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政治经济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

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亨廷顿列举的影响政治发展及民主化的因素中，其中许多的变量都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出现继而产生作用，对政治发展在不同层面上产生影响。亨廷顿在书中着重指出：“经济因素对民主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之间，总体上存在着一种相关性，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水平，本身就是促成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

三、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本要素

篇2

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发达的情况下，文化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文化环境蕴涵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传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和媒介介入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思维特点，使人的思想品德在不知不觉中打上文化的烙印。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而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环境对人们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含义及其功能

1.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含义。

文化环境是指“社会文化系统诸要素的总和，从一般意义上讲，它主要包括国家的统治思想、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的道德面貌和教育、科技、文体事业的发展水平等因素以及哲学、法律、伦理、宗教等思想理论成果”。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是指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观念形态所构成的影响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形成与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运行的一切文化因素的总和。相对于人的主观世界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而言，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外部客观存在。

2.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具有很深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和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一是凝聚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具有凝聚社会成员认同、保持社会成员认同、促进社会成员认同统一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各种形态都粘和着文化圈中的每个成员，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会对其它各种观念起到整和和统一的作用，进而促使大多数社会成员都遵守和接受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核心观念。

二是教化功能。所谓教化功能就是指文化环境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信仰以及与此相一致的各种行为对社会成员思想的教化。“在思想道德教育环境的开发方式方面，要开发环境的教育功能，突出单位的精神文化建设，创造富有特色的‘软’环境。”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对人的教化主要通过对人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技能的教化等方面来反映。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提供着人们判断社会是非的标准。社会意识教育人们完成社会角色转变，使个人的行为与社会要求协调一致。

三是定向功能。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通过社会共同理想来制约和指导社会成员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能够统一社会的共同理想，理想作为价值观念的一种主要形式是一定时期内人们最基本、最稳定和最持久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作为主导价值观念必然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变迁及其困惑

所谓文化变迁，是文化内容增加或减少所引起的结构性的变化，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基础的发展。认为：“一切文化变迁都有一个现实基础，即当生产力的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与它不相适应时，就会发生变革，它是隐藏在社会历史背后的真正动力，是一切精神力量的最终原因，是动力的动力。”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经济体制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之相适应，中国的文化模式、文化结构等文化因素也形成了新的内涵，由一元走向多元，从而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变迁。

多元文化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和困惑。

第一、由于多元文化自身的特点和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给思想政治教育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如多元文化的平面化导致人们思维的惰性，造成人们思考事物本质、追问事物意义能力的萎缩，使人们沉溺于感官享受而缺乏应有的精神追求和理性思考，导致跟着感觉走。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文化思维走向物化，一切从物的价值来衡量人的价值。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的宗法伦理道德逐步淡化，物质的追求和满足成为人日常生活的价值取向。

第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层次化、区域化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发展出现差异与鸿沟。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发展出现了极大的不平衡。中国作为一个各种文化的复合体，各地区之间的文化本身就存在的重大的差异，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具有重大不同。在这种基础上我们的文化也出现了贫富差距。西方文化的引进有助于人们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交流和借鉴，但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人们的传统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道德意识，使人们滋生盲目推崇的心理，由此导致对主流文化的冷漠和排斥。

三、思想政治教育和谐文化环境的构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营造和构建健康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对人们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和谐文化环境必须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以先进文化为指导的、面向时代和立足现实的和中华民族和谐传统相承接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体系。具体来说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1.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p#分页标题#e#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根本，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凝聚和统一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思想的有利武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之魂。

构建核心价值体系，首先就是要立足时代和社会发展，努力用特别是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人民群众头脑。我们坚持，更要坚持发展的。只有坚持用发展着的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使真正发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的作用，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第二，就是要坚决抵制封建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牢固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第三，就是要强化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牢记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确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最后就是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深刻认识新世纪新阶段对社会道德的新要求，牢固确立“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道德观。

总之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有机整体，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融入和谐文化建设的全过程，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团结和谐的精神纽带。

2.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推进文化创新。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是即成的事实，文化的全球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营造和谐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还要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

