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合同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无效合同，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所谓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在内容和形式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应确认为无效。①无效合同属绝对无效，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我国《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体现在第52、56、57、58、59条当中，但其中没有涉及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无效合同是否涉及诉讼时效就成为大家争辩不休的问题，笔者也试对此谈谈自己一点肤浅的认识，意在抛砖引玉。

《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实为两个部分：一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第五十二条中明确规定以下情形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近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为无效合同确认后相关事宜的处理，包括请求返还财物、赔偿损失、财物收归国家及返还集体或第三人。当事人要想通过确认无效合同进行救济，首先必须诉请对合同进行无效确认，然后才能请求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救济。因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体现在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请求权三个方面。

一、合同无效确认应当受诉讼时效约束

实践中，对于确认合同无效，在提起方式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进行诉讼或申请，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在审理或仲裁过程中，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审查合同效力，认为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有关无效情形，确认合同无效。

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的约束，目前在理论界和务实派之间存在不同的观点。

理论界普遍认为，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法院和仲裁机构均应主动审查并确认合同无效，而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种观点为之 “否定说”。而务实派则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持肯定态度，这种“肯定说”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合同当事人对于其行为的违法性应当知晓。《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根据该条规定，确认合同无效也同样具有诉讼时效。因此，确认合同无效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②

理论界的“否定说”，只是以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这一点来确定其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明显脱离实际，也与法律规定不符。对于“肯定说”，虽然法律未作具体规定，但有相应法律根据，也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原则，因此，笔者作为一名司法实践者，同样认同“肯定说”，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约束。

（一）、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有法律依据。

对于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在我国的《合同法》中没有规定，但仍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因很简单，《合同法》仅是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国的《民法通则》在目前尚无完整“民法典”的情况下，充当了总则的角色。因此，《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合同法》应当遵循。

纵观《民法通则》第七章和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法规，对于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情形，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 、 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有明确规定，而这则司法解释仅适用于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除此之外，再无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其他情形，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当然也不能凌驾与此之上。因此，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而主张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没有法律依据。

（二）、从无效合同的违法程度来看，也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从侵犯客体来讲，包括刑事违法行为即犯罪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一般认为，这三种违法行为中，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严重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大，比其他两种违法程度要严重得多。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据此规定，国家对于最严重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和处罚，都有追诉期限限制，超过此期限，除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认为必须追诉的以外，其余犯罪行为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该犯罪行为应当给予的刑事处罚得到免除。《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然而，无效合同之所以无效，正是由于合同本身存在违法性，但属于民事违法范畴，其违法的严重性远远小于刑事违法，国家对最严重的刑事违法行为都规定了追诉时效，超过追诉时效则放弃对其责任追究，对于违法性较轻的民事违法行为也就无需无限期进行干预和追究责任。如果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行政违法行为经过二年、罪当死刑的犯罪行为经过二十年就不再受法律的追诉，只对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永远都要接受法律的处罚，显然违反了法律体系理论中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原理。因此，对于无效合同违法性的干预，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确认无效合同请求保护合法权益，仍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

从表面上看，诉讼时效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规定，其保护的对象是合法民事权利，而无效合同本身具有违法性，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不具合法性，不应受到保护。但是，这种看法具有片面性。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的一面，正是因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它也会造成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只不过被侵害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合同另一方当事人，还可能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既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完全可以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后行使请求保护权。如果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时效限制，权益被侵害者可在任何时候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也就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两年后行使请求保护权，这与《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明显相抵触，实为不妥。

（四）、确认合同无效最终归于行使实体上的请求权。

“否定说”观点认为：诉讼时效适用的标的限于请求权，亦即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主张合同无效或确认无效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③故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最重要一点——确认无效合同的目的。根据请求主体不同，确认合同无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对于合同当事人来说，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不履行或不再继续履行合同和挽回损失；对于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是因为该合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从而达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如果单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涉及其他请求权，那么，确认合同无效后，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也不会对请求人及相对人产生任何影响，显然失去了确认其效力的意义。因此，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非仅仅是在程序上确认合同效力问题，而是最终归于请求人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一实体意义的请求权。由此可见，无效合同的确认仍归于实体意义的请求权，同样符合诉讼时效的规定。

