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法律论文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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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1资金尺度不清晰水利工程的建设，其主要的资金来源于上级的拨款，或者由地方财政负担，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投资无法及时或者完全到位。设计之上的模糊性，以及施工当中的诸多不可预见性，从而导致设计变更比例无限增大。与此同时各大城市的价格不统一，所制定的标准也存在一定的地域性，最终使得资金的控制效果不佳。严重影响了工程造价的审核。

1.2社会影响力大水利工程的建设工程当中通常需要就附近的居民进行改线、征地等，极大的干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并且工程的整体质量高低，工程的进度是否在控制当中都将对居民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涉及其切身利益。尤其是对于附近的一些企业影响尤为严重，甚至影响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在河道或者堤堰的施工当中，往往由于疏忽或者其他因素而挖断自来水管、通信电缆等，这些都将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2水利工程监理当中存在的问题

2.1针对设计之上的监理不足我国在设计方面的监理却十分不足，相应的管理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不足等因素，使得工程设计存在管理不够严格，协调性不足，评价机制不完善、缺乏可行性分析等问题。最终导致工程的设计和评价只能流于表面，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除此之外，评价优化技术手段落后，各专业设计工种之间的协调性不足，缺乏配合等。

2.2有关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在水利工程的监理工作当中，其主要任务是“三控制、两管理、一协调”，监理单位在开展监理工作之时，应当立足于相关合同，落实其中涉及的各项监理任务，组建项目监理机构，并且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而最终的监理目标的实现又依赖于监理工作的总体布置和之后的合理科学的管理，这就要求相关的工作人员专业、业务等方面的能力能够完全与之匹配。尤其是对于其中起到领导和引导作用的总监理工程师，不仅要做到专业、业务等方面足够优秀，还需要拥有良好的协调组织能力。就现状来看，目前还有部分的监理工作无法独立于原单位，在收到监理任务之时只是临时拼凑人员，而参与监理的人员又往往缺乏必要的法律、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对于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了解不足，无法有效的提升监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与此同时，在这些监理人员当中又以离退休人员居多，整体结构不稳定，变化性较大。并且那些拥有良好的协调组织能力、专业水平高、管理经验丰富的综合型人才较少，人才引进也存在相当的难度，从而导致开展监理方面的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水平不高，想要继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较为困难。

2.3行为规范不够，监理作用未能充分体现部分小型的水利工程在进行建设的过程当中依旧无法完全依据相关的规范进行施工，甚至是边设计边施工，或者施工单位、业主、设计单位都是属于同一家单位。这就导致了在各自开展工作的过程当中，职责不清，责任制并不明确，管理工作一片混乱。当监理人员做任何的决定，或者存在不同的意见之时通常无法完全落实，监理效果与预期效果差距较大，对于质量的监督作用也较弱。一旦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各个负责人之间互相推脱责任。

3应对措施

3.1提高专业技能对于监理工程师而言，专业的技能将直接影响监理的整体效果，也是开展监理工作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之一。这就要求作为监理工程师不断的提升自我的专业技能，通过不断的学习，对失败的总结和成功经验的提取，最终满足该项工作所提出的各项要求。

3.2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虽然我国在水利工程之上相关的法律法规正在不断的优化和完善，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还是有不少的问题未能够解决，如不同的法律法规之间。国家颁发的法律法规和地方规定的条款之间存在一定的出入，有诸多不协调甚至是相互抵触的地方，并且覆盖范围也不够大，还存有部分遗漏。这就要求不断的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提高相关法律之间的协调性，加强相互的互补作用，扩展覆盖范围。并且严格监理市场的准入管理制度，避免无证上岗、无资质承揽业务等现象的发生。

3.3提高整体素质，落实责任制，规范监理行为加强监理队伍的建设，促进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监理单位为相关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机会，从意识之上转变其看法，真正认识到监理的重要所在。同时通过培训进一步的规范每个工作人员的监理行为，认真提升个人的业务能力、安全意识、质量意识等。同时严格落实责任制，明确各个工作人员的具体职责范围，提高其责任感。可以将责任制和奖惩制度相联合，从而提高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注重现场的监理，对于每个阶段的工作都要认真仔细的进行监督和检查，自觉的规范自身行为，一旦发现任何不符合要求的地方要及时指出，并且监督施工队伍及时修正以达到相关的标准和要求。除此之外，要求监理工作人员要不断的进行宣传，让所有的工程人员认识到监理的积极作用，主动的配合监理人员完成相关工作。并且将每次监理任务纳入考核当中，以此引起各个监理人员的重视性和具体工作的落实度。

篇2

【正文】

长期以来，法律多是从实体内容角度着眼于结果来规范行政行为。然而，由于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单单侧重于实体法的作法越来越不适应需要，于是行政程序法开始受到重视。行政程序法通过控制行政行为的过程来实现行政合理性，具体表现在其正义功能和效率功能上。正义和效率不可或缺，而效率是正义的必要条件，不讲效率又是我国行政实效低下的症结所在，因而强调效率功能对实现我国行政法治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功能

行政程序法是重要行政程序的法律化，行政程序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活动及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从起始到终结的过程。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来看，行政程序表现为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及时限。行政程序具有科学性、正义性、合理性的特质，体现在行政程序法的一系列的具体制度上。行政程序法为行政权力的行使设定了严格的规则。如行政公开，调查取证制度、告知制度、教示制度、回避制度等，使行政权力的行使被限定按法定的程序进行，防止和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保护相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免遭行政权力的威胁和侵害。行政程序法的正义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的效率功能却常被曲解。

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指行政程序法的实施能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这里所说的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不同于有些文章所说的“效率模式”，它不是指以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程序法立法的主要目标，更不是指先牺牲正义来提高效率。它在现有的正义——效率侧重基础上探求立法和执法中效率功能的最大化，举例来说，强调效率功能并不是要把原先的二审终审改为一审终审，而是努力从立法上配置使每次审都以最小消耗来完成的制度，并使之实施。对效率功能，英国行政法学家韦德在其著作《行政法》中写道：“行政官员往往把法律工作者发明的程序看成是效率的障碍，这是自然而然的。确实，自然正义规则限制了行政活动的自由，遵循这些规则须花费一定的时间与金钱。但如果减少了政府机器的摩擦；时间与金钱似乎用得其所。正因为它们主要是维持公正的原则，可消除苦怨，所以可以说自然正义原则促进了效率而不是阻碍效率。”这段话从行政程序“可以维持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和良好关系，减少行政机关之间的摩擦”，及时实现公正，从而减少相对人利益损失等方面说明了行政程序法具有效率功能。（注：转引自孙笑侠《法律程序设计的若干法理》，《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4期。）

另外，行政程序法本身具备了提高行政效率的特质。行政程序来源于漫长的行政实践历史过程，是人们在实践中对“同类或同样的行为程序不断选择、改进”（注：谌中乐、王敏《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及其制度》，《中外法学》1996年第6期。）的结果。人们针对不同的行政行为设计了不同的行政程序，对同类行政行为根据其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程度设计了繁简程度不同的程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处警告或五十元以下罚款的，或者罚款数额超过五十元，被处罚人没有异议的，可以由公安人员当场处罚。”而其它的处罚则要适用“传唤、讯问、取证、裁决”的程序。如果前类处罚也适用后面的程序，行政机关和相对人投入的资源和成本将大大增加，行政效率自然就不高了。因此，行政程序法设计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分离制度意欲使行政资源浪费最小化。

行政程序法具有效率功能还因为它的高度规范性和权威性。行政程序法作为独立于行政实体法之外的重要部门法，其本身凝结着正义要素(proceduraljnstice)，这导致程序合理性即行政权力若依严格正当程序行使，那么这个结论就被认为是合理的，非经法定程度不被否定，即“制度设置原则”(rincipleofinstitutionalsettlement)，这体现在行政行为的先定力上。因而行政程度法能使行政行为具有确定性、合法性和稳定性，一般一经作出就会产生法律效力，会被服从，这样就维护了行政权力，提高了行政效率。

二、以时限规定为例分析制约效率功能发挥的因素

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由其具体制度来实现，其中时限制度最集中体现了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完成行政行为及相对人参与该行为的连续过程。这就必然涉及到行政行为完成的必要的时间限制。以行政许可程序为例，许可行为的各个阶段都涉及时限规定。首先，相对人的申请应当在一定期限内提出。我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设立合作企业的申请批准后，应当自接到批准证书之日起30天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其次，行政许可机关应当及时受理许可申请。第三，对行政许可的审查应当抓紧进行。我国《外资企业法》规定对于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国务院对外经贸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授权机关应自接到申请之日起90天内决定是否批准。最后，许可结果必须及时告知当事人，不得拖延或不予答复。

时限制度直接结合了行政效率和相对人的利益，各国行政程序法一般都在原则规定之外设专门规定。《澳门行政程序法》“在非官僚原则及效率原则”指导下规定了行政机关有“快捷之义务”。该法第57条规定“行政机关应采取措施，使程序能迅速及时进行，因而，应拒绝作出及避免出现一切无关或拖延程序进行之情事，以及应命令与促成一切对程序之继续进行及作出公正与适时之决定属必需之情节。”同时在第四章专门规定了“期间与延期”。

我国现行行政程序法律法规中对时限规定也有所体现，但在立法上还是存在许多问题，限制了效率功能的发挥。如行政处罚程序的期限仅存在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极少数行政法律规范中，而在《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规范中没有时限规定。有时虽有规定但各个规定之间相互冲突，造成实践中难以执行的情况。《行政处罚法》颁布之前，对行政处罚没有统一的规定，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行政处罚行为各个阶段作了相当多但又不尽一致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的规定，各法规、规章中和《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修改的内容仅限于行政处罚权的设定，相互冲突的时效规定仍各自有效。除此之外，不少行政程序法律文件尽管有时限规定，但立法者经常回避违反此规定的法律责任或只是笼统地提及应“承担责任”而不规定依据什么承担何种责任。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公安机关违反6个月的规定应承担责任”。至于责任形式等没有具体规定，这种规定形同虚设。

公认地，立法完善至少应符合四条标准：一是出台及时，包括及时出台新法律法规和及时检查和修订原有法律法规。二是内容齐全。三是精神一致，实体法与程序法、同等级与不同等级法律法规和谐统一。四是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预期目的具体制度，最主要的是责任制度，因为权利的实现比权利的宣告更重要。根据这些标准，目前有关时限的规定无疑是不完善的，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行政行为本身具有的复杂性，立法中缺乏预见性、超前性及法律条文简约、内容笼统、适应性不强是产生时限规定空白点及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而不规定违反时限制度的法律责任的决定因素是偏向行政主体的立法思想，这样，必然导致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及行政资源的浪费。所以，立法上的欠缺是制约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充分发挥的因素之一。

三、充分实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条件

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只有通过实现才具有实际意义，而要充分实现效率功能需要完备的外部条件及行政程序法自身在技术上不断合理化。

（一）外部支持

提高效率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是行政权膨胀，社会事务繁多而行政资源有限。“鉴于机关的财力总是有限，且通常不足以完成所有的法定职责，考虑行政程序的效率必不可免。”（注：盖尔霍恩、利文《行政法与行政程序概要》（中译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行政资源作为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又决定了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其他法及其他机关对行政效率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养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这一规定是行政程序法效率原则的宪法依据及对实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最大支持。

提高行政效率的直接障碍是国家机关重复设置，职能重叠，利益竞争，责任推诿。实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基本条件就是各机关分工，统一高效协调运作，避免职能重叠，尽量减少管辖权冲突，从而保证行政权的行使畅通无阻。另外，行政人员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

充分发挥行政程序法的效率功能还要求相对人对行政程序法的利益认同和文化认同。行为是人们基于一定的心理观念作出选择的外在表现。心理观念不同，就会有千差万别的行为方式，效率功能实现的程度也就有差异。提高相对人对法的认同程度，需要长期的法制宣传教育。认同程度的提高，法实施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果会更大。

