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5 22:52:40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生态意识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对于居民来说,不仅需要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更需要一个能够让他们感到方便、安全、舒适的生活空间,居民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的景观设计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景观设计的多样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景观空间设计是为居民区创造一个绿色活动的空间,而且,根据景观环境空间的多样性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爱好、不同层次的居住群体,这也是当今居民区人们户外活动的主要需求。可以利用花坛坐凳、树木花草、山石小品等来形成层次丰富多样化的绿色空间,为居民区营造一个良好的绿化环境,使居民区绿化达到多样化、生态化、景观化的要求。
1.2因地制宜的布局设计
居民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的景观设计不能进行统一设计,要结合地区的发展情况因地制宜的对景观布局进行设计,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要考虑到地区的原有地形地貌的形态,例如,水体、山地、绿化场地、活动场地等景观建筑的布置,以及各个形态界限的划分,同时要注意山石小景和景观小品的点缀、景观照明的布局设计、室外家具的格局设置等,要充分体现出原有地形地貌的特色。要考虑到地方民风、气候、生活习惯、周边环境、民俗等特点,同时,还要了解地区的发展现状、历史文化等,综合地区各方面因素的分析再对居民区绿化景观设计进行合理的布局;另外,还要考虑到地区居民区外部自然景观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外部的自然资源直接对城市居民区景观设计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应结合实际的自然景观资源的分配情况进行绿化设计。
1.3景观设计的生态性
首先,在进行居住区绿化景观设计时,应注重植物的多样性,增加植物品种,稳定生态植物的群落,打造多样性的景观色彩、植物品种,全面提升居住区景观设计的生态性。其次,居住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的景观设计主要以植物为主,通过植物的规划设计来进行点、线、面的形态设计,逐渐形成居民区景观设计的层次性,丰富居民区景观系统,为人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再次,要增加居民区景观设计的绿化量,全面提升景观设计的生态效果,对居民区绿化景观设计实施立体绿化,针对居民建筑物的不同结构进行不同的绿化效果,例如,墙面的绿化、居民楼屋顶的绿化、阳台和窗台的绿化、居民小区的棚架绿化等,而且,从这几方面的绿化形式来看,都是不需要占用地面的绿化方式,在节约用地的情况下,又能提高居民区的绿化效果,将建筑空间与绿色空间进行有效的相互渗透与交融,从而有效的提高居住区绿化景观设计的效果。
2居住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的景观构成元素
2.1硬质景观
硬质景观主要指的是居住区内绿化景观设计中除了植物景观以及自然景观因素之外的因素,也就是居住区的主要居民建筑,如居民楼建筑、小区内的凉亭、走廊、休闲活动建筑场所、居住区道路景观建筑、雕塑、标志、花坛、假山、水景观、照明景观等,这些都是属于居住区绿化硬质景观构成元素范畴内,在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和掌握这些硬质景观的特征,以及能够给人们带来的视觉冲击力,这样才能更好的协调居住区的整体景观系统,不仅为居住区居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更能与城市的整体环境相互协调,达到功能、生态、观赏的效果。
2.2软质景观
软质景观主要指的是居住区绿化中需要的物质因素、精神元素,也就是自然环境与植物环境因素。所谓精神元素主要指的是居住地人们心理上的需求,也是居住者对景观环境产生的心理感受以及在心理上产生的共鸣。另外,软质景观主要从植物入手,注重植物种类的选择和搭配,软质景观也可以说是居住区绿化景观设计的核心。
3居住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的景观创新
现阶段在居住区绿化景观设计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尤其是景观设计过于传统,将以往园林景观设计、城市景观设计等应用到居住区的绿化景观设计中,整体格调与居民居住区的建筑物缺乏相互融合性,虽然有着绿化性,但是却让居住的居民感到分离个体的绿化效果。在未来的发展中,居住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应对景观设计进行不断的创新,同时要多方面考虑居住区的特点,例如,建筑设计、整体规划、绿化生态、活动设施等,对居住区绿化景观设计进行不断的创新,全面提升居住区的绿色景观效果,为居住区的人们创造休息场所,为人们提供更有融洽性的外在美观,当然,在居住区绿化景观创新的过程中,应将人作为最终的主体,绿化不仅是为了创造更良好的环境,更是为居住者营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空间。另外,在居住区绿化景观创新的过程中,设计者要充分结合自然环境,要尽量与居住区的建筑以及自然环境融入到一起,为居住者营造一个舒适、优美、愉快的居住环境。
论文摘要:福斯特的生态学是当代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分支。他在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生态学分析的过程中所阐明的发展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都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这些宝贵思想,对于当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多方面的启示。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学理论家,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和《脆弱的星球》等几部著作中,通过阐释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生态相悖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走出生态危机的制度替换之路,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生态学理论。福斯特的生态学不仅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而且他对当代生态问题所做的多维度揭示,对于当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发展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选择
福斯特认为,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条件和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怎样保持发展与环境的协调一致?不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我们目前的社会形态就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积累制度,“过去,这种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不会自动解决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通过采取诸如消灭城乡之间敌对分工、注重人口的合理布局、实现工农业的有机结合、实现土地营养物质的恢复和改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等具体措施,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工业方法合理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始终是和他对生态可持续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
福斯特的发展观,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就在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确立科学的发展模式,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第一,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是从环境与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与模式,它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就是经济的健康发展应该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战略向人类提出了一条新的发展原则:经济的发展既要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又不能超出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既要给现时的经济发展提供环境支撑,又要给后续发展留有空间,同时还要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条件。这就要协调好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关系、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经济系统与生存系统的关系、人化自然与原生自然的关系。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考虑,应该着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发展过程后,按照生态规律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物质、能量代谢过程有机融合的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经济运行模式。首先,循环经济仿照自然界物质代谢、循环、共生等规律,在经济发展中也形成类似自然界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者之间的有机匹配,改变了“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组织成了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资源利用最大化、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而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发展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矛盾。其次,传统经济运行由基础设施、机器、工厂等加工资本,劳动、智力等人力资本和现金、投资和货币等金融资本三大部分构成。循环经济将资源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作为第四种资本加人经济运行。这种生态资本内部化改变了传统经济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改变了企业节约资源与污染防治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的目的。
第三,对传统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目前,我国已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经济结构已很难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这一潮流,对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大调整,在坚持继续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同时,要着力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构成,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内部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以前高投人、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第四,建立科学的GDP核算体系。过去多年我国通行的做法,是把GDP和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发展的最重要指标甚至唯一指标。尽管这些指标不可或缺,但GDP总量或人均GDP并不能准确反映发展的社会成本,不能准确衡量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准确衡量效益、效率和实际的国民财富,尤其不能对是否实现了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它还助长了一些地区和部门为追求过高的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地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陷人了“拼资源求发展”、“有增长无发展”、“有发展无幸福”的困境。因此,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势在必行。
