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9 18:42:28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十四五规划纲要,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十四五的时间为2021至2025年。十四五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2020年8月16日起,“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上意见征求。
十四五规划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在中国迈向全面现代化历程中,居于承前启后的非常重要的历史位置,意义十分重大。
(来源:文章屋网 )
《“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更是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以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我国文化业和旅游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绿维文旅认为,《“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编制要先解决好文旅融合发展的问题。
一.《“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意义重大
《“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是承前启后的规划。《“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将成为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以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开启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新征程,既要巩固提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果,又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第一阶段的奋斗目标在文化旅游领域起好步,打下坚实的基础。
《“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是统筹发展的规划。应紧密结合新时代背景,符合阶段性特征,深入研究文旅和旅游领域的重大课题,找出重大问题的矛盾症结,提出管用实用的对策措施,让《“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中的重大工程项目统筹到国土空间规划中。
《“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是融合发展的规划。文化不等于旅游,文化价值不等于旅游价值,但文化资源、需求与旅游产品、活动密不可分,文旅融合发展不能仅仅依托传统渗透,而是要着眼于产业一体化,以实现两个产业的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应该是融合发展的规划,既要认清文化和旅游的差异,也要通过规划实现文化和旅游的乘数效应。
《“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是创新引领的规划。旅游与文化一直以来都是融合发展,旅游强调文化为魂,文化界非常在意如何有效地与旅游结合,从而落地文化价值。因此,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重点不在于它们是否融合,而在于如何运用创新理念引领融合。《“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应该是创新理念引领的规划,目前文旅融合的创新型开发还远远不够,更多是块状结合,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还不多。
二、《“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文化和旅游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但是,以往的融合一般属于自发性融合,缺乏系统和科学的理论指导,融合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要指导文旅融合发展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文化旅游融合须进一步深化。一方面是目前的文旅产品结合仅停留在文化表层,融合内容浅薄,形式单一,游客体验内容单调乏味。另一方面是我国的文旅产品的设计总体上还处于简单融合、模仿的阶段,缺乏对现代元素、创意IP等内容的应用,产品创新性不足。
二是文化旅游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差距影响,我国旅游业呈现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特点。文化旅游的开发顺应了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发达的区域,文旅融合程度较高,在经济欠发达区域,尚未形成大规模性的文化旅游产品聚集。因为区域差异,文化旅游发展要找准发展重点区域,树立典型示范项目。
三是文旅融合方法论体系尚未健全。在文旅融合的发展和研究中,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大多只停留在分析融合现状的基础上,对产业融合的思路、方式、结构等方法论体系没有进行深入分析。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本身主动融合的层面很多,但两者在产业发展模式和架构上存在很多不同,需要探索科学系统的融合方式,实现产业间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四是文旅品牌仍需持续培育。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大国,但是文化输出较弱,更是缺乏文化旅游方面的世界品牌。《“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应该加强文化旅游品牌的建设,扶持龙头企业,让中国文化旅游更多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带动中国文化旅游发展的标杆。
三、《“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编制重点
目前,文化和旅游部已经完成“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正在开展“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专题调研等工作,并且统筹确定了25个“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组织各司局结合本领域工作开展前期研究,为“十四五”规划编制提供支撑。
在《“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编制中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重新梳理文旅资源与现状
目前我国的旅游资源评价体系是在传统观光旅游发展阶段形成的,很难满足体验旅游时代的游客需求。我国地域广阔、人文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以及多种公共资源,均可与旅游资源进行融合,成为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
文旅融合专项规划编制应突破传统的资源分析框架,挖掘能够充分代表自身文化特质、对客源市场有吸引力、整合后能在具有充分市场竞争力的文化旅游资源。建立“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文化”的旅游资源分析框架,深挖文化旅游资源内涵,建立完整的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体系,筛选出对规划区最具价值的文化旅游资源。
首先,传统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内涵需挖掘。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具有较大重合性,但传统旅游资源的边界在延伸,文化旅游资源不再是单一的某个景点或具象的吸引物,它可以是一种城市气质,也可以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对应的规划编制中要将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解读,充分挖掘地方的资源价值;吸引更多旅游者,实现产业发展和文化保护的双赢。
其次,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旅游资源内容在扩充。除了传统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外,以现代文化为支撑的城市创意图书馆、博物馆、音乐节、小剧场等都成为热门的旅游资源。
(二)明确文旅融合发展目标与战略
坚持“以文强旅、以旅兴文”,结合当地文旅资源等级和分布,明确各地文化旅游发展重大任务、重大项目、重大产品,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划区的文旅融合总体发展目标,并且明确产业增值、区域布局合理性、产业结构优化、产品与服务提升等具体目标。
在充分了解当地文旅资源、市场环境、国家政策的基础上,分析出地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明确地区发展目标和文化定位,完成当地文旅发展的结构调整和重构,制定出文旅产业发展的详细战略和实施方案,培育形成文旅创意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推进组建跨界、跨域融合的产业集团和产业联盟,形成旅游、文化、体育、娱乐、康复、餐饮、传媒等融合的产业体系。
(三)制定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
