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配给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信贷配给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篇2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

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三、结论及建议

1．中国国内的金融体制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体制，正如麦金农等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那样，这种体制一开始产生就表明它是为了高度集中金融资源，保证政府有效地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的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直到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替国有企业融资的格局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样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够保证国有企业高效益，且实际上能够体现出“集中资源干大事”的效率——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整个国家都是有益的，但实际情况不令人乐观。

2．目前在我国尽管仍然存在存、贷利率的国家严格管理，但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的结果是：信贷主体开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现代部门的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其技术和效益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在间接融资过程会得到银行优先考虑；而那些缺乏市场和技术，更缺乏企业家和效率的国有企业，除了政府的强迫干预外，它们从金融机构融资的比例将日益减少。

篇3

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各级政府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时候，更多结合当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就安定区而言，区委、区政府在全区公民道德建设领域，除了大力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同时制定以“勤劳、诚信、互助、包容、创新”为内容的“定西市安定区公民道德公约”，确立以“不随地吐痰、不乱穿马路、不乱丢垃圾、不占道经营、不损坏设施、不乱停车辆”为内容的“定西市安定区市民行为基本规范”，还制定了以“不随地吐痰、不奇装异服、不乱丢垃圾、不喝酒吸烟、不损坏公物、不滋事打架、不乱穿马路、不跟风攀比”为内容的“定西市安定区学生公约”。上述公约和规范的制定，既符合安定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又切准安定区公民道德问题与弊病，对全区开展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但是，全区教育系统、青少年培养教育机构、有关社区在实际工作中对区委、区政府的政策精神理解不够、落实不力，存在责任缺失现象，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基于此，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分别从加强制度建设、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开展学术研究、创造性落实地方政府决策部署等方面对全区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进行补救和强化，使安定区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具有安定特色和安定气派。

二、亟待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和发展规划视角培育青少年热爱家乡、热爱社会的思想感情。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广大青少年而言，具有真切感受的莫过于自己家乡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培养青少年道德人格中热爱家乡、热爱社会的思想感情，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和发展规划是最鲜活的材料。就安定区而言，区委、区政府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深入落实“率先科学发展、加快经济转型、建设首善之区”的战略部署，举全区之力精心打造“‘中国薯都’核心区、绿色食品重点区、产业梯度转移承接区和扶贫开发试验区”，基本提前完成“十二五”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从发展规划来看，安定区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区战略，着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传统产业新型化、优势产业集群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以甘肃定西马铃薯循环经济产业园、安定工业园和定西食品工业园建设为平台，一方面，继续抓好现有马铃薯加工企业的孵化延伸，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食品工业、汽车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动承接东南沿海地区和中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打造产业集群，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力争到2016年，全区工业增加值达到12亿元，占生产总值的45%以上。从2014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看，全区完成生产总值61.12亿元，同比增长9.2%;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9.31亿元，同比增长2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15亿元，增长1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1.01亿元，同比增长12.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829.7元，增长11.6%;农民人均纯收入4620.8元，增长12.5%。这些统计数据体现在每一个家庭和民众身上，就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无论是发展规划，还是发展现实，都是可感的、现实的德育素材，教育工作者亟待从上述视角挖掘故事、书写人物、展望美景，培育青少年热爱家乡、热爱社会的思想道德情操。

三、亟待从了解、研究、弘扬地方传统文化视角培育青少年道德人格。

安定区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境内出土文物证明，早在4000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后世先后有汉、戎、吐蕃、羌等民族居住，文明发展与碰撞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境内先后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汉代古村镇遗址及多处汉墓群遗址，并出土过新莽时期的“新莽权衡”和汉代古钱币、汉代陶、铜器等，还发现许多古代城址、驿站、将台、寺庙等历史遗迹，兼有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众多优秀文化遗产，如元至正年间“扬威征行义兵万户府印”、“金写西夏文经卷”等。安定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十分丰富且独特的，有在当地最为盛行的传统文娱活动“社火”，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方戏曲“眉胡子”、小曲子，以及秦腔，还有当地民间流传较古老的又广为流传的“皮影戏”。安定区民间剪纸艺术具有很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还有许多当地代代相传的歌谣、谚语，都能如实反映安定区的历史文化、认识态度和自然地理原貌。许多颇具传奇色彩又不失地方风情的民间传说和逸闻、古人题句和诗作都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安定区乃至整个陇右的历史地理文化的特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总之，安定传统文化哲理深邃、底蕴厚重、类型繁多、遗存丰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它倡导的价值理念、理想抱负、做人准则，对青少年心灵的影响和道德净化具有特殊功能，对建构青少年丰富和谐的内心世界和健全人格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定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自觉学习安定历史文化，应该自觉用安定传统文化引导、滋润青少年，培养青少年的品德美、才能美和行为美，让青少年在传统文化肥沃的土壤中成长成材。

四、亟待从“践行三苦精神，筑牢定西精神基石”视角培育青少年道德人格。

长期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的“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定西的具体实践，也是焦裕禄精神在定西的生动体现。“三苦”精神是定西最大的精神财富，其核心是“拼搏”精神，但在少数青年一代中存在抵触情绪，不践行、不传承，存在断代危险。因此，大力培育和践行“三苦”精神就显得非常必要。培育“三苦”精神，市、区党委政府要坚持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多管齐下。学校应把“三苦”精神列入“必修”教育计划，融入日常工作生活，融入细节，润物无声。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级各类媒体应把“三苦”精神作为自己办报办台办网的精神支柱和份内职责，改进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各类文艺工作者应立足定西实际，创作出一大批弘扬“三苦”精神的文艺精品，在文化滋润中达到教育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目的。各相关职能部门在制定制度、出台措施时，应始终贯穿“三苦”精神理念，用必要的奖惩推动“三苦”精神的实践养成。培育要坚持时时教育、处处教育，让“三苦”精神进家庭，融入过家教子、家训传承之中，逐步养成“勤劳俭朴生活，快乐健康成长”的家庭理念。让“三苦”精神进学校、进课堂，融入教与学的全过程，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个青少年，使“三苦”精神在青少年中生根发芽，作为定西的传家宝，不断传承，发展壮大。

篇4

关键词 ：小企业融资信贷支持利息收入规模效益

1 概述

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由来已久，融资难的问题成为制约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国内外学者在小企业融资问题方面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研究成果集中在信息不对称、银企关系、银行规模结构等方面。国外学者在抵押贷款、S-W 模型的修正、银企之间的互动关系等诸多方面对信贷配给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Bester，1985；De Meza&Webb，1987；Diamond，1989）。我国学者主要从与中小企业融资相关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如邓超等（2010）认为关系型贷款是大银行与小企业的最佳结合路径，大银行发放关系型贷款具有多种优势，银企之间的长期合作可以为银行带来潜在的收益。

从小企业融资的实践经验来看，银行信贷仍是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而目前的研究多是从企业和政府视角出发来研究融资难的原因，而在小企业和商业银行的博弈中，小企业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从资金供求中处于主动地位的商业银行的角度识别和规避风险已经成为解决小企业发展融资难题的有效途径。本文选择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出发，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进行实证研究，结合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现状分析小企业贷款风险的具体因素，探讨信贷配给的原因，为破解小企业信贷融资困境提供崭新思路及其现实途径。

2 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

净利息收入是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构成部分。净利息收入由利息收入减去利息支出构成，而利息支出相对固定，因此可以通过对银行向企业放贷的利息收入，来研究小企业和大企业对银行利润的影响，从而通过银行视角分析银行对小企业信贷配给的原因。本文实证研究的样本数据来源于某商业银行2008 年1 月-2011 年12月的月度数据，主要来自银行资产负债表、会计月报表、各项财务执行情况表、信贷收支日报和基础指标日报等相关报表。

2.2 模型构建和数据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以下模型进行分析：

Y=β0+β1*X1+β2*X2+ε其中，X2 为定性变量，表示企业贷款类型，大企业取1，小企业取值为0；Y 表示银行对企业贷款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在公式中表现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贷款总额）样本观测值的n*1 阶列向量，ε 表示随机误差项的n*1 阶列向量。相关数据的描述统计量见表1。

表1 大企业与小企业各项贷款描述统计量

单位：万元

从表1 分析，银行对大企业贷款利息收入最大值为8713 万元，最小值为1119 万元。大企业利息收入的标准差系数为0.456，较小企业低0.045，说明大企业利息收入较小企业稳定。

2.3 实证结果分析

对大企业和小企业贷款的利息收入和各项贷款总额，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大企业与小企业利息收入回归结果

从表2 回归结果分析，X1 和X2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R-squared 为0.672，X1 系数为正，表明企业的贷款总额对贷款利息收入有显著的影响。X2 的系数为正，则表明银行大企业的贷款总额比小企业贷款总额对利息收入影响更为显著，即银行贷款给大企业比小企业更能获得较高的利息收入。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贷款的规模效益，其贷款规模越大，银行所能获得的边际利息收益率也就相应地越高。