（二）行政程序法的合理化

行政程序法本身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效率功能的实现，完善行政程序法是发挥其效率功能的内部条件，也是前提条件。在理想的情况下，具备如下特征的制度能以较小的人力、财力较快地实现管理目的：1、主体目标明确；2、行政过程步骤紧凑，简化易行；3、相应制度合理相互配合。体现行政程序法效率功能的主要制度有：时限、、简易程序，紧急处置，行政终局、复审不停止执行等等。

我国行政程序法确立“以公正为主，兼顾效率”的模式固然重要，但进行具体制度的构思和设计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以上主要制度我国行政程序法律文件或多或少都有规定，问题是如何使它们更加合理。第三部分分析了时限制度的不足，针对时限制度立法上的种种欠缺，当务之急是及时建立详尽的一致的时限制度。第二，明确违反时效的法律后果。合理的作法是：可以取得权利的，超过合理时间，相对人自然取得权利；可以导致义务消失的，超过合理期限，相对人义务自然消失。同时对取得的权利及消失的义务，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保留审查权。对行政主体方面，违么了时限规定的行政行为是缺乏行政程序合法性要件的，属于步骤违法的情形之一，应当被变更、被撤销或重新履行。

体现效率功能的制度也亟待完善。制度指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主体不履行或无法履行法定义务时，依法由他人代而为之，而该务及行政相对人权利。有关行政相对人的规定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赔偿请求人转移及《行政复议条例》中复议申请人转移等等，最明确写明的是《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对行政主体的见于《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的委托规定及《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受委托的组织和个人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责任。”发生的前提是事务的主体具有可替代性，而使顺利进行的决定因素是人具有从事所职务的行为能力。

制度可以确保行政职权实施的连续性，适当分散行政主体的管理事务，减少行政失职，提高行政效率，制度还能使不具备丰富法律知识的行政相对人及时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制度尤其是行政主体的在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和实践中都不发达，究其原因，大致如下：一是行政水平总体很低，行政事务只能由专门的行政人员来管理，具有从事所职务的行为能力的机关或个人不多。另外行政机关冗员，某一行政人员因故缺席一般不会导致某一职务行为中断，许多行政人员也认为自己所行使的职权是特权，拖延几天也是无可厚非的。二、对相对人来说，因为法律工作者的作用非常有限，大多数相对人认为只有躬亲才能放心。因此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多是被动产生，如相对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时产生。

完善制度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疏散行政机关冗员，确立首长负责下的行政人员“个人责任制”，使行政人员偶然无法或不能行使职务的行为对其产生不利后果，同时引导法律工作者的业务从诉讼到非讼扩展。二是行政程序法律法规必须明确规定的条件、形式、程序及责任等内容。

有待进一步合理化的制度还有不少，如听证程序，应增加事后听证的规定。如果行政处罚针对的事实属情况紧急需要立即实施而来不及事先听证，或者行政处罚对当事人不产生无法弥补的损失如罚款时，都可以由行政机关先作出并实施行政处罚，然后利益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在事后要求举行正式听证。

四、结语

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程序法的功能之一，也是改变我国行政实效低下、实现行政法治的利器。然而，效率功能受到诸如立法欠缺、行政观念错误及行政能力不足等等因素的制约。为此，应以更积极的姿态去培育可能的外部支持力量，并不遗余力地完善行政程序法的具体制度。

【参考文献】

[1]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应松年．行政法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3]张乃根．当代西方法哲学主要流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4]杨惠基．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M]．上海：上海出版社，1998．

篇3

工程建设是一项多主体参与的系统工程，其中的每一个参与主体的工作质量都与最终建筑产品的质量相关。作为工程建设过程中重要参与主体的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自然不能例外。

设计单位，是指持有国家规定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设计资质证书，运用工程建设的理论及技术经济方法，按照现行技术标准，对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工艺、土建、公用工程、环境工程等进行综合性设计（包括必须的非标准设备设计）及技术经济分析，并提供作为建设依据的设计文件和图纸的活动的单位。工程监理单位，是指持有国家规定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监理资质证书，具有法人资格，受建设单位委托对工程建设项目实施阶段进行投资、质量、进度监督和管理活动的单位。

建设工程是百年大计，其勘察、设计、施工的技术要求比较复杂，建设工程的质量更是关系到人身财产安全，重要工程的质量甚至对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产生巨大影响。作为技术和智力较为密集的两个建设活动主体，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的工作内容决定了他们与工程质量缺陷和损害具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设计单位而言，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制作施工设计文件、设计文件的技术交底、现场施工技术配合、参加工程质量验收等。设计质量缺陷将带来实际工程质量的先天不足。1998年9月24日，投资4.23亿元兴建的宁波招宝山大桥，在经过三年建设即将合龙之际，突然发生严重的梁体断裂事故，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这起事故使整个工程工期延误近两年，经济损失巨大，并且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据有关部门调查后认为，造成该桥质量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设计上存在漏洞，主梁结构设计上欠厚、底板厚度过薄等等。对于监理单位而言，其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对施工质量进行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后的全过程的技术控制和监督，而对于施工质量控制和监督的任何疏忽和差错均可能使得设计的意图和法定的技术标准不能实现。基于监理单位工作性质的特点，在委托监理的工程发生施工质量损害的多数情况下，往往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监理工作的过错。因此，为工程质量首先奠定技术基础的设计单位和对施工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的监理单位对于建设工程的最终质量负有重大责任。建设部2001年5月25日以建设[2001]105号文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勘察设计质量管理的紧急通知”和有关强化建筑市场管理的通知也进一步表明，工程设计、监理质量的问题目前仍然十分突出。

二、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承担建筑质量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

鉴于设计、监理工作在工程建设活动中对于工程最终质量的重要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在建设工程质量责任方面已有一系列相应的规定。涉及这些规定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下称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下称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下称设计管理条例）。笔者认为，这些法律的规定体现了以下立法原则。

（一）对设计、监理单位及其从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严格的资质资格管理。严禁无资质或超越资质承揽设计、监理业务。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三十四条、设计管理条例第二章对此作了详细规定。

（二）设计、监理工作应遵循一系列原则性规范。如建筑法第十条规定，设计单位对于建设单位提出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要求，应当拒绝。第五十六条规定，设计文件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建筑工程设计技术规范以及合同的约定。设计文件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第三十六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第三十八条规定，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理。

（三）设计、监理单位及其从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对自己的工作成果负责；对于因工作质量不符合法定和约定的要求，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合同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设计的质量不符合要求或者未按照期限提交设计文件拖延工期，造成发包人损失的，设计人应当继续完善设计，减收或者免收设计费并赔偿损失。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建筑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不按照委托监理合同的约定履行监理义务，对应当监督检查的项目不检查或者不按照规定检查，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四）对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承包单位（即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造成工程质量损害的特别禁止。建筑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承包单位串通，为承包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对建设单位造成的损失的，应当与承包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六十九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造成工程质量损害的，应当与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依据民法理论，损害赔偿的责任形态一般分为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和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是，笔者认为，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对于建设工程质量的损害赔偿责任主要是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而在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方面，与其他一般主体相比并无特殊性。因此，本文仅就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进行讨论。

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在工程质量方面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是指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不履行或者不当履行与参与工程建设的其他主体（主要是建设单位，即合同法中的发包人）之间合同约定的义务，造成合同相对人（主要是建设单位）因工程质量问题而产生财产损失，应当承担的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针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主要是以智力劳动参与工程建设的行业特点，他们在工程质量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通常包括：

1、合同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当履行。具体表现为拒绝履行、因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的原因造成的履行不能、不完全履行、履行迟延和履行瑕疵。工程实践中，主要又表现为履行迟延和履行瑕疵。如，设计单位迟延交付后续施工所需的图纸；监理单位迟延下达必要的停工指令；设计文件内容的差错；监理单位对施工机械的质量控制不力等。

2、合同相对人（即建设单位）因工程质量问题遭受损害。这种损害具体又可分为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关于损害的范围，本文随后将专门讨论。

3、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违约方只承担违约的其他民事责任，而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确定有无因果关系，笔者赞同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1]，即应以自合同成立至违约行为出现时，依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人员、监理人员的一般专业知识经验而可得知，以及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所知或应知的条件为基础，一般地有发生同种结果可能。这种条件和结果即构成相当因果关系。

4、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对于合同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当履行具有过错。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就一般情形而言，如果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虽然违反了合同义务，但并无故意或过失，亦不承担责任。

四、设计单位在工程质量方面的合同义务及其违约的主要表现

在一项工程建设活动中，涉及工程质量问题的、以设计单位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合同一般即指，建设单位与设计单位之间签订的“工程设计合同”。在“工程设计合同”中，设计单位的合同义务主要包括按约定的时间交付用于施工的设计文件、设计文件施工交底、根据工程进度完成现场施工技术配合（包括对施工中出现工程安全和质量的问题，参与技术分析和提出相关的技术解决方案）、参加隐蔽工程、单项、单位工程验收和项目竣工验收。此外，设计单位的合同义务还明示或隐含地包括设计工作的程序及成果应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

因此，根据以上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工程设计工作的实际情况，设计单位违反合同义务，可能导致工程质量出现问题的情形主要表现在：

1、迟延交付设计文件。

设计单位迟延交付设计文件，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前后工序时效性较强的情况下，往往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笔者最近接触的一个案件即属于此类情形。地处上海繁华商业街的某工程，在基础基坑开挖后，由于设计单位的基础底板施工图迟延交付，造成基坑暴露时间过长，对上海地铁隧道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同时，该工程本身的地基土受扰动而导致实际承载力降低，建设单位为了保证地铁隧道的安全和工程本身的地基安全，不得不增加巨额支出采取临时保护措施，还造成工期延误，银行贷款利息增加，施工单位提出索赔。

2、设计错误。

设计错误是设计单位违反合同义务，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主要表现形式。具体又表现为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或其他基础性技术文件进行工程设计、计算错误、标示错误、设计单位屈从于建设单位违法降低工程质量的要求导致设计不符合工程质量的强制性标准等多种形式。比如，笔者接触到的一起工程质量事故即属于此类原因。由于设计合同规定的设计时间紧迫，设计单位根据勘察单位的初步勘察成果，即进行了建筑地基和基础的施工图设计。随后，勘察单位又提供了详细的勘察报告，但由于设计人员的疏忽，未对原已交付施工的地基基础施工图进行复核，结果因局部区域桩基设计不符合国家强制性规范的要求，造成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又如，2000年被建设部通报全国的陕西省子洲县子洲中学教学楼质量事故也主要是由于设计错误引起的。由于施工图设计文件未严格按该地区6度抗震设防的规定进行设计，结构体系不合理，整体性差，构造措施不符合要求，这座教学楼投入使用仅2个月，就在部分大梁及五层多功能厅、阶梯挑梁处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缝，最宽处达1.5毫米左右。

3、设计文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

为了保证工程设计文件符合必须的编制深度要求，国家颁布了有关设计文件内容和深度要求的一系列强制性规范。比如，在建筑制图的有关国家标准中，就对工程设计各专业各设计阶段的设计文件的基本图目、图例、数量单位、图纸比例、文字、标注方法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如果设计文件不完全符合国家对设计文件的编制深度要求，虽然不属于设计错误，但由于设计意图的表达过于粗糙或含糊，轻则影响各专业图纸的相互协调和后续施工准备工作，重则因施工图缺漏、矛盾或施工人员对施工图纸的理解产生错误，从而出现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如：上海郊区某钢结构厂房，在吊装施工就位后屋面板铺装前，即发现多榀钢屋架发生过大变形。经调查分析发现，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设计图纸上关于钢屋架屋脊连接节点处的高强螺栓的标示不明，施工单位误用了同直径的普通螺栓。

