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音乐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现代音乐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音乐的发展历史就像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历史一样，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永远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永远躁动着的主体创造冲动中，总是不停地孕育出对传统经典或规范的“反叛”。其中一部分“反叛”既传承着传统经典或规范中的内在生命力与价值，同时又超越了渐趋僵化的规则或程式，解放了创造力、生产力、表现力，从而展示出鲜活的生命，并逐渐被人们普遍承认和接受，成为新的经典和规范，如此循环不已。表现主义音乐在近现代音乐史上就是这样一次解放和超越。

一、表现主义音乐的历史文化土壤

19世纪后期，汉斯立克对情感论音乐美学提出了挑战。自此，情感论音乐美学与自律论音乐美学逐渐成为欧洲音乐理论界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别。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两大派的理论观念对音乐实践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作曲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分别站到了这两个对立派别的旗帜下，在他们各自的音乐作品中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倾向，从而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同时并存的两个影响最大的音乐风格流派——表现主义音乐和新古典主义音乐。

与表现主义相对立的新古典主义在理论上以自律论音乐美学为指导，主张音乐就是音乐本身，音乐不应表现任何音乐之外的东西。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斯特拉文斯基说：“音乐从它的本质来说，根本不能表现任何东西，不管是一种感情、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心理情绪、一种自然现象。”“表现从来不是音乐的本性，表现绝不是音乐存在的目的。”他否认音乐具有任何表现功能，他认为音乐作品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音响结构系统，是一系列乐音的有序排列组合，而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作曲家创作的过程就是依一定的结构原则排列音乐材料的过程；如果音乐听起来好像表现了什么，那也仅仅是一种虚幻的错觉，是不真实的，或者说那仅仅是人们从外部强加给音乐的一种附加属性。这样一种主张与文学领域的形式主义或所谓“纯文本”的主张如出一辙，后者把文学看作与社会人伦无关的独立自主的文本结构，认为以文学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现实是对文学本性的背离，是文学的异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这种文学观念在我国曾大行其道，一度成为文坛的主导思潮。它实际上是对过去那种把文学完全从属于政治观念的做法的矫枉过正式的反拨。文学、音乐乃至各个艺术门类中出现的这种相同或类似的思潮或创作倾向，反映了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的共性或共同特征。而整个社会文化的这种共同特征当然是由这个社会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所决定的。

表现主义作为20世纪初期出现的一种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对绘画、诗歌、戏剧和音乐等艺术领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主张艺术要表现人们的情感或心灵。类似的主张在艺术思想史上似乎早有先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音乐是灵魂的语言，灵魂借着声音抒发自身深邃的喜悦与悲哀，在抒发中取得慰藉。”“音乐把内心深处感情世界所特有的激动化为自我倾听的自由自在的，使心灵免于压抑和痛苦。”堪称我国古代儒家音乐美学典籍的《礼记·乐记》这样论述音乐的本源：“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说：“对于身体用体育，对于心灵用音乐。”然而，表现主义所主张的艺术只是一种独立自足的与外部世界无关的纯形式；另一方面，它又否定客观现实世界是艺术反映的对象，而主张艺术表现的对象仅仅是人的主观情感。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勋伯格(1874-1951年)表述得十分明确：“我们的心灵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一件艺术品，只有当它把作者内心中激荡的感情传达给听众的时候，它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才能由此引起听众内心情感的激荡。”“艺术家为之奋斗的最伟大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他自己。”就注重主观表现这一点而言，这种艺术主张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十分相似。浪漫主义也以注重主观情感的表现为其基本特征。但作为一种现代美学观念，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明显分野在于：如果说浪漫主义音乐用玫瑰色的主观幻想去弥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用人与自然相融合的方式达到在尘世喧嚣中难以达到的人与对象世界的和谐，那么表现主义就是以反常态的极端个性化方式直接表现现代人充满内在冲突的心灵世界。每一首表现主义音乐作品的音列都是由作曲家依自己的灵感来设定的，这使得音乐作品中的每一个基本要素都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

现代派艺术是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导致人的异化这样一种社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和所有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一样，表现主义所突出的是主观情感与客观现实世界的对立。因而它反对在艺术创造中模仿客观现实，而要以音乐的形式来表现纯主观的、直觉的情感体验。与新古典主义相比，表现主义朝着反映现实世界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由于它偏执于表现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主观情感，所以它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又是一种变形的或片面的反映。随着大机器工业时代的到来，人逐渐成为资本主义这台社会化大生产机器的附属品，而冷酷的、裸的金钱关系又使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无法沟通。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中，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们感受到无可摆脱的深深的压抑、苦闷、孤独、迷惘和绝望。传统的艺术形式已无法表现因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扭曲或异化人性所造成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强烈情感体验。例如，在绘画领域中，传统的焦点透视法曾经成就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列宾等一批又一批经典画家的经典名作。然而，焦点透视作为一种绘画技法的基本准则，是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对世界的理性主义理解相联系的，即通过焦点透视所看到的世界，是在近性精神秩序框架内所感受或体验的世界。但现代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使近性精神秩序的框架崩解了，在现代派画家(例如毕加索)的眼里，世界已被那种导致人以及人的生活异化的力量扭曲、分裂、肢解了，焦点透视法所描绘的已经不是真实的世界。于是，毕加索创造出散点透视的立体派绘画。与此相类似，在音乐领域，表现主义的音乐家们在音乐表现手法上也离经叛道，进行了大胆创新，这使得他们的音乐作品在艺术形态上较传统音乐有了质的变化。

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勋伯格同时也擅长丹青，这一点通常被人们忽略。但了解他的画对于了解他的音乐至关重要——其画作中强烈的表现主义特色曾得康定斯基等人赞赏。他恰在开始绘画的同时，在音乐表现手法上进行极为大胆的尝试，即摈弃传统调性系统的语法而采用自由无调性的表现手法。从1908年至1923年的十五年间，勋伯格使用表现主义手法创作的音乐作品，传达出现代人在战争与大工业文明中所感受到的孤独无援、焦灼不安、紧张恐惧等情绪。他在1908年完成的《#F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0)中，于第四乐章的开始部分使用了一个非调性的主题。虽然全曲结束于#F大调的主三和弦结构上，但并没有以传统的终止式来完成。而他接着创作的《三首钢琴小品》(作品11)则完全摆脱了调性的羁绊，正式开创了自由无调性的新方法。这期间，勋伯格共创作了十几首无调性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对“不协和音”的解放，横向旋律或纵向和声的音程关系不再依附于调性系统；织体更偏向于对位式，而不是和声式；节奏趋于复杂，其规律性被消弱；而乐曲的动机和结构则依然是精心设计的产物。勋伯格的自由无调性时期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表现主义的扭曲与强烈、大胆的特色。他在此期运用音高的方式，不像后来的“十二音作曲法”那样具有系统性。自由无调性时期是调性崩溃的逻辑延伸，同时也是“十二音作曲法”诞生前的酝酿和探索阶段。

二、表现主义音乐对传统的颠覆

表现主义音乐的最大特征，就是无视传统、无视规则、不追求宏大、夸张，而崇尚音乐表现的单纯、简洁、明快和热烈。表现主义音乐以无调性为其基本成份。表现主义艺术家摈弃了传统的主属音的观念，使得八度中的十二个音的价值相等。这导致传统的旋律概念、节奏与节拍的组织、曲式的结构、和声与对位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主义音乐作品的演奏配器通常精致小巧，具有明快单纯的色彩。而将一些连续的独特音融入非常自由的形式之中，则给人以流动、舒展的独特感受。

为了在作品中寻求音乐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勋伯格在创作无调性音乐的实践中，以维也纳作曲家豪尔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推展表现主义的音乐思维，创立了“十二音作曲法”，即勋伯格本人所说的“十二音仅仅是相互关联的作曲法。”

勋伯格最初继承的是浪漫主义的传统，他的一些属于半音体系的早期作品在题材和写作手法上都表现出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特征，例如其交响诗《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easUndMelisande，Op．5)、弦乐六重奏《升华之夜》(VerklarteNacht，Op．4)和大型康塔塔《古雷之歌》(GurreLieder)等。但是如前所言，在他后来的创作中，他的音乐美学观念发生了转变，并逐渐发展到反叛浪漫主义乃至整个传统而另辟表现主义音乐的蹊径。他的一些个性鲜明的无调性作品如《期望》(Erwartung，Op．7)、《幸运之手》(DieGlucklicheHand，Op．18)等，一方面仍然带有浪漫主义传统的印记，另一方面又显现出逐渐明朗的表现主义特征。“十二音作曲法”的创立则标志着他的表现主义音乐创作手法的成型，是他的表现主义音乐美学观念的充分体现。

