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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道德模板(10篇)
时间：2022-04-12 06:13:43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传统道德，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彰善瘅恶"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伦理基础和基本使命。孔子倡导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概括和总结。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尺度,既表现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和时俱进的内在品质。不同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是道德创新的现实历史基础。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认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应体现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国有之血脉”。尽管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传承特征尚有不同见解,但从其复杂的个性特征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特质,就是传统道德体系中最具有活力的传承基因。
一
人和自然和谐交融,亲密友善,相生相伴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和“无人合德”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周易大传》以“天”、“地”、“人”为“三才”,道家的《道德经》以“道”、“天”、“地”、“人”为“四大”。“三才”、“四大”都是把“人”看做和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董仲舒在描述天地人三者关系时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佛,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
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主张繁杂,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的熟悉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分割,人的道德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和天地合德,和日月合明,和四时合序。”思想家把人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共生的东西称之为道德。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熟悉,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崇尚“仁者爱人”。“仁者爱人”观念的形成,说明“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是人类的一种完美的道德追求,而“仁爱”精神就是传统道德规范的体现,是调节人和人、人和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就是要人们替别人着想,要待人以诚,施人以惠。“天人合德”和“仁者爱人”这种超然豁达,元限宽广的道德境界,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熟悉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完美融合的传承特征。既注重道德理想的塑造,又注重具体道德规范的创造和运用。把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使道德调节功能充分发挥。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观念。"[3市场经济是一种借助利益竞争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要求在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等,因此新的道德规范应体现出市场经济人的道德行为多样化的特征,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反市场经济的要求,脱离群众的道德实际。
中国古代的“仁爱”或“仁道”中包含着人和人之间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友爱、互助等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爱"观则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前者更多地关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道德规范上是尊重人、关心人，救助解困、敬老、助残等,后者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尊严。“仁爱”精神是一种人类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信念,从“仁爱”精神的现代意义上讲,它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依然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功能。
二
在传统道德思想体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论,又是一种理想道德观念。要实现“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人们要自觉地用折衷调和方法,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和稳定。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它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德,合理的法律和法规都要适中,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不能走极端,不能打破人和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是传统道德的主要方法和一贯主张,也是中国社会和民族保持社会稳定性、连续性的法宝,但过分地强调回避矛盾会使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庸之道”并非惧怕矛盾,过分抑制人的个性发展,也并非过分抑制创新,而是强调在稳定的前提下,熟悉和把握自然规律。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可以发现“中庸之道”具有吸纳优秀文化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融合之力。
作为道德观念,《札记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央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慎乎其所不睹,恐怕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要求人们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要非常小心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这是一种较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古希腊的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要留心,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且“丝毫不做不适当的事"”[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民族道德心理定势中的“中庸”特质,并未扼杀市场经济的创造活力,也未抑制人们的创新精神,反而彰显出更多的主动性。
市场经济和“中庸”的慎独思想都崇尚诚信原则,尽管二者有不同的内涵和解释。市场经济把诚信看做是经济活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要素,是人们履行合同、契约的信任前提,而中国传统道德把自觉履行道德责任,自觉进行道德修养作为君子修养的基本准则。孔子所讲的“言而有信、敬事而信”就是要求人们说话要老实可信,认真而老实地对待事情和工作,信实无欺。经济学学者史怀泽曾经说过“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除了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在老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5两种诚信观在这里结合得是多么完美啊!市场经济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形态在中华道德文化背景条件下,不但没有排斥中华传统之美德,反而显示出主动融合姿态。亚当%26#8226;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老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6市场经济活动的参和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成为维持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行为准则,是人们一般的、基本的道德信念、道德人格和良心,也是评价人的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假如用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去看待这些市场经济道德观,人们并不感觉生疏可怕,因为两种道德观中都十分重视社会公德的建设,都认为"老实"是社会公德的基础。因此两种文化在融合过程中都显示出活力。
三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形成是围绕“义利”关系的争论展开的。因此,“义利之辩”的过程,就是中国传统道德价值、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和缩影。“义利之辩”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摘要:一是“义利统一”;二是“利重义轻”;三是“重义轻利”。以上三种观点在中国传统道德形成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影响,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调节功能也十分明显,其中“重义轻利”观在总体上处于支配地位。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将义利关系严重对立起来的代表性观点,它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来董仲舒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统治阶级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强调“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人们“存义去利”，“存理灭欲”,彻底否定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道德观念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否则易出现“义”和“利”的严重脱节。当“义和利”严重对立时,就会出现个人主动放弃自身利益或自身利益被剥夺。“重义轻利”观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抑制人对社会的侵害,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
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如何确立新的“义利”关系是当今道德建设的热点新问题。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中,有“权”和“利”之争。权利的本质意义是对人的某种自由或利益的肯定,从这个角度上讲道德权利是从道德上给人提供一个自由选择其行为方式以获取正当利益的合理范围,权利人可以以一定的道德上的支持和保护功能,这是法律所不能取代的。很显然,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中还没有合理解释和合适的位置,这里的“义”并没有法律的含义,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权利并不是爱心和同情心激发的纯粹的赠品和恩赏,因为假如是恩赏,对它的造当反应则只能是感恩谢德。”[7“凡是我作为一个人所享受有的权利也就是另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8在这里所讲的“义”是指“义务”而“非”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法律许可或法律未禁止的范围内,根据社会需求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正当权力,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定式中把追求个人利益看做是小人的行为,君子只能看重“义”。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过程中,我们在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流时,因“义”而失“利”的事例很多,教训也不少。更有甚者,把它运用到体育竞赛之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传统重“义”思想的表现。当我们从本质上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熟悉市场经济,审阅中国传统“义利”关系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表现得就十分突出,有时我们也会把“见利忘义”说成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种熟悉显然存在偏差。只重视“义”而忽视市场经济规律性,不利于建立新的“义利”关系。传统“义利”关系中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特征的,对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的精华部分,理应在新的“义利”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新的义利观的主流思想,而那些过于理想化的“义利”观只能供后人观瞻了。
四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这种宗法制度里,维护其存在的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导向是重视个人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道德责任,强调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遵循整体主义的利益原则,反对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主张个人不得有独立的利益和人格,不答应把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子从父、弟从兄、妻从夫、家庭从家族、宗族从国家,封建君主则以一人之大私,以为天下之大公,孟子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协调封建人际关系的“五伦”“三纲五常”作为维护封建传统道德准则,从根本上维系着封建宗法制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也、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他在强调法治的同时,把“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看做天下之常道,认为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传统道德的局限性是统治阶级历史局限性的内在表现。革命者和改革者都把“三纲五常”形容为“吃人”的道德,恐怕就是从封建礼教扼杀人的个性讲起的。变革需要打破封建礼教,而那些被世界人民传颂的中华民族经典性美德,依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生存活力。“尊老爱幼”等是传统礼教法纲中流传最为广泛的道德观念。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哪种经济形态,中华民族都接受不了将个人利益完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价值观念,至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缘情结和家庭美德也不会因市场经济利益关系确立而完全消失,而会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新的道德体系之中,成为市场经济道德体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9市场经济肯定个人追求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并且借助各种经济利益激励机制或激发个人劳动创造的热情,这就要求我们从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树立公平、公正、竞争、效率和责任意识。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道德情结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存在着巨大差异和矛盾。这种差异和矛盾从表面上看似乎根本没有相互融合的因素,但目前中西方的家族中,这种血缘道德情结构成的道德“法网”仍然成为人们关注和探究的对象,无论是在华人经济圈里,还是在世界闻名大企业中,靠“家文化”或“家道德”支配的家族企业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家文化的血缘道德责任和整体主义道德准则,在法律社会里,在市场经济的细胞中依然魅力元限,光彩照人,取得令人惊奇的经济成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已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但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情缘却不能消失。市场经济是一种充分尊重个性、展示个性魅力的经济形态,而血缘道德的整体主义原则依然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传统道德的传承活力,不是由理论推理而成,而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尽管有人用现代管理的理论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但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仍在不断地涌现和发展壮大。
五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十分注重塑造人们“至善”的道德人格,培养具有理想品德的“君子”。它的目标是现实的,而不是玄虚的;方法是注重实证的,而不是注重逻辑分析的;途径是偏重于启迪内心觉悟而达到行为自觉,而不是偏重于由外在实践而达到思想领悟。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要求人们接受道德教育,熟悉理想的道德观念,并在行为上表现出君子的美德,达到知善和行善的统一。具体来说有三大特征摘要:
一是通过“德教”达到“修身”。孔子倡导“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0,也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道家和儒家尽管有所不同,但也十分看重“修德”。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把修身的过程和道德提高和普及的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注重实效的优点,它有效地克服了道德的虚幻性和教条性。二是倡导“知行合一”。孔子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知行合一”就是通过道德教育,增进人们把自己的道德熟悉付诸道德实践的自觉性,达到道德熟悉和道德实践的统一。三是强调“言教”和“身教”的统一。在“言教”和“身教”的言论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孔子非常强调在对君子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时,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道德思想教育民众,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民众,激发民众对理想美德的追求。
我们可以把“君子”的道德觉悟看做是道德先进性的标志,但它不能是只有少数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英雄人物才能做到的英雄道德,我们要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普通公民和职业人员应当遵守的“群众道德”作为普遍性德教的内容,体现出人的基本道德义务。在现实生活中,对“英雄道德”的宣传和教育往往偏重于先进性的号召,忽视对群众性道德广泛性的引导,忽视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可操作性的道德准则规范的宣传教育,“知行合一”完全成为摆设。合理的道德观念中的道德规范,通过有效教育手段去教育民众,使人们在实践中自觉熟悉和接受、转化为自己不可夺移的“内心信念”和“内在律令”。
作为道德传承的手段,中国传统的“德教”观应视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在于其形式上的创新和否,而在于能否赋予其合乎时展要求的道德内容和此相适应。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都是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并在实践中得以提升后,形成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往往只看重新问题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事物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也被称为道德经济,它有很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道德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并未被人们广泛熟悉。中国德教的传统优势似乎也未引起人们的广泛的注重,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过分地张扬市场经济道德个性,过分地对传统的德教思想进行批判和否定。伦理缺失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职业道德缺失现象,而中国传统职业道德观念和“童叟无欺”、“为人师表”、“诲人不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传统德教经典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最具有传承活力的基因,是市场经济在中国传统道德氛围赖以存在的温床。
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认真探究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的真正含义,似乎市场经济就是个人对金钱的崇拜,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就是洪水猛兽,把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对立起来。在社会转轨时期出现某种思想冲突和混乱不足为奇,出现道德伦理的缺失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反对将两种文化现象进行简单嫁接,更要警惕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否定中国传统德教观,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道德中排斥外来文化习惯心理优势。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和现代科学的教育手段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将显示出传统和现代相合的优势[l1。
六
中国历代思想家在构建其道德思想体系时,总是围绕如何巩固至高无上君主制度来设计的,从道德思想学说的创立,到道德思想灌输乃至道德理论运用上,都是倡导个体服从整体的道德价值观,其核心都是为统治阶级提供最有效的“仁治”理论。实现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灵魂和最终目的。不管是儒家历来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近代思想家提出的、具有时代意识的道德思想,都是把道德思想和政治实践融为一体的,都是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实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在这一点上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真正地达到和谐统一。统治阶级看重“德治”,经常借用国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赋予政治和法律的权威。中国古代思想家只能把对“善”的至高无尚的追求,寄托于统治阶级的“仁治”上,而从历史上看“仁治”或者说“德治”都是一种道德的理想追求。道德的理想化和理想化的道德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传统道德假如不能随着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失去自身的光环,就不能成为调节人和人、人和社会的重要工具,其结果要么导致道德上的虚伪,要么是对道德的肆意践踏,使道德成为一种游离于社会生活的东西。
市场经济是最活跃的经济形态,一方面它需要形成系统的道德观念,作为人们评价行为的基本价值尺度;另一方面还要求形成一套道德行为准则,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假如市场经济缺少一套和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就会造成人们道德精神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无序状态。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依靠代表社会公意的法律,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而且还需要用代表“社会公利”的道德,借助国家民众用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传统的"以德治国"和现代的"以德治国"尽管有本质的区别,但把道德作为"治国"的纲领,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共视为治国之纲领,其时代意义就非同凡响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彩,良莠并存,既有反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文明进步的道德思想,又有受历史局限性日益滞后的、腐朽的道德陋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它要求人们在严格遵守追求利益游戏法则的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现代市场经济对于世界文化的文明成果的融合之力,是其推动世界文明飞速发展的标志。既然市场经济在中华大地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既然市场经济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碰撞和冲突中相互融合的局面已初显端倪,说明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纳力十分强大,二者将在实践中相互吸纳,在碰撞中相互扬弃,在融合中相互促进,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道德体系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摘要：
[I董仲舒.春秋繁露[MJ.
