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9 06:46:07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对外贸易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二、品牌竞争力的特征
1.竞争的比较性。品牌竞争力是在品牌竞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比较能力,这种比较可以是产品质量、成本价格上的比较,也可以是占有或控制市场能力的比较,还可以是人力资本、管理和经营,以及再生产等环节上的能力比较。在比较中,同一行业品牌表现出竞争的优势或劣势。
2.目的利益性。品牌竞争最直接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顾客,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以实现再生产的高效循环。最根本的目的是利润的获取。
3.动态性。品牌竞争力的动态性表现为品牌竞争力随着市场结构和竞争行为的变化而变化,即品牌竞争的优势或劣势不是绝对持久的,优势品牌可能变为劣势品牌甚至消亡,劣势品牌可能变为优势品牌。
4.过程性。品牌竞争力的培育和建立以及竞争能力的消长是有一个过程的。
5.整合性。品牌竞争力是企业资源配置的产物,也是企业运作系统和品牌管理系统整合的产物,缺少任何一种必要的资源或系统中某一环节整合不佳,都会影响
6.品牌意识不强,管理能力较弱
目前,中国企业的品牌管理能力还较弱,企业商标保护意识薄弱。品牌竞争力的培育和建立。
三、我国对外贸易现状分析及问题
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所以对外贸易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2008年世界经济贸易将保持增长趋势,虽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但是中国将继续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居民收入将不断增长,城乡消费需求将继续扩张,投资过快增长将得到一定控制,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将更加牢固。但同时也有诸多问题的产生:
(一)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与品牌竞争力不足共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得到了世界的瞩目,但与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称号不相和谐的是,我国的品牌竞争力相对落后。
(二)品牌价值较低,附加值差距较大
总体说来,中国品牌显然较多,但品牌价值与世界品牌价值相比还存在相当的差距。部分消费品市场国产品牌竞争力极弱。在这类消费品市场中,国外的一个或数个品牌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这类消费品市场,而国产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极弱。另外我国外贸品牌的突出弱点就是品牌的附加价值低。品牌附加价值指品牌中所包含的、中肯的、被消费者欣赏的东西和产品的基本功能以外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品牌给消费者提供的信任感、满足感和荣誉感,它能通过其商品形式维持一种溢价。在国际上,商标被公认为最重要的知识产权,名牌商标更是如此。跨国公司和许多知名企业视名牌商标为国宝,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保护名牌。多年的计划经济使我国众多企业商标意识淡薄,缺乏品牌自我保护意识。不少企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品牌。
四、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品牌竞争力的建议与对策
(一)营造有利于品牌竞争力提高的社会经济环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经济中的宏观管理主体,它在促进企业品牌发展中的作用是间接地构建品牌竞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并非在政策上保护中国品牌,而是要在宏观上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从而在微观上促进企业品牌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二)面向国际,制定品牌竞争战略
缺乏战略意识和战略管理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面向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制定品牌竞争战略是中国企业提高品牌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三)端正品牌观念,增强品牌整合管理能力
品牌必须保持与消费者的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以产品功能为基础的利益关系,包含了以喜欢为内容的情感关系和以某种信念为核心的忠诚关系.品牌整合管理的目的就是打造消费者对品牌的某种信念和在此基础上的对品牌的忠诚。
(四)重视核心技术,保障技术的持续创新
缺乏核心能力,是中国品牌参与全球竞争的最根本弱点。核心能力的缺乏根源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在全球竞争和技术快速变化的市场,中国企业必须不断实现技术创新,以培育自身的核心能力。
鉴于中国工业化起步比较晚的现实,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在未来的5-10年还应是采取引进、模仿、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相结合的方式,但应逐渐走以自主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的战略,实现从“引进利用再引进”到“引进消化吸收输出”的战略转折。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世界市场竞争的焦点已转向了多样化、系列化、优质化、国际化和名牌化的竞争。名牌竞争已成为市场营销的焦点、核心问题,也是市场营销的新亮点。因此,我们要占领国际市场,从政府到企业就必须高度重视外贸出口中品牌的建设,增强品牌的竞争力,为进一步扩大出口提供保障,从而更进一步的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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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一国应该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也就是相对机会成本较小的产品,然后和他国贸易,这样贸易双方都会获益。按照李嘉图的理论,我国应该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古典的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一国应该生产相对要素密集的产品,按照这一理论我国也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力要素密集的产业。而实际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国出口的商品大都是劳动密集的低附加值产品,一般加工工业的过度发展在我国表现非常明显,这是市场作用的结果。
普雷维什—辛格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又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需求弹性较小,而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需求弹性较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初级产品的需求缩减,初级产品价格下降加快,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会不断恶化。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会使我国经济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最终导致“贫困恶性循环”,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如果任由市场调节,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会过度发展,导致落入“陷阱”之中。
那么,贸易摩擦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总的来看,我国受贸易摩擦影响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出口量大的劳动密集型商品,贸易摩擦使得这些产品的出口减少,国内相关的产业规模就会缩减,因此而退出的资源和资金就会流入更高层次的产业,从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而一些特殊的贸易摩擦,如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技术性措施,直接要求的就是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提升产业结构的作用更加明显。从这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贸易摩擦对于我国这种特殊国情的国家来说,可以起到一种积极的指引作用,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是失灵了,但贸易摩擦正好起到了纠正失灵的作用。所以说,贸易摩擦的产业结构提升作用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积极效应。
