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学方法论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2．教学方法的改革

微观经济学原理与思维方式的形成，是培养经管类专业人才的第一步。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很丰富，但也很抽象、深奥、难懂，学生难于消化，特别是要用高等数学的知识证明和推导经济理论，使很多学生普遍感到经济学难学。要做好教学，就要针对学生的特点，培养其专业兴趣，多传授实用性强的知识，最终使经济学原理“印”在学生的脑海中。将微观经济理论学习过程中的抽象、难于理解的问题，变为具体和简单。

首先，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在对教材进行整理、归纳后，借助国内外最新的教学内容、精彩片段等，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由于《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需要将图、表和数学都作为其基本工具，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后，可以节约出大量的课堂时间，这对教学内容的完成将更有利；同时教会学生看图表、做图表对学习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非常重要，尤其需要教会学生如何看图、如何作图。“一图胜千言”--解释经济现象时，有时用图来说明要远远好于语言的罗列。第二，教学中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学过程本身就是教学相长，师生互动环节也早被提出，敢于提问才能敢于批判、敢于探索、敢于创新。因为，正确的提问代表着创新的方向，没有正确的方向也就没有创新成果。从学习活动方式来看，绝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活动仅限于“预习、听课、复习”之中，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懒于思考、缺乏问题意识”。这种学习状态扼杀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因此，可以考虑将课堂实验的方法引入《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来。形成师生互动，老师引导，学生参与其中的信息双向交流过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变成主动的知识探询者，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同时，教师也可以发现学生的能力和兴趣。了解学生的需求，做到因人施教。

第三，加强案例教学。案例教学在现代教育领域已被广泛使用，我们不仅要加强对西方经济社会的研究，揭示西方国家的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企业组织与管理等的新变化，还要加强对我国经济实践的研究；通过大量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例子让学生了解，西方经济学原理具有极强的实用性，所有人都生活在经济社会之中，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和经济有联系。西方经济学原理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人们生活、理财的可靠指南。

第四，注重习题练习。通过做习题可以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并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习题练习可以使学生熟悉生疏的概念、原理，纠正学习中的错误，巩固所掌握的知识。并且我们可以在学期初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课题供学生选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根据选题查找参考文献．依据所学知识分析研究课题并总结自己的观点。最后要求学生在小组前进行答辩演讲。表达自己的观点，回答其它同学提出的问题。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正确表达、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和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性格。

3、考试形式改革

对任何课程来说，考试都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虽然它是教学过程的终端，但对整个教学过程逆向影响十分显著，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和教育质量的高低。对微观经济学课程来说，考试是其教学过程的延续，是学生深化学习的过程。学生在回答问题过程中，学生将所学到的观点和方法运用于解决分析实际问题，使其所学内容得到强化，加深了对课堂上所学理论的理解并且提高其综合素质，也使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同时，考试也是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情况的综合检验，是对教与学的一次全面性反馈。通过考试，教师可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了解学生思想的阶段性变化，开展针对性的教学。

但教师不能只通过期末考试的成绩来评价学生，学生的学习目的也不要仅仅在追逐最后的分数。我们可以通过累加式组合构成学生的成绩，即《微观经济学》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共同组成，平时成绩的权重确定，教师可根据授课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章节的内容给学生布置思考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小测试，并围绕讨论写出小论文，这样，可以锻炼学生查找资料的能力和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减轻期末考试的压力，不再通过死记硬背而完成期末考试。所以平时成绩应包括出勤、课堂提问、个人作业、小测试、小论文等形式占最终成绩的30％。同时对期末考试的内容进行调整，注重考评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和逻辑计算能力，增加开放性和应用性的题目。这类题目紧密结合当时的经济热点问题，从报纸或网站上选取恰当的文献资料，让学生利用所学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对同一个问题，学生可以选取不同的视角，使用不同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这种题目并没有唯一答案，只要学生在论述中有理有据、自圆其说就是合格答案。这样既可以激活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力和创造能力又较好地发挥了考试的导向作用、教育作用和反馈作用。

论文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考试方法的改革。

篇2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篇3

    在经济学说史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出现应该说始于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一书于1871年的出版。接着，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门格尔德学生）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与门格尔一起，创立了第一代奥地利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传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庞巴维克的学生）、迈耶（hans meyer——维塞尔的学生）与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莫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罗森斯坦－罗丹（paul n. rosentein-rodan）等一大批学者一起，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作，从而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推向了鼎盛期。二次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一些理论观点逐渐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吸纳和融合起来了，随之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主张也逐渐模糊起来，于是就有了哈耶克的“自立门户的奥地利学派虽已不复存在”说。尽管如此，在20世纪60－70年代后，仍有israel kirzner（米塞斯的关门弟子），e. streissller, ludwig lachmann, murray n. rothbard, l. b. yeager, gerald p. o’driscoll, mario j. rizzo, roger w. garrison等一批当代学者在坚持弘扬并重新解释奥地利学派的传统思想和理论主张，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在国际上出现了奥地利经济学的新一波的复兴运动。按照柯茨纳（kirzner, 1991）和马克卢普（machlup ，1982）的总结和归纳，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观点和经济主张大致有以下8点：（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溯到对个人的行为中去解释；（2），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通过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3），经济分析中的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在市场运行上，坚持认为效用尤其是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5），机会成本理论，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的机会；（6），强调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坚持认为人们有时间偏好，并注意生产的“迂回性”；（7），相信市场和竞争是一个学习和发现过程；（8），坚持认为个人决策是在不确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并认定有关选择的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