[2论语%26#8226;八千宵[M.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摘要:第3卷[M.北京摘要:人民出版社,1972.
[4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摘要:商务印书馆,1993.
[5史怀泽.敬畏生命[MJ.上海摘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亚当%26#8226;斯密.道德情操论[MJ.北京摘要:人民出版社,1972.
[7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M.北京摘要:商务印书馆,1981.
[8潘恩.潘恩选集[MJ.北京摘要:商务印书馆,198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摘要:第4卷[MJ.北京摘要:人民出版社,1972.
[10孔子.论语%26#8226;宪问[MJ.
[l1夏伟东.重新熟悉中华民族传统的诚信道德素质[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摘要中国传统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传承活力是什么?如何建立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道德体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新问题。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既然市场经济在中华文化环境中已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一方面说明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纳力都十分强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二者只有在实践中相互吸纳,在碰撞中相互扬弃,在融合中相互促进,才能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道德体系,推动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传统道德;传承活力;市场经济
"彰善瘅恶"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伦理基础和基本使命。孔子倡导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概括和总结。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尺度,既表现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和时俱进的内在品质。不同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是道德创新的现实历史基础。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认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应体现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国有之血脉”。尽管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传承特征尚有不同见解,但从其复杂的个性特征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特质,就是传统道德体系中最具有活力的传承基因。
一
人和自然和谐交融,亲密友善,相生相伴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和“无人合德”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周易大传》以“天”、“地”、“人”为“三才”,道家的《道德经》以“道”、“天”、“地”、“人”为“四大”。“三才”、“四大”都是把“人”看做和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董仲舒在描述天地人三者关系时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佛,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
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主张繁杂,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的熟悉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分割,人的道德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和天地合德,和日月合明,和四时合序。”思想家把人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共生的东西称之为道德。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熟悉,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崇尚“仁者爱人”。“仁者爱人”观念的形成,说明“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是人类的一种完美的道德追求,而“仁爱”精神就是传统道德规范的体现,是调节人和人、人和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就是要人们替别人着想,要待人以诚,施人以惠。“天人合德”和“仁者爱人”这种超然豁达,元限宽广的道德境界,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熟悉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完美融合的传承特征。既注重道德理想的塑造,又注重具体道德规范的创造和运用。把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使道德调节功能充分发挥。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观念。"[3市场经济是一种借助利益竞争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要求在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等,因此新的道德规范应体现出市场经济人的道德行为多样化的特征,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反市场经济的要求,脱离群众的道德实际。
中国古代的“仁爱”或“仁道”中包含着人和人之间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友爱、互助等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爱"观则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前者更多地关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道德规范上是尊重人、关心人，救助解困、敬老、助残等,后者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尊严。“仁爱”精神是一种人类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信念,从“仁爱”精神的现代意义上讲,它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依然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功能。
二
在传统道德思想体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论,又是一种理想道德观念。要实现“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人们要自觉地用折衷调和方法,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和稳定。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它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德,合理的法律和法规都要适中,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不能走极端,不能打破人和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篇2
他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种――学问中人和问题中人。在这里，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被诠释为忧国忧民的使命意识，朱学勤先生将这种意识作为衡量学者人生价值的惟一标准。认为知识分子如果直奔学术前程，放弃“问题意识”，是“买椟还珠”，是“一代人的思想悲剧”。
“知识分子”仅从字面上理解，是个模糊的概念。有些人将其解释为以“脑力劳动为生的群体”，有些人将其定义为“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还有一种比较偏激的知识分子定义：即英文中的“Intelligentsia”。这个名词是从俄文中转过来的，基本涵意为“思想观念性的精神群体”，通常指那些迷恋于某种思想理念，并具备为某种思想理念献身的道德激情的群体。更有甚者，将知识分子定义为“人类价值的守护者与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与集团利益的视野，能从人类的福祉的视野来评价事物，并以此来判断事物的是非取舍”的人群。
无论哪一种定义，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后面所涵盖的群体都是模糊而空洞的，不如学者、文人、艺术家等以外在的职业类型或特定的生存方式来界定的群体来得清晰。
如何评价学者、文人、艺术家或所谓“知识分子”的价值？是其学术思想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启蒙作用，是其艺术作品贡献给人类的审美价值，还是其宗教殉道般的狂热激情？
16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在人品上颇有瑕疵，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哲学史上和科学史上的地位，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在个人品格上也有一些缺陷，但他的民主思想对于法国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功不可没。法王路易十四在狱中感叹：“是卢梭和伏尔泰毁了法国！”
的确，没有卢梭和伏尔泰，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没有法国大革命，就不会有后来的宪法政治和民主共和制度。
中国有句老话，叫“文人无行”，文品与人品，有时候并不一致。在历史上留下鸿篇巨著的学者、文人、艺术家未必都有伟大的人格，但我们评价其对历史的贡献不是其道德，而是其学术成就。
思想家和政治家是两种职业，思想家是立于彼岸的观察者、思考者和分析者，思想家用思想而不是品德来影响社会。政治家则不同，政治家是现实社会制度解构或者制度重构的实践者，是政治权力、司法权力以及其他各种权力的操纵者。政治家的个人品格影响整个社会实践的成与败，因此“使命感”、“社会关怀”等道德期望只适用于政治家，是评价政治家的道德标准。至于学者文人们，既然在许多时候被称为“知识分子”，那么当然应以其“知识”造福于社会、造福于后人，作“学问中人”不仅无可厚非，可以说是天经地义。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把道德评价当作衡量标准，给历代学者文人划线打分？其根源在于中国文化的道德本位意识。在中国，社会舆论始终把“忠”、“孝”等纲常伦理作为评价学者文人的首要标准，比如提到屈原，总是把他作为忠君爱国的道德楷模，而不是才华卓越的诗人来彰表。朱学勤先生在《风声雨声读书声》里用炽烈的激情赞美思想家顾准，通篇所赞都是顾准为了理想抛家弃子的献身精神。客观地说，以学术成就而言，顾准不过是说出了哈耶克三四十年前说过的话。
为什么有那么一些人，为了符合世俗社会的道德期望，以宗教般的殉道激情，书写一部又一部悲剧？其动力在于中国文人难以自拔的道德崇拜。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道德，道德充其量只是客观环境的不自由，而道德崇拜不一样，道德崇拜是内心的不自由，它比客观环境这种外在的不自由更可悲，中国式的道德嗜血倾向来自于历代学者文人内心的道德崇拜，这种道德崇拜外化，成为社会思潮和价值体系，才是悲剧的真正根源。我读二十四孝里的《郭巨埋儿》一章，看到的不是孝道对人性的践踏，而是人们内心对这种践踏的接受、欣赏甚至崇拜（否则这么残忍的“道德”如何写进《二十四孝》流传下来）。
历史和社会总是由一些“前因”和一些“后果”组成。什么样的前因孕育出什么样的后果。朱学勤先生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未尝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后果”。
当然，文化这个“前因”所孕育出来的“后果”――社会实践不仅仅限于对彼岸世界学者文人的评价，还有更现实的司法制度。
说到英美司法中的人性和法律，陪审团制度不可不提，有人说那是在保障人们的“犯法的权力”。不错，任何法律都有它的局限，而生活中的案例千差万别，在司法审判中引入并无法律专业知识的陪审团成员，是让人的良知和本能的是非意识来参与辨别罪与否，当全体陪审团成员凭良心和道义对违法者作出无罪判决时，客观上保护了人们在必要的时候，拥有“犯法的权力”。而这个“必要的时候”就是一成不变的法律条文与人道和正义发生冲突的那一刻。
篇3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路向，传统道德如何现代化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话语伦理学出发，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视角重建的必要性，其理由是，传统的道德视角是上帝的“超验视角”，道德律令的规范有效性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上帝的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宗教及神学不再是一种被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1]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方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可以说是“去上帝化”。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有效性不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因此，尽管中国和西方都正在经历着传统道德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可能两者在经历这一进程后会获得相同的或相近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但两者现代化的起点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一、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在文化系统中，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是构成道德的两个重要的维度。社会公德主要适用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个人私德则主要适用于个体的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指个人修养、作风、习惯等，旨在规范和维系个体本身安身立命、终极追求的方式。
在我国，公德、私德的区划始于梁启超。他在1902年《论公德》一文中对公德和私德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人缺少“公德”，而“私德”充斥生活。他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2]和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
不讲“公德”。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3]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
