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学研究，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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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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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比较“文学”与“文化”谈

早在1994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就在《比较文学新视野》一文中指出“当前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和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多元文化的总体研究；围绕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在不同文化体系中进行相互比照和阐释”。〔2〕刘象愚、曹顺庆等学者也相继提出，“当代比较文学的论争已经离开了文学的领域，争论的要点已经不是在文学的范围内比较文学如何进行的问题，而是比较文学究竟是一种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的问题”〔3〕，“在比较文化大潮涌起之时，要想回避文化研究，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4〕

为了能够尽快融入国际化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国学术界所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也均以此为题。如主题为“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的1996年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使世界文化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由差异走向共存，并通过中西文字在言、象、义三个方面的对比，探讨其对于中西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此外，与会者还围绕着人文精神对于中西不同的时空观与生死观进行了剖析，并强调了在全球表面趋同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差异性的重要性。1996年9月在山东大学召开的“跨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研讨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变，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这是一个机遇，但同时由于本学科所特有的不确定性，从而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影响最为广泛的则是在历届年会中规模最为盛大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定为“文学与 文化对话的距离”。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外学者大力倡导东西方文化、文学平等对话，并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大势所趋，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正经历着一次新的科际整合。与会者还对中西诗学的异同、阐发、对话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中国传统诗学及文论话语应尽快完成现代化转换，通过与西方对话发现差异，从而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比较文学界也已经加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从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发展的潮流之中”〔5〕，而“跨文化研究也将在世纪之交成为国际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更新发展的显性话语”。〔6〕

就此，乐黛云先生率先在《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一文中对于比较文学之所以“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机”、发生历史性转化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分析。这主要是由于“西文中心论的隐退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繁荣”，从而使得比较文学新的国际性得以形成；“后殖民主义的深入人心，使得各民族返本归原充分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大大丰富和发挥了自己的民族性”；而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则是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任何自我封闭、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这一切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比较文学可以不再局限于同质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是在欧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异质文化的比较中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广阔空间。事实上，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深刻宏伟的工业革命和文化转型，过去得到广泛认同，认为无可置疑的默认常规都已受到挑战而变得不确定。”由此，乐先生做出了相应的预测，尽管如今比较文学“面临着民族文化复兴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种种复杂的新问题和悖论”，但“只要迎接挑战，提出新的理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文学就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7〕只是在这个新阶段到来之前，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例如，比较文学是应以文学研究还是以文化研究为本？文化研究会不会导致文学本体的失落？学科边界的泛化将会对比较文学自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话题都是颇有争议的。

对于“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研究的一种开拓”这一命题，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对其发展前景相当乐观。如乐黛云教授认为，“比较文学通过文学文本研究、文化对话和文化误读现象，研究时代、社会及诸种文化因素在接受异质文化中对文学文本所起的过滤作用，以及一种文学文本在他种文化中所发生的变形。这种研究既丰富了客体文化，拓展了客体文化的影响范围，也有益于主体文化的更新”。〔8〕叶舒宪教授也提出“比较的视界仅仅停留在‘文学’本身，未能深入到文化整合要素中去，因而也就不能升华到比较文化的透视高度……‘文化’视角的引入是解放学科本位主义囚徒的有效途径，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的更远……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比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较文学，但有深度有洞见的比较文学研究自然是比较文化。换言之，比较文学研究若能得出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那将是其学术深度的最好证明。”〔9〕

但是，同样的命题在另一些学者眼中却意味着新的危机与挑战。正如当代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乔纳森·卡勒针对有些学者所打出的“泛文化”的旗帜指出的那样：“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就会面临其自身身份的又一次危机”，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其研究对象可以包括世界上任何种类的话语和文化产品”。〔10〕事实上，比较文学是不可能涵盖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那么其所设想的比较文学的广泛性也就无异于镜花水月，“既然什么研究都是比较文学，那比较文学就什么都不是。”〔11〕所以说，刘象愚、曹顺庆等教授对这一问题如此重视并非是空穴来风。刘象愚在《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一文中，将这种“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说明文学本身，而是要说明不同文化间的联系和冲撞”的比较文学研究倾向称为“比较文学的非文学化和泛文化化”。并强调，“这种倾向使比较文学丧失了作为文学研究的规定性，进入了比较文化的疆域，导致了比较文化湮没、取代比较文学的严重后果。”同时，他也对这种“泛文化”出现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其哲学背景是后现代的各种思潮。“其中以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解为最烈。”当强劲的解构主义浪潮将文学的自身本质特征消解殆尽，“文学变成一堆‘漂移的能指’或‘语言的游戏’”之后，文学自身的失落必会令比较文学变成纯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的研究，呈现出非文学化的倾向。此外，打破了学科界限却缺乏理论上的有机统一性、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混为一谈的新历史主义，关注焦点始终停留在文化层面上的女性主义和新，也都是令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型的始作俑者。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比较文学必须固守文学研究的立场，比较文学的研究当然要跨越民族文学的界限、文化的界限，也可以跨越学科的界限，但不论跨到哪里去，都必须以文学为中心，以文学为本位。换言之，研究者的出发点和指归，必须是文学。在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并非不重要，但它只能作为文学研究的补充和背景，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只有在比较文化中，它才能成为核心。”“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领域，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化的一个层面，比较文化是比较文学的背景，二者不容混同，也不能混同。”〔12〕这一论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谢天振在《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一文中也曾表示，“比较文学向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向发展，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本身特点所早已决定了的”。但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不应抹杀或混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文学研究学科的性质。“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以文学文本为其出发点，并且最后仍然归宿到文学(即说明文学现象)，而不是如有些学者那样，把文学仅作为其研究的材料，却并不想说明或解决文学问题”。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定位为“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较文学，而不是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否则，“必然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甚至导向比较文学学科的消亡”。〔1 3〕

