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全球化，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尽管如英国全球经济问题专家阿兰·鲁格曼所言，目前“''''全球化’一词已经被滥用”注释①，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化的脚步已势不可挡。在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中国如何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决定了在新的世纪里中国能否产生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能否真正地振兴并立于世界之林。在此，我将以“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为题展开讨论，请老师批评指正。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学术界对何谓经济全球化，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全球化，甚至认为经济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世界经济的美国化；二是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等经济技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其中，第一种观点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我认为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第二种观点既全面又最接近实际情况，其表现就是当今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逐渐融入了全球化的经济浪潮。

我认为，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应该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出发，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说，经济全球化就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注释②

二、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原因及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近代市场经济的建立，而经济全球化进程显著加快以致被人们所感知并为之震撼，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尤其是上世纪的最后20年，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全球化的浪潮更是汹涌澎湃。注释③

（一）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原因

1、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扫清了体制上的障碍

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只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本国经济的运转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封闭经济由于缺少外部资源、信息与竞争，而呈现出经济发展的静止状态。计划经济体制则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不充分、不对称和激励不足等问题，而导致资源配置与使用的低效率。所以，不管是传统的封闭经济，还是起源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由此而造成的各国在经济体制上的趋同，消除了商品、生产要素、资本以及技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的体制障碍，促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2、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作了物质基础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有着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就是代表当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企业的远距离控制成本。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其经济的活跃程度，表现为企业的经济活动半径，是与其所有权控制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的。远距离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因特网的诞生，使这种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它的活动范围都可以达到全球各地。

3、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动因

商品与要素价格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差异，被人们称之为“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的客观存在，为企业在全球范畴内的“套利”活动提供了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在这种微观主体世界范围内的套利活动中，跨国公司逐渐扮演了主角。这是因为跨国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使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知识产权、技术诀窍、管理战略以及资金实力：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将产品销售到价格更高的市场上进行套利；另一方面，将巨额剩余资本转向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套利。而内部化优势，又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将生产和销售活动按照最有利的区位优势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将每一个分支机构及其所联系的企业在职能专门化的情况下，组成一个一体化的网络，通过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等活动而服务于母公司的发展战略。这样做的结果是，国际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实际上变成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当跨国公司利用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4、世界范围内商法体系的趋同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统一的法律制度环境。

众所周知，主导世界的两大法系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近年来，两大法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互相融合与趋同发展；另外，随着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经济组织的统一立法活动深入开展，这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统一的法制环境。

（二）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1、贸易自由化

国际贸易障碍逐步消除，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国际贸易量迅速增长。国际贸易手段、商品标准以及合同样式逐步统一和规范。WTO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使得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

2、生产全球化

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宰力量，其商品生产环节分布于不同国家，并因此使相关各国间的经济关联程度提高。

3、资本流动国际化

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对外资管制的放松以及由投资基金和养老保险基金高速成长导致的国际游资的形成，使得资本流动性进一步加大。

4、金融活动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各国相继放松金融管制，推进金融自由化，放松了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和退出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拆除了不同金融业务的隔离墙，加快了金融业的整合。自由宽松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加上计算机、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从而形成了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连动的统一国际金融大市场。

5、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

当今世界除个别国家外，都在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统一的经济体制基础。

6、各国商法体系的国际化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得益于两大法系的趋同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世界各国商法体系的国际化。

三、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分析

经济全球化是利是弊、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已为大家所公认，即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回避经济全球化只能带来更大程度上的落后。面对经济全球化，既要很好地把握它带来的机遇，又要趋利避害，规避它带来的风险。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利弊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因素

1、可以充分地利用外资

大量外资的进入，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以中国为例，中国外资依存度（外资投资存量与GDP的比重）1985年仅为1.55％，从1995年起保持在20％左右（1997年为24.4％）。另据资料表明，截止到2001年10月底，我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84894个，合同外资7319.1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858.77亿美元，极大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

2、资本的进入带来了实用技术、管理经验和企业创新精神

以实用技术的进入为例，自1994年以来，加拿大北方电信、美国IBM、英特尔、太阳微、宝洁、杜邦、诺基亚、爱立信、松下等知名公司都相继在中国成立研究中心、技术开发中心或实验室。

3、资本的进入有利于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通过购并当地企业实现的外资进入有助于传统产业结构改造和促进产业竞争，对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4、外资进入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根据“区位优势”理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内配置生产要素资源。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众多，存在劳动力超额供给和劳动力成本普遍偏低现象，外资进入得以安排大量的工资低廉的过剩劳动力从事有效就业，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具有国际分工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产业。

5、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完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化和金融深化

6、资本的进入有利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转型

资本进入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和惯例，大大缩短发展中国家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型的时间，能够加快现代经济制度的形成。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越开放，其经济转型的进度越快。

（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弊端

1、大量外资的进入容易造成债务负担，可能引发国际债务危机。如1995年墨西哥爆发了重大的国际债务危机。墨西哥经济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自1994年2月以来，美国连续6次提高利率，造成了数百亿美元从墨西哥等国抽走流向美国，极大地损害了墨西哥的金融和经济稳定。

2、外资进入对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冲击较大

由于跨国资本“无国籍”和无民族认同感，它不可能完全取代民族资本的功能。因此，外资的过度进入有可能挤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因而可能损害经济的长远发展。

3、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

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属于夕阳产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资源的同时，把夕阳产业带进了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4、跨国资本的进入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投机性和风险度，容易给短期投机资本冲击较虚弱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造成可乘之机

最明显的例子如上个世纪末发生在东南亚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因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5、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充满了动荡和起伏

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稳定与否，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还要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充满了变数。

6、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联合国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富国与穷国人均收入的比例，1960年是30：1，1990年增加到60：1，目前已扩大到74：1。全球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占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

7、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跨国公司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以多种形式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的经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家们因此担心，当前权力正从政治家手中转向大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往往不是规则的制定者，所以在国家经济的让与方面，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损害较大。

四、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20年对外开放的结果，中国经济已深入地融合于全球经济之中。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中国应以积极参与、合作的态度对待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以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应该着重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建立健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改革开放20年来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基础作用还须进一步加强。首先，要加快政府部门职能转变。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规则，真正实行政府与企业职责分开，政府只负责保证经济总量平衡和重大经济结构的布局与协调，以及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要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科学、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富有生机、活力的经营管理体制，提高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第三，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创造开放、公平、竞争、有序地多元市场环境。

（二）确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国际贸易体制

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与我国现行对外贸易体制相关的外汇、金融、投资等体制已经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是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突出的表现就是开放性不够。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经济全球化，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以WTO的多边贸易体制为框架，以国际贸易惯例为参考，尽快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开放型国际贸易体制。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宏观调控体系。其次，深化企业改革，建立国有民族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三，规范进出口管理，完善进出口商品经营管理体制，建立竞争性的投资和贸易体制。第四，强化商会职能，维持良好的国际经济合作和贸易秩序。

（三）研究和实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生产和生产力的分配也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更大的动态的调整，国际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的发展时期。我国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规划时，必须做出与国际经济规则相适应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其中要着重加大产业间的结构调整力度，努力提高工业和服务业比重。

（四）健全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根本转变、逐步实现法治的时期，因此健全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本国法律保障机制的任务还很艰巨。加紧修补和完善我国有关涉外经济法规，建立公平合理、有序竞争的法律体系，营造良好的投资和贸易的法制环境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工作。

（五）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以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接经济全球化

当前，我国尤其应该注重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区域合作，注重加强与APEC的经贸联系。要善于从战略的角度去分析，把进入区域化的APEC作为我国进入全球化的一个“试验场”和“练兵站”。

综上所述，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中国应该采取切合本国实际的开放步骤和措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唯一正确选择。

文章注释：

注释①：[英]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注释②：美国全球化理论权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用曾说过“中国与欧洲的丝绸之路是早期的全球化”。对此，本文认为，“丝绸之路”仅仅代表了简单的商品贸易，并没有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另外，当时尚未建立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运行的全球规则。因此，经济全球化只是近年以来才出现的现象。

注释③：在“全球化”起源及发展阶段的划分上，学界存在“一阶段论”、“二阶段论”和“三阶段论”三种不同意见。本文采“二阶段论”。相关研究见盖世金，张立：《“全球化”问题研究综述》，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参考资料：

1.《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作者：刘吉原载《文汇报》2001年2月20日

2.《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原载《求是》2001年第1期

3.《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影响和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诚

篇2

③甲国出口肉类比出口粮食优势大 ④乙国出口肉类比出口粮食优势大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 对比甲乙两国的劳动生产率可知，甲国在生产粮食与肉类上与乙国相比，生产粮食与乙国效率接近，占有优势，而生产肉类远远不及乙国，故甲国出口粮食比出口肉类优势大，①正确，③错误；乙国生产肉类是甲国的两倍，而生产粮食与甲国差不多，故乙国在生产肉类上占优势，④正确，②错误。该题选B项 。

点拨 经济全球化不等于经济一体化：（1）经济全球化，指商品、劳务、技术、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使各国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趋势。它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强调国际合作与协调，目前还处在不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2）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需要在一体化区域内消除阻碍贸易与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障碍，在区域范围内设立机构，形成共同的内在管理机制，制定共同的制度规范，为市场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和持续一体化的动力。

