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改建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住房改建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本科（五年制）教育评估标准”中对“建筑结构”方面的知识做出了具体的要求：了解结构体系在保证建筑物的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适用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掌握结构体系与建筑形式间的相互关系，了解在设计过程中与结构专业进行合作的内容；掌握常用结构体系在各种作用力影响下的受力状况及主要结构构造要求；有能力在建筑设计中进行合理的结构选型，有能力对常用结构构件的尺寸进行估算，以满足方案设计的要求。[2]这些要求都是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应该掌握的基本结构知识。但实际情况往往是知识的传授与建筑设计和实践严重脱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讲授“建筑结构”课程的教师很少具有建筑学专业背景，无法将结构课程与建筑设计及建筑物实体结合起来，对于建筑学专业学生学习“建筑结构”的需求和兴趣点也把握不够准确，建筑结构课程就显得僵化、呆板，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使得教师自身对于“建筑结构”课程的认识也多被定位为辅助的、配套的、边缘的地位，所以对于建筑学专业“建筑结构”的教学和研究也缺乏动力。

2.“学”的过程中，学生“重艺术、轻技术”的观念根深蒂固

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建筑学教育，带着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烙印，学生在学校里主要进行方案能力的培养，空间、构图、立面、色彩几乎是建筑学专业教育的全部内容。一个形式丰富的方案，一手漂亮的徒手画，一张完美的表现图，就是建筑学优秀毕业生的标签，顺理成章，形式成了建筑学教育的重头戏，重艺术、轻技术的观念在建筑学教育中可谓根深蒂固。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来看，“建筑结构”课程对于建筑学专业似乎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认为，只要自己设计出有文化、有思想的建筑方案，自然就会有学结构的专业人员主动配合实现了。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但凡能成为优秀建筑师的人，对结构的知识往往都是非常丰富的，美国建筑大师赖特正是因为有着丰富的建筑结构知识，才在约翰逊制腊公司行政楼中创造出无梁楼盖的奇特景观，而同样是他设计的东京帝国饭店在经历大地震之后却依旧岿然不动。学生们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艺术高”的指导思想下学习建筑学，其结果导致学生刻意追求超凡脱俗的艺术才思的同时，却丧失了严谨求实的技术头脑。

二、“建筑结构”教学方法的改革从“教”和“学”两个方向同时开展

1.引入建筑学专业背景的建筑结构教师，增加形象思维的内容

具有建筑学专业背景的建筑结构教师对于“建筑结构”的教学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他们在掌握建筑结构专业知识的同时，了解、熟悉建筑设计与结构相关的知识点，以及能够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内容设计和课堂实践。在“建筑结构”教学中，尽量引入形象思维和建筑艺术实体，例如在框架结构的讲授当中，引入中国古代木构的原理和形象。中国古代木构的代表构件斗拱，从受力原理上来讲，与框架结构基本相同。从斗拱的构建和逻辑来讲述框架结构的悬挑原理，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图1所示。由于建筑学的学生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木构以及斗拱本身就具有非常鲜明的印象，在“建筑结构”课程中引入该形象，首先从教学内容上能够起到吸引学生注意力的作用，其次，从木构及斗拱的受力与框架结构的受力逻辑的对比也使得学生对于抽象的框架结构逻辑的学习，增加了形象思维的内容。同样，在讲授拱结构的受力特点时，课堂上用万神庙和路易斯康的印度经管学院进行对比。万神庙（图2）的穹顶结构侧推力是用连续的墙体来抵抗的，同时，为了减轻墙体的自重，将墙体局部挖空，形成壁龛，所以建筑形象也是相对完整和封闭的。而同样是抵抗拱结构的侧推力，路易斯•康的印度经管学院（图3），无论是解决跨度的拱结构，还是砌筑在墙体中的拱结构，都利用起拉结作用的钢筋混凝土梁来抵抗拱结构的侧推力。由于抵抗拱的侧推力时，钢筋混凝土梁主要处于受拉状态，所以梁截面尺寸较小，建筑形象与万神庙也大相径庭。学生在进行建筑结构专业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引入学生感兴趣的经典建筑形象，使得建筑结构和建筑艺术之间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

2.增加建筑结构学习的连续性，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虽然学习是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对于只有48学时或者64学时的“建筑结构”课程，一个学期的内容，如果不能与其他课程融会贯通，不能在其他课程的学习中得到很好的应用，“建筑结构”的学习，留给学生的可能只是一次考试或者一个成绩。为了增加建筑结构学习的连续性，将“建筑结构”课程与建筑设计课程紧密结合起来，建筑结构的教师参与到每一个设计题目当中。让学生从结构理性的角度对自己创作的建筑方案进行结构合理性评估。在以往的教学中，结构专业的教师，参与到建筑设计课中并非没有先例，很多学校也都做了这方面的尝试。但是据对学生调研的结果来看，以往结构教师临时性的参与，对于学生建筑结构知识的理解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结构教师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全程参与建筑设计的教学，所以这个作用就更是大打折扣。在建筑设计教学中引入建筑结构的相关内容，尝试用一种启发性的自我评价的学习方法。实际操作是首先引导学生对自己的设计方案进行结构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在学生做出结构思考的尝试并得出一定的结论之后，结构教师再具体介入，根据学生对自己方案结构的自我评价，进行有针对的指导和干预。这种学习方法，使得学生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建筑结构的学习，也让学生对于自己方案的结构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甚至还能起到开阔思路，启发创作灵感的作用。自我评价的方法要求结构教师课前科学合理地制订教学方法，具体体现在针对不同的年级和设计内容，提出具体的建筑结构评价指标。如下表所示分别是针对《专家工作室》和《大学生活动中心》两个方案的结构评价指标。上述两个表格中，对于低年级的学生，建筑结构知识相对较少，表1的设定，主要是提醒学生注意，在建筑设计的同时，要考虑建筑方案的结构可能性，并从老师那里学习建立最基本的建筑结构的基本知识框架；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学生的建筑结构知识和对建筑整体把握越来越强，表2中增加了两项内容，目的是使学生在进行建筑方案的设计中既要考虑到结构合理性，同时也应从建筑结构的制约和启示中开拓设计思路。学生通过完成结构评价指标这项任务，会主动去关注和学习相关的结构知识，这种情况下适时引入结构教师的指导，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都明显提高。

三、“建筑结构”教学方法改革的启示

建筑学专业目前很多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脱节、重复等现象，主要的原因在于很多课程看似很成体系，但是实际操作过程却是各自为政，课程之间的衔接存在着很多问题。导致建筑学专业的毕业生，普遍情况是知识结构不完整，尤其缺少严谨求实的技术头脑。[3]业内人士也普遍认为应该加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对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实现手段主要就是以“建筑设计”这门专业课为核心展开各门建筑理论与技术课程的学习。[4]本文探讨将建“建筑结构”与“建筑设计”有效地结合起来，尝试将建筑结构知识至始至终地在建筑设计课中得以应用，而且尽量做到知识结构与学生能力相结合，循序渐进，让学生感觉到相关知识学有所用，激发学生学习建筑结构知识的热情和主动性，从而为学生打造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

篇2

3、点击右边的”修改“按钮。

4、这时候就会生成四个修改后句子。

篇3

任务型建构教学

任务型教学是以任务为中心，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法。其强调的是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而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和主体，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完成任务来进行有目的的教学。任务型教学法还强调，学生的习得和知识建构过程，提倡交流参与的学习方式。因此，任务型建构教学要求教师应当围绕特定的教学内容和目的，设计出具体可操作的任务，学生则通过探究、交流、合作等学习方式主动建构知识。当前的西方文化课仍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能被动地听，少量的问题设计也流于形式并没引发学生真正地思考，从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在开学初就布置每组学生的课堂展示任务，每组按班级实际人数比例进行分组，负责完成对每小节教学内容的介绍与评价。学生围绕这一任务精读课本上的内容，通过各种手段查阅相关资料与信息，进行探究性学习。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合作进行深入学习，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有选择的拓展，在自身已有的知识体系和经验的基础上对新信息进行认知和编码，建构自己的理解和新的知识结构。当然，为了避免除了每节内容展示小组成员外的其他同学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提问、练习、讨论、课后作业等检测手段也不可或缺。另外，每次课堂展示任务完成后，教师应根据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做出积极的评价，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和热情。同时，教师还应对重难点以及学生遗漏或介绍有误的知识点进行讲解、补充和更正，对所学知识做出总结和归纳，并对重要内容做有价值的知识拓展和延伸。对于西方文化课程来说，课堂教学的组织和设计应以学生为中心，以任务为驱动，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让学生真正成为知识建构的主体。

互动式多媒体辅助教学

多媒体教学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将文字、图片、动画、视频和音频等媒体形式与计算机集成起来，并在这些媒体间建立逻辑链接，快捷、直观地传授生动、丰富的教学内容给学生。然而在实际的教学中，学生还是改变不了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境地，“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仍然贯穿整个教学。从本质上讲，多媒体教学的使用并没能摆脱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这样的多媒体课堂不过是纸质课本的电子版演示而已。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其原有认知结构的基础上，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同伴)的帮助即通过人际协作活动，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以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因此，建构主义指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的四大要素。“‘情境’是与学习内容相关的一切信息，其组织是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意义建构;‘协作’贯穿于学习过程的始终，是教师及学习同伴为了建构所学知识相互帮助、相互合作的过程;‘会话’是学习者与教师、学习同伴之间的交流，‘意义建构’是整个学习过程的终极目标，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使学习者对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到深刻的理解，从而完善其已有的认知结构，建立新的认知结构。”［3］37－40而Malamah－Thomas指出，“互动就是指人/物之间通过行为互动，互相影响的过程。根据互动对象的不同，互动可以分为人机互动、人人互动，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之间的互动”。［4］87－89而多媒体应用的各种特征十分适合实现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自然，互动式多媒体教学打破了传统的教师单一讲授的教学模式，提高了教学效率，而且让学生在准备展示任务时，展示任务中及展示任务后真正充分实现了在教学过程中生生、师生和学生、教师与学习内容、多媒体设备间的协作、会话和互动，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其还以良好的情境作为语境，以共享性、交互性和可理解性为保障，利用丰富的文本、图片、视频、音频、影像等多媒体技术使课堂教学变得不再枯燥死板，这样形象、生动和丰富多元的学习环境，多维度、多视角的教学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建立丰富的联系，激活学生思维的各种逻辑链接，并且拓展了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还增强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加深了学习者的主体感受和主体意识，更好地建构了学习者自身的知识体系。

篇4

一、南外扁住宅改建为大进深内天井住宅(图1)

这批旧住宅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二:其一是居住者需穿过居室入厨房，居室面向公用走廊，没有一间独立、安静的房间;其二是无卫生间。改建后，不仅较好地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并且还将南外廊分隔为每户一个大阳台。原厨房改建为小客厅，使居室比较安静，这为教师备课、子女复习功课提供了良好条件。此外，还改善了冬天厨房油烟气倒灌入住房的状况。住户反映良好，改建是成功的。内天井的固有弊病—噪声干扰虽仍存在，但订一些“公约”规定，也可适当解决。

二、两户合用厨厕改建为独门独户住宅.(图2)

这类旧住宅数量较多，它建造于50年代，当时建筑界流行“合理设计(指远期)、不合理使用(近期)”的论点，于是造成了两户合住一套、共用厨房厕所的平面布局，给职工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改建后的住宅解决了这个矛盾。本例的特点是设计人在加建厨厕时，巧妙地应用180厚砖墙插砌L形楼梯构件的装配式悬臂楼梯构造，不仅施工简便，并且造价较低。改建后，住户反映满意。不足之处是同一门牌号码，却分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宅，对邮件分送带来一些不便。

