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资源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生态资源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2资源无序开发，自然环境破坏严重，矿山开采留下严重的生态隐患矿山开采，出现了难以修复的成片裸山、巨坑、渣山、渣滩。近年来，进驻柴达木的矿山企业为攫取经济利益，在生态敏感区域内违规开发现象屡见不鲜。———据海西州环保局资料，2014年初，分布在柏树山脉的15家石灰石开采企业因其剥离式开采方式，致使柏树山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累计破坏山体面积达4．44hm2，随意堆放的废渣量约为1181．7万m3，治理难度较大。虽然大部分企业已转移旺尕秀矿带，但其开采方式依旧，破坏依旧。———2014年7、8月间，多家媒体披露了青海木里煤田个别企业擅自变更开采方式并越界开采的问题，庆华集团破坏高原湿地等行为。政府要求的矿区采坑回填、渣山治理、植被恢复等工作难以落实，据报载，木里煤矿最大的“巨坑”面积达40多hm2。

1.3生态恶化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

1.3.1柴达木盆地荒漠化程度加剧据海西州林业局最新资料，全州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6处，有9个保护区尚处于待批阶段，现有保护总面积63．5万hm2，占全州面积的1.1％。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近年，全州局部小灾年年发生，极端天气逐年增多。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趋势从根本上未得到改观。

1.3.2高原草甸鼠虫草害、荒漠化、水土流失依然严重以天峻县为例，因草场严重过牧等因素，全县以黑土滩为主的退化草场面积达33．3万hm2，超过全县草地总面积的20％；全县土地沙化面积达3．4万hm2，潜在沙化面积有近4．7万hm2；严酷的自然环境，使干旱、风灾、雪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对于靠天养畜的草地畜牧业构成严重威胁。

1.4草原盲目灭鼠、农业过度依赖化肥、农药，为生态持续改善埋下隐患

1.4.1草原盲目灭鼠导致后患无穷2014年6月，《南方周末》报载《欧美前车之鉴，中国仍在重蹈覆辙，三江源灭鼠，半世纪的错误？》报道中写道：“这场由地方政府发动的‘赶尽杀绝’的人鼠大战已持续约半个世纪，耗资巨大，但鼠患却难绝。而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种被视为‘草原害兽’的高原鼠兔，其实是高寒生态系统的关键种群，不应人为地灭杀。”学术界一致认为：鼠兔只是草场退化的结果而非原因。它对于维系高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海西州毒饵灭鼠仍然是“保护”草原的重要手段之一，几十年来鼠患不绝，甚至有局部反弹迹象。

1.4.2水土“过肥”，农作物过度依赖农药，环境与食品安全存在严重风险后果有资料显示，“我国在世界7％的耕地上养活了全世界22％的人口。却施用了占世界30％的化肥。”据研究，大量使用化肥会引起土壤氮磷的大量积累，从而会引起土壤化学性质恶化、环境功能退化，引发作物养分吸收利用障碍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据了解，全州2万hm2枸杞地里有近千名专门从事施化肥、打农药的务工人员，平均每公顷地的化肥和农药成本高达6000多元。这是全州各地水土“过肥”的一个缩影。长此以往，直接后果将是作物免疫力快速下降，发病率大幅提高，为暴发毁灭性、大面积的作物病虫害埋下隐患。进而酿成环境与食品安全无可挽回的高危风险。

1.5城乡环保与生态基础公共设施规划滞后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如：排污管网、污水处理厂、休闲公园、河滨绿廊、标准化道路、公厕、垃圾房建设等等基础设施不健全，生态主体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发展滞后，亟待完善配套，生态和环保基础公共设施规划滞后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1.6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耗能产业比重居高不下，减排压力大据海西州政府门户网站资料，“十二五”期间，由于我州结构性污染突出，工业污染源治理距全面达标还有差距，全州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将进一步加大。循环链接、综合利用的产业体系尚未形成，基础性产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一批基础性工业项目将相继开工建设和陆续建成投产，高耗能工业企业所占比重势必不断增加。能源消耗、“三废”排放必将明显上升，而节能降耗空间十分狭窄，能源消耗总量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将进一步增长；工业废水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增长迅速，对全州生态系统构成潜在的威胁。

1.7政府部门和公众生态意识滞后根据调查问卷，绝大多数公众简单地将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水平、气候环境画等号。殊不知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程度，包含人本身对生态文明重要性的认识水平、生态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等等内容。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没有从思想上对生态建设工作引起足够的重视。

2对海西州创建生态文明先行区的几点建议

2.1制定科学的奖惩考核机制，政府正确引导经济发展方式工作考核内容直接影响着各级干部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因此，将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作为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势在必行。此外，政府要通过统筹生态建设、政策建设、健全法律制度、提高生态保障和发展生态科学等职能行为，强化对企业和公众行为的约束和引导。

2.2提高全民生态意识，提高公众参与度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任务，而是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每个人都应当有保护生态的态度，并自觉身体力行。要加强生态立州重要意义的宣传。确立高度的全民生态忧患意识，坚持将公众参与视作生态文明建设最可依靠的力量。

2.3加强制度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主要包括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覆盖全境的生态保护红线体系、覆盖所有官员的生态责任追究、生态绩效考核制度体系、覆盖全空间和全流程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等等。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因此，要尽快在制度建设方推出有利于环境的一系列政策；以法律形式确保可持续的经济生产模式。

2.4优化产业结构

2.4.1提高传统优势产业，做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在油气勘探开发和加工，盐湖化工等优势产业领域注入新的发展模式，做大高原特色生物产业链。大力推动太阳能产业、设施—流的煤基多联产项目、世界先进的盐湖提锂生产工艺以及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2.4.2着力构建循环性产业以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建设为契机，着力构建高原特色生物、有色金属（镍）等六大循环型产业链，并辐射带动循环性农牧业、服务业产业体系，提高循环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2.5矿产资源有序开发、依法治理

2.5.1立即叫停违规企业不顾牺牲自然环境的无序开发加快划定祁连山区域生态红线。木里煤矿、庆华集团在青海湖水源地进行违规开采活动，是进驻柴达木盆地矿山企业无视生态后果无节制开发的一个典型案例。对此，要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制止。树立起保护好生态就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的思想意识。按照新环保法的要求，对祁连山区域加快划定生态红线，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2.5.2加大开采区的生态环境整治力度，在生态修复上做到还清旧账，不欠新账引导开发企业树立高度的生态良知与生态正义感，并以负责的态度处理好矿床的生态修复，煤炭企业要最大限度地实行井工开采，杜绝出现新的裸山、渣山和巨坑。对于个别违规企业，按照青海省政府《木里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责令其如期完成整改，并加大环保设施投资建设力度，做到开发和保护并重。

2.6强化措施，缓解生态系统超负荷压力要结合地方实际，通过全面推进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促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通过生物净化、工业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生活污染源治理等方式和手段综合施治，逐步缓解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超负荷压力。

