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学与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巧写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水平的提高不仅仅和读书密不可分，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写作技能。日常生活中，认真观察，积极动脑，勤于练笔，坚持写日记或周记。不论长短，只要写出自己的感受就行，一个片段，一个见解，一个创意，都是收获。在平常的写作指导与批改中，我不断变换作文和批改的方式，不断提高要求，让学生步步提高，看到自己的进步，在成就感中不断培养学生的信心。初次作文，我以规范为首，从立意、构思、语言、内容、书写、段落层次、标点符号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要求，将作文誊写在作文本或稿纸上。作文批改以教师的面批为主，了解学生的真实水平，找出其优点，同时说出自己的建议，有利于以后的作文指导和学生水平的提高。中段作文以标新立异展示个性为主，用作文纸进行训练。具体方法是：用一张八开附有格子的纸，第一面让学生列提纲，从第二面开始作文，第三面的后面和第四面是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修改。此次形式的作文以师生课堂共评和优秀例文引导为主，在看到自己长处的同时，主要是学习别人的优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鲁迅先生说，作文是改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对于学生作文的修改，一方面可以借鉴别人的优点，例如好的作文题目，巧妙的构思，充实的内容，精彩的段落等；另一方面可以修改自己的不足，或是局部修改，改正错别字，注意语句的精练与生动，也可以是整段，甚至是整篇文章，直到满意为止。修改好的作文，教师给予指导，等双方都满意后，再进行打印，变成铅体字，编辑成册，收入个人文集或班级文集，让学生有成就感。对于特别优秀的作品，教师或学生自己积极地往杂志或报纸推荐投稿，争当文学小明星，在自己发表作品的同时，又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篇2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篇3

二、建构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体现了一种学术创新

这种创新是研究者对中国和国际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或新学派。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变异学”“译介学”“比较诗学”“可比性”“阐发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核心术语、概念、范畴等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论表述。这里仅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变异学”为例加以说明。比较文学自它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也诉说了它的学科发展史。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定义，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季羡林、钱钟书、孙景尧、乐黛云、陈惇、杨乃乔、曹顺庆、王向远和方汉文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的内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较广的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为：“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民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并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究中追寻体系化的汇通。”这一概念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四个特性”“三种关系”“一个本体”和研究客体，受到了学界的认可。方汉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特性给出了“比较文学的新定义”：“比较文学是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通过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比较来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与联系的学科。”这个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与具体对象，重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深化，“世界文学”的概念被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世界文学应该有特定的涵义。但是自从歌德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关于它的内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如大卫•达姆罗什、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兰科•莫莱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国内学者王宁、杨乃乔、方汉文、曹顺庆等也对“世界文学”提出了新的阐释。如王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学可以被描述为：“

（1）各民族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

（2）一种用于从总体上研究、评价和批评文学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角；

（3）不同语言中的文学生产、流通、翻译和批评性选择的发展演变过程。”杨乃乔则认为，“世界文学共含有五个层面的意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以及借助翻译在语际传播、折射与阅读的世界文学。”可以看出，这两个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对“世界文学”给以了界定，也不难看出大卫•达姆罗什的影子，因为在他看来，“

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

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而方汉文则从辩证理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学差异性的同一性的交合与融新。”这种界定凸显了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变异学研究”是曹顺庆近年来致力建构的一个领域。在《比较文学学》（2005）中，他首先提出“变异性”的话题。2006年，他对“变异学”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阐释变异学的理论背景、理论核心、研究范围（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价值意义等，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除了体现在核心概念、术语以外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颇有创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结合本国的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例如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学多元差异性的观念，率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中来，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与互补观念，主张东西方文学要、互识互补、和谐相处来促进世界比较文学的共同发展。另外，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2002）从“新辩证观”的视角提出了比较文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比较文学的新定义等论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2011年的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化新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文本论和批评实践等构成部分。”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比较思维和比较文学的本体论等构成的划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模式。曹顺庆等所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2002）探讨了跨越东西异质文化（文明）间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打破了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

该书还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变异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颇有创新性的观点，它关注文学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过滤、文学误读、译介、接受等作用而发生的变异情况，并由此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在历史实证（影响研究）和逻辑美学（平行研究）两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业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走出“危机”，以致于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并充分肯定其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学派仍在建设中的表述更为妥当。对建设中的“中国学派”而言，独特的方法论应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理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曹顺庆曾经指出：“……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整合与重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五种研究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比较文学涉及到学科理论建设、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比较文化、流散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关系、文学符号学、海外汉学等，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过，国内研究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限于篇幅，这里难以细述，仅论及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翻译研究的繁荣，尤其是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因为翻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和译介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翻译不仅要转换文字符号，而且要传递和重塑文化观念。翻译文学离不开译者的文学再创造。翻译家不仅要创造性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之处创造出交流的可能。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译介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两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最具个性的分支学科。到目前为止，该学科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图书：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包括《〈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等。另一套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包括《性别诗学》《文学与治疗》等。另外，“神话学文库”丛书也正陆续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严格说来，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这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领域，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2005)的出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8卷本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无疑是20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