二、生态价值观与中国现代价值观的探寻
福斯特生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在于,他强调,必须认识到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并且努力保护它。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我们不能避免改造自然,因为我们就工作并生活其中。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以可持续的方法改造自然,制定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理性规则。”
然而,在福斯特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本身、自然和社会关系却出现异化,其集中表现在人与自然间的剧烈的不和谐以及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造成自然本身异化、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及产品远距离贸易是其直接原因;第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是其根本原因。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本身异化、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是必然的。
福斯特积极倡导自然的社会化,极力反对自然的私有化。在他看来,目前最应该受到批评的就是所谓自然的私有化。“今天全球经济正逐渐将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东西—水、森林、植物种,甚至大气本身—变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私人商品。这种自然的私有化趋势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并且激化了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特有的那种环境问题。”自然的社会化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认为,“自然越是被置于人民的保护之下—一般来说,这种保护是通过决定可持续规则的民主过程进行的—情况就会越好。如果我们把自然交给了资本,那么我们就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可持续性这个集体目标的各种形式的私人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私人利益集团,人口中的大多数在反对拥有和控制大量社会资源的强大的少数人意愿的时候,就会丧失保护自然和自己的能力。相反,如果我们把一些事物置于公众领域,我们就会把这些事情置于一种可以运用民主原则的政治控制之下。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社会化代表一种民主的和反资本主义的策略,一种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策略。
福斯特强调,在生态问题上必须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在他看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在生物圈中的存在的、真实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并无裨益。这种观点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而这种观念正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
透过福斯特的生态价值观,给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最深刻的启示就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实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必须确立起一种全新的生态价值观,以此指导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建立全民生态文明观。生态价值观的确立,离不开正确生态文明观的引领。生态文明观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和谐相处的统一体。为此,应该在全社会倡导生态文明观,进而使人们达成以下共识:一是,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之子。自然孕育、哺育了人类,使人类得以产生和发展。二是,发展使人类变得不断强大,强大又使人类自我意识膨胀,使自然之子自以为是自然的主人,没有限制地向自然索取,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进而引发生态恶化。三是,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人类不仅要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更要爱护自然、尊重自然,既要考虑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其它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类和自然要协调发展。四是,建立全新的生态文明观念,不仅科学家要高度重视,而且政治家、企业家及全体公民都要高度重视,站在自然之子的角度,人类应当约束自己,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关注自然的存在价值。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第二,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衣食住行及精神需求,即为了消费。然而资源的有限性与消费需求无限扩大,构成了一对矛盾。因此,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倡导正确的消费观,以引导人们合理消费,任重道远。具体来说,可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倡导适度消费,崇尚节俭生活。适度消费就是对环境友好的合理消费,它要求我们以获得基本需要的满足为标准,而不是鼓励对物质资源的无止境占有。无节制的高消费是一种脱离现实生存环境与合理需求的消费方式,它以享乐、挥霍为特征,使人们对物质与能量的消耗最终增加到自然界无法承受的程度,既有害于自然生态,也有损于健康。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倡导适度消费,反对一切挥霍性、奢华性、铺张性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二是,积极参与“绿色消费”,这应该成为实践消费道德的一种新境界。在消费过程中,我们应当自觉抵制对生态环境有消极影响的物质产品和消费行为,主动购买对环境友好、对健康无害的绿色产品,用正确的消费导向引导生产经营者向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向转变。
第三,健全生态法律制度。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标志,而且是生态价值观确立的刚性制度约束,其作用在于用刚性制度约束人类的生态不文明行为,惩罚破坏生态文明的行为。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的现况来看,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如下制度:一是建立清晰的生态产权制度。在自然特征上,生态的天然属性决定了生态资产的公有性,任何个人和企业都无法有效行使生态产权,只有国家政府有权代表社会来行使。但在现实中,国家产权得不到很好地实施和贯彻。在生态产权不清的情况下,生态资源的社会再生产与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割裂的,生态价值没有通过一般的商品价值的实现而得到足量的实现,结果导致少部分人对生态资源开发的获益是建立在多数人环境损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损失就是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因此,国家对生态资产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就必须建立一整套包括生态产权界定、配置、流转、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二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价值的实现,仅靠明晰产权、生态定价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一些财政制度的安排,达到功能维护的目的。生态补偿制就是实现生态资源生态价值有偿制度的财政手段之一,是生态受益者在合法利用生态资源的过程中,对生态资源所有人或为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的相应费用。生态补偿须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原则,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应承担环境外部成本,履行生态环境恢复责任,赔偿相关损失,支付占用环境容量的费用;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有责任向生态保护者支付适当的补偿费用。三是严格落实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尤其是刑事责任的追究制度,加大对违法超标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
三、生态伦理观与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
福斯特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态问题上还存在不道德行为。任何一种破坏环境并使未来几代人在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上更为贫困的制度,就是一种高级不道德。“人类不拥有地球,我们只是使用地球。必须为未来几代人保护好地球,维护它的完整。我认为,这是关系到所有可持续性问题的基本道德原则。”
在福斯特看来,要解决这种在生态问题上的不道德行为,第一,需要进行一次“道德革命”,即一次不仅针对个体消费者、政治家以及首席执行官们的不负责任的行动和决定,而且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高级不道德”的革命。通过这样一次革命,以取代我们目前对待环境的不道德或至少是非道德的做法。第二,建立一种新的生态道德。福斯特指出,自15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以来,以“支配自然”为核心的价值观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提倡保护环境被看作是对人们自由权利的限制。这种道德价值观在当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支持下,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的关系模式,并最终一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福斯特强调,通过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生态道德,可以引导我们重新学习在地球上如何居住,最终把自然看作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至于这种新的道德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在福斯特看来就是“绿色思维”。由此可见,在福斯特看来,社会变革和建立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是缺一不可的。当然,在福斯特看来,我们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并非社会道德的关键,关键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体制。
福斯特的生态伦理观,给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最现实的借鉴意义就在于,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进行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重视生态伦理的培育和倡导。要实现这一目标,可抓住以下主要环节。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 斯图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图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 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政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图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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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06):22.
[8]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0.
