金的投资。当用户需要用支付宝支付时，能即时赎回份额，然后去支付购买。用简单的语言表述这个过程就是：转入确认消费/购买转出。现阶段天弘基金主要是投资货币基金，货币基金具有高安全性、高流动性、稳定收益型等特点。

二、银行理财产品与余额宝比较

（一）流动性余额宝能即时进行赎回，很大程度满足用户对资金流转速度的需求（见图1）。余额宝强大的流动性对传统银行业造成的“打击”无疑是十分沉重的。余额宝推出时的口号是即时赎回。余额宝的购买采用的是T+1模式，余额宝对以确定份额的用户计算收益，所得收益每天都计入客户的余额宝账户。余额宝资金可以随时转出或用于各种网购支付，转出金额实时到达支付宝账户，对于实时转出金额不享受当天的收益。银行的传统理财产品一般采用的是T+2的购买模式，而赎回模式则是有快有慢。

（二）收益性余额宝具有了理财和消费两重功能，收益按天结算，属于低收益的理财产品。从增利宝的特点和投资结构来看，增利宝与商业银行1天期的超短理财产品性质最接近。根据天弘基金公司公布的增利宝历史收益数据，自从余额宝上线以来，增利宝的日均年化收益率超过4%，大幅度超过多数商业银行的1天期理财产品。从表1可以看出，与其他短期理财产品相比，余额宝在收益率以及申购要求上占了很大的优势。能与之匹敌的就是工商银行工银瑞信推出的理财产品。其余产品都没有明显优势。在此，我们假设投资者A有50000元现金，期望短期的理财产品，按照2013年12月31日的收益率算，并按照资金到账时间计算（由于不同产品的赎回时间不同，我们统一定2014年1月5日为金额实际到账日，但每种产品的赎回时间不一致），到期日后能获得的收益如表2所示。从表2我们看到余额宝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其他银行理财产品，在收益率上余额宝有明显的优势。

（三）风险性余额宝的风险第一种中收益风险。在余额宝开始之初，阿里巴巴就一直在弱化余额宝作为一种基金投资的风险，宣传上只是一直强调比活期储蓄高十几倍的亮点。余额宝只是因为其申购和赎回的时间短，操作比较快捷而能在时间和灵活性上与活期存款相媲美，却不具有活期存款所有的高安全性。余额宝的本质是基金的投资而不是储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余额宝一直都是高收益。而商业银行因为有严格的监管，在申购任何理财产品之前都会和客户详细讲明投资的风险，这就会给客户形成一种风险意识，使得理财投资更理性更谨慎。第二种风险是互联网技术风险。从余额宝问世至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闻报道余额宝账号被转走了几万甚至几十万。目前，余额宝方面推出一个新的服务协议，余额宝的资金将由平安保险承保，如被盗100%赔付，赔付无上限。与银行严密而又复杂的金融系统相比，网络金融存在的技术风险还是不容忽视。不仅如此，在2014年1月21日发生的全国“大断网”事件也让包括余额宝在内的互联网金融等网上交易充满了“危机”。当天我国国内通用顶级根域名服务器解析出现异常，部分国内用户无法访问.com等域名网站。在此次事件中，面对客户一线的DNS服务器都把包括百度、淘宝等在内的许多网站解析到一个陌生IP地址上。如果这个IP地址是黑客的电脑，他可能会模仿支付宝建一个一模一样的网站，把用户账户和密码全都记录下，意味着用户访问的百度不是真正的百度，访问的余额宝都可能已经被盗走，甚至是网上的一切有关个人账号的信息将全部消失。这种风险也是余额宝所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无法与传统商业银行媲美的关键之一。

（四）合法性我国的法律在互联网金融方面尚属空白。很多关于证明事项、举证责任划分、证明要求等内容未有清晰界定,不能在双方出现纠纷时提供具体可行的裁判标准。其次是支付宝没有销售基金的许可证，为了避免法律的监管，阿里巴巴称在余额宝的运作中，公司仅仅充当一个支付渠道的角色，不作为基金购买的协议方参与，也不对基金的盈亏承担责任。但是，一些专家认为余额宝的实质是借助天弘基金来实现基金的销售。如果一旦余额宝被界定为基金产品，那么作为主要推出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平台的支付宝就应当符合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标准并被严格纳入监管范围。但未取得基金销售牌照的支付宝就存在着监管的空白，这就对投资者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截至2013年6月21日，支付宝余额宝中有部分销售支付结算账户并未向监管部门进行备案，也未能向监管部门提交监督银行的协议，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第29条、第30条和《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结算资金暂行规定》第9条。

（五）规模性支付宝的用户可以通过储蓄卡快捷支付付款，但暂不支持网银、集分宝、红包等进行转入支付。转入设有限额，但各种转入方式的限额有所不同：支付宝账户余额转入无限额；储蓄卡快捷支付限额单笔2000元、单日2000元、单月1万元；储蓄卡卡通转入随卡通本身限额。各种转入方式转入单笔最低金额为1元，1元以上为正整数即可。如果没有开通储蓄卡快捷支付的用户，就只能先把钱转到支付宝再从支付宝申购余额宝。网上银行转账用U盾每次限额100万元，用电子密码器是每次50万元、每天最高100万元。从这里可以看出余额宝对银行渠道的依赖度。只有通过银行的渠道，余额宝才有运营的渠道。一旦银行判定其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揽存业务，就可能会减少甚至关闭其资金渠道，这样就会对余额宝产生致命的影响。其次，从天弘基金目前的资产规模来看，笔者认为尚不足以应付更大规模的资金投资，这样余额宝的投资规模必然受限，而商业银行无疑在这方面拥有绝对优势。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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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学本科人才培养中存在的不足