贸易摩擦有利于培养我国的竞争优势产业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贸易摩擦对于我国竞争优势产业培养的作用。首先,贸易摩擦有利于优胜劣汰。淘汰一些身单力薄、竞争力微弱的小企业,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些企业的退出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帕雷托改进。其次,贸易摩擦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小企业破产的同时,也为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腾出了市场和空间,在规模经济和学习曲线效应的作用下,大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竞争力越来越强。虽然可能导致的垄断并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经济增长,但一定程度的垄断和大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却可以与国外企业竞争与抗衡,争夺更多的国外市场,有利于本国经济的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再次,贸易摩擦会加剧国内相关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企业理论告诉我们,竞争的引入会降低企业生产的X非效率,也就是提高企业生产的效率,这会更加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加快大企业的诞生。
关于竞争优势产业的培养,我们也要认识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过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所谓比较优势是李嘉图提出的概念,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比较优势理论揭示的思想,它是从资源禀赋及相对生产率角度出发的优势。而竞争优势根源于波特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它指出竞争优势有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及宏观层面三个方面的优势划分,宏观层面的技术水平、需求状况、政府作用、相关及支持产业等四大要素构成了“钻石理论”的四个角,也就是国家竞争力优势的决定要素。从该理论出发可以看出,竞争优势更多关注的是技术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说,通过提高技术水平,以技术优势取得市场上的竞争力,形成竞争优势。那么,贸易摩擦又是如何诱使比较优势产业顺利转变成竞争优势产业呢?上面的分析已经指出,贸易摩擦可以淘汰小企业而发展大企业,规模巨大的企业有更雄厚的资金实力,它们可以应国际市场以及竞争的需要提高技术水平,并取得国际范围内的绝对竞争力,也就形成了我国的竞争优势产业。
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据商务部统计,2005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9.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8%。其中,股本投资40.7亿美元,占58.8%,比上年同期增长53.6%;利润再投资28.5亿美元(利润再投资为预估数,以2004年年报数据为基础数据估算),占41.2%,与上年持平。2005年,经商务部核准和备案设立的境外中资企业共计1067家,中方协议投资额69.54亿美元,同比增长87.3%。我们将这个数据与我国利用外资的状况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缓慢,有待于进一步“走出去”。
那么,贸易摩擦又是怎样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呢?实际上这是一个逼出来的效应,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逼迫效应”。也就是说,贸易摩擦阻止了有关企业的商品出口,使其市场缩小,商品价值无法实现,这时企业为了走出困境,只有想方设法解除摩擦,或者绕过国外商品出口的限制,也就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于是在贸易摩擦的压力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获利空间扩大,也有助于解决我国的贸易摩擦问题。在我国,这样的事例有不少,如海尔为了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而选择的国际化发展道路,TCL为了抵制国外彩电反倾销而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等等。贸易摩擦成为加速我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动因。
有利于实现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多元化
总体来看,我国虽然有着巨大的对外贸易量和贸易顺差,但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单一,贸易顺差也主要集中于几个贸易伙伴国。从下表中可以看出,从2001年—2005年,我国大陆对香港地区和美国的贸易顺差额都大于总的顺差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贸易出口的地理方向还比较单一,这就使得出口风险较大,一旦与其中的一个贸易伙伴发生贸易摩擦,就会使我们损失惨重。
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实现多元化。首先,贸易摩擦使我们看到了对个别贸易伙伴的过分依赖存在很大的风险,这就促使企业和国家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从而致力于开拓其他国家的市场;其次,贸易摩擦阻碍了某产品的出口,这时出口商也会想方设法寻找其他国家的市场,以减少自己的损失。而一旦市场开拓成功,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就会不断实现多元化,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
提升我国对外贸易质量,纠正贸易失衡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的这几年,发展势不可挡,我国成为了全球第二贸易大国。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只是一个贸易大国,离贸易强国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的出口贸易基本还停留在数量扩张型阶段,只是在近几年,提高质量的呼声才越来越响,也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从1995年到2005年,我国加工贸易的出口额占了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我们知道,加工贸易一般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它的商品附加值和利润都非常的微薄,也就是贸易获利较少,同时也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我国对外贸易长期以来存在失衡的局面,贸易顺差巨大,而这些顺差中,加工贸易的顺差几乎都超过了总的顺差额。也就是说,我国的加工贸易顺差是总贸易顺差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改变种状况,提高我国对外贸易质量呢?贸易摩擦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近年的贸易摩擦领域来看,主要集中在出口量大的劳动密集行业,如纺织品、机电产品等。这些领域的贸易摩擦直接减少了该产品的贸易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贸易失衡,同时抑制了我国加工贸易的过度发展,可以留出更多的资金发展其他产业,提升产业结构,培养竞争优势,从而逐步达到和实现提高我国对外贸易质量的目的。
应对贸易摩擦应有的态度和思路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贸易摩擦并不是“洪水猛兽”,一定的情况下,它还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激励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看待和处理贸易摩擦问题的清晰思路。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对外贸易依存度也远远高于世界外贸依存度的平均水平。与国际相比较,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呈现出以下四个自身鲜明的特征:(1)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与国际发展趋势基本保持一致。(2)外贸依存度持续增长。(3)我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一直高于进口贸易依存度。(4)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同世界经济增长是同步的。下面来具体分析。
一、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原因分析
1.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过快,明显高于GDP的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从2011年至今对外贸易规模稳居世界第3位。与此同时,国内GDP则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速上。所以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越快,外贸依存度则越高,可见,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是导致外贸依存度持续走高的直接原因。