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和谐文化环境，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观念。重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在历史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在人际关系方面，强调“和为贵”，提倡宽和处世与协调团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协和万邦”，主张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当和睦共处、亲密友好。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在强调“和为贵”的同时，还强调“和而不同”，和谐以求共生共长，不同求以相辅相成，在和谐中实现共同的发展，在不同中相互吸收对方的长处。这种底蕴十分厚重深远的和谐思想，为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和谐文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

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注重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中国化一样，我们所倡导的和谐文化与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之间并不全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相互借鉴、共生共荣的。我们应该从保护民族文化、维护文化的高度，把好西方文化的“入口”关。多元文化的存在是世界文化繁荣发展的根基，没有多样性和差异性，没有不同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也就没有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但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生存的特殊环境。我们要根据我国国情有选择性的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我们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把民族的利益作为衡量和择取西方文化的标准。在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并对其进行改造，实现与中国文化的有机融合，创造新的本土文化。这样既具世界性又保留了本民族特色和保证了国家文化安全，又为人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个既开放又和谐的文化环境。

3.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发展观，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以人为本，对于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就是要从人民群众的实际出发，满足他们的需求，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为人民大众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过去，我们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作者，着眼点是管理、教育人民群众，缺乏理念和思路上的创新。以人为本是时展和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这就要求社会发展再也不能把人当作客体、手段和工具，而是当作起点和归宿，切实保障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发展权，切实尊重人的尊严、人的劳动和人的创造，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从“以人为本”这一新的理念出发，有助于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提高人们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助于发挥人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形成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合力，从而把人们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和谐社会建设这个更高的层次上。

因此，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立足现实，站在时代前列，创造出紧跟时代步伐，体现时代精神，符合时展要求的新的文化成果，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开展与时代旋律合拍、与生活节奏同步、与人们兴趣相投的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等具有特色的文化生活，使全体公民在“文化享有”上各得其所，在“文化创造”上各尽所能，使营造和谐的文化环境的过程成为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过程；成为教育人、引导人、团结人、塑造人、鼓舞人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等：《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郑永廷：《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篇3

中图分类号：G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4-0079-01

2007年，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具体而言：

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

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国家今后20年内努力实践科学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布局。为了实现这种战略布局，结合我国地方实际，我们需要实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协调可持续发展。

因为我们需要民主政治，不要专制政治。专制政治纵贯古今横跨中外，虽形式各异却入神共愤。我们需要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不是党同伐异的“假”民主、不是“无法无天”的“大”民主、不是空谈误国的“空”民主，而是权力不滥的真民主、国富民强的好民主。

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不要泡沫经济。市场经济应当是“秩序”和“效益”兼顾、公权和私意共存的经济。由于强调方向不同，市场经济有两个变种，一日自然，二日计划。前者重私意、谋效益，强调丛林法则、自由放任；后者重公权，行调控，强调政府干预、社会福利。过分强调自由放任与过分强调计划命令，都会破坏市场的长期性、稳定性，导致市场失灵、发展失度、社会失衡。一个运行良好、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应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诚实守信、乐善济施中实现、合作双赢。

我们需要法治社会，不要人治社会。社会当然是由人治理的，但不是人随心所欲可以治理的。法治社会不是扼杀、忽视、贬低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强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来预防惩治人的避害本能与主观恶性所可能导向的危害行为及其后果。法治也不是只讲法律不讲政治、只谈法治不看德治的“”法治。法治应当是法律与政治、道德、风俗、习惯有机统一，司法与立法、执法、学法积极互动的法治。法治社会应当是惩恶扬善、公平正义、国泰民安、“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和谐社会。

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要速食文化。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经验的累积、文明的传承。速食文化则是割裂历史的文化，是夸夸其谈的无根文化，是盲目借鉴的效颦文化。传统文化一日中学，二日西学。中学传统又分两派，一是儒法并用、兼顾佛道的古典传统；二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西学传统义分两派，一是希腊一罗马一基督教文明所绵延下来的欧美派，二是原教旨的经典派与苏联化的派。这两大传统四大流派都是对我国近现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化因子，并将在未来的发展创新中纵横折冲、取长补短。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对这些文化因子取精用弘，促进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为了不断促进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文科学生至少应当通晓政治与宗教、经济与逻辑、社会与新闻、历史与哲学、法律与医学、文学与艺术这12门学问。这既是为了避免书生空谈误国，更是因为这12门学问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1)政治与宗教都是有关待人处世的学问。虽然，政治侧重现世，强调实务俗事，关注利益矛盾；宗教侧重来世，强调因果报应，关注爱与宽容。但是，爱恨相生，宽严相济；利益可投报，矛盾可相容；现世也有因果，来世终为现实。所以，政治是世俗的宗教，宗教是天堂的政治；

