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自由市场，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和很多资本快速聚集的行业一样，二手车电商轻易就抢占了舆论风口。但市场现状却相去甚远。2016年，中国二手车交易量为1039万辆，不足新车销量的一半。那些赚足眼球的业公司的交易量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支撑整个市场的10%，超过90%的二手车交易是由十几万个分散的独立车商完成的。

我们的记者探访了位于北京丰台区的花乡二手车市场，这个成立于1985年的线下旧机动车交易场所聚集了500多家独立车商。和线上呈现的活跃度相反，目前处于销售淡季的花乡市场只有零星消费者在砍价，情形惨淡。这些独立车商因繁琐的中间交易环节不堪重负，而互联网平台宣称要“颠覆”的恰是这部分中间环节。

有趣的是，在汽车消费市场爆发之前，二手车交易是没有中间商这个角色的。作为较早一批接触二手车的消费者，我家在2003年购置的第一辆汽车是一款制造于1995年的切诺基。我们在当年的新浪汽车论坛里找到卖家，和对方直接协商价格，最终以3.3万元成交过户。过程之简便，就像如今二手车电商平台广告描述的那样。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中间商会出现在二手车交易的过程中。

篇2

柯兹纳概括了米塞斯批判的两大经济学“敌人”：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是相通的，都认为经济学理论来自于被调查的特定历史事实或经验，从而否认一般经济规律的可能性。而米塞斯的经济学，不是从历史经验中寻求经济规律，而是建立在对人的基本行为的理解之上的。他从对人的行为的理解中，得出一些基本公理，如人们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实现更大满足；在手段稀缺情况下，人们将首先实现自己评价最高的目标，然后才是评价较低的目标（“边际效用递减原理”）等等。米塞斯的经济理论，正是以这些先验法则为起点，通过演绎方式构建的。经济学是他通过先验和演绎方式构建的“人类行为学”的一个分支。

在米塞斯的经济学看来，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本身并没有一个可靠的理论工具作为考察真实世界的基础，历史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真实的世界，从经验中获得的大多是支离破碎的知识。因此，柯兹纳认为，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对经济学的诋毁。理解真实的世界，需要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也可称之为理论，米塞斯的经济学，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副极为可靠的眼镜。我们也许可以不夸张地说，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不是经济学，而只是讲述了一些故事而已，我们总不能把“讲故事”称为“经济学”。

经过米塞斯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批判，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这些经济学的“敌人”是否已经销声匿迹了呢？相反，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不仅没有死，经济学反而多了一个“敌人”――“形式主义”。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披上形式主义的外衣，就更像“科学”了。

在形式化的经济学论文中，经济学理论不见了，人们看到的是数学工具武装起来的抽象模型。所谓的“实证”模型也大多是建立在不现实的假设，如均衡、最大化和充分信息之上。经济“理论”被边缘化，经济理论被数学工具的“应用”所代替，经济学变成“数学化的历史”。在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并行并大行其道的今天，必须重温米塞斯对经济学的捍卫。我们也不否认，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部分地也有朝着深化对人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经济理论的趋势，而这正是米塞斯倡导的研究方向。

自由市场是米塞斯经济学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可以这么说，为自由市场提供最彻底的理论支持的，是以米塞斯经济学为代表的奥派经济学，而不是通常人们想象的新古典经济学。

米塞斯与兰格等人曾进行过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兰格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他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他认为价格信号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产生。而米塞斯强调，假如生产资料不是私有的，那么就不会产生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价格，从而也根本不会产生计划所需要的“真实”信号。根据这一点，他有力地批驳以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干预主义的不可行性也昭然若揭。

这里予以补充的是，假如经济学是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其理论是根据研究者个人的偏好而定的话，那么经济学就为干预主义提供了支持，因为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从他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出发，选择自己的历史和经验，构建自己的一套理论，并用这套理论指导实践（也即干预），而米塞斯及其奥地利经济学所确认的一般性原则，避免了这种基于个人看法而产生的干预的可能性，因此，米塞斯的经济理论构成自由市场必不可少的基石。

米塞斯不仅捍卫经济学，捍卫自由市场，也捍卫经济学至高无上的价值，在他的巨著《人的行为》中，他谈道，人类社会是否能够生存，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经济学，并遵循经济学的告诫；人类可以不遵循经济学，但最终倒霉的是人类而不是经济学。