4、设计单位对施工图交底不清。

施工图完成并经审查合格后，设计文件的编制工作已经完成，但并不是设计工作的完成，设计单位仍应就设计文件向施工单位作详细的说明，这对于施工人员正确贯彻设计意图，加深对设计文件难点、疑点的理解，确保工程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按照行业惯例，设计单位将完成的设计文件交建设单位，再由建设单位转发施工单位后，由设计单位将设计的意图、特殊的工艺要求，以及建筑、结构、设备等各专业在施工中的难点、疑点和容易发生的问题等向施工单位作详细说明，并负责解释施工单位对设计文件的疑问。如果因设计人员的过错，在施工图交底时，尤其是对于在施工中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交底不清，可能导致工程质量出现问题。前文提到的上海郊区某厂房钢屋架工程质量事故，其部分原因也是设计单位在施工图交底中，对需要使用高强螺栓的特殊设计意图，未能向施工单位作出明确的说明，从而造成施工人员对螺栓的误用。

5、设计单位未参加建设工程质量事故的分析，或对于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未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

工程质量事故发生后，工程的设计单位有义务参与质量事故分析。建设工程的功能、所要求达到的质量在设计阶段即已确定，工程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工程是否准确表达了设计意图，因此，当工程出现质量事故时，该工程的设计单位对事故的分析具有权威性。对于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工程设计单位同时也有义务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设计单位违反上述义务，未参加建设工程质量事故的分析，或对于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未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均有可能造成工程质量事故危害和损失的扩大。

6、设计单位非法转包设计任务。

曾经一度轰动上海的贝港桥垮塌事故的部分原因是设计单位非法转包设计任务。1995年12月26日，上海市奉贤县南桥镇贝港河上新建成尚未投入使用的贝港桥突然坍塌。不到5分钟，整桥搭跨河部分约52米长的桥身断成几截，全部沉入河中，成为一起罕见的桥梁工程质量事故。经事故分析，造成事故的原因，除了施工质量问题外，设计过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设计单位将部分设计工作转包给了没有相应设计资质的其他单位，并出现设计错误。事故发生后，设计单位虽然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其中的教训值得所有设计单位记取。

五、监理单位在工程质量方面的合同义务及其违约的主要表现

在一项工程建设活动中，涉及工程质量问题的以监理单位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合同一般即指，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之间签订的“委托监理合同”。在“委托监理合同”中，监理单位的主要合同义务之一就是对施工质量进行控制和监督。其中具体包括：1、对施工场地进行质检验收；2、检查工程所需原材料、半成品的质量；3、对施工机械的质量控制；4、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5、施工工序质量控制；6、隐蔽工程检查验收；7、分析质量事故原因，审查批准处理质量事故的技术措施或方案，检查处理效果；8、行使质量监督权，下达停工指令；9、质量、技术签证；10、单项、单位工程验收；11、项目竣工验收。此外，监理单位的合同义务还明示或隐含地包括监理工作的程序及成果应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

因此，根据以上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工程监理工作的实际情况，监理单位违反合同义务，可能导致工程质量出现问题的情形主要表现在：

1、对应当监督检查的项目不检查或者不按照规定检查。

这是监理单位违反合同义务，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主要表现形式。所谓“不检查”是指监理单位对监理合同中规定应当监督检查的项目不履行检查义务，导致工程质量问题；所谓“不按照规定检查”是指监理单位不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的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规定的要求和检查办法进行检查[2].如，前文提到的上海郊区某厂房钢屋架工程质量事故，对事故调查的结果还表明，在该事故中，工程监理人员未按照中国工程监理协会主编、建设部批准的强制性技术规范GB50319-2000《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关于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履行的“核查进场材料、设备、构配件的原始凭证、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及其质量情况，根据实际情况认为有必要时对进场材料、设备、构配件进行平行检验，合格时予以签认”的职责要求，对施工单位自行采购的螺栓进行质量证明文件的核查。在钢屋架进行现场地面拼装时，又由于监理工程师的经验不足，未对拼装中的螺栓扭矩进行平行检验，从而丧失了在吊装就位前发现和避免质量问题的机会，导致了事故损失的扩大。

2、虽按照规定进行了检查，但对质量监督权行使不力。

监理单位在按照规定进行了检查，发现工程质量隐患或已经出现的工程质量问题后，由于过失或故意，对质量监督权行使不力，如迟延或未下达停工、整改指令，可能导致工程质量问题。在上海浦东某高层商住楼的基础基坑支撑拆除施工中，由于邻近的高层建筑同时进行基础施工，监理工程师根据基坑边坡变形监测记录，发现了基坑边坡变形出现异常，未能及时下达有关停工、整改指令，导致相邻基坑出现局部坍塌。

3、与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串通，降低质量标准，造成损害。

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之间是一种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监理单位与施工单位之间是一种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监理单位依据委托监理合同代表建设单位进行工程建筑活动的监督。但实践中确实存在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串通，偷工减料、降低质量标准，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将严重影响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因此为建筑法所严格禁止。对于监理单位的此类行为导致工程质量损害，造成损失的，应当由过错方，即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共同承担责任或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

六、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违约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

首先，需要指出，合同法和建筑法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的违约责任的规定均包括赔偿损失。而此前的有关规定以及合同示范文本中只是减收或免收设计费、监理酬金，并没有赔偿损失的规定，因此，可以说，合同法和建筑法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的法律责任在原有基础上加重了。

其次，就一般违约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而言，应当以实际损失为限，损失多少，赔偿多少。其损失范围，应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在确定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违约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时，原则上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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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共决策，公众参与是其应有之义。公众参与直接对应的英文是Publicpartici—pation，由于英文与日文的语言差异，翻译时日文的部分多翻译成了“市民参与”，实际上“公众参与”、“市民参与”两个词的基本涵义是一致的，所以本文统一采用了“公众参与”的表述。关于公众参与，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斯凯夫顿报告认为，公众参与是指公众和政府共同制定政策和议案的行为[I]。参与涉及发表言论及实施行动，只有在公众能够积极参加制定规划的整个过程之时，才会有充分的参与。雪莉•R。阿恩斯坦在《公众参与的阶梯》中认为，公众参与是公众权力的范畴术语，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些权力能够使那些原本没有权力的、当前被从政治和经济进程中排斥的公众拥有权力；是一种战略，借用这种战略，那些没有权力的公众可以参与到信息共享的决策中来，能够被认真地囊括进(社会的)未来[。城市规划学者约翰•弗里德曼在《良好的社会》中指出，公共参与是城市规划里的公众以团体形式出现，参与政府决策过程_3]。尽管所处的研究领域不同，但是学者都从公众和与政府关系角度界定公共参与的。基于本文将研究确定在城市规划领域，而且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共行政行为，所以将本文的公众参与限定为行政主体之外的公民个人和组织对城市规划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的一系列行为的总和。

二、美德两国城市公从参与法律制度比较分析

(一)美国和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演变从l9世纪中叶，德国城市规划领域人们的关注点逐渐发生改变，开始关注改善已有街道的环境，实现社区的再发展，实现地方经济的再发展等问题。特别是如何发挥当地居民、企业、单位的能力，联合起来加强综合环境改造的想法都备受关注。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在法兰克福、慕尼黑、西柏林等中心城市，人们对城市再开发及占地的抗议在逐渐扩大，破坏城市环境、引起住房困难等抗议的呼声不断高涨，对城市规划的专家们提出疑问。在此推动下，7O年代中期城市规划的概念发生转变，立法上首次将公众参与意见这项规定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随着公众意识的高涨，各种社会组织在城市规划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众参与制度逐步完善。美国在20世纪6O年代以后，公众对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务呼声越来越高，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城市规划没有“公共利益”、“特殊利益”。作为社会“精英”的职业规划师将城市规划作为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带有局限性。如果职业规划师长期充当“长官意志”代言人，其职业的社会影响将会极为有限。在此条件下，要求对职业规划师重新进行定位，尤其要求规划师面对全体公民而非利益集团。作为职业规划师本身也认识到，只有通过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使相关利益群体充分表述自己的意见，实现公众对城市土地资源的分配和城市管理权力的监督，才能实现城市规划的社会公正公平。在职业规划师和公众共同努力下，公众参与规划在美国应运而生。

1．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演变注重程序是德国《建设规划法》的显著特点，尤其体现在公众参与上。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在德国的确立和完善有以下几个阶段_4]：1976年城市规划的基本法——《联邦建设法》的大规模重新修订，将公众参与意见这项规定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1979年《联邦建设法》修订中规定从两个阶段保障公众参与。第一，早期公众参与阶段。已制定规划的市镇村，尽量让公众在早期广泛了解规划的一般目标、其他可能的代替手段、规划能预想到的作用。必须给予公众针对规划草案发言、陈述的机会(第3条1项)。通过早期的公众参与并不能确定规划草案，因此在能够吸收各种要求的可塑性高的阶段，保障公众拥有参与和陈述意见的机会。第二，正式的公众参与阶段。在早期公众参与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市镇村规划草案。这一规划草案必须和理由书同时向公众公示1个月。公众可以针对规划草案发表不同意见，而市镇村对此必须陈述理由(第3条2项)。2004年《联邦建设法》修正案理念上明确“通过程序保障城市规划的客观合理性”，明文规定“公众参与和政府参与有利于对规划相关的事项进行全面收集和适当评价”(第4a条1项)；过去只有针对行政机关(政府)才有义务适时陈述意见，现在这一义务也被引入了公众参与中(第3条2项2段第2附文)。

2．美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演变在美国规划权的行使方面，地方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社区组织发挥重要作用]。在美国，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第10条，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的权限由州政府保留。警察权(为了公共福利而限制私权的权限)成为城市规划的法律根据也是归属于州地区。因此，郡和市为了行使土地利用规则的权限，州地区有必要制定向郡、市转让警察权的授权。商务部部长胡佛，起草了作为州地区标准法的《标准地域制度授权法(1922年)》。各州也纷纷以此为标准制定了州地域授权法。胡佛部长，还制定了另一部州地区标准法《标准城市规划授权法(1928年)》，该法律制定了规划委员会的设置、基本规划、分划土地规定等相关内容，各州也以此为基准制定了相应的规划授权法。州的规划授权法虽然指示了这类基本规划的制定程序和形式条件，但是其内容是由地方自治体来制定的。所以，基本规划的内容该如何确定，基准并不明示，也不进行审查，具体实际的判断都由地方自治体来决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由于气候温暖自然资源丰富，从20世纪初期开始人口大量迁入，是一个人口急剧增长的州。2000年超过人口排第二位得克萨斯州的2085万人以及第三位纽约州的1898万人，总数达到3387万人成为人口最多的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市人口达到了122万人，居全国第七位。人口骤增的结果往往会带来很多城市规划方面的问题，城市规划专家也辈出。目前，美国规划家协会的成员有3万人左右，其中5000人以上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设计者。加利福尼亚州的具体情况决定了其城市规划具有代表，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规定如下：(1)1927—1953年赋予了所有的市、郡制定基本规划和设置规划局的义务。1927年的州规划法以《标准城市规划授权法》的草案为基准，根据规划委员会基本规划制定了州规划法。接着在1929年，对设置有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市、郡地区赋予了其制定基本规划的义务。而且，在1937年对所有的市、郡地区都赋予了制定基本规划的义务。根据一些州的规划法，地域制度必须与基本规划整合一致。1953年加利福尼亚州的规划法对所有的郡、市制定基本规划都赋予其相应的义务。而且1955年基本规划制定了以土地利用和交通为主要要素的内容。(2)20世纪6O年代开始的环境评价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引入。1969年，根据国家环境政策法导人了环境评估，加利福尼亚州也在1970年制定了加利福尼亚州环境品质法。该制度在开发审查方面赋予其情报公开和公众参与的义务。公众通过居民立法、居民投票以及诉讼，给有关土地利用的决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州规划法规定，在选定基本规划的时候，州规划法在州规划委员会的决定之前和市议会决定之前，两次承担听证会的义务。