2.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与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趋势基本吻合。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普遍利好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极大地拓展了中国进出口,特别是出口的空间。
3.中国的贸易导向战略 中国一直利用税收手段鼓励资本品进口,如进口设备税收的可抵扣、“三减两免”等优惠政策。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出台的出口补贴和贴息等政策鼓励了企业出口,甚至在有些地区把出口创汇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一个主要内容,从而导致各地外贸企业的出口积极性空前提高。在出口和进口的双向激励下,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快速上升,贸易导向战略推动了外贸依存度的提高。
4.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收外商投资国。很多外商看准了中国在廉价劳动力上具有的巨大优势,把中国作为其加工基地,大量开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一头在内”的一种贸易方式,其外贸倾向性大大高于其他企业。由于加工贸易的自身特点及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的较大比重必然导致中国外贸依存度存在高估。
二、政策建议
1.改变对进出口数量持续增长的一味追求 要想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应该制定更为合理、符合国情的对外贸易政策,放弃以追求贸易目标增长为对外贸易政策核心的一贯做法,建立科学评判外贸政策和政策实施效果的指标体系,将“以质取胜”确立为整个外贸政策的核心,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和能源资源使用的最小化,以利于提升中国整体经济运行质量和外贸核心竞争力。
2.重视国内市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促使我们必须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而动力应来源于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过于强调出口导向、忽视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片面的。因此,应在巩固现有外贸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在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增长的同时,扩大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影响,制定兼顾内外的经济政策,从而避免任何一个市场出现波动时,对中国经济运行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为此,要使用法律手段,保证全国工资水平的持续增长,增加国民收入和有效供给,提高内需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
二、品牌竞争力的特征
1.竞争的比较性。品牌竞争力是在品牌竞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比较能力,这种比较可以是产品质量、成本价格上的比较,也可以是占有或控制市场能力的比较,还可以是人力资本、管理和经营,以及再生产等环节上的能力比较。在比较中,同一行业品牌表现出竞争的优势或劣势。
2.目的利益性。品牌竞争最直接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顾客,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以实现再生产的高效循环。最根本的目的是利润的获取。
3.动态性。品牌竞争力的动态性表现为品牌竞争力随着市场结构和竞争行为的变化而变化,即品牌竞争的优势或劣势不是绝对持久的,优势品牌可能变为劣势品牌甚至消亡,劣势品牌可能变为优势品牌。
4.过程性。品牌竞争力的培育和建立以及竞争能力的消长是有一个过程的。
5.整合性。品牌竞争力是企业资源配置的产物,也是企业运作系统和品牌管理系统整合的产物,缺少任何一种必要的资源或系统中某一环节整合不佳,都会影响
6.品牌意识不强,管理能力较弱
目前,中国企业的品牌管理能力还较弱,企业商标保护意识薄弱。品牌竞争力的培育和建立。
三、我国对外贸易现状分析及问题
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企业竞争力持续增强,所以对外贸易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2008年世界经济贸易将保持增长趋势,虽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但是中国将继续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居民收入将不断增长,城乡消费需求将继续扩张,投资过快增长将得到一定控制,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将更加牢固。但同时也有诸多问题的产生:
(一)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与品牌竞争力不足共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得到了世界的瞩目,但与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称号不相和谐的是,我国的品牌竞争力相对落后。
(二)品牌价值较低,附加值差距较大
总体说来,中国品牌显然较多,但品牌价值与世界品牌价值相比还存在相当的差距。部分消费品市场国产品牌竞争力极弱。在这类消费品市场中,国外的一个或数个品牌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这类消费品市场,而国产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极弱。另外我国外贸品牌的突出弱点就是品牌的附加价值低。品牌附加价值指品牌中所包含的、中肯的、被消费者欣赏的东西和产品的基本功能以外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品牌给消费者提供的信任感、满足感和荣誉感,它能通过其商品形式维持一种溢价。在国际上,商标被公认为最重要的知识产权,名牌商标更是如此。跨国公司和许多知名企业视名牌商标为国宝,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保护名牌。多年的计划经济使我国众多企业商标意识淡薄,缺乏品牌自我保护意识。不少企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品牌。
四、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品牌竞争力的建议与对策
(一)营造有利于品牌竞争力提高的社会经济环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经济中的宏观管理主体,它在促进企业品牌发展中的作用是间接地构建品牌竞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并非在政策上保护中国品牌,而是要在宏观上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从而在微观上促进企业品牌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二)面向国际,制定品牌竞争战略
缺乏战略意识和战略管理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面向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制定品牌竞争战略是中国企业提高品牌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三)端正品牌观念,增强品牌整合管理能力
品牌必须保持与消费者的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以产品功能为基础的利益关系,包含了以喜欢为内容的情感关系和以某种信念为核心的忠诚关系.品牌整合管理的目的就是打造消费者对品牌的某种信念和在此基础上的对品牌的忠诚。
(四)重视核心技术,保障技术的持续创新
缺乏核心能力,是中国品牌参与全球竞争的最根本弱点。核心能力的缺乏根源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在全球竞争和技术快速变化的市场,中国企业必须不断实现技术创新,以培育自身的核心能力。
鉴于中国工业化起步比较晚的现实,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在未来的5-10年还应是采取引进、模仿、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相结合的方式,但应逐渐走以自主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的战略,实现从“引进利用再引进”到“引进消化吸收输出”的战略转折。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世界市场竞争的焦点已转向了多样化、系列化、优质化、国际化和名牌化的竞争。名牌竞争已成为市场营销的焦点、核心问题,也是市场营销的新亮点。因此,我们要占领国际市场,从政府到企业就必须高度重视外贸出口中品牌的建设,增强品牌的竞争力,为进一步扩大出口提供保障,从而更进一步的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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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对外贸易品牌发展的情况