2.7纠正农牧业发展中的错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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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伊犁州森林保护中存在森林资源不断减少的问题，而且呈加剧趋势。每年都有大量的林地资源在减少，减少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森林病虫害、不合理采伐和毁林开荒等。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也占用大量的林地。

2林业产业效益低

林业产业效益低是森林资源保护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伊犁州林业产业结构不合理，林业企业趋同，资源分散，重复生产，长期经济效益不高。伊犁州的林业产业与国家规定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建立健全的森林工业体系，实现林工结合的发展，实现了以工养林的发展，森林工业才可以反哺森林资源。而伊犁州森林工业不可能实现对森林资源的反哺，因为它正在不断萎缩，不断下降。

3自然灾害频发

森林资源保护中自然灾害频发的问题日益突出。我国长期遭受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尤其是在我国西部。我国每年都有大面积的农田遭受旱涝灾害。全国水土流失的面积也在逐年扩大，荒漠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伊犁州的个别地区土地盐碱化、草场退化等问题比较突出。频发的自然灾害对保护森林资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二保护森林资源的措施

1做好勘察调查

做好勘察和调查是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前提。必须对森林资源现状进行勘察和调查。对森林资源的勘察和调查必须全面、科学，同时勘察和调查应该是动态的，不能有一劳永逸的思想，要时时掌握森林资源的新情况。勘察调查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对森林资源保护进行统筹规划，制定出一套有效的保护方案。

2完善森林资源保护体系

完善的森林资源保护体系是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保障。针对森林资源保护，国家要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健全，对相关的政策制度进行完善。对于滥砍滥伐过量采伐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毁林开荒行为要进行严厉的处罚。要有计划地使用森林资源，减少资源浪费。同时要做好种植工作，有计划地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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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位于青藏、蒙新、黄土高原交汇处，该地区海拔在3000～6000m，有诸多山峰，由山脉和宽盆地组成。祁连山地区的冰川地貌特征较为明显。该地区自下而上为：浅山荒漠草原、浅山干草原、中山森林草原、亚高山灌丛草甸、高山冰雪植被。该区太阳辐射总量较大、日照时间相对较短、降水充裕、气温适中十分利于植被的生长。

1.2林业资源现状

祁连山地区的森林资源为天然林，从甘肃省林业厅的统计数据来看，建国初期祁连山北山地区的天然林仅12.4万hm2，到20世纪80年代，天然林面积有所下降，约为11.6万hm2，随着保护力度的逐渐加强，到2000年该地区北山的天然林面积已经达到19.1万hm2，到2010年该区北山的林地面积达到20.55万hm2，祁连山森林在20世纪90年代就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水源涵养林。

2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作用

2.1能够涵养水源、保育土壤，防止水土流失

受祁连山地区森林资源的影响，降水会随着森林的树冠和树根逐步渗入到土壤当中，减少地表的径流量，使得一部分降水被土壤吸收，一部分降水形成地表径流流失，而被土壤吸收的这一过程就实现了涵养水源的作用。受树冠和树根的影响，减少了雨水对地表的直接冲刷，森林地区地表通常有凋落物能够保护地表土壤免受雨水侵蚀，从而达到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森林地表都还有较厚的腐殖质能够有效提高土壤中的养分，实现保育土壤的目的。

2.2能够调节祁连山地区的气候

森林往往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森林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释放大量的氧气，可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而且这一过程中还伴随着水蒸气的发生，往往能够保持祁连山地区相对湿润的气候，也是受这一原理影响，森林地区多会伴有降雨发生。因此，祁连山地区的林业资源在调节气候、净化空气、保持相对湿润的气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3减少该地区各类污染

在喧嚣的城市中，噪音污染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污染，森林能够有效的防止噪声污染，降低分贝；目前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巨大，据报道，全球现在以每10a0.5℃的速度在变暖，而森林能够吸收二氧化碳，有效的缓减温室效应；臭氧空洞越来越严重，而森林能够吸收二氧化氮，减少由二氧化氮反映引起的臭氧消耗，因此能够有效的缓减祁连山地区的臭氧消耗量；森林还能吸收其他排放出来的废气，诸如二氧化硫等，从而减少污染净化空气。

3保护祁连山林业资源的对策

3.1加强林业管理和林业执法防止乱砍滥伐

护林员应该加强对该地区林业资源的巡护，以便能够及时的发现林木中的病虫害以及火灾等自然灾害做到即时防控；林业部门应该加大对林业的执法力度，发现乱砍滥伐的应该严肃处理。

3.2利用高科技设施防止火灾发生

目前数字防火系统已经在很多林区开始广泛的使用，数字防火系统包含地理信息系统、视频指挥系统、定位跟踪系统、火灾现场实时传输系统以及林火瞭望监测系统。该系统具有即时、迅速、可靠的特点，而且可以快速的识别出火源，一旦发生火灾就可以利用指挥系统指挥就近的人快速扑灭火源。

3.3加大宣传、呼吁周边百姓自发保护森林

政府应当加大宣传，让周边群众意识到“保护森林资源、人人有责”，呼吁周边的居民加强对森林尤其是天然林的保护，周边居民同林管局的工作人员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实现社区共管，一旦发现滥砍滥伐现象或森林起火现象立即向林管局报告，从而减少森林的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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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的立法不足

以矿产资源的经济补偿代替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在我国的立法当中规定的矿产资源的补偿，大都是经济性的补偿。例如《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9条分别规定，探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使用费都是由取得探矿权、采矿权的权利人根据其申请得到的矿区范围的面积按照一定的标准逐年缴纳的。由此可见，补偿只是限于使用费，而使用费的用途是用来弥补国家矿产资源的损失和消耗，并未对矿产资源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环给予补偿，甚至只是象征性的补偿。生态补偿责任主体范围狭窄。《环境保护法》和《矿产资源保护法》规定对于开采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生态破坏的应按照刑法有关罪名的规定定罪处罚。一般都是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通常也就是采矿者。这种补偿的范围通常较窄，补偿主体的能力也有限。由于补偿主体的单一性，对矿产资源城市的开采和生产往往会产生消极影响。并且法律通常以罚款或者吊销许可证等处罚方式。罚款的金额较小，对开发者起不到震慑的作用，因为开发者获利远高于罚款金额。