[9]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3-0064-04
生态意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的认识、新的价值评判与新的社会实践,是建立在对生态危机自觉反思基础之上建构和谐生态关系的文明意识。全国污染调查数据显示,农村污染已经占据了我国总体环境污染的“半壁江山”①。其中,农业面源污染是农村污染的重中之重。这一局面的形成,究其根源,和我国部分农民欠缺生态意识有关。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了能够根本性地扭转农村污染发展的趋势,我国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增强农民的生态意识,鼓励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保护的事业中。
一、我国农民生态意识培养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这表明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生态意识对推动环境保护社会运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认知作用、交流作用与组织作用等方面②。生态意识可以在更高、更深层次上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和价值观,使人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依赖自然生态提供物质条件,而人类在减少对自然的剥夺时,也就减少了对其他人的剥夺,包括对他人劳动产品的剥夺与侵占,进而更加自觉地参与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去。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且农村人口几乎还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生态意识除了上述的一般性意义外,当前,我国培养农民的生态意识还具有以下特殊的意义:
(一)有利于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根据近年来我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的调查数据,我国农业生产造成了严峻的面源污染,如2010年,“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局部地区形势有所好转,但总体形势仍十分严峻”,突出表现为“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严峻,……农村生态退化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1]。农业面源污染是农民的生产方式不符合生态规律所造成的,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只能够依赖于农民转变旧的农业生产方式,实施生态化、绿色化的农业生产。这需要农民具备一定的生态科学知识与素养,养成一定的生态保护意识。
(二)有利于培养农民的文明素质。生态环境不仅仅具有物质价值,可以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与能量。生态环境还具有精神价值,可以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精神养分。古代中国人在观察自身周遭的自然万物与了解动物品性的基础上体悟与领会了自然的寓意,用诗歌的形式把这些观察与体悟表达出来,从而表达出自己生活状态与情感。如通过作者的“托物言事”、“藉物抒情”,《诗经》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联想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通过《诗经》的传播与影响,中华民族逐渐培养出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的民族精神[2]。生态意识不仅包含了对生态环境物质性价值的认知,推动民众保护环境,还包含了对生态环境精神性价值的认知,培养民众对自然美的欣赏能力及对这种欣赏的表达能力。因此,培养农民生态意识,不仅培养了农民对生态环境物质性价值的认知能力,还培养了农民对生态环境的精神性价值的认知与鉴赏能力、对生态美的表达能力,提高了农民的文明素质。
(三)有利于培养农民的社会参与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目的在于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生态文明建设内在地要求每一社会成员具备公民美德,农民也不例外。没有任何社会成员天生就符合社会规范要求,这些社会美德都是培育、教化的结果。参与社会事务则是培育公民美德的重要途径。通过参与社会事务,公民了解到自己参与的社会事务所具有的重要社会价值和意义,熟悉社会事务决策的过程与方式,理解社会事务对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影响程度,就能够在分歧的公众意见和建议中寻找到存在的共识。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农民在生态意识的推动下,参与生态保护就是在培育自身的社会参与能力,在培养自身的社会美德。通过学习、了解并且践行生态意识,养成健康向上的生态文明,懂得为了公共利益、为了长远利益可以舍弃自己个人的利益、短期利益。他们能够知晓自己个人微薄的生态保护行动也具有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能够给他人以关怀、关爱,维护生态以换得健康。通过这种参与,锻炼了他们生态价值的表达与诉求能力,培训了自身生态利益的维护能力。这样,他们就能够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生态环境事务做出相应的决策,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成就感,从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树立民主与法治的观念和实践能力。
二、当前我国农民生态意识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部分农民欠缺生态意识的表现。尽管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生态意识在我国社会各阶层中已显著地树立起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但毋庸讳言,在我国农村中,部分农民还没有接受应有的生态教育,他们生态意识还相当欠缺,特别是在个别落后地区,由于生存的需要有的盲目进行农业生产,有的还处在刀耕火种的状态之下。其主要表现形式有:
1.未能深刻地认识到农村环境的恶化后果。我国农村环境问题虽已日趋严峻,但许多农民并没有认识到环境恶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对后代人影响的严重性。由于没有认识到环境恶化后果的严重性,因而他们就不愿意采取有效行动改变自身非生态的行为方式。
2.未能了解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对土壤与水体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污染环境只是工业生产所造成的,农业生产对环境不会产生污染。因此,人们只是预防与治理工业生产的环境影响后果,忽视了对农业生产的环境影响后果的预防与治理工作。特别在我国农村,由于大部分农民缺乏农业科学知识,他们不知晓土壤中的营养成分与种植物需求之间的关系,也缺乏必要的检测土壤成分的仪器设备,为了获得较好的收成,他们抱持“宁多勿缺”的心态,根据经验施用肥料,结果形成超量施用;同时,部分农民也不能理解降水(灌溉)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因果联系,施肥、喷药与降水(灌溉)近乎同时,加剧了有效成分的流失,形成化肥、农药的施用与严重污染之间的恶性循环。部分农民因为没有关注农地降水(灌溉)能够淋溶化肥与农药中的有效成分,降低化肥与农药的利用率,在施用农药与化肥时不合理的增加了农地中的降水,使得在水循环的作用下有效成分被淋溶与流失,形成农业污染后,不得不再次增加化肥与农药的施用量,形成新的农业污染。农民未能根据土壤营养成分和种植物的营养需求合理地施用肥料与农药,造成化肥与农药超量、不恰当地施用,形成了农业面源污染。
3.缺乏交流与沟通农业环境保护知识的能力,不易接受生态农业的理念与运作方式。多年以来,为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我国开展了大力推行生态农业生产的活动。一些农民具备相应的接受与理解能力,能够依照生态农业的理念与运行方式安排农业生产。但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现代科学知识欠缺,他们不能够理解与接受生态农业的理念与运行方式,更无法按照生态农业的要求从事生产活动。这些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固守传统农业生产的经验,总认为多施用农药与化肥就可以获得农业丰收。他们过量施用化肥与农药的行为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
(二)部分农民欠缺生态意识的原因。部分农民欠缺生态意识的原因主要有:
1.农业生产传统习惯心理的影响。千百年来,我国农民养成了传统农业生产的习惯做法。在传统农耕时期,这些习惯做法由于没有使用农药与化肥,不会产生有毒化合物的残留问题,因而农民也就形成了“农业生产没有环境污染后果”的习惯思维定势,并影响到对当前的农业生产环境后果的认知,依旧认为农业生产不会产生环境污染后果。实际上,当前的农业生产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之间存在迥然的差异。当代农业生产广泛地施用农药与化肥,这些原本自然界所没有的人工化合物在超出自然的净化能力外,会形成残留物质滞留于土壤、水体与空气中,成为环境污染的源头。但是部分农民没有认识到当代农业生产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心理依然保持于对传统农业生产所形成的认知中,没有关注当代农业生产方式对生态的负面影响,造成了他们生态意识的欠缺。
2.缺乏应有的科学教育。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教育投入远远不足,不能够满足农民对教育的需要。特别是科学素质教育,我国农村地区大大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样,使得大部分农民没有掌握到应有的科学知识,不能够理解农药、化肥的使用与一些环境要素变化之间的因果联系,如水体发黑、变臭,河流中某些鱼类的消失、某些藻类的疯长。农药与化肥的过量施用,不仅仅影响到施用地的环境,也会损害千里之遥的地方——河流下游的环境。如果缺乏相关的生态科学的知识,人们就无法将农药、化肥的施用行为与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平衡的状况变化联结起来,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从而关注农药、化肥的施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后果,并进而形成生态保护的意识,减少农药、化肥的施用以保护生态环境。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要理解这种影响后果的原因,就需要科学知识。我国农村地区科学教育的缺少使得部分农民无法理解农药、化肥的过度施用与生态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就不能够树立应有的生态保护意识。