篇3

囚徒困境模型是说，在两个嫌疑犯被分别审问时，若两方均否认犯罪，则都无罪释放，若两方均认罪，则均分量刑，而若其中一方认罪而另一方拒绝承认，则认罪方 或得较轻量刑，拒认方或者极重量刑。这种情况下每个嫌疑犯计算自己的收益时，会发现供认比拒绝供认更划算，但事实上如果需要团体收益最高，则需要拒绝认 罪。从这个模型中可以得出有时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团体利益最大化下的个人最佳收益是有矛盾的。典型事实例证有军备竞赛，关税战，价格战等。

  先回头来看一下囚徒困境，不难看出嫌犯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不统一的根源在于信息封闭和缺乏信任，而且后者是关键。可见社会中信任度低会大大增加交易和发展成本。那么要破除囚徒困境，就必须从缺乏信任导致的不合作入手。曾几何时，我从这个模型简单得出了市场经济中 政府干预是必要的这一结论，因为在这个模型中如果两人同属于一个帮会，那么帮会老大可以迫使双方作出团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但后来发现，用自由市场的角度 来看一样能解决，而且可能更有效。市场经济中法律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基本行为约束，可以迫使两方作出选择，因而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约束双 方行为，而不必要每次由政府干预。另一方面，充分的自由市场里会形成一套信用系统，这是自由市场为降低交易成本的必然行为，那么如果有一方违背共同利益最 大化的原则，则会招致其他人的不信任与排挤，因此大大增加了自私的成本。譬如价格战，同行之间可以通过成立协会来控制价格，从而共同获利，若是其中有一家 违背协议，则很难在此领域立足。商业行为通过立法与市场系统约束，而政府之间因没有更高级别且拥有主权的行政机构，主要只能依靠建立系统，互相约束，譬如 若某国违背协议提高关税，则协议其他多方可对其采取经济制裁等手段，提高其毁约成本。

  近期阅读关于自由市场的书籍，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调节方方面面，就像大自然的平衡，究人力毕竟不及，不能过分地妄加干预啊。

篇4

麻省理工学院的Ed Schein在《Organization,Culture,and Leadership》一书中对企业文化进行了定义：“当一组特定的人群学习如何处理外部适应和内部协调的问题时，创造、发明或者开发的一套行为规范，这套规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而且作为洞察、思考和感知这些相关问题的正确方法传授给新加入的成员。”

企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企业内差异的合理规范。可行的企业文化就是要协调企业内部个体的差异性；要规范化那些有益的非正规化的事情；要在搜寻信息时进行发散思维，然后再集中形成一个结论，宽松和紧张交替进行。企业文化梳理和传播管理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对企业内的价值观体系进行整理以形成并使之成为员工接受的一套指导企业全体员工的工作行为价值系统，用于指导员工自身工作，积极应对外部竞争、发挥内在潜力为企业持续发展创造业绩的过程。

二、企业文化对企业良性运行的重要意义

美国学者弗兰西斯说：“你能用钱买到一个人的时间，你能用钱买到劳动，但你不能用钱买到热情，你不能用钱买到主动，你不能用钱买到一个人对事业的追求。而这一切都可以通过企业文化而争取到。”企业执行力的充分保证，最重要的并非规章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而是企业文化。

首先，企业文化物质层面的外延有利于增大企业运作效益。其次，企业文化体制层面的构建，优化企业运营程序。第三，增进企业活力，建构企业统一的意识体系，提高内部凝聚力。第四，潜在促进提高企业的决策和执行力。

三、塑造新型企业文化的可行途径

第一，构建企业文化的合理方法。通过研讨会、授课、语言培训、书籍、网络教学及模拟演练等方式推行企业文化，旨在鼓励员工对多元文化及价值观的适应和感受。在企业文化中推行多样化政策应当成为企业战略的重要方面，因为它使得员工素质趋于多元，激励员工用积极态度正视组织内外的文化差异，通过多样化的员工队伍来反映和理解公司所服务的各种顾客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第二，完善企业文化应当注意的事项。首先，克服传统刻板印象。人们普遍认为企业文化培训就是给人套上企业原始印象的标签，这是对那些原本意在加强文化融合与再造的相关文化培训的错误理解。企业文化培训确实可能对企业的历史和发展模式进行了概括化、结论化，但并不是故意的原始模仿和特性夸大化。其次，尊重成员价值观。在企业内部逐步建立起来的、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是组织成员共享的持久的信念。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因此消除个体优越感、尊重成员价值观和以平等的态度交流是建立企业内统一价值观的必需，企业必须形成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的集体的力量，才能保证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再次，重视企业文化的刚性。在企业的长期经营过程中，原有牢固建立起来的企业文化完全有可能形成了自己固有的轨迹或路径，即企业文化的刚性。企业文化的刚性对企业战略调整具有复杂而微妙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某任领导或是某项制度就可改变。

