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理论文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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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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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利用FDI推进我国环保产业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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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笔者曾撰文指出，转型期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在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和弊端，如：中央规制下制度创新的空间限制；[1]“公用地灾难”与统一市场的阻隔；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之间的冲突；创新非均衡下制度变迁水平的区域差异等。本文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走出困境的路向选择。

一、多元产权选择与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完善的产权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产权制度不会在自然状态下生成，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凭借其暴力潜能和权威在全社会实现所有权，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为产权的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利用法律和宪法制约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扼制国家权力对产权的干预。[2]（P130～197）我们在考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经验时，可以发现，多元产权选择是一个成功经验，如广东南海市的“五个轮子一起转”、浙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等多元产权企业、广东顺德对企业的多元产权改造等。现在，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营个体所有制、混合制、合伙制、国外独资和合资等等，都有应有的法律地位。哪种产权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适合于本地的实际，都应该予以扶持和鼓励。这也是政府职责的应有之义。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主张给予哪种产权形式以特殊政策，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履行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的职责。对于公有企业，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产权界限，实现资产管理层次化到产权配置层次化的转变。对于地方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不适合改制的企业的资产管理，其管理模式可参考深圳的三级授权经营模式，把国有资产的最终产权与经营权分开，使国有资产的产权人格化，解决所有者虚位、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问题。为了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可以考虑在地方人大（属广义的政府范畴）设立类似于“国资委”那样的机构，作为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代表，并减少委托——链条，以便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在产权保障方面，除了中央政府应建立起完整的产权法律体系外，地方政府也应有与中央政府配套的产权监管体系，对有关的产权主体进行约束和监督。对于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可以考虑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对产权进行重组，进行积极的创新和试验，甚至是“试错”。在这方面，广东顺德的经验值得参考，他们对公有企业的改制就是走产权多元化的道路，具体方式有：嫁接外资；划股出售、公私合营；分拆求活；多种形式租赁、公有民营或民有民营；企业兼并、拍卖；控股、参股；债权股份化或债务等值化改造；企业“先关后改”；公开上市；依法破产。通过改制，使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即财产权可以分解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可分散性（即企业产权股份化、多元化和社会化）和可让渡性（即产权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转让、买卖、出售、出租），满足市场经济对产权交易的要求，使得在产权市场尚未开放的情况下，实现产权制度创新的突破性进展，从而化解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的规制约束。

除了对公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之外，地方政府还应继续走增量改革之路，加强对非公有产权的保护。因为，这是目前很多地方最薄弱也是最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的环节。

产权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和实现外部性的内在化而实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而能够实现这两大功能的产权应是那些资产能量化到个人的产权。公有企业在这一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由于资产不量化到个人，其委托—成本大，“内部人控制”使最终所有者难以实现对资产的有效监督，这是造成其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而私有产权因资产的明晰量化和权利义务边界的确定性而产生极大的激励，它的私人收益率最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由此带来极高的生产效率。中国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1980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产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长，到1999年6月，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而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则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目前，私营经济的贡献已经接近或超过国营部门，但其所占用的国家资源比重却微乎其微，而“耗用了2/3最为稀缺的资本资源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1/3。”[3]中国私营企业用非常有限的资源去高水平甚至是超常发挥其内在的潜力。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私营经济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增长并没有伴随其他制度的相应变迁，它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制度障碍。从政府方面来看，主要的问题有：（1）产权保护制度欠缺。现有的法律和法规对私营企业合法财产和其他权益的规定比较薄弱，私营企业在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出现纠纷时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从而使其发展的原动力受到削弱。（2）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公正原则没有真正实现。私营企业在诸如市场准入、银行信贷、税费征收和其他社会负担等方面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3）政府运作的不规范和官员拥有太多的超经济权力，使私营企业主不得不从“寻利”转向“寻租”，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从私营企业本身来看，问题主要有产权界区不清、家族化管理、规模小、产业结构的低级化和产品结构雷同等。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产权界区不清，表现在：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内部自然人之间的产权界区不清；一部分私营企业，尽管其资本的形式确是私人资本，却在法律形式上戴了一顶“红帽子”；[4]一些私营企业是在没有真正的出资人的混沌状态下生成的，如负债借钱，从而造成天然的产权不清；一些私营企业主以个人的资本筹办企业，却以“合作”之类的形式注册成立公司。产权主体界区不清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企业法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易于被侵害；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权威；造成有关人员之间的权、责、利不明确，而产生“搭便车”的道德投机。[5]（P42～57）

科思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中，揭示了交易费用与制度形成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是由市场的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的相互比较来决定的。[6]但中国在向市场的过渡过程中，需要政府对市场的培育和扶持，企业与市场的交易过程多了一个政府的环节，决定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必须考虑政府这一因素。柯荣住通过实地调研并运用统计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企业、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变化，[7]认为企业的交易费用由4部分构成：企业与政府的交易费用；市场与政府的交易费用；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企业除负担第二项费用之外的交易费用。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初期，第一、二项交易费用是最重要的（这与科思的理论有所不同），是中国过渡经济时期私营经济发展中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制度问题。柯荣住进一步分析，宽松的准入政策比宽松的规制政策更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宽松的准入政策会使私营企业更有发展的机会，而且政府也会采取与其相配套的规制政策，从而使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不断降低，提高其发展的动力。本文认为，政府在实行宽松的准入政策和规制政策的同时，还要履行其产权方面的职能和社会职能，减少企业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交易费用，以进一步调动私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的事实，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在私营产权激励方面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切实解决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从改革初期的“边际的、填补空缺”的角色发展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获得了国家的正式法律地位，可以说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范畴，政府理应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实施保护。目前，在国家的物权法还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这一制度需求，实现地方性制度均衡，以消除私营经济发展的心理顾虑。

第二，为私营经济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减少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这里既包括降低私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费用，也包括在土地使用、信贷税收等方面的平等机会。但首先是要给予私营企业与其他经济形式相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因为，市场准入条件的放松会带来连续的制度响应，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市场，降低规制费用，以及做好产权界定降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等工作。

第三，厘定产权边界。私人产权界区不清本质上是私人企业主自身的问题。我们讲保护私有产权，首先要尊重私有企业主自主选择的权利。“因为私营资本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对企业发展究竟有效无效，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所需要支付的代价究竟有多高。”[5]（P58）但当私人资本意识到界定产权的成本远远小于继续维持产权含混所蒙受的效率损失时，就会要求进行制度创新，要求政府出面界定产权。这时，地方政府就应协助做好企业的资产评估工作，界定产权主体及边界，保证产权主体权利义务的落实。当然，在解决私人资本产权不清的问题上最为重要的是要给予其市场直接融资的制度条件。在这方面，目前我国还存在严重的制度短缺。市场融资有两个主要渠道，一是公开上市发行股票，二是通过银行借贷。而政策对私营资本上市有诸多限制，银行贷款也有非常苛刻的条件。这虽然是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空间的范畴，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去推动这些领域的制度变革。

第四，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消除社会对私有产权的歧视。意识形态的最基本功能就是通过强化人们对产权和其他制度的认同而减少统治阶级的统治费用。但意识形态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由于源于“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8]比正式制度安排更具有持久性和滞后性。虽然从法律上中国早已确立了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合法地位，但人们思想中的“公有”意识仍根深蒂固，它仍然在很多情况下影响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因此，地方政府应强化对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重要地位的宣传，并给予其应有的政治待遇，逐渐消除人们对私营经济的歧视，使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第五，除了上述产权、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以外，地方政府还应建立符合市场运作规范的政府行政制度秩序、发展要素市场、引导私营企业的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引导它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供信息服务以减少交易费用和经营风险等。

二、以制度化约束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创新关系

一些后发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发达国家在向市场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有效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和作用机制以及强调集体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东亚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富有价值的制度遗产。西方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变迁过程是在比较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步步演变而来的，而现在的不发达国家既面临着国内要求快速发展的社会压力，又面临着国际上日益增强的经济政治压力；既要保持不断变革的势头，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因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重要保证。

从过去一个世纪西方的发展规律来看，市场制度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大，并不是伴随着政府功能的缩小，相反，政府功能尤其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在政府体系内，出现了两个集权化运动：一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集权，二是议会权力向政府行政首脑的转移。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的有效运作，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尤其是有效的中央政府，以保证市场的有序竞争。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功能是综合性和整体性的，主要表现在：[9]（1）有效的市场运作，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以使原材料、商品、人才、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能够自由和有序流动，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市场又是一种分散的力量，它在运行中很容易与地方性的力量结合，不断地弱化社会的凝聚力。地方政府的“经济人”性质使其出台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安排，从而阻隔市场的统一，影响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最终导致市场功能和交易活动的萎缩。因此，只有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府运用其组织力量才能塑造统一的市场秩序。（2）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科学、结构合理的制度体系是成熟的市场体系的必然要求，而统一的制度体系的安排和贯彻，只有在统一的政府权力体系中才能实现。（3）市场的运行需要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一些公共产品投资大、见效慢，并具有垄断性，特别是关系到全局性的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它们是市场运行所必需的，需要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大量投入。

