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传统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羌族建筑一般有碉楼和庄房。羌族的碉楼一般设置在依山靠水的交通要道、山顶上或村寨的中央和四角。碉楼高达10余丈，内有六七层，最高的达到十三四层，楼体形状为四角、六角或八角，上细下粗，房顶的四周砌有1尺多高的矮墙。庄房上面基本上都有壁饰，其图案简单又朴素。还有圆形图案，中心是用小白石块镶嵌而成，光芒状石片砌成，在房背矮墙上常见石刻犬、羊等家畜图案，用来装饰驱魔所用。

（二）民族信仰

羌族最具代表的自然崇拜为白石崇拜，白石既是天神和祖先神的象征，也是一切神灵的象征。羌族人崇尚白色厌恶黑色，这种民族心理也充分体现在其自然崇拜中。历史上羌族曾以猴、羊、狗和白马等为图腾，近代羌族中仍然流传的传说和习俗，都有着图腾崇拜的痕迹。另外，释比文化是羌族的又一个代表性传统信仰文化。远古时，面对复杂的风雨雷电、冰雹水火和人的生老病死等各种无法解释的现象，人们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这一切，只有用虔诚的祭祀祈祷的方式才能消除灾难，为了适应这种祭祀的需要就产生了释比。

（三）民族服饰羌族的传统服饰

为麻布长衫、羊皮坎肩、包头帕、束腰带、裹绑腿等装束和配饰。羌族女性的衫长到脚踝、领口上镶嵌着梅花形银饰，襟边、袖口、领边都绣有花边，腰束绣花围裙与飘带，腰带上也绣着花纹图案。脚上穿着有鼻子的“云云鞋”，鞋尖微微上翘，鞋身绣云彩图案和波纹。羌族服饰的特色一般用羌绣表现出来，羌绣种类较多，有挑绣、纳花绣、纤花绣和平绣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挑绣，挑花制品由粗布、棉线制成，大多是黑底白纹，色彩对比强烈，装饰性很强。

（四）民间艺术羌族的民间乐器

有羌笛、唢呐、脚盆鼓和羊皮鼓、锣，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羌笛，据说这种乐器是秦汉时游牧在西北高原的古羌人发明的一种吹奏乐器，故名“羌笛”。羌族舞蹈是羌族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节日、祭祀、丰收、迎宾、集会、葬礼等等都要跳舞，不管男女老少都会跳舞。

二、羌族各民族文化精髓及其发展

羌族文化精髓部分以其古朴自然之美得以传承和发展。不论是神秘的和图腾崇拜，还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美丽的民族服饰，刺绣，器具，雕塑等等，这些都是和人类的智慧和劳动与神奇的大自然的结合产生的，他们具有一种别样的气质，文化艺术价值极高。

（一）羌族建筑文化精髓羌族的民间建筑代表羌碉被誉为“世界建筑明珠”和“东方金字塔”。那么羌族的羌寨、羌碉作为羌族文化的一个代表，我们要通过旅游业的发展来发扬它，传承它。无论碉楼还是民居建筑都是用石片和木料筑成的，有一种古朴美和无矫饰之美，黑色的建筑与绿色的山川、白石装饰的白色交相辉映，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令人向往。那么这样的感觉必然会迎来众多游客的向往和拜访，因此在旅游区的供人居住和体验欣赏的建筑就可以把当地民居建筑的元素提取进来，用石块、木料还有其造型特点颜色取代现代索然无味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当然也要结合现代设计元素例如窗户可以加大，布局可以扩展等等。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加记住羌族建筑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工艺品、装饰品、印刷品，例如把碉楼的造型加以夸张变形，印在衬衫上，建筑顶部的剖面图四角、八角等形状都可以运用在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上。我们从传统的羌族民居建筑身上可以汲取很多灵感和创造。另外，浅雕十字形房号具有独特精湛的特色，仅仅靠工匠们的一双手就打造出图案完整对称性、大小一致性装饰性很强的艺术效果，它的这种美是独一无二的不同于西方的华丽和现代的庄重，它是一种古朴真实的自然美，这种具有很大代表性和装饰性的符号可以让我们通过对其形状元素的提取制作出富有羌族特色的工艺品，独特而又令人喜欢。

（二）羌族信仰文化精髓羌族图腾崇拜最具代表的白石崇拜和羊图腾崇拜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记住羌族传统的民族文化，神秘的图腾崇拜让我们不得不去探究其秘密，白石崇拜是羌族人民为了供奉天地、树林、火神，这是为了崇拜大自然，认为大自然中有一种神灵掌管着一切，可以保佑他们，这是一个民族所处地理位置、自然影响、民族心理和思维习惯的产物。羊图腾在羌族人心中非常重要，羌族人将羊图腾绣在他们的民族服饰上，以羊为主题的雕刻，壁画，装饰纹样随处可见，这些纹样用来寄托羌族人民的美好愿望。古羌族对羊的崇拜启发我们对神秘的羊图腾进行研究和加以运用可以促进我们对羌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并促进文化的传播。这是值得我们去发掘和传扬的古老的文化，中国没落的传统文化是否值得我们去反思，激发我们要通过经济产品带动文化的发展和传扬，白石崇拜可以让我们思考运用自然中的东西植物动物赋予在我们的生活物品上，再加上羌族特色，我们可以制作一系列的羊图腾产品激起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古老神秘图腾的探索。