说：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4]
的确，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相对缺失的那些公德规范，在私人生活中往往能够得以贯彻。例如，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自己家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财物等，但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却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觉得道德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发生意义。然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指出，中国人只讲公德，不讲私德，中国人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干着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丧尽天良的勾当。这种说法也似乎极有道理。
那么，中国人缺少的究竟是“公德”还是“私德”？
笔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德”，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德”，因此，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那样把道德放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的“三不朽”论断，把立德至于首位。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也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唯此为大”。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阐述，也是“公德”和“私德”
兼顾的，并没有厚此薄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儒家为中国人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其起点为“修身”，其终点为“平天下”，也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私德”和“公德”的强调。
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只是“品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何谓“道德”？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以后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古汉语中“德”通“得”，东汉刘熙载：
“德，得也”。（《释名》卷四）许慎《说文解字》云：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所以“道德”可以解释为合乎规律得取得、获得。何谓“品德”？“品德”之“品”字就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为品评之意。
所以“品德”可以解释为合乎品评地得到。文天祥诗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死”也只是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一个好的评价而已，这与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全然不同的，但丁的“我行我素”在中国就等于是“一意孤行”，会很“不得人心”。
只讲“品德”而不讲“道德”的中国人，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会“贻人口实”、“留为话柄”、“招人非议”，那么，不讲“道德”又有何妨！比如说，在中国，随地吐痰可以说是一个陋习。但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不会随地吐痰，不过不能依此而认为中国人是讲“私德”的，因为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中国人在朋友家里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招来朋友的心怀不满；中国人在领导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丧失自身仕途进阶的机会；中国人在恋人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失去自己在恋人心中美好的形象；中国人在有公共卫生管理者在场的时候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管理者大权在握，如果他顺手开出一张“天价”罚款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前提是：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不会招来与自身利益有关系的人的“非议”。即使周围有一大群的人，但是如果都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话，中国人喉头一痒，对不起，他就要吐痰了。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
二、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在对“道德”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采取的不是“神学”的视角。但我们知道，中国也曾有过“神学”时代。比如说，中国古代用以指代国家的“社稷”二字，本是指土神和谷神，它们都是人们祭祀的主要对象，表明了远古时期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在商代，更有“以神道设教，则天下安矣”的说法。
中国诸神中也有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帝”。在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帝”主宰着自然界的一切，主宰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贞翌癸卯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等[5]。众所周知，中国的“神学”时代是夏商二代，到周朝时期就基本上完成了从“神学”到“人本”
的转变。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在进行道德设计时，避开了“神学”时代的夏商二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则“言必称尧舜”
（《孟子·滕文公上》），宣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
（《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尚古的儒家恰恰摒除了介于“尧舜”和“周”之间的夏商二代。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西方基于上帝的视角建构道德体系不同，儒家是基于“人本”的视角，直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其道德体系。位于“仁义礼智信”之首的“仁”既是儒家的主要美德，又是儒家对人下的定义。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何谓“仁”？《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从人二。”因此，“仁”表示的是“二人”的对应关系。[6]由此可见，儒家是从“二人”关系来定义人的。儒家设计的“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儒家的道德主张就是在这五对“二人”
关系中展开，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应该看到，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儒家对道德的强调，中国人大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而不改其乐。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出现过无数明君忠臣、慈父孝子、仁兄贤弟。
然而，儒家的“仁”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然”式理想，很容易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道德概念，因为道德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命令”才会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儒家所设计的道德，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这种道德的致命缺陷在于：当“二人”关系中的“一人”不在场时，那么，“另一人”也就没有必要坚守道德观念。以儒家所主张的“君惠臣忠”为例，当“君”
不在场时，“臣”就可以不“忠”；当“臣”不在场时，“君”也就可以不“惠”。比如说，皇帝是不道德的，但宋徽宗走专门挖成的地下暗道与李师师幽会时并没有不道德感，因为没有大臣们看见，也就不会引起大臣们的朝议。今天的中国，诸如交警不在时就闯红灯等种种不道德现象，都可以说是这种“仁”式道德的缺陷所致的遗风。
由此观之，传统中国的道德不是与个体本身之“自我”有关，而是与别人有关，并且是与别人之“口”有关。这正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深层原因。中国人喜欢说别人闲话，也怕被别人说闲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之“品德”意识深入人心的明证。不难想象，在以“品德”为“道德”的传统中国，可能也不缺乏为个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尚人士，但更多的却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道德伪君子。比如说，中国两汉时期以察举取士，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德行重于知识，而德行只能通过举荐来了解，因此，这种察举制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制度。事实上，这种察举制度实行初期，对抑制世卿世椂，提倡优良德行，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举荐制度发展到后来，许多士人矫饰言行，故作清高，虚伪得不近人情，成为东汉后期的社会风气，“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扑子》外篇卷一五）。这种察举之弊正是以“品德”为“道德”所致。
“品德”的危害是在道德生活中形成“道德暮夜”。
在传统的西方社会，“上帝”是个人灵魂的认同对象，是个人道德形成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传统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神德”，个人之所以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欢心和喜爱。因为上帝无时不在、无地不在，所以对上帝怀有敬畏之心的西方人无论是在暮夜也好，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也好，都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但在中国，因为其传统道德中缺失一个统率个人灵魂的上帝，所以个人行为就不必对上帝负责，相应地，中国人的道德表现也就与西方人的道德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尽管也有恪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的杨震式的人物，但那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信从“暮夜无知者”的王密式的人。是的，只要在“暮夜”，除了你我之外不会还有别的人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那么，只要你我愿意，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密我把白花花的金子送给你，你收下就是了，我不会有什么顾忌，你也不要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就是如此，他讲道德，是怕人看见而被人说“闲话”；他不讲道德，是因为没人看见因此不会有人说“闲话”，或者是即使有人看见，但看见的人说的“闲话”对他的利益不会产生任何损害，或者是看见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与他同流合污的人。
三、从“品德”到“道德”：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在传统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由于他们生活范围的局限，在道德操守上只需做到儒家从五对“二人”关系出发而设计的“五伦”就够了，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是，这种道德规范没有普适性，正如所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7]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进入工业化社会，中国人的生活范围大大扩大，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已在现实经济社会中遭遇种种困境，而且，传统道德如果不现代化，还会对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形成种种障碍。因此，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道德的现代化成为必需，从“品德”到“道德”因此有了可能。
工业化社会有三个特色： （1）生产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集体生产； （2）社会组织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群体生活； （3）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因此可以四方流转。[8]这些特色使得工业社会的道德已经难以靠“二人”关系中的人伦、亲情、血缘等来维系，它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公正和普适性的正义。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传统道德都是“他制他律型”道德，西方传统道德能发挥有效作用是源于上帝对个人的制约，中国传统道德则是源于“二人”
关系中彼方对此方或此方对彼方的制约。很显然，两者都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在西方，从天才人物尼采大声宣布“上帝死了”的那时刻起，上帝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上帝不再是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以上帝视角建构的传统道德因此不得不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但是，西方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历程是“去上帝化”，是从天堂走向人间，是世俗化，而中国传统道德本来就是人本的，是人间的，是世俗的。因此，西方对传统道德现代化作出的探索以及取得的经验都不能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有效借鉴。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的建成，必须使得个体既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只有如此，道德对个体而言才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才会成为个体自觉的和自然的行为操守，道德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才是本质意义上的道德。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是既能促进现代经济生活的良好运行，能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又能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并推动个体全面发展。唯有如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才能说是真正的建成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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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
