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三秦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大家都知道，戏曲演员基本上都是十二三岁学艺的，这时筋骨软，好练功，可塑性强。可是年龄小了文化程度就自然低，一般都不过小学水平，进了剧团后也就难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这当然是行业的局限。然而事情也并非绝对的。一期同学里偏偏就会冒出几个演员才子，让外界的人不敢小瞧梨园行，也不敢说演戏的人没文化了。像易俗社、戏曲研究院、三意社、尚友社等剧团，都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其中出了不少能编会导的大才子，老一辈的如王蔼民、王小民、贺孝民、、王保易、刘养民、王君秋、李继祖、冀福记、杨通民、贺林等，年轻一代的如陈彦、李小锋等，可以说多不胜举，这当然是我们梨园行的骄傲了。

张晓斌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有学养的演员才子，他凭着长期的勤学苦练、广闻博记、深入钻研、吸纳众长，提高了自身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无论在表演、导演、编剧、评论方面，还是在组织管理与主持演出活动等方面，均颇为出色。成为陕西秦腔界为数不多的大家之一。从张晓斌的书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识非常广博，关于戏剧方面尤其秦腔方面的内容，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而且论述相当充分，有理有据且不失严谨。像他评《打金枝》“背舌”一折戏，就把这个戏各剧种的不同叫法、剧情概况、剧本立意、时代背景、主人公郭子仪等人的身世，以及秦腔演此戏的风格、秦腔名家演此戏的表演特点等，都讲得一清二楚，使不了解这出戏的人，一看文章就能对该剧的来龙去脉有个清晰的了解!从张晓斌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从事演艺的人，即使你先前文化基础较差(张晓斌学艺时不过小学文化程度)，但只要热爱事业，心怀理想，勤奋好学，不断积累，一样能成为专家学者。

著书三卷载剧坛

张晓斌学艺的地方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对他来说真是万幸。这里是久负盛名的“西北戏曲学府”，有着革命的传统、战斗的传统、艺术的传统和学习的传统，有着马健翎、黄俊耀、史雷、王依群、王小民、李正敏、任哲中、李瑞芳等一大批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德艺双馨的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方面的大师级艺术家，你若进到这里稍加用心，就会受益匪浅。张晓斌是有心人，更是用功之人，所以在这个学府里就自然成长起来。通过几十年的刻苦学习和不断积累，他也将自己锻炼成一位无愧于“西北戏曲学府”的艺术大家，不仅为养育他的学府奉献了华章，也为秦腔观众留下了集知识、学术、史料，更兼文学价值于一体的百万文字。

该书的史料价值体现在记述了秦腔在现展演进的历史。例如：在第一部“追溯篇”中，所写的倡导新秦腔，关爱陕西戏。戏剧家来陕西调研，程砚秋来西北考察，马健翎编创新剧目等，既缅怀了老一辈革命家关爱边区文艺和秦腔事业的往事，追述了戏剧大家、表演大师与陕西戏剧界的交往，同时也回顾了为秦腔艺术作出卓越贡献的大师们的艺术人生，为陕西戏剧在现代的发展理清了脉络，使读者对陕西戏剧特别是秦腔在现代史上的影响和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志要篇”中，记叙了三秦戏曲界发生的重要事件和出现的重要人物，记叙了社会各界名人与陕西戏曲界的交往关系，同时以亲身的经历记叙了剧团上山下乡和去部队、厂矿演出的轶事及所从事的社会艺术活动。将戏曲与社会、与大众、与生活的关系作了生动的阐释，验证了艺术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本质。在“评述篇”中，以独到的学术见解对名家的表演特色、各剧团的艺术实践、剧目创新、艺术活动等进行了评述。上述这些。都为以秦腔为主体的陕西戏剧补充了大量翔实而珍贵的资料。

该书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书中对我省演艺界100多位著名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艺术家，也包括优秀剧目进行了中肯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观点。例如：写李瑞芳的《心有真・情声自美》，写康正绪、何振中、傅凤琴的《皇家戏唱出了人情味》，写段林菊的《观众心里有杆秤》等篇章，都表露了他的艺术思想。还有他写的《精品剧目与群众观点》，以省戏曲研究院多年的创作实践为例，阐述了精品剧目与群众观点的辩证关系，表露了自己的思想，即“精品剧目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常青之树，群众观点是文艺工作者从事精神产品的思想根基，惟其如此，方有艺海之广阔，文坛之秀美，梨园之芬芳”。文中谈道：为人民群众特别是为农村群众服务，是戏曲工作者的主要对象，要使精品剧目打得响，拉得出，下得去，绝不能一味追求大投入、大制作的所谓“包装”手段。对有些重点剧目要采取“一戏两制”的做法，即在大城市有条件的舞台，按照原有演出规模进行；下基层到农村时，则将大乐队改为民乐队，大布景、大道具亦可因陋就简，灵活变通，以适应当地舞台条件、减轻当地接待负担。这些观点，对城市剧团的演出实践都颇有指导意义。

该书的知识价值体现在对戏曲艺术方面的诸多知识进行了趣味化的记叙。例如第三部所写的“戏缘情缘”、“观景论戏”、“戏话史话”、“梨园古今”、“年节戏苑”、“台前幕后”、“文脉戏理”等栏目，从三秦文化的视角着眼，采用讲述的方式，对秦文化所承载的秦腔、眉户、碗碗腔等剧种，以及这些剧种的优秀剧目和舞台人物、演员表演、音乐、服饰、道具、化妆、音响、效果、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等进行了评析，内容涉及三秦文化的地理、历史、人文、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内涵丰富、多彩多姿的秦文化图卷。体现了作者的博学多才和对三秦文化的热爱之情。同时也使读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秦文化包括戏曲文化的知识。如他写的《秦腔(下河东・祭灵>三十六哭浅析》，对剧中角色三十六哭所涉及的人物与故事认真做了分析表述，使读者了解了历史，也增长了知识。

