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艺术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民俗艺术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在湖北农村地区，存在着许多被人们代代传承下来的传统民俗工艺和文化。例如红安的土家绣花鞋垫、阳新县的布贴、仙桃和鄂州的雕花剪纸、老河口的木板年画等。就阳新布贴来说，阳新布贴又名“补花”，是刺绣的一种，在深蓝色或黑色的布料上用做衣服的边角碎料贴成五彩斑斓的图案，再用针线沿边刺绣，呈现出漆黑点金的色彩效果。作品具有浅浮雕效果，用于装饰衣服鞋帽，布枕童玩等，常承载着母爱。其造型野逸不求形似，纹样众多，以寓意象征和心象造型。其组合构图不拘时空，天上人间亦或山禽水族皆可集于一局，极度自由。其取材民年间故事、民俗风情、戏曲人物，如观音座莲、金鸡鲤鱼、凤戏牡丹等图案。纵观这些特点，充分体现出原始稚拙、浪漫遐想和强烈厚重的楚文化特征。阳新布贴取材方便，制作方法简单，造型构图不拘一格，色彩表现力强，非常适合引入到中小学的美术课堂当中。除了阳新布贴以外，湖北农村地区其他的民俗工艺也极具魅力，将这些民俗艺术应用到中小学的特色美术教育中，不仅有利于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更是有利于学生的主观审美情感和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

（二）湖北地区民俗艺术应用现状

在现在实行的湖北农村地区中小学的美术教材当中，已经开始将一些民俗艺术融合到课程当中。例如2010年人教版小学五年级下学期的美术教科书，其中的第八课要求学生用剪纸或者拼贴的方式表现十二生肖或自己的属相，可拟人化。在2013年人教版初中三年级下学期的美术教材中，《我们身边的美术遗存》一课要求学生自己去发现探索身边的民俗艺术，教师再将其中一些代表艺术给学生们进行欣赏以及分析评述。但是类似这样的课程还是相对较少，更多的还是一些专业的素描训练以及名画赏析，可能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些是陌生而又晦涩难懂的。教材内容上，与农村孩子个性特点和心理发展水平不符，简单划一，有明显的成人化倾向，致使农村孩子的知识水平与教材出现了断层现象。另外，教师在世纪教学中刻板枯燥，一味地加强绘画的技巧的训练，主要以临摹为主，让学生依照范画依葫芦壶瓢，学生学得被动消极、机械乏味，严重阻碍了其想象力和个性的发展。学生无法发挥创作精神，长此已久，学生的思想开始懒惰懈怠，就会演变成老师出示什么，学生就基本不动脑筋的画什么，致使他们对于课堂缺乏积极性，学习兴趣变得越来越淡然。

二、湖北农村地区民俗艺术

在中小学美术教育中的引用湖北农村地区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其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提供了可利用的、良好的资源和素材。那么我们在积极传承这些文化并且将其引用到美术教学中，是具有科学依据和全面要求的。

（一）民俗艺术与美术新课程的契合

在中小学的美术教育中引入民俗艺术，是合乎我国美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的，民俗艺术与美术新课程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契合。美术教学资源的发掘和应用在课程标准中十分重视，作为美术教师要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发现资源、开发资源、整合资源、利用资源来教学。美术课程标准在叙述美术的价值中提到“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与交流”，这里的“传承”、“交流”实际上指各个地区和不同种类的民俗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融合以及整个中华民族优秀艺术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民俗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需要传承交流，这一点看来正是美术新课程与民俗艺术的最大的契合之处。此外，新课程标准将中小学美术教学的阶段目标分为“欣赏•评述”阶段、“造型•表现”阶段、“设计•应用”阶段、“综合•探索”阶段。教师在指导学习民俗艺术的同时，也应该带领学生一起完成相应的教学目标。

（二）美术特色

教育中农村地区独特的条件在湖北农村地区中小学美术特色教育中，引入民俗艺术是完全可行的，并且应该积极推广的。农村虽然在经济水平和物质条件等很多方面不及城市，但并不意味着美术教育在农村的实行就比在城市实行艰难得很多。相反的是，客观上农村的美术教育存在着很多优势，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提供了就地选取教学教材资源的机会，富有生命力的地域特色民间民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与城市相比较，农村地区流传下来的的民俗艺术和工艺种类更多、技艺更完善一些。作为农村的学生，学习的课程是他们身边周围的、耳濡目染的、与生活经验有关系的、有民俗特征的东西，可以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他们从自己周边的事物以及亲身感受中先由此及彼的联想，进而转化为自由想象。教师应该有选择性地真实地展现本地的民俗艺术，并加以一定的转换，在农村中小学的美术教育中融入进去。

（三）民俗文化

引入美术教学的要求在将民俗文化引用到中小学美术教育课堂时，我们应注意一些要求。首先，湖北省内不同的地区要因地制宜，依据当地的民俗艺术特点和实际情况教学，不同地区的文化和民俗都有各自的特点，不能强搬硬套其他地区的方法。美术教师应该突破瓶颈和限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的开发民间乡土资源，灵活运用现有教材。其次，同一地区不同种类民俗艺术有不同的特征，各类民俗艺术的文化背景、实践的复杂程度、素材可选择的范围等，根据这些特点可将课程分为欣赏课和实践课，从而带领学生完成“欣赏•评述”和“综合•探索”等目标。最后，根据小学、初中、高中各个阶段的学生自身特点，因材施教，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对当地民俗艺术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民俗艺术

在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的作用民俗艺术在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中有很大的作用，为教育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思路，开阔了更宽广的空间。第一，民俗艺术为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提供了创作素材和教学资源，在美术实际教学中可以收集到一些传统手工艺品及儿歌谚语等来更加形象生动的教学。民俗艺术通俗易懂，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也是朴素的美术教材。第二，民俗艺术为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扩展了研究空间，有利于完成在民俗艺术资源的发掘与利用方面、保护与传承方面以及借助民俗艺术如何促进中小学学生发展等方面的探索。第三，民俗艺术融合到中小学特色美术教育中增强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在学习民俗艺术的同时让学生们感悟到中华传统艺术的思想精神，了解中华文明，既将审美意识提高了，又让他们作为家乡人和中国人而光荣。第四，民俗艺术融合到中小学美术课程中对培养学生的想象思维和创造能力有很大的帮助，朴质简洁的民俗工艺品，体现了装饰性和形式感，有着超越时空的想象，无固定死板的规则束缚，符合中小学生活跃的思维。学生可以充分的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做出有个人特色的作品。

篇2

当前，素质教育深化改革将“一切为了学生发展”定义为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其目的在于促进受教群体发展，保证受教群体知识内化，从发展公民素质素养的基础上，保证公民成为和谐社会建设基石，共同打造科学发展观下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1]。对此，深化素质教育改革，落实素质教育思想，在高校教育中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核心理念显得尤为重要。艺术教育作为引导学生审美，塑造学生内涵，优化学生思想与丰盈学生心灵的科学手段，对提升学生情操，激发学生感性思考来说效果显著。因此，行之有效的运用公共艺术教育，在大学课堂之上培养学生艺术领悟力，可保证学生素质发展，促进学生素养提升。本文正基于此，在研究公共艺术教育发展背景及开展价值的基础上，分析开展公共艺术教育的潜在问题，提出科学的艺术践行策略，以期优化公共艺术教育开展环境，保证公共艺术教育效果凸显，行之有效的提升学生的精神素养与行为素质。

一、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背景及其在高校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一）公共艺术教育发展背景

公共艺术的形成于国外且发展较为优越，以美国为例，其高校教育中尤为重视学生的艺术培养，这与西方诸多国家的教育情况相仿，对艺术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其高校学生的感性思维，并保证了学生的素质素养提升。相对的，我国作为传统的文化大国，对文化的研究要优于艺术的探讨，因此，在传统的教学体系中，公共艺术教育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不过，随着《教育规划纲要》将素质培养定性为未来十年我国教育发展的核心目标，公共艺术教育的受注程度逐渐提升，打造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成为我国高校教育发展的必然。

（二）公共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公共艺术教育发展于素质教育下具备良好的发展空间，从现阶段社会发展需求来看，高校公共艺术开展是丰富学生知识，培养学生爱好，构筑学生审美力，提高学生艺术表现素养的重要手段。在公共艺术开展过程中，高校大学生将于艺术的海洋中感受艺术魅力，体会艺术价值，并内化艺术知识与艺术素养于自身知识与能力体系中，在艺术的熏陶下提升自己的行为素养与对生活的感悟力，感受力。可以说，利用艺术教育的完美指导，大学生将于社会中找准自身定位，明晰自身价值，并最终依靠自我完善来推动社会基础发展，保证社会素质提升[2]。