(2)经济与逻辑都是有关理性生存的学问。虽然，经济侧重物质，强调现实，关注市场；逻辑侧重精神，强调推理，关注规律。但是，物质精神两难分；不合理的现实将消亡，不现实的推理是虚妄；市场有规律，规律需实践。所以，经济是生存的逻辑，逻辑是理性的经济；

(3)社会与新闻都是有关社情民意的学问。虽然，社会侧重动态跟踪，强调统计分析，关注宏观分层；新闻侧重时事通讯，强调客观真实，关注个案报道。但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分层要客观真实，时事要宏观分析；统计要联系个案，报道要调查跟踪。所以，社会是流动的新闻，新闻是特写的社会；

(4)历史与哲学都是有关人类智慧的学问。虽然，历史侧重广闻博记，强调大音希声、刻画真实，关注形象素描；哲学侧重归纳概括，强调振聋发聩、普遍适用，关注抽象定义。但是，博观约取，繁简有度；厚积薄发，见微知著；以史为鉴知兴替，以哲为鉴明事理。所以，历史是无声的哲学，哲学是智慧的历史；

篇4

三,北京大栅栏地区人口现状.(what)

1)人口综述__总人口数,人口密度,在北京旧城中其人口状况(比重)

2)人口空间分布__(图)

原因:历史上居住与商业的分布;与商业经营状况的关系(暂口)(商业图)

结果:与建筑风貌质量的关系.

3)人口构成

(1)暂住/常口__比例,带来的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

__暂住人口状况(居住空间模式,居住模式,行为模式)

__常住人口状况(见下分析)

(2)年龄__老中幼比例

(3)职业__工作/未工作;职业分类，分析其职业特性(小本,低收入,与空间的关系,指

当地从业还是区外从业,分析职业本身特性)

生活来源

(4)民族__比例,主要为蒙古族和回族

(5)户口__?随着国家户籍制度的改革,户口将逐渐不成为设计问题

(6)家庭户/集体户__?

(7)外出状况__原因(谋求经济发展,居住条件)

(8)出生死亡人口比较__低出生率,人口总量下降.对地区的影响?

(9)受教育状况__识字;程度

当地人口状况综合结论__

5)旅游人口__

来源：外地人，当地带领游览的。

需求：住宿，游览

路线：天安门-大栅栏-琉璃厂?

问题：已经称为当地不容忽视的人群,对当地空间/环境/文化影响巨大.

问题在于如何创造环境满足需求,以及丰富当地文化,以及怎么与当地人口居住

相协调和融合..

四,此种人口状况的历史成因(why)

人口特性:暂住人口多,游客多,商业活动繁盛;老居住区

商业人口,暂住人口,当地居住人口,消费人口,旅游人口.

时间轴

五,在规划设计中针对人口的建议(how)

1) 对原住民的考虑

__人口分流(标准)

__迁出人口处理措施(补助)结合改造中开敞空间的设计

__留存人口处理措施:

*年龄:1,老年人__针对"京"味生活在空间上创造活动场所,如,老年人活动中心,街头广场,座椅,散步通道.(针对活动,如,早起溜弯儿,溜鸟,街头闲聊,晒太阳,晨练,打太极拳等.

2,儿童__学校,儿童活动中心,街头小广场,游戏,跳绳,捉迷藏.

3,成年人__娱乐休闲设施,停车场,戏楼,酒楼,茶楼,歌厅.

