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0 02:30:32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与社会发展,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区分增长和发展并不是单纯的概念之争,而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增长是产出增加即GDP的增长,而发展除了包括增长之外,主要反映了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变化,如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人民生活和卫生保健水平的变化,还应特别强调教育程度的提高、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以及经济效益提高等新内容。
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同时,也带来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并对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构成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第一,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重要矿产、能源、水、土地等基本经济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凸现。第二,产业结构重工轻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投资饥渴症愈演愈烈。第三,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积累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日趋严重,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继续加剧,城乡失业和贫困问题趋于突出。第四,资源利用的低效和浪费,影响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第五,资源的不经济使用对生态和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我国每年环境生态损失大致相当于GDP的1--7%。高增长的背后是极低的效益水平,甚至带来众多的负效应。
具体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经历了26年的高速度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13%,人均GDP2440美元,尤其是2004年全省经济总量跃上万亿元的新台阶,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保持全国省区第一位。但从浙江省统计部门出具报告《浙江省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中,我们得知,35年耕地面积锐减726万亩,相当于2003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30.4%,能源消耗是世界水平的1.7倍,工业废气排放达1万亿标立方米。这份报告第一次全方位展示了浙江GDP高增长所带来的负效应。最突出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退化。
二、负面效应的原因分析
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负效应的根本原因是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影响。现在通行的GDP指标中,对资源的损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是忽略的,这一指标体系为无视资源环境条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开了绿灯,正适合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我们对现行的GDP分析一下;大肆砍伐森林导致的木材产出和进一步的产品加工都被计算进了GDP之中,但对植被的破坏,加工工业对空气的污染却没有在GDP中扣除;相反,人们从污染地区出发坐火车或飞机到空气清新地区享受大自然,会再一次被计入GDP之中。工人开采出来的煤算进了GDP中,但引发的疾病治疗费用和对工人生产力的损伤不但没有从GDP中扣除,相反,这儿的医疗费用还会再一次计入GDP中。破坏自然生产力的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值提供了两次机会,巨大、快速的经济增长常常建立在对自然资本的过度开采和耗竭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技术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之间的不协调基础上,建立在能源、森林、良田、地下水、渔业以及某些领域劳动者的健康等因素的不可持续性发展之基础上。
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产生环境的主要原因。人口多、资源少、环境容量小,生态脆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建立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快速增长,使资源难以为继,环境不堪重负。近年来,土地资源的浪费严重,全国6000多开发区有一半多是违反规定越权审批的。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最近对约500家已建立的污水处理厂进行检查,结果大约一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和功能。这一轮经济过热中,政府直接投资的比例超过60%,政府通过廉价征用土地促进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开发区的过度膨胀。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否则很难见效。
三、社会发展的战略取向
社会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于人民大众,这是一个十分浅显而又特别重要的道理。科学、合理的发展必须引入“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绝不只是经济的范畴,更不能以GDP取代一切。惠及人民大众的发展,必须包含经济发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机会平等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真正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需要。这种社会发展正适合于和谐社会。我认为,和谐社会发展战略取向上,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建立绿色GDP制度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必须有所权衡,一方面必须适当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一方面必须从经济增长中拿出一定的份额用于环境保护。这样,我国每年GDP的增长应该有1%与环境保护相关。我们可以得出“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的规范预测分析结果为7.2――8.7%。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实现赶照目标并不出现大问题,我国经济必须保持7.2――8.7%的平均增长速度。同时,尽早建立和完善绿色GDP制度。绿色GDP,即在通常的GDP中减去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挽回资源损失和修复生态平衡所需支付的经济投资。因此,绿色GDP是一个反映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综合指标,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建立不同层次的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将绿色核算结果向社会公布,引导企业、社会、政府自觉加强环境保护,避免环境破坏。绿色GDP应成为各级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2、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以提高经济效益和质量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向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朝着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第二,实现产业生态化。产业生态化要靠市场理性和生态理性的高度融合才能实现。而实现这一融合的经济形式就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循环经济所倡导的原则是:资源利用减量化,资源回收再用和资源循环再生。其目的就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它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表明,在资源循环减量利用的过程中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不仅针对市场需要,而且也可以很好节约成本,使资源、能源、水、森林等发挥出更高的效率。这样,社会、经济和生态就进入了一个和谐统一的良性发展轨道。第三,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重点,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用高新技术改造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同步建设城市环保基础设施,提高污水、垃圾处理率。优化城市生态系统,扩大城市环境容量。政府要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在资源配置上要从产业倾斜转向公共品投入,加强国民教育体系和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为城乡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体制条件。第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协调发展。进入21世纪最初的5年到10年,是西部开发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要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开发的基础,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开发的根本,把抓好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开发的关键,把发展科技教育和加快人才培养作为开发的重要条件,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开发的强大动力。要加快中部地区的发展,中部地区要发挥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步伐,努力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要提高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继续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带头作用,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3、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取代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
二抓森林工程。按照在全市率先建成“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健全的林业管理体系”试点示范要求,全面实施森林分类经营,培育壮大森林资源,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质量,唤醒沉睡的大山,变荒山穷山为秀山宝山,达到“绿山”与“富民”有机统一。大力发展经济林,科学选择树种,加强技术指导,实施典型示范,引导千家万户上山种树。大力发展森林食品、森林旅游、漆器加工,完善和延长林业产业链条,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真正把林业产业培育成主导产业、战略产业。
三抓生态建设。树立“大林业、大水利、大生态、大产业”理念,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水土保持和矿山“黑瀑布”治理等重点工程,不断增强生态功能。特别是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努力扩大退耕还林面积,做到“应退尽退”、力争“愿退尽退”,真正把城口建成国家水资源保护区,为长江上游涵养水源,保障三峡库区生态安全。
四抓人口下山。采取“政策主推、市场主导”的办法,综合运用生态建设、扶贫开发、产业扶持、社会保障、城镇发展、户籍改革等政策,促进人口内聚外迁,从源头上减轻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尽力改善农民生存发展环境。集中实施国土整治、堤防建设等工程,解决移民群众的宅基地、菜园地。大力发展庭园经济和特色产业,确保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通过努力,把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不适宜人生存的高山地区和重点生态建设区域的近10万居民,搬迁到河谷地带集中居住或移居县外。
五抓清洁能源。坚持“整体包装、打捆开发”的思路,积极发展水电产业,到20n年全县水能资源大部分得到开发,装机达到30万千瓦。实施生态富民工程,大力推进沼气池建设,积极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新型能源,改善城乡能源结构,使能源产业既成为生态建设的基础工程,又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总之,力争到2020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超过70%,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生态经济发展基础全面加强,生态文明深入人心,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初步建成重要的生态功能保障区和最具生态活力的区域。
打“特色牌”,着力打造特色经济区
按照“既要开发物质资源、更要开发人力资源,既要开发不可再生资源、更要开发可再生资源”的原则,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林产业、能矿产业、旅游产业和劳务产业,走特色发展路子,促进“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
一要“腾笼换鸟”,重点发展特色农林产业。坚决破除“三大沱”(土豆、玉米、番薯)的传统产业格局,按姗‘产业错类、产品错季”的思路,念“山”字经,发展以“林”为主的生态农业。重点发展以板栗、核桃为主的林果业,以大巴山道地品种为主的中药材产业,以“城口山地鸡”、生猪、中蜂等为主的畜禽产业。引导农民把干果当作粮食种、把药材当作庄稼种,大力推广林药间种、林下养鸡、林间养蜂、林材生菌和粮药间种等复合型发展模式,努力建成“山顶绿树戴帽,中山果药缠腰,山下庭园连片”的生态农村新貌。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大力实施生态移民,促进土地林地向大户、向合作社、向产业基地集中。打捆使用生态建设、产业扶持和社会保障等政策,集中扶持大户,典型示范引路,逐年打造特色乡镇。支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行业协会发展,创新“龙头企业+基地+农户”、“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市场十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等经营模式,促进产业规模化发展。力争用四年时间,全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耕地的70%以上,把城口打造成全市全国重要的干果基地、中药材基地和畜禽产业基地。大力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嫁接重组,积极发展精深加工,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力争四年内培育10个以上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形成每个主导产业有1一2个龙头企业带动的格局。在建设完善城乡商贸体系,培育壮大农村营销大户、经纪人队伍,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同时,依托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重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和“中国核桃之乡”的影响力,以建设全市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业产业基地为龙头,积极开展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商标的申报认证,切实加强产品原产地保护等工作。努力把“大巴山中药材”、“城口核桃”、“城口板栗”、“城口蜂蜜”、“城口山地鸡”、“城口老腊肉”、“鸡鸣寺院茶”和“山神漆器”等打造成国内外知名品牌,把城口建成秦巴地区特色农林产品集散地。
二要“强筋壮骨”,大力发展能矿产业。在生态环境合理承载范围内,着力改造提升以锰、钡、煤为主的矿产开采及加工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关停并转资源浪费大、环境污染重、产品附加值低、规模较小的企业。“抬高门槛”,引进大型企业集团,推进企业重组和产业升级换代。树立“绿色矿业”思想,积极推进电矿联产联营,重点抓好“三废”治理,大力推广尾矿砂制砖等环保项目,积极发展循环经济,逐步建立起与生态相适应的新型工业体系,力争用三到四年的时间,培育4一5家产值超过10亿元的锰、钡加工企业。
三要“引凤筑巢”,积极发展旅游产业。充分挖掘“绿色”和“红色”旅游资源,按照“整合资源、市场运作、引进集团、整体开发”的思路,着力抓好保护、策划、规划等基础工作,搞好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功能建设,在保护好资源的前提下有序推进旅游产业发展。加强红色文物的收集、整理、发掘和保护,丰富城口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内涵,建成一批红色旅游景点,打造开县一城口一陕西红色旅游精品线。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着力打造万州一城口一巫山旅游“大三角”,把城口融入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结合农业特色产业培育,大力发展“吃农家饭、住农家房、干农家活、赏农家景”具有地方特色的休闲体验式旅游业。努力把城口建成全市革命传统教育、红色文物保护、历史文化研究和休闲度假、生态观光、科考探险的旅游胜地,为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拓展空间。