二、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增强

在教育教学发展中，教师队伍的建设是保证教育教学优化的关键。然而，现阶段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力度稍显不足。很多教师并未明确认知公共艺术开展的价值，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逐步趋向于形式化，并未发挥艺术教育的作用，引导学生的素质素养提升。

（二）公共艺术教育内容有待完善

公共艺术教育内容的陈旧与腐朽也令公共艺术流于形式。作为艺术培养与审美价值塑造的高校素质教育重点，教育内容的与时俱进，教育涵盖的异彩纷呈对引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审美能力建设而言意义重大。因此，陈旧腐朽的教学内容，不利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学效果提升。

（三）公共艺术教育方法有待优化影响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开展不科学的关键还在于教学方法的陈旧。没有积极的教学思维，没有有趣的教学内容，加上没有新颖的教学方法，令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乏味可陈，很难真正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审美能力建设。

三、公共艺术教育融入高校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科学强化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

科学强化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是保证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科学发展的基础前提。对此，强化现阶段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应注重以下两点的践行：其一，订立公共艺术教育培训体系，引进科学的公共艺术教育手法，利用提升教师自身的艺术素养来保证公共艺术教育的科学培养。例如，定期开展艺术教育培训，为教育者打造科学的研习途径，敦促其优化自身艺术素养，确保其艺术能力提升。其二，积极构建科学的激励奖励体系，保证教师队伍充满积极性，令其愿意参与到各项学习之中，提升自己的精神素养。例如，构筑完善的教育审核、晋级及评定机制，为教育者提供科学的晋级之路，令其具有自我完善的动力，可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从而支持公共艺术教育发展。

（二）积极完善公共艺术教育教学内容

完善公共艺术教学内容，将促进公共艺术教育发展，让受教者于其中领悟艺术技巧，掌握艺术能力，并融入艺术教学之中。对此，为行之有效的优化公共艺术教学内容，应尊重各高校本身的办学情况，在满足学生基本需求的基础上来科学优化公共艺术教学内容。例如，部分科系的学生喜欢美术教育，可按照个人喜好分为国画、油画、素描及漫画等不同门类，针对不同的爱好给予不同的教育，尽可能满足学生对绘画的追求，以便其愿意参与到公共艺术教育中[3]。另外，针对音乐鉴赏、音乐创作与音乐演奏进行系统划分，让学生在不同的音乐表现形式中充分的体会音乐的艺术魅力，才能使其更好的融入到公共艺术教学中，科学有效的培养自身艺术能力，提升自身精神素养[4]。

（三）合理优化公共艺术教育教学方法

科学活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充分引入多元教学理论，将培养学生能力，还学生主动性为教学基础，激发学生创作与研习艺术的本性，让其充分融入到艺术教学之中。对此，教育者在公共艺术教育中可作为引导者进行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不要强行灌输学生学习艺术的思想。例如，在美术教学之中，教育者可利用对自然的爱好来进行写生训练，让学生充分融入自然，在自然中寻找美丽的景色并纳入自己的画布之中。但是，这一过程中教育者最多需要规定的仅是作画的主题，具体的风景，作画形式、颜色格局都可交由学生自己来揣测良多，以此来激发学生自主融入到艺术创作之中，逐渐掌握审美与审世的能力[5]。综上所述，素质教育深化改革为现代教育发展指明了具体方向，现代教育发展逐步注重素质能力的培养。因此，越来越多的大中院校将培养学生素质素养作为自身教学发展的核心内容，以激发教学活力，选取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来保证教育教学开展的科学实效。基于此，现代高校建设应重视公共艺术教育，利用教育团队打造，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方法优化的方式来保证公共艺术教育的科学开展，使其成为现代高校素质培养的有力武器，敦促学生行为素养优化，科学完善学生思想审美意识。

参考文献

[1]钟天娥.公共艺术教育在普通高校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及实现途径[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84-87.

[2]李顺庆.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与大学生素质培养的和谐发展[J].艺术探索，2015，（04）:69-70.

[3]张皓鹏.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对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J].南昌高专学报，2016，（01）:81-83.

篇3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必然有某种程度的转变，重要的就是创新，创新是一种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在这种认识下，“创新”与“传统”的关系是必须被分清的，但两者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当创新被历史接受，创新才可能成为传统，创新只有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才能显现出其意义。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断地整合消长的，创新是长时间积累、淘汰、发酵和传承文化的过程。

篇4

民俗是一种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与人类相始终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体，扩布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而影视是高科技的产物，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声、光、电、化、自动控制等)手段将大众生活与艺术审美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因而，民俗与影视的结合实乃出于必然。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我国古人发明的“走马灯”和“皮影戏”，被某些电影史学家认为是电影发明的先导。自从电影产生之后，民俗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从民俗中吸收养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等为代表的“新民俗电影”。这些影片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风情向全球展示了东方艺术风范，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声誉。电影的民俗化已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民族电影拓展生存空间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影视也在对民俗进行艺术整合，满足了当代人的审美欲求，同时也使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变化。本文就影视整合民俗的几种形式及审美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诚然，影视与民俗的结合，归根结底是影视对民俗的整合。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几层含义：第一层意思，就是主体对某一现象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条理化；第二层意思，在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主体的创新和改造，会融入主体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观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对象扭曲、变形，发生质的变化；第三层意思，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一种现象与另一现象相一致，二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现象。据此，如果对众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视作品进行整体的考察，不难发现所谓民俗的影视整合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即复制式、点缀式和点化式。

所谓复制式，即影视通过其特有的声像系统(视听语言)对民俗事象进行机械复制。影视凭借电子高科技赋予的记录优势与传播优势，为当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从80年代初开始，一些记录片制作者常常远离人群，远离我们熟悉的现实生活，深入荒凉的、人迹罕至的地区，到边远极地去探幽访古，到边缘文化圈中去揽胜猎奇，对我们民族的古老民俗进行重新确认，大型记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万里长城》等则是他们的硕果，向观众展示了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古代文明的结晶，散射出久远的光辉，而其自身则形成一个完整的民俗的认知体系。显然，影视整合焕发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所说：“复制技术把被复制的对象从传统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它制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用众多的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使复制品得以在观众或听众自己的特殊环境里被观赏，使被复制对象恢复了活力。”

由于复制式整合主要体现在纪录片中，无可挑剔的真实性、真人实物的现场感，使其具有了文献价值。而就文艺民俗来说，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民间舞乐，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通过影视的声像系统得以发扬光大。尽管如此，从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角度看，复制式属于民俗整合的初级层次，更高的层次应该是点缀式和点化式。

点缀式，指民俗事象成为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一种点缀、一种不可或缺的陪衬物。形象地讲，如果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红花，那么民俗就像绿叶。通过点缀式整合，民俗与影视艺术作品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担负起多种叙事功能。民俗是人类绵延至今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纪录，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传承性和扩布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创性的生活材料，这就成为影视艺术的表现对象。影片《良家妇女》以“小女婿大媳妇”这一传统习俗为题材，对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沉思。《湘女萧萧》似乎是《良家妇女》的异地重演。《寡妇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带“不落夫家”(或称“长住娘家”)的原始遗风。当然，影视对民俗物态化文化层面的反映绝不是简单的照抄，而是一种审美描绘与把握，嵌入了创作主体的理性评价和情感观照。这类影片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审美要素：其一是用现代的眼光审视过去，《良家妇女》、《湘女萧萧》讲述的是旧时代的故事。其二是从内地的文化视角观照边远文化，《益西卓玛》表现的是的风俗民情。正是整合对象的“异时”性和“异地”性，给观众带来的是艺术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感悟。