“十二音作曲法”完全颠覆了音乐的调性中心，使不协和音获得了“合法地位”。传统的调性观念认为不协和音及其组合偏离了调性中心，破坏了和声功能的逻辑，因而是音乐听觉所无法接受或理解的。但现在它们却由于勋伯格本人所说的“用十二音写作，仅仅是为了便于理解，别无其他目的”而变得与从前不一样了。有趣的是，正如导致生物进化的一切基因突变的前提恰恰是基因遗传一样，勋伯格对不协和音的运用在音乐史上也是有其“基因”根据的。19世纪，贝多芬、瓦格纳等人就曾经为了音乐表现的特定需要而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过一些反常规的不协和音组合。毫无疑问，在传统的调性音乐体系中，不协和音的运用只是在传统框架限制下的一种特例。事实上，不协和音所特有的“刺耳”的感觉恰恰可以达到德国现代戏剧家布莱西特所说的“陌生化”效果，给已经被传统音乐磨出老茧的音乐听觉以新鲜的刺激，因而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不协和音之所以特别受到现代表现主义音乐家的青睐而被大量运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尤其适合于表现紧张、焦灼、痛苦、不稳定的心理状态，而这正是现代派艺术家们所要表现的主观情感体验。

从本质上说，“十二音作曲法”是有意识地解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主观情感与现实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即打破人的审美听觉与音乐音响之间传统的内在约定性。不是将主观情感通过现实事物表现出来——即所谓“融情于景、借景抒情”，而用一种非常态的纯主观方式表现出来，从而达到将主观情感最大限度地还原为其纯粹主观状态的目的。这与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西方世界的整个文化潮流是相一致的，即解构传统，其最经典的表达即尼采的明言：“上帝死了。”勋伯格的创新绝非仅仅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是具有极为深刻的音乐美学意义。就像哥白尼以“日心说”否定了人们原以为是“天经地义”的“地心说”一样，勋伯格使人们从传统的调性中心及其和声结构的所谓“客观必然性”观念中超越出来，在更加宽广的音乐空间中建构起新的音乐原则和秩序，从而形成了调性与和声功能的新观念。

三、否定之否定：音乐和一切艺术的宿命

如前所述，表现主义音乐是作为新古典主义音乐的对立面存在的。新古典主义因主张音乐纯形式化，而使音乐失去了作为其内在生命的人文内涵。表现主义则主张表现主观情感，赋予音乐以现代人文内涵，即如勋伯格所说：“为了人性，就必须用艺术的非人性去战胜这个世界的非人性。”但世界上的事情总是物极必反。在勋伯格之后的一些表现主义音乐家对他的音乐主张和作品推崇备至，但他们单纯地从形式结构方面来片面地接受他的音乐美学观念，而忽视或未真正理解其美学观念的内在精神。他们忘记了勋伯格创立“十二音作曲法”的出发点，忘记了他主张音乐是一种通过表现主观情感体验而促进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手段。他们把勋伯格的“十二间作曲法”纯粹从形式上进行演绎，把音高序列化，把时值、力度、音色等音乐元素全部纳入序列化的结构原则之中，由此形成了走向完全控制的全序列音乐。这就使音乐变成了斯特拉文斯基所说的一种“被控制了的音响”，它与人的情感体验之间的联系已变得十分模糊。与其说这种音乐是作曲家用以情感体验为基础的灵感创作出来的，不如说是用数学的方法计算出来的，把这样的作曲任务交给计算机再合适不过。如果说这样的音乐作品也能使听者在欣赏过程中产生某种情感体验，那么，要么这听者不是在用这种音乐的作者所遵循、所要求的音乐思维或体验方式去听，要么就是这种音乐的作者实际上不自觉地越出了自己的创作原则，而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所以，后来的表现主义音乐家把主观化推向极致的结果，是与新古曲主义殊途同归，以另一种方式使音乐脱离现实而成为一种所谓的“纯形式”。

音乐和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从一开始就纠缠于形式化和人文内涵表现的矛盾之中。这是艺术本身的宿命，因为没有形式化就没有艺术。原始人借以表达情绪的偶然的有节奏或押韵的呐喊不是艺术，只有这节奏和韵律相对固定下来即形式化后才有了艺术——诗歌。而艺术形式一旦形成，它就逐渐衍生出自己的逻辑规则，从而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的时期内，特定的艺术形式是特定时代和人群表达思想感情或特定人文内涵的适合的工具。但社会的发展、人文的演进，总是使既有的艺术形式日渐显现出局限性。于是旧形式不断被打破，新形式冲破旧形式的束缚脱颖而出。但新形式注定又要成为旧形式，如此循环往复不已。例如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赋、话本、小说等文学样式的发展演变，就是典型的这样一种过程。音乐当然也是如此。

不仅从音乐的宏观发展史看是如此，这种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也表现在每一个具体的音乐创作过程中。作曲家要通过音乐形象来表现某种思想感情或人文内涵，但他并非随心所欲地表现。因为他在构思旋律和节奏时，不能只考虑音响的色彩效果和表现功能，而必须同时考虑这些音在调性规则中的结构功能，即必须找到表现功能与结构功能二者的契合点。这也就是说，他必须去寻找能够把作品的人文内涵表现得最好的音乐形式。音乐的形式是相对固定的，而音乐所要表现的内涵则是无限多样的。于是在音乐的人文内涵(或情感表现)与调性原则之间便形成一种必然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作曲家永远是在“戴着镣铐跳舞”，而好的音乐作品(即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作品)就像是那种让人觉得“镣铐”不是镣铐而是最恰当道具的舞蹈。像诗人、画家们一样，音乐家们总是不断打碎旧的“镣铐”，换上新的“镣铐”，因为没有这“镣铐”就不成其为音乐。但是如果把“戴着镣铐跳舞”变成了“镣铐”本身的跳舞，即舍弃了人——人的精神、人的情感、人的心灵(这一切当然都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就会从另一个极端迷失音乐的本质。

表现主义音乐的一些技法在我国当代音乐创作领域也经常被借鉴、使用，对于丰富我们民族音乐的表现手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应该摈弃后期表现主义音乐的形式主义倾向，汲取表现主义音乐及其美学观念中的创新精神，以不断创新的音乐形式表现日新月异的生活和情感。创新，是音乐乃至一切艺术的生命之源，也是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不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钟子林．西方现代音乐概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38-56．

[2]陈方．音乐美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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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教育技术能够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视觉素材对人有着心理投射作用，能使人产生心理上的波动，从而使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当学习者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时，学习者的思维灵活、开放，更加注重对知识整体的把握。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特别是影音、Flash、3D技术的应用使音乐教学更加生动形象，能够充分展现音乐的艺术美、意境美，能够激发学生心理的积极效应。当学生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时，其思维灵活、开放，更加注重对知识整体的把握，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对于在具体演奏过程中出现的技术性问题，学生可以通过课下利用电脑、智能手机或其他录像设备对自身演奏（唱）过程进行录像，结合上课过程中授课教师讲授的演奏技巧进行不断的自我修正；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学习，使学生创造性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激发其学习热情，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二、高校音乐教学融合现代教育技术的注意事项

1.要正确处理传统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之间的关系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有效地弥补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但绝不能将传统教学手段全部抛弃，否则教学效果将会大打折扣。音乐教学中要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师生间要做到相互交融。教师的示范教学能够促使学生更好地把握作品的节奏、乐感和音准，切不可完全被网络视频所代替。

2.教学设计注意信息加工策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时，要注意信息的选择、组织和整合策略，不能盲目使用各种媒体，造成信息过滥，从而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否则不仅起不到辅助教学的效果，反而会影响教学目标的实现。