    上述8个主要观点，部分由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所初步提出，并经由其第二代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学者的深入解释而变成了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意识。奥地利学派的这8个主要理论观点，绝大部分目前已被当代经济学家们所接收，从而已几乎全部被吸纳和融合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学术发展中去了。由此可以认为，奥地利学派的3代经济学家们，已对当代主流经济分析和人类的经济思想，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这已是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事实。尽管奥地利学派已对人类知识存量的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思想方法及其理论主张却不是没有问题的。深入探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问题，对未来经济学的成长和发展，将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对经济学制度分析的未来理论建设来说，可能有着根本性的理论含蕴。

（二）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点，即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分析进路上的主观主义。熟悉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会马上意识到，奥地利经济学派方法论的这两个基本点，恰恰也构成了当代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潜隐基础，并且实际上也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张五常为代表的当代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t）经济学理论架构的暗含前提。因此可以说，尽管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明言——甚至他们其中的一些学者还并没有自我意识到——，源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这一思想方法论，实际上已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最底层的一块基石。

    要理解这一思想方法论的意义及其潜在的问题，看来还要从经济学的选择理论上入手。在这方面，当代一位著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生前已做了许多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曾发表过“纽康柏问题（newcomb’s problem）与选择的两条原理”（1969）、“对纽康柏问题的反思”（1973）、“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1976），“经验、理论与语言”（1986）（这几篇论文已收入nozick, 1997）等重要论文，并在《个人选择的规范分析》（nozick, 1990）和《理性的本质》等著作中进一步讨论了相关问题。沿着诺齐克的轮辩理路，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初步讨论一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的理论意义及潜在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和审视一下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里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界所说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一方面非同于政治学即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另一方面也与文化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参韦森，2003a，第六章）。政治学和文化研究中所见的个人主义，均强调“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个人自主”和“自我独立”，并且均公开支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张扬追求；而奥地利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其基本主张是坚持要把对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还原到对经济当事人的个人行为的解释中去。正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111）所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声言，社会科学中所有合乎事实的理论均可以还原为（reducible to）个人行动的理论，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动的约束条件。”

    如果把人类社会的所有事实和存在均还原为当事者（agents）个人的行为及其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并支配着人们行动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尤其是哈耶克——进一步推进了门格尔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的思想，并在分析进路上进一步走向了主观主义。哈耶克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从而，哈耶克以信息的获取以及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作为出发点，构建了他的宏大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自身参与其中的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解。应该说，就当代社会经济理论发展的整体进展和目前格局来看，从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所一脉承传下来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思想，要比其他经济社会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学说）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并且他们也提供了一个完全自恰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一点，我已经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第2章中专门做了介绍（见韦森，2001）。

回到个人的行动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我是在西方社会人们的实际使用中包括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等在内的“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的宽泛涵义上来“等价”使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这个术语的）的相互关系上，有了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从门格尔开始，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就自然而然地把人类社会的种种习俗、惯例和制度视作为只是具有不完备信息和分立知识因而只具备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个人参与社会博弈的适应性演化的“非企划的结果”（unintended result）（参menger, 1883, book 3, appdenices i-iii）。哈耶克（hayek, 1960，pp.58-60）后来进一步发展了门格尔的这一思想，并在《自由的构成》中提出了如下名言：“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又条理井然的。然而，这即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为什么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会得以如此自发生成和扩展？照哈耶克看来，这仍然需要从个人的行动原则及其社会后果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譬如，在1945年在都柏林大学所做的“个人主义：真与伪”的著名讲演中，哈耶克（hayek，1947，p. 8 ）就明确指出：“我们在人类事务中所发现的绝大部分秩序都是个人活动的不可预见的结果，这种观点与把所有可发现的秩序都归结为刻意设计的观点的区别，可以从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的真正个人主义和笛卡尔学派的所谓的‘个人主义’的鲜明对比中看出来。”从哈耶克的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理解了自门格尔以来的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传统，方能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有一个真正到位并脉络清晰的理解。

    概言之，奥地利学派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较清晰和“客观”地展示了人类的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生成与演化机制，而这一重要理论贡献一方面与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对其社会理论解释对象的把握和理解有关。具体说来，基于其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一般把包括人们的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在内的社会生活形式（institutions）看成是人们“行动表征”（act tokens——诺齐克语）的总和（sums），而哈耶克本人则进一步精确地把其中的社会秩序（social orders）视作为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中的常规性（regularities）的整合（configuration）。由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一般都把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人们社会博弈的非个人设计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自发生成结果，这就为未来博弈论制度分析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并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上才开始出现的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制度分析在研究方向上预标了分析路径（参韦森，2003b）。从这个视角来展望，在世界未来的经济学发展中，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洞识，还将会为学术界进一步挖掘，并将会得到进一步张扬和重新进行理论诠释。