（三）羌族服饰文化精髓羌族服饰构图、题材和用色方面变化丰富，其中表现形式就是羌绣，羌绣色彩简单明了，以红、黑、蓝为主，头帕颜色多样，羌族羌绣的图案与内容多源于自然，源于生活，图案一种是几何图案，用以表现日月山川，另一种是以生动的动物植物形象出现，这种表现形式使羌绣内容更为丰富。这些图案和色彩可以有效运用到旅游产品中，让人耳目一新。羌绣是羌文化的又一个精髓，我们可以在包包、衣服、服饰、腰带、发饰等生活用品上进行刺绣，甚至可以通过印染的方法制作产品包装，或者直接进行刺绣包装。羌绣、羌笛等精湛的民族工艺可以融入现代美学元素,可以开发为工艺美术作品，以驰名的羌碉，精美的绣花鞋作模型可以制作微缩仿制纪念品。羌族刺绣中各种图案如吉祥如意、金玉满堂、百鸟朝凤等,不同的图案有其不同的内涵,寓意深刻，这样被赋予了美好意蕴和祝愿的精美刺绣能够更好的运用到旅游产品中。设计师可以通过对羌绣和民族服饰中的某个图案元素进行提取和对细节进行放大，把传统的民族元素和现代时尚进行结合，让传统的羌绣融入到旅游工艺品、服饰、首饰等中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四）羌族民间艺术文化精髓羌族民间艺术多种多样，那么最为精髓的部分要数羌族舞蹈和音乐。羌族舞蹈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陶瓷纹样图案中，就可以看出羌族人民独特的舞姿是多么的优美动人，羌族舞蹈的舞风自然朴实，动作强劲有力，节奏明快，神秘宗教色彩非常浓重，其中羊皮鼓舞是羌族民族文化中的又一独特的文化遗产，其中羊皮鼓造型独特，其造型为圆形，单面绷上羊皮，没有绷上羊皮的一面有一根能让释比用来扶手的小横木，其纹饰多样，有羊角纹、火纹等等，侧面纹样比较单纯朴实，运用二方连续的黑白黄三种色彩包裹，鼓侧下端运用黄、红、绿等一些纯色布条用以装饰。那么羊皮鼓本身就可以作为旅游纪念品进行购买和收藏，羊皮鼓的艺术形式也可以运用到其他旅游纪念品当中去，比如精小的饰品上画上羊皮鼓的部分图案和颜色，具有独特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羌族舞蹈的独特性启发我们可以通过对其舞蹈形象的摘取，比如其关键性动作和步伐可以描绘到我们的纪念品上，可以加强对羌族舞蹈的发扬和传承，通过开设羌族传统舞蹈学习体验班来宣传羌族文化，让更多的游客和后代传承它。羌族人民通常会通过羌笛和口弦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在羌族地区，无论白天黑夜，在山村田野，河流大山上都能听见羌族人民的优美笛声，羌族人民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用羌笛表达的淋漓尽致。那么羌笛和口弦在羌族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发展羌族文化就需要我们要把羌笛和口弦的制作方法一代一代流传下去，运用到旅游业中去。

篇2

二、中专语文传统文化人文教学资源的拓展实践

从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中选取古典名著、历史贤儒、人文名胜以及文化遗产，让学生在这之间品评与思考，这便陶冶了情操，提高了自己的人格魅力，从而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一）从古典名著中获得实践

我国的古典名著可谓不胜枚举，里面刻画的性格特点以及人文品格生动形象，我们可以从中拓展，使学生对于其中的东西进行评价与鉴赏，培养学生对这方面浓厚的兴趣爱好，从而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文化学习氛围，使学生能够自主地去研读古典名著，培养自己的鉴赏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以丰富，对于文化的弘扬与传承意义匪浅。

（二）从历史名儒中获得知识

学校以及教育工作者将我国从古至今的历史名儒的经历、地位、人物性格等进行一个系统的编排与整合，并开展选修课，让学生能够了解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研究他们的作品和品格，对于学生来说具有良好的模范与激励的作用，这样会使学生充满兴趣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三）从人文名胜中得以拓展

让学生通过对一些富有历史与文化内涵的名胜古迹进行拜访与游览，可以让学生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使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更加强大。这会使学生对于中国不朽的文化充满崇高的敬仰与热爱，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得以增强。

（四）从文化遗产中获得认知

拿一些非物质文化让学生进行感受与学习，对于这些东西做一个细致的了解，从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与传播者，增强学生的品评能力。社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课堂，所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就要好好利用社会这个大的人文教学资源，所以在开发利用课程资源的同时，也要重视社会人文教育资源，如此可以拉近学生与社会的距离，促进学生新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形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篇3

