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概论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西方文化概论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第一,学生对西方历史知识的掌握古今不均衡,高中世界历史的学习内容主要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化概论课不是历史课,但是离不开历史知识的基础,学生对于西方古代史和中世纪的历史知识存在着较大缺口,造成教学效率较低;

    第二,从上古时期到当下,西方文化概论课程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西”的概念指向多个民族国家,课程内容涉及的地域跨度大;“文化”既包括精神层面又包括物质层面,知识体系庞大,教学内容涉及的知识面广,造成了教学内容的取舍困难;

    第三,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影响较大,学生的自主学习性不强,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导致教学和学习效果均不理想。

    2 教学目标的确定

    对外汉语专业西方文化概论课的教学目标是立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培养学生运用西方文化知识与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了解西方思维模式、文化特征与中国文化的不同,消除民族间的文化隔阂和差异,更好地进行汉语教学。

    第一,全面掌握西方文化的知识体系,包括体制的演变、宗教、科技、教育、哲学和文学等各方面的发展和特点;

    第二,在了解西方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方法运用到汉语文化、汉语语言的教学中;

    第三,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避免文化冲突,更好地传播中国语言和传统文化;

    第四,掌握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中西文化对比和交流的基本技能,提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3 教学内容的选择

    目前,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总课时为36课时,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实现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3.1 本体知识

    搭建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西方文化概论的知识体系,包括:西方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西方文化发展历史阶段的分期与发展进程;西方的宗教信仰、社会生产与生活状况、科学技术、教育、政治经济与国家制度、文学艺术等相关方面的分析;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揭示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文化精神;强调以理性分析的方式来把握西方文化变化的规律,把握西方文化概论这一学科基本原理的分析阐释方法。

    3.2 能力

    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对能力培养极其重视,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可以侧重从三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能力:第一,文化研究的能力,学生在对文化知识体系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化现象的关注度和敏锐度,能够从多个角度对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和探究,找寻其本质和规律。第二,文化教学的能力,语言教学即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文化教学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学习,把握西方文化本质、西方思维特征的前提下,在今后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能够恰当地进行文化导入、文化渗透和文化传播。第三,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来实现,跨文化对比可以加深学生对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差异的理解,并激发他们去了解产生这一差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从而使他们获得跨文化交际的文化敏感性,增强跨文化意识,便于中西交流和教学。

    4 教学方式的改革

    4.1 自主学习与教师讲授相结合

    西方文化概论的本体知识教学要突破以往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方式,学生自主性的发挥往往只是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单一方式来进行。教师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就某些教学内容简单、学生熟悉的章节可以安排学生自学,教师只是指出该部分的知识要点、重点和难点,课上课下给予学生答疑。另外,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给予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比如提供学生武汉大学西方文化概论的精品课程网站;针对每个章节,根据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提供课前预习知识;根据学生课堂上的学习情况和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提供课下巩固和拓展知识。

    4.2 开展专题介绍和讨论

    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是遵循时间线索、分历史阶段来展开讲授的,突出的是阶段性特点,缺乏对宗教、科技、哲学等专门文化领域进行全面纵向的总结和归纳,缺乏对各文化领域的横向对比;因此,教师可以开设西方宗教、西方科技、西方哲学、西方教育等多个专题,将学生分成多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各选一个专题进行研究,通过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总结,撰写报告,最后再全部展开讨论。

    4.3 强调中西文化对比

    对外汉语专业学习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知己知彼”,通过“知彼”更好地“知己”,从而减少和消除对外汉语教学中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隔阂和冲突,更有利地推动对外汉语语言和文化教学。在西方文化概论的课程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将西方文化的知识点与相关的中国文化进行对比,鼓励学生从中发现规律和特点。

篇2

    任务型建构教学

    任务型教学是以任务为中心,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法。其强调的是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而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和主体,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完成任务来进行有目的的教学。任务型教学法还强调,学生的习得和知识建构过程,提倡交流参与的学习方式。因此,任务型建构教学要求教师应当围绕特定的教学内容和目的,设计出具体可操作的任务,学生则通过探究、交流、合作等学习方式主动建构知识。当前的西方文化课仍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能被动地听,少量的问题设计也流于形式并没引发学生真正地思考,从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在开学初就布置每组学生的课堂展示任务,每组按班级实际人数比例进行分组,负责完成对每小节教学内容的介绍与评价。学生围绕这一任务精读课本上的内容,通过各种手段查阅相关资料与信息,进行探究性学习。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合作进行深入学习,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有选择的拓展,在自身已有的知识体系和经验的基础上对新信息进行认知和编码,建构自己的理解和新的知识结构。当然,为了避免除了每节内容展示小组成员外的其他同学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提问、练习、讨论、课后作业等检测手段也不可或缺。另外,每次课堂展示任务完成后,教师应根据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做出积极的评价,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和热情。同时,教师还应对重难点以及学生遗漏或介绍有误的知识点进行讲解、补充和更正,对所学知识做出总结和归纳,并对重要内容做有价值的知识拓展和延伸。对于西方文化课程来说,课堂教学的组织和设计应以学生为中心,以任务为驱动,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让学生真正成为知识建构的主体。

    互动式多媒体辅助教学

    多媒体教学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将文字、图片、动画、视频和音频等媒体形式与计算机集成起来,并在这些媒体间建立逻辑链接,快捷、直观地传授生动、丰富的教学内容给学生。然而在实际的教学中,学生还是改变不了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境地,“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仍然贯穿整个教学。从本质上讲,多媒体教学的使用并没能摆脱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这样的多媒体课堂不过是纸质课本的电子版演示而已。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其原有认知结构的基础上,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同伴)的帮助即通过人际协作活动,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以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因此,建构主义指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的四大要素。“‘情境’是与学习内容相关的一切信息,其组织是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意义建构;‘协作’贯穿于学习过程的始终,是教师及学习同伴为了建构所学知识相互帮助、相互合作的过程;‘会话’是学习者与教师、学习同伴之间的交流,‘意义建构’是整个学习过程的终极目标,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使学习者对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到深刻的理解,从而完善其已有的认知结构,建立新的认知结构。”[3]37-40而Malamah-Thomas指出,“互动就是指人/物之间通过行为互动,互相影响的过程。根据互动对象的不同,互动可以分为人机互动、人人互动,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之间的互动”。[4]87-89而多媒体应用的各种特征十分适合实现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自然,互动式多媒体教学打破了传统的教师单一讲授的教学模式,提高了教学效率,而且让学生在准备展示任务时,展示任务中及展示任务后真正充分实现了在教学过程中生生、师生和学生、教师与学习内容、多媒体设备间的协作、会话和互动,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其还以良好的情境作为语境,以共享性、交互性和可理解性为保障,利用丰富的文本、图片、视频、音频、影像等多媒体技术使课堂教学变得不再枯燥死板,这样形象、生动和丰富多元的学习环境,多维度、多视角的教学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建立丰富的联系,激活学生思维的各种逻辑链接,并且拓展了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还增强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加深了学习者的主体感受和主体意识,更好地建构了学习者自身的知识体系。