天赋灵气才艺广

张晓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他既会演 戏，又能编剧导演，还能做学问。他曾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在省戏曲研究院工作的半个世纪中，曾在20多本戏里担任不同行当的主角，有现代戏《粱秋燕》中的董学民、《中国魂》中的周小强、《江姐》中的华为、《芦荡火种》中的沙四龙等，有传统戏《藏舟》中的田玉川、《张古董借妻》中的张古董、《清风寨》中的燕青、《起解》中的崇公道等。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编导，所编导的剧目《臂塔圆舞曲》，荣获1993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创作(合作)的眉户现代戏《陕北婆姨》荣获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改编的《张古董借妻》连演百场，改编的《狸猫换太子》(前后本)，其中《抱盒》、《拷寇》在陕西“易发杯”大赛中获剧本改编优秀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戏剧评论家。60余篇，为陕西文艺广播电台及卫星广播撰写稿件《梨园趣话》140余篇，《戏曲名段点评》50余篇，在《陕西广播电视报》发表《戏苑趣话》专栏文章30余篇，总计百余万字，其中《浅析秦腔(赵氏孤儿)的改编》，荣获陕西省文艺科研优秀论文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剧团管理者，在任眉碗团团长期间，他和演职人员同心同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上山下乡演出，为剧团扩大了影响，创造了效益；他爱惜人才，重视剧目创作，为剧团引进和培养了一批台柱子和尖子演员，推出了《臂塔圆舞曲》、《留下真情》、《好年好月》、《陕北婆姨》等一批优秀剧目，深受观众的欢迎。

他还是一位在观众中有影响的优秀节目主持人。他天赋过人，更有着广博的文化知识作基础，所以腹有诗书气自华。他不仅应邀担任陕西文艺广播电台及卫星广播《梨园趣话》节目主持，每周不间断地向广大听众广播节目，而且还经常担任晚会的节目主持人，多年来曾主持过大大小小千余场文艺演出，成为秦腔观众十分喜爱的节目主持人。他主持节目的风格雅俗共赏，往往以韵句俚语进行表述，见人说人，对景言景，灵活机智，风趣幽默，几句话就将节目或演员介绍到位，并且随带表演，绘声绘色。因而深受广大听众和观众的好评。

大家风范口碑传

所谓大家，就是不仅在所从事的专业上有特殊的贡献，在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而且在文化修养和思想境界上都超乎常人。张晓斌就是这样一位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颇有影响的艺术家。他是一位置全身心于艺术事业的有心人，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勤奋努力地工作，不断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在文化修养、思想素质和艺术造诣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如今，他的名字和事迹已经载人《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专家人才库》、《中国戏剧家大辞典》、《中华人物家教大典》等多部权威书典。屈指算来，像他这样的全才全能演员，在陕西乃至全国文艺界都是为数不多的。

张晓斌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凡遇社会上的公益演出、救灾义演等活动。他都义不容辞，如：为唐山抗震义演、渭北抽黄灌区慰问演出、安康水库移民慰问演出，以及抗洪救灾义演等，他作为团长和节目主持人。都积极参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且还经常自编自演节目，表现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和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感，为此。他受到剧团职工的好评，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厚爱。

篇2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

    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

篇3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篇4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2-0176-01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家和城市间的差异变小，而市场竞争已经演变成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为了寻找城市定位和迎接竞争，很多城市也在树立自身形象、打造城市品牌。但是现状中却存在，很多城市并没有结合自身的地域和文化特征，造成了城市形象扭曲，城市定位和城市品牌脱节现状的问题。尤其是外来文化的渗透使我国在城市建设中地域文化遭到破坏。

1景观设计的趋同现象及分析

1.1设计本身与自然环境不协调

纵观国内现有的城市建设，存在部分景观不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协调统一，破坏当地的地理地貌、自然气候、名族风俗习惯等现象举不胜举。设计本身失去了地域文化就像失去了生长的土壤，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多景观设计还缺乏人性化。如有些城市广场没有以市民为主题，不考虑市民的休闲需要而把广场上市府大楼作为主体，甚至无任何树荫庇佑，完全不考虑人的需要和安全需求。

1.2景观建设的用时限制

建设周期过短是我国景观设计同质化的原因之一。大型的景观工程是彰显政绩的好机会，如综合性公园、城市广场等能够获取民心和美化市容，但是这些工程都被限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从方案提交到工程实施必然导致设计紧迫雷同和敷衍了事，设计任务量之大，实施中又粗制滥造，这些也打击了景观设计的创作积极性。

1.3景观设计缺乏审核和评论

我国景观设计中，缺乏对传统景观的研究，景观设计的理论体系不完整，专业词语含糊不清，缺乏对景观设计理论层面的的评论、反思和讨论。而景观设计的专家审核形同虚设，景观设计是否通过取决于专家意见还是领导偏好值得商榷。甚至有些领导在国内外游历归来后，让设计师根据他们的资料来画图，设计师名存实亡。因此雷同化的景观作品屡见不鲜。