例2 下表是1980年、1996年世界不同类型国家进出口依存度表，据此判断正确的是（ ）

A. 国际贸易总体发展缓慢 B. 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

C. 区域集团化削弱 D. 各类国家发展水平差距缩小

解析 从表格中的数据信息可知，1980年到1996年，不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它们的进口依存度都在提高。这说明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体观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A、C、D项观点错误。故选B项。

点拨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影响

（1）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有利于我国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有利于引进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有利于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

（2）弊：部分产品进口增加，对国内产品形成较大压力；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国外对我国设置的贸易壁垒有增无减，贸易保护纠纷此起彼伏，增大了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同时少数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向我国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这些都给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 世界贸易组织]

例3 2014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3周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

①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②将进一步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地区）的经贸联系，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扩展新的空间

③将有助于我国推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④对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起决定作用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解析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将起到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故④错误，本题正确答案应为A项。

例4 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是非歧视原则，下面各项理解正确的是（ ）

A.世界上各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

B.非歧视原则强调各成员国实行无条件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C.非歧视原则已在实际中得到了很好的实施

D.非歧视原则适用于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

解析 非歧视原则只适用于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中，在实际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仍存在严重的歧视现象，故C、D两项错误。A项是不正确的理解，B项正确反映了该原则的内容。选B项。

点拨 我国怎样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 （1）要有规则意识和利用世贸组织规则的本领。（2）要有经济安全的防范意识。（3）要有应对别国反倾销和反别国倾销的策略。（4）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5）创立与世界接轨的技术和质量标准，突破“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6）要重视信息化发展，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

例5 2012年10月，某跨国公司关闭其苏州工厂，将生产线向越南、柬埔寨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导致该厂与我国300多家代加工企业的合同被解除。这给我们的启示是（ ）

A.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B.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跨国公司投资的方向

C.企业应从代加工向自主创新、自创品牌转变

D.对外开放战略应由“引进来”转向“走出去”

解析 抓住材料中的关键信息点：“劳动力成本更低”“加工企业”，说明单纯靠加工这种初级阶段的粗放式发展，企业难以为继，只有创新才有出路，所以选C项。A项中经济全球化有利有弊，说“构成极大威胁”不合实际，材料也没有体现，材料没有体现是发达国家，D项不合题意；对外开放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材料也没体现，D项错误。

篇3

第一，国际商事仲裁所解决的争议范围非常广泛。在国际民商事领域，仲裁最初适用于海事争议，以后逐渐扩及到货物买卖及其运输、保险、支付中所发生的各项争议。本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在国际上兴起了各种引进外国资本的形式，仲裁又扩及到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等领域。与此同时，国际性的服务贸易、商事、租赁、咨询、工程许可、融资、银行、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的转让等民商事活动日益频繁，由此而发生的争议也逐渐采用仲裁的方法加以解决。

第二，世界各国关于仲裁的国内立法日趋统一。各国的经济贸易体制尽管千差万别，但在仲裁制度方面是趋于一致的。特别是在1985年6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市场经济各国的仲裁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国家按照示范法的规定代替了原有的仲裁立法，有的国家甚至以示范法为蓝本只对其稍加修改而直接移植使用。从1985年到现在十几年间，世界上有二十多个国家修改或制定了仲裁法，掀起了仲裁立法的。

第三，有关仲裁内容的国际公约逐渐增多。一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能否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直接关系到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是影响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现实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首先从统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入手，联合国在1958年6月制定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统一了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条件和执行程序。该公约组织截止到1998年9月己有145个缔约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该公约已经成为国际私法领域最成功、影响最大的国际公约之一，也为全球化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仲裁领域比较重要的公约还有1961年的《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1965年的《关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1975年的《美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

篇4

第一，国际商事仲裁所解决的争议范围非常广泛。在国际民商事领域，仲裁最初适用于海事争议，以后逐渐扩及到货物买卖及其运输、保险、支付中所发生的各项争议。本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在国际上兴起了各种引进外国资本的形式，仲裁又扩及到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等领域。与此同时，国际性的服务贸易、商事、租赁、咨询、工程许可、融资、银行、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的转让等民商事活动日益频繁，由此而发生的争议也逐渐采用仲裁的方法加以解决。

第二，世界各国关于仲裁的国内立法日趋统一。各国的经济贸易体制尽管千差万别，但在仲裁制度方面是趋于一致的。特别是在1985年6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市场经济各国的仲裁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国家按照示范法的规定代替了原有的仲裁立法，有的国家甚至以示范法为蓝本只对其稍加修改而直接移植使用。从1985年到现在十几年间，世界上有二十多个国家修改或制定了仲裁法，掀起了仲裁立法的。

第三，有关仲裁内容的国际公约逐渐增多。一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能否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直接关系到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是影响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现实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首先从统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入手，联合国在1958年6月制定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统一了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条件和执行程序。该公约组织截止到1998年9月己有145个缔约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该公约已经成为国际私法领域最成功、影响最大的国际公约之一，也为全球化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仲裁领域比较重要的公约还有1961年的《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1965年的《关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1975年的《美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

篇5

南北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可以说，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遇，无论其是否对全球经济开放国内市场，结果都将是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凡是作出了自由结构调整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条件恶化、社会不稳定性增加”；而“另一方面，凡是拒绝满足其全球化要求的国家，则被忽视而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从而最终被驱逐出国际圈”。

随着发展中国家被世界贸易体系和资本的快速流动逐步边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全球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性也在扩大。“最近9年来，世界174个国家中的前15名与后15名的收入差距从60倍扩大到了74倍，而这种差距在60年代仅为30倍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占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而最穷的1/5人口在这方面所占的份额仅为1%。”全球经济体系正在被日益划分为受益于全球化经济浪潮和在其中蒙受巨大损失的两类经济实体。

为什么经济全球化拉大了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与全球资本流动的本质有关，这也是有关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所在。根据货币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资本应该能够流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自由流动使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资本自由流动自动地把资本引向最有收益的地方。从理论上讲，自由的资本市场通过此种方式给所有国家都带来利益，因此据称，商品自由流通和资本自由流动提高了所有参与国的富裕程度。然而，“就像相对成本优势定律没能给各国带来什么好处一样，资本自由流动也未能帮助各国实现‘最佳’投资。最具收益的投资不是给所有人，而只是给投资者带来利益。”当发达国家企业希望在某个发展中国家获得较高收益时，它们的资金就流向那里。然而这种“更好的”投资是以当地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的削减为代价换来的。事实是，通过经济全球化富裕起来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资本所有者。而受冲击最大的却恰恰是那些缺乏技術的非熟练工人，他们几乎将被全球市场无情地排斥。

发达国家社会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大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二战结束后30年之内逐步形成的劳资妥协的社会契约。从1980年代开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开始将自己从社会关注中分离出来，这种变化标志着一种令人吃惊的倒退——重新退回到一种过度剥削的状态。“就象19世纪一样，失业和贫穷重新出现，并且成为社会的结构特征；社会不稳定和社会排斥天天都在增长；资本收入在上升，而劳动收入在下降”。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是“资本胜利的时代”，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随着以往进步的社会政策的失败和工会力量的衰落而进一步加剧，即使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亦是如此。

近一二十年来，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逐步加剧(参见表1)，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原因有：经济全球化刺激了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增殖增加了经理层和高技术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溢价，加大了与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美国国内的低技能工人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削弱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工人的议价能力。

经济全球化对于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收入分配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人们的生活主要依靠于他们的相对和绝对收入水平，同样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表1英国劳动力两端的收入分配(%，占整个劳动力市场收入的百分比)

年代

收入最低的1／5

收入最高的1／5

1975

5.6

40.7

1980

5.3

41.1

1985

4.8

43.1

199O

4.6

44.3

1995

4.3

46.1

资料来源：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1999)CountryProfile:UnitedStatesofAmerican,1999-2000,p.26.

为了说明经济全球化及其主导思想新自由主义对于收入分配的具体影响，可以采用一种二元的方法论：一方面利用经济理论来推论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回顾新自由主义进程开始加速以来收入分配所发生的实际变化。

在全球范围内和大多数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群体往往不均衡地占有更多的资本、土地和技术；而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群体往往不均衡地拥有较多的劳动力。“假如某种社会变化导致了对于资本、技术等报酬的提高，这将会增加这些资产在不同家庭之间的集中度，并有可能使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而假如某种变化导致了对于劳动力报酬的提高，或减少了财产的集中度，则将有可能使收入分配更趋于平等。”

经济和社会政策往往通过以下方式影响收入分配，如国家调控主义者的政府政策，通过影响汇率，实施进口限制，调控

利率、工资率、要素流动等，往往使要素的报酬无法像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环境中那样反映要素的禀赋。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或取消了这些限制，于是产生了一种更接近于自由市场自发状态的形势。

在工业发达国家，二战后广泛实施的以上这些限制，曾普遍地抑制了对于富裕阶层的报酬，从而提高了对于那些拥有的资源主要是劳动力的阶层的报酬；对于商品和劳务流动的限制也提高了对于非熟练工人的报酬，保护他们免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在发达国家中对于资本流动的限制也倾向于降低资本的利息率和利润率。但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些限制逐渐放松或被取消，其结果势必会破坏原有的收入分配状况，使之日益不平等。