篇5

引言

城市的老化和衰退是一种自然的经济规律和历史现象，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既有建筑的改造活动从欧洲奴隶制社会时期就已经存在，延续至今，不论是技术方面还是改造标准方面均得到了很大的进步与完善。本文概述了西方国家既有建筑改造活动发展的历程，重点介绍了当代西方国家既有居住建筑改造的先进技术与政策法规等，希望能对我国的既有建筑改造活动起到指导作用。

根据西方建筑的发展史，本文将西方既有建筑改造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分为欧洲古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现代三个时期加以论述。

1 欧洲古代（~1640）

据现有的史料掌握情况，西方既有建筑改造的雏形始于欧洲奴隶社会时期。较早的改造活动是以建筑功能与类型不断推敲、加以完善为目的展开的。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致使建筑创作领域不断扩大，进而公共建筑类型增多。会堂、剧场、市场、浴堂、旅馆等一些功能性建筑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形制，如剧场、浴堂等（如图1）。

而中世纪的既有建筑改造活动大多围绕宗教运动的更迭展开，改造的建筑类型比较单一，多集中于教堂、清真寺等。由于建造工期较长，建筑的改造活动存在着周期长、技法不一的特点。

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和绝对君权时期出现了欧洲古代旧建筑改造实践活动的亮点，集中体现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体量、功能改造，对立面改造也上升到了美学层次，譬如阿尔伯蒂设计的安农齐阿教堂立面改造（1470-1477年）（如图2）。这一时期的建筑改造技术普遍应用当时的现有技术和成熟技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1]。

2 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640~1918）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同时，也加快了建筑技术的变革，产生了新技术和新材料；同时催生了近代城市化，带来新功能，进而出现新建筑。对既有居住建筑的改造活动始于19世纪初的巴黎改造。1811年，巴黎着手改建丢勒里宫北侧的李沃利大街，沿街是一色的房屋，连阁楼一共五层，底层是商店，前面有连绵的券廊，形成人行道。这条大街在19世纪中叶改造完成后成为商业街道的范本[2]。

在这一时期，出现并提供了改造既有建筑的新手段：钢铁，玻璃、钢筋混凝土和相应的结构科学。技术进步与设施革新对既有建筑的再利用实践活动起到了根本的推动作用，有一些经典的改造技法得到普及，进而演化成为新的建筑形制，如玻璃廊的产生（如图3）。

3 现代（1919~今）

一战到二战期间，西方国家处于动乱的时期，两战期间虽然出现了屈指可数的旧建筑改造再利用实践项目，但是在长期战乱与经济萧条的影响下却难以为继。旧建筑的改造在这一时期显得无章法可循、支离破碎。

战争结束后，受到战争破坏的国家纷纷开始了战后重建活动。

战后的德国，以再造的方式保留传统。在那些已经进行重建的城市里，古老而传统的面貌残留下来的痕迹，往往是小心翼翼地被保护了下来。许多遗迹甚至被完全摧毁的纪念物，被精心照原样恢复，像科隆的圣马丁附近沿河住宅。可以说，这些真实作品的等比例模型自然不会真正取代原作，却使得重建工作更容易些，并在城市景观中重现它们的存在。

在这一时期，既有建筑的改造仍然大多局限于对特殊历史文化价值的珍宝式建筑遗产的艺术化再利用，改造的类型局限性大，功能置换的自由度不高，改造仍然不是大量的、能够应对社会需求变化的再设计与再建造活动。

1970年后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巨大冲击与影响，使开发商认识到新建建筑耗费巨大的能源，能源危机又迅速提高其成本，进而转求更为廉价的建筑方式――既有建筑的改造再利用。

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对旧建筑的改造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既有建筑特别是普通老建筑的性能与功能改造，另一方面是延续一个时期对历史性建筑的持续更新与改造再利用。

比如，美国19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改造更新发展继续同城市复兴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旧金山渔人码头的戏剧性再生为例：从罐头厂到商业中心（如图4）。

4 当代

新世纪以来，西方各国延续着上世纪的节奏，大有“将改造进行到底”之势。普遍从节能、绿色、生态等角度出发，掀起了新一轮既有建筑改造热潮。

德国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基金用以推动旧房改造，如Kfw基金，对建筑改造工程提供资金上的优惠，使改造工程可以更好地执行。，以实现提高建筑舒适度、降低建筑能耗、减少环境污染的三大目标。

具体行动上，德国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住宅改造，旧房改造的内容很多，包括：增加建筑外保温措施（住宅墙体增加保温材料），更换高效门窗（防止热量从门窗散失），替换高能耗的采暖措施（提高热能利用率），通过这些维护更新方法，德国的旧房改造取得了很高的成效。从政府公布的数字来看，德国旧房改造后，居民住宅每平米CO₂减少的排放量达到40公斤/年。

德国既有建筑具体的改造技术如下[3]：

（1）德国冬季多以燃油取暖为主。未进行节能改造的住宅，其燃油量在20升/以上。路德维希港的一栋示范建筑，主体为砖墙的住宅，外墙贴上20厘米厚的聚苯乙烯板做外保温，屋顶则采用29厘米的聚苯板保温，还采用了其他一些措施。改造的结果，在提高室内舒适度的情况下，采暖燃油降到3升/

（2）外窗采用了三层玻璃密封窗，采用Low-e玻璃，内充惰性气体，外设卷帘或窗板。

（3）将石蜡制成成分散的极小颗粒掺入保温材料中，抹于外墙内侧，利用石蜡相变吸收或放出的热量的特性，起调节和保温的作用。

（4）外保温与装饰一体装配化。对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来说，尽量采取施工速度快，没有湿作业、对住户影响小的技术。在聚苯乙烯保温层外贴面砖，在工厂预制成块体，到现场用锚固件固定在外墙上，修补好预留的、错开接缝后，外保温与外饰面即可一次完成。该种技术可用于我国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

英国的既有建筑量巨大，1970年以后的新建建筑仅占全部建筑的20.9%，住房基本已经饱和。英国政府每五年修订一次房屋节能标准，不断调整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并依次展开节能改造活动。如表1列出了英国住历年宅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限值，可看出英国对围护结构的要求标准越来越高。

以下是英国既有建筑改造的一些做法[4]：

对于旧墙加强保温来说，往墙内空气间层中填入高效保温材料，是最廉价、最迅速的解决方法。施工时不至干扰住户，缺点是热桥问题不能解决，有时在间层内还有结露的可能性。

基本上不动旧窗，只在窗户上加透明层，利用中间的空气层保温。该种做法是利用原有窗框，或镶在特制的轻质框内，再用螺丝拧上、铁钩构筑或用磁铁吸住。

结语

国外的既有建筑改造活动开始的较早，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发达国家在新型建筑保温材料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建筑节能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建筑设计施工、新型建筑节能产品的认证和管理以及建筑使用中的节能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但改善了环境，提高了建筑的舒适度，而且节省了宝贵的能源，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城市的结构性和功能性衰退将日益成为我国旧城改造的关键。既有建筑的综合改造不是推倒重建，这既不经济也不现实，而是立足于现有条件，新建与改造并重。故借鉴国外较先进的技术、建筑节能产品以及建筑节能法规等，创造出适宜的既有建筑改造技术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郑宁.关于建筑改造之中西对比研究[D].天津大学博士论文,2004.

[2] 陈志华. 外国建筑史（第三版）[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篇6

中图分类号：[F29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引言

2011年6月10日晚，四川开江籍20岁孕妇王联梅在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农家福超市门口违章占道经营摆摊档，与该村治保会工作人员发生争执。事件随后引发连续3天的群体打砸烧事件，导致多辆警车和私家车辆被损坏，参与者多为流动人员。原本是一起没有人员伤亡的简单纠纷案，为何引发连续3天的打砸烧聚众滋事事件？这得从新塘镇现状说起：

在新塘镇，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是2∶1（50万∶22万），在大敦村，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1∶1（8万∶7000）。大敦村的外来务工者，大部分住在厂家的集体宿舍里，缺乏活动场所；牛仔产业淡季时，他们闲置在家，或到处瞎逛。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新移民服务等民生问题上，外来务工者基本上难以享有与本地人平等的社会福利。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强调发展速度“快”，城市规模“大”，城市人口“多”，却没有考虑到这种“”式的城镇化发展，城市文明及服务的扩散速度跟不上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散速度，为城镇带来更大的矛盾和负担。作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集聚了全国约四分之一的外来人口，广东省的城镇化发展面临着更大的压力。2012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达到67.4%，但“城乡二元”与“本外二元”的问题积重难返，“被城镇化”的外来人口并未能真正均等地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和舒适生活，强烈的被排斥感和无归属感，使得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近年来，类似“6.11”新塘大敦村的案件仍在不时地发生，不断向过去单纯追求“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发出质疑。

2. 背景解读

2011年3月16日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的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广东省在2011年12月召开“广东省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广东省城镇化工作重点从规模扩张阶段向质量提升阶段转变。城镇化战略逐渐从“量”的追求转变为“质”的提升。

城乡规划是政府重要的政策抓手，具有较强的社会调控能力，对城镇化推进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转变传统规划思路，关注民生所向，加强人文关怀，完善社会管理，弥合社会裂痕，实现社会融合，成为当前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广东省迫在眉睫的工作。

狮岭镇位于广东省首府广州市，集聚了本地人口3倍以上的外来人口，与新塘镇具有相似的现状情况。“6.11”新塘大敦村发生之后，花都区委区政府于2011年7月6日公布了《关于加强和创新狮岭镇镇、村社会管理服务的工作方案》，提出了11条近期实施的具体措施，力求加强和改进狮岭镇村社会服务管理特别是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管理，使狮岭镇成为镇、村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工作的“幸福港湾”。

3.“宜居狮岭”创建思路

3.1 基于问题导向的宜居狮岭创建思路

狮岭镇建成区面积23平方公里，2011年末，全镇户籍人口7.7万人，外来暂住人口接近30万人，登记在册的出租屋1.47万栋12万套。作为一个外来人口占比高的较大型城镇，狮岭镇具备与新塘镇相似的特点与社会矛盾爆发的隐患。

第一，狮岭镇与新塘镇是广州最为知名的两个专业镇，一个以牛仔裤发家，一个以皮具闻名。两地经济均比较发达，但因为集聚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一些公共资源配套超出了原有的承载能力。

第二，城镇化进程中，本外融合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现状的狮岭镇外来人口管理、落户等制度尚不够完善，本地人在就业、收入、居住品质、公共服务获得等方面均大大优于占人口总量4/5的外来人口，各阶层诉求繁杂，纠纷矛盾多发。

因此，未雨绸缪，改善外来人口的居住生活条件，构建服务均等、保障覆盖和社会融合的城镇是“宜居狮岭，幸福港湾”创建的重点。

3.2 基于目标导向的宜居狮岭创建思路

根据广东省宜居城乡标准及珠三角宜居城镇的考核指标，结合狮岭未来城镇化发展目标，“宜居狮岭，幸福港湾”创建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安居、均等、康乐、畅行、融洽。

4.“宜居狮岭”建设行动

基于上述问题与目标导向分析，“宜居狮岭，幸福港湾”建设行动主要从“城市建设”与“社会管理”两方面展开。

4.1 城市建设行动计划

4.1.1“安居”行动

改善居住条件，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更多的居住机会，为狮岭镇居民提供更舒适的居住环境，使居民易居、安居、乐居。

（1）危旧房改造计划。通过危旧房改造，极大改善一批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条件，并将部分拆迁地块用于建设广场与绿地，改善城镇面貌。