对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原生文化等优秀地域文化及遗址遗迹进行保护和修复,保护和培养传承人,通过文旅保护与利用专题明确保护范围、规划目标、功能分区、建立保护管理体系、明确保障措施等,实现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开发利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需要在分析历史遗存、民族服饰、特色民居、民间工艺等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现状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开发利用分析民间习俗、节庆活动、仪式、语言、书法、舞蹈、音乐、戏曲、杂技、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现状,构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利用为核心的开发利用体系。
(四)创新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应该成为《“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编制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形成文化旅游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通过业态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等多种创新手段,形成文化旅游产业布局。其中,注重文化创意与旅游融合发展,明确文创产业与旅游融合发展的领域,完成当地文创产业发展的结构调整和重构,制定出文创产业发展的详细战略和实施方案。要挖掘文旅消费的新动能,构建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建设文旅融合创新业态系统。对于重点产业项目,应该确定行动目标,分解行动任务,保证重点项目的先行突破和落地。
(五)明确重大项目及其空间布局
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对国土空间进行统一部署,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性规划融合,推进“多规合一”。所以,《“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需要明确重大项目及其空间布局。使国土空间规划为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落地实施提供空间保障,这也是《“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落地实施的重要环节。
【正文】
一、1-2月份工作开展情况
(一)抓好经济稳增和综合监测。完成全年指标预计完情况分析和指标计划上会;完成2021年经济主要指标监测体系;做好商贸业、服务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入库有关工作。
(二)抓好项目促进和有效投资。印发年度投资项目计划及重点工程项目计划;起草年度投资考核办法;完成项目前期管理办法意见征求、“标准地+承诺制”容积率调整上会和2020年度征迁费用申报;完成上半年新开工重大项目协调会和省市集中开工项目补充申报;抓好士杰路与海毓路接通工程、梅东疏港二期等重大项目协调推进;做好吉利项目协调服务。
(三)抓好战略谋划和综合能源管理。按照党工委会议纪要进一步完善“十四五”规划纲要;抓好长江经济带、环保督察整改牵头工作,组织召开长江经济带工作会议,部署落实 “举一反三”相关任务;完成进一步加强与吉利合作相关情况上报;做好综合能源管理。
(四)抓好产业培育和企业服务。完成冷链物流平台项目建设方案初稿,并向主要领导汇报;完成5G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案意见征集;配合做好数字化改革摸底和应用场景项目申报;起草灵活用工试点企业UKey托管补贴方案;进一步完善现代服务业发展奖励办法;抓好春节期间安全生产检查和相关企业疫情防控。
(五)抓好金融风控和改革创新。完成金瑶QFLP基金注册落地,并继续推进自贸区梅山区块金融领域工作创新研究;继续开展私募机构专项排查,做好梅山地方金融组织年报工作。
(六)抓好小镇建设和人气集聚。开展小镇申报创建方案编制及红线调整、小镇3A景区创建工作;做好三创基地综合保障并食堂运营服务商采购公告;做好三创基地入驻企业2020年补贴。
(七)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利用“周二夜学”开展经发局“争先创优”系列课堂活动,完成主题读书活动。
二、3月份重点工作
1、抓好年度指标任务分解、一季度“开门红”部署安排和1—2月份商贸业、服务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入库。
2、完成年度投资任务、服务业指标任务分解和考核办法初稿。
3、做好省市集中开工活动前期工作。
4、“十四五”规划纲要。
5、抓好长江经济带、环保督察整改牵头工作。
6、会同口岸局、商贸集团、梅山开投做好冷链物流平台项目落地前期工作,开展项目主体组建、建设方案和政策配套研究。
7、推进灵活用工平台试点工作, 做好第一批灵活用工平台试点企业监测与风险防控。
8、推进医用同位素项目可研工作,2021年5G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案。
9、落实上级数字化改革相关工作部署。
2021年10月,商务部先后《“十四五”利用外资发展规划》和《“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提出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重点领域相关业务开放,稳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放开优质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条件,放宽外商投资法律、运输等行业业务范围、人员资质等要求,减少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体育娱乐等领域准入许可事项,结合负面清单调整涉及市场准入、投资经营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各类行政审批。《“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还提出,健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制造业、金融业等细分领域相关部委亦出台专项政策促进产业发展。其中,工信部等10部委在2022年1月14日出台的《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和中西部地区;银保监会在2021年12月3日出台《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明确保险中介市场对外开放有关措施的通知》,大幅取消外资保险经纪准入限制。
(二)强调自贸平台作用:强调发挥自贸区平台试
点开放以及贸易联动投资合作的功能“十三五”期间,中国自贸试验区数量从4个增至21个,在国家层面复制推广了173项制度创新成果,试点开放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实践中,自贸区也发挥着贸易联动投资合作的积极功能,2020年自贸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全国占比达到17.9%。2021年12月发改委、商务部《2021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将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至31条、27条,全面开放外资车企股比限制,实现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清零。2022年1月1日RCEP生效,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贸区正式落成。为高质量实施RCEP,1月26日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RCEP意见》),提出推动完善全国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版负面清单,落实好“十四五”规划纲要关于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重点领域开放部署。
(三)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持续推动资本市场
互联互通机制建设,继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2021年下半年以来,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建设明显提速,9月24日,债券“南向通”正式启动;10月19日,“跨境理财通”双向开通。跨境金融投资范围双向拓宽,2021年10月13日,QFII投资范围扩大至商品期货、商品期权、股指期权;2022年2月11日,存托凭证适用范围放宽并建立市场化询价机制。同期外汇管理改革亦持续推进。2021年9月,横琴方案提出探索跨境资本自由流入流出、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简化汇兑管理改革,12月29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试点办法》落地,“低门槛、无限制、投向广”的政策优势突出,便利境外投资者通过QFLP渠道投资内地企业。2022年年初,外管局在广州南沙等4地设立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开展QFLP、QDLP及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拓宽自贸区内企业跨境投融资渠道、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
(四)鼓励机构金融创新:为金融机构跨境业务创
新特别是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提供更多政策支持2022年1月26日的《RCEP意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提高人民币结算对贸易投资发展的支持作用。中国与多个RCEP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更紧密区域经贸合作对人民币使用有更大潜在需求,客观要求金融机构与时俱进提供配套人民币产品。1月29日,人民银行、外管局联合境外贷款新规,首次针对境内外贷款业务构建统一政策管理框架,同时大幅放宽参与境外贷款的银行范围,由原来的“走出去”项目拓展至所有境外非金融企业,体现了鼓励境外放款(尤其是本币)和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监管思路。在中国对外开放进程持续加快背景下,新规的出台为金融机构更深入服务中外工商企业跨境金融需求提供了更多便利,也为新时期中资金融业国际化经营拓展提供了更广阔空间。除了中央层面的政策创新外,多个省市纷纷提出吸引外资的具体举措。2021年10月深圳印发奖励办法吸引跨国公司设立总部,最高可获600万人民币;2021年12月北京出台25条措施稳外资,提出深化重点领域开放、打造总部经济、投融资便利化、税收优惠、优化外商生活服务等一揽子措施促进外商投资;2022年2月浙江提出利用外资实现新增长,制定“十四五期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000亿美元”的引资目标;2022年3月,全国首个聚焦外商投资权益保护的地方条例——《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进一步完善了广东扩大对外开放的法律框架。