第三，构建企业文化的大致程序。首先，提升企业家素质，明确企业文化构建方向。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还处在完成原始积累的成长初期，对于我国企业目前的企业文化构建而言，企业家的意识和管理风格是其方向选择的关键，企业家作为企业文化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其风格和素质对目前我国企业的企业文化方向仍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企业家首先要提升自身的素质，提高对企业文化管理情境的认识，从企业自身发展历史出发，结合民族文化精髓和企业具体发展背景、战略、环境特点要求，挖掘适于自身文化管理的内涵，形成正确的企业文化方向。

其次，动态观察外部要素影响，增强企业文化构建的灵活性。信息化时代下的企业必须关注外部要素的影响，仅仅考虑企业内部要素的文化终将导致企业文化僵化停滞的态势。因此企业构建关注外部环境的企业文化，应对各种不可预测的外界影响，从而真正实行企业柔性化管理。

篇5

从2006年开始房价以较大的幅度上涨，在2013年，北京广州等7个城市房价全年涨幅在20%-30%，上海、南京等17个城市涨幅在10-20%，涨幅在5-10%和0-5%的城市分别有39个、29个，百城平均涨幅为11.51%，仅温州海口等8个城市下跌[1]。房价持续上涨使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增高，社会资本流入房地产业，导致其它行业的资源减少，发展缓慢，并会拉大收入差距，不利于扩大内需[2]。

2014年1-3月份，楼市出现了变动迹象，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5.7%，相比去年增幅下滑23.2%;住宅销售额同比下降7.7%，与去年相比下滑34.3%。在成交量和成交价双降的情况下，部分开发商选择降价促销以加快资金回笼。部分楼盘大幅降价，使已购买住房的业主感到很不满。房地产业与地区和国家经济联系紧密[3]，若房价暴跌将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4]。

房价的波动牵动着中国的神经，房价大涨或暴跌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政府已经出台了调控政策，但不同城市房价涨跌各异。由于影响房价的因素较多[5]，这些调控政策的作用难以明确显示。假如没有这些调控政策，任由房产市场自由运作，房价会如何？本文用冲突分析法，构建了由政府房产开发商住房刚性需求者和炒房者作为局中人的冲突模型，研究自由市场环境下房价的稳定性趋势。

1.冲突分析

冲突分析法是国外在经典对策论和偏对策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对冲突行为进行分析的决策分析方法。它能通过对难以定量描述的现实问题的逻辑分析，进行冲突事态的结果预测和过程分析，帮助决策者做出科学的决策[6]。

冲突模型构建的主要要素有：

（1）局中人：是指参与冲突的集团或个人，他们拥有部分或完全的独立决策权。

（2）选择或行动：是各局中人在冲突事态中可能采取的行动。

（3）结局：是由各局中人的策略组合形成的局势。

（4）偏好序列：是各局中人按照自己的目标，对可行结局排出的优劣次序。

得出局中人的偏好序列后，需对各结局进行稳定性分析。

分析过程有三个先决条件：①每个局中人都不断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变策略;②局中人在决定自己的决策时会考虑其他局中人可能的反应及对本人的影响;③平稳结局必须能被所有局中人共同接受。

稳定性分析时须确定每个可行结局对局中人而言的状态，以局中人A、B为例：

（1）合理稳定结局。若对结局q不存在单方面改进，则q是合理稳定结局，记作R。

（2）连续处罚性稳定结局。若对结局q存在单方面改进结局q'，且q'对于局中人B也存在单方面改进结局q''，但结局q''对于局中人A不比q更优，则称结局q的单方面改进结局q'存一个连续性处罚。若结局q的所有单方面改进都存在连续性惩罚，则称q为连续处罚性稳定结局，记作S。

（3）非稳定结局。考虑结局q，如果存在单方面改进局势，但又不是s，则称q为非稳定结局，记作U。无单方面改进局势，记作X。

（4）同时处罚性稳定结局。若对于局中人A、B，结局q是非稳定的，那么在AB同时朝着q进行单方面改进产生的结局{pk}中，存在一个对于局中人A而言，不比q更优的p0，则称对于局中人A，结局q的单方面改进结局存在一个同时性处罚。若对于局中人A，结局q的全部单方面改进结局，都存在同时性处罚，则称q为同时处罚性稳定结局，记作U。