近年来，我国在金融学的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进行探索和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当前各所高校的金融学本科培养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理论教学知识结构松散。目前很多大学的金融学本科培养计划中的课程设置均按照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等模块进行设置，从理论上对金融学本科进行培养。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各门课程的教学仅仅围绕着本课程的内容进行教学，而忽略了课程体系间的联系，从而无法让学生感到该课程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实际地位以及和其他课程的内在紧密联系。而实际上金融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其发展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发展起来的，如果不能将理论课程中的内在联系说明，则不利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搭建以及专业能力的形成。其次，实践教学难以实践。金融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为此，理论教学后的实践是有效巩固理论知识，进一步帮助学生做到理论联系实践的有效课程设置，有利于高校培养应用型的金融人才。但是在当前的高校实践教学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从形式上，校内实践的硬件环境较差，机房和软件等条件的落后让校内实践流于形式。而在校外实践中学生又往往难以接触到核心业务，随机性较大，从而失去了实践教学的根本目的，不利于学生宽阔视野的形成。最后，教师队伍存在不足。由于当前高校的管理体制下，大多数的中青年教师多数为高学历研究型人才，很多都不具备金融部门的从业经历。为此，在培养应用行的本科金融人才过程中就难以做到理论和应用并重，这不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3．金融学本科人才培养教育改革建议

根据我国高校在金融学本科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教育改革建议:

3.1优化理论教学手段，强化理论教学目的。

针对于当前金融技术化发展的趋势，在培养金融人才的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在教育手段上要根据授课内容有针对性的采用学生作报告、小组讨论和情景模拟等互动方式对学生进行引导和启发。这样，更能够通过轻松的环境和多样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他们能够更积极的参与到课堂的内容当中来，培养其课下研究讨论的能力和习惯，乐于置身于假设的情景模拟中思考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所有的金融现象和问题并非由于单一原因产生的，就本质而言金融问题和现象均是各种问题的综合体现。因此，在教学的内容或案例讨论上也要结合金融学的特点，根据所教授的内容结合金融学原理进行讲授，利用多学科的内容综合全面的帮助学生分析案例，避免单一课程的分析，从而使课堂内容脱离实际选入乏味。只有不断的启发和引导，才能进一步扩大学生的思维空间，丰富课程内容，增加课程的应用型，提高教学效果。

3.2完善和提高金融学的实践教学效果。

金融是一门经验科学，需要不断的实践才能更好的巩固理论知识，从而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在对金融本科学生的培养中更加注重对课程实践内容的模拟、训练和实践等环节，培养他们的应用能力、模拟操作能力，从而提高职业素养。因此，应适当提高实践教学环节在整个培养计划中的比重，增加金融学本科的实践能力;积极建设不同金融行业的实践教学基地，设计更切合实际的实践教学内容和模式;进一步完善金融实验室的功能，通过硬件和软件的更新提高学生的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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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供给由经济实体内部提供，黄金和白银的生产部门本身就是实体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作为商品金银也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物，具有价值。货币的购买力取决于其所含金属的重量。货币与商品的交换，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本上不存在货币的发行收入。

但当货币形式发展到不足值货币，特别是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从技术上货币发行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束缚，货币发行就成为一种特权，能为发行者带来发行收入。历史上，发行收入应该归谁所有，一直是有争议的。西方政府曾以“铸币税”的形式对私人银行发行现钞课税，作为允许他们拥有货币发行特权的交换。中央银行建立后，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货币的发行收入明白无误地归属政府。

设铸币税为S，Mt是t期的货币发行量，Mt＋1是t＋1期的货币发行量，考虑到价格因素，S＝（Mt＋1－Mt）/Pt，Pt为t期的价格水平。从上述公式中反映出：1、货币发行收入与价格水平成反比，物价水平越低，中央银行同等数额货币发行的铸币税就越高；2、货币发行收入与新增货币发行量成正比，新增货币发行量越大，铸币税越高。

铸币税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税种，只是理论上对货币发行收入性质的界定，是将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收入具体化，使之可以进行实际的操作，在实践上实现货币发行收入归政府所有。在明确了货币发行收入的性质后，还要确定货币发行收入的范围，即哪些货币供给和货币创造行为会产生货币收入，在现代货币供给机制中，这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确定货币的发行收入首先要明确货币发行的范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划分，货币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层次：M0为现钞货币，在流通中的相对比例下降，但完全由中央银行提供；M1＝M0＋活期存款，即现金加活期存款，M1被称作狭义货币，是现实购买力；M2＝M1＋储蓄存款＋定期存款，被称作广义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将（M2－M1）定义为准货币，是潜在购买力。货币外延的扩大使货币发行收入的范围也扩大了。在信用货币制度下，现金和活期存款是货币的基本形式，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共同提供和创造。因此，一方面，货币发行收入表现为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流通中现金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活期存款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体系具有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在不完全准备金制度下（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不断降低已是趋势，有些国家已趋近或降到0），一部分新增的购买力就成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