民俗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具有浓厚的民俗韵味，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原作中的韵味直观地展现出来。影片中的鲁镇，保留着的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人们恪守男尊女卑、长尊幼卑的封建关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鲁四老爷的客厅悬挂着陈腐的条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喜剧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异风情与民歌作为电影元素注入影片中。《青春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组空镜头：鳞次栉比的竹楼，高大粗砺的仙人掌丛，神秘而死寂的缅寺，挂着红布条的大青树。几个画面就把观众带到辽阔、神奇、安谧的南国傣乡。然后，虚实相间，引出人物，展开故事。在叙事的过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对歌”、“赶摆”、“猎少”、“杀牛祭谷”、“葬礼”等风土习俗。《过年》是从过年开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银装素裹。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之中。请门神，贴窗花，摔钱罐，到处是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整个影片场景集中、矛盾集中、时间集中，故事发生在过年的24小时之内。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视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观众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扯红头绳，《祝福》中的“阎罗大王分尸”、“捐门槛”，《牧马人》中许灵均夫妇孝敬父亲的“茶叶蛋”，《人生》中刘巧珍的婚礼，《良家妇女》中的“石人”，《湘女萧萧》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红的棺材”和镌刻着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当然，点缀在影视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绝不仅仅是点缀而已，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菊豆》中杨金山葬礼上的挡棺仪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质。《鼓楼情话》中“滚泥塘”的人生礼仪连续三次出现，其深层含义则是对侗族人顽强生命力的讴歌。作为民俗事象的场景、细节、器物等，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现实的根基，选择蕴含丰富的细枝末节与故事相链接，能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妻妾争宠与大红灯笼、《霸王别姬》中的主人公命运与京戏、《活着》中福贵一生的坎坷与皮影戏、《桃花满天红》中桃花和满天红的私情与皮影，等等。除了故事本身之外，这些民俗元素为影片带来了电影自身的奇观。影片叙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围却是西方所陌生的，这“熟悉的陌生”正是艺术创造的秘密。当然，从民俗入手展开对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为当代影视人的关注点。从某种角度讲，人是民俗的人。人类在创造民俗的同时也在创造自身，人类生存机制的核心是民俗，这就为影视通过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刘三姐》根据“刘三姐”传说改编。据钟敬文先生考证，此传说遍及我国南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始为口头传承，后记录于文字，至今已有700多年之历史。“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影片《刘三姐》中刘三姐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歌圩风俗”来实现的。死亡是人生的终结，葬礼就有“盖棺定论”的成分在里面，影视创作者常常在葬礼上大作文章。美国电影《甘地传》铺陈的葬礼为甘地形象加上了灿烂的一笔，而葬礼本身的大场面和大气势则为影视制作树立了榜样。我国影片《焦裕录》、《》、《垂帘听政》、《我的父亲母亲》等都在葬礼上极尽铺陈之能事，电视剧《努尔哈赤》、《红楼梦》、《三国演义》、《大宅门》等作品中的葬礼就不仅仅是为了渲染气氛、吸引观众，更在于对人物进行刻画。所以，《我的父亲母亲》中对待父亲的遗体，儿子准备用车拉，母亲却坚持人抬，她的固执正是导演的匠心所在。在人物刻画的过程中，借民俗塑造人物的心态也是常见的技法。电影《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可谓热烈，但红盖头并不能遮掩她内心深处的忧伤和哀怨。根据沈从文先生小说改编的影片《丈夫》，反映的是湘西农村的一种旧习，妇女结婚后为生计被迫离开丈夫去做皮肉生意。影片用舒缓的笔调，细腻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特殊境遇下的深情厚爱。

点化式，指民俗事象经过艺术点化，晶化为一种饱含创作者情感、想象、理性等诸多主观成分的审美意象，并且不再处于陪置，而上升为影视表现的主体。首先，点化意味着创作者对民俗事象的扭曲变形。艺术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改变表现对象原有的性质，直至创造新的形象。因此，影视创作者在点化过程中往往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联想乃至幻想，在已有民俗事象的基础上“幻化”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民俗虚象，或称幻象。这种幻象已与原来的民俗事象自然脱离关系，同时达到一种高度的自我完满，并且包含了比现实某种民俗事象更多的意蕴。正如苏珊?朗格所说：“电影‘像梦’，则在于它的表现方式：它创造了虚幻的现在，一种直接的幻象出现的秩序。这是梦的方式。”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大红灯笼”以及“点灯”、“灭灯”、“封灯”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虚象。这些民俗虚象不是可以证实的民俗，而是一种浪漫的虚构，不是一种真实，而是一种叙事策略。本来，虚构与创新是一切艺术的本性。“电影作品就是一个梦境的外现，一个统一的、连续发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显现。”如此看来，影视对民俗的整合，可使原生态民俗事象发生质变，同时也并未排除其认识功能。

点化的过程也是创作者注入情感的过程，情感化的民俗事象成为一种审美意象。如果说点缀式偏重于再现，那么点化式则侧重于表现。若将影片《人生》和《黄土地》的“土地”稍作比较，《人生》中的“土地”仅仅承担叙事功能，而《黄土地》中的“土地”，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再现的，又是表现的；既被一定的历史文化所塑造，又在创造着新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土地”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象，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赋予一种高于社会、政治的容量，具有更深沉的历史内涵和更鲜明的民族性。再将《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与《黄土地》中的结婚场面比较，会得到同样的感受。英国著名视觉艺术家克莱夫?贝尔曾说“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并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的一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基于对视觉艺术的考察，贝尔对“有意味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说明：“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之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电影《黄土地》中的红色以乐景写哀情，收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红高粱》中的红色基调同十八里坡等野性场景相结合，突出了生命的激昂之情。《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色的热烈与妻妾争宠相辉映，更

反衬出人性的被压抑。《桃花满天红》片尾的红色与姚老爷的阴谋，把大喜突变至大悲的大反差透彻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说点缀式作品中民俗只是陪体，为叙述故事、渲染环境、塑造人物服务，那么点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如果说点缀式仅仅表明民俗意识尚处于萌生阶段，那么点化式则是民俗意识的高度自觉。《黄土地》的摄影张艺谋面对黄土地兴奋地说：“就拍这块土!”因为“陕北的黄土地虽然贫瘠，却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它既是贫瘠的，又透着母亲般的温暖，给人以力量和希望。”所以，《黄土地》的叙述主体不是顾青、翠巧、翠巧爹、憨憨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轿、锣鼓、祈雨等民俗事象晶化而成的审美意象。同样，《红高粱》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奶奶”、“我爷爷”的情事和抗日的壮举，而是送亲仪式、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等。《大红灯笼高高挂》令观众难忘的是点灯、灭灯、封灯的一整套程式。民俗意象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给影视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因子，并引起了影视艺术审美特性的变化。影视对民俗的整合，一方面使民俗本身因“典型化”得以被发掘、整理而发扬光大，给观众以更为深刻、鲜明、直观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又使民俗成为一种观念的载体，其现实性亦在逐渐削弱乃至消亡。

二、实际上，任何一种整合，都是一种改造、一种重构，而且对整合双方而言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影视艺术在对民俗进行改造、重构，另一方面民俗也使影视艺术的审美机制悄然发生变化。从点缀式到点化式的演进，民俗的影视整合的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影视的叙事机制，突出了影视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视的理性成分，提升了审美娱乐性。

影视艺术的叙述特性，决定了影视在本质上是偏重于再现的时间艺术。影视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运用影视特有的声画系统叙述一个生动、直观、曲折、动人的故事。正如斯坦利?梭罗门说：“只有按电影的特殊表现方式来塑造一个叙事观念，才能完成自己的创作冲动。”[6](P2)伊芙特?皮涪也强调：“影片永远是一个故事。”[7](P11)可见，叙述性一直被认为是影视的主要特性。点缀式民俗事象丰富了影视作品的叙述对象，并与人物、故事情节构合为有机统一而和谐完满的叙事文本。《祝福》、《人生》、《老井》、《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影视作品承袭了中国最为传统的叙事精神，结构完整清晰，发展脉络清楚，其中的民俗事象入情入理，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由于点缀式民俗在整部作品中是陪体，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作品的叙事机制，也并没有削弱这些作品的叙事特性。一部作品的艺术时空都是既定的，各种艺术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形成了作品的总体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点缀式意味着民俗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明显处于劣势。与点缀式不同，点化式中民俗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同时也就意味着民俗与非民俗因素在艺术时空上形成争夺态势，结果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民俗因素压倒非民俗因素。《黄土地》中的迎亲仪式、婚礼、土地、黄河、锣鼓、祈雨等民俗因素在叙事时间上处于优势，又由于这些民俗因素大都属于非情节因素，也就决定了整部作品叙事性削弱，叙事节奏迟缓，而其在空间上的优势则又突出了作品的影像性，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另一种情况是民俗因素与非民俗因素平分秋色，《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大致属于这种情况。民俗在时空上的特有位置，使其既有时间上的延伸性，又有空间上的拓展性。事实上，张艺谋正是这样处理民俗的，他所谓的“好看”也就是情节性和影像性的巧妙结合。其中“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红灯笼”等民俗所拓展的艺术空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像性，给影视带来了空前的艺术景观。