(三)

    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已为现代微观经济分析奠定了思想基础，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洞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和理解，然而，从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论不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看来，其问题之一是，如果把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都还原为个人行动的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人们个人行动的原则？是否能像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现代博弈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那样仅仅把市场参与者一律视作为一台台追求着个人利益（或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超级”计算机？

    对于这类问题，应该说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只是以含糊其辞（尽管哈耶克从信息的获取与知识的利用论及了这一问题并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主张鲜明地区别开来了）而处之，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没有试图给予明确的回答。当然，对于以建立精美数学模型为导向的主流经济学来说，现在似乎还没有必要回答和深究这两个问题，但是，对于以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种种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机制为主要理论任务的奥地利学派自身来说，这类问题就无论如何也是躲不过去的了。现在看来，要对这类深层问题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认识，仅仅依靠经济学的理论推理以及直观观察和判断显然是无济于事的。由于这些问题与伦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和认知）心理学甚至演化生物学密切关联着，只有经过一些基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但又超越纯经济学理论推理的跨学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种种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个人行动的结果，而不去进一步深究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行动的原则，这自然会给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的理论话语诠释带来许多尚待解释的空间和问题。现在看来，仅从个人行动和的选择决策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的关系来看，问题也似乎绝非如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样假定存在一种先验的人类行动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类的社会生活形式只是这种先验个人行动模式的无企划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地利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与经济学一样，最终都会走向历史决定论。事实上，在社会生活博弈中，个人的行动和选择一方面会导致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的自发生成和演化变迁，另一方面，既存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动选择，——甚至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见的那样会型塑（shape）人们的效用函数（或言选择中的“偏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行动与社会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显然就不尽如奥地利学派所见的那样只是一种单方向的因果作用关系链条，而可能存在一种动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关联机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会生活形式（包括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们行动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点上人们的行动原则与选择表征（choice token）又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响——严格说来是制度地、社会地、文化地、生物地和历史地决定了的，那么，这种复杂的双向作用一方面与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生发和产生着社会变迁到的巨大张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个人的社会行动和博弈选择视作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会地以及历史地决定着的，而不是像奥地利经济学派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假定的那样存有一种先验的人类个人行动模式，我们也就自然不会仅仅相信人类社会只有一种演化路径、且只存在一种惟一的最优制度安排了。

    当然，我们这里必须认识到——且也必须承认，任何放松经济学现有理论中个人选择和行动原则上的一些先验假定的做法，都会给未来的经济分析和理论建模带来巨大的困难和问题。但是，要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想要对人类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径——有一些进一步切近现实的理解，我们还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识”（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类个人行动的原则和社会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形成机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来。经济学理论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积累性发展，已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纪的经济学家们面前。现在，是要回复经济学的亚当·斯密传统——即从多维视角思考人的选择和行动的原则——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hayek, f. a., 1949,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本译，哈耶克，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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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 ，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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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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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经济法学等新兴学科而言，研究方法尤为重要。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倘若妙法阙如，则经济法理论就会缺漏百出，凌乱难堪；惟有思虑得法，方能条分缕析，言之成理。

经济法之兴起，意在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复杂性问题”，由此使经济法学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亦较为特殊且复杂。经济与社会越发展，人们就越会认识到：如若研究范式依旧，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经济法研究就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不转变传统观念，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展开研究，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要解决上述问题，迫切需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但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微乎其微。为此，有必要先探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经济法学是否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如果需要创立自己的方法论，则应当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方法，并作出适当的方法选择？众多不同类型的方法，如何形成方法体系？在创立方法论方面应当关注哪些问题，形成哪些共识？等等。下面就分别对上述问题展开研讨。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问题

自从英国硕儒培根首创“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一术语以来，众多哲学家、科学家都加入了方法论的研讨①[1]（P15），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宏论，从而使方法论的内涵日益丰富，对于“方法论”一词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理解。如或认为它是指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因而与“方法”一词无异；或认为它是指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等等。就一般的方法论研究而言，方法论通常被看作各种方法的综合以及关于方法的基本理论，它以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知识的体系。[2]（P8）

如果按照上述的一般理解，则经济法学方法论，就是研究经济法的各类方法的综合，就是关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方法，过去探讨甚微，而一个学科是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无自己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正是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无论是从方法论的积极功能出发，还是从学科的自身完善出发，经济法学界都有必要着力研究方法论问题。

从研究基础来看，目前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著述已有一些②[3][4]，这些著述对于经济法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十分有限，法学方法论的总体研究非常不足，从而会体现出突出的“非自足性”。此外，法学方法论既存的有限研究，对于传统法学研究也许较为适合，但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学研究，却不敷其用。事实上，传统法学理论，并没有提供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③，对于方法的研究，则更加不足。因此，即使是传统法学，其方法论也需不断完善，尤其应随着相关学科成果的不断出新而不断调适。