3 政策建议

3.1 国家应该加强监管，提升银行对小企业融资的科学化管理水平

在宽松货币政策下，面对贷款的规模和数量在短期内快速增长，部分商业银行管理粗放，因此，监管部门应当敦促商业银行严守贷款新规，从改造审贷流程等方面全面落实各项贷款规定，将授信级别细化，对贷款质量采取精细管理，引导小企业优化财务管理制度。

3.2 探索并试行针对小企业信贷的差异化监管政策适当地放宽小企业融资业务的申请门槛，广泛拓展适合小企业融资的各种渠道，通过颁布规范、条例，给予适当补贴等激发商业银行向小企业贷款的动力。

3.3 架构中小企业融资专门机构和组织框架

商业银行成立中小企业融资专营机构，负责全面落实利率风险定价、高效贷款审批等，逐步实现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科学化、高效化，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发展注入活力。

3.4 借助行业协会搭桥融资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非常迅猛。这些商会成立的其中一项重要目的就是为各个会员企业解决经营、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融资等实际问题。这种银行联手协会的模式，有助于解决小企业融资难中信息不对称、可抵押资源缺乏的难题。

参考文献：

[1]黄双凤.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及其出路[D].湖南师范大学，2013.

[2]吕慧君.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对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3.

[3]陆克发.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原因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1(25).

篇5

二是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仍低于潜在产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不足。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实际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我国这一水平为9-10%。

而且目前我国经济的增长加速,不是市场机制本身调节的结果。袁钢明(2002)认为:当前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及工业生产的增长加速,不是被市场需求及市场价格所激励拉动起来的,目前投资加速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财政支持的基本建设投资。王小广(2002)也认为:当前经济回升主要是受短期利好因素的刺激,真正反映内在增长的因素如消费、物价则呈现相反的走势,表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不足。通货紧缩是一种内在的长期性趋势,是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矛盾的综合体现。

刘国光、刘迎秋(2002)则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指出:自2001年9月份以来通货紧缩趋势重新抬头,在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下,以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依据”,即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利于充分运用我国富余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银行存差过大且多投向不能直接推动实质经济增长的领域,如用于持有国债、中央银行准备金等金融资产而不是直接贷款。三是失业率没有出现减少趋势。“九五”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呈不断减少趋势,而农村非农就业总规模则出现了绝对减少,就业不足和收入本论文由论文由整理提供

/">整理提供差距增大必然带来需求不足。

国内解释通货紧缩形成原因的理论文献很多,但对于通货紧缩为何长期持续,即经济为何难以走出通货紧缩,则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本文试图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分析劳动、商品和资本市场微观行为,着重对我国通货紧缩为何长期持续这一宏观经济现象进行解释,以期对治理我国通货紧缩提供政策上的指导意义。一、宏观经济波动的信息经济学分析范式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经济波动时往往使用宏观总量概念,侧重于分析总供求之间的均衡状态,在分析微观行为时,侧重于价格调整。

要么假定价格粘性,如新古典综合派,但没有分析价格粘性的微观形成机制;要么假定价格具有充分弹性,如新古典学派,据此分析经济的调整和波动。以上理论通常假定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具有完全理性。这一假定明显地与现实不符,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这对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含义。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会出现市场价格机制失灵,宏观经济难于达到帕累托最优。信息经济学在解释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时有别于传统经济学,该范式认为:

第一,筛选和提供激励具有重要经济功能,而这一点几乎被传统经济学范式完全忽略;第二,市场不出清时,或更一般地,存在选择、激励和不完全信息时,非价格机制有助于配置经济资源;

第三,市场不出清时,包括工资、利率等价格机制的作用有限,并不必然传递所有稀缺性信号,稀缺性信号也可以由其他方式传递,如存货变动等;第四,当价格不再完全传递稀缺性信息时,价格可以负担其他经济功能,如影响市场交易中的商品质量。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需求的变化主要是由数量变化而不是由相对价格变化调节。劳动的边际收益产量的变动主要导致就业的变动,而不是工资的变动。

在给定工资下,对商品需求的变动主要导致产出的变动,而不是价格的变动。厂商之间的博弈形成折弯需求曲线,导致价格粘性,价格粘性是内生的,它加重或延续了宏观经济波动。信息不对称时货币政策的部分影响是通过信贷配给而不是通过利率变动发生的。经理人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人问题和融资活动的信号传递功能,都会影响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和结构。信息不完全也会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加深。凯恩斯最早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Stiglitz(1992)认为:信息不完全及其导致的厌恶风险的行为,有限理性,签订不完全契约的能力,造成了契约刚性。契约刚性是经济不能以接近充分就业的方式对波动迅速做出反应的重要原因。

二、我国微观市场的信息经济学分析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制度变迁很大,特别是当经济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改革的力度都将加快,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强,加大了经济主体的未来预期不确定。同时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交易的透明度低,信息生产严重不足,各种信息类中介机构也很不规范,由此造成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必然影响着我国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一)劳动力市场11效率工资与失业。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工人是异质的,他们的能力不同,这一信息在厂商与工人之间是不对称的。

如果工人的保留工资和能力正相关,能力不可观察,厂商提供一个较高的工资将导致申请者队伍具有较好的平均质量,且能提高利润。如果补缺工人的成本是高的,厂商可以通过高工资,得以降低离职率。

这种反逆向选择的措施,使厂商将工资提高到市场出清水平以上,形成效率工资,而全体厂商都采取这一措施时就会造成工资粘性和非自愿失业增加。效率工资理论可用来解释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和失业问题。国有企业面临严重的亏损,一些企业不是降低工人工资,维持既有的企业就业率,而是让一些工人下岗,即企业在自然状态不利时,调整劳动数量,而不调整或微调工资,使一些企业的工资呈粘性。

主要原因是工资成为生产效率的激励因素。企业面临市场的竞争,必须采用新技术和录用高素质工人,让低素质工人下岗。这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也是对在岗工人提高素质和生产效率的一种潜在激励。同时,较高工资有助于减少高素质工人跳槽的道德风险。当企业之间相互展开对高素质工人的竞争时,就会逐渐抬高市场流行工资,形成效率工资。保持或提高现有工人的工资水平,有助于增进效率,否则人才外流。我国国有企业隐性失业长期大量存在,工厂开工不足,劳动力处于半闲置状态,让低能力工人下岗,工资总水而上升,达到减员增效。效率工资的存在并不会导致产品价格上升,下岗工人增多造成就业不足,居民消费需求不振。

21教育的

信号发送功能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Spence(1974)的教育信号发送模型表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有关雇员能力的信息不对称,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但雇员的教育程度向雇主传递有关雇员能力的信息,原因在于,接受教育的成本与能力成反比,不同能力的人的最优教育程度是不同的。高能力的人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能力的人区分开来。如果教育不影响劳动生产率,它只具有传递信号的作用,这样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浪费。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后原有文凭结构的信号传送功能弱化,迫使人们追求高学历和少数名牌高校。扩招后引起毕业生素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竞争更加激烈,出现了报考名牌大学热,一般院校或技术学校少人问津,考上大学不上重新补习人数增多,大学本科毕业很多选择考研等现象。其实大多数读研并不增加多少研究能力,只是增加一些实用型知识,和本科教育雷同,对提高个人素质帮助不大。在本科文凭已不太能显示个人能力的情况下,教育的信号作用必然会导致人才高消费,从而对整个社会来说造成很大浪费。追求高学历教育使居民预期教育投资增大,提高了居民储蓄倾向,预防性储蓄增加会相应减少即期消费支出,而学校的扩张支出作为公共开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高等教育普及虽然可以提高我国长期发展能力及人力资本,有利于长期增长,但短期内对经济的抑制作用明显。

(二)商品市场的价格粘性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折弯曲线(见图2)。在不完全信息下,厂商之间的博弈结果如下:

(数字只代表相对大小,正值表示利润增加,负值表示利润减少)当总需求变化不大时,一家厂商需求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其他厂商需求相应减少。博弈的短期均衡是:(降价,降价)。但这一均衡却不稳定,取决于厂商对于目前利润的态度,当这一过程持续下去,直到降价带来的利润为零或很小时,最终均衡将是:(不变,不变),即价格在当前水平粘住。

这表明当一家厂商涨价或跌价时,其他厂商理性地“跟跌不跟涨”,反应不对称,致使需求曲线弯折为弹性不同的两段DB和Bd,相应的边际收益曲线MR也折为两段。只要边际成本曲线MC的变动不超出MR的垂直间断区间,厂商的均衡价格P3就很难变动。当前在我国商家之间的竞争性降价就是造成价格水平难以上升的重要因素。