2.模型构建

房价冲突问题的局中人为政府、房产开发商、住房刚性需求者和炒房者。在冲突中，政府希望在控制商品住房土地供应量和房价稳定于较低水平的情况下，住房刚性需求者能买到房;房产开发商希望低价从政府手里拿到土地，然后将房屋高价卖出;住房刚性需求者希望能低价买到住房，并且在较长时期内保值;炒房者则希望房价走高，买到更多的房子，然后高价卖给或出租给住房刚性需求者。可以看到，房价冲突中局中人的目标分歧严重，冲突激烈且难以调和。

在冲突中，局中人都会选择对自己目标更有利的决策。为了便于建模，本文认为局中人的决策为：政府增加或减少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量;房产开发商抬高或降低房价;住房刚性需者租房或买房;炒房者卖房或买房。

局中人决策的组合共可形成28=256种结局，由于每个局中人的决策相互矛盾，而且必须做决策，所以会有大量不可行结局被排除。建模时用“1”表示采用某决策，“0”表示不采取该决策，将每一列的二进制向量转换成相应的十进制值作为该结局的代码，可行结局如表1所示。

3.结局偏好排序

3.1 计算结局权重

为了进行稳定性分析，需要确定各局中人对上述16种可行结局的偏好。本文应用层次分析法中的判断矩阵来确定权重，以进行偏好排序。由于心理学家认为成对比较的因素不宜超过9个[7]，所以本文不直接用判断矩阵计算各结局对局中人的权重，而是先确定各决策对局中人的权重。由于结局是决策的组合，将各决策对局中人的权重累加求和，从而计算出各结局对局中人的权重，做出结局排序即可得到偏好序列。

设与总目标z相关的n个因素为x1，x2，…，xn，对于i，j=1，2，…，n，以aij表示xi与xj关于z的影响的比值，并用9个标度来表示，从而得到这n个因素关于z的两两比较判断矩阵A。标度及含义如表2所示。

表2中第二行描述的是从定性的角度，xi与xj相比较重要程度的取值，第三行描述了介于每两种情况之间的取值，1～9的倒数分别表示相反的情况。

权重的确定直接影响到分析结果，为保证得到的权重的合理性，需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8]。一致性检验，步骤为：

（1）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归一化后即为排序权重向量。

（2）计算一致性指标C.I.，。

（3）查表求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

（4）计算一致性比率C.R.，。

当，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一致性。查表得，矩阵阶数为8的。应用上述构造判断矩阵的方法可得政府的判断矩阵，再依据一致性检验步骤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一致性。将各可行结局对应的二进制向量与w向量相乘，得出各可行结局对政府的权重。按照同样的方法构造判断矩阵并检验，可计算出各可行结局对其他局中人的权重。

3.2 结局偏好序列

对各结局的权重按大小做排序可得政府、房产开发商、住房刚性需求者和炒房者的结局偏好序列，结果如表4所示。

4.稳定性分析

4.1 稳定性分析过程

依据稳定性分析的先决条件和各稳定结局的定义，对结局偏好序列进行稳定性分析。通过逻辑推断得知结局85对政府而言是同时处罚稳定性结局，可行结局对于各局中人的稳定状态如表5所示。

4.2 稳定性分析结果

由表5知，只有结局166对于每个局中人都属于稳定结局，任何局中人都无法通过单方面改进决策获得更好的局势，则全局平稳结局为166。结局166对应局中人的决策为：政府减少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量、房产开发商抬高房价、住房刚性需求者买房、炒房者买房。

5.结论

（1）本文运用冲突分析法研究在自由市场环境下房价的变动趋势。冲突分析的结果为政府减少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量、房产开发商抬高房价、住房刚性需求者买房、炒房者买房，比较符合近年的事实。房价变动趋势为上涨，表明如果政府不干预，房价会持续走高。

（2）住房刚性需求者的单方面改进局势较少，表明在这场博弈中住房刚性需求者处于劣势。他们是房价的最终承担者，在让市场自由运作不易控制房价上涨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运用科学的调控手段加大调控力度。事实上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例如：增加住房建设用地和保障性住房的有效供应;实行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加强对房产开发企业购地和融资的监管等。开发商住房刚性需求者和炒房者不仅要严格执行既定政策，还须自觉规范行为积极配合政府以促进楼市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江玲.论我国房价上涨原因及减缓房价上涨的措施[J].北方经济，2013（05）：64-66.

[2]傅东平.高房价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J].改革论坛，2010-8：127-128.

[3]刘淑妮.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房地产投资风险研究[J].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09，23（3）：120-124.

[4]刘薇薇.房价下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2（8）：131-132.

[5]周鸣.影响房价的因素分析[J].时代金融，2013（11）：155-156.