那么，这场由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关系问题所引发的讨论，究竟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谢天振等学者认为，这些争议均来自“对比较文学自身学科理论研究的阙如和忽视”。比较文学自身所特有的边缘性，“一方面使它充满活力，成为本世纪文学研究中最卓有成效的特点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它显得范围空泛、方法繁杂”。这既“扩大了学科之前的新领地”，也“使一个国家的学科与他国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14〕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福克玛等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去专门谈比较文学理论了，甚至没有必要去讨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义，因为文艺理论研究完全可以将其取而代之。对于比较文学究竟是作为独立的学科还是作为方法论更为适当，学科理论究竟存在何种特征与疏漏，中国学者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由于比较文学学科所独具的边缘交叉性、开放性，为其划定学科界限是相当困难的。正如乐黛云教授所说：“不设限，不成其为学科，固定设限又妨碍学科的发展”，这门学科注定在“名”与“实”的不断发展中走向成熟。〔15〕刘象愚教授更是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从这一学科具有开放性的基本特征看，甚至可以说它永远不可能获得彻底解决，这就是说，它的界定将处于一个永无终结的动态过程中。它将永远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永远需要说明自己是什么。”〔16〕对于这个问题，饶芃子教授也有同感，所以她提出，我们现在所应该做的，是“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从一个个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进行研究。

当然，学科理论界限的模糊性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可有可无，而是表明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开放性的体系，它能不断地自我更新，又能不断地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来丰富自己。”正如谢天振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探讨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理论，并不意味着要求人们围绕着所谓的比较文学定义进行无休止的概念游戏，而是要求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进行探讨，寻找比较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所在，要求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比较文学研究进行深入的、具体的思考，并作出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总结。”〔17〕陈悖进而将学科的理论建设具体限定在了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建立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研究，二是关于本学科学术研究和自身发展的各种问题的理论探讨。”〔18〕至于学科理论的核心规范，刘象愚教授则将其定位在了“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之上，即要跨越民族文学、跨学科、文化、语言的疆界，立足于文学性、中国传统文学以及研究者自身素质之上，正是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辩证互动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核心”。〔19〕

总而言之，以往作为理论背景出现的文化在文学研究中将凸显出来，这已是国际学术界对于“后文学时代”的全球话语的普遍定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型。文化研究对于比较文学而言，是一柄名副其实的双刃剑，至于其是否能够切实起到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的作用，而不是将其淡化甚至是湮没，还在于用剑之人，即比较文学研究者自身对这一研究方法的界定与应用。

“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学派”

在1996年第二期《中外文化与文论》上，有两组代表了文学研究新趋势、极为重要的笔谈，分别是围绕“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学派”这两个话题展开的。

与“比较文化”对于学科影响的本质性相比，“后殖民主义”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冲击似乎来的更为外在，也更为直接。对于这一思潮力量之强劲，学者张颐武究其原因，认为“后殖民”的力量正在于它超出了西方现代性话语所编码的那种普遍性／特殊性、时间上的滞后／空间上的特异的二元对立，有力地切入当下中国的“状态”及历史之中。这种中西双向的阐释策略能够“以理论获得对当下状态的分析，以当下的状态反思理论”，从而“获得一种新的、打破旧框框的想象力与创造性”。〔20〕王宁、陈跃红等教授则对于“后殖民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们认为，尽管其从后现代主义那里汲取了批判和解构的特质，对于西方的中心主义与第三世界所处于的“他者”角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仍是对“以往的旧殖民体系的一种‘新殖民主义’之内部的批判”的继承和强化。这是由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本身所具有的两重性决定的，应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1〕陶东风在对“后殖民批评”流行于中国学术界、并掀起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浪潮的现象进行了反思之后，提出了“在检视西方中心主义或东西文化关系时，必须有一种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完全以民族的标准或文化相对主义来消解文化价值的普遍标准”的独到见解，并认为“这是摆脱我们在文化的民族化与世界化两种诉求间紧张关系的惟一出路。”〔22〕