首先,我国的企业很注重去模仿其他国家的企业,没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一个品牌要想不断的发展,创新是必须的,我国很多企业缺乏不断创新的意识,在研发过程中投入的资金十分少,而只注重企业的销量和产量,这在中国的企业中是十分常见的,销售部门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十分的重要。研发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创新的效果展现的十分慢,我国的企业不想浪费时间在研发上就导致了这种重视销售而轻视研发的现象,因为销售能够直接带来利润。然后很多企业并没有树立正确的品牌意识,他们认为销售额增加了,名气大了就是品牌的宣传,他们利用各种广告进行不断的宣传,可是这并不是品牌。其次,中国市场中很多企业并没有品牌意识,没有形成一份良好的气氛。品牌是不断发展的结果,品牌并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形成的,国际上很多的知名品牌并不是一时半会就形成的,而是在一定成熟的市场环境中慢慢的繁衍出来的,经历了几十年甚至是更多年的变化,提高。而纵观我国企业的发展,起步于改革开放,然后再逐渐的形成规范的经济制度,促进我国的企业发展,但是这一制度实行的时间较短,与西方的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局限性,这也为自主品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阻碍性的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也逐渐的发展并且呈现一派繁荣的市场情况。很多的国家在出口中都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并且经济的发展也更加注重品牌的建立,不断的提高自己品牌的质量,并且提高企业的效率。每个国家出口总额中品牌营销所占的比重代表着一个国家品牌的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同时体现了该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也代表着该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的好坏。
1.国外著名国际品牌近几年的发展情况
当今的经济市场中,世界的知名品牌总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角,它们的影响力十分的大。就算是最原始的地方,也会受到这些国际品牌的影响。这些品牌具有这么大的能力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具有十分丰厚的经济作支撑,并且产品的质量有保证,在国际市场中树立了十分高的名誉,赢得众人的信任。联合国工业计划署的一项调查表明,名牌在所有产品品牌中所占不足3%,其占有的市场份额却达到40%以上,销售额占50%以上。从2007年到2011年世界品牌500强中入选品牌数量的国家及其数量来看,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美国、法国、日本、英国和德国,而中国仅居世界第六位,从整体的数量中来看,中国的数量十分的渺小,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可见两国的经济相差多远。
2.我国国际知名品牌的发展情况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开始与改革开放以后,并且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世界的前端。然而,中国却没有品牌,在世界前50强的品牌中中国没有一个。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中国才开始慢慢的建立一些品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品牌也在不断的发展进步。我国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并且渐渐的进入到了世界500强的行列。根据GDP的世界排名显示,中国位居第二位,看上去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而美国排名第一位,似乎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就是一个名词,但是,再看世界500强企业的的排行榜,我国位于世界500强的企业与美国的数量相差甚远。并且在我国入选500强的企业中,大部分都是公有制的企业,我国民营品牌发展十分慢,就这种情况来看,我国要想在世界品牌中站立一席之地还需要很大的努力和很长的时间去改变。
三、对我国对外贸易品牌营销现状的分析
1.创建了一批知名的品牌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就开始不断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力水平也不断的提高。这也促使了我国一大批的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不断的发展,并且形成了很多国际性的大品牌,尤其是一些民营的企业,开始发展,成为了我国品牌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涌现出一批国际知名品牌
最近这些年,我们国家的自己研发的品牌,在国际市场中取得了十分不错的成绩,人们对品牌的理解也更加的深厚,并且我国的企业品牌意识也更加的突出。对于品牌的研发创新更加的重视。在中国企业不断的向外走的同时,很多十分不错的出口企业在不断的壮大自身的竞争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并且致力于发展成为国际上有名的牌子,例如我国的海尔、美的、格力、波司登等品牌,全部都是国际市场中为中国的品牌赢得了良好的称誉,扭转了世界对中国品牌的认识误区。帮助中国的品牌在世界市场中不断的壮大,和发展。
3.我国品牌的价值
一个企业的品牌是否具有一定的价值,对该企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该企业赢得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经济不断的增加,利益不断扩大的环境下,中国很多的企业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品牌的价值也在不断的提高。中国的品牌呈现出一种不断变强变大的趋势。
4.我国品牌的影响力
这些年来我国的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中不断的提升,中国的品牌在世界品牌中逐渐占领一席之地,中国500强企业,在世界的经济市场中,不断的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自身的情况,开始不断的研发创新,竞争力不断的提升。根据上文中所说到的,得出,我国的企业走向世界之后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形象,并且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品牌价值。即使是这样,我国的对外贸易的企业仍然有着很多的问题,还有缺点需要改进。比如,我国对外贸易的企业出口的产品数量十分有限,品牌较少,而且没有形成战略营销的方法和手段,并且我国的品牌缺乏自我的保护意识,缺乏维权意识,跟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所建立的大的品牌还有十分大的差距,这样一来,必定会造成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缺乏竞争力。我国的对外贸易的企业中在进行企业营销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问题,首先,我国出口的品牌没有什么极高的文化价值,并且很多产品都没有树立品牌,导致产品不为人知。除此之外,我国的企业经验少,在进入国际金融市场之后,并没有进行自我品牌的保护,文化价值比较低,跟国际上其他的品牌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企业并没有重视这一问题,并且我国对于企业的品牌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我国的品牌没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文化内涵。
四、如何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品牌营销
首先,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企业应该对自身品牌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规划和定位。树立一个合理科学的品牌发展策略。品牌发展的策略的核心在于企业的品牌文化的内涵。从另一方面讲,国际知名的一些品牌所卖的并不只是产品本身,二是产品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自身拥有的价值。一个有名的产品不仅仅是靠价格去吸引消费者而是产品本身所拥有的品牌文化。所以,一个产品要想长远的发展需要依靠的是产品的文化底蕴。这是企业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其次,企业还要注重不断的改进生产技术,注重企业产品的技术创新。一个没有属于自身技术的企业是不能够在现今的国际市场中生存的。这也正是中国品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的品牌没有足够的技术作支撑,不注重创新。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只有不断的进行企业的创新改革,才能使企业在竞争中位于不败之地。再次,可以利用新媒体的力量进行企业形象的宣传。例如,美国的肯德基、日本的索尼、瑞士的手表等这些品牌的壮大和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媒体的力量。现如今,媒体的力量越发的强大,新媒体的崛起使得信息的流通更加的便捷。以前人们通过报纸、广播、电视获取信息,现在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多种渠道获取,相关的企业可以利用这种传播的方式,进行企业形象的宣传,从而去的知名度,受到消费者的信任。最后,从政府的角度来谈,就是我国的政府部门要给对外贸易的企业一定的政策支持,鼓励他们发展和创新。当前,我国的自主品牌建立还处于萌芽期,需要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除此之外,相关的政府部门应该加强服务的意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消息,帮助企业避免风险和问题的发生。在进行经济市场管理的时候,要注重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出台相关的金融政策,降低企业贷款的门槛。根据我国当前的经济市场的情况,我国的政府需要对一些名牌企业给与一定的补助和支持。