(二)美国、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比较分析

1．城市规划参与主体在西方，公众参与贯穿了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其中最有效和广泛开展的还是在基层规划的公众参与。这反映出政府对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宏观控制的需要，也反映出地区层面规划才是与公众生活环境最贴近、利益关系最直接的领域_l6J。在德国地方，当地居民组织和企业成为参与的主体。通常，居民通过地方事务所或者类似居民组织来参与，此时，负责者或者说是管理者就成为居民的咨询对象，成为政府和当地活动的重要桥梁。在美国，地区的开发与规划方面具体实际的判断都由地方自治体来决定，在美国城市规划过程中，社区组织发挥了主要作用。由于城市规划的法律根据是归属于州地区的，作为州虽然指示了这类基本规划的制定程序和形式条件，但是其内容是由地方自治体来制定的。所以，对基本规划的内容该如何确定，基准并不明示，也不进行审查。

2．规划中公众参与的程序德国《联邦建设法》在两阶段中保障了公众参与，见表1。德国《联邦建设法》2004年修正法案的理由书在多方面强调“通过所规定的程序保障客观合理性”。这样的方向性已经在行政法院的判决中以“适度的程序遵守的意义在于通过满足程序要求，形成符合客观法律宗旨的决定”的形式出现。修正法案更加明确了这一观点，将其作为制度保留下来。具体表现为：第一，城市规划参与过程中环境报告书的引人。城市规划公示时所附理由书中也包括了这一环境审查结果的报告，明确了城市规划中环境保护相关程序。第二，修正法案中明确指出通过程序保障规划客观合法性。明文规定“公众参与和政府参与有利于对规划相关的项目进行全面收集和适当评价”。过去只有针对行政机关(政府)才有义务适时陈述意见，现在这一义务也被引入了公众参与中。针对最后阶段提出的意见，若非作为规划者的市镇村已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的情况，可不予考虑。这一规定意味着政府及公众必须适时提出意见，使衡量资料的调查、收集更加全面化，如此才能保证客观正确的衡量结果。在美国各州也制定了相应的规划授权法，在选定基本规划的时候，依据州的法律，在州规划委员会决定之前和市议会决定之前，赋予公众听证的义务，公众参与成为这个过程的固定构成因素。州规划授权法虽然规定了基本规划的制定的程序和形式条件，但对其内容由地方自治体来决定，除个别要素之外，基本规划的内容该如何确定，基准并不明确也不进行审查，具体判断由地方自治体决定。

3．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1)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众参与主要方式。见表2。(2)正式参与方式与非正式参与方式角度区分。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见表3。通过公众参与方式的比较可以看出，德国以正一70式参与方式为主，强调法律的强制保障作用，特别是通过程序法来保障公众实体权利的实现；而美国则多采用相对灵活的非正式的公众参与方式，在法律上进行原则性规定，给实际实行者留下较大的自由选择空问。

4．美国和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比较的评价从实证的角度，对美国、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主体、参与的程序、参与方式的比较发现，德美两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存在共同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1)公众参与共同性。第一，公众参与具有完善的法律保障。第二，参与方式多样，包括了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如正式方式的程序保障、选举代表，非正式的印发各种手册、举办会议和展览会等，使公众全面、彻底地参与到规划当中。第三，公众参与面广、程度深。从参与主体范围看，公众参与不是表面形式上的几个代表或利益团体参与，而是公众的普遍参与。从公众参与阶段看，公众参与不仅体现在规划编制的各个阶段，还表现在规划的执行阶段。(2)公众参与的差异性。德国城市规划法的特征是依靠程序确保规划实体的正当性，强调法律的强制性，通过程序保障实体正义，实现公众实质性的参与权。而相对美国的城市规划中就显得更具灵活性，地方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充分发挥居民组织的作用，运用灵活多样的参与方式调动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3)公众参与存在的不足。德国城市规划法注重程序，通过程序保障公众参与规划实体的正当性。通过程序对民主正统性的强化有助于促进居民对规划的理解和接受，结果是针对城市规划效果提讼数量减少。同时，由于公众和公共机关的参与，规划质量有可能提高。但这一制度能否妥当地发挥作用存在若干前提。如果前提不具备，就会产生许多问题：第一是程序主体——行政机关的态度。若是在形式上或表面性的执行，那么参与徒具形式化，通过程序保障实体正当性的基本理念难以实现。施行司法审查的可能性变小，行政便有了更大的裁度余地，因此极有可能是行政主导下的城市规划模式的形成。第二是参与程序的充实、活跃化。如果居民对城市规划不关心，对程序参与缺乏欲望，程序就会变得形式化。与此相关，最近，各国城市规划、城市形成的文件中，强调居民的活跃化受到关注。例如，最近德国的社会城市方案指出“通过地区实践可知，确实大多数的市镇村居民有参与权力，但并未被地区普通居民充分利用”，所以增强居民活跃化成为重要课题。普通公众的参与欲望并非停止而需要的则是多样灵活的公众参与方案的提出。不仅要注重自发参与，而且也要直面居民参与活跃化的问题。考虑到居民参与型的城市行政、城市复兴的要求，有必要将以上两方面都考虑在内。自发性和活跃化的必要错，形成了德国居民参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相对德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而言，美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在法律层面进行原则规定，为具体实施中规定了程序性义务，又提供了自由选择的空间。充分尊重各地方的自治权，社区组织成为公众参与的主要形式，许多非营利性组织成为政府与居民间的桥梁，在公众参与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运用灵活多样的参与方式保障公众参与，调动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但是如果没有权力配给的程序保障，只能是一种形式主义，公众也不能真正影响规划的成果。

三、西方城市规划公从参与与法律制度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2O08年实施的《城乡规划法》首次在法律层面上确立城乡规划的公众参与制度，公众参与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城市规划参与理论处于传统的物质规划向现代规划理论转型时期。在制度层面，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刚刚起步，因而中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范围和深度应是个逐步扩大和增加的过程。

1．开放规划信息保障公民尽早参与参与者对特定利益的认识能力、参与过程的学习能力、根据目标选择手段的行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参与者对信息的拥有和控制。只有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才能使公众真正参与到规划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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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0-223-02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由德国著名的职业教育学者Rauner教授和他的团队提出，该教育理论针对传统职业教育理论与真实工作世界相脱离的弊端，主张教学内容应指向职业的工作任务、工作的内在联系和工作过程知识，以培养学生参与建构工作世界的能力。在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领域，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模式符合教育部16号文件中提出的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对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特别是课程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律文书是高职院校法律类专业学生的必修专业基础课程，是为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而设置的，课程教学必须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职业适应能力的培养为核心，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开发，因此以工作过程为导向，构建新型课程体系，合理编排教学内容、有效设计教学环节，在本课程教学改革中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研究价值。

一、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法律文书课程设计

（一）工作过程导向下法律文书的课程目标

高等职业院校法律类专业主要培养能够提供一定的法律服务和处理相关法律事务的应用型人才，在未来的职业岗位中，学生具备处理解决工作问题的能力。结合专业培养方案，法律文书学科作为一门具有法律专业性质的应用写作课，以培养学生应用法律的能力作为课程目标。

长期以来，法律文书的教学一直以要求学生掌握法律文书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能够制作主要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文书和非诉讼类法律文书作为教学目标和学习要求，但实践证明，达到这一教学要求的同学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得心应手地开展工作，表现为学科知识零散杂乱，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模式，通过学习过程性的知识而获得相应的职业能力，具有明显的职业定向性，课程目标的实现以法律工作流程为依托，将教与学的过程融入工作进程， 有利于培养上手快、技能强的法律应用型人才。

（二）工作过程导向下法律文书的课程内容

相对其它法律分支学科而言，法律文书是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适应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结合专业培养目标，现已细分出如公安文书、狱政文书、基层常用法律文书等分支学科。

传统法律文书教材，以制作主体的不同对内容进行分类，一般分为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检察机关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的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文书和其他机关法律文书，笔者认为，这种内容的编排方式切断了文书之间的往来，使原本密不可分的案卷材料成为了零散的文字堆砌，既与同学所学的诉讼法知识不一致，也与其今后的司法工作过程相违背，不利于对课程知识的真正理解与掌握。工作过程导向下法律文书课程内容的编排紧扣法律类专业的人才职业技能要求，重视对学生法律应用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以案件诉讼类别及诉讼过程为依据选择教学内容和设置教学环节，贯彻“理论教学实践化，实践教学岗位化”的理念，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和司法实践水平。

（三）工作过程导向下法律文书的课程设置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设置，必须首先分析学生未来职业岗位群中各具体岗位资格所应具备的综合职业能力、具体的工作任务及相应的典型工作过程，再基于工作过程研究其所必备的工作知识和技能，明确专业目标和具体课程目标，选择合适的课程教材，设定课程考核标准和课程内容，进行教学实践。

就法律文书课程的设置来讲，实践中，由于该课程是集多门学科知识为一体的综合性、应用性极强的学科，课程设置应当注意各知识点的融会贯通，在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写作理论知识、具备一定写作技巧的基础上，要求对具体文书制作所涉及的法律知识正确理解和运用，掌握法律服务工作流程，训练同学根据工作需要熟练制作和使用合格、规范的具体文书。因此在设计课程体系时，一般将应用写作课程及相关的实体法、程序法课程作为前导课程，顶岗实习、毕业实习作为后续课程，以保证学科知识的连贯性、逻辑性。

二、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法律文书课程教学模式

（一）强调职业能力的培养

职业能力是人们成功地从事特定的职业所必备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及社会能力。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教学模式，突出职业能力的培养，教学过程的可探知性，使其不同于传统教学的生硬和局促，学习氛围鲜活生动，在训练学生职业操作技能方面大有作为，能够满足高职院校实践性教学的深层需要。

传统职业教育侧重工作中的个别阶段或是所谓的特别重要的环节，而忽略了工作过程的完整性，造成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缺陷。工作过程导向以培养学生为完成一件工作任务并获取相应成果所需要的职业能力为目标，以能力本位为核心理念，注重学习目标的引导，强调学生完整的思维过程，让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参与到“真实”的工作过程中，处置实际情况，采取实际措施，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升职业能力，达到职业资格的标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关注未来工作的整体性，注重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有效地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都落实到职业能力培养上，锻炼学生的职业发展能力，为学生提供未来现实工作的实践基础，使教学的过程更具职业性和开放性，将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将来的工作过程及学生的能力、个性发展相联系，以满足学生健全人格和职业能力的要求。我们不妨借助教学案例来分析传统职业教育与工作过程导向在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上的差异，在法律文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教授具体文种制作时，基于种类繁多，无法一一讲述的特点，一般会选择几种相对重要而又难度较大的文种来进行讲解，如民事诉讼类文书中选择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民事起诉状和民事答辩状等文种，传统职业教育模式下的教学会针对这几种文种，根据教材内容的编排，先讲授人民法院制作的民事判决书，强调制作方法、技巧，并与刑事判决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范文，给出案例，指导同学制作，应该说大部分同学能够根据要求制作出格式规范、内容完整的文书，但也许并不清楚民事判决书与民事起诉状、民事答辩状的关系，或者说并不在乎它们之间的联系，所以一旦进入司法实践，很多同学按照这种办法，埋头苦干，制作出的文书却漏洞百出、华而不实，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因为传统的教学模式只注重某一文种的制作技巧，忽略了文书之间的往来，使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工作过程严重脱节，从而出现岗位的不适应性；工作过程导向的职业教育则会在讲述上述文种时，根据工作过程合理安排教学的内容，采取先引导同学回忆民事诉讼法中民事案件的诉讼流程，分析文种之间的往来和不同文种的制作主体、制作目标、制作要求、语言特色，关注不同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让大家融入到民事诉讼的工作流程中，在此基础上，按照民事起诉状――民事答辩状――民事调解书――民事判决书的顺序进行讲授，让同学明白，民事判决书的制作必须关注民事起诉状与民事答辩状的内容，它的任务是要理清原被告之间的矛盾焦点，站在事实与法律的立场上解决纠纷，即法院必须充分尊重原被告的观点和要求，三方共同协作、解决问题，民事判决书、民事起诉状和民事答辩状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诉讼工作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过程。