（五）、确认无效合同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并非超过诉讼时效合同性质就发生改变。

理论派的“否定说”认为，如果承认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会使本属无效的合同，由于超过诉讼时效没有确认其无效，从而该合同就变成有效，非法取得的财产就变成合法，这也是这种观点的立足之点。其实，对于这种观点无需更多的驳斥，稍具法律知识者都应认为是无稽之谈。如前所述，犯罪行为具有追诉期限，超过追诉期限则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时，难道我们会认为犯罪行为就变成合法的吗？答案当然是“不”，该犯罪行为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基于超过了追诉期限，而并非由此转变为合法行为。就拿一般侵权案件来说，当事人由于遭受不法侵害，致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果权利人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人民对其所遭受侵害的合法权益不再保护，从而丧失胜诉权，我们同样不能认为，侵害者没有承担相应责任，是因为其侵害行为已经变为合法行为。因此，违法的始终违法，即使未被追究和干预，其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也不会引起合同性质的改变，此种想法完全是杞人忧天。

（六）无效合同受诉讼时效限制，有利于规范对无效合同的处理。

在司法实务中，处理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处理结果往往不能象处理有效合同一样能够充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如果再加上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约束，可以随时主张，那么，处理无效合同的随意性就更大了。有效合同要受到法律规定的种种制约，而无效合同却可以为一方当事人利用无效合同牟利大开方便之门，有损司法公正。无效合同同样也需要及时了结，这符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也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立法的目的。④

二、如何确定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

既然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就应遵循《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其期限应为一般诉讼时效，即二年。但是，对于确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计算，则不能简单按照有效合同进行确定。有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一般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而无效合同则应当根据请求确认的主体不同而不同。

如前所述，合同无效的确认有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或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在处理合同纠纷中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职权确认合同无效，即国家干预。对于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职取确认合同无效，必然是在订立无效合同后，合同当事人认为合同有效，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合同当事人一方提起诉讼或仲裁。这种情形由于当事人是把无效合同当为有效合同，其提起诉讼或仲裁完全是按有效合同进行，即在合同履行届满后两年内提起，这时提起的诉讼或者仲裁不会涉及需要确定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问题，因此，对此种情形不再累述。

对于另一种情形，根据请求确认无效的主体不同，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一）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

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从订立之日起就不具法律约束力，那么，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是从订立合同之日起计算，还是从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笔者认为，应当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其理由为：

1、如果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从合同订立时计算，对合同履行期限超过两年的，而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两年后履行期限内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因超过诉讼时效其请求得不到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支持，那么，合同当事人还得按无效合同继续履行，这样就真的会出现不合法的合同变成合法的合同的情形。

2、按照《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按照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阶段不同，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合同正在履行中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三是合同履行完毕后请求合同无效。前两种情形的出现，其前提应该是已经知道权利被侵害，才可能提出合同无效的确认请求，没有侵害一方当事人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情况出现，因此，这两种情形也不涉及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问题。而第三种情形，即合同履行完毕后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从无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是否符合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既然作为合同当事人，就应当对所订立合同负责，完全负有审查合同是否有效的义务，从合同订立到合同履行一般都有一个过程，在履行中或在履行完毕时就应当知道合同是否有效或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因此，确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从无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这完全符合《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同时与处理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一致，既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性，又能起到规范当事人合同行为的作用，还是一种对订立无效合同的惩罚。

（二）、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

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包括因无效合同致使利益遭受损害的集体和其他人，其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必然是基于其利益遭受损害，而这类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完全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办理，即从遭受损害的集体和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再予以保护。

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可能导致无效合同的确认，即无效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这种情形只要来自于国家干预，由于无效合同侵害的是国家财产，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的规定，也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因此，笔者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的诉讼时效，归结起来应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合同一方当事人请求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的，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合同宣告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享有的主体有三类：一是合同当事人；二是利益遭受损害的集体和第三人；三是国家。

（一）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确认无效后的请求权。

这里所指合同当事人的请求权，应当仅为在确认合同无效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没有作出相应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处理，合同当事人在事后请求对方返还或赔偿。对于此类情形，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时就知道其利益遭受损害，因此完全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两年。