篇4

近年来，在外语教学中，由于对传统语法翻译法的全盘否定和受直接法、听说法等流派的片面影响，外语教学界在研究母语及母语文化的作用时，过分夸大母语和母语文化的负迁移作用，忽视了它的正迁移作用的存在。很多研究者认为，外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目的语的熟练程度，增加对目的语文化的了解，母语和母语文化在教学中可有可无，在外语教学中盲目排斥母语和母语文化的积极作用。这种观念的推行直接导致了外语学习者的母语文化素养的降低，而且每况愈下。史国强、王宇通过对沈阳师范学院的130余名考生的翻译试卷的分析指出，“英语专业学生身上文化素养的欠缺已经到了令人担心的程度……中国学生竟然不知道抗战是和谁打仗”[1]。他们还分析了学生中国文化素养欠缺的原因，主张学生应加强中国文化知识的学习。陆魁秋也对汕头大学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的母语文化知识进行了调查，结果也发现学生的中国文化常识非常匮乏。他指出，主体文化(即母语文化)同目的语文化一样也是交际能力形成的重要因素，主张在课程设置尤其是在低年级的课程设置中增加中国文化课，减少专业主修课[2]。另外，任海棠、从丛、韩红都提到了这种中国文化知识欠缺的现象——中国文化失语症。学习者中国文化知识匮乏会直接影响外语语言知识和文化的学习，影响综合能力的提高。因此，正确理解和对待母语文化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是我们搞好外语教学工作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我们认为，母语和母语文化在外语学习中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母语和母语文化的正迁移作用

对外语学习的研究表明，在外语学习中存在迁移现象。所谓迁移(transfer)是指在学习新知识时，学习者将以前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迁移、运用于新知识的学习、掌握的一种过程。迁移又可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两种。如果旧知识的迁移对新知识的学习起帮助、促进作用，它就是正迁移；如果旧的知识、经验的迁移妨碍了新知识的获得，它就是负迁移，即干扰。以往研究者在探究母语的影响时，往往侧重于研究母语和母语文化的负迁移作用。其实，对语言文化的大量研究还表明，母语文化在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中会发生正迁移作用，即深厚的母语文化功底会对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起帮助和促进作用。束定芳、庄智象曾指出：“具有良好的母语交际能力的外语学习者，其外语交际能力的获得相对容易些。同样，如果学生的母语与目的语语言结构上越相近，文化背景越相似，交际能力的正迁移发生的概率和规模就越大。”[3]92高一虹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BrichFromm)的“生产性人格”理论，通过对52名中国外语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实验提出了“生产性外语学习”的概念，即“在目的语学习的过程中，目的语与母语水平的提高相得益彰；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的鉴赏能力相互促进；学习者自身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在生产性外语学习中，母语和母语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4]。许多英语界泰斗如傅雷、钱钟书、季羡林、许渊冲、王佐良、许国璋、王宗炎等也都是学通古今、在母语和母语文化方面有极高的造诣的。因此，在外语语言与文化学习中，我们要正确利用母语和母语文化，使其发挥更大的正迁移作用。

二、进行文化对比需要以母语文化为参照

由于成人外语学习者的大脑不可能是一无所有的白板，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无意识地在头脑中把所学外语与母语进行对比。我们的教学应充分利用这一自然现象，而不应阻止其产生。因为文化对比可以促进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恩格斯曾说过，“只有将母语同其他语言对比时，你才能真正懂得所学的语言”。关于在第二语言(L2)学习中第一语言(L1)的参照作用，Stern也进行了很好的描述：“让我们从早已熟知的关于L1的知识出发，从不可避免的迁移和干扰现象出发，把这些迁移和干扰的存在看做是外语学习的一种前提。毋庸否认，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是把L1作为参照物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向学习者指出两种语言的相似及不同之处，帮助他们逐渐形成一个新的L2系统。在跨语言的学习策略上，我们因为首先承认了迁移／干扰作用，所以要有意识地在L1和L2之间移动，比较两种语言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异同，逐渐而又有意识地完成从L1向L2系统的转换，帮助学习者建立新的L2语言体系。”[5]看来第二语言与文化的学习是在两种语言与文化的对比中进行的。而要进行文化对比首先需要学习者深刻理解母语文化。学生从出生到大学一直处于母语文化的氛围之中，对中国的历史、文学、风土人情、政治制度、教育体系都有所了解，但和英美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有什么总的特点，他们还不甚了解，他们还没有把所积累的零散的、感性的文化现象上升到一个系统的、理论性的认识高度，这就需要老师在语言材料明显涉及英美文化特征时适时地和中国文化加以对比，以帮助学生形成对两种文化的总体印象，找出其中的共性和差异。比如在涉及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时，就应该对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加以介绍，对比两者的差异。这样才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一些具体的交际规则，比如英美人为什么有那么多隐私、他们为什么不能理解中国人的谦虚等，从而指导学习者的具体交际，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有时一种英语文化现象，费了好大劲也解释不明白，如果用一个相似的汉语文化现象作参照，问题就很容易说清楚。因此，刘润清先生在其专著《论大学英语教学》中认为，“学习外语时，完全脱离母语是不可能的，语言之间有些普遍现象，不参考母语，不与母语对比会造成莫大损失”。由此可见，外语学习者具有较高的母语和母语文化素养也是必需的。