在现代艺术设计的过程中融入中国传统色彩，并不是简单的进行渗透，而是将现代艺术设计理念与传统文化要素较好地融合起来形成新的艺术设计观念。因此，在现代艺术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设计者积极寻找中国传统色彩的内涵，并且将传统色彩灵活应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中，促使现代艺术设计作品充满丰富的传统色彩。虽然艺术设计在色彩应用方面体现着各个时代的精神内涵，但是作为中国传统的色彩始终被人们尊崇。很多设计者将中国传统色彩应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中，从而创造了众多杰出的作品。其中中国传统色彩应用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红，中国人们始终喜欢红色，甚至红色被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灵魂。中国红在经过长时间的沉淀，象征着热情、奔放、团结的民族品格。如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在春节期间推出的广告。其在中国市场的宣传过程中，广告内容就将传统色彩与艺术设计较好的融合在一起。在这则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整幅画面红色的背景，同时也能够看到穿着红色衣服的福娃和身穿红色衣服的人们，同时手举可口可乐展现出一家人高兴、和谐的画面。

1.2中国传统书法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在现代艺术设计的过程中，文字的作用不仅仅是传递设计作品的信息，更发挥着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作用，这也就对现代艺术设计文字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观察这几年的艺术作品，我们便能够清晰的看到很多作品中的文字都是经过电脑合成，这样的字体与书法相比缺乏灵动性，呆板生硬，缺乏内涵。然而，将传统书法较好的融合到现代艺术设计中，能够较好的体现现代艺术作品的风格。不同的书法具有不同的文字特征，不同的文化特征对艺术设计作品产生的影响也就不一样。其中篆书代表着高雅；隶书代表着古朴的特征；草书代表着活泼和灵动。通过将中国传统书法较好的应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中，有利于将作者的思想情感更好地体现出来，为艺术作品增添精神内涵，从而引发人们的共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中国印”的设计，就是传统书法与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设计者通过深入理解中国传统书法的内涵和含义，然后将其灵活的应用到中国现代艺术设计中，从而创造出非常灵动的标志。这个标志通过自身蕴含的内涵有力的向世界传递了“新北京、新奥运”的全新理念。为了将传统书法灵活融入到现代艺术设计中，便需要设计者深入理解书法表达的意义和内涵，然后将书法内涵的经典之处进行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艺术设计作品具有更强的魅力。

1.3传统吉祥图案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在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关于吉祥的图案。这些吉祥图案大多数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代表着人们对幸福生活和吉祥平安的美好期盼，并且在不断传承的过程中得到了完善。其中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包括“福禄双喜”、“龙凤呈祥”、“年年有余”、“如意纹”、“云纹”、“龙纹”等。这些吉祥图案包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具有较强的象征意义。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如中国联通的标志。这个标志在设计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了佛教的“盘长”图案，从而让整个标志都充满了东方神韵。同时这个标志环环相连，蕴含着“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公司文化内涵。除此之外，还有中国华夏银行的玉龙标志、中国移动公司和中国邮政的回纹图像标志。这些现代艺术设计作品都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元素的延生和分解应用，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寓意，并且准确形象的将设计者的思想理念体现出来。但是，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应用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时，不仅要注意对吉祥图案形的把握，还应该注意吉祥图案的“意”。只有深入领会了传统吉祥图案的意蕴，才能够灵活应用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有效提高现代艺术设计作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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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nberg(2000)指出社会服务学习和志愿活动的区别，“社会服务学习不单只是志愿活动，而是结合了课堂教学和社会活动的学习项目”(p8)。社会服务学习必须应用在有学分的课程中，即社会服务学习是把学生课堂上的学习成果与社会服务的需求相结合，因此教师给予学生社会服务学习项目的成绩是该课堂学成绩的一部分(Swick＆Rowls，2000;O''''Bryne，2001)。社会服务学习和实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O''''Bryne，2001):实习通常是在一门课程结束之后的工作实践，是学生正式进入职场的前期准备(O''''Bryne，2001)。社会服务学习项目可以在任何学期展开，将传统的课堂教学引入一个生动的、互动的实践空间(Caldwell，2007，p468)。Furco(1996)认为学生尽早在实际社会中应用课堂所学，会使他们加深对专业内容的理解。服务学习使学生有机会批判性地思考与专业相关的社会问题，并在实践中积累处理问题的经验，把在校所学的知识实用化(Furco，1996，p8)。服务学习使教师有检验教学的机会，了解学生是否具有理论和实践转化的能力。Marlene(2001)，Deluca，Andrews和Hale(2004)的研究发现，当服务学习融入课堂教育的时候，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加强。除此之外，Forman和Wil-kinson(1997)也发现服务学习是培养学生社会参与意识的一个有效教学方法。

2传统文化教学和社会服务学习结合的模式

在美国，社会服务学习已经很成功地和西班牙语及英语(作为外国语课)广泛结合(Caldwell，2007;Marlene，2001;Morris，2001)，但是服务学习和汉语结合的实际研究还很少。汉语教学领域也缺乏关于大学生和中国移民社会互动的社会服务学习的相关研究(Koliba，1998)。2006年，研究者开始在全美中文教师学会议上(CLTA)讨论社会服务学习。Liu(2012)利用高年级华裔大学生学习汉语的成功经验，分析了1．5代移民和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面临的语言和文化问题，但没有将社会服务学习和继承语汉语教学相结合的研究。