二、国债具有铸币税的功能

上面谈到，货币发行收入包括中央银行创造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创造派生存款所形成的收入。从中央银行的角度实现铸币税有两条途径：一是中央银行直接掌握基础货币；二是要求商业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因此，多数国家对存款准备金是不支付利息的）。从财政的角度实现铸币税，在理论上也有两条途径：一是向中央银行借款和透支；二是向商业银行借款。借款可以采取直接借贷，也可以采取间接借贷。

由于中央银行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的特殊作用，各国政府都非常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货币供给方面，为杜绝直接用货币发行来弥补财政赤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因此，政府运用货币发行收入在具体操作上，只能采用下列两种方式：一个是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一个是允许商业银行直接购买国债。

可见，国债既具有弥补财政赤字的功能，又具有铸币税的功能。一部分货币发行可以通过国债的方式实现，即国债货币化，这是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理论基础，也是财政（国债）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的内在原因。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国债规模不是必然等于财政赤字，国债规模既取决于财政赤字规模及其弥补方式，又取决于货币发行规模及其发行方式。

三、货币发行收入应该由财政和中央银行哪一个部门掌握和使用

在我国实际部门中有过货币发行收入应该归财政部门掌握使用还是应该归中央银行掌握使用的争论。其实，无论中央银行还是财政部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职能部门，既然确定了货币发行收入的性质，无论发行收入归哪一个部门使用，都不会改变它是货币信用化制度下的政府首要收入来源的性质。究竟归中央银行还是财政部使用，则应取决于政府宏观调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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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当今世界是一个知识经济的世界，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入，我国当前面临的发展形势十分严峻，需要我国认清当前经济发展态势，做好经济改革工作，将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作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促进经济不断发展，人均收入不断增长，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将促进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当前世界市场一体化正在建成，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影响，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也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时每个国家需要提出相应的对策，来缓解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影响，使其遭受最小的经济损失，这时我们国家也需要对金融进行改革，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二)改革新形势。我们国家的金融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并且可以促进全球经济之间的关联，加速彼此之间的融合关系，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改革在进行的同时，给企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影响和变化。一是金融市场上的变化越来越显著，每时每刻金融市场都会有不小的波动情况发生，同时变化的幅度也愈来愈大，这给企业的长足发展带来了许多的不利影响。二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市场的一体化，我们国家的企业面临这些问题的同时，也需要应对国外企业发展的竞争压力，这就给我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障碍，将阻碍企业发展。三是缴纳税款的问题，企业都需要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款，税款的不同就需要每个企业有不同的收入水平，这就容易导致企业发展的不平衡。

二、中国金融改革给企业带来的影响

(一)金融改革的重要作用。中国在金融改革方面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战略部署，金融改革是重要的环节，需要从整体上把握金融改革的大体趋势，既要了解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需要从发展的客观需求出发，分析自身问题，从根源入手，同时需要根据金融改革背景与经济发展的形势作出判断，不仅从金融领域改革入手，也需要从其他领域入手，将改革深入到实处。金融改革是一个影响最深的改革方面，金融能够从我国各个领域入手，从而进行突破，解决问题。例如使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将利率的波动与市场相联系，使利率与企业的发展状况相适应，可以缓解中小企业的压力，也可以增加国家税收。同时金融改革对于我国的经济形态的转型也有着重要意义，促进经济向全球化转型，使我国经济更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金融改革也对下一次全面的总体的经济改革有促进作用。(二)金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当前经济体制之下，存在许多经济领域没有获得充足的金融服务。我国当前的经济体系是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类型，相应的就是对重工业服务方面的投资成本加重，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之下，这时其他领域的资金，技术投入就会相对应减少，资源的减少，就会使其他领域里对金融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在需求难以满足的情况之下，企业就会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从而导致企业难以进行优化升级，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最终落后于时展。一方面现在的金融体系状况难以推动下一轮的经济体系改革向前推进，同时重资产行业也难以向轻资产行业转变。当今世界是一个以技术为主导的多极化世界，一个国家若长期以重工业为主导，忽视轻工业、科学技术的力量，那么这个国家终将难以维持自身的发展，这时我国的金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的转型和升级，促进科技资源和新技术的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金融难以长足发展引发的双轨制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起金融体系功能的紊乱和潜在金融体系之下的风险问题，利率和汇率的正常运行有利于引导金融资源的配置更加趋向合理化，使市场在一个稳定，良好的环境之下运转。在当前金融体系下，管制的利率体系与市场化的金融市场并存，在岸的人民币市场受到较多管制与离岸市场上自由的市场定价并存。(三)金融改革给企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有数据统计，在2012年我国五百强的企业之中，其中国有商业银行的收入仅仅占总比例的6%左右，利润居然高达35%，但是五百强企业中有两百六十家制造业企业的收入占比是41%，但是利润只有20%多，这一现象就表明我国实体企业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差距还十分悬殊，企业的利润大多数被商业银行所吸纳，自身利益难以增长，商业银行的高利息也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企业难以融资，资金有限，这就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不利于企业的长足发展。这时的金融改革就可以给企业带来发展的机会，例如利率的市场化，企业融资渠道在不断拓宽，企业融资金额也愈来愈大，这些都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给市场上的中小企业也带来了不小的机会，中小企业也可以融入国际市场，寻找更多适合自己发展需求的机会，从而促进中小企业的转型发展。另外，金融改革给企业带来的好处就是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改革是在鼓励企业更多投入到市场竞争中，加快市场竞争体制机制的健全和完善，这将更加有利于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壮大，尤其是小微型企业的发展，使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更加拓宽，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当然，金融改革也给企业带来了许多挑战，我们国家的企业面临这些问题的同时，也需要应对国外企业发展的竞争压力，这就给我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障碍，将阻碍企业发展，国外企业竞争之下势必对我国企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造成企业的发展环境难以维持企业的发展成长。例如，造成我国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抢占市场资源。同时金融改革背景之下，政府融资平台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依靠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话，就会导致大量结构性矛盾的增长，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难以化解，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等方面的压力，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到来，导致我国经济泡沫化发展。