2地域文化的核心理念

2.1地域文化的形成

文化与环境的是双向关系的，在一定的地域内，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就像“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所说，不同的地域形成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也会折射出别具一格的地域景观。地域具有一定的界限，虽然能够表现出相似性和连续性，但是不同的地域之间更有明显的差异性，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具有自己的地域性，这种地域性特点映射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范畴和时空特点。

2.2地域文化的特征

地域文化是人们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过长期历史活动中创造的，逐步发展和升华为物质和精神成果。它不仅反映地域的自然环境，还涉及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还囊括了科技成就的范畴，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域文化具有地域性。它的产生是某一地域的人民在和自然、环境、经济的互动中形成，并区分其他地域文化，如三秦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等。

（2）地域文化具有潜在性。每个个体最初对于地域文化是被迫接受的，但一个人在既定的地域文化中生活久了，便也不自觉的表现出自身的文化烙印，自己的一言一行和周围形成了默契，融入其中而不知，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地域文化是具有潜在性的。

（3）人们是地域文化的欣赏者和创造者。地域文化是本地人民耳濡目染、参与其中的文化，人民既是地域文化的欣赏者，也是地域文化的创造者，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体现。如提到齐鲁文化，可能会联想彪悍的山东大汉，想到山东煎饼，还有想到腰扎围裙、憨气可爱的山东大婶。每个人的出生都处在一个地域文化范畴内，他借助于地区文化进行自我生存和发展。

（4）对地域文化的忽视。在中华文化的共性面前，地域文化的个性长期以来未受到重视，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下，面对欧美文化的冲击和渗透，中华文化更是逐步暗淡，甚至个别地区还产生了文化自卑心理，这都是因为地域文化的忽视而造成的。

3植根于地域文化的景观设计

针对景观设计的趋同化和地域文化的内涵、特征，我们在景观设计中应该植根于地域文化。

3.1尊重自然条件

景观设计必须继承与体现自身的地方特色，这应首先从尊重自然条件开始，包括尊重地形、尊重当地的气候，甚至尊重当地的植物、动物。

3.2对气候的尊重

气候条件影响人的视觉、触觉感受，例如南方屋顶是倾斜的，北方的屋顶是平的，这是因为在秦岭淮河以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量多而造成的。在设计中就应充分考虑每个地域的气候特征和地区文化。如哈尔滨与重庆的气候条件截然不同，两处的景观设计也应该各有不同。

3.3尊重民族文化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涵盖心理认同、社会组织和文化现象等层面。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民族以聚居方式生活，民族的差异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文字、服饰、园林环境和建筑风格等，形成独具一格的民族特征。这样的差异性民族特征应体现在景观设计中，例如在园林环境、住宅特色等景观设计方面，体现出对住宅及环境、公共空间要求的不同，充分考虑和尊重民族文化需求。如白族园林、藏族园林、伊斯兰园林、苏州园林等，都有他独特的布局，在保持民族特色的烙印地域文化。

3.4选择适宜的技术体现地域文化

景观设计离不开技术，技术虽然不是景观的全部内容，但是技术手段是景观设计体现设计思想的基础，他推动景观发展。当日新月异的技术使得景观设计无所不能，我们反而更需谨慎、冷静地选择。每一个景观设计要根据当地地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技术路线，对多种技术加以继承、综合利用和创新。选择适宜的技术，将当代的先进技术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根据地区的实际需求和条件，寻求一条适宜，有效的技术路线。所选技术与地区历史和文化的协调，保护地域文化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不能以牺牲该地区的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为代价;不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注重所选技术与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协调;重视对传统技术的改进和完善，挖掘其潜力。

3.5注重地方材料和新材料的选择

材料是景观艺术的载体，每一个景观设计都要落实到材料的应用上。景观材料影响作品的空间结构和艺术效果，自然界所提供的一切材料都可以是设计的载体，景观设计师们只有掌握材料的性能和各种加工技术，才能合理使用材料和充分发挥材料的特性，进而创造出崭新的物质环境和精神氛围。

在选用地方材料上，因其就地取材、造价低廉的优点备受景观设计的推崇，并且在使用地方材料中能够挖掘材料特性，旧物改造，充分利用旧的建筑材料与构件和自然资源，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许多景观设计作品中，不难发现很多利用地方材料甚至废弃材料进行精心利用的例子。

4结语

随着新材料的涌现，景观设计师运用现代技术，强调技术和材料与地域文化的完美结合，根据当地文化传统、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以现实状况和地区需求为着眼点，选择适宜的技术，把弘扬文化传统和技术进行有机结合。景观设计师按照新材料的技术特征和外显情感特征，深刻地挖掘地域文化的历史内涵，创造性地使用新材料，使得景观拥有新面貌。

参考文献

[1]郑林路.基于“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滨水景观设计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5（3）.