三、构建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

立法明确补偿主体和对象。从立法上明确矿产资源的生态补偿主体不仅仅限于矿产资源的开发者,还应该包括政府和社会。补偿的对象应该是对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破坏给予治理和恢复的环境建设者和利益受损者。一方面，如果仅仅让采矿者承担补偿责任，那么其投入的补偿成本会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打击采矿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矿山区的城市的生态环境成本太大，影响后续的发展，这不是采矿者所能补偿的。而受益者作为一个群体和矿产资源的最终受益方是有必要向矿业城市给予补偿的。“开采的生态完好性”认证制度。生态产品认证计划。欧盟生态标签制度，生态产品认证或生态标记计划，即消费者可以通过选择，为经由独立的第三方根据标准认证的生态友好型产品提供补偿的计划。它实际上是对生态环境服务的间接支付方式。欧盟生态标签制度就是这类生态补偿。从这一认证计划中，我们可以借鉴它的核心内核。例如，我们可以实行“开采的生态完好性”认证制度，设立专门的监查检测部门，在开发者开发利用矿产资源过程中，监查开采者开采矿产是否保护了生态环境，是否在开采后为生态的修复做出了积极的补偿。检测矿产资源开发者是否在加工的过程中实行清洁生产和有效利用。然后根据监查检测的结果，开据证明，若没有证明则要求其矿产资源产品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那么消费者从经济性角度出发，则会考虑拥有此项证明单据的企业或开发商。这样就能通过市场手段要求开发者在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过程中担起自己的生态保护责任和提高自己的责任意识。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采矿活动前，对该活动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并且提出相应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措施和对策。适用《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条的相关规定中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自然资源开发的有关专项规化的规定。最后根据受偿主体需要，结合不同种类补偿方式的特点，审慎确定补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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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研究

中国加入WTO后，人力资源的全球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学者们开始关注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的构建。彭剑锋指出：所谓人力资源生态环境，是指人才与人才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及其制约要素的相互影响与均衡[4]。人力资源生态环境包括人才得到尊重、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人才流动与配置的市场化、教育资源的市场化等在内的十项标志。笔者认为，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高低不是取决于是否引入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技术、优良的教育资源、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诱人的人才政策，而是取决于人才与人才所处的开发环境之间的‘合适性’、‘有效性’、‘匹配性’。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新的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内涵，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是指，人才与人才所处的开发环境之间的“适配性”。这种“适配”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必须保证开发主体在其中长期处于“开启”状态，即人才处于活跃的状态下。（2）凝结于人力资源身上的知识、技能、经验、健康、创新等能力必须适应开发环境，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如果人才与人才所处的开发环境之间‘不匹配’、‘不合适’，可能会适得其反。例如，在对内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如果移植温州地区的‘重行动、轻学历、极强风险偏好、重商轻迁’的文化，就会不利于当地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适配性的开发环境主要涉及区域文化适配性、科技适配性、教育适配性、区域自然环境适配性、人力资源开发政策适配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是指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要紧密联系农村实际和市场需求，以农村人口为对象，以现有人口质量为基础，包括与农村人力资源状况适配的区域文化环境、科技环境、教育环境、人才政策环境、自然环境。优良的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能充分发掘农村劳动人口的生产力，提升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人’的城镇化。

3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研究理论基础

3.1生态学理论生态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本意是研究生物栖息环境的科学。主流研究观点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在生态学中，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生物个体或群体以外的空间及直接、间接影响该生物个体或群体的一切事物的总和[5]。主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主体与环境相互适应；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相互协调发展；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转化、再生；协同进化。生态学是一门以“和谐”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以自然科学的概念、价值观念和分析方法为表现形式的现代哲学[5]。生态学研究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系统要保持稳定存在，最可能的途径就是主体和环境之间形成某种和谐稳定的关系，即主体适应环境。生态学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肉体组织和精神结构是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存在于社会之中，也存在于同自然整体进化的关系之中[6]。基于此，人类应将生态因素纳入自身的行为体系中，将人类自身活动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匹配，形成人、自然、社会三者构成生态化的基本坐标。

3.2人力资源区域异质性异质性，英文为heterogeneity，是指质或种的多样性，质或种的变化性，无关联的质或种的杂含并存。《辞海》对异质性的解释是：由彼此差异较多的单元组成的组合的性质。如某群体的成员来自多种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参差不一，习俗各异[7]。经济学中，对于‘人’的异质性的思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歇尔。他认为：企业家是‘具有特殊天才的人’，应该获得‘稀有天才的租金’。1960年，舒尔茨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企业家作为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其异质性对企业有重要意义。中国学者丁栋虹对人力资本异质性进行研究，并定义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是异质型人力资本(IdiosyncraticHumanCapital)。同时指出，企业家是拥有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异质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周文斌将人力资源异质性研究推及到区域层次，提出人力资源的区域异质性，指出：人力资源的异质特色主要通过区域群体共同的或极其相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区域得到普遍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决定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心理倾向决定行为方式，行为方式反过来影响思维方式，体现价值观[8]。

4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构建———五个适配性

非转移型城镇化模式中强调城镇化进程不以农民向城镇化迁移为必要条件，需要政府或企业开发当地农村，提供与农村现状匹配的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的架构必须着力于五个“适配性”。人力资源开发与环境的五个适配性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体。

4.1人力资源开发区域文化环境适配性人力资源开发必须与当地的区域文化相匹配。区域文化本身具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体现在区域成员身上的文化，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区域的发展。霍夫史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为研究区域文化适配性提供了基础。他在研究中提出了辨别区域文化差异的五个维度：权利距离、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男性化/女性化倾向、不确定性规避、长期时间导向。权利距离指下属人员或者是上级感受到的上级和下属之间的权利大小、影响力的大小；个人主义倾向用来测量个人受集体影响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指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忍受程度；男性化/女性化倾向用来测度表现自我、控制外界愿望的强弱、参与的深浅；长期时间导向反应社会对传统和未来价值的信仰程度[7]。周文斌利用霍氏五维度对温州和西安地区的区域文化进行研究后指出：温州地区比西安地区具有更高的男性化倾向和集体主义倾向，而西安地区比温州地区具有更高的权利距离。温州人具有强烈的追求事业成功欲望，特别是赚钱意识浓厚。区域文化经过长时间的挖掘、整合、沉淀、归纳成型,深深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践证明，如果盲目推崇甚至移植温州文化到西安或其它地区，鼓励他们去创业，并不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4.2人力资源开发技术环境适配性人力资源开发技术环境适配性主要是指技术要与应用它的人的知识结构、生活境况相对应、相匹配。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主体是人，技术则是客体，主客体相互依赖，主体能动的把握客体，将客体放在自身的认知框架中，在自身实践技能和所掌握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与客体融为一体。人们才能理解、吸收和革新他所使用的技术[9]。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其次，不同农村发展阶段，人们所能接受的技术应该属于不同阶段，所以对特定的人群应该有特定的技术发展形态。这种人与发展技术的匹配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大量的先进技术的引进，只会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中国不少学者从经济学角度研究FDI带来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源是否相适应。许学军（2003）以拉美国家为例证实了大量FDI所带来的不合适的技术进步通过拉大不同劳动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会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而以东亚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适应性为例，证实了人力资源的先行累积与合适的技术进步不但能促进落后国家的快速发展，同时能进一步诱致人力资源形成，由此带来人力资源、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10]。