至于具体到比较文学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许多中外比较文学家都在力求突破西方中心论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这对于欧洲知识分子而言，所需要的是摆脱自身的殖民倾向，努力接受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较，意味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而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界，则是面临着“在后殖民的全球语境下，如何对待自身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正如傅勇林在文章中所谈到的那样，“世纪之交后殖民阶段的到来促使民族文化复兴、多元文化共存是跨文化研究成为全球主流话语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不再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元文化模式去看待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呈异态分布，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寻求全球共享文化价值的过程之中进行跨文化研究抑或深掘本土话语以求异质文化的交融共铸便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3〕

对此，乐黛云教授认为，西方中心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中心的取而代之。如今，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只能是“以互补、互识、互用为原则的双向自愿交流”，而这正是后殖民时代比较文学的基础。这就推衍出与其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去和世界交流；其二是如何交流，通过何种方式交流。”乐先生提出，“我们用以和世界交流的，应是经过当代意识诠释的、现代的、能为现代世界所理解、并在与世界的交流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中国文化”。至于如何交流，这主要取决于交流的工具，即能以相互沟通的话语，“双方都能认同和理解的一套言谈规则”。各个文化群体或个人之间所进行的自由对话是在各自的话语中完成的。“这里所用的话语既是自己的，又是已在对方的文化场中经过了变形的。”在多种文化体系间进行平等对话中，“可能会借助旧的话语，但更重要的是新的话语也会逐渐形成。这种新的话语既是过去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这样的话语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世界各民族就会达到相互的真诚理解。”〔24〕与乐先生从国家的角度入手、分析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刘象愚教授则将目光集中在了同一国家的不同种族之间。他侧重于“族群”，即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认为“后殖民主义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力图重新审视东方的同时，也催发了比较文学中的族群研究”。族群研究的重新崛起，“表现为从互为他者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定位主流文化和族群文化”，并“对事实上的文化不平等加以研究，从而探索形成文化霸权和差异的根源”。族群研究所体现出的是典型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对于这种少数族裔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如今业已成为比较文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25〕

至于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问题，自李达三、陈鹏翔等著名学者于七十年代率先提出之后，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所在。“中国学派”这一提法有无必要、其理论特征与方法论体系何在成为争论的中心。以乐黛云、刘象愚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对于“中国学派”的说法并不以为然，认为刻意地追求一种派别上的划分是毫无任何意义可言的。即便如此，他们也同样坚持，中国比较文学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皇甫晓涛曾提出比较文学研究要超越传统必经的几个转变：“一是从学院里走出来，走向交流与发展；二是从欧洲中心论走出来，走向世界与全球；三是从文学里走出来，走向历史与综合；四是从方法论里走出来，走向目标与创造；五是从民族、种族文化对峙中走出来，走向互补与完善；六是从纯学术中走出来，走向人文与文化。”〔26〕这也同样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走向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学派”的赞同者中，曹顺庆教授率先为其作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阐述与界定。他认为，“如果说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研究’跨越了国家界线(或称国家‘墙’)，沟通了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第二阶段(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学科‘墙’)，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的各国文学关系；那么，正在形成的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中国学派)所倡导的‘跨文化研究’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化与文学，以真正国际性的胸怀和眼光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此外，他还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即“在跨越异质文化的阐释之中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在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寻求中西文论的互补与互释，在民族特色探讨与共通规律寻求的基础之上，达到中西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学观念的重建。”〔27〕在方法论层面上，他认为“中国学派”应以跨文化的“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等五种方法为支柱，从而深化和发展比较文学的研究。

总之，惟新是鹜、以西格中的殖民心态固然不可取，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同样会阻住我们研究和发展的脚步。因此，我们应该尽快摆脱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既定思维模式，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平等的文化对话，并将中国传统诗学中仍有生命力的部分成功地进行现代性转换，建构真正能够跨文化的学术话语，在国际学术界中起到“中国学派”所应当起到的作用。

新领域、新方向——文学人类学

具体到研究方法层面，除了传统的异质诗学比较之外，另有以叶舒宪和萧兵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他们借鉴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具有相对普遍适应性的原型、象征等模式出发，力图从总体文化的角度、从富有历史纵深感和阐释力度的深层破译中追求中外文化的融通，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逐步提升到文化模式的发现与概括。这就是将文学与人类学两门不同的学科进行有机地结合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所谓文学人类学，就是以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28〕这对于文学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人类学是最没有边界的学科”，“它最不怕迷失个性、迷失自我，因为它是研究人类及其体质、文化发生发展和转换、生成的科学。”〔29〕

文学人类学是一门非常有潜力的学科，因为它所研究的是文化之“本”，是对作品根本性的文化解读。现阶段的文学人类学，就研究对象而言，还主要是神话与上古典籍；就方法的倾向性而言，目前主要侧重于形态比较分析，侧重于以人类学的一般模式研究具体的文本，再由具体归于一般，由此寻得人类的普遍规则。因此，正如刘毓庆所言，我们应当“将人类学的一般文化模式与具体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背景还原)相结合，考察民族文化独特的内涵，从而对民族文化与文学做出新的认识。这样由普遍返回具体，由一般返回特殊，由空中落到实处”〔30〕，这样文学人类学研究才会更有意义。

