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古希腊哲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作者简介：李长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徐良利，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南长沙410081)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文明灿烂辉煌，不仅在古代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对后世世界文明的发展也起过促进作用。由于地理上的阻隔和社会条件的限制，直到明代，欧洲传教士的东来，中国才对古希腊文明有了少许了解。此后，在清末，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中国对古希腊的认识逐步加深，出现了评介古希腊的论著。到20世纪上半叶，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开展，中国学术界与古希腊文明的关联有所变化，这种关联值得深入全面地研究。

在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一些古典学者，他们大都留学国外，有的还懂得希腊文，熟悉希腊古典著作。他们走出国门之后，发现中国自称文明古国固然不错，但远古希腊也有古老、丰富而灿烂的文化，有那么多神话传说，那么多英雄人物，诗歌，散文，戏剧，雕刻，哲学，史学，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引人入胜。于是，他们便把希腊文化引进中国，并探索其奥秘。一时间古希腊成了热门话题。某些学者在希腊典籍和作品的翻译、研究上，古希腊文明的阐释上取得重大成果。

所谓西方古典学是关于古希腊一罗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乃至建筑、雕塑、音乐、绘画、舞蹈等方面的知识和学问。在20世纪上半叶，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已涉猎希腊古典学的局部。他们掀起的“希腊热”，不应成为后辈学者认识的“盲点”，不甚了了。在已出版的有关论著，如黄洋、晏绍祥著的《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晏绍祥著的《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家和、廖学盛主编的《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对这一时期学术界的“希腊热”都有所忽视，没有加以评述。这一热潮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它反映了前辈学者在艰难条件下辛勤的探索，它又表明前辈学者不盲目自封，而是立足世界、洞悉世界古老文明的雄心壮志。对前辈学者探索希腊文明历程的研究，当属学术史的领域，借用张广智教授的话语，这一研究能使我们听到“先行者的驼铃”，能看到“探索者的足印”，从而使后辈学人的有关研究“越会有的放矢，更有深度”。

下面以学者的业迹为线索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希腊热”，加以考察。

一、周作人关于希腊文学、文化的译评和研究

周作人(1885—1967)早年留学日本时，掌握了古希腊文，一生将相当精力投入希腊文学的译评和希腊文化的研究上。在20世纪上半叶相继翻译下列希腊文学作品：路吉亚诺斯：《大言》，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0月28日。海罗达思：《希腊拟曲》二首(《媒媪》，《塾师》)，刊于《中华小说界》，1916年10月第10期。谛阿克里多思：“《牧歌》，刊于《新青年》4卷2号，1918年2月。谛阿克里多思：《情歌》，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1月2日。谛阿克利多思：《割稻人》，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2月4日。朗戈斯：《苦甜》，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2月11日。路吉亚诺思：《冥土旅行》，刊于《小说月报》13卷11号，1922年11月。谛阿克里多思：《牧歌一首》，刊于《语丝》24期，1925年4月。路吉亚诺思：《论居丧》，刊于《未名》终刊号，1930年。海罗达思、谛阿克利多思：《希腊拟曲》(共七篇)，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亚坡罗陀洛斯：《希腊神诸神世系》，刊于《艺文杂志》2卷10～12期，1944年。

在每种译作都附有说明与考释，表达了周氏的研究成果。罗念生称赞周氏这些译作：“译文相当忠实，有自己的风格，在当时是‘标准的翻译’，我曾根据这些译文中的专名译音，制定出古希腊文译音表，收入我此后数年中出版的古希腊戏剧译本。这个译音表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西方语文》1957年第1卷第2期上发表，为一些文学出版社所采用，对统一译名

了一定作用。”止庵认为“周作人所译介的古希腊著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亦具有文化价值，其出发点既是文学的，也是思想的。”在这一时期，周作人还翻译了外国学者如佛来若、劳斯、哈利孙等人有关希腊神话的论著，对读者进一步展开研究大有帮助。

周氏对希腊文学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的《欧洲文学史》于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第一卷就是专门评介希腊文学的，分“起源”(神话)、“史诗”、“歌”、“悲剧”、“喜剧”、“文”、“哲学”、“杂诗歌”、“杂文”几部分。吴宓高度评价此书，指出：“盖自之起，国内人士竞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仅有周作人之《欧洲文学史》上册，可与谢六逸之《日本文学史》并立。)止庵称赞说：“《欧洲文学史》更主要的还是向我们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周作人在思想上受到古希腊的深刻影响，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要点已见诸于此书中。”

周氏具有的古希腊文学素养使他对古希腊文化有一整体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古希腊文化体现了“现世”，“爱美”，“节制”三个特征。由于他对希腊文化有深刻认识，他给予希腊文化以高度的评价：指出“西洋文明的主线来自希腊，要了解西方文明似乎不可不从希腊谈起”。

综上所述，周作人引进希腊文明功不可没，他对古希腊文化的一些观点和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中评价周作人时写道：“他的对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

二、吴宓对古希腊哲学、文学的研究 —1978)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即受希腊文明的熏陶，1920年本科毕业后的暑假潜心研读英译本《柏拉图全集》，写有详细的札记，并选修希腊罗马史。9月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选修欧洲政治学说史，写有论文《孔子、孟子之政治思想与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比较论》。

吴先生学成归国，1926年以后任教清华大学外文系时，开设有希腊罗马文学课。1938年他来西南联大工作时，继续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研读过耶格尔(jaeror)的《论亚里士多德》，乌维克(urwick)的《柏拉图书简》，康福德(comfod)的《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著作，领悟颇深。此外还读过利文思通(livingstone)的《希腊精神与现代生活》，柏里(bury)的《古代希腊史》等书。吴先生讲授过有关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土多德哲学思想的课程，他礼赞苏格拉底写有《苏格拉底像赞》：

亹亹苏哲，奋志求真，明法殉道，杀身成仁。

天地正气，日月精魂，音容宛在，光焰长存。

东圣西圣，此理此心，师表万稷，一体同尊。

举世横逆，吾独辛勤，内省不疚，常视斯人。

在礼赞中，吴宓把苏格拉底与孔子相提并论，尊为“西圣与东圣”，作为学习的楷模。这也表达了他寻求中西会通的意向。吴先生也非常崇仰柏拉图，他说：“余最膺柏拉图之哲学，以为可以包括一切事象，解决一切问题。柏拉图哲学之精华，尤在(1)两世界及(2)一多相关无碍之义。”他热衷希腊文明，称颂“今世深厚之生活，盖皆本于希腊人所创造之理性也。”“古希腊之哲理艺术者，为西洋文化之中坚，源流所溯，菁华所在，为吾国人研究西洋文化所首先注意者。”

正因为吴先生如此服膺希腊文明，所以才努力进行介绍、宣传。他曾以《学衡》为阵地，大张旗鼓地宣传希腊文明，亲自并组织友人撰写论文，翻译近20种(篇)有关希腊的古典著作或论著，其中重要的有景昌极、郭斌苏翻译的柏拉图《五大语录》、《苏格拉底自辩义》、《克利陀篇》、《斐都篇》、《筵语篇》、《斐德罗篇》。向达、夏崇璞翻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这两大哲人的著作在《学衡》连载后，还先后单独出版，为中国学人了解、研究希腊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柏拉图对话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哲学、伦理、自然科学、政治、教育、语言、艺术等，几乎无所不谈。可以说柏拉图的对话是希腊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通过阅读柏拉图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希腊民族的精神世界。

《学衡》杂志还发表有a·童壁著郭斌苏译的《希腊之历史》，嘉德纳著朱复译的《希腊美术之特色》，尹吉著胡稷咸译的《希腊之宗教》，乃特著汤用彤译的《希腊之哲学》，穆莱著吴宓译的《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等文，这些译著大开了中国学人认

识希腊文明的眼界。

令人注目的是吴宓又致力于希腊文学的研究，写有《希腊文学史》，刊于1923年1月出版的《学衡》第13期和1923年7月出版的《学衡》第14期上，共两章，计有35 000千字(不知何故吴先生未将希腊文学史全部写完)。