民俗本身具有娱乐功能，像节日、游戏、体育等民俗是人类生活的调节剂。影视艺术的主要目的也是使观众获得娱乐。鲁迅先生曾说：“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这样，娱乐就成为民俗与影视的契合点，也成为二者的终极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越大，作品的娱乐成分也就越大：反之，民俗成分越小，其娱乐成分也就越小。感官娱乐性又是和人类的理性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艺术的发展变化就是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民俗的影视整合而言，点缀式带有更多的理性成分，点化式则更具有娱乐因子。《祝福》、《人生》、《老井》等影片，带给观众的是更多的理性成分，对《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接受而言，感官刺激几乎取代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原因在于，影片过分地渲染了某些仪式。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人类的生存需要仪式，没有仪式的生活是枯燥的、毫无生气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一方面，仪式为人类提供了情感释放的契机，如婚礼上的“闹洞房”，葬礼中的哭丧等。另一方面，某些仪式(如婚丧嫁娶)对于非当事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审美活动，其非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好看”(张艺谋语)，就在于通过某种仪式强化其作品的审美机制。王一川曾指出：“由于这里的奇异民俗总是交织着民间狂欢节气氛(如《黄土地》里的婚嫁喜庆和祈雨仪式，《红高粱》里的送亲仪式、颠轿，野合、酒誓等)，所以对于厌倦了第三代虚幻大叙事而寻求个体解放的当代观众(主要是知识分子)，能产生瞬间性的狂欢享受。”对于影视创作而言，理性和娱乐似乎构成了审美价值的两端，任何一种顾此失彼都是艺术的大忌。审美离不开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性是远远不够的；审美也离不开理性，只有理性同样也是行不通的。艺术创作乐趣，是在不断地追寻新的平衡中获得游戏的快慰。

总的说来，影视艺术从其发生形态和发展走向来看，是以民俗为其依托和前提的，而最终则成为一种新的民俗，它是美的，也是民俗的。同样，民俗的生成和发展，也要以艺术为契机和指向，当代的影视无疑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1]陆梅林.西方美学文选[M].南宁：漓江出版社，1988.

[2]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英]克莱夫?贝尔.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5]张艺谋.我拍《黄土地》[J].当代电影，1987，(1).

[6][美]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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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刺绣传统民族艺术元素主要包括图案、文字、色彩或其他形式的材料[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箱包的需求逐渐增大，甚至成为女性日常必备装饰品，因此，箱包设计企业为更好地满足人们需求，就必须重视创新箱包设计理念，设计出独特的箱包，赋予箱包更多的时代内涵，凸显出箱包个性，扩大其销售领域。

一、现代箱包设计的发展与历程

（一）箱包的发展历程与分类

箱包不仅能够较好地方便人们出行，更可从侧面反映出箱包持有者的审美水平和文化内涵，当纺织技术出现后，麻布袋等形式的箱包开始出现，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箱包设计样式越来越多样化，但其造型仍以中小型结构为主[2]，更好地方便携带。箱包可分为手提包与“箱”，从手提包的角度分析，该种箱包属于常见工艺装饰品，当前，人们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因此，在选择手提包时，通常会从装饰性的角度出发，考虑其制作工艺、颜色的欢迎程度、箱包材质等；从“箱”的角度分析，箱子主要作为家居用品，传统材质大多为木质或者皮革，当前，“箱”的材质逐渐增多，包括PU材料、塑料、仿制真皮等[3]。

（二）箱包的设计发展

在古代，箱包与其他装饰品相比，鲜少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近现代，受到国外思想、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箱包设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前，箱包已经成为装饰品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也成立了影响力较大的箱包品牌，因此，为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箱包的需求，设计师应立足于市场变化情况，综合考虑人们审美水平、流行元素等因素，设计出更好的箱包产品。

二、传统民族艺术元素在现代箱包设计中的融合与应用途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民族艺术元素丰富多彩，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彰显着民族魅力，根据箱包发展历程可知，民族艺术元素应用得最为广泛的有刺绣元素、青花元素和民族服饰元素，因此，本文选择这三种元素的典型代表进行分析，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传统刺绣元素在现代箱包设计中的应用1.传统刺绣元素与皮革箱包的融合在不同的时代，刺绣都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其生命力极强，将其合理地应用在现代箱包设计中，不仅能够彰显出箱包独特的价值。同时，箱包中最常运用到的材质为皮革，比较出名的品牌有LV（路易威登）、PRADA（普拉达）、FENDI（芬迪）等，这一类箱包都有用上乘皮革做成的系列，且大多数均由手工完成。从国际品牌的不同系列可看出，刺绣已经逐步被应用在箱包设计中，刺绣作为单独的印花图案[4]，与皮革表面相融合，使得箱包更加具有层次感[5]，提升其整体立体效果，具体的设计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知，在平滑的皮革上加入细致的刺绣，通过不同的花卉图案，用丰富的色彩展现出箱包不同的特性，使其更具备民族风情。刺绣箱包不仅能够从细节出反映箱包工艺的精致性，更可为箱包添加美感，从箱包发展的潮流来看，刺绣与皮革的融合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成为消费者的箱包选择方向。需要注意的是，皮革是箱包制作中的承载材料[6]，表面平滑但材质坚硬，选择刺绣的绣线、绣法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制作中可选用较粗、韧性较好的绣线，防止出现露底布、发泡等问题。2.传统刺绣元素与新型箱包材料的融合受到绿色环保意识、节约资源等因素的影响，箱包逐渐开始运用新型材料，将传统刺绣原纸与新型箱包材料融合，将现代化工艺与传统艺术元素相统一，能够给人们带来不同美的享受。新型箱包材料主要包括PP废料、PP编织布、环保纤维材料布等[7]，通过运用这一类新型材料，不仅能够回收破损箱包、PP无纺实现箱包的循环利用，更可节约箱包制作材料，保护环境的同时，为箱包设计企业获取更大经济效益。

三、传统青花元素在现代箱包设计中的应用

（一）重视青花元素的渗透青花元素在我国传统民族艺术中独树一帜，其具备独特的艺术魅力，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中，青花还被当作中国象征符号，备受人们关注与青睐，这也为青花元素应用在现代箱包设计中提供了前提条件。将青花元素融入箱包设计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其装饰作用，通过重新解释、构青花元素，或采用不同的箱包外观造型，更全面地展现出箱包艺术特色，具体如图2所示：从图2中可知，青花元素主要通过青色、白色两种颜色来丰富箱包的艺术性，并以帆布的材质为基础，凸显出提包的立体性。为全面展现出青花元素的装饰效果，将帆布包的一面分为不同的模块，并配以青色背带，两者相呼应，协调好虚实空间的关系，从而提升箱包整体的艺术感与内涵。（二）重视青花元素的细节设计青花元素的应用，不是简单地照搬或者空想，而需要综合考虑箱包的细节设置，在了解青花元素本身的含义后，再分析其箱包设计价值，设计师应敢于突破常规，真正提炼出青花元素的灵魂，应用在箱包设计中。青花元素本身的色彩单一，但通过合理地排列，更可营造出良好的箱包意境。当设计特殊箱包款式与图案时，更应重视其细节，采取点缀的方式，提高箱包的艺术品味。

四、传统苗族服饰元素在现代箱包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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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50文献标识码：A

陶瓷是一种工艺美术，也是一种独特的民俗艺术形式，珍贵的陶瓷古迹，精湛的制瓷技艺，独特的瓷业习俗，丰富的陶瓷器皿，优雅的瓷乐演奏……这些都昭示着陶瓷民艺的无限魅力，也体现她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景德镇陶瓷民俗艺术是景德镇制瓷历史的伴生物。景德镇历史悠久，千年窑火不断。在景德镇千余年的瓷业生产实践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互相碰撞、彼此渗透，逐渐融合为极具地方特色的陶瓷民俗艺术，已成为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对景德镇民俗艺术的文化特征作初步的探讨。