（2）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计划。加快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与新就业人群的住房问题，逐步将非户籍常住人口中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

（3）居住区综合整治计划。完善原有旧住宅区的基本功能，配套基础设施，美化居住环境，规范小区管理。新建住宅区以“绿色，低碳”为标准，提升居住区品质。

4.1.2“均等”行动

完善狮岭镇的基本公共服务，保证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合理的服务半径覆盖全镇各类居住社区，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便以使用的公共服务设施。

（1）基本公共设施均等化计划。按照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的要求，在深入分析狮岭外来务工人员、本地人等各类人群的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的基础上，构建“覆盖城市居民和村民，覆盖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覆盖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

（2）行政办公设施建设计划。完善建设包括镇行政中心、村委和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派出所和警务室等为行政管理和社会治安服务的设施。如新建狮岭镇新区派出所、狮岭工业区派出所，维护各组团治安；新建7处社区服务中心、完善居委会和村委会建设。

（3）教育设施建设计划。在现有的相对完整的教育设施体系的基础上，补充和优化中小学和幼儿园，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子女提供更为均等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如保留现状4所中学，10所小学，2所幼儿园；新建5所中学，6所小学，32所幼儿园。

（4）文化、体育设施建设计划。按照布局合理、重点突出、惠及全面的思路，新建、改建剧院、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中小文化设施，建立完善的公共娱乐文化设施服务网络。如新建6处文化站、狮岭体育馆和体育中心、2处群众运动场以及39处居民健身场所。

（5）商业设施建设计划。加强各层次商业中心与商业设施的建设，完善商业服务功能，优化商业结构，使本地与外来居民购物环境更加便利。如建设狮岭镇新区商业中心、狮岭城际轨道站前商业中心、芙蓉商业中心，皮革皮具城以及狮岭商业步行街和太子广场等。

（6）医疗卫生设施建设计划。建设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与社区卫生站等分级、分层次、均等化的医疗卫生设施。如新建狮岭新区医院；仁伯医院改建为卫生服务中心。

（7）社会保障设施建设计划。加快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设施建设，为孤寡老人、孤残儿童等提供生活照料、医疗康复等方面的服务。如新建5处老年人服务中心、5处残疾人康复中心、13处托老所、38处星光老年人之家。

（8）市政基础设施计划。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通过建立城镇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项目，逐步建立较高可靠性与良好安全性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4.1.3“康乐”行动

通过建设活动广场、公园绿地、城镇绿道、滨水空间等公共空间，保证狮岭镇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在闲暇时光可以选择各类文化娱乐或体育场所进行休闲，使其“闲有所乐”。

（1）广场建设计划。结合“三旧”改造，保留各行政村的风水塘及原有的邻里关系，推动城镇广场建设，建设集散广场、市政广场、文化广场等各种功能的广场共计30处，为本地和外来居民提供交往、娱乐、休闲和集会等活动的公共场所。

（2）公园绿地建设计划。结合狮岭镇现状地形，建设空间均匀分布的公园绿地系统，极大地改善本地与外来居民休闲、娱乐和生活的空间，实现居民出门500米见绿。规划建设狮山公园、秀全水库公园等城市“绿肺”，以及滨水带状公园“绿廊”，共计69处公园绿地。

（3）绿道网建设计划。加快推进镇（村）绿道建设，结合镇、村慢行系统因地制宜地开展社区绿道建设，狮岭镇规划建设镇级绿道约44.5公里，社区绿道约50.0公里。绿道网将各种公共空间联系起来，使全镇公共空间形成有机的整体。

（4）滨水空间建设计划。划定滨水公共空间范围，在强化水库、河流等水系保护的基础上，开展如胡屋河、秀全水库等滨水空间的城市设计，营造各具特色的滨水风貌。

4.1.4“畅行”行动

建设便捷通畅的城镇道路，完善公共交通出行，加强狮岭镇与花都区中心、广州市中心之间的交通接驳，满足狮岭镇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通畅出行”需求。

（1）公共交通一体化建设计划。加强狮岭镇与广州市中心城区的公共交通接驳，优化狮岭镇内部的公共交通路线，实现公共交通一体化。如完善狮岭镇与梯面、花东、花山、炭步等镇的跨镇公交线路，开通狮岭与广州市三元里直接衔接的干线公交线路等。

（2）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建设计划。推广建设覆盖全镇、村的公共自行车系统，打造形成覆盖面广、方便快捷的自行车交通网络。可先在狮岭镇的中心镇区试点，再逐步推广。

（3）步行系统建设计划。先在商业区、公交站、停车场等人流密集或需要进行交通方式转换的重点区域进行改造，通过完善人行道等设施，建立步行交通系统。

（4）无障碍交通设施建设计划。提高无障碍交通设施建设标准，前期选取商业区、较大社区、交通站点等重点区域建设完善无障碍设施，逐步推广至全镇、村。

（5）主干道综合环境改造计划。通过对市政环卫设施、广告牌等治理改造，提升主干道综合环境，展现城镇形象。

4.2 社会管理行动计划——“融洽”行动

从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综合管理，提升外来人口对狮岭镇的归属感、安全感和责任感，促进外来人口真正融入狮岭镇的城镇生活，实现健康城镇化。

（1）“包容城镇”计划。在公共服务供给、社会保障、外来工子女就学等方面建立起开放、包容、动态的服务机制，将外来人口纳入城镇居民管理体系。

（2）“平安家园”计划。组织、吸引新城镇居民、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人一起加入新型群防群治社会安全体系建设。选择试点村，积累经验全镇推广。

（3）“活力社区”计划。选取试点社区，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积极发展社区组织，建设社区文化活动平台，或鼓励企业开展外来务工人员参与的文体活动，激发社区活力。

（4）“新镇民”计划。系统改革户籍制度、外来人口管理制度，推动医疗、教育、社保等各个公共服务领域向外来务工人员、新镇民覆盖。通过住房保障、创业激励、医疗、教育、社保多个领域的定居措施，奖励优秀外来务工人员。

5. 结语

通过安居、均等、康乐、畅行、融洽五大行动的实施，狮岭镇真正实现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城镇居民管理与服务体系，保障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充分融合，这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和健康城镇化的要求，也是我们将来在城乡规划中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参考资料：

1、中评社北京7月11日讯．外地人为什么“难管”？ [N]．中国评论月刊，2011

2、粤发〔2011〕23号．关于提高我省城市化发展水平的若干意见[S]．广东省人民政府，2011

篇7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在产业转移中大显身手，一些地区为了留住民工，尤其是技术民工，纷纷出台一些政策，有的甚至v对每个村落中输出与留守民工进行硬性规定，一些民工输出大省的民工输出量逐渐减少。国家对企业用工的管理越来越规范，外来民工的待遇得到明显提升，东西部地区的待遇差距不断缩小，外来民工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他们的基本需求从生存层面提升到生活品质层面。以上原因是造成企业用工荒越演越烈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加强外来民工集宿区的建设与管理是解决企业用工荒的主要抓手之一。

一、外来民工集宿区建设与管理的现状

1、国家层面政策的支持现状

外来民工的居住问题已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国家和一些地方纷纷出台相关的政策，对此提供一定的保障。2008年1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十九条中指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应当优先安排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妥善处理新区开发与旧区改建的关系，统筹兼顾进城务工人员生活和周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村民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中，要更多地关注流动人口的生存环境与状况，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使整个城市在和谐的主题下发展”。

2008年1月建设部等5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指出“对农民工聚居区域，市、县人民政府要加强规划和管理，强化治安及环境卫生治理，加大公共交通等市政公用事业建设力度，提高公共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方便农民工生产生活，营造良好居住环境，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2、苏州市外来民工集宿区建设与管理现状

苏州市自2001年开始建设集宿区，提供流动人口集中住所，并配置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如《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外来人员集宿化管理的意见》，近几年的住房建设计划也开始关注集宿区的建设，力争最大限度地将外来人员纳入“集中住宿和集中管理”的规范服务范围，压减散居率，营造“新苏州人”的新家园。目前，苏州集宿区的建设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改善了居住环境，但也存在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面缺乏针对性、规模和种类不足等诸多问题，不能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3、太仓市外来民工集宿区建设与管理现状

2003年，太仓市开始起动外来民工集宿区建设，但成规模的集宿区不是很多，目前，太仓市外来民工集宿区建设与管理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政府出资建设，委托专业公司管理，这种类型是集宿区的主要形式，容纳的人员数量最大，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较高，如太仓市经济开发区集宿区，共分三个分区，每个分区按4000人入住规模建设。第二种类型是企业投资自建，委托专业公司管理，这类集宿区目前的数量较多，如玖龙纸业有限公司、太仓振辉化纤有限公司等。第三种类型是社会投资建设，投资人管理，这种集宿区管理水平较低。

总体来说，太仓市的外来民工集宿区建设规模与太仓市企业员工需求相适应。目前，集宿区入住率低下与外来民工数量（截止2011年9月，外来人员数量达到48万人）之间存在反差，值得大家思考。

二、集宿建设与管理对企业留住员工的贡献

1、集宿区为外来民工提供了稳定的住所

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民工如片片浮萍飘散全国各地，长期的贫困，迫使外来民工只能优先考虑一家人的糊口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外来民工越来越注重自身的生活品质，外来民工的社会需求内涵更加丰富，工资的高低不再是使他们飘泊的唯一理由，他们对于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继续教育环境、住宿条件等需求越来越高，他们向往合家团圆的生活方式。而集宿区建设迎合了这种需求，能为外来民工提供相对稳定的住所，国家及地方的政策指导原则也是向外来民工提供低成本的住所。安居才能乐业，这是中国的传统观念，也应该是各级政府与企业留住员工的重要抓手。经济发达地区政府与企为花在员工招聘与培训的经费相当可观，可是往往是员工刚培训好就流失了，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对员工的关爱不够，重招不重管，重用不重养。如果政府与企业能够重视员工的生活安置问题，重视对集宿区的人性化管理，也许是留住员工，解决企业用工荒的出路之一。

2、集宿区为外来民工提供了娱乐、文体服务

随着企业的不断转型升级、义务教育的落实、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外来民工不再是低文化人群的化身，据抽样调查显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数占外来民工的7.16%，初中以上学历的占到92.84%，可以预见，高职院校毕业生将成为企业员工的主要成份。新一代外来民工身处信息化社会之中，从小参与和感受各类娱乐、文体活动，对娱乐、文体服务需求更加迫切。完善的娱乐、文体服务设施是开展服务的先决条件，充分利用娱乐、文体设施，大面积地举办各类文体活动是建设外来民工的精神家园主要举措。如果说提供住房能留住外来民工的身体，娱乐、文体活动等精神层面的服务与享受则能留住外来民工的心。如果一个人的身心全部投入到企业，又哪里会出现用工荒？

在如何建设外来民工的精神家园方面，太仓市团委大力推进进城务工青年集宿区团建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已经在太仓经济开发区的集宿区建立起完整的团组织机构，除正常进行团活动外，还定期组织慰问演出、各类评议活动，通过不断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服务他们的实际需求，增强集宿区外来民工对太仓及企业的认同感。团组织在稳定企业用工队伍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集宿区内青年在企业中的流动率从以前每年的5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40%以下。

3、集宿区为外来民工提供知识与技术培训

随着生活水平与文化娱乐需求的逐步满足，外来民工对自身知识与技能的提升也提上日程。有关调查显示，集宿区居民对教育设施的需求十分迫切。尽管集宿区居民的文化水平有所提升，但在知识和技术发挥举足轻重作用且更新更快的时代，他们也希望通过成人教育、技术培训等方式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由于平时的闲暇时间较少，多数集宿区居民对教育设施的服务半径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在集宿区内或附近地区设置培训点，方便就近学习。他们较为关注的因素还包括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收费标准、教学管理的正规性等方面。因此，集宿区内的教育设施建设与应用显得很重要，当地的高职院校在这一方面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集宿区员工知识与技能培训的任务。