《希腊文学史》第一章《荷马史诗》共八节，分别为“荷马以前之诗歌”、“荷马史诗之内容”、“荷马史诗之结构”、“荷马史诗之作成”、“荷马史诗之评论”、“荷马史诗之影响”、“荷马史诗与中国文章之比较”、“伪荷马之著作。”这一章内容丰富，学术信息详尽。如第四节在评述“荷马问题”时，列举有十位学者的看法。再如第五节“荷马史诗之评论”，综合各家之说，归纳为七个方面：内容、文章、性质之比较、描绘人物之法、神与人之关系、道德观念、描绘之入神。对这些都加以明晰的叙述。第二章《希霄德之训诗》(今译为希西阿德的教谕诗)，共四节“希霄德以前之训诗”、“希霄德之略传”、“希霄德训诗之内容”、“希霄德训诗之评论”。吴先生还把荷马史诗、希霄德训诗与中国文学进行了比较，将《伊利亚特》比之于《封神传》及《三国演义》、《奥德赛》比之于《西游记》及《镜花缘》，又比之于《左传》。更从“其大体精神及作成之法”，指出弹词与荷马史诗相类似。吴宓还把希霄德之诗与《诗经》、《易经》等进行了比较。后世学者王锦厚高度评价吴先生这两章论著，指出：“这两章，在当时相当全面、系统地考察并论证了荷马史诗及希霄德训诗的来龙去脉、特色、意义、影响，这是我国学者用自己的观察、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编撰的第一部希腊文学史，也是第一部国别文学史。它的出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第一次向中国文艺界及广大读者介绍了世界另一文明古国希腊文学知识，而在于他开辟了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新的途径，运用比较的方法编撰系统的文学史。”

吴先生熟悉并积极推介有关研究希腊文学史的书目，反映在他发表在《学衡》第6期(1922年6月出版)上的《西洋文学精要书目》中。在这份书目中，共介绍了有关希腊史、希腊文学史、史诗、训诗、情诗(今称抒情诗)、庄剧(今称悲剧)、谐剧(今称喜剧)、历史原著、哲学、辞令及亚历山大时代及其后世的十多类英文书籍共156种。

难能可贵的是吴先生又致力于普及希腊史知识，1933年1月9日写有《世界历史世界文学训示国人应积极抗敌苦战牺牲》，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262期，以希腊史上海克多(今译赫克忒)抗敌殉国、德谟森尼(今译德摩斯提尼)抗击马其顿等事迹激励国人抗战斗志。1948年3月15日他在武汉文化会堂作了以希腊罗马史诗兼及修昔底德与幼里庇得的剧作《特洛伊妇女》为内容的演讲。

三、罗念生对古希腊喜剧的译介和希腊文化的研究

罗念生(1904—1990)1922年到1929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对古希腊文学发生兴趣，喜欢读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1929年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1932年以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深造，选修希腊文与考古学。1933年从古希腊文译成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同年人希腊雅典学院修雅典城志、古希腊建筑、雕刻、戏剧艺术等课程，成为中国第一位希腊留学生。期间在希腊国家剧院观看过希腊戏剧。1935年任教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翻译课、希腊文、希腊文明及考古学。1936年翻译出版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欧里庇得斯的《依斐格涅亚》、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上海商务印书馆版)。1938年译出阿里斯托芬著的喜剧作品《云》，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1939年任教四川大学外文系，担任希腊悲剧、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等课程。1940年所译欧里庇得斯著《美狄亚》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年所撰的《希腊漫话》，由中国文化服务社重庆分社出版，同年所译欧里庇得斯著的《阿尔刻提斯》由重庆古今书局出版，1944年译成欧里庇得斯著的《特洛亚妇女》，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译作欧里庇得斯著的《特洛亚妇女》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译作埃斯库罗斯著的《普洛米修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8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希腊悲剧、希腊神话等课。 以后罗念生继续致力于古希腊戏剧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成果丰硕，详见《罗念生全集》第八卷第374-375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罗先生翻译这些剧本时，历尽了辛苦。他曾指出：“古希腊著作是不大好翻

的。据说学习古希腊语的难度仅次于印度的梵文。单说一个正规的希腊动词的变化就将近有300个字形，困难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不规则的词形变化。古希腊语不大讲究语法，几乎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放在句首，读者要从杂乱的语句中找出一条语法来。其次是抄本古老，而且有许多笔误和篡改，不容易读懂。还有古希腊文学作品内容深奥，典故繁多。”在这一时期，罗先生还对古希腊文化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其成果辑入所写的《希腊漫话》一书。他在序言中交待，在希腊游学一年期间，对古希腊发生过强烈的情感，写作了几篇文章和希腊抗战史话，共20余篇，可惜有些已散失，现今结集十八篇成书。《希腊漫话》一书属于学术论文的是以下几篇：《古希腊与中国》、《希腊精神》、《怎样研究古希腊文学》、《古希腊悲剧的特点》、《<特洛亚妇女>引言》、《古希腊雕刻》，这些论文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前两篇。《古希腊与中国》一文，从文字方面考证了希腊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古代希腊与中国的交通往来。什么是“希腊精神”，这既是一个关于希腊文明的关键问题，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罗先生在《希腊精神》一文对此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作为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其特点有七：(一)求健康精神；(二)好学精神；(三)创造精神；(四)爱好人文的精神；(五)爱美的精神；(六)中庸精神；(七)爱自由精神。罗先生强调指出：希腊精神与我国固有的精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他们所表现的种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爱自由的精神。

罗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把他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引进、研究古希腊文化(尤其是戏剧作品)的艰巨而宏伟的事业中，引导中国学人进入希腊文化的殿堂，登上这座高山。黄宗仁在纪念罗先生的文章中写了这样的诗句：

甘于寂寞，皓首穷径，

东土西天，馨香一炉。

四、陈康、严群致力于古希腊哲学的探讨

20世纪初期，中国出现了研究希腊哲学的论著，到30年代中期，古希腊哲学研究出现繁荣景象。在众多学者中，陈康与严群最为突出。

陈康(1902-1992)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学习希腊哲学、希腊文、拉丁文。40年代任教西南联大，讲授古希腊哲学，他的名著《巴门尼德斯篇》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陈康在翻译柏拉图的这篇著作原文同时，还分别从文字的校勘、词句的义释、历史的考证、义理的研究等4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注释。经过这样翻译和注释的译本，确切地说是个注释本。在文字上注释的部分比原著的翻译部分要多出9倍，这个译本解决了柏拉图哲学研究中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过去研究者都夸大了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说法，摭拾亚氏表面上对于柏氏的批评，便以为两氏的哲学根本对立。陈先生却根据他自希腊文原著的独到研究，揭示出自柏拉图的思想过渡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展的线索，指出亚氏只是承继、发挥、补充柏氏，并不反对柏氏。贺麟高度评价陈康这一研究成果，指出他是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人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土多德的哲学的第一人。当代古希腊哲学史研究专家陈修斋也认为陈先生这一作品代表了我国学者在西方古典研究中的最高水平，是在这领域内能与西方的有关权威学者相抗衡，并实际超过西方学术界在这领域内水平的代表作。

严群(1907-1985)1929年在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修希腊哲学，1932年入研究院继续研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1935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希腊哲学史、古希腊文与拉丁文。1938年转入耶鲁大学继续专攻希腊文与拉丁文。

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著的《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学术专著，它用表解和诠释的方法对亚氏的伦理思想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和转述，并结合中国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至今仍起着导读作用。2003年列入浙大学术精品文丛，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后来严群又著有《希腊思想》，由华夏出版公司在1948年出版。此书围绕古希腊自然哲学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内在联系这一中心展开论述，揭示希腊自然哲学各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发展过程。在严群看来，思想和学问这东西绝非突如其来，总是一代一代积累而成的。以西方文明为例，它有三个来源，即希腊哲学、犹太宗教和罗马法律。他一反传统看法，认为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来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而不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后

世学者黄见德高度评价《希腊思想》一书，指出：“在论述中，材料集中，观点明确，立意新颖，全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却给人以精雕细刻的印象。”关于严群的学术生平及著述参见《世纪学人自述》第三卷“严群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五、其他学者有关希腊文明研究