篇5

关键词文化产业投资体制产业集群创新研究

陕西省的历史悠久，文化资源遗存丰富、积淀深厚，这些都为陕西省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50％以下时，用于文化消费的可支配收入会大大增加，进而刺激和带动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的增长。2007年陕西省人均GDP为12843元人民币，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4.6％和39.3％，由此可见，陕西省的文化产业较快发展已经具备了必要条件。但是，由于陕西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农业社会留下的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化创意产业规模、效益还相对低下，造成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滞后。因此，本文试图对陕西文化产业体制创新发展做一些探讨与研究。

一、做好政策创新，制定优惠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

积极优惠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不仅可以促进市场机制和市场结构的完善和优化，还可以提高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综合文化竞争能力。

近年来陕西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纲要》、《陕西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若干决定的实施意见》(陕政发[2005]35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省委宣传部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通知》(陕政办发[2006]72号)、《关于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规范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文件，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但是，陕西省的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从总量上来说，陕西文化产业总产值只是北京的1／15，山东的1／6，广东的1／4,人均产值则更低，而且还存在宏观管理政出多门、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组织形式规模小分散化状态，文化企业普遍缺乏活力等问题。因此，还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优惠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力度，发挥政策的引导促进作用，加快陕西文化产业体制的改革创新。主要有以下两个个方面：第一，制订积极优惠的文化项目引进政策。我们建议在省政府的权限内免除与文化创意项目有关的收费，完善相关的财政优惠政策。国家的法定税种我们不能动，但是地方性的各类收费地方政府有权力进行调整。同时，允许和鼓励各类组织通过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进入文化创意产业领域。要尽快完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的相关政策，对进入文化产业区域的项目进行专项资金的扶持，以增强对相关文化项目的吸引力。第二，制定完善的高端人才引进的相关政策。人才是现代社会中的重要资源。纵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较好的国家和地区，人才都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化是文化人的事业”，但是“文化产业更主要是企业家和商人的事业”，即把文化做成自己的事业这是“文化人的追求、情结”，把文化做成产业是“独具慧眼的投资人、企业家和商人对利润的追求所致”。在文化产业人才问题上，我们建议一定要制订引进高端人才的相关政策。同时，一定要重视人才成长环境的优化，制定在高端人才的引进方面特殊政策，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的相关政策法规，在分配体制上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相结合，并进一步完善社保体系，使人才的流动无后顾之忧。

二、强化风险投资主体，组建陕西省文化创意产业风险投资公司

各地成功的经验是，文化创意产业初期发展一定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在后续发展中投资主体多元化会有助于产业的健康、有序和持续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的产业，同时由于其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属性，对进入文化产业的资金有着较高的门槛。例如，据调研，成功的动漫公司流动资金要求基本在1000万元以上，而且要求后续资金的支持。

我们建议，“由陕西政府财政厅、国资委等部门牵头，联合省内有实力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参股成立陕西省文化创意产业风险投资公司”。

为保证陕西省文化创意产业风险投资公司的经营效率，建议部分高管人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不拘一格选用优秀人才。目前，陕西省的文化产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及存在较高的准入门槛，文化产业项目和风险资本的结合还和薄弱，对于风险资本还不具备较大的吸引力，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其“看得见的手”作用，对文化产业进行宏观调控，加大对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公司的引导和扶持力度，对风险投资公司的设立、批准，以及设立风险资本的准入门槛等方面制订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保证风险投资和文化产业实现真正的结合。

三、建立西安影视产业园，打造影视文化产业集群

以西影集团为中心，联合陕西民营影视公司，打造影视文化产业链，把创意、技术、营销等环节紧紧联系在一起，对陕西影视文化加大发掘力度，使其原创价值，逐步转变为有广阔市场的商业价值，同时实现传承文化遗产和推介陕西文化的社会功效。具体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内容选材方面，依托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系列文化历史剧。陕西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主要是汉唐文化)，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意义深远的革命文化等，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为电影电视剧本的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利用文化资源开发汉唐文化系列影视剧，关中文化系列影视剧，红色文化系列影视剧等，形成具有鲜明“陕派”风味的电视作品。第二，在生产运营方面，建立影视产业园、构建产业集群，寻求规模效益。大力扶持民营影视制作机构的发展，不断壮大影视生产队伍。第三，在市场发行方面，联合陕西民营影视公司，开捃多种营销渠道，实现影视产品的风险分散化和市场价值的最大化。通过陕西卫视、西部电影频道、陕西四套影视娱乐频道作为播出的第一层窗口，通过版权授予，将其他省市台作为第二层窗口，网络为第三层窗口，最后通过衍生产品如光盘、图书等实现发行效益最大化。

四、以优势媒体以及出版机构为龙头分别组建陕西各类传媒集团，努力争取传媒公司上市

新闻传媒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竞争日益激烈且灵活的传媒市场。如何突破资源发展瓶颈，扩大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早在2001年，陕西省成功剥离原分属省、市、县三级的广电网络，组建了全国首家陕西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将陕西省传媒业纳入到了一个正规的发展渠道，展现出了强劲的发挥势头。在做大做强陕西省的传媒业，加快陕西传媒公司的组建和上市速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应当将组建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华商报》和陕西广播电视、西安广播电视等优势媒体为龙头分别组建混业经营的各类传媒集团，并努力争取传媒公司上市。其次，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有条件的公司可以借助政府对文化传媒资源的倾斜政策，整合目前处于市场化发展初期的广电资产和媒体业务。如果集团公司能联合上市，无疑可以在打破报业与广电行业的竞争壁垒，产生规模效益，降低外部交易费用。在提高传媒产品的竞争力的同时，从而带动我省整体文化产业迈入发展的新时期。

根据戴维尼提出的“超级竞争”(hypercompetition)观点，持续优势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打破现状才能获得一系列短暂优势，长期的成功需要动态战略，不断地去再造短期优势。因此，传媒业应当将目光放在多元化的媒体间组建上市公司的投资战略上，试图通过组建传媒上市公司来降低传媒产品成本，提高运营绩效，以期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组建陕西传播上市公司也正是基于“跨媒体的运营服务商”的发展战略，突出传媒重点，兼顾多元化的综合传媒已经成为媒体经营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这样的战略调整可能使集团面临高转换成本的风险，以及来自政府管制方面的风险，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大趋势下，组建陕西传媒上市公司对于今后企业融资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传媒产品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培育文化产品品牌，延伸陕西传统文化产品价值链