(三)资本市场———信贷配给、债券市场萎缩和低层级资本市场均衡资本市场的重要功能就是如何解决出资人与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同资本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及解决方式差异,决定了一国融资结构。

在信息不对称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甚至还会导致市场萎缩直至消失,从而储蓄难以有效转化为投资,企业投资水平大幅下降。

11信贷配给。在银行识别借款人和试图影响借款人行为的贷款合约中,利率具有重要的筛选和激励机制。当银行与借款人之间存在着有关项目投资风险的信息不对称时,银行的期望收益取决于利率与投资风险分布,银行最大化其期望收益必然会导致信贷配给(见图3)。

实际均衡利率在r3,而不在r′,在r3处存在超额需求D3∃S3,银行将实行信贷配给。特别地对于中小企业,由于它们只能从当地银行借款,在通货紧缩时期,经历着衰退的当地银行又很不情愿贷款,致使那里信贷配给更加严重。面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微观层面的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即进行信贷数量调整而不对利率作调整,会加剧经济波动的深度。

我国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受阻,难以发挥积极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贷配给严重。经济萧条时期,信息不完全程度变大,导致不确定性增强,债权人风险厌恶程度将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借款者的资产净值降低(由高于预期的违约比率引起),或者债权人识别风险的能力增加,都会导致他们更不愿意发放贷款。

当货币当局通过诸如降低法定准备金等措施鼓励贷款时,这种努力很少会有效。如果从贷款得到的最大收益对风险贴现之后仍低于从短期无息国库券获得的收益,那么,银行就会明显地将其资金投向国库券。这种状况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委托—问题显得格外突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委托人难以对人进行有效监督,只能采取简单而严厉的监督措施,如信贷质量考核上的严格责任追究制,导致作为人的银行经营者风险厌恶程度急剧增大。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信贷人员的努力程度不能观察,但工作结果,即资产质量却可观察,迫使信贷人员贷款时过度谨慎,贷款增长减慢。

如图3中所示,银行的信贷供给曲线由S(r)下移到S’(r),相应地均衡时的超额需求由原来D3∃S3扩大到D3∃S’,信贷配给程度趋于严重。当前我国信贷配给突出表现为信贷集中,即贷款投向主要集中在少数大企业、发达地区。严重的信贷配给使这些企业或地区的资金成本得以下降(较低的利率和抵押担保要求),同时其他地区

和中小企业信贷可获得性却大大降低。

从而造成各地区、各类企业间的发展极不均衡,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银行的信贷风险也相应集中。

21企业债券市场萎缩。Myers和Majluf(1984)的新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如果厂商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关于投资项目的信息不对称,企业资本结构和融资决策就可以通过向外传递信息,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从原股东的利益出发,厂商的最佳融资顺序是:内部积累资金,债务融资,股票融资。

而我国当前企业融资的偏好顺序与之恰好相反,依次是股票融资、银行贷款、债券融资、内部融资。导致我国企业融资过度依赖于银行,而企业债券市场则极度萎缩。笔者(2002)从经理人激励的角度,采用不完全信息下的不完全合同方法,分析了我国企业债券市场萎缩的成因。我国国有控股企业存在着特殊的委托—问题,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经理人行动不可观测,只能观测到产出结果,而这种结果往往又被行政干预等外部因素所混同,对经理人的监督和评价约束变得异常困难)和真实所有者缺位,难以形成激励相容的最优合同,必然会导致内部人控制,经理人的控制权收益表现尤为突出。在内部约束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各种融资方式形成的外部约束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将是我国国有企业经理进行经营决策的首要因素。

比较各种融资方式,股票融资对经理控制权收益最小,其次为银行贷款,而企业债券融资在各种融资方式中对经理的约束最强。分散的债券投资者迫使经理将企业收入流及时分配给投资者而不是自己挥霍,或使企业再融资协商变得困难,有助于揭示企业经营状况的真实信息,并通过声誉机制对经理人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当债务人无力偿债时,迫使企业进行清算,经理人的控制权收益则完全丧失。债券市场的强约束使经理人对债券融资需求萎缩,制约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31中小企业融资、适度信息披露与资本市场低层级均衡。各层次资本市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不同,据此资本市场的层次结构可分为:民间融资、地方性资本市场、银行信贷市场、准全国性资本市场如二板市场、全国性资本市场(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融资)和国外资本市场。王宣喻、储小平(2002)认为:不考虑资本市场资金拆借的利息成本和执行成本,那么影响私营企业融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将是各层级资本市场要求的信息披露机制。越是高层级的资本市场,要求私营企业披露的有关经营方面的信息就越多,而在现阶段,经营信息的披露给私营企业带来潜在的经营风险,例如违法行为以及技术信息、产品信息等。

中小企业在其壮大过程中,需要依次从低层级资本市场走向高层级市场,企业在各层级市场之间选择时,必须考虑融资收益和融资成本,特别是信息披露带来的经营风险成本。

以下的分析表明(见图4和图5):由于各层级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程度(K)及披露成本不同,存在着多重均衡,即低端均衡L和高端均衡H,与之对应的最优信息披露是K3L和K3H。

假定企业的边际生产收益MR是融资量的严格增函数(图4),不考虑其他因素,只考虑信息披露和财务成本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在企业由低层级市场向高层级市场转变初期,信息披露的增加对企业经营风险影响不大,财务成本也能得以降低,因而边际成本MC呈下降趋势,等到了一定的资本市场层级,信息披露的增加便会导致企业经营风险急剧上升,同时信息披露的各项财务支出也会增加,因而MC曲线将逐步向上,企业的资金需求曲线DD即是MC位于M和N之间的部分。在图5中,假定资金供给量随着企业信息披露程度的增加而严格递增(SS曲线),那么由U形需求曲线决定了存在着两个均衡,即低端均衡和高端均衡。表明在经营环境规范和知识产权保护好的国家,其信息披露成本相应较低,中小企业的融资将获得高层次均衡,二板市场等高层次市场能够得到充分发展,而较少依靠低层次市场。

在经营环境差,信息披露不规范的国家,比如我国,中小企业将更多地依赖低层级资本市场(如民间借贷市场)提供资金支持,高层次市场难以建立起来以满足中小企业主要的融资需求。在我国,民间借贷作为层级最低的资本市场,借贷手续简便,借款人不需要提交有关企业经营方面的信息,甚至可以不用告诉贷款人借款的真实用途,贷款人仅依据对借款人个人信息的了解和凭借熟人的担保就愿意贷出款项,借款人的交易成本因而大大降低。此时,企业的融资成本仅包括利息成本,不需要考虑由于经营信息披露而带来的风险成本。而对于银行信贷私营企业往往不愿按银行的要求提供所有信息,这是很多私营企业在较高层级资本市场融资困难的重要原因。

三、结语

以上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别用效率工资理论解释了我国的失业上升和企业成本下降,用教育信号传递模型说明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导致即期消费需求不足,用拆弯需求曲线解释价格为何难以上升。在融资方面,分别用风险厌恶、人问题及适度信息披露说明了信贷配给严重、债券市场萎缩、中小企业融资低层次均衡,进而导致投融资不足。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造成市场机制失灵,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加深,因而可以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状况来减轻通货紧缩的持续程度,促使经济早日走向稳定增长。

(1)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

建立有效的委托—机制,完善银行经营者的考核办法,减少过于严厉的信贷质量的指令性考核。

(2)规范和发展市场信息披露。培育和规范劳动力中介组织与劳动力市场,充分失业率及职位需求信息;规范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使投资者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促进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改善银行信贷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3)由于现阶段民间借贷是私营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必须承认民间借贷市场的合法性,积极引导而不是取缔。建立多元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允许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同参与,并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信用体系与信用担保体系。

(4)政府在宏观政策上要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使市场主体能产生稳定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加快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发展高等教育。限制公共物品价格大幅度提高,如教育、医疗,提高人们的消费支付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1]管毅平.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行为分析:信息范式研究[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

[3]布兰查德,费希尔.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斯蒂格利茨.契约理论与宏观经济波动.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5]朱民,刘丽丽.企业金融资本结构之谜—现代企业资产结构理论简析[A].汤敏.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王小广.经济增长与通货紧缩并存的成因和对策[J].经济学动态,2002,(10).

[8]刘国光,刘迎秋.结构性松动货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J].经济研究,2002,(10).

[9]王宣喻,储小平.信息披露机制对私营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2,(10).

[10]洪正,王继权.从经理人激励角度考察我国企业债券市场萎缩成因[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2,(6).