4.3人力资源开发教育环境适配性教育、培训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手段。目前农村教育的最大困难在于其目标的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这种情况与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素质，实现农村城镇化进程的要求相差甚远。教育环境适配性强调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目标要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人力资源状况、农民需求相契合。因此，必须结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城镇化要求与农村经济技术发展现状，发展先进教育观念，对农村教育的办学体制、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方法及考评制度等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构建一个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相衔接的多元、多层次的社会化众生教育体系，培养各级各类农村实用人才[11]。首先，全面巩固提升农村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提升农村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关键，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加快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摒弃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从农民需求出发，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实际需要出发，大力发展注重学生实际能力培养的素质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升。其次，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重要保障。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结合当地特点、实际情况、农民需求设置专业和课程，确定具体办学模式和途径，为农村农民青年提供专业技能和操作技能培训，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培养出大批用得上的实用型人才。再次，强化成人教育。农村成人教育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农村终身教育的核心。因此，要立足于农村人力资源自身、立足于农业和农村生产经营实际，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能培训班，培养一支适合农村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现代农民队伍。

篇6

一、加强林业部门对林业生态公益功能的经营管理

1.1森林分类经营与林业可持续发展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的战略问题。我国林业部门也根据这一战略分别制定了国家及各省区的21世纪林业行动计划。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与林业分类经营有密切的联系。林地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林业可持续发展不可能通过无限制扩大经营范围来实现，只有通过对林地资源充分有效的利用，提高林地生产力水平才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

1.2林业分类经营

实现林业分类经营，基本指导思想是根据森林主体功能的发挥来经营森林。商品林追求的是投资的经济效果，其经营行为完全是一种商品生产行为。商品生产行为主要受市场经济规律约束。因此，对于商品林经营不宜采取太多行政手段去管理，也不宜采用严格的计划去控制，而应由企业根据市场做出选择。生态公益林则以森林生态公益功能的发挥为主要经营目的，而生态公益功能则不可能直接体现为经营者的经济效益。因此，必须通过宏观调控，以总体功能最佳为指导，协调经营行为，理顺经营与受益、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才能保证其经营走上良性发展道路。林业分类经营其实质是林业经营的集约化与细分化。通过分类经营，可使经营对象整体功能发挥最佳，实现高效经营，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这即有利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等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加强森林病虫害的防治

2.1提高生态认识，加强管理

（1）一是从加速生态建设和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是保护森林资源，促进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环节。

（2）二是从减轻危害损失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认识。森林病虫害的严重发生，直接制约着森林资源的发展，抓好森林病虫害防治，不仅可以大大降低损失，保护森林资源，而且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3）三是从实现新世纪林业跨越式发展的高度认识。森林病虫害防治对加快造林绿化步伐，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森林资源质量，促进产业发展，担负着支撑保障任务，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必须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2.2加强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

预测预报是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基础。林业部门应该坚持把病虫害的调查监测工作放在首位，对辖区内的全部森林资源进行病虫害调查监测，要以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森林病虫害动态作为基本目标，确定专人、固定地块、明确对象、指定方法、定时调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除治，坚决避免平时不调查，等到发现已是严重危害的局面。从发展看，全国要以国家级中心测报点为龙头，以省、市重点测报点为骨干，以县级测报点为基础，尽快建立起一个覆盖全国的、健全的预测预报网络体系。不仅要能够及时掌握全国森林病虫害发生情况、发展动态，进行区域性短期预报或预警，而且能够结合林木资源状况、气候气象条件等相关资料，为国家林业主管部门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要通过对主要森林病虫害的一般调查和系统观测，不断积累基础资料，建立起数据库，用高新技术和监测信息处理系统开展监测与预报工作。当前，体系建设的重点是国家级中心测报点、省市重点测报点的仪器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手段的提高和管理制度的健全，要达到仪器设备现代化、技术先进、管理科学规范，使监测和测报能力能够适应防治工作的需要。

三、完善森林限额采伐制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为了保证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确实有利于使我国的林业发展从木材林业向生态林业转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对该项制度加以完善。

3.1尽快完成森林分类区划

由国家林业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森林分类区划标准与方法，各地按照区划标准与方法尽快完成森林分类区划工作，在将森林资源区划为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基础上，将公益林进一步区划为国家重点公益林和地方重点公益林，将商品林进一步区划为天然商品林和人工用材林。:

3.2根据森林分类区划制定不同的限额采伐措施

对于重点公益林特别是国家重点公益林，实行禁伐，严格保护，只能进行抚育性采伐或者改造性采伐；对于天然商品林实行限伐措施，确保人工商品林的采伐额度。对天然商品林和人工商品林分别编制采伐限额并执行。

3.3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纳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对公益林分别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相应的补贴；对集体及私人业主营造的林木被区划为公益林的，由国家收购，不愿意被区划为公益林的，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与集体或私人业主签订禁伐、限伐协议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对于私人业主营造的商品林，其不愿意继续经营又不能转让给他人的，也应当由国家予以收购并给予一定的补偿；逐步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金缴纳制度，要求生态公益林使用者、直接受益于生态公益林的供水、风景旅游、林地矿产开采、征占用生态公益林林地等经营单位或个人缴纳生态公益林补偿金。

3.4加强采伐限额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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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环境用水的计算方法

计算时需考虑的几个指标：①河流流量指标：一般情况下，河道内应保证60％的水质达标水量，流量减少会直接影响其生态功能。人类为维持生活、生产和生态的河道外用水，一般不应超过河流径流量的40％；②湖泊的面积与水量：城市水体面积的比率直接关系到城市空气的湿度和温度，是城市生态的重要指标。采用河湖占城区面积比来反映城市水生态状况；③湿地指标：湿地面积比率反映了湿地影响的大小。以湿地面积、湿地水体面积和湿地比率作为衡量湿地状况的指标；④地下水指标：地下水位直接反映了地下水储量，如果地下水位很低，不仅不能补给地表水，而且湿地和河流就很难蓄住水，地表植被也难以生长。抽取地下水后，地下水位应不低于保持原植被的水平，更不能造成地面沉降；⑤水质指标：水质状况决定了水体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和发挥功能的大小，污水危害生物的生存，降低水的生态功能。水体水质是反映水体好坏的定量体现；COD是水污染的主要污染物，是实现“总量控制”的重要指标；污水处理率反映了污水治理的程度，决定着进入水体污染物的总量。流域排污总量，应在河流径流量的1/40以内，以达到自然稀释，超标的一定要达标排放。

3湿地生态环境用水

湿地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息息相关，但关于湿地生态环境用水的核算，还没有具体可行的方法。目前关于湿地生态环境用水量的核算，大多参照河流生态环境用水进行核算。如湿地基本生态环境用水量，可采用湿地的陆面和水域蒸发量代替。

4回补超采区地下水生态环境用水量

在地下水超采区，用于保护与恢复地下水位所用水量即为回补超采地下水生态环境用水量。1993年世界银行的水资源政策文件明确了地下水可再生性维持的标准，即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决不能超过地下水补给量，但缺乏有关生态环境用水量的确定标准，因此计算比较困难。