篇4
一
什么是传统美德？今天我们应当继承哪些美德？这是我们在讨论此问题时首先应当明确的。中国几千年的道德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东西，就道德内容讲，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善为本的人伦思想。与人为善是传统道德中很重要的内容，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做人之本。其中强调，在与人交往时要温和、友爱、忠厚、善良。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在外要“爱人”，如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墨子提出“兼相爱”，要“爱人犹己”，都强调了要善待他人，对人有仁爱之心。另外，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强调要讲谦让，替他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教人们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不要只顾自己、不想他人。在这种道德伦理思想支配下，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良好的社会风尚，如尊老爱幼、助人为乐、讲谦让、懂礼貌等等。这种谦和、善良的人伦思想，正是我们今天待人处世、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应提倡的。
第二，自谦自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为人之道。对己严、对人宽一直作为传统美德流传至今，它强调做人要谦虚、谨慎，不能骄傲自满。事情没有做好，首先要“反求诸己”，从自己这里找原因。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都强调了在为人处世上要严于解剖自己，对待他人要宽容，不苛求于人。传统道德观还强调，当自己强于人时要“毋以己长而形人之短”，当自己不如人时，不要嫉妒人，“毋以己拙而忌人之能”。这些都是很好的品质。今天，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提倡要敢于表现自己参与竞争，这种自谦自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思想还需要不需要呢？我认为，不但需要，而且还有它特殊的意义。我们讲竞争不是资本主义的相互倾轧，在竞争中更需要学会正确对待自己和他人，心胸宽阔，能与人合作。
第三，自尊自爱，讲情操、重气节的人格品质。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多少仁人智士都把追求高尚情操作为理想人格的重要方面。比如，强调为人要正直，面对邪恶要刚直不阿，敢于主持正义，宁愿直死，不可曲生。做人要有骨气，“在上不骄、在下不谄”、要洁身自好，“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另外强调做人要知荣辱，懂得自尊自爱“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这种自尊自爱、追求高尚情操的精神品质，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加强对学生进行高尚道德情操的教育，从小培养他们懂得自尊自爱是很重要的。
第四，以公为先的人生价值观。与西方人本主义道德观相比，中国传统道德观更注重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个人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上，强调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以“为国为民献身为荣”，在生死观上强调要能做到“舍生取义”生要生得正大、死要死得壮烈。“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都表达了以公为先的人生价值观。特别是在祖国危难关头，民族英雄们所表现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国家之务为己任”的民族责任感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之情。尽管在封建社会中，这种以公为先的思想通常与忠君相联系，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与我们今天提倡的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不能相提并论，但其中的忘我精神、牺牲精神、高度的民族责任感，还是我们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应该发扬光大。
此外，在传统道德中，还有一些。如：教人们要珍惜时间，勤奋好学，自强自勉，以及劳动人民在长期艰苦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中形成的吃苦耐劳、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豁达乐观的性格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
如何将这些传统美德吸收到思想品德课中，使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放异彩？我认为首先要处理好继承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精神的关系。
我们经常强调在思想品德课中要继承传统美德，也要体现时代精神。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谈继承，应立足于当今时代，从当今时代的要求出发对传统道德进行筛选、创新、改造，使之成为新时代道德文明的一部分；谈到时代精神也离不开对传统道德的继承，因为任何一种新的道德观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仅依赖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基础，也是对原有道德的扬弃，新的道德观念是在对旧道德的更新改造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因此，小学思想品德课应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从时代进步的角度对传统美德的再认识。
道德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每一道德观都以一定时代为基础，即使是带有人类道德共性的传统美德，人们对它的认识层次也因时代的不同存在差异。
如，艰苦朴素、艰苦奋斗，这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艰苦生活和劳动中形成的美德。这些美德在任何时代都是应当提倡的，但今天讲与过去讲，哪怕是20年前都是不一样的。过去讲艰苦朴素、艰苦奋斗更注重于物质上的节约，生活上的俭朴和在贫困艰苦条件下的吃苦耐劳精神。这是劳动人民对劳动成果和艰苦的劳动环境所持的一种朴素的情感和态度。今天，生活条件改善了，特别是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向小康水平迈进，我们还抱着原来的观点教育学生显然不行，那么，我们还要不要讲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呢？当然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不仅是人对劳动成果、物质条件的态度，同时也是人的一种生活态度、生活追求，在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的今天，是以奢侈、浪费，以能吃能花为美，还是以节俭为荣；是贪图安逸、追求享受，还是艰苦奋斗，反映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今天，我们进行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教育，应从现实社会出发，着眼于培养学生以简朴为荣，肯于吃苦，勇于奋斗的良好品质和道德风貌，而不能停留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认识水平上。
再如，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有着像中华民族这样浓厚的爱国情感。然而，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和长期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爱国情感又具有狭隘性和封闭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比如在认识祖国方面曾经表现出的夜郎自大的倾向，单纯强调祖国的繁荣富强，缺少忧患意识的培养；另外，过分强调爱国不离本土，简单地把是否留在国内作为衡量爱国与否的标准等等，从而造成教育上的片面性。今天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要在世界大背景下让学生认识祖国，既要看到祖国建设的兴旺发达，又要看到与先进国家的差距，着眼于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为祖国做贡献的责任感。
另外，如宽厚、谦让、谦虚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封建社会里，又与忍让、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孤高自傲等消极的人生态度相联系。
所以，在谈到继承传统美德时，应从时代进步的角度，对传统美德进行再认识，使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更好地体现时代的要求，反映新时代的风貌。
（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道德文化遗产，从时代的要求出发，对道德文化遗产进行更新改造，为现实服务。
传统的道德文化遗产是古人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它们流传千百年，至今仍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借鉴价值。对这些传统道德文化遗产，应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进行更新、改造，赋与新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合理的利用。
有些优秀的传统篇，如优秀的传统故事、格言警句，可以直接纳入小学思想品德课教材。目前，我们教材中已吸收了一些，如“狼来了”、“凿壁借光”、“十八缸水”等故事，以及古代的格言、谚语，但随意性较大。我认为，对优秀的传统篇应有一总体考虑，对其中代表中国道德的精华、具有流传价值又符合小学生理解能力的，应有意识、有重点地吸收到教材中，使这些传世佳作一代一代传下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品德课教材风格。
有些传统道德，如孝敬父母，在封建社会中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是封建家庭伦理观的核心，体现着封建的宗法依附关系。特别是“父为子纲”、“父母在不远游”之类的说教，是我们今天应屏弃的，但其中赡养父母、尊敬父母等观念还是要提倡的。对类似这样的传统道德，我们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照搬古人的说教，而是在更新、改造的基础上，赋予新的内涵，使其成为反映时代要求的新道德。
另外，古代蒙学中采用的一些方法，我们也可以考虑借鉴。如《增广贤文》，将各时代和当时社会广为流传的格言、谚语，用依韵归类的方法编排成文，读来琅琅上口，便于咏诵和记忆；再如《三字经》，将道德要求和道德故事用三字排列方法，编成顺口溜。学生在读诵中记住了这些故事和要求，数年后，一想起“三字经”，就能回忆出故事的内容及所讲的道理。儿童期是一个人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在这时给他们一些至理名言，让他们记忆、背诵，将会使他们终生受益。当然，我们不能照搬古时的方法，它们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路，我们还应根据当今时代的特点编出具有时代风格的新篇。
（三）在克服传统道德观中消极因素的基础上，不断确立反映时代精神的新道德，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
当我们谈到继承时，也应看到传统道德中存在着的不可低估的消极因素。它不仅根深蒂固地积淀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而且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
篇5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047—04
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肯定人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戴震《原善》）由人的价值而提倡人的相互尊重，推崇人伦秩序和人道精神。黑格尔评述说：“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孑L子的哲学，并加以夸羡时，则我们必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这里面有很多优良的东西。”内中赞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向度。肯定个体道德修养、实践的主体性、向善性和推衍性，倡扬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特征的道德自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特征。
一、儒家内圣外王的德性自我
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儒家思想将内心修养与国家、社会的平治有机结合，提倡内外贯通的“三纲八目”精神架构，即内圣与外王的统一。牟宗三认为“内圣外王”一语虽出于《庄子·天下篇》，而以之表达儒家的心愿和理想最为恰当。“内圣外王原是儒家思想的全体大用和全幅规模，《大学》中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即同时包含了内圣外王。”熊十力研习认定《六经》为“内圣外王之学”，指出“内圣则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宗，以成己成物为用；外王则以天下为公为宗，以人代天工之用。”内圣外王是儒者安身立命和应付世事的根本法规和普遍模式，表达成就道德自我的思想理路。
1.反求诸己的内圣