另外,我国农民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也影响到科学教育的效果。由于农业生产的产出较低,许多接受知识能力强的年轻农民到城市就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之中,大部分是接受知识能力较低的年龄偏大的农民。这些农民囿于原先接受的教育层次不高,对现代科学知识缺乏应有的认知,因此,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容易固守习惯方式,不轻易改变以适应现代化的科学的农业生产,当然,也不太注重农业生产的生态负面影响。
3.农民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不畅。生态意识需要通过参与到生态保护中、实践生态科学知识来加以培养与提高。生态意识的培养不仅仅限于对生态科学知识被动的接受,相反,更应该依靠这些知识的实践运用。通过生态科学知识的实践,不仅检验了知识的可靠性,还提高了实践者参与生态保护的能力,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参与愿望。同样,农民参与生态保护、实践生态科学知识也能够起到如此的作用。在生态意识的推动作用下,农民参与生态保护的事业中。毋庸讳言,我国农民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制约了农民生态意识的提高。其一,农民生态权益遭受漠视,缺乏有力的保障机制。我国许多农村地区频频出现大规模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河流、空气和土壤遭受损害,农民身体健康也遭受损害。但是,农民的生态权益却无法通过相应的保障制度予以保护,导致了诸多环境污染引发的发生。这些事件的爆发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农民生态权益遭受损害的事实。显然,农民自身权益不能够得到保护,他们就不会关注生态本身的健康问题。实际上民众生态事务参与能力的培养与生态意识的提高正是首先通过维护自身生态权益而取得的。农民生态权益保障机制的缺乏不利于农民维护自身的权益,也不利于通过这种维权、参与行动来培养生态意识;其二,农村环境决策参与机制不健全,农民还不能真正地参与到环境决策过程中。他们对涉及自身生态利益的事务还没有真正地参与到环境决策过程中,因而他们对生态保护的事务就不会产生相应的认知和激励,从而他们也不会主动地学习、了解生态科学知识,培育自身的生态意识。可以说,哪里的农民有畅通的渠道参与到生态保护事业中,哪里的农民就具备较强的生态意识,他们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就高。反之,农民不能够真正地参与到环境决策过程中,他们就无法真正地关心环境的状况,树立良好生态意识。
三、多元协同:培养农民生态意识的有效路径
为了提高农民的文明素质、防治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进而有效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我国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农民的生态意识。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与各种环境政策均有相关规则涉及到提高民众生态意识,如《环境保护法》、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发〔1996〕31号1996年8月3日)第十部分“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环境意识”、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国发〔2005〕39号)第三十二部分、《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国发〔2007〕37号)、《环境宣传纲要》、2012年《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等。这些法律、法规与政策对于提高我国农民生态意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促进了农村环境保护。但是,总体而言,农村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与大部分农业生产的非生态性说明农民的生态意识还有一定的缺陷,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性。具体而言,培养农民生态意识、提高他们生态素养的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设立《环境教育法》,专门章节设置农民环境教育制度。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中包含一些关于环境教育、培养公众生态意识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存有一定的缺陷,表现为规则的刚性不强、不成体系。我国环境教育规则大多以环境政策的名义出现,基于政策本身的灵活性与弹性,环境教育规则的落实在地方层面大打折扣,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特别是对农民生态意识的培养,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实施过,关于环境教育的规则仍然被搁置在书面上、文件中。另外,农民环境教育制度不完整,没有相应的公共财政支出、环境教育公共服务等配套措施的支持,不能够形成制度的合力。因此,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当务之急,就是要制定包括农民环境教育制度在内的环境教育法。用法律的刚性防范某些地方政府对环境教育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
同时,鉴于环境教育、生态意识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国家应该把学习与接受环境教育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予以规定,强制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分阶段接受相应的学习与培训。
(二)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以有效地培育农民生态意识。我国环境教育规则的失灵除了制度本身不健全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肇因就是配套措施的不完善。环境教育制度的有效运行不仅仅需要制度本身的健全,还需要配套措施的完善,如教育经费和必要的设施的投入、师资力量的投入等。因此,在建立与健全环境教育制度的同时,国家还需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从而形成制度的合力。
(三)实施灵活多样的农民生态意识培养机制。一些地方政府在培养农民生态意识时,方式僵硬、呆板,不符合农民的接受模式,因而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我们可以采取形式多样的教育、传播方式,如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新媒体,也可利用传统的方式,主动到农村的田间、炕头,乃至茶馆等农民休闲、娱乐的场所,用农民听得懂、看得明白、理解得了的方式传播生态科学知识和生态保护意识。在传播生态科学知识与生态意识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传播的方式,不能高高在上,简单、粗暴地对待接受者。江苏省姜堰市首个农村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乡村家园协会在开展农村生态意识教育方式方面取得了不少经验。协会成员充分利用苏南地区农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与文化形式宣传生态意识,培养农民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意愿 [3]。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值得借鉴推广。
(四)健全生态保护农民参与制度。强化农民的生态意识。生态环境具有多重价值,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些价值值得保护,需要保护。倘若我们感受不到、体会不到这些值得保护的生态价值,要我们去保护生态环境,肯定是困难重重。因此,强化民众生态意识的途径不仅仅是民众被动地接受环境教育,更应该让民众主动地走进大自然,亲身感受自然无穷的魅力,体悟它多样的价值。同时,社会还应该提供相应的条件保护民众生态环境相关权益,让民众在参与生态保护的过程中体会到人生的成功、成就。如果农民参与生态保护的愿望得不到实现,很容易使他们形成生态环境和自己无关的心理。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完善相关的制度,消除农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障碍,使农民可以方便、顺畅地加入到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中,不断增强他们的生态意识。
四、结论
农民生态意识的培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农民生态意识有所欠缺。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为了提高农民生态意识,我国需要建立多元协同的制度体系,共同发挥培养农民生态意识的作用,切实增强农民生态意识。
注释:
① 2011年6月13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晓杰新闻会上的发言。
②认知作用指人在生态意识的指引下,认知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及其发生机理;交流作用指民众在生态意识的推动下,传播与交换有关生态环境信息;组织作用指生态意识为社会民众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相应的目标——保护环境,减少了进行生态保护的组织成本和时间,增强了社会成员间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同。
参考文献:
简单地讲,战略,就是如何让企业与产品与众不同。电视媒介经营中,差异化战略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战略。从“四级办电视”到“三级办电视”,全国电视市场形成了以中央台、省台、城市台为主体的竞争格局。由于面对央视及境外电视媒体的竞争与挤压,省级电视台地面频道往往采取“本土为王”策略,这与城市电视台的基本生存之策类似,问题是,虽然省级台与城市台同属地方电视台,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从战略层面来看,省级台与城市台应该坚持差异化经营的理念,根据各自的特点进行差异化经营。
对地方台而言,差异化与区域化都很重要,其实区域化也是差异化的特殊表现,而区域化容易形成区域性同质化,如同一城市、同一区域有多档雷同的方言节目、民生新闻栏目,在成都,四川台、成都台就推出了《新闻现场》、《成都全接触》、《第一时间》等多档民生新闻栏目,横向差异化不明显,影响节目和频道在受众心中的地位。因此,厘清区域化生存与差异化生存的辨证关系,差异化战略应为当前地方电视台首选。
一、省级台与城市台之间的差异性
省级电视台包括省级卫视和地面频道。一般来说,省级卫视是本省唯一可辐射全国的频道,从宣传或经营、受众市场或广告市场来看,省级卫视都是省级台的主体,省级卫视成为省级台经营的重点。而省级卫视由于上有中央电视台、下有城市电视台,夹在中间。由于受到落地、资金、技术等因素的限制,省级卫视难以在全国市场上与中央电视台匹敌,而城市电视台与城市受众的接近性优势等方面又往往是省级卫视难以超越的,它要做好本省、所在城市、全国市场,要兼顾事业性与产业性,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城市电视台的最大优势就是它的接近性,尤其是地市级电视台,其覆盖范围局限于本市,它的目标市场相对狭小、目标受众相对明确,便于集中经营,但它是三级电视中最低一级电视台,信息资源、节目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制约因素明显,极大地影响到它的节目生产、经营方式、经营效率。
1.市场大小的差异
在我国,省级电视台尤其是省级卫视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电视台的事业单位性质,决定了省级电视台是面向本省和全国的宣传窗口,而其产业属性促使省级台极力拓展全国受众市场和广告市场,有效占领市场才能有效占领阵地,在这个意义上,宣传与经营得到有机的统一。但从另一方面看,省级电视台承担的宣传任务,以及宽泛市场带来的受众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对其经营造成一定的难度。
而城市电视台的市场集中在一个城市,其宣传和经营的对象性强。节目和频道容易形成个性和特色,经营受众与经营广告关联性强,有效传播与有效经营容易统一。但市场太小也是其经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2.身份地位的差异
传媒经济是影响力经济,城市电视台的的地位自然不如省级电视台,由此造成省级台与城市台在受众心目中的影响力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各自的经营效果。
3.资源上的差异
城市电视台规模较小,硬件设备相对较差,人才资源缺乏,新闻信息来源有限,节目资源不丰富。由于受众市场规模较小,难以对其根据年龄、性别、职业等进行分层,影响了城市台的“窄播”化,节目类型和节目形态难以丰富多彩,频道专业化更是问题。而省级电视台在这些方面对城市电视台具有明显的优势,其经营发展空间相对大得多。
二、省级台与城市台之间的差异化经营策略
如前所述,省级台与城市台之间具有多方面的差异性。人们往往注意到地方电视台与中央电视台形成差异,而较为忽略同属地方台家族的城市台与省级台之间具有的差异性以及它们之间差异化经营的必要性,这是不少地市级地方台经营不善以及省会城市台与省级电视台之间低层次竞争、恶性竞争的重要原因。因此,省级台与城市台之间如何形成战略性差异,是地方台走出同质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营理念。
省级电视台包括省级卫视和省级地面频道,以本省、市为根据地,向外省、市拓展,在三级电视格局中居中坚力量。省级电视台要充分把握自己的特殊地位,突出优势与个性,实施差异化经营。
1、做好区域市场。省级卫视由于受落地等因素的制约,虽然覆盖了全国一定的区域,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电视台。省级地面频道以本省受众为传播对象,省级台地面频道是省级电视台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受众心目中的认知、社会影响力,其资讯来源、节目资源、人才资源等,均依托该省级电视台的整体形象和实力,因此,它与城市电视台是有所区别的。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相近区域文化的相似性,省级电视台在本省、市和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而在与该电视台所在地经济、文化差异较大的地方,受众对其认同感较弱。可以说,省级台各频道共同覆盖和影响的主要是一个区域市场。
因此,我们不能将省级台卫星频道和地面频道分割开来看,应该将它们以及其他元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共同发挥作用,做好区域市场。这也许是省级电视台与城市电视台的重要差异所在。比如,省级电视台地面频道成熟的地域特色的节目,可以进上星频道,两类频道依托于省级电视台,作为一个整体在一定区域形成场的力量,扩张品牌影响力,较好地占领区域市场。如果一般地将省级台地面频道作为仅仅具有与省会城市台争夺本市受众的功能,缺乏整体的视野,也不利于从整体上经营好省级电视台。
2、频道专业化。与城市电视台相比,省级电视台具有较多资源,包括频道资源,其市场空间也比较大。从受众需求和特色经营的角度看,省级电视台频道专业化应是一个必由之路。但由于省级电视台的特殊地位,其频道专业化的实施,与中央电视台不一样,不能搞太多的专业频道,全面开花,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和区域经济、文化特征,精办少量专业频道,做出特色,形成优势。专业频道要做细、做精,做出品牌,频道专业化能够带来很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海南电视台旅游卫视放弃综合频道的路子,专心做专业频道,曾一度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不播电视剧的电视频道,但后来又恢复了电视剧播出,其栏目设置也出现新的综合化趋势。旅游卫视一直经济效益也不太理想。旅游卫视经营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完全从受众细分市场不成熟等方面去找原因。应该说不在其频道专业化的方向,而在于没有做好专业频道。省级电视台的特殊地位和发展需要,走频道专业化的路子是一个合理方向,关键是要找准方位、做精做细。“旅游”主题是否还应该进一步细分?细分以后如何做精,做出品牌?这涉及对短期利益与长期效益、经营效率与经营战略的区别与把握。频道专业化是电视媒介差异化经营的重要体现,旅游卫视在这方面走出了大胆的一步,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而目前旅游卫视的“大旅游”概念以及新的综合化趋势,使其专业频道特征和品牌区隔有趋向模糊的危险,这样发展的结果,即使有助于短期效益,但有损其战略性差异的形成,对长远发展不利。旅游卫视的经验教训对省级电视台走频道专业化的路子具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城市电视台处于“三级电视”架构中的最低层级。与省级电视台相比,城市电视台由于受政策因素、自身实力和受众市场的制约,频道专业化不可行,也没有多少向外扩张的空间。这就注定了城市电视台要在本市市场上进行集中经营,城市台的电视传播策略和经营理念也应与省级电视台有所不同。
1、精办栏目,带动电视台的整体发展。城市电视台中的地市级电视台,走频道专业化缺乏可行性基础。就其频道资源和人才、资金、硬件条件等方面来看,也不允许办太多的栏目。就省会城市电视台而言,其资源、实力也难以与当地省级电视台相比。因此可行的、务实的做法是精办部分栏目,加强针对性和贴近性,并以此带动整个频道和电视台的经营和发展。
媒介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就是要了解和把握自己所面对的市场,彻底地满足目标市场消费者的需求。从市场细分来看,市场细分可以分为地理细分、人口细分、心理细分、行为细分,地理细分强调经营和营销要注意到需要和欲望的地区差异。城市电视台面对的就是一个地理细分市场,应该努力满足本市受众的需要。我们讲地理细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民生新闻或方言节目的层面,因为同一城市的受众也存在分层,而且各地理细分市场之间也有差异,民生新闻等节目形式固然使地方电视台与中央电视台相区隔,成为地方台吸引本地受众的重要法宝,但民生新闻的泛化、同质化,也反映了我国地方电视台的不成熟,这实质上是注意到了各地理细分市场受众的共同需求趣味,而忽视了各地理细分市场之间以及同一市场不同层面受众的需求差异。比如省会城市电视台或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电视台,经济资讯节目、生活服务类节目,也应是贴近本市受众的重要节目类型,关键是要因地制宜,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到“三贴近”,并且要坚持精办栏目的原则,着力打造部分品牌栏目,以此作为频道的支撑点,并带动整个电视台的社会影响力。
2、张扬形式,增强与本市受众的贴近性。随着媒介形态的丰富和传媒竞争的日趋激烈,各类媒介都注重在接近性上做文章。城市电视台可以扬长避短,把握接近这一要素,除了重视内容因素,还要在节目形式上特别加强与受众的贴近性,既经济又可行。特别是要充分利用与受众在地缘、空间上接近的优势,变单向传播为双向交流,提高受众对节目的参与度。
城市电视台的接近性特征,正是其张扬形式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是增强传播效果、吸引受众的重要元素。比如谈话节目,城市电视台可以选取市民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发生在市民身边的事情,在节目生产与传播方式上,强化市民的参与性,由于地利因素,不但非常方便而且代表性强,有效提升节目的收视率和影响力。从言语行为理论来看,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增强谈话节目参与性的合理性。言语行为理论导源于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经J.L.奥斯汀(J.L.Austin)到约翰·瑟尔(JohnSearle)。言语行为理论一反传统的思维定势,不把语言当作静态的逻辑符号,而将它视为用于人类传播和社会交往的工具。我们借助于语言表达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观点来看,谈话节目由现场观众代表场外观众或场内外互动等言说形式,使谈话场得以有效延伸和贯通,这个场把大家沾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场内外的广大受众在做出陈述、提问、命令、做出许诺、提出要求等直接或间接的行为,以言行事具有了恰当的渠道和形式。因此,增强谈话节目的参与性,有利于增强市民对身边事务的参与感以及参与精神生产的愉娱,其对节目的认同感、关注度自然增强。