（1）全局出发，实现水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水资源优化、合理配置的主要目标就是协调资源、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动态关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配置，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保证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水的分配效率，在一个特定流域或区域内，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并举，对有限的不同形式的水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合理解决各部门和各行业（包括生态环境用水）之间的竞争用水问题。

（2）建立健全水权管理体制，加强生态环境用水的权属管理：在过去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体制下，水资源使用成本近乎为零，挤占生态环境用水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水资源任意开发利用，很难避免无序侵占和浪费。当水资源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时，其使用价值相应提高，这就更加剧了资源的无序侵占与过度利用。而这种无序侵占与过度利用所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更加明显，如河道断流、生态环境恶化等。

水权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有利于明晰用水者的权益界定。特别是生态环境水权的确立及其水权主体的明确，则将有利于保障生态环境用水，从而保障公共利益。从国外经验看，生态环境水权通常由政府机构监管或由专门成立的非政府公共机构享有。南水北调水资源的分配为调整界定初始水权、确立生态环境用水权提供了最好的契机。而这一水权，在初期可以暂时由流域机构等各级水权管理机构分级监管，待时机成熟后再转入特定的公共机构。

此外，水权制度的引入，可以改变过去取水许可以一次性授权水量分级标准而不控制总量的弊端，真正实现由流域机构统一管理水权，并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际水权管理权限的划分等法定程序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级管理相应的水权，必要时省也可以通过市（地区）际水权管理权限的划分等法定程序授权市（地区）分级管理各自的水权：从而，在总量上控制、限制和避免超量用水，真正保障生态环境水权名实相符。

（3）实施水资源分类分级优化配置管理：目前，在流域内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下，水资源的管理方式较为粗放。首先，从水资源的特性上看，尚未将可更新的水资源（如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与难以更新的水资源（如更新时间达千年以上的深层地下水）加以区别对待，也未将可以导致地面沉降、含水层破坏的承压水超采与一般潜水超采相区别。这实际上模糊了生态环境破坏成本，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今后的水资源管理中，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深层地下水的开采以及承压水超采的限制，一方面在取水（水权）许可中严加限制，另一方面可通过提高水资源费等手段提高取水成本。

其次，在流域水管理中还有必要建立鼓励水资源优质优用，污水监管的管理模式。如，一般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后达到农业用水标准的，可以再利用；农业回归水经过必要的处理后，还可以进一步用作湿地、河口冲淤等生态环境用水。而水资源优质优用的目的，则是通过对不同水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加可利用水量。其关键在于，污染的控制方式。一方面，需要通过清洁生产降低污染物总量，促进水资源保护，严格控制生态环境污染，提高水资源质量；另一方面，需要合理利用导污、治污、天然降解等治污手段，最大限度地合理提供生态环境用水。

此外，还应注意到，由于流域生态环境破坏积重难返，生态环境的恢复必定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因此，选取合适的治理恢复目标极其重要。从用水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分析，上游生态环境用水是最容易获得和保障的；河流的排盐、排沙及鱼类泅游等功能的恢复、河口冲淤平衡的实现以及河口生态恢复则可能需要数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5结语

生态环境用水还是一个新近提出来的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开展生态环境建设的必然需要。但对于“生态环境用水”的内涵仍需进一步研究探讨，这是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可持续利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目前，生态环境用水量分析和计算方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今后需要加大其研究力度，提高生态环境用水量分析的合理性和计算的准确性，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维护生态平衡、合理配置和利用水资源、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1］衷平，杨志峰，崔保山，等.白洋淀湿地生态环境需水量研究［J］环境科学学报，2005，（8）.

［2］赵斌，董增川，徐德龙.区域水资源合理配置分质供水及模型［J］人民长江，2004，（2）.

［3］胡永宏.综合评价中指标相关性的处理方法［J］统计研究，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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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3（c）-0238-02

“鄂西”是湖北省境内自然景观最壮丽、民族文化最丰富、生物资源最富集的地区。在“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这项重大战略决策中，对鄂西地区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利用是重中之重。体育旅游以其健身与娱乐功能相结合的特点，能够满足人们的个性需求，并且具有可重复性，已成为了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尽管鄂西地区有着丰富、适于开发的体育旅游资源，如果在开发过程中不遵循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不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也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开发鄂西地区的体育旅游资源都有哪些益处与弊端，我们又需要在开发过程中注意些什么，是当前值得我们关注的论题。

1 鄂西地区的体育旅游资源

1.1 体育旅游与体育旅游资源

体育旅游是指人们在旅游中所从事的各种体育活动与旅游媒介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总和。相应的，体育旅游资源是指以体育内容为主的旅游活动为旅游业所利用，能够产生可持续发展的体育旅游综合效益的客体。根据体育旅游的具体形式与其所涉及的生态环境，体育旅游资源可划分为自然体育旅游资源和人文体育旅游资源两大类。其中，自然体育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中已存在的与人类体育活动相关联的各种资源，如游客可利用自然条件进行蹦极、漂流、攀岩等体育活动。人文资源则是指人类体育活动与自然景观相结合所产生的各种资源，如游客可以参与到当地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中进行健身与游览等等。

1.2 鄂西地区的自然体育旅游资源

鄂西地区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也蕴藏着丰富的可开发的自然体育旅游资源。该区地形以山地为主，非常适合开展各类山地与丛林体验类体育运动。其中最为突出的几处，如神农架温带原始森林生态区、武当山国家地质公园等，其可开发的自然体育资源能够覆盖大部分的体验类体育旅游项目，如登山、攀岩、速降、蹦极、漂流、洞穴探险、森林穿越、滑草等等。另外，鄂西地区的其他风景区，如咸丰的黄金洞，巴东的神农溪，以及星斗山自然保护区等等，都具有丰富的可开发的自然体育旅游资源。这些体育旅游资源如果能够被合理、科学地进行规划与开发，不仅能够使景区内容更加丰富，还能给现有的旅游市场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1.3 鄂西地区的人文体育旅游资源

鄂西地区同样也蕴含着巨大的人文体育旅游资源开发潜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方面，该地区最为常见的就有舞狮、舞龙、巴山舞、赛龙舟等等多项大型集体运动项目。这些项目如果宣传推广得当，很能吸引民众的兴趣与参与。体育赛事方面，鄂西地区也已积极运作了很多成功的比赛，留下了丰富的赛事资源。比如2003年恩施举办的中美男子篮球对抗赛、来凤县翔凤镇组织的龙舟赛、2004年恩施足协先后两次举办的全州“山茶杯”、“移动梦网杯”青少年足球比赛等等。这些赛事的场地设施条件与赛事组织经验如果能和当地自然资源更进一步地融合与建设，便既能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赏大型比赛，又能推动当地传统旅游业的发展。另外，鄂西地区的人文景观丰富，如经典的荆州、襄樊三国文化区、武当山道教文化区等等。这些景点都可以与当地的体育旅游项目很好地结合，打造既有地方特色，又具体育魅力的旅游区。