本研究是在加州州立大学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采用了社会服务学习的方法。加州州立大学的中文教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只开设了初级汉语课程。90年代初，随着南加州华人移民的增多，选择汉语课的学生逐渐增多。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美贸易额激增影响，商学院开设国际贸易中国方向(InternationalBusiness-ChineseConcentration)本科学位课程。在商学院和人文学院教授的共同商讨下，商学院本科生完成学位必修需要五门(15个学分)的高级汉语课程，占本科生高年级课程学分中的25%。其中中文315(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是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授课对象主要是华裔的学生，每次授课时间是75分钟，每周2课时。该社会服务学习项目要求中国文化课的学生访问南加州的老年华裔移民。华裔老年移民的日常生活依旧保持中国的传统的价值观和内容，例如庆祝中国的节日，唱京剧，练太极拳，画国画，做中国饭菜和保持佛教的。每个具体的生活内容后面均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本研究将本次的社会服务学习模式分为三个步骤:(1)归纳华裔学生关心的文化问题;(2)翻译访谈文本和传统文化;(3)课堂报告和文化外译问题的讨论。第一个步骤:归纳华裔学生关心的文化问题:文化问题贵在疑问。社会服务学习访谈的问题来自于学生所面临过的和感兴趣的问题而不是教师强加文化内容灌输于学生。教师归纳出学生的文化问题，并设计和华裔老人面谈的问卷。教师的角色是帮助学生形成所关注的文化问题，评论和归纳学生的文化观点。第二个步骤:翻译访谈文本和传统文化。学生分成两人的小组，依据文化问题与华裔老人面谈，用中文记录访谈内容，并翻译成英文。社会服务学习项目要求学生一学期所投入社会服务和文化翻译的时间总共不少于20个小时。第三个步骤:课堂报告和文化外译问题的讨论。在学期末，教师给每个服务学习的学生成绩占总成绩的25%。翻译的文本涉及访谈内容的文化外译，需要遵循2007年现代语言协会提出的“跨语言和跨文化能力(translingualandtran-sculturalcompetence)”标准要求(Byram，1997;Kramsch(2006))。课堂展示实际是学生跨语言能力展示，教师和学生均参与讨论，不提倡死背文化内容，教师引导学生理解文化问题涵盖的理念和影响。

3结论

从本次研究可以看出，汉语继承语教学与社会服务教学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语言角度，华裔学生以口语对话形式记录访谈的文本，结合课堂的文化讨论进行文化评述，社会服务学习帮助华裔学生发展了较薄弱的书面语表达能力。从文化的层面看，该模式加强了美国华裔用跨文化的角度理解身处的多元社会文化环境。华裔学生表示，利用学到的中国文化为身边的美国朋友解释遇到的中国文化问题时，增强了对华裔身份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本研究使我们注意到目前我们汉语文化外译的接收研究方面面临如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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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最初的礼仪文化根植于古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要求顺天应时，顺应自然规律，故而出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人们赋予“天”某种道德性的品质，上天有“好生之德”，这就要求人们“以德配天”。最初的祭祀礼仪行为和对祭祀仪式的崇拜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天”的敬畏与崇拜，并发展出天尊地卑、本末有序的思想。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业定居生活的形成，定居生活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安排也是为了顺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顺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保证人们的生存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效法天道，以德配天，做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每个个体各得其位、各司其职［1］。可见，当时的礼仪文化实际上是为了保证中原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也顺应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秩序的向往和追求。古代中国的礼仪文化事实上是被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规定的，在客观上保障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到了夏商周时代，由于政治生活的广泛存在，原本属于社会规范的礼仪文化渗透、蔓延到政治领域，以尊卑贵贱亲疏为主要内容的礼仪文化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周礼”就具有意识形态的功用。这种意识形态在维持政治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维持了社会秩序、规范了家庭及个人的行为。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的“人力”和“人为”因素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突破了原先的尊卑秩序，诸侯国之间的固有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社会动荡、礼乐崩坏的局面，原先的礼仪文化只剩下了繁琐的仪式和复杂的程序操作。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提出了恢复“周礼”的主张，意在恢复周代意识形态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规范，恢复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传统秩序。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不只是在礼仪形式上回到以前的外在仪式上，还为外在的仪式注入了思想内涵，即把“仁”纳入了传统礼仪文化之中。“仁”是“礼”的核心，“礼”是“仁”的外在化和具体化，“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论语•颜渊》)。孔子崇尚德政、追求礼治，“礼治”的目的是“德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理想的社会是外有礼乐、内有仁义，礼追求社会秩序，乐追求社会的和谐适中，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以礼节和”。礼乐是手段，德政是目的。孔子认为重建社会秩序要做到“正名”，即做到“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按照礼的要求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各司其职，“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孔子提出的礼制思想还表现在做人做事讲究秩序和规范上，体现在个人行为上。在做人方面，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做事方面，孔子提出“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季氏》)。体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君使臣以礼，臣事臣以忠”。在构建社会秩序上，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在传统中国礼仪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在传统的礼仪仪式中充实了“道德”和“仁义”等思想内涵，使外在的礼仪行为具有内在的精神灵魂，“礼行于外，德诚于中”“德辉动于内，礼发诸于外”(《礼记》)，把对外在仪式的崇拜发展为对内在道德的信仰，并追求外在仪式与内在道德精神品质的和谐统一，使外在礼治的强制性走向了内在道德信仰的自觉性。比如孔子曾反问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说，难道仅仅玉帛、钟鼓就是礼乐吗?所以孔子提倡节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仪只是外在的形式，孔子是要人们通过外在的礼仪表达内在的道德诚意［2］。“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