篇3

任务型建构教学

任务型教学是以任务为中心，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法。其强调的是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而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和主体，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完成任务来进行有目的的教学。任务型教学法还强调，学生的习得和知识建构过程，提倡交流参与的学习方式。因此，任务型建构教学要求教师应当围绕特定的教学内容和目的，设计出具体可操作的任务，学生则通过探究、交流、合作等学习方式主动建构知识。当前的西方文化课仍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能被动地听，少量的问题设计也流于形式并没引发学生真正地思考，从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在开学初就布置每组学生的课堂展示任务，每组按班级实际人数比例进行分组，负责完成对每小节教学内容的介绍与评价。学生围绕这一任务精读课本上的内容，通过各种手段查阅相关资料与信息，进行探究性学习。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合作进行深入学习，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有选择的拓展，在自身已有的知识体系和经验的基础上对新信息进行认知和编码，建构自己的理解和新的知识结构。当然，为了避免除了每节内容展示小组成员外的其他同学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提问、练习、讨论、课后作业等检测手段也不可或缺。另外，每次课堂展示任务完成后，教师应根据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做出积极的评价，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和热情。同时，教师还应对重难点以及学生遗漏或介绍有误的知识点进行讲解、补充和更正，对所学知识做出总结和归纳，并对重要内容做有价值的知识拓展和延伸。对于西方文化课程来说，课堂教学的组织和设计应以学生为中心，以任务为驱动，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让学生真正成为知识建构的主体。

互动式多媒体辅助教学

多媒体教学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将文字、图片、动画、视频和音频等媒体形式与计算机集成起来，并在这些媒体间建立逻辑链接，快捷、直观地传授生动、丰富的教学内容给学生。然而在实际的教学中，学生还是改变不了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境地，“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仍然贯穿整个教学。从本质上讲，多媒体教学的使用并没能摆脱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这样的多媒体课堂不过是纸质课本的电子版演示而已。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其原有认知结构的基础上，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同伴)的帮助即通过人际协作活动，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以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因此，建构主义指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的四大要素。“‘情境’是与学习内容相关的一切信息，其组织是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意义建构;‘协作’贯穿于学习过程的始终，是教师及学习同伴为了建构所学知识相互帮助、相互合作的过程;‘会话’是学习者与教师、学习同伴之间的交流，‘意义建构’是整个学习过程的终极目标，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使学习者对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到深刻的理解，从而完善其已有的认知结构，建立新的认知结构。”［3］37－40而Malamah－Thomas指出，“互动就是指人/物之间通过行为互动，互相影响的过程。根据互动对象的不同，互动可以分为人机互动、人人互动，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之间的互动”。［4］87－89而多媒体应用的各种特征十分适合实现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自然，互动式多媒体教学打破了传统的教师单一讲授的教学模式，提高了教学效率，而且让学生在准备展示任务时，展示任务中及展示任务后真正充分实现了在教学过程中生生、师生和学生、教师与学习内容、多媒体设备间的协作、会话和互动，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其还以良好的情境作为语境，以共享性、交互性和可理解性为保障，利用丰富的文本、图片、视频、音频、影像等多媒体技术使课堂教学变得不再枯燥死板，这样形象、生动和丰富多元的学习环境，多维度、多视角的教学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建立丰富的联系，激活学生思维的各种逻辑链接，并且拓展了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还增强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加深了学习者的主体感受和主体意识，更好地建构了学习者自身的知识体系。

篇4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文化价值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因为交际本身在扮演着传递文化价值观的角色的同时，也直接受到价值观的冲击与影响，产生变化与形成不同的形态。文化价值系统是评估一群人行为的理想或标准，它代表一组经由学习获得的法则，这些法则是用来解决文化所碰到的问题与如何做决策的依归。

既然文化价值观是举止行为的一组评判的法则，它们无法经由感官来直接观察，必须从实际生活的面向才能观察归纳出来。因此，为了研究文化价值观，可以把文化价值观更进一步具体化到文化价值取向的层次，以便使用实证的方法加以观察研究。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1983，1984）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发展出一套广为引用的文化价值取向模式，把文化价值归纳为五个基本的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离、男性化社会/女性化社会、不确定性规避和时间取向。作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文化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交际的过程与结果。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为定量研究文化价值观提供了可操作的变量，不少后续的实证研究证明它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预见性。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在每个文化维度上都体现出差异，这的确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不便。我们在承认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同时，更要考虑到文化价值观的动态性特征，要看到中西方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发展变化趋势。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具有很强的传承性特征。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西方交际的不断深入，文化价值观逐渐呈现出适应性调节的变化性特征。当代大学生接受着中西方文化的熏陶，思维活跃，观念创新，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及发展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广泛的移民潮，以及多元文化的发展，中西方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因此，一味地强调中西方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只注重差异比较研究，不仅不利于跨文化交际的发展，反而会阻碍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看到Hofstede的五个文化维度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文化间的交流而不断变化着的。当代中国大学生代表着最先进最前沿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下，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代表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趋势，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带来全新的动力。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学者们对于文化价值观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美国的人类学家Kluckhohn与Strodbeck最先使用“价值取向”这个概念，提出了五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普适性问题，并针对每个问题提出三种价值取向。美国的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1976）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丰富了人们对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与交际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是不同文化比较研究的创始人，他的文化维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Hofstede对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文化进行过调查、分析、比较，两次在IBM调查了11.6万名员工，从大量的调查数据着手进行研究，试图找出能够解释导致大范围内文化行为差异的因素，他指出所有的差异都可追溯到基本维度中的一个或几个中。这些维度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离、男性化社会/女性化社会和不确定性规避。考虑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影响之后，Hofstede在前四个文化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五个维度――时间取向。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是迄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观调查研究，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海外学者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主要工具之一，对跨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30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以Hofstede文化维度模式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范围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跨文化交际学、会计、金融等领域。

文化价值观是解释人们交流方式和信息理解差异的关键，胡文仲在《超越文化的屏障》中以“贯穿一切的红线”比喻其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但是，我国对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仍处于借鉴引入阶段，很少有突破性的进展和理论上的创新，至今还未产生较有影响的理论或测量工具。国内对于价值观的研究许多都采用了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或证实（以五项文化维度为理论基础对比中西方文化差异），或补充（进一步细化五项文化维度模式），或质疑了原理论（批判文化维度两极划分的现象）。大部分的研究重点更侧重于分析文化差异，由于此模式来自于IBM调查数据，因此更多地被应用于了解组织的文化价值取向。而且，就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每一项文化维度都有独立细致的研究，尤其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与权利距离两项。但是，文化价值观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发展，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互相影响，不断发生变化。可见，仅仅研究文化差异是不够的，更应该看到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趋势。所以本文以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为理论依据来研究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文化价值取向，大学生是世界发展的未来，相信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发展的未来，希望可以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对吉林省各高校的大学生的价值观所进行的调查反馈的结果来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依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理论，当代大学生在如上所述的五个维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西化。例如，大学生较以往更加强调自我、更加倾向于美国社会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渴望个性独立，渴望更多地靠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来解决问题，而并非像从前那样过分依靠集体的力量。从男性化与女性化的角度来看，当代大学生无疑已经摆脱了过去重男轻女的偏见陋习，中国社会也早已不再是男权社会，如今的大学生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和保护女性成为了他们思想意识的主流。不仅如此，在学习和工作中，他们的竞争意识也展现得并不明显，相反，重合作、讲平等的意识凸显出来，解决问题时靠的更多的是沟通而不是冲突，这种欧美国家的女性化社会特征已渗透到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意识之中。从权力距离的角度来分析，传统的上级特权观念已被当代大学生所摒弃，他们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不接受管理特权和上下级平等意识在大学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这同传统中国的特权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客文化的西方主流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动下，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而作为主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在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价值体系中或淡化或与西方价值观相融合，形成第三文化。

由于主文化和客文化的不同，主文化又无法适应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进而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主文化与客文化的新的文化体系。但是第三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在选择和树立文化价值观时并不能够准确甄别某种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因此他们在选择和树立文化价值观时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作为高级人才培养机构的大学有必要提出系统的、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方案，引导大学生在中西方文化价值观交融和冲突的过程中，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因为这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发展，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融合，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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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6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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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恺.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变迁及原因探讨[J].学理论，2009（12）.207-208.