法学研究的沉闷和僵化，可谓由来已久，需要通过范式的有效转换，不断注入清风与活力，使其欣欣向荣。如果说相对成熟的传统法学尚且需要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的话，那么，新兴的尚未成熟的经济法学，就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不断吸纳新鲜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要吐故纳新，应是殆无异议，但纳新亦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在对本学科有一定把握的基础上，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方法的“借用”与“选择”问题。经济法学的研究，究竟应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在没有现成可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如何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这首先就是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

从研究的风险系数来看，依赖既有的方法，可能是找到了无忧的“高枕”。但是，传统法学既有的方法，本身尚在完善之中，与现代气息浓郁的经济法学似乎也并不完全匹配。尽管传统的法学研究也开始注意到相关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等，但借鉴力度似乎仍然不够，欲套用于经济法学上的一些问题，则更是咫尺天涯。既然传统法学没有给经济法学留下完全适合的方法论遗产，那就需要经济法学者另辟蹊径，创立自己的方法论，以解决法学方法论的非自足性问题。虽然这需要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披肝沥胆，甚至要甘受垢詈，但若能偶有所得，则不仅是对法学方法论的贡献，而且其影响还会更为广远，泽被后学。因此，在方法论上，经济法学界应当本着创新的精神，选择创立更加适合于自己的方法论。

要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方法论，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就需要明确创立方法论的资源从何处来。

从总体上说，方法论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法学方法论，一是非法学方法论④。[5]对于法学方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根据情况，有选择地“或扬或弃”；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按照“最密切联系”的原则，确定其取舍的“准据”。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资源，都离不开共同的、一般性的方法论，因而在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上，有必要对“一般方法论”给予更多的关注。

所谓一般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科学方法论不仅包括研究方法，更包括对这些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解释、说明和完善等。作为各类科学研究共通的方法论，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同样也应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这是在学界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时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为此，下面有必要先探讨各类方法的一般分类，进而提出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从而为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创立和形成奠定基础。

二、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

由于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因此，要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创立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对不同类型的方法作出选择。而要选择不同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明确一系列问题，如何谓方法，方法包含哪些类型，有哪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是可用的，可用的依据是什么，等等。

尽管对习见习闻的“方法”一词并无统一的定义，但一般都认为方法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一定的步骤、手段或选取一定的途径、工具等。⑤[2]（P3）对于方法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刻认识。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方法。没有方法上的创新，就无法对当代的“复杂性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许多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功实践和著名论断，以及民间谚语等，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对于方法的类型，就像对“方法”一词一样，人们的看法始终未尽一致。特别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立基领域不同，以及思想侧重的不同，人们对于方法类型的划分也不相同（其实，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尤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从方法体系的构成来看，人们通常对方法做以下几种重要分类：

其一，根据适用的学科门类，分为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这取决于人们对于学科门类的具体划分）。其中，自然科学方法又包括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等；社会科学方法又包括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政治学方法、法学方法等。如果再作出人文科学方法的划分的话，则还包括语言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可见，从大的学科门类上说，相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这种分类方法也是人们通常探讨较多的。

其二，按照人类把握精神世界的不同方式，可以分为哲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艺术的方法、宗教的方法等。其中，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对于进行具体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往往更加重要。而艺术的方法和宗教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有特殊的意义。

其三，按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其中，认识世界的方法尤其具有指导意义。从广义上说，认识世界的方法还可以包括表述世界的方法和评价世界的方法。此外，由于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因此，改造世界的方法对现实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通常人们比较重视的几种有关方法的分类，除此以外，还有多种方法分类，如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实证的方法与规范的方法；认识规律的方法和运用规律的方法，等等。方法分类的多样化，反映了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认识的非至上性。

对于上述难以把握的多种分类，也有学者尝试按照方法应用范围的大小和抽象程度的高低，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2]（P45，48-50）这种分类实际上是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两大类，进而又把科学方法分为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以确定各类科学研究共同适用的方法，以及在某些专门科学上具体适用的方法。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方法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因而有必要对其再做分层说明。

第一，哲学方法。它包括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等。其中的许多方法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例如，矛盾分析方法中所包含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理解经济法学上的“二元结构”假设⑥[6]、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很有指导意义。事实上，哲学方法在法学等各类学科研究中的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

第二，一般科学方法。此类方法比哲学方法低一个层次，主要包括逻辑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等。对于这些方法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有必要单独作一点说明。

逻辑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分类方法、类比方法、证明与反驳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人们普遍较熟，因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中，已经有了广泛应用。在经济法学研究上，上述的逻辑方法也基本上都有应用。

经验方法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⑦，以及通过假设、悖论来形成理论的方法等。这些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法学研究上的应用还不够普遍。这与法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尤其与传统法学研究中更多地强调对“具有稳定性的法律”的注释等有关。在经济法领域，随着相关具体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方法的引入，诸如统计方法、调查方法等方法应当会有更多的应用。