（二）注重学习情境的设计

教学的过程不是简单地把抽象的知识从老师传递给学生的过程，它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必须将学生的学习放到一个特定的情境中，渗透进特定的社会工作和自然环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学习情境。学习情境的设计是教师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学习情境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培养其思考和创新的能力。

传统职业教育，脱离真实的工作情境，注重学生对知识的回忆，强调的是学习的成绩即考分，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得到的成长与发展，在工作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技巧不予关注，这种学习的成就最终反映出来的只是知识增长的表层意义，是不全面、不系统、不完整的，知识的获取是孤立的、简单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工作过程导向下学习情境的设计，将教学活动镶嵌于其所维系的工作情境中， 赋予学生学习的真正意义，通过特定的情境，使学生明白知识就是生活和工作的工具， 所学知识只有运用到工作情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传承。学习情境的设计以能够激发学生的思考为主旨，因此，它并不是教师平铺直叙，不加分析地把情境呈现给学生，学习情境中的问题设计也并非在教材上直接就能找到标准答案的，是能够让人有所困惑，难以回答的，同时又能引导大家趣味盎然地探索，能培养同学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理解知识的深层意义。在法律文书的课堂上，我们不妨借助同学们感兴趣的案例，营造法律实践的过程，借助典型案例，贯穿于某一诉讼活动所需制作的所有文书的全部学习过程，实践课上，让大家围绕这一案例，体验案件诉讼的整个流程。同学可以根据兴趣选择角色制作不同文书，这样一方面可激发其学习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可使同学从整体上把握具体文书所依存的情境，感知文书制作技巧的应用条件，感受文书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帮助同学今后工作实践中顺利实现知识的迁移和应用。实践证明，教学过程中创设呈现好的学习情境，把抽象的知识转变为有血有肉的事件，能使学生在学习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增强情感的体验，发挥学习主动性，提高学习效果。

（三）优化课程教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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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idding law "has been issued and implemented, China's construction market changeable, and constantly toward market norm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direction, a project legal person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 bidding system, engineering supervision system and contract management the four basic system as the core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step by step has been established up, construction project bidding entered the stage of according to law. This paper will be to our country of project bidding the obligation of good faith and low prices of the legal issues on some preliminary discussion.

Keywords: engineering bidding;obligation of good faith; Low quoted price; Legal issues

中图分类号：TU7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我国建筑工程招投标工作中关于诚信义务招投标低价中标的法律问题探讨

依据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其中明确规定，依法公开招投标的建筑工程项目应采用合理低价中标法。合理低价中标法的广泛推行，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我国施工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的有效保障措施。对于行业规范招投标行为、维护行业市场秩序、防范行业恶性竞争的保障也是具有相当好的实际效果的。但是，鉴于我国建筑市场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部分投标企业为了能够在发展大潮流中占得一线生存机会，不择手段地压低投标报价，这种现象造成诸多不合理的低价中标现象与不诚信问题，严重不符中标施工企业自身的经济、技术水平，对于建筑市场的冲击可想而知。如何针对工程招投标工作中德诚信义务问题与低价中标是否合理做出判断以防范建筑行业恶性竞争，就应该从相关规定的法律法规与具体的操作程序入手，以下主要从法律法规方面进行探讨分析。

我国建筑市场招投标工作的现状是经评审的最低投标报价法，大多数招投标的中标选择是以最低报价为唯一抉择标准，严重忽视了施工企业技术标准的重要作用，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国家制定相关招投标法的意愿。招投标工作的技术标主要是经过施工企业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向招标委员会提供展示相关技术的诸多指标及施工能力。技术标能否最大限度地为招投标工作提供实质性的选择条件要求，这样的情况主要取决于评标委员会专家成员的负责程度、诚信义务以及个人掌握相关的技术水平。

诚信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于我国建筑工程也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诚信义务必然会成为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当今行业招投标工作的基本准则。但是，由于建筑行业“人口众多，部门繁杂”，无论是准则还是法律，都会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当作诚信义务是空头口号。这样对于建筑工程招投标工作存在的诚信危机就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办法进行严格监控管制。我国建筑工程招投标工作体系中主要存在建设建设项目招标人（建设甲方或业主）、项目投标人（建设施工单位或乙方）、招标机构（中介机构）、造价编审委员会、监理单位、政府行政监督机构等。这些当事人如果存在一方或多方出现有失诚信义务的行为，都极有可能为共同建立的道德诚信金字塔造成整体全面地崩塌，招投标工作就会出现极度的不公平，诺守诚信的当事人必定会成为最终的“受害者”。对于有违诚信义务与合理低价中标的行为主要归纳如下：

（1）建设项目招标人有失诚信义务行为的表现为：建设项目立项审批过程暗箱操作故意在工程量上做文章，减少招标投资估算，以规避招标。不能及时提供或故意拖欠工程款，意愿投资企业垫款。将招标工程项目的分部分项工程进行分包代管进行招标。展开招标工作后，要求不合理的二次下浮，签订模棱两可的阴阳中标合同。公开招标中建设项目招标人故意提高招标限制条件，对潜在投标企业进行排挤。工程完工结算，对施工企业提供工程款不够及时或故意拖欠等情况；

（2）项目投标人有失诚信义务行为的表现为：项目投标企业在投标报名过程中进行一定范围内的拉帮结派等私下违规活动以便搞围标和挂靠。在投标过程中，帮派共同串标抬价以达到排挤其他投标企业的目的。在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刻意以停止施工或减缓施工进度威胁设计变更。在竣工结算工程中，勾结造价编审委员会成员高估冒算。

（3）招标机构有失诚信义务行为的表现为：直接无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照顾个别项目招标人在意的投标企业。与投标企业勾结，暗箱操作中标。对不同投标企业各执一词，执行标准带有歧异性。

（4）造价编审委员会有失诚信义务行为的表现为：与项目招标人暗中勾结，故意压低造价。与项目投标人共同串标刻意做高预算。

（5）监理单位有失诚信义务行为的表现为：对上敷衍，流于形式，对下工程量变更随意签证共同渔利。

（6）政府行政监督机构有失诚信义务行为的表现为：未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容易对有联系的当事人打感情分，执行奖惩标准严重不平衡，疏于对当事人的管理监督。

以上诸多方面问题的出现主要的原因皆在于各个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淡薄与信用制度不健全的缘故，在实际的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中应重点从这两方面进行大力监督与管理。

二、关于完善工程招投标诚信与法制体系建设的建议

工程项目招投标关于诚信义务与合理低价中标的问题应该贯穿与整个招投标活动的整个活动过程，要做到完善工程招投标诚信与法制体系的建设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针对当事人工作诚信义务与法制观念进行加强教育，能够做到将诚信教育、法制教育同我国目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有机合理地结合，并贯彻落实，有效宣传和广泛应用；

针对参与招投标工作的当事人进行全方面的诚信记录和法制考核，建立起一个各方互相牵制可循环的诚信义务考核机制体系；

（3）政府行政监督部门要组织各个当事人之间的协调工作，建立统一标准的奖惩制度，惩戒有失诚信义务的当事人，保护诺守诚信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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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人类环境是指人类已经认识到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周围事物，包括阳光、空气、陆地、土壤、水体、草原、天然森林、野生生物等未经人类改造过的自然界众多要素，以及城市、村落、水库、港口、公路、铁路、园林等经过人类加工改造过的自然界。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不断出现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人民群众为反对肆意污染和损害生活环境，争取过有尊严的健康的生活而提出了环境权的要求。因此，当人类环境受到破坏时，人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其中最为重要的法律救济方式当属本文将要论及的环境污染侵害之民事责任问题。

环境污染侵害的民事责任，是指公民、法人因其排污行为（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行为）造成他人权利侵害时应当依法承担赔偿损失或者恢复原状等的责任。

二、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依据的概念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是指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和处理环境损害的相关法律规定，即环保法律。而环保法律的理论基础，便是环境权理论及其立法实践。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包括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自然环境防止污染的单行法规、具有规范性的环境标准及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等。同时，我国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和国家的环境保护及管理权，但却在有关条文中体现出了国家保护人民良好生活环境，公民参与环境管理的精神，并形成了一些具体的制度。

三、法律依据的具体内容

1.公民环境权

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生而具有在健康优雅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公害事件迭起，工业“三废”污染严重，“环境危机”日益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影响社会稳定和阻碍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因此，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恶化，使公民产生了保护环境的要求，但这种权利要求只是权利的初始状态。20世纪中叶，由于全球“环境危机”的深刻化，国际环境保护的呼声不断的高涨。1972年，联合国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公民环境权理论至此成了一个世界性课题。

1972年联合国人权环境会议后，中国政府开始重视环境问题。1973年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拟定并颁布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条专门对环境保护作了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依据此条，我国在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我国1982年《宪法》总纲第26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确认了环境保护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宪法》第9条规定了公民对环境资源的共有：“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外。国家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1983年，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我国宣布环境保护为一项基本国策。尽管如此，我国有关《公民环境权》的理论直到2002年在《环境影响评价法》中才正式提出来。

2.国家环境管理权

国家环境管理权是指国家环境管理职能部门依法行使的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预测、决策、组织、指挥、规划、监督等诸权利的总称。国家环境管理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是一种组织活动，其主要特征是凭借其强制力和各种物质设施，通过国家职能机关，以各种手段促使管理相对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各项活动符合国家政策，实现其利益。1983年我国明确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充分肯定了国家环境管理作为国家职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环境管理的职能也得到不断的强化，现已成为国家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环境侵害赔偿的基本制度

我国现有认定和处理环境侵害的基本制度，是在总结我国环境保护和管理的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主要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土地利用规划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许可制度、经济刺激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报告处理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等九项基本制度。这些形成了我国环境侵害赔偿制度基本框架。

4.相关的法律规定

在《民法通则》中，对各种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作了原则规定。其中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10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1）停止侵害；（2）排除妨碍；（2）消除危险；（4）返还财产；（5）恢复原状；（6）修理、重作、更换；（7）赔偿损失；（8）支付违约金；（9）消除影响、恢复名誉；（10）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此外，第123条关于高度危险作业的民事责任规定、第83条关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规定等，也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有关。

在环境法中，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规范相当丰富。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1982年通过、1999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此外，1984年通过、1996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通过、1995年、2000年两次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1995年通过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1996年通过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也基本上作了与《环境保护法》相似的规定。只不过前者增加了因第三者故意或过失、及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水污染损害的免责事由，而后两者没有规定免责条件。

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汪劲.环境法学[J].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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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1826年，美国哈佛学院率先招收研究生层次的学生，开设了一些较高层次的专门课程，这标志着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开始。然而，美国研究生教育诞生最初的一百多年中，国家对研究生入学考试与招生并没有统一要求，而是由各个高校自主决定。直至1937年，哥伦比亚、哈佛、普林斯顿以及耶鲁这4所大学判定考生是否能够被录取为本校研究生院研究生相约开始共同采用一种试题来进行，这种测试就是美国GRE(Graduate RecordExamination)考试的前身。GRE考试作为美国的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它是一种全面性的考试模式。历经70余年的实践和探索，以CRE,考试为核心的研究生招生制度特色愈加明显，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公认的、影响最大、最有效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思想呈现出新国际主义的特征，因此，其招生制度也向着国际化的趋势发展。

