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投资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体育投资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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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众多的创业者利用风险资本开创出了自己的一片广阔天空。例如我们众所周知的新浪网、阿里巴巴网站的成功。风险投资无疑为力图创业者或者小规模企业提供了一条便捷有效的融资渠道。然而，在许多次的创业大赛中，鲜有体育投资项目中的。个中原因，除了体育投资项目选取了其他的融资方式外，在争取风险投资的进入时忽视了应该注意的事项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体育产业投入水平较低，存在资金短缺问题；体育领域内存在许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好项目，迫于资金压力而无法上马。风险投资是企业融资的渠道之一，在我国存在大量的资金沉淀，资金短缺的体育投资项目可以向风险投资寻求融资机会。

1体育产业投入水平低

1.1体育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小

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1997年，我国体育产业的增加值为156.37亿元，1998年为183.56亿元，占GDP比重的0.2％，而发达国家同时期的这一比例在1％~3％之间。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的体育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偏低。

1.2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水平而言，体育产业的投入水平低

依据配第一克拉克定律，一个经济地区的经济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顺次发展。我国目前整体国民经济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由于地区的不均衡发展，有的地区如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步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人们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也将增加。从目前的状况看，体育投入的规模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对体育消费的需求。

1.3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下，相对于重点项目而言，非重点项目和群众体育投入水平低

举国体制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举国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对于一些非重点项目、偏冷项目、观赏性不强的项目，资金不足现象尤为突出。群众体育是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中，群众体育相对于体育行政部门而言，则是不属于本部门份内该管的事。体育行政部门在精神上支持群众体育的发展，但是要把本已紧张的资金投入到跨部门、跨系统、收效慢的群众体育上，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资金短缺对群众体育投资而言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

随着体育改革的深入和体育市场的逐步完善，一些体育投资项目应抨弃“等靠要”这种计划经济下的残留思想，主动到资本市场中寻求机会，以缓解资金短缺问题。

2体育投资项目通过风险投资进行融资的作用

2.1风险投资存在大量的资金沉淀

风险投资是指专业资产管理组织将筹集到的资金投入到创建时间不长、但成长很快，且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企业，以期获得高额投资收益，或对未上市的具有潜在增值机会的中小型企业的一种中长期投资。

目前，我国风险资本在总量上已经达到100亿元人民币，但真正发挥作用的资金仅有12亿左右。在100亿的风险资本中，具有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资金占90％，私人资金占2％，外来风险投资资金占8％，所以，大量的私人资金（如居民存款）、基金（如养老保险基金）未能加入到风险投资行列中来。

在我国，对于风险投资的认识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风险投资是从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是只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服务的。如风险投资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内，有89％的风险投资公司选投了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创业服务中心的高新技术项目。这种认识背离了风险投资的本性。诚然，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通常具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利润空间较大，理所当然，高新技术产业是风险投资活动的主舞台。然而，风险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以其富裕的资金和专业化的管理参股被投企业，通过被投企业的培育成功，获取高额资本回报（而不是稳定获取成长利润），然后功成身退。所以，应该说，哪里有发展空间，哪里就有风险投资的影子。

目前，风险投资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资金沉淀。

2.2引入风险投资对体育产业的影响

2.2.1风险投资的进入可以加速体育资产证券化步伐

体育产业资产的证券化有利于增加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市场融资工具的可选择性，可以使筹资者通过资本市场直接筹资而无须向银行贷款和透支，同时降低了筹资成本，有利于提高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

如果风险投资进驻体育产业，必定会迫使体育产业走资产证券化的道路并加快其步伐。

2.2.2风险投资的进入有利于体育产业内部理顺产权关系

我国体育产业尚处于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阶段，产权不明晰是处于这一阶段中的企业的通病。

风险投资以其提供的资金入股，被投资企业以其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入股。这种无形资产包括范围极广，可以是专利、技术诀窍，也可以是一个创新的点子，甚至包括创业者的个人能力。风险投资在一开始就要求被投资企业有清晰的产权关系，否则，后面的合作将难以为继。

2.2.3风险投资的进入有利于加强体育产业内部管理的科学化

市场机制下现代化企业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管理科学。体育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必须坚持科学管理的原则。

风险投资给被投资企业带来的附加价值之一是参与管理。风险投资基金管理者（也称为风险投资家）都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据调查，有2/3的风险投资家有大型企业高层管理背景，另有1/3的风险投资家有金融背景。被投资企业可以利用风险投资的直接参与管理来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还可以有效利用风险投资家的专长、经验和网络关系来克服不同阶段的困难而不断顺利发展。

3体育投资项目赢得风险投资应注意的事项

体育投资项目是指通过向体育领域投资获取利润回报的项目，如体育休闲项目、体育竞赛项目。

成功获得风险投资并能使项目顺利实施的注意事项可以从三个阶段来分析，即策划阶段、撰写商业计划书阶段和签约阶段。

3.1策划阶段，注意理顺产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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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学校体育教育，增强我国青少年体质

1．充分发挥体育考试的导向作用，促进学校体育工作全面开展探索在高中毕业的学业考试中增加体育考试，推动学生的体育成绩作为综合考评学生综合能力的要求，把体育考试成绩看成高考选拔学生的标准之一。通过这些年的中招体育考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中考体育考试能够有效地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推动了学校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身体健康素质。所以，要把这个经验推广到学生的高考中，迫使学校、家庭和学生对体育教育的重视度，增强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热情。

2．培养造就一批高素质体育教师人才队伍教师是学校教育的关键力量。只有建设一支具备优良素质的体育教师队伍，才能有效地推动学校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以应当增强学校体育教师队伍的科学规划和管理。所以，一方面要努力改善体育教师待遇，尤其是学校校长，应当端正自身的人才理念以及教育思想，应当尊重体育教师的教学工作，严格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处理好学校体育教师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宣传鼓励热血青年体育教师投身偏远落后地区，增强人才流动，推动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依据教师和学生的比例分配相当数量的体育教师;除此之外，构建培训体育教师的体制，更新体育教师的理论水平，改善教学质量。

3．增加对学校体育教育资金投入力度各级地方政府以及教育部门要制定相关的体育经费条例，明确地提出各类学校体育经费在学校教育总经费的比重，确保学校体育经费资金的落实。在学校体育教育的经费问题上，不断开拓资金投入思路，坚持以政府主导，全面统筹相关的社会资助，鼓励泥土和绿草的场地组合;完善对学生的配套设施。例如在体育场地周围种植一定数量的树木，添置饮水设施，置办必需体育用品。构建相关的激励体制，每年从素质教育配套经费中单列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建设的奖励经费，对学校建设体育场馆设施提供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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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待遇也指平等待遇，主要指任何国家里无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其承担的义务与享有的权益都是平等的、等同的，法律地位也同等享有。国民待遇的这种特性，利于他国经济主权。主要具有三方面特点：第一，其在特定范围内进行给予。第二，其把互惠、对等作为一般原则。第三，其运用于各领域双边、多边条约中，向国际化迈进。

2.国民待遇的标准

国民待遇对于外资的最低和最高相关优惠都有一个标准。发达国家认为，一般外国的投资企业理应享有国民待遇，并符合最低的标准。发展中国家认为，出于对本国发展的要求，应脱离最低的标准，适当限制外资。在如今的大背景下，我国应该对某些待遇问题进行柔性处理，以便于达到提高我国经济水平，实现我国利益目的。只要我国实质性的取消对外资的特殊对待，与对待内资一样平等对待外资，就是实现了国民待遇。

3.国民待遇的误区

3.1国民待遇在主体上有误区 作为待遇标准的一部分，国民待遇本身就是一项基准。而由于其主体的选择来源于其所作用的方面，这些方面尤其广泛，就容易使得人们对国民待遇主体产生误解，存在误区。因此，是否可以享受国民待遇，首先要看其是否为外国的企业或者个人。国民待遇主体无论作用在哪方面，其一定要是给予外国企业、个人的待遇，内国企业、个人根本不会出现这类国民待遇问题。例如，在国际投资中，其国民待遇是外国企业或投资者才可以享有的。3.2国民待遇主体误区探讨 第一，其把国民待遇进行了区别，使国民待遇的标准愈加繁冗复杂。第二，在法律上，我国对于他国法人国籍的规定比较复杂。

4.国民待遇的对象

国民待遇的对象，主要指在各国法律范围内的外国企业及其投资者所投资的活动。在我国，为了吸引资金，将港澳台地区同胞也当作国民待遇的对象，鼓励其投资。目前，享有国民待遇的活动主要有两类：第一，外国的投资者在投资所在国法律容许的范围内进行投资的财务。其主要分为：所有物权、债权、行为请求权、公司股份、收益特许权、工业版权、商誉等。第二，和投资相关联的项目、活动。其主要为：签订、履行合同，公司组织、经营、处置，获取、处理财产，购买股票等活动。

5.国民待遇的范围

国民待遇涉及外资准入与经营两个方面。外资准入上，各国没有进行全方位国民待遇。各国都对关乎国家根基的重要行业进行严格控制，抵制、排斥外资。抵制外资主要表现为：第一，对外来公司扩大、吞并东道国公司进行抵制。第二，对特定的经济领域进行抵制。第三，对外来企业负责人国籍的抵制。第四，产品内、外销比例抵制。之所以采取上述抵制对策，主要是出于宏观调控以及对本国利益与安全的考虑。外资经营上，各国一般都能够对外资给予普遍国民待遇。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普遍低下，其会有部分额外要求。这种额外的要求其实不属于国民待遇内容，只是被投资国的一厢情愿。但被投资国一般对外来投资者投资给本国能否带来高效经济利益的期望值过高，这使得外资经营成本与难度增加，究其根本是歧视外资。

6.国民待遇面临的问题及措施

6.1面临的问题 我国的国民待遇法主要为程序法、实体法。程序法上，国民待遇我国已经给予，并且相关法律也规定。实体法上，分为民商法与外商法。民商法领域上，外来公司不可以进行国内活动；外商法上，我国还未有国民待遇相关方面的规定，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国经济水平没有有效提升，发展缓慢。发展中国家的本国企业在财力、管理、技术等方面相较于外来企业没有明显的优势。本国企业只有依靠特殊法律保护以及差别待遇，才能在现实意义上达到竞争的公平性。第二，我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改革完全。目前，在特殊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国民待遇有一个特定的范围。本国企业能够在价格、供应、补贴方面得到优惠与支持，外来企业也会享有部分优惠。由于这两个原因，我国实施国民待遇在外商法上只能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不能心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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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投资法中国民待遇概念及适用范围

国际投资法中国民待遇，是指在一定范围的事项上，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权利义务，在相同情况下应等同于已经或将要给予本国投资者或投资的权利义务。国民待遇制度主要涉及两个领域，即外资准入和外资经营方面。