二、中国传统儒家礼仪文化的道德性本质

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让统治者服从道德规范并遵从一系列的礼仪行为，以此垂范天下，从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也就是恢复周代和周代以前最高统治者作为道德楷模的理想统治模式。在西方社会，柏拉图最初追求的理想国是让哲学家成为国王，让“哲学王”统治整个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让品质优秀、道德境界和智慧高的人来统治社会，这与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一致的。但是，经过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实验，柏拉图的政治设想遭到了失败，当发现自己的理想国模式在现实中行不通时，他改变了以前所追求的哲学家当王的最高理想，转而求其次，也就是转到追求“次优状态的国家”的主张，那就是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乌托邦，也就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他认为法律是实现国家正义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法律篇》中他这样写道:“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3］柏拉图的这个转变非常重要，表明他从推崇以德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正像柏拉图设想的那样，西方社会的德治与法治最终走向了分离和分裂。在个人行为方面，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表现可以不一致，甚至在思想上可以犯法，但只要在行为上不违反法律规定即可。西方社会的与世俗政治最终也相互分离开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世俗政治可以用外在的强制手段进行管理，而则通过个体内在的修养和规范达成，二者不相互干涉。这是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特点之一，与中国崇尚德治、礼法并重的传统治理模式形成对照。孔子也曾在一个小诸侯国鲁国实验过他的崇尚道德、以礼治国的思想，和柏拉图一样，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与柏拉图不一样的是，孔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最初的理想和信仰，一直在坚持着他的“德政”理念，这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直崇尚德治和礼治，而没有转向法治。孔子阐发的“礼仪”不仅是指个人的行为规范，还包括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整个国家的行为规范，所以“礼仪”是上下贯通的，可见孔子所倡导的礼仪文化体现了一种整体观，这是把道德信仰与日常行为规范结合起来的表现。笔者认为，孔子的礼治思想更倾向于德治，他所倡导的礼仪规范既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更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内和外是一体的，不是分离和割裂的。他所强调的“礼仪”是由内而外的道德行为，道德与礼仪是贯通的。孔子以后的孟子则有舍弃外在礼仪形式，追求内在“仁义”的倾向，把礼仪内化为心理情感的准则［4］。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法家思想，法家强调外在的强制性，儒家侧重于内在的道德自律，并强调内在的道德信仰要与外在的礼仪行为和谐统一。事实上只有内外合一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导致后来中国在治理社会上出现儒法并重的局面。前期儒家思想，也就是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是主张内外兼顾的，但是到了宋明时代，外来佛教主张内在的心性修养，强调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的修行路径，使儒家也开始追求内在的超越，这就使得传统的儒家礼仪更加注重内在的自省和自律，强调由内而外的思想行为规范和道德法则。所以传统儒家礼仪文化更强调个体的内在规范及内在修养，而非仅仅看重外在的形式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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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识来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他还主张学与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就是其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称赞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诚”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孟子，名轲，子思的学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说。仁政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朴素的民本主义观点。还有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浩然之气即“大丈夫”——“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名况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恶论”，人为人性本恶。主张隆礼重法。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为中心，吸取黄老之学以及阴阳、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还根据他的神学的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他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他所提出的这个思想文化专制方针，确立了儒家在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理学系统。首先是“理本气末”的理本体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过具体的物。他在知行关系上主张力行致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还有学而知新的创新理论，“新是故中之事，故是旧时底，温起来以尊德性，然后就里面讨得新意，乃为道问学。”朱熹特别强调“天理人欲之辨”，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即孟子所谓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即荀子所谓性恶。二者是对立冲突的，主张“革欲复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启白代之学，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例如，它的天地观，经过孔子的发挥，成为魏晋玄学，又影响到宋明理学；它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治，成为历代之统治术；它的玄德观，经孔子发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德治主张的主要内容；它的用兵之道，经过孙、吴的发挥，成为变化莫测的军事理论；它的柔雌观，成为诡辩家的理论基础，造成了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甚至中华武术、内家武功以及历代气功家，也无不从中受益。

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姓氏与生活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老聃即是老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简明的概括：“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论，“道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是按自己的样子为法则的。老子还有其朴素的辨证思想。关于对立统一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关于量变质变，“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关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则全，枉则直、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以“静观”、“玄鉴”为特征的直觉认识论。还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学，包括无为而治，所谓“小国寡民”，“不得已”而用兵。“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听其自然，这样，统治才能稳固。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不断的摩擦斗争。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也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佛教的一套心性修养途径也为唐以来儒家学者所吸取，并熔铸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佛教从出世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极端重要性，从人生解脱角度阐发了禁欲主义思想，还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种道德训条和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相通，和我国的国家本位与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近，因而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参考书目：