3.课件制作精美、简练，不要追求新奇与花哨课件表面上看起来新颖、花哨、动感十足、知识范围广泛，但这种教学方法忽视了真正需要欣赏的音乐内涵，降低了教学的功效，违背了媒体的运用应为音乐教学服务的教学规律，是不足取的。课件幻灯片的制作应以简单明了为主，不需要把达到的目标、问题、例子等详尽地放在课件中，这种模式缺乏师生之间交流，使学生对音乐的感染力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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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曲家曾叶发(香港文化界联席会议主席)创作的《一调子》，是通过作者对中国广东音乐的表层印象和风格的体验，借用广东音乐基本的特性素材创作而成。乐曲以单一性的主题旋律思维作为全曲的主干乐思发展脉络，并且运用“主调多声”的特殊处理方式，以加花变奏的特点进行各个声部之间的组合与调配。作者真正的创作个性是以后现代音乐的创作思维方式，运用“非功能调性”的特殊思维处理方法统摄整体音乐的发展，而传统性的广东音乐并没有任何的突显。正如作者说：“这里并不表示这首乐曲在于模仿广东音乐的调性旋律风格，与广东音乐的传统实‘风马牛不相及’，但听众不妨尝试比较两者的关系。”乐曲通过富有特色的配器方式构筑出交响音乐的独特音响造型，为了体现旋律的自由引申和内在的进行，主导乐思提供了最大的动力性发展。这是作品的主要环节。和声的运用是以主题乐思的发展需要，进行相关点缀性的特殊处理和安排。而在线条性的旋法过程中，由对位性的复合性乐思进行组合，使音乐的发展具有更加深刻的表现力。在整体的乐思发展中，作者以旋律的各种变化来显示出作品的音乐个性，但是，所有的旋律在发展中已被各种新的乐思所掩饰。各种乐器的结合，在音色上的点缀是相应的、有趣的表现，使音乐本体的表现力富有更大的想象空间。这部作品是在上海首演，在本次音乐论坛中引人注目。主要原因是后，香港地区的现代音乐和交响音乐创作的发展现状，人们还了解得不多。通过这次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交响音乐作品，使人们对香港地区的现代音乐创作能够有所了解，而《一调子》这部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当前现代音乐创作的一个基本概况。

王强(原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现移居香港)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零号》，在这次音乐会中演奏了其中的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由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郑维民担任小提琴独奏。作品的创作主导因素是从小提琴乐器本身的E、A、D、G四条琴弦引出，通过对小提琴音色上的调配和对演奏技巧上的进一步挖掘，使音乐在三种不同的速度和力度上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交响音乐会”的时间限制，原来拟定的第一乐章没有演奏，实为遗憾。但是，后面的两个乐章从音乐的总体风格上，已经能够表明作曲家所要表达的完整音乐创作思想。特别是第三乐章的主题构筑，作者把握住了乐思的主导内核，整体音乐的发展与第二乐章的慢板形成呼应的密切联系。在创作的手法表现上，传统的写作因素富有“浪漫主义”的浓郁气息，从写作的技法上已经融入了现代作曲的相关手法和特征，从而使作品充满了新意。最为突出的是作者在乐思的整体发展中，注重民族音乐的风格特色。同时，也赋予了作品个性化的体现。从更深的层面上来看，作曲家所要表现的是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生哲学思想，也包含着作者在创作思维过程中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

作曲家吕其明(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创作的交响乐《龙华祭》，是纪念在中国革命时期的中，在上海战役中英勇牺牲的7000多名中国人民战士。作曲家为了追思这些祖国的英雄，以内心的真挚情感和深刻的思念之情，用清醇朴实的音符，讴歌了故去的烈士们。这部作品曾经获得2001年中国音乐“金钟奖”。该作品以传统技法写作而成，旋律的气息非常宽展和平稳，在构思上以凝重的主题思维特征展现。主导乐思始终贯穿在整体乐曲的进行之中。通过单一性的线性乐思发展，融入多层面的乐思交织，使乐曲的表现富有张力。该作品在这次以现代音乐为主题的活动中，其创作手法是完全传统思维化的，在以现代音乐为主体的“交响音乐会”中同台演出，同样是显得非常融合，并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这说明了音乐的本质是为了表达音乐的主题思想内容。因此，无论是传统与现代，都离不开最基本的“主题”思想内容的表达。

杨立青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创作的中胡与交响乐队《荒漠暮色》，这部作品是应日本“丝路的回响”执行委员会的委约，创作于1998年。全曲演奏时间为14分左右。作曲家采用了中胡“协奏曲”性的特殊表现形式创作而成。从中胡的独特使用与其特殊的乐器音色上来看，中胡的音乐主要是从人的内心世界去表现更多的思想意境。而乐队与各个声部之间的乐思处理，是以不同色彩的音色对比和非常清晰的多种叠置组合而构成，并以浓烈的和声与交织的复调融合在一起，构筑了一幅夕阳映射下的大自然绝美壮观的风蚀地貌图画。管弦乐队总体配器的技术处理上，显示出了作者高超的配器技术与极尽完美的音色造型调配，并在乐思的不断运动中，呈现出了一种疏、密、浓、淡的线条性起伏，经过多种层面上的乐思对比，形成了异常鲜明的色彩性音响效果，营造出了一种海市蜃楼、情景交融的美妙艺术境界。作曲家在写作手法上使用了九个音的音阶。整体创作的风格上，表现出了一种光和色的大写意。在乐思的发展上，借用由中胡演奏的两次中国古琴曲《梅花三弄》开始的主题素材，将基本的音乐主题与《梅花三弄》的主题相互交融，通过核心音乐语汇进行有序的发展与建构，形成一种主导乐思的动力性展开。在旋法上主要是以五度、小二度、三全音作为基本的声部线条进行呈示和衍展，和声的构筑也从此派生而出。整体作品结构的构思是比较自由的形式，不套用任何的曲式结构。从作品的表现内容上，作者主要体现了一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意和一望无际的沙漠在暮色中色彩斑斓、变化无穷的意境，使人们感受到一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意。

秦文琛(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创作的大型交响乐队作品《际之响》，是获得2001年德国管弦乐作曲大赛第一名的作品，在此次活动中是公开首演，也是人们所期待和关注的新作品。该作品以一个重要的音“H”贯穿发展在整体的音乐之中，“H”是德语发音中的“B”，因此，作者是以“B”音为主导线索进行乐思的各种组合和变化的。同时“H”字母也是佛教《六字箴言》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所以，作曲家精心设计的“H”音，也同时表明了音乐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内容。作者说：“璀璨、神秘、古朴和力量是留给我深刻的印象，乐曲《际之响》吸收了某些音乐的因素，并通过乐队剧场效果和微分音处理，旨在将整个剧场作为空间，来构建特别的声响，以此来表达作者对的强烈感受。”这部作品通过纯技法音乐的运动形态，由音乐运动过程中的结构张力和节奏上的动力以及音色上的变化对比，表现了一种在音响造型上进行高度抽象的交响艺术思维方式。在乐思的发展过程中，以微分音及色块的交织使用为基本特色，注重乐音运动过程中的色彩性与和声性的细致变化，强调两组打击乐与整体交响乐队之间交响化的立体音响造型。该作品从全新的创作构思角度，给人们带来了世界交响音乐创作领域里新的学术信息，同时，这部作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它可以作为我们目前了解世界交响音乐创作领域里的发展状况。

蒋安庆(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创作的《虚拟爱情》，是为管弦乐队而作。作者通过当代世界互联网中人们复杂的思想情感，从一个人们所关注的侧面，运用交响音乐的思维表达方式，向人民展示了在现代电子信息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的世界当中，一切都变得如同虚构。如作者说：“人们沉醉在其中，对虚拟的网络世界充满着好奇与幻想，尝试从中追寻那梦寐以求的幸福情感。有人得到，也有人失去。那饱含深情的举动令人痴迷，却往往忘记了最终的结局也许恰好说明了这终究是一场亦真亦幻的虚拟游戏。”这部作品通过不同乐器的音色化处理，使乐思在清雅的气息中蜿蜒不断地展开。具有中国线条音乐思维特征的主题因素，始终把握着整体音乐的运动和发展。因此，该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现代音乐风格和时代音乐的特色。作曲家以现代特色的朴素音乐语言，表现了现代社会“虚拟”的爱情和人生观，通过这部作品的音乐“真言”，力图唤醒人们对“爱情”和“人生”的真情。同时，在作品中体现了作者的音乐创作思想和艺术审美特征。