在外资准入方面，特别是在设立范围上，各国基本上尚未完全实行国民待遇。几乎每个国家都会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及宏观调控的需要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控制在本国国民手中，而排除外资的进入。国际法上对于这种行为也给与了充分的肯定。

在外资的经营方面，一般而言，各国基本上都能给与外资以国民待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管理外资企业的活动。当然，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保护民族产业的考虑，在经营上除了某些方面给外资以优待外，还会施加一些额外的履行要求。比如当地成分要求、出口实绩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利润汇出与再投资的要求等。发达国家为维护本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往往要求发展中国家逐步减少乃至取消类似的履行要求。

从理论上讲，这种履行要求并不符合国民待遇。其实施目的是出于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试图使外资在经营过程中东道国以有益的帮助，而排除其不利的影响。但是，东道国对外资赋予了比国内资本更高的期望值，这实质上加重了外资的经营难度和成本，是对外资的歧视。

二、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

各国的外资立法及相关的国际条约均将能够享有东道国所提供的国民待遇的人，界定为依据东道国法律在东道国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外国人及其在东道国所从事的经东道国允许的投资经营活动。

外国投资者如果是自然人，主要依据东道国国籍法确认，如果是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主要由投资国和东道国在投资保护协定中予以明确。

同时，许多国际投资条约明确规定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为“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也就是说，东道国除了授予外国人本身国民待遇之外，还授予外国人的活动及其相关资产以国民待遇。

需要明确的是，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及其在本国境内的投资活动和财产是否给予国民待遇是其范围内的事，如果不是有相关条约明确，国家对此不承担任何义务。但实践表明，只要没有根本危机，各国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参与本国经济发展，都愿意给予外国人及其在本国的活动以国民待遇，有时甚至给予更高的优惠待遇。

三、“超国民待遇”问题

现在有的人认为，国民待遇本身是排斥给予外资优惠待遇的，也就是说，要改变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纵观各国的外资立法和国际投资条约，对国民待遇的定义主要有两种：即国民待遇是指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的待遇“不低于”和“等同于”其给予本国投资的待遇。按照前者的提法，给予外资某些优惠待遇并不排斥国民待遇，也就不存在“超国民待遇”的问题。而根据后者，给予外资优惠待遇和国民待遇之间似有矛盾之处。其实不然，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国民待遇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标准，与之相配套的，还有诸如“最惠国待遇”和“公正和公平待遇”。如果东道国对国内投资待遇很低的情况下，对一些国家的投资实行国民待遇，而不能给予更高的待遇，则该待遇水平就有可能达不到“最惠国待遇”和“公正和公平待遇”，从而导致各项待遇之间的冲突。在大多数投资保护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往往一并加以规定，并以两种待遇中对投资者更为优惠者为准。我们能说，一个国家实施了最惠国待遇，就是对国民待遇的违反吗？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给予外资一些优惠待遇，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或引进更多的外资，或将外资吸引到东道国更想引资的领域，加强其政策导向性。东道国实行国民待遇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意图引进更多、更好的外资，而实行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也是此目的。

在如今各发展中国家都在加紧吸引外资的大环境下，我国宜对“超国民待遇”问题采取柔性处理的办法，不应该过多地强调。总而言之，实现国家利益，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才是我们的最高目的。只要我国实质性的取消对外资的特殊限制，就是实现了国民待遇。

四、我国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的现状及策略

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包括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在程序法上，我国早已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有对于外商及其投资企业与我国公民同等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在实体法方面，又可以划分为私法上的国民待遇和公法上的国民待遇。在私法上，也就是民商法领域，外资企业无论从事国内经济活动，还是涉外经济活动，都具有与内资企业同等的法律地位，这表明我国在这一领域对外资已实行了国民待遇。

而在公法领域，也就是对外资的管理立法领域，我国至今尚未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这主要受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我们都知道，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国家，很难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即使有，也只是很狭窄且特定范围内的国民待遇。对于内资企业来说，尤其是对于国有企业，一方面在价格、物资供应、政府补贴等获得国家的某些特殊支持和保护，另一方面在诸如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领域对国家则负有特殊的义务。而这些义务是不可能施加给外资企业的。而对于外资企业，它在受限制的同时也会得到一些譬如税收政策的优惠等。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之时，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被扭曲了，这样就形成了法律上的差别待遇。只有一方面不断地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使内资企业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逐步取消对外资的种种限制，双管齐下，才能完全确立起对外资的国民待遇。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一些发达国家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时，片面要求东道国将给与内资企业的特殊待遇也扩大至外资企业，而对于东道国内资企业所担负的特殊义务，发达国家又依“公正与公平”原则，即违反了所谓的“最低待遇标准”而反对施加于外资企业。倘若如此，外资企业将在各个方面享受了“超国民待遇”，从而使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我国应当对这种“趋利避害”的行为保持足够的警惕。

第二，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尚且不高。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还比较落后，对于内资企业来说，外资企业在财力、技术、管理、信息等方面还具有较大优势。只有对内资企业给予某些特殊的法律保护，同时对外资加以限制，也就是采取一定的差别待遇，才能最终实现内外资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

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的长期存在决定了我国在公法领域实行国民待遇只能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

另外，国际投资领域实行国民待遇尚未成为一项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不存在绝对的，无限制的国民待遇。各国在投资领域国民待遇的实施条件、方法和步骤等问题上尚存在分歧。所以，国民待遇的推行，应遵循“有条件和逐步推进”的原则。“有条件”是指各国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接受国民待遇条款，以及接受国民待遇条款的方式、方法和合理例外。“逐步推进”是指在国民待遇还不能保障各国投资者真正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各国应当兼顾经济全球化和东道国经济承受能力，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推行国民待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今后的投资条约谈判过程中，我国应注意以下策略：1、谨慎对待外资准入阶段适用国民待遇问题，同时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较为成熟的前提下，在某些已经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领域，逐步推行国民待遇。在具体谈判中，尽量采用肯定清单法，将准入自由化的程度控制在自己手中。2、争取国民待遇的合理例外，避免国内产业受到外来资本的过度冲击。3、在投资条约中订入“发展条款”。也就是说只有在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属于同一类型企业且处于类似的环境下，才给予跨国公司国民待遇。这种“发展条款”可以遏制发达国家对国民待遇进行扩大解释，也使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外资政策时有了一定的灵活度。4、把握条约用语的准确，确保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自己有利。比如：保证适用国民待遇的前提条件是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处于“相同”或“一样”的情况，而非“相似”和“类似”的情况。

参考文献:

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专论》（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版。

刘笋著：《国际投资保护的国际法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丁伟主编：《国际私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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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体系通常涉及投资者（Investor）、风险资本家（VentureCapitalist）、创业者（Inventor）三方参与者，他们是相互独立的财务主体，通过风险资本这一枢纽，构成了双重委托的关系。如图1所示。

风险资本从资本供应者——投资者，流向资金运作者——风险资本家（风险投资公司），经过后者的筛选决策，再流向资金使用者——风险企业（创业者）。通过风险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风险资本得到价值增值，再流至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将收益回馈给投资者。风险资本周而复始的循环，形成了风险资本的周转。

一、风险资本家对投资者的首重及其财务目标的趋同效应

风险投资体系中的投资者，往往是拥有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退休基金、保险公司、银行信托基金、投资基金等，此外还有少数富有的个人和家庭。在美国，养老退休基金是最大的风险资本的来源。投资于这一行业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耐心和专业投资经验，广大中小散户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而且缺乏承受高风险的能力，一般只投资于证券，而不会冒险涉足风险投资领域。

风险资本家大都来自工商企业和金融界的精英，并拥有良好的业界关系网络，他们最大的本钱莫过于自己的行业信誉和资历，这与他们所能募集的资金数额是正相关的。“对那些具有高能力而且其能力已经通过以前的成功得以展示的人们来说，当他们想扩张其经营时，会较少地受到个人财富禀赋的制约”（张维迎，1995）。同时，风险资本家还具备相当专业的知识和经验，从而，在选择和评估投资项目、组建风险企业、物色职业经理人时游刃有余。通过预期的研究和背景审核的帮助，风险资本家利用其专业人员来评估投资的前景，但是，与成功投资项目相关的因素太复杂，而且多为主观上的判断，这些判断包括所提供的经营管理队伍的质量，再加上风险资本家先前对此行业的个人经验，有时甚至只是“勇敢的直觉”。因此，风险投资更多的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

投资者与风险资本家形成了风险投资体系中的第一重委托关系。这种关系的契约化载体就是风险投资公司。随之而来的便是由于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而引起的人问题。不论是事前的逆向选择，还是事后的道德风险，其外在表现最终都归结为财务目标的冲突。投资者的财务目标是预期投资回报最大化，风险资本家的财务目标是风险资本经营业绩最大化，最终获得最大化声誉和个人收益。那么，风险投资公司采取什么样的产权组织形式，如何构造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才能有效地克服人问题，降低成本呢？

“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道格拉斯。诺斯，1989）。在风险投资体系中的制度安排和产权设计，其效率性集中表现为各财务主体的财务目标的趋同效应，也就是“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微观表现过程。换言之，需要建立能够促使各财务主体的财务目标趋同的风险投资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实践经验表明，有限合伙人公司（VentureCapitallimitedPartnership）是最有效率的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美国风险投资产业组织形式中，有限合伙人公司占80％以上。在这个制度下设立风险投资基金（风险资本），投资者是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风险资本家是一般合伙人（GeneralPartner），双方通过签订契约来组建风险投资公司。

有限合伙人只对所投入资金负有限责任，不能参与风险资本的具体运作，但对一些重要事项亦有表决权，如合伙人契约的修改，在期满前解散有限合伙组织，或延长基金的期限，解雇一般合伙人，投资项目的资产评估。一般要求有三分之二的有限合伙人同意，上述内容变更才会有效。

一般合伙人负有无限责任，他们投入占风险资本1％左右的自有资金，但一般不用现金，主要是作为一种管理承诺和税务优惠上的考虑。一般合伙人参与投资收益的分配，一般可拿到所有投资收益的20％，另外80％属于有限合伙人的投资回报。通常要在风险资本产生了最低的投资收益率（至少是保本）之后，一般合伙人才能兑现这20％的投资回报。

一般合伙人必须定期向有限合伙人报告所投资企业的业务进展和资产价值变化，至少每年举行一次一般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和风险企业管理层的三方联席会议。由有限合伙人或他们的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主要提供技术评估服务，如风险企业的资产评估，因为这是影响到最后投资者所获利润的关键。

契约同时还规定一般合伙人不能在风险基金之外用自己的资金去投资该基金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或从企业获得股票；追加募集的同名基金不能投放于一般合伙人先前所投资的风险企业，以防止他们为解决已投资企业的亏损而盲目追加投资；一般合伙人必须在用完一定比例的前期基金（如5％左右），才能再次募集下一轮基金。

上述契约条款所构造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既分散了投资风险，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风险资本家作为资金管理者（人）而非所有者（委托人）的人问题，诱使人从自己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使双方福利同时趋于最大化。