三、较高的母语和母语文化素养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需要

一般情况下，我们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解是，掌握足够的目的语文化知识，在跨文化交际中遵从目的语人士的交际规约，从而避免产生交际冲突和误解。但是，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应当承认差异并容许差异存在的，如果一味拿一方的(一般是强势文化)文化做标准去消除差异，这有可能会降低交际的难度，但这是以牺牲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为代价的。世界文化是需要多样性的。汤一介认为，当今人类社会各民族、各国家大都能从其文化传统中找到某些贡献于人类社会的资源，不过都只能在某些方面做出贡献，而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人类文化在哲学、宗教、医学等方面都是具有互补性的[6]。“有众多学者认为，今天人类文化所表现的特色，强烈呈显工具性的及手段性的理性，缺少目的性的关怀，而东方文化在目的性关怀方面，自有其独特的价值”[7]。因此，在交际中应使双方都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既拿来又送去，互相学习，共同享受各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保护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使交际双方能够充分发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的声音，又能够最大限度地相互接近和理解”[8]。我们要保有自己的文化身份，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具备较高的母语和母语文化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具有较高的母语和母语文化素养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英语教育的目的也是如此，而构成人才的基本要素可以概括为知识、能力和素质，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唇齿。汪榕培先生认为，素质教育应强调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会做人，使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确定正确的价值标准；二是学会学习，能够终生积极、主动而且有效地接受新知识，并努力创造新知识；三是学会生存，既能掌握一般生存技能，又能掌握特殊专业技能，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应付自如；四是具有较强的国际理解力[9]。外语教学作为外语专业学生接受教育的一条主要渠道，应成为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一个主要途径，即通过外语教学，不但要传授给学生语言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人文素养。我国1998年颁发的《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对我国新世纪外语人才的培养规格、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在“问题”中提出了5个不适应，在“知识结构”、“能力”和“素质”的不适应中指出：“学生往往缺乏相关学科的知识。在语言技能训练中往往强调模仿记忆却忽略了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和独立提出见解能力的培养。”《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对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规格的要求是：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人才“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在教学原则中也明确规定：“专业课程教学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专业课程教学不但要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而且要培养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应注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在文化素养方面应“注重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训练学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能力”。这些都说明大纲把对学生素质的要求提到了相当高的位置。而要提高外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母语尤其是母语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素质提高的基础。有了深厚的母语和母语文化功底，学生才会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正确的价值标准；才能够主动而且有效地接受新知识，并努力创造新知识；才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应付自如并且具有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才会具有较强的国际理解力，并且能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形成对两种文化的正确态度，既不会成为盲目崇洋、鄙视母语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也不会成为盲目自大、拒绝一切外来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的民族中心主义者。总之，学习者母语和母语文化水平提高了，才会有综合素质的提高，才能促进其外国语言知识和文化的学习，进而促进其跨文化的交际能力的形成。

母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如果把两者的关系处理好了，目的语的学习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随着对外语人才要求的不断变化，未来社会所需要的外语人才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外语知识、较高的外语技能和外语交际能力，而且还必须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是仅靠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的学习难以达到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史国强，王宇．新《大纲》与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7)．

[2]陆魁秋．主体文化与交际能力[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5)．

[3]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4]高一虹．生产性双语现象考察[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1)．

[5]Stern．IssuesandOptionsinLanguageTeach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284．

[6]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华文化定位[C]／／乐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对话(6).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篇5

学习英语是一个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历程，当然也是一个可以不断开阔视野充实知识的过程，学习者不仅要打好语言基础，而且应该培养优良的文化素质，做到学以致用，用得恰当。因此，目的语的文化背景学习以及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是英语教学与学习中不可忽视的侧重点。

一、确认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辞海》云：“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它具有地区差异，因此具有传播文化和道德观念，传承文化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社会标记，体现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特性，而文化也影响语言和语言的使用。不同语言从表面看是形式的不同，即语言规律性、稳定性和脱离语境而单独进行分析和解释的不同；就其本质来说，还是语言功能的不同，即其表现的交际意义的不同，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这种差异。因而学习一种语言，必须掌握这种语言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单纯学习语言，是不能保证有效、无误的沟通和理解的。所以大学英语教学应该融语言与文化及人文精神为一体，应该对英语语言所代表和负载的文化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引导学生文化概念的形成，引导学生形成鉴别不同文化的能力。“这种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就是跨文化意识(Cross—CulturalAwarenessorInterculturalAwareness)，也称文化敏感性，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参与者对不同文化背景和因素的了解和敏感程度，是跨文化交际形成的一种认知标准”。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