在如何在集宿区开展知识与技能培训，健雄职业技术学院的思考值得关注，健雄职业技术学院计划在太仓市大型集宿区设立培训站，负责区内居民的知识与技能培训，并协助集宿区开展各类文体活动。

4、集宿区为外来民工供了规范的社区管理

规范的社区管理，可以有效地加强治安管理、计生管理，并能够为他们提供医疗卫生、餐饮零售、邮电通讯、资金汇兑和文化娱乐等服务，切实保障外来民工的日常基本生活需要。集宿区内水、电、气、有线电视、电信、环卫等公共服务配套项目的收费，均按为居民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下限收取。给予外来民工以当地居民的所有待遇，最大限度地满足外来民工的生活诉求，可以促使外来民工对当地风土人情与企业产生认同感，促进他们迅速融入当地社会，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让外来民工有一种家的感觉。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外来民工的流动率，破解企业用工荒难题。

5、集宿区降低了企业的员工生活管理成本

集宿区建设改变了原来企业自建员工宿舍、无偿提供生活服务的后勤服务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降低企业员工生活管理成本，把有限的资金和精力放到提高职工收入上，既要用“情”留人，又要用“钱”留人。一是由社会提供企业员工生活服务，免除了企业自建生活设施的一次性投入之痛，减轻了企业资金压力；二是把有限的企业用地全部用于生产设施建设，可以使企业在单位面积土地上产生更大的效益，有效降低企业发展的土地压力；三是集宿区采用社会化管理，企业不需要单独设立生活管理机构，不需要为职工的生活问题而分散精力，可以一心一意搞生产；四是集宿区管理属于规模化管理，配套设施齐全，单位管理成本很低，企业只要为入住员工提供住宿补贴即可解决员工的生活保障问题，投入产出率极高。当然，也有员工较多的企业自建员工宿舍，但与以前单纯的单位宿舍有本质区别，它们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也完全按照集宿区的模式，如玖龙纸业有限公司、太仓振辉化纤有限公司等。

三、集宿区建设与管理中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

1、承担集宿区运行的专业管理公司利益至上理念限制了集宿区功能的发挥

存在问题。苏州2005年出台的一份文件指出集宿区的建设方针：“各市、区在外来人员集聚区域都要按规定和程序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外来人员集宿区”、“集宿区建设由区、镇政府（经济开发区）负责组织实施，以土地政策为原则，按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可由政府投资建设、可由用工单位出资建设、可吸纳民资建设、可租用闲置厂房改建、可采取农民资金入股等多渠道形式建设。”可见集宿区是以商业化方式运作的，但承包集宿区管理的公司对这些社会服务并不感兴趣，造成很多硬件设施很好的服务设施处于关闭或者没有充分被利用的状态，限制了集宿区功能的发挥。

解决办法。政府要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管理部门要出台集宿区考评办法，负责各镇（街道）和经济开发区集宿区经营机构的组建、专业管理机构的建立、物业管理进驻等，并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行业管理。强制性启用各类服务设施，对各类服务设施充分利用的给予奖励，对没有充分利用的给予处罚。

2、集住区的房型和入住管理模式限制了集宿区功能的发挥

存在问题。现建成的集宿区住宿单元大多采用4人/间或6人/间的集中住宿模式，不同类型的企业员工入住后，人员较杂，作息时间不同，互相干扰比较严重，且大部分集宿区宿舍内不允许做饭，造成很多员工不太适应。尤其是已成家的员工，带着老人和孩子，入住这样的集宿区就更加不方便。这与打造外来员工安居乐业的住所初衷相背。

解决办法。在设计集宿区住宿单元时，应考虑多种房型，既考虑降低住房成本，考虑单身员工的需求；又要考虑到成家员工的需求。房间结构可以由单间、小套间、套间等不同型式。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员工入住，应该加以分类，最大限度地减少相互干扰。另外，举办集宿区内员工各类文体活动，增加员工之间的认同感也是解决方法之一。

3、集宿区的入住率较低限制了集宿区功能的发挥

存在问题。太仓市有规模集宿区的入住率普通不是很足，造成投资产出率低下，管理成本相对升高，集宿区管理公司不得不采取降低服务标准和管理水平来维持集宿区运行，这将造成入住率低、管理与服务水平低、入住率更低的恶性循环。

解决办法：一是在集宿区运行初期政府出台补偿措施，同时加大与所辖区域企业的联系，协助做好宣传工作；二是降低入住门坎与住房租金；三是在选址上要靠近企业集中区域，方便企业员工上下班，降低交通成本；四是拓宽租金支付渠道，笔者认为目前最好的措施是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苏州是第一个在省内尝试租住集宿楼可以批量委托提取公积金的城市，这一举措在全国引来好评如潮，必将是各地效仿的支付集宿区房租方式。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太仓市哲学社会科学2011年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钟伟．无权者的权力[M]．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

[2]张子珩．中国农民工居住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5．

[3]黄怡．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M]．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

篇8

广州大学城规划范围约43.3平方公里，可容纳学生18-20万人，总人口达35-40万人（包括村镇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估计总投资规模将达到200-300亿元。首期建设的小谷围岛约17.9平方公里，其中占地面积最大的是广东工业大学，约2400亩，其中建筑面积最大的广州大学，约1800亩。广州大学城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领先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和广州的文化胜地，广州大学城可以极大地推动广州市经济、科技和文化大发展。2004年9月第一批约4.5万名大学生已先行进入大学城，2005年9月后在校学生人数为10万，2007年大学城全部建成后总规划人口预计将达到35万人，相当于一座中小城市。有4个城中村，分别为北亭、南亭、贝岗、穗石。

广州大学城校区分布在珠江两岸，面积为34.4平方公里。首批进驻地为小谷围岛，岛内面积18平方公里。按照张德江书记的要求，广州大学城建设领导小组迅速确定了首批进驻大学城的十所高校名单并对校园用地进行了划分，大学城的用地分为三类，分别包括：组团一：01-中山大学，0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组团二：03-广州中医药大学；04-广东药学院，05-华南理工大学；组团三：06-广东工业大学；07-广州美术学院；组团四：08-广州大学；组团五：09-星海音乐学院，10-华南师范大学。

2009年以来，番禺区检察院共办理涉大学城刑事犯罪案件83件101人。其中，2009年22件30人，2010年25件28人，2011年28件35人，2012年仅前两个月就有8件8人，较去年同期增长170%。经分析发现，大学城区域刑事犯罪案件凸显出大学城管理四大漏洞：

一、全开放式管理导致外来人口侵财案件多发

以上案件中大学生作案的仅有4件6人，外来人口作案比例高达95%。而盗窃、诈骗、抢劫等侵财性犯罪占了多数，共有63件81人，超过案件总数的75%，其中盗窃案更是占了侵财性犯罪的将近90%。此类案件犯罪嫌疑人多选择商业中心、美食广场、饭堂、教室、图书馆等人流量大的公共区域，共28起，占全部案件的33%。如在黄某、李某盗窃案中，二人去到大学城商业中心、饭堂、美食广场等地，趁现场人多及学生排队买饭或观看表演之机，盗去学生手提电话多达16台。

二、学生警惕性不够、防范意识差

从犯罪对象看，有49件案件犯罪目标为学生，占48%。主要表现在：（1）学生警惕性不够，手机、笔记本电脑等贵重物品随手放。特别是在宿舍、科室、球场等地，常出现趴在教室睡觉时桌面财物遗失、打球时放在篮球架下的钱包被盗等情况。（2）学生往往缺乏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防范意识差，极易受骗。多数涉嫌诈骗的犯罪分子就采取勤工俭学、求助等手段，骗取大学生信任。例如，刘某、谢某诈骗案中，二人就是以假扮“香港城市大学大学生”，并假称信用卡无法使用须借用银行卡进行汇款的方法，骗走多位学生的银行卡及密码后，取走卡内的人民币现金。

三、小旅店、出租屋密集缺乏有效监管

在大学城周边有四个保留村，村内各种小旅店、出租屋众多，其价格低廉，成为大学生租住首选。（1）无证经营现象突出。旅店多是由家庭住房改建，均无《卫生许可证》、《特种行业许可证》、《消防意见书》、《工商营业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等旅店经营必备证件，只在当地村委会办理“出租屋证”就开始经营。（2）出租屋缺乏监管，居住人员庞杂、管理混乱。如周某则在其暂时租住的北亭村北亭大街82号出租屋收藏制式枪支被公安机关查获。（3）治安、卫生、消防隐患突出。旅店、出租屋住客入住无需登记，来去自由，且缺乏监控、防盗等安全设施，大多未配备消防栓和灭火器，“消防通道”堆满了杂物，形同虚设。2009年以来，发生在此类小旅店、出租屋的刑事案件共有5起，其中1起为案，3起为盗窃案，1起为非法持有枪支案。如在谭某案中，谭某与被害人均是大学生，入住旅馆时没有进行任何的身份登记。而3起盗窃案均是发生大学城村民出租屋内，犯罪嫌疑人直接撬开门锁实施盗窃，盗走大量单反相机、相机镜头、手提电脑等贵重物品。

四、学校接驳区域及公共区域成为治安管理盲区

（1）内外管理部门工作衔接不够。从管理的主体来看，保卫处只能管校园内发生的事，相关综合部门则管理校外发生的事，两家相互联系沟通较少，高校内外未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2）监管内容及力度不足。学校保安多数安排在校内宿舍楼、教学楼附近，随着与人员密集地点距离的增大，保安巡逻力度不断减少，因此学校之间的交接地带或者中心湖等公共地带就成为了大学城管理的盲点，校外治安岗亭形同虚设，给大学城带来极大治安隐患。

五、照明设施不够且缺乏必要监控设施

（1）从夜间照明情况看，广州大学城里高校与高校之间有很多小树林、小山岗和正在兴建的工地，夜间行人稀少，照明设施不到位，有些地方路灯间距较大，且缺乏必要监控措施。紧邻珠江的外环路虽然有路灯，但灯光不足以投射到宽阔的珠江岸边绿化带，成为犯罪分子作案首选之地。如刘某案就发生在大学城中环西路与西五路交界处的绿化带，刘某强行将被害人郭某拖入草地上，使用暴力手段强行与郭某发生了性关系，案发过程长达近一小时，却无人发觉。而在何某、袁某、宋某三人抢劫案中，三人在贝岗市场附近的山岗多次对过路学生实施抢劫。（2）从监控设备情况看，虽然每个公交站点、每个大学的门口和一些路口都安装了监控，整个外环和中环的沿街道路缺乏必要监控设置，监控设备覆盖率较低。以上83件案件仅有5件案件有视听资料作为证据提供，比例仅为6%。

产生此现象的原因有：广州大学城人员庞杂，人员出入无任何监管措施，学校与学校之间没有围墙，外来人员进出自如。加之大学城与长洲岛、瀛洲、小洲村紧密相连，村民上万人，村里有许多价钱低廉的出租屋，吸引了许多外来暂住人口，加上大量建设施工当中的工地工人、生意的小贩、拉客的摩的司机等，成为影响校园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对此，检察机关建议：

1.健全综治工作机制，明确治安管理各部门职责。一是建立大学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吸纳大学城的管理治安的综合部门、执法部门的派驻机构，加强对各高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具体指导，并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大学城内突出的治安稳定问题，为改善大学城治安工作提供有力保障。二是明确好各部门的职责，健全常态化问责机制，细化各部门职责区域、工作范围，提升治安监管合力。