四要“提质增速”,加快发展劳务产业。把劳务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铁杆庄稼”,坚持不懈地抓好劳务产业,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应转尽转。进一步整合培训资源,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切实搞好劳动力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进一步完善劳务信息网络,打造城口劳务品牌,大力培育劳务经纪人队伍,支持劳务经纪人创办劳务企业,提高输出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搞好劳务输出服务,在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适时建立劳务服务站,提供司法援助、政策咨询、信息交流等服务;加大县财政补贴力度,搞好外出务工人员意外伤害综合保险,为外出务工人员系上“保险绳”;解决好“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问题,解除后顾之忧。坚持“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搭建创业平台,完善创业政策,支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和异地兴业,以达到“输出一人,致富一家;创业一户,带动一方”的效果。
打“门户牌”,树直辖市窗口形象建设全市向北重要门户,就是要打牢交通、通讯、市政等基础,做大做强特色产业,积极推进改革试验,打造人文环境,树立直辖形象,使城口成为重庆向北发展的桥头堡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成为老边穷地区落实科学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试验点。
一要加快交通建设。着眼于打通三峡库区连接大西北的高速通道,推动万州区域通枢纽和中心城市建设,将渝东北融入全国交通大网络,积极争取支持,建设万州经城口至安康的高速公路,城万快速通道和安张常铁路,增强城口承接“1小时经济圈”和周边大中城市辐射带动的能力,尽早建成西北地区“通江达海”大通道的物流中转站和秦巴地区互融发展的“关节点”。加快推进县乡交通网络建设,全面实现“2小时城口”。
二要加快城乡建设。统筹考虑全县经济发展、人口转移、劳动就业、资源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按照“产业配套、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要求,高水平规划城乡建设。以滨河路建设、旧城改造和小区开发等重点工程建设为抓手不断拓展城市容量,以绿化美化亮化香化工程为抓手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以发展特色农林产品加工、现代服务业为载体切实增强城市吸附能力,努力把县城打造成“碧水护城、绿树掩城”的山水园林生态小城镇。全面完成24个乡镇场镇的建设规划,加大给排水、垃圾处理、通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发展二三产业,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增强吸纳农民下山的能力。加快实施“千百工程”,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结合庭院经济发展,搞好新村规划,突出特色,统一风貌。加快推进“一池一坑四改”工程(建一口沼气池、一个垃圾坑,配套改厕、改厨、改畜圈、改庭院),支持农户硬化人行便道和院坝,房前屋后种植经济林木和花草,大力改善村居环境。
一、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紧扣目标促增长。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6.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的预定目标。上半年农业种植业实现产值55940.24万元,渔业产值1759.5万元,合计实现农业产值57699.74万元。仅优质青早蚕豆(大粒蚕豆)2万亩种植,销售量达2万吨,已实现销售产值1.2亿元。(二)突出转型升级,全力加快产业发展。一是抓招商合作。抓住“滇沪合作”契机,依托上海市江桥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开辟绿色通道不断拓展牟定蔬果在上海销售市场。通过与市场信息互动调整种植优质适销蔬果,进一步培树绿色品牌,重点服务好2万亩青早蚕豆种植基地和云南红梨、冬桃、花椒产业的推介工作。二是突出特色种植,发挥示范引领。采取土地规模集中流转,集中资源、项目连片开发持续打造“南大门”(牟定县高原特色农业科技示范园)和“北大门”(戌街乡冬早果蔬示范园),不断壮大示范园区规模及辐射面,发挥积极示范带动作用。通过3-5年的发展,共和镇现代农业示范园面积将达到5000亩(目前园区已流转土地1550亩,入驻1户企业和2个专业合作社,已完成投资9000万元,建成标准化大棚300亩,种植特色蔬菜500亩,种植葡萄550亩);戌街果蔬示范园面积将达到60000亩(目前园区已流转土地8000亩,入驻7户企业和25个专业合作社,种植特色蔬菜4000亩,种植猕猴桃1000亩,种植早桃3000亩)。积极做好企业发展协调服务工作,加强与上级部门沟通对接,申报农业基金项目,解决企业生产发展中融资困难问题。三是充分发挥专家基层工作站作用。推进与省农科院基层专家工作站的深度合作,促进成果转化,带动油菜产业,特别是优质油菜繁制种和优质水稻繁制种产业发展。四是发挥规划引领示范作用。进一步完善《牟定县环化佛山观光休闲农业示范区规划建议》、《昆大高速公路牟定过境段观光休闲农业示范区规划建议》文本,按照规划要求,培树牟定县观光休闲农业示范带。重点围绕云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太极食品有限公司、耘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蔬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原料需求,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支持共和镇、凤屯镇围绕化佛山沿线建设一批集观光、采摘、休闲为一体的农林生态观光旅游示范带,打造冬春赏花、夏秋品果的化佛山观光休闲特色农业。五是做好主体培育工程。抓好3户州级重点龙头企业、200户种养殖大户、50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组织申报、认证工作。六是做好品牌创建。抓好新增“三品一标”国家农产品质量认证3个,新增云南名牌农产品认定1个。(三)补齐发展短板,围绕主线培产业。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要求,稳定优质水稻种植面积,积极发展优质杂粮,扩大蔬菜等高效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发展万亩特色蔬菜、万亩红梨、万亩冬(早)桃、万亩花椒、万亩大粒蚕豆等特色优势产业。积极试种推广粮经饲兼顾的青贮玉米。目前已完成种植大春粮食作物16.5万亩,经济作物4.4万亩,占计划的100%。其中粮食作物:水稻9万亩、玉米6万亩、杂粮1.5万亩;经济作物:蔬菜3.15万亩、魔芋0.1万亩、其它经济作物1.15万亩。一是小春粮经作物喜获丰收:2017年小春粮油生产实现丰产增收,14.4万亩小春粮食作物预计可实现产量2.68万吨,较上年增长5.5%。。实施油菜高产创建3片,做到3个“统一”(统一品种、统一播期、统一管理),5.5万亩油料作物预计实现油料产量0.94万吨,产值4800万元,带动贫困户增收1800万元。二是大春生产工作扎实有效:为实现全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6万亩以上,确保粮食总产量在10万吨以上的目标。按照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创建要求,落实好150万元省、州粮食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在共和镇、江坡镇、戌街乡实施水稻高产创建示范样板4片,发展优质粳稻40000亩;在共和镇余丁、柳丰等11个贫困行政村实施玉米高产创建示范样板1100亩。三是产业培植工作:与州农科所合作,在戌街乡推广兰花子种植1万亩及开展新品种区域试验,经测产,示范区兰花子平均亩产66公斤,实现了提质增效的目标。按照繁制种技术规程做好油菜繁制种技术服务工作,全县繁制种面积1698.1亩。其中,繁种面积1436.9亩,制种面积261.2亩,通过上级专家鉴定,可实现预期增收目标。2017年引入北京亿展公司在戌街老纳村委会、伏龙基村委会新村以楚粳39号为主的优质水稻示范基地700亩。引进元谋客商在碗厂和水桥村委会种植沃柑500亩。围绕县委、政府“两路一山一湖”沿线发展旅游休闲观光农业的思路,在庆丰村委会老豆冲、河节冲村委会结合产业发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人。依托宏鑫种养殖有限公司、亿鸿林牧有限责任公司等养殖龙头企业,推广青贮玉米、苜蓿、黑麦草等优质牧草种植,重点抓好宏鑫种养殖有限公司2000亩的青贮玉米示范推广,4个新品种的试验试种,在联系的挂点贫困村委会碗厂种植青贮玉米200亩。在共和镇、戌街乡实施稻田养鱼、稻田养鸭一田多用技术。四是落实科技措施:1.推广良种良法,落实各项增粮措施。水稻品种主推“楚粳”系列为主,玉米推广青贮饲用品种;推广测土配方施肥11万亩,作物间套种40万亩,地膜覆盖7万亩,水稻集中育秧0.5万亩,玉米集中育苗0.2万亩,水稻机插秧1万亩,稻田养鱼(500亩)。2.推广种植模式全程机械化。依托现有农机专业合作社资源,进一步扩大农机深松作业面积4000亩,增加粮食烘干设备1套及仓储设施,实现全县农机具总动力达14万千瓦以上。3.围绕大春生产,开展一次农资市场集中整治和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活动。县农业局共组织出动执法人员43人次,检查整顿市场7个次,检查农资经营企业(经营门店)54个次,发放宣传资料0.8万份,组织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活动7场次,立案查处违法农资案件4件。4.成立农业科技服务工作队。抽调业务骨干及科技指导员组成工作队,于大春生产期间分赴各乡镇指导大春生产,协助各乡镇做好技术服务及培训工作,已组织科技培训110场次,发放宣传材料3.5万余份。5.培育一批种植大户。全县培育2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不少于200户,其中:共和镇不少于70户,江坡镇不少于30户,其余各乡镇不少于20户。6.搞好新品种试验示范工作。其中:水稻新品种示范面积100亩,玉米新品种示范面积100亩,蔬菜新品种示范面积160亩(其中辣椒60亩、荷兰豆50亩、小番茄50亩)。五是举办了2017年第一期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经过45天紧张学习,培训班44名学员于4月26日全部通过考核,取得了驾驶证。(四)激发农村活力,助推农业改革发展。一是强化“三资”监管。结合产权制度改革,对“三资”进行了全面清理,基本摸清了村组集体三资的家底。建立健全“三资”管理台账,实行日常动态管理,并与乡镇村级会计委托中心签订了“三资”管理责任书,实行责任目标管理,围绕“六有”目标抓落实,促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截止6月25日,全县代管村(居)委会89人,村(居)民小组1208个,分别占村(居)委会总数100%,村(居)民小组总数100%,代管理资金总管总额8046.74万元,其中:村委会资金467.67万元、村民小组资金7579.07万元。二是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截止6月25日,完成4个乡镇指界工作(戌街乡、蟠猫乡、共和镇、安乐)和2个乡镇的公示工作(戌街乡、蟠猫乡)。三是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切实解决农村集体资产产权不清晰、权责不明、保护不严等突出问题,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起草了土地“三权分置”实施意见初稿。四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严格土地流转合同鉴证、登记、备案制度,依法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序发展,年内计划新增规模流转土地面积4800亩,全县规模土地流转面积达3.3万亩。抓好州级2个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组织申报、认证工作。2017年争取全县标准家庭农场认证达50户以上。五是打好劳动力转移就业攻坚战。因人制宜开展农村实用技术、转移就业技能和创业培训,已开展绿色证书培训640人,完成培训任务的64%;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100人;完成农村劳动力培训780人,完成1000人培训任务的78%;转移2800人,完成转移任务的70%。(五)夯实发展基础,恢复重建工作成效明显。一是持续加强以农田水利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抓住实施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契机,争取进入省级盘子。二是积极争取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增强龙头企业示范带动能力。三是继续争取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仓储物流配套设施,提高我县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四是“四类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做好项目推进协调服务工作,涉及我局负责牵头的项目经按时序进度稳步推进。五是“9•30”特大洪涝灾害农业恢复生产工作。县农业局多次到省、州农业主管部门对接,积极申报项目,抓紧恢复重建及开展生产自救。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近年来,虽然农田水利建设和中低产田地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全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但由于我县人口密度高,山区面积大,耕地质量不高,水资源总量少,由于受“9•30”特大洪涝灾害影响,库塘及农田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农业农村工作面临新的考验。(二)农业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监管难度不断增大。农业安全生产涉及面广,社会公众的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不断提高,农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责任意识不强,诚信意识不够,缺乏必要的责任感,农业部门监管队伍不健全,监管监测能力跟不上,农机安全打非治违监管主体不明确等因素致使农业安全生产形势更加严峻。(三)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产业发展不强。投融资不足,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小,农业产业多为初加工,产业链延伸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滞后,“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难。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规范化程度不高,数量众多,但相对分散,带动农业产业发展效果不明显,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整体上相对较低,培育市场主体仍需继续努力。农业产业基地分散不集中,规模和效益不突出,农产品生产聚集度小,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主导产业发展规模需进一步壮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四、采取的对策措施(一)围绕主线培树产业坚持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要求,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稳定优质水稻种植面积,积极发展优质杂粮,扩大蔬菜等高效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发展酱菜原料辣椒、青菜5万亩,发展青早蚕豆、荷兰豆种植面积3万亩,发展云南红梨、冬(早)桃、猕猴桃、车厘子、花椒、葡萄等优势特色经济林果4.3万亩。大力培育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依托宏鑫种养殖有限公司、亿鸿林牧有限责任公司等养殖龙头企业,推广青贮玉米、苜蓿、黑麦草等优质牧草种植,今年重点抓好宏鑫种养殖有限公司2000亩的青贮玉米示范推广,4个新品种的试验试种。(二)紧扣目标促农增收紧扣年初提出的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6.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蔬菜产量15.7万吨,茶叶产值1200万元,中药材产值2840万元,花卉综合产值4500万元,水产品产量3100吨的预定目标。县农业部门主动作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大冬季农业开发力度,大力发展特色经济作物。实现了2017年开门红,一季度实现农业产值18743万元,其中:种植业实现产值17805万元,渔业实现产值938万元,比去年同期16320万元增长14.8%。(三)稳定粮食促增产稳定粮食生产。为实现全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6万亩以上,确保粮食总产量在10万吨以上的目标。按照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创建要求,落实好150万元省、州粮食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在共和镇、江坡镇、戌街乡实施水稻高产创建示范样板3片,发展优质粳稻3000亩;在共和镇余丁、柳丰等11个贫困行政村实施玉米高产创建示范样板1100亩。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适时制定大春农业生产意见。落实好计划面积,不折不扣完成20.9万亩大春粮经作物种植面积,确保实现大春粮食总产7.58万吨、经济作物总产值21299万元的目标。二是推广良种良法,落实各项增粮措施。主要粮食作物良种率达95%以上,水稻品种主推“楚粳”系列为主,玉米推广青贮饲用品种;推行工厂化育秧、机插秧、统防统治、种养结合一水多用、一田多用、稻田养鱼、绿色防控统防统治、增施商品有机肥等技术措施;推广作物间套种40万亩,地膜覆盖7万亩,水稻集中育秧0.5万亩,玉米集中育苗0.2万亩,水稻机插秧1万亩。三是推广种植模式全程机械化。依托现有农机专业合作社资源,进一步扩大农机深松作业面积,增加粮食烘干设备及仓储设施,全县农机具总动力达14万千瓦以上,实现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49%以上。四是围绕大春生产,开展一次农资市场集中整治和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活动。五是成立农业科技服务工作队。抽调业务骨干及科技指导员组成工作队,于大春生产期间分赴各乡镇指导大春生产,协助各乡镇做好技术服务及培训工作。六是储备好救灾备荒种子。七是培育一批种植大户。全县培育2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不少于200户,其中:共和镇不少于70户,江坡镇不少于30户,其余各乡镇不少于20户。八是搞好新品种试验示范工作。其中:水稻新品种示范面积100亩,玉米新品种示范面积100亩,蔬菜新品种示范面积50亩。九是举办好科技增粮示范样板。各乡镇负责落实科技增粮示范样板100亩以上1片、机插秧示范样板100亩以上,县级落实科技增粮示范样板水稻、玉米各1000亩以上。通过大户规模种植示范引领,不断壮大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和戌街特色果蔬示范园面积,带动周边群众扩大云南红梨、花椒、冬早桃、青早蚕豆、葡萄等特色果蔬种植规模,打造牟定果蔬品牌,不断提高抗市场风险能力,实现“抱团取暖”促农增收的目标。