二、风险企业对风险资本家的第二重与财务目标的趋同效应

创业者以其新点子、新思想、新项目，形成对风险资本家的资金和管理经验的需求，两者结合的产物就是风险企业，并且形成风险投资体系中的第二重委托关系。风险资本家（及其风险投资公司）作为投资中介，按照能否带来高投资回报这一根本标准，选择具有高成长性（良好市场前景）的项目进行融资、投资，组建风险企业。这些项目多为高新技术，也可能是满足市场需求的更新换代的产品和技术、新开放的行业、新的经营服务方式等等。在信息社会，推动知识型企业发展的基本力量既不是产品，也不是市场，而是个性化的客户需求。就连IBM这样的跨国大企业也宣称自己不属于制造业，而是提供全面服务的公司。从出售产品，到出售服务，最后争取成为规则制定者，是大企业集团梦寐以求的目标。

前面已经提到，风险资本家的财务目标是风险资本经营业绩最大化，创业者的财务目标是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在风险企业中往往通过经理股票期权计划（ExecutiveStockOptionsPlan）来实现。同时，创业者也追求一种领导自己企业的成就感，体现了双因素（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激励效应。风险投资就是把宝押在创业者及经理人身上，对打算介入的“种子公司”的经理人和管理队伍素质反复打量、严格遵选，“一个公司最大的资产不是它的经营思想，而是站在它身后的人，包括自络在内的现代技术永远是一种工具，而管理永远是一切工具的驾驭者”（Amadeus投资公司AutonRichard），风险资本家如果拥有一支优秀的管理队伍，投资者甚至愿意给他下跪，而没有这些条件，他转身就走。

美国IDG国际数据集团总裁麦戈文在《国际资本眼中的因特网投资》报告中，提出风险资本选择投资项目的三条标准：成长速度快、有望成为行业排头兵、有一个好的管理团队。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同时，他认为当前国外风险投资进入中国有四大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法制风险、政策风险。其中，管理风险就是指中国缺乏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创业管理滞后。

风险企业仍然存在人问题，风险资本家（委托人）和创业者（人）双方利益的平衡机制同样是通过签订契约来构造的。在投资契约中，确定可转换优先股这一类复合式证券作为融资工具。风险资本家名义上是一个非执行董事，但他是最有影响力的董事，他注重与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他的专长和经验使他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必要）控制企业，对企业的发展过程充分了解，有效地降低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人风险。

长期持有可转换代先股的风险资本家也可以拥有普通股表决权，相当于优先股已经提前转换为普通股，并且由于利益的捆绑，不会出现“用脚投票”的退出现象。这是风险企业与一般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区别。“混合经济”概念的使用与扩散，是二十世纪对经济思想史的巨大贡献，风险企业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式或边缘式的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合同确保风险资本家参与风险企业管理，并分享风险企业的成长。风险资本家与创业者通过对风险企业未来盈利的预测，来决定各自所占的股份；并根据转换比例来调整双方所持有的股份，还与风险企业经营业绩挂钩。这个转换比例是动态的，可以随风险企业盈利目标的实现程度而调整，这是对不完全契约的一种修正，是协调双方财务目标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起到了控制风险、保护投资者和激励管理层等作用。事实上，这种对未来成长性的预期将比已经明晰的股权更具有激励作用。在受让资本权益的分配上采取建立于资产增量基础上的“经营者基金”模式，利用经营者自身创造的效益，通过再投入生产的价值来激励分配。经营者基金不是简单的股权量化，而是一种动态的股权分配与管理方式，经营者为公司创造更多效益才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股份和利益，其效果就是让经营者永不满足。经营者基金突破了传统的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把资产量化，建立存量基础上的做法，而是把分配建立在增量的基础上，也就是在保证公司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将增量部分资产按比例分成，并以此来达到持久地激励经营者、凝聚人力资源的目的。

三、风险投资及其启示

现代商业社会中，个人价值最终是通过对财产的占有来体现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注入有99％来自投资者，风险资本家仅以1％的资金承诺便可获得20％的收益分配权，这付高比例利润分成的“金手铐”，表明风险资本家在风险投资公司中有直接的重大经济利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风险资本家参与收益分配所凭借的要素就是其私有股权化的智力资本，从“资本雇佣劳动”到“智力劳动雇佣资本”，既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人类精神自由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实际上，风险投资产业是投资于人（People）而不是投资于证券（Paper）。在新经济时代，公司价值的创造主要体现在知识及其创新方面，传统的资本运作时代将逐步成为历史。如果说知识代表了过去和现在，创新则意味着未来。尽管契约中有苛刻的约束条件，优秀而充满自信的风险资本家，还是愿意接受这种固定期限的合伙制基金与投资业绩挂钩的高额利润分成措施。

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是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有限合伙制是风险投资机构中将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完美结合，从而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在我国，有限合伙制企业尚不具有法人资格，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企业组织制度上的重大缺陷。从世界立法趋势来看，为了适应高效快捷的市场经济运作节奏，降低民事主体的交易成本，很多国家都尽可能多地赋予民事主体以法人资格。英美法系国家在法人与非法人的民事权利认定上，更是没有太大差异。

从监管的角度看，风险投资公司一般资本金较普通合伙制企业要大，业务复杂，对社会经济影响也较大，各国通常将其作为金融机构来对待，由金融监管机构统一监管。正因为法律对法人的监管比对非法人的监管要严格和有效，所以也应适时赋予有限合伙人的风险投资机构以法人资格。只有当具备法人资格的有限合伙制成为风险投资市场的主流形式，各类资金才能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下规范运作，民间资金才能真正进入风险资本市场。

风险投资并不仅仅局限于高科技领域，在成熟产业推行高附加值的服务化经营方面，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方面，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一认识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西部大开发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朱总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指出：要“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加快对推动结构升级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配套技术的开发”，“通过上市、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在主要行业形成若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使之成为调整结构、促进升级的骨干和依托”

例如，成立于2000年6月的二十一世纪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由深圳鼎尊投资有限公司、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国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港机股份有限公司和西安交大开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五家股东投资3.35亿元人民币组建的。鉴于目前中国的《公司法》中没有明确有限合伙制这一公司组织形式，而且有限合伙制中的一般合伙人仍然需要聘请职业经理人来处理投资业务，依然要控制这一层面上的道德风险并进行有效的激励，以避免创业投资中的心态浮躁。急功近利，因此该公司从成立伊始，就考虑了如何控制人风险，采取了准合伙制（项目合伙制或内部募集制）的风险投资公司组织形式。

具体实施办法如下：项目经过必要的审查和评估程序准备投资时进行内部募集，这个环节有四个必要条件，必须同时满足项目才能获得通过。

（1）项目经理或项目小组成员必须承诺，公司如果投资，项目经理或项目小组成员也必须投资，而且根据项目的规模公司有一个基本投资额的要求；

（2）在投资决策通过后，决策人员中投赞成票者要有一个基本投资额；

（3）向全公司进行公开募集，对投资的总人数有一个最低的基本要求，目前是要求三个人或三人以上；

（4）内部募集投资总额必须达到一个基本投资额下限。

内部募集后，员工与公司签订委托协议，说明各自承担的风险和享有的权益，确认投资自愿的原则。同时，公司将按照项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成，作为公司奖金，其中的50％发给项目人员，体现提成业绩向项目人员倾斜。

项目合伙制实际上是一种内部控制和激励制度，对于解决人问题是有效的。在我国目前有限合伙制没有被法律认可的情况下，试行项目合伙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现阶段我国风险投资公司组织形式的发展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意义。

上述分析表明，在风险企业中产权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有趣的现象。风险资本家持有可转换优先股并参与管理，使得所有者管理者化；创业者（代表管理层）从事经营并拥有经理股票期权计划，使得管理者所有者化。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投票权）应当尽可能对应，即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的人应当拥有控制权；或者反之，拥有控制权的人应当承担风险。“廉价的投票权”会使得不称职的经理更有可能控制企业。在风险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得到恰当的匹配，各独立经济利益主体的财务目标呈现趋同效应。如同桥牌比赛中的交叉将吃局面，极大地提高了双方协同作战的效率。

以长期持股、股权集中、智力资本股权化为特征的风险投资财务机制，在推动多元财务主体利益目标趋同的进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资本市场的变革方向。

[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投资对于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分析风险投资体系中的双重关系，探讨投资者、风险资本家与创业者之间财务目标的协调方法，研究西方风险投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风险投资；；财务目标风险投资体系通常涉及投资者（Investor）、风险资本家（VentureCapitalist）、创业者（Inventor）三方参与者，他们是相互独立的财务主体，通过风险资本这一枢纽，构成了双重委托的关系。如图1所示。

风险资本从资本供应者——投资者，流向资金运作者——风险资本家（风险投资公司），经过后者的筛选决策，再流向资金使用者——风险企业（创业者）。通过风险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风险资本得到价值增值，再流至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将收益回馈给投资者。风险资本周而复始的循环，形成了风险资本的周转。

一、风险资本家对投资者的首重及其财务目标的趋同效应

风险投资体系中的投资者，往往是拥有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退休基金、保险公司、银行信托基金、投资基金等，此外还有少数富有的个人和家庭。在美国，养老退休基金是最大的风险资本的来源。投资于这一行业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耐心和专业投资经验，广大中小散户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而且缺乏承受高风险的能力，一般只投资于证券，而不会冒险涉足风险投资领域。

风险资本家大都来自工商企业和金融界的精英，并拥有良好的业界关系网络，他们最大的本钱莫过于自己的行业信誉和资历，这与他们所能募集的资金数额是正相关的。“对那些具有高能力而且其能力已经通过以前的成功得以展示的人们来说，当他们想扩张其经营时，会较少地受到个人财富禀赋的制约”（张维迎，1995）。同时，风险资本家还具备相当专业的知识和经验，从而，在选择和评估投资项目、组建风险企业、物色职业经理人时游刃有余。通过预期的研究和背景审核的帮助，风险资本家利用其专业人员来评估投资的前景，但是，与成功投资项目相关的因素太复杂，而且多为主观上的判断，这些判断包括所提供的经营管理队伍的质量，再加上风险资本家先前对此行业的个人经验，有时甚至只是“勇敢的直觉”。因此，风险投资更多的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

投资者与风险资本家形成了风险投资体系中的第一重委托关系。这种关系的契约化载体就是风险投资公司。随之而来的便是由于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而引起的人问题。不论是事前的逆向选择，还是事后的道德风险，其外在表现最终都归结为财务目标的冲突。投资者的财务目标是预期投资回报最大化，风险资本家的财务目标是风险资本经营业绩最大化，最终获得最大化声誉和个人收益。那么，风险投资公司采取什么样的产权组织形式，如何构造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才能有效地克服人问题，降低成本呢？