何鲁之(1891，1965)早年留学法国，在成都大学任教时，出版有讲义《希腊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在四川大学任教授期间，写有《希腊民主政治》(在中英、中美文化协会的讲演)，刊于《华文月刊》第1卷第2期，1942年3月5日，后辑入王挺之、孙锦泉主编《川大史学·世界史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吴廷醪(1910，)早年留学日本，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写有《古代中国希腊文化接触之研究》，刊于四川大学《人地时》1944年第一期、第二期，后辑人《吴廷谬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阎宗临(1900-1978)早年留学法国和瑞士，1944年任教桂林国立师范学院时写有《欧洲文化史论要》(桂林文化供应社1944年版)，后辑入《欧洲文化史论》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第五章为“古代希腊文化之特点”。

李金发(1900-1976)早年留学法国，在1922年写有《希腊人生活之实况》一文，刊于1931年出版的《世界杂志》第1卷第1期。 年留学美国，曾任教北大、北师大、清华大学，写有《希腊文学研究》，刊于1922年1月15日《改造》第4卷5号。

缪风林(1898-1959)曾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写有《希腊之精神》刊于1922年8月出版的《学衡》第八期。

郑振铎(1898-1958)曾旅居英法两国，回国后任教燕京大学、暨南大学，著有《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1935年由上海书店出版。

陈训慈(1901-1991)1921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史学系，1924年以后任教中央大学史学系，写有《希腊四大史学家传记》，刊于1926年出版的《史学与地学》第一期。

应该说，解放前，限于社会条件，中国学者在世界史研究方面，从总体上来讲水平不高，与外国学者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相比也显得薄弱。但不能说没有学术专精的学者，在世界史某些领域，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注释：

①详见陈德正：《19世纪后期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辑入《西学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李长林、杨俊明：《清末中国对古希腊文明的了解与评述》，辑入《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沈扬：《中国人对希腊罗马文明的早期认识》，辑入《史与诗：世界诸文明的历史书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这些成果表明中国学界对古希腊文明的认识已比19世纪后期有关的了解大有进步。在19世纪后期，中国的希腊古典学处于开始引进阶段，这表现在文献形态上。总体上绝大多数论著停留在编译的阶段。介绍性的文章占绝大比例，评述和研究性的论著微乎其微；在文章的深度上还只能根据国外流行的书籍进行一般性的转述，很少能依据古典史料作学术考证和研究。

③详见张广智教授为王海利著的《法老与学者一埃及学的历史》——书所写的“序言”。

④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辑入陈子善主编：《闲话周作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⑤《欧洲文学史》，岳麓书社1989年再版重印。

⑥见《学衡》第48期，《柏拉图对话录之四·筵话篇》之文尾。

⑦穆莱著，吴宓译：《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编者识》，载《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

⑧商务印书馆1982年再版重印。关于陈康及其主要著作可参见汪子嵩、王大庆编《陈康论古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参考文献：

[1]玛丽·比尔德，约翰·汉德森，古典学(董乐山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止庵.苦雨斋译丛(总序)[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m].北京：三联书店，1995.

[4]止庵.苦雨斋识小[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5]周作人.欧洲文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9.

[6]钟叔河.希腊之馀光·周作人文类编(8)[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7]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研究资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8]王锦厚.五四

篇2

莱辛在《拉奥孔》中曾对温克尔曼关于希腊绘画和雕刻的论述作如下总结:“温科尔曼先生认为希腊绘画雕刻杰作的优异的特征一般在于无论在姿势上还是在表情上，它们都显示出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尽管莱辛对温克尔曼的观点的理论依据有相左的看法，却十分赞赏他把握古希腊艺术单纯特征的准确性。几乎没有一个艺术家不惊叹古希腊文化艺术的伟大深邃与精妙，它离我们的现代文明越久远越散发出夺目的光芒，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希腊艺术之所以体现出这种独有的特质，与希腊人所具有的自然观念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这种自然观念决定了古希腊艺术观念的形成。

一、古希腊人的生活环境、制度、风俗

在探讨古希腊人的自然观念时，首先要了解古希腊人的生活环境、社会制度、风俗观念，囚为正是这些社会基础决定了建立于其上的自然观念的形成

大约300()年前，爱琴海上那似群星璀灿的岛屿和海岸上出现了300多个城邦，城邦各自独立，实行奴隶主民主制度。公民享有直接参与或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利。公民有人服侍，最穷的也有一个管家的奴隶。按阿里斯托芬喜剧中所描绘的，公民的生活非常简单:平日里，三棵橄榄，一头洋葱，一个鱼头，就能度日;全部衣着只有一双凉鞋，一件短袖褂和一件宽大的长袍，一举手就可脱掉，连苏格拉底这样鼎鼎大名的人物，也只有赴宴会才穿鞋子，平时大家都赤脚光头走来走去。这就是古希腊人的生活，一切随遇而安。朴素习俗带来思想观念的单纯，捐弃了物欲之求和生活之累的古希腊人，把他们的精力和才能用于思考文化和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从而造就出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和诗人，苏格拉底、荷马、柏拉图等人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人类文明历史的丰碑上占希腊人活泼爽快、心情开朗、从不灰心，似乎永远只有20岁。他们认为宇宙是一种秩序、一种和谐，这使得他们在艺术创作中依据自然法则，自由自在地驰骋想象，从未有任何清规戒律可以束缚他们的艺术想象力。他们的自由意志在那种宽松自然、无拘无束的天地间得到张扬，单纯的天性得到发展。

古希腊社会风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战争。公民的职责除担任公共职务外，就是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那时城邦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战败意味着自由人甚至那些贵族体面人，一夜之间将变成奴隶，将失去他们的妻子儿女和一切家产。这种特有的时代产生了特殊的观念，在他们的眼中，理想的人物并不单是有善于思考的头脑，而且还要是血统好、发育好、身体比例匀称、身手矫健、勇敢而坚韧的战士。正因为这样，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十分重视体育运动。在希腊的许多地方，都要定期举行体育比赛，其中规模最大的便是开始于公元前776年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就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在当时，做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练就强健的体魄，是最受人尊敬的。按照当时的社会风尚，在体育比赛中获胜的公民，可以享有最高的荣誉:得奖一次给他立一尊雕像作纪念，得奖三次的不但给他立雕像，并把他的雕像放在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神庙内外因此，古希腊的公民都要经过练身场的训练〕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早年就是运动家;著名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据说得过拳击奖;戏剧家欧里庇得斯在运动会上也得过锦标;著名雕刻家米隆能肩扛一头公牛;西希翁尼的霸主克来斯西尼斯招待向他女儿求婚的人时，给他们一个运动场，以便考查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而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希腊本土气候宜人，阳光充足，温度适中，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当时不论在练身场，还是体育比赛或者敬神的舞蹈中，古希腊人都是赤身的由于运动，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不以露体为耻，反以健美的身体为荣光，这引起美学家们的关注和艺术家的表现。美学家们探讨研究美艺术家们创造美。希腊占典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斯就曾充满自豪感的说过:我们是爱美的人。风气所致，古希腊人高度崇尚美，这种普遍爱美的风气，几乎渗透到一切领域。也正是这种崇尚美的精神，促进了古希腊艺术的高度繁荣。

二、古希腊人的自然观念

古希腊人正是在上述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其独有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念。现代人的自然观念和希腊人的自然观念是不同的。现代人往往是在自然与社会、自然与历史、自然与精神的区分和对立中来理解自然，并且在人们眼中，自然只是理性认知的对象，技术制作的“物质”。对于希腊人而言，则只存在自然与技艺、自然与自然物、自然与存在的区分，他们所认识的自然也是本原、元素、质料和形式。希腊人的这种自然观念对于现代的人们来说是陌生的，而现在的人们要想理解他们的这种自然观念，就必须打破我们现在自身视域的限制，返回到他们那里，如其自身地去看待他们的这种自然观念。