叶小纲(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最后的乐园》，是于1993年应香港市政局的委托而创作。该作品的音乐创作风格体现在以中国安徽民间特有的音乐风格上，作者采用中国农民随意哼唱的“山歌”音调作为全曲的主要音乐动机，而带有传统思维的主题乐思就是构筑在这个特殊的乐思之中。在具体的音乐处理上，作者依靠节奏的律动变化和乐思运动过程中的各种不同形态的发展组合，使音乐展现出富有中国音乐特色的格调。在乐曲的整体结构设计上，通过全曲三个大部分的结构性的对比，由强与弱、浓与淡、远与近的时空性音响造型，表现了作者的一种特殊音乐思维方式。同时，在有限的“山歌”主导乐思的材料使用上，尽可能地去表现出依据于中国民族音乐个性化这一富有特性的基本创作手法，并将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之间的优秀传统文化，以交响音乐的表现形式完整地结合在一起的特色。乐曲中呈现出的中国民间“山歌”风格的音响流动，是以线条性的双层次运动方式进行，使音乐以自然的交融与组合进行发展。在主题乐思的运动过程中，单一性的小提琴独奏音色与复合性的交响乐队之间的调配组合，显示出音乐中清醇的音色对比。在这种富有诗意的交响音乐思维过程中，“山歌”的乐思时而高亢激荡、时而平稳安静，最后“山歌”远去了，隐退在那无尽的“乐园”遥想之中。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作曲家内在的艺术审美意识：“在音乐中要追求一种东方式的人生理想，在走向天国的路途中，喜悦才是生命通向最后旅程的最高境界(作者自语)。”这部作品以比较直观的交响音乐语言和朴实的民族音乐风格特征，向人们展示了作曲家内心的思想和情感，体现了现代交响音乐创作的新思维和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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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20世纪其他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等的理论来看，“后现代主义”概念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种。

1、现代主义的延续或现代主义之后的时期

丹尼尔·贝尔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工业社会是以机器技术为基础的，而后工业社会则是以知识技术为中轴的。但是他同时指出，后工业社会并不取代工业社会，而只是消除了一些东西，增加了另一些东西。对文化艺术上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是这样看的：(1)后现代主义不是新的文化逻辑，而是“把现代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的表现。(2)后现代主义在艺术上实现了文化自治。这也是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走出普遍性、强调个性就开始的，只不过现代主义的文化独立的思想在后现代主义这里实现了。(3)后现代主义反对美学对生活的证明。在这一点上，它可以被认为是传统的现代主义以美学对生活的证明来代替宗教或道德的企图失败之后的新出路。(4)后现代主义抹杀艺术与生活的区别，因此，它“溢出了艺术的容器”，而强调一种行动本身。这样，它打破了现代主义对有序形式的依恋，放弃了审美形式的表现原则。现代主义的革命与反叛只是纸上谈兵或预演，而后现代主义则将革命与反判付诸行动。(5)因此，后现代主义将所有文化特权下放到民间，以通俗化为一大特色，并具有反文化（反传统的主流文化）的意味。(6)与此相应的是文化市场（文化商品化）的出现或加剧。当然，贝尔并非是个完全的“延续”派，因为他谈到后现代主义形成传统“文化言路的断裂”。尽管这种断裂在现代主义那里就埋下了祸根。

哈贝马斯是捍卫现代性的主要人物。他始终认为“现代性设计”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他明确阐明自己的立场：“我并不想放弃现代性，也不想将现代性这项设计看成已告失败的事业。”他所说的问题指社会各方面在历史造成分裂之后缺少有效的沟通，例如专家文化与大众之间的隔阂。对此，他的解决方案是指出新的行为交际理论。他以艺术为例，提出消除专家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的办法是，“一方面，享受艺术的俗人应当自身受教以成为一个专家；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胜任的消费者。这种人运用艺术并将美学经验联系到他自己的生活问题。”总之，哈贝马斯虽然认为现代主义艺术如先锋派已经走到了尽头，耗尽了现代性的推动力，但是在他看来，贝尔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并不是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因此他自己提出仅仅是修正偏差的行为交往理论。这样，他实际上是用现代性来对抗后现代性。

利奥塔德虽然旗帜鲜明地否定现代主义，但是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应是现代主义的前期状态，也就是创新、反叛和“川流不息”。就这一点而言，他还是把后现代主义秉承现代主义初始时期创造性、反叛性的一面勾画了出来。

2、对现代性的否定或超越

利奥塔德指出“雄辩法”和“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合法化的证明本身得不到合法化证明，因此这些“宏大叙事”应该祛除。后现代主义的口号就是“向统一整体开战”。从传统到现代的所有体系化的东西都应该被打破。

与此相似的是罗蒂的“后哲学”观点。他认为现代主义企图以大哲学替代大神学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因此应该以后现代主义的“小型叙事”替代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

F·杰姆逊的“文化分期”理论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分别对应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晚期（多国化）资本主义。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很大变化，工业化、现代化使战争更令人恐惧，战争的破坏性也使人对工业化承诺失望，这样，现代主义的进步性消失了，现代主义也就成了“历史陈迹”。“这样，他便认可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否定这一点。

米歇尔·福柯将知识与权力联系起来考察，以此作为分析主体与真理之间关系问题的工具。他以“疯癫”、“犯罪”和“性”三个方面作为切入点，否定西方现代文明，指出由于现代性进程中形成“理性独白”或“理性疯狂”的一边倒，致使人的另一面（非理性的一面）受到扭曲和压抑。因此继尼采“上帝死了”之后，福柯喊出“人死了”的警言。“人之死”的含义即人的中心地位的丧失。福柯认为自己不是非理性主义者，而是“反结构主义者”。所有现代主义的东西都是结构主义的，因此，反结构主义就是反现代主义。这样，福柯把自己摆到了后现代主义以文化边缘批判现代主义文化中心的位置。

德里达作为西方当代哲学界一位反现代主义斗士，最醒目的标志是他的“解构”观。他的目的是反对西方有史以来统治哲学思维的“罗各斯中心主义”。“罗各斯”在希腊语中具有说话、思想、规律、理性等含义。在赫拉克里特哲学里表示世界万物的本原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它体现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罗各斯中心主义通过柏拉图对整个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基督教《圣经·约翰福音》中，罗各斯是上帝的话语，是一切真理的终极源泉。总之，它是一种静态的、恒定的、抽象的、封闭的结构的中心。因为这种中心具有假定性，是与动态的、变化的、具体的、开放的历史事实相悖的，所以要加以拆解。

后现代主义也可以按“反叛的”、“建设的”和“中庸的”（带有中国古典哲学的“中庸”的含义）这三种来划分。反叛的后现代主义否定传统与现代主义的任何中心或本质观、形而上学或普遍性、封闭结构或形式，否定整体性或一切体系化的东西，否定连续性的历史观如线性进化论，否定一切深度模式等，而强调多元、断裂、局部或碎片、离散或弥漫、解构或开放性、平面或能指游戏等等。它们的特点是批判、摧毁多于建立。由于它的旗帜鲜明的革命性，也被称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建设的后现代主义力图破中有立，在否定“机械还原论”的同时，实现对存在于现代主义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机械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摆脱或超越，代之以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这里的“整体”指世界各部分联系的或相关的层面，如宇宙论和生态圈）。中庸的后现代主义往往持客观认识的立场，力求准确、公正地看待一切。它强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历史与逻辑及其二者的关系上。

当然，各种形容意谓本身是次要的，关键在于把握“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显然，这个概念是多元的、不统一的，有些地方甚至是矛盾的，就象它所涵盖的现象一样。

二、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中的音乐

从中世纪开始的西方专业音乐史，在音乐型态上可以分为三个范式：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传统范式即大小调体系，现代主义范式即各种除大小调体系之外的有体系和没体系的结构样式，后现代主义的范式包括解构的和多元的两种样式。这三个范式的区别是足够明晰的：传统型是有序的，但是只有大小调体系这一种结构；现代型也是有序的，但是却有许多种非传统的人工结构；后现代型是无序的，无论是反形式或多风格拼贴。另外，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还包括通俗音乐、文化工业中的音乐和综合样式的音乐，它们的存在型态和存在方式都不同于传统型和现代型。当然，就象后现代主义是非“主义”的主义一样，后现代范式也是非范式的范式。

后现代主义样式的音乐或者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音乐可以大致划分为下列两大类型。限于篇幅，这里只简单提出基本样式，而不展开分析。

1、专业音乐领域：“无序”、“解构”、“反形式”、“多元混杂”等等。

第一种是无序、解构或反形式。如噪音音乐、具体音乐，材料为无序声波，结构也无序化。偶然音乐，通过反人工控制达到自然解构（局部的或全部的），结构亦无序化。电子音乐，它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作为一种特殊手段，它可以创作很传统的音乐，可以创作现代主义音乐，也可以用于后现代主义样式的音乐制作或带偶然性的表演。实际上它在实践领域更多地被用于后者，因此把它列于后现代主义样式名下。概念音乐，采用文字谱只是现象，它的实质是一种观念指导的行为艺术。“行为”体现了贝尔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艺术范围的革命“在现实中重演”的性质。此外还有环境音乐等，它们把音乐当作和现实事物没有差别的东西，从而消解了“艺术高于生活”的等级观念。典型作曲家如约翰·凯奇、施托克豪森等。