顾名思义,反倾销就是国际贸易中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相同产业的利益,有效遏制出口商向进口国倾销其商品的行为,进口国针对出口商的倾销产品而采取的措施,多以征收反倾销税为主要手段。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以贸易保护为目的的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反倾销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合法贸易保护工具,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作为贸易保护措施予以使用。
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间,在对外贸易,连续遭遇国外进行大规模反倾销,加之人民币持续升值带来的压力,因此,如何建立和谐的外贸局面,促进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具有时代意义。
一、中国遭遇反倾销的现状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到2007年底,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2007年上半年发起的共87项反倾销调查中,有32项是针对中国的,而位列第二的美国,只有6项。中国出口产品受实际反倾销措施的冲击也是最为严重的。2007年上半年,世贸组织成员共实施了71项反倾销措施,其中15项是针对中国产品的。
从收到反倾销调查的产品范围来看,逐步呈多元化趋势发展,截至2007年底,国外对我国4000多种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涉及五矿化工、机电、轻工、纺织、食品土畜等多个行业。
从反倾销涉案金额看,也日趋增大,在上世纪80年代,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例中,没有一件金额超过1亿美元。而到了2007年,超过1亿美元的案例已达数十起。
二、中国遭遇反倾销的呈现的趋势
1、涉及的中国产品类别和数量不断扩大,反倾销税率趋高。20世纪80年代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的产品只有46类,且基本上是出口量少、工艺简单的初级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传统产品。到2007年底,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2007年上半年发起的共87项反倾销调查中,有32项是针对中国的。
2、发达国家是主要发起国,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加人了对华反倾销的行列。80年代对华提起反倾销指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入到对华反倾销的行列中来,从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案件所占全部对华反倾销案件比例看,1997年达到76%,而1998年高达87%,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已经多于西方发达国家。
三、原因分析
1、国外因素
(1)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目前世界整体政治经济形势不明朗,一些国家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压力,频频运用贸易保护措施;一些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重点产业容易出现全球性的竞争加剧,必然导致各个国家和地区极力保护国内市场。在WTO成立以后,许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积极致力于寻求WTO框架内的保护措施,便冠冕堂皇地打起反倾销大旗,动辄借反倾销之名,行保护之实,使反倾销在很大程度上由WTO所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演变为变相的贸易保护手段。
(2)视中国外“非市场经济国家”
尽管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根据与一些国家谈判达成的协议,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中国仍将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使我国的反倾销问题更加严重,我国企业更容易被认定为倾销。在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是指那些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和产品价格由政府决定,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因此,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一些国家并不是以中国商品的国内价格为准,而是以“替代国”的价格因素为参照,这也使我国应诉反倾销调查的国际法律和政策环境更为复杂。
2、国内因素
(1)中国出口贸易秩序混乱。我国出口虽增长迅速,但较多企业管理不善,产品缺乏竞争力,只能相互低价竞销,出口贸易秩序混乱,给国外反倾销带来可乘之机。企业的营销理念仍较落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深入调研和总体把握,单纯依赖低价战略打入国际市场,给对方国家造成“价廉质劣”的印象。一些企业未能把握进口国行情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致使商品大量涌入进口国,增大了进口国对华反倾销概率。
(2)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自主知识产权匮乏、产品附加值低长期以来,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以粗浅加工贸易为主,出口产品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据统计,2003年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自主品牌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低于10%。中国出口商品中相当数量仍然是低附加值的,首先表现在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占有较高比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商品出口比重偏低。
四、完善应对反倾销措施,促进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
1、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争取市场经济待遇,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利用国内外媒体加强宣传攻势,大力宣传我国市场化进程,改变他国对我国“非市场经济”的看法,同时通过政府之间的谈判,早日取得他国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在避免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理顺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实现生产要素及其价格市场化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还有,在目前一些国家国内立法未作改变的情况下,要避免适用“替代国”的做法,我们企业和相关行业必须用具体事实证明自己是按市场化运作的,包括企业股权制度、生产投资决策、产品定价、财务会计制度等。尽管目前还有很大难度,但也有不少成功的先例,我们不应放弃这一努力。
2、规范外贸经营秩序
在出口产品中,我国产品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很多企业产品雷同。随着国家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企业获得了自主外贸经营权,如果没有健康的外贸秩序,价格战在所难免。为此,企业首先要规范自身的市场行为,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财务制度,努力使有关资料和账簿符合国际标准要求,力争让反倾销调查当局认定某些具体企业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作同时要实行行业自律协会和统一的出口措施,尽可能实行国外总经销和总制度。外经贸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所有外贸企业生产经营的管理、指导和协调,合理地统盘调节外贸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布局,及时有效地指导出口产品价格水平。超级秘书网
3、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
增强国际营销观念,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出口企业应尽快转换现有的竞争战略及策略,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等多种非价格竞争的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汇率上下工夫,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在制度安排上制定“优质高价出口原则”,外销价格的比较在经过技术处理后可统一在离岸价上进行,由海关设置“价格门槛”,出口产品的外销价格要高出这一“价格门槛”,则“优质高价出口原则”亦可称为“最低出口价格准则”。同时,注重全方位地开拓国际市场,在巩固现有欧美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的海外市场,尤其要加强对东欧、拉美、非洲等市场的开拓,以降低市场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并达到避免反倾销调查之效。