1作为生长、本性的自然

这只是希腊人日常用语中的一个十分普通的词。自然真正从这种日常的使用中脱离出来，其意义被希腊人真正意识到和发现，是在希腊人开始深人思考世界、万物本原，探讨最初的事物的时候随着社会的进化，手下业从农业中分化出夹，技艺也发展了起来，人造、人为的东西逐渐增加了。而技艺的发展，人为制造的东西的增长，使人们进一步意识到，技艺也是一种本原，它就是人为制造的事物的本原，人为制造的东西就来源于技艺。但技艺只是一种有限制的本原，因为它自身受它所使用的材料的限制，显然它用以制造的材料不是它自身所能制造的。同时，技艺本身是一种模仿、仿制，它对原料的需要.使它亲近自然物，它的具体制作模仿的也只能是具体的自然物，技艺让自然物出现了。人们看到，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事物是凭靠自身天然地生长着的东西。而什么是这样的事物的本原呢?作为凭自身力量涌现出来的东西，显然它们的本原也只能是来自于其自身的自然。当然，发现“自然是本原”的是哲学。从泰勒斯到赫拉克利特的早期希腊哲学，谈的最多的就是本原问题，而谈的最多的恰是自然，因为在它们那里，‘“本原就是自然”，自然和本原二者是同义的:自然总是意味着某种东西在一件事物之内或非常密切地属于它，从而它成为这种东西行为的根源。这是在早期希腊作者们心目中的惟一含义，并且作为贯穿希腊文献史的标准含义。因此，当早期哲学提出什么是本原的问题时，也就是提出了什么是自然的问题，其水、火、气的回答，不过是对自然本原的具体规定。自然本原的发现对于哲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自然的发现其实也就标志着哲学的诞生。析学之所以能从关于神—本原的神话、宗教中分离出来，靠的就是自然的发现:自然一经发现，区别于神话的哲学就出现了，第一位哲学家就是第一个发现自然的人。

2.自然与自然物

在希腊人那里，自然不仅与技艺相区别，而且还和自然物相区分。自然原始的含义是本原，自然物则是由自然而来，以自然为其本原的事物，而自然物的总和或集合则是自然界、宇宙，因此，自然并不等于自然界。但是，现代人在谈到自然时，指的恰恰是自然物或自然界，二者经常是等同的。正是这种等同遮蔽了自然作为本原的原初含义，使人们无法理解早期希腊哲学在谈自然时指的就是本原或在谈本原时指的就是自然本身。他们所说的自然指的是初始事物，亦即最古老的事物，但这并没有‘改变有关自然一词的含义”，即改变自然作为本原的含义，“所改变的一切只不过是其应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起对于自然观念的改造。

3.自然中的人与神

了解古希腊人自然观念中对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我们正确的理解古希腊的艺术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古希腊有一种很普遍的人神同形同性的观点，古希腊人最初的宗教观念体现为神人合一或谓之“神仙凡人”的特征。神话的创造表现了语义化的特点，在他们的神话谱系中，神的名字是语义词直接命名的，神表现了人类的品性和气质，赋予神们自然的威力，这些神的力量在人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左右着战争的成败，支配着人的命运，但又为人类服务。希腊人把肉体的完美看作神明的特性，在荷马史诗中，到处可以看到神明与凡人一样有躯体，有刀枪可人的皮肉，会流出殷红的鲜血;有同我们一样的本能，有愤怒、有;甚至世间的英雄可以做女神的情人，天上的神明也会与人间的女子生儿育女。在奥林波斯与尘世之间并无不可超越的鸿沟，神明可以下来，我们可以上去。他们胜过我们，只因为他们长生不死，皮肉受了伤痊愈的快，也因为比我们更强壮、更美、更幸福。除此之外，他们和我们一样吃喝、争斗，具备所有的欲望与肉体所有的性能。因此可以说希腊的宗教和神话充满了人情味，它把大自然的各种现象人格化，而不像后来基督教，把人的精神力量抽象出来，当作人的对立面来崇拜。费尔巴哈曾在批判宗教的文章里提到:古希腊的宗教是自然宗教，而基督教则是一种精神宗教。自然宗教是把非人的力量人格化，而基督教则是把人的力量非人化。由此可见，希腊神话当中的神明们正是希腊人的自然观念的最高表现和反映。

三、模仿自然的艺术观念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作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因素。‘’这就是说，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密切相关的，艺术是时代精神的产物，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古希腊人的生活环境、社会制度、风俗观念，决定了古希腊人的自然观念。而正是这种自然观念诞生了古希腊以模仿自然为中心的艺术观念。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思想家就开始对美做哲学的思考:

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是更高一级的存在，万物模仿数，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

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永恒的活火”，认为自然万物是从对立的东西中产生和谐的，就象他所说的那样:“假如没有高音和低音，就没有和谐的旋律，如果没有雄性和雌性，也就没有动物，一切都是相反的”。正因为自然万物都是由于对立才造成和谐的，艺术也就应该如实地表现和反映这种和谐，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模仿自然，也只有模仿白然的对立的和谐才能够构成艺术品。

德漠克利特在探讨艺术创作问题的时候，也是认为艺术是模仿自然的，比如他说到:“在许多最重要的事情上，人类是动物的学生: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纺织和缝纫，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燕子和夜莺等鸣鸟学会唱歌，都是模仿它们的”。将赫拉克利特原先蕴含着的艺术模仿自然的思想，做为一个明确的观点表示了出来。

苏格拉底则不管是艺术模仿再现自然说还是模仿理念说都是讨论艺术是模仿自然的表象和本性(在这里他称作为“理念”)的问题。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于这种以模仿为中心的艺术做了深人的阐述。柏拉图认为理性世界是感性世界的原型和理想，感性世界是理性世界的模本和影子，而艺术则是对感性世界的影像。

亚里士多德在继承模仿论的基础上，不仅仅认为艺术模仿现实，即抄袭了现实，而且是向现实的自由迈进。他还第一次把技艺称之为实用的艺术，而把我们今天所讲的艺术从技艺中区别出来，并称之为模仿或模仿的艺术。他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模仿，区别是模仿的对象、媒介、方式不同罢了。他在论悲剧的模仿时说，悲剧是对行动的模仿，主要不是模仿自然而是人生。显然，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实体主义世界观和本体论美学的局限，把视角探进了社会生活。但是，亚里士多德毕竟是本体论哲学家，因此，他主张，模仿首先是人的活动的模仿，然后，模仿也逐渐变为自然的模仿。

可以说，统观古希腊诸多伟大哲学家的美学思想，可以看到，他们普遍认为自然当中存在着万物的本原，并且致力于探讨它们，认为艺术则是对自然的本原的模仿。而古希腊的艺术，则正是在这种自然观念和艺术观念的影响下，崇尚一种模仿自然与理想化相结合的美学风尚，创造了一个后人奉为典范的艺术高峰。

篇3

自证分与自身表象理论

柏拉图的另一个开端

有限化作为危机的深层结构

《存在与时间》的结构性困难

心理现象的明证-存在与类型划分

海德格尔与儒家哲理视野中的“家”