[6]李侨.中美文化价值观――差异与相互理解[D]：[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天津理工大学英语系，2005.

[7]刘畅.中美大学生文化价值取向比较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长沙：中南大学英语系，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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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石健.转变中的价值观――中美价值观比较[D]：[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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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巍.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深层文化的拒斥与融合[J].学术交流，2008（12）.37-39.

[16]谢衡晓.从Hofstede的文化视角看中国文化在创新中的作用[J].科技创业月刊，2007（1）.27-29.

篇5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各种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日益加强，与英语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更是日益频繁与广泛。文化交流、旅游业蓬勃发展，外国独资、合资企业数量增多，与国际人员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增多。同时，中国学生出国交流、深造的机会也日益增多。随着国际间的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英语，作为国际世界的通用语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的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是一件好事，然而，这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由于历史、政治、地理位置、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地区的文化的不同，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文化差异会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应意识到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忽视和改变的，应该接受这种差异，尊重和理解这种差异。在跨文化交流和处理实际问题过程中，避免出现文化上的冲突，从而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流。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在跨文化交际中，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则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

（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文化群体中的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以及道德标准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英语的使用上，文化背景也起着相当大的影响作用，由于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很多中国人在与西方国家的人交流时运用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观念，思维模式，因而常常使得中西方交流时陷入尴尬的境地。总之，忽视中西文化差异的相关知识，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走入陷阱，而导致交际失败和尴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在我国进入WTO时代以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西方的文化，达到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因此，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对于与西方人进行跨文化交际是很有必要的，也可以避免尽量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文化冲突的发生。

（二）

关注中西文化差异的意义，首先，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英语语言的内涵，更好地掌握英语这门广泛运用的语言，更深入了解西方国家，更好地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建设祖国服务。第二，关注中西文化差异有助于解决和避免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冲突，从而更好地融入世界，让外界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国家，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更大地发挥我国在国际上的作用。第三，关注中西文化差异有利于本国语言的学习。在学习中，通过对中英文化差异的比较，有助于学生更精准地理解和掌握汉语语言，加深对汉语文化的理解，这反过来又会促进我们对英语文化的理解。

面对越来越开放的社会，我们当代大学生在加深自身文化理解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尽可能多地主动理解对方的文化特性，努力把自己锻炼成具有多重文化能力、善于跨文化交际的现代人，在保持自身优良传统的同时，积极吸收外国文化中好的一面，使自己能够顺利进行双向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2］ 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北京：外语教学究出版社，1999年.

［3］ 闫传海，张梅娟：《英汉词汇文化对比研究》，陕西：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

篇6

 

在语言、文化、跨文化交际三者的关系中，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影响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在以一种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应遵守该语言的文化语用规则。但不难发现，当一种语言在各种困素的作用下被广泛传播到本土以外、为众多其他地域的人们使用时，语言与文化之间会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关系，而在以该语言为媒介所进行的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遵守的语言使用规则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交际成功。但愿望与现实往往存在距离。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际受挫或失败，产生误解，甚至引起关系恶化的情况时有发生。很多人把这一点归结为语言不通。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语言不通，交际很容易产生障碍，但很多情况下，交际受阻或失败不是由语言引起。以英语学习为例，有不少英语学习者在具备相当的听、说、读、写技能后，却不能用英语有效地表达思想进行交际，对于这样的学习者，与其说他们的交际存在语言障碍，不如说是存在与交际对方的文化障碍。文化是语言所承载的内容，语言和文化互为作用，两者关系十分密切。语言和文化受到各国不同发展历史、地理环境影响。尽管由于全球化的加速，各国间的距离已经缩短，但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却依然存在。只有了解、理解和尊重这些差异，培养跨文化意识，我们才能跟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有效地进行交际。

一、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

语言的不同层次和相当层次的语言单位具有不同的文化蕴含内容。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英汉语言差异，是英语学习者有效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前提。词是语言中蕴含文化的核心。文化差异造成词汇语义理解障碍从而影响交际的例子非常常见，因此，英语学习者要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语言差异首先要了解文化差异对英汉词汇的影响。文化差异对英汉词汇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1．英汉文化部分重合导致词汇语义部分重叠。英汉文化中都有的实体，汉语加以明确区分，英语中可能不加区分。这种情况首先体现在概念词上。论文大全，语言。论文大全，语言。英汉语言中的亲属称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uncle”为例，英语中父母双方的同辈男性亲戚均用“uncle”表示，但uncle在汉语中可细分为伯、叔、舅、姑父、姨父、表叔等，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对这些细致区分的亲属关系肯定束手无策。同样，汉语中不加区分的实体在英语中会明确区分的也比比皆是。论文大全，语言。如汉语中“骆驼”一个词，它相当于英语中的camel，可细分为dromedary（单峰骆驼）和Bactrian camel（双峰骆驼）。汉语中一般只用“公”和“母”（或“雌”和“雄”）二字来区分动物的性别，而英语中则往往各有单独名称，小动物也另有名称。如英语中公马、母马和幼马分别为stallion、mare和foal。

2．英汉文化空缺导致词汇空缺。以别的语言为参照，任何一种自然语言的词汇中都可能出现“词汇空缺”现象。所谓空缺 （文化上） ，是指有些表达方式为一国所独有而别国没有。如“冰糖葫芦”一词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只能意译为candied haws on a stick；又如“Mr. Potato Head”中文中直译为“土豆头先生”，如果不知道它是美国的一种深入人心的流行玩具，跨文化交际者势必不能理解这一词的意思。这种词语使用上的空缺现象在英汉语言中非常普遍，而其在英语和汉语的谚语、成语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尤为突出。如汉语中的谚语“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激励人们坚持锻炼身体。英语中没有“三伏”和“三九”的对应词，如果你对外国人说 three fu 和 threenine，相信听的人会莫名其妙。此时译成英语要对其意义加以解释，例如In summer keep exercising during the hottestdays；In winter do the same thing during thecoldest weather。