三、企业财务创新的措施

(一)重新建立起一个财务管理的机制。想要在金融改革之中革新企业的财务管理，就要把财务管理作为企业发展的中心，这时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去认识财务管理在市场运行中的规律，形成一个利益与风险统一的信息理财观念，使用筹集资金，投资，分配资金运行的财务管理的机制，更加全面并且高效地使用财务的运算，同时将资金的管理工作与成本管理相结合，将它们作为工作改革的重点内容，将企业利益最大化作为改革的主要任务，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和过程之中，强化财务的核算职能，并且需要将财务管理职能发挥到最大程度，同时需要提高领导部门的决策领导能力，作出正确的并且符合时代和市场发展的重要决策。同时发挥会计审计部门的监管职责，使其能够保证资产的价值增长。建立起资金的补偿积累体制，同样需要严格管理好资金的后续工作，财务部门对企业的资金进行一个统一管理与利用，严格控制资金的流动，防止资金过度流入到员工工资、福利投入之中，以及和企业经营发展无关的事情当中，尽可能将资金投入到利益创造的过程中。企业需要制定一个合理的税后分配利润计划，把税后利益投入到企业扩大生产中去，促进企业不断发展。(二)加强资金的管理力度，更大程度的创造经济效应。一是要建立资金的投入使用机制，确保资金的正常使用，把握好资金源头这一重要环节。企业管理部门需要从各个资金渠道出发，利用各个信息的渠道和途径，部门做好主动研究市场的工作，同时自觉地参与到市场投资的预测中，对市场变化多多关注其中的变化。二是要考虑好货币在每一个时间段的价值和其中存在的风险，还需要比较一下项目的投资中对企业的收益情况和筹集资本时的成本投入，将财政预算控制在最低的情况之下，将项目资金融入到考虑范围，同时需要优化企业资金占用的结构，在企业的项目运算之前，需要先对财务进行一个严密的运算预测，从而确定最佳的购存点方案，并且需要与企业客户之间签订一些风险协议，这时不仅是给客户自身一个保障，同时也有利于将企业自身的损失降到最低，并且对企业出现的风险进行分析和警惕，采取正确而又有效果的方式解决问题。三是需要建立健全企业的资金结算中心，牢牢抓住企业资金结算的各个流程和环节，将企业的资金运行形式逐步完善健全，同时企业可以模拟银行的结算方法，开拓资金成本的结算内容。企业自身也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筹资结构，接受负债经营，但需要掌握好其中的度，权衡好两者之间的合理关系。(三)完善财政事务管理的方法和途径。面对金融改革的压力，企业要想获得更加广阔的融资渠道，促进自身的发展，就需要充分利用国家金融改革这一巨大背景，利用好国家的政策支持，抓住适当的发展机会和时机，积极将融资渠道进行拓宽，从而不断增加自身实力。加大科技的投入力度，加大创新的元素，不断培养更多有创造力的人才，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机器，积极开发新产品，加大对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工作。完善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将每个部门人员都控制在管理之下，加大监管力度，尤其是加大企业财务管理的监管力度。企业的每一次投资都需要担负巨大的风险，一个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就需要有对风险的判断能力以及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的能力，这样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这时，就需要企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相互配合，互相合作，将企业资金分散的做法，就可以将企业风险分散，从而使风险降到最低。

四、结语

当今世界正在快速发展，每个国家都希望在世界拥有一席之地，经济的发展，其中影响最为深刻的就是金融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需要有企业构成，这个时候要想发展，就需要处理好金融与企业财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在每一次金融改革的运行之下，只有财政管理符合时展需求的企业才能长久在市场中发展，所以这时企业的财政管理就需要跟上时代的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1］苏武俊．加强民办高校财务管理的设想［J］．教育财会研究，2007，2: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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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支农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金融机构直接承担部分财政支农职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金融职能相互交织，财政支配金融，金融充当“第二财政”，扮演着财政的出纳角色。近年来，随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基本构建起了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部分商业银行承担的财政性职能相应移交给了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演变成沟通财政与金融支农合作的主要桥梁。以广饶县为例，该县1994年设立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除保留小额农户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政策性业务，原承担的粮棉油贷款购销等政策性贷款业务均划转至农发行。支农再贷款？

（二）财政部门透过对相关“三农”经济主体的贷款贴息。为促进“三农”经济发展，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的幅射带动能力，财政部门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小额扶贫贷款等提供了部分利息补贴，以减轻农业企业财务负担，促进了金融部门对农业贷款投放的刺激性。据调查，2000年以来，东营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2003年，广饶县委、县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县财政每年拿出3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用于支持重点龙头企业。