（二）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的请求权。

前面已述，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类情形的请求权一般在确认合同无效时一并主张。这里所称的利益遭受损失的集体和第三人的请求权，是指确认合同无效不是由集体或者第三人提起的情形，而此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也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即集体或者第三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两年，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三）对于损害国家的利益的情形，由于是实行强制干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在确认合同无效的同时，就应当一并将当事人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这种情形不再涉及请求权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2版，第97页。

②孙喜娥 陈高平，《无效合同与诉讼时效》，2005年2月1日17日，法律教育网。

篇2

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合同当事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或者人民法院经审理依职权主动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比较常见;但是,由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提起以诉讼要求确认他人之间订立的合同为无效的情况,近年时有发生。我们重点探讨的问题是,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能否要求法院确认他人订立的合同无效?

人民法院如何审查有限公司C是否有诉权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进一步延伸分析,其他股E是否有权,要求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一、无效合同的性质论文

理论界对于“无效合同是否属于合同”一直存有争议,有的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在形式上已具有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换句话说,双方当事人经过要约和承诺的磋商阶段后,已经就它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达成协议,因此不管是否具备合同的有效条件,凡是已经成立的合同都属于合同的范畴。

我们不妨从《合同法》第2条的规定来分析,合同是当事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从法理上分析合同的成立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而要约和承诺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产物,合同是意思表示合意的产物。由于《合同法》并未要求要约和承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因此,理论上就存在要约或承诺违法的可能,进一步说,要约或承诺违法,合同也必然违法。但这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合同法》第25条也规定了: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我们必须注意,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无效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合同就成立,至于意思表示是否违法,不影响合同的成立。相反,合同成立并不一定都能生效,如果合同具有违法性,即使已经成立的合同也会被宣布为无效。

二、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能否提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

司法实践中,某一合同是否无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未提讼,却由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向法院,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对于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的这一诉讼请求,法院应如何处理?理论界和实务界存有争议。

1.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以下简称第三人)以的方式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以原告的身份,因此,第三人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条件特别是原告资格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是实质要件的规定,按照这一规定,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就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是对行使权人的资格要求,也是提讼的人能够成为原告的条件。

2.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士认为任何人发现合同包含有无效因素均可以向法院或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贯彻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的原则。我们认为,这是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的误解。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是指法院、仲裁机关或工商行政管理等机关对无效合同依法主动干预,宣告其无效。但上述机关对合同无效进行主动干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如法院和仲裁机关应当对自己审理的案件的合同的无效性进行审查,一经发现,立即宣布其无效。

篇3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

（四）未到法定婚龄的。

（2）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自始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篇4

2002年5月，余女士看中了位于富阳银湖开发区某别墅楼盘的房屋，并与开发商签订别墅户型确认书，双方约定：余女士向开发商预定别墅五套，每套3000元/平方米，余支付定金每套5万元；开发商在收到定金60天后，对该别墅进行放样施工，余在放样施工前有权变更，60天后不作变更，开发商视为放样确认；在领出别墅预售证时，双方在此基础上正式签订预售合同。确认书签订后，余不久支付了定金25万元。

两个月后，因种种原因，开发商向余发放“规划设计优化调整后有关事项”的征求客户确认函一份，写明：户型、楼型、立面的设计可能会作适当的优化调整，原约定的位置不变，但建筑朝向和定位会作适当调整。如余女士在8月8日前不回复，视为放弃对房屋的预约，开发商将该房屋另行销售，返还原告定金并计同期利银行存款利息。

余女士在收到函后，即发出律师函，提出开发商因自身原因调整规划、设计和单体建筑，没有按约定在定金交付60天后对预订别墅进行放样施工，并推迟了交房期限，已构成严重违约，要求解除预约协议，并要求开发商双倍返还定金。为此，双方产生矛盾，开发商至今未施工建造。余女士上告法院，要求开发商双倍返还定金，并赔偿损失20万元。