[6]陈家昀.基于冲突分析的中日争端评价[J].科技信息，2013（13）：491-493.

[7]邓雪.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方法分析及其应用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2，42（7）：93-100.

[8]郭建亮.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防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评估[J].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09，23（1）：112-115.

[9]汪应洛.系统工程[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53-160.

[10]吴祈宗.系统工程[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65-67.

篇6

信仰被颠覆了，全世界都在为这个信仰的顷刻坍塌感到悲哀。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华尔街的投资文化，认为是华尔街的激进和冒险的文化本质让市场疯狂。事实上，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人们应该对自己的认识进行反思，反思资本市场的本质，反思这个市场的竞争和监管的尺度。

篇7

中国企业独享的“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去世后，张五常教授向其夫人萝丝问候。张教授跟她谈了一阵弗老对中国的贡献，对她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她高兴，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听到很多，如果真是这样，相信所有人都会高兴。但可惜，自由不是如此简单。

从经济角度看，除了在当事人主张的时候司法介入之外，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管制活动。大体上，私人财产权会得到传统习惯法的保护，而政府是认可这些习惯法的。

但没有一个严肃的现代政治学者说这是自由：那只是一种放任不管而已。相反，就像很多民间戏曲里所演的那样，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高衙内看上了他妻子，林冲却束手无策，被逼得家破人亡，自己落草为寇。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权力的分立与制约，所以，高太尉就可以滥用权力，没有司法独立，所以，遭到严重侵害的林冲无法找到救济。此时他的生命、财产与自由均遭到剥夺。而恰是在这样的场合。正是考察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一个社会是否自由的时刻。

这种局面今天在部分经济领域仍然存在。比如，对民间金融，中央政府的金融监管法规不予承认，也就没有制定相关监管法规，只是运动式地搞搞整顿而已。而这种整顿经常被地方弱化，因为地方政府明白，民间金融是本地经济增长的血液，既然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政绩指标，地方官员就不会傻到去切断本地经济的血管。于是，民间金融就享有了美国的金融机构所不能享有的宽大“自由”。

但是，这不是自由。民间金融的这种宽大“自由”，乃是政府部门机会主义策略下的一种生存状态，而一旦来自上面的政治压力足够大，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时候，民间金融家们的财产权、合同、甚至金融家们的人身权利，就得不到任何保障，因为此时，侵犯者就是政府部门自己。

更进一步说，今天，不少企业家能够享有比这种放任还大的“自由”。比如，跨国公司要到某个地方去投资，当地政府自会十分热烈地欢迎，政府会免费给它土地，会减免税收：政府也会承诺，环保部门若干年内不准入厂检测：假如这家工厂里的工人不满其工资标准而抗议，政府会帮助企业出面阻止。将其视为破坏稳定的活动，按照相关办法处理。如此大方的特权性“自由”，自然会吸引大量投资。

甚至，政府不仅不会管企业家，反而会给企业家很多法外特权。在很多领域其实是有法律管制的，但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实现政绩最大化，为了推动本地经济增长，完全可以运用其不受约束的权力，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暂停这些法律的效力，让企业家随心所欲。

放任的自由与的财产权

传统的放任不管与政府有意识给予的特权，两者加起来，在经济领域，企业家们确实可以享受到比美国更大的自由。中国的市场看起来比美国更“自由”，这可能正是中国能够吸引来大量投资，并且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幸，这样的自由还是得带上引号。令人羡慕的放任不管及特权，跟真正的自由完全是两码事。

篇8

在这些操盘手的控制下，有的球队准备彻底改变球队的文化，从根本上让整体完成提升，然后向着更高的目标冲刺。火箭、篮网和老鹰就是今夏将此道推向巅峰的代表。德怀特·霍华德的到来不仅让航天城重拾了巨人传统，还重新回到了总冠军争夺者的行列；凯文·加内特、保罗·皮尔斯和安德列·基里连科的加盟则让篮网组成了全明星级的先发阵容，米哈伊·普罗霍洛夫又向着他的夺冠诺言前进了一大步；乔什·史密斯和布兰顿·詹宁斯则让底特律成为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支球队，所以如果他们重回季后赛，乃至冲上更高的舞台，你们也不要太过于惊讶。加之勇士对安德列·伊戈达拉的引进，快艇续约克里斯·保罗，奇才留住约翰·沃尔，在各自喝满堂彩的球迷面前，这些球队无不想和所有与他们叫板的球队一较高下，提升自己在新赛季的排名，并致对方于死地。而其中另一批球队则对2014年的选秀充满着雄心壮志——那将是十年来最好的一届——他们大幅清理着自己的不良资产，然后有多烂就打多烂，堕落是没有止境的，但求有最大的把握抽到状元签。