生育现象学——从列维纳斯到儒家

亚里士多德与布伦塔诺论意向性

胡塞尔的特殊的数学柏拉图主义

仁境——探寻孔子圣人境界的实情

何谓Ereignis?——略论作为兴有的Ereignis

作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与古希腊哲学刍议二则

海德格尔与Aletheia的哲学字源学

海德格尔对古希腊physis的诠释

刘蕺山“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比配说申辩

论舍勒对康德道德哲学“形式主义”的批评

自由的敞开——康德与海德格尔的自由观比较

自然与人为——康德、海德格尔与中国传统思想

席勒和阿伦特对《判断力批判》的政治阐释之比较

爱与争:海德格尔的赫拉克利特解释

从希腊的技艺概念看科学的精确性、严格性与严肃性

真理的起源——胡塞尔的《被动综合分析》

胡塞尔与柏拉图——现象学观念论的形成与论证

现象的两种意涵:从存有(ousia)与生存(exister)的差异谈起

自然与逻各斯:梅洛-庞蒂晚期思想中的希腊遗产

胡塞尔遗稿的拯救与胡塞尔文库的创立

海德格尔对古希腊“灵魂”的存在论诠释

绝对流的构造何以可能?——从扎哈维/布劳之争谈起

对青年海德格尔存在问题诸种形态的历史性考察

意愿、价值与应当——对汉斯·莱纳早期伦理学的探讨

兴趣·特殊意指·自我朝向:胡塞尔注意力论题域的发展

2013年中国现象学研究论文与著作统计

丧失音声的言语——海德格尔对希腊“哲言”(Logos)的解说

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αληθεια的现象学阐释

论海德格尔在《明镜》谈话中关于胡塞尔的说法

上帝与时间:论奥古斯丁和胡塞尔的神学观点

植根与转化——论海德格尔对待古典哲学传统的立场与方法

现象学的神学之维——德里达、南希和马里翁合论

后形上学的神学言说:云格尔与巴尔塔萨的神学贡献

时间现象学的新阐发——胡塞尔的《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

人性的人——海德格尔的“存在”思想与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

奠立形而上学的基础——海德格尔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解释

精神科学视域下的同感现象学——施泰因的《论同感问题》

空间是直观形式吗?——胡塞尔与康德的空间观比较初探

篇4

逻辑学作为一门关注语形和语义的思维科学，其直接的来源是论辩。语言表达思维，思维规律包含逻辑。故此对语言的丰富运用首先产生了逻辑研究的需要，这一点，古希腊与古中国是一致的。古希腊时期，出于民主城邦制的需要，雄辩之风在各个城邦盛行，对民主的关注，世界观的见解，天文地理的研究，都可能成为论辩的焦点，相应的，人们自然注重论辩中的一些规律，即一些思维方式正确与否的判定法则（今天我们称其为有效性）。公元前390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开设了第一所修辞学校，并明确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联的观点。这个伟大的观点虽不甚具体，却正确揭示了逻辑学的产生离不开对语言的应用这一真理。其后传弟子柏拉图丰富了他的思想，而到亚里士多德时，逻辑学正式诞生。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同样处于各个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不同流派在百家争鸣中为取得一席之地，需要一番唇枪舌剑，而辩论的繁荣同样为中国逻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由孔子最先提出儒家的“正名”思想，诸子百家围绕名与实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论战，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名家的“反正名”等，诸多论题将研究思路一步步带到抽象化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逻辑学――名辩学。

另外，逻辑学产生和发展中，往往以哲学为天然的载体。因为同样是思维科学，哲学命题的研究需要逻辑工具来提供必要的证明和方法。古希腊有众多的哲学流派，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等，从各自的角度对世界的本源和存在方式等进行解释。其中的命题的内涵，相互关联，甚至于描述方式本身，都需要准确无误，而自然的，这就要求关注语形和语义，也就自然促使逻辑学与这些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而在古中国，儒家、道家、墨家等，提出各自的哲学观点时，无不需要大篇的论述，尤其是道家，其相对出世的思想，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对逻辑的需求更直接，如《道德经》中，大量运用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同时又有排中律和二律背反的内容。总之，东西方的逻辑学，和其哲学相伴发展的。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古中国和古希腊产生逻辑学的基础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与我们的名辩学松散的存在不同，西方逻辑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系统化专业化的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下面我们将总结这些成就并稍作分析。

二、古希腊逻辑学成就及同中国的比较

严格的逻辑学，公认的产生于亚里士多德。不过此前的一些逻辑学萌芽也在此稍作介绍。亚氏之前，古希腊曾有过著名的“智者运动”，即一些有诡辩倾向的专职辩者进行论战，教授，或帮人打官司。不难看出，古希腊的智者同古中国的名家很相似，他们都在一些离经叛道的观点上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主张。然而无论是智者的“芝诺悖论”还是名家的“邓析两可”，都不能算作是直接的逻辑学成果，但它们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和认识这个世界，从而为更深刻的探索思维规律创造了前提（正如大多数悖论一样），而这，正是其逻辑学意义所在。之后的苏格拉底，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的伟大观点，这实际上揭示了逻辑学研究关注语形语义的必然性，而其后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最终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正式创立了逻辑学。

古希腊的逻辑学成就，集中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学说。《工具论》中包含《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辩谬篇》六篇内容。在这些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他的逻辑学体系：首先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事物分成十类范畴，包括实体、数量、活动等；进而关于命题，根据主词和谓词进行划分，并给出了不同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不包括今天的差等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逻辑方阵；同时对谓词分类，提出包含定义，固有属性，属，偶性的四谓词理论；创立三段论，分析其中的三种格，并将其作为推理有效性的重要判别式；最后对具体的命题研究给出科学证明方法，即有效前提和三段论结合。

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将语言内容抽象成形式（即形式化），并做逻辑学上基本的规定，二是建立以三段论为主要内容的有效性的判别体系，并作出应用性研究。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被称为逻辑学之父，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得以令一个抽象性的研究系统的形成，而古中国的诸子百家中，这方面的成就，只有墨家的《墨经》――包含诸多定义和方法论的著作可以相比。

古希腊另一个重要的逻辑学成就是斯多葛学派在命题方面的贡献。斯多葛学派从“意谓”概念入手，将逻辑研究对象上升到抽象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命题的性质和结构：首先依据是否能进行分解，将命题分为原子命题和分子命题，原子命题又包含“确定的”“不定的”“中间的”三类，分子命题分为条件命题，合取命题，析取命题，否定命题等。虽然与今天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依照命题间关系和联结词进行划分的思路和现代逻辑学是一致的；斯多葛学派又分别谈论了命题、命题形式、表象、论证做主词的情况，指出命题形式做主词时才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对于蕴含命题、析取命题和合取命题的研究，斯多葛学派与今天的描述几乎一致，这也是该学派最显著的成就之一；而在论证的分类与方法方面，斯多葛学派也有相应的涉足。

可以说，斯多葛学派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今天依然未被超越。而如此系统且完备的建立一种学科体系，是同时期中国的古人所没有做到的。实际上，斯多葛学派和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并不仅是个人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古希腊逻辑学体系的一种结晶。相较之下，百家争鸣中的儒家、道家、名家等，做的更多的是芝诺、苏格拉底等前逻辑时代的工作，只有墨家真正走上了逻辑研究的道路。而在这差异背后，是思想文化、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方面的不同，针对这点下面我将就此进行说明。

三、两种不同逻辑体系的特点即形成的原因

古希腊的逻辑学和古中国的名辩学各自的特点，归结起来如下：古希腊的逻辑学在形式化方面做的更好，无论是亚氏的三段论和逻辑方阵，还是斯多葛学派建立在“意谓”上的命题逻辑，都体现了这点，相较而言，古中国只有《墨经》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定义过于冗杂，仍然没有实现脱离语言内容的抽象化；还在系统化方面，古希腊的成就亦更为明显，《工具论》就给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包含范畴、定义、三段论、应用准则的逻辑体系，从而能实现对一个命题的完整判定方法，斯多葛学派则是继承苏格拉底、麦加拉学派等的基础上，形成包含形式化、命题分类、有效性的完整理论，而同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则是各自为营，围绕名实关系，儒家的“正名”、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等，借助具体的论题进行论战，却较少涉及关于“名”和“实”本体体系的建立，导致看起来有些像自说自话，未成一统，虽然墨家亦曾做出过系统化工作，但仍然处于辩论层面，而不是深入知识体系本身。这些特点，是由包括区位、历史、地理、生产方式、语言、思维传统等多种因素造就，下面我们将依次做出分析。

从区位来看，古希腊处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交际处，直接受这两大地域文明的影响。自由便利的文明交流使得古希腊能够积累相当的文化成果，便于系统化的建立知识体系。而古中国的位置则颇为偏僻，大多数思想由本土产生，百家争鸣时各派的观点、思路、方法大都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来得及系统化便草草以独尊儒术来结束。所以，我们的名辩学看起来松散，并且形式化的程度较低。

同时，历史、地理和生产方式上的因素影响了古希腊和古中国对理论研究上的热情。希腊人是移民，具有更多的探索动力，同时地处海滨，眼界开阔，海洋文明本身为其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这一切，让古希腊人有更深入的求知欲，其研究成果往往亦足以形成较完备的体系。而古代中原文明则是本土产生，且居于内陆，这形成了一种较为保守的性格，由于农耕文明的缘故，更加注重眼前的利益，而缺少深入探索的热情。所以我们的名辩学，更多的是呈现不同的名实观点，而较少有名实体系的建立。只有墨家在这方面有开创性的工作，但不足以让整个名辩学的研究发生质变。相对于古希腊，我们的文化缺少了完备而思辨的理论，使得其价值难以被承认。

篇5

 