“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道格拉斯。诺斯，1989）。在风险投资体系中的制度安排和产权设计，其效率性集中表现为各财务主体的财务目标的趋同效应，也就是“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微观表现过程。换言之，需要建立能够促使各财务主体的财务目标趋同的风险投资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实践经验表明，有限合伙人公司（VentureCapitallimitedPartnership）是最有效率的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美国风险投资产业组织形式中，有限合伙人公司占80％以上。在这个制度下设立风险投资基金（风险资本），投资者是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风险资本家是一般合伙人（GeneralPartner），双方通过签订契约来组建风险投资公司。

有限合伙人只对所投入资金负有限责任，不能参与风险资本的具体运作，但对一些重要事项亦有表决权，如合伙人契约的修改，在期满前解散有限合伙组织，或延长基金的期限，解雇一般合伙人，投资项目的资产评估。一般要求有三分之二的有限合伙人同意，上述内容变更才会有效。

一般合伙人负有无限责任，他们投入占风险资本1％左右的自有资金，但一般不用现金，主要是作为一种管理承诺和税务优惠上的考虑。一般合伙人参与投资收益的分配，一般可拿到所有投资收益的20％，另外80％属于有限合伙人的投资回报。通常要在风险资本产生了最低的投资收益率（至少是保本）之后，一般合伙人才能兑现这20％的投资回报。

一般合伙人必须定期向有限合伙人报告所投资企业的业务进展和资产价值变化，至少每年举行一次一般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和风险企业管理层的三方联席会议。由有限合伙人或他们的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主要提供技术评估服务，如风险企业的资产评估，因为这是影响到最后投资者所获利润的关键。

契约同时还规定一般合伙人不能在风险基金之外用自己的资金去投资该基金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或从企业获得股票；追加募集的同名基金不能投放于一般合伙人先前所投资的风险企业，以防止他们为解决已投资企业的亏损而盲目追加投资；一般合伙人必须在用完一定比例的前期基金（如5％左右），才能再次募集下一轮基金。

上述契约条款所构造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既分散了投资风险，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风险资本家作为资金管理者（人）而非所有者（委托人）的人问题，诱使人从自己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使双方福利同时趋于最大化。

二、风险企业对风险资本家的第二重与财务目标的趋同效应

创业者以其新点子、新思想、新项目，形成对风险资本家的资金和管理经验的需求，两者结合的产物就是风险企业，并且形成风险投资体系中的第二重委托关系。风险资本家（及其风险投资公司）作为投资中介，按照能否带来高投资回报这一根本标准，选择具有高成长性（良好市场前景）的项目进行融资、投资，组建风险企业。这些项目多为高新技术，也可能是满足市场需求的更新换代的产品和技术、新开放的行业、新的经营服务方式等等。在信息社会，推动知识型企业发展的基本力量既不是产品，也不是市场，而是个性化的客户需求。就连IBM这样的跨国大企业也宣称自己不属于制造业，而是提供全面服务的公司。从出售产品，到出售服务，最后争取成为规则制定者，是大企业集团梦寐以求的目标。

前面已经提到，风险资本家的财务目标是风险资本经营业绩最大化，创业者的财务目标是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在风险企业中往往通过经理股票期权计划（ExecutiveStockOptionsPlan）来实现。同时，创业者也追求一种领导自己企业的成就感，体现了双因素（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激励效应。风险投资就是把宝押在创业者及经理人身上，对打算介入的“种子公司”的经理人和管理队伍素质反复打量、严格遵选，“一个公司最大的资产不是它的经营思想，而是站在它身后的人，包括自络在内的现代技术永远是一种工具，而管理永远是一切工具的驾驭者”（Amadeus投资公司AutonRichard），风险资本家如果拥有一支优秀的管理队伍，投资者甚至愿意给他下跪，而没有这些条件，他转身就走。

美国IDG国际数据集团总裁麦戈文在《国际资本眼中的因特网投资》报告中，提出风险资本选择投资项目的三条标准：成长速度快、有望成为行业排头兵、有一个好的管理团队。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同时，他认为当前国外风险投资进入中国有四大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法制风险、政策风险。其中，管理风险就是指中国缺乏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创业管理滞后。

风险企业仍然存在人问题，风险资本家（委托人）和创业者（人）双方利益的平衡机制同样是通过签订契约来构造的。在投资契约中，确定可转换优先股这一类复合式证券作为融资工具。风险资本家名义上是一个非执行董事，但他是最有影响力的董事，他注重与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他的专长和经验使他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必要）控制企业，对企业的发展过程充分了解，有效地降低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人风险。

长期持有可转换代先股的风险资本家也可以拥有普通股表决权，相当于优先股已经提前转换为普通股，并且由于利益的捆绑，不会出现“用脚投票”的退出现象。这是风险企业与一般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区别。“混合经济”概念的使用与扩散，是二十世纪对经济思想史的巨大贡献，风险企业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式或边缘式的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合同确保风险资本家参与风险企业管理，并分享风险企业的成长。风险资本家与创业者通过对风险企业未来盈利的预测，来决定各自所占的股份；并根据转换比例来调整双方所持有的股份，还与风险企业经营业绩挂钩。这个转换比例是动态的，可以随风险企业盈利目标的实现程度而调整，这是对不完全契约的一种修正，是协调双方财务目标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起到了控制风险、保护投资者和激励管理层等作用。事实上，这种对未来成长性的预期将比已经明晰的股权更具有激励作用。在受让资本权益的分配上采取建立于资产增量基础上的“经营者基金”模式，利用经营者自身创造的效益，通过再投入生产的价值来激励分配。经营者基金不是简单的股权量化，而是一种动态的股权分配与管理方式，经营者为公司创造更多效益才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股份和利益，其效果就是让经营者永不满足。经营者基金突破了传统的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把资产量化，建立存量基础上的做法，而是把分配建立在增量的基础上，也就是在保证公司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将增量部分资产按比例分成，并以此来达到持久地激励经营者、凝聚人力资源的目的。

三、风险投资及其启示

现代商业社会中，个人价值最终是通过对财产的占有来体现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注入有99％来自投资者，风险资本家仅以1％的资金承诺便可获得20％的收益分配权，这付高比例利润分成的“金手铐”，表明风险资本家在风险投资公司中有直接的重大经济利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风险资本家参与收益分配所凭借的要素就是其私有股权化的智力资本，从“资本雇佣劳动”到“智力劳动雇佣资本”，既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人类精神自由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实际上，风险投资产业是投资于人（People）而不是投资于证券（Paper）。在新经济时代，公司价值的创造主要体现在知识及其创新方面，传统的资本运作时代将逐步成为历史。如果说知识代表了过去和现在，创新则意味着未来。尽管契约中有苛刻的约束条件，优秀而充满自信的风险资本家，还是愿意接受这种固定期限的合伙制基金与投资业绩挂钩的高额利润分成措施。

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是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有限合伙制是风险投资机构中将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完美结合，从而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在我国，有限合伙制企业尚不具有法人资格，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企业组织制度上的重大缺陷。从世界立法趋势来看，为了适应高效快捷的市场经济运作节奏，降低民事主体的交易成本，很多国家都尽可能多地赋予民事主体以法人资格。英美法系国家在法人与非法人的民事权利认定上，更是没有太大差异。

从监管的角度看，风险投资公司一般资本金较普通合伙制企业要大，业务复杂，对社会经济影响也较大，各国通常将其作为金融机构来对待，由金融监管机构统一监管。正因为法律对法人的监管比对非法人的监管要严格和有效，所以也应适时赋予有限合伙人的风险投资机构以法人资格。只有当具备法人资格的有限合伙制成为风险投资市场的主流形式，各类资金才能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下规范运作，民间资金才能真正进入风险资本市场。

风险投资并不仅仅局限于高科技领域，在成熟产业推行高附加值的服务化经营方面，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方面，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一认识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西部大开发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朱总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指出：要“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加快对推动结构升级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配套技术的开发”，“通过上市、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在主要行业形成若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使之成为调整结构、促进升级的骨干和依托”。

例如，成立于2000年6月的二十一世纪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由深圳鼎尊投资有限公司、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国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港机股份有限公司和西安交大开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五家股东投资3.35亿元人民币组建的。鉴于目前中国的《公司法》中没有明确有限合伙制这一公司组织形式，而且有限合伙制中的一般合伙人仍然需要聘请职业经理人来处理投资业务，依然要控制这一层面上的道德风险并进行有效的激励，以避免创业投资中的心态浮躁。急功近利，因此该公司从成立伊始，就考虑了如何控制人风险，采取了准合伙制（项目合伙制或内部募集制）的风险投资公司组织形式。

具体实施办法如下：项目经过必要的审查和评估程序准备投资时进行内部募集，这个环节有四个必要条件，必须同时满足项目才能获得通过。

（1）项目经理或项目小组成员必须承诺，公司如果投资，项目经理或项目小组成员也必须投资，而且根据项目的规模公司有一个基本投资额的要求；

（2）在投资决策通过后，决策人员中投赞成票者要有一个基本投资额；

（3）向全公司进行公开募集，对投资的总人数有一个最低的基本要求，目前是要求三个人或三人以上；

（4）内部募集投资总额必须达到一个基本投资额下限。

内部募集后，员工与公司签订委托协议，说明各自承担的风险和享有的权益，确认投资自愿的原则。同时，公司将按照项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成，作为公司奖金，其中的50％发给项目人员，体现提成业绩向项目人员倾斜。

篇6

在乌拉圭回合协定中，包含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协定）等涉及投资的规范。随着WTO体制“与贸易有关”领域的不断发展，继投资成为“新加坡议题”之后，①发达国家进一步力主在WTO体制下开展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国际实践中，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连结点亦悄然发展。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看似不言自明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值得国际法学界认真关注和探讨。

一、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在体制上的分立

（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是分立的两种经济活动

众所周知，WTO体制调整国际贸易关系，国际投资法调整国际直接投资（以下简称“国际投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取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般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是国际经济活动的两种主要方式。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首先，从经济活动内容看，国际投资指资本的跨国流动，通常表现为一国私人（包括法人、自然人）在外国投资经营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国际贸易指货物、服务或技术的跨国交易，通常表现为不同国家私人之间的货物、服务或技术的交易。其次，从经营或交易时间看，国际投资一般是长期的经营项目，在投资合同中规定经营期限（如20年）或未规定经营期限，意味着永续经营；而国际贸易则一般是短期或一次性的交易行为，在贸易合同中规定交易期限，取决于交易的标的、环节等因素，在数日或数月内完成交易。再次，从东道国的管制方式看，国际投资活动经历准入和经营两个阶段，涉及外资审批和投资措施等管制方式；而国际贸易活动通常只经历交易一个阶段，一般涉及关税和非关税措施。