1.约定俗成性

景德镇陶瓷民艺是当地瓷工们为了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而自然形成的，这是景德镇瓷业中众多的生产环节和行业分工需要的一种组织制约和引导集体行为的制度。这些制度或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文化准则，文化准则是由一些规定、规范和规则组成，行动者可以用于适应社会环境，是行业中口头流传而慢慢归纳总结出来的，具有一定的约定俗称性，往往没有文字记载。其传承主要依靠口头传承和行业相教。这些规定或程式大多铭记在民众的心中，落实在他们的行动上。如挑坯工在路口拐弯时，他必然要“打叫口”（即吆喝），听到他们的吆喝声你置之不理，或没留意撞到了挑坯工的坯，不用解释和争辩，你应该赔偿坯钱，还有自觉请挑坯工到餐馆吃粉蒸肉，这些都是不要解释的规矩。

2.形式自由性

景德镇陶瓷民俗与民间艺术，它有巨大的自由性，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个性、创造性、新颖性，真正呈现为百花齐放、众声合唱、交响齐鸣、蔚为壮观，形成从未有过的奇丽景象。由于有即时性，就会瞬息万变，新奇叠出，变化无穷，可以促进与满足各种各样的审美情趣与审美需求。比较官窑陶瓷与民窑陶瓷，官窑陶瓷呈现华贵、单调、严格的风格，民窑陶瓷则更多的是自由、质朴、清新的艺术风格，可谓百花争艳。景德镇陶瓷民俗与民间艺术因不同地方、不同朝代、不同人群的喜爱，他们在传承民俗和艺术的过程中，就演绎着多样化、十分自由的甚至因人而易的个性艺术。

3.传承民间性

人类文化的发展，最初是伴随制陶技术的发明而开始的。最早的原始陶器是先民们的创造，是“最原始的‘民间’创造活动的产物”，也就是说，民俗陶艺，具有与生俱来的民间性。

民间性，体现了民间陶艺的民族性、群众化的文化特点。中国民间艺人以其独特的制作技艺和审美情趣，向世界不断展示这一扎根民间、世代相传的传统艺术的现代魅力。

现代民间陶瓷较多的保留了传统陶瓷的成型、装饰和烧制方法。民间陶瓷匠师中的优秀者，能够熟练掌握各种技艺，他们常常自行设计、自行制作，在生产制作中不断修改和完善设计，其传承性和群众性很强。民间陶瓷技艺一般是师传或家传，师傅传授给徒弟，长辈传授给晚辈，徒承师业、陶艺世家在民间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样，陶瓷艺术多是以历史性和集体性的创造而体现出来的，它代表着一方水土的共同审美血脉，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乡土味很浓地域性强。我们可以透过其表面的造型和纹饰去理解它的文化内涵，洞察它所表达的普通百姓的审美心态的共性。

无可否认，陶瓷艺术的产生于民间陶瓷，民之所造，用之于民，这始终是陶瓷艺术发展的主要方面。与官窑陶瓷相比，民间陶瓷之所以长期蓬勃发展，在于其扎根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其旺盛的生命力来自于民间，寓含着深邃的民族情感和习俗气息，饱含着浓郁的民间色彩。

4.朴素情感性

习俗文化，是指劳动群众习以为常、世代相传的习惯、风俗以及相关的民间文化。可以说，各民族独特的生活习惯和传统风俗，丰富了我国民间陶瓷艺术的表现内容和形式，犹如一洌清澈的泉水，融入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中，并为它带来了崭新的勃勃生机。

中国民间重视家庭的延续，以子嗣承传的多子多福的封建思想绵延了几千年，为了表达这种朴素的愿望，民间陶瓷装饰中有象征“榴开百子”的石榴图案，由石榴、佛手、桃子组成的多子、多福、多寿的“三多图案”、也有麒麟送子和子孙满堂等其它祈福的祈祷图案，这是民俗习尚所体现的又一种常见形式。可以说，民间陶瓷艺术来源于广阔的现实生活，分析、概括、熔铸、提炼成一幅幅反映社会风俗时尚、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饱含民俗心理的吉祥图案，充分显示了民间陶瓷质朴、自然和生活化的审美风格。

宋代陶瓷可谓“瓷国春生，名窑竞芳”；由于各地习俗文化及其它民族文化的差异，造成南北民间陶瓷艺术异彩纷呈的风格，宋人饮茶、斗茶之风盛行，民间多喜以黑色茶盏作饮茶斗茶的器具。这种黑瓷、色调含蓄莹润，造型优雅别致，以单色的剔花刻花装饰体现釉色丰富细腻的变化效果，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用瓷风俗。可见，景德镇陶瓷民俗与民间艺术具有情感礼俗性。

5.意义象征性

普列汉诺夫曾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决定的。”民间陶瓷艺术品中可以发现中国民众吉祥心理的表达，这是中国民间特有的文化内涵。“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赵趋避凶、寓意吉祥、希冀幸福，已经成为民间陶瓷艺术的文化主题。

与官窑陶瓷相比，民间陶瓷除了自然、朴素和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还有在装饰上，用寓意和谐音来象征吉祥的图案比官窑器多得多。如牡丹象征富贵；石榴象征多子多福；松鹤象征延年长寿；鸳鸯象征成双喜庆；鸟鹊象征喜庆；鹿象征官禄；蝙蝠象征幸福；游鱼象征富足有余；鹌鹑象征平安；戟、罄、瓶象征吉庆平安等等。

“福”、“寿”、“喜”之类字，直接写在瓷器上在民窑瓷器中也十分普通，表达了市民阶层对幸福康寿的愿望和寄托。民间艺人把人们喜闻乐见的花草虫鱼、祥言吉语等大量描绘在瓷器上，如“寿山福海”、“福寿康宁”等字样和象征着“三阳开泰”的“三羊”图案等，形成了官窑无法比拟的朴实的艺术风格。

6.生活情趣性

陶瓷艺术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民间陶瓷艺术，则是普通百姓和市民阶层生活的物化表现。从原始陶瓷的出现，到“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从商代釉陶尊，到五代白瓷碗，中国陶瓷的发展始终民间陶瓷工作者的智慧和创造密切相关，也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瓷器的品种样式主流始终是人民生活所需的罐、盘、碗、钵、壶等，可见陶瓷的生产和利用也始终是以广大民众的生活为基础的。

艺术来源于生活。建立在民众生活基础上的民间陶瓷艺术，不少用纯熟简炼的技艺把人们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事件加以概括，格调拙朴粗犷，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透过一件件发展脉络清晰、装饰拙朴简练并具诗意般的瓷器画面，我们不难看出民间艺术在艺术创造中的独具匠心和对生活的情感。无论是在构图、技法、还是造型、装饰、功能，这些都不是民间艺术家主观臆造，而是他们凭借对生活的热爱，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反映生活、服务生活、美化生活的表现。

像民间青花中“牧童吹笛图青花盘”犹如一首乡间田园诗，它证明了民间制瓷世艺人对乡村生活细致的观察、理解与淳朴的情感。它巧妙地把农村生活和大自然的美景穿插起，来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乡村牧童在水牛背上，欢快地吹着横笛，这些司空见惯的农村生活景象在民间青花中，却造就了不凡的意境。

民间瓷枕是常见的物形之一，枕面枕图多种多样，马戏枕、婴戏枕、钓鱼枕、蹴球枕等，构思巧妙，情趣盎然，意境清新，幽静自然，瓷枕上的各种风俗小品绘画，突破了贵族士大夫阶层的生活范畴，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去发现宫廷画家所不能发现的自然朴素的美感，正体现了民间艺人对平凡生活的极大兴趣以他们独特的审美情趣。

7.社会功能性

民间陶瓷的自下而上发展与演变，可以说有它生存繁衍的社会性，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间陶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作用，实现着艺术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反映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表达了民间艺人对社会生活的愿望、希冀和对未来的理想和寄盼。艺术尤其是民间陶瓷艺术，深深地打下了社会和时展的烙印，成为社会及其文化发展的见证。

艺术是社会的表现和反映。我们知道，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社会、不同民族，民间陶瓷，有不同的风格和审美特征。如唐代的雍容博大，六朝的秀丽典雅、五代的工巧华容，宋代的温文尔雅……春秋、战国时期的陶瓷用品的造型因其政治、经济的影响各显其特征。秦国的茧形壶、折腹盆；三晋地区的鸟柱盘；赵国的莲瓣式盖壶；韩、赵交界区的鸟头盉；燕国的桶型实足鬲、弯颈壶；中山国的鸭型壶；齐国的盖舟、弯把环纽豆。从装饰形式看，燕多通行线刻鱼、兽纹，楚国则盛行彩绘几何纹，三晋两周地区流行磨光暗花和使用少量彩绘等。到了战国晚期，随文化和经济的交流，陶瓷用品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因素。七国都广泛使用灰陶和夹砂陶、有日用器具、陶制生产工具等。