陕西是中国的文化大省，是中华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最丰赡的地方。西安与意大利的罗马、希腊的雅典、埃及的开罗并称“四大世界古都”；咸阳是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社会的第一个国都；汉中，是中国汉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延安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韩城有“文史之乡”的美誉，是“史圣”司马迁的故乡；宝鸡以“炎帝故里”、“陈仓古道”闻名天下。关中平原更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从悠悠远古到近世当今，三秦大地一直都是产生时代英雄、文化名人的风水宝地。秦皇陵，兵马俑，秦直道，明城墙，大小雁塔，乾陵，汉阳陵建筑和装潢的宏大壮观，尊贵威严。陕西的历史文化名城名址。分布在三秦大地的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秦巴山地，自古秦文化、楚文化、巴文化、蜀文化、羌文化、鬼文化及后来的西域文化的熏陶，留下了丰富的遗存，使陕西获得了“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称。

在市场经济发展日益深入的今天，如何能够延伸陕西传统文化的产品价值链便成为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创新的重要一环。单一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无论如何丰富。如果不能被充分开发和发展，使之规模化、产业化，陕西的传统文化就会因为缺乏了市场动力，面临文化传承和增殖的困境。

我们建议，将陕西著名的传统文化资源，按照相关的模式，以创新性表现方式，通过“品牌经营”、“特许经营”、“品牌扩展”等战略延伸产品链，提升传统文化的市场竞争力，实现文化产品的不断增殖。

六、突出陕西高校数量众多的优势，建立首家“中国(陕西)大学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陕西各类高校百余所，教育事业和科技产业发达。建议陕西省政府以高校集中区建立“中国(陕西)大学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依托这种人才资源，就近大学城，建立大学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各个院校设立文化创意公司，为大学生创意、大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周围省份为大学生创业提供5万元的贷款资金支持，这些经验可以借鉴。在陕西，在校大学生、研究生接近100万人，这一强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开发，也一定应该开发。如果政府为他们提供一个创意和创业环境，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造潜能，并将这种创造力转化为生产力。这将是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具体工作有：第一，鼓励大学生在电影、音乐、广告各个方面的尝试原创工作。第二、按照市场机制进行产业园的文化创意成果的执行与推介工作。第三、定期举办大学生创意文化节，开展各种创意比赛。如DV摄影、剧本征集、flash设计、彩铃设计、广告设计等，同时举行各种文艺汇演，充分调动大学生的创造力，推陈出新，将这些创意成果进行拍卖。定期开展大学生文化创意博览会，展示大学生的创意成果，吸引国内外投资方，推动产业园的健康长远发展。

七、借鉴国际成功经验，以广告业撬动陕西动漫产业发展

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动漫制作和输出国，在80年代流行一时的《聪明的一修》、《铁臂阿童木》等著名的动画片，都是由日本电通广告公司的创意、设计人员完成的，也就是说萌发和激活动漫产业的杠杆产业之一就是广告业。

以日本的动漫产业运作方式为鉴，我们建议，可以引导陕西的广告公司从制作动画和周边产品开发营销两个方面促进陕西的动漫产业发展。根据统计陕西的广告业三项指标“经营额”、“专业公司”和“从业人员”在国内均居15位以内，也就是说陕西的广告业态在国内居于中等偏上的位置。首先。培养广告设计人员的动画制作技术，促使部分广告公司向动画制作公司发展。其次，开发动画周边产品的设计营销。在制作成功动画的基础上，广告公司负责进行周边产品的设计开发以及宣传活动。比如《铁臂阿童木》就有阿童木造型的玩具、文具、服装、模型等等。广告公司在转型为动画制作公司之后，可以与玩具制造商合作，开发动画周边衍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八、做大做强陕西会展产业和演艺产业，打造会展和演艺时尚之都

现代会展业是通过举办各种集会和展览展销会，能够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经济现象和行为的产业。以展览会、交易会、洽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成为交流文化、商品和展示品牌的平台。会展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发展会展业必须依托城市的现实基础。首先，陕西具备独特的地理优势，这一优势不仅包括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还包括便捷的交通。其次，陕西具备现代会展业要拥有优势产业，市场条件好，开放度高，并且具备良好的开放度和国际知名度。第三，陕西具有完备的展览场馆，优良的配套设施。西安是我国五大会展城市之一，每年举办100多个有规模的展会，目前已经拥有了陕西国际会展中心、曲江国际会展中心、绿地笔克国际会展中心等一批具备举行大型会展的场馆。这些产业优势应该得到进一步发挥。

在发展演艺产业方面。作为陕西省省会的西安，根据西安本地的特色和发展演艺产业的需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着手：地方节庆活动、地方文化艺术节、引进外来演艺团体来活跃、繁荣西安演艺市场。由于西安本地的高校较为集中，高校中的艺术团体和艺术专业不断地向社会输送艺术人才。在演艺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西安大唐美蓉园将自然风光与人文元素有机结合就是成功的例子。

九、打出申请开办“迪斯尼乐园”等现代化的国际级别的主题公园的旗帜，将现代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元素融入陕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中

篇6

一、“故道”主线路时代从蜀道秦岭线路开通的年代先后来推断，位于陕西宝鸡以南的散关很可能是最早的蜀道“秦塞”。从文化遗存分布的密度而言，关中平原西部地区较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获得较早的开发，被神化的农学经验总结者曾经在这里活动［2］。蜀道的出发点因此曾经由自关中西部。