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并完全扭转了二战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变得日益平等的趋势。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收入不平等开始逐渐增加，其中“最大的增加发生在美国，瑞典收入不平等逐渐下降的趋势又开始逆转，而在英国，维持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接近稳定状态的收入分散的状况正逐渐让位于一种收入分配急剧集中的状况。”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贫富分化的加剧可以通过许多标准来加以验证，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闻名指标。这一时期，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上升了。以英国为例，“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测量贫富差距，人们还经常用另一种叫做“五等份”或“十等份”的方法，即将人口分成五等份、十等份，看每10%或20%的人口层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非凡是比较最高收入的10%或20%人口和最低收入的10%或20%人口，看他们占有总收入比例的差距。从198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早期，四分之三的经合组织国家中，10%的最高收入者和10%的最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比率都在增加。“在瑞典，最高的20%的家庭收入与处于底部的20%的家庭收入之间的比率在1980年至1988年间从4.5上升到5.5；在美国，1989年人口中1/5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是1/5的最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的10倍，而这一比率在1967年为7倍；在英国，这一比率从1980年代初期的4倍上升到1991年的接近6倍。”

西方社会中这种劳资妥协的破坏，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与社会的分离，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导致一种沙漏社会模式的形成，在这样的社会里，大部分人都将掉入社会底层。”越来越多的人生活水平下降，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凝聚力瓦解。发展中国家社会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剧“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工程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只有新的经理和领导精英才从这种发展中受益。‘第三世界’的大规模贫困并不能被克服，充其量在大规模贫困中创造出几个富裕的小岛罢了。”

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普遍影响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影响都有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倾向。经济全球化刺激了资本流动性的加大，许多研究表明，外国资本的渗透往往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渗透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小批本土的高收入精英阶层，他们治理着这些投资并且扩张着非正式的经济部门，而由这些投资所产生的就业往往是相对低工资的工作岗位，由此扭曲了东道国的阶级结构。可以看到，当前国际市场的发展正日趋迎合经理阶层、职业白领和高技术工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资本的进入，这些群体的收入也大幅增长，并逐渐拉大与国内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别。第二，由这些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往往回流出东道国，而不是再投资于东道国，这抑制了发展中国家国内的资本积累和形成。第三，东道国为了迎合外国资本，往往营造出更受国外资本青睐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而限制了国内劳工获得较高工资的能力。

在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和其所引领的经济全球化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根据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类型而有所变化，一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种经济类型：制造业产品出口的生产国，许多亚洲国家属于这种类型；初级农产晶或矿产品的出口国，大多数非洲国家属于这种类型；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国家；许多拉美国家属于这一类型。在以上三种经济类型中，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于进口替代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大。在许多进口替代型的产业部门，新自由主义很可能会导致工资和就业岗位的减少，这对于城市就业机会和收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城市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将不可避免。所以，新自由主义对于拉美国家中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最大的，由此造成的贫富分化的加剧在这一地区也最为明显。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始于1980年代中期，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相继自由化，并于1990年初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一自由化改革期间，墨西哥社会的家庭总计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43上升到1992年的0.475，其中大部分增长发生在1989年后。而工薪收入者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419缓慢上升到1989年的0.443，然后急速跃升到1992年的0.519。”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在墨西哥，导致这种收入分配状况急剧变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由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所推动的大规模的国外资本的流入。这种解释也支持了以下这样一种观点：即从一个发达工业国家向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在这个例子中分别指美国和墨西哥)，同样降低了这两个国家中的大多数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

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减少对产业工人的保障，拉美各国政府都设法削弱工会的权力，劳方在与雇主谈判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拉美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也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大多数劳动者的命运注定是低工资或长期失业，由此导致拉美地区的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在80年代债务危机发生后，穷人和就业不足者占到了大多数拉美国家人口的30%-50%。”与此同时，拉美各国内部的贫富分化也在加剧，“70年代智利工人可以得到国民收入的50%，到1989年只能得

19%。阿根廷1975年贫富收入之比为1：8，1991年为1：16，1997年为1：25。”“全球化的富人和区域化的穷人”问题的出现与解决的思路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在那些能够从全球化经济中受益的人与不能从中受益的人之间，在那些能分散全球化带给其风险的人与那些不能分散其风险的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潜在的冲突根源。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居民分化为全球化的富人和区域化的穷人，“有些人以全球为家，而另一些人则被束缚在其居住地”，那些以全球为家的权力精英们“凭借着极其尖端的信息技术、空中旅行和多处居所而自由地做跨洲来往和沟通。”这一部分国际性流动群体很大程度上“已经割断了他们与当地社会的联系，变得无拘无束”，而“通过减少对国际性流动性群体的约束，全球化会使团结社会力量的凝聚力松懈，并加剧社会的分裂”。乔治·卡斯特尼德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墨西哥社会的分析很令人深思，他认为，“一条新的正在很快分裂的墨西哥社会的裂缝正在形成。这种分裂把与美国经济接近的墨西哥人与那些不与美国经济接近的人分开……将那些即使没有处在墨西哥社会的边缘，但处于全球性资本、商品和服务流动边缘的人，与那些被融入全球性流动的人相区分。”

经济全球化既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同时又使一个民族国家政府在使用调控手段缩小贫富分化、减小财富分配不平等时面临着新的挑战。传统上，一个国家往往通过再分配机制来缩小其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减小经济不平等以及相关的社会不平等。其中一种很重要的手段便是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为那些贫困人口或者近期没有得到工作机会的人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转移支付是有很大平均作用的因素，它主要流向低收入的家庭。”转移支付的费用主要来自国家的税收，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在“经济基地”的竞争中为了获得资本的青睐，往往采取减税政策。而另一方面，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它逃税的能力增强，“资本流动性的增加侵蚀了一部分重要税费”。国家对资本的征税越来越困难，以德国为例，“1986-1996年德国对资本收入实际征收的税从24%下降到了15%”。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国家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纷纷采取紧缩政策，这使得用于向贫困人群提供保障和无偿或廉价公共服务的公共开支在逐渐缩减-，社会福利的标准在不断降低，劳工所承担的社会保险计划的税收负担不断加重。“甚至在美国，全球化的压力也促使其减少社会保障方面的赋税和转移支付份额一这些措施本来旨在抵消全球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对此，丹尼·罗德瑞克经过分析研究得出：“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在社会计划中支出资源的能力；使得对资本征税更加困难；而劳工所负担的税收的份额在增大。”“全球化已使政府更难于提供社会保障——而这是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在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减小社会不平等方面的调控能力在弱化。

以往所倡导的劳资妥协、缩小贫富差距的历史局面是在国家的调控干预下实现的，但现在，这种妥协正随着全球化的经济摆脱这种调控国家的干预而受到破坏，而这正在严重削弱着社会凝聚力。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造就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不能为失败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体系，很轻易被绝望的行动所破坏。”对此，不同的学者开出了各自的药方，以缓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状况。

篇6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

（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第五，投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

(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

(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

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第二，原产地规则以货物贸易为主，未包括服务贸易等，因此，原产地统计在不能真实反映货物贸易的同时，也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大贸易关系。

(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的改革等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第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改革。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将会受到更大的削弱。2发展不平衡在加剧。

篇7

1、经济全球化的含义（Economic Globalization）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的过程。

2、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货币、人员、资金、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的流动，也就是世界经济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来源：文章屋网 ）

篇8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新的世界性经济运行机制的启动，跨国公司、全球金融机构、世界性经济组织等成为主要角色先后登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强。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国际联合、控制资源流向、影响经济生活、引导文化潮流、操纵信息媒体，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社会生活，也对传统的权力运作带来了挑战。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的经济超出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迫使人们去寻找替代方案——如把迄今民族国家所承担的社会福利职能转让给跨国机构。对于政府来说，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政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既有利于用规则贸易取代强权贸易，从而给予发展中国家自我保护的手段，也将为国际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由于在客观上要求分工的深化与市场规模的扩张，全球化也推动着生产从国内区域间分工向国际分工发展，推动着销售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扩张。在追逐规模效益与分工效益的过程中，跨国公司通过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协调其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格局，推动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向哪个地区，就会加速哪个地区的发展。同时，全球化也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各国都在力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加速自身发展。因此，全球化无疑拓宽了政府活动的空间和领域。

另一方面，全球化对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典型的后发型国家，中国要成功地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在全球化竞争中立稳阵脚，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得力的政府，求真务实、具有强烈责任感的政府，放眼全球、目标远大、应急有策、精干高效、运转灵活的政府。但现有政府管理体制仍旧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政策的可预见性和法规的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难植入。从依法治国的理念载入宪法到有法必依成为行政主体的自觉行动，中国的历程十分漫长。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甚至知法犯法的情况在实践中依然大量存在；凭经验办事、按首长的指示办事、看上级的脸色办事、搞“暗箱行政”等情况在一些地方还屡见不鲜。内部法规大于国家法律，造成垄断经济，即“权力经济”，其主要表现为：市场准入，壁垒限制；长官意志，一言九鼎；行业垄断，为所欲为；法规体系薄弱，程序性法规匮乏。这些表现都与全球化不相容。

第二，政府的实际运作方式还不够规范。在政企关系上，我国政府还未完全从企业活动中超脱出来，权力性干预和管制依然过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滞后，实质性的审批范围过大。在市场机制的培育上，我国政府的依法管理还很不完善，对经济的干预依然过宽，缺乏现代的公共服务观念。在管理队伍上，我们还亟待建立一支懂得并能驾驭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府人才队伍。在管理手段上，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将受到挑战：跨国公司可能通过多种途径绕过东道国政府的控制，可能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法律透明度的高低和劳动力用工制度，随时转移生产和投资。这决定了中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深化行政改革、建立全球化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政府从传统的行政命令方式转变为行政指导方式，从刚性行政转变为柔性行政。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变革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实践中也一直遵循政治行政一元论(政治与行政不分)和古典的官僚制度(韦伯的科层制理论)。结果，政府往往以政治的方式对待行政(如政策制定)，以行政的方法对待政治(如资源分配)，并由此导致了一些问题和一定程度上的制度性腐败。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所有的公共产品，这一理念是导致政府扩大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的重要价值原则；同时，政府是外在于市场的公共权力机制，这一观念造成了政府与市场的脱节，使得政府运作缺乏市场效率，市场运作缺乏公共支持。