民间陶瓷艺术的发展和演变反映了社会的动荡、稳定和繁荣。唐代经济的繁荣发展，政治的长期稳定，而民间陶器通过自己的艺术形式和语言表达盛唐的气象，唐三彩是我国陶瓷工艺史上的一项创举，唐代瓷业的繁荣是既成事实。宋代士大夫文人的美学思想也是民间陶瓷兴盛的基础，康熙青花、雍正粉彩民都成为当时社会盛世繁荣的见证。历史证明，动荡的年代、动荡的社会，民间陶艺也会受到相应的冲击，像前后和“”期间，民间陶艺之花就受过很大的摧残。

8.内容丰富性

景德镇陶瓷民俗与民间艺术，其内容是丰富的，涉及面也是非常宽的，几乎深入到景德镇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民众生理的，也包括心理的，不仅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从生产劳动方面有从业要求、招收徒弟、雇工、辞工、每天的生产任务、作息时间、一年的开工、收工时间、劳动纪律、劳动分工、技术要求、生活伙食、年节待遇，比方说休息几天，吃什么规格的酒席，甚至连菜谱和上菜的顺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在个人行为规范有：尊重师傅、节约原料、讲究信誉、遵守行规、不准盗窃等规定。在个人起居和生活上有规定衣着、寝居及生活道具等规定。民间崇拜和宗教礼仪方面有迎神会、祭祖、为神开光、拜风火神等等。在瓷业经营与贸易方面有宾主制、生根发芽制等等。

9.规范约束性

景德镇陶瓷民俗与民间艺术，大多数作为一种民间礼俗，一种民间习惯法、行为规范，对当地每个生活在其中的瓷工、民众都具有严格的约束力。行业中每个成员都要受当地民俗与民间艺术规范的约束，不得违反，一有违反即予各种处罚。景德镇陶瓷民俗和行规，无时无处不约束其成员，存在于每个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多数情况下这些民俗和行规，是一种习惯和礼俗，也是一种习惯法，只有本行业成员，就得到行业帮会的保护，也必须履行民俗和行规中规定的各种义务。不仅如此，这些民俗和行规对每一个成员的思想意识以及观念也有很大影响，可以说，每个行业成员的言行举止都受它的制约。景德镇行业行规不少现在已不存在，一些当地的民俗与民间艺术在传承中变迁着，受到现代化的严厉冲击，但它是我们研究手工业时代，生活在礼俗社会的手艺人们的生活、生产、行为规范等各文化的丰富宝库。

篇7

艺术与人类的总体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随着人类的文明、习俗发展而不断演变。以艺术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完善，在艺术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从艺术的起源、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的创造等方面进行探讨，更有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对艺术展开研究。就艺术与民俗而言，有学者从民俗中的艺术展开讨论，另有学者从艺术中的民俗进行探析。不论民俗中的艺术还是艺术中的民俗，都是对艺术与民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的探究，旨在深入了解伴随民俗产生的艺术本质以及艺术产生、创作的民俗文化内涵。正如学者钟年在其文章中所述“对于艺术的认识，不能‘止步于对艺术事象的静态分析’，而应该‘以艺术活动中的审美形式与情感效应为材料，将其置于民族区域社会中生产生活的、社会时尚的、宗教信仰的广阔背景下予以观测论析’”。［1］就此研究视角，张士闪教授首先提出了“艺术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理念，尝试在民俗文化研究和艺术学研究的学科间，建立一门交叉性的学科研究理念，旨在研究艺术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艺术进行民俗学的视角研究。学科归属上，艺术民俗学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由艺术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而形成。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作为艺术活动背景的民俗文化，包括民俗事象和民俗观念。其次，它将以民俗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阐释艺术的源起，本体，功能，以及艺术与民俗的真实关系。”［2］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民间文化的表象之一，同时还是文化形态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们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着形态和功能上的演变。文化产业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就“产业”而言，其本源之意为国民经济的各种生产部门，后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而逐渐拓展为“泛指各种制造、提供物质产品、流通手段、服务劳动等的企业或组织”。［3］从文化产业角度结合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观照，能更全面地对艺术的本源进行阐释，同时也对其产业化发展展开更深入地探讨。当下，我国的文化产业事业正蓬勃发展，在此热潮中应运而生了文化产业专业教育，尤其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民俗、民间艺术联系紧密。因此，要发展文化产业，对艺术民俗的研究、探讨必不可少，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开设艺术民俗学这门课程也是有必要的。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探讨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这一专业领域中的教学模式，从而为今后的文化产业民俗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1教学模式制定的理论依据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首要功能之一，在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正如潘懋元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理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即必受一定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人的发展规律相适应。”［4］同样，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教学也应遵循以上的教育规律。由此，制定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教学模式是有必要的，而且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1结合艺术民俗学的教学特征，应该突出区域特征或民族特色

就笔者执教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而言，该地区世居1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有壮族、瑶族、侗族、苗族、水族、毛南族、水族、彝族等11个，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艺术产生所依附的民俗文化也各具特色。在教学中深入挖掘、整理各民族文化资源，构建富有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文化产业专业领域艺术民俗教学特色，强化学生的优创意识、特色意识和品牌意识，在保护和传承该地域中优秀的艺术、民俗类文化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文化产业领域中进行艺术民俗的研究。

1.2重视学生能力培养

通过日常教学，使学生接收系统的理论知识培训，包括艺术民俗学学科所涉及的艺术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基本理论知识，以及艺术民俗学科学专业知识和规范，对学生进行专业的理论训练，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同时使学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水平。

1.3促进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

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完善专业结构、巩固艺术民俗学专业优势，逐步建立健全该专业课程体系，整体优化教学方法与手段，制定有效的教学评价标准，拓宽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学生的专业视野，是艺术民俗学在教学中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艺术民俗学教学除了遵循专业研究规范外，还要围绕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标准，结合我国国情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专业教学。在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高等教育质量观贯彻于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科研创新、服务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创新之中”。由此可知，艺术民俗学教学贯穿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应结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让学生在掌握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握民俗学、艺术学的专业研究方法，尝试艺术民俗与文化产业等学科理念融合展开科学研究，进行文化创新和传承。

2艺术民俗学教学目标与规格设计

目前高校教学在面对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市场与就业需求下，加强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训练。由此，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艺术民俗学的教学中，要本着“突出地域特色和民俗特点”的目的，抓住在文化产业中如何发展民间艺术与民俗的基本点，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人文素养的，即掌握艺术与民俗知识又能够将其灵活运用于文化产业相关领域的学生，具体如下：首先，通过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领域环境中教学，让学生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交叉性学习，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因此，在教学中对学生提出以下几点要求：一是必须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了解并驾驭历史文化发展与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化的逐渐加强，作为文化产业专业的学生，在此领域中更应该具有敏锐的触角，而且要意识到艺术民俗学这一交叉学科在学习过程中仅纸上谈兵是不能为今后从事的专业服务的，必须学会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导学习实践以及学术研究，要注重当下新的形势、政策、信息、思想等，做新型的文化产业与艺术民俗的复合型学者。二是学生要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同时掌握民俗文化与民间艺术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民间艺术的生存需要民间文化的沃土滋养，艺术的创作也离不开对民间艺术的了解和掌握。民间艺术体现了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所特有的审美观念与道德意识，其间更蕴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理念。因此，在艺术民俗的教学中，以艺术、民俗文化为根本，秉承传承传统文化的观念，站在当下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高度，探求如何构建新时期艺术民俗学的教学模式，加强学生通过整合学科知识和运用知识传播发展艺术与民俗文化的能力。其次，通过教学，让学生在不同学科的交叉学习中具备传承及实践创新能力。张士闪教授提及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一是从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文化观出发，对典范社区内曾经存在的和仍然存在的艺术事象予以梳理，对其中的各个艺术门类进行慎重的微观性分体研究和宏观性综合研究，为社区文化的艺术定位、发展提供出指导性建议；二是注重艺术活动与民俗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双向的动态研究；三是中国的艺术民俗学研究应注意其自身特色。［5］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艺术民俗学教学，除遵循以上几点研究原则，还要结合社会文化的发展现实，让学生把社会实践同创新思维相联系，在日常学习的实地调研等实践活动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学习知识，同时学会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将其运用到具体的案例分析和操作过程中。