4、建立反倾销调查的预警机制
如果能有效地预防反倾销调查,不仅能够节省调查过程中的大量应诉成本,而且也可以减少甚至消除因为反倾销调查而给我国带来的大量间接损失,因此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成为必要措施。预警机制的建设包括对我国国内产业遭受外国产品冲击可能受到的损害的监测以及我国产品出口可能招致进口国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或保障措施等限制措施的监测。通过对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状况以及我国进出口情况等重要参数变化的监测、整理与分析,建立损害预警数学模型,定期和不定期地预警信息,实现产业保护工作的前置化,以求达到有效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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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出口贸易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仍为出口的主要特征,出口产品大多属于资源消耗较大、污染较严重产品。我国这种粗放型的外贸发展模式,消耗了我国大量的能源,导致我国资源日渐贫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据环保部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单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我国每增加一个单位工业生产总值所产出的固体废物是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排放的废水污染物是发达国家的5倍以上,据统计我国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6倍、日本的7倍之多。此外,加工贸易比例重大也给我国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据统计年鉴相关资料显示,2012年加工贸易出口总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2.1%。但是我国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绿色技术型产业十分落后,造成资源巨大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这不利于我国生态环境。
(2)进口"洋垃圾"严重威胁
我国生态环境2007年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曾报道过:在欧洲被称为欧洲垃圾集装箱的英国,每年都将大量的废物垃圾倒入我国,已经造成严重污染,并严重威胁我国某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而更出人意料的是,英国大型出口洋垃圾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环境问题,还给英国相应的企业带来额外的巨大利润。2012年12月,英国《每日日报》报道,由于被中国拒绝,几百吨的生活垃圾被运送回英国。再如,西班牙出口到我国的果汁包装集装箱由于含有残留果汁,聚集了5.5万多只苍蝇;荷兰出口到我国的30个集装箱中,共发现近800吨的走私城市垃圾;另外日本大多企业也为了降低自己在日本处理废物垃圾回收及加工的费用成本,将收集来的废旧塑料等废物垃圾卖给我国企业来处理。更触目惊心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高达5亿吨之多,而其中70%以上都经各种途径运入我国。近年来,走私"洋垃圾"入境问题并未得到遏制,频频发生在我国各地区。"洋垃圾"的跨国入境,不只是给我国垃圾处理增重负担,而且还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
(3)发达国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我国转移
首先,由于我国市场准入标准和环境法规比发达国家宽松且不完善,我国一些企业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对产业转移的质量重视程度不够,为了加快经济增长盲目的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只看数量上的快速增长,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忽视了提高产业转移的质量问题。相反,目前发达国家由于环境法规及环境意识,更加注重节能减排,这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将一些在本国禁止使用、销售的工艺落后型、污染严重的产业向我国转移。其次,由于我国目前发展过度依靠资源环境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国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制造业,而我国由于核心技术等的缺乏,造成我国制造业目前高投入,高能耗,低利润。例如,近年来我国珠三角地区FDI流入量得到迅速增长,珠三角生产规模随着不断扩大。然而,由于FDI流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额流入珠三角给珠三角经济带了新活力的同时,也使得珠三角许多地区"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大幅度的增加,珠三角环境污染日益严峻。
2我国对外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
(1)逐步完善环境政策,加大执行力度
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包含调整、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问题及防治生态环境污染等内容。但是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内容仍然不够全面,不够完善,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法律法规。并且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存在一些标准不明确,甚至于与国际惯例某些条款不统一等问题。面对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现状及我国环境污染现状,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律法规内容及标准,制定与国际环境标准相一致的、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及其相应的执行标准、惩罚力度等。例如针对前面提到我国进口洋垃圾现状,我国可以严格制定禁止和限制"洋垃圾"进口相关法律法规,细分"洋垃圾"的分类标准;明确违法进口"洋垃圾"的企业的处罚标准,并加大处罚力度;完善执法人员责任标准及相应的徇私惩罚。
(2)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
一方面,我国应加强对高科技产品的研制和开发,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并紧密跟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技术,并通过对先进科技技术和工艺装备的引入,吸收先进的核心技术,以提高对外贸易的技术含量,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在日益呼吁倡导节能减排,我国也应该鼓励企业研发节能降损、资源高效循环再利用技术,大力推进清洁能源技术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此外,我国需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动加工贸易向中高端产业延伸,并加强环境的保护,引导加工贸易向低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转型,优化我国加工贸易产业结构。
二、我国能源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一)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并相互依存的,产业结构在优化过程之中,会受到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而这种反作用的影响能够及时对产业结构的失衡情况进行弥补,并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从而促进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这种良性循环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更为明显,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以开放为主,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清楚地认清世界环境的压力,从而对外部条件加以利用,让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原本的封闭体系,从而交叉在世界市场分工格局之中。在对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机会进行及时把握,加强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产业结构进行不断升级的过程之中,加强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从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战略。
(二)我国的能源需求结构