秦即有“故道”县，县治在今陕西宝鸡南。《水经注·渭水上》：捍水“出周道谷北，迳武都故道县之故城西”。地名可见“周道”和“故道”。而西周中晚期铜器散氏盘铭文中亦有“周道”字样。据王国维考论，周散国在散关一带，此周道即《水经注》“周道谷”之“周道”①。可见，这条道路的开通年代相当早。《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所谓“白水险阻，栈

①王国维《散氏盘跋》：“……顷闻之陕人言克鼎出处在宝鸡县南之渭水南岸。此地既为克之故虚，则散氏故虚必距此不远。因知‘散氏’者即《水经·渭水注》‘大散关’、‘大散岭’之‘散’。……‘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水’。”《观堂集林》卷一八，《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3册。

道败绝”，是说故道在今陕西略阳白水江一带的地段。故道又有由此通向天水地区的栈道。

所谓“故道”，应是蜀道其他秦岭线路得以开通并逐渐成为主线路之后的称谓。这条道路北端的“秦塞”即散关。散关被看作“关中”区域的界限标志之一。《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载：“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函谷、武关也。’又《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也写道：“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裴?《集解》引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又《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都关中。”司马贞《索隐》：“咸阳也。东函谷，南?i、武，西散关，北萧关。在四关之中，故曰‘关中’”。关于“关中”区域限定的理解有所不同，也有说函谷关以内者，也有只说两关者，言函谷关、武关，或者函谷关、散关。《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怀王……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函谷、武关也。’又《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关于老子出关的传说，有解释“关”是散关的意见《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说：“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其中“至关”的“关”，有函谷关和散关两说。司马贞《索隐》：“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为散关令是也。”张守节《正义》：“《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或以为函谷关。《括地志》云：‘散关在岐州陈仓县东南五十二里。函谷关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二里。’”。散关因散国得名。可知，这条道路的开通当在西周甚至更早。

周原甲骨所见“［克］蜀”文字（h11:97）［3］和“蜀人”参与武王伐纣军事行动的历史记录《尚书·牧誓》：“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孔氏传：“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叟、?、微在巴蜀。”《史记》卷四《周本纪》：“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微、?、彭、濮人。”裴?《集解》：“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叟。?、微在巴蜀。?、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马融曰：‘武王所率，将来伐纣也。’”张守节《正义》：“?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泸、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州、微、濮州、泸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都反映蜀道早期开通的事实。而当时蜀道的主线路，很可能即秦汉人所称“故道”。所谓“故道”早期开通并成为蜀道秦岭主线路，很可能与周人在关中西部农耕经营的成功有关。《国语·晋语四》：“炎帝以姜水成。”炎帝传说和“姜水”的关系，暗示炎帝部族活动的地域。早有学者指出，“姜姓起源于陕西西部黄土原上”，探索炎帝传说的发生，应当注意宝鸡“姜城堡、清姜河、神农庙、?溪水、姜氏城”地名的存在［4］。应当注意到，这一地方正是在散关左近。

秦汉所谓“故道”者，有可能在早期开通的时代曾经称作“周道”。

二、褒斜道的开通和使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较早记载了蜀道“石牛”传说：“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奉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不仅“石牛道”故事值得注意，我们还看到，秦人观念中另一有关“牛”的神秘传说，也与交通开发有关。《史记》卷五《秦本纪》：“（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裴?《集解》：“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丰水之中。’”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大梓树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因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张守节又写道：“按：今俗画青牛障是。”［5］所谓“武都故道”、“岐州陈仓县南”、“雍南山”等信息，应当理解为道路北端的方位。如果联想到“姜姓”而“长于姜水”的炎帝“人身牛首”传说《艺文类聚》卷一一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可以推知其发生时代很可能在秦人“地至岐”，因“周余民”多归服，与“姜”有关的地名移用至渭北之后拙文《论秦汉雍地诸?中的炎帝之祠》写道，《太平御览》卷七引《三辅旧事》：“姜泉在岐山县。《水经注》云：炎帝长于姜水，故以名也。”今本《水经注》卷一八《渭水中》写道：“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东注雍水。”姜水应是雍水的支流。《太平寰宇记》卷三“岐山县”说到“姜泉”，又写道：“炎帝长于姜水，即此水也。”《元丰九域志》卷三《秦凤路·次府凤翔府扶风郡凤翔节度》说到“姜水”。《陕西通志》卷三《建置第二》：“姜。炎帝后姜姓，国扶风美阳，有姜氏城。（《路史》）岐水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水经注》）。”同书卷一《山川三》：“横水。……一名姜水，在县南三里，自凤翔界流入，合雍水。《县图》：杜水……又历周原下，自下亦名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与雍水合。”看来，与炎帝传说密切相关的姜泉、姜水、姜氏城，应当都在雍城近旁。而渭水以南的姜水、姜城，其地名形成的时代以及与炎帝传说的关系，可以另外考察，载《文博》2005年，第6期。现在看来，渭北的“姜泉、姜水、姜氏城”等，不能排除来自渭南以“姜”命名地方的移民将地名带到新的居地的可能。《史记》卷五《秦本纪》：“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所谓“周余民”，可能就是导致涉及“姜”的地名移用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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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系年》有涉及“褒姒”故事的文字：“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姒）。”刘国忠：《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史实》，“简帛·经典·古史”国际论坛论文，香港，200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史记》卷四《周本纪》：“幽王嬖爱褒姒。”司马贞《索隐》载：“褒，国名。”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褒国故城在梁州褒城县东二百步，古褒国也。’”《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幽王暴虐，妄诛伐，不听谏，迷于褒姒，废其正后。”颜师古注：“褒姒，褒人所献之女也。”可知西周末年关中往“褒人”所居“褒国”的道路已经可以通行。《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的秦王和蜀王“褒汉”、“谷中”之遇以及“石牛”、“五丁”传说，反映“周显王之世”褒谷已经成为南北交通走廊。