一、酒神的涵义 

若要了解酒神精神，我们首先要反观古希腊神话，去了解什么是酒神。酒神，即狄奥尼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一。传说他是宙斯与凡女塞弥丽之子，其与日神阿波罗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在母亲的腹中便遭遇了雷击，其母塞弥丽化为灰烬。宙斯将他救出时，仅仅是心脏还存活着。宙斯从大腿上割下肉，从而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山林女神哺育了他，他长大以后便流浪于希腊各地，四处传播种植葡萄和酿酒的技术。其神庙遍布于希腊各地，人们举行酒神仪式，为的是感谢他赐予人类以人间美酒和食物。酒神拥有一种癫狂放纵的性格，与日神正好对立。酒神象征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亲和与平等的状态。为了纪念这种精神，人们创立了酒神节。在节日里，人们会集合在狂欢的队伍之中，陷入神秘的“自弃”状态、沉浸在绝对自我之中，感受无我的存在。在这样的队伍里面没有个体化的差异，每个人都融入浑然天成、平等的情感之中。 

二、尼采与酒神精神 

酒神精神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足见其有着深远的历史。而尼采的“酒神精神”则是被其引入到哲学体系之中，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酒神精神最早出自于尼采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在古希腊哲学和艺术中发现了酒神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在生活的异常艰难之中肯定生命、否定生命的无价值、坦荡面对生命的苦难、一直持有对生存的期待，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永恒轮回说”，建立以“强力意志”和“超人哲学”为主要概念的哲学体系，也将悲剧延伸为一种最为纯粹的生命乐观主义。由此可见，尼采的“酒神精神”不仅是其哲学体系中的一部分，更是其哲学体系的基础。毋庸置疑，酒神精神是尼采哲学体系的核心。在尼采的哲学体系中，包含“超人哲学”、“强力（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等几大重要理论。不难看出，这些理论都是由“酒神精神”贯穿其中的。最初，尼采是为了解释艺术领域的问题而提出的“酒神精神”，后来才将其带入了哲学领域。由于尼采对“酒神精神”极为看好，因而最终将其确立为自己的思想核心。另外，《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处女作”，而“酒神精神”正是诞生于这本著作之中。由此亦可说明酒神精神居于统领尼采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地位。“尼采之所以称为‘悲剧哲学家’，其实是为了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家’相对立。”尼采虽“悲剧”，但不悲观，其原因在于尼采肯于拯救悲剧和与悲剧性事物对抗。而拯救悲剧的方法便是依靠“酒神精神”作为精神武器。这种人生观是刚劲有力的：它不回避人生的痛苦，而是尽力摆脱枷锁、苦中作乐，并将自己的欢乐传递给其他处于苦难中的人们，使每个人都能在优美的艺术中得到解救，进而重视自身价值，重拾人性。

因而，他超越了“悲观哲学家”。尼采将自己化身为“酒神”，想要依靠“酒神精神”作为精神武器来拯救思想受到压抑、处于痛苦中的人，使他们得到解放。因而，“酒神精神”是尼采一生的追求、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但尼采作为一名理性的哲学家，却终究以“疯子” 作为自己的结局，其实与“酒神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原因大概在于：一，“酒神精神”拥有的是一种放荡不羁、近乎癫狂的性格，以这种精神为基础构建出来的哲学体系，就暗藏了“发疯”的种子。其次， “悲剧哲学家”除上文提到的“对‘悲观哲学家’的超越”之外，也预示着尼采悲剧的结局。所以，尼采的“疯”与其“酒神精神”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其“疯”就是由酒神精神决定的。尼采完全沉浸于酒神精神中，将自己当成了“酒神”的化身，但他的理想在当时社会中却是行不通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导致了其失败的结局。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尼采提出了“超人”这一概念，进而形成了“超人哲学”的思想。 

篇6

“正义”贯穿柏拉图的整个《理想国》，在这个乌托邦的国度中，正义是评价一件事和一个人的重要的依据。在柏拉图看来，理想的国家是正义的国家，国家的正义来自人的灵魂的正义，国家的正义是通过至善得以实现。柏拉图追求个人的是正义与国家正义的结合天赋正义与人为正义的相融。

《国家篇》以“一个老人日益迫近死亡和忧虑死后可能发生的情景开场”1， 柏拉图接凯发卢斯之口说道，“我可以像塞米托克勒一样用相同的话来回敬那些叹老嗟贫的人，一个有理智的人同时忍受老年和平困固然不易，但一个无理智的人几百遍富有，到了老年也任然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2他依据指明生活的真正价值就是要抛弃感官欲望，保持理智的态度，拥有理智远比拥有财富更加富有，财富的价值只有在好人的手中才能够得以体现，意味着是人的理智和德性而不是财富体现了人的存在价值。接着，他就从言说品性和追求幸福安宁的生活角度点名正义的实质所在。以此为基础，柏拉图将论述自然而然地引申对传统的和当下流行的正义观念的批判上来。

1.对自然正义的批判

“不过，说到正义，我们能够不加限制地肯定说实话或者归还借来的东西就是正义吗这些行为有时是正义的，有时是不正义的。”3凯发卢斯和波勒马库斯代表传统的正义观念，他们都是从个人出来来认识正义的，柏拉图之处“如果从个人出发，则正义的规定必然具有个体性，而不具有普遍性”4，显然柏拉图依据充分意识到从个体角度索确认的正义只具有相对和狭隘的特质，缺乏绝对的内涵，难以达成普遍的额共识，难以解决正义的稳定性和公正性。在此，柏拉图的意图是--明辨个别、特殊、经验性的正义缺陷，把我一般的、普遍意义的正义的理念，寻找超越限制的正义观念。

2.对利益——强权正义观的批判

塞拉西马柯站在极端自然主义立场上，主张统治者实施政治统治的目的是为了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正义就是对统治者有益，违反这条法律就是犯罪，就要受惩罚”5，并且自信地认为这一正义原则适用于所有的城邦，甚至，他武断地认为：在城邦政治中坚信不正义要比正义好。同时塞拉西马柯奉行感觉上的相对主义，他的正义的关键就是必须要服从权威，同时要能够满足自己。他可以强调统治者个人的力量和尊严，把统治者的意志作为正义的源泉，明确主张“正义无异于合法的东西，既城邦的法律或习惯索规定的东西，除了认为的法律或惯例索规定的以外，人不能诉诸更高的东西。”6。这种理论混淆了正义的原则性和本体论基础。

柏拉图就从严格意义上的技艺出发，指出了技艺“除了为它的对象寻求利益，并不为其他事物需求利益，而技艺本身不受任何伤害，也不会变坏”7，指明技艺服务于对象。显而易见，统治者实际上位本统治者服务，统治者关心的是本统治者他人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利益。柏拉图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技艺就是正义——行为中的正义而非仅仅守法之类的意向中的正义。技艺即正义这一命题反应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判断”8柏拉图对他加以继承和发挥，把技艺作为人的本质活动，是存在于认定额灵魂中能够使人的德性您能够充分实现的活动。

3.契约正义观的批判

当柏拉图指出“正义是属于最好的一种善，一个人要想快乐就必须正义，既由于它本身又由于它的后果”9，格劳孔紧接着指出：城邦一般公民并不这样看待，为避免产生矛盾与冲突激化，殃及自身理由一，正义不过是缺乏权威性的个体自身相互需要、约束和规范的结果，正义是人们利害得失权衡的结果，是自私自立的存在着迫不得已的结果。

柏拉图反对契约论的正义观，认为这一正义是建立在常识和契约的基础上，是智者“自然的”约定正义观认识的延伸，契约论的正义试图把自然和习俗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结合起来。但它定的实质是把正义看做个体意志的产物，护绿正义和道德的联系，混淆法律和正义的实质，否认正义是一种内在的德性，实质把外在性的利益置为正义的标准，结果导致把自我利益虚假化，根本涉及不到正义的本真所在。

4.正义的本质——城邦的正义

“人是存在于城邦共同体中的城邦正义的实现者”10，公民作为城邦共同体中的实践主体，是实现城邦正义的根本保证与重要条件。柏拉图要建构纯粹完整的政治正义，就不能一味地停留在构建他那大写的正义上。由于理想城邦存在着哲学王、护卫者和生产者三个阶层，确证不同阶层的正义观念就显得格外重要。柏拉图必然探讨认识三个阶层的有限正义。惟有把城邦政治正义划分成不同等级存在的正义，并将其依附在大写的正义之下，才能体现城邦正义的完整性。

参考文献：

[1]【英】A·E·泰勒著. 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M]. 谢行知，苗力田，徐鹏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2]【美】列奥·施特劳斯， 约瑟夫·克罗波西. 政治哲学史[M].李天然等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3]【古希腊】柏拉图. 国家篇[M].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石敏敏.希腊人文主义论德性、教育与人的福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注释：

【英】A·E·泰勒著. 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 谢行知，苗力田，徐鹏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378

2 【古希腊】柏拉图. 《国家篇》.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30A，276.