陈书禄《中国文化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王炯华、盛瑞裕、李思孟、何锡章《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曹德本《中国传统文化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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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文化在品牌

文化创造中的启迪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深深扎根于我们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身处何地，即使没有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但从他所生长的家庭环境中，从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中，从他所处的社会文化中，都会通过耳濡目染，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此，在中国做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都不能不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企业创造品牌文化时，无疑不得不要考虑传统文化对企业品牌的影响。所以，将前贤长期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哲学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实践中，可以扩大经营视野，活跃经营思路，开拓市场，提高竞争能力。这对于中国的企业显得尤为重要。下面从传统文化视角，对企业如何创造品牌文化进行探析。

1.品牌文化创造首要“重道”道，指法则、规律。重道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最基本的范畴。远古时期，人们的一切行为被天道观念所统治。天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大的道。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天道观念中夹杂着许多无知和迷信的成份就很难免，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在冥冥之中还有一个天国和最高的主宰天神的存在。因此，因此人间的所有活动都需要听命于天，而天子则是唯一能上达天庭、沟通神人之间的代表，天道是不可侵犯的。但到了战国后，人们对道的认识有了一个突破，天道逐渐被人道所取代。“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意思是天道解决自然界的事物，很深远，但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只能依靠人道来解决。一远一近，两者不能相及，这是最早提出来用天道解决人间事物是不可行的观点。到汉代就公开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是一个大的飞跃。所以，不论管理一个国家还是管理一个企业，首先要讲究奉行什么道，有道者必胜，无道者必败。企业品牌文化创造首先要合乎道，即合乎自然规律，经济规律，法律制约，国家政治，自然环境，伦理道德。一个企业创造的品牌文化。产品是重道的产品，服务是重道的服务，经营是重道的经营，这样的品牌文化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忠诚消费者，适应国家的政策方针、社会发展规律。对企业来说，经营思想、方针、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的“道”，符合内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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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学工处就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现状做了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平均分69．30分，标准差为9．630。得分显著高于中分，接近于“比较符合”评价标准，表明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评价呈积极意见。研究一种文化就应当重视“文化”概念本身主要特性:(1)历史性;(2)群体性;(3)影响性。调查中分别援用“文史文化”“民族文化”和“思想文化”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三个主要特性。值得深思的是，大学生在“思想文化”项目得分与年龄变量成反比，与其他要素相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思想文化”的提名相对较少，且很提名内容单调重复，多为耳熟能详的“孝道”“仁爱”等词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来讲，虽然其中的任何一项信息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文化”部分博大精深，如此低数量、窄内涵的涉及警示着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把握，“思想文化”的忽视折射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人生观与价值观的蜕变。高校一直是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领地和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和灵魂，作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在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推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价值教育的合理性

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价值具有独特的导向功能，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承担着光荣使命。

1．构建大学生理性民族认同情感民族认同涉及国家政治和民族文化两个方面的特性。由于在政治领域中政治因素具有多变性的特点，而民族文化是民族认同感形成的根本和土壤，相对来说较为稳定。民族认同感表达了个体对文化浸润后的态度评价，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文化价值观。民族认同对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民族认同的状况既会对地区和国家稳定产生影响，也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及人格发展等造成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识里具有强烈的感彩，它是国家认同心理的深层源泉，每个民族成员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世代相传地承受着同一种文化传统，个人的价值观念就是在这种集体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中构建起来的。中国新时代大学生思考的问题是爱国与责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基本依据，“崇尚统一”是这个文化价值体系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民族认同是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石，没有民族认同固然无法产生华族文化认同，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应如何找到自己的独特之处从而谋求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我们很清醒地知道中国的独特不在于她的地大物博，更不在于她的人口众多和她是发展中国家，唯一的解释是回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价值，其意义也就在于发展民族事业，巩固国家利益，振奋民族精神。国，必须理智去爱，用自己的辛劳与汗水，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使中国强大起来。

2．缓冲现代性对大学生的猛烈冲击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文化认同，她是凝聚民族的精神纽带，是民族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文化认同是指个体自己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某个文化中多数成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相同或相一致的程度。随着人类从原始文明经传统农业文明发展到近现代的工业文明，文化认同也由一种天然自在的形态发展到作为一个问题存在于人类的精神生活之中，它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具有特殊的功能:标识民族特性，塑造认同心理，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粘合剂”，是培育社会成员国家统一意识的深层基础。文化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这已经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是唯一一个在完整意义上传承下来的文化模式。但在全球化影响下，我国传统文化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交往范式、公共管理等各个方面冲击并解构着传统的一切方式，在十字路口传统文化将起到一种怎样的作用，这是祖国和历史交给我们中华儿女的无法逃避的使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当代的生活中依旧存在着有价值的传统文化片断，其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文化认同和归属，就不能不从青年大学生的行为、思想、观念和语言研究起，青年一代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等符号标识的了解，青年的关注程度会影响到人生价值观的构建，甚至会关联到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安定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