可见，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的关系时，一定的中央集权是需要的。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地的资源禀赋千差万别，需要多级的分层调控，需要多层的制度创新，不然，就会扼抑特色性制度潜能的发挥，扼抑人们对制度的合理预期和创新动力，地方市场的活力也就难以显现。而没有繁荣的地方市场就没有繁荣的全国市场。为此，必须找到一条既有利于中央适度集权，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两全之策。这个两全之策就是遵循市场的原则，以市场作为规制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关系的坐标：一是无论中央的制度创新还是地方的制度创新，都不要超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就由市场调节，市场失灵的地方有的就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二是以市场的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创新空间，既要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有序运转，又要有利于地方市场的繁荣，发挥地方政府创新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原则，中央的制度创新空间应是：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以相应的制度安排，如通过财政政策、贷币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建立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管理机制，保持总供求关系的动态平衡；对收入分配关系进行宏观调控，建立既保证效率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与调节制度；维护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打破地区、部门对市场的侵害和封锁，培育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组织和提供公共产品（全国性的）；协调工农、城乡、地区关系，实现制度的均衡发展。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包括：根据中央政府的发展规划，制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并作出与此规划和中央宏观目标相协调的地方制度安排；制定地方财政和区域性收入分配制度，引导和调节本地区的市场供求关系；培育地方性市场体系，推动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开放和对接，为本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规范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管理地方国有资产，保证其完整、保值和增值；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框架内调整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配置；组织和提供本地区的公共产品。

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空间界线的落实，除了以法律化的机制约束两者之间的制度博弈关系外，还要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监督机制：一是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约束，这集中体现在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控制权方面。二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铲除地方保护主义。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的相互配合和协调，从法律、行政和经济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为了加大治理、预防和惩罚力度，可以把这一工作列入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日程，对其进行专项治理；中央和地方的纪检、法律监督部门应将这问题列为执法监督的一项专门内容；中央对地方的绩效评估中，应改变过于强调经济发展指标的做法，引导地方政府放弃片面追求经济速度的发展思路。三是中央对地方的经济约束。要通过建立财政补助制度和财政监督制度等一系列经济制度，形成一种中央对地方的硬性制约和推动机制，达到调控地方制度目标的目的。西方各国中央政府建立的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和推动机制”值得我们借鉴。它以中央政府控制大部分财政收入为基础（中央财政收入总额约占国民总收入的60%以上），中央政府通过将收入的一部分以财政补助的形式拨给地方，达到引导地方政府实施中央制度安排和宏观协调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财权主要集中于中央，然后中央政府通过拨款和补助等转移支付手段，达到调整地区间财力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在日本，中央政府为贯彻自己的政策意图特设了国库支出金，采取直接拨款的方式，将一部分资金拨给地方使用，这部分资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高达20%。[10]因此，通过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的制度变革能力，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目前，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分税制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返还地方的税收比率以及地方获得中央补贴占上交中央税收的比率，都要有规范的制度约束，保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稳定性和公平性，防止转移支付总量被挤占及转移支付的随意性。同时，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转移支付的比重，即应以不损害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为前提，否则就会造成与“效率优先”原则相悖的保护落后、挫伤先进的结果。我们在解决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上，不能简单地采取“劫富济贫”方法。要承认，一定的不平衡总是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不平衡还有利于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各地更好地挖潜，实施制度创新，使资源配置达到更优状态。落后地区的发展，主要应建立在对自身资源优势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切合实际的制度创新，摸索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三、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不同的理论流派有不同的侧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到现代经济自由主义从“政府失败”出发，主张无需国家干预的市场，由“看不见的手”发挥调节作用；克服市场缺陷的出路是明晰产权而不是国家干预；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而不是市场自身。而从15世纪末的重商主义到凯恩斯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派，则从“市场失灵”出发，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布劳恩和杰克逊认为，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存在公共物品与外部效应、存在不完全竞争（在自然垄断的领域内存在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现象）、存在信息的不完全、存在不确定性。[11]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去弥补市场的不足。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市场本身就是一套社会制度，市场中的交易包括契约性的协议和产权的让渡，还包括构造、组织交换活动并使其合法化的机制。简言之，市场就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交换，它本身便包含着政治体系的力量与影响，深深地嵌入广泛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无形的手”背后有着有形的社会结构在调节以私利为目的的个人及其行动。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中，需要有产权和交易活动能得到合法认可和有效保护的制度环境，这要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做到。所以，不存在绝对不受政府及其制度约束的市场“真空”，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在较大程度上是“制度失灵”的外显。[12]（P348）

但是，政府的作用只能限于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取市场而代之：一是维持秩序职能，即有效保护产权和提供市场交易的基本博弈规则；二是解决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外部性问题，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维护者和地方公共秩序的建设者，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要以制度创新去弥补市场的缺陷，实现市场化的制度均衡，既防止制度供给的过剩，也要防止制度供给的不足。

然而，我们在考察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经常直接参与本地企业的经营活动，代行了市场的职能。这种创新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以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或者即使微观主体有创新的需求和动机，在中央制度进入壁垒的约束下也难以实现创新的愿望，从而使地方政府充当了制度创新的主角，弥补了市场和企业的不足，但其弊端也伴随而生。一是造成了政企不分，增加了企业交易过程的环节和费用，也使企业难以独立地走上市场。前面提到的“公用地灾难”、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的冲突等弊端，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代行了市场的职能。因为，与企业绑在一起后，地方政府就难免会从本位主义出发，在其权力范围内施行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制度安排，从而与其他地区和中央的制度变迁目标发生冲突，应验了“诺思悖论”：成也政府，败也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出现了制度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在公共产品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要走出这一困境，就要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从代替市场到退出市场，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领域交由市场去调节，由市场主体根据需求自主实施制度创新，政府则主要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而发挥作用。

政府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后，在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微观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才能萌生和繁荣，最终达到由政府主导的供给型制度变迁方式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转变。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才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持续性的制度均衡才有可能出现。因为，在一个自主和平等的环境中，微观主体能够及时感知和捕捉到获利的机会，并在自愿和一致的基础上，通过排除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最终完成制度创新。这种创新，更有利于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13]达到制度创新的预期效果。

为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地方政府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收缩公有经济的市场战线。公有企业的产权缺陷使其极易陷入资产无人负责的境地，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今后在一般竞争性行业里，不再搞公有企业。对原有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公有企业要改造成非公有企业，包括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由于地方所属企业能够增加与销售收入挂钩的上缴费用，能够提供员工饭碗保障地区就业和社会稳定，所以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外延式的经济扩张，导致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并且还会想方设法维持企业甚至是长期亏损企业的生存。只有斩断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产隶属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效扩张的现象。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一个私人资产所有者会允许企业的无效扩张的。

第二，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有关政府职能的边界问题，总的来说，它应限于市场失灵和维护秩序领域。类似于企业投资和经营等微观领域的事务，应交由市场去调节。但在实际管理活动中，受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入市场职能领域。最近某省政府出面组织，由若干国有资产公司出资组建熊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这种“拉郎配”的政府行为，是地方政府追求规模、热衷于评比的排序、表现政绩的传统管理方式的延续。它明显超越了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也遭到了部分企业的反对。张维迎说：“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政府在处理企业问题上花得精力越多，企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上花得精力越多，这个国家就越落后。”[15]（P210）

第三，放松管制。管制即按照某种规则行事之意，目的是要使市场竞争处于一种公平的状态，避免社会利益的损失。张维迎认为，西方管制的基本理念是怎么去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效运转。他们普遍同意，自由签约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形成对第三方的损害，管制就没有必要；只有市场运转会形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又无法通过当事人之间解决时，才需要政府管制。而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取消市场和消灭市场。[15]（P99～111）由于政府官员在实施管制时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和信息的不完全等原因，使政府管制经常失效，因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放松管制，而不是加强管制。目前，放松管制的重点是对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企业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诸如阻碍资源有效配置、行政效率低下、寻租和腐败滋生和蔓延等弊端。因此，改革的重点是减少审批的事项和明确政府审批的范围，衡量的尺度是：一是市场尺度，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政府就不要设立审批去干预。二是经济尺度，这主要从成本—效益方面考察审批的收益与成本是否对称。三是技术的尺度，即从技术能力方面看行政审批能不能把审批的事务管住，审批管不管用。

参考文献:

[1]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深圳模式：三级授权经营制——委托关系的案例分析及其启示[J]．经济研究，1995（8）．

[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3]陈铁源．私营经济降低改革成本[J]．中华工商时报（京），2000年10月24日第1版．

[4]陈天祥．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角色及方式[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3）．

[5]刘伟著．中国私营资本[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6]Coase，Ronald．“TheNatureoftheFirm．”Economica，November1937．

[7]柯荣住．私营企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交易费用分析——来自温州模式的经验调查[J]．浙江社会科学（杭州），1998（2）．

[8]孔泾源．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J]．经济研究，1992年（7）．

[9]赵成根．转型期的中央和地方[J]．战略与管理（京），2000（3）．

[10]杨小云．对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点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1996（3）．

[11]C．V．Brownand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4thed．London：BlackwellLtd．，1988．28

[12]董明．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篇3

 

上世纪末，教育部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列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计划。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大部分高校以必修或选修的方式为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开设了这门课程。作为一门跨专业的基础课程，“中国文化概论”正在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现途径。学界就“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性质、体系、内容、教学手段和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推动了课程建设。然而，针对现代性危机下的大学生价值困惑，如何在一定学术和教育理念的支撑下，甄选课程内容，运用有效教学方法切实达成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彰显“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其理论方法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中的应用。

一、人类学理论方法及其课程观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性及文化的学科，在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管理的应用研究中发展起来，衍生出众多的理论流派。人类学秉承的独特理念和方法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树立了新的范式，并为诸多相关学科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借鉴。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论、主客位描写、田野调查、民族志方法和跨文化比较法等是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核心。

（一）文化相对论

文化相对论又称文化相对性人文历史论文，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有和充分的价值，对不同文化价值的评估应该是相对和平等的，没有衡量文化高低的一致标准。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宽容和理解，将文化放置到具体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和社会形态中进行价值评判。文化相对论打破了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局限，“挑战了既有文明的正统性。”[1]（p16）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坚持一直是人类学的宗旨，通过对异文化和他者的探究，寻求人类文化规律，并以此在跨文化比较中反观和审视自身。引发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文化多元主义浪潮，持续讨论以美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的一体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冲突问题。