横断学科的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老三论”所提供的分析方法，也包括耗散结构论、协调论等“新三论”所提供的方法等。这些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应用，如系统论方法在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中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息论的方法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法学研究中，横断学科的方法尽管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深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横断学科的许多方法在法学研究上还有很广阔的适用空间，它们更有助于解决“复杂性问题”，因而对于经济法上的各类“复杂性问题”。

第三，专门科学方法。即在某些具体学科领域所运用的方法，如语言学方法、考古学方法、力学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有的对于某些领域的法学研究恰恰有重要价值。如语言学方法对于法律解释的研究，考古学方法对于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力学分析方法对法律主体的权力配置的研究，经济分析方法对于法律主体的成本与收益、权利配置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⑧，都颇具重要价值。

其实，上述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是在把哲学与科学做二元划分的情况下的一种分类方法。无论是哪类方法，从分析的起点和关注的利益来看，还可以分为两类，即整体主义方法和个体主义方法。其中，整体主义方法强调整体的价值，特别是整体对部分的影响，认为整体本身是存在自身的目标的，“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要从整体出发，要认识到整体对局部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在社会科学中，要看到国家对国民、社会对个人的重要作用。⑨个体主义方法则强调要从独立的个体出发，认为只有个体才有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强调个体对于整体的巨大影响。⑩

以上只是试图简略地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方法，并对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略做盘点。从总体上看，各类方法无论其层次高低或适用广狭，多可以依据法学发展需要，依据经济法学的发展水平，而借用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如前所述，由于一般科学方法对于各类科学研究都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因而恰恰是在构建经济法方法论方面应当利用的重要资源。面对上述如此众多的方法，关键是如何作出选择和取舍，并对相关方法予以整合。

如前所述，在上述方法中，有些共通的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等，无论是法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无论是经济法学还是其他部门法学，都不可或缺，而且事实上也一直都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它们应是经济法学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属于一般科学方法的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在整个法学中的应用都还相对不够，在发蒙未久的经济法学中，更是罕见其用。特别是经验方法中的通过假设而形成理论的方法，以及横断学科中的系统论等方法，几被冷落，而它们对于新兴而复杂的经济法研究，恰恰确当而重要。因此，如若在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中将其遗漏，则不免有遗珠之憾。此外，专门科学方法中的一些方法，应视其与经济法研究的联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选择。例如，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与经济生活联系至为密切，因此，经济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

此外，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中不仅包含经济目标，而且也包含着社会目标，其有效调整会间接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经济法的研究同样应当用社会分析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具体分析方法。至于其他学科的一些具体方法，也都应依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而作出选择。

可见，要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需要选择适合于经济法研究的特定方法；而要选择特定的方法，就需要在经济法研究与其他法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所通用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等共通性方法的基础上，寻找某些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包括某些经验方法和横断学科等提供的一般科学方法，特别是专门科学方法，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构筑经济法学自己的方法体系，形成其独特的方法论。

三、方法体系与方法论的形成

前面分别探讨了是否应当建立经济法学的方法论、方法的类型及其选择等问题，这是构建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创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重要铺垫。

从方法体系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研究中所能够适用的方法并非固定不易，其方法体系恰恰是开放的。如前所述，经济法问题属于“复杂性问题”，对于复杂性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去透视，所运用的方法自然也应当是多元化的。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经济法系统有较为清晰、全面的认识，才不至于“盲人摸象”。

如果把经济法系统作为整个法律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系统去进行研究，则应看到，有些方法对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研究都是适用的，这些方法可以称为“一般性方法”，如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如系统方法（11）[7]）、经验方法（特别是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在经济法研究中必须运用的、或称更有特色的方法，如广义的法律经济学方法、法律社会学方法，其中包括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博弈论、公共物品理论等所提供的各类分析方法，它们属于“专门性方法”，其有效运用，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法所涉及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能够使相关的研究更加深入。

以上各类方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在该方法体系内部，一般性方法和专门性方法应当和谐共存，基本方法和特别方法应当相得益彰，以共同发挥其重要作用，体现其应有价值。而各类方法协调互补、内在和谐的方法体系的形成，则有利于经济法学方法论的有效确立和研究。（12）[7]（P109）

经济法学方法论，作为以上述各类方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应依循何种线索进行深入研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前述有关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的分析来看，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关注以下线索和基本内容：基本假设—基本方法—方法体系—方法整合—方法创新。

依循上述线索，从经济法研究自身的特点出发，应当提出和确定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从而界定经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前提、基础和视角；从基本假设出发，探寻经济法学上的基本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经济法学上具有特殊适用意义的，或更有独特价值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具有更广泛的适用价值；从基本方法出发，应当再探讨经济法学研究所适用的各类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构成的方法体系，这些方法包括各个法学分支学科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在经济法研究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方法体系之上，还应按照方法论上的一般原则，对上述方法体系中的各类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加以明确，以通过其有机整合，找到对经济法研究更有价值的一些研究方法，实现方法创新。而依循上述线索所进行的研究，也就形成了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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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教学目的目前我国的教材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教材是西方经济学原版引进的，另一类教材是国内学者编写的。原版教材体现了西方经济学者的思维方式，经济理论，但由于语言、翻译、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以及学生素质能力等的差异，在我们地方高校并不适用。国内学者编写的教材对我国财经类学校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育状况，思维方式分析把握清晰，大量直观的、中国的案例安排，使学生能学懂经济学中的原理，真正提升学生经济学素养，告别懵懂的经济学认知。