如今，这门新兴的研究方法已得到了学界的充分重视。1996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成立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从而在学术体制上保证了文艺学与人类学的沟通交流。1997年11月，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在厦门举行，多位专家学者就科际整合课题进行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讨论。《文艺研究》与《新华文摘》也先后刊发了以“探讨文学人类学，拓展研究新领域”为题的专栏，在学者中引起广泛关注。正如王小盾教授所说，文学人类学的特点，在于研究手段的高度综合和对事物本原的高度重视。“在文学研究各分支中，它是对事物内在关系具有最大穿透力的学科，又是兼容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的成果和方法，因而拥有最丰富的技术手段的学科。也许，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形式，就将以文学人类学的兴起为开端。”〔31〕

与理论的蓬勃发展相应的是，1996、1997年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也是颇丰的。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属于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方法与比较诗学的共有75篇(本)，尤其是前者的数量与过去几年相比明显增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理论研讨的重视。其中包括李达三、罗钢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新开拓》(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论文集著，梳理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并传达了最新的学术成果与信息。

对文学关系、接受、影响的研究，如今仍是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主体之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著约有43篇(本)，如黄鸣奋的著作《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蔡先保的《试论三大宗教经典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江汉论坛》1996年第二期)，谢莹莹的《卡夫卡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外国文学》1996年第一期)等。学者们通过对于文学影响研究上的比较与阐发，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崭新视角对文学、宗教、戏剧等艺术形式在异质文化圈中的跨文化传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此外，他们还通过这种对比，反观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并将其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视野中重新加以观照，从而对已非常熟稔的文化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此外，涉及到具体作家与文本的“两两比较”仍是研究中的“常青树”，1996、 1997两年约有76篇(本)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为了与学科理论研究相契合，涉及到具体文本的研究也都纷纷从人类的共同的生命和体验出发，对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主体根据其不同的历史经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这些共同问题所做出的独特解答进行分析，从而由点及面地应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深层模式的比较。如王瑜琨的《从〈喧哗与骚动〉和〈红楼梦〉看中西挽歌式悲剧精神》(《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第二期)，郑万鹏的《〈白鹿原〉的史诗构造：与托尔斯泰长篇艺术比较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四期)等，皆是如此。与比较文化拓展相迎合的跨学科研究与形象学研究，作为新兴的学术门类也已获得长足的发展。比较学者们纷纷著文，对其学科发展态势进行展望、学科理论进行建设。但遗憾的是，研究者们对这两门学科的探讨仅止于理论层面，真正能将理论付诸实践、进行有效的平行研究的学术著作也不过是寥寥数篇而已。尽管如此，傅存良的《李白〈上云乐〉中的狮子形象》、刘阳的《唐诗中所见外来乐舞及其流传——兼论唐人诗中的“何满子”》等文章仍为这一舶来理论向中国文本分析的转化作了有益的尝试。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比较文学而言，1996、1997两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上承“后殖民主义”影响研究，从而形成了有关“中国学派”应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坚持话语权的讨论；下启文学人类学、形象学等新兴学科方法的理论探讨与具体应用，体现出了比较文学研究打通古今、中西合璧的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宗旨，为世纪之交比较文学即将进行的文化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5〕谢天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3期。

〔2〕〔8〕《比较文学新视野》(代序)，《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12〕〔16〕刘象愚《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4〕〔11〕〔27〕曹顺庆《是“泛文化”还是“跨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6〕〔23〕傅勇林《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7〕《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9〕叶舒宪转引自傅勇林《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10〕乔纳森·卡勒《归根到底，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年第2期。

〔13〕〔14〕〔17〕谢天振《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15〕《比较文学——在名与实之间》，《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18〕《三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19〕《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20〕《在新的语境之中寻求》，《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1〕王宁《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地文学》，《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2〕《中国当代后殖民批评之我见》，《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4〕《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25〕《“后”字号理论与欧洲中心主义》，《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26〕《发展研究与中国比较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28〕彭兆荣《边界不设防：人类学与文学研究》，《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

篇3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138-02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是日本唯美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谷崎文学以丰富的内容、流畅的叙述、熟练的表达技巧，以及对官能美和日本古典美的思考和描写，获得了“大谷崎”“谷崎朝时代”等盛赞。1937年谷崎润一郎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1949年以《细雪》荣获朝日文化奖。1963年《疯癫老人日记》获得每日艺术大奖，1964年被选为全美艺术院・美国文学艺术研究会会员。1960年和川端康成一起获得了日本最初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其五十五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具备了“恶魔主义”与“古典回归”的文学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就这样，谷崎文学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存在，研究谷崎文学对更好的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关于谷崎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主题思想研究

国内对谷崎润一郎的主题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分析其“女性崇拜”思想。比如：蔡榕滨的《娜奥密：娜拉般的勇气、子君般的宿命――析〈痴人之爱〉中的“女性崇拜”思想》和《谷崎润一郎“女性崇拜”辨析》、蔡二勤的《谷崎润一郎的“女性崇拜”思想与〈春琴抄〉》张能泉的《谷崎润一郎女性人物刻画的几个特点》等。另外，还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论述其主题思想的论文。如：陈嫣玲的《永井和风与谷崎润一郎的女性观之比较》和张锐的《谷崎润一郎的唯美主义和中国人的女性崇拜》等。