3．英汉文化冲突造成词义冲突。所谓文化冲突，有两种情况：①有些表达方式，一种语言有另一语言也有，但涵义相反或意义相差甚远。如英汉语言中都有“个人主义”这一词，英语“individualism”在美国人眼里是个人的独立自主，它体现了美国强调的个人奋斗、努力进取的价值观，是褒义的。而中国人眼中，“个人主义”是“集体主义”的反义词，有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意思，是贬义的；同样词语貌合神离的例子枚不胜举， 如“pull one’ s leg”不是中文中的“拖后腿”而是指“开玩笑”；“drop a brick”不是指“抛砖引玉”而是指“说话闯祸”。②含义相同但在两种语言表达方式上不同甚至相反。论文大全，语言。如中文“红”与“绿”或“白”相对，而中文中表示嫉妒的“红眼病”英语中是“green-eyed”，如果用“red-eyed” 则是指把眼圈哭红的意思；“酒肉朋友”英文是“a fair-weather friend”，这跟中国人朋友见面少不了吃吃喝喝，英国人见面喜欢谈天气的文化差异不无关系；中国是农业国家，很多习语都与农相关，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瓜田李下”等，英国是岛国，所以很多习语与航海相关，如“put one’s oar in”、“walk the plank”等，“树倒猢狲散”英文中译为“ratsdesert a sinking”足见两国的文化特色。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

1．培养正确的文化态度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民通过创造活动形成并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产物。中西方文化由于各自人类文明进程不同。论文大全，语言。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所持的哲学观不同。因而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主体，崇尚勤劳、谦虚、谨慎的美德；西方文化则以物本为主体，崇尚个体性、开放性、创造性的文化传统。中西文化本质差异使中西方人们的生活大有不同，包括感情表达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行为方式等等。而这些无不对语言产生影响。因此。培养文化敏感性．即英语学习者在深刻理解本族文化的基础上具备对异国文化的观察、理解和反映能力应被视为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第一步。学习者对本族文化和异国文化要有正确的认识，摈弃民族主义，消除文化偏见的文化相对主义态度——即文化只有差异，而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基于正确的文化态度，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察觉到与本族文化有明显差异并可能发生文化冲突的异国文化特征，才能理性地理解与本族文化有明显差异的异国文化特征，才能在交际中真正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解决文化冲突，实现有效交际。

2．选择蕴涵丰富文化内容的学习材料

蕴涵丰富文化内容的语言材料是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途径。英语学习者在选教材时应有意识地多选取一些出自英美国家的原文材料，旨在使自己通过大量接触，潜移默化地培养跨文化意识。教材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代表性。通过对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学习者在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同时，发展了合作能力。因此，在选择教材时要注意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主流文化，触及西方文化本质，反映西方文化深层内涵的内容。例如西方的社会制度、哲学流派、经济理论、思想及价值观等等，这些内容有助于学习者自己去分析，去探讨，加深对西方社会的认识。得出自己的结论，最终达到跨文化能力的提高，自身素质的完善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成熟。（2）多元性。语言材料从类型上应包括己方文化、异域文化和跨文化的范畴。一味强调语言学习中异域文化的导入和异性文化的差异、矛盾、和冲突，相对忽视中西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影响、与融合，以及外语使用中本族文化的意义，也会使得跨文化交际陷入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加强学习者的主体文化意识，教材在选取上应当适当引入中国文化．语言材料应按不同角度来构建，对同一问题，可以用跨文化的角度来阐释。通过对己方、异域文化的认识，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中，达到对己方文化的再认识，对异域文化的真正理解．从而实现跨文化交际。（3）趣味性。教材不仅要符合学习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还要尽可能通过提供趣味性较强的内容和活动，激发学习者自我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

3．充分运用各种媒介，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

音乐、电影、电视、多媒体课件等都是文化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它们可以提供最新最生动的语言和文化信息；另一方面，有助于学习者对文化有直观的了解，留下深刻印象。学习者可以收集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资料和图片，了解外国艺术、历史政治、风土人情；运用英语电影、电视等学习资源给自己直观的感受，使自己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进一步增进文化知识的积累。电影、电视是了解西方社会的有效手段，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片可以提供丰富的材料，使学习者对不同时期的社会习俗、衣着、建筑有所了解。通过电影、电视，学习者还可以观察人们的举止、表情非语言交际手段。这对语言能力的培养也是很有裨益的。此外，互联网也是辅助英语学习的有效手段。现在越来越普及的网络给学习者了解和学习西方社会文化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窗口。西方众多文化机构、语言机构、政府机构、科研机构以及大学等都建立了自己的网页。英语学习者可利用互联网与世界各国使用英语的人们进行交流，创造真实的跨文化交际氛围。总之，英语学习者应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体验、感受跨文化交际。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既反映文化，也受文化的影响。论文大全，语言。因此，学习语言不仅限于学习语言本身，在语言学习中，目标语的文化知识也应是学习的重要内容。文化因素始终存在于外语学习的背后，即使优秀的语言学习者其交际能力也会因文化原因受到限制。因此，英语学习者应培养自己对异国文化的敏锐感觉能力、对语言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能力，从而培养出真正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自己成为既有语言知识又有交际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2]谢金良.西方文学典故词典[M].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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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从原始的氏族社会开始就有图腾文化，图腾信仰实质上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原始的祖先崇拜观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人格化的自然崇拜观念，龙便是很好的图腾崇拜的代表。但是龙的形象在英语文化中则全然不是这样的象征意义，龙在西方表示邪恶和丑陋的意思，其形象在两部动画—《怪物史莱克》和《花木兰》里就有很好的诠释。

因此“a dragon of woman”是“凶悍的女人”的意思，而不表示“龙女人”。词的人文涵义往往能折射出该民族特定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妇女的地位和种族歧视等（戴 2001: 1）。英语中的动物类词语用来指女性时，贬义词多于褒义词或中性词，在美国俚语中就更加突出了。如“cat”指“心地恶毒的女人”，“dog”指“”，“pig”指“”等等，这些词语的文化内涵的人文性毫不掩饰地透露出了对女性的鄙视，反映出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胡 2004:64）。鉴于东西方民族人文心理等各种差异，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处理，照顾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比如在翻译“亚洲四小龙”要翻译成“four tigers”， 而不能翻译成“four dragons”。

二．中英文动物名称的文化内涵比较

（一）文化内涵基本对等

在中西方两种民族文化中，猪都有“脏，丑的”涵义，所以肥的像猪可以翻译成为对应的英语“as fat as a pig”； 而云雀都有快乐活泼的意思，所以有“as happy as a lark”和其完全对应的中文“像百灵鸟一样快乐”；猴子在两种文化中都是调皮的玩物，所以“拿别人当猴耍”可以翻译成“make a monkey out of somebody”。

（二）不对等现象或文化缺省现象

众所周知的龙在中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代表性的还有狗等。狗在西方表示“友谊”，是人类忠实的伙伴，其褒寓意如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 lucky dog(幸运儿)等。但是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往往带有贬义，所以有很多带有贬义色彩的成语如“狐朋狗友”，“狗仗人势”等。如果你在中国也用You are a lucky dog就可能会产生不愉快的情绪。当汉语的 “走狗”译成running dog，西方人感觉这狗很好而且很可爱，活蹦乱跳的。An old dog likes him never barks in vain. Whenever he barks， he always has some wise course句中的“an old dog”“老狗”，汉语中是骂人的词，而英语中却指“年事已高，却经验丰富的人”，故为“行家老手”之意，对应过来就像汉语中的“老马识途”中的“老马”。故这句英语译成“像他这样的行家老手，从来不会随便发表意见，一旦发表，总有高见”。