二、政策展望: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发挥开放平台试点职能、完善深层次制度环境,仍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逻辑
展望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继续深入推动投资领域开放仍是“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内容,渐进有序预料将持续是政策优化调整的一贯原则和核心趋向。
(一)开放范围层面:实体经济领域侧重引导外资流向,持续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1.实体经济领域侧重引导外资流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外资区域分布中国已连续五年缩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引导外资在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行业上,扩大鼓励类投资项目、缩减负面清单仍是稳外资工作的重要抓手,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均是重点引资方向。地域上,2021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4.6%、20.5%和14.2%,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引资潜力和空间较大,未来随着“一带一路”持续推进、RCEP生效,中西部地区有望发挥政策及区位优势,承接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打造引资的新增长极。2.资本市场领域持续推动双向开放,香港与内地互联互通机制建设仍是重要内容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复苏、人民币资产价值凸显,2021年外资净流入3846亿元、创近5年新高,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规模亦创下历史新高。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稳步推动资本市场制度型双向开放成为热议话题,加快推进与国际资本市场通行规则的连接,建立融资功能完善、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的资本市场生态,是未来推进制度型双向开放的重要工作方向。据统计,境外投资者持有内地股票超七成通过沪深港通购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资金进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通道,沪深港通扩容亦有望与中概股回归形成良性互动。
(二)开放节奏层面,充分重视和利用自贸区、自贸港等开放平台的试点开放功能
自贸区港有着贸易自由、货物存储自由、货币流通自由、人员进出自由等特征,天然的政策和区位优势下贸易开放与吸引外资互促发展,2021年全国21个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增长19%、海南自贸港引资实现翻番、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示范地区服务业引资占全国的33.4%,各类高水平开放平台已成为引外资高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自由开放为总基调,开展差别化探索、发挥对外开放“试验田”作用,推动现代服务业尤其是医疗、教育、数字经济等行业的开放,将成为各类开放平台的政策发力方向。此外,前海方案正式,也为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进一步拓宽了先行先试的政策空间。
(三)制度保障层面,继续全方位优化完善关键领
域的制度环境是新时期扩大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以提供土地、税赋优惠为主的简单直接型引资,在改革开放超过40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攻坚期,深度优化关键领域的制度环境,引导外资投入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方向融合、提升外资在优化完善“双循环”体系中发挥更深层次的作用,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实践中的重点领域,比如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短期内稳定汇率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中长期持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在汇率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简化外资进入程序和手续,扩大QFLP、QDLP、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等试点规模和范围,以高水平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开放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资金流动。加强外商投资企业保护,通过立法保护企业权益、落实国民待遇等手段营造良好的引资环境,稳定外资企业预期,吸引优质跨国公司加大对中国投资,激发新的发展活力。
1引言
当前,我国建筑业正在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阶段。资质改革也将会对建筑行业进行重塑,传统的建筑企业在经营模式、创新发展、管理提升等方面将迎来新的机遇[1]。特别是在数字化大潮的影响下,建筑企业必须转变观念,守正创新,敢于走出舒适区,以科学合理、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为引领,以创新驱动为动力,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多种手段创新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从而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是企业结合国家政策、行业发展、自身特色和发展定位制定的长期目标,并分解为阶段性目标而付诸实施的计划,其对企业发展起到引领和指向作用,决定了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任务。科学合理地制订战略规划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卫星等新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国内经济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变革,建筑企业的发展也将在这种改革中受到极大影响。公路施工企业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历史机遇,紧密结合自身经营发展优势,制订两年规划、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等。在国家层面上“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等都对交通建设行业的发展提出明确的发展方向。“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指出“构建便捷顺畅的城市(群)交通网、形成广覆盖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网”。企业在制定战略规划中的经营方向时,要认真解读前述政策文件,在公路绿色建造技术、城市通路网、城郊交通路网、农村路网等业务面重点部署。另外,在区域上也要重点谋划,如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2]等国家级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体量巨大,机遇空前。战略规划要分级规划、明晰发展方向、匹配相关资源、制定激励政策、强化执行等,以确保规划有序实施。
3经营模式创新
3.1市场开发模式
大多数公路施工企业仍然以传统公路施工项目为主,通过施工总承包、专业分包等模式开展经营,并未能跟上国家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工程总承包(EPC、EPCM、D+B)项目等新开发模式的步伐,未能够及时转变经营理念来迎接机遇和挑战,逐渐被行业所淘汰。企业家要紧跟国家政策、研读分析,结合自身优势创新市场开发模式,融合投融资、设计、施工等相关资源,开展EPC、PPP、TOT等项目,提高市场竞争能力[3]。
3.2市场结构布局
市场开发是根本,是持续经营的基础,没有市场,企业生存将难以得到保障。因此,企业家要高度重视市场开发。为规避区域性政策风险对公路施工企业的影响,可优化市场结构布局,设置区域划分明确的市场开发机构,多区域、强协同、共享资源地进行市场开发。要在国家重点支持的国家级城市群、乡村振兴等领域深耕细作,同时要培养市场开发人员综合能力,提高合法经营能力,规避开发风险。3.3经营业务多元化公路施工企业应逐步从单一公路施工向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产业链延伸。内部可细化为路基、路面、桥梁等专业公司,形成专业化公司,打造专业化班组,提高施工效率。外部可尝试由只提供公路施工产品向提供融资投资、规划设计、材料供应、施工建设、运营维护、咨询服务等综合型服务发展,同时延伸公路行业向市政、建筑、水利等多领域、多元化发展,适当分散投资风险。
4管理机制创新
4.1公司制管理
集团化公司要推行集团—分(子)公司—施工项目部三级管理、两级考核,强化一线目标责任成本管控措施,要充分调动基层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制定超额利润分配办法,通过超额利润分配激励广大基层干部职工投身工程建设。公司管理要推行全面预算,公路建设投资体量大,全面预算可显著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减少流动资金闲置,提升企业综合管理水平[4]。