另一方面，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又是紧密联系的，有时甚至是相互交融的。从历史上看，国际投资活动是国际贸易活动的发展和延伸。在国际经济实践中，实物投资本身也是一种变相的国际贸易活动，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形式之一的“商业存在”方式本身就是国际投资活动。《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都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提高各国的经济业绩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化。作为向国外市场交付商品和劳务的主要方式和国际化生产的主要因素，国际投资及有关政策日益影响国际贸易的规模与构成，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及有关政策也对国际投资的规模、流向和构成产生重要的影响。传统理论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既存在替代性的关系，也具有互补性的关系。《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对不同行业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结论是，国际贸易最终必然导致国际投资，而国际投资将会带来更多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政策与国际投资政策的相互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高关税的国际贸易政策可能促进国际投资，而出口要求、外汇平衡的国际投资政策可能促进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自由化政策必然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政策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融合和相互联系要求进行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以增强国际投资政策与国际贸易政策的一致性，避免政策效应的相互抵触或抵消，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反映在法律上，调整国际投资关系和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一些国内法或国际法规范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

由上述可见，无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如何紧密联系，国际贸易政策与国际投资政策如何相互影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毕竟是分立的两种主要经济活动，国际贸易政策与国际投资政策毕竟是分立的两种主要经济政策。这似可作为考察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二）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是分立的两个体制

在国际经济法体系中，以“显著的经济特征”为标准，主要有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和国际经济争议解决法等。所谓国际贸易法，指调整跨国货物、服务和技术贸易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总称。其渊源首先是国际贸易协定，而WTO体制是当前影响最大的国际贸易协定群。WTO体制属于国际贸易法范畴，应当是没有疑义的。

历史上，GATY/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各自循其特定的方式发展。虽然，试图调整国际投资的努力可追溯到1947年GATT成立之初和流产的国际贸易组织(ITO)，GATT作为《哈瓦那》和ITO的遗产继承人，显然与国际投资无关。或者更准确地说，GATT的管辖范围并未扩及东道国对外资准入和外资经营所规定的条件。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分立，对脆弱的GATT是有益的。长期以来，在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许多最基本的争议问题，诸如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责任、征收的法律后果、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起草《跨国公司行为守则》等，GATT均置身事外。这些问题曾在联合国大会及其下属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旨在签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双边投资条约(BITs)的谈判中辩论，但从未发生于GATT。[1]94

就国际经济法体系而言，WTO体制属国际贸易法，而国际贸易法与国际投资法分立，同样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分支。两者虽然不是泾渭分明，但具有基本的分界，互不隶属。当前，由于发达国家的强力推动，WTO已涵盖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领域，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涵盖内容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连结、重叠或交叉。然而，这并不能改变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两种分立体制的基本分野。

二、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在内容上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作为可获得的投资和金融资产竞争集中的结果，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选择的范围日益缩小。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各国受外部力量驱动作出其经济决策。得益于全球自由贸易的发达国家，控制了充足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以确保推行其有关自由化、私有化和外国投资的政策。它们通过创设WTO等国际组织及其体制和有关投资的双边或区域性条约来达到其目的。[2]83

发达国家将投资议题纳入GATT/WTO体制的企图由来已久。早在1982年12月GATT部长级会议上，美国作为主要倡议者，首次提出了将投资议题纳入GATT体制的建议。由于欧共体成员和发展中国家反对，该提议被取消。在乌拉圭回合中，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强力推动下，产生了TRIMs协定等涉及投资的规范。随着WTO体制“与贸易有关”领域的不断扩张，投资已然成为WTO体制下多边贸易谈判的议题之一。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涵盖内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连结、重叠或交叉。

乌拉圭回合的成果涉及投资的主要规范包括TRIMs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其中，GATS和TRIPS协定只是部分内容涉及国际投资。GATS中涉及国际投资的主要内容是，“商业存在”作为服务提供方式，本身也是一种投资方式。而TRIPS协定通过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保护而与国际投资密切相关。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问题，则直接涉及各国外资法的“履行要求”。TRIMs协定专门调整各成员的TRIMs，是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重叠的最典型实例。顾名思义，TRIMs协定是规范TRIMs的协定，不是一个有关投资的综合性多边法律框架，比之OECD主导的《多边投资协定》(MAI)和各国普遍接受的BITs，其适用范围极为有限，只能视为朝向有关投资的多边管制框架迈出的一小步。[3]116-117

WTO成立之后，WTO体制有关投资议题有两个重要的发展。其一是根据1996年WTO《新加坡部长理事会宣言》第20节设立了“贸易与投资关系工作组”(WGTI)，专门研讨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在该会议上达成的决议是，WTO应研究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由WGTI开展专门研究。其研讨范围限于WTO成员提出的同“贸易与投资的关系”相关的议题。其研讨工作虽然不具有立法或立法建议的性质，只是一种启发性、指导性工作，但反映了WTO体制内对“贸易与投资的关系”的持续关注。[4]98-105同时，也反映了WTO力图将投资议题纳入其制度性安排的趋向。

第二个重要发展体现于WTO《多哈部长理事会宣言》有关投资的内容。WTO成员同意多哈回合有关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澄清范围与定义、透明度、非歧视、基于GATS型“积极清单”(positivelist)的设立前承诺、发展的规定、例外与收支平衡的保障以及协商与成员之间争议的解决。在该框架中没有BITs等传统国际投资条约包含的重要问题，如给予外国投资者的保护性待遇、货币转移、针对征收的保护以及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议的解决。该宣言未规定传统国际投资条约有关投资保护、促进和自由化的宗旨，而是强调其他新目标，即“任何框架应以平衡的方式反映母国和东道国利益，并适当考虑东道国政府的发展政策和目标以及它们为公共利益的管制权利”。上述新目标涉及的三个因素值得注意：一是促进的利益限于国家利益，而未提及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二是适当考虑的国家利益主要是东道国的利益，而不是投资者母国的利益；三是坚持“管制权利”意味着界定外资财产权利与东道国管制外资的权利是WTO多哈回合有关投资议题谈判的争议焦点。[5]86

显然，目前WTO体制的投资议题仍然限于“与贸易有关”的领域，不能等同于BITs等传统国际投资条约或MAI，两者不能混淆。需要特别引起警惕的是，在WTO体制中，发达国家看来是采取“步步为营”和“得陇望蜀”的策略，从投资议题的谈判谈起，一俟时机成熟即转为NAI谈判。

应当指出，在贸易谈判中涉及投资，并非GATT/WTO的独创。一些涉及投资的多边经济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和《能源条约》等都是在多边贸易谈判中产生的。其原因是，在多边经济谈判中将贸易与投资问题相联系，提供了支撑条约谈判的宽广的交易基础，这是单纯的多边投资谈判无法企及的谈判方式。这是基于贸易的投资谈判方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增加其在发达国家市场的贸易量，将导致它们对外资采取更自由的保护性政策。不仅如此，从谈判理论的观点看，在多边谈判中涉及的问题越多，当事方就可能设计越多的协调点(trade-offs)。而当事方拥有越多的协调点，就越可能发现达成协议的基础。[5]87

三、WTO体制连结国际投资及其规范的新动向

近年来，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WTO体制的基本原则、规则及其相关案例与国际投资活动和国际投资法各种渊源正在形成新的连结点，将对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一新的发展动向值得密切关注和跟踪研究。

（一）WTO基本原则对国际投资活动的适用问题

WTO基本原则指WTO成员普遍接受的调整相互之间贸易关系的最基本的法律原则。WTO基本原则是在GATT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来自历次多边贸易谈判，特别是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协定。关于WTO基本原则，学界有不同的见解。多数学者基于WTO是GATT的继承和发展的认识，将GATT基本原则作为WTO基本原则。②少数学者强调WTO基本原则的普遍适用性，认为在《WTO协定》中明文规定并普遍适用于WTO各个领域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度原则是WTO体制的三项最基本原则。[6]19尽管对WTO基本原则见仁见智，贸易自由化原则、非歧视原则是学者普遍认同的。

WTO贸易自由化原则包含了市场准入、关税减让和取消数量限制等内容。鉴于前述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基本区别，不能简单地援引WTO的贸易自由化原则，推而广之，主张国际投资自由化。国际投资因涉及国家的经济要害或敏感部门，加之长期性质，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涉及国家问题。鉴此，各国对外国投资的准入，一般保持和行使充分的管辖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对西方国家的投资自由化的要求不能无原则地迁就，更不宜作为多边投资谈判的“首要目标”。②有西方学者指出，OECD的MAI试图对国际投资提供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服务相同的自由环境，其失败原因是未能充分考虑不同的非生产商的利益，部分地是由于OECD国家的环境和劳工权利倡导者的极力反对。[7]57

由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构成的WTO非歧视原则也不能完全适用于国际投资领域。其理由首先是，在WTO体制中，除了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之外，非歧视原则主要适用于国际贸易的“产品”和“服务”，两者均为“物”，而在国际投资领域，非歧视原则主要适用于“投资”和“投资者”，即包括了“物”和“人”。其次，国际贸易一般是一次易，而国际投资包含外资准入和外资经营两个阶段，在外资准入阶段，可能牵涉国家问题，各国对外国投资和外国投资者一般尚无法实行国民待遇原则。

（二）WTO体制下启动MAI谈判问题

制订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综合性、实体性的多边投资协定，是发达国家长期追求而迄今未能实现的目标。OECD的MAI谈判失败后，随之产生了WTO能否接此重任的问题。日本和欧共体极力推动在1999年11月召开的WTO西雅图部长理事会会议上启动MAI议题的谈判，这一企图因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代表团和非政府组织的反对而偃旗息鼓。2001年12月召开的WTO多哈部长理事会会议仍未达成明确启动多边投资规则框架谈判的最后决议，只是提及正式决议留待坎昆部长理事会会议决定。在2003年9月召开的WTO坎昆部长理事会会议上，多数发展中国家表示尚未做好MAI谈判的准备。[8]316由于各成员在农产品议题和新加坡议题的尖锐矛盾无法调和，坎昆会议重蹈西雅图会议无果而终之覆辙。[9]1332005年12月，在WTO香港部长理事会会议上，投资议题仍未能取得进展。[10]尽管发达国家一再强调MAI对于促进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在WTO体制中是否需要MAI，尚未达成共识。[3]122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WTO体制中提出投资议题，只是“投石问路”，其更重要的目标是将MAI纳入WTO体制。早在1998年，时值OECD的MAI谈判陷入困境，法国政府委托进行的一项有关MAI的研究结果认为，OECD不是MAI的适当谈判场所，不能在已有基础上继续该谈判。法国总理进一步指出，MAI的适当谈判场所不是OECD，而“很自然地是WTO”。[5]84面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反对的情况，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提出了看来较具弹性的两项建议：一是将MAI定位为“复边协定”(PlurilateralAgreement)。④依此定位，对WTO投资议题谈判感兴趣的WTO成员可启动并持续进行MAI谈判，达成协议后，由希望成为MAI当事方的WTO成员签署并加入。这样，未参与谈判的其他成员不会受到损害，因为它们可自主决定选择保留在MAI之外，甚至是MAI谈判之外。二是MAI采用CATS“积极清单”的承诺方式。该方式意味着，MAI的约束力不会自动延伸到缔约方所有行业和所有投资领域。相反，各缔约方可规定承担义务的行业和承担义务的种类。[11]94-95