1．注重英美民族文化的导入

众所周知，英语承载了英美民族文化，英语学习理应强调英美文化的导入。在大学里，不少学校已经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有《英美国家概况》、《美国社会与文化》和《英美文学选读》等课程，对学生理解英美文化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能帮助学生更有效的使用语言。而学习者在自学过程中，也应主动发现，逐步积累，慢慢去熟悉了解一种不同的文化，用所学语言传承文化和表达文化，让文化融解于语言之中。教师在英语课教学中积极的引导也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说，教师在讲解“weather''''’这个词时，英语论文可有意识的举这样的例子：“weatherthestorm”(战胜暴风雨)，“whileitisfineweather，mendyoursail”(修帆趁天晴)，这些都是英语中的习语，学生会觉得比较有兴趣去学习和记忆，这时教师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注意到这些习语都是和海洋及航海有关的，而且英语中存在着大量的与海洋及航海有关的习语，这样就会启发学生联想已有的地理知识，顿悟原来英国是个岛国，所以英语才有这个特点。如此一来，学生无论对英国、英语还是“weather”这个词，都会留下深刻印象，既学到了语言知识，又加深了对英国国家概况的了解，为跨文化交际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讲解翻译时，遇到“像头蠢猪”这样的话语，老师可以首先让学生自己试着去做，相信很多同学会翻译成“asstupidasadonkey”，事实证明也正是如此。从字面看，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pig在中国人心中是好吃懒做、愚笨的代表，所以有“笨的跟猪一样”、“猪脑子”等等说法表示对猪的蔑视，然而，事实上很多美国人对pig偏爱有加，甚至以pig做宠物，认为它们聪明、温顺、通人性，所以英语中往往用“asstupidasadonkey”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学生经历了把donkey和pig搞混的笑话，就避免了在以后的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这类尴尬。还有“Heworkslikeadog"这样的英语句子，如果学生不知道英美人士对狗钟爱有加，就会把这句话译成“他像狗一样工作”，在我们中国人听起来非常不雅，也不知是褒义还是贬义，其实这句话是对一个人工作的极大肯定。由此可见，正确的运用一门语言必须要有良好的跨文化意识。

在平时上课时，教师可逐步向学生介绍一些日常交际中的习惯，比如在英美国家，每日与熟人见面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寒暄，通常点头打招呼，做告别等，这被认为是最简便、礼貌的致意动作。在听报告时，中国人喜欢低头倾听，而英美人士会注视对方鼻子以上的部分，这是在表示礼貌和倾听。人们常说“出国问禁，入乡随俗”，这都是跨文化意识的体现，了解了这些有助于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轻松应对，做到礼貌得体。2．重视英语变体

虽然英语承载了英美民族文化，但随着英语全球化发展，它都带有了本土文化特点，出现众多英语变体，发展成_门体现多民族文化的语言。例如黑人英语(BlackEnglish)墨西哥英语(ChicagoEnglish)和亚洲美国英语(Asian-Americandialects)。还有社会结构引起的语言的层次变体，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在语言使用上是有差异的，比如ain’t是居住在美国南部的黑人的方言，如果在纽约等大都市里听到这种语言，我们就会知道说这种语言的人大都处于社会底层，遭受歧视。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英语教学中应该向学生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留学生论文英语学习是国际通用语的学习，学习者应该具备在汉语文化和汉文化之外的文化现象间进行交际的能力。大学英语教材中所选文章和题材涉猎广泛，其中不乏有英语变体的出现，尤其是黑人英语(BlackEnglish)，这就要求教师在讲课过程中遇到这些变体时要特别提及指出，并向学生简单介绍英语中存在的各种变体，鼓励学生去接触不同变体的英语，开阔眼界，拓宽知识面。比如推荐给学生难度适宜的不同民族的英语原著，建议学生去听不同英语国家的音乐，看他们的影视作品等等，这样在以英语为媒介的真实的跨文化交际中，才能使学生从容面对文化差异，顺利进行交际。

3．合理处理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

语言学家弗里斯提出，交际化外语教学的各门课程都应该建立在本族语和外族语比较的基础上，只有强调异域文化才能对本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懂得本民族文化才能更好掌握异域文化，也只有将本土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进行深入的对比和探讨，才能帮助学生提高文化认知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被渗透异域文化的同时，不能忘了对汉语文化的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工作总结不仅要结合自己所用教材内容及学生兴趣特点进行适时适量的异域文化知识扩充，还应进行文化间对比与分析，与汉语文化知识及表述方式进行比较，留给学生辨证思考的空间，不至于盲目全盘接受或否定。通过比较，让学生意识到“跨文化交际并不是一方完全遵守另一方的文化习俗，相反，不管是在群体间还是个体间，跨文化交际总是两种文化接触，冲突，协调的动态过程”。我们没有必要放弃自身文化去附和另一方文化习俗，而是在相互理解协调的情况下，达成谅解，尊重彼此的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有效吸收外来文明，并努力把中国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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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块化教学”的特点与优势