4.2财务管理
资金是企业经营发展的核心。公路建设周期长、投资大、利润低等导致公路施工企业负债较重。如何盘活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如何在新的投融资模式下降低融资成本都是企业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目前,国内融资模式较多,企业要结合自身经营能力和融资能力,选择适宜的产品,国内常用的融资模式有银行贷款、信托贷款、公司债、承兑汇票、民间融资、融资租赁、股权众筹、资产证券化、中期票据等,同时财务管理也要由传统手工记账方式向信息化和数字化方向转变,推行业财一体化,提高财务统筹管理和动态管理水平。
4.3工程管理
公路施工企业要推行工程管理信息化向数字化发展,通过信息化管理手段动态监测各施工项目经营情况,加强过程控制,提出亏损临界预警,动态纠正数据偏差。通过推行数字化,对工程成本进行汇总、分析和使用,利用信息化工具考核施工项目部管理水平,并为经营发展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同时,工程管理信息化系统要充分体现工、料、机价格和供应情况,对单价过大的子项目进行报警,对闲置设备或冗余材料进行提示,以便于项目间、公司间的横向调配,减少资源浪费。
4.4人事管理
人才战略是未来企业竞争取胜的法宝。如何打造积极活泼、公平公正、开放竞争的用人环境至关重要。企业要建立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搭建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打造动态的人力资源数据库,同时要创新选人用人机制,通过竞聘、演讲、才艺展示、层层推荐选拔等多种模式为职工提供展示才华的机会,同时要有序推进老、中、青三级人才梯队建设;建设企业大学,开展职业技能、特殊工种、综合管理等方面的专项培训,为员工成长成才提供培训机会和广阔舞台,真正打造人尽其才、才尽其能、各尽所能的用人环境[5]。
5科技创新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瞄准战略新兴产业和工程建设实际需求,搭建产业协同创新联盟,开展自主攻关和联合攻关。
5.1资金扶持
我国公路施工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而技术的突破需要有强大的资金支撑。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先后出台了大量鼓励开展科技创新的政策: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由25%降为15%,实施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企业家要真正认识到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和支撑作用,只有充分保证创新经费的投入,支持创新工作的顺利开展,才能够通过创新催生出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先进技术和优秀成果,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内生动力和利润增长点。
5.2产研融合
公路施工企业相对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其实践经验丰富,但施工任务繁重、科研能力欠缺,而科研院校理论丰富、人才济济,但实践较弱,因此,施工企业要学会向高校智库借力和借智,搭建融合创新平台,推动产研深度融合,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打通科研和应用链条,使科学研究为工程建设服务,使科学研究具有更加旺盛的实践土壤,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5.3精准科研
公路施工企业要面向行业重点支持的绿色建造方向开展科研攻关。路基路面方面要在长寿命路面、道路养护改造技术、自融雪路面、自修复路面、冷热再生技术、温拌沥青技术等开展攻关;桥梁方面要在装配式桥梁、钢混组合桥梁、超高性能混凝土、深海基础施工、数字化梁场、智能建造等开展攻关;隧道方面要在超前预报、智能化隧道掘进施工一体机、智能监测等开展攻关;交通设施要向智慧交通设施等方面开展攻关。
5.4创新人才
企业要高度重视创新人才培养建设,为创新人才提供开放宽松的研究环境,重点打造企业创新领头人,以创新领头人带动创新学科的发展,提升企业创新影响力。
5.5成果转化
企业要积极融入全国行业学术交流和成果转化平台,在行业中宣传和推广先进的创新成果,同时要充分依托自身承揽项目优势,开展成果转化,用科技成果提高市场占有率,助力企业发展。
对标卫生与健康“十三五”规划纲要、2011-2020年妇女儿童“两纲”目标,各镇、街认真梳理辖区指标完成情况,全力推进各项工作收官进度,确保如期完成指标任务,迎接上级专项督导。在做好2011-2020年“两纲”终期评估工作基础上,根据省卫生健康委工作部署,结合市实际确定新周期妇女儿童“两个规划”和“十四五”妇幼健康事业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
二、推进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建设
鼓励支持市、县妇幼保健机构探索建立保障与激励相结合的运行机制,落实医改提出的医疗机构“两个允许”要求,通过开展绩效考核和机制创新增强工作人员积极性和责任感,从而增强妇幼保健机构内部活力和发展动力。继续开展妇幼健康服务联合联动,促进优质资源下沉,提高基层妇幼健康服务能力。鼓励妇幼保健机构开展中医药服务。积极推进妇幼健康信息化建设,促进信息共享。
三、强化母婴安全保障管理
全力做好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母婴安全管理工作。按照卫计发〔2018〕213号文件,《关于印发区母婴安全行动(2018—2020年)和健康儿童行动(2018—2020年)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继续推进母婴安全行动计划,认真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对孕产妇安全管理按属地化管理原则层层压实责任,对管控不力出现严重后果的单位实施约谈追责。深入开展母婴安全质量提升年活动。强化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能力建设,今年按省工作安排组织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技能演练竞赛和妇幼健康服务人员岗位练兵活动,提升妇幼健康服务人员能力素质。开展市级孕产妇危重症、孕产妇死亡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评审。提升孕产妇系统管理质量,有效降低剖宫产率,初产剖宫产率控制在45%以下,将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控制在16.5/10万和4.2‰以下。
四、促进妇女儿童健康发展
基层医疗保健机构要以母子健康手册为载体,完善生育全程服务链条。推动开展青春期保健、更年期保健服务,满足妇女不同时期健康需求。落实基本避孕服务,做好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工作,促进生殖健康服务融入妇女健康管理全过程。按照卫计发〔2018〕213号文件,《关于印发区母婴安全行动(2018—2020年)和健康儿童行动(2018—2020年)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继续落实健康儿童行动计划,加强儿童健康管理,重点强化新生儿保健和高危儿管理,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90%以上。加强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管理。支持市妇幼保健机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门诊建设,提升工作质量和内涵。
五、落实出生缺陷防治措施
落实《省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方案》,进一步健全出生缺陷防治网络。统筹推进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进一步加强免费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工作,加大宣传力度,避免工作大幅度滑坡,婚前医学检查率不低于50%,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80%,叶酸服用率达到90%;规范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
六、巩固妇幼健康扶贫成效
以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目标为基准,深入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新生儿疾病筛查、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等公共卫生项目,新筛项目列入市十大工程,各镇、街要强化培训督导,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妇幼健康均衡发展。
七、加强妇幼健康行业监管
《农业人才英语能力培养研究》基于当代农业人才自身英语水平同国际化需求的差异,主要论述了当前社会农业人才英语培养的社会背景、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等知识,并据此深入探讨了农业人才培养策略,例如根据实际需求为农业人才英语能力培养制定方案、为农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环境、为农业人才的英语能力培养提供助力等。该书理论阐述清晰明确、理论结构明朗科学,可作为高校农业英语人才培养创新探索之良好借鉴书籍。目前,从农业英语专业人才就业调查报告大数据来看,我国农业英语专业人才能力水平总体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很多人的英语水平局限于文字书写,无法适应新时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究其根本,主要是由于:第一,国内英语教育是以分数产出的应试教育,农业工作者们大多不具备过硬英语翻译能力和素养,进入社会后脱离大学英语教育的语言环境,英语使用明显不太流畅,能实现汉、英流利转换的人屈指可数。第二,农业工作者本身不注重英语在农业建设方面的应用。第三,我国农业改革速度虽快但时间不长,加强国际农业合作与交流的理念还未形成深刻共识,故高校农业英语专业教育教学并未充分重视人才英语翻译、运用能力素养的培养。在经济全球化的21世纪,要想实现农业国际化发展,必须要先完成四个前提。首先,生产国际化。农业生产的过程不局限于本国生产,在全球各国间形成生产链,加强国际合作。