日本的研究生教育历经了125年的坎坷发展历程。日本明治政府于1886年就创办了东京帝国大学，并颁布了“帝国大学令”和设立大学院，从此揭开了日本教育史上研究生教育的第一页。在这不断推进的研究生招生改革中，学科齐全、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教育体系逐渐形成。伴随着日本社会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其研究生招生制度也成为了其高等教育制度当中的闪光点。日本研究生院招生考试制度有较大的自主性，招生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道关口，故考生的资格以及能力备受重视，从招生对象到入学考试要求都非常严格。研究生招生有从严把握和导师有无能力指导两条基本原则。日本研究生招生制度也十分注重招生考试的自主性，各院系自行出题，考试的内容丰富多样且强调学生自身知识的积累，没有统一标准的考试。此外，日本研究生招生向来趋向从严，重视质量，从不苛求招生数量的发展。

二 美国、日本、中国三国研究生招生管理体制的差异

在招收管理体制方面，美国的研究生招生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分权。美国联邦政府对研究生招生制度干涉较少，主要是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运用政府拨款、发文倡导的模式对研究生招生进行微调。各个大学都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为基本的法理依托，因而在关于研究生招生的事项上招生单位具有自主决定权。美国的教育有关部门仅仅是通过一些国情咨文的形式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却没有决定权，大学以及研究机构掌握了研究生招生的话语权，它们可以依据自己的生源、师生配置比、教育基础设施承载量和导师科研项目等一些要素来决定自己每年的研究生招生规模。鉴于此，美国国家以及地方的教育部门无权对研究生招生作出统一的规划，研究生招生也由各个学校和研究机构自己组织。伴随着美国NPO和民间公共服务机构日益壮大，这些组织和机构也开始在研究生招生中扮演起重要角色。这些组织和机构比较典型的有：教育考试服务处(LSAC)、法学院入学委员会( LSAC)、医学院入学委员会(AAMC)等等。这些机构主要是用于协调研究生考试当中的一些行政性事务，成为教育行政部门事务治理的有益补充，能有效推进研究生教育的和谐发展。

就日本的研究生招生管理体制而言，日本十分重视科技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因而非常注重大学的创新能力培养。为激发大学教育的创造力，日本赋予了大学极大的招生自主权，每个学校完全可以依照各自章程的相关程序来决定招生的计划问题。为进一步确保大学的自主权得到全方位的发挥，文部省还颁布实施了“大学设置标准”，明确大学在事关学术方面充分享有自主权，这当然包括了研究生招生的事项范畴。此外，该法规也强调，各个大学以及各个研究学科完全有权力依照本学科专业的内在特性而决定每年研究生招生以及培养的规模。此外，在确定招生指标时要充分考虑导师指导学生的精力。可见，此规定充分考虑了学科自身特色以及师资力量的承载能力等诸多要素。同时，日本的研究生招生十分注重产学研一体化，将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当作研究生培养的一个考量要素。此外，日本研究生招生时还十分注重考虑社会对于研究生的承载力，即将社会对于该类人才的紧缺程度作为一个需要关照的方面。

中国研究生招生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因而具有严重的计划主义倾向，甚至从某种意义而言，其变成了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指标要素，严重背离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初衷。现在一些地方高等院校，从招生专业到招生规模都要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层层报批。为此，中国在各地设立了教育考试院或者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等专职负责处理研究生招生问题。而依照大学自治的核心内涵，这本应该是大学章程范畴之内完全由大学自我负责的事项。于是，研究生招生不依大学章程——这一大学的小宪法，而是依据教育行政部门红头文件的怪现象应运而生。由此可见，大学研究生招生就是大学行政化的一个缩影。

三 美国、日本、中国三国研究生招生报名程序的差异

美国的研究生招生程序是先考试后填报学校志愿类型的，也就是首先要考试的成绩通过最低控制分数线之后才能进行填报院校的志愿。通常而言，在参加考试的时候没有限制条件，但在选择学校时，各类学校会根据自身的特色制定一些不同的要求标准。比如，申请硕士学位时，首先要拿到标准化考试成绩，然后再依据各类院校以及自身的不同情况申请自己满意的学校。因为实行的是申请制，所以同一个学生可以向多个不同的学校提交申请，然后再挑选自己最为中意的院校。在这种情形之下，同一个学生也很有可能被不同的院校录取，进一步促进了学生和学校二者的双向选择权。也正是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氛围之下，推动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日本的研究生招生，每年在考试之前，各个大学的学部和研究科室都会将依据各项指标测算得出的招生计划公之于众。学生和家长可以根据各个大学“招生简章”目录中的信息，了解各项目的研究生报考条件、申报手续、考试日期、考试科目、招生定额和发榜日期等。当然，几乎所有大学还会将本校的研究生课程目录、学分要求、指导老师、考试科目、学生毕业就业情况等公布在公共网络平台上，以方便学生更好地了解该校研究生教育状况，从而帮助他们挑选中意的学校。

中国研究生招生程序所采取的也是先报名，然后由学校负责对报名人是否符合报考资格进行资格审查，当学生通过资格审查后，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或学校自主命题考试的方式（或者二者结合的方式），再划定一定的复试分数线，达到复试分数线之后，学校组织导师通过面试的形式挑选自己中意的学生。当然，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在教育部的研究生指标的控制之下。当前，国家对于研究生招生指标的控制主要是这样的，国家教育部、发改委、人社部首先下达本年度研究生招生指标计划总量，然后由省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发改委和人事厅（局）等多个相关部门协同招生单位会商各单位研究生招生指标数量与规模，同时各个招生单位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上报研究生招生年度计划，最后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将各个单位的研究生招生计划上报教育部等待核准，教育部在核准之后通过红头文件的形式发文到各个招生单位。

四美国、日本、中国三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差异

美国的研究生考试被称为GRE,考试，它是一种全面性的考试模式。一方面既包含了对基础知识的考察，也十分注重考察扩散思维，从而通过此种考试的方式促使真正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另一方面，此考试还内在地契合了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要求，包罗范围广袤，同时采用标准化考试的模式，真正注重发掘学生的各项综合能力。正是基于这些特点，应试者一般不会在短期内出现较大波动，从而使测试的效度和信度得以保证。考试成绩可以保留五年，学生可在此有效期内申请学校，避免了每年重复考试的各项耗费。此外，美国的研究生招生不惟成绩，学生的专业背景也被列入学校招录考生的考量范围。他们一般比较青睐那些多元化学科背景的学生。比如，在美国就不存在所谓的法学本科专业，他们的法学研究生都有着多学科背景，这样便于学生以更宽广的视角去看待专业问题。

日本的研究生入学不存在所谓统一的标准化考试，其入学考试充分地尊重学校的自主权，一般根据各个学科的特色由学科组成员命题，通常情况下包含了外语水平测试（包括笔试和口试）、专业领域知识的测试，最后由导师组成员组织面试本学科的考生。就外语水平测试而言，不同的学校一般不同，常见的形式是学科组老师在本学科领域的专业学术期刊中摘录一部分，然后对文章进行笔译，笔译完成后，再由导师组织学生进行专业口语测试，一般涉及专业术语和普通交流两个部分。该考试希望借助此种办法促使学生掌握学科的研究现状与前沿动态，进行最简单的外文文献搜集及相关资料整合。东京大学法学和政治学研究方向学生入学，外语可从英语、法语和德语中任选一门，报考中国法（亚洲政治）、俄罗斯法（俄罗斯政治）和西班牙法（拉丁美洲法）等方向的考生，还可以选择汉语、俄语或西班牙语。以英语试题为例，日本研究生入学考试涉及到法律论文的阅读和翻译（英译日、日译英），试题全部为主观性题目。在专业知识的考察方面，主要侧重于专业基础知识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科类学生通常是通过实验或者具体的操作，而文科的研究生一般是通过撰写论文的形式进行。应试者在考试所列的科目中可以任选其一作为自己的测试科目，当然所选择的科目必须与所报考的方向一致或密切相关。笔试合格则可进入下一轮面试，通常而言面试的主考官是学生自己未来的导师，一般会要求学生简要介绍自己的研究领域，然后再由导师随机抽取其中的关键部分进行提问，学生即兴回答。当然，整个面试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加深导师对于学生兴趣点的把握，此外还用于测试学生专业知识的储备情况、表达的流畅程度、逻辑严密程度、思维活跃程度等多个方面。

中国的研究生招生一般是考察学生的专业知识，而学生的知识结构多元化问题则长期被忽视。此外，对研究生未来的研究潜力方面的考察也不够重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也由于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常常流于形式。而这种仅仅注重专业知识的应试类型的选拔人才机制，很容易埋没抻那些研究视野宽广但不擅长应试教育的学生。值得一提的是，在学生选择导师机制上也缺乏双向选择机制，很多情况下变成了导师单项选择学生，这严重异化了导师与学生双项选择本该具有的择优选拔、双向互动、互为推动的动态选择机制。因而，很容易引发应试能力强而研究能力欠缺的学生充斥着研究生队伍，这样既不利于导师对研究生的进一步培养，也违背了国家通过研究生考试选拔优秀人才的出发点。

五 美国、日本、中国三国研究生招生录取制度的差异

美国的研究生录取标准，不仅关注GRE的考试成绩，还关注众多要素，并非将考试看作唯一标准。比如，除注重报考考生GRE的考试成绩外（美国不划定最低合格成绩，由各个学校根据自己学校的生源质量以及学科定位自由裁量），还需参照学生本科成绩的绩点，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学生的动手能力，个人推荐材料中的自我评价，学生所提供的研究计划和推荐专家的评价等众多要素来决定该考生是否被录取。此外，据有关资料了解到，194所开展研究生教育计划的院校1978-1979年度工程类研究生招生相关信息的汇总，包括指导教师、入学要求、提供材料、学位要求、计划特征等，入学要求学生提供GRE成绩和本科学习成绩，并有一定的绩点分数要求，推荐报告必须填写若干表格，包括对学生多方面表现的评价。由此可知，美国的研究生录取所采用的是综合评断的标准，更加注重考察学生的综合研究潜质，这样便于发掘具有研究潜质的优秀人才。仅凭一次考试很难全面评价个人的研究潜力，只有综合这些多样化来源的材料才尽可能全面了解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帮助国家选拔最优秀的人才投入到科研队伍中。此外，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仅仅对考生报考资格进行合规性审核，考生录取与否主要取决于研究生导师所在院系的教师联合会。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的录取采用的是多元化与全面化的标准，在整个录取标准中要通过价值衡量的办法选择优秀人才，从而推动美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蓬勃发展。

日本完全实行大学自治，大学各学部所属的研究科委员会有权最终定夺本校的研究生招生录取，录取标准和录取结果统统由他们决定。就日本而言，在研究生招生中不仅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还注重考察学生的研究潜力，其中很关键的一个要素便是考生从事论文研究以及科学实验的能力。除了这两个重要标准之外，还会参考一些如考生本科阶段的成绩表、报名调查表、入学志愿表和健康诊断书等材料。通常情况下，考生在报考研究生时要提交一份自己拟研究领域的计划书，通过此计划书导师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测评学生的研究兴趣和研究动机，另一方面还能够考察考生的思维清晰度、研究计划可行性和研究潜能等。与中国类似，日本也存在所谓的定向培养与委托培养研究生，不过这种类型的研究生通常仅仅参加面试，由导师判断其实际经验以及培养潜力，而不需要进行笔试阶段的测试，如果面试合格的话，即取得入学资格。