3、加强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城市电视台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独立、边际清楚的市场,地市级电视台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便于城市电视台与其所在城市的深度融合,也有利于城市台整合内外部资源。例如,可以利用城市台的名记者、名主持人资源,与本市有关部门联合开展公益宣传活动,提升电视台的社会影响力。由于城市电视台的地利优势和与所在社区的融合度,城市台还可以与有关部门联合,利用相关的各类节目——电视购物、医疗保健、旅游、教育、心理咨询等分别成立社会化的俱乐部,实现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结合,提高城市电视的影响力,对其经营也是一个促进。
一般来说,城市电视台的内部资源难以与省级台相比,因此,整合这些资源以发挥最大的效益,就显得更为迫切。城市电视台需要全面考察自己的资源能力系统的各个方面,分析资源能力与省级台的差异所在,围绕自己的优势资源搞好内部整合,从而在经营上实现点的突破。比如,自己拥有制作哪类节目的人才和专长?节目营销方面有哪些优势等等,据此确立在哪些节目类型、栏目上进行重点经营,以点带面,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经营效益。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事实证明,“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不仅治污成本巨大,而且也是行不通的。如何在我国的现代化发展中,解决好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避免生态灾难,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源起及发展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场席卷欧美大陆并波及整个世界的思想文化运动,从文化和社会政治批判意义上而言,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所谓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就是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分析、批判,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阅读”和“解构”,将隐藏在背后的文化机制暴露出来,使人们认识到其中权力的运用,促使人们对结构产生怀疑和批判进而颠覆它的合法性,[1]其代表人物有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而言,它完成了历史使命,毫不留情地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其局限性在于没有提出一套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改革的方案。
到20世纪80年代,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便屡遭质疑,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重新阐释,这便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其代表人物有科布教授以及他的学生格里芬教授。理论只有反映现实,指导现实才有生命力。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正是立足于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在吸收和批判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方案。这是一种对于自身,对于整个世界积极的、负责任的态度,它的出现,对于现代主义不能不说是一次严重的冲击。
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保护生态环境,虽然实现了工业化,却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他的全球畅销书《濒临失衡的地球》中给我们描绘的悲惨图景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证明人类文明与自然界之间日益强烈的对撞。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生态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牺牲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的。增长不同于发展,单纯强调经济指标以及利润而忽视环境以及资源的承载能力在短期内会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但从长远来看是不可取的,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
我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不仅仅囿于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应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和谐共生”。多年以来,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是线性的,把现代化简单的理解成了工业化,过高的估计了工业文明对改变世界的积极作用,对工业化的副作用认识不足。在解放初期,甚至把东北工业基地的烟筒林立,浓烟滚滚视为现代化的标志。
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提出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发展思路,其结果是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掠夺和不计后果的开发。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等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危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副产品:废水、废气、废渣以及噪音污染困扰着现代生活,极端气候事件、沙漠化、地质灾害的频发,已经让人类领受了大自然的报复,也促使我们开始反思传统的工业化道路。 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理论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如前所述,现代化带给人类的并非只是福音,它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怎样既能实现现代化,又能避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研究的课题。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生态后现代主义,其代表人物主要是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用《生态文明与》一书的编者的话说就是:“如果说工业文明之后是生态文明,现代之后是后现代的话,那么,生态文明与后现代本来就应该是同一个话题。”[2]既然称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拒斥无疑构成了“生态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内容,在斯普瑞特奈克看来,“在许多深层意义上,现代性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更好的生活。”它既没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带来一个“和平的世界”,也没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带来一个“自由的世界”。长久以来,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人民都相信物质生产的持续增长会给人民带来不断增进的福利,也会解决一切由此而生的社会问题。这种“经济增长万能论”给社会带来的问题被愈来愈多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所关注。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生态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摒弃现代机械世界观,倡导有机整体观,不仅要实现由“征服自然”向“保护自然”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由“我保护自然”向“自然保护我”的转变,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这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无疑是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的。我们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它的“托管人”,是大自然的朋友。我们对于大自然的恩赐,要始终怀有感激之情。