2 开发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体育旅游资源的益处

2.1 优化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结构与品质

部分已开发景区的经营效益与管理经验告诉我们，单纯以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为卖点的鄂西景区，旅游结构单一的状况极大地局限了景区的整体运营效益。在筹划构建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虽然其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如果继续按照传统旅游业的开发形式进行建设，旅游圈的经营状况很难会有所突破。因此，加大力度开发鄂西地区的体育旅游资源，把体育旅游项目融入到传统旅游当中，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突破点。体育旅游与传统旅游相辅相成，不仅能为传统旅游增光添色，还能使体育旅游更具地方特点，优化景区的旅游结构的同时，也能提升旅游圈的品质，进而提升旅游圈的整体效益。

2.2 扩大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知名度

体育运动尤其是大型体育赛事，有着其他事物难以比拟的传播功效。成功举办大型体育竞赛，可以帮助赛会组织地区树立良好的整体形象，并能起到极大的宣传、推广效果。鄂西地区的生态条件特别适合于开展自然资源依赖性相对较大的体育项目，如攀岩、漂流、高尔夫、跳伞等等。并且，如果能够在筹划构建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成功申办、组织此类体育项目的国家级、国际级大型赛事，或者建设此类体育项目的固定训练基地等等，必定有助于树立旅游圈良好的整体形象，有效地扩大旅游圈的知名度，从而为旅游圈招徕更多的游客，带来更大的经营收益。

2.3 增加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重复利用性

传统旅游项目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缺陷，就是不具备重复消费性。即无论是某景区的风光如何精彩，如何别具特色，一般情况下，一个游客到景区游览一次过后，不太可能会第二次、第三次地前去。而体育旅游自身有着可重复性的特点，刚好能够弥补传统旅游的这个缺陷。例如，如果在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建设大型的野外探险类体育运动基地，对此类体育项目兴趣浓厚的游客就会因出于对该体育项目的喜爱，或是为了磨练自己的某项体育技能，而反复前往景区活动。这样一来，就增加了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重复利用性，增加了游客的绝对数量，从而也就能为景区效益的提高做出贡献。

3 开发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体育旅游资源的弊端

3.1 可能破环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自然环境

3.1.1 影响旅游圈的空气质量

体育旅游相对传统旅游来讲，参与其中的人的因素更多，由此也就造成了更多的现代化产物进入到相对自然的旅游圈环境中。例如，大量交通工具的集中出现会带来更多的尾气。又如，山地汽车拉力赛、摩托车拉力赛、卡丁车比赛等动力性比赛经常在旅游圈中举办，会带来更多的排污。因此，在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中，如果管理、组织得不尽科学，就会影响旅游圈的空气质量。

3.1.2 破坏旅游圈的地质地貌

体育旅游资源的改造与建设常常需要大面积的施工，修建过程中，旅游圈中的自然地质地貌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例如，一个高尔夫球通常需要用地150公顷左右，将景区内的自然环境改造成为高尔夫球场需要至少改变50%的地貌。因此，在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开发体育旅游资源，有可能破坏旅游圈的地质地貌。

3.1.3 污染旅游圈的水资源

体育旅游的建设与使用也会对景区的水生态平衡产生影响。例如，某些体育设施需要消耗大量的水，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某些设备运转需要添加化学制剂，可能造成水源污染；某些水上运动项目，如摩托艇、船类项目等，也同样会影响水质健康。

3.2 可能破坏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人文景观

传统旅游中的知名人文景观之所以著名，既是其本身蕴载的传统历史文化使然，也是其与所在地的天地、山水、风光的融合使然。在鄂西地区发展体育旅游资源，必然要兴建大型的场馆、设施，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供水、供电等系统设备。兴建的这些设施都必定要占地、占水、占景，如果没有做足与当地自然生态、人文景观的和谐统筹，就会既影响到景区内人文景观自身的可观赏性，也会破坏景观“天人合一”自然状态的完整性，严重降低景区的品质。

4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议

4.1 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好开发建设的长远规划

在开发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的体育旅游资源时，应当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好开发建设的长远规划，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任何旅游资源的建设都必须同时兼顾时效性和长远性，决不能盲目跟风，哪个体育旅游项目热就建哪个、办哪个。例如，当下各个景区大张旗鼓建设的“拓展训练基地”，有很多都处于闲置甚至荒废状态。这就是由于开发者只考虑眼前利益，忽视景区的长远规划所导致的。另外，在对已确立的体育旅游项目进行建设与开发的过程中，要重视器材设施的质量及其更新、维护，最大限度发挥所建项目的价值，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样才能保证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科学性。

4.2 挖掘民族遗产，打造民族体育精品

在开发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的体育旅游资源时，要与当地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相结合，打造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征的人文体育旅游资源。例如，我们可以把鄂西的“巴山舞”文化与传统旅游项目相结合，带领游客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将游客引入到当地极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来。这样一来，鄂西旅游圈就成了一处独有的文化景点，吸引着游客的不断前来。另外，我们还要积极对目前已经开展的部分民族活动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改善，融入一些新式的体育元素，使旅游圈的景点能够集健身、娱乐、观赏于一体，挖掘民族遗产的同时，打造民族体育精品，从而保证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民族性。

4.3 重视配套设施与服务质量

在开发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的体育旅游资源时，还要重视各种配套设施的建设和整体服务质量的提高。体育旅游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参与其中的人们进行较大强度的身体活动，并且需要用到一些列的特殊装备与器材。在很多情况下，对某项体育运动不甚了解的普通游客很难将体育旅游中的所有用品全都备齐。这就需要我们在完善与体育旅游相关的各项配套设施的同时，努力提升服务质量，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享受到最优的体验与服务。如此一来，则既可以提升旅游圈的整体品质，又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是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综合效益的保证。

4.4 利用多重营销手段进行宣传

传统旅游主要凭借广告和旅行社推广这两种方式进行宣传，营销手段较为单一，效果也不甚理想。体育旅游资源自身有着较强的传播效应，在开发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的体育旅游资源时，可以借助这种效应，利用举办各类各型赛事、推广体育旅游产品、塑造体育品牌形象等等一系列多重手段进行宣传、营销，以达到推广旅游圈的目的。

4.5 注重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

在开发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的体育旅游资源时，还要特别注重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体育旅游既有与传统旅游相似的特征，也有着自身突出的特征与规律。开发体育旅游资源，单靠传统旅游业的人才是不足以完全应付开发和经营过程中的各项难题的。因此，既有传统旅游知识背景，又有体育经营与管理特长的复合型专门人才就显得尤为珍贵。培养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组建一支以该类人才为基础的运营管理团队，全面负责旅游圈中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运营，是保证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关键环节。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这项重大战略决策中，体育旅游资源以其自身独特的功能和突出的价值，值得我们重视与大力开发。鄂西地区有着丰富的、适于开发的体育旅游资源，开发这些资源，既会对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因此，为了能够扬长避短，我们必须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好开发建设的长远规划，挖掘民族遗产，重视配套设施与服务质量，利用多重营销手段进行宣传，注重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以此来开发既有民族特色，又有精良品质，既有经济效益，又能长远发展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的体育资源。