篇6

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问题是中小企业和金融市场之间、金融中介之间存在着信息收集、分析和传播方面的障碍，因此，中小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融资有规模不经济问题，在债务市场上融资会面临信贷配给问题。通过分析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如何引起金融中介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采取信贷配给，进一步分析缓解信贷配给的理论方法，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特别是债务融资困难的基本方法。

(一)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是指一方拥有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没有这些信息，或者后者拥有的信息没有前者多，从而对信息劣势者的决策造成很大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借款者一般比贷款者更清楚投资项目成功的概率和偿还贷款的条件及动机。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就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罗斯查尔德(Rothschild)和斯蒂格里茨(stigliz,1976)通过对保险市场的研究得出，在保险费率给定的价格水平上，高风险的投保人将购买更多的风险，而低风险的投保人将购买更少的风险，由此导致高风险的消费者把低风险的消费者赶出保险市场，产生逆向选择行为。而对于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不能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借款者，从而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尽可能高的利率进行信贷配给，但利率的逆向选择效应，使得借款者发生分化，从而把高质量的借款者挤走，而留下低质量的借款者，或者较高的贷款利率诱使企业去选择风险更大的投资项目，银行面临着更大的还款风险。

在借贷市场，道德风险是指那些愿意支付较高利率的借款者，可能会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即高利率对项目进行资产投资的借款方所持风险的刺激作用，会鼓励企业(借款方)从事成功率不高，但一旦成功收益很高的项目，从而会加大银行贷款风险。

(二)信贷配给

国外学术界对于信贷配给的生成机制有着各种理论解释，其中斯蒂格利茨等人以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为基础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最具影响力。斯蒂格利茨和韦斯(stiglitz＆Weiss，1981)在关于信贷配给的经典文献中指出，在信贷市场上，当银行不能观察借款人的投资行为而引起信贷风险时，提高利率以补偿风险反而会使低风险的借款人退出市场的逆向选择行为，但并不能使高风险的借款人减少借款。银行宁愿选择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而拒绝一部分贷款要求。这样，就产生了信贷配给问题。由于中小企业普遍投资风险较高，所以，他们自然就成了信贷配给的牺牲者。

惠特(Whette,1983)的信贷配给模式拓展了斯蒂格利茨等人关于借款人在风险厌恶的条件下信贷配给机制的理论。他指出，在借款人风险中性的条件下，银行的抵押品要求也可能成信贷配给的内生机制，因为对于风险中性的借款人而言，抵押品要求的增加，同样可能引起逆向选择，从而减少银行的期望收益。

贝斯特(Bester，1985，1987)的论文进一步讨论了抵押品在信贷配给中的作用，贝斯特认为，抵押品可以和利率同时作为银行分离贷款项目风险类型的甄别机制，即银行可以通过企业对抵押品数量的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来分离高风险和低风险的贷款项目。

(三)银行对中小企业的关系型融资理论研究

关系型贷款，这是指银行的贷款决策主要基于通过长期和多种渠道的接接所积累的关于借款企业及其业主的相关信息而做出。在关系型贷款下，银行的信息积累既可以通过平时办理企业的存款、结算和咨询业务而附带地取得，也可以从企业的利害相关者(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和顾客等)以及企业所在的社区获得；这些信息不仅涉及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状况，还包含企业的社会信誉和业主的个人品行。由于关系型贷款不拘泥于企业能否提供合格的财务信息和抵押品，因而最适合于信息不透明且资产少的中小企业。

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根本原因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且，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普遍存在的政府强制性制度供给的外生性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根本原因。

(一)形成了以大银行为i的高度集中的外生性金融体制

作为一种外生性制度供给而建立起来的国有大银行体系，其服务领域和对象理所当然地要遵循政府的偏好，另外，股份制银行大多是依托某种政府部门的背景建立，并未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由于地方政府通过提供明确的、不明确的担保或其他方式来鼓励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从而使银行预期政府是最终偿付人，而这种贷款分风险的不对称性，使得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采取歧视的态度。

(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导致了信贷紧缩．从而引起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

由于近几年我国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改革和整顿的力度较大，许多中小金融机构正处于整合的过程中。伴随着中小金融机构数量的减少，相应地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就会减少。此外，由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严重，我国政府为了降低不良贷款的比率，放贷更加谨慎，这使得即使很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也很难获得新的贷款。

(三)政府实施的强制性制度供给效果并不理想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问题，我国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以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其有效性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当强制性制度违背了一致性同意原则，即强制性制度与一些人(或部门)的利益不一致时，这些人(或部门)就可能不按这些制度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使制度执行很难有效率。

(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诱致性制度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所存在的严格的金融管制对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产生了一定的阻力，例如，对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成长性中小银行的市场准人的限制。又如，针对金融租赁业以前的混乱状况，央行于2000年将金融租赁公司的注册资本规定为5亿元，市场的准入门槛一下子提高了许多，这就使得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租赁业发展缓慢。于是，各种诱致性的制度供给由于政府所实行的强制性制度而减少了。

三、构造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框架

(一)构建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的核心原则

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高中小企业融资制度效率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政府倡导或组建各种外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而在于营造内生性中小企业融资制度成长的环境。主要通过中小企业相互之间的资金流动与组合，激励与约束的矛盾运动，自发地去寻找解决其资金供求矛盾的方法和途径，政府的扶持仅通过其内在因素而发挥作用。

(二)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特体系的框架

1．切实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

不同规模的企业都有其最适合生存的领域，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具有存在的价值和空间，在社会经济中有各自的生态位，中小企业的关键是要提高竞争力。中小企业要从品牌和企业自身经营素质两方面人手，建立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的发展体系。

2．建立多元化的间接融资体系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及直接融资市场体系发育晚的现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间接融资将是成长性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因而，要解决成长性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适应经济主体多元化的实际，必须构建多元化的间接融资体系。发挥国有商业银行的主渠道作用；放开市场准入，大力发展各种中小金融机构；促生民间金融机构，发挥民间资本市场功能。

3．拓展适合成长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体系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程度时，就要进入资本经营阶段，必须借助直接融资才能发展壮大，这是企业发展的规律。我国的中小企业过度依赖于金融中介的间接融资，既限制了融资规模，又增加了融资成本，也不利于中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科技创新。另外，间接融资体制以安全性为前提，向风险性科技型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投资少。因此，应当开辟多种形式的筹资渠道，允许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4．建立完善信用管理体系

篇7

一、温州银行业目前的服务困境分析

1、信贷配给显著，中小企业在市场中所占份额与得到的金融支持份额不成比例

根据温州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截止2011年6月底，温州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993家，其中99.5%属于中小型企业，而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温州2011年上半年的银行贷款中，仅有20%左右流入中小企业，显然，还有很多的中小企业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与中小企业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不成比例。产生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贷款风险上升，目前的银行服务无法进一步降低风险，只有提高贷款利率，最终导致信贷配给。

2、银行服务的“经济稳定器”作用不明显，甚至加剧经济波动

一方面市场中有大量的资金在游走，寻找投资机会，2011年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之前，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调查数据显示，有1100亿元民间资本活跃在借贷市场上，说明资金的疏导渠道不畅，资本的逐利性很容易引发实体经济的波动；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年息却高达72%～96%，可见中小企业对资金需求的缺口巨大，而2011年民间借贷风波爆发后，银行业加入了要债大军，原本取得银行贷款的少数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更是雪上加霜，最终导致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现象的发生。

银行服务的“经济稳定器”作用失调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目前的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二是作为贷款者的中小企业自身信息不透明导致商业银行的惜贷。

可见，不管是信贷配给显著还是银行服务的功能失调，产生的共同原因之一就是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如果能结合温州的中小企业协会发达、产业集群特征明显的优势，成立可以改善信息不对称的行业银行，将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改善目前的信贷配给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二、结合区域特征构建行业银行

1、温州产业集群特征

目前，温州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五大产业集群：低压电器产业集群、鞋革产业集群、服装产业集群、眼镜产业集群和打火机产业集群，按产值规模可划分为三类：三角形产业集群、梯形产业集群、方形产业集群。

三角形产业集群。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属于三角形产业集群，三角形顶尖是正泰和德力西两家年产值超过40亿元；第二层是产值超过1亿元的有12家企业；第三层是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16家企业；第四层是产值超过1000万元的115家企业；最底层为产值在1000万元以下的3000多家企业，总体呈三角形产业集群。梯形产业集群。服装和鞋革产业集群属于梯形产业集群，以服装类为例：位于最上面的是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30家企业；第二层的是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的850家企业；底部第三层的是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的1000多家企业。总体呈梯形产业集群。方形产业集群。打火机和眼镜产业集群企业规模相差不大，它们中最大的产值只有3000万元左右，总体呈方形产业集群。

显然，产业集群的形状与集中度有关，顶部越尖的集群，集中度越大，位于顶部的企业在整个产业中的信息收集、议价、成本控制等能力也越强，三种群模式中，三角形集群的集中度最高，梯形集群次之，最差的是方形集群。

2、行业协会在产业集群形成中的作用

温州产业集群是由最早的“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展而来的，企业内部多为家族管理模式，企业间的关系也有着亲戚、同乡等乡亲关系，遇到困难时也更容易形成行业协会来抱团取暖，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行业协会有着巨大作用。