其次,商品国际化。中国农产品物资数不胜数且受许多国家青睐,让农业产品“走出去”实现商品的国际价值,促进我国农业生产要素国际性流通,增强国际竞争力。最后,人才国际化。农业人才承担的不只是指导农业生产技术,还包括农业科技研发创新,研究全球性农业产品融资,把握农业国际化发展方向,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与国际社会快速接轨。
笔者在2019年度河南农业大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JWC-JG-2019A026)、2019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19SJGLX224)的资助下,结合农业国际化发展趋势及我国高校农业专业英语翻译人才培养实际,对农业英语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略作探讨。
一、以农业国际化发展趋势为依据,切实调整人才培养模式
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农业英语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国际化成为大势所趋。一方面,高校要积极做好师生思想工作,提升师生对农业英语教学国际化发展的认识,激发师生参与农业英语翻译学习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优化、探索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在加大农业英语翻译人才培养实践信息化教学设施建设的基础上,高校要积极联动农业相关部门、科研机构、国内外高校等多个主体,积极构建资源优势互补的国际化合作平台,并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翻译人才培养成功经验、教学模式,不断切实调整、改善自身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农业英语翻译人才培养的系统性、专业性、时代性。
二、以问题为导向,依托农业专业知识教学
农业现代化、国际化发展趋势向农业英语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不小的挑战,高校要坚持以教学实践中的多种问题为导向,脚踏实地,依托农业专业知识“抓好”、“抓精”农业英语翻译人才培养教学。农业英语翻译的核心是农业专业学科理论、技术知识,要想提升农业英语翻译人才整体素质能力水平,需要紧紧围绕农业专业学科基础理论、技术革新、前沿发展等知识,讲方法、讲技巧地开展农业英语翻译人才翻译素养、技能培养。同时鉴于农业英语突出的实践性、应用性,高校还应积极开辟更多实习、实训渠道,例如与农业国际博览会、交流会以及农业生产加工相关企业构建合作教学新模式,既为农业英语翻译教学体系理论提供行业发展第一手资讯,也为学生锻炼、强化农业英语翻译能力提供良好条件。
先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学校体育是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工程,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体育强国和教育强国的重要工作。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快速进程中,经济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渐变大,农村的经济、教育、基础条件等多方面都滞后于城市。并且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农村地区的部分学校只是片面的追求升学率,从而忽略了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培养体系,使农村学校体育教育事业发展与城市相比相差巨大。当前县域环境下的农村学校体育发展仍未完善达到相关政策方针的要求,短板问题依然严峻,与构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培养教育体系背道而驰。本文先对县域条件下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进行定义:指在县级行政区域内通过合理资源配置优化和完备的功能配置催生农村学校体育向好发展。文章中对县域环境下的农村学校体育发展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性与重要性的探讨分析,并指出了一定可行性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以期对目前县域环境下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一些解决路径。
1、基本概念界定
1.1、“县域”
“县域”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六大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所谓“县域”是以县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基本导向进行合理空间资源配置与优化,并且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和完备的功能配置。
1.2、农村学校体育
鲁丽、裴东景等学者在《多维视角下的农村体育研究》中论述道,农村学校体育是指在以农村学校教育为主的环境中运用身体运动、卫生保健等手段,对学生施加影响,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通过查阅各种资料,作者对本文中的农村学校体育的定义总结为:农村学校体育泛在农村学校体育环境下以农村体育教育为主运用身体运动进行体育锻炼的一种群体性体育教育活动。
2、农村学校体育发展偏颇的表现
2.1、农村教育资源匮乏、教育体系质量不高
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教育资源受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教育经费等多方面的影响,这也是制约着农村学校体育发展和实现农村学校体育教育目标的重要因素。基础设施方面,2007年国家出台《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学校在核定的范围内对体育设施配备一定的比例,小学阶段18个班级以下必须配备200m田径场一块、篮球场一块、排球场一块、器械体操和游戏区要达到200m2;初级中学校18个班级以下必须配备300m环形田径场一块、篮球场两块、排球场一块、器械体操区需要达到100m2。作者通过走访部分乡镇农村学校调查发现村级农村学校基础体育设施不完善,农村中小学400m跑道的标准运动场相当缺乏甚至没有,非标准运动场也破烂不堪。运动场地和在校学生人数配备比例与现行标准下国家文件中所提到的农村学校体育场地与班级配备比例相差甚远,农村学校体育在基础设施方面与城镇学校相比较其功能与设备完善远未能达到城镇学校体育的基本要求。因此,农村学校体育基础设施资源的配备不足和与之相关的体育功能配置尚未达到完善程度,这严重制约并影响着农村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人力资源方面,教育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是实现教育发展均衡的首要条件,教师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最大动力,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体育教师的引导和培养,在师资匮乏的现实背景下,农村学校体育教师还存在结构不合理、待遇差、教学观念落后、专业水平较低、工作量大等问题,这严重制约着农村体育教师主体作用的发挥。农村体育教师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年龄结构、学历结构、性别结构的不合理。其中,年龄结构区间相差较大,部分城乡学校体育教师多以年轻、高学历或者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为主,而恰恰相反的是农村学校体育教师多以退休或者退休返聘老师为主。学历结构不合理。就目前形势来看,一线大城市主城区中小学任教老师学历均需要本科及以上,研究生学历也占多数,在农村地区只需专科学历通过考核合格后就可以任教,这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形成巨大差异。男女性别结构方面失调,由于师范性质体现在男女结构差异上,男女教师性别结构明显失调,大多数呈现出女多男少的现象;在学科上却恰恰相反,体育女老师相对较少甚至一些学校基本没有体育女老师。因此,教育人力资源的趋于合理是实现教育公平和减少城乡教育差距的重要保障。教育经费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势头突飞猛进,但也出现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农村地区,原教育拨款总量相当少,即使增长幅度很大,教育投入也并未满足实际需求。研究发现,农村学校体育教育经费来源单一,主要依靠上级财政拨款为主,即使投入同等额的教育资金来援助农村学校体育发展,但因受各教育资源因素的制约与牵制等问题,教育经费通过层层下拨,在下达到地方学校时,教育经费所发挥的功能性效果显著不大,很难最大程度达到直接下发于农村学校所产生的效益明显。
2.2、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农村学校体育教育发展是全面提升体育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体育教育质量对学生运动技能的提升以及身心健康发展具有极大影响,国家教育改革计划中明确指出了有关提高教育质量的方针与政策。在国家教育改革计划的背景下农村学校体育发展依然受到一些潜在因素的制约,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人”。人是制约农村学校体育的关键,比如说,农村学校校长或者教学管理第一责任人对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视力度直接影响到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情况,其次是体育教师专业化程度的高低,体育教师专业化程度的高低有可能带动或直接影响同学们的运动兴趣,高程度专业化教学有利于创新教学方式,甚至带动整个学校的体育教学向好发展;(2)“物”。物质保障是整个教育事业运行的基础,农村学校体育的基础设施器材是保证学校体育开展的关键。就运动场地与器材种类而言,相比于城镇化中学,农村学校运动场地有些还是砂砾地等;器材种类方面,农村学校一般以三大球为主,但在三大球中也很少涉及到足球的教学,同时在农村学校一些体育教学器材数量远不能达到《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中所要求的基本数额。因此,从多方面的结果来看,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相比于城镇而言,制约农村学校体育发展因素要多得多,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空间资源也是非常有限的。