相比之下，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是融合了公共理念与市场理念、以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有效性)为目标的管理改革模式。它极大地突出了市场理念和公众的重要地位。

在强化市场理念方面，新理论将政府纳入整个市场体系中加以通盘考虑，详细评估政府的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公共职能对市场供求的影响；认为应该将公共服务视为重要的市场领域，将政府管理看作是市场机制与公共机制的结合；讨论政府在注重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资金运用的市场效率，把政府服务的质量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崇尚和推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社区化和社会自愿服务，强调在不同的服务机构间引入竞争机制和市场检验。这样，政府就不再是单一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其管制和审批部分的权力将大规模释放甚至取消。而信息资源的公开程度和提高贸易政策、法规透明度的要求，使政府内部机构变革成为必然。

在政府与公众关系方面，新理论强调顾客取向、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并通过建立企业化政府来提高政府的能力与效率，使公众获得更多高质量的服务。在实践中，全球化使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投资来源的“非本国化”、经营活动的“非本土化”、交换的“电子信息化”以及国际民间组织力量的日益“自治化”，都使公众和公民社会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治式运作能力、承受各种风险的自主能力大大加强。这对政府管理提出的要求是：加强对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不再从管理主体的角度考虑如何管制被管理者，而是站在社会与公众的立场上考虑政府如何为公众服务、对部门内部的组织结构进行改革。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管理的变革要立足于国际化竞争，以建立现代公共管理的思维模式为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开放主体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谋取社会公共利益。这要求政府具备：(1)全球意识，即开放的公共管理理念；(2)服务和效率意识，即提供高效、公平的服务，更多地吸引外资；(3)风险意识和责任能力，正确地把握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主动权；(4)应变和整合能力，及时调整管理战略，有效地整合各种因素及利益多元化引起的冲突与矛盾，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参与全球竞争。(5)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即推进“电子政府”建设，实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行政。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管理变革的取向

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如何运用市场法则来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乃是目前面临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借鉴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府管理应当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一)从以权力为中心向以规则为中心的转变

以权力为中心的运作方式，随意性和无序性较大、公开度低，容易导致暗箱操作、违法行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是凌驾于一般公民权力之上的，行政权力支配一切。而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环境瞬息万变，社会需求多元化，政府难以继续试图向社会提供垄断。政府应该“转向一种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务提供(划桨)分开的体制”，“选择把自己局限于政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从而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要求政府必须严格依法行政，政府运作的基本规则应从以往运用行政权力进行强制性干预，转变为通过制度供给引导服务对象按照政府规范实施行为，即由权力行政转向规则行政。

(二)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将不再单纯地限制市场主体的活动，而应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参与和干预经济生活。它在理论上也不再仅仅采取单纯的管理性行政，更应当实施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的服务性行政。

在西方，各国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公众需求为中心”的转变。在中国，政府管理变革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宏观背景和时代的特殊性，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入世的特殊要求。它们预示着政府职能结构的中心将由行政管制的职能逐步转向公共服务的职能，意味着政府施政需要符合公众的意志和愿望、重新设定政府与公众的地位和关系，也表明了政府行为的公众取向和“顾客”中心。

(三)从全能行政向有限行政转变

全能主义政府实际上就是无限政府。并且，政府取代了社会自治，通过计划手段操纵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这不仅在理论上缺乏科学性，而且在实践上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从公共行政科学化的角度来说，政府职能应该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原有的“包揽一切”转换到“做市场不能做的事情”，弥补市场的不足。也只有从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单一的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综合并用，才有可能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篇9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8-0078-05

前言

最近5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快速发展，房价出现了大幅上涨。最近两年，国内证券市场出现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的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资产价格出现大幅度上升。在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出现了资产价格泡沫的迹象。而在这个现象之后，是全球成本推动通胀和人民币强烈升值预期的背景。本文通过分析资产价格泡沫背后的经济全球化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全球化的联系，力图理顺当下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的原因和逻辑。

一、全球资本流动加大金融风险

经济全球化不但带来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也带来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而资本在现代金融体制安排和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其流动性也大大增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国际贷款的增加便远远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在1979～1982和1990～1993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年份中，即使世界出口贸易由于经济衰退而出现了下降，国际资金流动的增长也未受到影响[1]。大量的资金不但在不同国家之间也在外汇、证券、信贷、衍生品等不同市场间快速流动。与此同时衍生品市场交易规模迅速扩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1991～2005年全球有组织的交易所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未清偿合约总额从35,212亿美元增加到238,805亿美元，增幅达578％。股指与货币衍生品合约交易规模在今年一季度增长25%达到429万亿美元。

国际资本流动从80年代开始出现飞速增长，最开始主要是因为石油美元的大量积累并流入国际金融市场，其次是同时期各国金融监管逐步放松，而金融创新不断出现以及金融市场发展迅速[1]。1997年12月13日国际贸易组织达成了《金融服务协议》，进一步要求成员国开放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最近几十年来发生的全球和区域金融危机都和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和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1994年的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等。

二、亚洲经济崛起和泡沫的联系

另外一个方面亚洲经济体最近30年来的经济出现高速增长，这些国家通过结合发达国家的科技和FDI资本，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而产品大量出口发达国家，国内的生活消费水平也大幅度提升。而这个过程中一个明显差异是这些发展中国家都有着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储蓄率。这个特性主要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还有就是东亚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东亚经济快速崛起的过程中，全球GDP比重向储蓄率高的国家倾斜，使得全球储蓄规模不断提高，使得全球的利率得以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也有利于压低全球的通货膨胀率。目前世界各地（除了南美和中东极少数国家）通胀率都保持在个位数，这几乎是金本位制度结束之后少有的黄金年代。而长期利率的持续走低使得股票市盈率不断提高，还使得大宗商品、不动产、收藏品以及几乎所有带有投资属性的物品价格出现飞涨。而同时普通消费品和工业品价格保持相对稳定。泡沫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悄然滋生和蔓延。这样的过程能否继续持续下去？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能否继续快速提升？而这些国家的储蓄积累过程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的完善也最终会转向消费释放的过程。而仔细考虑这样一个长期的国际宏观环境，我们发现中国即使由于一些制度变革反应出独特的特征和时滞，却仍然只是这一持续几十年的大经济循环中的一朵浪花，从来也难以脱离全球化经济浪潮从而拥有独特的经济周期。

三、美元政策是全球泡沫的根源

而从最近几年来看，国际资本的快速大规模流动则和美国政府在2000年网络股泡沫破灭之后为维持经济增长所采取的低利率政策以及布什上台后实行的弱势美元政策有密切的联系。其实质是美国政府为了缓解国内经济的压力，包括国外巨额债务和进出口赤字，采取弱势美元的政策。流动性的根源必然是货币发行量过多，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发行量的过多必然导致流动性从美国境内向全球范围内扩散。因为石油贸易到目前为止，主要的结算货币仍是美元，所以美元的持续贬值自然会引起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而同时期世界经济增长情况良好，亚洲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的石油需求不断增加，使得这种价格上升有了一定程度上的需求面支撑基础。而石油作为基础能源和石油化工链的原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对工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带动了其他能源和资源品的价格上涨。使得通胀的压力不断向下游传导。而国际金融资本也在商品期货价格的大幅上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由能源和资源品上涨带来持续的成本通胀的压力缓慢向下游渗透的过程逐步改变人们的通胀预期。而这种预期的改变和不断加强会带来更多的资金保值和增值的需求，使得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需求不断被释放。而同时期全球经济增长处于良好的上升周期。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持续超过美国，而美国经济在美联储2000年后一系列扩张政策之后也避免了大幅度衰退，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对于欧美国家而言，中国全面加入全球贸易体系之后涉及各个方面的中国廉价商品充斥美国和欧洲市场，极大的遏制了通胀的出现。同时加上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和不断释放的消费需求，这一切都显的无比美好。对于美国的消费者而言，经济增长稳定，就业率维持高位，而同时又有大量的来自中国的商品降低生活成本。自然对于未来的乐观预期不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被快速点燃。导致2000年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的出现。而实际上，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但加强了各国的金融市场联动性，还表现在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面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明显增大。《经济学人》列举的42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低于2.2%。经济强势周期保持一致。

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幅度增大。以香港股票市场的短期波动为例，明显受到美国市场和日本市场的影响很大，而反映本地实体经济基本面变化的能力越来越小。2007年国内证券市场2月27日的突然大幅下跌，紧接着全球金融市场也发生大幅的波动，应该和日元套利借贷资金大幅平仓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日本金融市场利率一直保持很低甚至是负利率水平，而日元汇率相对比较稳定，这导致了极低的借款成本。所以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中短期资金，特别是很多高风险高流动性的投机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日元借款。这些资金的成本和日本利率以及日美汇率变动紧密联系，美元的汇率变动实际上从多层次多路径影响国际流动性的发生、流动和变动趋势。