行业协会的对外作用。（1）行业协会通过要求低行政成本的方式对国家政府构成压力，获取税收和行政执行的低成本以促进产业发展。（2）行业协会通过游说或政治参与等方式介入行政决策或政治程序，进而获取有利于产业自身发展的资源，促进产业升级。

行业协会的对内作用。（1）在技术及其研发方面，行业协会帮助企业在生产过程和生产技术上促进产业升级，甚至通过共性技术的设计和研发实现价值链转移。（2）在生产内部管理环节，行业协会可以协调标准制定、统一平台提供和信息共享。（3）在品牌营销方面，为产业品牌的创建进行提供行业内的公共服务。

总之，行业协会是温州各行业在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可以在行业内发挥资源共享及提供公共服务的民间组织，该种组织对所在行业内的企业信息比较了解，也具备一定的威信。

3、根据集群特征构建行业银行

发挥行业协会的资源优势，由行业协会牵头，主干企业参与，根据集群特征构建行业银行。对于三角形产业集群和梯形产业集群，可以由所在的行业协会牵头，由处于顶层的的企业为主要参与成员，横向构建行业银行。比如由低压电器行业协会牵头，由正泰和德力西为主要参与成员成立低压电器行业银行，由鞋革类行业协会牵头，由奥康、红蜻蜓、康奈等为主要参与成员成立鞋革类行业银行，由服装行业协会牵头，由报喜鸟、森马等为抓哟参与成员成立服装行业银行；对于方形产业集群，可以由行业协会牵头，由产业中的大部分企业共同出资成立供应链银行，比如打火机集群，可以由打火机行业协会牵头，由各协会会员共同出资成立打火机行业银行。

三、信息改进视角下行业银行的优势分析

与传统商业银行比较，行业银行在信息对称、交易成本、风险控制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优势。

1、行业银行具有更透明的信息优势

温州企业90%以上是中小民营企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财会制度不健全，财务行为不规范，财务信息失真严重；大多数中小企业融资记录较少，致使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差。另外，中小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不如大企业合理、规范，企业家往往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这样就使得关于企业家自身的一些私人信息，如身体状况、情感波动以及价值观等，成为判断企业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些信息的通明度就更差了。信息的透明度差，这也是目前产生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

行业银行相对传统商业银行在以上这些方面具有更大的信息优势。首先，温州的产业集群由“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展而来，企业间的关系也有着亲戚、同乡等乡亲关系，因此，企业家之间的“私人信息”对由行业协会牵头成立的行业银行来说，也变成了“公共信息”，更加透明。其次，参与到行业银行的主干企业掌握着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对行业的发展的趋势把握更到位，同时，由于业务上的竞争或合作关系，主干企业对同行企业的进货渠道、生产成本、生产技术、销售状况、财务状况、管理状况等信息更易取得并进行甄别分析，而主干企业与行业银行的合作，可以将这些信息进行再次利用，为行业银行服务行业内部企业的决策提供有力的信息保证。

2、行业银行具有更低廉的交易成本优势

银行与企业达成一项融资交易，其交易成本可以划分为事前的交易成本（BC）和事后的交易成本（AC），则总的交易成本（TC）函数TC=BC+AC，假设传统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交易成本为TCL=BCL+ACL，行业银行的交易成本为TCS=BCS+ACS。

事前的交易成本（BC）主要包括贷款前对贷款企业的信息搜索成本、谈判成本。对传统银行而言，中小企业的融资记录较少，对中小企业的信息搜索多限于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而中小企业的财务相对不健全，因此，传统银行对中小企业准确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信息索更加困难，成本较高，而对民营企业家的个人信息搜索成本更加高昂；对于行业银行来说，同行加企业家间的亲友关系，行业银行很容易从主干企业那里取得贷款企业的经营、财务信息和企业家的个人信息，信息搜索成本大大降低，这种关系型融资的的谈判成本也很低，甚至为零。因此行业银行的贷前交易成本低于传统银行的贷前交易成本：BCL>BCS。

事后的交易成本（AC）主要包括贷款后对贷款企业的监督成本及违约的损失。传统银行一般通过限定贷款用途、监督贷款去向等方法对贷款进行监督，这种监督多通过实地调查、资金运动轨迹的手段进行，这种控制方式下容易产生造假漏洞，效果相对较差。行业银行对贷款企业的监督相对方便，因为主干企业日常合作或竞争中搜索的信息可以在行业银行贷款过程中二次利用，分摊了信息搜索成本，因此在进行合作或竞争的过程中就可以进行贷款的监督，节约了专门进行监督的成本，而且获取信息的方法也不局限于实地调查或资金活动轨迹跟踪，可以在业务合作和竞争中进行信息搜索和印证，丰富了监督的途径提高了信息质量，大大降低监督成本同时提高监督质量。对于违约损失通常指一笔贷款损失扣除抵押物变现值后的净损失，因此违约损失净额的大小取决于贷款损失的大小和抵押物变现值的大小，与贷款损失额成正比，与抵押物变现值成反比。相对传统银行，由于行业银行的具有行业背景，行业银行对本行业企业抵押资产的变现速度和变现能力更强，另外，贷款企业违约在行业协会很可能形成信誉损失，加大了企业的违约成本，降低违约风险，因此，行业银行的违约损失也较传统银行低。所以，行业银行的时候交易成本也低于传统银行的事后交易成本：ACL>ACS。

综上可以看出，行业银行在交易成本上比传统银行有优势：TCL

3、行业银行具备更大的风险控制优势

和传统银行相比较，行业银行在贷前、贷后、违约三个阶段都具有风险控制优势。首先，行业银行是由各行业协会牵头成立的，行业协会内部企业是围绕某一产业发展，产业特征较为明确，行业银行较易了解和把握企业信贷的需求程度，从而减少了逆向选择风险，同时，行业协会内部的企业众多，银行也可以在同类企业内进行比较和选择，因而能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次，贷后在行业协会的协助下，行业银行更加了解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和风险所在，通过商会提供的信息比企业自己提供的报表更可靠，在很大程度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最后，因为行业协会与本行业企业的“亲缘关系”，协会对企业资信度、产品的市场前景、设备价值的判断都会比较客观准确，而且有行业自身的风险测算办法。企业申请担保贷款后，协会可根据其贷款时限、贷款金额，组织专业人员对企业提供的可资抵押物进行审核、评估。如果抵押物是生产设备，协会可预测该设备贷款时限后的市场价值，并与行业内需要该设备的企业先行签订购买意向书。这样，即使申请担保的企业到时无法偿还贷款，也可利用业内兼并方式降低风险，甚至可以满足规模企业低成本扩张的需要。

综上所述，结合温州区域特征基于行业协会基础上的行业银行较传统银行在信息优化、交易成本降低和风险控制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从金融中介的演变上来看具有演变优势，如果能加以政策引导扶持，能更好地服务温州地方中小企业。

四、发展新型金融机构的政策建议

1、借助金改东风完善金融政策，为新型金融机构发展铺路

由民营资本参与的金融机构，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探索阶段，政策准入一直是压倒民营资本进军金融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政策松动的温州，借助金改东风，完善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为发展新型金融机构铺平政策道路。

2、加强引导行业协会的自我完善，发挥行业协会的潜在能量

行业银行是由行业协会牵头组织，过去的行业协会是一种松散的民间组织，没有完善的内部制度，在委以重任前，政府最好引导行业协会进行自我完善，以便更好地应对更加苛刻的政策要求。

3、协调行业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的对接，更好服务中小企业的同时分散金融风险

与传统商业银行比较，行业银行更专注服务于某个行业内部，因此，风险相对集中，协调好行业银行与传统银行的对接，不但可以弥补传统银行中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部分不足，而且可以将行业银行这个小篮子放进传统银行的大篮子里，分散金融风险。

（注：本文系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区域特征视角下温州新型金融机构发展模式研究”（编号13wsk199）和温州市科学技术局项目“信息改进视角下温州新型民营银行发展模式研究”（编号R20140051）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Berge：Further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finance and growth：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eommunity banking and economic Perforinance[J].Journal of Finaneial Sevices researeh，2004.

[2] 周建华：行业协会与中小企业关系型融资――以温州异地商会为例[J].金融教育研究，2011（4）.

[3] 巴曙松：社区银行能否成为中国银行业放松管制的突破口[J].现代管理科学，2002（7）.

[4] 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l）.

[5] 钱水士、李国文：社区银行及其在我国的发展[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6（2）.

[6] 徐滇庆：民营银行试点势在必行闭[J].中国金融，2005（15）.

[7] 夏泰凤：基于中小企业融资视角的供应链金融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1.