作者:杨正云 单位:云南楚雄牟定县委党校
家庭基本支出是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于生存的必需支出主要有吃、穿、用、住、行等,其所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便是家庭基本支出比例。从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扣除家庭基本支出后的剩余部分是家庭消费剩余,是可用于投资的资金。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家庭消费剩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限,家庭的消费剩余一般不用于进行投资,只能通过储蓄对经济社会发展起间接作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消费剩余可直接用于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效应很明显,尤其是消费剩余作为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对于民间投资的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
家庭投资的多寡取决于基本支出占总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减少基本支出部分,就可以增大投资所占份额。我国由于基本支出中某些项目开支过大,致使家庭收入中进入投资领域的份额很小,虽然基本支出类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虽以储蓄的形式存在,但它并不能算作投资资金,因为这部分收入已经预算到基本支出项目上了。
当前,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家庭,由于基本支出比例过高,基本没有什么消费剩余,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房价虚高。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也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其房价均异常走高,房价与收入之比已经超过10倍,有些城市甚至超过15倍,而国际上公认的比较合理的比例是3-6倍。造成房价虚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价格高。据测算,城市土地费用约占总房价的30%。当前土地价格还在不断上涨,从而使得房价进一步上涨,反过来,房价上涨又使地价上扬,但这种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反应,也不是合理市场竞争的真正反映。二个利润率不合理。目前商品房利润率已超过20%,且继续呈上扬趋势。这个利润率不但远远高于我国一般工商业4-6%的利润率,且远远高于国际同业10%的利润率水平。三是财产税赋制度极不合理。目前国内所购的住宅,要把50年(商业用房)至70年(民用住宅)的财产税一次性缴齐。这样的收费办法与逐年缴付的办法在价格上相比,结果差别极大。如果采用逐年缴付的办法,初始房价将会下将30%左右。四是房地产市场不规范,造就了很多“炒房团”,人为地抬高了价格。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这个原因列为房价飙升的首要原因。炒房者把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使楼市的需求被虚假放大,造成了楼市旺盛的假象。一方面,很多老百姓买不起房,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住房空置,但房价却仍在上涨,这正是不规范的房地产市场的表现。
二是子女费用高扬。据中国社会院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家庭总消费中超过了房价,排在第一位。高扬的子女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无疑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如今,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亦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其费用都涨得让人无力应对,教育改革成了收费改革。而教育在我国的需求弹性太小,甚至没有弹性,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在人们的心目中,“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意识根深蒂固,这就意味着子女教育已成为家庭的必须支出项目。许多家庭因为子女教育而返贫、举债,甚至卖血的事例也不鲜见。据甘肃省农业部门2004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在甘肃省新返贫的农民中,出于教育因素而返贫的的数量占返贫总数的50%。教育已成为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一因素。[i]
三是医疗费用攀升。据卫生部卫生统计中心的资料,近年来,医疗费用,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大大超过了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医疗费用逐步成为生活费用中的大项支出。对于一个不很富裕的家庭成员来说,如果得了相对比较大的病,也许就成了其家庭痛苦的开始,一个很有希望的家庭很可能因此而陷入困境,从此一撅不振。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患病率为14.3%,比1993年增加了0.3%;就诊率却从1993年的17%下降到13.4%,住院率与十年前的3.6%持平。虽然患病的人多了,但看病的人却少了。据统计,近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患病因经济困难未者的比例接近四成。 二、家庭基本支出比例过高对的
家庭基本支出比例过高的现实,有其正面效应,比如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府的控制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无论是住房,还是医疗,其价格上涨,都相应地刺激了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从其负面效应来看,其危害性更大,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民间投资和就业不利。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繁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投资(不是所谓的股市投机)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间投资无论是绝对投资额还是在总投资中的所占比重,都有了较大增长,民间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不断扩大。近10年来,我国民间投资的年均增长比国有单位投资高出了近10个百分点,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量的贡献率,由1998年的26.91%上升到2002年的72.60%,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部分[ii]。可以说,民间投资在发展经济、优化经济结构、吸纳就业、繁荣市场和扩大出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直接投资的比例将进一步减少,民间投资将会进一步增加。然而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长放缓,很多行业中的民间投资启动乏力。这其中,有制度、体制、政策等各方面的原因,但这些原因对于民间投资来说,都是外因。这些外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但真正决定民间投资的却是内因,是民间资本本身,民间投资之源。而作为民间投资之源的家庭消费剩余由于基本支出比例过大,家庭在基本支出后所剩无几,对于大部分靠自我筹资的民间投资来说,无疑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从根源上讲,提高民间投资的最根本的途径之一就是确定适度的基本支出比例。如果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上有合理而适度的基本支出,那么其剩余就是民间资本的重要来源,没有这个来源,任何良好的制度都是空谈。而就是这有限的家庭消费剩余,也没有真正投向实业。
根据对我国中等收入者家庭的调查,其家庭基本支出后的剩余在一定程度上进入投资领域。但其大部分投向是领域而不是实业。在当前金融业不完善,股市与业绩相脱离的情况下,把资金投向股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结果只是利益的再分配而已,并不能使资本真正增殖,且没有创造就业岗位。其原因,一是资本量太少,那些投资需求比较大的行业往往由于资金需求量大而不能进入,而那些入行门槛低的行业,很多都已经由于投资过多,过度竞争,利润微薄,从而使很多小额资金只能投向金融市场;二是制度机制的限制和投融资体系不完善所造成。对于城市中的低收入家庭和大部分家庭,家庭消费剩余几乎没有,谈不上投资与致富。
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就业难是当前社会最突出的之一。在当前情况下,城镇下岗职工需要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需要就业,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也需要就业,待就业的人数每年要新增上千万。增加就业岗位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大投资,尤其是增加民间投资,投资是创造就业的发动机。数量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于实施减员增效的国有、集体大中型企业来说,不太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他们自身也不太可能自我投资,自我实现就业。所以,这一部分人员的就业必然会依赖民营企业来解决,尤其是要依赖于一些民营的劳动密集性企业来解决。同时,随着民间投资在地理位置上的扩散,也有利于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而这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和必由之路。可见,民间投资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也使得作为民间投资之源的家庭消费剩余显示出其重要性。
二是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和社会稳定不利,也不利于社会公平。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其分配格局应该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或者说“纺缍形”、“枣核形”,也就是说中等收人者的比重在社会中应占大部分。而目前我国的收人分配格局呈“金字塔”形:上头小,中间少,底部大,而且这个“金字塔”的顶部应当说是很尖的,底部是很宽的,即很富的人很少,很穷的人却很多,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也不多。这种分配格局应该说是比较危险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iii]。要实现这种目标,就要使家庭的收入来源多元化,不仅要有工资收入,也得有投资性收入。但是家庭基本支出太大使得家庭消费剩余不足以进行投资来获得收益,从而不利于这种社会分配格局的形成。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目前社会贫富差距不仅大而且有继续增大的趋势,如果不加以调解和控制,最终会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但是,共同致富不能靠“劫富济贫”来实现,而应该让人民在保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有一定的消费剩余用来投资和创业,让人民自我致富。民富则国强,强国的人民大部分都是富人,不是大富也是小富。可是目前,我国很多家庭在基本支出比例如此之高,使得在人民中只有极少数人具有投资能力,大多数人只能去竞争有限的就业岗位,这样一来,很容易导致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恶性循环。人生本来应追求幸福,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在天价的住房、高昂的子女教育费用和日日见涨的医疗费用面前,只能在焦虑与煎熬中度过。为了住房,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断的积蓄,为了子女,只能放弃自己;不经意的一场病,也会让很多家庭一撅不振,从此与致富、幸福无缘而与贫困和不幸相伴。如此下去,贫富差距不可能有缩小之日,社会主义的公平性也不会在现实中得以体现。
三是对消费需求形成不利。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就业水平,主要表现为收入的函数。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增速不如物价上涨快,尤其是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极度上涨超出了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虽然家庭储蓄存款年年创新高,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手段刺激消费,但收效甚小。消费需求不足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增加消费需求的着眼点只能是增加收入。然而过高的基本支出比例,使得家庭消费主要集中在住房、子女消费等少数几个大项上,从而造成消费结构不合理,对于其它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减少,造成很多产品滞销,生产能力不能完全释放,间接制约了家庭收入的增长;过高的基本支出比例使得家庭基本消费后所剩无几,不足以用来投资,从而减少家庭收入渠道,降低家庭收入。我国这么大的市场,需求却不足,是很严重的问题。扩大需求,把眼睛盯在老百姓的钱袋上,千方百计地要把十几万亿的民间储蓄挤出来,压出来,引诱出来。但是没有稳定的收入或预期的收益,储蓄是不能用作消费的。储蓄在当前情况下对老百姓是最真实的保险,是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的最实际的保险。扩大需求的根本出路在于投资,在于给民间投资以营养,在于降低比例过高的基本支出,从而解决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基础性因素,释放民间投资蕴藏的更大能量。
群体信心及其意义与价值
心理学对信心的认识,是指一个人内心对某一事物的牢固看法,这种看法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人一旦形成了某种信念就不会轻易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即使是遇到挫折或失败都不会丧失信心,其信念和意志反而更加坚定。
群体信心的概念和内涵源自于群体心理,它是群体成员共有的信念,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方式等。如果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认识群体,它是以一定方式或以共同的目标活动组合的人群集合体,并且任何一个社会人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都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由此会产生不同的群体心理。当群体心理对个体目标的实现有积极的助长作用时,那么个体一定会产生奋发向上的力量,并产生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反之,则会产生懈怠、溃散和脱离群体的心理及行动。
由于社会中的各类群体不一定都是工作群体,提高社会各类群体中群体成员的信心,实际上就是要凝聚社会共识,让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成为全社会、全民族、全体公民奋发向上的思想动力、精神支柱和情感纽带。只有群体的注意力、群体的奋斗目标高度凝聚时,群体成员的意识水平最高,群体意志活动的一致性和群体的信心也最强。
一般情况下群体信心形成,需要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作为诱因。例如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之门的标志性事件是粉碎“”结束“”动乱。我们党及时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饱受“”之痛的人们精神振奋,群体的凝聚力迅速集中在“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旗帜下,并在“四化”建设的目标下达成广泛共识,整个社会在强盛的自信心的激励下,迸发了火一般的创造热潮,有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可见群体自信的基础是共同的使命、共同的愿景、共同的价值观激发出的一种奋发向上的群体精神和信念,有了这种精神和信念,群体的活动就能指向共同的目标。
关于群体自信的研究,在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以交通运输行业的文化建设为例,2006年11月,交通部启动了大规模的行业文化建设活动。活动中,通过系统地梳理和总结行业文化的丰厚积淀,提炼出了具有时代特征、行业特征的核心价值观、交通使命、共同愿景、交通精神,有效促进了行业中各企事业单位文化建设活动开展。通过文化建设,行业各群体的凝聚力明显增强,自信心、自豪感明显提高,在努力塑造新的行业形象、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同时,也惠及了经济层面的硬实力。
透过以上事例,我们也发现了一条规律: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前进,都源自于群体意志活动的一致性和最为强盛的群体信心;而构建强盛的群体信心,需要有群体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使命和愿景。
经济发展与群体信心构建之间的关系
从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来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从困境中走出,努力解决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众多问题,需要彻底转变发展方式,更需要构建社会群体信心。