中国研究生考试录取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准，贯彻“择优录取、确保质量、宁缺勿滥”的原则，经过初试、复试、政审等环节，最终确定研究生的录取名单。一般情况下，中国研究生入学录取既要考察考生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学习能力，还要考察其思想政治表现与身体健康状况，根据这两者的综合考察结果最终决定是否录取。当然，中国研究生录取是以考试（初试和复试的综合成绩）为主，此外，把平时参与社会活动以及各种表现作为重要的参考要素。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研究生与国家计划内研究生在录取标准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培养模式上有所差异。相较美国和日本的研究生考试录取更加注重研究生的研究潜质而言，中国则更加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因而，中国在研究生录取中对学生提交的材料不够重视，很多情况下流于形式，这就很可能导致系统地发掘优秀学生潜质的机制缺乏，更甚者不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毕竟，研究生教育是一套不同于本科教育的培养模式，若还一味采用本科式的“一考定终身”的形式来选拔很不科学。此外，研究生精英教育的性质也决定了必须以考核研究生的潜能为主。所以，在制定研究生录取标准时要强调对考生综合能力的全面考察，不能以单一化的标准来选拔优秀人才。

六 美国、日本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必须进一步完善招考程序，从而促进研究生招生工作的规范化与法治化。美国和日本十分重视研究生招生制度程序的规范，而中国研究生招生中滥用职权点招、巧立名目扩招等不规范现象频繁出现。各个研究生单位也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一套较为完备的研究生招生程序，从而从根本上推进研究生招生程序机制的良性运作，进而最大程度发掘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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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一般行为形成机理

所谓机理指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道理。人类行为的形成机理在于解决人类行为产生、发展及变化的道理。社会是一个“行为场”,整个社会系统尤其是行为系统无不同人的存在有关,它们是一种由许多关联的因素组成的复杂网络。1按照一般系统理论与控制论的原理,不同的人处于统一系统中对相同的刺激输入的反应方式通常并不一致,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内对同一环境刺激输入的反应方式通常也会不同。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人们总是会对他人的行为进行一定的揣测,也会对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做出事先估计。这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因人类本身行为的复杂性也变得极为复杂,因此对于内部含有诸多变量因素和各种类型关系式的行为系统控制自然也就是一个异常浩大的工程。而对犯罪行为的研究也应该从微观单一的方法即局限对于犯罪行为的研究视界与论证过程的方法向宏观整体方法即将研究方向概统定位于一般人类行为及与社会各范畴之间关系阐解的方法进行转变,这样更有利于揭示犯罪行为深层原因及奠定犯罪行为防控的理论基石。

(一)人类一般行为与社会关系

1.人类行为是社会关系发生的中介。社会关系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诸方面的各种复杂的关系的综合体,是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关系,是社会大众在共同认可及遵守的行为标准规范下的一种互动,在这种互动中个人以其独有的社会地位为基础而扮演不同的角色。人们基于人类特有自然与社会属性必然成为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与推动者,从最早期的生存结盟到后来的发展结盟,人类基于生命的要求、发展的要求、尊严的要求以及社会联系的天然规定性,在追求需要满足的过程中,形成了人际之间的联系,而追求本身的行为就成为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不可回避的唯一桥梁或者纽带,我们可将其成为中介。比如,在茹毛饮血的野蛮而残酷的原始社会,人们依靠本身所萌发的天然依赖过着一种亲密而团结互助的生活,这种天然依赖来自最原初的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关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形态中,人类是软弱的,生产工具的原始人不可能离群索居,一旦他们脱离群体,迎面而至的残酷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乃至于弱肉强食的生物蚕食世界就会令其不堪重负而遭受灭顶之灾,离开集体的原始人根本无法抵抗所面临的任何一次的外界侵袭。在这样极端恶劣的外部环境中要满足生存的利益,就必须共同劳动、在团体中生活、做集体中的成员,任何离开集体单独的个人只会有一种命运,那就是死亡。正如古人所言“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用仁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2而此时的共同劳动成为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必然凭借与社会关系的形成中介。

没有行为就没有人类与其需求之间的衔接互动,也就没有了利益与资源之间的结合。即便是同样的主体、同样的需要、同样的资源、同样的环境,但社会关系也会由于行为中行动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外部样态。比如,采用交换的行为方式获得某种物质资源,就会形成买卖关系;采用一方主体无偿给予的行为方式就会构成赠与关系;采用窃取的行为方式就会构成侵权关系。3凡此种种更加深刻地向众人展示了行为是社会关系的中介这一常理。

2.社会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4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紧密相关。而社会指的就是由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所谓利益,英文中称为interest,本意为利息。在中世纪,它主要被用来表示债权人对利息的要求是正当的。后来,利益作为个人与社会的一种关系体现日益得到广泛的应用,比如,美国著名的社会法学学者庞德就是将利益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的核心的。中国人则一向将利益指称为“好处”,比如《后汉书・循吏传・卫飒》中载“教民种殖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民得利益焉。”而庞德则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是“直接涉及个人生活的要求或希望,并被断定为是这种生活的权利”,5是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处罚,以个人生活的名义所提出的主张、愿望和要求。公共利益是“涉及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要求或需要或希望,并断定为是这一组织的权利”。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出发,而由各个人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社会利益是“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6它包括了一般安全、个人生活、维护道德、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任何时代的历史活动都是由无数单个的具体个人的社会活动所构成,个人是最基础的人类历史的单元,个人利益则是利益动力结构的原始细胞,通过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私权关系来加以实现。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某些私人利益受到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限制而形成社会利益,所以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又可以被称为微观利益、宏观利益、中观利益。7社会关系的形成是在人类不断去获取或寻求获取这些利益的过程中产生的,没有人们利益的所求,就不会人类行动的起因,也就自然不会形成行动的进取。不同的社会活动个体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同一的交互点是社会活动个体之间关系的重要成因,人与人的关系的形成,无论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建立,都离不开利益的导引与左右。如直系血亲关系的形成是基于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利益需要而形成;夫妻关系的形成是基于人类之间感情及生理利益要求而形成。人们发生各种交往,进行各种合作,结成各种关系,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满足自身利益的要求。人的各种需要和利益要求直接导致人的各项实践活动,直接产生社会交往,结成社会关系。人的利益要求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实际内容,因而,社会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3.人类行为是涉利行为。从利益构成的角度来看,利益可以被分解为三个要素,分别是利益主体、主体需要和主体需要指向的对象。8利益的主体即是利益的享有者,其种类可分为个人、集体和社会等。主体是利益的载体,没有主体,利益也就没有依附,当然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正是由于主体的存在才使得利益实现具有了意义。利益主体是三个要素中最基础的要素,其他两个要素都是在这个要素的前提下而存在。而利益的三个构成要素都离不开人的行为,反过来人的行为的动因形成及展开都离不开对于利益的期待与追求。

前苏联学者列昂节夫认为“需要本身作为主体活动的内在条件,只是一种否定的,即贫困和匮乏的状态;只有与客体会合才能获得自己肯定的特征。”9也就是说由于主体活动的内在否定状态,即主体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得主体需要得以现实产生。比如,伤害是个体与外界生活互动过程中的不平衡状态,解决伤害问题使得人类要求健康的需要得以产生并被追求;饥饿是个体与外界交换中出现的生理不平衡状态,解决饥饿问题使得人类要求温饱的需要得以产生并被追求;物质有限是个体发展过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平衡状态,解决物质有限问题使得人们要求财产利益的需要得以产生并被追求。个体需要是客观的存在,并不以主体的主观意识作为前提。

利益的三大要素,个个都离不开人类的行动,而反之,人类所进行的每一项活动同样也离不开利益的驱使,有时这种驱动表现为显性,是行为主体积极的追求,比如为获得政治上的利益,而积极进行各项政治组织活动;有时表现为隐性,是行为主体不自知状态下的不得不为,比如为获得生命有机体的生存延续而进行的呼吸脉动。人类的任何一次的行为都是关乎利益要求的行为。

4.犯罪行为是极端逐利行为。当然,正如马克思所讲“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具有不法的本能。”10事实有行为与事件之分,而犯罪是一种行为而非一种事件。研究犯罪行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犯罪行为得以形成和进行的原因,也就是人为什么会犯罪的问题。而据北京大学的白建军教授的统计,关于犯罪原因的理论已达130多种,这种局面直接说明两个原因:一个是犯罪学研究的花团锦簇,一个是罪因理论的非权威困境。

西方犯罪学发展经历了古典犯罪学、犯罪生物学、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和现代犯罪学五个研究阶段。犯罪古典学派认为犯罪原因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犯罪生物学派认为犯罪原因是隔代遗传;犯罪社会学派把犯罪原因归咎于社会;犯罪心理学派研究了心理因素与犯罪的关系;现代犯罪学研究则更为广泛。11

波兰学者布鲁伦、霍维斯特认为是:“在一定地区,一定时期内所发生的为法律所禁止并 将受到法律制裁的一切现象的总和”。贝卡利亚认为:犯罪是一种对社会的损害,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反映。边沁认为:犯罪是人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结果,是对社会造成危害,应受处罚的行为。黑格尔认为:犯罪是不法中的一种,是故意进行的、丢掉了法的名义或假象的不法,是公然对法的根本否定。 萨瑟兰和克雷西提出:“犯罪行为是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除非为刑事法律所禁止,否则不为犯罪。而刑事法律则是由官方机构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一套集体规范。它应毫无判别地引用至社会各阶层,而由国家对违反者施以惩罚。”比利时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勒提出:“社会制造犯罪,犯罪人仅仅是社会制造犯罪的工具。”12而无论是上述哪种原因都不同程度说明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犯罪行为的逐利特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使得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空间也在不断地寻求新的拓展,但由于各项资源地限制,它的扩大面临阻碍,于是在社会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城市空间相对较小,而人口密度却在不断增大,加之人的逐利本性,人与人之间在各种固定利益和可变利益的追求的过程中由于资源的稀缺导致摩擦与冲突的几率升高,矛盾和纠纷逐渐增多。而人作为一种生理机体的存在,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使得其逐利行为成为必然,加之整个地球资源的稀缺状态不可能实际得到改观,那么各种利益之间的就不断发生着碰撞与争夺。社会中的各项规范,尤其是法律规范都试图去平衡各种冲突的利益,但从某种意义上却无法挡住人们基于本性而逐利的行为,于是越规行为必然在社会中发生,而严重越规行为,即犯罪行为就必然会在这个过程中孕育产生。而为了使社会共同体不毁灭以及社会统治秩序免遭瓦解,那么就必然需要对犯罪进行预防与控制。

(二)人类一般行为的发生规律

人类行为发生的规律可以概括为六大环节:环境影响、主体需要、行为动机、行为、客观结果、主体满足状况。这六大环节是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环境影响指的是主体所在环境对于主体本身的作用力。环境影响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消耗已有,产生了主体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存在状态下的不平衡状态;二是导引需要,产生主体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发展状态下的不平衡状态。

而环境影响带来的这两个方面都使得主体需要得以产生,需要是人类基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即基于人的本质属性而产生的欲望表达,其一般内容或者说是概括性内容指的是主体在环境影响下将自身的不平衡状态具体化为恢复平衡状态或达致新的平衡状态的要求。

行为动机是推动人从事某种事情的念头或愿望,是需要驱动主体事实一定目标的内心力量,是直接推动行为人去行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在动力或动因,是主观意识的内容。按照现代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的行为因需要引起动机,动机产生行为,行为趋向目的,目的实现满足,满足导致新一轮的行为循环。动机的形成过程是极为复杂的,需要的激励性因素是其形成的主导,但也还会取决于一定的行为情境和主体的人格特性。