（二）文化整体论

文化整体论是指人类学对人类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认识，不同理论流派均秉持这一理念，都把其作为观察人类社会文化的手段。文化整体论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文化做历时性分析，关注文化的起源、演化、发展历史和延续性，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产物。二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对文化做共时性分析，注重文化局部和整体的关联，通过对社会制度、经济、宗教、神话、巫术等的综合研究，理解文化的整体系统。三是对人类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及其衍生现象的综合研究，即生物-文化整体论（bio-cultural holism）。文化整体论为解释文化的生成和变迁，以及文化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模式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三）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

自从早期人类学者走出书斋，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田野调查便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学科标志，规范而严谨的田野调查是一个人类学者的成年礼。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指出田野工作的三个原则：“首先，学者必须怀有真正的科学目标，并且知道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和标准。第二，他应当将自己置于良好的工作条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和其他白人居住在一起，而直接居住在土著人之间。最后，他还得使用若干特殊方法以搜集、操作、确定他的证据。”[2](p5)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有参与观察、学习语言、结构访谈、口述史收集等。民族志是通过田野调查所得的独特书写方式，是对某种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的过程和产品。它是一种文化解释文本，通常采用“深描”和阐释方法，有对话民族志、实验民族志等多种撰写模式。

（四）主客位视角及描写

人类学是关于“他者”的学问人文历史论文，致力于对不同人群及文化的理解。马文.哈里斯借用语言学家派克取自phonetic和phonemic的两个词，用词根etic表示客位，emic表示主位，创造了客位文化、客位视角及主位文化、主位视角的观点和描写理论。主位指文化承担者的认知和描述，客位代表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主位与客位视角的结合有利于研究者做出科学的判断和解释。因此在田野调查中强调人类学者要“进得去，出得来”，既能切身体验“他者”文化，又能以冷静的姿态不囿于其中。

上述理论方法以最初用于异文化的研究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课程研究也不例外。人类学有独特的课程观，认为学校“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 以人类学的视角定位课程，课程便是人类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教育之文化功能的具体化，是人们在学校场域中获得全部知识经验的实现途径。开展课程的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探讨课程内容的设计、多元文化课程、课程中的师生关系等问题。上世纪晚期，课程研究范式发生根本转换，“从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量化研究转向以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方法论为基础的立足于解释学分析的质性研究，以个别科学为基础的‘范式话语’转向了以叙事为基础的叙述性话语。”[4]从中可见人类学课程观对课程研究的影响。

二、“中国文化概论?笨纬倘谌肴死嘌Ю砺鄯椒ǖ耐揪?

“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文化研究、展示和教育的课程，在本质上更符合人类学者对课程的内涵和功能的定义，因为其根本目的在于向大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及价值，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认同感，从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在教学实践中融入人类学理念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方法的运用、课堂的构建与学生的参与和接受行为等均可在人类学视野中获得新的启示和发展。

（一）课程内容和知识选择的多元化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无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类教材也层出不穷，以张岱年、方克立编和金元浦编《中国文化概论》等为代表。面对博大精深、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内容的选择成了难题，高校和学界对这门课程的体系和结构尚未达成共识。各类教材大致将中国文化分为三大版块进行阐述，第一块是中国文化的发生机制和根植土壤；第二块是中国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如典籍、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和传统伦理道德等专题；第三块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分析，包括中国文化的类型、特征、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系统等。教材之间的差异性基本上体现在对第二块中国文化表现形式的取舍上人文历史论文，无本质区别。这三大版块按照文化的发生、表现和内涵的逻辑，描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概貌。然而不难发现，这些内容反映的是古代精英文化层面，民族、民间和地域性的鲜活文化被忽略了。

大学课程应如何选择内容和知识？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布迪厄认为课程应该是一种反思性实践，课程实践者应警惕和批判课程中隐藏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指代表统治阶级或主流社会的意志在课程内容选择和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文化专断，以强硬、武断的方式使学生接受强势文化。[5](p132-137)如布迪厄所言，我国“中国文化概论”的课程内容设置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专断性，课程知识的一元化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特征相违背。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多样性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次，中国地域辽阔，区域文化异彩纷呈。再次，中国文化是由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在全球趋于一体化的今天，对不可复制的文化多样性的坚守显得尤为弥足珍贵，“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应担负起在高校传递和传承我国多元文化的功能，增加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内容，践行教育人类学者倡导的实现多民族国家民族间文化交流和共同繁荣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6]模式。

（二）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跨文化比较视野

人类学整体论强调将文化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全面把握某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内部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也需要教师首先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文化系统，不仅构建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要关注中国文化的线性发展。我们在了解古代遗留的优秀文化传统时，也要关注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热点问题，如传统文化的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设置专题进行讨论。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代际传承的途径，其重要前提即在于激发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促使其树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从而进行了解和探究其内涵的活动。而众所周知，根据族群认同理论人文历史论文，认同感的激发很大程度上是在族群互动和族群边界的场景中得以凸显的。由此，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也应放置到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和背景中践行，在与他者文化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在课程中设置中外文化对比研究专题，以促学生从更为宽广的视域理解和反思中国文化的特征，清醒地认知其精华与糟粕。如在关于中国人民族精神和性格专题的教学中，笔者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在你的感性认识中，中西方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有什么区别，原因是什么？”引导学生从感性层面到理性层面思考中西方人性格之差异。很多学生认为西方人的独立意识犹强，自然而然引申到中国人重集体、西方人重个体的文化差异。笔者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寻找原因，结合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等中国国民性研究著作，解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对中国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在中西文化对话的视野中，使学生领悟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7]的真谛。

（三）参与观察中国文化

在西方国家，田野作业和民族志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教育实践和研究领域。课程和课堂就是一个田野作业点，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民族志的书写，一门成功的课程是行动和对话民族志的典型蓝本。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参与观察和教师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参与观察都至关重要。

首先，教师兼有教学者和课程研究者身份，可通过参与观察、结构访谈等方式融入学生的学习过程，?髡教学方法，还可撰写微型研究报告与学生共享。如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不同专业学生对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期待值差异，文学专业学生希望其是一个研究型课程，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则希望其是一个偏重知识性和实用性的课程，在教学中便根据专业需求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其次，有效课堂的创造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创造，对中国文化的把握更需要切身体验与感悟。因此笔者在教学中设置了田野环节，将学生分组，每组≡褚桓鑫幕专题，≡裉镆暗愕鞑榛蛲ü网络、文献和访谈等方式搜集材料，最后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展示，其他同学参与评价和讨论。学生们分别选择了刺绣、生肖、饮食、对联文化等小专题人文历史论文，用图片、视频等丰富的形式展示出生动的文化内容。学生们一致认为通过田野调查的文化体验活动，真正掌握了活态的传统文化，内化于心。相比纯理论的课程，参与观察法的运用使学生领悟到，体验文化不仅是知识汲取，更是一种能力的获得。在课堂营建中，教师还应注重主客位视角的转换，丰富教学手段。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倾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体悟，并以局外人的眼光进行价值中立的判断。

三、结语

在人类学者看来，学校课程肩负着人类文化传承的使命。在全球一体化、网络文化发达和现代性危机不断涌现的现代社会，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其充分发挥在大学生中传播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是一个长期的反思性实践。运用人类学理论方法，转变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手段，仅仅是一个开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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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滕星.族群、文化差异与学校课程多样化[J].江苏社会科学，2003（4）.

[4]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5]张意.文化与符号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滕星.民族教育概念新析[J].民族研究，1998（2）.

篇4

（1）中医理论英语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是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阴阳五行学说中的“五行”，即“金”、“木”、“水”、“火”和“土”分别对应着人的“五脏”——“肺”、“肝”、“肾”、“心”和“脾”。在中医诊断中，中医师一般不会直接言明病症病状，而是隐喻的用五行来表达。

比如：“泻南补北”，意思是“泻心火滋肾水”，在翻译时就要充分考虑其意义，对不同的读者，选择不同的翻译方式，要加以区分直译和意译的运用。

（2）中医理论英语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古代文学

对中医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医理论著作都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在论著中作者经常会使用一些修辞手法，让一些病理现象更加生动。

例如“心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这是将人看成一个整体，用君臣之道来比喻五章六腑，君王是“心”，重点强调“心”在人体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而对中国文学不懂的情况下，就不能很好的对其进行翻译，勉强翻译，也不会到位。

另外还有就是中医理论中，经常会有一些历史经典典故的运用，这样使得语言更加的精炼，内涵也更加的丰富。

比如：病人膏育中“膏”是指心尖脂肪，而“育”是指心脏与隔膜之间的空隙，而病人膏育意指病人病情严重。但是如果不了解典故的情况下，对“膏育”的英语翻译就绝对不能到位。