2.课时安排合理

重点突出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容量比较大，课堂教学时间珍贵，，而我们的课时有限，所以，我们不可能全部讲解到，因此，在学习的时候，对于一些重要的章节，经济学中的核心内容，问题，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详细重点讲解，而对于比较好理解的简单的章节，问题，就讲的简单点，少花点精力。例如消费者行为理论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的难点；产品—货币市场均衡与劳动市场均衡是宏观经济学部分的难点我，我们会多花时间，把知识讲透，繁杂的难于理解删掉，简单的内容留给学生自主学习。

3.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多元化的教学方式

(1)情景教学法

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组织学生开展社会经济调查，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入经济情景，使学生体会到概念原理以外的西方经济学。

(2)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不像是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扮演着传授知识者角色。例如海尔品牌的战略，海尔成立几十年，相对其他家电产品曾多次易主，而海尔冰箱却一直占据销量第一的位置。通过分析案例，海尔的价格一直高于市场上的其他品牌，在价格上没有优势，但是为什么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原因就是通过广告，改变消费者的偏好。这就很生动的解释了经济学中需求的影响因素-偏好。案例教学法可是学生更好的参与课堂教学。

(3)课堂实验法

课堂实验是一种专门用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的互动、简短的游戏，得利于实验经济学近年来的不断发展，今天才能将课堂实验运用于教学过程中来，教师通过简便易操作的实验，深入浅出的情景设计，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

4.考核方式的改革现

在西方经济学的考核方式主要还是通过试卷考核，考核方式单一，成绩不能体现大学生的综合能力。改革后的成绩评定方式注重平时成绩，不论是作业、演讲、回答问题还是课堂笔记、出勤等这些平时的学成绩的40%，期末考试的的60%也会减少对死概念和原理分数比例，倾向于考查学生的分析能力。

二、建立教学质量管理机制

教学的过程不只是教师教和学生学，还包括教师间的听课，评课，互评，教师的评学，以及学生的评教，只有各个环节组合给力，才能促进教学水平和质量的提升。

1.教师提高个人教学水平，关键在于听水平高的老师上课，不断的学习、丰富、构建教师的知识体系，理清知识脉络，运用好教学技巧，熟练使用教学方法。

2.建立教师考评制度，奖罚分明严格执行教学资料考评制度和和教学事故处理制度；把教学质量的评价结果纳入到职称评聘，绩效工资的发放上了，利用机制倒逼教师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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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大力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其宗旨是尊重学生学习语文的主体性，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与积极性，提高语文学习的效率，最终达成提高全民族语文素养的目标。运用探究式创新教学法，对克服学科的劣势，能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能激发学生探索新知识的欲望或动机，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能激活语文课堂教学气氛，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状态和学习环境。例如，我在讲《我的叔叔于勒》一课时，首先打出投影片，让大家观察上面的一幅漫画：一个圆圈，中间有一个方孔。请学生猜一猜：上面画的是什么？它在本文中揭示了哪些内容？其实在这里我使用了“留有空间的教学方法，通过组织学生思考、想象、猜测、讨论，调动学生们的学习情绪，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学生们的学习情绪一旦被调动起来，便能积极主动地启动思维，大胆活跃地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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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据新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精神，大学英语教学是使学生不仅要掌握语言、语法与词汇，还要全方位地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为目标。而其中的英语精读课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能力最为重要的一门基础课程。目前，我国的大学英语精读课很大程度上仍然以传统的教学模式为主，以致没有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而这些传统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已不能够适应新经济时展下对大学生英语素质的要求。因此，立足于大学英语精读课的重要性上，对大学英语精读课教学现存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研究出解决的有效之道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这也是高校教师工作的当务之急，对改进大学英语精读课模式与促进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

二、大学英语精读课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大学英语精读课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已不容我们所忽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学工作都以教师的“教”为主，忽略了与学生的互动。这种灌入式的英语教学方法，使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自然而然地，就提不起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学生若在英语精读课上没有积极主动地去探究英语知识，其思考能力与创新能力便得不到必要的锻炼。以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必然造成低效率的学习效果。

其次，传统的大学英语精读课教学侧重于英语语法与词汇的学习，而没有把学生实际运用英语能力的培养放在一个合适的高度，且教学模式单一。脱离语境与背景而片面地以词汇与语法为精读课教学目标，忽略课文的整体教学而使教学显得索然无味，导致学生将英语语言知识死记硬背。当脱离了一定环境而进行阅读时，则达不到该有的理解深度。而单一化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即使掌握了一定的词汇与语法，却不能够运用到口头表达上来。对学生听说能力的忽略也会大大影响学生英语的综合能力。