对新知识的渴望、对思想境界的提升、对自我人生的思索是人的本能，每个人都有内在的需求以完成此方面的升华，思想开始成熟的大学生尤其如此。要满足大学生的这种需求，“模块化教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这种教学方法具有明显的特点和优势，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内容的包容性大学语文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古今中外经典的诗、词、文、赋、小说、戏剧作品，这一点在各种大学语文教材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如果仅限于此，大学语文就基本等同于高中语文。我们所说的“模块化教学”包含更丰富的内容，也就是在一个模块主题下不仅包含文学作品，还包括历史、哲学、艺术、政治等各方面内容，因为在古代文史哲等学科本来就属于一体，不同学科可以同时体现相同的思想。对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相同主题文章的学习，可以让学生产生更多的联想和启发，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如，丁帆、朱晓进、徐兴无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我的信仰”模块，包含宋代哲学家张载的《西铭》、佛家经典《六祖坛经》，选了穆旦、北岛等现代诗人的诗作，还选了爱因斯坦的《我的信仰》、法国史怀泽的《敬畏生命》，通过不同文化、不同文体作品的学习，使学生从各个角度理解“我的信仰”的含义;“美的历程”模块，既选择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篇章，又选了林语堂的《中国书法》、杜甫的《丹青引》等经典作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主题模块的包容性，这样的教学内容必定会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主题的明确性“模块化教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目标明确、主题突出，能使学生围绕同一主题展开学习和思考。教师选择什么样的主题绝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精心挑选。在众多有关审美、社会、人生、思想的主题中如何挑选最富代表性、最能引起学生共鸣、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的成败。笔者在指定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结合自己的阅读和心得，选择了“我的信仰”“品格修养”“爱情婚姻”“《易》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等主题。在单元学习前，笔者结合教材导言和自己的人生体验对学生予以引导，在作品讲解过程中尽量多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启发学生思考作品内在的关联;在每一主题讲解后，笔者让学生撰写学习心得，以便将学习的知识内化为学生自身的修养和素质。在学习前就有明确的主题，所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目标明确，充满学习的动力和热情。不同作品之间都存在内在的关联，避免了以往单篇串讲方式带来的边学边忘等问题，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思想的深刻性与高中生相比，大学生的自主意识更强，对知识的学习和接受更具主动性，厌倦老生常谈的枯燥说教，他们具有更强的参与意识，希望教师的讲解具有深刻性，这一点正是“模块化教学”的最大优势。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是基于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几千年积淀的经典思想资源，大学生人文素质提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表现出很强的认同和学习欲望。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无疑是三大核心思想，这些思想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对此，一般的大学语文教学方式是选择某些经典篇章(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周易》中的名篇)逐字逐句讲解，这种方式和中学教学很相似，大学生们基本可以靠自学完成，因此容易产生倦怠情绪。如果采取“模块化”的教学方式，组织有意义、有趣味的文化单元，在一个较为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使学生对传统思想有一个全方位、较为深入的了解，使每一个主题教学对学生来说都是一次想象的旅行和思想的冲浪，那么这样的学习对他们就具有吸引力，也势必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模块化教学”的实施策略

任何好的教学理论都需要借助有效的方法实施。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成功开展“模块化教学”并非易事，需要精心设计、合理安排，具体来说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特别注意。

(一)模块的选择以上面所列四种大学语文教材的单元设置为例，徐中玉、齐森华版本，丁帆、朱晓进、徐兴无版本为12个单元，夏中义版本为16个单元，温儒敏版本为25个单元，每个单元一般有4－10篇不等的选文，少数单元选文在10篇以上。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深深感到，以目前大学语文的课时量来说，根本无法完成所有单元的教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取舍成为重要问题，选择哪些单元和篇目，放弃哪些单元和篇目，需要大学教师慎重抉择。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教学，教师在选择单元时必须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教师的专业特长。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师主要来自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外国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不同专业，不同专业出身的教师会有不同的选择偏好。在单元选择和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抑制这种选择偏好，因为教师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往往能够游刃有余，获得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学生的实际需求。教师在选择单元和篇目时，也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有时教师觉得很重要的单元和篇目学生却不喜欢，这时不妨发扬民主精神，让学生投票决定选择哪些单元，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对于一些理工院校的学生，教师还应该针对他们的专业特色，适当增加相应内容，强化大学语文在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方面的教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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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研究与古代文论教学不同，古代文论研究只要有问学之才，把自己的学术创见用学术话语撰写成学术出来即可，而古代文论教学要面向大学生，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言说古代文论，把晦涩艰深的古代文论观点有效地传达出来，让大学生愉快地接受，则除了要有问学之才，还要有授业之才，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既有独特的学术创见，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又有高超的授课技巧，把自己独特的学术创见深入浅出地融入古代文论教学当中，他的古代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精彩地展示了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讲授古代文论，为大学古代文论教学做了很好的示范。

一.中西对话

中西对话，按照李建中教授的说法就是“借石攻玉”，就是在教学中引入西方文论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

在讲授司马迁和《史记》的文学思想时，李建中教授借用了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如自卑与超越的理论，替代满足的理论，心理需求层次的理论等等，来分析司马迁的自卑与超越，以及他的“发愤著书”的重要文论思想。首先，结合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来分析司马迁自卑心理的形成与超越。司马迁家族的后世中衰，家庭的穷困窘迫，仕途的苟合取与，个人的孤独寂寞，尤其是身遭腐刑的奇耻大辱。这一切，在司马迁的心灵深处组成了一个自卑情结。当他沉湎其间时，自卑不仅默化为浓郁的悲剧意识，而且发酵成强烈的创作欲望，呕心沥血写作了《史记》，是司马迁超越自卑的非常重要的文化行为。

李建中教授认为，从心理学层面来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一种替代满足，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是司马迁对中国文论的卓越贡献。司马迁自卑的形成和对自卑的超越，就是司马迁对他自己所提出来的“发愤著书”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践。