（三）财政部门出台鼓励金融支农有关优惠政策。为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财政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出台了减免三年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承诺分红补贴等优惠政策。据调查，东营市政府为促进县区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利津、垦利两县农村信用社的股东承诺，如信用社2年内达不到分红比例，市财政将予股东补贴；并在政府权限范围内，尽量减免农村信用社在抵债资产接收和处置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税费。全市涉农资金和业务全部交由农村信用社办理，所有农口部门在农村信用社开设基本账户，各级预算外资金按一定比例存放农村信用社，乡镇的国库、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种行政收费由农村信用社，县、乡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由农村信用社，县级财政集中支付中心设在农村信用社。研究制定了做好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清收盘活工作的具体意见。对过去行政干预的贷款和协调农村信用社购买的企业债券、各级各部门在农村信用社的行政性贷款，由县、乡政府负责限期收回；对公职人员的贷款，采取纪律和行政的手段收回；采取以优质资产置换、整体“打包”等多种方式，帮助清收不良贷款。

（四）人民银行助推，政府部门主导，积极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2005年初，周小川行长多次在重要场合论述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面对金融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各级人民银行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意义，取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据调查，2005年，广饶县委、县政府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分管县任组长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县委、县政府的考核，加大了督查力度。开展了“金融生态示范县”创建活动，出台了《创建“金融生态示范县”建设的实施意见》，研究设计了“建设金融生态示范县”的具体指标体系，制定了《“金融生态示范县”评价标准》，形成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规范化机制。截至2005年底，全县已命名“文明信用乡镇”21个，“文明信用村”684个，“文明信用企业”61个，“文明信用户”9.9户，“文明信用工商户”2333个，2006年力争全市60%以上的村镇、农户达到文明信用标准。

二、当前合作方式中的不足

2003年以来，广饶县向“三农”累计投入财政资金69亿元，投入信贷资金85亿元。财政投入和信贷投入的不断扩大，有力的促进了该县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强了农民收入。目前广饶县已形成以凯银集团、驰中集团、华誉集团为首的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据统计，2005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820元，同比增长14.7%。2001年-2005年，广饶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0.1%。收入结构中，纯粹来自农林牧渔的增幅仅为5.93%，非农产业纯收入增幅高达92.45%。

（一）财政金融支持重点“不到位”与“越位”并存。近年来，为发展农村经济，地方财政不断扩大了支农资金投入，市本级财政支农支出以20%的速度递增。据调查，近四年来，我市投向“三农”的资金达50.7亿元，2003年市级财政用于扶持“三农”的资金3.8亿元，2004年达到了4.6亿元，分别占这两个年度市级财政支出的28.4％和29.6％。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在制度安排上一直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改变，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应由财政供给经费的公共产品，财政投入的力度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农村的基础设施、供水设施及环境治理等社会公益性的投入相对较少。调查中，我们设计的“当前财政和金融对当地经济的支持哪个更大一些”中，有7/8回答金融支持力度更大。

（二）支农项目管理部门庞杂，投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由于各部门职责定位不清，没能有效地建立起责、权、利相匹配的财政支农激励和约束机制。既有争项目、争资金形成的投资越位现象，也存在互相推诿导致的投资额缺位现象。因此，项目和资金多头管理，留下不少弊端:一方面，由于支农项目涉及的部门众多，部分项目交叉，有些地方出现同一类型支农项目存在多个部门重复立项、实施的情况。

（三）财权与事权分离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乡镇、村委成为财务空壳，不能成为有效承贷载体。城乡财税体制改革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但另一方面，资金链条长，管理困难。目前财政支农资金管理采取的是分级配套、层层下达、项目单位具体实施的做法，有些专项资金从上级财政下拨到实际使用，经过多个环节。资金在途时间长，影响了资金的及时到位，又增加了资金管理成本。一个项目，分级配套，每个级次都要考察论证，都要进行检查验收，需要大量的管理费用。县级财政配套能力弱。停收乡村公益事业金，使农民人均每年减少税赋100多元。2004年降低农业税率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减负58元，今年全部取消农业税及附加，由此所减少的乡镇及村级收入全部由市财政转移支付。

四）财政补贴在流通领域消耗太多，轻生产领域。农发行贷款目前还仅局限在粮棉流通领域，虽然对解决农民“卖粮难”、“卖棉难”问题，稳定粮棉价格，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国家的补贴基本在流通领域消耗，因此农民直接受益有限。

（五）政策性与商业性关系模糊。政策性与商业性并存是当前信用社经营中的基本格局，也是改革的基本矛盾。信用社肩负金融支持“三农”的职责，这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另一方面，信用社又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商业企业。并且，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展，商业性业务的比重日益上升。由于当前信用社存在强烈的政策性，以至于它还不可能摆脱行政桎梏而真正成为产权清晰、政企分开、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金融企业。

（六）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供给范围“越位”与“缺位”并存。财政支农管理的领域和事务不能随农村城市化的加快而及时调整，造成很多部门和单位仍在占用财政支农资金，而应由财政资金供给的领域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广饶县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三产”的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县级农业服务机构仍然过多，职能没有进行较大调整，是财政资金供给范围过宽的主要原因。如：农口设有畜牧、农业、水产、农机等几个服务中心，各中心仍然是全套配置，各中心资源分散，不能整合，存在浪费现象。如：2002年财政安排几个中心事业发展经费各100万元，从财政检查的情况看，各中心事业发展的效果不明显。