儒家传统思想重视德性价值，对于德性起源，最初曾从作为自然象征的“天命”寻求本体根据，最终依据还在于个体心性，扬善抑恶取决于自我选择。“内圣者，内而在于个人自己，则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谓也。”“此‘内圣之学’，亦曰‘成德之教’，成德之最高目标是圣、是仁者，是大人，而其真实意义则在于个人有限生命之中取得一无限而圆满之意义。”内圣是通过自我修养达到人格至善、圣贤境界，成为具有最高道德修养的人。“圣人，道德之宗正。”（王廷相《慎言·作圣篇》）孔子创立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把他所认为的重要人类美德和有价值的道德规范，都包括在“仁”之内，成“全德之称”。对于“仁”的恪守和扬展，归根于自身的追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赞同并教导学生“吾日而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表达重视个体德性修养、建构道德自我的理想追求。孟子坚称人伦道德是区分的根本标志，宣扬去利怀义的价值观，肯定内在道德价值重于权位和财富：“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孟子·告子上》）在明确肯定德性社会价值和内性本善基础上，认为道德修养的重要任务在于存心养性、反躬自反求放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内在的德性（内圣）构成着理想人格（君子）的根本特征，理想人格（大丈夫）的崇高性，在于具有坚定的操守，不为外在的力量所、所移、所屈。程朱理学将仁义道德提升为天理以确证其社会价值，并且论证人性与天理道德的关联，肯定善性人心的天性根源，道德涵养主要是依靠主体自身努力的自治过程。“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者，虽昏愚之至，皆可渐磨而进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伊川易传》卷四《革传》）“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纯乎天理，意味着纯乎心性内圣；将自我心性的完善放在首要地位，将经天纬地的外在抱负，回归内在的心性涵养。“向内便是入圣贤之域，向外便是趋愚不肖之徒。”（《朱子语类》卷一一九）陆九渊认为万物皆备于我，通过存心、养心、求放心以“保吾心之良”，强调“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象山先生全集·年谱》）。王阳明以良知天德作为立身本基：“君子之事，进德修业而已……故德业之外无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骋于功名事业之场，则亦希高慕外。”（《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祭朱守中文》）牟宗三肯定先秦儒学“内圣”精神并对宋明儒学概括指出：“周廉溪、张横渠、程明道、陆象山、王阳明、刘蕺山这些思想家正是照内圣说。”
2.推己及人的外王
以道德胸怀、道德人格力所能及、不遗余力地推己及人，主动地建功立业，是道德自我的现实衡量标准与价值实现途径。牟宗三说：“以往两千年来，从儒家的传统看外王，外王是内圣的直接延长。”“以前从修身齐家一直可以推展到治国平天下。”外王是用“内圣”之学、自己的知识、才能、人格造福于民众，使个体心性修养的人格境界化为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事功，达到与社会的融洽和谐以及小康、大同的社会局面。孔子将立“仁”的重要途径规定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注重于践履仁爱精神以影响他人和造福民众，为政者要正身明道、修身进德、率身以正，达致修身立德与社会关怀的统一。“全部社会及政治生活，自孔子视之，实为表现仁行之场地。仁者先培养其主观之仁心，复按其能力所逮由近及远以推广其客观之仁行。始于在家之孝弟，终于博施济众，天下归仁。”孟子以仁义之心崇尚兼善天下为己任，提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表达“仁者爱人”的广泛伦理关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把道德仁义作为政治的根本原则和重要途径：“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有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荀子认为，完美的人格总自觉地承担并完成广义的社会历史使命：“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如实，则可谓圣人。”（《荀子·儒效》）唐代韩愈认为：“自古圣人贤士皆有求于闻用也，悯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善天下也。”“君子居臣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主张圣贤君子以天下兴盛为己任，笃行仁义和济世救民。理学将内圣人格由社会层面进一步提升为天地境界，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抱负。王阳明认为：“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传习录》）儒家以刚健有为的实践精神，主动广泛地关怀、影响他人与社会，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与建功立业活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共识和政治化信念表现出价值承担意识，成为政治生活的内在要素。
二、道家和佛教的德性自我价值
中国道家和佛教思想注重对世俗生活物欲的超越，追求心性自由，具有真切的关怀意识和道德境界，体现着道德自我价值建构的恢弘精神意旨。
1.道家自然德性价值和自由精神追求：少私寡欲、见素抱扑
道家以道法自然的德性论为基础，主张淡泊宁静、自然无为。主张绝仁弃义，消弥对形式上的“下德”的偏执而挺身于因循自然天道和客观德性的“上德”境界。劝导世人执著于净化和涵养灵魂，提升德性境界。老子倡导人生在世应该尊道贵德，依循本性而自然生活，顺乎自然之道，不失性命之情，不爱慕虚荣，不崇尚奢华，抛弃名利之争，超脱世俗的束缚和桎梏。以“道冲而不盈”的道体理论，反对“自见”、“自是”、“自伐”、“自矜”（《老子》24章）。超越亲疏利害贵贱局限，以豁达开阔的胸襟和无所偏执的心境对待一切人、物、事。主张无欲、无为、无争，以博大的天地胸怀修道、积德。“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8章）。达到与民同举、万物同体，使自然、社会生生不息。“重积德，则无不克，则莫之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视为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59章）陈鼓应先生称老子“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观点，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伟大崇高的道德学说之一。“一方面他关注世乱，极欲提供解决人类安然相处之道（如‘无为’、‘不争’、‘谦退’等观念的提出，乃在于呼吁人收敛一己的占有和冲动，以消解社会争端的根源），另方面，他要人凝练内在生命的深度（如‘虚静’等观念的提出，乃在于期望人们发展主体的精神空间）。”庄子注重以自然主义之“德”对“道”的贯通，“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在循道崇德基础上，追求静虚自然。“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庄子·天道》）“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庄子·天运》）肯定个体存在、人格独立以及精神解放和自由。“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世，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庄子·山木》）只有独善其身，消除张扬形迹，不以炫耀自居，不自求声名的纯朴平常之人，才能免予祸患、成全自身。后世道教学者力倡先人后己、恕己及人、舍己为人，劝人慈心于物、扶危济困、积善立德。“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得；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为百家之举长，仁义之祖宗也。”（葛洪《抱朴子内篇·明本》）道家思想以自然大道、天性之德对世俗物欲、功名利禄的超脱以及对人性本真的驻守、留恋和和回反，扩展了道德思维的空间和个体道德胸怀，提升了中国人道德境界追求的精神气质与人格自由内涵，是成就道德自我的宝贵价值诉求。
2.佛教因果轮回与佛性修行的德性价值
佛教以德性范畴为佛性价值，以善恶因果说表达对善性的信诚，注重于个体的顿悟觉解，佛性是中国伦理精神和道德人格的内在构因以及道德自我的体现：
（1）劝善止恶的人生观。佛性是人的本性、本分以及众生得道成佛的原因、根据和可能性，觉、慈、仁、善为佛性四大要素。觉为智慧，慈是胸怀天下、悲悯众生的道德情怀，仁心要求超越小我、自度度人、普度众生，佛性即是善性、佛理。“善性者，理妙为善，返本为性也。”“从理故成佛果，理为佛因也。”“涅架惑灭，得本称性。”（《大般涅桨经解集》）善恶观是佛性核心，“以顺益此世他世之有漏无漏行为为善，反之为恶”（《成唯识论》卷五）。以“戒、定、慧”绝灭“贪、嗔、痴”三毒，达到“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以抑恶扬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佛陀释迦牟尼经常告诫并在临终之际对弟子所作的重要嘱咐，本意是劝人止恶行善。“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续高僧传》）“可以说，佛教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学说是佛教教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以善恶观为原则，实行严格的戒律，包括“五戒”和“十善业道”，教人处处止恶修善。
（2）善恶因果和轮回报应。佛教将因果论与业报说相结合，宣扬善因乐果、恶因苦果的因果报应、业报轮回之说与弃恶修善之教，构成佛教世间伦理的思想基础。佛僧智颚以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处于因果链接之中，一切众生生命运动有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六道”流转。慧远强调人的行为、意识直接主宰他以后的命运，人生的一切祸福际遇、轮回趋向都是由个人在世的身、口、意“业力”的染净甚至前世的言行意识所决定，“三业殊体，自同有善恶定报”。“业有三报：一日善报，二日生报，三日后报。”（慧远《弘明集》）芸芸众生，按照各自的业力在六道中不断流转，自业自报，自作自受，无可避免。主体自身的业力善恶行为对个体现世和来世负责：“不思议业力，虽远必迁，过曝成熟时，求避终难脱。”（《有部毗奈耶》）“自作自受”的业报轮回说重在行为的责任，强调个人将承受自己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人类自身将对自己行为负责。业报轮回的因果律被视做是自然之势、必然之数，成为人们必然的伦理律令和规则，并逐渐成为佛门信众和广大社会公众的自觉德性信念，不断强化人们的善恶观念和迁善远恶的习行。
（3）佛性修行与成就人生。佛教主张“欲得净土当净其心”（《维摩诘经》卷一），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是以破除悭贪、邪恶、嗔恙、懈怠、散乱、愚痴“六弊”所必须的自我修养功夫。人心性本净，具有“真如”本心，信佛修道，就是通过宗教修行，逐渐去染成净，使众生具有的佛性与佛的真如本性结合，实现由凡人圣、得道成佛。禅宗慧能把修行归为修心，目的在于自观本心、回复本心、自悟修行、无念无著，以自性内见功德、见性成佛、顿悟成佛，只要着力向内求法、净心、自悟即可顿悟成佛，反观寂照，洞见自心本具佛性，发现本性具足德佛智，扫除妄念迷障。“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狂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依归。”（《坛经·忏悔品第六》）人生诸苦最终根源在于个人“无明”，对诸法实相、佛教真理的愚昧无知。明白诸法实相，抛弃我、法两执，就能脱离痛苦，解除苦难，进入常、乐、我、净的涅槊境界。人类一切活动，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成佛立业的“妙道”。佛教中国化进程中融合儒道，关注社会伦理和当下人性、人心，教人持戒奉法、禅定自律、修身治心，做到自利利他、自觉觉人、自度度人相统一，以慈爱怜悯之心济助众生，与儒家仁义之道、仁爱之心共通相擎。“在个人与他人、整体的关系中，佛性强调的是克己自律、宽容宽厚，改变甚至克服自己的欲望而维护人伦秩序，这与儒家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当代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道德自我
当代新儒家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为己任，肯定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心性道德价值和道德的理想主义特征。梁漱溟等人肯定道德理性和人文理性“亦是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寄”。杜维明认为，传统人道主义最关心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自我努力而成为圣人。成圣理想的实现，依赖于对真实人性的本体论理解。圣贤人格是转化、升华了英雄豪杰的狂狷之气，又含蕴个体内在生命冲动而显示出来的纯净而又精深的人性光辉，充分肯定儒家思想对自我面临环境的揭示以及成就道德自我的内在性和必然性，凸显人在实践活动中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价值。
1.唐君毅：道德自我与文化意识宇宙的张扬
当代新儒家唐君毅指出：“西洋文化中心在宗教与科学，而论其文化为科学宗教精神所贯注支配。中国文化之中心在道德与艺术，而论其文化为道德与精神所关注支配。”“中国文化本身之需要，只是要充量发展其仁教。因此一切科学之价值都只是为了我们要发展此仁教。”唐君毅把道德理性看成是文化意识的主宰，道德自我是其道德学说的中心观念。相对于现实自我，道德自我又叫超越自我、精神自我、道德理性或形上自我，是不为时空所限制的自我。道德自我的自性自体是道德理性，其超越于时空限制，比现实自我更为恒常和真实。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是创造文化活动或文化意识的心灵精神和自我。“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现实的。道德之实践，内在于个人人格。文化之表现，则在超越个人之客观社会。”人类一切文化活动，都有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的支持，都统属于并是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的分殊表现。道德理性以它的超越性、主宰性以及由此引出的普遍性和必要性而具形上性，并因此被贞定为文化理想或文化活动的精神本原。一切文化活动皆由人之自我发出而又辐辏于人之自我之内，人之自我的最后是道德的或人格的肯定。道德自我属于心主体本身，是“本身为内在的，属于吾人之心之‘能’的，而不属于吾人之心之‘所’的”。先天纯善的人性或道德自我，在人类道德活动中表现为仁义礼智信诸德。现实中的不善或恶源自于陷溺、昏蔽于物欲，只要克服当下的不善之念，通过自反自觉，可以回归纯善的道德自我。“余以中国文化精神之神髓，唯在充量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为此仁心，以视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以道德理性为文化价值辐射中心，以道德自我之建立和价值展现，彰显文化意识宇宙道德理性之光，构成着传统文化中个体人生思维和精神架构的根本特征。
2.牟宗三：道德理性主义的自信
传统（儒家）伦理分为心性伦理、制度伦理与日用伦理三个层面，心性伦理以探讨“性与天道”问题为核心，面对的是精神生命的终极托福即“安身立命”问题，表现出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价值取向。牟宗三高度概括和颂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的心性道德：“中国人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就是心和性，因此可以称为心性之学。……人类还有其他方面的文化与学问，比科学民主对人类更为切身的，那就是正视生命的学问，即是上面说过的心性之学。”儒学的核心是内圣或心性之学，一旦确认内圣的主导地位，则外在的活动皆有所本，追逐物欲的机械人生将转换为主体的自我实现，并由此泯灭内在邪恶。“内心之明是性诲。在步步彰显中，即是‘自觉地求实现’之过程，同时亦是‘从根本上彻底消化罪恶’之过程。此之谓内圣工夫。”牟宗三提出要肯定儒家“内圣成德之教，接续民族文化生命之本源大流”，“若是真想要求事功，要求外王，唯有根据内圣之学往前进，才有可能”（新版序）。中国文化为从仁义内在心性的“综合的尽理精神”下的文化系统，尽心、尽性、尽伦、尽制，统之以尽理把握生命，侧重于道德理性在德性人格中之神智妙用“理性之运用表现”并超越知性。区别于西方外向、以物为对象，使用概念抽象地思考对象，侧重于知识理性在主客对立关系中层层展开的“理性之架构表现”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文化系统。“概社会底层，在五伦的维系下，以综合的尽气精神来鼓荡，而文化生命，理性世界，则以道德价值观念所领导的‘综合的尽理精神’为主脉。”中国文化生命之上透，其境界虽高，而自人间之实现“道德理性”却不足。“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缺少知性方面的逻辑、数学、科学与客观实践方面的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中间架构性”层面成就，使道德理性不能够向外活动、向外表现、向外打通（或称之为向下落实、向下撑开），外王理想不能积极地客观地实现出来，只能够内缩于个人的道德理想领域而显“窒息之虞”。今天要弥补传统文化的缺陷和不足，把道德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以“道德理性（良知）的自我坎陷”，自觉地从“无执”转为“有执”，从德性主体转出指向对象的知性主体，从与物无对的“直觉状态”和“运用表现”转为主客对列的“知性形态”和“架构表现”，使体现“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和“理性之架构表现”的科学、民主有所依附。道德的理想主义即儒家式的人文主义，须由道德理性、良知、德性主体经过“坎陷”、“曲折”，在道德理性之客观实践一面转出政治并肯定民主一面，由政统之继续而建立民主政体。由学统之开出，于精神主体性转出知性主体以肯定科学、发展科学技术，并为逻辑、数学、科学的发展提供内在根据，此即“儒家的当前使命——开新外王”，其目的在于张扬道德理想基础上在实践层域发展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由之既肯定了中国道德理想主义特征，又析解出其现代化的必然出路。