参考文献

[1]李香华，钟兴永.体育旅游与健身[J].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

[2]王进.我国体育旅游业发展前景的思考[J].福建体育科技，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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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集沈满洪教授近年来主持完成的七个课题为一体，以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着力探究水源配置的若干关键问题，将各章分别命名为“生态文明论”、“水源保护论”、“生态补偿论”、“综合利用论”、“节约用水论”、“协调发展论”、“政策创新论”。各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水源配置的理论体系。

作为我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教授主编的《生态文明与绿色低碳经济发展论丛》中的一册，作者开篇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出发，概括出水源配置的三种管理模式：着重于挖掘水源开发潜力，增加生产和生活用水供给的水源供给管理模式；着重于提高水源利用效率，遏制不合理用水需求的水源需求管理模式；着重于降低市场主体间水源效率差异，发挥市场配置功能的水源贸易管理模式。

围绕这三种水源管理模式，该书以跨越晋冀鲁豫四省的漳卫南运河、横跨皖浙两省的新安江流域、温州市文成县的珊溪水库、丽水市青田县的滩坑水库为典型案例，借助供给-需求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法等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源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着重解决了水源如何严格保护、水源如何跨界配置、水源如何综合利用、水源如何节约集约、水政策如何创新突破等重大问题。

二、基本特征

1.实践性。该书以我国水源配置的现实为研究起点，以解决水源配置的具体问题为落脚点，现实指导性强。该书在研究理念上特别强调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中，既注重下游地区的用水权益，又注重上游地区的发展权益，提出只有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础上，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生态和经济的和谐均衡的指导原则；在流域协调发展研究中，既注重水源区的主体功能规划，也注重流域间的产业转型发展。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该书提出了大量具体而富有操作性的对策措施。对于滩坑水库水源综合利用，不仅论证了水源配置的具体可行方案，提出了与温州开展水权交易的对策，还就方案设计了详细的指导意见与实施步骤；对于浙江省的节水制度，提出短期以水价制度和定额管理制度为重点，中期以节水监督管理制度、考核奖惩制度等为重点，长期以水权交易制度、循环用水制度等为重点的实施意见。

2.综合性。从理论来源上，该书综合运用了生态经济学、源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新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确保了全书的立论基础。从研究方法上，既注重生态补偿机制的主体关系分析等定性分析，又注重生态补偿金额测算等定量分析；既注重新古典经济学成本-收益方法的运用，又注重新制度经济学制度需求-供给思路的运用；既注重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等纯事实叙述和科学预测的实证分析，又注重回答“应该怎么样”的价值判断的规范分析。从研究内容上，该书能够统筹源头水源保护与末端水污染管理，统筹生态补偿机制与环境损害赔偿机制，统筹流域内水环境保护与区域间水源配置，统筹水源的保护性开发与水环境的综合性治理。

3.前瞻性。由于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广阔的研究视野以及缜密的论证手法，该书不仅提出了大量富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措施，而且设计了一系列前瞻性的方案。例如，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中，不仅着眼短期，也着眼中长期。提出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过渡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和注重效率的指导原则、从金输入等“输血型”过渡到人力源开发等“造血型”和上游支持中下游的反补偿的补偿方式、从政府补偿过渡到市场补偿和社会补偿的机制选择；在水源配置的优先次序中，提出“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的短期次序、“生活用水+生态用水”的中期次序、“生态用水+生活用水”的长期次序；在水价制度中，提出从单一水价过渡到两部制水价和阶梯式水价。这些对策既基于现实，又站在现实的基础上，有望提升该书的历史价值。

三、主要创新

1.首次系统分析了水源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主体关系。水源保护补偿机制实质上是一种依托在水源这个客体、借助补偿费这个工具反映经济主体之间水源产权关系的经济制度。由于水源的流动性决定了其特殊的产权制度，即不同的产权隶属于不同的主体，当主体间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不相容时，便产生了对水源保护补偿机制的制度需求。在该机制中不同主体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产权关系：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使用权关系、上下游地方政府之间的使用权和转让权关系、上下游公众之间的收益权关系。理清了这些主体关系，便可以明确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作者认为，在受偿主体方面，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在水源区与中下游地区间存在着自然差异这样的“起点不公平”，肩负水源保护不同责任的“过程不公平”以及经济发展差异这样的“结果不公平”，而“过程不公平”是不能追求的，所以水源区居民是受偿主体；从效率的角度看，收入差有助于推动人口梯度转移，受偿主体不应该是水源区居民而是水源区政府。在补偿主体方面，从社会公平的视角看，下游区域政府以及受益企业是补偿主体；从效率和水源保护补偿机制本身的实现成本看，受益企业不应该成为补偿主体。而与此同时，由于流域政府间存在层层加码、讨价还价等现象，致使交易费用巨大，从而得出可能出现纯粹的“下游区域补偿上游区域得不偿失”的结论，因此补偿主体应该是流域内最高级政府。

2.首次提出全因素差异度分析法等生态补偿价值修正方法。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是生态补偿机制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环节，也是学术研究的一大难点。然而该书作者不畏艰难，大胆创新，首次提出了基于机会成本法的全因素差异分析法以及排污权交易法、土地损耗测算法等一系列方法，为该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在全因素差异分析法中，作者把在地理位置相近、发展条件相似的水源保护区与非水源保护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称为全因素差异度，并且把它分解为自然区位差异度和生态保护差异度，而生态保护差异度正反映了由于特殊严格的环境保护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就是应当给予特殊严格的保护区域支付的生态补偿数量。在排污权交易法中，作者指出排污权就是发展权，而上游地区由于水源保护的需要而“不作为”的直接反映就是部分排污权的丧失，通过情景分析法得出的“理论排污值”与“实际排污值”之差，即减少的污染排放量，其市场交易收益就是上游地区应该获得的生态补偿数额。在土地损耗测算法中，作者指出因水库建设而侵占的土地所减少的净收入就是水库上游地区该获取的生态补偿额度，而这种收入的减少量可以通过与水库水源之外的其他地区或者水库水源区本身作比较而获得。该书通过这些方法结合计量模型解决了相应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别棘手的“补偿多少”的问题，可为其他案例提供借鉴。