经济发展能够对能源消耗造成重要影响,而我国的产业结构更为偏重于重工业,但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从而造成环境问题严重,能源供给紧张。我国的能源需求结构和能源生产结构不平衡,能源生产地往往距离能源需求地较远,而长距离、大规模的能源运输,在加重能源负担的同时,也引发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对能源需求结构的调整需要先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加快对服务业的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就业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国的服务业仍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而能源需求结构的调整还需要以开源节流为主,通过对可再生能源和新兴能源的利用,从而减轻能源需求结构不平衡的现象,加快我国经济发展。
(三)能源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性
能源供应环节上的缺口,使得能源更为紧张,而从能源消费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重工业始终占据全国能源消费比重70%左右。而近些年来工业消耗能源的比重正在逐年提高,而随着重化工业的不断发展,重化工业也将扩大对能源的需求。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降低能效消耗强度,并且减轻污染强度。以我国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虽然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阶段。但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将得到优化,而重化工业减少对能源的需求将有利于能源协调发展。因此能源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必然性,二者在发展过程之中都会对重化工业造成影响,从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强度。
(四)能源经济运行问题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这有助于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但不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大,在改善当地环境的同时扩大了进口品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国内内需不足,促使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同时,内需不足一方面会直接减少国内市场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国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促使一国采取贸易保护而减少进口,进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2.腐败通过作用于结构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伴随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会整体优化,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结构,减少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出口,从而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存在不利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致使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3.腐败通过作用于技术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一方面,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较多,这有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随着腐败水平的上升,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会减少,这不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阻碍了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另一方面二是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就较多,也有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些有利于促进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腐败水平的上升会降低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也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研发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
4.腐败通过作用于环境规制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伴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于环境规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腐败水平较低时,外贸企业所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会促使政府通过提高环境规制而提升社会福利,并且通过行贿以左右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较低,这些有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相反,当腐败水平较高时,外贸污染企业会加大行贿力度,提高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因而不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当一个地区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会改善当地环境质量,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外贸易会加剧当地环境污染。
二、实证研究
1.模型设定、变量测度和数据说明对于环境污染水平的测度
现有文献一般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或综合环境污染指数来衡量,多数文献是采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多数学者的做法,采用人均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来测度。对于经济规模的测度,本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规模的增加而加剧;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即环境污染和经济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因此,为了验证该假说,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对于产业结构的测度,本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工业化往往需要利用大量的资源,消耗大量的能源,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方式会逐渐转向集约型增长,产业结构也会升级,此时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会迅速提升,从而会改善环境质量。对于技术进步的测度,本文借鉴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的做法,采用资本劳动比来衡量技术进步。资本劳动比较高意味着技术效率较高,能够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和减污技术能力;并且,资本劳动比上升往往意味着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产品的资本技术含量也将随之增加。一般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使得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进行生产成为可能,因此会减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环境。这里需要对资本进行计算,我们使用“永续盘存法”。劳动力投入量用各地区年末就业人数来衡量。对于环境规制的测度,本文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和排污费收入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也将提高环境规制,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和惩罚力度,进而改善环境质量。对于对外贸易的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来衡量。一方面,对外贸易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使发展中国家了解国际环境标准和国别标准以及国外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当这些被发展中国家消化吸收后可以改进其自身的生产方式,推动改善环境管理,加强环境措施和提高环境标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有着比较低的环境规制,对外贸易会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促使发展中国家降低环境规制以维持或增强国际竞争力,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的情形,从而恶化了环境。