篇6
20世纪是人类对社会道德现状产生了普遍优虑的一个世纪，在西方，这一道德伦理优思是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道德热情受到空前打击之后的自然跌落，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烈火、长达40年的东西方冷战、由环境、能源、人口问题以及高科技所带来的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如物质主义的泛滥，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在价值追求过程中人的工具化、异化等，则更加深了这一道德优思。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不仅承受着人类这些共同的道德问题，同时，还面临着我们民族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冲击下自身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更新问题，面对着转型时期社会道德文化的剧烈变迁问题，社会伦理的失范、道德的蹂埔、道德控制机制的弱化等现象使现代中国人在失落了传统的意义支撑的同时，走向了深刻的精神困惑与选择的迷茫。在新的世纪，尽管表面看来人们对道德问题似乎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淡然与漠视，但显然关于道德伦理问题的忧思远未停止，而随着我们对民族文化自身内蕴与命运的关注加深，可以看到，要走出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困境，我们在开放胸襟、了解西方、建设现代道德文明的基础上，还必须直面传统道德伦理，在反思与批判的同时寻求超越的可能之途。
文化的世界里文化悖论无所不在，中国传统道德亦然。因此，尽管传统道德曾经为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整套有机的意义系统，可它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其自身所难以克服的缺陷，由此，在现代社会剧烈转型之际，它为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预设了诸多的理论与现实的规约。
1.传统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绝对化倾向暗含了现代社会价值评价失范的可能。回眸传统，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目标设定中，向来有一明一暗两条线，即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追求与普通百姓在现实生活中实际遵奉的价值准则各异其趣。具体而言，它是指传统社会的价值导向具一元化、绝对化与精英化的特征，它与普通民众实际价值选择的多元化、相对化与世俗化之间始终有着难以协调的矛盾。
其实，千年来，尤其是在宋明、两汉以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何为幸福、何为人生终极的价值追求始终有着不同的理解，如道家崇尚自然、墨家崇尚功利、佛教直指涅磐寂静……它们与儒家对道义价值的祟尚相领顽而存在，构成了传统道德体系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在政教合一的文化体制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和宗法专制型的社会结构下，儒家所倡导的“重义轻利”，即重公义轻私利，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主导的价值目标追求。不可否认，义利之辨、公私之别对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形成及传统中国人人生观、心态的整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中国人大多都能相信“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也能固守一份淡然，“闹里有钱，静处安身”。
然而，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证明:对道义追求的倡扬无法替代也不应膺越人们对世俗快乐与物质利益的执着向往，因为个体利益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驱动力，只要它是合理的就是正当的，没有每个个体人格的完善发展，也就很难有社会道德的理性成长;而高尚则更是人类不断趋于完善的境界追求，它并非人人可及也没有理由要求人人必及。当传统价值目标的一元价值导向走向绝对化与精英化，当传统道德将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中“最低的正当合理的道德要求”与“最高的趋于完善的道德要求”等量齐观，以后者取代前者时，普通民众面对价值选择时，也就有了双重的价值标准。与此同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更使人们陷人了深重的困惑与无奈:“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不信且看杯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
这样，在现代社会，当未经自觉选择的西方文化的利益观念、个体观念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来时，由于旧有的价值导向已渐趋丧失其权威性，同时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制度安排又客观上使得遵从道德的行为成本过高，违反道德的行为付出的代价太小，于是，双重的价值评价标准不可避免地预示了现代社会价值评价的失范，加大了人们不遵从道德的可能性，带来了伦理秩序的失序。
2.传统社会“泛道德主义”的文化弥漫内涵了现代社会“道德虚无主义”泛滥的可能性。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德治的国家，拥有一整套道德教育与道德治化的体系，强调以德待人、以德服人、以德治人并“以德配天”，传统儒家赋予了道德以本体的绝对的意义，因此，传统文化具强烈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不可否认，这种道德治化的文化氛围对传统中国人温柔敦厚、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其负面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大抵说来，它包括以下三点:
其一，“泛道德主义”的文化特点蕴涵了关系本位滥筋的可能性。在拥有宗法制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因为血缘亲情的天然合理性，道德理所当然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根不可或缺的纽带，然而，随着中国古代伦理一政治型文化结构的固化与僵化，道德渐趋演而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根单一的绝对的纽带。于是，在现代社会，当利益主体和价值评价标准均已走向多元之际，随着传统道德规范约束的松动，以血缘、地缘等人情纽带为基准，关系本位的滥筋及其在权力场中的泛化，都必然地带来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产物一人情风、关系风。在现代社会法制体系尚不规范的情况下，它则为以权谋私、行业不正之风、职业道德的淡化等非道德主义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可能的契机。
其二，传统道家“回归自然”的理论思维路径也为“非道德主义”现象的泛滥提供了可能。如前所述，传统道德所倡扬的“善”的境界并非人生唯一的理想境界，也绝非人人可及的境界，人本应具有广泛的自由选择的价值空间。因此，一旦对“善”、对高尚的追求未能经由个体理性的升华，道德也就极易形成人生之网，禁锢人们个性的自然发展，约束人们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并由此造成虚伪的品性。有鉴于此，传统道家提倡否弃道德。“回归自然”，显然，在传统的文化体系里，道家的否弃道德其实质是对真诚道德的向往，其结果则是对儒家道德文化的一个有力补充。但毕竟，道家的否弃道德为“非道德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的致思路径，而在真实的世俗文化领域里，痞子哲学的奉从者也从来不乏其人。这样，作为一个后发型的现代国家，当西方近代、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各种思潮良芬不齐地呈现在国人面前，而我们尚不知如何自觉选择时，西方的“道德虚无主义”思潮也极易找到其市场，与中国传统的市侩哲学相混合，作为对长久以来“泛道德主义”文化弥漫的一种反拨，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放任自流、各行其是、躲避崇高。
其三，传统中国人对纲常伦理的强烈心理饭依是现代中国社会道德控制机制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道德控制机制，一是要有强有力的社会舆论监督，二是要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即“他律”与“自律”。在中国古代，“他律”和“自律”表现为“他化”和“自化”，它强调以既定的纲常伦理教化社会民众，并最终使纲常伦理内化于人心。
道德治化是中国古人的一个重要经验，在儒家那里，无论道德的绝对崇高与神圣是系于天理还是人心，它所赖以维系存在的理论基础都在于某种神秘的超理性的力量，因此，纲常伦理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不过，在世俗社会生活中，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纲常伦理也常常成为了普通民众的人生罗网，而抚慰百姓心灵的则极易转化为对道德伦理的宗教式的心理饭依，于是，一旦既有的道德体系解体了，纲常伦理也就必然地丧失了其神圣性，而倘若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完成，无法以一种更深人人心的方式实现“他化”和理性的觉醒，同时又不具备完善的法制控制体系的话，那么，从栓桔中走出的人们也就极易随心所欲地进行价值选择。
因此，“他化”必须转化为“自化”，社会道德舆论的实效如何必须依违于每个个体的道德践履与道德良知，但事实上，儒家倡扬的“自化”过程讲求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虽是一个严格的内在心灵超越之途，可它的完成也在于人们对既定的道德信念的虔诚执着。这样，当纲常伦理丧失其权威性的同时，良知的淡化也成了某种必然。
3.传统道德的功利主义特征导致了道德主体独立人格的缺失与德育的无力。中国古人崇尚道德，尤其坚信道德对于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非功利价值取向，然而，在政教合一的文化结构下，正是对这种道德境界的极至推崇，使道德演而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统治者希望藉此教化人心，国泰民安，于是，传统教育也成为了道德治化的重要工具，而传统教育的核心即道德教育，古人之学即道德之学，因此，传统道德具有了强烈的工具特征，“学而优则仕”成为了传统德育最直接的功利目标。
非功利的价值目标藉由功利的价值追求过程来完成，这种文化的悖论给传统道德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为了仕途的通达，传统士人要么决绝、麻木地丧失了自由思想的能力而成为现有道德伦理制度的盲从者，要么就阳奉阴违，这种道德主体独立人格的缺失无疑助长了德育过程中形式主义的蔓延，更严重的是，它造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道德真诚感的丧失。
不可否认，道德有功利价值的存在，但道德的功利价值取向是需要法律制约的，它是与相应完善的价值体系、多元的价值选择相匹配而存在的，而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所缺失的。而且，无论是规范伦理的外在约束还是义务伦理的内在自觉，道德最终都应是人类精神的升华，不能真诚地面对自我、他人和社会，也就难以有个体道德的完善，德育也难以真正取得实效。因此，在现代中国社会，当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 日益凸现之时，当作为现代道德主导形态的规范伦理学?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质疑，人们对基于人类道德生活的内在目的意义和品格基础的德性伦理学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之际，无疑，传统中国人对道德真诚感的迷失将使得现代中国社会在寻求消解道德现代性困境的路途上更加举步维艰。
综上所述，传统道德的固有缺陷对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困境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要走出困境，就必须对传统道德进行批判、整合，并建立一个新的道德价值体系。然而，一个新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建立，若舍弃了传统，也只会成为无源之水、空中楼阁，所以，现代中国道德困境的走出还需要我们在传统道德中去寻求那些可供借鉴，经创造性地转换，依然有其生命力的可传之“统”与已传之“统”。就这一角度而言，本文认为，中国传统道德至少有三方面经验可供借鉴。
其一，借助对传统道德“范畴”的更新转化完成对道德内容与形式的更新、整合，这是传统道德体系运行过程中可供借鉴的积极因素之一。应当说，在千年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过程中，范畴的转化并未给传统道德体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相反，它们还曾经为传统道德体系的严密乃至僵化提供了理论佐证。但另一方面，不同年代、不同思想家对“范畴”的不断探讨，如传统的“义利之辨”、“公私之辨”、“礼欲之辨”等等范畴的演绎，通过新的诊释，它们也毕竟给传统道德带来了新的文化因子的萌芽，只是在传统的社会文化体制下，它们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而在现代社会，在新的政治、文化体制下，对传统范畴进行现代性的更新转化，无疑已具有了理论与现实的可能。例如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它无疑为现代中国人在底线道德与趋于崇高的高尚境界之间做出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划分，同时，传统“耻“概念的现代更新也为唤醒民众的道德良知感提供了一个可能之途。
范畴是一个思想体系给人们的最直接的思想信息，对范畴的理解程度直接体现了人们对整个思想体系的接受程度，并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其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可操作性。因此，如何将西方的价值、道德诸范畴融人我们民族的道德体系中，如何正确看待传统的道德范畴，这是我们现时代必须面对的一个文化教育课题。而怎样让个体、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理性、人格独立等现代社会的价值理论基石在传统道德体系中真正确立，并最终为普通民众所理解、接受，继而在此正当合理的社会道德基础之上，弘扬我们民族道德传统中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范畴的积极因素，通过范畴的更新与转换，完成新的道德体系的建立，这则是现代中国社会首先需要解决的伦理课题之一。