法院认为，余女士明知开发商没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而与其签订了户型确认书，并在确认书中明确开发商在取得别墅预售证时，双方在此基础上签订预售合同，该确认书应认定为双方对预售合同的签订进行了预约。但同时认为，双方在不具备签订预售合同法定条件时，在确认书中约定购房定金条款，开发商向余收取购房定金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余女士要求双倍返还定金，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但开发商应返还定金及支付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余女士提出要求主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据业内人士介绍，现此案正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过程中。

[争论]

认购书究竟是不是有效合同

尽管几乎所有的楼盘都有签订房屋认购书的做法，但关于认购书是否有效的争论一直没有停过，据浙联律师事务所戴和平律师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类观点。

认购书就相当于房屋买卖合同，违反国家规定，属无效合同。

虽然签署房屋认购书的目的，对购房人来讲是为了获得特定房屋一定时间内的优先购买权，对开发商来讲则是为了加强对购房人的约束以增加交易机会，但从此类文件的形式和内容分析，实为房屋买卖或预售合同。理由如下：

一、文件符合（合同法）中关于合同须以书面形式订立的规定；

二、文件体现了合同主体、标的、价款等合同一般应包括的条款；

三、文件内容虽然简单，但根据项目批准文件、有关法律政策规定、商品房交易习惯以及开发商的宣传、展示内容等，文件所确定的房屋买卖完全可以实现；

四、文件中通常会对定金问题做出约定，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该定金具有证约作用，即能证明开发商和购房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

五、虽然认购书、订单或认购协议中都会约定某一具体时间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或预售合同，但房屋买卖或预售合同没有强制使用文本，因此，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或预售合同完全是对认购书、订单或认购协议的细化、补充或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4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25％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而《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22条也规定：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销售商品房，不得向买受人收取任何预订款性质费用。因此，签订房屋认购协议行为显属违规，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房屋认购协议是独立的担保合同，为有效合同。

要分析这类预售商品房的优先认购协议效力，首先，得先对商品房预售合同与预售商品房的优先认购协议的性质进行比较。

所谓商品房预售，是一种特殊的期待物权（俗称期房）买卖，与通常的现实物权（俗称现房）买卖有别，涉及的是一个将来的物权交易。为规范这类交易行为秩序，保障买卖双方（尤其是预购方）的利益，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需要国家政府从法律、行政管理上对这类行为加以规范和一定的限制。对商品房预售行为，出台了不同层次效力的规定，明确商品房预售的条件。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限制就是：规定了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才能对商品房进行预售，即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预售商品房才能进行交易。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在此条件下成立的期房买卖协议。

而预售商品房的优先认购协议，是开发商与购房人双方为实现各自的利益目的，对开发商将要预售的商品房达成的一个认购意向协议。为利于比较，笔者把双方目的作一浅析：购房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自己看中的楼盘房屋不再被他人预购，开发商的主要目的可以看作是节约推销成本，加快将来的预售进程。相比之下，认购协议成立后，购房人目的利益相对要大于开发商的目的利益，从限制开发商再向他人预售的角度来看，购房人为取得这一利益，即优先购买权，向开发商支付定金以担保将来商品房预售合同的订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从这点上看，优先认购协议是否成立，往往也取决于购房人的决定。

归纳起来，作为优先认购协议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是：认购人取得商品房的优先购买权，以后不得拒绝与开发商订立就所认购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开发商应当保证认购人对所认购商品房的优先购买权，不得拒绝与认购人订立认购人所认购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不得将此商品房再向他人预售。否则，将取消认购定金或双倍返还认购定金。

其次，虽然时间上优先认购协议与商品房预售合同互有前后，性质上优先认购协议是为订立商品房预售合同作担保；但实质上，两份协议是两个内容各自独立成立的合同，互无从属。优先认购协议可以认为是一份独立的担保合同，不依赖于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效力。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效力存在与否，与优先认购协议效力无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的司法解释第115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可见，司法解释是认可这类设立定金的担保形式的。在优先认购协议中设立定金，是为了担保主合同（即预售合同）的签订，此定金应认为是立约定金或订约定金。立约定金广泛存在于民事活动中，大多出现于意向类协议中，符合担保法立法规定，并不违法。