而在新的劳资协定下，任何渴望交易或者引援的球队都会千方百计的去考虑规避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税费。而越来越恐怖的奢侈税政策，则让那些已经越线的球队步履艰难，对他们而言，哪怕签下一名有价值的角色球员都变得艰难无比——并不是每个老板都能像普罗霍洛夫那样，掏出一笔足以养活一支王朝球队的薪金去缴纳奢侈税的。也正是因此，最大化每位球员合同中的每一分钱在现如今达到了极致，之前没有一个时代能出其右。在当下，一个烂合同就能让球队的经济陷入被动，并最终在随后几年中产生连锁反应让球队的阵容灵活性大打折扣，或就此一蹶不振。当然，如果你有丹尼·安吉那样的才能也行，但他那顷刻间让垃圾合同灰飞烟灭的功力绝非常人能及。于是，一位极具价值的自由球员，却无法拿到之前几年那样的肥约，或者更长年限的合同便成了这个夏天的主旋律。也正是因此，我们用几周时间建立起了这一球员薪金结构的经济模型，以让大家明白，哪些球员的合同是球队的优良资产，而哪些则是球队的毒瘤。

这一经济模型的原理非常简单，每个NBA球员都有着一定的特殊技巧和能力，而这也就是他们对于球队的价值所在。球队则是根据球员的这些能力，及其他给球队所带来的帮助给予他们不同的薪金以及长短不同的合约。在这些技能中，有些能力会有很高的价值，比如得分和盖帽，这意味着，球队会非常愿意对拥有这种能力的球员给予更多的薪金。与此相对，其中的另一些技能则价值不高，比如抢断。而我们所建立的薪金结构经济模型则从两方面剖析了球员技能和薪金之间的理论关系：其一，它规定了某一技巧、数据、能力或者生涯成就在球员薪金中所起到的作用。其二，它以美元为基本单位构成了整个经济模型。这些基本单元则从最本质上，对于球员的特殊技能和成就给予了量化的概念。通过这样的价值体系，你便可以对当下每个球员的薪金合同进行评判，并能得到哪些球员是高薪低能，哪些是性价比超高，哪些是赚到应得的那份薪水。而更重要的是，对于球队管理层而言，他们能以此来判断，在自由市场中，哪些球员才是他们更好的选择。

超级得分手

价值：$4，705，000 标准：场均得分>25

精英得分手

价值：$4，224，000 标准：场均得分>18

好得分手

价值：$1，660，000 标准：场均得分>13.5

在所有的技术环节中，得分无疑是对球员价值最具数据指向性的，这一点想必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你能得分，我就付钱，这就是NBA无可非议的定理。然而有意思的是，像勒布朗·詹姆斯和凯文·杜兰特这样每晚都能拿下25分的精英分子，其“股价”却仅比场均得个18分左右的克里斯·波什和乔·约翰逊略微高出那么一点。这说明总经理们给那些二线得分手们开出了过高的报酬，很多球队都甘愿为队内的头号得分手一掷千金，尽管后者可能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优秀。

超级篮板手

价值：$3，193，000 标准：场均篮板>9.5

精英篮板手

价值：$2，338，000 标准：场均篮板>7.0

好篮板手

价值：$1，430，000 标准：场均篮板>4.0

从数字上看，篮板能力对于球员价值的影响同样显著，在所有项目中仅次于得分。如今，衡量一位NBA球员表现优劣的各色指标和分析手法可谓层出不穷，但有趣的是，虽然看似不那

么诱人，但篮板数却依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或许有一天当人们谈论起棒球时不会再提到RBI①，但篮板却永远不会消失在我们眼前。

价值：$822，000 标准：场均三分命中数>1.5

在分析的过程中，起初我们把关于三分的统计分为了两个维度：质和

量。但这两把标尺都不够准确。当我把这两项指标像上面这样合二为一后，却惊喜地发现得出的结论变得靠谱多了。射手们分两种，一种是走量的，一种是重质的，但在NBA的经理们看来，他们之间似乎没什么不同，他们只关心你到底能不能把那些该死的球投进。

价值：$1，766，000 标准：场均封盖>1.5市场供需造就了这项技术的高价，优质的火锅手已是稀缺资源，于是这些内线大闸们的价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价值：$1，446，000 标准：场均助攻>7.0