在讲司马迁替代满足这一创作心理时，举了大学生都很熟悉的台湾作家琼瑶的例子，分析其爱情经历与爱情小说创作的关系。琼瑶在出名之前有一段很坎坷的爱情经历，她读中学时就爱上了她的国文老师，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后来结婚，这个丈夫又酗酒，又赌博，回家后还经常打她，让琼瑶非常痛苦，琼瑶早期的作品如《窗外》、《在水一方》等，男主人公都是一个模式：长的很帅，很心细，很体贴女性，对自己的恋人照顾的无微不至，是女人心中完美的男人，这就是琼瑶的替代满足。还举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歌德失恋后的创作，是歌德的替代满足。古今中外的例子都有，很生动形象的讲述了文学创作中的带普遍性的心理学问题，同时和分析司马迁的替代满足创作心理互相印证，

运用西方心理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而实现了中西文论的对话，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了司马迁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动机。

二.古今对话

古今对话，就是运用古代文学理论解说当代文艺现象，实现古今对话。如果说学习西方，是为了解决我们本土的问题，那么研究古代，是为了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古代文论教学，不仅仅要学生了解古代文论的有关知识，而还要训练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运用古人的文论观点来观察思考当前的文艺问题，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才能深深体会到学习古代文论的必要性。

比如李建中教授在讲授李渔的文论思想时，就运用他的“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当前的文艺现象。首先理清李渔“立主脑”的含义，就是文艺创作要有主题，有事件，有人物，要通过主要人物和事件来表达主题思想。在讲明白“立主脑“含义的基础上，李建中教授运用“立主脑”理论来分析当前一些文艺现象。比如用“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评价张艺谋的电影，认为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如《秋菊打官司》、《红高粱》等成功在两点，第一点，它有很好的一个文学本子，全部都是很好的小说，有一个很好很成熟的情节框架、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思想，第二点，张艺谋出生底层，始终有底层的目光，关注底层，关注最贫困的人的生活。可是当张艺谋转向拍摄商业大片后，以前成功的因素被丢弃了，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人物和事件完全照搬《雷雨》，但《雷雨》的非常深刻主题没有了，只剩下对权力的崇拜，它只能靠大制作、大色彩、大明星和暴露来吸引观众。从而认为张艺谋过去的成功就在于“立主脑”，现在的失败就在于没有主脑，丢掉了主脑。由于张艺谋电影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因此引起大学生强烈反响，纷纷议论当前中国大片存在的问题，举出还有哪些大片没有做到“立主脑”，从而加深了对李渔“立主脑”理论的理解，实现了知识的迁移。

依经立论，古今对话，用今人的作品去印证古人的相关理论，从而证明古代文论中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仍然具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拉近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使教学不脱离实际，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论的积极性。

三.史论结合

古代文论教学中只进行文论观点解读，脱离古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史、论割裂，学生只能孤立地接受抽象的文论观点，造成学生感觉古代文论晦涩难懂，李建中教授的古代文论教学则在充分展示文论观点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基础上解读文论观点，史、论融合，学生接受的文论观点就是具体的鲜活的。

在文化的背景下考察文论，是李建中教授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的自觉追求和鲜明特色，这是建立在对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的紧密关系的清晰认识上的。“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既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而古代文论本身又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中国古代文论从思想观念到范畴术语，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形态，无一不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针对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忽略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紧密联系这一现象，李建中教授在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释道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髓”①，《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就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在导论部分，对儒、道、佛、文、文化、文学等中国文化、文学的基本概念进行细致分析，廓清认识，中国古代大文学观念对古代文论的影响，得出文论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是“文学”从它的滥觞期开始，就深深第扎根与“文化”之中，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的文体是一种文化的文体，三是中国文论从一开始就与儒家经典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每一专题的讲解中，紧扣文化背景，如在第一讲里就详细分析礼乐制度与儒家文艺思想的关系，第七讲里详细分析三教合一的时代文化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儒释道融合的文艺观点。

“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这个民族心灵的诗性展示，是‘文心’的历史”②。李建中教授把古代文论史看成是批评主体的心灵史，因此在古代文论教学中，注重揭示批评主体的内在精神。如在第一讲中“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孔子”一节，把孔子作为一位充满理想的忧道者、温文尔雅的教育者、充满艺术情趣和诗意生活追求的真实形象生动描述出来，改变了一般人心目中孔子刻板形象，了解了孔子丰富而真实的心灵，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文艺思想。

在一个个故事中展示批评主体的精神气质，是李建中教授讲课常用方法。讲课中批评主体的经历故事随手拈来，李建中教授“知人论世”的知识之丰赡令人赞叹，当然讲故事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注重叙说一般人容易忽略而又紧扣讲课主题的细节，让听课人听的津津有味，在兴趣盎然的听课中，理解和体会了理论的背景和内容。

如在第六讲“文气清浊：《典论・论文》的创作主体论”介绍“才性二元论”这一观点时，举了阮籍蔑视礼法名教公开拉嫂子手送行的故事、亲人去世喝酒吃肉的故事，阮咸不拘礼法娶姑母婢女的故事，阮咸曝的故事，李白丢妻的故事，潘岳与《闲居赋》判若两人的故事，元稹妻子去世一月娶妾的故事，李煜文才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宋徽宗艺术才能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当代作家三毛、钟阿城的故事，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有古代，又有当代，既有中国，又有外国，举这些生动的事例就把什么是才，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德分离，讲的形象而又清楚。