*职业:创造当地小尺度小规模商业,从业当地化. ?(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清洁工,零

售,小商业)

2)对暂住人口的考虑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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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是指导和约束企业整体行为和员工行为的价值理念，是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文化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物质文化，包括厂房、设备等；二是精神文化，包括企业心理道德规范等；三是制度文化，包括企业的规章制度等。

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为对象，解决人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问题，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的工作，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搞好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有力保障。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解决员工的思想问题，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组织任务的完成和经济目标的实现。

二、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一）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一致

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两者的目的进行分析，企业文化建设是通过软管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理论教育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在目的方面具有一致性。

（二）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内涵不同

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理论教育活动促进员工政治觉悟的提高，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企业文化建设是通过培训与管理工作培养员工的价值观，具有较强的管理性与经济性。思想政治工作侧重于对员工的思想、观念、态度等进行影响，从而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为企业的生产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企业文化建设主要强调的是企业长期形成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强调的是企业理性的文化概念。

（三）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

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相比，企业文化建设更加的具体与个性化。企业文化是在长期的企业生产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借鉴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方法与经验。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实现相互融合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三、思想政治工作核心价值作用的发挥措施

（一）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管理

在企业文化中，“人”与“人的作用”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讲，最主要的就是实现企业的“三高”，即高效率、高效能与高效益，而实现“三高”最为关键的就是企业员工。只有每个员工都将创新、质量与服务视为职业风尚，才能够实现企业与员工目标的一致，促进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企业应该实现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在目标方面的协调，为企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企业文化建设实现了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要求之间的相互结合，为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提供指导思想与激励手段，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管理。

（二）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企业管理的相互结合

篇6

一、引言

全球化经济时代面对千变万化的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逐步认识到其竞争优势的基础是它们所拥有的知识,知识地位的变化凸显了知识管理在企业战略中的重要性。在快速变化的战略环境下,对知识资源开发、管理、运用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价值。目前,知识管理已成为企业界最热门的管理变革之一,但是很多企业的知识管理绩效却不尽如人意。据有关资料表明,只有6%的企业认为自己从知识管理活动中获得巨大收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许多企业对于知识管理的认识含糊不清,已有的知识管理理论更多地偏重对技术解决方案、企业知识特征及知识创新的研究,缺乏对如何通过知识管理构建企业的核心能力的研究。为此,本文将以培育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知识管理与企业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知识管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有关问题。

二、知识管理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多年以来,对企业能力理论的研究表明,企业核心能力的本质是企业特有的知识资源,隐藏在企业能力背后并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是企业掌握的知识。Prahalad和Hamell早在1990年就已经明确指出:“核心能力是组织的积累性的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集成的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无论是“生产技能”、“技术流派”、还是“积累性学识”,都是“知识”的一种。Teece等人(1997)则认为:“企业通过学习和知识积累等不断培养新的核心能力的动态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可见,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一个动态的知识系统,企业知识的竞争力和对知识管理的能力是企业的竞争优势能够长久保持的关键。本文将从最能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特征的企业文化力、学习力与创新力等方面来探讨知识管理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互动关系。

1.知识管理有助于企业文化力的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静态看是一种实力、一种结果;从动态看是一种行动、一种过程,是企业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水融、相辅相承发挥作用的过程。文化是以价值标准、行为习惯为核心的概念,是人类能力高度发展的标志。文化以其独特性为人类能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竞争资源。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其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特色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惯例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和精华,没有文化的企业是没有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几乎所有推行知识管理的企业都认为知识管理不只是简单的信息技术的应用,而是建立在全组织范围内、渗透于组织每一方面的学习型文化。企业文化建设与塑造的实践证明,没有知识的获取——处理——传递——应用过程,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而没有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也就不可能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

2.知识管理有助于企业形成持续的学习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要求企业应该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和知识型组织,在不断修炼中增加企业的专用性资产、隐性的不可模仿性知识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圣吉认为:“当世界更息息相关、复杂多变时,学习的能力也更要增强”。他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引用壳牌石油公司企划主任德格的话说:“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或许是具有的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更快的能力。”因此,组织学习,创建学习型组织,通过不断学习、团队学习和系统学习,使企业的运行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对活化企业的内部资源,适应环境的变化,培育核心能力,创造持续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意义。企业学习力的形成离不开知识的积累、开发与共享,通过知识管理可以使企业形成持续的学习能力。