从外部经济环境看,世界经济的总体情况十分严峻复杂:欧洲债务危机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欧洲经济只能“蹒跚前行”;美国财政的急剧紧缩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风险,目前失业人口超过1300万,影响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走向;日本的政府预算财源不足问题仍未获得解决,形成了所谓的日本版的“财政悬崖”,预计日本经济近年增长前景黯淡。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中国经济还要受外部拖累,需要有应对更加困难局面的心理准备。
从国内的发展来看,我国过去的三大转型,即农业、农村向工业、城镇转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所激发的结构性增长动力已趋于弱化,资源禀赋,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特别是人口红利在减弱甚至逐步消失,我国经济潜在的增速下降趋势明显。原因主要有:
一是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二是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改善环境、提升要素资源的价值迫在眉睫;四是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使得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出来,导致经济精英的对立;五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对抗;六是社会管理滞后,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加;七是不断发生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愤怒、怨恨、敌意等负面情绪引发的摩擦和冲突,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社会管理的信心;八是可能或能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文化、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还不具备类似经济发展引擎的拉动和替代效应。
过去的30年中,以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和低社会管理成本为特征的生长要素,几乎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最重要的驱动力量。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力量越来越减弱、表现得不可持续。中国社会快速提升要素资源价值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和急迫,这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告别低成本的发展水平和方式。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仍没有找到更为高效的资源配置路径。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选择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高效作用的路径,但是多年来始终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是近几年,发展中“穿市场经济的新鞋,走计划经济的老路”的风险似乎还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在“半统制、半市场”的状态中。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政府在管理行为上,习惯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统制”,热衷于当“指挥长”;二是在制度上,基本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框架或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所谓“完善”,对市场经济支持的力度不够;三是政府仍掌握或控制着大量资源,并且在商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主导”角色,导致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有限。真正从思想上、制度上、实践上解决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走”的问题迫在眉睫。党的十为解决这个问题定下了基调:“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也需要社会达成广泛的共识,而社会共识的基础取决于社会群体信心的形成。
我国已经积累巨大的存量潜力,如果把这种存量潜力激活,就能够有效遏制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趋势,走出困境,但这需要体制机制条件才能激活。如果我们只通过短期的刺激政策,拒绝存量调整,经济的脆弱性将会增加,经济滞胀的可能性将加大;但充分的存量调整可能会触动和改变现有利益格局。恰恰,调整利益格局是改革中最困难的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因为当利益格局形成并且固化后,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独立性、选择性也随着利益格局的固化而固化,多变性降低,差异性日益增强。在这样的发展困难和背景中,把不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团结和凝聚起来,需要用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减少博弈、较量产生的发展阻力。而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形成,是建立在群体信心基础上的群体自信心。
构建群体信心提升机制的措施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关键期和各种矛盾的高发期,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在现代媒体的传播下,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贫富分化,官员腐败”引发的仇富、仇官、愤怒、怨恨、敌意等负面情绪,使社会的信任度下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不及时消除这些负面信息的影响,一定会动摇群体对实现新的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信心。
如何构建群体信心的提升机制呢?笔者认为,一需要政府自信和社会群体信任的高度融合,强化向心力和凝聚力;二需要完善共同利益维护和分享制度,强化群体目标和个体的责任意识;三需要完善目标导向和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群体目标和个体目标的一致性、群体目标对个体目标的助长和约束作用;四需要选择传导性强、社会预期高、人民群众期盼的热点问题,作为刺激群体信心提高的突破口,带动其它构成信心增长的要素正向联动;五需要依靠文化形成共识,让归属感成为群体信心增强的推力。
近几年,烟台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主动把机构编制工作纳入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审视定位,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努力促进机构编制管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一)在机构设置上,注重因时因地制宜。牢固树立与时俱进理念,服从和服务于全市发展大局,根据经济体制改革进程,适时调整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该撤销的机构坚决撤销,该设的机构积极主动地设上去。努力做到"两个适应":一是,机构设置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市场秩序的监管,是尽快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重要方面。近几年,我们按照市场经济要求,一次性将8个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全部撤销,授权十大企业集团经营国有资产,把政府与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资产纽带关系,提升了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上轮机构改革,我们审时度势,创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从财政部门独立出来,设成政府工作部门,代表市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职能。二是,机构设置与烟台实际相适应。根据省委、省政府东部突破烟台的要求,适应烟台扩大对外开放和打造面向日韩制造业基地的需要,在具体机构的设置上,既坚持上下对口,又注意因地制宜。适时设置了招商引资和外商投资服务机构,部分经济部门内部增设了外经服务机构,为推动招商引资,实现烟台突破提供了组织保障。信息产业和汽车制造行业是烟台近几年异军突起的新兴支柱产业,为促进其旺盛的发展势头,我们强化政府信息产业和汽车制造行业的管理职能,适时设置调整和加强了相应行业管理机构,充实了工作力量,加速了这些新兴支柱产业的急剧膨胀。为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振兴港口经济,理顺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体制和港口管理体制,消除了影响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体制,为建设现代化国际性港口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在事权划分上,注重减少推诿,有利于管理。立足于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降低行政运行内耗、提高政府效能的目标出发,着重理顺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按照相同或相近职能交由一个部门承担的原则,调整理顺了部门职能交叉的问题。先后将城管部门承担的城市公共客运管理职能划归交通部门,实现了"一城一交"的管理体制;将规划的监督检查和乱搭滥建查处职能交由城市行政综合执法部门,实行了审批管理与监察执法相分离;将土地、地质矿产和测绘职能合并,实现了对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二是,理顺市与县市区之间的关系。本着市级主要抓宏观,区级侧重抓具体管理和社区服务的原则,结合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共向县级下放权限100多项,真正做到了该由县一级办的事项,坚决放到县级去办;依法合理划分市与区的职责权限,先后理顺了广播电视、海洋管理、房产管理等方面关系,城市规划、国土资源、市区公安等工作,实行了集中统一管理,下放了城市管理执法权,中心下移,较好地调动了市区两级积极性。三是,理顺县市区与乡镇之间的关系。县(市)直部门派驻乡镇直接为农业和农村工作服务的机构,尽可能地下放乡镇管理,健全了基层政权功能,促进了城乡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
(三)在事业单位管理上,注重资源优化整合。适应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特点,按照提高公共服务效能的要求,以资源整合和改企改制为重点,确定事业单位调整方案,该弱化的坚决弱化,该退出的坚决退出,该强化的坚决强化,以弱化和退出的资源支持重点发展的领域。先后将5所中专学校合并成立了烟台职业学院,将2所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合并到烟台技术学院,将600多所中小学合并重组,整合了教育资源。将分散的部门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建立了政府信息平台,降低了行政成本,促进了信息资源的高效利用。全市先后撤销了100多个重复设置、职能消亡和长期不能正常运转的事业单位,冻结了70多个职能萎缩、任务不足、经济和社会效益较差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充实完善了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公用事业、安全监察、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领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在整合完善的同时,较早地探索将生产经营性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将规划建筑设计、地质勘探、审计会计中介机构等转为股份制单位。截止目前,全市转企改制的事业单位达330多家。
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伴随着全球影响力日渐强大,一直处在跌宕起伏的高风险运行状态中。现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且深得社会认同的看法是: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中初级)阶段,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以中国国家的深度与广度,这种工业化城市化过程肯定还能持续很长时间,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过程再带动中国高速发展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是没问题的。这种观点过于天真乐观了。大国发展过程是从来不可能复制的。自2000年以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与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近几年以来,地球环境与世界经济进入极为异常、多难与动荡时期,也许人类已经踏入一个需要改变与调整的发展阶段,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模式,美国近百年的大国风光,可能都将过时。中国、上海,都已经走到了人类历史舞台的前台,只有更宽的视野、更大的智慧、更新的潮流、更高的目标、更强的实力,才能在当代人类历史大舞台上,挥洒自如、引人入胜地演绎中华民族的华彩乐章,彰显东方大国的风采与魅力。
一、引言
自从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产能过剩与出口一蹶不振,迫使中国经济走向更加依赖刺激内需、鼓励创新的战略调整之路。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慢下来,上海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今后这可能会成为常态。假如国内经济今后数年以8—6%的速度增长,上海可能会是7—5%的速度,这对一个超大国家与一个超大城市来讲,都应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适应过程。
横向比较,上海作为国内经济中心的地位优势,在弱化而不是在加强。gdp占国内总量的分额不断在缩小,原有的强势地位不断被兄弟城市超越。以2008年为例,上海的gdp是1369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37亿元、进出口贸易额3221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额4829亿元、其中房地产投资额1366亿元、金融业增加值1442亿元、存款总额35589亿元、其中居民存款额12083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350亿元、财政收入2382亿元、人口1888万人,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0.8:45.5:53.7 ;
而北京2008年的有关数据为:gdp是1048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89亿元、进出口贸易额2718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额3826亿元、其中房地产投资额1908亿元、金融业增加值1498亿元、存款总额43980亿元、其中居民存款额11955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610亿元、财政收入1837亿元、人口1695万人,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1:25.7:73.2 ;
深圳2008年的有关数据为:gdp是7806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5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2999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额1467亿元、其中房地产投资额440亿元、金融业增加值1012亿元、存款总额13011亿元、其中居民存款额9058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260亿元、财政收入800亿元、人口876万人,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0.1:48.9:51.0 ;
人们一直惯性地认为,上海是至少是国内的金融、贸易中心,但事实上gdp占全国的比重越来越小,金融业附加值、货币存款资源、人均存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已经被北京超越,进出口贸易、高科技产业附加值一直又是深圳领跑,上海经济金融贸易国内中心地位面临强大的竞争与挑战。
再比较比较发展素质与质量。人均生产率、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科研投入、高端产业发展速度等等,已经远落后于北京、深圳等城市。未来是创新的社会,年轻的深圳本身在国内科技创新领域就走在国内的前列,深圳的金融市场同样又充满活力,具备挑战上海作为国内资本市场领先地位的潜力,2009年满载希望、充满活力的创业板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起航,更使深圳的创新发展与金融中心建设如虎添翼,如果上海不能在代表未来的多种小企业股权融资与转让交易市场的发展建设中有所作为,从最重要的市场交易量与上市公司数量指标来讲,未来深圳甚至存在超越上海的可能。
有比较才有鉴别。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比较优势到底如何还是让专家学者们研究分析吧,我在这里罗列数据只是想提个醒:上海要建设国际化的金融、贸易、商业、文化中心,并不完全具备舍我其谁的领先优势。