其二，传统道德体系中道德教化的有益经验是我们现代社会可以重新学习、评价与借鉴的另一积极因素。在走出“泛道德主义”文化弥漫的前提下，传统道德教化经验的可贵之处应在于其运作的系统性与“化”的冲击力和感染力。一方面，它强调社会、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协调运作，尤为强调将德育效果由家庭辐射至学校、社会，它希望通过化民成俗、环境濡染与身教示范，将其道德理想与道德规范内化至普通民众的道德心态与道德信念之中;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传统德育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强调因材施教以及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施行不同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等等。
显然，这种道德教化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有效性。因为道德不同于法律，它是一种社会规范，但更是一种自我完善的途径，是一种让人生趋于高尚与美好的精神追求，也是一种义务，一种为他人、为公共秩序、为社会伦理境界所作的牺牲，所以，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有赖于每个个体理性的自觉与审美的陶冶，也有赖于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与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多元复合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建立。惟其如此，道德教育才能达到“他化”与“自化”的统一，使个人与社会的道德境界在道德感化的氛围下得到提高与升华，并从而使社会风俗与风尚进一步得到净化与改变。
总之，经过了必要的批判与扬弃之后的传统道德教化经验应是一个潜移默化但内蕴却极为丰富的道德教育系统工程。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增强民众公民意识的同时，还家庭作为基本伦理实体和道德教育的历史价值始点的人文地位，通过在家庭中学习与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基本情感和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再以此为基点将人类心灵深处本质的美好情感推衍至社会，经由社会、家庭与个人的良性互动最终完成社会治化的文化理想，这符合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也具备相当的现实文化基础，其对超越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应具有某种积极的借鉴作用。
篇7
此行，我带了1个团来，是到嘉兴去开同学会的。我曾在嘉兴青年中学读过书，那是在5105年前，现在我们这些老同学都已经是7、810岁的人了，大家都想回自己的母校去看看。从而可以看出，学校对人的影响有多大，什么都不看，就只想看看自己读过书的地方。虽然，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医院了，但是大家还是想回到老地方，看看那些房子，可见1个学校对人的深远影响。从台湾我带了3108个人，在这里我还找到了1210个同学，听说我们要来，都从4川、福建、广东赶来，大家聚合在嘉兴，找了个旅馆，见了个面，吃了顿饭，到自己母校门前照了张相，徘徊徘徊，然后各自解散。这次，以这个理由，我带着这个团到这边来，顺便到了宁波。丁老先生说，难得到宁波，去宁波大学正好可以做个服务工作，并说宁波大学这儿正在做1个系列专题讲座“做人、做事、做学问”，专题讲演内容与我所讲的思想内容很符合，正好可以去做个服务。我说，我讲得不好，他说，没关系的，讲错了也不“挨打”，因此我来了。最近，丁教授经常介绍我到大陆来，他甚至陪我到过这样如此偏远的地方。我的年龄也大了，今年7102岁，学校也有人接班，闲着没事就常跑出来“玩”，全国各地我差不多都快跑完了。主要做些什么事呢，就是利用自己剩余的价值为国家多做点事，想着怎么样把仇恨消除消除，把误解开通开通，把文化交流交流。两岸相隔510多年，太没道理了，早点回归，早点见面，早点团结，早点建立大中华、大中国，这才是我们的愿望。至于我们具体应该怎么都不用去管它，只要大家爱国就行了，谁来爱都1样，为什么非要你来爱，只要大家都爱就行了。
所以，在没有开始巡回讲演之前，我已经找事来做了。我在台湾组织了1个大学教授篮球队，全部是大学教授，没有助教，也没有副教授，全部是博士级的教授，组织了大约1百510个人，不打篮球也不能参加这个队，队的名字叫“4君子”篮球队。“4君子”篮球队基本上都是7、810岁的老头，我们每年到大陆的各个大学去访问，请出他们的教授篮球队和我们比赛，保证尽量不准有体育系的参加，不考虑输赢的结果。海峡两岸没有输赢，我们还要考虑输赢吗？你打赢了我有什么光荣，我战败了你有什么利害，我们就是要在1起玩玩，最为重要。今年3、4月份，我带了几10个人，访问了长春吉林大学。吉林大学现有5万多人，主校合并了4所大学，非常宠大，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校。然后，我们又到了沈阳师范大学，结果它和吉林工大、农大也要比赛。这两所大学的校长看到我，就说，我讲演来了长春6趟，他们学校怎么1次都没来过，这次非去不可。我说，好。离开那里，我就赶到长春去补这个人情。明年我是以顾问身份带领球队，台湾的顾问是我，大陆的顾问是丁教授，明年丁教授会带领这支球队到处去打球。我们老了，还有老的玩法。
今天，丁教授和我讲了很多，也合了书记要求讲演的主题。他说，高震东先生当爸爸像爸爸，当老师像老师，当儿子像儿子。这句话很重要，我就从这儿开始吧。道德也好，1切也好，都是从做人开始的。当什么像什么，就是“位”的思想，最早《易经》里有记载。中国的学问，也是先从“位”字开始的，中国有本书《中庸》里也讲到“位”。“位”，就是要找到你自己的位置。我们每个人都有1个证——身份证，告诉你是什么身份。身份证的目的，就是时刻提醒你做人的道理。这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来源于中华文化的精神，让你永远守住自己的位置。不要忘了自己是谁的儿子，要对父亲负责任；不要忘了自己是谁的先生，要对太太负责任；不要忘了自己是谁的长官，要对部下负责任；不要忘了自己是谁的部下，要对长官负责任。处处告诉你责任，责任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的身份，你没有这个身份，又怎么会有责任呢？你1切的责任、权力、义务都来自于你自己是个什么？所以，必须先要找到自己是个什么，这是今天要谈的问题。
1切的道德教育都是从这里开始，1切的道德教育都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产生道德的基础。道德是油，密切合作而永不磨擦，密切合作而永不高热，不会发生冲突，永不矛盾。形象是绝对矛盾的，内容是绝对合作的，外表是矛盾的，内容是合作的，这就是道德。各位同学，懂得什么是道德，这实在是太重要了。中国《易经》里告诉你的儒家的道德观和老子的道德观，又是不1样的，千万不要把老子的《道德经》当作是道德教育，那完全是两码事。《道德经》的来源是由老子的8101章5千言，它1开始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民可民，非常民”是取得上经的道，下经第3108章是无道讲德，无德之德视为有德，因此取名为《道德经》。它和道德是两回事，更妙的是在于它是从天理讲到人理。看起来，老子完全脱离人理，实际上不是的，它从天理进入人理，让唯证者不要离开了天理，违反了就会失败。儒家刚好相反，儒家从人理进入天理，到最后，天人合1。在哲学上，已经为道德思想提供了1个研究的观念。1个是从天理进入人理，1个是从人理进入天理，两种不同的道德观。道德，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有距离又有合作，怎样让它不产生磨擦，太重要了。人的道德来自你和你的关系，我和我的关系，我们俩的关系搞得很好，这就是做人的道理。我们眼中有仁，心中有世，这就是爱国。关键就看你，心中有谁，心中装得越多越伟大，装得越少越平淡。道德范围的大小，就看你心中装的人的多少，心中有没有“仁”。“仁”字很奥妙，仁者就是仁爱的人，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只有1个人，它是有3个人的。你心中有他叫仁爱，你做什么事都想到另1个人，这就叫有道德了，有仁爱了。
我到新加坡、菲律宾去参观，1下飞机，1个导游小姐就上来给我们“上课”，他说，各位先生，新加坡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地方，是1个从来没有人贪污的地方，是1个不能随便吐痰的地方，是1个不能随便抽烟的地方。讲得我们都害怕了，那怎么办呢？她说，如果大家要吃水果，赶紧把皮扔给她，要不然，会边行边挨凑的。还举个例子，说美国的1个小孩跑到他们那里不守法，结果让他们拿着鞭子打，美国总统写信道歉，用美国的国旗保证，用美国的国格要求，仍旧照凑不误，绑在柱子上，用带刺的鞭子打，打了3遍，打完之后住院，住完院再打第2遍，再住院，住完后再照打，直到惩罚完全为止。并警告我们不要随便吐痰，乱干就会遭打，凡是要小心为上。我年轻的时候认为抽烟不好，连烟都没有抽1支.人生枯燥，不能白来1趟，我规定自己从610岁开始，抽到710岁。我创办的学校，有4个信条，不抽烟、不打架、不作弊、不留级，违反了“定斩不饶”，1违反就开除。我的这个学校，每年要开除2、3百人。道德教育就是从生活细节，点点滴滴开始的，任何1个行为都是从小地方看。检查学校再漂亮的图书馆不用看，只需检查厕所、厨房、储藏室，这些小的地方就可以了。只要这些小地方做好了，这个学校就够资格做教育，管理。外表的1切都没有意义，教育是从细节开始的。在新加坡，我问哪儿可以吸烟，导游小姐说，各位，头顶青天，脚踩地，就可以吸烟了。这根本做不到，后来，她说，老先生，告诉你吧，公共场所不能吸烟。我问，何为公共场所？她回答说，2人以上，即为公共场所。今天，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大家，2人以上为公共场所吗？法律的规定当然不是这样，而中国的仁字就是这样写的。2人以上即为仁，心中有仁最为重要。
今天办任何教育，就是要让孩子心中有仁，眼中有世。仁为道德、位置，要把自己的位置搞清楚，定好位。老子说，道蕴含在所创造的事、物、理中即为德，认识道德从守分开始。合理的身份，它不能争取，是自然而然地创造出来，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的。在座的各位同学有1个共同的身份——学生，学生2字从何而来？孔子曰“学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也”。为什么叫学生，而不叫学死呢？中国的教育法谈到，学生就是根据任何1个朝代订的教育宗旨而来的，根据朝代的政治需求所订的，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由此，定名为学生。学生有3个生。第1，学生活的基本常识。电脑已成为基本常识，要懂得电脑上网，跟上时代进步的脚步。第2，学生存的技能。1个人不仅要生活，而且还要能生存。生存靠服务，读书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不知道的别人服务的。要有1技之长，先他人而后己。人是从动物进展而来的，从动物性往上进展到人的生活，到了某1程度，讲的是道德、气质、人格、人性。要学的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最后，必须学死，。“人生自古谁无死”，人生最难的是死，死得其实，死得其所，是读书人所要学的。人与野兽不同，是因为人有自己选择和控制死的权利，有选择的机会和本领，而动物没有。当敌人对闻天祥说，只要你投降，你可以继续担任宰相，闻天祥说“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我只是被你暂时的控制和压迫而已，并不是投降。浩然之气，视死如归的伟大气魄，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所以，老师以学生的心作坟墓，伟人以老百姓的心作坟墓，那才是最好的归宿。“善歌声使人记其声，善教者使人记其智”，这就是读书人应有的态度。人活着不是为了基本需求，而是为了实现最高的理想与目的。荣誉高于生命，荣誉1切，1个人必须永远维护属于自己的荣誉，不能为了改善1时的生活而丧失了荣誉，这都是不值得的。
古人的东西很多，是学不完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古文化，首先得认识文字，其次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我们要咬牙切齿学英文，在忠信教育法别强调，学习英文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自身的能力。学英文是另有主张的，是迫不得已的。现在其它1些国家都在使用我们的语言，这是我们祖先所创造的威望，然而，现在我们不但不能继承，还得去学其他国家的语言，站在国人的立场上是很惭愧的。所以，我们要认清自己的目的，要读懂文字，还要配套和加强后代子孙延续中华的文化，否则，我们将“丢失”我们自己的文化。管子说过，国之亡必亡其所长。日本最厉害的是军事教育，最后就死在军事上，德国也是如此。我劝大家多读管子的书，道德教育就是向管子学的。管子的时代是订制度，以德治国，以法制国，1个国家必须立法，1切按制度来，官不能随便封，也不能随便建。古时候的封建，就是帝王向将相封赏，没有官位就随便建1个。要想加强道德制度，就必须立法，订制度，提出的1个口号就是以礼治国，“礼义廉耻，国之思维，思维不张，国乃灭亡”。1个国家要搞道德教育，必须记住这4个纲领。用白话文讲，礼即1个人做事规规矩矩的态度，1切重于道理，要说肯定的话，不能摇摇摆摆，温恭谦让，这是君子应有的态度。义即正正当当的行为，廉即明明白白的辩驳，耻即彻彻底底的觉悟，1个人要自我觉悟，懂得了才不会做的事。《中庸》也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这里的“义”不==“江湖”上的义气，我们所提倡的义是有利于人群，有利于法理，有利于天道，是该做的事。
道德是从文化中磨合而出的东西，不是规定出来的，是慢慢成长起来的。儒家强调自强不息，当代中国的学生都应该做到规规矩矩做人，实实在在做事。能不断实实在在做人，就是自强。1个人能够不断自强不息，谁又能羞辱你。当代的学生常犯这样的错误，他说，老师，你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其实，他错了，那不叫自尊心。靠他人的尊重，靠他人的谅解，靠他人的原谅，靠他人的不敢侵犯，我自己绝不做错事，绝不做让别人批评的事，为了尊重我自己，所以我永远都不做错事，那才叫自尊心。搞清楚两者的定义，也就没什么不可理解了。忠信教育法特别强调，学生有犯错的权利，认错不罚。忠信教育学校内，有1个商店属于福利性质，它也是培养学生人格和君子自强的场所，它不用任何强制手段或措施。
办教育是国家的1个过程，是到了某个程度非办不可的，是天道，是自然之理。现在我们的国家富了，台湾很多人不自爱，素质低下，极易引起大陆同胞的反感。认为10年之前回大陆的台湾同胞是神，现在回大陆的是普通人，10年之后回大陆就是鬼，这里就涉及到1个道德教育问题。1个国家几10年能和平相处，是很不容易的，海峡两岸是有骨肉之情的。因此，我们也应该借助这个机会好好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也是忠信教育法特别强调的第1件事就是爱国。爱国从爱家开始，爱家就要从孝敬父母开始。否则，道德就无从谈起。1切道德从近身开始，从小利、小礼、小廉、小耻开始，教导小孩子要从简单的日常基本礼貌开始。从实践来看，办校310多年来，学校没有犯罪记录，就是从小处抓开始的。道德从孝敬父母开始，孝敬父母从态度开始，承认父母的辛苦，认同父母的身份。所谓态度，是对他人所表示的1种行为。
篇8
关键词：家庭伦理道德 传承 家庭伦理道德标准
一、优秀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阐释
(一)父慈子孝在传统的家庭伦理中，亲子伦理是最基本的伦理关系，甚至被视为比夫妻、兄弟关系更为重要的家庭关系。“父子兄弟夫妇，人伦之大。一家之中，惟此三亲而已父子尤其本也。”(张履祥《训子语))传统家庭伦理强调的父慈子孝．既注重子女对长辈行“孝”。也强调长辈对子女的抚养、关心和爱护。“慈”德的内涵很丰富，主要包括养子、爱子、教子等方面。“孝”的内涵主要有孝养、孝敬、孝顺等。孔子说：“为人父。止于慈。(《札记·大学>)一父慈就是父对子物质上的供养、满足，精神上关爱，呵护，对子女承担起抚养教育的责任。父母对子女施以“慈道”，子女对父母则要尽以“孝道”。正因为“父慈”。所以“子孝”，子女要赡养父母。是理所应当的责任与义务。百善孝为先．父慈子孝是优秀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在儒家家庭伦理中。父慈子孝是对父子伦理的根本要求，它是家庭道德规范的最主要方面。只有在家庭道德中修以慈孝，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有序的和谐家庭。兄友弟悌。兄友弟悌是传统家庭伦理的又一重要内容，它体现了兄弟问的手足深情。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主要是指兄弟间的团结友爱。兄弟团结友爱是家庭和睦、家道昌盛的重要标志。颜之推说：“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絮，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随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颜氏家训·兄弟))兄弟姐妹乃手足同胞。是家庭重要的亲缘关系。悌就是处理兄弟关系的行为规范，它的具体内容是指兄友弟恭。“友”是兄对弟的道德规范。它要求兄长要爱护、关系弟；“恭”是弟对兄的道德规范。它要求弟对兄敬从、恭顺、谦恭而有礼。在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中．相对于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而言，兄弟关系具有更多的平等因素，其道德规范包含着更多的合理因素，应在现代家庭以及社会中加以发扬。