2.构建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治安防控预警网。（1）在人防上，主要采取校内由高校保卫处的保安负责、校外由公安民警带领治安协警、治安巡防队的巡逻的防范模式，配齐对讲机，各方协作配合，共同对校园周边治安进行综合治理。（2）在物防上，校内由物业管理公司统一建设、管理，校外由政府在大学城建设中规划设置消防、交通、治安岗亭等公共安全设施，由大学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综合管理。（3）在技防上，在各校区的重点区域、人群集中聚集场所都设置治安监控点，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照明设施以及监控设备，并对各高校、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的电子视频系统进行资源整合，形成覆盖大学城区、反应敏捷、快速高效的24小时技防网络。

篇9

广州大学城规划范围约43.3平方公里，可容纳学生18-20万人，总人口达35-40万人（包括村镇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估计总投资规模将达到200-300亿元。首期建设的小谷围岛约17.9平方公里，其中占地面积最大的是广东工业大学，约2400亩，其中建筑面积最大的广州大学，约1800亩。广州大学城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领先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和广州的文化胜地，广州大学城可以极大地推动广州市经济、科技和文化大发展。2004年9月第一批约4.5万名大学生已先行进入大学城，2005年9月后在校学生人数为10万，2007年大学城全部建成后总规划人口预计将达到35万人，相当于一座中小城市。有4个城中村，分别为北亭、南亭、贝岗、穗石。

广州大学城校区分布在珠江两岸，面积为34.4平方公里。首批进驻地为小谷围岛，岛内面积18平方公里。按照张德江书记的要求，广州大学城建设领导小组迅速确定了首批进驻大学城的十所高校名单并对校园用地进行了划分，大学城的用地分为三类，分别包括：组团一：01-中山大学，0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组团二：03-广州中医药大学；04-广东药学院，05-华南理工大学；组团三：06-广东工业大学；07-广州美术学院；组团四：08-广州大学；组团五：09-星海音乐学院，10-华南师范大学。

2009年以来，番禺区检察院共办理涉大学城刑事犯罪案件83件101人。其中，2009年22件30人，2010年25件28人，2011年28件35人，2012年仅前两个月就有8件8人，较去年同期增长170%。经分析发现，大学城区域刑事犯罪案件凸显出大学城管理四大漏洞：

一、全开放式管理导致外来人口侵财案件多发

以上案件中大学生作案的仅有4件6人，外来人口作案比例高达95%。而盗窃、诈骗、抢劫等侵财性犯罪占了多数，共有63件81人，超过案件总数的75%，其中盗窃案更是占了侵财性犯罪的将近90%。此类案件犯罪嫌疑人多选择商业中心、美食广场、饭堂、教室、图书馆等人流量大的公共区域，共28起，占全部案件的33%。如在黄某、李某盗窃案中，二人去到大学城商业中心、饭堂、美食广场等地，趁现场人多及学生排队买饭或观看表演之机，盗去学生手提电话多达16台。

二、学生警惕性不够、防范意识差

从犯罪对象看，有49件案件犯罪目标为学生，占48%。主要表现在：（1）学生警惕性不够，手机、笔记本电脑等贵重物品随手放。特别是在宿舍、科室、球场等地，常出现趴在教室睡觉时桌面财物遗失、打球时放在篮球架下的钱包被盗等情况。（2）学生往往缺乏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防范意识差，极易受骗。多数涉嫌诈骗的犯罪分子就采取勤工俭学、求助等手段，骗取大学生信任。例如，刘某、谢某诈骗案中，二人就是以假扮“香港城市大学大学生”，并假称信用卡无法使用须借用银行卡进行汇款的方法，骗走多位学生的银行卡及密码后，取走卡内的人民币现金。

三、小旅店、出租屋密集缺乏有效监管

在大学城周边有四个保留村，村内各种小旅店、出租屋众多，其价格低廉，成为大学生租住首选。（1）无证经营现象突出。旅店多是由家庭住房改建，均无《卫生许可证》、《特种行业许可证》、《消防意见书》、《工商营业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等旅店经营必备证件，只在当地村委会办理“出租屋证”就开始经营。（2）出租屋缺乏监管，居住人员庞杂、管理混乱。如周某则在其暂时租住的北亭村北亭大街82号出租屋收藏制式枪支被公安机关查获。（3）治安、卫生、消防隐患突出。旅店、出租屋住客入住无需登记，来去自由，且缺乏监控、防盗等安全设施，大多未配备消防栓和灭火器，“消防通道”堆满了杂物，形同虚设。2009年以来，发生在此类小旅店、出租屋的刑事案件共有5起，其中1起为案，3起为盗窃案，1起为非法持有枪支案。如在谭某案中，谭某与被害人均是大学生，入住旅馆时没有进行任何的身份登记。而3起盗窃案均是发生大学城村民出租屋内，犯罪嫌疑人直接撬开门锁实施盗窃，盗走大量单反相机、相机镜头、手提电脑等贵重物品。

四、学校接驳区域及公共区域成为治安管理盲区

（1）内外管理部门工作衔接不够。从管理的主体来看，保卫处只能管校园内发生的事，相关综合部门则管理校外发生的事，两家相互联系沟通较少，高校内外未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2）监管内容及力度不足。学校保安多数安排在校内宿舍楼、教学楼附近，随着与人员密集地点距离的增大，保安巡逻力度不断减少，因此学校之间的交接地带或者中心湖等公共地带就成为了大学城管理的盲点，校外治安岗亭形同虚设，给大学城带来极大治安隐患。

五、照明设施不够且缺乏必要监控设施

（1）从夜间照明情况看，广州大学城里高校与高校之间有很多小树林、小山岗和正在兴建的工地，夜间行人稀少，照明设施不到位，有些地方路灯间距较大，且缺乏必要监控措施。紧邻珠江的外环路虽然有路灯，但灯光不足以投射到宽阔的珠江岸边绿化带，成为犯罪分子作案首选之地。如刘某案就发生在大学城中环西路与西五路交界处的绿化带，刘某强行将被害人郭某拖入草地上，使用暴力手段强行与郭某发生了性关系，案发过程长达近一小时，却无人发觉。而在何某、袁某、宋某三人抢劫案中，三人在贝岗市场附近的山岗多次对过路学生实施抢劫。（2）从监控设备情况看，虽然每个公交站点、每个大学的门口和一些路口都安装了监控，整个外环和中环的沿街道路缺乏必要监控设置，监控设备覆盖率较低。以上83件案件仅有5件案件有视听资料作为证据提供，比例仅为6%。

产生此现象的原因有：广州大学城人员庞杂，人员出入无任何监管措施，学校与学校之间没有围墙，外来人员进出自如。加之大学城与长洲岛、瀛洲、小洲村紧密相连，村民上万人，村里有许多价钱低廉的出租屋，吸引了许多外来暂住人口，加上大量建设施工当中的工地工人、生意的小贩、拉客的摩的司机等，成为影响校园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对此，检察机关建议：

1.健全综治工作机制，明确治安管理各部门职责。一是建立大学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吸纳大学城的管理治安的综合部门、执法部门的派驻机构，加强对各高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具体指导，并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大学城内突出的治安稳定问题，为改善大学城治安工作提供有力保障。二是明确好各部门的职责，健全常态化问责机制，细化各部门职责区域、工作范围，提升治安监管合力。

2.构建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治安防控预警网。（1）在人防上，主要采取校内由高校保卫处的保安负责、校外由公安民警带领治安协警、治安巡防队的巡逻的防范模式，配齐对讲机，各方协作配合，共同对校园周边治安进行综合治理。（2）在物防上，校内由物业管理公司统一建设、管理，校外由政府在大学城建设中规划设置消防、交通、治安岗亭等公共安全设施，由大学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综合管理。（3）在技防上，在各校区的重点区域、人群集中聚集场所都设置治安监控点，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照明设施以及监控设备，并对各高校、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的电子视频系统进行资源整合，形成覆盖大学城区、反应敏捷、快速高效的24小时技防网络。

篇10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4-009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15

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系统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旅游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内含流动性的社会实践，为东道主与游客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能。东道主在与游客持续接触的过程中，较易受到来自现代世界的影响。在旅游目的地社区，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也会发生某些形式的转变。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叙事方式[1]，家成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概念。家既是个人生活意x的中心，也是构成社区的核心要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由现代化理论发动的对家庭历史及其现代演变的研究热潮中，旅游地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也逐渐受到关注。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现代性在目的地的影响途径和辐射效应。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阅，梳理这一领域研究的研究流派和研究内容，以期深化关于旅游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1 相关研究历程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常常将家作为研究对象，借以透视不同时空环境下的社会文化变迁。既往的旅游社会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旅游发展进程中东道主家庭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的变化，但其研究尺度往往放在社区及至目的地，缺少以家庭为研究对象的微观视角。因而，对于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实质上体现了旅游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学科交叉。

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community tourism”和“family” 或“home”为主题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1，并经人工核对，最终确定相关度较高的文献95篇。从各年度文献刊载量来看，2007年之前各年发文较为零散，2007年以后发文量有明显增加，2011年开始发文量急速增长（图1）。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主流期刊中。从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来看（表1），关键词较为分散，反映出相关领域研究话题较为广泛。2011年以前，家庭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关注度较高，在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各层面都有探讨。2011年之后，研究对象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第二居所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影响得到了重点关注，还出现了关于家庭客栈（homestay）的研究。同时，研究深度也不断推进，居民态度（attitude）、地方（place）、流动性（mobility）等关键词的词频都大幅度提升。2011年后的研究在理论上屡有突破，社会表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系统论等都大量出现。

中文文献主要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以“旅游”“社区”和“家庭”作为主题词对该数据库所收录的1994年至今所有的学科类别的期刊进行模糊查询，经人工筛除，得到与本文主题关联度较高的期刊论文42篇。总体来看，这一主题的文献在2002年后开始出现，2007年后增速加快，2011年后数量激增（图1）。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虽起步滞后，但发展速度和阶段大体相同。文献中高频关键词集中于“参与”“民族”“影响”“乡村”（表1）。民族或乡村地区的社区旅游参与问题是核心研究内容，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而在不同时段，关键词演变态势有所差异。自2007年开始，“居民”“利益”“经营”“女性”等关键词关注度升高，反映出社区居民的旅游收益开始受到重视，且妇女在旅游从业中角色凸显，对家庭旅游影响的研究也更多体现在经济层面。2011年至今，该主题文献呈现出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如“感知”就表达了社区居民对地方社会的所持情感；而从制度层面对旅游社区增权、社区治理等问题的讨论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之后，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进入这一领域。如多位国内学者探索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进行测度分析。居民的地方感[2]、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3]都作为与旅游影响感知相关的变量被引入。但综观这些研究，其主要着眼点仍放在社区层面，家庭层面的细分要素并未被明确纳入自变量。仅有个别研究者在家庭微观尺度上，测度了家庭的文化、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传统风俗的影响[4]

2 相关研究流派

随着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内容的多样化，日常生活日益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Berger和Luckmann认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社会实在[5]。他们肯定了生活世界是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主观和客观的结构。家作为一个微观尺度的社会单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进化论、结构-功能论、冲突论和社会心理学说等社会变迁理论[6]的启示下，现代家庭社会变迁也逐渐形成了包括结构-功能主义、、人文主义和女性主义等不同思想流派。