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不仅在改变中国,也在深刻影响世界。2008年开始的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预示着人类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中国与上海来讲,危机确实孕育着更大进步与更大超越的机会,关键是在战略战术上如何顺应与把握。
二、现实巨变、困境矛盾、内在逻辑及策略选择
(一)巨变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以为地球上发生的标志性的事件包括:网络社会与网络经济开始盛行,911灾难与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以原油达到147美元/桶为标志的能源资源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环境危机加剧、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包括大地震、大水灾、大流行病等等),中国开始真正影响世界、全球进入多极化合作时代、美国出现第一位黑人平民总统等。
通信网络与虚拟文化的发展,使地球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人类沟通的时空隔阂已经消失,如果再有一种方便流行的语言翻译工具,或人类语言文字实行统一,全世界真的就成为一个言论自由的网络大家庭了。人类网络时代刚刚开始,仍将呈现巨大的潜力与能量。网络经济与虚拟社会活动,环保节能、思想自由、信息量大创意多传播快、运行成本低等等,但危害也较大,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接触交流减少,生命的本质属性——自然、运动、社会性,难以表现,长此以往人可能会退化、身心难以健康。网络是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一种文化,但最好不要成为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
911灾难是美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拐点。形式上虽说只是一个超乎人们想象的恐怖事件,但重创的却是美国经济体系的心脏,一个小小的恐怖组织或病毒,能成功挑战强大美国的防务自卫与反击力量,并制造出千古的骇人事件,难以用偶然性解释。与之相关的,美国出兵伊拉克半个月内消灭萨达姆政权,但耗资庞大的军事行动5—6年后仍然没有得到伊拉克民众的认同与拥戴,美国也只有在没有真正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形下决定自我撤兵,强大美国的意志与价值观并不象以前一样具有吸引力、号召力、影响力。与之相应的,是美元持续走弱了近10年,而且似乎有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之势,可能未来世人面对的将是另一个价值层面的美钞。另一方面,美国人过去一、二十年内消费过度、坐吃山空,而且过度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国家与企业价值空壳化,社会与集体的力量不断被削剪。正是因为此,在2008年开始爆发的、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美国金融经济体系表现得不堪一击,赫赫有名的大企业纷纷倒下,美国经济的核心体系——金融与房地产遭到重创。美国可能存在在下坡路上加速衰败的趋势,优越惯了的美国人可能有一个非常长的不适应过程,更多的美国人与美国企业会走出国门来到充满希望的地方淘金,美国也肯定开始走向变革之路。过多的学习效仿美国过时的东西,或者过多的依赖与追随美国,是不明智的。
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是世界步入多极时代的重要推动力。盛衰是此消彼长的过程,一种价值观、生活模式、社会制度,不可能一直处于生命周期的青壮年时期,总有衰落的时候,美国引领世界的时代是该结束了;但人类并不一定肯定迎来中国时代。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惊人的成就,但是靠大规模粗放投资与廉价出口带动,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破坏环境、牺牲广大劳动者与全体国民的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而且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资源紧张、环境恶化、重灾频发、产业结构畸形过度、社会矛盾丛生,等等,这些因素无一不是致命的原子弹。虽然幸运之神在关照中国,但未来中国只有主动改变、迎难而上,创造出真正能够担当起领导世界潮流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社会制度与人类发展价值观,才可能真正引领人类进入又一个更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时代。
(二)困境矛盾、内在危机与出路选择
中国人多,在自由竞争制度下,通过不断扩大投资、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改变或污染自然生态,来真正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全面实现现代化城市化,是不可能的。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状态对自然环境与资源的破坏与消耗,已经接近自然生态可以承载的极限状态,(流行病肆虐、异常天气天象频繁、水资源能源紧张等等都是具体表现);局部与整体、城市与农村、西部与东部、规模企业与弱小企业、精英与平民、老板与农民工等等层面或阶层的富裕与收入水平及发展机会差距所引起的矛盾,也到了可能动摇国家稳定基础的程度。我们现在人均gdp才3000美元左右,距离当代人均200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非常遥远;如果我们不改变现有的发展与分配方式,按原有模式再发展十几年,国内经济发展的动态总量在目前的基础上可能会再扩大一倍或更高,人均gdp可能会达6000—7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以上,但持续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持续紧张的资源供应、持续膨胀的经济与金融泡沫、持续加大的收入差距与财富集中度、让世界更加恐怖的生产过剩能力,等等问题与矛盾,不可能再给我们这么多和平地扩张gdp的时间,这些问题与矛盾都可能成为我们自己打垮自己或被打垮的内在因素与主导力量。难以预料、难于抵御与难于避免的天灾、人祸与外来侵害,都会迫使我们改变简单、粗放、甚至是掠夺性的积累扩张gdp与个人财产的生产与创富行为模式。
现在真正到了必须将关心公平、关心未来放在比关心当前效益更为重要的地位的时候了。没有将来的利益价值为零,失缺公平的利益价值为负值,掠夺性的经济逐利活动与扭曲性的社会财富分配,终将受到自然与社会的惩罚与唾弃。公平与效益,本来就不适合规范为一个对立的矛盾体。牺牲未来、违反基本公平原则的利益追求,是短命的自私自利行为,根本就不应该成为国家意志与国家策略;个人利益至上、金钱欲望不断膨胀、投机取巧不劳而获、、价值观是非观扭曲环境下“优胜劣汰”的社会发展逻辑,永远不可能成就和谐美好幸福的社会,永远也不可能自然地实现全社会全人类的共同文明富裕。如果社会私欲横流、仇恨累累、一盘散沙,如果社会没有稳定的基础,如果资源耗竭、大地干枯耕地紧张,如果大气异常、空气浑浊、洁净水源短缺、自然灾害与流行病频发,民族、国家、人类的未来都是未知数,一个人的地位、金钱、房产能保自家性命吗?将百年的大树掠栽在自己院中,将生产必需口粮的耕地用于豪宅、高速公路,或用于产能过剩行业的工厂甚至是污染性的落后作坊,将千万年积累遗传下来的自然资源掏空、破坏与污染,只有贪婪的索取没有奉献,能不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吗?地球、大气、自然物态,空气、水、土壤,矿藏、森林,等等,不是一个人的甚至不是一个国家的,是不能用金钱、地位、强权来衡量或交换或霸占的,破坏、污染、耗尽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包括最普通的水与空气,是不能复生的,害了他人,也拯救不了自己。空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看是无处不在、廉价的,却是无价的。公平、未来、文明的现实内涵也在此,它不但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解决分配不公,不断改善国民整体生活与社会文明环境,提高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综合效益水平,是三位一体的改善人与人关系的关联方面;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能源,保护水源、大气、地球,同样是相互关联的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诸方面。人与人、人与自然、中国与世界诸多被极化的矛盾,正是今后必须重点解决的。
与大自然比较,个人或者整个人类都是渺小的,人类社会可能只是大自然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地球升温、空气污浊、江湖污染、微生物细菌滋生与弥散、地质构造变异、气候异常等等,对人类来讲,都是灭顶的灾难。整个地球是个有机体,人类的活动,已经严重影响与改变着地球环境的自然变化状态:人类一年将差不多20亿吨废气排在大气中,平均到人类居住区大约每平方米几公斤;每年向地球制造丢弃的垃圾上百亿吨规模,估计堆积起来超过泰山;每年开挖地下资源上百亿吨,侵吞与破坏数十万平方公里的自然土地与山水生态,向大气排放差不多相当于百亿吨煤的热量,…。这样的人类活动影响,有机的地球环境能不发生巨变么?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地球生态因变而变,而且是不可逆的、加速的过程,相对大自然来讲极为弱小的人类,面临不堪想象的生存风险。
未来的5—10年,地球人类处在发展历史的重要关口,中国也是。气候变化加剧异常,导致发生全球粮食突减、奇异病毒流行、超强地震频发等全球性灾难的概率更高;货币持续泛滥,能源资源价格持续上涨、石油价格可能超过200美元/桶甚至更高,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更为恐怖的投机豪夺与金融经济危机或地域冲突;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如果不调整发展思路与生产模式,在扭曲的分配制度、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利机制、自私逐利贪婪的价值观、装备代替人工等社会环境下,非但不能有效增加就业、提高社会广大低中层劳动者的收入、实现全民富裕,而且将使社会积累更为深重的贫富裂痕与不公,环境污染与产能泡沫、资源浪费更为严重,如此以来即使不出现严重环境危机,也必将产生因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金钱财富畸形不公积累而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
中国经济与社会,现在被高投资、高速度、高资源房产价格、高权利投入与参与度所绑架,就象在高山上弯道下坡行驶又必须加速赶路的重载卡车,随时可能出现翻车危险。解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存尖锐矛盾,需要大思想、大智慧,需要精神巨人;在钞票漫天、老总遍地、到处是开发区工厂车间交易场所的今天,中国需要文化思想上的升华巨变。人生是美好的,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有无穷尽的有意义的事情去追求探索,以公司生意、工作挣钱、花钱享乐为生活的全部,对许多人来讲是遗憾的,办公楼、工厂、设备、交通工具、商品等等,只是工作生存的工具道具,没有生命价值;生命是纯洁的,时间是公平的,来去无形,众多人日日追求金钱暴增,参与掠夺性的炒房、瓜分资源与国有公众财产,不劳而获,将本来属于全体国民或广大弱势群体的财富与未来盗为己有,“成就财富梦想”,这些如何让个人的灵魂在岁月时光中留痕?如何面对纯真的子孙,如何面对失去土地、失去工作、失去一切的生灵?财富都是炒出来的、聪明投机出来的、偷盗来的,这与老鼠有何区别?
中国商品化、市场化的改革开放行为已经走向畸形,中国现在不但缺失成熟普世的社会价值观,而且正在自私、贪婪、堕落、冷漠的环境世界迷失(一个信仰缺失,或者信仰落后腐朽的国家或民族,很容易自垮或被打垮的)。权利可以商品化(交易)、法律可以商品化(交易),有关国民整体利益与未来、国家安全、国家战略、国家口舌、甚至民族精神的领域都在商品化(交易),本身必须体现全民意志、应由全民公决的事务,都由私人占有与决定,这是非常危险与畸形恶毒的。吃住是人立命之本,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粮食、房子都可以大张旗鼓地作赌注去“竞争”、掠夺、炒赌,实乃灭绝人性,引火自焚。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发展的高涨阶段,按照“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逻辑”,全国范围内地价、房价持续上涨,资产证券化、全民买房买股、楼市股市持续牛市,对城市化快速实现有利——这是“自由市场”制度下猖狂逐利式的,物极必反,命运更惨;更何况大约有超过50%以上的中国人没有多少钱与能力买房子、买股票,这种自由市场的逐利规则本身就缺乏自由平等的社会基础。更进一步讲,如果中国很快就房子林立、道路纵横、车流滚滚,由此社会经济活动与经济产业集中度达到60%、70%甚至80%以上,然后怎么维持与发展?结局肯定是比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更痛苦的漫长衰败!循序渐进,均衡和谐,科学发展,方能持久。中国必须控制商品房、工业厂房的空置率,严格控制居住面积达到平均水平以上的2套房以上的买卖及异地购房行为,加快农村城市化与户籍一体化建设进程,加快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计划,加快全民均等公平享受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速度,不断提高土地、房屋闲置成本,放开股票发行管制、向国内更广泛的小企业与创业者开放国内资本市场,让国内市场价格畸形结构回归公平价值轨道,公平社会分配制度,使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成为一个可持续的、良性的、全民得利的、有着美好未来的过程。
(三)公平分配
分配制度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是人生与社会价值观、社会关系、社会制度问题。人与人之间,要体现基本的人性平等,在公平的尺度下不但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还要体现应有的互助与人文关爱;人与资本之间,要体现主人与工具的关系,不能让资本剥削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集体与国家,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不但要体现局部服从整体、规模与实力决定责任、现实与未来平衡的原则,还要体现民主、共赢、社会责任与利益均衡的发展理念;个人、集体、国家对自然环境资源的占有、利用与保护,在已经解决生存、温饱、基础教育、基本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必须体现保护为主、社会与国家利益至上、科学节约开发利用的原则。
现代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还要体现对开拓者的尊重,对负担社会责任的人的尊敬,对青年创新精神的鼓励,对美好事物的赞美与弘扬,对人权、贫穷、落后的尊重与关爱,对国家利益、国家未来的尊崇与保护,对政府组织的权利的制约与监督,对社会未来与现实的平衡,体现正当消费行为的价值。
宏观上讲,社会财富在全社会之间的分配方式有两种:一是无偿征收或馈赠或掠夺、盗窃等,其特点是价值单方面转移,是最直接的价值转移分配,正常社会最重要的是税收、财政补贴、政府投资或直接支出(包括货币发行)等,个人或企业的馈赠是很小的部分,政府的税收与财政支出,应该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全社会财富分配手段,其公平性主要应体现全民意志、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要缩小地区差异、城乡差别、贫富差距,建设安全和谐充满希望的社会秩序;二是通过交易活动,实现货币财富转移流动,形成财富分配,这种分配的公平性主要是交易活动的合法性与交易价格的公平问题,一般公民与企业或社会组织,通过合法的交易与公平的价格,以自身的创造与勤劳汗水积累的财富是可以得到社会尊重的,以不合法的交易或不公平的价格或者投机取巧骗得的财富是不应该得到社会尊重与政府保护的。
中国国内现在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问题,更多的是原则性的公平分配问题。首先,国内投机倒把、假公济私、权钱交易等等非法腐败现象严重,国有财产与大众财富,被瓜分盗窃掠夺,富有阶层的非法收入庞大;其次,税收没有真正体现合理均富的原则,对高收入、高消费、高垄断、高占用资源、暴利或坐地生财不劳而获等等,没有真正征以高税或重税或重罚,对低收入、弱势边缘群体,对弱势行业领域,对落后地区,对基础教育、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绿化等等,免税与财政补贴或投资的力度不足;再次,中国“市场化”过了头,一般能使用与消费的商品可以由交易双方确定价格实现利益与需求再分配,但象粮食、饮用水、环卫、能源电力、土地房屋、医疗养老保障、公共交通,等等关系民生的东西,是不能自由竞争、自由定价与自由买卖的,象空气、水环境、土地资源、矿山资源等自然环境与资源,及象货币发行与财政金融政策、教育科学、国防等等,关系全局与未来,更不能成为自由交易的对象,不能被某些利益集团或个人占有;还有,有关个人劳动的价值问题,人们的工作分工可以千差万别,但工作的意义是一样的,工作就是工作,人不能象东西或商品一样划分等级进行明码标价,不能因为单位、行业不同,同样的工作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单位做同样性质的工作,个人收入差异巨大,因不同的工作强度、工作环境、个人素质与责任心、个人岗位、不同的劳动成果等,可以对个人劳动价值进行合理的修正,动辄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差异是严重不公平的,国内现在是吹牛皮的投机取巧的挣大钱、老实受苦受累干活的不挣钱;另外,关于政府部门或大国有企业领导者的收入水平问题,这也是对社会“领导者岗位”的认识问题,领导岗位意味着权利、荣誉与责任,权利与责任对等,牺牲、负责、为了集体、为了社会,是领导者的天职,要追求金钱就不要也不配做领导者。
关于企业的价值与分配问题。几个人或几十个人的小企业是值得社会尊重的,自食其力,自我奋斗,运气好的可能越来越好,大部分平平庸庸,甚至很多人的辛勤劳动得不到回报。事实上,中国人多,小企业、自主创业是社会主要就业渠道。政府应该在社保、技能培训、减免税、小资金鼓励进步等方面,不断规范与稳定扶持政策,并不断加大扶持力度。大企业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在市场经济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并不存在大企业就业者比小企业就业者能力强的问题,大企业的超额利润应该无偿上缴国库,而不是内部瓜分;另外,大企业与政府一样容易形成腐败官僚,浪费社会资源,其内部分配制度等应该更加透明并接受全社会监督。一个现代文明企业,不是个人或一小撮人赚钱的工具,更不是个人人生的全部,而是集体服务社会的平台、手段、工具。一个企业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就发展起来的,其占有或使用了广泛的社会资源,离开社会与他人的参与,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的价值只是零;搞个公司几年内就成为亿万富翁,这种财富只可能是掠夺盗取来的,招摇过世更是恬不知耻,可悲的是这正是中国的现实!社会责任感与关心回报社会,是现在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经营者、企业所有者、有钱人最缺失的,这样的社会环境、以及造成这种社会现实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吗?!