[案例]北京首例无预售证认购合同官司审结，开发商双倍返还定金

京城首例因开发商无《预售许可证》而引发的认购合同官司，在历经15个月之后，终于有了说法。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终审判决，开发商双倍返还定金。

徐高先生于2000年1月8日与中鸿天房地产公司签订了《SOHO现代城认购书》。双方约定，徐高购买SOHO现代城房屋一套，房价款237万余元。同时，双方在认购条件一款中作出约定：“认购方应在签订《认购书》时向卖方交纳认购定金3万元，认购方在签订《认购书》后，于2000年1月21日至1月30日期间，携《认购书》及其他相关文件到现代城销售中心与卖方签约。如认购方未在认购期限内，与卖方就认购物业一事签订《现代城内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则卖方有权解除本认购书的履行，并将认购方已购物业另行处置，且认购方已交定金卖方将不予退还。”

1月29日徐高前往现代城销售中心与开发商签约，要求开发商出示《预售许可证》，当其得知开发商没有《预售许可证》后又提出待开发商取得《预售许可证》后再签订预售合同并付首期款，此要求被拒绝。这种情况下，徐高将中鸿天房地产公司诉至朝阳法院，要求双倍返还定金6万元。

朝阳法院审理此案时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3个：认购书是否有效；3万元的性质；原告事先是否知道被告没有《预售许可证》。对此，被告辩称，由于没有《预售许可证》，认购书无效；3万元的性质是预付款，相当于预订金，之所以写成“定金”属于笔误；原告事前已知被告无《预售许可证》。去年底，朝阳法院以商品房预售必须具有预售许可证，而中鸿天房地产公司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认定认购书无效。认购书被确认无效后，定金即失去担保的效力，判决中鸿天房地产有限公司返还徐高定金三万元，驳回徐高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

徐高对一审判决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中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认购书约定了定金条款，符合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法律特征，应视为有效。该认购书中约定的立约定金的生效是独立的，在主合同之前就已成立。徐高已按认购书的规定交纳了定金，故该认购书的效力自其交付定金后即已存在，且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在执行认购书的过程中，徐高并无违约行为，导致双方未能签订主合同系因中鸿天房地产公司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无权预售商品房。该责任应全部由中鸿天房地产公司承担。据此，二中院支持徐高的诉讼请求，责令中鸿天房地产公司双倍返还定金。

二中院还认为，“中鸿天房地产公司辩称其没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无权预售商品房，应确认双方所签认购书无效问题，因该认购书系为订立主合同进行担保，在主合同签订前就已独立存在并生效。该定金条款只在认购书中约定的条件、范围内对是否签订主合同发生担保效力，对该认购书以外的情况并无约束力，故中鸿天房地产公司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其没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还与买方签订认购书并收受定金的错误做法和责任不能以此为由由消费者承担，其只同意退还定金的主张，本院不能支持。”最终，市第二中级法院判令中鸿天房地产有限公司返还徐高定金6万元。

[观点]提高违法违规成本，保护购房者权益

篇5

    1、房地产分离出卖,合同无效。

    由于房屋是建筑在土地上的,为土地的附着物,具有不可分离性,因此,房屋的所有权通过买卖而转让时,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也必须同时转让。如果卖方将房产和土地分别卖于不同的买方,或者出卖房屋时只转让房屋所有权而不同时转让土地使用权,买方可以提出这种买卖合同无效。

    2、产权未登记过户,合同无效。

    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以买卖双方到房屋所在地的房管部门登记过户为标志,否则,房屋买卖合同不能生效,也就不能发生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即使房屋已实际交付也属无效。故只要房屋没有正式办理登记过户手续,即使卖方已收取了房价款,并将房屋交付买方使用,当事人仍可提出合同无效的主张。

    3、产权主体有问题,合同无效。

    出卖房屋的主体必须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非所有权人出卖他人房屋的,其买卖行为无效。房屋的产权为数人共有的,必须征得共有人同意才能出卖。出卖共有房屋时,须提交共有人同意的证明书。部分共有人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其买卖行为也无效。