第二种是多元混杂。不同风格的拼贴、无机组合，或者不守被模仿对象的规则的模仿，即“拙劣模仿”。如拉迪斯拉夫·库普科维兹的《为我的自杀而作的挽歌》(1982)，是对肖邦作品的拙劣模仿。复合风格的无机拼贴将既有的音乐当作一种并非高于现实事物的“现成品”，以此作为拼贴组合的材料，或进行歪曲变形的原形。例子如施尼特凯的《第三弦乐四重奏》(1983)，将拉莫、贝多芬、萧斯塔克维奇和的音乐拼贴在一起。这种消解艺术与生活的差别和等级、使作品无中心或多中心的做法，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典型特征之一。

2、大众音乐或综合领域：世俗性、综合性、商品化、虚拟真实、广场效应等等。

篇5

音乐节目作为广播的最初节目形态，自广播诞生之日起，便成为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广播作为听觉媒介，与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在特征属性上不谋而合。也正是由于这一属性特征的契合，使得广播在音乐传播中如鱼得水，广播音乐节目占据了广播文艺节目的“半壁江山”。

但自上世纪90年代始，新媒体纷至沓来，网络、手机、MP3、MP4等新媒体的诞生发展给在传统媒体大战中本已处于劣势地位的广播又笼罩上一层阴霾。新媒体所能提供给受众的海量的信息、自由选择权、零损失的收听音质都是传统广播音乐节目所不能提供或者不能完全提供的。在新媒体所具备的传播音乐的巨大潜力下，原先作为音乐传播的最佳载体之一的广播音乐节目相形见拙，广播音乐节目面临着新媒体的强劲冲击。

尤其是新媒体的核心用户群和广播音乐节目的主流听众群几近相同，更是加剧了两者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广播、音乐的主流听众群体：从年龄来看大致是15～24岁的学生听众和24—35岁的青年听众。新媒体用户中最具代表性的“网民”，就目前而言，恰恰也正是这部分群体。据2010年1月15日公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报告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网民中30岁及以下的网民占61.5％，网民在年龄结构上仍然呈现年轻化的态势，不少Mp3、MP4播放器的销售对象更是直接锁定于时尚人士、商务人士以及喜爱音乐的年轻一族。因此，由于它们用户群同构，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对音乐广播节目的听众造成分流。

那么，在新媒体席卷而来之时，广播音乐节目要想在这场新旧媒体竞争中。坚守原有阵地，并为自己寻求更良好的发展环境，惟有从技术和内容两方面寻求发展路径：一是“新媒体化”，即是通过与新媒体技术的融合达成硬件设施的提升，这有赖于整个广播产业的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二是实现节目内容的战略转型，即是充分挖掘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这就需要广播音乐节目发掘其独特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定位，独特的魅力。

在当前的情势下，“新媒体化”是大势所趋。然而“内容为王”，实现广播音乐节目的内容转型，则是广播音乐节目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提供有观点的音乐节目

现代社会，随着媒介的发展和信息渠道的增多，一方面，受众所能接触的信息终端日益多元，获取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受众当中很多人会通过网络接收音乐信息，通过网络下载各式各样的音乐，还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跨地域点击全国电台的音乐节目。而基于移动数据通讯技术的手机音乐业务，也能将大量的音乐产品存贮在数据库中，用户通过移动通讯、网络在线聆听或下载，甚至还能建立独具个性的无线手机音乐播放的数据库，真正成为“我的电台”。另一方面，在媒介迅猛发展情形下，逐渐成熟的受众已不再单纯满足于传播性的信息，传统的罗列歌曲、报歌名、介绍歌曲背景的简单串连方式都难以满足他们更高的审美要求。

基于此，提供有观点的音乐节目就成为广播音乐节目在新媒体时代，面对海量音乐信息冲击的有力回击。广播音乐节目’不仅要将各类音乐展现给社会公众，同时更要将自身对音乐的观点传递给它的听众。

在有观点的音乐节目的提供过程中，广播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就成为其实现的关键。广播音乐节目的实质，其实即是主持人对音乐信息进行解读理解之后，再结合自己的想法制作成节目，而后面向受众进行传播。这一整个过程就是主持人实现其从解码者到编码者的身份转换的过程，也是音乐从被解释到再创造意义的过程。

因此，音乐节目主持人对音乐独特的解读方式就成为节目脱颖而出的关键，只有具备了独特的解读方式才能保证音乐节目的特行品质，才能使节目不被湮没于众多音乐信息之中。

北京音乐台就以“请听来自FM97.4的声音，同样的音符在这里你会得到不一样的感受”为宣传口号。突显其对音乐的独特理解和诠释，令它在众多的电台节目中脱颖而出。旗下的伍洲形主持的《零点乐话》就是这种独特解读方式的代表，他主持的流行音乐节目已经超越了单纯播放流行音乐的范畴。而是形成了一种极具主持人个性特征和创意的音乐节目形式，使得话筒前的播音成为一种人生和情感的体验，成为北京地区历史最长、拥有忠实听众最多的午夜情感音乐节目。

二、提供深度整合的音乐节目

王?略?从市场的角度提出“部分价值大于整体”(partvalueisbiggerthanthewhole)的论断，认为“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家未必有时问完整地欣赏一部电影或者一盘专辑，要的可能只是片断而已。”“数字时代‘信息太多、时间太少’，新科技之所以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仅在于它能够延伸人类感官功能，优化生活体验。消费者关心的是使用经验的改善，而不是科技的更新。”因此，“内容的筛选和整合才是致胜关键。”

这可以给广播音乐节目的发展提供些许启示：广播音乐节目除了依靠建立独特的音乐解读方式外，还可以通过成功整合音乐信息而获得影响力。

正如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音乐新载体——便携式MP3、MP4播放器以及音乐手机，虽然外形小巧，但容量巨大。有人这样形容当前MP4的流行趋势：“百G容量MP4普及时代的到来，国内大量品牌都推出了100G以上的MP4；而且不少款型还附带插槽可以随时添加储存卡扩充容量。一般而言，一首歌曲mp3格式大小仅为2～4M，而rm、wma格式所占空间更小。因此，这些小巧轻便的新音乐播放工具所能容纳的音乐数量可谓是数以万计。那么，在巨量的音乐信息面前，如何保证音乐享用的有效性与满意度就成为音乐听众着重关心的问题。

对广播媒体而言，很多的音乐信息是零散的、孤立的或是潜在的。通过对海量的音乐信息进行有序化、专业化的整理，筛选和解释，以大众化的形式将音乐重新梳理、编排传送给观众，这样就通过对音乐信息资源的深度整合，扩大了音乐节目的广度和深度。如通常可用音乐特辑或音乐排行榜等方式将信息资源有机结合，转化为节目中的亮点。如北京音乐台的王牌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历时十三年，成为目前中国广播界覆盖范围最大、收听占有率最高、最受业界重视的电台排行榜。其每周五推出的“锦绣十年”栏目，充分利用《中国歌曲排行榜》十三年的历史，将十年前后的排行榜单进行对比，了解这十年来中国流行乐坛的变迁和发展，突破了一般排行榜的局限性。让节目更加有深度，听众们可以积极参与讨论，而“锦绣十年”也成为两年来最受听众欢迎的栏目之一。

这些经过深度整合的音乐节目的音乐信息的质量相对较高，同时通过这些节目受众获取音乐信息的费力程度也较低。因此，基于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提出的信息选择的或然率公式，即“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显而易见的结论即是，深度整合的音乐节目会比新媒体所能提供的海量的音乐更能获得听众的青睐。

现代广播音乐内容播放模式研究论文

新媒体所带来的海量信息的涌入，使得过滤成为必要手段，通过缩小化的方式来避免超载。而新的传播工具的日益进步，赋予人们更多的传播自由，赋予人们过滤、祛除他们不想要的信息的权力。于是，由于选择越来越多，个人对内容的掌控激增，量身定制的力量变强，每个人会趁机拮取他们最喜爱的事物、最认同的看法。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更多选择和量身定制的力量，使得公共媒体的社会角色日渐式微。