2.1 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

结构功能论者试图以结构化的方式来观察不同地域的家庭社会关系。如Levi-Strauss的“亲属原子结构”[7]、Parsons的“洋葱理论”[8]，以及所提出的传统中国乡村家庭以同心圆模式为特征的差序结构[9]。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下传统家庭的变迁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在进化论和结构功能论混合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成为解释现代家庭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其代表人物Goode认为，现代家庭正从传统大家庭向独立的核心家庭转化，且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夫妇式家庭制度之间、核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适应的。他同时指出，工业化和家庭是两个平行的过程，均会受到社会、个人观念的变化的影响，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都会对二者产生影响[10-11]。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者考虑的 重点。

2.2 的研究

者认为，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将引发冲突，而冲突正是社会变迁的主要路径。首先，他们将社会再生产作为家庭研究的一个突破点。在资本社会中，家庭不但是劳动力休息和繁育的场所，也成为资本支配的社会再生产空间[12]。而在更多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中国家，家庭还叠加了面向外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功能（如家庭车间），从而成为兼有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属性的重要场所。其次，者还竭力控诉资本社会中权力所造就的不平等关系。福柯指出，在国家的规训和监督下，居民的生活成为权力的对象[13]。权力关系不再被掩盖在家的温情面纱之下，家的空间构成、表征和情感都是由权力几何学（power geometry）所决定的[14]。由此，居民家的形态和功能变迁正体现了资本权力作用的轨迹。

2.3 女性主x的研究

功能主义学者持二元论的观点，他们常常将家庭视为与外部世界相区分的和睦统一的整体。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女性主义研究继承了的批判社会学视角，反对现代化理论将家庭现代化的历程视为固定和同一的发展模式的观点。这一派学者强调关系导向和关怀伦理，关注家庭体验的性别差异。她们认为，将家庭视为私人领域掩盖了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15]，因而鼓励女性离开家返回到真实的政治和商业世界中[16]。家庭的多样性、不平等与冲突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还吸收了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从多样性和合法性的视角对既有的单一家庭变迁模式提出挑战[17]。Stacey 认为，家庭不是一种基于生理差异而形成的制度， 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与象征的社会建构[18]。由于当代家庭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特征，因而可以通过表达女性经验来重构社会。

2.4 人文主义的研究

人文主义学者重点强调的是人在场所中的情感。他们指出，理论中常常忽略了家的地方经验。他们也批判了对家的浪漫主义观念，以及对家的社会结构及地方体验之间关系的肤浅理解[16]。在Relph对地方经历、段义孚对地方感知和映像、Buttimer对生活世界、Seamon对身体经历、Ley对地方意义的理论表述中[19]，家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在他们看来，家就是由日常实践、生活经验、社会关系、记忆和情感形塑的物质和情感空间的综合体[20]。人文主义还借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说明场所环境与自我同一性的密切关联。人类需要通过适当的认同而对其环境产生有意义的意识[21]。换言之，自我认同也依赖于场所环境。由此，家庭的社会变迁也成为地方变迁的真实映射。

3 相关研究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一些旅游社会学者深入欧洲乡村社区，他们在观测社区所受到的旅游影响的过程中发现，东道主家庭在亲属关系、婚姻关系上、两性关系和性观念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由此开始了对该领域的探查[22-24]。更为全面的分析视角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旅游社区家庭就业模式、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家庭控制的变化等方面的内容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25-26]。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则迟至200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研究内容基本与国外相仿，且案例地集中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区。

3.1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经济收入的变化

家庭的经济收益是其成员维持生计需要的基础。但多数学者仅仅将旅游体验和消费家庭视为劳动力繁育和休息的社会再生产场所，而忽略了其作为社会生产场所的可能。女性主义学者揭示了家庭经济对工业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贡献，由此确认了家庭与工作相互依存的关系[27]。当代社区旅游的发展为女性主义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东道主的家庭被改造为一个场所。因此，东道主家庭的旅游收益体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

在经济落后地区，旅游常常作为一种脱贫致富的途径而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Tao和Wall认为，旅游是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方式。虽然旅游不是脱贫的万能钥匙，但作为一种潜在的活动方式，它不仅可以使那些直接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家庭获益，也能间接提高周边其他家庭的经济收入[28]。与此相似，Loria 和Corsale认为，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活动，已经和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紧紧联系一起了。它不仅改变了当地家庭的收入结构，而且自产自销的家庭旅馆经营模式，也使得家庭成员的服务技能得到了提升[29]。而在发达地区，旅游对家庭的生计收入提高作用却并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起到实现地方认同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作用[30]。

但是，当地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代表着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多目的地社区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激励下获得旅游发展的再分配收益，但这一收益往往只占整体收益的一小部分。Kousis在希腊乡村旅游社区研究中发现，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被流转到外地人手中，农民转而成为旅游从业者。外来投资者一般都会占据当地最高级别的接待设施，而当地家庭分享剩下的次级资源，且住宿设施级别越低，作为其拥有者的家庭数量也越多[25] ，并呈现出旅游资本支配下社区旅馆的金字塔等级分布。

3.2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性别地位的变化

家庭内两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旅游对女性家庭地位转变所起的作用，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31]。这些学者深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将旅游从业视为女性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有效途径。她们认为，现代旅游业恰为东道主在家女性提供了一个从私人领域转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女性可以通过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将其家务技能变为职业技能，从而完成由主妇到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转化。Cone以中美洲的两位玛雅妇女为研究个案，发现她们自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后，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更新[32]。另一些案例研究则肯定了合作社在乡村家庭妇女旅游就业转型和男女平权中的重要作用[33-34]，因此，东道主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不但与其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也与妇女组织性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带来的就业和获利机会的增加，不仅可能对家庭劳动分工造成影响，也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35]，从而帮助她们扭转父权制社会下日渐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在此，尽管经济资源的占有往往对两性之间的权力建构具有重要作用[36]，但也有学者认为，发生在家庭领域的女性地位和权力变化，是建立在当地文化的凝聚力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基础上的。如在云南泸沽湖的摩梭社区，女性不但通过旅游经济收益的提升，来实现同性之间权力的代际过渡[37]，还进一步引导文化回归，使得以母系为主体的思想在摩梭社会得以新生[36]。

但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于旅游的褒扬，并非是完美无瑕的。在一些文化内向性强的旅游社区，两性地位的变化只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在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框架下，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并未真正实现[38-39]。事实上，在不少民族地区，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内聚力和受教育程度都是当地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阻碍因素，女性的家庭地位在旅游发展后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变[40]。而从女性旅游从业的内容和性质来看，性别区隔也使得东道主女性大多被定位在低职位、低报酬、缺少发展机会和临时性的旅游服务工作上[41]，这些职业在形式上类同于家务劳动。甚至东道主女性自身也成为被消费的旅游吸引物[42]，其职业从歌舞表演延伸到以为特征的性旅游上。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性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地创汇的重要来源。从事性旅游业的青年女性多来自偏远乡村的贫困家庭，她们的收入是其整个父系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43]。尽管Herold的研究表明，多米尼加女性性工作者试图向家人隐瞒自己的职业身份[44]。但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政府支持性旅游的地区，这些妇女是否能够获得来自其自身家庭的认可，尚未见相关论述。

大量文献将研究的着眼点集中于女性，而旅游研究中的男性缺场现象较为普遍[45]。一些研究者将旅游领域中的男性视为女性的参照物。如认为在女性当家的基础上，一些地方的男性也开始有序地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增强其对家庭的决策权力[37]；或是对两性应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产生了共识[46]。Harrison通过对非洲不发达国家青年男性的研究发现，旅游从业导致其家庭地位和家庭控制力都得到了较大提升[47]。

3.3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化

当代旅游业发展所引发的地方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动深刻地影响着东道主家庭结构。社区参与旅游，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旅游接待，带来了东道主家庭结构层级和关系空间的变化，使得东道主家庭结构逐渐从一元化向多元化[48]、扁平化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看来，是结构，而非个体决定了家庭的演变方向。他们运用动态化和系统性的分析，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迁给予了新的注解。婚姻关系、家庭规模、生育观念、家庭教育等研究内容都与此密切相关。

婚姻礼俗和制度的变迁体现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由经济要素主导的婚姻制度突破了既有的宗族制度对家庭形成的约束，从而使得东道主的新型家庭更好地适应了旅游发展和现代化的需要。Kousis在对希腊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发现，社区家庭旅游收益的提高使得陪嫁品的形式开始多样化。随着旅游的发展，当地的陪嫁品从实物形式逐步演化为货币、不动产甚至是产权形式[25]。而在旅游发展后的贵州西江苗寨，陪嫁品已从传统的补偿娘家财物转化为提前赠予新婚家庭以遗产[48]。王伯承和吴晓萍发现，在贵州苗寨社区旅游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居民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和范围正在扩大，但基于当地文化内生力量的保持，其本底的婚姻文化依旧延续[49]。对于一些具有独特婚姻制度的地区，旅游带来的冲击更为明显。在泸沽湖摩梭人社区中，当地原来以母系为主的家庭形态在旅游发展后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母系家庭、双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开始在年轻一代出现；走婚对象的选择标准中也渗入了经济成分等[50]。

另一方面，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出现的新的两往方式也进一步拓展了东道主社区原有的通婚范围，同时也引入了更多新的婚姻形式。游客进入东道主社会也会促使新的异往关系的形成。一些来自欧洲发达地区的女性游客往往与东道主地区的男性青年，如带有异族特征的阿拉伯青年或欠发达国家的沙滩男孩，产生所谓的浪漫旅游和友谊旅游。处于其间的当地青年男子更倾向与女游客保持长期的情侣关系，甚至期望这种关系能帮助自身实现身份认同和职业发展[44，51]。魏雷等则通过当代泸沽湖的“旅游走婚”现象对此进行了回应。她们认为，这种当地男性与外地女游客之间的“旅游走婚”行为，是当地传统走婚文化的衍生物，它有助于增当地男性的身份认同，也通过其自身的反思与抉择维系了大家庭的和谐[52]。

家庭规模和生育人口在旅游发展后出现了新的变化。层序有致的传统大家庭因为难以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小型化。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环境，妇女的初婚或初育年龄都有明显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目的地社区平均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规模的缩小[45]。魏雷在研究泸沽湖摩梭人旅游时也发现，旅游接待活动的家庭化、社区家庭平等分配旅游收益的现实需求，以及当地年轻夫妇生育观念受旅游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使得传统大家庭数量开始下降，核心家庭数量上升，且每个家庭人口规模也趋小[52]。

旅游的影响不仅仅是家庭规模和人口数量，也涉及到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一般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当地一些从事接待的家庭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因而未成年人辍学参与旅游接待或讲解活动的现象较为普遍[53-54]。而李星群在研究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经营对家庭的影响时发现，乡村旅游除了具有促进农村家庭和谐、家庭收入提高的作用外，同时也使得经营旅游业的家庭对后代的教育有更严苛的要求，“外出闯天下”成为家长们对孩子未来的期冀[55]。

3.4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屋格局的变化

旅游业向地方的渗透改变了东道主家屋格局。由于东道主在旅游接待过程中往往将住房改造为经营性场所（如家庭客栈），因而家庭旅馆建筑格局的变化成为地方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标志[36]。在社会现代化和旅游业的双重作用下，西双版纳傣寨家屋的演变隐喻着当地家庭生计方式的变化[56]。为满足游客需求而更新家屋已日益成为目的地社区家庭客栈经营者们的共识。丽江古城居民一改传统纳西家屋中卧室不许开洞的习俗，对家庭客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应着“定制的真实”（customized authenticity）[57]。广西黄洛瑶寨的民居旅馆在建筑体量、建材使用和内部格局上都进行了大胆“创新”[58]。但在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引导下，家庭客栈建筑向传统民居的回归也可成为当地振兴旅游一条重要途径[59]。