传球是一项很难去量化分析的技术。大师级的组织者们倒是有价可循，可一旦往下数就没什么规律了。对总经理们来说，这意味着助攻数在转会市场上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参考价值。一方面球队都愿为联盟中一流的指挥官们慷慨解囊，而另一方面，他们却不乐意为那些不够高产的传球者花太多的钱。

价值：$767，000

恐怕没什么比这更能验证在如今的NBA低位进攻已死的事实了，那些能够在内线取分的大个们对球队而言却只有这么丁点价值。现在已经没多少球员拥有一手像样的背筐技术，可即便是如此奇货可居，他们的待遇却丝毫不见起色。更多球队都倾向于拥有一个像德克·诺维茨基那样能投善射的长人，而不是埃尔·杰弗森这种能在篮下予取予求的大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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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能够单兵创造出进攻机会的球员总是会受到重视。总之每支球队都需要这么一个伙计，然后你要做的就是把球扔给他，并对他说“帮我们搞定这球吧”。至于他是采用突破还是急停跳投，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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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低位技术所不同的是，虽然这项技能同样廉价，但这并不代表NBA各队对此需求甚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市场中早就充斥了成堆的定点投手。只要稍作分析你就能发现，联盟中有许多人都仅仅拥有这唯一一个技能。而不少球员将开发定点投篮技术作为让自己在联盟中混得更久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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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我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这一解答，不仅有阐释学含义，还帮助我说明这样一个重要的康德立场上的看法：自由高于民主。极而言之，前者是植根于彼岸世界的东西，而后者不论何等崇高，毕竟是此岸世界的东西。就经验言之，“民主”之运作，非有具备自由精神的个人而不能成功。“民主”是可能不存在于我们当中的、，故其可以“争取”之；“自由”则从未不在我们当中，故其只可“发扬”之。“自由”真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受到现象界(phenomena)约束的

“超越现象界(nomena)”的精神；“民主”其实是一种运作，但真正的民主是在一种精神支配下的运作，那种精神就是“自由”。当下我的一些鼓吹“民主”甚至鼓吹“自由”的朋友，他们真正在做的，其实是有感于所见所闻劳苦大众的“不自由”，并且他们坚信导致了这大众的不自由的正是被我们认作“可以带给我们自由”的那个“市场经济”。所以对“不自由”的批判，被他们转换为对“市场经济”的批判。不过，我以为这类批判毕竟是知识分子份内之事。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它自己的“牛虻”；一个伟大的雅典不能没有苏格拉底。

在我向我的这些朋友们解释我的立场和我对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的评论之前，我必须指出他们很可能已经染上了我称之为“语言”病的病菌。所谓“语言”病(不是“语病”，也不是“语言病”)，是由“语言”的本性——以概念的“一般性”来指称“概念”所涵盖着的无穷丰富的“具体性”——加到语言使用者的思考过程上的，时刻妨碍思考者面向真实经验的，将“思”套牢在话语枷锁中的病。克服我们的“语言”病，惟一的途径便是走出书房，走到大众生活当中，去感受那个被压抑在“概念”下的无穷丰富的现实世界。在这一点上，仅在这一点上，我真心呼吁这些人文学者们向经济学家们学习，因为后者毕竞终日浸泡在现实世界里，毕竟不至于忽视了生活中发生着的最基本的事实。“理想”是美好的，“追梦”是美好的，个体为了“理想”而放弃现世生活甚至牺牲生命是崇高的。但为自我理想而要求社会放弃现世生活，则不能说是美好和崇高的。

让我再来讨论“语言”病。例如当我们有感于大众的“不自由”(设此项感受为事件“B”)，并且听到和读到人们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指称为“市场经济”时(设此项感受为事件“A”)，我们的“因果性联想”能力总是倾向于让我们认为A是B的原因。为了尊重和回答休谟对我们理性能力的质疑(这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的理性能力)，我们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对“A导致B”这一命题作—番认真的研究，这便是所谓“实证研究”。不论你多么反对实证研究，你不能不跟着叔本华承认，实证研究是人类将梦幻与现实相区分的惟一途径。但是这类研究立即导致第二项任务——从其他人的言说中找到支持或反对“A导致B，，命题的论据而不混淆了在一般概念A(“不自由”)与B(“市场经济”)之下掩盖着的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与其他人所处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区别。对于认识主体而言，这两类生活世界中的前者是“基本事实”，而后者是“派生事实”。