3、农村学校体育现实问题
3.1、农村学校体育认知定位存在偏颇
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既没有发扬先进教育思想观念,也没有吸收城镇先进的认知理念,反而部分农村学校中优秀体育教育理念模式也有所丢失,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学校体育认知定位有偏颇。研究发现,农村学校体育认知偏颇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统思想观念的认知偏颇。农村地区一些家长普遍认为“体育”是一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有“搞好体育,步入田地”的想法。这种“重智轻体”的固有思维在农村家长中早已经根深蒂固,其根本原因在于学校教育传播观念误差,使得一些家长对体育科目产生偏激想法,认为学习成绩是衡量一个学生好坏的重要指标,也忽视了素质教育中人的全面发展;(2)乡村教师对体育课程的认知偏颇。相比主科,其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在农村学校体育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娱乐课程,导致部分体育教师对体育课程不重视。近几年,部分省市出台了相关政策意见,随着体育科目入中考与其他语数外主要科目同样比重分数,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家长与部分农村体育教育工作者对于体育科目的重视程度;(3)由于农村地缘条件恶劣的影响和思想观念认知定位的不足,严重妨碍了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无法更好吸收外来城镇先进体育理念。因此,基于以上三方面分析,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问题主要还是对于体育认知观念与思想认知水平低劣,导致农村学校体育发展停滞不前,为此需要切实解决思想理念这个重要源头问题。
3.2、现有空间教育资源不足
优质的空间教育资源是推动农村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制约农村学校体育教育的最重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师资力量的缺乏,农村体育教师的专业素质不足,在新课标体系中无法发挥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农村学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不充分问题会导致农村学校教师出现结构性的缺编,出现与体育教师所教非所学的严重现象。在国家教育改革进程中,教育逐渐出现均衡化以改善此类问题,同时也通过“支持计划”“对口支援”“特岗计划”等政策措施使农村体育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补充并趋于合理,但现实情况下也并未满足实际需求;(2)体育器材是体育运动开展的重要媒介,在绝大部分乡村学校中无论是体育器材种类还是数量都是相当缺乏的;(3)教育的基础固然是教育经费的投入,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县级政府与教育局二元化政策使教育经费开支相互牵制,经费使用观点不一,这样一来就使得农村学校教育经费不足,同时无法满足正常教育开支,也加大城乡教育差距。
3.3、体育意识淡化,轻视体育课程
2016年5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2016]27号)明确提出:“以培养学生兴趣、养成锻炼习惯、掌握运动技能、增强学生体质为主线,完善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建立大中小学体育课程衔接体系。”通过调查发现,农村学校体育在思想上几乎没有确立创新性的指导思想,都是按照当前所谓的“常规锻炼”和“日常惯例”等方式来运行。《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创新人才培养”目标,摆脱固有的体育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放羊式”的水课体系使学生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同时课程体系内学生潜力未能得到更好发掘。体育意识与课程体系意识淡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形势下,不少人认为体育课仍然属于副科,学生家长以及学校领导的不重视使得农村体育教师对于自己的教学成果没有期望,体育教师的劳动价值与功能价值未能得到充分的肯定与理解,与主科教师相比农村体育教师没有什么突出的福利来鼓励驱动农村体育教师内生动力发展,长时间的问题积累几乎导致了农村学校体育教师出现“怠课”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对体育意识的淡化以及体育教师轻视体育课程重要性,是当前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最主要现实问题。
4、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创新路径思考
4.1、思想上改变农村学校体育教育观念
学校体育教育是培养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当前部分农村学校普遍对学校体育的认知地位产生偏颇的教育观念,同时传统的固有思想左右着农村学校学生家长的想法,封固先进教育思想理念,这使得农村地区对体育教育认知产生严重偏差。因此,在农村首先需要改变其思想观念,一方面转传统体育教育观念为先进素质教育理念,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学生对体育锻炼的理解与重要性认识,改变家长对学校体育教育的价值认识和功能性认识。
4.2、优化空间教育资源配置
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体育教师的指导与培养,在教育资源极缺的农村地区,如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成为了棘手的问题。在当前农村学校体育的基数大、分布广、规模小等一系列特征下,需要从政府到地方学校各个层面都应以农村学校体育的具体需求进行定位,做到教育资源的精准供给,提升体育资源配置效率,转化由传统的“量”到“质”资源配置,此外还需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路径。首先,从师资上采取引进优秀毕业生和优秀在职老师,政府也可通过鼓励政策和适当编制份额以及补偿工资、福利政策等方式吸引优秀教师和优秀高校毕业生扎根农村体育事业发展。此外还可通过对现有的体育教师提供专业化的培训,以提高教育师资的教学质量保障社会进程不断变化的教学需求;其次,在体育基础设施上借鉴城镇体育设施,实施体育设施共享,积极动用社会多方面渠道的投入用于加强学校的基础体育设施建设和硬件设施建设。教育资金上,积极向上级部门申请加大教育资金的扶持以备基础教育资金管理和消费,另外还可以通过红十字会募捐、对口支援捐赠等方式提高教育资金力度。因此,农村学校体育教育资源是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短板,我们需要有效规避,以实现多方参与供给、协同治理、合理布局应用农村体育资源,实现多元途径供给和多元治理体系,优化空间鉴于资源配置以达到农村学校体育路径创新。
4.3、建立健全体育课程评价机制
课程评价机制是一种对教师教学成果的考察以及学生学习成果的检验,对于教育教学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因此,合理必要的评价机制在教学中十分关键。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小学体育课程有着错误的认识,评价体系不完善。课程开展以后体育课程评价机制的关键在于创立科学规范的校本体系,校本体系包括对学生学习成果、教学过程、教学内容等多方面内容的考察。学习成果上依照学生对体育运动技能的掌握作为评价标准,其中教学过程以教师课程整体性效果和学生的正向评判为依据,教学内容上严格按照新课标的标准体系来进行规范评判。因此,建立健全体育课程评价机制是势在必行的,通过各种体育课程的综合评价指标来衡量体育课程的整体水平,在考核学校体育工作成效时,应将学生的满意度和学生对体育的兴趣程度,以及学生内在参与运动的驱动作为体育课程评价体系指标。这样不仅优化了体育课程的评价机制,还促使农村学校体育教师对职业规划的需求与内生驱动因子的提升,同时也为体育课程向着健康创新的方向迈进。
5、结语
当前是在“十四五”规划的新开局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背景下,农村学校体育发展关系着整个学校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现阶段农村学校体育发展还颇显不足,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充分,思想观念陈旧落后等原因依然是阻碍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最突出的因素。提升农村学校体育发展并非一朝一夕,其任务任重而道远,为此我们需要充分利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时机,把握学校体育发展新机遇,采取有利学校体育发展的有效举措,把握新时期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新思路,这样才能解决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现实问题与创新路径,从而促进农村学校体育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庆山,曹际玮.农村学校体育的生态困境及其治理策略[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04).
[2]吴剑明,揭光泽,石真玉等.粤西沿海地区农村学校体育现状与发展对策[J].体育学刊,2013,20(2).
[3]王祥全,姜勇,仪俊希.体育课程一体化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选择与架构设计[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09).
[4]赖宗明,于易,吴飘.基于空间正义理论下农村学校体育“贫困”治理研究[J].福建体育科技,2020,39(4).