此处环形链条中的行为指的是动机外化后的活动。行为总要以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行为形成的过程中虽然有很多的主观性因素,但是行为的客观性却是行为区别于纯思想的根本。行为必须将动机外化为行动才可能完备其客观特质。而外在的行动又分为物质性行动和信息性行动,物质性行动表现为一系列的躯体动作,形成一定的物质现象表现。而信息性行动则表现为一系列的言语相向,形成一定的精神激励与压力。一个外化的行动有时是单一的物质化行动,有时是单一的信息性行动,有时有时物质性行动与信息性行动的结合。

客观结果是主体通过行为获得外界资源的状况。没有结果的行为必定是不完整的行为,要么它正在行为的进行中,要么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客观结果体现的是行为在客观领域的终结性标志,意味着行为在客观领域的谢幕。

主体满足状况体现的是通过行为的努力、行为链条的联动效应使得主体与外界社会的不平衡状态的颠覆,平衡状态重新得以建立的状态。然而这个满足的过程并没有办法阻挡住发展的步伐,新的不平衡状态又出现,形成了新的环境影响,又开启新一轮的行为过程。这是一个周而复始、永不停歇的过程。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过程,世界才有了新旧、老少、长短的对比,才有了地球的运转与人类社会的发展。

二、法律行为的形成机理

(一)法律行为释义

法律行为是法律事实中的一类,以法律关系当事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是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上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13

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在要素,又可以称之为主观要素。一类是外在要素,又可以称之为客观要素。内在要素包括法律行为的动机、法律行为的目的及行为主体的行为认知能力。外在要素包括法律行为的外在行动、手段及结果。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法律行为虽然属于人类行为,但其形成机理却和其他的行为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其不同点体现在在其行为的环形链条中,行为主体行为认知能力的法律标准检测,行为主体的行为认知能力指的是主体对于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和结果的认识程度及对于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通常情况下,各国都以法律的形式设定了既定的行为认知能力的标准,比如,中国的民法通则中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18岁是一个判断行为人行为认知能力的一个标准。达到这个年龄即具备了行为认知能力,表明其能够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和结果,也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其所为的行为才不只是一般人类行为,而成为了特殊的法律行为未达到则不具备认知能力。另外需要点明的是此处的结果虽然仍是客观结果,但却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法律后果,法律后果涉及到的行为之后的法律评价,比如,实施了违背法律规范中设定的行为模式的行为则承担否定性后果,实施了合乎行为模式行为则承担肯定性后果。而无论是肯定性后果还是否定性后果都是法律行为完毕之后的问题。而行为结果则处于法律行为运行的环形链条之中,缺乏这个客观结果,行为便不是完整的,当然也更谈不上什么承担何样后果的问题。法律行为的运作机理,如图2所示:

(二)法律行为分类

法律行为的分类情况很多,其中比较普遍与意义重大的分类便是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文类,这是根据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内容要求为标准而对法律行为做出的分类。合法行为是行为人所实施的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与法律规范内容要求相符合的行为。违法行为则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违反法律规范的内容要求、应受到惩罚的行为。违法行为与不法行为指称范围一致,仅仅是强调层面上的差别,不法往往强调对于法律的违背,不强调行为主观过错问题,而违法行为则不仅强调行为对于法律的违背,还强调行为人存在主观过错。犯罪行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是违法行为治理中的重要内容。法律行为的分类图谱,如图3所示:

三、犯罪行为的归属及形成机理

(一)犯罪行为释义及其归属

犯罪行为,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严厉处罚的有意识的客观外在活动。14是犯罪人的犯罪活动,是犯罪动机及其要求的犯罪结果之间的联系通道和作用杠杆。同犯罪心理,犯罪心理形成的环境因素,以及犯罪心理发生、发展的控制因素与运作结果就构成了一个行为机制。15存在这其中的道理即犯罪行为形成机理。

人的行为都有社会效应,究竟哪些情况应该被确定为犯罪?人们的认识在此有很大的差别,起初的规定比较含糊、笼统,还带有一些随机性。各国法律文件中都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地位。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该原则从立法上表明了一个基础性观点:犯罪是由法律规定的,而不是行为本身的性质,它是对社会现实行为的法律性的确认。人的行为都有社会性,各个社会主体的行为都会相互发生作用,如果社会主体的行为与其他主体不发生关系(纯个人行为、隐私),那么它就不会(或不应)受到来自法律的压力,当然也不会被定为犯罪。16在相互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冲突总是难于避免的。法律就是要将社会主体的行为纳入到一个合理的模式范畴中,以减少冲突,或矫正冲突的状态,或弥补冲突的损害,同时对冲突行为的实施者予以惩罚,限制其行为范围和能力。17所以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中最为重要和核心的结构就是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是来自于实际行为,但又不是简单的实际行为,它是生活中实际行为的范式,是对于实际行为的理论抽象与奠基框架。如果人们行使的行为与法律给人们设定的行为模式出现背离,就意味着违法,如果这种背离的极端表现就是犯罪行为,可以说犯罪行为是个人极端过错行为模式与法律一般行为模式的冲突表现结果。

(二)犯罪行为形成机理

各个概念的构成是理论思索的基石,不同的目的会形成不同的理论架构,不同的理论架构会达致不同的实践预期。搞清楚犯罪行为形成机理就必须要理清犯罪要素的相关概念

1.刑法学的角度。现代刑法学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在于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在这样的目的支配下,现代刑法理论认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客体(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客观方面(犯罪活动的外在表现)、主体(达致责任年龄的人)、主观方面(罪过,包括故意和过失),在每一个构成要件内部,又存在不同的构成要素,比如客观方面的构成要素有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间、地点、方法。

犯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行为人产生犯罪意识,然后将犯罪意识付诸行动,该行为被法律认定为犯罪。这个时候犯罪就产生。换言之,犯罪的形成有三个要素:一是犯罪意识,二是犯罪行动,三是法律明确规定。

而犯罪意识反映了社会的客观环境对于人的主观世界的影响,它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可以总体概括为:人与外界的不平衡状态带来的差异性的结果思维。这句话的意思实说,任何的犯罪行为都必然包含着行为人的目的,解决着行为人的某种需求,行为人必然从中受益,而之所以产生行为的需要并形成一定的目的的原因在于主体与外界的不平衡导致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差异性状态,包括既得利益的差异、身份地位的差异、资源占有的差异、所受教育的差异等等。这些差异状态在行为主体大脑中经过辨别后而寻求相应的行为方式,就是俗语所讲的“罪恶的种子的萌芽、生长”。而就其差异来源,主要是物质方面、生理方面、心理方面、教育方面、家庭方面、社交媒介复杂化方面、社会治安方面、社会政治方面等。犯罪行动是犯罪意识确定之后的结果,然而又有着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当人们选择犯罪行为时,可能的情况有四种:一是按照犯罪意识的引导按部就班为犯罪行为;二是未按照犯罪意识仅是部分为相应的犯罪行为;三是未按照犯罪意识为犯罪行为,而是在特殊的情境影响下产生新的犯罪意识,为新犯罪意识导引下的行为;四是未按照犯罪意识为犯罪行为,放弃为犯罪行为。犯罪行动并不必然是犯罪意识的客观结果,但反言之,任何犯罪行动一定存有相应的犯罪意识却是成立的。之所以会出现犯罪行动独立性的原因是行动的具体实施总会受控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心理等等因素。

2.犯罪学角度。犯罪学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在于达致对犯罪行为的防控。在这样的目的支配下,犯罪学理论认为犯罪的要素主要包括主体(犯罪人)、受体(受害者)、载体(空间)等。

所谓犯罪场,是将物理学中的概念引入犯罪研究当中,来表明犯罪行为的连续性。关于犯罪场的界定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领域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界定。从犯罪学的观点来看,犯罪场是犯罪原因产生犯罪效应的特定领域,或者说,犯罪原因实现为犯罪行为的特定领域。18从犯罪地理学的观点来看,犯罪场是犯罪行为者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实现其犯罪行为的特定空间。也就是说犯罪场是主体与客体相交融、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存在于潜在犯罪行为者体验中的特定环境。19犯罪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信息传递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犯罪时间因素、犯罪地理环境因素、犯罪行为者的作用对象因素、犯罪行为的结果是信息载体,犯罪行为者是信息受体。信息载体与信息受体的结合,使犯罪行为者得以对犯罪场信息提取、处理、再现和施效,使潜在犯罪行为者变成现实犯罪行为者,而现实犯罪行为者的行为过程,导致了犯罪场的形成。任何的“场”都存在空间结构,犯罪场也不例外,其空间结构模式可以表现成这样图形,如图4所示20。

四、 城市犯罪行为形成机理

城市犯罪行为如影随形于城市产生、发展的过程,是以特定空间为立足点的犯罪行为类型。

城市是以人为主体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地域实体,是周围区域发展的中心。相对狭小的地域空间里集聚了众多的人口和巨量的物质、能量、财富和信息。21所以个体与社会的不平衡状态在拥挤的城市中更为频繁的出现,因此逐利行为愈演愈烈并最终演发成城市犯罪行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市犯罪率高于乡村犯罪率的原因。

城市犯罪的类型是非常特殊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城市犯罪所具备的这样一些特点:“现代型”犯罪不断出现、“侵财型”犯罪居高不下、追逐热眼利益,“寄生型”犯罪逐渐滋生、权钱交易土壤依存,“寻租型”犯罪时有发生、劳动就业容量被挤占,“过剩型”犯罪量大面广、步西方不良文化后尘,“堕落型”犯罪蔓延、社会矛盾积淀,“激化型”犯罪萌发、家庭功能弱化,“离弃型”犯罪增多、犯罪技术含量大幅度提高。

城市犯罪行为的构成包括三个要素:主体(犯罪人)、受体(受害人)、载体(城市空间场),如图5所示。其形成过程同样遵循法律行为以及犯罪行为的运行轨迹,并结合城市犯罪的特点,如图6所示。

犯罪需要是犯罪人对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的已然状态,是犯罪人对自身与外界环境不平衡状态的认知。在犯罪需要被犯罪人以清晰或模糊的方式感知即形成犯罪意向,需要通过意向转化为动机,犯罪动机固定为犯罪决策之后,犯罪行为就进入到实质阶段,即外化阶段。犯罪决策是犯罪人对于犯罪目的、犯罪对象的选择、犯罪计划的涉及与确定、犯罪时间与空间、犯罪手段选择等问题的斟酌后并决定做出犯罪行为的心理状态。在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并达致相应的结果时,一个完整的城市犯罪行为即告成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与城市这个特定环境紧密相关,受其制约或影响,比如一般来说,城市中有住宅生活区、文化娱乐区、工业区、商业区、郊区和飞地等,在商业区,因为这个区域中经济往来活动是商业区主流,所以犯罪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下,其能够感知的不平衡状态主要集中于财产获得、商品交易、金钱占有等方面,所以在商业区,“侵财型”犯罪是主要的犯罪形态。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法学院法理法史教研室主任)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71065

1 谢邦宇、黄建武:《关于法行为的一般研究》,黎国智、马宝善(主编),《行为法学在中国的崛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2 班固:《汉书》之刑法志。

3 同注1。

4 司马迁:《史记》之货殖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

5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及其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36页。

6 (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1页。

7 董保华:《社会法源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8谢邦宇、黄建武:《关于法行为的一般研究》,黎国智、马宝善(主编),《行为法学在中国的崛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9 (前苏)列昂节夫:《需要、动机、情感》,莫斯科出版社1971年版,第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9页。

11 王冠:《西方犯罪学理论百年嬗变脉络梳理》,《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总第151期)。

12 傅孙满:关于犯罪行为的分析,法律论文资料库/lw/lw_view.asp?no=4075。

13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14 许章润主编:《犯罪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15 宋浩波:《试论犯罪行为机制》,《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校报》,2001年2月第13卷第1期。

16 胡振民:《犯罪的实质分析》,《甘肃理论学刊》,2004年7月第4期。

17 同16。

18 储槐植:《犯罪场论》,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