关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与成熟市场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世界，就我个人多年的体验而言，一组可以叫做“基本事实”的观察是：(1)那些成熟市场社会里多数人的物质生活的质量比我们要高一些，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与我们在物质生活的质量上的差距，当我们沿着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前进时越拉越大，而当我们沿着市场经挤的方向走时越来越小；(2)那些成熟市场社会的多数人，在使个体生命得以发展的基本权利方面，似乎比我们目前所享有的各项权利更充分，并且最重要的是，更有发展的潜力。例如生命权利和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又例如批评政府的权利和在防止个人利用官僚机器剥夺他人自由方面等等；(3)那些成熟市场社会的多数，他们独立求生存图发展的精神表现得比我们要强烈些，并且更要的是，只有依托于这种精神，“自由精神”才可以被开发出来；后，我想再加上一条，(4)对一般人而言，独立精神决不是生来就的。人们必须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才可能培养独立精神。在人类已经找到的各类制度当中，只有市场制度比较充分地赋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尽管一部分人可以“自由到一无所有”。

请注意，我强调这组基本事实是“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的，所以我对“多数人”的指称，也是基于我个人的体会而言。这当然是福柯所批评的“话语权力”之一种形式，不过我非如此而无法说话。防止话语权力压制思想的办法之一是时刻提醒自己和他人，对我们所陈述的道理，永远有进一步研究和批判的必要。但是“批判”不能超越“历史”。我感觉我的那些批判“市场经济”的朋友们的批判话语，其第一个特征是感染了“语言”病，认为只要超越了语言上的“两分法”就可以超越现实事物的发展阶段；其第二个特征就是“非历史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以理性乌托邦来批判现实历史。须知，“理性”是为自然立法者，但绝无可能取代自然。其实这两个特征是同一件事情：只要你面对“发展”的问题，你就必须承认“发展”的阶段性。西方的批判理论家们常常忘记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正是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这也很自然，假如你的社会分工就是对社会进行批判，那么你自然便忽略了“建设”以及建设者所必须正视的“发展”阶段性。我之所以不认为哈贝玛斯是一位单纯的批判理论家，因为我相信从他所立足的“交往理性”出发，他不得不从事社会建设的工作。

我说过，“市场经济”只是我们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一个过渡阶段，对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过渡阶段。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你不妨看看我们周围有多少人可以完全忽视物质生活的质量而终身沉浸于崇高的自由精神的生活当中。不错，任何一个具体的“市场经济”总有阴暗的方面，这些方面需要我们去批判。当我们在数学上终于证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的手”定理时，我们的数学表述(也叫做“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简洁地结论说：如果一切经济资源都是私人占有的，如果自然界的一切过程都是连续的，如果市场价格是人们据以调整自己的生产、消费，和交换行为的惟一信息来源，那么人们的自利动机总可以把社会带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状态中。与这一定理相补的另一个定理，也叫做“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是这样表述的：对任何的一个资源有效配置状态，总存在至少一个财产初始分配方案，使得在这一财产分配基础上展开的自利的个人的生产，消费，和交换行为，最终把社会带到那个给定的资源有效配置状态中。

数学之为形式逻辑体系，本质上是“静态”的；数学之为抹杀差异的手段，本质上是“不现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当市场按“福利济学第一基本定理”调整其经济资源的配置时，人们便承受“失业”、“短缺”，“兼并”’“破产”，希望与绝望，压迫与反抗，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生活窘困。这些便构成市场生活的阴暗方面，但还不是最坏的方面。市场经济最值得担忧的后果，其实早由自由市场派经济学的“教父”弗兰克·奈特指出过，那就是自由人的异化过程，奈特说：分工与专业化的代价之一，便是“本应全面发展的人性只好在单一方向上发展”。

篇10

另一派观点认为，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互伴生。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体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从各国的情况来看，虽然有个别国家有市场经济而无民主政体，但是民主政体只能存在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中。这意味着，虽然有了经济上的自由不等于有了政治上的自由，但没有经济上的自由决不会有政治上的民主。因此，市场经济虽不是民主的全部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也只有民主政治才最能保障经济自由，最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有极端的观点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会自动带来民主政治。我把这一派称为挂钩派。联系到中国，这一派认为，市场经济虽然还没有带来民主政治， 但是已经大大地节制和缓和了权力的刚性。初步的市场经济已经为民主化创造了一些初步的条件，而且还在继续创造这样的条件。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转型是一个全面的转型。市场化与民主化是这一转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方面。我甚至认为，市场化是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改革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对社会有益的，民主化所需要的。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制度载体。在很大程度上自由民主是人类追求与践行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产物。如果民主与自由是分不开的，那么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分不开的。如果自由是民主政治所要落实与保障的，那么有利于市场经济的人身自由、经济自由、契约自由和迁徙自由是有利于民主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