家屋格局的变化也引发了旅游中不同主体围绕这一场所空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激进的学者强烈抨击旅游资本对家屋空间的剥夺。他们认为，在现代性的谎言下，资本无孔不入，甚至侵入东道主家庭所固有的私人空间。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东道主的日常生活成为旅游商业化的对象。一方面，当地传统的好客文化已然转化为一种商业行为；另一方面，东道主的家庭生活成为了游客镜头中被凝视[60]的异域景观。受到资本权力的操控，东道主传统社会中既有的家庭成员对于家屋空间本身、社会化劳动和资源分配的控制力也被不断重组[37，52]。在这种为资本权力所建构的不平等空间关系中，作为弱势一方的东道主并不会轻易放弃对家园的捍卫。东道主自主生活空间的丧失引发了他们对旅游者和外来经营者强烈的抵制[31]。

家屋被改造为客栈，不但呈现出住宅空间属性由围合密闭的私人空间向开放性公共空间的转化，也使得住宅空间的使用者由家庭成员扩展到商铺业主和游客。在云南傣族园，家屋空间内涵的多元化促进了主客互动，从而使之成为当地居民与外部世界社会交往的重要空间[61]。而另一些居民往往因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或旅游设施建设而被迫迁移[62]。家的迁移直接改变了原有的住居格局。尽管便捷、方便的现代设施创造了干净、整洁的移民社区环境[63]，但这些明显带有城市环境特征的卧室社区（bedroom community）却因人口密集、公共空间狭小、传统生计活动受限、信仰空间缺失等问题，使得移民很难适应新环境[64]。

而在一些度假地，部分季节性迁入的旅游者对其第二居所进行改造，由此带来当地聚落格局的渐进变化。如度假游客往往按照自己对典型乡村的理解改建度假屋，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乡村风貌[65]。这些消费力较高的季节性度假游客虽然会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目的地，但是来自原居地的环境罩却深深影响了异文化下的家的构建。风景优美、气候适宜、装修豪华、私家花园和服务一流等是这些第二居所的共有特征[66-67]。季节性旅游从业者的临时性住所则较为不同，那里只是暂时转变家屋的使用功能，并未改变其原有住房格局。在印度帕卡热姆海滨度假地，一些旅游经营者会在旅游旺季时租用当地人的家屋作为他们的店铺和临时性住所，而旅游淡季时这些房屋又会恢复为当地传统的小型家庭式椰子种植园[68]。

3.5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认同的变化

人文主义学者将家屋视为人类面向外部世界之前的第一个感知空间。他们认为，家屋功能的变化会导致人们身体经历和生活世界的变迁。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们对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成员的情感认知展开了深入研究。由于家庭空间的变化既体现了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亦对空间内涵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69]，因而在外来资本和游客的冲击下，东道主对家的感知和认同正变得日益模糊。家作为记忆和情感空间的属性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在全球流动性日益加快的当今世界里，根植于地方的家庭认同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复杂。不管是引发东道主迁移还是身份变换，旅游发展都改变了扎根于传统地方的家庭认同感。Wang 和Wall对海南度假旅游地的研究就表明了，东道主对迁移后的卧室社区缺乏认同[64]。Domenico和Miller在乡村旅游案例研究中指出，对家庭的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沿袭才是维持家庭认同的关键。如果因为过度的旅游发展而丢弃家庭存在感，那么业已形成的家庭认同也会因此丧失[70]。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外迁或家屋功能的改变，也是家作为原住民“在世存有”的象征意义的抹除。一旦人失去了家的依傍，其建构世界的基准也就会随之偏移。因而，人文主义在此更强调现代性冲击下家的意义的维续。

当家庭认同感发生变化时，东道主也会主动作出调适，力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过程中实现家庭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Brandth和Haugen通过对比挪威两个传统农场旅游转型的案例发现，旅游发展引起了农场主家庭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而造成其地方归属感的波动。尽管如此，由于传统生活方式所塑造的惯习以及目标游客对乡村的喜好，大多数农场主还是会通过一些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农业活动来维持对他们对农场的归属感[71]。由此看恚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策略的调整，既是对现代性适应的结果，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延续[48]。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作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迄今已逾40年时间。研究者往往通过对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历时性分析，或以两个资源条件相似而旅游发展程度不一的社区做跨区域的横向比较展开研究设计。从国内外文献计量比较来看，国外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对第二居所、居民态度、地方、流动性等话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国内研究自2007年以来有了较快发展，逐步向性别、旅游收益和居民感知等研究领域扩散。

20世纪70年代，受早期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研究者们大都将家视为一个易受外部因素（旅游）扰动的对象，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因此也呈现出被动和机械的特征。其后的和女性主义研究者分别将家视为一个资本权力竞逐的场域或一个社会性别建构的空间，东道主家庭变迁成为解释社会权力作用机制的最佳注解。进入21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学派的地方研究重新受到瞩目。他们倡导通过人的主观感知来认识空间。因而，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既是旅游社区中家的空间变化的结果，也改变了人们对家的情感依恋和环境感知。目前，该领域相关研究内容已涵盖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经济收入、性别地位、婚姻关系、家庭结构、家屋空间和家庭认同等多个方面的变化。

4.2 讨论

尽管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但其在国内外旅游研究中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尤其对于东道主家庭这一微观的社会地理单元还缺乏充分的关注，对东道主家庭变迁与较高尺度的社区或区域变迁的关联性也未能明确。因而，该领域研究中尚存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

首先，从不同研究流派出发，笔者提炼出以下有待深化的研究内容：

结构-功能论强调人类被既有的（社会/空间）结构所创造，而相对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对结构的调适[19]。实际上，东道主家庭往往因应旅游影响而出现再结构化的现象。如在一些度假地出现的旅游消费移民，往往与其寓居的东道主家庭产生了类亲缘关系，从而产生了主客混合型的家庭结构。因此，相关研究可以视为对结构-功能论上述缺陷的完善。

权力理论有助于剖析旅游社区中外部力量对东道主家庭内部权力重组的作用机制。但家庭外部的权力作用与其内部的权力分配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还较少见诸于既有研究中。如政府主导型与社区自主型旅游发展所形成的不同权力架构，对家庭权力配置的影响有何不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形成内外观照的解释框架。

性别理论对于揭示东道主家庭内部分工的差异性，倡导性别权利平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探究东道主家庭中不同性别的成员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的差异，从而了解性别建构的家庭社会空间是如何在旅游场域中发生变化的。此外，家作为一个提供安全和承载养育功能的地方，是女性的传统使用空间。对在家与离家的旅游从业女性的比较研究，可以反映其职业变化是如何影响她们对家这一场所环境的感知的。

其次，研究者将东道主家庭发生的变化归并为几个因变量，借此来分析旅游这一自变量对家庭的影响。而事实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快的当代社会，旅游业只是当地家庭变迁的影响因素之一。旅游目的地社区中，个体因应现代化而进行的就业选择、当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等，都会对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都具有差异性的特征。而文化差异在东道主家庭所受旅游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如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所构建的家庭差序格局，在家庭伦理、婚育制度方面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社区家庭的结构化表征。因此，未来研究中或可考虑设计一个基于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结构方程（SEM）影响模型。

再者，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多选择少数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为案例地，并将游客与东道主区分为两个具有不同属性特征的社会群体，这是与旅游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主客二分法容易导致研究对象的偏狭，也不便准_了解游客对东道主的家的感知。未来可将研究案例扩展至城市旅游目的地，在同类社群关系中来考察东道主家庭的变迁，从而摆脱固有的中心-边缘理论的约束。

最后，关于旅游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见诸于真实性、旅游凝视等旅游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旅游活动中对家的消费与现代性的关联[1]。然而，这些讨论都是以旅游者为出发点来展开的，对于东道主社会现代性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事实上，旅游者与东道主共同从属于旅游现代性的架构。如果说旅游者对家的消费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矛盾心理（structural ambivalence of modernity）[72]，那么作为旅游消费对象的东道主家庭则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地被再社会化（re-socialized），从而引发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旅游现代性的判读，本文的研究为我们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致谢：感谢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南英博士为本文修订英文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地学部周尚意教授和两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Su X. Tourism， modernit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home in China[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4， 39（1）： 1-12.

[2] Li Yicong， Zhang Jie， Liu Zehua， et al.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ourism impacts： A case study in world natural heritage Mount Sanqingsha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4）： 584-592. [李宜聪， 张捷， 刘泽华， 等.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结构关系――以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4）： 584-592. ]

[3] Du Zongbin， Su Qin.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rural tourism， residents perceived tourism impact and sense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A case study of Anji rural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11）： 65-70. [杜宗斌， 苏勤.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研究――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J]. 旅游学刊， 2011， 26（11）： 65-70. ]

[4] You Yanan， Lu Xiaojing， Zhang Zhimin. Influences of tourist destinational cunstoms and building[J]. Arid Land Geography， 2012， 35（5）： 822-828. [由亚男， 卢小静， 张志敏. 旅游目的地传统风俗影响因素与模型构建―以喀什地区为例[J]. 干旱区地理， 2012， 35（5）： 822-828. ]

[5] Berger P， Luckmann 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1[1966]： 33-42.

[6] Vago S. Social Change（the 5th Edition） [M]. Wang Xiaoli，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39. [史蒂文・ 瓦戈. 社会变迁（第五版）[M]. 王晓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9. ]

[7] Gao Xuanyang.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ies[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339；707；768-772. [高宣扬. 当代社会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339；707；768-772. ]

[8] Cheal D. Sociology of Family Life[M]. Peng Yinni， tra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 2005： 188. [大卫・ 切尔. 家庭生活的社会学[M]. 彭铟旎，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88. ]

[9] Fei Xiaotong.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 Birth System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24-30. [.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4-30. ]

[10] Goode W J.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242-247.

[11] Tang Can. A review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on family[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0（3）： 199-222. [唐灿. 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J]. 社会学研究， 2010（3）： 199-222. ]

[12] Marston S A.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al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0， 24（2）： 219-242.

[13] Focault M. Dits et Ecrits， 1954-1988， I-IV[M]. Paris： Gallimard， 1994： 194.

[14] Massey D. A global sense of place[J]. Marxism Today， 1991（June）： 24-29.

[15] Kanter R M. Jobs and families： Impact of working roles on family life[J]. Children Today， 1978， 7（2）： 11-15， 45.

[16] Blunt A， Dowling R. Home[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14-15.

[17] Chen Xuan. A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family patterns： Rethinking the American family controversy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J]. Hubei Social Sciences， 2008， （1）： 76-80. [璇. 当代西方家庭模式变迁的理论探讨： 世纪末美国家庭论战再思考[J]. 湖北社会科学， 2008， （1）： 76-80. ]

[18] Stacey J. In the name of the family： Rethinking family values in the postmodern age[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8， 24（1）： 181-182.

[19] Peet R.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M]. Zhou Shangyi， tran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7： 72-74；165-167. [理查德・ 皮特. 现代地理学思想[M]. 周尚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72-74；165-167. ]

[20] Blunt A， Varley A. Geographies of home[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04， （11）： 3-6.

[21] Bloom W. Identification theory： Its structure， dynamics and application[J]. Wang Bing， trans. Social Psychology Research， 2006， （2）： 1-17. [威廉・ 布鲁姆. 认同理论： 其结构、动力及应用[J]. 王兵， 译. 社会心理研究， 2006， （2）： 1-17. ]

[22] Stott M A. Tourism in Mykonos： Some social and cultural responses[J]. Mediterranean Studies， 1978， 1（2）： 72-90.

[23] Greenwood D. Tourism as an agent of change： A Spanish Basque case[J]. Ethnology ， 1972， 11 （1）： 80-91.