3 【古希腊】柏拉图. 《国家篇》.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31C，277

4 万绍和. 从古代带现代正义. 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0401:5

5 【古希腊】柏拉图. 《国家篇》.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38E，290

6 【美】列奥·施特劳斯， 约瑟夫·克罗波西. 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35

7 【古希腊】柏拉图. 《国家篇》.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43C，296

篇7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亚氏技术德性思想以古希腊先哲深邃的思想为基础，继承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人对技术的独到见解，形成了自己的技术德性思想。 

一、古希腊先哲奠定了技术德性思想的基础 

古希腊人以神话的形式向我们展示其改造自然的愿景，自然力被神话，征服自然的前提是某个特定之神的存在，技艺之神应运而生，技艺的神话是指在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人们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幻想出来的技术，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的运用等方面的神话，古希腊人此时的技术水平还相当低下，偶然的技术发明令原始人惊叹不已！ 

人类要生存就要改造自然以获得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物体，这样的活动即可称为技术。因为利用技术创制出新产品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古希腊人对技术持肯定态度，人们逐渐明白“用每一种官能来考察每一件事物，看看他们明细到什么程度。……在体力和敏捷上我们比野兽差，可是我们使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记忆智慧和技术……可见的东西使我们看到了看不见的东西。”[1]同时，技术具有原始性缺陷，对未来具有不可预知性，隐藏着巨大的负面效应,此刻就迫切需要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让技术在其应有的轨道内运行，切勿出轨。 

人们运用技术的目的是让思想蓝图变为实物，从而为我所用。“建筑材料现实地存在的时候，就是它被用来建筑的时候，也就是在建筑过程中。作为建筑材料的建筑材料，它的现实性就是建筑，是那个建筑活动……铜潜在地是一座雕像……作为潜在的东西，它的完全现实性才是运动。每件东西都能够有时候是现实的，有时候不是。”[2]因技术活动是潜在理念变为现实存在，过程中诸多不确定性使其后果难于预料。人的认识能力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故技术德性问题日益显著。技术是充满智慧和自由的，但是技术本身又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技艺之神对人类拥有的技艺表示担心，忧虑人类过度运用技艺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私欲，道德约束尤显重要，从而对技术进行理性层面的审思。此乃古希腊人对技术德性的审视。 

二、苏格拉底的技术德性思想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苏格拉底看到技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提出，耕作是其他一切技艺的养育者，而且农庄的管理可以培养人的领导能力。他认为：“耕作对于农业贫瘠的雅典来说至关重要，要重视生活最必须的农业经济基础。”[3]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维持自身存在的根本，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在苏格拉底时代主要靠农业生产来获得，要想获得更多的劳动产品，只能通过革新技术，更新劳动工具，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人类最初使用的劳动工具是石器，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青铜器逐渐取代了石器，技术继续发展，很快铁器成为主导，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众多生产技术都蓬勃发展起来。“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及技术的文化传承，乃是人类生存模式的要素，而且为一切人类社会所实践……没有一种人类社会可以没有技术而得以维持。人类自身的进化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幸掌握了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并使之传承下去；因此，人类进化史的基础是技术史。”[4] 

三、柏拉图的技术德性思想 

柏拉图认为：神创造一个理念，工匠在神的指引下，把神原本设计好的理念变为现实，但是工匠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变人造物的外在形状。“对其他工具也一样。当一个人发现了天然适合某样工作的工具,他必须把这种工具天然的‘型’表现出来,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材料,而不能凭想象随意把它表现成其他样子。”[5]柏拉图认为并非每个人都是铁匠，而钻孔使用的钻头是铁匠制造的，表明技艺是工匠的一种内在规定性、一种必备的技能。柏拉图强调：产品使用者对产品比产品生产者更有发言权，“木匠的工作是造舵,如果要把舵造好,必须得到舵手的指导。”原因在于：生产者不管生产出什么产品，其最终目的在于让渡其使用价值而获得价值或者得到与其价值相当的其他产品，而接受产品的人在使用产品过程中对产品性能最了解，从而能提供准确的优点与不足，便于该产品生产的技术改进。 

工匠制作出物品，在给人们该来好处的同时，也伴随着负面效果，即技术异化。在《斐德罗篇》中谈到埃及古神塞乌斯发明了文字，便于人们积累经验流传于后世，形成宝贵的财富。而国王萨姆斯则认为:如果人们学会使用文字,就会过于依赖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人脑懈怠，反而给我们带来害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技术异化的征兆。 

篇8

    一、本体论文论

    西方文论发端于古希腊,以古希腊哲学为根基。古希腊哲学的核心是关于“是”或“存在”(being)的学说,即所谓本体论(Ontology)学说。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士(约前624-前547)起,一系列希腊哲学家分别以“水”、“气”、“火”、“土”、“数”、“逻各斯”等为万物的始基,巴门尼德更首倡“存在论”,认为运动变化着的现实世界属于“非存在”,是虚假的,只有那唯一不动的“存在”才是真实的。柏拉图的理式论(亦译理念论)主张理式是普遍性的一般存在,个别事物由于分有了理式而实现其自身的感性存在,这种见解对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做出显着发展。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沿着柏拉图的思路继续追寻感性存在的一般原因和根据,另一方面又批判柏拉图对一般与特殊的割裂,认为一般存在不可能与感性存在相分离,而依存于感性存在之中。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文艺观,肯定了文艺的真实性,确立起最初的艺术典型说和艺术形式的有机整体论。嗣后,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时期的文学理论各有特色,但均未超出本体论的总体格局。古罗马末期的普罗提诺提出“流溢说”,认为世间万物均由“太一”流溢而出,人生的目的就是回归与太一或上帝契合无间的状态,实现永恒的真善美。①这种理论与柏拉图的理式论如出一辙,成为中世纪神学本体论的先声。古代末期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得更清楚:上帝是“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德,无往而不在”;他是“一切美物之美”,即美的本体,那美不能直接观照,却非虚幻。②神学本体论在中世纪哲学中居主导位置,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存在指以上帝为中心的万物统一体,析言之,从中可分出“纯粹的存在”(上帝本身)和“构成的存在”(由多种事物表现出的具体存在),其中前者是造物主,是自在自为的最高存在,后者是被造者,是非自在自为的低级存在。③在这种观念基础上,中世纪文论在所难免地服务于基督教神学,把所有文学艺术都导入基督教文化体系的范畴中。“本体论”一词由德国哲学家郭克兰纽(R.Goclenius)提出,指对世界本原、本性或本质的研究,亦指对存在本身或万物根本特征的研究。在神学文化居主导地位的古代和中世纪,限于科学的发展尚处于较低水平,哲学家往往兼为神学家,他们对本体或终极实在的苦思冥想最终都难免指向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现实存在即上帝。即便在声名最着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一点也无法避免。柏拉图的理式世界中存在着层次分明的等级,位于最底层的是各种具体事物的理式,位于较高层的是关于数学、几何的理式,位于更高层的是艺术、道德、政治的理式,雄踞最高层的则是“善”的理式,亦即上帝或造物主本身。依据亚里士多德对形式与质料关系的见解,世界是由一条质料不断追求形式的漫长系列构成的,它的一端是绝对被动的纯质料,追求一切形式而不为一切形式所追求;另一端是绝对能动的纯形式,为一切质料所追求而不追求一切质料,这个“纯形式”便是作为世界第一推动力亦即绝对实体的上帝。即便在作为哲学大本营的古希腊,本体论的建构也离不开一个超自然的上帝,更何况在希伯来-基督教神学文化体系中。明确了这个大背景,对于启蒙时代之前的圣经研究为何以张扬神学信仰为起点,就会了然于心了。