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大众传媒将重新定义为发送和接受个人信息的系统。”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是一种典型的个性化的传播方。式，网络传播意义上的“受众”，不再是一个只有一种性格的整体(单数)，而是无数个个体的相加(复数)。

但是，社会的和谐发展、民众的和谐相处，需要大部分公民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因为这些共同经验，特别是由媒体所塑造的共同经验，提供了某种社会粘性。

于是，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就必然需要承担起塑造共同经验这一重任。尽管音乐在更多意义上是个人欣赏性的，但是，作为广播媒体的重要节目形式，音乐节目也应尽力去促使共同经验的传播与实现，这就主要依靠对音乐的共享而达成。

其一，强调“互动”。随着新媒体技术日益进步，听众参与互动的方式也更加多样，除了“热线电话”，还有听众来信、手机短信、网上交流等多种手段。这样，在节目中，每一个人都有关注和参与的权利，而大家的参与恰恰说明了听众对节目的关注度和认知度。所以现在的节目越来越注重与听众的互动，比如说北京音乐台之前开办的《校园音乐先锋》，听众既是收听者，也是节目的参与者；既可以自己参选，也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好的校园音乐。

篇6

    据相关资料显示,最早出现妈祖舞蹈的研究概述,要追溯到1996年,《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里有关“棕轿舞”的叙述内容。当年,这一本着作在中国舞蹈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机构的组织下,经过对民族民间舞蹈艺术周密、严谨的普查、整合与编撰工作,最终得以问世[3]。这本着作详细的记录了动作、音乐、服饰、道具等舞蹈艺术的内容,还对舞蹈艺术的发源地、传承情况、历史演变等相关传说,当地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有着详细的记录。该着作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后来学者们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北京舞蹈学院的罗雄岩教授,于他的出版作品《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论中国民间武大的文化类型》里,对妈祖舞蹈进行了一定的概述。他以文化性民间舞蹈的角度,对妈祖舞蹈进行了分析。最终,通过地域生态划分法,将妈祖舞蹈划分到中国海洋文化性民间舞蹈的类别中。罗雄岩教授认为,妈祖舞蹈将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升华成“人海合一”的文化精神,通过舞蹈的形式,来表现与传达海洋的色彩内涵。

    笔者对有关“妈祖舞蹈”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查阅,经过整合对现代妈祖歌舞音乐的研究内容与形式进行了总结,具体以下内容:1、对妈祖音乐剧(歌剧、舞剧)展开评论;2、对妈祖歌曲的由来与文化背景进行论述;3、妈祖歌舞音乐本身展开探究。笔者通过研究最终发现了三篇涉及到妈祖歌舞音乐的研究作品,分别是:(1)王耀华的《福建文化丛书》[4]。作者对在莆田、仙游一带流传的妈祖音乐舞蹈表演《皂隶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舞蹈的表演形式与文化内容进行了深究;(2)黄明珠的《浅论湄洲岛妈祖舞“耍刀轿”“摆棕轿”的文化特征》。该部作品中,笔者通过对妈祖舞蹈的探究,向世人阐述了“耍刀轿”“摆棕轿”民俗舞蹈的特色与内涵;(3)陈育燕的《湄洲岛妈祖仪式之“摆棕轿”舞蹈探究》。作者通过对表演中,使用的道具、动作、服饰的研究与分析,得出了舞蹈中传递的民俗观念[5]。因此,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所有关于妈祖音乐的研究里,大多数音乐学者的研究层面不够全面。仅站在某一层面对妈祖进行切入与剖析,系统整理的情况不多,由此看来,现代妈祖歌舞音乐的研究内容,还有许多值得挖掘与探讨的东西。这甚至是一笔巨大的宝藏,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2、现代化的妈祖音乐研究的价值

    由于大多数音乐学者的研究层面不够全面,仅站在某一层面对妈祖进行切入与剖析,系统整理的情况不多,因此,现代妈祖歌舞音乐的研究内容,还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等待发掘[6]。所以,在笔者看来,研究人员的研究层面,应从纵向的角度,对研究课题进行整合与探究,深入挖掘出妈祖音乐的深刻内容与价值。妈祖文化的研究,对本学科音乐学与音乐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对整合当代妈祖歌舞音乐资料也有着极高的意义与价值。后人可以通过这些研究成果,使妈祖歌舞音乐得到传承,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妈祖的多元化的音乐内容和形式[7]。人们可以对之加以利用,通过对现代妈祖歌舞音乐的研究,发挥出妈祖歌舞音乐最大价值,进一步深化妈祖音乐文化的影响。

    3、现代化的妈祖音乐研究路径

篇7

二、我国音乐教学引入现代教育软件技术的急迫性

现代教育软件技术是利用现代的教育理论以及先进的软件技术，对音乐教学的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并对音乐教学进行有效的管理，实现音乐教学的高效性。现在主要应用在音乐教学中的现代教育软件技术有：模拟数字音像技术、数字化音乐技术、虚拟现实仿真技术等等，作为一种新型的音乐教育模式，对于音乐教育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现实中仍有很多的问题是新的音乐教育模式不能得以实现，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机构对新的音乐教育模式没有足够的思想认识

由于各部门和机构没有足够的思想认识，所以导致了音乐教育新模式在课程的设置上、教育经费的投入和师资力量的培训都没有相应的保障，各个机构也没有相应的鼓励政策，导致了现代化教育模式与传统音乐教育模式不能进行接轨。

2、音乐教育新模式中的信息化资源不够充足

我国现行的音乐教育软件的方法和思路都比较陈腐，没有足够数量的高质量音乐教学软件，而且现行的音乐教育软件大多存在着重复问题，不能够适应音乐教学任务的需求。

3、教师不具备相应的现代教育软件技术资格

我国有一部分的地方已经意识到了开展音乐教育新模式的必要性，并且教育机构也开始对新模式进行投资。采购新设备、并投资大量的教育资金进行校园网络的建立。但是教育机构却没有在教师身上下足工作，及时具备了新模式音乐教育的基础，但是教师却没有相应的现代化教育技术的资格和水平。

三、现代教育软件技术可以丰富现行音乐教学的内容

现在我国的很多学校对于音乐资料，特别是影像资料方面都非常的匮乏，但是现代教育软件技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可以在音乐教育软件上查找到各种有关音乐的相关资料和影像内容，更可以把这些资料制作成丰富的教学课件，方便在教学时应用。学生也可以利用现代教学软件系统来在线欣赏各种音乐作品，使有效的音乐资源得到更广泛的利用。方便学生的学习。

四、现代教育软件技术在音乐教育模式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传统音乐教学模式是填鸭式的灌输教学，即便进行有关的音乐活动，也是进行一些单纯的示范，这种教学模式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影响到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想象能力，使学生发挥的空间受到了限制。但是现代教育软件在音乐教育中的应用，使学生在掌握音乐基础的同时也发挥了自身的创造性。现代软件技术音乐教学模式使音乐材料更加的生动，更能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从多个角度拓展了学生的思维，提升了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例如利用现代仿真教学软件，可以让学生实现音乐演唱以及舞台表演的实时评比。

篇8

一、数理逻辑在现代音乐中的突显

节奏因素的巨变是现代音乐区别于调性时期音乐的一个显著特征，在20世纪音乐作品中，节奏从节拍与小节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第一次以其个体、独立的特征，推动音乐线条向前发展，节奏的结构力作用得以施展，作曲家们推出全新的节奏构思或在根本上用节奏去主导音乐结构的全部，为音乐燃起了全新的魅力。20世纪作曲家通过对节奏细胞的应用使作品的总体由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数理因素构成，在音像上有很强的感染力。例如：变拍子的“节拍数递增、递减”。①斯特拉文斯基《诱拐的游戏》中的定音鼓片段：可见，以八分音符为基本单位，换置规律为三种形态：其一为奇数列：“3-5-5-3”，（1-4小节）其二为递增、递减数列：“3-4-5-6-5”，（4-8小节）其三为偶数列：“2-6-6-6-6-2-6-4-6”。（9-17小节）

序列主义的产生，尤其是1945年以后整体序列主义的产生，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受其影响，传统拍子节奏走向解体，用序列的法则或数列的逻辑来处理和控制节奏变成了20世纪音乐中重要的节奏思维之一，节奏产生质变，节奏思维模式不断更迭。在整体序列节奏中，节奏的构成及其组合常表现为从音高序列中产生节奏结构与用数来控制节奏结构两个方面。这样一来，节奏自然就具备了受数字约束的内在逻辑。