自“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后来文公“至?F渭之会”，“卜居之”，“营邑之”，以至宁公“徙居平阳”，“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很可能秦人通过“褒”，与“汉”维持着经济交往和文化联系。

三、??娴涝缙诮煌ㄌ跫?读ナ汀肪矶??端玖パ罹??罚?ldquo;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后以子午，涂路涩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允艰。”辛德勇先生据此考论，以为所谓“堂光”中的“堂”应当就是“党（???rdquo;的同音假借字。他又指出，“在??娴赖谋笨谖Ч瓤谕馍晕鞯奈己幽习叮?形骱何涔ο爻?rdquo;。《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又说到武功县“莽曰新光”。“‘党光’中的‘光’，应该就是指这个‘汉光’或‘新光’。”因此，堂光道应该就是??娴赖那吧怼3??朴兴?钜於?猓?霉獾烙??娴赖娜〈?猜杂胁煌??刺霉獾涝谇亓氡逼伦呶Ч龋ㄎす龋?唇衲嗪樱???娴雷呗妫?澹┕龋?唇裎髀嬗???］。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厉共公二年（前475），蜀人来赂。”“（秦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郑。”同一史实《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则写作“蜀取我南郑”。又《秦本纪》：“惠文君元年”（前337），“蜀人来朝”。这一历史阶段的蜀道交通，很可能经由褒斜道或??娴馈?br />

四、商鞅时代交通形势《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孝公享国二十四年。……其十三年，始都咸阳。”《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也写道：“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定都咸阳，是秦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也形成了秦国兴起的历史过程中的显著转折。定都咸阳，是秦政治史上的辉煌亮点［7］在秦定都雍与定都咸阳之间，有学者提出曾经都栎阳的意见。笔者认为，司马迁的秦史记录多根据《秦记》，因此是较为可信的事实，是值得重视的。而可靠文献记载中并没有明确说明秦迁都栎阳的内容。就考古文物资料而言，栎阳的考古工作也没有提供秦曾迁都栎阳的确凿证据，其城址遗迹年代均判定为秦代或汉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据现有材料仍可肯定：栎阳始终未曾作为秦都。参见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这一商鞅时代的重要决策，也影响到交通史的进程。

秦迁都咸阳的决策，有将都城从农耕区之边缘转移到农耕区之中心的用意。迁都咸阳实现了重要的历史转折。一些学者将这一举措看作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是十分准确的历史认识主编《中国史纲要》在“秦商鞅变法”题下写道：“公元前356年，商鞅下变法令”，“公元前350年，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5页。杨宽《战国史》（增订本）在“秦国卫鞅的变法”一节“卫鞅第二次变法”题下，将“迁都咸阳，修建宫殿”作为变法主要内容之一，又写道：“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林剑鸣《秦史稿》在“商鞅变法的实施”一节，也有“迁都咸阳”的内容。其中写道，“咸阳（在咸阳市窑店东）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适在秦岭怀抱，既便利往来，又便于取南山之产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黄河；在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就是通往函谷关的大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9页。。《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载，商鞅颁布的新法，有这样的内容：“?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扩大农耕的规划，奖励农耕的法令，保护农耕的措施，使得秦国掀起了一个新的农业跃进的。而推进这一历史变化的策划中心和指挥中心，就设在咸阳。

秦经营咸阳的时代，交通战略也有了新的思路。因东向进取的需要，函谷关和武关道路，首先受到重视。而蜀地的占领，必须有蜀道的交通条件以为可靠的军事保障。对于秦兼并蜀地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我们在《史记》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如下的记述：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1）司马错伐蜀，灭之（卷五《秦本纪》）；（2）击蜀，灭之（卷一五《六国年表》）；（3）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卷七《张仪列传》），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4）蜀相壮杀蜀侯来降（卷五《秦本纪》）；（5）蜀相杀蜀侯（卷一五《六国年表》）；秦武王元年（前310）；（6）诛蜀相壮（卷五《秦本纪》）；（7）诛蜀相壮（卷一五《六国年表》）；（8）蜀侯辉、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秦昭襄王六年（前301）；（9）蜀侯辉反，司马错定蜀（卷五《秦本纪》）；（10）蜀反，司马错往诛蜀守??，定蜀（卷一五《六国年表》）。从起初转贴于

（1）、（2）、（3）的“伐蜀，灭之”，“击蜀，灭之”，“伐蜀”，“取之，遂定蜀”，到（9）、（10）之最终“定蜀”［8］其中（8）与（9）、（10）有关“蜀侯辉”、“蜀守辉”的记载相互抵牾，当有一误，疑（8）中“侯辉”二字为衍文。，秦人征服蜀地，经历了三代秦王前后十数年的时间。这一系列军事行动，都必然是在蜀道畅通的条件下完成的。