总之,对外贸易会通过规模、结构、技术和规制等多种渠道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是否改善或恶化环境取决于这些渠道作用的综合结果。对于腐败的测度,本文采用每十万地区总人口中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人数来衡量。腐败往往会通过扭曲一国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一国环境污染。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测度,本文采用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方面,外资流入把“绿色”节能技术或“清洁”技术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并通过技术示范和溢出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生产率,节约要素资源禀赋投入并改善环境质量,即外资的技术效应降低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外资看重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程度高的加工制造业,且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环境规制吸引外资致使环境恶化,即外资的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尚不能确定。上述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和《中国检察年鉴》。
2.内生性问题
如果这里直接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可能会因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而导致估计偏差,内生性来源于几种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作为动态项,该项易和随机误差项存在相关关系;二是各地区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更多的环境污染通常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能够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并且经济增长也能够带来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因此,更多的外资流入和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可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可见,即使回归结果表明外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显著,也不能断言两者对后者有加剧作用,这里最小二乘法已经不能一致和无偏地估计系数,因此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3.实证结果分析
腐败对于地区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表明,没有引入腐败变量时,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并不显著。在模型2中引入了腐败这一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腐败通过扭曲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了环境污染。在模型3中进一步引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发现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腐败水平的增加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加剧了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这也说明对外贸易恶化环境是有条件的,而其中一个条件是腐败水平较高。中的回归结果还可知,由于加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由不显著的正数变为显著的负数,这说明控制腐败对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后,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货物出口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服务出口中的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均大幅增加,2009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分别为31.4%和43.3%,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降低了环境污染;还可能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每年平均花费一百多亿美元进口了大量的技术和设备,促进了技术进步,加上中国的研发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增加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对外贸易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从而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还可能是由于对外贸易增加了中国的就业人数,提高了人均收入,从而致使人们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国环境标准提高,导致环境污染下降;最后还可能是由于国外绿色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因素,使中国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仅为2.72%),并且仍有下降的趋势,从而致使环境污染下降。上述这些效应超过了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环境污染规模效应。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对外贸易和腐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两者方向相反,所以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是否加剧将取决于腐败水平。本文依据回归系数计算出对外贸易加剧环境污染的腐败水平临界值约为2.97,也就是说当腐败水平低于2.97时,对外贸易会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对比2009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可以发现只有北京、上海、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广东和四川的腐败水平低于临界值,对于这9个省市而言,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全国其他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均高于临界值,这意味着这些省市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这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即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而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时,对外贸易加剧了当地环境污染。进一步从区域角度来看,2009年东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约为2.89,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分别约为3.64和3.91,说明在我国三大区域中只有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下面会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分别基于东中西部地区数据进一步验证该结论。还可知其他变量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成倒U型曲线,说明EKC假说在中国成立,符合预期;产业结构降低了环境污染,这可能是由于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调整在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转变,在由污染产品向清洁产品的方向转变,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已初见成效;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变量均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外商直接投资可能由于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大于技术效应,致使其加剧了环境污染,但这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而中国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太小,2009年最高的地区也低于10%,各地区平均值仅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