    4、侵犯优先购买权,合同无效。

    房屋所有人出卖共有房屋时,在同等条件下,共有人有优先购买权。房屋所有人出卖已租出房屋时,须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所以同等条件,主要是指房价同等,还包括房价交付期限、方式同等等。房屋所有人出卖房屋时侵犯共有人、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共有人、承租人可以请求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

    5、单位违反规定购房,合同无效。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城市私有房屋。如因特殊需要必须购买,须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单位违反规定,购买私房的,该买卖关系无效。有的单位以个人名义购买私房,产权也登记在个人名下,但实际上是单位出资,作为单位的固定资产用于生产、经营、办公或用作集体宿舍等,这种情况属于单位变相购买私房,该买卖关系无效。凡享受国家或企业事业单位补贴,廉价购买或建造的城市私有房屋,需要出卖时,只准卖给原补贴单位或房管机关,否则也无效。

    6、价格欺诈,显失公平,合同无效。

    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双方应当本着按质论价的原则,参照房屋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私房评价标准议定价格,经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同意后才能成交。买卖合同生效后,双方均不得因价格高低无故翻悔,应按合同议定的价款、期限和方式交付。但如果出卖人在房屋质量问题上有欺诈、隐瞒行为或在成交后发现内在质量问题的,买受人可要求同出卖人重新议定价格,协商不成的,可向法院起诉。

    7、非法转让,合同无效。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包括买卖):

    (1)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不符合转让房地产条件的;

    (2)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

    (3)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

    (4)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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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引入

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指合同虽已成立，但因其在内容和形式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被确认为无效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法定情形，《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对其进行补充，《合同法》第四十条与《合同法解释（二）》对格式条款无效情形作了规定，本文所指无效合同即是此类自始、绝对无效的合同。诉讼时效则是指权利人于法定期间内连续地不行使其权利，在该期间届满后，发生义务人得拒绝履行其给付义务之效果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在无效合同诉讼纠纷中，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及时效起算时间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而我国《民法通则》第七章、最高院《民通意见》第六章、《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中，并未明确规定无效合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学理讨论各说纷呈不能统一，致使审判实践中法院关于这一问题的认定结果各异。

在当下，关于无效合同与诉讼时效关系的探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首先，健全《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制度，是对我国民商事法律规范不可或缺的补充与完善，亦属大多数国家法制建设面临的共同问题。其次，统一无效合同诉讼时效的适用标准，有助于统一司法审判实践，避免出现同事不同裁的结果，维护法律之公平正义。第三，明确无效合同的时效适用的规定，是关乎当事人切身利益、保障贸易安全与公平的必要措施，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大有裨益。

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就这一问题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司法实践中，无效合同的确认之诉与财产返还请求是相伴而生的；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后往往会请求财产返还或赔偿损失。因此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问题就包括两部分，一是无效合同确认之诉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二是无效合同确认后产生的财产返还或损害赔偿请求之诉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以及起算时间问题。下文将针对这两部分分别展开论述。

二、无效合同确认之诉与诉讼时效

学术界关于无效合同确认之诉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肯定说，即应当适用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合同不得再被认定为无效。持肯定说的学者大多出于效率和贸易公平的考虑。首先，一切权利的行使都应当受到一定限制。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即对当事人行使诉权的限制，符合法治社会“节制”的理念，有利于督促当事人积极行使权利。其次，无效合同的确认不适用诉讼无效会导致基于无效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关系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状态，合同当事人基于基本信任履行合同，长时间后又被宣布无效，不仅是社会资源的浪费，更会为恶意诉讼、恶意抗辩大开方便之门，不利于贸易安全的保障。最后，合同的确认往往会导致财产返还、赔偿损失等一系列后果；我国目前仍有大量无效合同存在，确认请求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也就意味着会有相当一部分给付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这与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相矛盾。

二是否定说，即不适用诉讼时效，当事人有权在任何时候向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首先，无效合同通常损害了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其本质是国家公权力对合同效力的否定性评价。无效合同自始无效、确认无效且绝对无效，不因时间的经过而得补正。其次，请求认定合同无效是对事实的确认，其因单方行为即可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应属于形成权而非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最后，实践中存在大量当事人不知合同无效而继续履行的情况，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不利于当事人利益的保护。