3艺术民俗学教学模式中的课程教学设计

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所设立的艺术民俗学课程教学有别于一般学科中的艺术民俗学教学，除遵循一般课堂教学原则外，还有其独特的课程教学设计，以期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具体如下：

3.1根据实际情况展开教学，注重因材施教

综合来看，文化产业专业领域的学生的文化素质一般较高。但就艺术民俗学这个学科而言，涉及了艺术和民俗，具有一定特殊性，尤其是艺术，并非每个学生都了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掌握艺术、民俗文化基础知识的具体情况，进行专业知识教学。对艺术基础常识较弱的学生，让其多听、多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对民俗文化常识较弱的学生，可通过消化课堂讲授知识和实地调研体验，增强学生的民俗意识和文化自觉性，掌握民俗文化基本理论。

3.2把握教学整体性与灵活性

在进行艺术民俗学的教学过程中，传统教学方式通常采用纯理论性的授课方式，难免会枯燥乏味，让学生在冗杂的理论学习中失去对课程的兴趣。因此，笔者认为在本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传统的理论授课分解为理论与实践穿插，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灵活掌握课程的进度。例如，教师可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各自选定一个调查对象，在进行前期的理论知识学习后，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对其选定的对象进行文化、现状、发展、艺术性、民俗特征等方面的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写出调查报告并做课堂展示。学生的课堂展示不仅要表述清楚所调查对象的具体内容和文化背景等，还要结合文化产业的专业特点进行思考并展开有效的阐释。此类学生课堂展示的教学形式，将以学生为主体，自主策划每次课堂演示，教师为辅助对展示完的学生进行提问引导，从而达到本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提高学生的艺术、民俗文化素养。

3.3掌握学生实践学习的合理性

艺术民俗学在研究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将艺术活动与民俗社会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双向的动态研究。由此，将这个研究观念引入其教学模式中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艺术民俗学的教学中，尤其在文化产业专业视阈下的艺术民俗学教学更加要关注在变迁的民俗社会中艺术活动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动态的艺术活动所依附的民俗社会大环境。从而，在学生将艺术民俗学基本调查方法运动到实践过程中时，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调查进度随时给予指导，适时纠正学生在实践中所遗漏的关键信息，指导学生合理运用相关学术知识进行实地调研和调查报告写作，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组织、策划能力。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民俗活动和具有特色的艺术形式。在张士闪教授提出构建艺术民俗学这一学科开始，就提出本门学科应该将文献资料、历史考古和民俗调查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学术研究，从而更清晰、准确地认识存在于各地域、人群中的民俗和艺术。同样，今天我们将艺术民俗学放置文化产业这样的专业领域中进行教学，不仅要遵循以上学术观点进行教学，而且要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结合，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相结合，对学生进行引导式教学，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看待艺术民俗学，也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多的教学实践依据，让艺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钟年.《艺术民俗学》评述［J］.民俗研究，2001（2）：169-170.

［2］张士闪.当代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界［J］.齐鲁艺苑，199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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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办学校的艺术教育。一般来说以招收农民工随迁同住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的来源以个人或企业投资办学为主，小学教育为主要办学层次，学校多设立在农民工广泛聚居的城乡结合地区。上海的转制民办学校都是在教育局的统一管理、管辖下，它按教学要求设置了音、体、美、劳等素质发展课程。以美术学科为例，一至三年级每周两课时，四五年级每周1课时，这与公办学校一致。但是相对于公办学校，民办艺术教育资源缺乏，硬件设施不够完善，很多学校没有固定的艺术教室，没有钢琴，没有画架等等，人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因为缺少了这些配套设施，许多课程无法进行，老师只能凭借一张嘴，一只笔，没有硬件保障是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的。

软件方面：不知从何时起人们人为的把所开设的课程分为主科和副科，从一学期课程的设置和时间的分配上来看，主科远远大于副科，那么人的主观意识强迫人们不得不承认艺术教育不重要，重要的只有语文数学英语。主科老师拼命的“抓成绩”而占用大量的副科时间，艺术课程的开设也变得形而上学了。另一方面，很多学校没有专业艺术老师，艺术课程就由语、数、英老师兼任，由于他们缺少专业知识，课堂上谈不上艺术的指导了，放任学生随便画。

2.民工家庭里的艺术教育。曾在几个班做过一个对家长的学历、职业、工作时间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是本科的凤毛麟角，高中学历的占1/3，初中学历的1/3，有1/3的是没有念过书的；他们的职业也受学历的影响，有一部分是给别人打工的，一部分是自主创业的。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比如说一些家长是卖菜的，他们晚上7点多睡觉，早上3点多要起来进货，有的家长是晚上10点多才回来。由于民工的文化程度比较低，工作比较繁忙，思想比较封闭，他们的观念还停留在应试教育阶段，认为艺术学不学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的三科成绩。有的家长连画笔这样的基本绘画工具都不能满足学生，家长的配合度决定了学生的艺术成绩。另一方面，很多民工的家庭居住环境恶劣，生活都不安定，更何谈艺术的熏陶。笔者曾教过这样一个学生，她很有艺术天赋，也很积极参加各种美术比赛，每次发给她的画纸，第二天带给我看时都会弄得皱巴巴的，我心想：一个女孩子怎么会这么脏呢？我试着问问她怎么弄的？她说在菜摊上弄脏的。原来她的父母是卖肉的，她每次都在肉摊上画画和写作业。所以这样的家庭环境直接影响了孩子的审美。

3.社会对民工子女的艺术教育。教育公平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所有的人都提倡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但是落在实处，是否是平等的呢？每学期，社会各种组织的美术活动很多，但是被邀请参加这些活动的学校很多都是公办学校的，民办学校往往变成了弱势群体，常常被忽略。这也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正如前面说的，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教育相对薄弱，社会上也就不会重视，正是因为减少了参观、参与的机会，孩子们的艺术修养也减少了，周而复始，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教育公平与对策

1.改革户籍制度和完善用工制度。孩子的艺术教育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两个学期就能转变的。当我们努力的在改变落后的艺术教育的同时，孩子却因为种种原因转学了，又有一些新的学生转来，我们的教学计划不得不相应的调整，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孩子的艺术水平，另一方也要兼顾基础薄弱孩子的水平，所以想要达到所有孩子的均衡发展，困难重重。改革户籍制度和完善用工制度是先让一切都稳定下来，一切都不稳定，让人无心谈教育，我们的硬件软件设施都是为孩子服务的，孩子的流动性大，我们的努力转瞬即逝。

2.加大对学校软硬件投资力度。为了提升孩子的艺术素养，各个学校的举措有所不同，但我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我所在的学校在软硬件投资力度这方面就做的比较好，现将经验总结如下：（1）将三十多个教室全部配有多媒体设备，实现教学设施现代化，并配有学生电脑房，做到一人一机。（2）配有专门的艺术教室和展览室。（3）学校聘请上海市认定的一级校长主持工作。（4）学校招聘音体美专业专职教师。（5）学校引进华师大熊川武教授提出的“自然分材教育法，”有专家团的指导帮助，教师的业务水平有很大提高。

3.配有专业的教师加以指导。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职业具有自己独特的职业要求和职业条件，有专门的培养制度和管理制度，教师专业化的基本含义是：第一，教师专业既包括学科专业性，也包括教育专业性。国家对教师任职既有规定的学历标准，也有必要的教育知识，教育能力和职业道德的要求。第二，国家有教师教育的专门机构，专门的教育内容和措施。第三，国家有对教师资格和教师教育机构的认定制度和管理制度。第四，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过程，教师专业化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民办学校的专业教师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还要了解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心理特征，耐心辅导。可以说老师的教是从零基础上开始的。这样就要求美术老师的课程要不断的拓展，向课前延展，向艺术前沿延展，向课后及生活延展，向其他学科的延展。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要求教师对小学课程的连贯性和整体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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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结构的大幅变异，给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带来了空前的变化，随着中国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城市建设的速度和规模也在迅速扩大。然而，当我们置身某城市，除了当地自然景观和历史遗留可以让心灵有一丝传统文化的安慰和滋养外，其余足以使我们感到强烈的空洞和乏味!尤其是当代众多城市在规划建筑上，基本没有考虑地域文化气质和民俗艺术元素的渗入，更没能体现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因其建筑同一性的相互模仿和拷贝，呈现了千城一面的同一模样，使我们的精神感到无处皈依。中国大部分城市正在像革命一样疯狂地抄袭和复制，这样将导致城市品位的急剧下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城市应有的魅力。