关于大众就业与财富分配的传导问题。扩大广大普通老百姓真正有效的就业总量,提高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与劳动技能,是有效提高社会需求总量、提高货币流通传导效率、加速中国真正走向文明富强的主要手段。以中国现在的国力实情,扩大普通老百姓的有效就业渠道、提高最广大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有效的政策手段非常多:如提高与普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水平,普及医疗社保,建设与普及社区文明与自助文化基础设施与组织,建设与普及自主创业互助组织,加快新农村、中小城镇文明建设(包括住房、道路、学校、医院、文化体育设施、治安、绿化卫生等等有形的无形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加快新农业产业整合发展步伐,实施全民环保、绿化、创新计划,必要的基础建设投资,加快落后地区居民的文明搬迁流动,财政直补等等。国内政府部门现在仍然热忠于以扩大基础投资规模,尤其是建大交通、大市政、大工业与大资源工程等,作为刺激经济与扩大就业消费的主要财政经济手段,现在这样做其效果不但日渐递减,而且其负作用越来越大:货币投放过多过于集中、资源浪费与腐败盛行、货币分配传导效用下降,产业投资比例结构严重失衡、造成过剩浪费与资源紧张并存、财富畸形分配加重两极分化等。以扩大有效就业、刺激消费、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收入与生活水平为目的的政府投资支出行为,关键要看有多少投入资金真正流入到广大劳动者的腰包。事实上国内的投资与建设市场,几十年来已经形成压榨真正劳动建设者的恶性循环,成为权钱交易、行贿受贿、假公济私、吃喝赌等腐败现象最严重的领域之一,是中国社会腐败环境的一大缩影。政府或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再多,承包商也都是老面孔甚至非常集中,不管是权商勾结、还是诟病的低价手段,大皮包公司转给“小”皮包公司,层层剥皮,最终只剩骨头留给真正出力受苦的劳动建设者!广大民工等劳动大军几十年来背井离乡、舍妻抛子、风餐露宿、泥尘裹身、披星戴月地建设了一个高楼林立、交通纵横的现代中国,可他们却不能与时俱进,贫穷如故,每年除去平时自用也就得到一个回家过年的路费与可能不如有钱有势人一顿酒席的生活费!最需要消费、最具消费增长效用、最具奉献精神、最厚道的广大劳动者一直在背井离乡、温饱水平线上(1—2万元/年左右)的生态环境中挣扎,而一套极普通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商品房房价就100—200万元甚至更高,这种人间鸿沟,如何填平?13人口的中国,照现在的市场经济政策与社会环境发展下去,这种鸿沟永远不可能缩小,只会不断扩大。僧多粥少,加上弱肉强食的制度与贪婪自私的人性,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异与社会裂痕,在加速扩大,如此下去,最终必将导致全社会在大地震与大劫难中重生。
(四)货币、利率、汇率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伴随着电子货币与互联网的流行普及,货币的功能价值在发生深刻变化。文明社会,金钱只是一个副产品或伴随物,真正有意义的是创造、劳动、追求、互助与共享人生的过程。如果让做事与金钱分开,想做事即可以去做,劳动积极性不被缺乏货币所困扰,每个人在互信互助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我创造力与工作热情、享受工作学习与和谐生活的乐趣,这种社会就更加自然、文明、一体化。货币电子化使得信用与金钱可以更为明显的分离开来,买卖交易实现金钱货币无形化转移流动,银行帐户上变化的只是电子数字与信息,看得见的是要做的事情圆满完成了,信用在积累,“看不见”的货币信息内容不重要了。电子货币、信用卡,淡化了金钱意识,方便了交易,提高了支付效率,等同于提高了货币流通与使用效率,让商业活动更为顺畅、活跃,货币流动、分配传导更为畅通,货币也变得富裕起来。
货币流通分配传导规律,用数学语言描述,符合分形逻辑,在时空关系上满足分形规律:用2维的平面坐标来描述,平面空间中任意一个独立的货币投放(聚集)点(可以是中央银行或一个城市、商业中心、银行、规模企业、小企业、人或人群等),所释放出的货币的传导流通“轨迹”呈现分形结构,类似树枝或空中闪电形态,在以货币投放点为中心的平面极坐标系内,货币传导分布密度呈现非线性衰减趋势,分形的分数维接近1.62。货币传导分布密度的这种逻辑规律,有两个非常有用的推论:一、自由市场制度下,不变的货币投放与交易流通模式,必然造成贫富差别趋大化,越“接近”货币投放(聚集)中心点的区域或个人货币积累越快,远离货币投放聚集中心的地区或个人的货币积累可能为零;二、要实现均富或全社会富裕,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尽可能多的设立货币投放(聚集)中心,即全国整体城市化、商业化(当然包括偏远地区人口的整体向城市搬迁转移),全国到处是中小城市(镇),并不断改变成熟地区的分配模式,使全国货币分配分布的分形结构形态密实化,分数维趋于2。由此可知,发展中国家多聚财投资搞开发区确实是有效的致富手段;在货币富裕阶段让货币与资源按人头分配与扩散是正确的均富手段(具体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基本医疗、社区文化建设、失业与低收入救助补贴、养老、廉租房、环保、绿化等等)。
货币流通的速度与使用效率问题。货币流通速度=年货币化交易总量/年平均货币供应总量。以流通中的现金m0为例,2009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2009年末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82万亿元,同比增长11.77%,银行卡消费额占同期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32%,现金m0的流通速度=12.5343*0.68/(3.82-3.82*0.1177/2)=2.37次/年。这个结果,与实际情况差异大:一般来讲,居民收入的现金以工资为主,每月发放,当月储蓄或花掉,年周转至少12次;大额现金交易一般通过银行回笼的时间更短,不存银行的社会消费品现金交易主要是小额交易为主;可以推断,绝大部分现金在富人或企业手里而且并没有参与社会消费品零售交易。这部分现金的使用效率极低,或者说没有发挥现金的正常合法使用功能,估计超过20000亿元规模。分散在一般老百姓与广大低收入人群手中的“沉淀现金”应该不超过m0的20%。真正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活动中流通的现金估计不超过6000亿元,这是非常大的货币浪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货币交易传导体系,步入了“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效应模式,货币的社会进步价值在消失,货币体系可能已经成为社会有机体的“恶性肿瘤”。
货币的价值体现在真实利率与购买力上。利率是货币的时间价值,购买力反映货币相对价值,这一点也可以在货币汇率上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越发越多,货币的流通速度也在提升,单位货币的价值越来越小,(极限是趋零):购买力在不断下降(换句话讲,物价长期走高),真实利率趋零(真实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甚至长期在零以下。货币利率趋低是必然趋势,利率低会导致通货膨胀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反之,高利率也不是治理通货膨胀的良药。中国2002年至2006年、1992年至1996年的经济发展情形正是这方面的好例证。当然,随着货币流通传导效率的提升与市场中富裕流通货币的增加,市场对利率变化的反映灵敏度可能在增加。(以上请阅宋太伟《货币、利率与传导理论》)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请参阅宋太伟《汇率机制、波动规律与人民币汇率》)。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汇率稳定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相对与发达国家,稳定汇率制比浮动汇率制更为有效。汇率是国际交易的价格基础,频繁的大区间的波动会造成流通性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与大量流动和转移,对真实的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甚至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
汇率不是影响中国商品进出口现状的决定因素。成本与品质决定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国家发展状况与国际分工差异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贸易结构与总量。美国的许多东西是好啊,但中国老百姓想要也买不起呀,汇率变化根本不是一般商品价格的主导因素;中国卖给美国的东西都是日用品,物美价廉,美国又多不生产,不进口中国的也是进口别国的。美国国际贸易逆差完全是美国自身的问题,一个国家进出口贸易的结构与数量,主要是由于该国的产业结构、政策导向与需求商品结构所决定,在同等国际环境下,日本可以做到持续贸易顺差,美国做不到不可能是因为中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原因;另外,中美之间的贸易,美国人赚大头、亏小头,中国亏大头赚小头,更何况中国卖给美国的东西,许多是美国在华公司等外资企业的产品的“内部回流”。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一个历史的沉淀,并不存在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如果说人民币汇率应该有一个理论价格,按照购买力评价理论,人民币应该是高估了:中国的最大宗商品如房子、车子、汽油、粮食食品、住宿、交通等等,同类产品都是美国美元标价的10倍以上,按消费商品权重平均,人民币汇率应该大于10。但是不管是直接将人民币汇率升值至5还是贬值至10,对中国都是没有好处的,对中美贸易的正常发展也没有好处,只会给投机者制造瓜分国家财富的机会。
人民币国际化与实现自由兑换,应该是一个自然过程。“自由”总是相对的,现在小额或者有真实贸易与实业投资活动的外汇与人民币兑换已经很容易了。真正需要来去自由的,是投机资本,这种资本永远也不可能为中国的社会发展牺牲自己,有机会就呼啸而来,无机会就溜之大吉,他是来赌与吸血的,除了对极小部分利益关联者有利外,是国家的祸害。人民币这种自由兑换,最好永远不要出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要与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中国的国际地位相适应,日益增多的中国公民与企业的海外活动,以及外国公民对人民币的认同与需求,需要中资银行的积极跟进参与,如果人民币国际兑换点遍布周遍国家及全世界,每天兑换交易量可观,银行间、货币兑换商与银行间又有便捷的头寸调剂交易模式与渠道,人民币自然就成为国际货币了。估计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内,人民币会成为中国周遍地区的硬通“外汇”,也可能成为大中华的统一货币;但要全球通用至少还需要20—30年。人为的推销人民币与过于宽松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环境,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祸。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建设一个国际投机者的乐园,而是建设一个流动的、开放的、类似超级水库一样的“货币流库”,货币聚集来源丰富、畅通,货币应用渠道广阔、畅通,货币头寸调剂便利,让充足强大的资金流泽惠天下、影响天下。金融中心,不但是资金流的聚散中心,更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聚散中心,没有深厚的商贸基础与繁荣的商贸环境,没有强大的市场影响力、辐射力与承载力,没有畅通的投资、融资、交易渠道,没有足够多、足够广、足够影响力的人流信息流参与其中,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通俗一点讲,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一要证券市场、货币市场容量与交易量足够大,参与者众多且遍布天下,其中国际参与者业务量超过15%以上;二要更多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货币证券经纪商、风司注册落地,其中要有许多国际总部级大银行;三要有众多国际化的大公司的落地,业务遍及中国、全球;四要有统揽全中国、领导全世界的大视野,信息权威灵通,国内国际众多权威机构落地参与;五要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业中心、信息中心与文化时尚交流中心;六要有日渐发达的国内经济作后盾。繁杂的金融产品与交易手段,只是雕虫小技、副产品。上海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我认为,只需要真正做到在影响力、辐射力、承载力等方面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国内金融中心就足够了,因为上海本身就是国际大都市,而中国现在正是全球瞩目、商机无限的国家,要来的自会来的。这一点,上海似乎在加速退步。
(五)绿色经济与自然生活
自然界的变化规律,统一起来简单的讲,就是尺度问题,或者说尺度规模决定影响与变化范围,物质从无穷小到无穷大,尺度规律形成一个循环,无穷小与无穷大规律归一,也是内容最简单的变化客体,可能只是一个能量点,一个无边界的能量点。变化最丰富的是人类的尺度层面,即米尺度层面,更宽范围可以从毫米级至千米级。地球的尺度是1000—10000千米尺度,大气、海洋、山脉、河流、森林等等是深刻影响地球有机体的尺度因素,现在人类的活动尺度已经达到“地球尺度”:每天天空中无数的飞机在飞行,成百上千公里、纵横交错的高速道路上车流滚滚,城市的尺度、超大工程的尺度也都上了100千米甚至1000千米的尺度,500万人口规模的超大城市比比皆是,人类年开挖地球矿藏与年制造的垃圾都上百亿吨规模,等等。地球环境与人类的相互影响加剧,影响级别达到100千米、1000千米甚至整个地球尺度,其中人类对地球的作用与影响是日积月累、人人叠加的过程,而地球对人类的反作用,可能通过瞬间的山崩地裂、海水倒灌、气候异常、水氧缺失等等来体现,地球自然环境1000千米规模上的任何反作用改变,对人类来讲都具毁灭性的威力。
地球自然生态的不断恶化,是地球上所有人日复一日共同破坏影响的结果,70亿个地球人的能量相加,其力量与影响是无穷的;地球自然生态的恢复与优化,也必须由所有地球人携手努力一起来营造与呵护。这不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事情,是全体地球人的共同责任与义务,必须由全人类共同参与,任何人、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无理由例外,任何有人性的人,为了自己、为了子孙、也为了他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努力地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美化环境,这要成为与生命、自由、人权一样性质的人类价值准则;或者说,环保节约、绿化环境、尊重生命、民主自由、互助互爱、共向美好未来,应该成为人类更高境界的普遍价值观,仅有维护人权、民主自由是不够的。人类可以共同破坏一个地球自然生态世界,也应该能够齐心协力恢复“培育”一个更为美好的新自然生态世界。
能源与资源开发利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瓶颈问题,也是造成地球环境恶化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广义上讲,地球万物之能量,全部来自太阳,地球万物的形成,也是由太阳能的自然作用转化形成;阳光、土壤、水份、岩石,日积月累,不知不觉中孕育出千姿百态的绿色有机生态世界。人类要学会象大自然一样自然地利用太阳能,减少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光合作用、光照作用、光生伏打效应、光电效应、光热效应、光的透视传播等,应该是人类充分利用太阳能的主要理论依据。太阳光的特点是自然绿色、普照大地、无处不在、永不停息,但单位面积功率有限。太阳能利用需要大面积与日积月累,人类要学会大自然动植物利用太阳能的绿色本领与耐心。从光能转化效率来看,光合作用、光热效应等光能转化利用效率更高,人类可以将更多的楼房屋顶、更多的荒郊野岭、更多的戈壁沙漠,变成自然吸收太阳能、释放新鲜空气的“绿洲”,并从人类培养的“自然有机物”中提取“碳氢化合物”等,为人类衣食住行提供充足的绿色原料与养料,既绿化环保地球又创造利用再生资源能源。如果地球上到处是清山秀水、植树茂盛,在无线通信与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人类完全没有必要蜗居拥挤在空气污浊、马路拥堵、嘈杂浮躁、单调乏味的钢筋混凝土大城市中,让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健康、青春、友情、宁静,在喧嚣、急噪、混浊、无聊、无奈中消耗殆尽。