篇8

关键词：小微企业 融资理论 融资选择

近年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商业银行信贷融资对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而言，仍然是最简单、最直接、最快捷、最有效的外部融资方式，在所有外部融资中所占比例最高。目前，小微企业融资信贷的理论较为分散，尚未形成一个体系学科，而且目前专注于研究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理论的文章较少。本文综合运用资本结构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小微企业信贷理论对小微企业信贷融资问题进行梳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一、资本结构的MM理论及其延伸理论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长期资本来源的构成和比例关系。从理论溯源上来看，资本结构理论主要是运用微观定量的方法来研究企业的融资决策。

（一）MM理论。现代资本结构研究的起点是1958年，学者莫迪利阿尼Modigliani和米勒Merton 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该文基于完美资本市场的假设条件，来说明资本结构（企业长期融资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按照是否考虑企业所得税，MM理论分为“无税MM理论”和“有税MM理论”。

1.无税MM理论。

命题I：在不考虑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无论企业是否有负债，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的价值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说明企业的加权资本成本与其资本结构无关，仅取决于企业的经营风险。这个结论就是著名的“资本结构无关论”。其表达式为：

VL=EBIT/K=VU=EBIT/K

式中，VL为有负债企业的价值；VU为无负债企业的价值；EBIT为企业永续的预期收益；K为有负债企业的加权资本成本；K为既定风险等级的无负债企业的加权资本成本。

命题II：有负债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随财务杠杆的提高而增加，即企业权益资本成本随负债程度的增大而增加，其表达式为：

K=K+风险溢价=K+（D/E）×（K-K）

式中，K为有负债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K为无负债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Kd为税前债务资本成本；D为有负债企业的债务市场价值；E为其权益市场价值。

2.有税MM理论。基于考虑企业所得税条件下的MM理论，最显著的特征是说明债务利息抵税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命题I：有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具有相同风险等级的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上债务利息抵税收益的现值。由于债务利息可以税前扣除，形成了抵税收益，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价值。其表达式为：

VL=VU+T×D=VU+PV（利息抵税）

式中，T为企业所得税税率，D为企业的负债数量，T×D又称杠杆权益。

命题II：有负债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等于相同风险等级的无负债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加上与以市值计算的负债与权益关系成比例的风险报酬。其表达式为：

K=K+风险报酬=K+（K-K）（1-T）（D/E）

1977年，Merton Miller进一步提出了同时考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资本结构模型，他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所得税会降低无负债公司的价值。其表达式为：

VL=VU+[1-（1-T）（1-TS）/（1-TD）]D

式中，Ts为个人所得税税率；TD为债券所得税。

（二）资本结构的其他理论。MM理论的观点与当时理论界的主流观点相矛盾。因此，该理论一经发表就受到了激烈的批判。虽然该理论的一系列基础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成立，但是它颠覆了原有理论研究的惯性思维，为分析企业融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此后，理论界学者在MM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放宽假设，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大量研究。

1.权衡理论。权衡理论通过放宽MM理论完全信息以外的的各种假定，考虑在财务困境成本、税收、成本分别存在或共同存在等条件下，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市场价值。该观点对MM理论的修正意义在于，指出负债为企业带来利息抵税收益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陷入财务困境的成本。

Robichek（1967）、Mayers（1984）、Kraus（1973）、Rubinmstein（1973）、Scott（1976）等人都对权衡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考虑了财务困境成本现值和成本现值的影响后，其表达式扩展为：

VL=VU+T×D-FPV（预期财务困境成本的现值）

1984年，Bradley提出了“静态权衡模型”的标准表达，包括考虑税收优惠的破产成本权衡模型，并涵盖债务的成本观点和非违约状态中非债务矛盾的潜在损失。Kane和Schwartz是最初考虑“动态权衡模型”的学者。在2006年，Frank和Goyal代表性地阐述了“动态权衡模型”的中心思想。权衡理论有助于解释一些企业债务的难解之迷，如为什么有的企业负债比例很低而不充分利用负债抵税收益？为什么不同行业间企业权益杠杆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2.理论。1976年，Jensen和Meckling提出了理论。在资本结构的决策中，不完全契约、信息不对称以及契约关系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将影响投资项目的选择，引起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问题，导致发生债务成本。由企业债务引发的成本和收益的变动，最终都会反映在企业价值上。理论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认可，因为它充分论证了单一依靠债权融资或者股权融资是行不通的，合理的资本结构应该是两者的合理搭配。在综合考虑了企业负债的成本和收益后，资本结构的权益模型可以扩展为：

VL=VU+T×D-FPV（财务困境成本现值）+ FPV（债务成本）- FPV（债务收益）

3.优序融资理论。1984年，Mayers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最早将信息不对称理论与融资结构联系起来，改变了过去主要从税收、破产成本角度出发的研究视角。该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和被投资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采用股权方式融资的企业通常都会被公众认为发展前景不佳。因而，每增发一次新股都可能造成企业股票价格的下降。从而推断出企业筹资时对不同筹资方式选择的顺序偏好：当企业存在融资需求时，首先选择内源融资，其次选择交易成本较低的债务融资，最后选择股权融资。优序融资理论解释了当企业内部现金流无法满足净经营性长期资产总投资的资金需求的时候，更倾向于债务融资而不是股权融资。但该理论只是考虑了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行为的影响，来解释企业筹资时对不同筹资方式选择的顺序偏好，并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有的资本结构规律。

4.其他延伸理论。近年，资本结构理论得到了不断发展充实，更多的影响因素被陆续添加进来，代表性的包括信号传递理论、激励理论、控制权理论、市场时机理论等。同时资本结构的研究更多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包括行为经济学、法学、信息学等。一些关于企业融资的创新理论陆续被提出来，如马尔科姆・贝克、约书亚・科沃尔和杰里米・斯坦（2007）提出了投资者行为惯性理论，并且实证分析了这种惯性如何影响企业的融资方式。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理论界有了更多的共识，即从长期角度来看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更符合实际情况。艾拉・凯汉和谢里丹・蒂特曼（2007）提出，“通过研究企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数据（包括现金流、投资数量和股票价格的变化）与公司资本结构变化的相互关系”，并发现“这些数据的变化与权衡理论所预言的资本结构目标相吻合”。

二、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资本结构理论

以MM理论为代表的资本结构理论主要侧重于定量研究，而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资本结构研究则更侧重于动态定性分析，从动态的角度解释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的最优融资来源。企业生命周期是企业的发展与成长的动态轨迹。从企业融资的角度，可以把企业的成长过程分为几个阶段。随着人们研究的深入，逐步形成三个阶段、四阶段、五阶段、六阶段、十阶段等不同的观点。比如一种四阶段说将企业划分成种子期、导入期、成长期和成熟期。

1970年，Weston和Brigham根据企业不同成长阶段融资来源的变化，提出了企业金融生命周期的假设，将资本结构、销售额和利润等作为影响企业融资结构的主要因素，将企业金融生命周期分为六个阶段（见表1）。

三、小微企业信贷理论

目前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商业银行是小微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提供者。很多学者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对此展开研究，形成了包括麦克米伦缺口、金融抑制、信贷配给说和关系贷款说在内的一系列理论。

（一）麦克米伦缺口。1931 年，麦克米伦成立的“金融产业委员会”在向英国国会提交的《麦克米伦报告》中提出，在英国的金融制度中存在着小企业融资壁垒：小企业即使可以提供担保，也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在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和银行的贷款供给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缺口，后来该缺口被命名为“麦克米伦缺口”。随后，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受到了学者的长期关注，英国学者Ray和Hutchinson认为，产生缺口的原因分为两种：一是由资金的可得性问题导致的资金缺口；二是由融资成本过高导致的资金缺口。赵江和冯宗宪指出还存在第三个原因，融资时限造成的融资约束。

（二）金融抑制。实证研究表明，世界各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麦克米伦缺口”问题。Mckinnon发现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缺口尤为明显。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通常不够完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把廉价的信贷资金通过正规的金融体系配给给政府希望优先发展的部门。这导致很大一部分企业无法从正规的金融系统获取融资，这部分企业只能依赖内部融资或从非正规途径的民间金融市场获取外源性融资，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金融压抑”。

（三）信贷配给。众多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从微观层面上看，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金融机构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原因。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安德鲁・维斯（1981）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中指出，由于借贷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很难从千差万别的各类贷款申请中有效分辨哪些借款人确实有能力及时偿还借款，哪些借款申请人有违约风险，哪些借款人届时根本没有还款能力，这就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产生。为了降低风险，银行会把利率降低到均衡利率以下，鼓励资信高的企业进入，将资信低的企业限制在外，这种现象被称为“信贷配给”。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通过一定的“信贷配给”制度来实现竞争情况下的均衡状态。