    二、第一次转型:从本体论到认识论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人文主义者否定神性,赞美人性;反对神权,主张人权;反对蒙昧主义,追求文化科学知识。随着数学、力学、天文、地理等学科知识的长足进步,自然科学逐渐摆脱神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促使哲学从对存在问题的关注转向对人如何获得知识的思考,涉及人认识真理的途径、过程和方法,人如何确定知识的可靠性和真理性等;亦使文学理论从关注本体转向关注人对外界及其自身的认识,进入文论史上的第二个阶段———盛行于17-19世纪的认识论阶段。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是这次转型的先行者,在他看来,哲学只有建立在可靠、清晰、明确的知识基础上,才能达于真理。④他强调怀疑对于获得知识的重大作用,倡导怀疑一切,唯一无可置疑的是“我在怀疑”的事实。他认为思维对于人的生命具有决定性意义,理性是人区别于普通动物的本质特征,进而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着名论断。这种认识论哲学由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发展和深化。在培根(1561-1626)那里,哲学的任务是“摹写宇宙”或认识自然;获得真理须经历一个漫长过程,其间对个别事实的感性经验逐渐上升为理性的科学知识。他强调观察和实验对于获得可靠知识的基础作用,主张通过归纳而非推理演绎发现自然规律。英国另一位经验主义学者洛克(1632-1704)提出着名的“白板说”,宣称人的心灵如同白板,全靠实践在上面刻出经验和知识。他驳斥理性主义的“天赋观念”论,断言凡是进入理性的都首先存在于感觉中,人们关于逻辑规律、数学公理及道德原则的知识都是后天获得的。与英国经验主义者遥相呼应,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者沿着另一条路线为认识论哲学的确立做出重大贡献,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提出,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只能来自理性,是一种天赋观念;这种观念最初潜存于人们心中,经过一个认识过程才能逐渐明晰起来。他区分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认为前者是依据天赋观念、遵循充足理由律、通过归纳而获得的,不具备普遍必然性。嗣后,康德和黑格尔把认识论哲学及其美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深入探讨了理性认识的发生机制,认为理性是人心中固有的把握绝对知识(即超越现象世界而把握自在之物)的天然倾向;理性所追求把握的对象,正是形而上学着力研究的上帝、灵魂和自由。在康德看来,人开始其认识活动之前必须首先弄清楚人的认识能力,对认识赖以进行的工具做出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即判断力,美学所研究的就是个别情感现象如何借助于判断力升华为带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审美心理机制。黑格尔哲学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他的美学定义“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既指出艺术是绝对理念透过感性形式表现出来的,又表明艺术是运用感性形式对理念和真理的认知。他把认识分为“感性认识”、“想象意识”和“绝对心灵的自由思考”,认为三者分别对应于艺术、宗教和哲学。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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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6-0263-01

丹纳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那时的欧洲正处于一个极度骄傲和膨胀的时期，究其原因在于，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欧洲人逐步摆脱了封建宗教思想禁锢的枷锁，特别是在18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迅速发展，影响到整个欧洲。欧洲在自然科学和民主制度的影响下，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物质也变得丰富无比，这让欧洲人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丹纳自然深受19世纪自然科学界的影响，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论物质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都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演变、消灭，都有规律可循。因此，丹纳的治学方法是从事实出发，不从主义出发；不是提出教训而是探求、证明规律。同时，他还深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影响。孔德认为，理性已经渗入到自然科学的每个角落，很自然的也进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以，孔德第一次把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纳人到观察科学的范畴，把观察的方法引入人文社会科学之中。在这种学术环境的影响下，丹纳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说，强调了三元素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影响。具体而言：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尼德兰绘画和古希腊的雕塑为例，以艺术发展史实为依据，强调了种族、环境、时代等三个元素对精神文化的制约作用，并认为在三个元素中，种族是“内部动力”，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动力”，这三种力量合起来共同促进了精神文化的全面发展。

丹纳“三元素”理论的形成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18世纪初，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政治文化不仅和居民的宗教、癖性、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等有关，而且同气候、地理条件及农、猎、牧等各种生活方式也有极大关系。史达尔夫人承袭了孟德斯鸠的这种观点，她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和《论德国》中进一步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精神风貌。不仅如此，、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也都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史达尔夫人的这种观点为丹纳的“三元素说”开辟了道路。除此之外，对丹纳影响较大的还有黑格尔。黑格尔虽然是从“绝对理念”出发研究美和艺术，但他关于环境、冲突、性格以及古希腊神话的分析，都给予时代、环境、民族等因素以极大的重视。可以说，丹纳是把孟德斯鸠的地理说、史达尔夫人的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黑格尔理念演化论和文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综合起来，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理论的，并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完整的学说。我们从丹纳的“三元素说”可以看到民族特性对艺术家和作家的人生态度、理想、性格、情感等方面的持久性的影响，也可以看到环境、社会意识、时代精神对文化艺术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从三元素理论出发，详细论证了他的看法：因为种族的不同，造成日耳曼民族的艺术与拉丁民族的艺术不同，前者更浑朴，后者则更精致；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所以意大利绘画多表现理想的优美的人体，而尼德兰绘画多表现现实的甚至是丑陋的人体；因为时代不同，所以古希腊人能够创造出简单而静穆的伟大作品，而现代人只能创作出孤独、苦闷、挣扎的艺术。在当时很多的文艺研究主要从既有观念出发，或仅仅围绕作品情节、人物进行研究，经常把人物孤立于其所生活的环境，不能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角度去考察的背景下，丹纳提出的“三元素说”无疑是开了一代风气之先河，极具启发性，并为以后的实证主义艺术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丹纳《艺术哲学》中所讲的“种族、环境、时代”中的具体内涵，是复杂多样的：“种族”，在丹纳那儿可以是“人种”，有时也指为“民族”、甚至“宗族”或艺术家群；“环境”，既指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有时也偶然地含有社会环境的意思；“时代”的内容就更为广泛，精神、制度、政治、文化、生产条件，甚至包括对经济状况的某种程度上的分析。这就明显地告诉我们，丹纳的“三元素”说与孟德斯鸠、史达尔夫人、圣・佩韦乃至孔德，都有着实质性的不同。他赋予这些概念以物质的实在性和具体性，而这是前人所不能企及的。但与此同时，丹纳把艺术的产生与发展以及艺术的本质，最终归结到“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之上，使他所具有的唯物论的观点不能继续发展而走向唯物史观，并最终走进唯心主义的死胡同里。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丹纳《艺术哲学》中唯物论与唯心论同时并存，并不时地发生矛盾，而这恰恰反应出丹纳世界观中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经常不断的矛盾。

参考文献：

[1]李学智.丹纳中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生活[J].史学理论研究，199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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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代有人出，各领数百年”一言，道出了每个时期都有着自己特有的灿烂文化的真谛。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者虽处于动荡之世，思想却激跃出前所未有的夺目火光。儒、道、法……各家思想在碰撞中交流，在争辩中借鉴，它们是乱世中明亮的火焰，照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造就了诸子百家的璀璨辉煌。

人们时常感到生不逢时，期望回到或飞越到某个时空的过去或未来，但不曾想，每个时代自有它得天独厚，不可比拟的机缘巧合，从而衍生了不可复制描摹的独特，春秋战国如此，中国近代亦如此。

近代中国饱受外国列强的侵略，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感与高远目光，造就了中新文学的无比震撼。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白话文小说如《阿q正传》等新式文学作品，让人震耳发聩，唤醒了国人麻木的灵魂与涣散的斗争意志，我们亦会赞扬这个时代，钦佩这些爱国者，或者向往这血与泪交融而出的文化结晶。

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上演着它们的独有的历史，各有千秋。中国如此，外国亦如此。

宁静浩瀚的大海，孕育着古希腊的绚烂文明。精美的雕塑，奇妙的神话，闪耀的哲学之光……无不让人心往神驰，愿可生活在那美好的和谐中，但也有人愿活在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刺激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