3．塑造大学生自我同一性人格人无时无刻不处在文化之中，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存在，文化认同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意义重大。未来社会的人才应该是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比如心理健康、社会化程度高、具有健康的体魄等。但是在剧烈变动的现代社会中，个人经常容易“迷失自己”，感觉不到生活的意义和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是因为“现代生活的社会力量往往是一种导致不稳定的力量和从根本上进行摧毁的力量。在大学阶段，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一方面表现出较强的个性化倾向和主体意识，强烈要求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价值和尊严，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这使得个性充分展示的同时，也导致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性越来越明显。如果缺少与他人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就会导致心理孤独，形成心理障碍，影响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寻求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相统一的高目标的自我实现，表现出重精神和重物质相结合的特点，并试图寻找二者的最佳契合点，但在实际生活中又因价值自我与现实自我的不协调性而往往达不到和谐和统一，进而也影响到自我认同。现代性的视野里，我们大学生该如何形成自我的确定性而又稳定性的认同呢?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一种正处于个体自我意识形成发展、自我认同走向完善的重要飞跃大学时期，大学生们普遍存在着自我认同危机的问题，面临着角色冲突紧张、角色紧张、角色中断、角色扮演失败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在压力、需求以及混乱中容易迷失自己，角色混乱一旦发生，就会在未来的几年中失去目标感，而如果缺乏稳定的价值观体系，他们就很难发展出成熟的、可以引导其生活的价值体系。可以说，自我同一性的人格是能够理智地看待并且接受自己以及外界，能够精力充沛，热爱生活，不会沉浸在悲叹、抱怨或悔恨之中，而且奋发向上，积极而独立，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在追求和逐渐接近目标的过程中会体验到自我价值以及社会的承认与赞许。

三、大学校园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价值的基本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同价值在大学校园中的建设应广泛而不失特色，兼容并包，和谐发展，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成为新一代接班人。

1．制定层次分明的认同价值教育目标认同发展是动力，基于这一点认识，认同价值应在关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的教育上提出具有科学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目标。民族认同是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石，没有民族认同固然无法产生华族文化认同，但文化认同不足，也无法强化民族认同。因此，我们的民族认同价值教育目标可以注重培养民族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政治目标和最高利益，这种民族认同心理应沉积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的价值系统的最深部，主导着我们大学生一切的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而信仰、价值观、规范、习俗等使大学生在文化认知上具有共同的心理情感和意识，从而塑造该民族成员的共同个性、行为模式、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即在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下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民族心理。自我认同教育目标则着重强调学生为主体，使他们的理智活动与意志活动达到统一，使他们道德价值判断与道德价值选择趋于统一。通过如此针对性认同价值目标教育使得与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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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思想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文化源于先秦儒道思想以及禅宗思想，是一种原始质朴、整体性的混沌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阴阳平衡、以和为贵、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比如，太极图就很好诠释了中华民族注重整体、和谐、统一的思维方式。在现代家具设计中，可以将道法自然、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等传统思想以及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形写神等审美理念融入家具设计之中，比如，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为指导，创造结构严谨、稳重大方、整齐匀称的设计风格;以自然无为、返璞归真的道家思想为指导，实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有机结合;以“随缘”、“圆满”、“超脱”等释家思想为指导，设计出有着空灵、虚静、圆相之美的家具作品。［2］

(二)传统材质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运用

材质是家具设计的物质载体，也是传递设计理念、展现设计风格的重要方式。现代家具设计中，设计师多用塑料、金属、玻璃、海绵、皮革等材质表达设计理念，比如，用金属传递一种现代质感，用玻璃创造一种优雅迷离的感觉，用塑料创造一种轻巧纯净的感觉。其实，在现代家具设计中，也可以通过传统材质表现家具蕴含的文化精神，用环保、简洁的原生态材料进行设计，创造亲切、自然的审美情感。比如，用色泽明亮、橙黄的黄花梨木表达简洁明快、质朴自然的文人气息，用色调深沉、色性偏冷的紫檀木表达富丽堂皇、庄重大气的皇家气派;用紫檀木、鸡翅木、铁力木等材质坚硬、纹理华美、色泽深沉的木材，创造“虽为人作，宛如天成”的意境。［3］

(三)传统装饰图案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运用

传统装饰图案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意义，表达了劳动人民祈求平安、富贵、健康、幸福的美好愿望。比如，牡丹象征了“年年富贵”，鸳鸯象征了“白头偕老”，鱼象征了“年年有余”。因而，可以将构图、纹样、文字等传统图案运用于现代家具设计之中，也可以用夔龙纹、宝相花、祥禽瑞兽、朱雀玄武、云龙纹等装饰性图案对椅背、桌面等进行装饰，创造有着浓重传统文化色彩的家具作品。［4］例如，库卡波罗从中国剪纸文化中获得灵感，设计出了有着龙图案的中国龙椅，有着浓重的东方文化韵味。设计师李舰的《鼎椅》就借鉴了“鼎”的造型符号，使椅子不仅简约大方，还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美国设计师鲍尔•弗兰克设计餐椅时，就借鉴了中国传统纹样“回纹”，巧妙地表达了虚实相生、阴阳平衡的道家文化思想。