3.知识管理有助于企业创新力的提升。知识经济的生命力和灵魂在于创新,创新是企业保持长久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企业的创新能力就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知识总量,实现企业目标的创造性活动,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通过知识管理可以构建企业的知识库,为创新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在知识共享,特别是隐性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交流思想,引发创意;鼓励和培育新思想、新方法,最大限度地把企业员工聚集到献计献策和通力合作的活动中来,共同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培养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三、强化知识管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知识管理对于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发展有着深刻和积极的作用,但从国内外众多企业的实践运作来看,分散、盲目、零乱的知识管理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企业只有以核心竞争力为中心进行知识管理,才能真正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1.依靠知识管理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只有适应、满足顾客对价值的需求,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比竞争对手创造更多的价值,才能创造竞争优势,这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核心内容。实践中大多数企业一般通过降低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或通过差异产品和服务来创造价值,而忽视依靠知识管理为企业创造价值。那么知识管理如何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或为企业增加收入?企业可以通过加快知识在企业内部的共享和流动为企业创造价值。知识交流和知识共享的好处是通过降低知识获取的成本来降低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因而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收入。企业的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可被编码的知识,其特点是容易交流和转移。与显性知识相比,隐性知识是直觉性的和不能被明确表述出来的知识,如企业员工的技术专长、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管理层的领导能力和洞察能力等。在没有知识携带者(认知主体)参与的情况下,这类知识很难被交流、理解和共享。所以,企业要通过各种方法,加快企业成员之间知识的交流与共享,成功实现知识的转化,不断将隐性知识转变为显性知识,将个人知识转变为组织知识,进而将知识转化为产品和服务,为企业创造价值和竞争优势。

2.注重稀有性知识的识别与创造。许多企业都善于积累和创造知识,但如果许多相互竞争的企业拥有同样的知识,则这样的知识不能为其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创造竞争优势。相互竞争的企业拥有同质的、有价值的知识,最多能保证企业在竞争中不至于处于劣势。所以,如果企业拥有的知识能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则这样的知识必须是企业特有的、独特的、有价值的知识。许多企业已经发展出了获取知识的文化,但没有发展出知识交流与共享的文化和制度保证,由于知识通常被视为权力的象征,员工所掌握的知识不能在企业扩散和转移,企业不能利用知识的独特价值。如果企业要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优势,就必须要发展出具有独特的、企业所特有的知识,并且能够利用这些独特的知识为企业创造价值和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必须能够识别出对自己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真正稀有的知识。

3.塑造难以模仿的知识共享型企业文化。成功的知识管理需要企业塑造一个知识共享型的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在企业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积累形成的,深深印上企业特殊组成、特殊经历的烙印,其他企业难以模仿。因此,有价值的、特有的知识在短期可以为企业带来利润,但如果其它企业可以模仿这些知识,那么这些稀有的知识不再能够为企业创造独特的竞争优势,企业必须发展和培育出难以模仿的资源,即独特的知识共享型企业文化。每一个企业都有一个独特的企业文化,这个企业文化是其它竞争者难以模仿的,因此,可以为企业提供持续竞争优势。

4.实施以企业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管理战略。实施知识管理并将之纳入企业战略管理,企业需要系统的、有机的知识观,其中实施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管理战略,如企业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创新、战略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将为知识管理战略的实施提供可靠的保障。技术创新能力是核心能力的基础,而企业的技术创新及其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许许多多因素对企业创新的过程、机制、模式、政策和绩效有影响。因此,在技术和市场剧烈动荡的环境下,企业只有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着力发展基于核心能力的全面创新管理,才能快速稳健地提升核心能力。

5.重视知识型团队和知识型员工的管理。核心能力的人才载体主要是高素质企业家、技术顶尖人才、管理顶尖人才、营销顶尖人才、工程技术骨干。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个体智力资本、团队智力资本、组织资本的竞争,因此企业要制定并执行一系列吸引、培育、发展和凝聚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的策略。特别是要制定和执行环境战略、成长战略、支持战略、关系战略、补偿战略、并通过文化整合,以留住优秀人才。同时,企业要建立有效的组织学习机制,加强知识型团队和知识型员工的管理,以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本竞争力和增强组织资本。

四、结语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已日益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最大限度地掌握、利用、整合和创新知识是培育企业核心能力的关键。研究表明,将企业管理的重点转向知识管理,就是要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心,通过以知识为核心的管理,很好地促进企业内部知识的流通,增加企业内部知识的存量与价值,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潜能,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企业个体成员与整个组织的能力,从而达到培育和提升企业核心能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毛武兴，闫同柱等．我国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与提高：战略、路径与案例．科研管理，2004（2）．