（3）中医理论英语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古代自然地理文化

篇5

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结出的艺术硕果。作为“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1］167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王尔德笔下的“庄子”、庞德诗歌中的“观世音”、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中国瓷器”、T.S.艾略特诗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国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乔伊斯小说中的“汉字书写”模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中的“观物取象”实践、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教卡巴拉传统”、苏珊・桑塔格美学观念中的“静默”、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玛丽安・摩尔诗歌中的“中国绘画”之道……所有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汲取和积极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东方文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瓷器、丝绸、帷幔、水墨画、茶叶、扇子、家具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东方人物随处出现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描写想象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形象，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意境或意犹未尽的神秘氛围；其二，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社会制度、艺术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透射出东方思想，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基于东西方艺术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东方文化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对东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知，其作品侧重以意象方式隐喻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后者根植于对东方精神文化的内在领悟，其作品从多个方面表现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相融，比如庞德的诗歌。当然，两种表现形式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时候它们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得益于“东学西渐”的进程。以“中学西渐”为例，几千年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渐催生并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自秦汉开始，中国的陶鼎、陶鬲、青铜剑、丝绸、服饰、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产品通过商品贸易和文化交往活动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贸易活动的推动下，中国的瓷器、绘画等文化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中国物品不再是欧洲皇宫贵族手中的珍稀宝物，更多的欧洲市民有机会欣赏、珍藏、模仿中国艺术。那时正是欧洲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期阶段，在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中，中国瓷器、绘画直观呈现的生命理念、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荷兰乃至整个欧美的艺术开始吸收中国意象和思维，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欧美艺术界的广泛认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东方意象不断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开始，随着海陆交通逐渐便利，元朝上都开始聚集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有学识的欧洲人撰写了在华游记，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贸易、风俗等诸多方面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思想。16世纪之后，大量欧洲耶稣会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不仅撰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翻译重要的中国典籍。就像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冯秉正等传教士所翻译的四书五经、《通鉴纲目》等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一样，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利、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深深影响了奥斯卡・王尔德、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国思想之剑表达自己对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尔德)，要么借中国艺术之形全面创新西方艺术(比如庞德、威廉斯)。总之，在经历漫长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倾向。

二、“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中，“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较少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内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术语、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欧美国别研究等议题上［2］,外在研究则集中在现代主义与哲学、现代主义与文化经济、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现代主义与性别、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现代主义与电影等跨学科审视上［3］。西方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共识基本锁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对该术语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167-168。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并没有获得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关注，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评界开始有学者自觉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翔实论证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曾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的事实，而且在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东西方研究的新视角。美国新奥尔良大学钱兆明的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比较，揭示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对萨义德而言，东方特指穆斯林的东方。对我而言，东方指称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只确切指称印度和圣经之地”(萨义德)，那么到20世纪初期，东方则指称中国和日本。的确，对重要现代主义者叶芝、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尔而言，他们的文学模板的丰富源泉来自远东而不是近东。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因此他的研究涵盖了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和白居易……现代主义作家庞德、威廉斯通过费诺洛萨、翟理斯和阿瑟・韦利与中国伟大诗人进行了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我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庞德与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东方之所以吸引两位诗人是因为东方带给他们的是亲和力而非差异性……在本研究中，中国和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确切例证。［4］1-2

这段话阐明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畴上，重点揭示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第二，研究焦点上，重在文学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论辩，聚焦于远东文化中具体的诗人、作品、技巧对西方现代派个体作家的影响及影响途径。第三，研究立场上，重在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借助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书籍而展开的文学对话，以及该对话在创作中的表现。

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旨在以东方人的目光反观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通过揭示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微观表现，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前者从社会、历史、政治、种族等多维视角出发，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性，以及这种建构性背后的文化霸权机制和所导致的问题、困境；后者以东西文化实际交往的史料为证，阐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亲和力，重在论证并揭示东西方对话的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进，昭示着东西方研究从问题走向对话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批评界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除了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翔实论证屈原、王维、道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和李白、白居易以及传统的汉诗技巧对威廉斯的影响外［4］，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此前后陆续出版。威廉・贝维斯的《冬天的心境：华莱士・斯蒂文斯、禅定与文学》(1988)，探讨了佛教对现代主义作家斯蒂文斯的影响［5］。钱兆明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2003)以英美博物馆的展品和文献证明庞德、华莱士・斯蒂文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接触东方文化始于中国古字画、青铜器、瓷器等，他们在文学创新中借鉴了中国美学思想与创作技巧［6］。帕特里夏・劳伦斯的《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探讨了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影响关系和文学对话［7］。钱兆明的《庞德的中国朋友》(2008)以翔实文献证明庞德一生所结识的大量中国教育家、哲学家、汉学家、诗人朋友曾参与他涉及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8］。在萨比娜・斯尔克等人主编的《美国诗人与诗学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2009)中，15位西方学者研究了19至20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中的中国、印度、犹太等东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还包括罗伯特・克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1996)［10］、玛丽・佩特森・屈德尔的《庞德的儒家翻译》(1997)［11］、辛西娅・斯坦梅的《玛丽安・摩尔与中国》(1999)［12］和钱兆明的《庞德与中国》(2003)［13］等。用具体的史料进行翔实的论证是这些专著的基本特点，东方文化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得到了扎实的论定。

同一时期，随着论著的出版，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1996)和英国剑桥大学(2004)召开，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本专题的广泛关注。耶鲁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日本翻译者费诺洛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与中国艺术、英国诗人叶芝与日本戏剧、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与中国、英国诗人庞德与中国等。参会的学者约三十余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贝鲁斯大学等。剑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伯格森与老子、研究、美国诗人庞德与Paul Fang、梅兰芳在美国、徐志摩和萧乾与朱利安・贝尔、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五十余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这两次研讨会上，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批评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先开展中西文学对比和“中国形象”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以主题形式比较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以伍尔夫研究为例，伍尔夫与萧红、伍尔夫与张爱玲、伍尔夫与丁玲等平行比较曾得到探讨，但研究的力度和影响力较弱［14］88-89。伴随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形象等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比如“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发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后现代与文化身份”等议题。，欧洲的“形象学”理论被翻译引进［15］。这一切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它依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法国理论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学理论，重点探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构性比如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着重探讨几千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虚构性，指出“中国形象”只是映照西方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另有八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葛桂录、钱林森、卫茂平、汪介之等分别出版了英、法、德、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专著。，尝试从文学作品直接描绘或间接涉及中国的片段中推导出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15］17，154。所发表的论文或笼统阐发美、英、法等国别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细致剖析谭恩美、汤婷婷等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探讨赛珍珠的作品，也探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平托等人的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作家的探讨则更多关注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对毛姆、索尔・贝娄、杰克・伦敦、笛福等都有涉及。这些研究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觉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8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庞德与东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63位国际学者和17位中国学者研讨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诗词对庞德的影响”、“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等议题［16］127。

2009年，“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开启了本专题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研讨。来自中国、美国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研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与中国”、“庞德与中国诗歌”、“卡夫卡与中国”、“伍尔夫与中国”、 “艾略特与佛教”、“贝克特与中国音乐”等议题，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17］47。

2010年，“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作为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研讨会的延续，本次学术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了本专题研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等12个东西方国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题包括：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建筑、宗教、诗学等多个领域参见彭发胜《“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237-239页。［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的英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钱兆明主编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奥尔良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2009年国内研讨会和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中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上述几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宣读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国文学》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总结和分析。

三、“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当前研究特征及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在现代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欧美学者已经广泛意识到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涵盖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史”等项目的设立与投入便是极好的例证。参见宋达《当代北欧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现代东方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223-227页。［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学术积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日益获得中西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预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更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入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元素进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学解读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纳达尔的论文《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在“东学西渐”这一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页面与汉字印刷视觉形式相似的缘由。论文详尽论证了乔伊斯了解中国的多种途径：乔伊斯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体系与中国古典教育体系相似，他曾阅读传教士的中国游记，他所处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满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丝绸等，他所居的城市对东方文化充满迷恋和兴趣。论文追溯了几代欧洲人对汉字表意性的兴趣和研究及其对乔伊斯的影响。立足于这一开阔的文化交融平台，论文最终论证并阐明汉字独特的印制方式和视觉效果帮助乔伊斯确立了他的文本观和图像式页面［18］。美国西北大学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论文《普鲁斯特的中国》，以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临终前凝视着17世纪荷兰画家维梅尔的著名画作这一场景为解读对象，层层剖析，揭示了普鲁斯特心目中的中国的重要价值。论文指出，这一场景折射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大量中国瓷器和画作运往荷兰的历史，以及中国艺术曾对维梅尔等画家乃至对欧洲现代美学产生影响的事实。透过这一场景，论文不仅揭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结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证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追寻新的历史感时曾对17世纪以来欧美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给予了特别关注。论文通过这一场景昭示了东西方文化杂糅、同化、创造性改写与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纳过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该文即将发表。。

上述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很细微，前者解读《尤利西斯》中页面设计的内涵，后者探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某个场景的意蕴。然而它们所做的文化研究较为透彻，因而结论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西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进程，从教育、书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术等多个层面揭示乔伊斯小说页面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层历史内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全球化贸易带给欧洲的东方文化冲击，接着又从20世纪的西方对17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元素的认同和接纳出发，回溯东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过程和思想催生过程。基于东学西渐的文化史平台，两篇论文透视文学形式与场景，不仅还原了东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过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内在本质。

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在积极呼唤“文化转向”［19］，欧美现代主义研究则日益重视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涵盖对作家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现从东方、孔子视角切入的研究。 ,在这一发展态势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其二，在研究意识上，学者们注重揭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阐明东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诗学的途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在《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一文中，透过奥斯卡・王尔德对翟理斯所翻译的《庄子》的解读，剖析王尔德批评论文中诸多关于庄子的评述的真实用意，不仅阐明了王尔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国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庄子思想的结合的事实，而且指出王尔德意在用庄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个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体制［20］。中国人民大学郭军的论文《本雅明的“两面神”精神之价值与意义》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两面神”特性，即犹太教卡巴拉传统与的结合，阐明本雅明思想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学高奋的论文《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融主体精神与客观实在物为一体的本质，阐明其内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物说”和“观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师范大学郝桂莲的论文《禅话“静默”》从禅宗视角解读了苏珊・桑塔格的“静默”思想的内涵，剖析了桑塔格静默思想的禅宗意味 郭军和郝桂莲的论文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这些论文将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现代诗学的东西兼容背景，采用整体观照研究方法，自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见，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取舍或规约，因而能够揭示出思想产生过程中的中西对话互动特性。“在物质主义、规约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严重的批评”［22］36 的当代研究取向中，这一基于感知的综合研究意识将日益成为更多学者的自觉意识。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