建筑物耗能、浪费资源、污染环境问题,是人类必须尽快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超高层建筑与现代节约节能环保理念背道而驰,应该抛弃;大城市中心城区过于集中密集,造成人流、车流、管线拥挤堵塞严重,诟病多多。建筑物运行耗能又污染环境,是大问题,可以充分利用太阳能、地热等新能源技术及环保绝热材料,并结合自身可以节能通风保温的建筑结构设计,让整个建筑成为更节能、更节约的绿色建筑;可以完全将太阳能地热等绿色照明、绿色供水、绿色供冷供热节能技术融入到建筑构造与建筑艺术中,让照明、供水、空调、通风干燥等绿色节能系统成为建筑整体和建筑材料构件的一部分,使建筑一体化综合节能工艺技术成为今后的潮流方向。建筑排污系统,也可以根据建筑自身与周遍环境特点,设计建设成自然转化、循环利用、分类处理的环保系统,让环保、绿化、清洁、自然的生态理念,充分体现在建筑系统的每个环节之中。
汽车耗能与污染,是现代社会人造的另一个大公害。拥堵的马路,破旧的汽车、大排量个人用车,更是城市的毒瘤。更节约、更清洁、更环保、更安全应该成为汽车制造者与汽车使用者的行为准则。新能源汽车,尤其是零排放的电动汽车、氢能汽车,可能是最有前途的方向,电动汽车要解决电池的节约环保问题,氢动力汽车要解决氢气的储藏运输问题。汽车本身是一个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的交通工具,城市居民选择公交出行,应是更文明、更节约、更环保、更健康的行动方式。
绿色经济是未来社会的特色与主角。住在拥挤、压抑、空气混浊的大城市,不如住在开阔、悠闲、空气清新的小城,住在小城中被绿色、秀水包围的低矮公寓或小别墅,回归人性自然本源,过从容淡定,自由健康的生活。这需要更多的绿地,更多的清山碧水。绿化,绿化大地,绿化地球,培水育林,应该从现在开始成为更为高尚,当然也应该是更为时尚与赚钱的行业,要将更多的荒郊野岭、黄土高坡、戈壁沙漠、不毛之地,变成河流纵横、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人间天堂,要让后人足不出户也能饱览江南美景、呼吸清新空气、畅饮甘甜净水。中国中西部、西北部大开发,不能总是走劈山修路、建工厂、开矿山的老路,要植树造林、修渠筑坝、养水培绿,要让昔日的荒野秃地,成为承载中国更多人口的美景小镇。这种绿色经济与自然生活美景,当然不是现在优胜劣汰、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自由市场经济所能实现的。中国要更加文明进步,需要全新的分配制度与价值观。
三、未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
上海城市已经足够大,城市的管理,至少在未来的20—30年,不宜再过度强调集中、集权,不宜过多的以“中心经济”为中心,要大而自为,大而分散集中,要走绿色经济、绿色政治与绿色社会之路,要成为绿色的城市、宜人的城市、易达的城市、领先时代的城市、令人向往的城市。
上海人多,居住、就业可能永远都是大问题。居住政策要向卫星城镇、廉租社区、便捷城交方向倾斜,就业主要靠商业、餐饮、交通、酒店、旅游、社区服务、环保、绿化、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建筑装饰、金融服务、科技产业、时尚会展交流、精品或高端制造业等,传统服务业仍占大头,但上海的旅游、社区服务、环保、绿化、卫生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科技创新、时尚交流、金融服务等产业仍有巨大发展潜力。服务业的繁荣,离不开大人流、大物流、大信息流、大资金流,这需要城市的吸引力、创造力、影响力与承载力。
到上海旅游,除了时尚购物、外滩观景以外,缺乏真正吸引点与线路深度。世博会馆、迪斯尼乐园建设,会增加上海旅游的深度,但要建大旅游产业,还远不够。要大力发展绿化经济,将城市森林化、公园化,并将崇明岛建成一个大森林公园、大乐园,同时发展提高上海的餐饮文化、娱乐文化、时尚文化、大体育文化。让上海充满魅力与吸引力,让游客留恋忘返、各得其所。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32-266-0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年均经济增长保持了近10%的快速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同时我们要清醒的看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十分突出,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
1、国际方面
从国际方面看,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国际金融危机还在发展,一些国家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缓解。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难下,增长动力不足,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压力。主要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强化。
2、国内方面
从国内方面看,解决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为迫切、难度更大,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
(1)资源能源难以支撑
我国的资源总量和人均资源都严重不足,而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却十分惊人。在资源总量方面,我国石油储量仅占世界总储量的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在人均资源占有量方面, 45种主要矿产资源我国人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草地资源为1/3,人均水资源为1/4,人均森林资源为1/5,人均石油占有量仅为1/10。我国的国内资源已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现实的状况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经济增长中环境代价太大的问题。
(2)生态环境难以承受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27%, 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我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 2005年接受环境监测的522个城市中,有近四成的城市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二级标准;在开展酸雨监测的696个市、县中,有一半以上出现酸雨,人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已临近生态阈值,难以支撑当前的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继续扩张。
(3)国家竞争力难以提升
产业要在国际上开拓市场,一般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靠劳动力、土地资源、政策优惠发挥“成本优势”;获得一定的资本积累进行研发产生“技术优势”;然后自创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发挥“品牌优势”。从目前情况看,我国仍处在“成本优势”为主的阶段,必须加强原始自主创新,尽快向“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过渡。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上各式各样严格的法规和标准接踵而来,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是急需探讨的重大问题。
二、解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困境的建议
1、树立可持续发展观
1988年,联合国理事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报告》指出:要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只有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是出路。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使得这次大会成为人类社会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个里程碑。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应当学会珍重自然,爱惜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中的一员,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彻底改变那种认为自然界是一种可以任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没有把它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基础和生命源泉的错误态度。
2、加强防控风险
加强防控风险,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及时应对和化解各种冲击,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的波动,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宏观调控的关键就是要统筹处理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的关系。“稳增长”,一方面要防止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滑坡,另一方面要特别防止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速;“调结构”是转方式的主攻方向和关键所在,是培养竞争新优势,形成增长的新动力,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途径;“控物价”首先关系到保障和改善民生。物价稳定,居民的生活稳定就有了基本保障。
3、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稳中求进,稳是基础,进是争取;一味求进,大局难稳;只稳不进,机遇错失。稳是为更好地进,进是为长远的稳;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加快调整需求结构,着力提高社会最终消费在内需中的比例。要全面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和产业政策引导作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大力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要根据长远发展规划促进区域、城乡经济在调整、转型中科学协调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要着力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创新驱动作用,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功能,要充分激发和尊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大力推进体制改革,优化创新环境。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思维方式;制度;背离;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宪法对土地所有和分配制度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运行中,无论是管理者和被管理1者都无视这一基本制度,让许多顺理成章的事情无法正常运行,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一、思维方式与制度背离的现象
在我国实际生活中,普通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学习理解存在不准确,不深入,绝大部分还是沿袭传统的认识,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惯例在工作和生活,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错把国有或集体所有理解为私人所有。按照《宪法》规定,自然资源和土地属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使用者只有使用权或经营权,而且对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根据用途分别明确有具体的使用或承包经营时间年限,这些规定或道理,无论是管理者、被管理者或普通群众都是应当知道或实际知道的,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实际运行中,具体到不同的地点或区域,国有的自然资源或土地,被实际使用或承包经营者将其看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根据个人喜好随意定价或有偿非法转让,特别是在国家公益事业或产业发展中需要依法征用土地和自然资源时,实际使用或承包经营者忽视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或承包经营权,处处以所有人的姿态漫天要价,以获得高于土地和自然资源使用或承包经营的利益,致使国家或集体的公共利益受损。其实,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无论是用于公益设施还是产业发展,除了投资人获得相关收益外,还包括广大群众的利益,因为,用于公益设施可以直接服务于普通大众,用于产业发展可以带来税收,政府利用税收发展教育、医疗、交通等民生事业,可以间接服务于普通大众。由于社会大众思维方式与相关制度的背离,容易使经济社会发展受某个人或某一群体的错误思维干扰甚至被导向制度的反面,从而削弱制度的规范效用,影响或阻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二)错把按劳分配理解为政府保障兜底。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充分说明个人取得财富,必须付出实实在在的劳动,这种劳动可以是智力的,也可以是体力的,但必须付出劳动,才可能取得收益,只是收益的多少与投入的有效劳动密切相关。政府目前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安全网”、“稳定器”,是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同时,又是在鼓励竞争,追求效率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措施。社会保障的核心功能主要是保证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能够维持生存,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从维护人权的角度出发,保障人的基本生命权得到尊重和保护。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实际生活中,部分居民把政府的社会保障看成理所应当,钻政策的空子,甚至以生活无法保障为由索取不劳而获的利益,这是对按劳分配政策本质的歪曲理解和错误认识,是按劳分配政策在错误思维背离制度设计情况下的社会扭曲反映。
(三)错把使用权和经营权转让理解为所有权转让。按照《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也就是说,公民的合法财产可以依法处分。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实际生活中,普通居民对所有权的理解十分粗浅,有的故意装糊涂,非法将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有偿转让,这种现象最突出的体现在农村。由于受交通影响,许多偏远地区的居民希望能在靠近交通方便的区域居住,这种需求十分巨大。同时,交通方便区域的居民,由于进城务工、从事公职等离开了原居住区域,宅基地和承包经营的土地、山林闲置,一方面有需求,一方面有供给,在错误思维的支配下,私下土地、宅基地交易市场形成,从而造成土地承包经营的混乱。当遇到高速公路、铁路、城市建设、工业等项目建设时,多个主体在利益动机驱使下,错把使用权和经营权转让理解为所有权转让,提出许多非法无理的要求,影响工程进度,给国家经济造成损失,这是明显的所有权思维方式背离制度规范。