从上述分析可以推断出：由于市场上各种类型的借款者的资质情况各不相同，当信息不对称情况存在时，必然有一部分借款人因为信息不能有效传递，而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认同，无法从金融结构获得借款，尽管他们可能仍然能达到金融机构的放款要求、甚至愿意承担更高的资金成本，这种现象被称为“界定现象”。所以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提出贷款需求时，对小微企业持审慎态度，甚至不得不放弃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小微企业的正常信贷需求。因此，关于小微企业“信贷配给”的问题是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理论的重要部分。

布拉滕施佩格（1978）进一步明确了“均衡信贷配给”的定义。希尔德加德・惠特（1983）在斯蒂格利茨和维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展了信贷配给模型理论。贝斯特（1985）对抵押品的用途进行了深入探讨，泰勒尔（2001）通过研究指出，当道德风险存在时，借款主体自有资本的大小可以决定其借款能力大小。

（四）关系贷款学说。美国学者Berlin和Mester将银行的借贷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交易型贷款”和“关系型贷款”。“交易型贷款”多为一次性或短期交易行为，信用需求不会反复发生。交易所依据的是企业的“硬信息”，比如财务报表、抵押品的质量和数量、信用得分等，这些信息易于表达、量化、方便传递。“关系型贷款”是以银行对借款人保持密切监督、银行重新谈判和双方隐含长期合约为基本特征。依据企业的“软信息”（比如业主个人能力、性格、口碑、品行、企业行为信誉等）对客户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进行分析。这些信息也称为意会信息，具有强烈的人格化特征，难以量化和传递。

“关系型贷款”作为小微企业融资的主要手段，有助于解决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抵押要求。因此，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如米切尔・彼得森和拉詹（1994）与青木昌彦（2001）都指出，为了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一些金融机构也发展了一种区别于传统银行信贷审批模式的“关系融资”的特殊融资模式。这种模式，注重通过考察中小微企业的“软实力”，来决定能否发放贷款。虽然如何判断软实力的高低存在中小微企业的相关信息碎片化、获得方式多样化、求证难度大、沟通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但是借贷双方通过深入交流和信息的不断积累，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艾伦・伯杰和格利戈里・尤戴尔（2002）指出，金融中介机构内部将会产生一个问题：放贷员工通过与中小企业长期直接接触，获得了大量的企业软信息，但却难以从放贷员工有效地传递给机构的管理层或者所有者；而小型的金融中介机构因为具有较扁平化的管理结构，员工和决策层之间不会间隔太多级别限制，所以它们在关系型信贷中会产生较小的成本。金融机构通过获得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并建立起有效的基于“软信息”的评估和判断体系，从而突破传统的基于财务报表分析和抵押物价值的信贷审批模式，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能够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同时降低他们的融资成本。

资本结构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影响小微企业融资效率。合理的资本结构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提高企业融资效率。在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合理筹集经营发展所需的资金，是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共同任务。采用科学的资本结构，合理地进行资本成本与资本收益间的权衡，将有利于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X

参考文献：

篇9

早在1969年，斯蒂格利茨26岁之时，先后推出的三篇论文――《两部门经济中的异质性资本品配置》、《风险条件下的收入、财富和资本利得税效应》和《对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审视》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产品的“非同质性”（heterogeneous）、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对经典理论诸多假设前提的挑战。此后，作者的一系列文献都集中于信息不对称、风险和激励在金融体系中的角色问题。

贾菲和斯蒂格利茨于1990年合著了《信用配给》，作为第16章刊登于弗里德曼和哈恩主编的《货币经济学手册第二卷》，其中以专门章节阐述了信用配给在宏观经济学以及货币经济学中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献中，作者归纳了自1919年以来霍特里（Hawtrey）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货币经济学的两大对立学派――货币（或货币主义）学派（money or monetarist school）和信用学派（credit school），认为两者的基本差别在于货币政策出发点的不同，前者以货币供应量为基础；后者以信用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credit）为基础；这一差别导致了两大学派在货币政策衡量、货币工具运用和货币政策职能定位上的根本区别。

事实胜于雄辩，思想历程的逐步成熟必须立足于实践检验。这是中外皆然的基本准则。如果说，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贾菲、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等人的学术思想是建立在天才般的直觉基础上的话，那么本书一方面是对其30年学术思想的延续和拓展，另一方面则更注重实证依据和政策运用。在全部16章中，本书一半的篇幅讨论了基于信贷可得性的货币经济学所引申出的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含义，以及金融市场自由化、银行部门风险与重组等政策问题；并以美国经济周期和亚洲金融危机论证微观面因素对货币和商业周期的影响。而这些恰恰是货币学派的软肋。

更为有趣的是，作者专门研究了其“新范式”下的货币理论两大应用问题。

篇10

1.金融发展或金融抑制对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

在早期的研究中，很少涉及金融发展或金融抑制对福利影响的相关文献，金融发展或金融抑制对福利影响的研究，一致隐藏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之中。阿马蒂亚・森认为，提升福利的前提是要发展经济和提高收入水平。17-18世纪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体现出这样的理论趋向，这个时代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良好的资本借贷体系、强有力的货币体系及不受约束的金融中介对于产业部门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0世纪以来，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从企业家创新的角度阐述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那些拥有卓越才能的企业家只有在信贷和金融市场的支持下发挥才能，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正如熊彼特所说：“纯粹的企业家在成为企业家以前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债务人”，换句话说，完善的金融市场是企业家才能、创新以及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金融体系的迅速拓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结构也在不断的变迁，金融结构变迁的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戈德斯密斯在其1969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金融机构与发展》中指出，金融发展理论的职责是找出决定一国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和促进金融的发展。戈德斯密斯认为，对各国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比较研究，其目的就是在于揭示不同国家在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金融机构的差异，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麦金龙和肖在同一年分别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两部经典著作，两部著作都探讨了金融发展、金融抑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自此以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始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经济学家不断探讨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理论主要有四种：（1）麦金龙和肖主张取消利率管制，实施利率自由化，通过正的实际利率水平提高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传递机制为利率自由化真实利率水平上升储蓄水平提高经济增长；（2）卡普和马西森建议通过利率市场化扩大投资规模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为利率自由化投资数量增加经济增长；（3）加尔比斯主张通过利率自由化提升投资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为利率自由化投资效率提高经济增长；前三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就是强调了理论自由化或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4）帕加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建议通过金融深化增强金融体系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为金融深化金融体系功能加强经济增长。

2.我国金融抑制的根源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对金融市场严格管制，对利率水平、金融机构业务领域和金融产品创新等加以限制，这些采取相似金融政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制定并实施了重工业优先的超赶战略。发展中国家要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本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一是出口初级产品，积累外汇来换回资本品；二是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劳尔・普雷维什认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少数工业化国家，处于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另一部分是广大的非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国家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截然不同。中心国家依靠资本和技术优势占据主导地位，享受着国际分工产生的绝大多数利益。国家由于技术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主要靠出口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发生交往，成为中心国家的经济附庸，几乎享受不到国际分工的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如果依据传统的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将永远无法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但中心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很低，收入增加并未带动对初级产品需求的明显增加。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而制成品的需求弹性较高，收入的增长会显著增加对制成品的需求。上述特点决定了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工业制成品相对价格不断上升，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因此，普雷维什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实施超赶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促进国内工业化进程，形成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这样才能改善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摆脱受控制、受剥削的处境。

发展中中国家一旦制定了超赶战略，其面临的目标函数也就随之确定，即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下的资金积累最大化，重工业本身的产业性质决定了这样的目标函数。从产业性质上看，重工业是一种需要密集资金、投资规模巨大且投资周期长的产业。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为实现超赶战略的重工业化目标，发展中国家必须对金融进行严格管制，原因如下：首先，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是一种稀缺要素，资金的稀缺性导致其市场出清价格较高，即实际利率水平较高，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密集型、大规模、长周期的资金使用成本高昂，不利于重工业化战略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对贷款利率实施上限管制，用低于市场出清利率的优惠利率来鼓励重工业的发展。此外，严格管制存款利率，较低的存款利率有利于银行以非常低廉的成本从公众手中获取稀缺的资金，达到低成本凑集资金以供工业部门使用的目的；其次，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发展落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短时间内凑集重工业化所需的大规模资金，因此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建立一种最大限度的凑集资金的金融体系。发展中国家限制资本市场的发展，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的直接联系渠道被堵，而由国家控制的银行体系一股独大，居民分散的资金没有其他投资选择，储蓄成为了唯一的投资方式，银行也成为公众盈余资金的唯一投资渠道，资金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只有通过银行这种金融中介发生作用，从而最大限度的将公众的资金集中到银行；第三，为了克服外汇资金的短缺，有必要对汇率实施严格管制，低估本国货币币值，最大限度的增加出口来获取外汇。对稀缺外汇的使用上也有严格的规定，外汇优先用于重工业化急需的进口设备上；最后，为了保证资金按照既定目标的有序流动，必须对金融体系的市场机制进行严格限制，以保证金融体系不严重偏离国家的总体发展轨道。“金融抑制”战略就按照这样的逻辑应运而生。低利率降低了公众的储蓄意愿并刺激对资金的旺盛需求，投资需求所需资金远远大于银行体系资金的供给数量，因此国家对有限的资金给予指导性贷款，通过信贷配给的方式将资金优先配给给重工业部门使用，以满足国家超赶战略的需要。