三.翻译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翻译中英文有关动物的文化内涵词时，有以下几种情况：1. 甲乙语言中有相同的喻意但是设喻形式或喻体略异。2. 甲乙语言中喻意相同，但是喻体相异，即意合而“形离”。3. 甲语言中喻体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乙语言中只存在与之有相同喻义的表达法（卢 2006:297）。

（一）直译

对于中西方文化对等的动物内涵，我们尽量采用中英文中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翻译， 这样既没有歧义，又易拉近中西方人的距离。如前面提到的中英文基本对等的动物词语天鹅，猪，鸭子等等。天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优美，所以翻译是就直接可以说“as graceful as a swan”， 在形容人的姿态笨拙的时候就可以说“as clumsy as a duck”。

（二）意译或取其比喻义

虽然中西方文化中有很多相似的表达，文化内涵意义相同的地方也时常碰到，但是作为两种不同的语系，其大多数的文化内涵是不相似的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中西方民族文化内涵不同或者相反的词语，要异译或直接取其比喻意。例如，虎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动物之王， 如“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狐假虎威”等都表示虎的权威。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虎恐怕要退居二线，让位于狮子了。所以在翻译这些的时候一定要做相应的调整，如“the lion—king of animals.”翻译成中文则是“老虎—山中霸王”。 “深入虎穴 ”翻译为 “ beard a lion in his den”。有些英语短语在中文中很难找出对应的有相同文化内涵的动物名称时就要去其动物名称的词语，灵活得取其比喻义，如“as merry as a cricket”，“as cunning as a dead pig”， 要分别翻译成“非常快活”，“十分狡猾”。

四．结论

本论文从比较分析了动物词汇在中英两种文化中的不同内涵，结论得出：文化内涵相等或极大相似的文化内涵词可直译；而对于具有相似内涵的动物文化词，翻译时要做相应调整；最后对于中英文化中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词，要意译或取其比喻义。

但是就翻译时是否要考虑受众心理的问题，在我和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交谈的时候，他曾经在提到美国作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时，非常不解甚至是愤慨。他认为杨宪益的译文很好地传承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而霍克斯预想将中国文化变成西方人的东西，反而弄巧成拙，既失去了中国文化的原有韵味，也不是完全的西方人的红楼一梦。这位法国作家进一步解释说，古典的东西就是原本的富有文化底蕴的东西，而读书的期望就是要吸收原本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翻译时一定要忠实于原文，不要随意篡改原本的东西；即使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心理也不行。所以对待这些不同内涵词，翻译时一定要综合考虑，审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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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戴水姣.《英汉动物类词语的文化内涵浅析》［J］ 外语教学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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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803　文献标识码：A

张庚(1911―2003)，湖南长沙人。1927年开始参加戏剧活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运动，主要从事戏剧理论批评工作，于1936年出版了《戏剧概论》。1938年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1942年出版了在“鲁艺”讲课用的教材《戏剧艺术引论》(1981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再版)，并发表了《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抗战胜利后，到东北任鲁迅文艺学院副院长。1949年后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并任《戏剧报》主编。“”后任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等职。出版的理论著作有：《新歌剧论文集》(1951)、《扩大上演剧目的几个问题》(1956年，通俗文艺出版社)、《的人民性》(同上)、《论新歌剧》(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同上)、《戏曲艺术论》(1980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张庚戏剧论文集(1949―1958)》(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庚戏剧论文集(1959―1965)》(1984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此外，他还主持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戏曲艺术概论》等书的编写工作。

作为一个资深的戏剧理论家，张庚坚持真理，敢讲真话，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致力于反对戏曲领导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戏曲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他先后写了《正确地理解传统戏曲剧目的思想意义》、《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改革”戏曲》0等文章，不赞成唯成分论，认为“衡量一个剧目中有无人民性，决不能单单抓住其中的肯定或否定人物的阶级成分来予以强调”，反对“把阶级斗争的复杂图景简单化为一边是坏人――统治阶级。一边是好人――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者。”在普遍认为传统戏是传播封建思想的渠道的年代里，要做到这点非常不容易。在忠孝、节义的评价问题上，也表现了张庚的卓识。他认为：“忠、孝、节、义这类的思想，固然有封建性的一面，但也不是没有人民性的一面”。并举《杨家将》等戏曲为例说，《杨家将》、《精忠记》的人民性，“正是表现在那与‘奸’尖锐对比起来的‘忠’”。“《三上轿》所以感人，也还是那有人民性的‘节’”。对鬼戏，他也不全盘否定。他认为以鬼魂形象宣扬恐怖、迷信，为封建统治服务，就是坏鬼戏；鬼魂形象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就是好鬼戏。在庸俗社会学流行的年代，讲出这一真话要付出巨大的代价。20世纪60年代初的《戏剧报》为此发表了10多篇文章，整整批了他一年，同时挨批判的还有赵寻、岳野。不管别人如何厉声质问，他就是不轻易妥协，还写了为自己辩护的文章。他回到《戏剧报》后，仍坚持原来的观点。

张庚常常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处思考。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既反对全盘继承及不赞成戏曲改革的错误主张，也极力反对抛弃传统、用话剧的方法改造戏曲的做法。“”后不久，戏剧界刮起了一股彻底否定传统、否定艺术规律、否定戏曲的冷风后，张庚没有像某些人那样模糊了自己的方向，而是一反戏曲衰亡论、戏曲夕阳论，提出戏曲尚处于自己发展的史前期的鲜明论断。这自然不是故作惊人语，而是他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认为：当前的世界文化，既不可能是西方文化单独发展，也不可能是东方文化一花独放，而必然是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在这个大背景下，各民族文化会进一步发掘自己的价值，做出超越本体的跃进。这个预测是有科学根据的。的确，对现代戏曲艺术来说，它在影视的冲击下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在新旧交替的蜕变中获得新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庚称它尚处于自己发展的史前时期，并不言过其实。

张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写的论戏曲改革的论文，虽然有许多地方对庸俗社会学作了认真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摒弃了事，而是带有鲜明的建设性。他在《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改革”戏曲》一文中，写了段小注：“戏曲改革”是在解放初期提出来的。那时提出“改戏、改人、改制”，完全必要，但“戏改”七年后，“三改”基本任务已完成，“戏改”就没有了具体内容。如果把“戏改”这个名词搬用到戏曲艺术的发展提高上来，必然导致什么都“改”，而艺术的发展是不能用“戏改”的方法去做的。“因此，我提议取消‘戏改’或‘戏曲改革’这个名词而代之以戏曲工作、戏曲创作、戏曲整理、戏曲艺术等名词。”他这段小注，提出了应注重学术建设，不要动辄提出“大破大立”的大问题。这对缓和紧张的文化气氛，形成正常的戏曲理论批评的文化环境是非常有益的。正是从注重建设出发，张庚在1962年、1963年，接二连三地论述了关于“剧诗”――戏曲应称为“戏剧体诗”或“诗化戏剧”的主张。