三、政策建议

一方面，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另一方面，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分析表明，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谢平，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

第一，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一是通过农村公共财政直接投资以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提高农村的技术水平和对一些经济行为给予补助。二是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目前我国长期存在的只有城市干部职工才能享受社会保障的状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包括居民生活补助和救助、基础的生产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支出，还包括对农户个体生产及合作组织的补助。

篇9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中国的税收制度历经了多次重要变革，总的来看，自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彻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实现了"两个比重"同时提高的1994年税制改革目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见表1和表2）。但自1994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故而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同样保持上升的态势（见表1），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来从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为299.22亿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亿元／年，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为了考察中国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头以及中国财政增长的原因，笔者在此将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分解，同时考察了财政债务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和GDP 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止跌回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1994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但在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却是财政债务收入和国内债务收入的急剧攀高（见图1）。可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撑是财政的债务收入增加和非税收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在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别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别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因此中国的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国际同类比重高。）。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始终在50%左右，彻底改变了1994年以前那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中央财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加强。但中央财力状况好转主要由财政债务收入的增加支撑，而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结果（注：虽然中国当前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但财政的债务收入使得中央财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来源，故而使其收支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至今尚没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故而国债收入自然而然就构成中央财政收入，并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出现日渐扩大的、正的存贷差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债实际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在当前国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银行贷款责任约束机制加强的前情形下，银行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债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银行存贷差加大的背后，则是银行部门的有价证券资产的增加。据统计，1995年，金融机构购买债券余额为3064.2亿元，到了1999年，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和投资的余额为12505.8亿元，为1995年的4.08倍。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一直认为，赤字财政政策就如同运动员所服用的"兴奋剂"，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固然显著，但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否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滞涨"现象的发生必将是难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顺差逐年扩大，由1994年1152.0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亿元。但是地方财政却在1994年之后赤字骤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亿元，中国财政赤字也在最近几年快速增长。可见，中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源头是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债券发行权而地方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央财政收入1994年以来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左右，而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来却逐年下降，1994年以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来已经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上升，1994以来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这种显著的不对称已经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乡级财政处境极度困难，出现严重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财政稳定这一概念包含3重含义：（1）政府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政府财政处于稳定状态；（2）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却能通过发行国债为赤字财政融资，则政府财政依然可以说处于稳定状态；（3）如果在经济中存在一种机制，当财政脱离稳定状态之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财政状况恢复或趋于稳定状态，则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可以说是稳定的（余永定，2000）。可见，财政稳定的核心内涵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不需要通过货币的财政发行而能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国财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尽管1994年之后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状况明显恶化。财政赤字增长过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所致，这说明中国当前的分税制的财政制度与现行的5级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协调，突出地表现为各级政府的事权与其财权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其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在精简机构、节俭开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却一直在12.50%徘徊，始终处于中国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中国政府近年来的精简机构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第三，从债务依存度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一直都比较低，从没有超过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债务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债务依存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两年已经达到30%左右，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提高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税制改革是否成功现在还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导。如果债务依存度过高，最不利的影响则是可能诱发利息率的提高，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债务依存度，同时还寄希望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国债的发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税率，而平均税率的提高则会抑制企业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见，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则会迫使政府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过度举债。第四，再从偿债率来看，中国的偿债率自1994年以来，同样也是居高不下，近两年已经超过了30%.偿债率升高则意味着在既定财政支出条件下国家的自主性支出减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税制条件下，举债可能是其最佳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偿债率越高，政府增加发行国债的压力也就越大，财政赤字状况也将会更加恶化，最终可能将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发行。据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的2002年的财政预算报告，2002年中国预算赤字将高达3098亿元，相比2001年的2598亿元将增长19.24%，超过GDP 的3%，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逾越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尽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有所上升（注：据统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1998年为14.2%，1999年为15.9%，2000年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中国财政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尤其在当前经济紧缩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增加举债的压力，中国财政赤字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平均为20%左右，但是在这一期间中国GDP 的增长一直是一位数。以20%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超过高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这是否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值得人们深思！如果再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银行国有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隐性负债，中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可见，实现财政稳定是金融市场化改革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国的GNP 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并且除个别年份之外，绝大多数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呈逐年扩大之态势（见图2）。据统计，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财政赤字却由1978年的-356.35亿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亿元。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方程1和图3可知，中国货币供给量（）与财政赤字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这意味着财政赤字每增加1亿元，中国货币供给量就会相应地增加30.95亿元，可见，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但是，中国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量"双增"的情况下，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并没有随之出现上涨的趋势，反而呈现出下滑的态势（见图2），中国的物价水平与财政赤字、货币供给量（）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上那种相关性，麦金农（1997）将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1997）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控制的国家银行体系，中国政府通过国家银行体系向非银行公众借入公开的或隐蔽的债务弥补财政赤字，实现了非通胀融资。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依赖于如此严重的借款，因为居民已经不再是'低货币化的'了，并且中国的/GNP也不可能会升到无限高"."当居民流动资产与收入的比例过了高峰，甚至在这之前，如果国有部门继续借入，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解决的办法在经济上是很明显的，……，中央政府必须很快建立一个能够直接对所有工业——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农业部门征税的内部税收机构"（麦金农，1997）。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自1992年，中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长，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3479.4亿美元，其中，国际直接投资2201.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9）。大量的资本流入，不仅可以弥补中国国内资本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和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资本外逃现象也比较严重，据估计，在1992～1996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875.3亿美元，平均每年为175亿美元（李扬，1998）；在1994～1998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1966亿美元，平均每年为393亿美元（俞乔，1999）。在中国的"外资内流"和"内资外流"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之背后，则是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的外在表现。"内资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贬值预期和投资信心动摇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处于周期性下滑阶段，1997年之后，通货紧缩趋势加剧，财政赤字扩大，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从而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其预期；另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受冲击的国家的汇率开始大幅度贬值，而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保持不变，这反而加重投资者的顾虑，贬值预期也随之加重与扩散。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和加速了国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出。据宋文兵（1999）测算，在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达到474.41亿美元，超过同期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当年为453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宋文兵，1999），这种资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内外资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不同所致，通过"迂回投资"方式以获得外资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当然，也不可否认，非法收入的资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国"内资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替代现象。据统计，截至2001年末，中国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1348.8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5.2%，全年各项存款累计比上年增加61.2亿美元。企业外汇存款余额为452.9亿美元；其中，企业活期外汇存款为157.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8.3亿美元，同比多增15.4亿美元。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815.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1.8%，全年累计新增82.4亿美元；其中，定期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739.1亿美元，占全部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亿美元。尽管F/D指标和F/指标均显示中国的货币替代程度整体水平较低（F/D ≤14%，F/≤7%）（王国松、张鹏，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顾虑，中国的货币替代不是以狭义货币间替代为主，而是以准货币间替代为主，即存款货币之间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币替代本币的职能，在中国境内主要是贮藏职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职能替代，这说明形成中国货币替代的主要原因还是规避汇率风险，也就是说，汇率风险是中国外币资产需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自1985年之后，中国税收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85年税收收入所占的比重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经降到70.47%；而与此同时，财政的债务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却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见图4）。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重尚在安全线以内，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重为16.3%.从上述指标来看，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间。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紧缩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而是一种经济结构不协调和各种有关居民的收入、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内同时出台共同作用的结果，故而那种寄希望于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当前的经济紧缩问题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会积累资金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举债的增加则意味着社会公众可支配的积累资金减少，财政的"挤出效应"是必然的。其次，从资金使用效率来看，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远远低于社会公众的资金使用效率，这已为学术界的共识。第三，中国已经加入WTO ，降低关税已经成为必然，这意味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将有所减缓。目前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和财政赤字率都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将增加政府的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主性支出的减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终的结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举债规模日趋扩大、财政赤字也日趋恶化，财政赤字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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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宋文兵：《中国资本外逃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12）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转载于青木昌彦等《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13）王国松：《中国的利率管制与利率市场化》，《经济研究》，2001第6期。