二、思维方式与制度背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影响国有或集体财产收益的公平分配。思维方式与制度背离,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第一个要素突出的表现在国有或集体所有的财产收益无法达到公平分配,出现一夜暴富和国家社会保障风险增加。比如: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补给土地使用或经营者的,应该是土地使用或经营的收益,土地本身的价值应该由所有人获得。但实际工作中,使用或经营土地者在错误思维的影响下,无限放大土地的收益和延长承包经营的时间,造成一夜暴富。国家不仅要付出多的成本,而且同一个地域的其他居民不仅无法获得收益,还要承受一夜暴富对当地物价影响的其他支出。更难于控制的是由于一夜暴富,钱来的太容易,有的开始从事黄、赌、毒等违法或影响社会公德的事情,短时间花光补偿所得,造成生活无法为继,国家还要承担失地保障额外的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带来的其他影响。
(二)影响社会就业和人力资源开发。按劳分配是社会稳定的十分重要的制度根基,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成本评价的标准,有利于促进社会财富增长、推进科技创新和提升社会分工合作的水平,也是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衡量标准。如果按劳分配的制度被错误思维裹挟,带来的直接后果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一部分人不愿意就业,指望国家的最低生活保障或家庭的供养;二是对自己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没有正确的评估,对工作挑三拣四,对工资提出超出自己实际能力的要求;三是在工资期望的牵引下,不断的跳槽和寻找新的就业机会,造成就业人员的频繁流动;四是社会一方面大量缺人,另一方面又大量人员失业,造成人力资源市场的倒挂;五是推高人力资源成本,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诸如这些现象的出现,使得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无法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对教育等其他方面产生影响,阻碍社会就业和人力资源开发。
(三)影响国有或集体财产的保值增值。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思维方式背离制度设计,又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不利于国有和集体财产的保值增值。自然资源和土地国有,这是国家和集体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经营得当,可以无限累加财富,同时也是最稳定的国家税源基础,可以有效保障国家不断的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比如:城市国有土地,如果保持有偿使用,国家可以稳定城市税源。农村集体土地,如果使用得当,通过发展生产,可以源源不断的带来财富。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实际生活中,一方面我们会看见农村大量田地的抛荒,另一方面又看见许多农产品企业面临土地流转的压力和困境,同时国家还要对抛荒土地付出农业补贴成本,这种政府和企业都含无奈的“冤大头”的现状,不仅使集体土地无法产生效益,实现增值,国家还要蒙受损失,严重阻碍国有或集体财产保值增值。
三、破解思维方式与制度背离影响经济发展的对策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各地区未来的发展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贵州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针对相当多的行业有许多工作找不到适合的专业人员去做,但又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做的现状,明确提出了优化贵州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扩大高技能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规模的目标。然而,贵州省高等教育的专业与课程设置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在专业与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等方面存在着脱离生产和生活实际的种种问题,导致高校培养的人才从数量到质量都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据统计,至2010年,贵州省仅有39所普通高校,其中本科院校17所,专科院校22所。17所本科院校又以师范院校为主,占12所,医学类3所,经济类1所,1所“211工程”综合大学;专科院校中,医学卫生类4所,文理类9所,电子类2所,商科类、交通类、公安司法类、电力类、管理类、轻工类、师范类各1所。由此可知,目前贵州高校以教学型为主,不完全符合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鉴于此,我们应该根据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改变高校以教学型为主的状况,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要办学目标。基于这一现实,重新审视、研究高校专业与课程设置,进一步调整学科结构,优化专业和资源配置迫在眉睫。
一、高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具体表现
1. 高等师范院校师资培养与职业教育严重脱节
贵州省现有高等师范院校12所,培养的师资基本能满足普通教育的需要。但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专业和课程都奇缺,极不适应贵州省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而贵州省的工业化、城镇化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培育和壮大中小企业尤其是培育壮大非公企业是最有效途径之一。这些企业急需大量各类技术人才。职业技术院校师资培养对高等师范院校专业和课程改革有着迫切的要求。这一问题不解决,将会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 地方高校涉农专业明显偏少
许多地方高校自升格以来,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尽管在专业设置上有所拓展,但多偏重于文理工科,不仅涉农专业明显偏少,而且缺乏与地方支柱产业和特色生态农业相关的专业。如贵州省黔南民族师院仅有农林经济管理专业;铜仁学院仅有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其它地方高校情况基本雷同。这与贵州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以及延长产业链的需求差距甚远。
3. 文化、旅游、现代服务等产业高素质专业人才严重匮乏
众所周知,加快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贵州省战略性支柱产业,是离不开专业人才培养的。据本项目调查得知,目前贵州省有2万人从事文化艺术业,其中广播电视业有1.2万,文化出版业有4700多人,从事文化产业的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仅有3000人左右,占贵州省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15%(2万人中仅有3000人),其比例明显偏小。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管理人才也偏少。全省此类专业人才仅为93人,而贵州省列入保护名录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的有62项,101处,省级的有440项,市级的有822项,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缺乏相应的专业人员进行管理。民族文化产业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贵州省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
目前贵州省绝大部分高校仅设有旅游管理专业,不仅与培育和发展旅游产业的多方面需求不相适应,并且所培养的管理人才远不能满足旅游发展需要。根据本项目组的抽样调查所知,贵州部份景区的管理人员中,具有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文化的比例分别为:20.2%、42.6%、22.5%、11.2%、2.3%,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仅占1.2%。
贵州省高校旅游专业与民族旅游产品、民间传统工艺技能技巧开发、整理以及构建相关的课程也几尽空白,既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更不利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
另外,具有鲜明民生特点的现代服务业,如家政管理服务、老年保健、养生等相关专业,在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尚属空白。
二、高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原因分析
1. 经济欠发达,财政收入总量小,高等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发展支撑力薄弱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省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都在逐年增加。“十一五”期间预算内高等教育投入增长快,2010年已达到33亿余元。但由于贵州省财政收入基数较小,对高等教育投入仍然偏低,普通高校生均增长率仍低于全国总体水平,从而导致贵州高等教育规模小,发展速度不快。地方院校与一本院校相比,不仅办学经费少,获得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及社会资助的机会更少,学科发展、专业更新、课程建设滞后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2. 高校自身发展以及办学定位存在偏差
贵州高校除了贵州大学是一本院校之外,绝大多数是地方院校。尽管它们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存在定位不明或定位模糊问题。尤其是每一所学校都想办成综合性大学的倾向,使得地方高校办学定位脱离实际,培养目标泛化,盲目设置专业和扩大招生,资源利用率低,规模效益差,没有特色和学科优势,缺少竞争力。
专业是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载体,是高校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但贵州高校在专业设置时,还没有主动与市场对接,没有全面考虑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对和专业有关的产业背景、职业岗位背景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入研究,大多考虑的是学校里是否有专业教师和相应的办学条件,从而导致专业设置雷同,人才培养趋同。
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的手段或工具,是专业培养目标实现的基本途径,是决定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对于高校来说,课程是专业的细胞,专业教育是通过课程来实现的。由于贵州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存在诸多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导致具有浓郁本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原生态的音乐舞蹈、民俗风情以及与独特气候相适应的课程资源开发与课程建设严重滞后。
三、改进与完善高校专业设置的政策建议
1. 以开放的、多样化的评估方式对高校专业设置进行动态评价和研究
专业设置、招生等是高校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的最基本的权力,然而高校事实上并不能自主灵活地设置专业。因此,地方高校对根据地方经济社会需要设置专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不高。各地党委和政府对高校专业设置这个问题虽很重视但举措多不到位,也不具体。为此,建议政府改变封闭、单一的评估模式,建立更加开放、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评估标准,由独立的研究机构组织专家对各地高校现有专业设置进行评估,摸清其在培养人才以及实现培养目标方面具有的有效性;根据各地实施的强省、强市战略对人才的需求,合理布局,集中力量办好各地方高校品牌专业,打造精品课程,培养高素质实用型人才,进而更好地满足多种多样的社会需求。
2. 由政府主导设置专业,服务区域发展,形成地方院校办学特色
各地高校应考虑学校所处的内、外部条件,结合学校经过长久历史发展而积淀下来的文化、学科专业布局、师资队伍和生源现状等若干因素,考虑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企事业单位的人才需求,结合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状况以及政府的教育规划和政策等进行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同时,要把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准确聚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点,创建自己的学科和专业优势,及时调整专业结构,着力打造特色专业,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主动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科技发展。
3. 优化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突破口,课程是专业内涵建设的抓手。地方高校应充分认识课程改革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深化专业内涵建设,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突出人才培养定位与特色,通过课程的整合、重组,不断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实现课程的整体优化。
根据当地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需要(如贵州省中长期规划将要大力发展的文化产业、高新产业、旅游产业、生态农业等),调整专业设置,建构与之相适应的课程体系,着力培养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实用型人才。
针对高校课程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通识性、实践性课程太少,学生动手能力、生存能力、创新能力培养比较差的现状,高校专业设置要依据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不仅关注学生的就业需求、职业要求、技术要求、社会要求,还应为学生提供一个相对较宽的入口与专业平台,引导学生在一个较为广阔的学习领域中,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自身兴趣与条件因素等主动地、负责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比如,师范院校在专业与课程设置时,应考虑教师教学技能培养以及教师专业成长等实践性课程模块的建构。
4. 整合资源,促进高校创新专业设置
各地高校要摆脱“大一统”的传统思维定势,克服盲目攀高、规模扩张、模仿“克隆”、消极畏难等不良倾向,走合理定位、分类办学、特色发展之路,积极探索新的专业或专业方向的生长点。比如,贵州省应对现有12所高师院校的专业进行调整,在满足基础教育师资培养的前提下,增设职业教育师资培养专业,为贵州省高、中等职业教育培养双师型师资,进一步提升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培养出数以千万计合格的职业技术人才,以满足贵州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需要。
政府要鼓励扶持贫困地区的高校将农村人口负担转化为优质人力资源作为办学方向之一,对高校积极申请新增家政专业,养生保健专业,应予以政策支持与保障,辟出专项资金,投入相匹配的财力、物力、人力,使其能顺利开办起来,专门培养家政管理和服务人才。这样既能为以家政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服务业提供人才支撑,满足国内外对家政管理和服务人才的需求,又能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