1引言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全面提高运行效率和宜居度。当前,智慧城市的建设已在全国各地有序展开,而部署建立如5G基站、高清摄像头、电子警察等集约智能的设施是构成智慧城市体系架构的基础。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多以路灯立杆为载体,根据需求搭载无线通信、环境监测、信息、智慧交通等基础设施,将“综合杆”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首要工程进行推动[1]。综合杆具有高度集约化、共享化和智慧化的特点,涉及多个专业,并需与多个政府管理部门对接,然而目前还未有针对综合杆的全国性标准和统一的建设管理法规,对传统的设计模式提出了新问题。
2综合杆的概念和建设现状
综合杆尚未有统一的名称,主要名称包括综合杆、智慧灯杆、智能综合杆等。广东省地方标准《智慧灯杆技术规范》(DBJ/T15-164-2019)将其命名为智慧灯杆,上海市地方标准《综合杆设施技术标准》(DG/TJ08-2362-2021)将其命名为综合杆,本文参照上海市标准,使用综合杆为本文名称。虽然综合杆的名称尚未统一,但其“多杆合一”的基本特征已然清晰:以城市路灯立杆为载体,根据需求选择搭载交通标牌、交通信号灯、电子警察、治安监控摄像机、无线通信基站、环境监测传感器、LED显示屏、公共广播、电动汽车充电桩等设备。搭载的设备可完成城市信息的感知、监测和收集,及时获得城市运行数据,并传送至“城市数据大脑”[2-4]。目前除一线城市外,综合杆在多个城市仅为了改善道路杆件林立、线网杂乱的现象而建立。从其功能而言,仅实现了设备的多杆件合一,但各设备的供电、控制系统、数据传输、线缆敷设等因管理部门的独立运营需求,又分散独立设置。在“智慧城市”所需数据融合和共享的前提下,建设时如仅考虑外观形式上的多杆合一,是不足以满足智慧城市建设发展需求的,还需考虑深层次的数据合一、供电合一、管理合一[5]。
3设计难点
3.1政策和标准缺失
虽然不少城市已制定“智慧城市”的建设规划,但更侧重从数据处理、应用场景和实现“一网统管”等方面提升城市数字化治理能力,具体到综合杆的设计,则尚未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如综合杆的设计范围、综合杆杆件设计标准、综合杆设施搭载的原则等,以上问题均为设计前置条件,若无政策支持,基本不可能统一市政、交通、电力等多方意见。即使通过与管理部门多次对接,逐步调研清晰设计需求,但因统一标准的缺失,同一道路的不同路段或者不同建设时期都会导致综合杆建设的差异,无法有效为“智慧大脑”提供跨层级、跨系统、跨地域的数据支持[6-7]。
3.2设计原则不明确
以往城市道路建设时,沿线机电设施一般仅涉及道路照明、智能交通和交通安全专业。各专业设计标准和设计目标明确单一,且互不制约。如道路照明专业只需参照路灯照明相关设计标准,并满足路灯管理部门要求的传输和控制等相关要求即可。当采用综合杆建设时,设计中面对的开放的、动态的、交织的因素异常增多,以道路照明专业为例,则存在一些设计难点。1)杆件点位布设原则是动态的传统道路照明专业只需参考《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2015)的布设原则布设照明路灯。如采用综合杆,还需参考《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50688-2011)对电子警察、监控摄像机等的布设要求、《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GB14886-2016)对交通标志标牌的布设要求。同时,综合杆搭载的Wi-Fi、公共广播等设备也具有对应的布设间距要求,以上各种约束导致道路照明专业无统一确定的杆件间距布设原则可遵循。各重要杆件的布设位置只能依赖设计流程中各专业人员动态反复调整后确定。因此,杆件布设的原则是动态、滞后、片面和不可概括的,是统筹满足各专业要求和交警等管理部门意见后的最大公约数。2)电源点位布设原则是动态的传统道路照明专业只需考虑沿线路灯的供电需求,进行箱式变电站的布设,因目前道路照明多使用低功率的LED灯具,电源供电范围可达1500m,且无需24h供电。如采用综合杆,相比于5G基站、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用电负荷的需求,道路照明负荷权重几乎可忽略。然而设计之初,因城市管理部门未参与工程,5G基站、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设施是否设置以及如何设置等问题,大多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逐步确定。即电源的布设点位也是动态的,一旦在工程推进过程中确定要增设如汽车充电桩等设备,则会导致供配电系统方案的整体调整,影响工程进度。3)设备配电原则是动态的传统道路照明专业只需考虑路灯配电,并在电源箱处预留交通安全设施接入回路。如采用综合杆,由于综合杆搭载设备种类繁多,如果各设备依旧自设电缆引电,比如同一杆件上的功率非常小的车牌抓拍摄像头、公安监控摄像头分别从电源箱处各自沿道路敷设电缆引电,一是电缆和管线资源浪费严重;二是综合杆电源仓内也没足够的空间;三是道路沿线箱体林立,影响城市美观。如果考虑统一配电,则因设备权属单位不同,各单位均要求配电箱体以及控制系统、电能计量独立,导致多线合一或多箱合一只能是美好的设想。
3.3设计流程高频往复,成果文件空前交叉
在以往城市道路建设时,机电设施专业多线程齐头并进,成果文件各自成稿。在采用综合杆时,各专业需在一张路线底图中进行设计工作,设计流程是单线程的,比如,道路照明专业完成照明杆件布设后,传递给智能交通专业。智能交通专业进行设计时,不可避免要调整杆件布设位置或间距,待其调整完成后,还需传递给道路照明专业核实调整。待以上两个专业往复对接核对后,后续还有交通安全专业、通信专业、监控信号等专业的按序加入,每一个专业的调整都会影响整体的布设,同时也需其他专业的配合。可见,综合杆上每增加一类设备,其设计复杂性和工作量将呈指数级增长。另外,综合杆设备供电和数据传输的统一性决定了各专业设计文件的共生性,无法有效拆分。若各专业设计文件编成一册,在文件编排上又可能会影响工程概预算分项、设备招投标、标段划分等工作。
3.4设计管理体系不成熟、综合性人才不足
城市道路建设通常由市政设计院进行设计工作,各设计院内部已建立起模块化、规范化的设计管理流程,并按照专业形成班组化的人员组织架构。班组化的人员结构,可在满足设计质量的要求下,有效缩短设计周期,适应城市建设的需要。但不同专业人员的班组架构也形成了天然的信息传递壁垒,必然导致信息传递的片面和低效。综合杆的设计需各专业的空前配合,信息需高频多次往复传递。班组化的组织架构已不能满足大量信息流畅传递的需求。在设计院内部,各专业都有对应的负责人、总工程师进行图纸的复核、审核等质量审查工作,签署名字并承担相应设计责任。由于综合杆需要将不同专业的设计成果编制成一册图纸,在设计界面、图纸编排、图纸审核签署等需要掌握各专业知识的综合性人员进行统筹和管控,在设计端也需要综合性的设计人员。
4解决措施
4.1制定政策保障
综合杆是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一个城市若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必须制定综合杆建设的相关保障政策。在工程设计前期,建设或设计单位即可依策与市政、交通、电力、公安等相关部门进行有效沟通,明确综合杆件设备搭载需求、数据传输等相关设计目标,可极大缩短工程设计周期,减少变更,并建成适应城市发展所需的功能齐全、覆盖面广的综合杆设施。各地方可成立综合杆建设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编制相关政策文件,制定综合杆建设需求和计划,协调各设施管理部门,统筹规划综合杆的建设布局,科学、合理、有序、有效地推进综合杆的建设。
4.2制定统一标准
不少厂家为了蹭热度,大肆宣传设备共杆就是综合杆。为了追求美观或节约成本,一次性将杆件的功能和搭载设备框定,后续如需增加设备,只能新增设杆件或采用抱箍安装的方式。为消除这一现象,应结合智慧城市建设需求制定综合杆件标准,对综合杆件的部件、样式、规格、装配和安装进行统一要求,规范灯杆的硬件接口,充分考虑综合杆件的可扩展性。在缺少统一设计标准的前提下,不同设计院在面对同一个城市道路综合杆设施设计工作时,只能通过经验整合或技术提炼完成综合杆的设计。经验和技术鸿沟不可避免会导致综合杆设计成果的差别,进而影响城市综合杆设施的统一性。因而,国家层面需制定设计标准,对综合杆设施的供配电、数据传输、防雷和接地系统、设施搭载原则等做出统一的要求,才能全范围更高效推进综合杆件的建设。
4.3设计院整合人员架构,培养总体性人才
在“一杆一设计”的设计需求下,设计院内部应整合人员架构,按照综合杆工程设计所需专业进行人员重整,建立起综合杆的专属设计团队。该人员体系可有效打破信息传递间的壁垒,在保证设计周期的前提下,大幅度减少图纸中的缺、漏、碰等错误。另外,设计院内部应着重培养掌握道路照明、智能交通、交通安全、通信传输等不同专业知识的综合性人才,可统筹设计界面、设计文件编制、成果汇报等内容。在设计软件上,可采用三维BIM协同作业模式,要求所有专业人员在同一个中心文件进行项目设计,提升整体设计效率,既解决各专业间设计冲突,亦不会造成图纸泄漏和信息丢失。
5结语
在“智慧城市”建设需求下,综合杆将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推进。本文通过与传统城市道路机电设计流程对比,剖析了综合杆设计中的难点,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可为城市综合杆大范围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参考文献
[1]吴国华.智慧灯杆的现状及应用场景探究[J].通讯世界,2021,28(5):2.