比如，钱兆明在《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中探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诗体探索过程中对李白、白居易的五绝和七律的借鉴，用大量文献论证了中国古体诗与威廉斯“立体短诗”之间的渊源关系［23］。中国人民大学孙宏的论文《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指出，庞德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与语法，而是力求传达中国诗歌的神韵，其译作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重构［24］。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的论文《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东方生殖崇拜、渔王神话等多种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其诗歌隐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诗作中，则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阐释基督教的教义［25］。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现代派创作中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不论是对威廉斯“立体短诗”的形式探源，还是为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正名，抑或对艾略特诗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这些论文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东西方对话特性，而且揭示了创造性重构对文学作品形神兼备的意义和价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创意需要去关注和揭示，这也正是本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学者们对东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读表现出现代主义作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的论文《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着重探讨了庞德《比萨诗章》中“观世音”意象的内涵。论文追踪庞德的观世音意象的最初来源(即汉学家宾扬和费诺洛萨的著作)，剖析庞德未发表的战时意大利手稿将观世音与圣母玛利亚合一的意蕴，解读庞德《比萨诗章》的手稿笔记中观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内涵，最终阐明庞德的观世音象征着“上天的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的论文《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用形象学研究理论分析乔伊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主人公布卢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奇异想象、同情和渴慕，体现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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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与文化日益进步，青年们更应有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豪迈情怀与深刻思想性，可是基础应试教育的威压、落后的教育观念给我们培养出了无数唯唯诺诺的“考试机器”，有着独立见解、思想深刻的高中生实在为数不多。更为可叹的是，那为数不多的有思想、有才情的学生也不敢放弃高考的诱惑。他们在高考作文中根本不敢畅所欲言，也不敢表达一点点不同的见解，原因是一辈子只有一次，输不起。

新课程标准提出高中阶段的作文教学应指导学生“考虑不同的要求，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表达真情实感，培养科学理性精神”。可见，作文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教会学生写框架式的议论文，更要加厚学生的知识积淀，教会学生如何独立思考、深入分析，引导他们走向更开阔、宽广的天地，让学生写出真实而富有灵性的好文章。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更应注重学生的思考性、思辨性的培养，如何能让学生带着应试教育的镣铐跳起洋溢思想性的舞蹈则更是我们一线教育者的必修课。为了上好这一课，笔者认为应从时评阅读中汲取思想的火花，从而使学生的作文灵动闪耀。

一、时评阅读之路归正

叶圣陶说过：“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韩愈的一句话则揭示得更为形象，他说：“学以为耕，文以为获。”也就是说，“耕”是“获”的前提，“学”（阅读）是“文”（写作）的基础。基于先贤的认知――阅读，是写作的根基。因此，许多学校还开设了阅读课，以扩充学生的阅读储备，更有教师印发大量时文，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质量。但是时评阅读之路的尴尬无可避免：对时评阅读足够重视，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回报。时事阅读之路，是否应坚持走下去？时事阅读之路，路在何方？

正如章熊所指出的：“研究剖析作者的思考，揣摩体味作者的语言运用，培养语感，这种‘揣摩谋篇’的教学能够有机地把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结合起来，成为我国语文教学的特色，独步于世界教坛。”潘新和先生也大力呼吁语文教学应由“阅读本位”过渡到“作文本位”。这都启示我们：时事阅读，应以作文为基点和归宿，揣摩时文作者的语言与思想，从而有效提升作文能力和语文素养。如何引导学生进入一种高效率、高素质的阅读状态，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冲击学生的思想，引发学生的思考，带来议论文写作的高效益，则是时评阅读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线教育教学的工作的笔者做了初步探索，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由简易到复杂，由单一到多样，逐渐展开。

1.课堂内外，互为补充，使时评阅读有系统性

首先，以课文为基点，纵向挖深度。

课堂教学时间有限，但舞台却很宽阔，时文阅读能为教材学习做好铺垫和延伸工作，如，配合《我与地坛》的教学，可以补充史铁生《合欢树》《秋天的怀念》，让学生更好地体味史铁生与母亲之间细腻、感人的亲情，同时课外补充史铁生《命若琴弦》《史铁生的坦荡辞世是一个示范》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对生命、对人生的态度。

其次，以时文为线，横向拓广度。

当学生通过课文基点积累了若干个作家点后，笔者认为还需要为他们架构起一张时文之网，在横面上进一步延伸，并形成系统。如，配合《将栏杆拍遍》这个知识点，可以补充《读柳永》《乱世中的美神――李清照》；看到梁衡对于宋词大家的评论，补充《跨越百年的美丽》，让学生领略梁衡对“美丽”的全新解读，体悟永恒的生命哲学；在功利化之风愈加浓厚的当代，补充龙应台《给河马刷牙》、鲁枢元《从陶渊明看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帮助学生构建起个人的精神家园。

2.读写并举，互为促进，使时评阅读有内容性

首先，引导学生撰写摘要和读后感。

其次，借助时评阅读，提高学生议论文语言的驾驭能力。

最后，撰写时事评论文字，形成“百家争鸣”的氛围。

现阶段的时文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几乎各种媒体中都活跃着它的身影。为学生撰写时事评论文字提供了有效范本。笔者尝试：在每学期初布置任务，将全班45人划分为6个时事阅读小组。每周由时事阅读小组组长确定时事主题，并选派一位学生在周一课前五分钟讲述时事新闻或热点事件，并对此概括感悟或评论，这些感悟评论或是自己有感而发或摘录借鉴时文，再由该学习小组选派两名学生就该事件继续提出看法，也可由其他组成员来评议驳论、争议商榷，形成“百家争鸣”的研讨氛围，使得学生懂得许多社会知识，看清纷繁世相背后的实质，学会科学、理性的分析、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3.师生对话，互为提高，使时评阅读有愉悦性

巴赫金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了阅读的根本在于多种声音对于文本的相互沟通、相互对话、相互交流与融合，如此才能形成一种建设性解读，同时也可以放大学生的阅读愉悦性与积极性。

二、时评阅读助写作走向深刻

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入木三分的分析力是议论文走向深刻的必要条件。而时文阅读将让学生从芜杂的信息中筛选有效信息，去伪存真，揭示问题产生原因的能力逐步提高，更在对话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高度立论、深刻透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让学生领略了议论文语言的鲜活灵动、素材的时代气息。如此看来，时文阅读将学生的议论文写作能力大幅提高。而如何引导他们在具体写作时带着高考的镣铐展现精当独到的议论分析能力，则是教师值得思考的问题。

笔者经过初步尝试，发现一条可操作之路。

第一步：引述时事材料。在议论文开头，抓住时事关键，简洁概括至80字以内。如《底气》开头：“天安门广场边，一个新造的孔子塑像被竖起。”同时在引的同时要扣住论题，提出论点。如，上文《底气》中有：“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打造中国的文化底气，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当下的迫切的需求。”

第二步：分析材料，400字左右。如上文《底气》，首先分析先秦文化因为开化了世界文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底气，接着质疑当今中国文化向先秦文化寻求底气的原因，再次分析先秦文化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底气带来的弊端。这样层层剥离分析、评论，纵向论证，深入挖掘，使议论文有了论述力度。

第三步：联系现实，200字左右。如，上文《底气》承上过渡，自然联系到西方文化底气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而非单独的文化名人。搜集典型论据，扣题论证，并提出怎样真正铸就当今中国文化底气的措施。

第四步：总结全文，100字左右。回扣材料，升华总结，收尾要求形象有意蕴。如上文《底气》结尾：“回首悠悠五千年，孔子老先生孤独地站在历史的起点，他瘦弱的肩膀撑不起一个民族的脊梁。重塑中华文化底气，你我需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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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与语言

在学习一种语言的过程中，我们并不仅限于学习语言本身，如语法发音规则再加上一大推词汇，我们还要学习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历史社会习俗，正如拉多在《语言教学：科学的方法》一书中指出，“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学到真正的语言。”(1964)语言和文化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得到语言学家和教育学者的普遍认同，因此在英语专业教材的编写中大量加入了英美文化背景知识，这样加强了学生运用英语交际的能力，却忽视了另外一种情况，及在与英语国家人士交流中，由于对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不足，或者由于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到位，无法用恰当的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学生避而不谈中国文化，而这正是大部分英语国家人士在交流中急切渴望了解的东西，从而由于信息差不足而导致交际失败。外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跨文化交际的人才，因此，外语教师应将语言学习与文化教育相结合，正视因差异性而产生的文化冲突，使语言教学与文化教育并举。

二、独立学院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影响

2000年南京大学的从丛教授在《“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中提到“许多中国青年学者虽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英语水平，但是在与西方人交往的过程中，始终显示不出来自古文化大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格……有些博士生有较高的基础英语水平，也有较高的中国文化修养，但是一旦进人英语交流语境，便会立即呈现出‘中国文化失语症’。”英语专业学生用英语表达本民族文化中出现“失语”现象，是因为在英语教学中获得用英语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知识的不足，其根源是英语教学中过分强调英美国家文化学习而忽视对中国文化的输人造成的。