2.美学理念研究

谷崎润一郎作为唯美派的代表作家，构筑了自己独特的美的世界。关于其美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唯美理念的形成和阴翳美学两个方面。首先，关于其唯美理念的形成，主要集中在和王尔德唯美理念的比较以及对其独特的唯美世界的分析上。比如：吴学平的《王尔德与谷崎润一郎》、张韵韬的《简论王尔德与谷崎润一郎小说的唯美特色》等，论述了谷崎和王尔德唯美理念的异同。此外，张能泉的《论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曾真的《谷崎润一郎唯美主义文学论》、王丽君的《试论谷崎润一郎文学作品中的唯美主义》、齐的《谷崎润一郎的唯美世界》等，明确分析了谷崎的唯美主义文学创作理念。其次，在阴翳美学的研究方面，大都是以其作品《阴翳礼赞》的美学思想为理论依据，对其他作品进行解读。比如：任方圆的《谷崎文学的阴翳美学―以〈少将滋干的母亲〉为中心》、丁敏华的《谷崎润一郎小说〈春琴抄〉的阴翳之美》、谭爽、赵薇的《阴翳之恋―解读谷崎润一郎及其唯美意识》、纪录的《浅析阴翳美的形成与日本国民性的关系――以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为例》等。

3.关于谷崎润一郎和中国关系的研究

关于谷崎和中国关系的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谷崎润一郎的中国之旅以及将其和中国留日作家的比较两个方面。首先，关于其中国之旅的研究有戚江虹的《谷崎润一郎“东洋回归”之路》、孟庆枢的《谷崎润一郎与中国文学》、李雁南的《谷崎润一郎笔下的中国江南》、崔玮玮的《谷崎润一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文洁若的《日本文豪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结―兼议〈细雪〉》、张能泉的《论谷崎润一郎首次中国之行后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等。

目前，日本方面关于谷崎润一郎的研究也甚嚣尘上。成立了谷崎文学研究会，每年都有大量的作品发表。日本国内关于谷崎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创作思想研究

关于谷崎创作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女性崇拜”思想的解读以及从精神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其创作。关于“女性崇拜”的研究有：高头麻子的『女Zりの造D谷崎一郎における性装、西f保的『谷崎一郎「痴人の邸工刃陇筏づ、谷藤叶月的『られた妖D――『痴人の邸护摔撙牍绕一郎の女性Q、半藤一利的『恋文行ったり来たり谷崎一郎の「神としての女性、金子明雄的『金のかかる女たちと金をかける男たちD谷崎一郎と女性等。从精神心理角度对其创作进行分析的作品有：细江光的『谷崎一郎深婴违欹去辚氓，千叶俊二的『狐とマゾヒズム、罗胜会的『谷崎一郎――背反精神への欲望、三好昭子的『谷崎一郎の否定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xkについての分析、河野多惠子的『谷崎文学と肯定の欲望和『谷崎文学の愉しみ等。

2.创作风格研究

谷崎在其创作中先后形成了“恶魔主义”和“古典回归”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对其创作风格进行研究的著作及论文有：前田久德的『谷崎一郎物Zの生成、小田切秀雄的「『源氏物Zと谷崎一郎、长野尝一的『谷崎一郎と古典、永荣启伸的『谷崎一郎D付流する物Z、三岛佑一的『谷崎一郎と大阪等。

3.作家研究

昭和45年，伊藤整在中央公论社发表『谷崎一郎の文学一文，将谷崎润一郎评价为与西鹤、紫式部并肩的存在。这是战后对谷崎润一郎划时期的新评价。对于作家谷崎润一郎个人的研究还有以下著作及论文：小谷野敦的『谷崎一郎唬禾锰盲郡肴松、永荣启伸的『u还绕一郎、山口政幸的『谷崎一郎・人と文学、吉田精一的『文豪「谷崎一郎Du弧弧⑽哺咝抟驳摹呵嗄昶诠绕一郎和『壮年期谷崎一郎等。

4.关于谷崎润一郎和中国关系的研究

日本国内关于谷崎和中国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之旅以及和中国作品的比较两个方面。比如：西原大辅的『谷崎一郎と|方主xDD大正日本の中国幻想、阎瑜的『谷崎一郎の中国旅行と「支那趣味の涿病缓汀阂痪哦年代の日中文学者交流のル`ツを探るD田hと谷崎一郎の交流を中心に、崔海燕的『二人の南子：谷崎一郎「麒麟と林Z堂「子南子、柿木原组的『Elと谷崎一郎の周x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关于谷崎文学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主题思想、美意识、作家研究等方面。也有研究谷崎润一郎和中国关系的论文和著作，但大都集中在谷崎润一郎的两次中国之旅以及将其和中国留日作家或作品的比较两个层面。研究其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及其成因的文章还是凤毛麟角。谷崎润一郎从小接受汉文化教育，具有较高的汉诗造诣，两次中国之旅更是成为其从“恶魔主义”到“古典回归”的转折点。研究其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及其成因是很有研究价值的。然而，令人高兴的是国内外学者在谷崎文学研究方面已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为以后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和丰富的经验。相信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对谷崎文学的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1〕叶渭渠.谷崎润一郎传[M].新世纪出版社，2005.