除了上述几方面，李建中教授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还有叙事言说、诗性语言、冷幽默式的调侃等教学策略，把一门大学生望而生畏、晦涩难懂的古代文论课程讲授的生动而引人入胜。《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既是一本精彩的中国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也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论专著，其有效的古代文论教学策略，值得古代文论教学者学习。

注 释

①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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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223-02

引言

“文学翻译是创造翻译文学的手段和过程。”由于文学作品在其创作素材、背景和方式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文学翻译在很多层面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译者必须充分把握原作及作者、目标读者群的文化语境，合理采用翻译策略，译出高质量、受欢迎的译文。

一、语境、文化语境和文学翻译

翻译是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活动。西方名言“Nocontext，notext”也点明了语境对翻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和制约作用。所有译文的产生都离不开对语境的分析和理解。

语境即语言环境，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最早提出将语境分为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他认为文化语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随着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文化语境含义的范畴进一步扩大，邓炎昌和刘润清先生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文学翻译“从内容上讲，是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艺术手法、情节内容、形象意境等的再现；从语言特征上讲，文学翻译作品的语言也应具有想象性、审美性、创造性和抒情性。”[1]

文学作品往往包含并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现象，文学翻译离不开对相关文化语境的深刻了解与认识，文化语境也从多个方面影响并制约着文学作品的翻译。

二、英语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早期的英语国家地处西欧沿海地区，因其地理环境及气候的独特性，历来有着不同于其他西方大陆国家的生活习性和历史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因素在漫长的语言演化的过程中孕育并造就了英语国家独特的文化语境。众所周知，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有偏爱使用被动式的倾向，比如“Thedoorrefusetoopen”译成中文就是“我打不开这扇门”，前者读来客观，而后者更显主观。其实，英语中被动式的广泛使用与英语国家崇尚科学和理性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宗教也是英美国家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也频繁出现在许多英语文学创作中，甚至还形成了一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固定用法。例如，英文中形容某人穷是说“aspoorasachurchmouse”（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而同一个意思中文却用“他穷得像叫花子”来形容。译者在碰到这类情况时需要仔细斟酌，如果按照归化译法，虽然利于读者理解和接受，但却丢失了原文的文化色彩。

除此之外，《圣经》一直被看作是西方国家文学创作的两大源头之一（另一源头《希腊神话》）。西方学者也意识到“如果在后现代的今天还想让西方经典文学被读者们接受、读懂并欣赏的话，交接和熟悉《圣经》已是当务之急”[2]。在英语文学作品中引用《圣经》典故的现象俯拾皆是，直接以圣经故事为创作原型的作品也屡见不鲜。如哈代《苔丝》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苔丝、安吉拉和阿克雷，就分别对应《旧约・创世纪》里的夏娃、亚当和蛇。由此可见，《圣经》对英语文化语境有着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它既是作者创作的源泉，也是英语国家人们的血肉，是与他们的生命牢不可分的一部分。所以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必须对其中的经典引用做到心中有数，务必要在理解了作者引用意图和深层含义后再开始翻译工作，以使译文准确，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三、原作者及译者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创作即叛逆”这句话无论是用在原作者还是译者身上都十分贴切。对于作者而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制造一个还未出现过的艺术品的过程。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不同，这就导致不同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创作手法、选材用料等都被各自的文化语境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英国著名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长于英国苏格兰西南部的农民家庭，他创作的诗歌大都以歌颂自然的壮美、劳动人民的淳朴以及爱情为主，诗风淳朴自然、极富乡土气息，这与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生活背景密不可分。因此翻译文学作品之前需要对作者的背景有大致的掌握，译者只有在了解原作者创作风格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其创作意图和行文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原文，将原作的内容和形式准确、流畅地再现出来。

对译者本身而言，正如我国文学大师郭沫若曾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译者受信仰、社会传统、教育背景等文化语境因素的影响，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喜好、翻译经验和原则有所偏好地选择原作和译文。一位喜爱外国小说的译者会很少涉及英语经典诗歌的翻译。同样译培根的《论读书》，王佐良的译文半文半白，古雅庄重，而廖运范的译文则平白如话，晓畅易懂。译者的个性化翻译就是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最好体现。一个好的译文不仅能表达出原作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传达出原作的神韵，有时译作甚至会取得比原作更好的反响，这都归功于译者深厚的双语和双文化功底，以及对源语言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得体把握。

此外，在英汉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碰到一些文化意象的翻译，这些文化意象大都是各个民族智慧与历史文化的结晶，且表现形式多样，但只要一提起，就会让具有相同文化语境的人产生心领神会的感觉，完成思想的沟通。但问题在于，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可能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世界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却给它刷上了不同的颜色。”譬如“西风”在西方代表着温暖和雨水，为人们所青睐，诗人雪莱在《西风颂》中歌颂西风的巨大力量，表达自己对西风的敬畏和喜爱；但对中国人来说，“西风”往往意味着“严冬”和“寒冷”，其在诗作中的意象也常常偏向于冷落凄清。这种文化意象的错位反映在文学翻译的诸多方面，对这些文化意象的合理处理时刻考验着译者的双文化功底和对两种语言文化语境的良好把握。