那么，一个好的城市具体应体现在那些方面呢?法国著名的城市地理学家什梅尔说：“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评价一个好的城市，主要应从城市自然景观、城市规划布局、城市人的精神风貌、思想观念以及政府的管理模式和行政效率等方面人手，而市民行为、文化氛围，风土人情又是富于特色的城市形象最关键的内容。那么，如何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充分体现以上内容呢?如何借鉴、融汇地域文化气质和民俗艺术元素?使民间艺术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城市空间的方方面面?如何使城市成为一种景观，一种具有深层文化魅力的城市?下面，就以甘肃庆阳市为例来论述以上问题：

庆阳市历史渊源、城市建设规划及视觉现状

庆阳市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坐落在土地肥沃，植被丰茂的董志塬上，一望无垠的董志塬为城市的基础建设提供了无限方便。近代庆阳市城市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社会高速发展也带来诸多问题。从城市功能上讲，庆阳市城市建设从四面八方依次展开，城市格局也在不断的扩展，为在城市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便捷、畅通的城市环境。遗憾的是，在以经济发展为主脉的今天，城市在规划和设计过程中往往忽略了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传承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写道：“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并在同一著作中写道；“城市作为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集中体现和反射”。那么，如今的城市又是如何体现和反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呢?严格的讲这种反射是一个综合体，它包括人们的精神风貌、气质、文明程度、建筑风格和幸福指数等。这里我们只论述在庆阳市城市建筑风格和城市景观的规划和设计上融入和体现地域文化气质和民间艺术元素的必要性。

首先，庆阳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远在20万年以前，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轩辕皇帝曾在此活动，周朝先祖在此兴业，创造了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其独特的黄土高原地域地貌使民间民俗文化资源在这里得以完好保存，原始古朴的民间艺术和浓烈的乡土文化成为庆阳民俗民间艺术得以延续的基础。这里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绚丽多彩的民间艺术，其主要文化遗留包括香包刺绣、皮影、剪纸、陇东道情、陇东秧歌、雕塑、编制、轧染、民歌等。其中香包刺绣、皮影、剪纸和陇东道情因其艺术风格独特，被誉为庆阳民间民俗艺术“四绝”。如何建设魅力的庆阳城市，不但要依托美丽的自然环境资源，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在建设和整体规划中体现地域文化气质和民间艺术元素，因为文化因素对城市经济社会利益的影响有长期性、间接性和隐蔽性，有时也具有决定性。列宁曾写道：“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因此，要以研究和挖掘能代表本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和视觉识别做为城市整体规划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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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染色艺术，是把以往用于纺织品图案的印、染色技术提取出来，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段加以利用，它以现代视觉语言，全力追求画面的简洁效果和清新魅力，并努力表现隐藏于画面之中的民族之魂和作者的个性情怀。有资料显示，从人类开始装饰自身的时候起，染色艺术就诞生了。其中有起源于印度的蜡染，也有发源于我国而后又在唐代传入日本的蜡染织物。然而，把染色艺术发展到如此面貌崭新和艺术高度的却是日本。自明治以来，从为海外万国博览会制作壁挂及其它纪念性作品，染色艺术已经和油画、版画、日本画等其它绘画艺术一样，广泛得到政府的支持、专家的认可和广大国民的喜爱，从而确定了它在美术领域的独立地位，成为国民喜闻乐见的新的美术形式。

染色艺术，重在染色。有些作品对厚重古雅的色调有所追求，强调蓝、茶、黄、黑等天然染料朴素之美，有的则有效地运用了化学染料那种明快、鲜亮的色彩魅力，使作品富有强烈的现代感。总之，作者把色彩作为情感的抒发与寄托。造型上虽然也有写实的，但却能跳出传统写实的理念和模式，把简洁的块面运用和理性的画面构造作为叙述语言。有的画面构成气势雄浑，极有震撼力，有的作品造型虽然近乎于刻板，然而涌动着一种激情与风骨。那种显著的色调构成和构图的多样化，对于不同景物和事物的解读力，高度的概括性，造型的装饰性，到位的造型力，具体和抽象的和谐，使染色艺术的风格独树一帜，富有极强的艺术个性和感染力。

我们强烈地感到，在现代化达到相当程度的日本，一方面大量输入西方现代技术，物质文明极大丰富；同时，古老的民间传统工艺品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珍爱和强烈需求，成为现代人精神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这并非偶然。由于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使日本成了高效率、高收入、高消费的国家。随着民众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和生活习惯上的欧化，对美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总是渴望得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享受。基于这种社会的发展需求，现代日本染织作家们，立志克服过去手艺人的匠气，而以现代染织造型作家的姿态登场，作品日趋文化性。也顺应时代要求，直面现代艺术，创作了不少具有民族情感和个性强烈的染织作品，如：具有民族特色的屏风画，在传统器物上表现现代美。还有作为室内装饰的壁画、壁挂或横额，多以表现风俗民情为内容。一些颇具地域色彩的民艺品，也都是运用了蜡染及友禅染、红型染及型染画等手法制作成的艺术欣赏品，风格粗犷、单纯大方，感情热烈、真诚奔放，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聪慧和对美的独特见解。看了这些作品，使人一目了然而回味无穷。另一方面，还有结合现代建筑，如宾馆、美术馆、博物馆、会议中心等人群集聚的场所，制作的现代纤维作品都极为鲜明地体现了20世纪现代艺术的特色，给人以时代感和材质美的享受，与现代人的生活气氛和建筑环境十分协调。

这些艺术品，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和对外贸易方面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有些获奖作品成为当代日本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被收藏于国立美术馆。有几位染织作家（染色艺术家和纤维艺术家）已被国家指定为“人间国宝”（无形文化财产保持者），这些艺术家在继承和发掘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艺术性探索，努力开拓着新的创作途径。近年来，配合现代建筑艺术，染色艺术和纤维艺术在室内装饰中，起到了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美化人民生活环境的作用。因此，艺术研究者把它看作是建筑艺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实一些传统染色技法，如蜡染、绞染等，据历史考证，几乎都是先后从中国传入日本，而后又有了很大发展。在日本久负盛名的“西阵织”丝织艺术品及其技术，就是随着我们的祖先秦人带到了日本的京都，现代染织作家又将其发展为可以与雕刻艺术相媲美的艺术；还有我国染色中的蓝染，传入日本的冲绳岛以后，被发展为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红型染，日后几十年中，被当代日本民艺运动的倡导人之一，已故东京艺术大学教授芹泽圭介先生研究创新为颇具艺术特色的“型染画”，为当代日本染色艺术增添了不可磨灭的光彩。这些本来都属于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但没有应有的重视和继承，有些甚至将面临人亡艺绝的危险。我们有责任呼吁，如果再不及时抢救，将会造成我们在经济上的，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文化艺术上的损失。如果我们能尽快地把这一事业重视起来，就会大大有益于我们挖掘、研究、整理我国传统的民族艺术，包括少数民族的艺术，特别是民间工艺美术。这对于传承民族艺术，提高艺术品的文化品质，促进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无疑对开拓我国纤维艺术和染色艺术，繁荣我国美术创作，将历史性地起到奠基作用。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由于日本很早就注意了民俗学这一学科，对民族艺术的保存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从近代日本思想家柳宗悦的民艺运动，到大阪、仓敷等城市的民艺馆以及大阪民族学博物馆的建立，大大激发了日本人民珍惜民族遗产和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艺术的欲望。好多艺术家努力成为学者型的艺术家，除广泛学习民族文化外，陶艺家研究多种釉的结合，染织作家研究色的化学反应。艺术与科学的相互渗透，造就了日本一批具有现代特质的艺术家。包括日本画画家和现代雕塑家，他们极为重视材料的选择和制作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作品不论在表现手段与艺术风格上都有相当的创新性，使当代日本美术事业的发展为世界注目。

日本的纤维艺术和染色艺术，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脱颖而出，也得力于独特的创新教育。其特点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极力反对模仿，重视艺术创造，培养重点是，在探索和发展的气氛中发展学生个性和创造力。所以在师资力量的配备上，既有颇具实力的教授讲造型基础，也经常聘请活跃在艺术界的先锋艺术家讲艺术论，以此培养学生全面的艺术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