首先，独立学院学生在高中阶段英语基础差，自主学习意识淡薄，但很多中文基础很扎实。由于传统的英语教材都是以英语文化内容为媒介，在进入大学后发现英语学习对语言基本功的要求更高，在薄弱的英语基本功基础上要求他们去理解陌生的文化内容，无异于难上加难，这就不难解释独立学院英语专业学生仍然沿袭中学学习哑巴英语的状态，如果在这个关键时期利用中国文化的讲解比如加入春节与圣诞节的比较，这样学生学生在课堂上就不会感到无话可说，从而积极参加课堂讨论，而且还学到如何用英语词汇和表达方法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英语国家的人们，有助于在和英语国家的人流时找到更多话题增强语言运用能力。束定芳、庄智象说过，“本族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有个重要的作用，一是作为与外族文化进行对比的工具，更深刻地揭示外族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从而也加深对民族文化本质的更深入的了解；二是通过对学生本民族文化心理的调节，培养了学生对外族文化和外语学习的积极态度，从而调动学生习外语和外族文化的积极，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因此这种新的教学方式将极大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增强交际能力。

其次，传统的二语习得理论过分夸大了母语文化的干扰作用而忽视了母语的对二语习得的积极作用。因此传统的中国英语教学方式一味的加强对英语世界的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哥哥层面精神内容的介绍，却忽略了母语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正迁移作用。在这种教学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已经成了崇尚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主流，现在已很少听到有人(尤其是年轻人或者大学生)会中国式的自谦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句很自然且脱口而出的“谢谢”，甚至是“Thankyou”；“在‘西风颂’的伴随下，国人效仿西方人，吃着洋快餐，开着洋车，住着洋房，过着情人节、圣诞节，西方文化在不经意间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和行为理念，我们的母语及母语文化处于边缘状态。”0A丛，2000)~语教学一味地强调英美文化的教学，单纯地引进。片面地理解和吸收，而对于母语文化的涉及颇少，这正是母语文化处于基本被忽视状态的症结所在。

最后，从学科设置看，独立学院由于自身的商业盈利性质，在课程开设方面相当谨慎，除了英语专业必备基础课程如听力，口语，写作课以外，其他的课程无非就是与英语文化紧密相关的课程如《跨文化交际》，《英美概况》，《英美报刊选读》，《欧洲文化人们》，《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等，大量讲授英语国家的人文历史，社会风俗。几乎没有用英语单纯讲授中国文化的，这样学生鲜有机会接触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在传统英语专业教材中大部分都是以英语文化内容为媒介，如综合英语，听力，口语等教材主要是针对英语国家的物质文化，制度习俗的极少，这样就极容易造成对英语学习感兴趣的学生越容易忽略中国文化的学习，即使学习能力强的学生也不能用英语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的相关话题。更糟糕的是，在衡量学生学习成绩的各种英语测试中，如CET一4，CET-6，TEM-4，TEM一8考试中其内容也全是与英语国家文化背景为载体的，即使2005年开始的TEN一8新题型改革中加入了10分的文化测试题也是以英美国家文化为基础的。在这样的教学背景下，学生只会顺应考试需求专心学习英语文化知识，而放弃了对中文文化的探究和缺失了学习用英语准确表达中文文化的机会。

三、加强中国文化输入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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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际汉语教学(亦称汉语作为外语教学，TeachingofChineseasaForeign Language)于2005年进入发展新时期。“以首届‘世界汉语大会’的召开为契机，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在继续深人做好来华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的同时，开始把目光转向汉语国际推广。这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里程碑式的转变。与此相应，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汉办”)组织研制了《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并于2008年3月颁布。与以往纲要如《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国家汉办，1996)、《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国家汉办，2001)相比较，《大纲》首次将“策略”和“文化意识’’(与“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一道)作为构成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基本构件提出，并加以分级描述和举例说明，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大纲中偏重语言内容界定，缺乏对语言功能和文化内容具体描述的偏颇，对国际汉语推广起到了极大的指针和推助作用。

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审美教育既要符合对外汉语教育规律，又要遵循审美教育规律，而移情理论正是这二者的重要契合点之一。本文在扼要梳理移情理论发展脉络，阐明其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的基础上，从《大纲》中集中凝聚美育理念的“策略”和“文化意识”这两个重要构件人手，探讨它们与移情能力培养的内在关联，以期对《大纲》日臻完善，对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审美教育走向丰富和深入有所裨益。

一、移情理论的基本历史发展

移情(Einfuhlund德文，Empathy英文)，是人类在长期社会活动中被肯定下来的审美意识活动，是“直观与情感直接结合从而使知觉表象与情感相融合的过程。当我们聚精会神地观照审美对象时，就会产生把我们的生命和情趣注入到对象中、使对象显示出情感色彩的现象”。

这一概念较早由德国美学家R．费肖尔(1847—1933)提出，其后德国心理学家K．格罗斯(1861—1946)从心理学的生物进化论观点出发，认为移情是一种内模仿活动。英国美学家V．李(1856—1935)也提出了移情概念，她认为移情现象是自身对经验的反省，并认为移情作用是长期的观念、情绪和意识累积而形成的心理过程。德国美学家J．伏尔凯特(1848—1930)认为，移情是一种富有独创性的心灵活动，知觉与情感内容的融合是由无意识心理过程完成的。移情学说的主要代表人为德国美学家T．李普斯(185l一1941)。他在其《美学》一书中指出，美的价值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价值感，而移情是审美欣赏的基本前提，移情可主要区分为四种类型：其一，一般的统觉移情，给普通对象的形式以生命；其二，经验的或自然的移情，使自然对象拟人化；其三，氛围移情，使色彩富于性格特征，使音乐富于表现力；其四，生物感情表现的移情，如把人物的外貌作为其内心生命的表征，使人的音容笑貌充满意蕴。

20世纪初，西方心理分析学派将移情引入临床治疗，将其视为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病人把对给他以重要影响的人(如父母等)的情感转移到治疗者身上的一种心理过程。20世纪中叶，美国心理治疗学家C．罗杰斯(1902—1987)在其创建的一种人本主义心理治疗方法——患者中心疗法(cli—ent—centeredtherapy)中，引入“移情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这个关键术语，指“咨询者深入了解和设身处地地体会受辅者的内心世界。”移情理论在心理治疗领域的实践应用向着愈加深广的领域展开。

法国哲学家梅洛一庞蒂(1908—1961)将“习惯性身体”(habitualbody)这个术语引入移情研究，他认为：“最完整的体验为自身提供习惯性身体，是一种内在必要性。”习惯身体在感知过程中起着稳定的作用，而“每件事情发生时，只有好像他人的意图会经历我的身体，或我的意图能够经历他的身体时，才可能有沟通”。

言之，我们的话语或姿势的意义，不是被赋予的，而是被理解或领会的，意义出现在对方认知到自己情感的时候。这就为交际找到了内在的依据，即要逐渐意识到他人从自身的视角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他们，承认差异，并努力移情，尊重他人平等、又有着诸多不同的人性。临近世纪之交，美国神经生物学家达马西欧(1944一)在其《感觉发生的事情：意识形成中的身体与情感》中，以诸多实证作出归纳：“意识始于我们或看或听或触摸时感觉到发生的事情……它是我们生命有机体内部伴随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内心任何形象形成的一种感觉。这也从实证角度支持了庞蒂的论述。

二、国际汉语教学中的移情问题

情感因素在国际汉语教学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其作用在认知因素之上，是启动后者的“点火机”。一般认为，个体情感因素主要包括学习动机、态度和性格三个层面，而移情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的。

兰伯特和加德纳将学习动机分为融合型动机(integrativemotivation)和工具型动机(instru—mentalmotivation)。前者主要指跟目的语社团直接进行交际，与目的语文化有更多的接触。后者主要是指把第二语言用作工具的实际目的，如查阅资料、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等。相比较而言，前者动机更为强烈，学习效果也更大。两类主要动机均离不开移情，移情是促成动机形成的前提和保障。原因在于语言是达成移情的主要手段，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双方都要不断做出假设，不断揣摩对方输入信息所表达的真实意思以及将要输入什么信息，同时还要时刻推测自己输出信息是否为对方理解。此间，假设和判断中的移情无处不在。就运用第二语言交际而言，除了个体认知和情感上的差异外，更有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更加要求交际双方自觉地转换立场，有意识地超越各自文化固有框架模式，自觉运用有效的移情手段来体验、理解、领悟对方文化差异，建立双向协调、双向互馈的交往机制，不断接近学习动机。

学习态度是构成动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大体上可分为积极态度、一般态度和消极态度三种。持积极态度学习者多因为较强内部动机支撑，表现为自觉、主动地学习，并且对学习本身有浓厚的兴趣。持一般态度者，多因为外部因素影响而改变原有态度，仅要求把语言课程当作一般的任务完成，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热情和兴趣。持消极态度者，往往是因外界压力被迫学习，既无学习自觉要求，又无学习兴趣，抵触情绪强，一有机会就选择放弃。移情培养是不断激发学习者产生新的、更为持久的学习动机，改善学习态度的重要动力支撑。这是因为，外语学习最根本动力是交际的诉求，而移情正是交际心理的核心所在。通过移情，积极态度者更加坚定、丰富和深化自己的学习目标，一般态度者和消极态度者则可以激发出新的学习乐趣和热情，继而使找到新的学习目标成为可能。

性格特征对外语习得影响甚大，此间，自我对移情的影响和移情对“语言自我”的塑造紧密交织。掌握一种新的语言，建立新的语言自我，不仅因为涉及到对自身的评价而影响到自尊心问题，而且势必影响到学习者性格的其他方面。目的语的特殊词汇、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对不善于移情的学习者来说是难于接受的。这就需要学习者的策略有足够的灵活性，拆除那些影响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心理、文化屏障，勇于尝试、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我们通过相互的语言耦合(coupling)开展生活，不是因为语言允许我们展示自己，而是因为我们通过语言在同他人一道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形成过程中构造自己。我们在这个共生共存的耦合中找到自己，这个自己不是先前就存在的参照物，也不是起源，而是我们同他人一道缔造的语言世界形成过程中持续的转变。”