[24] Boissevain J.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a dependent island： Gozo， Malt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79， 6（1）： 76-90.

[25] Kousis M. Tourism and the family in a rural Cretan communit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9， 16 （3）： 318-332.

[26] Wilkinson P F， Pratiwi W. Gender and tourism in an Indonesian villag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5， 22（2）： 283-299.

[27] Mackenzie S， Rose D. Industrial change，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home life[A]// Anderson J， Duncan S， Hudson R. Redundant Spaces in Cities and Regions[C].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3： 175-176.

[28] Tao T， Wall G. Tourism as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trateg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1）： 90-98.

[29] Lorio M， Corsale A. Rural tourism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Romani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 26： 152-162.

[30] McKercher B， Fu C. Living on the edg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33（2）： 508-524.

[31] Wang Ning， Liu Danping， Ma Ling， et al. Tourism Sociology[M].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8： 6-7；37；244-264；292-296. [王宁， 刘丹萍， 马凌， 等. 旅游社会学[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6-7；37；244-264；292-296. ]

[32] Cone C A. Crafting selves： The lives of two Mayan wome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h， 1995， 22（2）： 314-327.

[33] Iakovidou O. The Role of the women’s agrotourist cooperatives for promotion of agrotourism in Greece[J]. Syneteristiki Poria， 1992， 27（12）： 57-64.

[34] Swain M B. Cuna women and ethnic tourism： A way to persist and an avenue to change[A]// Smith V L. 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C]. Zhang Xiaoping， trans.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90-113. [格丽特・ B. 斯温. 土著旅游业中的性别角色： 库拉莫拉・库拉亚拉的旅游业与文化生存[A]//瓦伦・ L. 史密斯. 东道主与游客： 旅游人类学研究[C]. 张晓萍， 译.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 90-113. ]

[35] Jordan F. An occupational hazard？ Sex segregation in tourism employ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1997， 18（8）： 524-534.

[36] Chen Bin.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family gender role of Mosuo people[J]. Ethnic Art Studies， 2004，（2）： 68-71. [陈斌. 旅游发展对摩梭人家庭性别角色的影响[J]. 民族艺术研究， 2004，（2）： 68-71. ]

[37] Tang Xueqiong， Zhu Hong， Xue Ximing.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amily authority of Mosuo females： Based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Luoshuixia Village and Kaiji Village， Lugu Lake area[J]. Tourism Tribune， 2009， 24（7）： 78-83. [唐雪琼， 朱f， 薛熙明. 旅游发展对摩梭女性的家庭权力研究――基于泸沽湖地区落水下村和开基村的对比分析家庭权力影响研究[J]. 旅游学刊， 2009， 24（7）： 78-83. ]

[38] Boonabaana B. Negotiating gender and tourism work： Women’s lived experiences in Uganda[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14， 14（1-2） ： 27-36.

[39] Lang Liping. Transformation of the female role of minority people in tourism： Based on the Miao women in Shanjiang areas[J].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for Ethnic Minorities， 2008， 28（1）： 143-147. [稂丽萍. 民族旅游时空中的少数民族女性社会角色的嬗变―以山江苗族女性为例[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8， 28（1）： 143-147. ]

[40] Lu Yanhong， Xu Shengyan， Wu Zhongjun. The analysis of disadvantage factor about the female： Based on the Biasha area in Guizhou Province[J]. Nationalities Forum， 2008， （9）： 51-53. [卢彦红， 徐升艳， 吴忠军. 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以贵州岜沙景区为例[J]. 民族论坛， 2008， （9）： 51-53. ]

[41] Li Xinjian， Ke Yan. A review of the overseas tourism employment[J].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06， （1）： 32-37. [厉新建， 可妍. 国外旅游就业研究综述[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1）： 32-37. ]

[42] Lin Qingqing， Ding Shaolia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women in host society： A gender analysis[J].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009， （3）： 75-80. [林清清， 丁绍莲. 旅游发展与东道主女性――一个性别视角的研究综述[J]. 妇女研究论丛， 2009， （3）： 75-80. ]

[43] Wihtol R. Hospitality girls in the Manila tourist belt[J]. Philippine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 1982， 4（1-2）： 18-42.

[44] Herold E， Garcia R， Demoya T. Female tourists and breach boys： Romance or sex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 28（4）： 978-997.

[45] Tang Xueqiong， Zhu Hong. Gender issues in 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07， 22（2）： 43-48. [唐雪. 朱f. 旅游研究中的性别问题[J]. 旅游学刊， 2007， 22（2）： 43-48. ]

[46] Tang Xueqiong， He Yajun， Huang Helan.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changes in family status of women from ethnic villages： A case study on the Sa-ni people in Stone Forest， Yunan[J]. Yunnan Geographic Environment Research， 2011， 23（5）： 7-12. [唐雪琼， 和亚B， 黄和兰. 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影响研究――基于云南石林五棵树村和月湖村的对比分析[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11， 23（5）： 7-12. ]

[47] Harrison D. Tourism and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M]. London： Belhaven， 1992： 30-31.

[48] Liao Jinglin， Sun Jiuxia.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minority family： From simplicity to complexity[J]. Guizhou Social Science， 2015， （5）： 114-119. [廖婧琳， 孙九霞. 旅游发展与少数民族家庭变迁： 从单一性到复杂性[J]. 贵州社会科学， 2015， （5）： 114-119. ]

[49] Wang Bocheng， Wu Xiaoping. On ethnic tourism and the changes of marriage customs in destination families： A case study of the upper Langde village in Guizhou Province[J]. Journal of Original Ecological National Culture， 2011， 3（3）： 147-155. [王伯承， 吴晓萍. 民族旅游与目的地婚姻家庭习俗变迁调查研究――以贵州省郎德上寨为个案[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11， 3（3）： 147-155. ]

[50] Zhang Li. The inherit and chan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t economy and marriage family in Lugu lake， Sichuan Province[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08， 28（2）： 148-155. [张利. 四川泸沽湖摩梭旅游经济发展与婚姻家庭的承继与变迁[J]. 贵州民族研究， 2008， 28（2）： 148-155. ]

[51] Cohen E. Arab boys and tourist girls in a mixed Jewish-Arab commun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71， 12 （4） ： 217-233.

[52] Wei Lei， Tang Xueqiong， Zhu Hong. Study of Mosuo household patter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le role[J].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 44（3）： 57-62. [魏雷， 唐雪琼， 朱f. 旅游发展影响下的摩梭家屋形态―基于男性角色的考察[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4（3）： 57-62. ]

[53] Liu Yun. Research of the effects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Tibetan women： A case study of Jiaju Tibetan Village scenic spot of Sichuan Province[J]. 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Qinghai， 2007， 18（4）： 30-33. [刘韫. 乡村旅游对民族社区女性的影响研究――四川甲居藏寨景区的调研[J]. 青海民族研究， 2007， 18（4）： 30-33. ]

[54] Wilkinson P F， Pratiwi W. Gender and tourism in an Indonesian village[J]. Annals of Tourism Reasersch， 1995， 22（2）： 283-299.

[55] Li Xingqun. Influence of rural miniature tourism enterprises on family in national regions[J].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11， （2）： 190-195. [李星群. 民族地区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对家庭的影响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11， （2）： 190-195. ]

[56] Chen Likun. An analysis of cultural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tourism on ethnic communi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ree Dai village in Xishuangbanna[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11）： 58-64. [丽坤. 离析现代化与旅游对民族社区的文化影响――西双版纳三个傣寨的比较研究[J]. 旅游学刊， 2011， 26（11）： 58-64. ]

[57] Wang Y. Customized authenticity begins at hom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34（3）： 779-804.

[58] Zhang Jin.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local knowledge and Yao women’s livelihood in the context of ethnic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Huangluo Yao Village in Longsheng County， Guangxi Province[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8）： 72-79. [张瑾. 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与红瑶妇女生计变迁――以广西龙胜县黄洛瑶寨为例[J]. 旅游学刊， 2011， 26（8）： 72-79. ]

[59] Zhou Daming， Yang Xiongrui， Zhou Wei. The impact of tourism to the hosts’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Foreigners Street”in Da li， Yunnan Province[J]. The National Research of Southwest Ethics， 2011， （2）： 1-11. [周大鸣， 杨熊瑞， 周维. 旅游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研究――以云南大理“洋人街”为例[J].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11， （2）： 1-11. ]

[60] Urry J. 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 London： Sage， 1990： 2-36.

[61] Zheng Shilin， Zhu Hong ， Tang Xueqiong . Space reconstruction of h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Dai family hotel in Xishuangbanna[J]. Tropical Geography， 2016， 36（2）： 225-236. [诗琳， 朱f， 唐雪琼. 旅游商业化背景下家的空间重构――以西双版纳傣族园傣家乐为例[J]. 热带地理， 2016， 36（2）： 225-236. ]

[62] Page S. Tourism Management： Managing for Change[M]. Amsterdam：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3： 223-238.

[63] Xue L， Kerstetter D， Buzinde C N. Residents experiences with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settlement in Luoyang，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46： 444-453.

[64] Wang F， Wall G. Administrive arrangements and displacement compensation in top-down tourism planning ： A case from Hainan Province， Chin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3）： 645-665.

[65] Harrison B. Tourism， farm abandonment， and the ‘typical’ Vermonter， 1880-1930[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05， 31（3）： 478-495.

[66] Cascante M D， Sharper A S， Stocks G. International amenity migration： Examining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nd influences of amenity migrants and local residents in a rural commun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5， 38： 1-11.

[67] Salazar N B， Zhang Y. Seasonal lifestyle tourism： The case of Chinese elit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3， 43（4）： 81-99.

[68] McNaughton D. The “host” as uninvited “guest” hospitality， violence and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3）： 645-665.

[69] Reis I A. Original and converted social housing： Spatial configurations and residents' attitudes[A] // Proceeding of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pace Syntax[C]. London： UCL， 2003： 1-14.

[70] Domenico M D， Miller G. Farming and tourism enterprise： Experiential authenticity in the diversification[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 （2）： 285-294.

[71] Brandth B， Haugen M S. Farm diversification into tourism-Implications for social ident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1， 27（1）： 35-44.

[72] Wang N. Tourism and Modernit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M]. Amsterdam： Pergamon， 1999： 15.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rapid fluidity， tourism has become a kin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Family studies started 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veryday life in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Social change of hosts’ families represents the tourism impacts o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hosts’ family in social networks under tourism impacts. Marxists analyz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unctions of hosts’ family from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and regard home as a place with conflicts and contestations. Feminists emphasize relations and care ethics， recognizing equal rights that tourism brings to women at home. Using theories of place and identity， humanists study people’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in tourism and their identity issues.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researchers firstly focused on social change of host families.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western studies originated in 1970s， and rec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second home， hosts’ attitude， place， fluidity and so on. Chinese studies have realiz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2007， especially on gender， tourism benefits， locals’ perspective etc.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focus on changes in family income， gender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house structure and family ident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ourism has direct positive influence for the increase of hosts’ family income， though with general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benefit； women’s familial status has generally been improved， although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patriarchal restrictions on women’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the previous homogenou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have been more diverse； hosts’ house structure and living space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with growing family inns， developmental migration and second homes； family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have been changed， with hosts’ active adaptation to both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paid to family， a micro socio-geographic unit， in tourism studies，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most researchers assess tourism impacts on host families as a single exogenous variable. Other factor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migrant working or internet’s role in helping business， reform of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overlooked. In future a SEM assessing social change of host community could be designed.

Secondly， those researchers who believe core-periphery theory， often choose minority or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case study areas， and demarcate tourists and hosts into two social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atus. In future more case studies could be undertaken in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s， exploring local families’ change within similar social gro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