张庚学贯中西，有深厚的外国文艺理论功力。“剧诗”说便是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参照系提出的。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并无“剧诗”的概念，而据西方的传统看法，“剧作也是一种诗，和抒情诗、叙事诗一样，在诗的范围内也是一种诗体”。这和我国古代美学家，把戏曲看作诗(非案头阅读的狭义的诗)的观点是一致的。张庚的“剧诗”说，自然不是简单地袭用前人的传统观念，而是在深入研究中国文学和戏曲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外传统美学思想，体现了整体性的观点，与过去某些戏曲研究家机械地罗列艺术现象的做法明显不同。它抓住了戏曲有别于其他戏剧艺术最本质的特点，是立足于我国戏剧实践提出的一种崭新的美学见解。从他对“剧诗”的内涵、“剧诗”的传统、“剧诗”的言志、“剧诗”的构成、“剧诗”的意境等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把“剧诗”与抒情诗、叙事诗并列，不仅是把戏曲提高到诗的境界看，而且是为了改变戏曲与文学日益分离的局面。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去掉戏曲的综合性，而是要求戏曲既要有文学性，又要有戏剧性，有行动，有严整的结构，即用诗的形式写有戏剧性的、行动中的人物性格。

张庚对“剧诗”的理解，有一个发展过程。他在1943年写的《鲁艺工作团对于秧歌剧的一些经验》和1948年写的《秧歌剧与新歌剧》中讲的“剧诗”，主要局限于秧歌剧、新歌剧和话剧，研究的范围多半指剧本语言形象精炼、感情浓烈、节奏鲜明的诗化，后来才逐渐扩展到戏曲艺术，尤其是戏曲艺术整体诗化上。在《戏曲艺术论》中，他用了一整章的篇幅的来论述“剧诗”问题。他认为，戏曲与诗歌关系源远流长，口头的诗歌发展走了一条民歌――说唱――戏曲的道路。戏曲不论从编剧、表演的角度看，还是从整个舞台艺术上看，它都是舞台演出的诗，属诗的艺术范畴。戏曲的审美特性可以举出千条万条，归纳成一条就是诗性，这便是张庚“剧诗”说的核心所在。由于张庚比较科学地把握了戏曲艺术的本质和特殊规律，因而它不仅对戏曲艺术的革新实践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完全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有特色的美学学派。

张庚在戏曲研究方面著述甚丰。他的专集、论文集和他主编的书籍，到80年代中期已有16种，论文约200多篇。其中《戏曲艺术论》既是他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戏曲学的奠基之作。他与郭汉城共同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托体宏富，立论精深，史料翔实，把中国戏曲发展的全部历史囊括在结构通显、风格独具的框架之内，驾驭在前后久远、上下广袤的时空之中，是一部可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相媲美的杰作。在戏曲方志学方面，他是领导者和带头人。在声腔剧种史方面，他同样有开创性的贡献。总观他的戏曲研究，不论是写“论”，写“史”，写“志”，他都把包括戏曲在内的戏剧艺术看作是一个高度的综合整体，把戏曲文学与舞台艺术、音乐艺术和表演艺术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戏曲既是时空艺术的综合体，也是语言艺术、音响艺术、造型艺术的综合体，因而从事戏曲研究，不但不能像某些理论家那样将其视为案头作业，而且也不能孤立地将其拆零研究，而必须紧紧抓住戏曲作为一种独特的综合性的舞台艺术进行探讨。张庚自己研究戏曲，不但把综合性看作戏曲的一种本质属性，而且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出发点。为此，他较早较快地进入戏曲本体论的领域。如《中国戏曲通史》一书，注意加强艺术部分的论述，辟专章论析音乐、表演、舞台美术。这种案头文学与舞台艺术紧密结合的结构方式，充分地体现了戏曲作为综合性舞台艺术的特征。在《戏曲艺术论》中谈到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时，他也设了“戏曲艺术的统一性”专节，专门论述戏曲为什么叫综合艺术，并对各种有个性的艺术，如何在综合中发挥为故事本身服务，以及如何让各种不同的艺术，在一个戏里发挥其所长的问题作了精彩的阐述。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的前言中，他把自己的观点归纳为：戏曲“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的综合性，使中国戏曲富有特殊的魅力。它把词曲、音乐、美术、表演的美熔铸为一，用节奏统驭在一个戏里，达到和谐的统一。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的感染力，形成中国独有的节奏鲜明的表演艺术。”把戏曲看成是综合艺术，前人早就有这种看法，但把综合的概念用来研究戏曲艺术，则是张庚的独到之处。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更好地总结戏曲的经验教训，为指导当代戏曲的发展服务。

张庚不仅是戏曲理论家，而且在戏剧史领域也卓有建树。他研究戏剧史，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还在1932年，他就从事现代文艺史的研究，在武汉的《煤坑》上发表了《与新文艺之开展》的论文。1938年，他在鲁迅艺术学院讲授《戏剧概论》的同时开设了中国话剧史课程。在史料奇缺的情况下，他亲自整理油印了《中国话剧运动大事编年》，后来发表在1949年东北出版的《人民戏剧》上。1959年，他又在《戏剧报》上连续发表了《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第一、二章，其笔墨始终集中在话剧本身，尤其努力突出话剧历史演变的轨迹。由于他没按当时的流行观点着重分析早期话剧的政治思想内容，而更多地从艺术规律上分析总结，再加上评价历史人物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派的戏剧理论和戏剧活动没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这便招来抨击，致使“初稿”无法再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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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通常反映的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视域范围和研究方法等。Ethnomusicology多名称混用的状况使得大家对该学科的内容、范围和研究方法等产生了模糊认识。一方面，多数学者将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学等同起来，视为同一学科；另一方面，少数高校同时招收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学等专业方向的学生，这委实令人颇为费解。那么，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有什么区别；有无区分或统一的必要；如要区分，又当如何进行？本文主要就这几个方面问题与业内同行进行探讨。

一、Ethnomusicology的出现及多名称并存现状

众所周知，“Ethnomusicology”一词源自于荷兰学者吉卜•孔斯特（Jaap Kunst）的个人创造。1950年，吉卜•孔斯特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他的著作《民族音乐学》，该书将“Ethno”（氏族、种族、民族，或泛指人）与“musicology”（音乐学）进行组合，创造了Ethnomusicology一词，并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普遍认可。毫无疑问，“Ethnomusicology”的中文译名当为“民族音乐学”（也有人译为“人类音乐学”）。但由于音乐界对是否该用“Ethnomusicology”这个词本身就存在很大争议，致使大家在对该学科的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音乐界就出现了Vergleichende Musikwikwissenschaft（比较音乐学）、musical folklore（音乐民俗学）、Anthropology 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Cultural musicology（文化音乐学）等诸多名称。然而随着该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内容变得更为宽泛，学科命名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准确地界定该学科名称，成了当前世界音乐领域的一大难题。在当今中国就有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学、音乐人类学、中国音乐学等多个名称。

回顾历史，中国最早接触、学习、研究民族音乐学的是王光祈先生，其时为“比较音乐学”。自上世纪20年代王光祈先生率先将“比较音乐学”引入中国，到1980年“南京会议”①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确立，国内学者对Ethnomusicology的学科名称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至今没有统一。