（14）王国松、张鹏：《货币替论及中国货币替代问题的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第3期。

篇10

 

一、企业集团会计风险的诱因

1、会计资料信息不真实是主要原因之一。任何企业活动都需要有真实的会计资料信息来对应，这些资料信息也是企业集团的属性体现，是外界了解企业集团运营状态的重要依据。而部分企业集团为了自身的某些利益要求，肆意更改会计信息，营造表面现象，使得会计信息资料没有真实性，甚至存在大量的假帐。这样会引起外界对企业集团的错误认识，无法得出客观的评价，为企业活动带来更大的风险。而对于外界投资者来说，会计信息的失真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判断，而当发现自己的错误决定后又回抽资金，如此形成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

2、违背是重要的成因。谨慎原则要求企业集团在会计核算时还应该对将来可能产生的费用支出或者资金流动方向作出基本评估，并计入本期损益。也就是对未来可能要产生的费用或损失提前做好准备和分配，规避资金风险，让会计资料能够真实、可靠地反映出企业财务状况，确保财务的稳定性。而我们纵观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来，是由次贷问题引起的外债偿付危机。由于大量不确定性的风险投资造成外债过高。而紧张的外部环境使得这些资金无法回笼造成银行资金流断裂而坏账急速扩大，外债无力偿还，继而引发股市、汇市的频频波动。这一些都源于对未来资金损失项目和风险预计不足，没有保持足够的谨慎态度，金融机构盲目降息，降低资金投放门槛财务管理论文，最终导致了资金的断流，引发了这次金融危机。

3、监督乏力不力致使企业集团无法合理分配资金，财务出现混乱。当会计监督不力时，我们会看到盲目的生产投资，杂乱无章的资金流动，经常是行政花钱、会计记账，一切等事后核算。企业集团中出现的乱消费、无计划的生产、盲目攀比等不良财务支出，会计监督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最终会引起财务系统的紊乱甚至瘫痪。

4、无法把握整体经济脉搏。在我国，存在很多企业图一时的利益，不考虑和充分预计国际经济形势，盲目生产、兼并或者签定短期巨额合同，这样有可能在短期获得利益，但是一但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由此很可能给企业财务带来严重考验，使得企业抗风险能力大大降低。