有西方学者在预见MAI谈判的前景时指出，MAI或类似的条约，最终将在WTO体制下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在WTO受阻，则会在其他现有的或未来新设立的体制结构中达成。[12]243还有西方学者更为乐观地预测，很有可能甚至可以肯定，有关投资议题的谈判最终将在WTO体制中完成。[7]58显然，一旦发达成员的主张占上风，发展中国家被迫接受，WTO将成为催生MAI的温床。

应当指出，GATT/WTO体制是发达国家主导的体制。在对GATT/WTO体制作历史考察之后，印度WTO专家哈吉拉·劳·达斯指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共体一直在GATT/WTO体制中追求其自身的发展利益和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获得了成功。历史表明，GATT体制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和创建的，②发达国家无论何时意识到某些对其有重要利益的议题，都会将其纳入GATT/WTO谈判议程。因此，GATT/WTO体制一直以来几乎都承载着发达国家的利益主题，而GATT/WTO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依据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法律和惯例模式而形成。[11]16-19将MAI纳入WTO体制，同样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其主要目的是，通过WTO的贸易自由化机制扩大投资的自由化，确保其海外投资者能在发展中国家自由进入和经营，从而消除或削弱发展中国家调整外资准入和外资经营的权力。如果在WTO体制中形成MAI，其义务将如同WTO其他协定一样约束各成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十分困难的局面，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丧失其在发展过程中调整外国投资政策的所有灵活性。此外，将MAI纳入WTO体制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使发展中国家因外国投资问题而面临交叉报复的风险。⑥

笔者以为，能否在WTO体制中启动MAI谈判的基本问题在于，该谈判有否WTO法上的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以下简称《WTO协定》）第2条题为“WTO的范围”，第1款明确规定：“WTO在与本协定附件所含协定和相关法律文件有关的事项方面，为处理其成员间的贸易关系提供共同的组织机构。”该基本规定表明，WTO的管辖范围是“其成员间的贸易关系”。显然，WTO是调整其成员间贸易关系的国际组织，而不是富有夸张意味的所谓“经济联合国”。⑦《WTO协定》第3条进一步规定了WTO的职能，指出WTO“应为其成员间就多边贸易关系进行的谈判提供场所”。关于未来的谈判议题和协定，“WTO还可按部长级会议可能作出的决定，为其成员间的多边贸易关系的进一步谈判提供场所，并提供实施此类谈判结果的体制”。显然，无论是当前或未来的谈判议题，都必须在“多边贸易关系”的涵盖范围之内。由于MAI并非“多边贸易关系”的一部分，MAI谈判显然不属WTO的职能范围。

（三）区域贸易协定中的“WTO适用条款”

早期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一般只调整缔约方之间的贸易关系。随着RTAs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已包含了广泛的经济领域，特别是有关国际投资的规定。有的RTAs甚至专章规定外国投资问题，如NAFTA第11章。

在WTO体制中，有关规范RTAs的规定，主要是GATT第24条、《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的谅解》和授权条款、GATS第5条等。WTO通过对RTAs的规范，进一步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由WTO成员组成的RTAs中的投资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的RTAs中，出现了涉及WTO的条款，同时对成员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产生影响。如2003年7月生效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FACEC)第1条规定的宗旨是：(1)加强和促进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2)逐步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创设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资体制；(3)开辟新领域和发展缔约方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的适当措施。由上述宗旨可见，“投资合作”、“投资体制”表明了投资在FACEC中的重要性。FACEC第5条进一步专门规定投资体制、投资合作与投资保护事项。⑧

在FACEC中，许多条款受WTO规则调整，涉及GATT的传统领域，如货物贸易，或涉及乌拉圭回合的新领域，如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FACEC第6(3)(d)条题为“WTO规定的适用”，明确反映了FACEC将某些WTO规则作为缔约双方直接适用的第一选择。不仅如此，FACEC缔约方还同意根据WTO有关规则谈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可见，FACEC的一些条款与WTO规则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FACEC的一些条款是以WTO规则作为依据、基础或补充。鉴于“投资合作”是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内容及贸易与投资的相关性，WTO规则对FACEC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知识产权问题的适用也必然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关投资规范的形成和发展。

在RTAs实践中，对WTO成员而言，需要区分“WTO调整范围之内”和“WTO调整范围之外”的概念。毋庸置疑，在WTO规则调整范围之内，各成员应严格遵循规则，履行承诺，在RTAs中重申或强化WTO规则。另一方面，由于各成员的履约责任以其承担的WTO义务为限，在WTO规则调整范围之外，如投资领域，各成员可根据一般国际法，通过RTAs调整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

（四）BITs中的“WTO相符性条款”

在近年的BITs中，也出现了涉及WTO的条款。如加拿大2004年6月提出的《某国与加拿大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草案》(NewtextproposedbyCanadaasofJune2004,Agreementbetween……andCanadaforthePromotionandProtectionofInvestments)第5条第2款涉及“间接征收”条款的适用范围。该款特别规定：“本条规定不适用于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授予的强制许可的颁布，或知识产权的撤销、限制或创设，以此种颁布、撤销、限制或创设符合1994年4月15日在马拉喀什签订的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为限。”

该条款规定的重要意义首先是，虽然表面上排除了该条款对“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授予的强制许可的颁布或知识产权的撤销、限制或创设”的适用，但实际上表明了该条款仍具有适用的可能性。换言之，缔约方“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授予的强制许可的颁布或知识产权的撤销、限制或创设”如不符合《WTO协定》，特别是TRIPS协定的有关规定，可能被认定为“间接征收”。更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款的征收认定直接与“WTO相符性”相联系，反映了BITs实践与WTO体制挂钩的新动向。

应当指出，BITs是传统的双边条约安排，是缔约双方平等协商谈判的产物。缔约双方如同为WTO成员，愿意在BITs引入“WTO相符性”要求，无可厚非，但缔约双方必须接受者，当以“WTO调整范围之内”为限。而在“WTO调整范围之外”的投资领域，是否规定“WTO相符性”要求，则完全取决于缔约双方的真实意愿，不可强求。

（五）WTO案例对国际投资案的“先例”价值问题

有学者认为，在近五年的实践中，有关法律语境意义的最具争议的问题是，WTO体制的相关性及WTO有关“同类产品”(likeproducts)的案例对BITs的解释。近年国际仲裁实践反映了这方面的新发展。

在S.D.Myers,Popev.TalbotandFeldman案中，NAFTA仲裁庭的裁决看来是主张WTO有关案例确实是适于指导NAFFA仲裁庭。与此同时，有关国民待遇的理解也有了重要的发展，趋向于反对在BITs的解释和适用中考虑WTO有关案例。其主要理由是，WTO争议解决实践是朝一个要求有特定目标的具体方向发展，各成员政府承担了对其政策合法性的举证责任。2004年，仲裁庭在OECPv.Ecuador案中驳回了有关WTO争议解决实践应适用于厄瓜多尔与美国之间BIT争议的主张。该仲裁庭注意到，与WTO有关的是“同类产品”，而BITs的相关规定是“同类情况”(alikesituation)，认为WTO有关竞争和替代性产品的政策与BITs有关“同类情况”的政策不能同等对待，WTO规则适用于受来源国措施影响的进口产品，而BITs是用于规定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地位的保护。2005年8月，在Methanex案中，仲裁庭对NAFTA条款与WTO条款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认为NAFTA当事方认识到WTO体制中“同类产品”与NAFTA有关外国投资的“同类情势”(likecircumstances)用语的不同。根据传统的国际法解释规则，仲裁庭裁决，外国投资语境中的“同类情势”不能视为与WTO体制的“同类产品”概念相同，因此，BITs应以自主的方式解释，独立于WTO争议解决实践。[13]

上述国际仲裁实践否定WTO案例对国际投资案的“先例”价值的基本立场是值得肯定的。由于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是分立的两个体制，WTO争议解决机制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机制是分立的两种机制，主张WTO案例对国际投资案的“先例”价值实属牵强附会。

四、结语

诚然，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关系密切，甚至在某些方面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反映在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上，两者在内容上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连结、重叠或交叉。然而，由于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是分立的体制，分别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两者不能相互取代。两者在内容上某种程度的连结、重叠或交叉并不足以否定两者在体制上的分立。正如国际贸易不能取代国际投资一样，WTO体制也不能取代国际投资法。反之亦然。鉴于WTO体制连结国际投资法的种种新动向，WTO各成员应依据《WTO协定》的有关规定，坚持将WTO体制的投资规范严格限于“与贸易有关”的范围，并避免WTO体制“与贸易有关”领域的过度扩张。在当前的相关国际实践中，特别要审视将MAI纳入WTO体制的法律依据问题，同时关注WTO体制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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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媒体泛指那些采用新的传播技术、新的传播方式或者开辟了新的盈利模式的媒体，如网络杂志、视频分享网站、商业楼宇媒体、移动电视、3G手机媒体、IPTV、触摸媒体、网络综合平台等。当下正处于一个媒介内爆与融合加剧的时代，任何一种创新的传媒科技马上会得到普及，任何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也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推广，任何一种新的盈利模式马上会被克隆。但媒体由萌芽、发育到成熟的阶段，资本运营问题往往成为其壮大发展的瓶颈。同时中国传媒业具有严格的资本准入制度，一般的资本形态难于进入传媒资本市场。而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以其运作灵活、政策壁垒宽松等特点很快进入中国新兴媒体市场并取得了巨大成功：IDG成功注资百度、腾讯、当当网、土豆网，软银成功孵化分众传媒、淘宝、阿里巴巴、共合网……学会与风险投资打交道，擅长与风投共舞成为新兴媒体的一门必须课。

一、新兴媒体的资本渴求

首先，在发展初期新兴媒体的传播样式还不为人知，Blog和SNS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对于新兴媒体还没有建立基本的认知和使用体验，更谈不到用户的粘性，作为新生事物其“创新一扩散”过程需要集聚一定的市场势能和用户人气。其次，新兴媒体的发展市场尚不明朗。其市场预期处于一时间难以评估的状态。而新兴媒体要发展就必然需要大量的传媒资源的卷入，对于资本的渴求异常的强烈。一般情况之下在发展的初期。新兴媒体一般都是资本投入期，处于“烧钱”的阶段。新兴媒体创业者往往是有技术、有想法、有创新、有激情，而无资本、无经验、无业绩。在这样巧妇无米的困境之下，新兴媒体遭遇融资的困境。