篇9
关键词：家庭伦理道德 传承 家庭伦理道德标准
一、优秀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阐释
(一)父慈子孝在传统的家庭伦理中，亲子伦理是最基本的伦理关系，甚至被视为比夫妻、兄弟关系更为重要的家庭关系。“父子兄弟夫妇，人伦之大。一家之中，惟此三亲而已父子尤其本也。”(张履祥《训子语))传统家庭伦理强调的父慈子孝．既注重子女对长辈行“孝”。也强调长辈对子女的抚养、关心和爱护。“慈”德的内涵很丰富，主要包括养子、爱子、教子等方面。“孝”的内涵主要有孝养、孝敬、孝顺等。孔子说：“为人父。止于慈。(《札记·大学>)一父慈就是父对子物质上的供养、满足，精神上关爱，呵护，对子女承担起抚养教育的责任。父母对子女施以“慈道”，子女对父母则要尽以“孝道”。正因为“父慈”。所以“子孝”，子女要赡养父母。是理所应当的责任与义务。百善孝为先．父慈子孝是优秀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在儒家家庭伦理中。父慈子孝是对父子伦理的根本要求，它是家庭道德规范的最主要方面。只有在家庭道德中修以慈孝，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有序的和谐家庭。兄友弟悌。兄友弟悌是传统家庭伦理的又一重要内容，它体现了兄弟问的手足深情。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主要是指兄弟间的团结友爱。兄弟团结友爱是家庭和睦、家道昌盛的重要标志。颜之推说：“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絮，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随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颜氏家训·兄弟))兄弟姐妹乃手足同胞。是家庭重要的亲缘关系。悌就是处理兄弟关系的行为规范，它的具体内容是指兄友弟恭。“友”是兄对弟的道德规范。它要求兄长要爱护、关系弟；“恭”是弟对兄的道德规范。它要求弟对兄敬从、恭顺、谦恭而有礼。在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中．相对于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而言，兄弟关系具有更多的平等因素，其道德规范包含着更多的合理因素，应在现代家庭以及社会中加以发扬。
(二)夫义妇顺。在我国古代社会里，人们对于夫妻之间的道德关系是十分注重的。《礼记·婚义》中说：“婚礼者，将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矣。故君重之。”婚姻是家庭的基础，没有夫妇之间的婚姻便没有后代的延续，夫妻关系是各种家庭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夫妻关系中，丈夫处于主导地位，妻子处于服从的地位，是～种主从关系，在现代社会对这样的制度我们应该加以批判。当然在传统的夫妻伦理中也有许多值得歌颂的伦理准则，比如夫妻之间互相尊重，相敬如宾，同干共苦等。这些合理的因素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孑L子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札记·礼运》)传统家庭伦理十分强调夫妻合义而顺，男女婚配要考虑双方的性情和修养是否般配，追求“夫妇和顺，相敬如宾”，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应注重夫妻双方的互敬互爱，以求家庭和谐。
二、当代青年的家庭道德观的特点及伦理分析
(一)当代青年家庭道德观的特点。婚姻和家庭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缔结了婚姻关系就意味着家庭的成立。然而作为婚姻主体对恋爱和婚姻的看法影响着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否。当代青年人的婚恋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择偶标准和恋爱方式多样化。在社会转型期前，青年择偶一般都把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经济条件社会关系作为主要标准。明显表现出以家庭利益为转移的倾向。然而现在的青年男女双方在择偶标准上更注重个人条件。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加强和婚姻自由理念的倡导。青年人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注重个人条件，个人素质，把双方的感情放在首位。二是性观念较为开放。性是婚姻的自然基础，满足性需求是人们结成婚姻建立家庭的一个内在动因。传统社会对性的看法是性行为的实施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忽视其在婚姻中的地位。三是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市场经济带来了平等、自由观念，反映在婚姻家庭中，夫妻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愿望，更加注重个性的和谐．强调爱情是婚姻的重要构成部分。青年人的家庭经济观主要表现在夫妻双方在各自财产的支配权上，夫妻之间有平等的财产分配权、继承权，注重在经济地位上的平等。同时，在家庭消费方面，青年人主张夫妻双方有平等的财产支配权。青年人的生育观已经摒弃了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大多数青年人认为生育一个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教育，把注意力集中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当然也有青年人为了自我的个人实现以及看到了婚姻家庭中的不和谐现象选择了不生育孩子。即“丁克家庭”。以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目的。总体上，当代青年人的家庭道德观有其进步的因素，摒弃了传统的一些旧思想。更加注重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爱情婚姻等合理的家庭道德观念。
(二)当代青年家庭道德观伦理分析。根据当代青年家庭道德观的特点，可以看出家庭道德观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等。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如由自由恋爱引起的婚外情，由性开放引起的婚前性行为等。这些弊端要求青年人要树立正确的家庭道德观。
首先在婚恋观上要端正恋爱态度，提倡文明交往，新时期的恋爱道德要求人们在恋爱中志同道合，共同发展。真正高尚的爱情和婚姻不仅是异性的吸引，更重要的是情操和志趣以及心里的一致与和谐。同时要求青年人要文明交往．要遵守社会公德，不要对他人的生活造成不良的影响，包括现代的恋爱不文明现象、婚外情、第三者等。
其次是在家庭经济关系上，由于受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一些青年人将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准则运用到家庭中来，如婚前财产公证还有“啃老”方式等。这是对我国传统家庭道德的一个挑战，在新时期我们要公正和合理的处理家庭中的经济问题，严格遵守“孝”的原则来处理在奉养老人的经济问题，以正确处理家庭经济关系。·在正确处理家庭经济关系的同时要大力弘扬“孝”的传统文化。最后在生育观方面。青年人要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运用科学的教育方式．尤其是关注下一代的道德培养，减少社会问题少年的出现。
篇10
一、传统道德教育的优势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讲究仁、义、礼、智、信。两千多年来,它既规约着人们的行为,也规范着社会的秩序。
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以儒家典籍为主,《三字经》就清楚地表述了古人学习典籍的主要内容和顺序:“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诗》《书》《易》,《礼》《春秋》。”“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儒家传统道德教育的优势在于:
第一,儒家道德教育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途径和手段构成。在这个体系中,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启蒙和基础,是培养一个孩子道德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是道德教育的延伸和扩展,“四书” “五经”的德育内涵在古代的教化功能中有统摄性的成效。社会教育是道德教育的进一步拓展。荀子说:“习俗移志,安久移质。”(《荀子•儒效》)说的是人的品质会因为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也就是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念会被人们加以理解并内化成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是社会的教化功能。只有在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下,生活在其中的人才会越来越具有高尚的仁德。宗教教育对道德教育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佛教,教导众生“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思想在本质上说是一致的,都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重视领导者身体力行的教化功能。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就是说,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爱是否不够;管理别人却不能够管理好,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管理才智是否有问题;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礼貌,那就要反问自己的礼貌是否到位――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可见,检讨、审查、反思自己是能否成功的奥秘。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又如《晋书•列传》所讲:“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说苑•说丛》亦说:“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实践证明,身体力行的感化方式远远胜过空洞的说教或灌输,只有通过身体力行,开启人们的善心、羞耻心,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上层人物如果能按照“正人先正己” “身教胜于言教”和“上行则下效”等先训作示范,那么整个国家的管理层就会自然而然地效仿起来,全社会范围内安定和谐的良好社会风气就会自然形成。
二、传统道德教育的现代价值
由上可以看出,传统道德教育中的确蕴含着许多现代价值:
第一,儒家文化的精髓是道德。孔子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就是说,人要先学会怎样做人,之后再考虑学习文史知识。他把道德看成是人之生存的根本,即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可见,无论是传统教育还是现代教育,都把德育置于首位,都强调立德、树德是为人之本。
第二,孔子实施道德教育的途径与方法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其具体实施步骤则是:孝、悌、忠、信,即先从自己最亲近的人开始培养仁爱之心,然后向纵、横两个维度逐步扩展。在对父母尽孝的基础上,拓展为对师长的敬爱,对国家的忠诚,对子女的慈爱,对兄弟姊妹的关爱(“悌”)和对朋友的诚实守信,并在此基础上把仁爱之心进一步奉献给整个社会,达到“泛爱众”。这就要求我们的现代教育必须首先从家庭做起,从小做起,然后再延伸到学校,最后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所以说,教育绝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而是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一股合力来共同完成。
第三,儒家思想肯定人的价值。在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充满了对人的肯定。如《三字经》就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进而导致背离“善”的现象。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积极乐观的方式来进行教育并接受教育,通过人们的努力,变化环境,解决现存的各种社会道德难题。
第四,孔子教育中的很多方式方法对我们今天的现代教育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如在教学方面,主张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等;在思想教育原则方面,主张立志乐道、自省自克、言传身教和改过迁善等;在教师修养方面,强调学而不厌、热爱学习、对学生无私无隐等。实际上,现代教育如果要与时俱进,就必须是在原有传统道德教育的根基上进行改造、补充和完善,而绝不是颠覆性地毁坏、抛弃和否定。
三、传统道德教育与现代教育的融合
人类文化的全部成果,如果没有道德的力量,就会毁于一旦。然而,正如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对话录》中所说:“我们的技术和伦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存在着如此大的差距。这不仅仅是屈辱,可以说是一种致命性的危险。所以必须更加努力地确立――若没有它,我们的生命便毫无价值,人生也无幸福的这种尊严性。”解决问题的办法,历史学家们的答案是重建人类道德。但这个“重建”,根据笔者的理解,绝不是推倒重来,而必须是在原来的基础上革故鼎新,也就是我们在继承、弘扬传统道德时,一定要弘扬它的优秀部分,而对它的消极的东西、不符合时展的东西,则应弃之去之。
将积极的传统道德教育思想融入现代道德教育,这也许是现代道德教育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第一,将儒家经典有选择并渐进性地在学校中传授。儒家经典很多,现阶段,在以现代教学课程为主导思想的教育环境下,可以选择经典中容易理解且实效较大的内容,如《弟子规》就是一部近似于白话文的表达,讲说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弟子规》讲:“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传授的具体办法可以是,把儒家经典与思想政治课放在一起,利用每周一上午时间讲授,全校学生统一上课时间,所有学校领导和老师都到场。另外,也可以充分运用现代教学设备――多媒体,每周一次播放类似于《安徽庐山汤池小镇》的实景记录篇,让同学们感受现代真实生活的和谐典范。学校专门成立社会和谐代表组,或者请传统教育思想研究专家作讲座,将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与现代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二,学校领导、教师按传统道德要求身体力行,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如,学校领导、教师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言语行为谨慎恭敬,讲信用;与人交往平等仁和,经常亲近有仁德的人并向他们学习;等等。学校领导和教师如果都做到了,学生自然就会向他们学习,很快在学校范围内就能实现现实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