五、秦始皇的“南阙”和

汉高祖的“蚀中”《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秦始皇规划咸阳的建设时，曾经有“周驰为阁道”，又“自（阿房宫）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的设想。“表南山之颠以为阙”这一特别值得重视的构想，说明当时的建筑蓝图包含有贯通南北即“子午”的意识。“南山”之“阙”的设计，可以说明秦都咸阳有南行的重要通路。这样的规划，与沿子午岭北上直通九原的“直道”形成对应关系。而“子午”快读，与“直”音近。在咸阳、长安以南，确实有“子午道”通往汉中巴蜀。而子午道也有与“直道”?“子午岭”类似的情形。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一《县一·万年》写道：“福水即交水也。《水经注》曰：‘上承樊川、御宿诸水，出县南山石壁谷今案：亦作石鳖谷，今称石砭峪。南三十里，与直谷水合，亦曰子午谷水。’”今本《水经注》无此文。《太平寰宇记》文与此同，而不云出《水经注》。所谓“直谷水”，也就是“子午谷水”。又《长安志》卷一二《县二·长安》：“豹林谷今案：今称抱龙峪。水出南山，北流三里有竹谷水自南来会，又北流二里有子午谷水自东来会今案：“自东来会”疑当作“自西来会”。，自北以下亦谓之子午谷水。”“直谷”应当也是“子午谷”的快读合音《咸宁县志》卷一《南山诸谷图》中，“石鳖峪”旁侧标注“竹”，由此可以推想“竹谷”或许也应从音读的线索考虑与“子午谷”的关系。。另外，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魏子午道秦岭南段又曾经沿池河南下汉江川道。“池”或为“直”之音转。也就是说，很可能子午道循行的河道，也曾经被称作“直河”［9］。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说，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程大昌《雍录》卷五“汉高帝入关”条说：“关中南面皆碍南山，不可直达，其有微径可达汉中者，惟子午关。子午关在长安正南。”“此之蚀中，若非骆谷，即是子午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读史方舆纪要》、《史记会注考证》等都据《司隶校尉杨君孟文石门颂序》所谓“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以为“蚀中”可能就是子午谷。《三国志》卷四《蜀书·魏延传》记述魏延向诸葛亮建议，“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裴松之注引《魏略》说，其具体路线是“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直抵长安。由三国时人所谓“韩信故事”，可知“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或许确是刘邦北定三秦的路线。看来，子午道在秦汉之际已经通行大致是没有疑义的。

李之勤先生曾经对子午道的历史变迁进行过深入的考证［10］。我们在对子午道秦岭北段遗迹进行实地考察时，也发现了相当丰富的古栈道的遗存［11］。《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颜师古将“子午岭”和“子午道”并说，这位唐代学者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意见，还有将直道所循子午岭和子午道所循子午谷“计南北直相当”者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即所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

六、王莽通子午道《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高祖常繇咸阳。”裴?《集解》引应劭曰：“今长安也。”《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张守节《正义》：“秦咸阳在渭北，长安在渭南，萧何起未央宫处也。”所谓“咸阳”、“今长安也”与“长安，故咸阳也”的认识，表现出咸阳?长安共同作为关中文化重心的一体性。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记载了交通史上一起重要事件。事在汉平帝元始五年（5）：“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颜师古注引张晏曰：“时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以协之。”《资治通鉴》卷三六“汉平帝元始五年”胡三省注引张晏说之后，又写道：“按：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同样指出了王莽这一交通道路建设行为与皇嗣期待的对应关系。《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关西道一·雍州》“子午谷”条引《风土记》作：“王莽以皇后未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山。”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县二·长安》引《风土记》则说：“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太平御览》卷三八引《风土记》也说：“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乾隆《陕西通志》卷一六《关梁一·西安府长安县》引《风土纪》：“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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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终南。”同出《风土记》，而汉平帝王皇后“未有子”或“有子”，并成两说。子午道的开通或与皇后有??的事实有关，或与皇后有??的期望有关，都反映了王莽借用当时人交通意识中的神秘内涵，为帝权的争夺进行准备。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六《地理·谷》“子午”条引《长安志》于是说：“王莽有意?汉，通子午道。”同书卷二二九《补遗·地理》“子午道”条写道：“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注云：女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道以协之。又妇女有孕曰瑞。”也以为皇后已经“有孕”。事后太后下诏，言“开子午道”事是所谓“功德茂著”的成就之一。

子午道的地位如此重要，是因“直绝南山”的方向优势。

七、“罢子午道，通褒斜路”事及

“数道平行”形势《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李贤注：“子午道，平帝时王?通之。《三秦记》曰：‘子午，长安正南山名秦岭，谷一名樊川。褒斜，汉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这是在国家行政中心转移到河洛平原之后的事。

子午道和褒斜道的通行情形，又见《隶释》卷二三《司隶校尉杨君碑》：“右隶书，不著书撰人名氏，文为韵语，然其事迹粗可考见。其所颂者，杨君复余谷之路也。永平中，始诏开余谷，中间西羌乱，道绝不通，复由子午谷，险阻为患。司隶校尉犍为武阳杨厥孟文请废子午道，复由余谷。建和二年，汉中太守王升稚纪为之刻石颂德。其所谓余谷者，盖斜谷也。汉人用字多从省文如此耳。碑在兴元。”

然而《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真传》：“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华歆传》：“太和中，遣曹真从子午道伐蜀。”《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群以为“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真复表从子午道。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会霖雨积日，群又以为宜诏真还，帝从之。”《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基传》：“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桥阁破坏，后粮腐败，前军县乏。”《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都说明子午道作用依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