具体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金融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处于一个被抑制和被边缘化的位置，农村金融抑制的内在根源在于在超赶战略的重工业化过程中，农村金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金融剩余，成为制度变迁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需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在不同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分摊机制是决定和影响制度变迁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实际承担制度变迁成本的是农村金融部门，本质是由广大的农村居民和农业部门所支付。以中国为例，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其中制度变迁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国企改革涉及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国企改革的顺利推进对于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顺利实现转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国企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高昂。首先，国企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与民营企业共同成为市场微观活动的主体。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稳定性和垄断性受到挑战，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减弱，国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了破产和倒闭的风险，而且体制的惯性使得国企在较之民企更缺乏竞争力和灵活性，这又加大了国企破产的可能性；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承载了绝大部分城镇人口的就业，国企的破产必然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在我国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状况下，国家没有足够的财政实力维持失业者的基本福利水平，过多的失业人口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最后，我国对国企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政府还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国有企业的资金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并保证国有企业就业的基本稳定性，政府需要进一步投入较多的资金补贴，而对于已经实现由“国家财政主导型”向“银行体系主导型”融资模式转型的转轨经济，国企渐进改革的成本让国家财政补贴难以为继，金融体系则成了这种制度变迁的实际承担者，而农村往往成为资金的净输出者，农村金融为制度变迁的成本买单。

3.农村信贷约束及其福利效应的实证成果

国外学者对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及其福利效果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多数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的结果均发现，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市场效率低下，贫困的农村地区信贷约束现象非常普遍，农户的信贷需求很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农户信贷资金的缺乏会直接或间接的对农户的技术选择、生产效率以及农产品食品安全、营养与健康等方方面面产生消极影响。国外的多数研究认为，农户的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获得正规信贷的重要因素。Binswanger and Khandker（1995）基于印度农户的平行数据研究发现，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对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Khandker（1998）注意到小额贷款与其他项目与以工代赈等形式具有相同的福利效果，小额贷款对贫困农户很重要也很有益。孟加拉国的信贷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福利效果，具体来说，研究了信贷项目对农户收入、小孩入学、劳动供给、财产、化肥和避孕工具等方方面面的影响，结果发现借贷对农户的产出影响显著，并且对改善孟加拉国贫困地区农户的福利发挥着积极作用。埃及的经验研究表明，农户正规信贷约束主要受农业收入比、土地面积、家庭规模等因素的影响。非正规信贷市场约束主要受工资收入、家庭资产等因素的影响南非学者研究发现，南非家庭特征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较大的户主年龄，男性户主、较大的家庭规模、较高的教育水平、较高的收入水平的白人更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取贷款。

国内学者对我国信贷约束的原因及其福利效应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农村信贷约束现象普遍并抑制了农户福利的改善。沈高明（2004）通过考察收入波动与消费波动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二者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农户普遍面临信贷约束，否则理性的消费者应该通过自由借贷来实现平滑消费以满足效用最大化需求。何广文和李莉莉（2005）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数量、当前是否有投资及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都有农户的信贷需求负相关，依靠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家庭信贷需求较弱。朱喜（2006）利用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农户借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不管是正规借贷还是非正规借贷都会显著的改善农户的福利状况。李锐，朱喜（2007）利用3000个农户的微观数据，计量分析了农户金融抑制程度及其福利损失。研究结果发现，农户金融抑制程度为70.92%，样本农户由于金融抑制所损失的纯收入、净经营收入、消费支出和家庭资产净值分别为9.43%，15.43%，15.57%和14.58%。黎翠梅、陈巧玲（2007）基于对湖南的23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研究发现，农户收入水平和农业生产支出对农户借贷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农户的非农业生产支出和文化教育支出对民间借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程郁、罗丹和韩俊（2007）研究发现，农户家庭收入、生产经营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农户信贷需求行为的决定因素。张建杰（2008）从农户的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考察“关系”这种特殊资源在农户金融抑制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资本高的农户正规信贷的实际发生率高且户均信贷规模大，农户非正规信贷发生率又随着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且户均贷款规模则有增加的趋势。不同社会资本的农户通过非正规途径的信贷发生率高于正规途径的信贷发生率，且前者户均贷款规模小于后者，不同社会资本水平对农户贷款项目的差异不显著。贺莎莎（2008）基于湖北的调研数据，实证发现当地54.3%的农户存在资金难题，这些资金缺口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程郁、韩俊和罗丹（2009）分析了制度性信贷配给所引发的信贷需求压抑现象，认为正规金融机构交易成本过高和不完善的信贷配给机制与农户风险规避行为交互作用，提高农户所感知的信贷成本并降低了信贷获得预期，从而产生了需求型信贷约束。研究还发现，估计型约束和需求型约束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年龄、收入。社员身份及与金融机构的关系等因素对两种约束邮政不同的影响。金烨、李宏彬（2009）研究发现，农户民间借贷行为的选择主要受家庭结构、人口特征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刘西川，程恩江（2009）从“潜在和隐蔽性”需求出发，依靠特殊的农户意愿调查，在经验层面衡量农户所面临的正规信贷约束，并用调查数据估计农户正规信贷约束背后的信贷配给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农户不仅受到供给信贷约束，也受到需求信贷约束，数量配给、交易成本配给与风险配给是农户被排挤出信贷市场的三种重要方式。黄祖辉，刘西川，程恩江（2009）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的程度，基于双变量的Probit模型研究发现，农户参与正规信贷市场程度低的原因是供给与需求因素的共同的作用结果。工资收入会降低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非农收入占总收入越高的农户越容易获取贷款，但对信贷需求影响不显著。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在忽视信贷需求的情况下，仅依靠增加供给难以降低农村金融抑制程度，也不能有效的提升农户的福利水平。白永秀，马小勇（2010）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基于陕西1151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检验了收入水平、非农程度、风险规避趋向、社会网络等农户个体特征对农户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和非农程度对农户两类信贷约束都具有负向影响；正规信贷约束受到“关系”的影响显著，但不受农户在内的风险规避趋向影响；非正规信贷约束不受“关系”的影响显著，但受到农户在内的风险规避趋向等因素影响。钟春平，孙焕民和徐长生（2010）基于安徽的问卷调查，研究认为安徽农村信贷约束现象并不普遍，大部分农户的信贷需求可以从各种渠道得到满足，农户收入较低和投机机会较少等因素是农民参与信贷市场不积极的重要原因。马永强（2011）基于全国十省市农户借贷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民间借贷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信贷约束、利息成本、风险、家庭经济和人口特征是农户选择民间借贷的显著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对不同类型的民间借贷影响不同。

4.结语

国内外关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户福利影响的研究文献很多，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是参阅众多文献后，发现依然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比如大部分研究文献以全国或者部分中东部省市整体作为考察对象，忽视了我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金融、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这一现实情况，以贫困地区农村农户的金融行为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文献较少，如果将中东部地区的相关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应用于贫困地区，其政策效应可能由于经济文化差异等诸多原因而南辕北撤，因此专门考察贫困地区金融发展、信贷约束及对农户福利影响的作用机制，对于全面认识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在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文献中，各文献把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忽略了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存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农民的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比重持续下降，而非农收入在农民总收入比重中持续上升。不区分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将二者合为一体进行研究，这可能忽略了农村金融发展对不同类型收入在影响上的差异性。第三，在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户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是从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的角度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少有学者在直接在传统的消费函数中引入农村金融发展变量来分析金融发展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最后，研究信贷约束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几乎都是基于计量模型的角度加以研究，从描述性角度来分析的文献较少，而描述性分析与计量分析相结合，使得结论更加具有直观性和准确性。此外，在福利指标设计上，大部分学者用家庭总资产或金融资产余额等来作为度量福利的指标之一，本研究用家庭净资产替代家庭总资产，是一个更好的福利度量是一个更好的福利度量指标。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PYYJ13）；重庆三峡学院校级重点项目（13ZD15）。

参考文献：

[1] Banerjee，Abhijit V，Andrew F.Newman.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101（2）：274-298.

[2] 何广文等.农村金融服务问题研究专题报告[M].农业部“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课题组，2002.

[3] 李锐，朱喜.农户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的计量分析[J].经济研究，2007（02）：146-155.

[4] 程郁，韩俊.供给配给与需求压抑交互影响下的正规信贷约束：来自1874户农户金融需求行为考察[J].世界经济，2009（05）：7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