3.首次提出跨界水污染管理的组合式生态经济政策框架。跨界水污染问题由于各主体间产权不清晰、成本-收益不一致等因素，致使其一直困扰着我国流域治理实践。在本书中，作者针对漳卫南运河的环保、政府服务以及市场条件等状况，在比较分析了三种类型的环境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别无选择的强制性机制是前提，权衡利弊的选择性机制是核心，道德教化的引导性机制是补充的机制构建思路。更为重要的是指出跨界水污染治理的总体构想是：统筹解决水源和水环境问题，需要构建起“双总量控制、双有偿使用、双交易机制”的经济政策框架，其中“双”就是指水权和排污权。该经济政策框架的构建有益于更加有效地激励各跨界主体通过一级“双”市场、二级“双”市场以及三级“双”市场提高水源配置效率，逐步解决跨界水污染问题。由于该思路的创新性，部分成果发表在SSCI期刊《水政策》（Water Policy）上。在新安江跨界水环境共保的政策建议中，提出了“生态保护补偿-环境损害赔偿协同政策”：达到规定的环境标准给以基础性补偿，优于规定的环境标准在基础性补偿以外给以奖励性补偿，劣于规定的环境标准则要求环境损害赔偿。组合式的生态经济政策建议突破了单一政策的局限性，采取奖惩并举的手段，更加有助于实现跨界流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四、问题评析

作为一部近40万字的专著，难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有：

第一，课题报告痕迹依然较明显。该书各章均由独立的课题报告改编而来，尽管作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修改，但为了保持原作者的本意，本书仍然具有较明显的课题报告痕迹。例如对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的重复分析问题、水源配置的系统框架没有充分展示的问题。

第二，全因素差异度法有待完善。在该书中作者提出的全因素差异度分析法因其忽略了其它因素，仅仅从目前可定量化的角度把它粗略地归于自然差异度和保护差异度，其测算出来的补偿金额将正如书中所言“是极大值”。所以为提高理论的准确性和应用价值，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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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雪梅(1976-)，女，重庆永川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科学计量学、GIS与文献计量学集成研究.

资源与环境科学以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地球系统特别是地球表层系统的特征和变化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地球科学及其分支学科，以及生命科学、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及管理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领域。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科学提出了巨大需求，中国科学院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相关的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问题，在资源环境和地球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3］。利用WebofKnowledge平台SCI-E数据库，对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及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进行统计，并与全球及中国论文产出相比较，了解中国科学院在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产出及其发展状况。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从WebofScience的251个学科分类中遴选出与地球科学、环境/生态学相关的学科，根据学科分类在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数据库检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相关论文，应用美国汤森路透公司的ThomsonDataAnalyzer文本挖掘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制图，对全球和中国的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产出进行统计分析。

地球科学(Geosicence)领域包括：能源与燃料(Energy&Fuels)、地质工程(Engineering，Geological)、石油工程(Engineering，Petroleum)、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Geochemistry&Geophysics)、地理学(Geography)、地质学(Geology)、地球科学多学科(Geosciences，Multidisciplinary)、湖泊学(Limnology)、气象与大气科学(Meteorology&AtmosphericSciences)、矿物学(Mineralogy)、矿产与矿物加工(Mining&MineralProcessing)、海洋学(Oceanography)、古生物学(Paleontology)、遥感(RemoteSensing)、水资源(WaterResources)；环境/生态学(Environment/Ecology)领域包括：土壤科学(SoilScience)、生态学(Ecology)、海洋工程(Engineering，Marine)、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Sciences)。

2015年2~3月在SCI-E数据库对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产出进行检索和统计，中国科学院检索范围包括署名中有“中国科学院”的论文，包括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不包括未署名“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论文。

2中国科学院论文产出总体态势

2009—2014年期间，SCI-E共收录论文955.6万篇，其中署名中国的论文有113万篇，署名中国科学院的论文有15万篇。图1反映了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2009—2014年年度论文产出量变化。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分别以年均2%，14%和10%的速度增长。2014年与2009年相比，全球SCI论文增长近11%，中国增长约为93%，而中国科学院增长了62%，由图2可见中国SCI论文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论文增长速度。

图3统计了中国SCI论文占全球百分比和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占中国百分比，表明中国论文占全球的份额持续上升，而中国科学院论文占中国的份额则逐步有所下降，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占中国科学院的份额稳中有升。从图2也可见，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14年与2009年相比，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SCI论文的增速很接近，高于中国科学院整体的论文增长速度。

将2009—2014年环境/生态学和地球科学领域各年论文按照被引频次高低统计TOP1%，TOP10%，TOP20%和TOP50%论文的数量，以及中国和中国科学院相应级次TOP论文的数量，并统计中国占全球的比例和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图4)。

根据论文全部著者统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地球科学领域TOP论文数占全球的比例高于环境生态学领域，并且地球科学领域TOP1%的高水平论文比例很高。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3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

基于SCI学科分类，分别对2009—2014年全球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中国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中国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以及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全球各学科领域中，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发文最多，发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主要侧重于医学和生命科学等，相比之下，中国产出偏重于材料科学以及化学、物理等相关学科领域，中国科学院在环境科学方面论文产出数量比例较高。

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占全球自然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8%左右，中国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SCI论文比例接近10%，中国科学院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比例约为20%(图5)。

2009—2014年，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比例约为12%，而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中国SCI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14%。其中，环境科学是全球、中国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最主要的领域。此外，中国在能源与燃料、遥感、地质学等方面论文产出占全球比例相对较高，而在生态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中国科学院关于古生物学方面的SCI论文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论文中的比例最高，达到54%；此外，在土壤科学、地理学、湖泊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等方面的论文占中国的比例也较高，但在石油工程、海洋工程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不足10%(图6)。

图7中，气泡的大小表征资源环境各子领域占全球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份额的大小，即点越大，该子领域论文数在全球资源环境领域中的比例越高；X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占全球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占全球的比例越高；Y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越高。气泡大的那些子领域(如环境科学等)是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比较多的热点方向；右下角的那些子领域(如能源与燃料等)是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左上角那些子领域(如古生物学等)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09—2014年发表的SCI论文主要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地质学、工程学、气象与大气科学、农学、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化学、水资源、科学与技术、海洋与淡水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海洋学等。

4主要研究机构的科学贡献

中国科学院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在SCI资源环境科学领域期刊发表过论文，2009—2014年根据全部著者统计超过100篇的研究所有50多个，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发表SCI论文较多的前10个研究所见表1，这些较多的研究所都属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机构。

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27个资源环境类研究所以第一著者发表的SCI论文共有22032篇，其中，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较多，第一著者的SCI论文数都在1000篇以上(表2)。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为6.03次/篇，表2中的“表现不俗的论文篇数”统计的是这些研究所高于基准值的论文篇数，即当前总被引次数除以从年至2014年的累积年得到的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论文［4］。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表现不俗论文都在150~200篇。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被引频次位于前10%的论文篇数，即研究所2009—2014年被引16次及以上的论文篇数，也是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最多，都在260篇以上。

参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前沿分析中心设计科学贡献指数［5］，定义：

式中：Ci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第i个研究所科学贡献指数，P10%i为第i个研究所被引前10%论文数量，Citedi为第i个研究所论文被引总频次，n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数量。结果显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科学贡献指数较高，都在0.1以上。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增长了62%，高于全球11%的增长率，低于中国93%的增长率，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论文增速相接近。

(2)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