5．会计人员素质亟待提高。部分企业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无法在岗位中发挥足够作用，有的因为素质不够良好而在工作中表现出服务态度欠缺，操作行为不规范，粗心大意而出现会计差错；还有个别企业会计的道德素质低下，对企业缺乏忠诚，勾结外部人员肆意侵害企业利益，引发经济案件，这一类的会计人员属于违法人员，应当以法律的方式处理；其次是会计岗位职责的设计缺乏束缚和管理，会计核算方面存在纰漏，操作章程、制度均不够完善，严重影响会计人员的办事效率和质量，影响企业集团各部门之间协同工作。

二、金融危机下企业集团加强会计工作的意义

1、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是现代企业集团发展的根本需要。在加强宏观调控、改善经营管理以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会计工作是一项基本的经济管理工作，也是重要的环节，针对一个企业集团而言，制作并提供客观的会计资料，是对会计工作的起码要求，也是会计工作的主要任务，而实际的会计工作中，会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都取决于基础工作是否到位。而会计基础工作的质量已经涉及到会计资料使用者及时知情的合法权益；影响到会计资料基本功能的发挥；影响到利益分配，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运作。而这一切都源于会计基础工作。可见真实的会计资料，详尽而客观的会计信息对于一个企业是多么的重要。

2、抓好会计基础工作，符合会计工作秩序规范化的基本需要。理想的会计工作，应该以良好的会计基础工作为本。最近几年，我国非常重视会计基础工作的规范化，随着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和股份制的实施，更多的人开始关心企业的会计报表和它的真实性，要求得到企业真实客观的财务信息，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会计工作要符合基本规范。

3、会计基础工作关系到会计工作效率和会计工作者素质的提升。会计基础工作的良好有序进行是整个会计工作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如果基础工作都做不好，会计信息根本就谈不上准确、真实、客观了，也谈不上有效率地进行会计工作财务管理论文，也无法实现会计工作水平的提升。现实情况告诉我们，部分企业集团会计工作出现秩序混乱、欠缺管理、假账、账目不清现象，这样的会计工作是不可能发挥会计效果的。

三、金融危机下企业集团的会计策略

1、是保障信息客观真实的重要手段。在现今经济体制中，信息存在着不对称性，而强制性会计披露制度可以规避这一问题，也是投资者利益不遭受侵害的基本保障。推行强制性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也是符合加强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要求的，是市场监管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集团应该尽到基本义务。针对信息的不对称性，会计信息的披露前提以及时、准确、客观为主。

2、建立和规范企业的财务治理结构是对企业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基本措施。在现代企业机构中，企业治理结构是实现内部控制的结构保障，建立合理、规范的企业财务治理结构，是有效控制、实施企业活动的关键。基于此，首先要发挥的价值信息优势，制订企业合理的产销评估数据，降低无产劳动带来的损失；抓住企业产品特点，提高产品功能，降低成本。这些突进都是要依靠财务部门的合理方针的制订来实现。除此之外，还要拓宽财务考核领域，以财务为中心的考核体系。核算产品的有形、无形成本；将成本管理的中心转移到成本控制；推行成本责任制，在内部划分核算单位，设立中心，公正地评价成本中心的绩效，使财务部门在全员和全过程财务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3、实行财务的集中管控必不可少。

（1）对采购供应系统进行集中统一采购，在采购中进行对比，筛选优势成分，降低成本。取消核算实体的物资部门，由集团总部物资部门全面负责，减少中间不必要的环节。同时，对硬件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优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2）资金要实行集中管理。利用结算中心实施资金集中管理，取缔下属企业的分户，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权限上移到总部，以统一的银行账户直接对外，保证了资金使用的效率，也强化了资金管理。

（3）销售要集中管理。作为企业的终端业务，销售业务开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效益。对其实行集中管理可以将产品的优势最大化，销售决策权集中于上层，能够更加果断的把握销售时机，也是最终实现集中管理的必要前提。

4、让会计行为必须实现规范化、有序化。企业集团的任何经营活动都是最终通过会计核算反映出来的。因此，加强会计控制自然要从加强内部控制入手。首先是要提高会计监管的力度，提供足够的监管资源，分配监管责任，监管工作定期报告，真正实现财会工作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完善的有效机制。再次，是要对会计事后业务进行监督，进行内部审核，实行自动网络与外部对账相结合财务管理论文，实现网络自动化与人工操作的有机结合。最后，会计人员的任何活动都要依法进行，遵守相关的会计法律、法规，拥有良好的道德标准。

5、适时调整负债结构，组织低成本存款，定期与活期存款比例进行合理配置。贷款结构进行优化，提高资产质量。重点项目的资金投入要加大，正确计算和科学地对资金预测，灵活调拨资金，大力压缩库存现金，降低无息资产的占有比例，有效地转化为有息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率。

6、企业人员的素质是企业活动开展的前提。首先，应从企业领导做起，提高全员的企业共存意识，只有企业全员齐心协力谋求发展，企业才有可能获得良好生存。做好财务管理，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其次对员工实施严格的录用制度，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质量，只用有用之才。适时的对现有员工进行技能考核，了解员工的实效状态。

总之，金融危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问题积累后的集中爆发，它的出现要引发是经济系统全方位的思考。会计思想在当代企业集团中的合理运用是规避风险，规范企业活动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会计国际趋同及国外相关组织近期动态，会计研究[J]，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