三、国际汉语教学中的移情能力培养

移情能力培养是国际汉语教学的重要一环，但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多被忽略，究其原因，与其在教学过程中多以潜在的心理活动形式存在密切相关。

《大纲》首先明确了国际汉语教学的总目标，即“使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语言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学习目的，培养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能力，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最终具备语言综合能力。”，并进一步阐明语言综合能力的内涵，即“由语言知识、语言技能、策略、文化意识四方面内容组成。其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是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基础；策略是提高效率，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和发展自我能力的重要条件；文化意识则是培养学习者具备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意识，更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必备元素。”这就将隐性渗透于国际汉语语言知识学习、语言技能掌握中的“策略”和“文化意识”凸现出来，而移情能力培养又正是富集于这两部分内容之中。

在接续的表述中，移情能力培养又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显现而出：

首先，“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是贯穿各级培养目标的主旨。

《大纲》在分级目标描述中指出：国际汉语一级应“开始了解中国的文化知识，开始具有初步的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国际汉语二级应“开始了解中国文化知识，具有初步的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国际汉语三级应“了解简单的中国文化知识，具有一般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国际汉语四级应“了解中国文化中基本的文化知识，具有基本的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国际汉语五级应“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知识，具有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

在接续的具体描述中，跨文化意识又分如下层次展开：一级应“1．开始思考有关中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和差异2．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开始理解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二级应“1．初步思考有关中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和差异2．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进一步理解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3．通过对所在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比，开始对所在国某些文化现象进行初步的客观思考。”；三级应“1．初步了解有关中国文化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和差异2．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开始初步培养自身的跨文化意识3．通过对所在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对比，开始对所在国文化习俗和思维习惯进行客观评价。”；四级应“1．基本了解有关中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和差异2．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进一步培养跨文化意识3．通过对所在国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对比，加深对所在国文化习俗和思维习惯的客观认识。”；五级应“1．了解有关中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的共性和差异2．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3．通过对所在国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对比，加深对所在国文化习俗和思维习惯的客观认识。”

分析上述展开层次，体验和思考中国文化，是外国学习者移情培养的开端，通过移情，比较中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的差异和共性，外国学习者得以领会和理解在其自身文化世界里接触不到、或相对陌生的感受，同时对本国文化产生更为丰富和深入的理解和认知。反复经历这一体验、认知过程，“国际视野”在各级中均强调的“具有世界公民意识”，也当水到渠成。

其次，5种策略体现移情能力培养的不同侧面建构。《大纲》策略范畴分为情感策略、学习策略、交际策略、资源策略和跨学科策略五个方面。情感策略，如“初步培养学习汉语的愿望和兴趣”、“愿意主动使用汉语交流与表达”、“对汉语、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化有积极的情感”、“在汉语交流中能理解并尊重他人的情感”等，体现着对学习者自身学习态度，和自觉移情能力递进发展的培养观念。

学习策略、交际策略和资源策略，体现着学习者应如何运用多种移情手段、途径以有效获取信息，促成情感策略的养成与发展。以交际策略为例，从一级“观察他人的动作并学会模仿”，N-级“借助手势和表情等非语言手段提高语言交际能力”，到三级“在教师的指导下，体验遵守汉语交际的基本礼仪”，又到四级“在真实交际中学习遵守汉语交际的基本礼仪”，再到五级“真实交际中逐渐注意并遵守汉语交际的基本礼仪”。此间，学习者借助各种语言和非语言手段观察、揣摩、体验对方的行动与情感变化，同时完成对新的“语言自我”的动态建构。

跨学科策略尤其体现着移情能力，与以语言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能力培养的紧密关联。跨学科范围根据级别不同，分别包括：一级“音乐、美术、历史、民俗”；二级“历史、民俗、艺术”；三级“历史、艺术、民俗”；四级“历史、艺术、民俗、地理、政治、经济、交通等”；五级“历史、艺术、民俗、地理、政治、经济、交通、文学、哲学等”。渗透其问的这种跨学科移情，一方面可以让外国学习者意识到他们自身文化中的具体体验(embodiedexperi—ence)，另一方面，能够将他们身体界限转化成引出对中国文化感觉的形式，并最终能够对中国文化的感觉赋予形式，以使自身行为逐渐适应中国文化。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伴随着跨学科移情的，是创造性思维的活动。移情作为审美发生的前提，它既意味着审美感受在效果与方式上的迁移，也同时意味着创造或某种创造性思维逻辑的成立。

第三，建议表、举例表、示范列表体现移情能力培养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大纲》除了对课程目标和学习者所应具备的策略、文化意识进行了分级分类描述外，还提供了《汉语教学话题及内容建议表》、《汉语教学话题及内容举例表》、中国文化题材及文化任务举例表》等具有实用参考价值的附录。

篇9

【中图分类号】H195

一、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教学问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步上升，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政府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也愈加看重。然而，汉语国际教育毕竟不是传统专业，作为一个仍处在初始阶段的专业，它在多方面仍不尽如人意。

（一）培养体制的不科学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为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其学习的课程数繁多，且包含大量实践训练与论文，学习年限却仅仅为两年，其中课程学习一年，实习及毕业论文一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该专业学生所能学习到的知识都是表面知识，而对外汉语需要的是拥有高素质，知识储备量丰富的综合性人才，两年学习后的他们对汉语国际的推广与发展恐怕难以胜任。

其次，该专业招生对象是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人员。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广与发展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推广，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扬。然而，大量数据显示，其中多数学生并非语言专业，这代表大部分人的汉语功底可能并不那么优秀，甚至对本国的历史文化底蕴了解甚少，只是简单懂得双语言，那么，他们对国际教育的学习也成了事倍功半的行为了。

（二）师资力量的不足

除了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上投入较大的几所国内高校，极大多数在此专业的任课教师只会纸上谈兵，而缺少应有的海外授课实践经验，甚至有些任课教师为其他专业拥有外语交流能力的教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若为师者自己都缺乏该门课程的专业性和基础理论，如何让学生在汉语国际中变得专业变得能承担让中国走向世界的重任？从更高层次看，作为汉语国际教育教师，在平时对学生论文的知道以及自身学术论文的发表中，理应集思广益，海纳百川，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对古代以及近代汉语，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文化，国内语言以及国外语言有清晰明了的认识，从而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引领汉语国际教育走向更远。

那么，该如何解决类似问题？有学者提出一些合适的建议。首先，对课程进行合理安排，增加学习年限，在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后才能更有效的进行实践训练。其次，因材施教，对不同本科专业的学生进行不同课程的练习，以发挥学术本科所学专业与国际交接处的最大优势。最后，提高任课教师的专业素养，关注拥有丰富经验的教师或专家，给予他们优秀资源，赋以重任来调动其积极性。

二、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差异

语言和文化息息相关，面对全球愈发流行的“汉语热”，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好奇心逐渐强烈，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在汉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必然需要介绍中国文化，可是在面对各国文化差异之时，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随之产生的问题呢？

（一） 准确定位汉语国际教育的文化交流

对外文化分为交际和知识，汉语国际教育作为我国潜在的对外文化推广方式，毫无疑问着重点在交际文化，其次才是知识文化。而交际文化指的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能将信息准确的传递，那么在进行教学研究的时候，应该将所需教导的社会文化与语言学相结合，进行文化对比，介绍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切不可空谈文化艺术，忽略民族精神。

（二） 对不同国家语言思维方式的转换

不同的国家，由于地理位置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其文化传承也是迥异，人民的思维方式也将大不相同。而语言交流的顺利进行与思维的同步不可分割，这就要求我们做到思维的顺利转换。

我国长期以儒家文化为主，讲究仁义博爱，说话谦虚委婉，更有迂回婉转，从道理入手的俗规，其中的逻辑思维一般包含述说者的主观成分。而西方文化注重事实，讲究结果，这致使他们的语言先阐明主题后详细讲解，在讲述上相对客观直接。

纯粹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两者的叙述方式也大不相同。汉语多语句结构，整体叙述上多样化，而西方国家，比如法国，词汇多式多样，不同意境不同时态具有不同词义，导致使用的不同。

林林总总多角度，都需要我们先对汉语语言与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后再对他国文化了熟于心。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在适应他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才能进行跨文化交流，达到传扬中国文化的基本目的，使汉语国际教育获得优良的推广及发展。

总结：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广与发展是利用教学的指导，通过语言的传播，向世界展示与宣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应当获得国家以及国家人民的支持。在进行一代代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及时解决产生的问题，逐步完善汉语国际教育制度，将语言与文化有机结合，推动汉语国际教育的稳步发展，为我国增强国际影响力献上一份力量。

篇10

引言

从化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广州市的东北面，依山傍水，风光旖旎。五百多年的历史孕育了从化独特的岭南魅力，众多的历史古迹让从化更具文化内涵，在岭南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提高“从化的昨天”的保护意识，并付诸行动，作为从化市的高校大学生，我们有责任以实际行动服务从化、建设从化。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从化历史古迹的实地走访和考察，透析从化历史古迹所蕴含的深厚文化气息，并结合英语专业特色，运用相应的翻译方法与技巧，将收集的材料译成英文，使得从化历史古迹的英译既准确传递信息，又折射其背后的地方文化，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传播，真正起到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同时增强从化市民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意识，宣传从化市历史文物景点，促进从化市的旅游发展，增强在校大学生通过所学专业知识服务社会的意识。