(四)传统装饰色彩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的民间用色风格，以大红、大黄、深绿等明艳的色彩为主色调，突出喜庆、吉祥、热闹的气氛。传统家具设计主张用原木材的天然色泽，对黄花梨、紫檀木、酸枝木等木材进行抛光打蜡，创造一种天然华美、深厚含蓄的艺术风格。在现代家具设计中，可以借鉴传统家具设计的用色风格，通过色彩表达文化内涵和情感意蕴。比如，Edra公司运用水墨画色彩进行家具设计，将桌子的桌面设计成为荷叶形状，两个椅脚设计成叶柄的茎状，表达让品性高洁、内通外直的君子之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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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录片对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

媒体借助自身的传播优势，打破时空的限制，在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范围、延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时间和丰富内涵方面，具有其他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而电视纪录片大多运用纪实手法，将原汁原味的生活如实地记录下来，客观再现事件的具体过程和动作的具体细节，因此它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优势不言而喻。

1.唤起受众对故乡的眷恋与儿时的回忆。

文化的记忆理论是德国学者阿斯曼提出的，通过文化传承方式来解释文明发展的规律。他指出以文字和意识为主要媒体的文化记忆，对民族主体性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③从19世纪的照相术，到20世纪的影像媒体，再到今天的数字化新媒体，大众媒体俨然成为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通过电视的影像，人们或多或少都能回忆起属于自己时代的记忆，这就有可能将单一的个体连接成统一的“民族大家庭”，构成影像的共同体，延续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记忆。在《舌尖上的中国》这部纪录片中，编导就运用到了这一点。第一集《自然的馈赠》介绍到广西的美食酸笋以及柳州的螺丝粉，让当地的受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元素，这些元素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和交流的焦点，并引起为生活而远离故乡的人对童年的回忆。《舌尖上的中国》这一部纪录片以美食为主线，反映出乡愁与亲情、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观，以及城市化进程给农村带来的影响等。④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曾经属于我们的饮食文化渐渐被遗忘，而《舌尖上的中国》通过电视屏幕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种文化的集体记忆，唤起了人们对故乡热土的眷恋。

2.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的直观教育。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长久的文化积淀当中，形成尊老爱幼、尊重师长、爱国敬业、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等传统美德和文化观念。目前，这些传统美德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学校的课堂教育或者青少年自行阅读相关书籍进行，但是这样的教育缺乏具体形象，往往难以引起青少年的共鸣。而纪录片凭借其真实的画面展示、语言描述、音乐渲染，传递的信息比课堂和书籍要直观、生动得多，而且电视纪录片感染力强，更容易激发青少年学习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在潜移默化中使他们受到教育和启发。电视纪录片的教育功能体现在大众科普教育和人类学、传统文化教育两个方面。通过影像的方式，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在青少年观众面前，能够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好的纪录片，往往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激起青少年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就拿爱国主义教育来说，大型纪录片《屈原》系统地介绍了屈原的生平，歌颂屈原的优良品质，以及屈原忠君爱国的精神。青少年在观看纪录片的时候，往往会被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品质所吸引，从而激发起模仿和学习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和优良品质的热情。

3.挖掘正在消失的中国传统文化。

随着社会变迁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很多传统文化面临着无人可传的危险境地。如何让濒临消失的传统文化引起广泛关注？纪录片在这方面具有其自身优势。纪录片凭借其影响力，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并展现给受众，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对优良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播。比如《莫默织锦声》这一部纪录片，它挖掘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具有民族代表性的手工艺品壮锦的发展历程及其制作过程。由于壮锦制作方式和传承延续大都靠口传身授，并且其制作工艺相对落后，不能满足现代工业生产的需要，因此当今学习壮锦制作工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项工艺已然面临着无人可传的境地。而《莫默织锦声》将这一严峻的问题揭示出来，让更多人关注民族文化。又如在《舌尖上的中国》当中，有一段拍摄广西东兴京族踩高跷捕鱼的画面。虽然仅仅是几分钟的画面，但是它让广大受众了解到在广西东兴还有这么一种传统的捕鱼方式。又比如南宁电视台《故事》这一栏目，在2013年元旦拍摄当地宾阳县炮龙节纪录片《蛇年》。这一部纪录片将宾阳的炮龙节这一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渐渐地，宾阳炮龙节成为周边城市过节旅游的一个好项目。纪录片能够挖掘中国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并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从而促使人们去保护这些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

4.纪录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当今经济文化全球化趋势之下，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要得以传承，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纪录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再现与还原的功能。纪录片以其真实性、纪实性的特性，在记录保存非物质文化的时候更形象、更真实、更直接。电视纪录片《中国大运河》就全面介绍了京杭大运河的悠久历史、厚重的文化底蕴，把在京杭大运河两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对于一些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仅仅依靠现有的技术条件难以进行很好的保护，而记录保存这些传统文化的最好的方式之一是运用纪录片将其保存下来。纪录片通过真实的影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传播覆盖力和渗透力是别的保存方式无法比拟的。例如纪录片《话说运河之孔孟之乡》，记录了中国大思想家孔子的家乡，把涉及孔子的一系列文化遗产记录了下来，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这一地域的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第一手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