四、证据一：全球证券市场联动性明显

从欧洲各国股市最近几年的走势以及涨幅来看，表现出较明显的相关性和趋同性。其结果是通过全球化投资和资产配置来分散风险也变得更加困难。从下表1中可以看出，各国股票市场的整体周期一致性很强，欧美发达国家股市升幅表现也比较接近。亚洲新兴市场之间升幅也相对接近。从最高点位出现的时间来看，澳洲、香港、韩国市场之间联系紧密。全球范围内经济基本面之间联系的日趋紧密以及金融资本流动全球化和高速化，使得资产价格之间的联系密切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中国虽然目前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全球联动性不强，但是由于经济基本面已经全面和国外联系，并且金融开放已成趋势，同时香港作为金融联动传导中介作用也越来越强，金融市场未来受到国际影响也会越来越明显。

五、证据二：全球房地产市场的泡沫

另外一方面，泡沫的全球化过程中泡沫不仅仅简单的被约束于证券市场一个部门内，而会向各个部门渗透。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下，任何带有投资属性或者可以发展出投资属性的行业和部门都会受到流动性的冲击。

房地产需求主要分为现实消费需求和投资性需求。其中前者较为稳定，主要和人口结构、收入增长联系；后者主要和价格预期、利率环境和房地产政策联系紧密。对于一个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而言，投资性需求是一个必要而且有益的组成成分。出于投资性需求而购置的房产实际上在房地产供求过程中起到了剂和蓄水池的作用。在没有出于投资性需求而购置的房产的情况下，一旦供给和需求不能严格匹配（现实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二手房边际购买者面对的将是具有刚性需求的自住者，房地产边际成交价格都会出现剧烈的上下波动。另一方面，投资性购房者的存在也有利于租金市场水平保持相对低廉，也有利于租金市场保持充足的流动性。而在一个持续的价格上涨预期中，投资性需求逐步放大并且表现坚挺。但是当投资性需求在整个需求结构中比重超过合理范围，投资风险就开始累积。同时刚性的消费需求由于房价过高而被抑制。这个过程实际上损害了低收入阶层的利益而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由于投资性需求主要受到人们对于价格趋势的预期影响，而人的预期是非常容易波动和逆转的。所以当投资性需求成为需求的主要力量时，市场价格波动会变大，相应的投资风险也会增大。

从全球房地产市场来看，1997年到2007年间，除了日本和我国香港之外，全球绝大多数地区房价涨幅都达到了100%以上。其中英国房价指数上涨幅度超过190％，美国超过120％。全球房地产和房地产信托基金经历了一个连续7年牛市。过去5年发达国家楼市总值由30万亿美元升至超过70万亿美元，增幅相当于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2]。相比之下，上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股市泡沫产生的市值增幅只相当于其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55％，90年代后期全球股市泡沫增幅相当于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1997-2005年全球房价涨幅最大的是南非，达244%；第二位的是爱尔兰，达192%；第三位是英国，涨幅达154%；第四位是西班牙，涨幅145%。而从2006年开始，美国房地产开始出现价格下滑情况，2006年夏全美现房销售在38个州出现下跌，其中9月份更是创下了36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在欧洲，房价同样出现了下跌的情况。据法国全国房地产联合会公布的数字，法国平均房价2006年7月份下降0.3%，8月份下降了1.1%。而在西班牙，从2005年开始房价增长就已经放缓。今年以来的次级债务危机，更加影响了人们对欧美经济以及房地产市场的信心。房地产价格上涨趋势预期有可能被全面逆转。中国房地产市场从1998年住房改革以来，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和压抑以久的住房需求价格也出现了全面巨大的上涨。伴随着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开发行业和房产投资领域。以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为例，上榜的前100名富豪中有41位出身房地产行业或者参与房地产行业，可见该行业的热度以及利润集中程度。观察现实中国房地产市场情况，以上海为例，虽然房地产供给每年的存量相对于每年成交量很小，只能满足几个月的成交。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已售出房产的空置率比较高，通过供给需求缺口判断房地产真实供求情况时必须区别考虑消费需求和投资性需求。一旦价格趋势的预期被逆转，以往的投资性需求购买的房产可能一夜之间成为供给方，引起房地产价格较大的下行压力。

六、大宗商品市场的超级牛市――成本推动通胀

而大宗商品市场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一轮超级牛市。美国原油价格从1998年的低点每桶10.35美元上涨到最近超过100美元一桶。由于全球石油贸易成交额巨大，石油价格的暴涨吸引了巨量的投机性资金聚集在石油期货市场。有数据显示，2000年进入能源市场的对冲基金只有30亿美元，到2005年达到了900亿美元，到2007年则远远超过1000亿美元[3]。油价的大幅上升有石油供需基本面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但是另外不可忽视的巨大推动力量是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投资性和投机性资金。以纽约轻质原油期货持仓结构来看，非商业性多头头寸占多头总头寸的比例经常不超过20％。在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之后，由于美国和欧洲房地产市场受到打击，投机者将更多资金转入能源期货市场，使得石油价格一度逼进100美元/桶大关。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考虑，由于通货膨胀和美元持续走弱的因素，实际上目前的油价只相当于1980年的30美元左右，但是由于人民币和美元联系紧密的汇率制度，使得高油价对我国实际形成比较大的通胀压力。

有色金属的超级牛市中，LME场内铜现货价格从2001年10月份的每吨1,352美元上涨到2007年最高时每吨8,788美元，涨幅高达5.5倍。金属镍的价格从1998年底的3720美元到2007年5月的5.4万美元，涨幅达到13.6倍，而其他金属也涨幅巨大：铅8.5倍、锌5.1倍、锡3.9倍。铝1.8倍。与之相应的是，有色金属矿产企业获利丰厚，盈利出现井喷增长。以A股上市的有色金属企业为例，驰宏锌锗06年净利润比05年同比增长接近700％；锌业股份2006年净利润达到2.4亿元，比2005年的633万元升幅达到3700％，而同比主营业务收入只增长了100％，可见净利润的增长主要来自产品价格的上涨；中金岭南2006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18％。另外差不多是同时期，国际市场黄金现货价格1998年8月最低为252.35美元/盎司，上涨至2007年11月达到845.80美元/盎司，涨幅近235％。而这个价格距离1980年的历史最高价格850美元/盎司只有咫尺之遥。另外，铁矿石价格1999年见底之后，目前涨幅超过2倍，煤炭价格涨幅超过3倍。

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背后是美元持续走弱，导致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飙升；另一方面则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需求增长。而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会通过成本推动型通胀向全球各经济体的产业链的不同层次传导。而通胀预期也促使资金从银行流向地产和股市寻求保值。

七、国际和国内艺术收藏品市场的非理性繁荣

有趣的是，除了伴随着流动性过剩出现的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牛市之外，国际艺术品市场的走势也和流动性密切相关。在日本升值泡沫和美国科技网络股泡沫发生的同时，艺术品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出现疯狂的情况。伴随着美国科技网络股泡沫，90年代后期美国纽约艺术品市场则出现泡沫化大崩盘。从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艺术品价格连续10年保持快速上涨，世界艺术品市场整体规模扩大了10倍，累积涨幅超过300％。而2007年，最顶尖的当代艺术品价格飙升超过50%。

从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最近几年中国艺术品市场成长及演变的速度令人吃惊。从雅昌艺术网编制的当代中国画100家指数来看，2004年该指数仍处于1000点左右，之后出现快速上涨，2007年最高达到6635点。随着市场拍卖成交价格不断上升的是流入艺术品市场的短期投机性资金大幅增加。市场上的短期投机资本至少占总资金的50%以上，甚至一段时间内达到70-80%左右。同时市场以及媒体上充斥着关于浙江游资大举进入艺术品市场的消息。另外，民生银行还推出了国内首只艺术品理财产品“艺术品投资计划”1号。该计划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投资门槛最低100万元，投资周期两年，主要对象是中国当代书画，预计收益年回报率38％，上不封顶，其中客户优先收益率为18％。对于书画这类艺术品投资，一般来说都有比较长的投资周期，而为期两年的短期投资工具的出现，并且年回报率高达38％，不能不反映出市场的极度火爆和泡沫化的程度。另外一个例子是在2007年香港苏富比2007年秋季拍卖会全球首次预展上张晓刚创作于1992年的油画作品《创世篇―― 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估价高达1170-1950万港元了解，而在1994年广州嘉德春拍会上，该画成交价仅仅只有2.53万元人民币，13年时间增值近500倍。

国内红木市场价格近些年来也出现价格大幅上涨，在海南省，海南黄花梨的木板价格已涨至9000元/公斤，并且市面上出现有价无市的情况，而四至五年前每公斤只需要1,000～1,500元。同样，越南黄花梨木，小叶檀木等价格近年来也出现大幅度的涨幅。考虑到海南黄花梨木具有非常长的生长周期而且国内早已禁止砍伐，同时作为奢侈品的需求随着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积累不断增加，这些都带来了巨大的供需缺口。但是价格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剧烈上涨无疑和流动性过剩带来的寻求保值增值的巨量资金的流入有密切的关系。