2．余光胜．企业知识理论导向下的知识管理研究新进展．研究与发展管理，2005，（3）．

3．喻金田．企业的知识构成、测评及管理探讨．研究与发展管理，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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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的？为什么这样展开？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问题？为了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为时间范围，主要选择国内核心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等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望能以此管窥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核心内容与演进，并解读其在批判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试行建立报业集团，传媒经济的增长问题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而，传媒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传媒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由传媒大国向传媒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对外传播的弱势和软实力的缺憾成为中国传媒业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面对世界传播业的新形势和中国大陆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力量的影响，大陆传播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例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关注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传播资源的分布、传播的公正与平等。这些情况加速了大陆学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促进了大陆学者引进和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如郭镇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介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的探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与脉络，笔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西方传播理论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和论文等。但传播研究发展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功能——经验主义研究为主，西方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重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学派逐渐被大陆学者所重视，一批有关批判学派的译著和介绍性论文相继出现，如《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研究读本》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时间，几乎是整个批判学派被关注的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相继引入中国，其中主要的译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体》等。

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文章和译著为主。总体而言，对西方传播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还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场、观点和主要论题缺乏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总体性、概括性与描述性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题和线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但是，这一时期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哪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一时期，一些引入和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学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赵月枝、王怡红、陈卫星、胡正荣等人，他们（她们）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如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可以说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尽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成果被国际传播学界和汉学界权威广泛认可。还有如郭镇之等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引入期，利用在国外进修的机会，考察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撰写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性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所限制，而且遇到来自功能——经验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麦兹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视角，我相当的孤立。”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随着国内传媒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学者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并讨论了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甚至探讨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6]。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有的研究者则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了版权文化，指出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且对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8]。有研究者则对广告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并指出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9]。有研究者则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参照，探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10]。后来有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以往的两者关系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上，需从根源上把握两者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整合[11]。陈世华的后续研究则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着重分析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12]。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种群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推进，主要得益于几位女性学者，如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和曹晋等人，特别是赵月枝的启蒙和推介，较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风向标。从这些研究者的横向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都保持比较好的私人联系和友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大都基于这样的基础来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呈现较单一的路径，跨界和跨领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较大局限于“圈内”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如陈世华、刘晓红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较长时间的关注。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关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的概念、历史与主要学术脉络，并在这方面有较多的引进与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探究则主要集中在电视和广告研究方面。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如探讨传媒公共性、传媒集团化与新闻改革等方面内容，其实已蕴含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径与框架上并没有突出传播政治经济的观点罢了。追踪至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时期传播领域的变迁，不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嵌入传播活动的行进中，我们都不可忽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渗入传播过程的影响。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充当一种分析视角，在这种过程中扮演阐释传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总之，回顾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实际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的问题则更需具体的关怀。正如传播学者潘忠党（虽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取向）所言，“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16]。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

参考文献：

[1] Schiller，Dan.（1999）.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MA：MIT Press.

[2] Mosco，Vincent.（2008）.Current trend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Global Media Journal-Canadian Edition， No.1.

[3] Robert， Mcchesney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Media， Culture & Society，No.1.

[4]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5] （加）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 赵月枝.中国传播产业与入世：一种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J].中国传媒报告，2005（3）.

[7]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

[8] 曹晋，杨琪.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J].编辑学报，2009（3）.

[9] 张殿元.政治经济学批判：广告传播研究的另类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10] 刘晓红.共处·对抗·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11] 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岐与整合[J].国际新闻界，2009（8）.

[12] 陈世华.“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J].国际新闻界，2012（1）.

[13] 吕新雨.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重庆卫视改革刍议[J].开放时代，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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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形式单一。传统政治经济学教学形式一直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依靠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传授知识。多媒体教学模式引入课堂后，又出现教师只对着电脑屏幕念课件的现象。授课形式单一导致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与理解较多地来自于书本与教师讲授。虽然教学计划中设置了实践教学环节，但没有配套设施，形式仍留于讲台和课堂，教师对于如何将课堂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缺乏一种感性认识，教学思考、设计能力有待提高。

3、教学主体仍是教师。目前，多数课堂教学中，教师仍然是主体、施教者，知识的传授者和灌输者；学生是被动接受者，被灌输知识的对象。学生的认知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不善于进行主动思考和探索，甚至连基本的文献搜索能力都不具备。究其原因是教师只顾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甚至无视社会变革，一套讲义使用数年，忽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导致教学和社会需求脱节。因此，必须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经济类专业应用型优秀人才。