一般的融资渠道难于适用于新兴媒体的创业与发展。传统媒体的出资人和创办者一般是各级政府、国有企业，而新兴媒体完全是市场化的产物，很难获得传统资金来源垂青。商业银行的首要投资原则是信贷的安全。新兴媒体由于其市场前景、媒介环境等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难以获得银行的信贷信任。同时银行的贷款一般需要按期支付利息和可靠的担保，对于尚且处于事业草创阶段的新兴媒体，资金的流动性本来就是个难题。对于高额的贷款利息更是难于及时偿还的。上市并且以创业板的形式进入股市大规模融资是新兴媒体梦寐以求的事，但是股票市场一样有着严格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只有像“华谊兄弟”这样成功的创业媒体才能获得股市的认可。较之其他的融资方式，风险投资不回避风险，并且力图驾驭风险，不需要严格的信贷担保，不要求在短期内偿还本息，甚至不需要传媒马上进入盈利的状态，风险投资能够满足新兴媒体创业的资金需求。

二、风险投资的注资意愿

风险投资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目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仍然有数十亿计的风投资本瞄准中国传媒业。在互联网高涨时期，网络媒体被其青睐；现在影视制作更加被风投垂青，三个月内就有一家电视制作公司得到风投机构资助。风险投资之所以对中国的新兴媒体偏爱有加，表现出强烈的注资意愿一般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出于中国传媒业的迅猛发展和巨大潜力。自2001年起，中国传媒业利税总额已经超过烟草业，成为利税总额第四支柱产业。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兴媒体更是呈现了井喷式的发展，仅以互联网为例，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截至2009年7月17日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3.38亿人，其中宽带网民3.2亿人，网站数306.1万个，中国已经成为互联网大国。广大的市场意昧巨大的商业价值，没有人会在市场面前踟躇，没有人会对巨大商机犹豫不决，注资中国新兴传媒领域的市场回报巨大。二是中国的传媒市场逐渐向非公有资本有限开放。长期以来中国传媒产业存在严格的政策壁垒，限制了非公有资本的进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风险投资在传媒领域内的作为，也给风险投资注资我国传媒业带来了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2005年起中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和《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这些政策的出台改变了传媒行业资本构成的单一局面，为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传媒行业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风投资本注资传媒业具有了基本的合法性。这样的背景之下，风险投资在中国的新兴媒体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IDG、软银、凯雷、鼎晖等风险投资纷纷注资孵化新媒体行业。受益于风险投资，搜狐、百度、腾讯、易趣、3721、当当网、土豆网、分众传媒、共合网、PPLive等一批新兴媒体已经成长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媒体公司。

三、挑战与策略

在使用风险投资的过程中，媒体的经营某种程度上处于被监管的状态。自身独特理念难免受人左右，独立的媒体品格难以形成，同时更要防止资本对于媒体内容的侵蚀。一个新兴媒体的公信力最终要靠市场、靠受众的承认而不是风投。所以新兴媒体一定坚守自身的传媒品格的底线，在使用风投的同时秉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内容传播品质，不为资本劫持，不为一时小利而饮鸩止渴。在风险投资引入、使用和退出期应该把握一些基本的原则策略。

1.风投引入期

适时原则。风险投资的引入应该以促进媒体事业的扩大为前提,而不是在传媒经营运转出现困难时引入风投。很明显在传媒经营捉襟见肘之际，能够对风险投资有多大的吸引力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即使成功引资也难免在谈判的环节因为无牌可打陷入被动的局面，为日后媒体与风投的合作埋下隐患。

坦诚原则。和风险投资打交道，要坦诚的与对方推心置腹，不仅把传媒未来的美好前途描绘给风险投资商，同时也要把传媒经营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风险坦诚的告诉给风险投资商。因为对于风险投资而言，有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风险不可控。坦诚的交往能与风投建立起双方合作的信任感。

平等原则。在资本的引入期，新兴媒体往往由于对资本的巨大渴求，而饥不择食。媒体创业者需要始终明确与风投之间是一种对等的合作关系，媒体以其独特创新传播理念和明晰的盈利模式作为创业成本，保证未来可预期获得报偿。很明显只有在引资阶段就确定平等关系才能为日后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适度原则。在引入风险投资时，引入多少是传媒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当你提出的要求一旦被满足之后，到底能不能消化好利用好引入资本，能不能将引入的资本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实现传媒价值的保值增值。所以把握一个适度的原则就非常必要，适合传媒发展的中短期需求，适合传媒的现实消化能力是传媒的引入风险投资的适度原则。

多家引资原则。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尽可能不要从一家风投引资。单一风投的引入容易使传媒公司处于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与多家风险投资展开合作，可以使媒体在风险控制方面有更多可以周旋的余地。如果一家风险投资撤出资金，也不至于使资金的流动性受到毁灭性威胁。

2.运作期

获得风投的管理扶助。风险投资并不是单纯提供资金的金主，与其他募资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于新兴媒体的全程培育。风险投资通常有一整套科学的企业治理经验，可以为新兴媒体提供传媒战略决策制定、传媒市场的分析、相关技术市场应用前景评估、潜在风险分析、成本控制及其回收等一系列的管理支持，此外还可以帮助传媒企业进行招募和人力资源的管理。可以说一个成熟的风险投资是传媒企业的创业孵化器。通过与风投的合作，传媒企业可以避免走弯路、错路，尽早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应对压力，增加动力。引进风投之后只是传媒企业走向成功的第一步。一般风险投资在注资之后都会要求传媒企业达到更高的层次，这在无形中给传媒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比如，2004年3月鼎晖国际等6家机构为分众传媒注资1250万美元，要求分众传媒当年必须实现860万美元的利润，如果完不成，股权就要被稀释。2007年lO月兰馨亚洲投资基金等4家VC注资炎黄传媒3500万美元之后，给炎黄传媒的任务是2008年营业收入达到3.5亿元，利润率为50％。可见，在风险投资运作期，传媒企业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来源于风险投资对利润的渴望与追逐。传媒企业唯有积极运作，与风投展开合作才能够实现盈利的目标。要实现盈利目标，除了上文所说的借助于风投的管理扶助之外，传媒自身能力的提升也是无从回避的。传媒企业必须始终思考如何将现有的强大的资金优势转化为自身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如何实现既定的盈利模式，如何掌握新媒体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资源。

确保信息对称，规避道德风险。道德风险(MoralHazard)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在风险投资与新兴媒体合作的过程之中，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新兴媒体在创业的初期主要依靠一些创新性的关键传播技术和模式等无形资产，一般会被视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一般会被少数的媒体创业者所掌握；新兴媒体一般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构和财务数据，没有完整的信誉记录。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兴媒体与风险投资之间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双方的合作潜在着道德风险。风险投资家担心风投资本被以做假账、过度投资、滥用资本等方式侵吞。新兴媒体企业应该根据风险投资运作的特点，及时、对等的公布自己的业绩和对于资金的使用情况。新兴媒体在发展的初期处于“烧钱”的阶段，但是应该明明白白把怎么烧钱告诉风险投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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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U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3-0084-01

引言

在电网结构日益复杂化的当下，广大用电用户用电需求不断增加。此种情况下，供电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有效性受到严重的威胁，如若控制不佳将会导致供电系统故障，这可能造成大面积的停电现象，导致财产损失严重。避免此种情况发生的有效措施是实施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促使其在供电系统故障时有效应用，保证供电正常进行。当然，变电站备自投装置在长期应用的过程中也可能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一些问题，降低其应用性。对此，本文将重点分析和研究变电站备自投装置应用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并探究解决问题的处理措施，提高被自动装置的应用性，为保证供电系统安全、稳定的运作创造条件。

一、备自投装置

限于我国当前经济水平、科技水平，目前电网中所应用的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具有多种，其中以母联或桥开关备自投、进线备自投、线路开关备自投、变压器备自投等为主，其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可以根据电网接线形式、电网保护整定、电网设定场合需求，来科学、合理的装设，使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可以有效的应用，为保证电网长期有效的应用创造条件。之所以说，备用电源自动备用装置可以保证供电系统安全、稳定，主要是此装置能够配试出与电网接线相符的接线方式，有效的与电网连接，进而通过开关辅助接点开入量的判断，得出变电站的具体运行方式，从而按照变电站运行方式进行智能切换，使备用电源投入使用，为用于供电。

当然，要想实现变电站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有效应用，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合理的进行备投。

原则一，主电源切断后投入备用电源。在进行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装设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设置此种装置，保证其在应用一定是在主电源切断后才备投的，这样才能够保证供电系统依旧安全、稳定、有效的传输电压。

原则二，根据变电站电源分布情况，合理备自投。为了避免变电站在应用备自投装置后出现电网非同期并列事故发生，所设置的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一定要结合变电站电源分布情况，确定适合的备自投装置位置，再切除发电机的并网开关，进行备自投装置安设。

原则三，保证备自投装置只动作一次。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的应用是在短时间内延时充电，促使整个供电电路不会瞬间断电。而备自投充电条件均满足后经延时充电，有闭锁条件或退出备自投的条件开入时应立即放电。这就使得备自投装置只能动作一次。

原则四，对备自投装置进行动作限时整定。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运作时动作延时的目的是躲过工作电源引出线路故障造成的母线电压下降。而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对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进行动作限时整定，使其在外部故障切除之前能够进行缩短负荷的供电，降低停电时间。

二、变电站备自投装置应用中相关问题及处理措施分析

（一）备自投与相关设备的整定配合不佳

为了是备自投装置在电网故障时充分发挥作用，确保备自投装置与线路、变压器、以及其他自动装置合理配合是非常必要的。但实际应用中，备自投装置与这些设备整定配合效果并不是非常好，常出现配合效果不佳的情况。

（1）备自投装置与线路配合

按照常规整定方法的要求，备自投装置投动时间应当大于线路重合闸时间。因为在电网故障时，延长备自投动作时间，可以使电网设备处于断电状态的时间较短，这可以降低电网设备供电继续进行。但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备自投装置动作时间与线路重合闸时间重合，这使得线路重合闸动作时间较差，促使电网设备断电状态持续时间长，影响电网设备的有效应用。

对于以上备自投装置与线路重合闸配合不佳的情况，从缩短停电时间、快速恢复供电的角度出发，合理设置备自投动作时间和线路重合闸动作时间。也就是当线路故障时，备自投装置应当自动切断主电源线路，并将备用线路与供电线路重合，快速实现供电线路供电。基于此点，在对备自投装置进行设置时应当尽量优化备自投运行动作。

（2）备自投与电容器配合

10KV电容器低电压保护动作时间小等于主变备自投合备用电源时间。也就是说带电电容器再应用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的避免造成系统谐振，致使母线失压。但若如备自投与电容器配合不佳，就回导致此种情况发生。对此，应当在电网故障，母线失压时，将备用变压器及时应用于供电线路中，使备用电源传输的电压转化为符合供电线路需要的电压，促使母线供电正常进行。