〔2〕伊藤整.谷崎一郎全集[M].中央公社，1983.

〔3〕野口武彦.谷崎一郎.[M].中央公社，1981.

〔4〕江光.谷崎一郎DD深婴违欹氓去辚氓[M].和泉院，2004.

〔5〕孟庆枢.谷崎润一郎与中国文学[J].日本学刊，1996，（3）：13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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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学说决裂。”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著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二、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作者：毕慧婷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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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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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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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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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271-01

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研究或者说文学批评，是一种定性的、阐释性的、以阅读体验为基础的研究（赵永刚 2011），这就导致文学研究的准确性可能会受到研究者个人感受的影响。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在文本语料基础上进行语言研究的语料库语言学逐渐引起了文学研究者们的关注。这种量化的、描述性的且以概率为基础的语料统计分析，恰好能弥补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不足，使文本的分析描述更系统、更可靠（赵永刚 2011）。

一、利用语料库进行文学分析的优势

Wikberg（1997）认为，传统的语篇分析是个案式的、动态的、从微观到宏观、意义和形式互动的定性分析；而运用语料库手段进行的语篇分析则是批量式的、静态的、从形式到意义、微观与宏观互动的量化研究。以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可以做出具体的定性定量分析，使用语料库的方法可以轻松地统计出整个文本的字节数、形符数、类符数、平均词长、平均句长、句长标准差、平均段落长以及段落长标准差等。这些具体的数值都为后续的作品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是语料库角度的文学作品分析与传统文学分析方法最大的差别，也可是说是优势之一。然而，语料库语言学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赵永刚（2011）认为，首先需要满足的是语料库的工具不能对文本或者语料产生限制。其次，不符合语法规则的文本不会影响文本分析。最后，使用语料库的研究过程不应该需要大量的人工检查。

自语料库语言学被研究者们用于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研究后，其研究重点也发生过转变。李晋（2010）指出，“该领域的最初研究以归纳验证文学文本的语言特征为主，而后期逐步转向对文本‘意义’的探析……可见语料库开始被用来对比研究不同文类的文体差异，以更好地归纳文学文本的特征。”

二、从语料库入手的外国文学实证研究

张海云、谢群芳（2010）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越南著名的中篇小说《志飘》进行了检索分析，从文本特征、故事情节和写作特色等角度对此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他们首先使用了Wordsmith Tools软件中的词表（wordlist）功能对文本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接着又使用了主题词（key word）和词图（Plot）功能对小说的故事情节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又根据索引（Concordance）对这部作品的写作特色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避免了传统文学批评中只注重概念演绎或者生搬某种文学理论进行穿凿附会的弊端”（张海云、谢群芳 2010）。

刘娟（2013）同样使用了语料库工具，从语料库文体学的视角探讨了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伊芙琳》一文的主角伊芙琳的精神逃亡。她借助语料库工具对文本的主题词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期能对伊芙琳的心理活动进行一个更为客观的描述，探讨她在选择逃亡时的心路历程。这样的研究方式，避免了因文学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而产生的自发性和循环论证的弊端，通过更为可观的定性、定量分析，呈现出作品凝重而深刻的西方道德伦理观。

与之前研究不同的是，任艳、陈建生、丁峻（2013）的研究并不是以某一部文学作品为对象，而是针对英国哥特式小说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这类小说在词丛方面的文体学特征，并据此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他们认为，传统文学批评通常是基于评论者的直觉，通过逻辑思辨得来结论；而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可以提取客观数据，运用语料库文体学的方法和手段，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更进一步拓展文学批评的准且行以及客观性（任艳、陈建生、丁峻 2013）。同时，这种摒弃某一单独作品或者是同一作者的多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而将某类型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也不失为一种新的文学文体学研究方向。

三、结语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不断发展，将语料库工具运用到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似乎已经成为了必然结果。只要能够充分掌握语料库工具的使用方法，正确认识到语料库研究方法的优劣之处，扬长补短，必定能够得到一种更为完善、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方法，从而达到拓宽和深化文学研究的目的。

参考文献：

[1]Wikberg K.On the study of discourse and style using the techniques of corpus linguistics[J]. Language and computers，1997，（20）： 311-330.

[2]李x.语料库语言学视野中的外国文学研究[J].外国语，2010，33（2）：82-89.