比如费伯纳西序列，其构成规律是：序列中每一个数字都是它前两个数之和，如：0、1、1、2、3、5、8、13、21…，将这一序列部分或全部地用于创造时值的集合，当序列增长时会逐渐接近黄金分割的比例数值，体现了一种结构上的审美意义。鲁伊基·诺诺在《持续的音》中部分使用了费伯纳西序列及其逆行，：1、2、3、5、8、13、21、13、8、5、3、2、1。

二、视唱练耳教学中的节奏训练与数理思维

（一）节奏训练以周期循环节拍感为中心的滞后

与节奏组合由节拍的强弱规律决定相比，20世纪音乐节奏从小节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重音的二、三拍组合的规律性重复，摆脱和弦变换有规律的落在强拍上的现象，从确立起一种规则的节奏型后换用不规则的节奏型，然后又不时地回到规则的节奏型来否定小节线，到完全遵从数理逻辑规划节奏而彻底打破小节的概念。

审视当前国内的视唱练耳教学，节奏训练是以周期性节拍感训练为中心，以一个单位拍为最小训练单位，在清晰地掌握节拍关系的前提下，由浅入深，掌握不同速度下各种音值的关系。这种模式的节奏训练显然与现代音乐节奏的特质是不相符的，可以说，仅仅围绕周期性的节拍感开展的节奏训练是不全面的，无法适应现代音乐对学生节奏能力的要求。

（二）从数理关系入手开展现代音乐节奏训练

“内容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导致新的功能的产生，新功能发挥到一定程度又会产生新的内容。因此，视唱练耳课的功能和内容是一个发展、开放的系统，是随着音乐的发展、实践的需要而变化的。”②面对现代音乐节奏的特点，如何开展行之有效的节奏训练成为当前视唱练耳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节奏感是人对节奏感的心理效应，由听觉引起的运动神经的节奏冲动，是一种本能的、无意识的官能冲动。”③现代节奏思维要求有别于以往周期性节拍感的新型节奏感的建立，下面我们借助心理学理论来分析现代音乐节奏感的培养。

音乐心理学对听觉的研究告诉我们，人通过听觉能够聚合印象并使之有序化，在连续的音响运动中，能够主动地根据强弱变换聚合出有重音的节拍，如2、3拍子。现代音乐作品中，对强弱的组织呈现出多变的单位，不再是单纯的2、3拍子的有序循环或交替，而体现为数理逻辑上的不断变化，有的依赖于一定数理关系而变化，有的则无任何规律可循。

对视唱练耳课程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强调良好听觉习惯的形成是培养听觉能力的首选途径，因此，在视唱练耳教学中要提供特定的刺激，以便引起学生特定的反应，使其形成特定的听觉习惯，从而达到强化音乐听觉能力的宗旨。音乐的节奏知觉主要是对乐音节奏运动以及乐音的整体结构以辨识。音强与音长是乐音力度律动关系中最主要的因素，现代音乐节奏的构成在音强与音长方面蕴含着大量的数理逻辑，从数理思维④的建构入手提供特定的数理思维构成的刺激能够引起学生相应的反应，在逐步形成特定的听觉习惯的基础上达到建立现代音乐节奏感的目的。

三、数理思维在节奏训练中的建构

（一）从适应到建构，借助“中介声部”的节奏训练

面对现代音乐节奏的特殊性，现代音乐节奏感的建立需要培养学生适应基于多变的数字单位形成的节奏形态，这便要求我们首先从简单的数理关系构建的节奏入手开展各项丰富的节奏的练习，在此过程中不断变换数理构成关系使之逐渐复杂化，从而使学生逐步适应现代音乐节奏的多变状态。

如前所述，现代音乐的节奏训练可从音强与音长两种因素入手，面对节奏、节拍的多变性与不可预计性，分析其中按照一定数理关系建立起来的基本音长因素—中介时值—是进行节奏训练的突破口。中介时值指音符之间所共有的基础时值，在实际运用中，添加由中介时值组合而成并且同时反映音乐不规则重音变化的“中介声部”进行训练是开展现代音乐节奏训练的有效手段。“中介声部”是一个由中介时值组成并体现节奏重音且贯穿始终的一个附加声部，“中介声部”中的重音，还原现代音乐节奏运动的效果，体现现代音乐节奏重音的内在数理逻辑，使学生在特定的节奏音响背景下形成特定的听觉习惯，有利于培养学生建立现代音乐节奏感。同时，某些较复杂声部的内容可转化为由多个简单声部共同完成，便于在训练过程中分散难点。

“中介声部”的运用可通过多媒体手段完成。根据现代节奏训练内容，借助音乐制作软件做出一个体现现代节奏时值与重音数理关系的“中介声部”，其音响效果可准确地反映出所练习节奏谱的“中介值”和重音分布，在学生练习节奏过程中，作为背景音响辅助学生正确地打、读节奏，并通过重音音响的强调建立起数理逻辑变化概念。

（二）将数理思维渗入到视唱练耳教学中与节奏相关的各个环节

对于20世纪音乐节奏这个特有的、个性化、多元化的体系，如何掌握这些以特殊技法形成的音乐作品是当前视唱练耳教学的首要难题。视唱练耳教学应注重音乐的整体性，我们认知、感受音乐的时空是整体的，时间的节奏同样也是空间的结构。在对局部单元要素进行技术训练的基础上实现完型音乐的回归才是视唱练耳正确的教学逻辑。下面我们来探讨如何在从现代音乐单元要素到完型音乐的重构过程中渗入数理训练思维。

1.旋律与视唱

旋律与视唱练习是节奏、音高、速度、力度等单元要素训练的综合，明确旋律中节奏形态的数理关系是开展训练的前提。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根据20世纪节奏复杂化的难易程度目的明确地选择特定习题，分析节奏构成的数理逻辑，依据已知的数理关系开展变换单位时间的训练，培养学生建构基于数理逻辑产生的现代音乐节奏感，在此基础上加入音高训练。听和唱都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但听是被动、单一、无反馈的弱建构，唱才能主动检察听记的音高和节奏是否准确，并在纠错记对中再建构，唱还锻炼了听觉的反应，是有反馈的强建构。因此，在训练的同时要注重多采用唱的方式。

2.和弦连接

和弦连接是培养学生和声感的重要环节，常见的教学法是采用将时值相同的和弦按和声发展关系前后依次连接的方式开展听写与练唱，而没有注意到这一训练环节距完整音乐本体仅一步之遥，只需加入节奏声部便可重构音乐作品。现代音乐的构成同样遵循此规律，所以，可在和弦连接的练习中从等长的和弦连接过渡到有内在数理关系的现代节奏的和弦连接；另一种训练方法是将学生分成合唱小组，同时安排每个人负责奏响不同的节奏角色，合成一个整体，开展伴有现代节奏的合唱。在和弦连接中训练节奏，将和声感与节奏感相结合，丰富了记忆线索，有利于现代节奏感的建立。

如果说传统音乐节奏中体现出一定的数理关系，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音乐节奏是由一定数理关系决定的，现代音乐节奏突显的数理逻辑结构为节奏训练提供了新思维，无论从心理学角度还是课堂节奏训练实践的层面来看，建构数理思维都是开展现代音乐节奏训练的有利途径。当然，此种训练思维存在一定局限性，现代音乐节奏的灵活多变性期待更为科学、实用的节奏训练方法的出现。

注释：

①变拍子的“节拍数递增、递减”：是以某个时值的音符为基本单位，节拍数进行增减的任意换置。

②引自陈雅先《视唱练耳教学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5

③引自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4

④数理思维：建立在数理逻辑关系上的节奏训练思维。

参考文献：

篇9

关键词：现代音乐美学; 声乐表演; 艺术;

一、现代音乐美学研究对声乐表演的影响分析

(一) 音乐美学的现象学理论对音乐创作的理论指导

对于声乐表演来说, 优秀的音乐作品是声乐表演价值的一种体现, 因此, 也就强调了在声乐表演艺术中音乐创作的重要性。如何更好的进行音乐创作, 积极的利用音乐美学理论作用明显。上世纪初期, 现象美学开始萌芽, 自此现象美学理论被提出, 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了音乐界专家的普遍关注, 且针对现象美学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现象美学的研究发展, 也进一步丰富了现代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从哲学角度上来说, 每一项事物都是两面性的, 因此现象学美学的研究同样遵循了哲学上的这一观点, 并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从客观角度上来说, 其研究的重点主要是针对事物的本身特点;而从主观的角度上来说, 主要是针对人的主观意识为研究对象, 进而通过对人的感官体验和审美需求进行研究, 具体到声乐表演艺术中, 其研究的对象则主要是针对声乐表演艺术的观众, 通过对声乐表演的创新和技术提升, 达到声乐表演与观众之间的统一性, 满足观众视听审美, 这也是现象美学研究对声乐表演艺术质量的一种重要的衡量标准。那么对于声乐表演艺术中的衡量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在对声乐表演作品、表演形式等方面实现与观众的共鸣, 满足观众角度的感官、心理、精神上的审美需求。