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和尖锐。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断膨胀的人口压力,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面临危机和挑战的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其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先前政策的纠偏措施也已经展开。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3]生态文明就是在深刻反思工业化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人们认识和探索到的一种可持续发展路径。可以说,生态文明是对农耕文明以及工业文明的提升和飞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就是要从先前的粗放型经济模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模式,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建立节约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使经济发展与自然的生态承载能力相适应,在经济发展中彰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注重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的基本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这种和谐要求我们在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要开发、利用、改造自然,又要保护、尊重、爱惜自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对每一个人而言,改变不合理的生活和消费模式,倡导低碳生活、绿色消费,提高资源利用率是我们能做到的最“简单”最有效的事。提高意识,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只有善待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空气、矿山、森林和海洋,才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自己也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家园。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倡导一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对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乃至构筑我们人类的未来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人口急剧增加和城市化、工业化的飞速发展,道路污染已成为现代城市环境的一大公害。如何防治这样严重的污染?除采取一些措施,如使用无铅汽油、安装净化装置等,还可以在道路中央分隔带两侧建立生态墙,形成“绿色屏障”,利用植物吸尘、杀菌、吸收有毒气体,减少噪声,提高空气湿度和降低气温等功能来综合防治道路污染,从而改善市民生存环境。
生态墙是从生态学和植物生态习性原理出发,以植物为建墙主体,使围墙在功能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起到改善城市生态系统的环保功能。
一、生态墙的种类
根据道路功能性质、景观空间构成、立地条件、市政公用及其他设施关系,将生态墙分为以下4种。
1.观赏型生态墙
在城市道路两侧建造观赏型生态墙,把乔木、花灌木、藤本植物、地被合理搭配种植,充分利用各种植物的耐阴、喜阳等生态习性以及抗污染、杀菌、滞尘、降温、隔声等能力,形成既有生态效益,又有景观效果的绿色风景线。
2.防护型生态墙
在长距离无人区,为了加强防卫功能,起到减弱风力,降低噪音、遮挡灰尘的作用,同时还将路边不好的地形地物进行隐蔽,起到净化空气,绿化美化作用。在郊区道路和高速公路两侧种植防护型生态墙,利用一些带刺的植物,一方面直接起到防护功能,另一方面增加了绿化量,同时增加了抗污染、防尘、降噪的功能。
3.经济型生态墙
在收费站、加油站、住宅等地的墙体附近建造经济型生态墙,即在墙旁土地上种植具有吸盘的藤本植物,使墙面披上绿色外衣,不仅美化墙面,还有防止风雨侵蚀、日光暴晒的作用。在收费站附近道路两侧,则可利用花、果、叶、根等均可入药的植物,形成整形的绿篱,既可创造经济收入,又富有季相变化。二、生态墙的技术措施
1.植物的选择
(1)观赏型生态墙通常选用易成活、生长快、寿命长、根系深、萌发力强,并且适应性强、抗污染、耐干旱、抗风和抗病虫害的常绿树种,如侧柏、桧柏。同时采用耐修剪、枝叶密、病虫害少、发芽早、耐旱,耐寒,寿命较长的小乔木与灌木?如黄杨、女贞等和花卉配置,形成层次感。也有采用色彩、质感对比较大的花灌木或花卉片植成图案,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直线几何形的图案显得严谨大方;曲线纹理式的图案则显得流畅富有动感。还可选用一些花期较长的植物,如紫藤、凌霄、藤本月季、蔷薇等植物作绿墙,花朵盛开时能够形成独特的景观。
(2)防护型生态墙栽种的植物具有耐旱、耐贫瘠,易栽植成活,生长健壮,养护管理粗放,病虫害少的特点,选用一些带刺的植物如火棘、马甲刺、枸橘、藤本月季、蔷薇等植物作绿墙,增强防护作用。
(3)经济型生态墙用爬山虎、五叶地锦、常春藤、牵牛花、凌霄等藤本植物进行墙面绿化,不仅能形成绿色花纹图案,而且富有季相变化。在收费站附近种植枸杞、沙棘、麦冬等药材植物,不仅起到净化空气、改善环境的作用,还能创造经济收入。
2.生态墙绿化实施的保证措施
(1)为保证在1年内达到基本上看不见土石,需加大种植密度。(2)花木种植时,要施足底肥,注意浇水。(3)土壤肥力差的地段,应加换客土。(4)种植后3个月内,应追施以氮、磷为主的肥料,并定期喷施叶面肥。(5)大苗应用三脚架固定。(6)种植时间宜在冬末春初进行。(7)为确保苗木供应到位,应提前培育或预购。
三、生态墙的效益
生态墙的环境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建成后不用连续投入却能持续产出,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一般而言,生态城市规划中环境艺术设计的基础毫无疑问就是空间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作为现代化城市发展生态规划中重要的一环,大体上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建造城市内容,二是作为城市空间内容,三是进行城市自身空间的构造建设。空间设计要遵循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通过完善自身内部空间的构建,设计出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态环境。另外,设计师在对城市环境进行艺术设计时,应全方位地考虑人与自然的位置关系。城市建筑物不能违背自然规律,更不能破坏地区环境。我们要建设的理应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型空间,同时是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良好生活空间。城市建设者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建筑过程以及结束后对地区环境产生的影响,要不断完善设计方案,使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甚至消除,创造最接近自然的生态环境。当前我国生态城市环境规划设计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亲绿化空间设计,二是亲地空间设计,三是亲水空间设计。亲绿化空间设计就是通过设计合理的绿化场地为人们提供集休闲、娱乐、健身为一体的场所。亲地空间设计是指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满足高层楼栋居民需求,创造出更多的休闲场地。亲水空间设计就是要创造出舒适怡人,且具有各式各样功能特色的近水空间,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此外,不仅要拓展地面资源,也要适度拓展地下空间,这样不仅能够节约土地使用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而且能够有效减少能源与运营费用的损耗。
2.绿化设计
城市生态环境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绿化设计,它也是建造清新亮丽、怡人宜居的城市的基础。许多美丽的城市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园林绿地,这里不仅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人们在繁忙生活中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绿化程度。城市建设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要加大绿化建设的力度,适当扩大城市的植被覆盖面积,不仅能够起到调节氧气与二氧化碳浓度的作用,还能够保证本土植物不会被外来植物入侵而打乱生态平衡。同时在进行绿化过程中要加强物种多样性配置,要考虑种植植物的高低、密集程度以及景观美化性质。这种注重人与自然和谐一体化的环境绿化配置,既能够愉悦心情,又能够使景观与生态、植物与人类生活环境融合,最终创造出多元、美观、和谐的生态环境。
3.水体设计
水是生命之源,是生物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城市的发展往往与当地水资源的分布与利用有密切关联,一个城市的温度、湿度以及景观绿化质量、卫生质量都依赖于水环境。根据水流动的特性,通过将水作为载体进行一些环境艺术设计,既能够满足人们对环境美的需求,又能够让人体验到水带来的怡人享受。
2从敬畏上升到主宰
2.1古人对自然的敬畏
人类在与自然相处中,从畏惧对大自然的无奈,到逐步了解自然,进一步去征服自然、向大自然进军,人类与自然像一对夫妻打打闹闹、分分合合、但是始终不离不弃。在古代,知识的匮乏、工具的极端简陋、导致人类生产力的低下。先民们对自然的是恐惧的、敬畏的,向自然界索取更是有限的,甚至有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几乎没有结余。但,依然怀着对自然的感恩的心态,怀着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尊重。
2.2启蒙后期的人类成为自然的主宰
是启蒙解救了人类,把人类从对上帝的崇拜、束缚中解救出来。人类才认为彻底了解了自然。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界的主宰。自然和外在环境都是人类的附属物,是人类的财富;动物植物、矿物土地山川、河流,人才是万物存在是否“合理、合法”的标尺,才是丈量万物生命实体和非生命物质唯一价值尺度。而利益优先性原则的出现更是单纯夸大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一切已能满足人需求为终极目标;为了人类的利益向大自然无限制的索取。几乎把生态这一概念置于脑后,甚至不顾环境恶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可见,增强我们的生态理论意识,加强对大自然生态环境的呵护,处理好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相处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3增强生态理论意识的必要性
3.1生态理论意识是建设美丽家园的必须
增强生态理论意识,是建设生态家园、生态文明、和谐社会的需要,要知道:自然界包括我们生活的周边环境,它的生态系统是十分脆弱的,如果受到破坏,就很难再回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我们不把欲望的无穷性加以克制,那么必然向自然界无穷尽的索取:各种矿产品的无序、无节制的利用、开发、土地会污染、土地会沙漠化、动植物栖息地会被无限制的压缩、垃圾就会任意丢弃,气候就会异常性变化、极端天气就会再度出现。到时,我们建设美丽乡村、美丽城市、美丽中国的梦想就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一切皆成浮云。在这种背景下生态理论意识需要回归,需要加强,生态理论意识必须回归到道义、道德的约束上,乃至上升到法律的位置,这是对一些人、一些团体,利己性,私立性必要的约束管教。