再次，是为应试而教学。应试教育永远是我国传统教学模式中的致命弱点。为了提高英语考试的成绩或四六级的过级率，很多教师都以考试为出发点，大学英语精读课教学都旨在于培养学生的考试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也全力以赴以应付考试。教师为考试而教，学生为应试而学。如此一来，便忽略了学生实际英语知识的吸收与综合能力的培养。

三、解决方法

由此可见，针对以上所涉及的现存的弊端，探究出解决之道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以新教学大纲为背景，重新定位大学英语精读课的重要性。要对大学英语精读课进行改革，首先必须站在新的高度上确定精读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地位。对学生而言，精读课是培养他们英语听、说、读、写、译的一门重要课程。具体表现为，精读课是学生扩大英语词汇、学习英语语法进而培养阅读技能的基础课程。同时，精读课通过“读”使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与听力得到锻炼，从而进一步掌握写的能力。可以看到，精读课的有效教学是学生提高英语综合能力运用的关键。而在新教学大纲的新背景下，英语精读课的这种关键性地位更是凸显了出来。对此，无论是教师或是学生，都应当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有明确了大学英语教学精读课的重要性，教师才能制定与时俱进的教学方案，而学生也才可能以自身的需求为出发点，有侧重地学习知识。

其次，要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革新考核制度。长期以来，以教师为中心与应试教育几乎成为传统教学的代名词。正确的教学理念是有效教学的根本所在。因此，彻底革新教学理念，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是至关重要的。精读课必须以学生的学习需求为出发点，改变单向传输为实现教与学的互动，才可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因此，教学内容与模式的制定都应该以学生的需要为着眼点。考核制度也应从单一的考试标准变为多种方式综合考查。

最后，结合英语背景知识，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除了词汇与语法、句型的学习，精读课的教学还必须结合课文的背景知识。把语言知识放回它的语境中进行语篇教学，才能使学生从整体上把握知识，理解也才会更深入。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进行精读教学。精读课不仅要学习词汇、语法、培养阅读能力，听说能力的培养也是精读课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多媒体的应用，正是锻炼听说能力的有效途径。通过多媒体，让学生听到原汁原味的标准英语口语，犹如身临其境。精读课还需给学生发言表达的空间，或者以讨论的形式给予学生锻炼口语的机会。通过耳濡目染与积极锻炼，必将取得很好的成效。总而言之，多媒体的介入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并增强教学模式的现代化，从而改善精读课的教学质量。

综上所述，鉴于精读课对提高学生英语综合素质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针对大学英语精读课现存的一些弊端，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教学工作者必须摆正精读课所在的位置，使教学模式多元化，促进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全面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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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解就是此在在理解的前结构的基础上对未来进行的筹划。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的前结构决定了理解，甚至可以说理解是理解的前结构的“重复”。

[12] 这些多样化的形态之间可能形成互补的关系，也可能形成竞争的关系。解释文本的文本又形成新的文本，我们称之为衍生文本。被解释的原初文本与解释文本而形成的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是源与流、一与多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而是一种循环关系。一方面，文本及其意义存在于对它的解释中，“多”和“流”是对“一”和“源”的补充和发展（当然也包括偏离），现实中只能通过“多”和“流”去达到“一”和“源”，这是解释对文本意义的制约性；另一方面，文本又制约着对它的解释，并且为评价各种解释提供某种尺度和准绳，当然，这种评价是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比较和竞争来实现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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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方法论》课程性质、地位与学习的意义

1、课程性质及地位

目前，《经济学方法论》课程已经成为国内众多综合类大学以及财经类大学的专业主干课。在内蒙古财经大学，这门课程是作为经济学院本科生第四学期的必修课程，同时是商务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的选修课程。在本科生课程体系中以及课程方案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本课程对学生所学前期课程的理论知识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方法论的视角――获得对既有知识的新的整合与重组，从而提升学生对所学不同课程的认识能力有所提升；另一方面，本课程还具有非常强的引导实际操作能力的作用，有助于学生对第四学期结束后即将写作的调查报告以及后续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工作的顺利展开。

2、学习的意义

根据埃思里奇的观点，教学计划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我们主要教授学生“知”的经济学，却极少教授他们“行”的经济学。也就是说，处于“知”、“行”相互割裂的状态，这使得学生们处于知道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却不知道如何将理论用于指导研究实践。而经济学方法论这门课程恰恰构建起学生对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实现“知”“行”相统一的桥梁。

此外，从我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方福前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学建设必须走“三化”道路的演讲中所提：中国经济学建设必须走“经济学现代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问题理论化”道路，根据这一提法，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如何实现我国经济理论发展中的这“三化”，笔者想，在这里方法论以及方法问题非常重要，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方法论方面的学习、借鉴与应用来更好地对“三化”的实现提供创新与发展路径。

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主要是使学生从哲学层面、经济学方法层面以及经济学具体工具方法层面三个层面系统的学习方法论知识。

2、能力目标

借助于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论知识，培养学生将经济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最为直接的目标就是使其具备较顺利撰写调查报告以及研究报告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通过经济学方法论的学习，使其对经济学理论知识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视角，能够以这一全新视角将所学各门课程的经济学理论统筹整合为一个整体体系，成为经济学理论知识的“知”者，并建立起应用经济学理论知识来解释、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的学习习惯与素养。