[3]刘娟，道德与情感的交融――从语料库文体学视角探讨伊芙琳的精神逃亡[J].外国语文，2013，29（4）：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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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主要主要分布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各高等院校的外语系、中文系以及相应的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正是由于以上的分布特性，我国当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着以下的优势:人力优势，当前我国各大高校分布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内其他的研究机构，其人员优势是其他机构所不能相提并论的，这为我国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根本的基础;国内高校的教学涉及多个国家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涵盖的领域之广也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相应的学者可以更加完善的进行研究;在学校中，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应用于教学的，使学生通过这些研究的学习可以更充分的了解各国文学的背景、文化底蕴以及文学差异，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人员师资的稳定性，当前国内的各大高校中，都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师资队伍，有资深的教授引导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而同时也不乏中青年研究力量的加入，研究队伍前赴后继不断壮大;各国高校之间经常会有一些学术交流会，这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团队可以不断的接收到新的思想，与各国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接轨，丰富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课题。

三、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优势很是明显的，从国家规划到具体学术研究机构以及研究人员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还是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方面。

1．我国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国家高度的宏观调控手段，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不同高校的不通学者之间欠缺必要的交流，信息不能互通，所以难免会发生学术研究重复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的浪费。

2．当前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学者都会趋之若鹜于某一个时期热门的课题以及热点的作家，而面对较有难度的课题或者学术难题时，就会很少有学者敢于接受挑战，对于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之处也很少有人问津，以至于这些领域遭遇搁置和冷落。

3．虽然当前不乏国际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但是我们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的最新动态的了解还是会相对滞后的，仍然会有很多的作品仅仅是对外国文学的简单的翻译和罗列、盲目的跟风，缺乏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研究。

4．虽然目前国内对于外语的热衷程度很高涨，但还是以英语为主流，而且主要还是处于普及的程度。在研究外国文学的队伍中尚存在一大批外语水平较低、无法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原著，只能依赖于相关的翻译作品或者其他的评论著作，这也会从一定程度上造成曲解，影响到了对于原著内涵的领悟。

5、我们的文论话语尚存在问题。面对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大交流、大撞击的时代，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实践中往往处于一种比较艰难的境地。

四、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接下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还应该是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当前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的挑战。

1．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将是“十五”期间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二十世纪文学进程的特点、思潮和流派，而时间上的这一距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进行比较客观的总结。

2．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一向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十几年以来，虽然很多国外的文学理论都有相应的译著作品，而这些作品也都由很有途径进入中国，从而被国内的广大读者阅读。但是，至今现在国内或缺的仍然是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做到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种局面亟待扭转。

3．加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自主性。外国文学作品的译著以及评介文章等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已有相当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中国文化和对外国文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立创见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4．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束缚了我们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这种状况亟待解决，需要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遵循外国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学与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顾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结构、符号、价值等新方法和新视角。

5．最大力度的减少重复劳动，加强各高校师资之间的学术探讨、信息交流、互通有无，避免学术封闭研究，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重复浪费，提升资源的有效利用。另外加强我们当前外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的各项研究工作。如对非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戏剧、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研究，填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上一些空白的项目等等，遮羞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6、外国文学教学与教材编著标准需要转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潮流的推进，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受到了政治环境的极大影响，政治性成为外国文学研究及教材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而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以及开个开放的大局影响，外国文学在教材编著以及教学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大地变化，审美性也开始成为教材编著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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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本国文学研讨发展时段，也就是1978年到2010年之间，在中国文明语境下，以五家权威综合型专业学术期刊《本国文学研讨》、《本国文学评论》、《本国文学》、《国外文学》和《现代本国文学》为最重要的考核规模，经过梳理这个时间段实际研讨和作家作品进行一定研究，同时对于话语转型的学术进行一定意义研究，可以看出本国文学研讨的话语建构理论运动是非常具有充足视角的。文学研讨属于话语建构和语境理论运动方面问题，学术反思应该充足创建话语视角和常识办法，经过历史发展，需要深刻地对于话语热门问题进行一定剖析，进而对于文学研讨中文明主体进行建构，比如对于五四时期文学研讨话题形式变更是非常快速的主体，确立也具有非常光鲜的认识形状特点。论文经过后期争论和磨合，对于人性主义的话语和古代派系话题也进行一定的主流话语研究工作，实际话语中文学新次序也不断发展，阶层剖析话语形式也不断淡出，情势审美研讨呼声也不断高涨，对于学界东方话语表达也进行一定质疑，作家研讨视野上进行不同的分析和深刻研究，主要争论的问题就是科学困局和研究成绩认识问题，归纳综合实际可以看出文学研讨影响整个理论研究。经过对于详细案例分析和研讨话语转型分析，最初步话语建构价值和进程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及时解决。

二、外国文学研究整体现状分析

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有百年历程，很多学科中外国文学已经是非常特殊一个部分，百年来外国文学作品和西方文学理论已经翻译了很多。中国文学界、学术界和非常重要话语资源，不断推动中国学识和整个文化发展转型。但是整个体系中对于外国文学进行学术长期研究，不断进行引进、描述和介绍，都很难超越西方学界研究水平和话语思维模式。各国文学学术中对于历史学、文艺学、古典文学和现代学科都进行一定全方位和多角度分析，外国文学界脚步却稍微滞后，经过十年来语境和经典作家学术研究，不断总外国文学研究中建立中国文化建设学术体系。目前学制中规定外国语言文学是一级学科，是诸个文学的二级学科中比较文学范畴，历史上外国文学教育实践也一直是以两种方式存在，一个是语种文学，另一个是世界文学，后者并不是前者的简单集合体。