八、危机的一次预演――次级债务

最近发生的次级债危机则是这些长期累积的矛盾的一次爆发，考虑到美联储对房价大幅下跌引发金融危机的表现出极大担忧而采取全面严阵以待的策略，这次危机而是否会转为全面的泡沫的破灭，目前下定论仍为时尚早。近日美联储做出一个承诺，将在必要情况下无限量注资，阻止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在年末高于设定的4.5%的目标水平，防止隔夜货币市场流动性枯竭。但是即使全球这一次可以安然度过次级债危机而经济增长没有受到大幅度影响，那些过去累积的经济中的泡沫和失衡因素仍然存在。和2000年科技网络股泡沫破灭时候美联储采取的政策一样，这些措施只能延迟泡沫破灭的时间，而无法彻底解决导致经济失衡的因素并彻底化解泡沫。美国房地产市场仍然在高位运行，导致次级债务危机出现的各方面因素依然存在，只是在这过程中充当了巨大推手的投行和对冲基金们损失惨重，恢复元气尚需时日。不过众所周知，金融记忆往往短暂的让人吃惊。对于泡沫的助推者来说，有基本面的环境和土壤，忘记痛楚并开始在新的领域制造泡沫是必然的结果[4]。

从次级债危机的影响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下泡沫容易向全球范围扩展，截止2007年8月31日，欧洲央行累计向市场注资6,400亿美元，美国央行注资超过1,400亿美元；从已经暴露的亏损和央行注资规模来判断，欧洲受到的损失比美国更大。美国次级贷款的风险通过次级贷款证券化和相应证券的销售向全世界投资者转移，而欧洲的保险机构和其他投资者正是这些产品的主要购买者。与此同时开展国际化业务的各大金融机构也普遍陷入次级债危机。花旗和美林首席执行官先后辞职。这种风险的转移还影响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亚洲国家甚至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比较低的中国。住宅市场是典型的本地市场，其资产的流动性也非常低。住房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可以把风险合理的分散，有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和资金的流动，但是这个过程中也带来了风险全球化的危险。而仔细分析背后的根源，次级债危机的根源仍然是美元流动性过剩。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货币不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流动性过剩必然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而美元的特殊地位非常容易诱使美国政府在遇到国内经济问题时利用美元政策化解矛盾，由于美元全球流动和沉降形成的巨大蓄水池效应，美国超量发行货币在快速“解决”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的同时，很难引起全球经济短期明显的变化，但是这个过程使得风险和泡沫在全球不断积累。随着这一过程的进行，美元政策对美国国内经济的拉动作用会越来越弱，而世界经济波动对其敏感性会不断增加。这种风险累积最终的释放过程容易带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过程，而美国国内经济的衰退很可能是危机爆发的最后导火索。

九、不断累积的泡沫风险和现实

新兴市场国家由于高速的经济增长环境，在初期会表现出对这种全球性风险较好的抵御性，但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健全程度和风险管理水平都落后于欧美国家，所以一旦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新兴市场国家也难以避免会被卷入。虽然可能危机爆发的时间会延后，但是受到的损失和危害却可能更大。具体的可能损失程度的估计取决于风险暴露程度即对于泡沫的介入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中国由于金融体系开放度很低，受到的影响会相对较小，而且会表现出一定的时滞。不过，一旦出现这种危机时，由于人民币保持坚挺会带来巨大规模的资金流入冲击，可能会出现泡沫向中国集中快速涌入然后导致泡沫破灭的情况。

而这一次泡沫全球化表现的淋漓精致，不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风险溢价都处于历史低位，风险和收益匹配出现明显偏差。基础货币同比增长水平处于历史高位[5]，指望流动性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即使出现其结果也是导致泡沫快速扩张使得未来的泡沫破灭更加剧烈。全球经济状况处于最好的时期而且已经持续多年，而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没有一棵树会永远上长”。信贷获得极为容易，日元利率仍然处于相当低的水平。目前这一状况有一点变化，日元和美元汇率的走势以及预期使得提高了日元借款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成本，不过总体来说，国际市场上的资金成本仍然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如果考虑到通胀的压力和预期，这一点更是明显。虽然过去几年，来自中国市场的低价商品极大的降低了全球通胀的压力，但是目前国内通胀的压力向终端商品的传导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这将引起全球通胀压力的明显增大。

最近的次级债务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的流动性过剩情况出现了大幅度逆转。但是考虑到中国货币政策环境和国际的对比，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趋势。国内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不会马上出现逆转。未来出于对境外资金大规模涌入的担心，流动性过剩的情况还有可能出现突然加剧的情况。从2007年10月开始，中国开始严格约束信贷规模。这种行政手段的信贷收缩的实际效果以及对流动性的收缩效应仍需时间观察。而不断进行的大规模IPO对于证券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收缩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007年底几乎全球所有的资产都普遍出现价格高估和经风险调整后收益为负的情况[5]。希望通过转移资产配置来避免风险并且获得投资收益的策略也很难实现。而且全球目前信贷的影响范围更广，相关衍生品市场的复杂程度比过去更高，使得对于风险暴露程度的估计和一旦发生危机时损失程度和范围的预期变得非常困难。这也使得和良性泡沫共舞而不受到伤害的美好愿望变得难以实现。

[参考文献]

[1]张亦春，郑振龙.金融市场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美）约翰•卡尔弗利.泡沫、从股市到楼市的繁荣幻象[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7-99.

[3](美)吉姆•罗杰斯。热门商品投资[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5：97-147．

[4]（美）罗伯特•门斯切.市场、群氓和暴乱――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1-38．

[5]（美）杰米•格兰森.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泡沫 [J] ．VALUE，2007,（11）：72．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Bubble of Globalization

Pan Deng，Xu Zhe

篇10

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经济实力的评估原理，不仅有利于中国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而且有利于以客观事实回应“中国”，从而既在正确认识自己中继续切实地发展，又能在一些国际事务中争取主动。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力评估的新问题

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尤其表现在经济方面。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5％；按美元计算以1.6493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七位；进出口贸易总额1.15万亿美元，增长35.7％，由上年居世界第四位又上升为第三位；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连续多年位于世界吸收外资数量之首。

但是，在不同国际比较排名方法中，中国的位置是不同的。根据WEF的报告，2003年中国的商业竞争力指数在世界10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46位；根据IMD的报告，中国2002年的国际竞争力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4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31位。1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根据对国家制造业的微观竞争力排名，中国在多项指标上落后于美国、日本，接近于俄罗斯和印度。如2003年中国的集群发展状态在27位，品牌拥有状态在第24位，企业创新能力在第22位等2。此外，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2002年中国排名第96位。根据世界银行的人均GNP排名2002年中国在127个国家和地区和中排名第73位。这些不同排名方法中地位相差巨大的原因显然在于这些方法本身的不同。总体来说，单项指标分析方法对于准确判断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是有局限性的，且容易引起误解。

“经济强国指数”研究试图通过经济强国指数国际比较的方法较清晰和较综合地反映中国的相对国际经济地位，同时分析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提升中仍然存在的问题。这一研究的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强盛指数（EP-III）从199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2年的第9位，2008年将达到第6位。从1990年到2008年，经济强盛指数美、日、德、英、法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3.4%、11.6%、16.4%、14.1%和13.0%，平均为13.75，而中国则高达57.1%，为前面五个国家平均增长幅度的4.2倍。3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客观事实。这是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尽管综合的经济强国指数评估比单项指标的排名更好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实力评估又产生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这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各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的统计意义。正是这一原因，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各项经济指标的新的含义，特别是在中国国家经济实力和财富积累上这些指标的真实含义。

1、客观认识国家的贸易竞争力。在分析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时，有必要把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相区别，把三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区别。由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贸易方式与出口主体的多样化，一个国家的出口规模及其增长率并非这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直接标志。在中国，外资企业是出口的主体，这种出口是外国资本、技术、标准、品牌、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的产物，除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出口更多体现的是广义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而不是中国的竞争力。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基本上是外国生产要素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而采用“中国出口”的形式，产品优势与销售渠道作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两大核心因素都属于外资。在这里，“中国出口”已经只有国家的地理意义，而模糊了国家的国民意义和生产要素的主体意义。1985－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36.2％，高于全国外贸平均增速20.3个百分点。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的54.83%。如果按全部外资企业62.5%外资计算4，中国出口竞争力的34.27%来自外资。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总额的比重为57.1%，按同样比重计算，中国出口竞争力的35.7%来自外资。2003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已占出口总额的55.2%，而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78.7%。即中国总出口的43.44%是外资利用中国加工出口实现的。5严格地说，只有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资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生产出口产品而形成的一般贸易，才直接体现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而其他形式只是部分地体现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2、准确评估出口结构与国际分工地位。中国产业结构进步和国际分工地位是不能直接用出口产品结构或国内产业结构来衡量的。这是因为，出口结构是外资企业生产与国内企业生产的综合表现，包括加工贸易在内，都不能直接体现国内产业的结构进步。“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发展了外贸，扩大了就业与外汇收入，但对国民经济的结构进步影响较小。加工贸易所带动的国内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是有限的，不能在中国形成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当然，如果各类企业的出口，包括合资企业的出口也可能形成对国内一部分产业的拉动作用，但这只有当我国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在国内有较强前向联系时才能实现。简言之，我们需要注意中国存在着的“有出口而无产业”的现象。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占全国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高达68.9%，用同样的估计法62.5%的竞争力来自外资，则外资企业中机电产品总出口的25.8%是中资贡献的；加上中资企业本身贡献的31.9%，那么全部机电产品出口的56.9%能力来自于中国资本。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7.9%，若以上一年我国全部高新技术出口中77%来自外商投资企业计算，那么中资企业的高新技术出口只有总出口的6.42%。如果仍按外资在全部外资企业中占62.5%计算，那么在外资企业中外资对高新技术出口的贡献为总出口的13.42%,中资对高新技术出口的贡献占总出口的8.06%，加上中资企业高新技术出口，则属于中国资本在高新技术上的出口能力的只有总出口的14.48%。6