三、教学内容设计

导言中对经济学方法论课程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说明，如方法、方法论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含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层次性；为什么学习以及如何学习的问题作出说明。特别是在经济学方法论的层次性方面，一般把经济学方法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经济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也即是哲学层面的方法论；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学的方法论即就经济学而言，将经济现象作为对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是否具有特殊的性质，那么其认识的方法、方式、途径等是否存在规律；第三个层次是具体的操作方法，即对经济现象认识的具体操作方法。教学内容中各部分的划分就是按照经济学方法论的这三个层次的顺序展开的。据此将教学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科学哲学部分，具体包括对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发展理论以及托卡拉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等内容进行讲解。一方面这一部分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有助于学生从深层次认识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思维；另一方面哲学思潮的发展也始终都在极大的影响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以及经济学说的发展，从这一角度说，我们也必须较为系统的使学生认识到哲学层面方法论的基本发展历程以及成果。

第二部分是经济学领域的方法论问题，具体是按照经济思潮以及流派发展的历史顺序来安排教学内容。第一块内容将对古典经济学阶段重要经济学家对方法论的论述进行讲解和说明，具体包括古典经济学之前的重商主义、威廉・配第等的经济学方法论；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包括斯密、李嘉图等；以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为标志，开始了当今同根于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分立，即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基于此，本部分第二、三部分内容将分别安排经济学的方法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第四部分内容是从方法论论战的视角对经济学方法论在西方涉及的几次大的争论进行说明，如边际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学派之战、新古典综合派与剑桥学派方法论之争等。

第三部分是具体的方法问题。由于经济学也是一门社会学科，因此，这部分内容想从两个层次来讲解，一是从社会科学一般层面的分析方法来做出讲解，具体包括社会科学研究中具体的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问卷研究法、观察研究法等；二是从经济学这一学科本身出发，来说明其主要的方法，如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分析、数学分析等。

第四部分是应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是学习经济学方法论的最终归宿问题，即应用的经济学方法论。也有学者把他取名为社会科学研究报告和论文的撰写。

四、教学准备

目前国内关于本门课程的教材分为国内学者出版的教材和国外翻译的教材两类。一类是国内学者自主编写的教材，如张俊山、朱成全、韩永进、高本全等。第二类是国外翻译的教材，如上海财大出版社2005年翻译的谢拉・C・道写的《经济学方法论》、唐・埃思里奇（Don Ethridge）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由于经济学方法论课程所包含的层次以及内容非常广泛，因此，教学过程中不可能仅仅依托于一本教材来完成课程的讲解，需要大量的辅图书、论文资料。对于这些辅材料，目前国内可供参考的图书如汪丁丁主编的经济学方法论译丛、刘永佶、程恩富等从经济学视角出版的专著、汉兹、门格尔、霍奇逊、罗宾斯、霍奇逊等国外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著名学者的译著。此外，还可跟踪国外专门关于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期刊，如《经济学和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等。

五、教学过程设计

目前，笔者所在学校已经开设这门课程多年，但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教的方面，授课教师备课非常累，可以说备课费时、费力、费心血，但总体感觉收效不佳；另一方面，学的方面，学生普遍反映枯燥、没意思、没兴趣进而听不懂，最主要是感觉不到学了这个课有什么用。在上述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教学过程设计应沿着重过程、重应用的思路展开。

1、将学生的学纳入到老师教的过程当中来，真正融教与学于一体，采取四个模块相统一的教学方式

（1）课堂讲授：增强系统性、知识性+注重知识表达通俗性+寻找案例增强趣味性；（2）课后作业及阅读思考任务：每节课结束都布置复习及预习的内容，每下一节课开始都要检查课后复习及预习的情况；（3）课堂讨论：主要是通过案例分析与应用来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4）撰写读书笔记：一学期至少要交四篇读书笔记，给学生十本左右的关于方法论的经典译著，以电子版的形式打包放在课程qq群里。其实，后续的想法，还想根据课程特征设置专门的群聊，以群聊参与的程度以及发表的看法来给予表现突出的学生以一定的平时成绩奖励，建立课堂之外的第二课堂。

2、应用“大纲+笔记”的方式来严格教学过程

即设计带有空白地方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跟着老师在听课的同时，将重要条目下的重点内容补充到大纲当中去，最终形成既有调理又有实质内容的笔记。通过这一办法，对学生的上课过程做出硬性的规定，从而强化教学过程管理。

3、调整考核方式

在上述教学过程设计下，对考核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平时成绩比重至少改为50%，最后考试成绩不高于50%。具体来说，准备取消考勤分数，平时成绩包括3块，课堂笔记（15分）+读书笔记（20分）+提问互动（10分）+QQ群活跃程度（5分）。期末考试采取开放式试题，开卷考试，注重对所学课程内容的实际应用能力。虽然增加了授课老师的工作量，但是感觉能一定程度上将学生控制在课堂以及课堂之外的这一课程学习中。

【参考文献】

[1] 唐・埃思里奇（Don Ethridge）.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