（二）母线永久性故障导致备自投误动

由于目前所应用的备自投装置都不具有母线故障闭锁备自投的功能，这使得供电系统中如若母线出现永久性故障，备自投装置就会出现误动的情况，备自投装置将无法发挥作用，保证供电系统继续供电。

为了避免此种严重情况出现，应当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对对策，有效的处理此问题，确保备自投装置不会出现误动的情况。基于以上说明的情况，笔者认为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根据供电系统的实际情况，按照供电系统供电需求，设计一个不影响供电系统供电的备自投闭锁回路，一旦母线出现永久性故障，将开备自投闭锁回路，促使备自投装置不受母线故障的影响。具体的实施原理是在：当母线故障时，主供线路向故障点输送短路电流，电流继电器和方向继电器均动作，经适当延时后发信号，同时使备自投放电，起到闭锁作用。

结束语

变电站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的有效应用，可以有效的保证备自投与其相配合的设备有效运作，促使供电工作继续进行。当然，在我国电网结构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与其他设备的配合也越来越复杂，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影响备自投装置的应用。对此，根据电网实际结构，分析变电站备自投装置应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制定出优化方案，不断优化备自投装置的运用，使备自投动作准确、快速，为保证供电安全、稳定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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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下，投资银行业完全跳开了传统证券承销和证券经纪狭窄的业务框架，跻身于金融业务的国际化、多样化、专业化和集中化之中，努力开拓各种市场空间。这些变化不断改变着投资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对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已形成鲜明而强大的发展趋势。现达的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而作为资本市场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的投资银行则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投资银行在现实经济中的作用

投资银行是充当资本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的中介，从事证券承销、证券交易和企业并购等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

投资银行的实质是资本市场上的金融中介，或者说，是使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与筹资者相互连接促成资本交易的中介人。作为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投资银行帮助证券发行人（资金需求者）设计和发行金融工具，将从发行人处购买的这些金融工具出售给社会投资者，从而将资本需求者与供给者连接起来。它既为投资者推荐、寻找适合的投资机会，又为资本需求者筹措到所需的资本，是促成资本交易的中介人。

二、投资银行发展的理论依据及应对策略

1.交易费用理论在投资银行产生及存在过程中的影响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是制度的源泉。其创始人科斯把它定义为“运用市场机制的费用”，其中包括了人们在市场上搜寻有关价格的信息、为了达成交易进行谈判和签约,以及监督合约执行等活动所花费的费用。

交易费用理论说明了投资银行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即投资银行正是为了降低资本市场中交易主体的费用而应运而生的。作为资本市场中介的投资银行，其业务集中于资本擅长的总量增加和存量调整方面，其角色是在投资者和筹资者之间、买方和卖方之间、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中介人。作为资本市场中的专业机构，其为委托人在资本市场中筹资、投资、并购的业务提供专业服务，从而降低委托人的交易费用。

2.产业组织理论在投资银行经营规模构建过程中的作用

产业组织理论是研究产业内企业间竞争与垄断的应用性经济理论，其核心问题是在市场机制下保护竞争活力的同时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寻求资源最合理分配的市场秩序。对市场集中影响较大的是卖者的集中，而决定卖者集中程度高低的最基本因素是该产业的市场规模和规模经济的关系。规模经济是指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分工、专业化以及技术因素。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规模经济原理，任何投资银行组织在竞争的压力下，都力求把自己的经营规模扩展到最佳水平，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其生产成本和流通费用。这已经为世界各国投资银行发展现实所证实：现资银行主要从市场规模、企业规模和业务范围三个角度入手，有效的扩大经营规模，实现规模经济。

3.委托―理论在投资银行组织结构模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委托―理论认为，如果人能够完全为委托人利益行事，则这种关系不会产生额外的成本，也不存在所谓的问题。然而，人与委托人毕竟是不同人，且他们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不对称：利益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为了防止人损害自己的利益，需要通过严密的契约关系和对人活动的严密监督来限制人的行为，但这样做必然会付出成本，即委托人为限制和监督人行为所付出的费用；二是约束成本，是指人引起行为受到限制或约束，不能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而导致的损失或投资机会的丧失；三是净损失，即在委托人监督不了而人又不能自律的情况下给委托人造成的损失。这样就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有效的约束人的行为，又能激励人按委托人的意愿和目标而努力工作从而大大降低成本的企业制度安排。委托―理论说明了现资银行对其组织形式的理性选择。投资银行的组织形式从最初的无限合伙制、有限合伙制，发展到现代的股份制，走过的正是一条降低成本、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追求高效的道路。

4.竞争力理论在投资银行核心竞争力上的运用

竞争的实质是对资源的争夺，竞争力就是竞争主体争夺资源的能力。根据竞争主体的不同，可以把竞争力分为以下三个层次：一是企业层面上的核心竞争力，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核心产品、核心技术和核心能力；二是产业层面上竞争力，包括国家之间同一产业的竞争力和一国之内不同产业之间的竞争力；三是国家层面上的竞争力，包括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这三个竞争力层次紧密衔接，前一种构成后一种的基础。

从而，竞争力理论说明了首先我国投资银行应从自身的核心产品或核心业务出发，加强金融产品的创新，提高在核心产品或核心业务上的核心能力；其次应加强我国投资银行业与其他产业的联动效应和协同效应，充分分享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利益，并提高与国外相同产业竞争时的整体竞争力；最后应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健全我国投资银行业发展的经济、法律环境。

参考文献:

[1]（美）赫伯特.E.杜格尔，弗朗西斯.J.科里根著：《投资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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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体育产业化，就是改革体育体制，使体育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充满活力的新机制，使体育由事业型、公益型向经营型转变，使其能够向社会提供体育产品和劳务。其实质是体育思想观念的革命和制度的创新，是要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开发体育的经济功能，把体育与经济结合起来，通过一系列经济行为，刺激体育产品（劳务）的需求，拓展体育市场，加快体育的产业化进程，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注人新的活力，体育产业的发展有赖于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国外体育产业的发展现状

在美国体育产业80年代的总产值就超过600亿美元，占其GNP的1.3%，居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第22位，90年代中期的超过3000亿美元。英国80年代末的体育产值为68.5亿英镑，政府从体育产业中得到的税收有24亿英镑，相当于政府用于体育投资的5倍。其他发达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体育产业都有相当庞大的规模。

现代体育是一项意义深远、影响重大的社会活动，它吸引了众多行业部门的参与。世界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如可口可乐公司、飞利浦公司都和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型的综合运动会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交通通讯、电视广告、场馆建设等许多环节。科技论文，现状发展对策。科技论文，现状发展对策。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为日本和韩国带来了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成为其经济起飞的标志。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现代体育产业正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化经营，形成了许多像阿迪达斯和耐克等著名的跨国公司。我国足球甲A联赛的冠名权被万宝路集团买下，足协杯比赛由飞利浦公司赞助，这对于我国球市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

1．产业发展不平衡首先是地域间的不平衡。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各地区的产业发展规模和水平有很大差距。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省市发展迅猛而且达到一定的质量，西部地区发展则比较滞后，个别地区的绝对差距甚至在扩大。其次是各运动项目间的产业开发不平衡。由于各项目的技术水平和在国际上取得的成绩有差别，项目的观赏性也不同，因此其产业资源价值、市场容量和效益有很大差异。例如，球类项目市场目前开发较好，而非对抗性项目和部分室内项目的市场只是有了适度开发甚至没有市场。其三，单位间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房屋、设施等资产资源配置方面的差别，也造成了产业收益上的差距。在地域间如何实现体育产业的共同发展，在项目间如何实现体育市场的共同繁荣，在单位间如何实现国有资源的共享，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大的课题。

2．产业结构存在缺陷，产业质量有待提高 体育产业结构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本体产业发展还不够大，没有形成支柱性优势。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体育的支柱性本体产业应该定位于竞赛表演业、健身娱乐业和无形资产开发经营业。三大支柱性本体产业的定位主要是三大产业的巨大市场潜力所决定的。但是三大支柱性本体产业规模还有限，其市场运作也不够十分规范。另外体育产业结构的缺陷还表现在还有缺位的本体产业市场，如体育劳务市场和体育技术市场，虽然目前也存在一些交换交易，但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劳务市场和体育技术市场并未形成，少有的一些市场行为，如运动员转会也不够十分规范。

产业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主要是体育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发展缺少可持续性活力，市场竞争力不强。科技论文，现状发展对策。已经建立的规模较大，但数量很少的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资产重组，扩充资本，包装上市后，如果不抓住抓好生产和经营这个企业赖以生存的支撑环节并切实降低成本提高利润，那将会遭受到很大的风险。

3．产业的发展缺乏扶持政策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因素中，消费需求是主要因素，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1997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对国民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中消费占58 %，投资占20 %，净出口占22%。而在消费中，居民消费占81%，政府公共消费占19%，据此推算，居民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46. 98 %。体育消费属第三产业范围内的消费。增加体育消费就会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这对优化国民经济结构，改善经济发展质量，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但是，如何增加体育消费，运用什么政策手段鼓励社会兴办体育产业和引导、扩大体育消费并无政策可循。

4．市场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度还不高 目前关于体育市场的管理尚缺乏高层次立法，虽然一半左右的省、市、区等大多数省会城市均了地方性体育市场管理法规或政府规章，但管理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仍需要通过高层次立法予以明确，如管理权限的明确划分，执法程序的完善和统一，法律责任的界定。在体育市场管理的实际中，部分体育经营项目存在着权限交叉，也就是说有的部门在越位，同时在不同的地区由不同的部门进行管理，甚至在同一地区由不同的部门同时管理，比如保龄球、台球。不到位的情况主要是指一些新兴的体育经营项目尚未实行有效的规范的管理，甚至没有人管理，对消费者的权益带来损害。科技论文，现状发展对策。因此，全国范围内对体育市场管理高层次立法的期望较高。另一个问题是尚未普遍建立行业管理标准。可以说，制定标准是行业管理的重要切入点，但目前除个别地区在进行尝试外，全国范围内尚未启动，很多地区的管理停留在简单审查、许可阶段，未实现积极的行业管理。科技论文，现状发展对策。进一步实现体育市场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效益化，建立行业服务标准是当务之急。

三、结论

国家今后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适当考虑对体育部门有所倾斜，给予税收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以鼓励体育生产经营部门的发展；在投资体制方面，应变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为体育部门自身创收、社会集资并举，同时注意引进外资，以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体制；推行运动项目的行业协会制和俱乐部制，建立社会化的群众体育组织网络，形成全方位的社会共办体育的格局，同时培育和完善体育市场，逐步建立体育商品劳务和信息市场，形成全方位市场体系；要加强体育经济理论的研究，培养一批既懂体育、又懂经营管理的人才，满足体育产业经营不断发展的需要。

加快体育的职业化进程，这是体育产业化的必经之路。其重要特征，一是组织者必须是企业法人，如俱乐部等；二是运动员是商品，即运动员可以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自由流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运动员技术水平，提高体育部门的经营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