3、定量分析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对引进外资效益的评估不能以全部外资企业的GDP或出口等来衡量。在三资企业的全部经济贡献中，外资需要获得与其投资比例相对应的收益，这一部分既不构成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也不增加中国居民的福利。有必要定量分析外资在什么比重上分享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从外资中所得到的效益有更具体的认识。截止2003年末实际使使用外资金额中，40%为外资企业，17%为中外合作企业，42%为中外合资企业，合作开发、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和其它为1%。假定在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等几类中，中外资各占50%，则在全部三资企业中中国资本约为实际使用外资总数的60%；再假定中外资收益比同投资比，即外资对中资之比为10：6，则可得所有三资企业赢利的62.5%为外资的收益，仅有37.5%为中资的收益。而且利用外资从合资走向独资正在进一步减小外资的积极作用，2003年当年，实际使用外资中独资占比已高达62.40%，这将进一步增大外资的相对收益比重，并减弱吸收外资对国内技术进步、改造国有企业等直接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简而言之，外资企业的经营绩效与宏观上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把外资企业的绩效直接等同于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7.22%，但当年涉外税收总额仅占20.86%。7外资企业在中国获得了社会与公共服务，甚至更优惠的服务，理应缴纳相应的税收，但这一数字说明并非如此。

4、辨证看待外资流入的结构提升与国民经济的风险。我国吸收外资已经进入了一个结构上升期，这既是外资水平提高的新阶段，也是国民经济结构进步困难的新阶段。我们有必要在看到外资结构提升中问题的另一面。在现代知识型服务业中，中国与国际的相对水平差别更大，因而由这一领域开放所可能带来的现代服务业外资垄断的可能性也更大。由于现代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及其高增加值，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更为深远。在这一方面，尤其需要高度关注的是金融业、信息服务业与各类知识服务业。研发机构进入中国反映了外资对中国市场整体长期发展前景的认同，从而采取了从产品开发到生产制造的全面进入的发展模式。研发机构进入中国有利于中国知识型劳动力的发展，从长期看将有利于中国研发力量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研发机构的进入也加剧了国内外资企业与国有、私营企业的人才竞争，增加国内企业的人才压力。特别是从知识产权角度看，外资研发机构在国内的发展，将形成更多适合于中国市场的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使外资企业相对于中资企业具有更为明显的竞争优势，增大国内企业走科技创新发展的难度。研发机构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往往是得到知识产权保护、以专利技术为载体的成果，这就加大了外资与中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现代技术越来越少采取技术人员个人经验和知识的形式，因而国外研发机构在中国科技人员身上所产生的“学习效应”是不能高估的。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技术上的差距，将因为研发机构的进入而进一步扩大。这是我们面对外资研发机构进入中国所必须考虑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乃至更广义上的国家安全的问题。

5、深入评判外资企业的技术含量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外资企业的技术含量不等于中国引进外资取得的技术进步。在外资对中国技术进步作用的评价中，必须注意“有产业而无技术”的现象。获得技术溢出效益是吸收外资的一大目的，对外资技术溢出的评价是外资效益评估的重要环节。技术优势是外资进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投资的主要优势，这就决定了外资必然是在控制核心技术的前提下使用当地的低成本劳动力。对东道国来说，企图通过引进高新技术产业来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与技术水平，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合资双方签订技术转让的合同，而强制又是不允许的。在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以后，我们仍然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中国并没有通过吸收外资直接有效地大量获得技术，远不如现有产业结构进步本身所显示的那样获得了技术。关于外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不能直接用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来衡量的。

6、冷静思考中国的制造能力与国际分工地位。中国已经或正在成为“世界工场”，即整个生产经营全过程中的加工场。国际分工地位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相对有利性问题，这一问题需要从结构与数量两个方面来看。从结构方面看，需要关注国民经济结构是否会陷入长期无法改变的落后状态，是否会陷入国际分工价值链低端而难以提升的不利处境。由于对外开放与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参与度深化了。尽管相对于封闭条件产业结构有了显著的进步，但在世界经济整体中仍然处于低层次地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深，贸易结构与生产结构已经不再是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准确表现。在跨国公司的投资下，一批先进产业在本国发展起来，使人们不容易看到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实际地位，看不清由本国资本、本国技术主导和控制的产业水平。如果误把跨国公司技术控制下的生产看作为本国产业结构的进步和技术进步，就会忽略其中正在扩大着的技术差距，忽略外资技术控制的风险。这种风险正是在开放中不断积累着。在生产跨国化的今天，进出口贸易及其产品结构事实上并不是中国产业结构的真实反映，而在很大比重上只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的表现。近一、二十年来，国际产业实现了大转移，这种转移是一个历史机遇，中国抓住了这一机遇发展起来。同时，它也必然是一种阶段性的变革，一次转移所带来的国际产业分布格局将延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因而中国在这种重新布局中所形成的分工地位将延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从而也就潜伏着国际分工地位的历史性风险。

7、重新认识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工与中国在国际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既发挥了中国的优势，但同时又使中国处于国际经济体制中的不利地位。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可替代性很强，市场与分工地位很不稳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存在着的体制偏向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利性。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摩擦中的不利性根源于国际自由贸易的体制偏向，这一体制的性质就决定了不利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扩大市场在体制上没有限制，而发展中进口国却无法建立新产业成长的抵御机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发达国家进口国的就业问题或传统产业保护而成为敏感问题，并设立了体制约束，而发展中国家因从未建立起来的新兴产业从而既没有统计事实可以说明市场扰乱、产业损害和就业影响，也没有相应的社会政治力量去维护其成长的必要条件。中外双边贸易摩擦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因为中国承担的是生产、制造、出口，两头在外，而发达国家承担的则是研发、销售和服务等，从而表现在出口阶段的贸易摩擦必然集中在中国。我们有理由指出，限制中国产品出口是与全球化下的国际产业布局相背离的。

二、国家经济实力评估中的几个观念性问题

在以上评估国力的分析中，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几个重要的观念问题。

首先，外资数量是不是发展的成就的直接指标或国力提升的指标。外资数量的迅速增长无疑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之一，不仅标志着中国更高的开放度，而且意味着着GDP的增长。但是，外资流入中国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认同，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认同，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市场前景的认同，表明国际资本更加肯定在中国经营的赢利性，但是外资数量本身却不是中国发展成就或国力提升的直接标志。这一点也与中国开放的阶段相联系。在打破封闭经济为首要任务的改革开放之初，外资本身就是改革与开放的成果。然而在制度的封闭障碍已经被打破的今天，外资的意义却不是外资的数量所能反映的了。

相关的问题是外商独资企业是否中国国力的一部分。在分析中国综合国力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区别，这不仅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从经济的空间存在上讲，这一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从全球经济增长发展上看，这一区分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开放效益评估这一主题本身就是关于本国国民在开放中的收益问题，这一主题决定了必须将企业和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加以明确，否则就离开了主题的要求。外资对国民福利的贡献是通过税收（当然还有就业、技术外溢、对竞争机制的促进等）实现的，但是“国力”作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在地理意义上国家的产出，另一种是在要素所有权意义上的产出。很明显，前者是GDP，后者是GNP。目前更通行使用GDP使人们忽略了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事实上，只有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才是一国国民能够支配和享用的财富，才有福利的意义。与GDP相比，GNP更直接反映了一国生产要素的财富创造能力，更直接体现国民福利的增长。用GDP而不是GNP看中国国力，其中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对中国国力与财富创造能力的严重高估。本国要素的收益是本国国民福利的直接体现，而外国要素的收益则是外国国民福利的体现，即使这些要素存在于本国甚至其将收益进行再投资也没有改变其国民属性，因而也不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这一分析不在于把外资看作异已力量在观念上予以排斥，也不在于因为外资可以随时撤走（内资也可能流出），而在于从福利经济学意义上明确国民财富与国民福利的真实性。

其次，什么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对外开放发展到今天，当我们不只是考虑摆脱贫困，而是以建设经济强国为目标的时候，必须高度关注开放型体制中的国家安全问题。要从国家经济安全高度解决对外开放中的体制与结构性问题。必须高度关注中国各地区发展中的恶性竞争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在区域发展竞争中各地关注的是本地的发展，更多是数量型增长和就业问题的缓解，而难以关注国家整体结构问题，或者只是名义上引进了较高等级的产业，而实际上因其外商独资而中国仍然只有廉价劳动力得到利用的意义。因此，必须高度警惕高速发展下掩盖着的国家安全问题。在这里，国家安全问题的特点表现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贫困化增长”，即外资总量发展、GDP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进步，但同时国民所获得的利益却十分有限，相对于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发达国家快速财富积累而言中国的增长中隐含着相对贫困化，土地、劳动力和资源的粗放式投入下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和相对贫困化的。同时，由于各级地方政府没有关注国家整体产业结构进步与安全的职能和能力，而地方政府又是引进外资的主体，且在引进外资中忽视质量，使国家在整体上处于严峻的产业风险之中。国家对外承诺的开放底线被打破，地方政府追求的外资数量正在积累着国家整体上的结构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是相互依赖的。中国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资与技术，而发达国家也依赖于中国的廉价产品。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相互依赖并不是对称的。正如经济学上分析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区别一样，尽管买卖双方相互依赖，但在不同的市场上各自的地位并不相同。在发达与不发达的相互依赖中，发达国家仍然可能以较高的劳动力价格生产并取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尽管因此而使其相对利益减少；但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可能获得资本和技术实现发展。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在相互依赖中的弱势地位和发达国家的强势地位。同时我们也看到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平衡。