三、阶级话语的滞留

话语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旧话语之间必须是要经过一番斗争，历史并没有因为政局突变而瞬间转变，意识形态继续控制着思想文化，旧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模式依然非常盛行。话语历史中文学、学术和艺术是一个整体内容，人道主义讨论和现代派文学争议的共同问题是整个文化问题，在这场讨论中外国文学学科具有非常重要意义，外国文学界也经历两次讨论，和学科相互之间也进行相互融合。人道主义和现代派最初都是通过翻译进入到中国学界视野，这两种话语也以不同方式出现，代表着不同时期中国对于世界文化的认知，外国文学界当然不可能只是原封不动地进行话语输入，更多的是做了某种过滤和想象，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外文学界对于相应话语不同解释，都是能够很好呈现外国文学变化的。通过对于外国文学不断研究，新世纪学界面临很多问题，都是沿着一定轨道进行一定发展的，学术评价制度也日益不断规范化和数字化，导致学术研究生产性不断增强，外国文学的话语地位也远远不及以前，随着理论热潮思想转变已经进入到成熟期，外国文学研究也变得多元化，研究实践也不断呈现文化转向的大趋势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发展外国文学的理论价值和作用，不断促进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起到借鉴作用，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达到中西融合，使得西方优秀的文化能够很好融入到中国文学创作中，起到一定启发性作用，更多是为了能够很好提高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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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希利斯·米勒在这篇文章中论及的核心问题，是在电信通讯高度发达的现在，传统的印刷媒介渐趋衰落，与之带来的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传播途径及其效果的变化。综观米勒对文学生存之难的表述，可以归纳出一下几点：一是电信通讯的产生和飞速发展对传统纸媒造成了巨大冲击；二是电信通讯的发展极大地左右了受众的意识形态，并且超越了政治的控制；三是电信通讯的发展消解了文学、哲学、精神分析、情书等的意义；四是文学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文学同艺术一样，只属于过去。而他的对应方法就是利用电子媒体的可塑性，服务于政治，重塑意识形态；而对于文学之难，他却悲观到连解决的方案都没有提出，只是说对于尚存的文学遗脉，要“研究”，要“现在”研究。

不过，笔者却认为，米勒的观点，还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从第一点问题电信通讯的产生和发展对传统纸媒造成了巨大冲击说起。的确，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一个电气化的时代来临，电逐渐取代蒸汽、煤等动力，而在全球范围内独行天下，电的使用使人类的生产史发生了一次伟大的飞越，它带来的是飞速运转的马达、齿轮和机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继而电子化又推广到印刷、传播行业，以往单一并且传播速度不够快，但是传播范围已经比较广的纸媒很快受到电子媒介的巨大冲击。因为电子传播的超快时效性、超广范围和超越纸媒视觉交流的单一而生成的多媒体技术，这些强大的功能和强大的覆盖能力都使纸媒难以望其项背。人类用以记录的载体都是为了服务于需要记录的精神思想实质，所以人类在发觉语言难以完全准确地记录、广泛迅速地传播时创造了文字，当人类发现文字的记录功能如果只局限在贝壳、龟甲、岩石、树叶上而不能得到更方便快捷有效的传播时人类便发明了纸与印刷术，纸的轻便利于运输存储、廉价利于推广、印刷术较于版刻石雕的快捷可复制性，使纸媒不但大大增强了意义的保存和传播，而且在纸媒的历史上，多如星河璀璨如星河的人类珍贵文化财产被保留，这也就是米勒说的诸如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的经典被印刷品制作并且流传的现象。印刷品对这些珍贵的人类文化财产的保存和传播的确功不可没，但是，米勒却在新型的电子传媒面前板起面孔，表现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但是，笔者却觉得，没有必要对新生的电子媒介抱有如此大的畏惧感和反对感。

米勒的第二论点就是电信通讯的发展极大地左右了受众的意识形态，并且超越了政治的控制。米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电讯通讯果真如洪水猛兽一样入侵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更重要的是，电子媒介可以给人们制造出一种现实的幻境。当人们被包围在电子媒介的身影之中时，人们如同全面补充营养一样，维生素A、B、C、D，钙铁锌，各种讯息飞速地传播到人们的视野里，可怕的是，这些讯息都是在电子媒介进行了一种“无意识”的筛选、净化处理之后得到的，就像看似全面的人体所需营养，但是都经过药厂加工处理，失去了从天然果蔬摄取的本真，很可能在人体内产生异化。而电子媒介的这种过滤加工，就是米勒所忧虑的给受众一个虚幻的真实。当电子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强调一种思维、一种理念、一种现象、一种模式之后，受众会自动地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即是如此一种，于是会改变自己之前的本来丰富多样的意识而去跟随媒体出示的模范，这就是一种米勒所担心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且，他站在政治统治的立场上看，认为这种现状对政治的控制也是一个威胁。所以，他说电信通讯对于人们的意识形态的控制超越了政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