在我国最早将Ethnomusicology一词译为“民族音乐学”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罗传开先生。“南京会议”之后，这一名称逐渐为国内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并流传开来。如，伍国栋将其论著定名为“民族音乐学概论”，杜亚雄有本书叫《20世纪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但这一名称受到了西方和中国相当一批学者的反对。管建华经常使用的是音乐人类学，出版有《音乐人类学导引》、《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等，并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杨沐，杨沐在《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一文中明确将“‘音乐人类学’作为本学科的中文名称”②。而蒲亨建等人使用的是“音乐文化学”。同时，蒲亨建认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等“均名异而实同”③，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前中国音乐理论界的普遍看法。

从近20多年国内外情况来看，西方学者对Ethnomusicology的学科命名和界定似乎已不感兴趣，他们将研究重点更多地指向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努力拓展研究的方向、范围和课题，以适应该学科的发展需要。同时，国内学者在经过一段时间争辩之后，或淡而忘之，或倦而厌之，很多人都觉得该学科发展得实在太快，所有争论都不会有什么结果，以致避而不谈了。

二、Ethnomusicology历史演变及其受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

关于Ethnomusicology历史演变过程很多论著（文）均有记载，在这里我不想多说。我想讲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件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Ethnomusicology也是这样。随着研究内容、范围、方法的不断拓展，该学科已与其本体渐行渐远。在与不同学科进行“联姻”的过程中，Ethnomusicology已经逐渐脱离其“母体”，孕育出了许多新的不同学科。在今天之中国，该学科目前已从单一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延伸到学科方法论、音乐民族志、音乐文化区划、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域外传统音乐文化、城市民族音乐学以及计算机辅助民族音乐学研究等众多领域。学科研究内容的不断扩大，使Ethnomusicology早已突破了原来留予的狭小空间，扩展到一个新的研究层面。

在Ethnomusicology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起着决定性作用。

我们都知道，音乐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音乐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主要根源是人类文化，不同的文化必然会产生不同的音乐。陶玛（美）在《文化变迁中音乐的纯洁性》一文中就指出，音乐事实上可以将其描述为一种“非言语的交流方式并由该文化的成员们所实践，它是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所勾画的一种文化”。

东西方由于其历史发展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它们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民族音乐学起源于欧洲，承载着西方文化特性，深受西方思维习惯、研究方法、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回顾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是与西方文化侵略和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批评相伴而生的。在研究视角上，它将音乐与文化割离开来，进行物理的而非文化的研究，体现了西方人具体而微的分析型思维习惯。“民族音乐学”取代“比较音乐学”的事实背后是东方文化的综合型思维模式。由于东方文化的整体性特性，东方文化中的音乐与生活融为一体，使西方学者在对东方的音乐进行理解时出现了障碍，渐而将研究视角探向了产生音乐的环境和文化。

就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来说，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一些端倪。比较音乐学被王光祈先生传入中国以后，由于该学科当时只对“音乐本体”进行研究，忽视了音乐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片面性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综合型模式是有冲突的，或者说，不符合东方人的思维习惯。笔者认为，这可能也是比较音乐学未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民族音乐学对“音乐”与“文化”普遍关注的综合特性与东方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很快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普遍响应。在近20多年的学术讨论和研究实践过程中，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一直秉承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在翻译、借鉴西方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构建本民族音乐学理论体系，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民族音乐学专著、译著和论文，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国外民族音乐学的独特风貌。

既然民族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研究目的和方法有着严格的区别，那么以这三门学科为基础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也理应当是有所区分的。

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西方一些学者在使用和理解Ethnomusicology一词时其实是有所区分的，他们通常将侧重于对音乐本体研究的称为“民族音乐学”，侧重于人类学研究的称为“音乐人类学”，而将侧重于音乐所处文化环境研究的称为“音乐文化学”，并不像国内音乐理论界那样混为一谈。

四、结论

我国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均源自于Ethnomusicology，这是无可争议的，但由于研究者的不同知识背景，该学科的研究逐渐迈向了不同的学科领域，其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在翻译英文文献时，应当根据其研究内容、目的、方法等的不同翻译成不同的名称，而不应统一译为某个中文名称；而在撰写中文论著（文）时，则应当脱离Ethnomusicology的本义，根据论著（文）的内容来合理确定名称。如果硬要让我从中作唯一选择的话，由于文化的多维和复杂特性，我个人认为采用“音乐文化学”这个词可能更为确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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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沐.《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J].北京：《音乐研究》，2000，(3)：p81―p87.

①1980年，由民族音乐学家沈洽、高厚永、赵后起、杜亚雄等人组织策划，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了“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会议首次采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国际性学科概念。音乐界一般习惯地将这次会议简称为“南京会议”．

②杨沐．《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J]．音乐研究，2000(3)，p81―p87．

③蒲亨建．《对我国音乐文化学研究现状的初步思考》[J]．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5―p98．

④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3，P14．

⑤赵宋光．《音乐文化的分区各层构成描述:关于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目标、方法、步骤的若干建议》[A]．赵宋光文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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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卓(1975-)，女，吉林吉林人，长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教育，英美社会与文化研究。(吉林　长春　130022)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6-0103-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中英语专业的发展尤为迅速。张绍杰等在《外语学科博士研究生教育：问题与对策》中就指出至2008年全国各类院校兴办的本科英语专业已达一千余家。这表明英语专业经历了一个“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历程，随着具有较强英语教学背景的经管、外交、法律、新闻等专业的独立发展壮大，英语专业自身的定位问题成为该专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人们开始从更广的视角思考和讨论英语专业的课程改革问题。其中胡文仲在《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就针对如何加强英语专业的通识教育、如何进一步明确英语专业的学科性质、如何拓展英语专业的学术研究领域、如何界定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如何平衡外语技能的训练和专业知识的传授、如何规划英语专业的师资发展、如何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如何培养高层次英语人才等方面提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识教育自19世纪在西方出现，如李曼丽在《通识教育――种大学教育观》一书中所指出，该教育理念突出“非功利性、非职业性”教育，致力于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将就通识教育对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借鉴作用谈谈个人的几点思考。

二、通识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1　通识教育的起源。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19世纪初，美国伯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首次将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著名的高等教育家赫钦斯是美国通识教育的领导者，他指出“没有通识教育，就没有太学。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类的智慧，由此发扬人性，以成“完人”。通识教育是关于人的生活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是非专业性的、非职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其涉及范围宽广全面。中国著名学者甘阳在推广中国通识教育过程中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指出哈佛的学生不管学哪一个专业，都必须接触到自然科学、历史分析、文学音乐艺术、道德推理、外国文化这五个范围的知识。美国通识教育虽然科目很多，但人文教育是美国通识教育的最核心的内涵。

2　通识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及问题。中国的通识教育的起点是1995年国家教委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第一次素质教育会议(在我国通常把通识教育叫做素质教育)，到2009年全国已经有一百多所院校建立了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具体操作上，大部分高校是把通识课程等同为素质课或选修课，学生在本科四年内修满规定的学分(10～16分)即可。甘阳对国内外通识教育考察后认为目前中国通识教育有几个主要问题，如通识教育课程太多，在很多学校被等同于选修课，很多学生是混学分来完成；通识教育的共同核心课没有合理地建立起来，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没有理顺，不能持续发展，通识课程没有相应的深度等等。为了不让通识教育流于形式，他建议在有限的学分和时间的限制下，把精心设计少而精的几门“共同核心课程”作为第一步，建议文理科可开设不同的核心课程，但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有两门核心课程――中国文明和外国文明都应该是必修的，而且要严格要求，必须要进行经典阅读，要尽可能采取小班讨论和撰写论文的方式。