二、任务驱动的教学改革思路

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为了实现教学改革按照应用性和实践性原则展开的目的。在明确改革方向后，采用何种方法来实现目标就凸显重要。通过近几年实践，以基于“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应用到课堂教学中可有助于完善教学目标。

1、任务驱动理论内容。“任务驱动”是一种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模式。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建构主义教学设计原则强调学生的学习活动必须与大的任务或问题相结合。以此来引导和强化学习兴趣和动机。因此，“任务驱动”条件下的教学内容设计非常重要，是教学目标得以完成的重要依据。教学内容设计依据教学大纲，教学大纲被制定出来，是一个完整的任务体系。将这个任务体系引入“教学过程”中，每一环节的具体任务一方面有理论内容作支撑，另一方面有实际任务做动力，两者有机结合，既能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又能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激发学习热情。

2、任务驱动设计原理。根据教学改革培养目标的设置，将所学的新知识隐含在某个或某几个任务中，学生在学习过每一次新任务活动项目中的理论内容后，都将在教师指导下根据这个任务要求完成具体活动，通过任务的完成来实现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构建。在这个过程中，强调了心、手、脑并用。教师成为任务布置、组织和协调者，遵循“资讯、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估”这一过程，学生成为任务执行者，遵循“通过行动完成任务完善学习”。这样，通过师生互动，提升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独立获取信息、制定计划、分步实施、最后评估，在自己的一系列实践中，提升各方面能力。（表1）从表1可以看出来，教学改革设计主要突出了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三方面的完善。结合经济类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和要求，又分别对这三方面进行了细分，每一方面都设计出具体内容进行支撑，从而全面提升学生质量，服务于社会需求。

三、创设典型性“工作任务”

根据表1设定的目标，选取典型性任务，以校企合作确定下来的实习实训基地作为学习环境，来探索教学改革能否成功。国贸教研小组设计了以“本地农民种植蔬菜的经济学分析”为背景，以“学习经济学原理”为目标确定课程的工作任务，具体安排见表2。（表2）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非常多，远远超出限定课时所要讲授的范围，由此对部分内容做删减，部分内容做合并调整，从而在整个76课时中，设计了占到近一半比重的实践课来强化该课程的实践性。从表2中可以看出，教学主导任务设计了本地农民种植蔬菜的经济学分析，在这个大任务下，首先展开对基本知识介绍，使学生明白自己的研究对象，接着展开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学习，是后期进行系列活动的必备条件。然后，以农民种植蔬菜所处的国内、国外经济环境，以及在供销各环节中的活动进行调查分析，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最后，从地方蔬菜种植进一步扩展到全国性范畴，学习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意义。各种形式结合应用说明理论课教学效果可以通过设定任务的方法来完善。通过完成任务，不但改变了理论课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病，而且培养了学生应用写作能力，为后面做毕业论文打下基础，同时克服掉了理论课教学形式单一的毛病，教学主体从老师延伸到学生全体，更突出学生的自主能动性，从根本上对该课程教学进行了改革。

四、任务完成后的评价

任务完成后，需要教师做出评价。任务评价非常重要，是对学生学习行为结果的一种反馈。及时、客观、科学的任务评价可以积极促进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在学习中出现的错误。以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态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为评价主线，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对于那些在调研过程中善于发现问题的学生，鼓励他们通过论文写作的方式进行整理、提议，教师还可以推荐给出版编辑部门进行发表，这既是对学生工作的肯定，又是对他们的鼓励，可以进一步帮助他们从考取研究生的方向规划未来四年的在校生活；对于那些在讨论过程中能有理有据、具有较好辩才的学生，鼓励他们多参加学校各种社团活动，通过在社团中锻炼自己，发挥一技之长。对于那些在各项任务中借口脱逃，敷衍塞责的学生，需要结合学期末展开的考试活动进行相应的罚减分处罚，以督促他们积极回归课堂和团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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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是指导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献。报告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摆上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学是现代化建设人才的培养基地，不仅是传授科学知识的场所，而且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奠基地。大学图书馆是高等教育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在配合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应发挥自身优势，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