1.项目介绍

1.1研究目的

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人们自立和进取的精神支柱。文物古迹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它具有很高的艺术、精神、研究、欣赏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流传于世的文物古迹会越来越少，所以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传统文化的弘扬刻不容缓。五百多年的历史孕育了从化独特的岭南魅力，众多的历史古迹让从化更具文化内涵，在岭南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增强“从化的昨天”的保护意识，并付诸行动，作为从化市的高校大学生，我们有责任以实际行动服务从化、建设从化。

1.2研究意义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时代，而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中外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中外相互加强了解与沟通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外人民频繁的来往沟通、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为广东岭南文化及中国文化与外国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而独具特色的从化市文化古迹，却被日新月异的现代经济建设所遗忘，如此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应被埋没。因此，我们通过此次科研项目考察增强人民保护历史文化古迹的意识，带动人民加入到实际保护的行列中，形成“文物保护，你我共同参与”的氛围，为从化市文物保护贡献力量，为全世界人民提供有关从化市历史文化古迹的英文介绍，让世界人民了解从化市历史文化古迹，提高从化旅游项目的知名度。此次活动可让外语系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来，增强在校大学生服务社会的意识，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1.3立论依据

本项目的考察人员通过与从化博物馆、旅游局等部门合作获取官方信息，深入从化市各文化古迹保护单位，收集相关资料并整理，再发挥人员专业特长，将已整理的资料翻译成英文。通过对古迹的官方称谓、历史由来、存在意义、演变发展、文化地位等进行考察发现，目前文化古迹中只有极少部分做了中英文版本的介绍，大部分古迹的中文资料不完整、英文资料欠缺，需要进一步地完善与补充。

本项目的实践考察采用图文并茂、视频剪辑的形式，研究上述因素，力图通过从化历史古迹反映出岭南文化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与内涵，并运用相关翻译理论和技巧准确翻译，兼顾信息传递与文化传播功能，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与推广岭南文化，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实现文化间的互补与发展。

1.4项目的创新之处

本项目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对从化历史古迹的实地走访考察，以及对后期资料的汇总与整理、图片编辑与视频制作，最后同从化博物馆、旅游局等部门取得合作，将相关资料译本推行实践，广泛应用于各大官方网站和报刊读物等宣传媒体。分析岭南文化的历史形成因素，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研究，充分考虑英汉语言差异、英汉语言转换、思维方式和文化差异等因素，结合翻译理论与技巧、翻译策略与方法，增强跨文化的意识，准确翻译文物古迹相关资料，揭示并诠释岭南文化的内涵，加深对岭南文化的理解，加强岭南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促进从化旅游业的发展。

2.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进度安排

2.1研究内容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1）对从化市各文化古迹保护单位进行考察研究，收集和整理其相关资料（包括官方称谓、历史由来、存在意义、演变发展、文化地位等）；（2）针对当前古迹现有资料的英译进行分析、研究，并将结果汇总、分类；（3）结合英语语言专业和翻译理论与技巧，对尚未翻译的古迹资料进行准确翻译，突出其文化特色和意义；（4）联系从化各大旅游单位、咨询网等媒体，推荐增设英文版的历史文物古迹介绍。将古迹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推广至岭南文化领域，用于指导和促进跨文化交流。

2.2技术路线

我们将运用社会调查学、英汉翻译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通过实地考察、追踪调查、电话采访、面谈等方式对从化市各文化古迹进行深入的研究。利用自身所学知识，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进行信息收集，使信息全面、真实、可靠。本项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采用实地考察研究收集资料，又运用理论对考察成果进行分析，最终利用分析研究的理论成果指导实践。

2.3进度安排

3.研究成果的形式、项目验收指标及内容

本项目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研究成果的形式和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阶段，实地考察，主要为收集与汇总从化市历史古迹的相关资料（包括官方称谓、历史由来、存在意义、演变发展、文化地位等），通过一系列的文字、数据、图片，从多角度展示文化历史古迹的深厚底蕴，从而提高广大人民对从化历史古迹的认知，了解其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根据考察结果撰写社会调查报告（从化历史古迹资料的英译调查与研究），取得第一阶段的成果，为后一阶段的研究打好基础。

第二阶段，针对第一阶段的成果，采用系统的研究方法分析探索，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成科研论文：从化历史古迹实地考察与资料翻译，此篇论文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中发表。

4.工作基础和实验条件

本项目与商务英语专业、英语翻译专业密切相关，将本专业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申报者与合作者具有申报、执行本项目基本专业知识和素质，具备专业能力与技能完成实践调查，并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社会调查报告与科研论文的撰写工作。

本项目在申报准备阶段已有一定的积累和基础，并进行了初步社会实践调查，收集和积累了一些第一手调查资料，为以后阶段工作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项目根据各成员的特点、特长进行了明细的分工，各成员能够利用理论知识完成各自的任务。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及外语系师生集体力量的协助下，本项目的重点任务：从化历史古迹的实地走访、资料整理和英译，宣传历史古迹，增强保护意识。社会实践论文与科研论文的撰写和发表一定能够按时完成并取得相应的成果。

5.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

5.1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选取的景点共计十处，基本上囊括了从化国家省市各级重点保护的名胜古迹，如广裕祠、五岳殿、从化学宫大成殿等。课题组成员利用课余时间分三组对上述名胜古迹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拍摄和撰写旅游景点的中文介绍等。再将中文材料详细考究，翻译成英文。最后，通过老师们的认真审核，最终将材料形成完整的课题结果。我们还作了分类统计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5.2名胜古迹翻译中的文化因素障碍

名胜古迹翻译中文化因素导致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其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所蕴藏的丰富内涵。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等使两种语言的词汇出现非对应和非重合的现象，它们之间没有语义共鸣，有的只是语义空缺或语义错位，也就是文化空缺所产生的词汇空缺及文化冲突导致的词汇冲突。此次研究中出现的不少对联翻译难以进行的现象，主要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如五岳殿中，“穆穆威灵光万户，绵绵德泽普千家”，翻译起来困难重重，尽管能按照意义翻译出来，但那种韵味已经完全丧失，实属可惜。

名胜古迹中文化因素导致的翻译障碍还来自于语篇层面上的行文和修辞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喜欢借景抒情，书画、建筑、诗歌都讲究神似重于形似的风格，反映在语言上就有了汉语行文辞藻华丽、情感横溢等特点。此外，“受‘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美学观念别强调平衡美，除了极为频繁地使用对仗这一修辞格，还大量使用四字词组，在这些方面，西方民族则迥然不同”。这些行文和修辞差异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翻译的困难。

6.名胜古迹旅游文本的汉译英策略

明确名胜古迹翻译中的文化因素障碍有助于我们提出有针对性的翻译策略。旅游文本的目的就是将从化名胜历史古迹通过中文材料翻译出来，向外国游客介绍景点情况，旅游翻译应该是“文化的使者”，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以旅游者为导向，因此，在翻译时应该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所谓以中国文化为取向，就是尽量保留中国文化信息，尽量多地宣传中国文化。所谓以译文为重点，即指翻译时，既要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又要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出发，对信息进行适当调整，让他们好读好懂。基于上述策略，提出以下几种实用方法。

6.1增补与删减

旅游资源除了其本身的自然景观所具有的欣赏价值外，还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特殊的欣赏价值。不增添背景信息，一般外国游客则无法理解。对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容，如事件发生的年代，名人的生卒年代，他们的身份及其对历史的贡献、名胜的具置等，通过增加字、词、句，对原文略加注释，则让人易于理解，并加深印象、增添乐趣。

在名胜古迹的翻译中，删减有时是十分必要的。删减即删去中文资料中对译文理解没有帮助的东西。一方面中国人在写事状物时喜欢引用名人名言或古诗词加以验证，中国读者读了会加深印象，并从中得到艺术享受，而在外国人看来似乎是画蛇添足，有时还可能使他们越看越糊涂，删去反而干净利落，明白晓畅。另一方面名胜古迹中存在的大量的诗词、对联，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诗词翻译过来造成译文的累赘和臃肿，甚至扭曲原意，妨碍外国游客理解，破坏他们的游兴，达不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则可删去不译。

如五岳殿中，“有收分覆盆式柱础，为‘鸭屎石’，风格古朴”这一句中的“鸭屎石”，这一词语比较难以理解，甚至会造成游客们的不良心理效应，可以将其省去。

6.2音译与解释

完全音译的方法适用于行政区划名称，如城市、乡镇等的翻译，对于一些景点的名称音译加意译则较为理想。解释是指增加的部分是对字、词、句的字面意思的解释，属于创造性翻译，在不损害原文信息的前提下，不拘泥于原文，对原文不符合译语习惯的词句、语序进行必要的改造和调整，以期更好地服务读者。

6.3类比或转译

为使旅游信息在英语读者中产生反响，我们采用“以此比彼”的方法拉近读者与中国文化的距离，使他们产生亲近感，激发游兴。译者可以把中文资料中有关的内容转化为外国游客熟悉的同类内容，借译语表达式和形象翻译源语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表达式和形象，以求等效。有的学者称这种方法为文化替换（cultural substitution），在找不到文化对应词的时候，使用译语文化中同类典故、成语、委婉语等，有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样可以简洁而准确地介绍人物和景点，使译文读者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理解异国文化情调，加强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结语

以上结合从化历史古迹的翻译情况，分析了名胜古迹中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因素障碍，探讨了名胜古迹汉英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原则和方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各国之间更加频繁地交往，旅游业将更加繁荣，我国名胜古迹的翻译必定会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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