纵观我国声乐表演的发展, 从传统单一的声乐表演形式, 到经过不断的创新与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声乐表演艺术, 另外在现代美学研究中现象美学不断的进入我国的音乐艺术中, 东方音乐艺术与西方艺术实现了结合, 不断的丰富了我国声乐作品内容, 其创新发展的理论价值也更加增强。由此可见, 对于声乐表演艺术来说, 现代音乐美学中的现象学理论对于声乐表演艺术的观赏性、审美性具有较强的影响价值。

(二) 现象学音乐美学理论对声乐表演中“同一性”的解释

现象学美学的研究已经近一个世纪, 可以说现象学美学的研究也为音乐艺术带来更多的理论价值, 尤其是从音乐作品的创作以及声乐表演这两个方面, 其中在音乐作品创作中, 现象学为其提供了创作理论基础, 而在声乐表演方面, 现象学则为其提供了表演的艺术效果和表演目的。具体到对声乐表演的“同一性”问题上, 现象学音乐美学理论进行了特殊的解释, 具体如下。

众所周知, 声乐表演艺术主要是由表演者、乐谱、剧本三个部分组成。可以说, 这三个部分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具体来说, 声乐表演的表演者根据乐谱的内容进行歌唱和表演, 但是不同专业水平的表演者对于乐谱的演绎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表演风格, 因此观众的审美享受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同一性”问题, 针对声乐表演中的这一问题, 现象学美学理论进行了解释, 现象学认为在声乐表演中, 表演者可以结合自身的专业水平和对乐谱的创新, 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演绎出来, 突破一成不变的乐谱演唱, 将乐谱的符号和音节进行创新, 编创过程中融合表演者的特殊风格, 而“同一性”问题也能够很好的避免。现如今, 现象学音乐美学理论对声乐表演中的“同一性”问题的解释, 已经被广泛的认可, 并通过表演者进行编创展现。可以说现象学美学理论的这一解释, 促使声乐表演艺术更加具有生命力, 表演形式也更加鲜活。

(三) 音乐美学中的释义学理论对声乐表演的美学影响

释义学是现代音乐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 且对现代音乐美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也是不断促进现代音乐美学发展的主要动力。释义学美学理论的研究, 主要是从客观的角度对历史进行解释, 在声乐表演中, 则主要是针对声乐表演的发展历程, 释义学于19世纪正式的融入到声乐表演中, 在声乐表演的过程中, 融入对音乐艺术历史的编创, 通过表演者、乐谱的演绎反映出某个阶段的音乐艺术, 可以说, 释义学在声乐表演中的运用, 促进了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的完美结合, 尤其是在传统音乐形式逐渐淡化的背景下, 释义学美学理论在声乐表演中的运用, 更加具有历史价值。

总之, 现如今, 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都多多少少受到了释义学理论的影响, 可以说音乐作品对于时代的表现力越来越强, 但是还需要注意的是释义学理论过于注重对事物表面的研究, 其研究深度不够, 对此20世纪初期伽达默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挖掘了音乐作品中更加深层次的艺术内涵, 例如某个音节和旋律所展现的音乐历史和年代, 进而更好的丰富现代音乐作品的创作符号。由此可见, 释义学理论对于声乐表演中音乐作品的内涵、历史等研究都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二、现代音乐美学对声乐表演的启示

(一) 现象学音乐美学理论引领声乐表演的艺术延伸

从现象美学理论来看, 其注重对事物的全面发展, 因此声乐表演艺术的研究, 能够从现象美学理论中得到一些在客观和主观上的启示。

一方面, 有利于提高表演者的专业技术水平。对于表演者来说必须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 例如音乐理论、基础知识等, 不断的扎实表演者的专业技术, 以便对音乐作品和乐谱进行创新, 更好的发现音乐作品的内涵魅力, 创作符合演唱者自身且独具特色的音乐作品。与此同时, 现象学音乐美学理论还强调对音乐的历史、文化内涵研究, 因此, 表演者在进行声乐表演中, 还可以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 更加准确的表达音乐作品的历史性和审美性, 达到音乐作品、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审美协调。

另一方面, 有利于丰富声乐表演艺术的作品形式。同一种音乐曲目, 进行不同的演绎, 所展现出来的艺术形式也是不同的, 通过现象学音乐美学理论的启示, 可以不断的丰富声乐表演艺术的形式, 民族、美声、流行等音乐形式相互融合与创新, 对于丰富声乐表演艺术作品形式, 完善声乐表演理论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 释义学音乐美学理论对声乐表演艺术的理论支持

声乐表演艺术不同于一般的语言艺术, 因此音乐作品所表现出来艺术内涵也具有其独特性。在某个音乐作品的演绎, 所要传达的音乐内涵往往不仅仅是音乐表面的意思, 还包括音乐作品创作、演唱者以及欣赏者的情感, 因此, 从现代音乐美学理论角度来看, 声乐表演对于音乐符号的呈现, 就不能够机械化的进行乐谱演唱, 还应该从释义学理论出发, 深度挖掘音乐作品内在的价值, 通过表演者对音乐作品的理解, 注入相应的情感, 这样演奏出来的音乐作品才更加能够走进欣赏者的内心, 赋予音乐作品从内而外的生命力。可见, 声乐表演艺术需要释义学音乐美学理论作为支撑。

三、现代音乐美学研究下未来声乐表演艺术的发展

(一) 加速声乐表演艺术历史文化与时代的结合

随着音乐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 需要越来越多的音乐界专家和声乐表演者不断的开拓创新, 运用现代音乐美学理论, 创作出符合新时展需求的音乐作品, 提高新时期音乐美学的审美价值。现代音乐美学的研究, 不仅是对声乐表演艺术全面的创新, 同时也是对音乐历史文化、艺术内涵的一种全新解释, 可以说, 现代音乐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声乐表演艺术历史与时代的融会贯通, 无论是音乐作品、历史文化、表演形式, 都让音乐作品拥有历史和时代的双重角色, 这也是新时期、新思想、新理念的一种结合, 不仅丰富了声乐表演的理论基础, 而且强化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二) 全面客观的看待声乐表演艺术

在未来的声乐表演艺术发展的过程中, 必须要针对现代音乐美学中提出的现象学、释义学等理论基础, 全面客观的分析和认识声乐表演艺术, 这也是声乐表演艺术未来发展的必然需求。具体来说,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认识:一是全面客观的认识声乐表演的主体。声乐表演者作为声乐表演艺术的主体, 其不仅是单纯的将音乐内容表达给观众, 更重要的是能够利用现象学理论, 充分的发挥表演者自身的专业知识, 不断的进行艺术创新, 满足观众的音乐审美需求, 达到情感艺术、审美艺术与音乐艺术的统一。二是注重声乐表演的实践过程。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才能够更快的推进声乐表演艺术的发展, 因此, 在声乐表演过程中, 必须要紧密的联系实践, 将现代音乐美学理论融入到表演中, 突出作品的现代化风格和历史文化气息, 并在实践的过程中, 发现和补充音乐作品的不足之处, 并积极的借鉴西方先进的音乐理论, 用实践促进艺术发展。

(三) 充分的认识音乐作品的时代性和艺术性

时代赋予了音乐不同的艺术魅力, 因此, 对于音乐表演者来说, 就需要充分的认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音乐作品需求不同的角度对于音乐作品的需求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这就需要全面的认识到音乐作品中的创作思路和音乐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综合多个角度和层次需求充分的认识音乐作品的时代性和艺术性, 正确的演绎和表达音乐作品。

充分认识声乐表演风格的时代性和艺术性。表演风格是音乐作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不同的表演风格能够表达不同历史内涵的音乐作品, 而且通过历史角度对音乐作品进行诠释, 然后再结合表演者的风格, 演绎音乐作品的内涵。需要注意的是在现代音乐美学研究下声乐表演的风格, 不仅要体现音乐的历史文化艺术, 同时还要融入时代的表演风格。

(四) 不断的追求声乐表演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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