1图书馆在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特点及其重要地位

1．1文献资源相当丰富

既有实体馆藏，又有虚拟馆藏，印刷型图书资料、电子读物、网上信息等构成图书馆庞大的文献资源，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天文地理，有政治经济，有国际关系，有家庭伦理……无所不包，在文化的许许多多载体中，图书馆堪称文化的最大载体，是学生最好的科学、文化修养场所。

1．2具有独特的生命力

图书馆由于馆员的参与管理服务，它不但保存了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知识，而且还从事知识重组活动，不但保存文化，而且传播文化，不但整理文化而且创新文化，使其自身就具备文化的性质，而且随知识的更新、社会的进步，它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图书馆还可以通过建立合理的馆藏结构，引导和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是先进文化的重要传播窗口。

1．3让人们获取知识最便利、快捷

图书馆有专门人员导读，他们可以为学生提供分门别类的学习资料，也可以通过网络或数据库查询历史的、最新的科技信息，是最经济、最有效、最全面的教育平台。

1．4充满浓厚的文化氛围。

图书馆环境优雅、清新肃穆，弥漫着学习气氛，而且它具有较大规模的藏书、专一服务的工作人员、各类文献资料齐全的特点。陶行知先生曾说过：“一种生机勃勃、稳定和谐、健康向上的环境氛围，本身就具有广泛的教育功能。”

这些特点决定了大学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应当而且必须发挥好主导作用。

2图书馆在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应采取的措施

2．1建设一个传承中华和谐文化的主阵地

和谐文化就是在坚持继承传统、立足时代、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能够与中华民族和谐传统相承接、与和谐社会要求相吻合、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太和”、“和为贵”、“和则一，一则多力”、“政通人和”等，都包含有浓厚的和谐思想。这些思想既是祖先治国安民的基本法则与哲学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同时也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大学图书馆首先要在导读教育、馆藏结构、文献重组等方面，投人较大的人力、物力，引导读者产生学习这些文化遗产的兴趣，把课堂上老师讲不到的知识，通过在图书馆自学而了解、理解、吸收，达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倡导文明，以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的目的，使他们走上社会后成为文明社会的促进者、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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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话语：关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问题，自从19世纪英国两位著名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和T.S.艾略特作出定义以后，似乎已成定论，前者认为文学经典就是“最好的东西”，而后者则用“成熟性”、“广涵性”、“普遍性”等特性来界定文学经典。他们都是依据文学本身的特质来确认文学经典，而未曾考虑过还能有别的衡量标准。这一格局到20世纪70年代却被彻底打破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人们开始发现，在谁能入典、谁不能入典的问题上体现着文化权力的博弈：以往的文学经典几乎都是出自去世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的、男性的作家之手，而活着的、有色人种的、非欧洲的、女性的作家则被一道无形的障壁阻挡在外。显而易见，这一“经典壁垒”是建立在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级歧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厚古薄今的偏见之上的，它体现着性别、种族、穷富、地缘等等之间文化权力的较量，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意味和政治色彩。由此看来，决定着文学经典的因素并不仅仅在于文学本身，更在于文学外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的力量。

这一案例说明，在固有的理论中往往存在着某种空白、沉默和缺失，它像病人所表现出的“症候”，昭示着体内某种病患，从而读者必须像医生诊断和治疗病患一样，依据这种“症候”去查找和解决这一理论中隐含的问题。阿尔都塞将这种阅读方法称为“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譬如马克思在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时，发现了他们在“劳动”问题的表述上存在的沉默、缺失和脱漏，导致了对劳动力买卖、剩余价值生产等实质性问题的遮蔽。马克思在查验和诊断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些“症候”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概念、剩余价值理论等，进而建立了的政治经济学。可见，“症候式阅读”将发现阅读对象的空缺和疏漏作为把握和解决更大问题的契机，恰恰显示了一种理论的生产性和建构性。文化研究兴起以来对于马修·阿诺德和T.S.艾略特等人的传统的文学经典论采取的正是“症候式阅读”，发现了在其背后潜藏着一个被遮蔽的巨大理论空间，围绕文学经典的重建推动了文学批评模式的更新、文学理论观念的深化、文学概念范畴的和大学教学体系的改革，显示了极强的生产性和建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