四、目的读者群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制约

“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提供读者阅读的译本……考虑读者因素是译本成败的关键之一。”[1]所以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之前必须考虑这部作品到底面向哪些读者群。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译文有着不同的期望和需求，译者需对目标读者群的需求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并据此选择恰当的文学原作进行“因材施译”的翻译工作。而且哪怕是对同一个作品的翻译，译作也应根据不同的读者群相应地调整翻译策略和基本要求。

翻译一部文字优美、意境深远的文学原著，如果是面向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那么译者在求“信”和“达”的同时就不得不多下工夫力求达到“雅”的标准，反之，则如当下流行的外国名著的儿童译本，译者在翻译《茶花女》、《双城记》等文学价值颇高的作品时没有按照原作的行文风格翻译，而是尽量选择浅显易懂的词句，必要的时候还对原作进行删减以防对儿童读者产生不必要的阅读障碍。

随着中外交流的加深和英语教育的普及，不少读者已经具有了阅读原版小说的能力，面对此类读者的译作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今年来风靡全球的奇幻小说《魔戒》，其中译本由某著名出版社推出，但译本一面世就遭到的读者的批评，原因就在于部分读者在阅读原著和译作后，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漏译、错译、望文生义、凭空增译等问题。“有些批评之鞭辟入里让记者都惊叹普通读者对西方现代奇幻文学的熟悉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文学家与文学翻译者……传统译者出现了滞后于读者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现当代流行文学作品的译者就很有必要审慎地处理原著文本并且谦逊地接受读者的批评意见，让译者与读者合作打造出一个更加贴近原著的译文。

五、.结语

“文学翻译是译入语文学吸收、借鉴外来文学，从而促进自身文学革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英汉文学翻译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帮助我国读者了解西方风土人情等方面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翻译活动离不开对语境的准确把握，在文学翻译中，文化语境的作用和影响力则显得尤为突出，译者若不能很好地理解并掌握这些文化语境，势必将对译文的质量和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使译文词不达意，令人费解，更有甚者会张冠李戴，贻笑大方。

参考文献：

[1]胡显耀，李力.高级文学翻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37.

[2]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M].杨民生，陈常锦，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25.

[3]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4]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5]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6]关孜惠.文化语境与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3）.

篇9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它是这个国家国民生存、生活、思维方式的抽象与概括,是该国家国民智慧的结晶。作为华夏子孙,研究国学、提倡国学,是责无旁贷的事。而要普及国学,就必须振兴发展国学教育。今天,“国学热”渐起,让人们开始关注国学的同时,却也暴露了许多巫待解决的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以保证我国国学教育的持续发展,我认为,应当让今天的国学教育系统化,尤其要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得到落实加强[1]。

    1、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落实加强国学教育的必要性

    中小学阶段历时长,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学生从6、7岁娃娃长成一个个健壮的青少年。所以说,中小学阶段是学生身体发育、接受知识教育、性格养成、人格塑造的重要阶段。“性格决定命运”,说明这个阶段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学生个体一生的发展,是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而国学教育可以很好地引导他们了解并热爱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古代圣贤的先进思想,并受之熏陶,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培养良好品格,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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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语文学学习的重要性

首先，赏析英语文学文化赏析有助于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兴趣。学生只有对所要学习的内容感兴趣，才能在轻松的学习中获得好成绩。因此，在当前的教育形式下，教育者一定要打破传统英语教学记单词学语法的方法，尽最大可能的不要让学生产生厌倦的情绪。文学是人类文化的高级体现，其语言工具能够形象的反映生活，抒感与表达思想。读者可以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体会到作者的思想元素与思维方式，这样学生内心深处的美感才能被有效的引发，并产生强烈的共鸣。具体到大学英语课堂上也是一样，学生会在文学作品的熏陶中体会到英语学习的乐趣。其次，赏析英语文学能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赏析英语文学作品，不光能够让学生了解到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常识，且文本中的词义、意象、情感、意境、主题、思想与社会意义也都能够在赏析的过程中实现重新建构。教师在引导学生赏析英语文学文化赏析的过程中，应该为学生创造一个能够运用英语文学技巧的机会，这样既能够让学生理解作品中的具体事实，也能够进一步理解作品中抽象的概念。学生的理解，包含对字面意思的理解也包含对英语文学文化赏析作品更深层次的理解，教师引导学生赏析英国文学，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刻的领会作者的态度，意图与某段某句中的逻辑关系，最终根据所分析出的结论对所要学习的内容进行必要的判断。这样不光能够扩大学生的词汇量与锻炼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最终也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实践到所学到的语言知识。此外，赏析英语文学文化赏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大学是培养一个人人文素质的摇篮，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大学的英语教育还在过分强调学生的英语学习成绩，很多教师引导学生考取这样那样的证书，结果让学生疏于思考。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教师首先要从乏味的说教中走出来。将人文教育有效的引入大学英语课堂。学生一定要阅读，赏析与评论一定量优秀的英语文学作品，才能掌握正确的语言使用方法，最终成章成为有情怀与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与此同时，在学生不断阅读英语文学的过程中，还能感悟历史与感悟人生，在潜移默化中完善整体人格，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