三、英语专业发展现状

为适应21世纪国际化经济时代的要求，教育部于2000年4月批准实施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大纲》把英语专业的课程分为英语专业技能课程(指综合训练课程和各种英语技能的单项训练课程，即听、说、读、写、译等技能训练课程)、英语专业知识课程(指英语语言、文学、文化方面的课程)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指与英语专业有关联的其他专业知识课程)三种类型，《大纲》建议这三类课程在英语专业课程总学时分配的比例分别是67％、15％和18％。

现在《大纲》实施已十年有余，英语专业的现状总体问题较多，如胡文仲等所指出的：课程结构不尽合理，语言技能类课偏多，文学文化类课偏少；课程内容低水平重复，深度广度不够；教材的选材偏重日常生活，口语化明显，文化内涵偏低；阅读量远远不够，写作练习不足；选修课繁杂，学分普遍下调；教师任务过重，科研压力过大。尤其在实践层面，过于重视“技能培养”，忽视“人文教育”。另外，郝红梅在其《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调查与研究》的论文中也指出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较集中于经贸方面，其他方面课程则普遍较受“冷落”；学生的选课普遍偏重教育类和经贸类课程。英语专业四年的专业课程总学时比《大纲》最低要求普遍少100～300学时，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的学时则与《大纲》要求相去甚远。

语言本身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但我国外语尤其英语专业教育严重强调语言的工具性，而忽视人文性。究其原因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功利主义成为教育的指导原则，实用性、应用性教育成为我国教育哲学的主流。以此功利主义哲学为主导必然导致教育的偏差，如李林等人从通识教育视角审视英语专业建设的现状，指出现在外语专业课程设置上就是将技能训练放在首要地位，各类文学和文化类课程被太幅度削减，课时大幅度压缩。结果导致外语专业的毕业生人文基础薄弱。对西方文化了解肤浅，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学生缺乏深度思考和独立判断，与通识教育的目标――培养“完整的人”“健全的人”和“自由社会中的健全公民”相去甚远，所以英语专业改革的重点是迫切需要通识教育的融入。

四、通识教育对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启示

1　达成外语专业人文性的共识。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教育思想认为学生接受教育是为了他(她)个人的发展需要，学生的人格完善和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无论在国内还是西方国家，人文主义教育都是高等教育之本。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人文主义体现在大学理想上。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曾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发展人的理智，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他强调文法、古典文学和哲学等传统人文课程，认

为这些课程应为训练智力服务。鉴于此，在当代西方的很多大学(包括理工科大学)里除了重视专业教育之外，还强调通识教育。在通识教育课程里，文学、艺术等是其中必修课程。语言具有人文性，正如胡文仲所言，语言是一种文化代码，学习一门外语就意味着学习它所构筑的一整套文化视界，获得一种新的对世界的看法。美籍华裔教育专家高燕定在观察研究美国教育二十余年之后指出，在美国的大学，外语专业的学习不仅仅关注语言本身如词汇、语法和文章结构、翻译等，而是把语言作为切入点，进一步研究该国的文化、文学、艺术、政治、历史、宗教、社会和经济等。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外语教育，其培养目的更重要的是人文知识的传承与人文素养的提高。

现在关于英语专业学科定位也有很多讨论，如虞建华在《谈我国高校英语专业“两个走向”问题――兼及英美文学教学》中就指出，不同院校英语专业层次不同，师资力量发展不平衡，有的将自己定位为“应用英语专业”，有的定位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但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定位，都应该有这样的共识，即任何英语专业都绝不能受语言工具论及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忽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语言技能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必须兼具，当然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专业定位有相对的专业侧重，如“应用英语专业”可以以语言应用为导向，主要培养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而“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则可以凸显外语优势的人文教学，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2　完善课程设置。鉴于英语专业要注重人文性的共识，对待现行课程设置不合理之处就要进行相应的改革。首先是《大纲》建议的英语专业技能课程、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这三类课程在总学时分配的比例(67％、15％和18％)应重新调整，尤其是专业技能和英语专业课程比例差距太大，在不增加现有总课时的前提下，降低技能课课时而提高英语专业课程的比例势在必行。

另外是课程设置的阶段问题。目前《大纲》建议英语专业一二年级周学时是14～15，但专业课程只有在二年级才开始开设，而且两个学期各仅有每周2学时，专业课程到三四年级才增加，到四年级达到最多，两个学期为每周6学时。但具体实施起来专业课程学时很难保证，近年来受考研和就业等因素的影响。从大四上学期开始很多学生就难以踏实学习，很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大四下学期就不安排课程，把整个学期都留给实践环节(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所以前面郝红梅文提到英语专业四年的专业课程总学时比《大纲》最低要求普遍少100～300学时，被挤压掉的往往就是高年级阶段的专业课时。鉴于此，笔者认为，专业知识基础课程从大一入学的第一学期就应该开设，如《大纲》所列的“西方文化入门”就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北外从1980年开始开设，设置在二年级，每周2学时，开设一年。但这样一门专业基础课的现状是，在很多院校的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就从没有开设过，这种忽视专业知识课程的现状亟待解决。

3　摸索通识教育课程和英语专业课程的融合模式。随着通识教育在我国高校的开展，英语专业领域也在摸索英语专业和通识教育的融合模式，比如王正胜等人撰文强调英语专业课程设置要改革原有《大纲》三大类课程分法，提出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开设通识教育类和实践实习类的五大类课程分法。笔者认为在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还处于摸索阶段的当下，英语专业和通识教育的融合亦可灵活应变，无须把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或通才教育)进行对立。如前文建议对所有专业开设的两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国文明和外国文明，对英语专业而言这两门课程在《大纲》中均已有体现。和中国文明相关的“中国文化概论”属于相关专业知识类课程，而和外国文明相关的“西方文化入门”属于专业知识类课程，可见通识教育和英语专业教育并不对立，二者是相通的。具体实施方面也可因校而异，在通识教育开展好的综合性大学，以上两门课程英语专业的学生可以和文史哲类的其他文科专业学生以通识类课程在一、二年级同修，而对于没有大力开展通识教育院校的英语专业来说，这两门课一定要在专业课程体系里在一、二年级尽早作为专业基础课来开设。具体模式上应摒弃概论式的教学方法，鼓励经典研读、小班讨论和论文撰写，培养学生对中西方文明的兼容并蓄，训练英语专业学生长期以来欠缺的批判性思维。

我们必须要强调经典阅读的重要性。以英美文学课为例，现在很多院校英语专业的学生在非常有限的“英美文学”的课时内接触的只是英美文学史及选读这样蜻蜓点水式的学习，不要说文学课上。就是四年之内文学原著的阅读也极其有限，这和吴宓先生所说的“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是大相径庭的。

除了以上核心课程的要求之外，英语专业其他人文素质选修课的数量也要相应增加，比如开设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国际关系史、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中西文明鉴赏与比较等。但要注意一定要掌握度，课程的增加不要盲目，要根据各院校英语专业的学科定位和师资力量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