第三，如何正确估计对外开放成就与国内条件的关系

26年来中国国力持续增长是改革开放的共同成就，二者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与国力提升起了积极作用。从经济增长产生了要素投入上看，外资流入增大了我国增长的要素总投入，特别是缓解了我国资本短缺现象。但是外资流入的作用也是要通过国内要素的投入才能实现的，正是国内的体制改革为国内闲置生产要素增大投入后创造的条件才使外资可能发挥作用。土地在中国长期不作为生产要素而无偿作用或低效使用，土地批租的改革使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农业土地的工业化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农村及中西部劳动力长期闲置，数千万流动人口到沿海外资企业打工很大程度上是新投入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外资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事实上是中外生产要素共同投入的结果。如果从机制体制上讲，国内更重要的增长因素则是体制改革所释放的巨大能量。

理论上将外资与内资相区别，说明其共同作用，目的并不在于排斥外资，而在于正确认识中国靠自身力量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进而对如何更好地利用自身力量发展自己制定更切实有效的战略与政策。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就需要更好地利用好国内的资金、市场，实现科技进步，推进涉外体制改革。只有从整体发展成就中更清晰地看到由国内条件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为和平发展进行战略调整。相反，如果我们不区分国内资源与国外资源，就可能继续不适当地把外资外贸作为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第四，外资引进有没有成本。外资对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确实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在分析外资对中国经济中的贡献分析中仍然必须考虑到中国为利用外资而付出的成本，而不能只看外资企业的产出，而不看中国为利用外资而作出的投入，从而更客观地计算利用外资的成本：

地方政府积极引进外资的原因之一是相当一部分成本不是由其本身承担的。相反还可以从外资的引进中获得本地的收益。因此必须针对目前国内的模糊认识客观分析利用外资的成本。第一，我国向外资提供的税收政策优惠。外资企业与国有和民营企业税收的差距本质上应视为中国付出的成本，因为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条件，外资企业得到了不低于国内企业的公共产品，却提供相对较少的税收，其差额就是中国引进外资的成本。第二，地方政府在土地批租上对外资的让利。由于政府积极引进外资，对外商提供土地的价格并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往往是包括政策的优惠的低价。第三，由外资企业导致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的外部成本。在外资饥渴症下，地方政府往往放弃对环境与资源长期成本的关注，同时也有不少是对外资缺乏监管的结果。第四，外资企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社会成本。我国的社会正在加速进步，但一部分外资企业违反劳动者生存发展的要求，严重损害劳动者利益；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事实上是在低于合理价格的水平上使用中国劳动力。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中国地方政府公司化的问题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政府职能已经等同于一个经营工业园区的公司，这个公司以土地、政策优惠、城市品牌为资源，以外商为客户，以外资为拉动增长的手段，以GDP为营业额，以地方财政收入为利润。在拉动经济的同时牺牲社会利益，并导致国民财富流失。

三、开放的目标追求与增强真实国力的核心战略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发展目标必然也不断提升。与改革开放之初摆脱贫困，冲破旧体制束缚相比，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在一个新的高度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了。这种目标的提升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与对外开放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

1、财富积累与相对国力。从数量方面看，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国民财富积累和综合国力提升的相对速度问题。对外开放的效益是相对的，当我们取得了发展与增长的同时，外国资本也获得了收益；当我们解决了就业和温饱时，外国资本获得了财富的积累。无数微观例子和宏观的分析都证明，投资国比东道国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积累，穷国在发展，但是在与富国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实现的。服务业的国际投资特别是专业服务和现代服务的全球化，包含着显著的财富积累差距的扩大。专业服务和现代服务是以智力为基础的产业，是高增值的产业，也是以发达市场经济规则为基础的产业，在这一领域中发达国家拥有显著的优势，这一领域的全球化意味着发达国家更大的专业服务市场，从而更快的财富积累，意味着发达国家靠脑力劳动，发展中国家靠体力劳动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强化，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富增长速度确实很快，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因为体制改革释放的潜在生产力和闲置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程外，财富的增长一部分来自于不流通要素的流通（对外土地批租），一部分来自于严重压低新增劳动力的收入（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从国外流入的生产要素有激活国内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但其本身及其所创造的财富的外商国民属性并没有变化。

2、现行增长与发展指标缺陷的性质与原因

在全球化条件下对中国真实经济实力的正确评估的问题，产生于统计指标并没有适应经济全球化变化而变化。可以说，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用封闭经济的理念、方法和指标在统计开放经济或曰全球化经济，从而不能正确体现国民经济发展的确切情况。

GDP是基于政治和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或者说是以关税区（包括一国的自由贸易区）意义上而言的产出，而不是以该国国民作为生产要素所有者主体意义上而言的产出。从统计意义上看，这可能只是一个GDP与GNP的差别问题，但从国家经济实力评估看，却是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问题，二者对中国发展的意义是不同的。建立新的指标体系的原则是：坚决排除不具有实际国民福利与增长发展意义的指标（如外资数量），准确分离因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指标变异（如GDP），采用更加真实反映能体现国民福利提高的新指标体系（如外资企业的税收，外贸的增加值）。

3、深化涉外经济体制的改革。

开放效益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目前的宏观管理模式，即“区域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具有较高政策权力，在谋求发展成就的过程中，随意进行政策加码，不断降低土地价格。对地方政府来说，土地资源的成本为零（虽然开发需要成本，但批租完全可以收回），而且50至70年的批租收益可以立刻获得，这就有了强烈的引资动力。政策的随意性还严重增大了官员腐败的可能性，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形成深刻的腐蚀作用，这里有巨大的社会成本。

就业创造是中国的首要问题，在地方政府的许多外资项目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创造就业。但是，由于引进外资在整体上处于各地相互竞争的状态中，因而降低工资成本成为竞争的重要手段。虽然政府并不直接决定外资企业的工资，但这种竞争性的体制本身就为以劳动力成本作为首要竞争手段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农村不断释放出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中国劳动者也就处于十分不利的谈判地位。可以说，我们地方政府为外资项目的竞争行为没有有效保护中国劳动者的合理收入水平。

提高对外开放效益的核心战略之一，是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恶性竞争利益外流的体制原因。在我国地方政府强烈的发展需求下，国家体制安排的重点不应是继续放权，而是加强统筹协调，控制事关国家长期利益的重大政策，如土地资源控制政策。地方政府的发展条件应当更多靠改进本地的市场条件和政府服务来实现，而不是靠更大的优惠政策。

4、培育稀缺要素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力增长服从于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国际利益分配规律，那就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大大增强，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没有变化，国际分工合作的收益分配由各国投入要素的相对稀缺度所决定。在这一过程中，以相对很不稀缺的一般劳动力为主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必然处于不利地位。这是中国上述不利性的根源。

普拉卡什和哈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8费希尔认为：“全球化是在商品和服务跨国界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数量和形式不断增加、在技术扩散广度和速度不断提升基础上所形成的日益加深的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9因此，全球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新要素结构，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

要素收益服从稀缺度的规律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了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利益分配，由不同要素国际组合形成的国际生产要求实行以要素为基础的分配结构。要素价格取决于该要素的稀缺程度，微观经济学的这一基本概念完全适合于经济全球化下国家间利益分配的分析。

国际分工发展史表明，体现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要素始终表现出其较高的稀缺性。新的生产力总是要以新的生产要素为支撑的，而生产力发展的永恒需求和内在动力使新的生产要素表现为稀缺。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决定了后进国家对体现先进生产力要素的强烈需求，从而使这种生产要素因其更高的稀缺性而在国际分工中居于有利地位。

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要素地位是中国在全球化分工中利益分配地位的基础。全球化经济要素流动的本质与基础性特征决定了，开放经济通过要素的流入（或流出，但当前中国主要是流入）实现了各种生产要素在本国的组合。由于这种组合，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概念再次发生了变化。上世纪后半期以产业的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国际分工深化为以产品的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分工，90年代后大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又形成了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不同国家所有的生产要素在一个国家组合，形成某一产业，生产出某类产品并出口。贸易结构不再是国际分工的标志，生产要素的国际差异才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与核心。在这个意义上，分工可称为“要素分工”。其实“分工”（divisionoflabor,或internationalspecialization）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更多深化为“合作”或“参与”，即各国以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生产要素参与全球化经济下的国际化生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深刻的internationalspecialization，可称为“要素合作”型的国际专业化。

根据上述要素分工与收益分配原理，中国要改变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相对不利地位，必须高度重视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要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要素结构上规划全面培育高级稀缺要素。要加大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的投入，不断增加适合知识经济要求的生产要素。要积极推动全球化的经营战略，不断扩大在跨国经营和国际市场经营的人才，开拓国际市场网络，发展跨国企业以适合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要求。

（2005年8月31日）

1WEF，《WorldCompetitiveness2003-2004》。

2世界经济论坛(WEF)《2002－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3参见张幼文、黄仁伟等著《2004中国国际地位报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幼文、徐明棋等著：《经济强国》、《强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关于这一估计中用62.5%的依据见下文。

5根据商务部《2004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的数据计算。

6根据商务部《2004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的数据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