3.2加强生态理论意识需要自然的担当
加强生态理论意识是我们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需要。尽管我们为了生活,为了发展为了进步,为了解决首先衣、食、住、行的需要,不得不向我们的自然索取“生活费”、“发展费”及必须的“费用”。但是在环境污染严重、生态事故频发的严峻形势下。就必须考虑尊重自然发展的规律,在自然环境、资源环境“许可”的范围内,可以“担当”的情况下去“索要”,用最少的索取、最少的环境代价、做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把生产效率、生态效率、经济效率发挥的极致。建设一个科学的资源利用制度,努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用最科学的、最环保的理念来护佑人与自然
4解决环保问题的新思路
4.1解决环保问题首先要向儒家观念看齐
“天人合一”的儒家观念”是生态伦理观的“思想支撑点,是生态伦理的典范。《易经》提到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古人对大自然的气势宽厚、仁慈、和顺的尊重和敬畏。所以《皇帝内经》告诫人们阳春三月是万物生发的季节,万物以荣,不可杀伐,只应当奖励或者鼓励动物去繁衍、让草木森林去繁茂、让鱼儿欢唱、让鸟儿去鸣叫,自己去播种。为了自然和人的和谐共荣,为了保护生态古代的政府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必要时会对“伐木丁丁”的盗伐者和“鱼丽于罶”的捕鱼者等给予必要的刑罚,去遏制对大自然疯狂掠夺的伪君子。古人为了环保需要为自己的生活环境不会受到污染去效法自然,西汉时期的先人就制作了精巧的雁鱼灯以大雁为型,点燃灯火时,烟雾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内,防止了油烟对居室的污染。这种环保的理念是先人的智慧,也为我们今天解决环保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4.2解决环保问题就要加强宣传力度
加大宣传力度,让环保意识、循环经济意识深入人心。宣传环保利国利民、利人、利己。环保宣传就要告诉人们吃、住、行样样都与环境密不可分。我们的生活行为、消费行为每一样都关乎到环境的状况。稍微不注意就会自觉、不自觉的伤害到自然环境。小到生火做饭、大到开车旅行,小到随地吐痰,大到开办化工工厂。这些莫不与环境有关。如果不从思想认识的高度去思考,提高环境节能意识,繁荣环境文化,了解环境恶化的危害,认清目前环境保护的急迫形势。那么,对环保意识的强化就无从谈起,谈解决环保思路的正确,谈环保问题的解决;谈环保事业的发展,谈环保的深入人心。就如同缘木求鱼,就如同南辕北辙。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同步提升的美好愿望,也将会成为泡影。
4.3解决环保问题就要有具体的行动
坐着谈不如起来行,行动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现状,做一次环保的行动胜过一百次的纸上谈兵、空洞说教,坐而论道,指手划脚。不如去关掉长明的灯、长流的水、不如在干净的大街上捡取一片纸片、一片枯叶。做好环保解决环保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紫我做起、从家庭做起。节约一粒米、节约一度电、节约一寸布,都是在为环保事业的大厦加了一块砖,都是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古训的刻骨铭记的体现。空手羡鱼,何如退而结网,只有对环保行动的真实践行,环保行动才能浇灌出环保事业绚丽之花。
4.4解决环保问题就要让违法者付出高昂的代价
时下,违反环保法的成本过低。而守法的成本却很高,原因简单那就是违法者只需要交罚款,不需要对破坏的环境进行恢复修复和必要的生态赔偿。而守法者却要上设备、上设施费人力、物力。设施的维护和运行还要出血费钱。因此,只有抬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再一次降低环保犯罪的入罪门槛,细化、量化违法标准,让环境执法变得具有可操作性。让违法企业了解违法后果的严重性,对违法者产生强大震慑,逼迫违法者返回到守法的正途上。
5环保问题的责任主体在政府
时下,少数基层政府为了自己小团体的私利,对开办的有污染的矿山、工厂、企业加以保护。要么,在环保部门执法时予以通风报信、或者讲情,乃至出面干扰其正常执法。许多违反环保法的污染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当群众举报或者上级追究责任时,板子却反过来打在执法部门身上。这必然导致造成环保执法行为缺位、错位、不作能为。让上级恼火令群众生气、让受害者、痛苦,让我的生活环境难堪,让我们的环保事业受辱、受挫。政府只有负起责任,敢于担当,敢于向环保违法者亮剑才能让我们的环保事业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保护神。
创造性的艺术体现出种种审美趣味,对于艺术美的欣赏和创造又是人类审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精神陶冶和满足的想象的空间,打破了具体的日常生活强加在个体身上的种种局限,拓展了艺术思维,创造出更多具有艺术美感的生态环境。
因此,在视觉艺术审美中应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出发,了解艺术创造的文化、生活、观念、哲学等更多的主客观条件,才能更准确的把握美的本质,认识创造性设计思维的本源,更好的理解视觉审美文化,体会视觉审美中的艺术性。
艺术的灵魂――历史、民族文化
“一部艺术作品是由一般精神状态”和文化的“周围环境之总和所决定”。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总会与其相应的时代和文化语境相联系而追溯创作者的思想渊源。
视觉艺术的审美当然也不能离开文化而孤立存在,这种积极的心理判断依赖于艺术创作者的历史留存、文化留存、形象积淀、经验记忆等等形成的认知体系,这是创作的基础。广泛的历史、民族文化内涵积淀,既是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与艺术欣赏者产生心理认同感的基础。
以艺术形式表达着文化思想的当代艺术家代表的蔡国强,在他的《透明纪念碑》的个人艺术展中,以东方性的智慧和语言将“9・11”事件用艺术的方式引发人们对事件的思考。在其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壮观的场面,更为震撼的是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博大,让观者领略到其中所深含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责任感,也正是其艺术作品具有引起世界关注的不朽艺术魁力之所在。日本是一个以设计强国的民族,众多日本艺术作品中都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日本特有的艺妓、相扑手形象、服饰妆容和动态的表现被艺术家们在海报中用简单的几何形体表现得惟妙惟肖、生动形象。起伏变化的点、线、面以及色彩让我们时而被带入那歌舞笙箫的东京去感受那里的热闹繁华,时而被引入的日本平民生活感受他们的安静宁和。
灿烂的民族文化才能孕育出辉煌的民族艺术,每个民族优秀艺术作品无不是其浓郁优秀文化的结晶!
艺术的生命力――人性化生存文化
文化生态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生态,那么作为主客体的一部分的人自然就成了其中所应关注的焦点了。创造人性化的生存空间就成为艺术是否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象征了。
建筑设计、室内家居环境的设计,产品设计、服装设计等等,使生活本身也成为艺术。衣、食、住、行已经从简单的满足吃饱、穿暖等生理要求提升为吃得好、穿得美等,这是生活的艺术。现代化的大都市本身已成为一件件生活的艺术品,设计师则把自己丰富的创作情感体现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出门搭乘各种便利的交通工具如地铁中,舒适的乘车环境,人性化的座位设计,以及清晰而准确视觉导向系统的传达功能起到良好的指引作用。在立体的城市中穿着各色的人群或古怪精灵或嘻哈复古,别具特色的商店、橱窗陈列的玩偶,经典的饰物和那些可爱的丝巾。夜幕降临,大小餐厅、酒店招牌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成一幅幅美丽的夜景画,人们可以暂时放下白日里的拘谨,换上轻松的节奏。生活设计的细致使不外声张的设计让生活具有一种别味的艺术气质,生活的烦恼和痛苦可以在这种艺术美中得舒解。
艺术应该是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调味剂,艺术也只有真正的为生活服务时才是美的,人性化的生存才是视觉艺术的文化生态的根本所在。
艺术的超越――观念文化
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离不开探索的脚步,在视觉艺术的创造和审美中也离不开开创性的精神。视觉艺术的美应不仅仅美在一个简单、纯粹的外表,更应是一种观念,一种精神,一种观念的超越。
所有的生活与情感并不是都可转化为艺术形象,从观察生活到艺术构思,以至于艺术表现,艺术家必须具有“慧眼”,即对生活有洞悉幽微的观察力。这种观察力需要的不仅是眼睛,更多应体现在观察所切入的视角,是一种观念。观念的转变与超越才能探索想像力从未到达的领域。杜尚的《喷泉》,最早的在艺术创作中使用“挪用”观念,他将日常生活的现成品――小便池倒置并它放入高雅的艺术殿堂。这个倒置行为使得这个日常用品的实用功能消失,实现了现成品向艺术构成元素的转换,对传统意义上的绘画和雕塑的构成元素、取材、展示方式、审美法则进行了彻底的颠覆。
从观念形式的艺术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已经大大超出传统的艺术形式,过去好的形式就能创造出好的艺术作品,现在有好的想法,好的观念,才能决定作品的命运,观念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艺术。
在视觉所触之处的是否具有艺术美,艺术之美必须通过媒介展示在我们面前。于是我们必须从了解艺术的相关的民族文化才能理解出更深次的美;于是要求艺术在撷取和表现生活时始终捕捉所表现艺术情感,与观赏者产生共鸣;于是艺术是生活的艺术,才能与人有最直接的沟通,让艺术具有实用的价值,成为生活的不要缺少的部分。观念作为一种艺术的思想,是观赏点的移动,角度的变换,丰富了艺术的层次,依据这种思路创造出的艺术才会显得灵动。所以在视觉审美中艺术性必然与历史、民族文化、生活、观念等文化生态因素相联系,而互生共存。只有正视这一点,我们才会不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才会真正感受和认识到视觉审美的中的艺术,也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出独具特色的视觉艺术。
参考文献
[1]《在文化背景中研究艺术》 [加]F.G.查尔默斯
[2]《艺术与视知觉》(鲁道夫・阿恩海姆著 滕守尧译)
[3]《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描述》(鲁道夫・阿恩海姆著 滕守尧译)
[4]《激进美学的锋芒》(周宪译)20世纪西方学术思想译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