[2]陈晨.多功能灯杆在城市道路建设中的应用[J].数字通信世界,2020(8):2.
[3]肖辉,李文超,朱应昶,等.多功能智慧灯杆系统应用研究[J].照明工程学报,2019,30(4):5.
[4]袁珍.基于5G的新一代智慧路灯设计方案[J].鄂州大学学报,2021,28(4):2.
[5]陈希.基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综合杆设计与应用思考[J].光源与照明,2020(7):4.
一、问题的提出
“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入中高速的“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是人口红利渐失、简单依靠对原材料加工转口式的生产难以为继、资本流动的国际化趋势明显、服务业兴起、科技创新与制度红利必须强调并落实的经济发展阶段。①一方面,“十三五”时期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包括到二二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等等。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统计,从“十四五”期初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将以较快速度减少,预计10年间均减少870万人,尽管目前开放了二胎生育政策,但是二胎生育意愿不高且生育要在多年内逐渐实现,实际上引起生育水平大幅反弹的可能性很小。②因此,面对“十三五”时期的新要求、新变化和新特点,必须以劳动者自身为突破口,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妥善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转折所引发的挑战,这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全面实现“十三五”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坚实保障。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而素质技能是劳动者身体、技能和文化精神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和能力的反映,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决定着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深入研究劳动者素质技能,正确梳理劳动者身体素质、技能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的区别联系,有利于明确劳动者素质技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引起劳动者对素质技能的广泛重视,通过不断提高并充分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解决劳动者素质技能短板问题,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十三五”时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此外,研究劳动者素质技能也能够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提供必要的研究依据,从劳动者角度研究身体素质、技能素质以及文化精神素质也可对以上学科建设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劳动者身体素质、技能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的有机统一
(一)劳动者身体素质
劳动者身体素质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基础,它包括人的生理构成的各项指标、健康状况、寿命、体能等等。没有劳动者身体素质的保证,劳动者技能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也就无从谈起,但是目前我国劳动者身体素质仍在存在一定问题,影响了技能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的提高。
2014年我国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等级以上的人数平均水平百分比为89.6%。3~6岁幼儿达到“合格”等级以上的百分比为93.6%,20~39岁成年人为89.0%,40~59岁成年人为88.1%,60~69岁老年人为87.1%,男性为88.2%,女性为91.1%,城镇人群为91.1%,乡村为87.2%。
2014年我国“国民体质综合指数”达标为100.54。3~6岁幼儿为102.65,20~39岁成年人为101.45,40~59成年人为99.77,60~69岁老年人为99.00,男性为99.28,女性为101.42,城镇人群为100.60,乡村人群为99.71。
由此可知,我国20~59岁成年人、男性以及乡村人群体质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在综合测量指数中也未达标。由图4-3可知,与日本成年人相比,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国成年人体质均处于落后水平。成年人作为我国劳动者的主力军,其身体素质水平的落后势必影响到技能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的提高。
(二)劳动者技能素质
劳动者技术素质是主体,包括人的受教育程度、知识、各方面的技能,技术素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科技进步的关键。目前我国劳动者技能素质偏低,结构不合理现象突出。以职工群体为例,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职工群体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比重情况大学本科以上占19%,初中以下仅占1.6%,初中为22.6%,高中为34.6%,大专占22.2%,但是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相比而言,难以更好的适应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三)劳动者文化精神素质
劳动者文化素质是主导,包括价值观、思想和道德,还包括人的精神状态和意志。一个人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对于身体素质和技术素质的形成和使用是主导性的。文化精神素质看似不在生产中起作用,但却主导着身体素质和技能素质的发挥,主导着劳动者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劳动者文化精神素质普遍没有引起重视,不仅难以树立劳动者正确的价值取向,难以培育良好的思想道德和精神意志,也难以使劳动者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是希望在社会上倡导一种积极向上、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来促进人们文化精神素质的提升,进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
(四)劳动者要确保身体素质、技能素质与文化精神素质的有机统一
劳动者身体素质、技能素质、文化精神素质是有机统一的,共同在劳动者发展中起作用。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是基础,由多项身体指标构成,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提高技能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的基本保证。劳动者的技能素质是主体,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至关重要。劳动者的文化精神素质是主导,没有文化精神素质,就体现不出人发展的本质,体现不出人性升华的意义所在。可以说,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是以身体素质为基本条件,在文化精神素质的主导下运用并发挥劳动者的技能开展的。
三、劳动者实现身体素质、技能素质与文化精神素质的全面提升
以下笔者就“十三五”规划纲要所引发的几点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1.就劳动者身体素质而言,一方面要继续通过国家层面宣传和落实“科学健身,全民健康”活动,号召劳动者及时进行身体体质测评,引起劳动者对身体素质的重视,从幼儿及青少年阶段强调身体素质意识,完善社会福利,提供劳动者科学健身的条件与平台。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符合条件的适当降低养老金领取标准,提高医疗报销比例,确保劳动者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2.就劳动者技能素质而言,促使劳动者由内而外的、积极主动的、与时俱进的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在政府、企业提供技能培训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培训条件,注重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熟练掌握和运用普通技术,加强对核心技术的研究,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学习型、创新型人才。
3.就劳动者文化精神素质而言,提高劳动者文化精神素质绝非一朝一夕,而是要伴随社会发展、劳动者身体素质和技能素质不断提高的长期过程。政府层面上要积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采取劳动者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增强劳动者的国家意识、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企业层面上要努力培育积极向上、人文主义的企业文化,为劳动者提供内化于心的人文关怀。劳动者也要自觉形成主人翁意识、积极进取和艰苦奋斗精神,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每一个劳动者都要以自己的劳动托起中国梦。
注解:
①参见:董武全,《经济“新常态”下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几点思考》,《理论导刊》,2015年第9期。
②参见:《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2]王劲松,《提高劳动者素质与精神文明建设》[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3]刘永佶,《辩证法:人性升华的主导因素和社会变革的方法论》[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4]刘永佶,《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是经济发展的根本》[J],《民族教育研究》,2004年第3期。
[5]庞丽霞,《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地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J],《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1期。
[6]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4、375页。
[7]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8]王淑霞,《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9]董武全,《经济“新常态”下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几点思考》[J],《理论导刊》,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