三是折衷说，即分类适用诉讼时效说，将无效合同区分为绝对无效合同与相对无效合同，绝对无效合同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对于相对无效合同，则另有诉讼时效或除斥期间之争。

笔者认为，无效合同确认之诉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首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合同的五种情形，无效合同有悖于法律公平、正义、意思自治等价值内涵，甚者更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适用诉讼时效致使无效合同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得为有效，意味着法律容忍了这种行为的违法性。其次，应当区分无效合同确认之诉与基于合同无效而产生的给付之诉，其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与财产返还、赔偿损失等给付行为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是两个问题，不能因此认定其与诉讼时效制度相矛盾。

三、无效合同之财产返还请求权与诉讼时效

（一）几种学说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后将产生“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一系列后果。“赔偿损失”属于典型的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而关于“返还财产”之性质认定则并不明确，本文仅就此做初步探讨。学术界关于财产返还请求权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有以下几种争论。

一为肯定说，即财产返还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原因有二：一方面，确认合同无效后，请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属于请求权范畴，而诉讼时效制度以请求权为适用对象，故理当适用诉讼时效；另一方面，合同被宣告无效后，财产返还请求权受诉讼时效限制可以督促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积极行使权利，避免久拖不决而损害对方事人利益，以实现法律公平之义。二为否定说，即财产返还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持此种态度的学者认为无效合同自始无效，财产返还和赔偿损失等属于合同被宣告无效后的一系列处理措施，旨在使当事人之间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三为折衷说，此类较为复杂，一有以是否登记为标准划分无效合同，分类适用诉讼时效；另有物上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之分，各自又有争锋。

（二）对上述观点的分析

笔者认为，要分析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财产返还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应探讨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以及财产返还之请求权基础，结合我国立法体例与司法实践综合考量。

1.诉讼时效之目的

诉讼时效制度以请求权为客体，指权利人如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其请求权，则此期间届满后，其权利归于消灭或对方义务人得抗辩权的一种制度。此制度的目的大约有以下几个：一是惩戒“权利上的睡眠者”，督促权利所有人积极行使权利；二是避免义务人因时间过长导致举证困难，而赋予其以时效的权利；三是维护社会公益与交易安全，避免因权利人怠惰而使新形成的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障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关系的信赖利益。

2.财产返还之请求权基础

关于无效合同财产返还请求权的性质，有两种学说及立法例。一是物上请求权说，认为无效合同自始、绝对无效，基于合同所发生的物权变动丧失其存在的基础，当事人原先所为之给付在法律上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效果，因此享有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立法例如法国民法。二是不当得利请求权说，此说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标的物所有权是否转移依物权行为是否实施，而非债权行为是否有效。因此若合同无效时标的物所有权已然移转，则对方买受人取得所有权，原物给付人只得依不当得利请求返还财产，立法例如德国民法。

笔者认为，德法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异源于物权变动模式的不同。法国民法采取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指无需以物权变动为内容的物权行为，仅凭合同即可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在这一模式下，买卖合同有效时，标的物所有权即发生转移；若合同无效，则不发生转移。因此原物给付人可依物上请求权请求返还财产。而德国民法则采取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即要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须有独立物权行为.这便意味着，标的物所有权是否转移受制于物权合意，与合同有效与否并无直接关联。因此若合同无效，但标的物所有权已依独立物权行为而转移，则原物给付人可依不当得利请求权请求对方返还财产。

那么我国究竟采取何种物权变动模式呢？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第二十三条，不动产物权依登记行为、动产物权依交付行为产生物权变动效力；第十五条则规定了物权变动与原因关系的区分原则。由此可见，虽未明确说明，但我国物权法实际上承认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并采用了抽象原则之物权变动模式——不动产的所有权转移登记与动产的交付即发生物权变动之独立物权行为；物权变动依独立物权行为之实行而生效，并非依合同有效而生效。

由上，以不动产为标的物且已进行转移登记的无效合同，以及以动产为标的物且已交付的无效合同，因物权行为有效而产生物权变动之效果，其财产返还请求权为不当得利请求权，属典型的诉讼时效之客体，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另外，笔者认为，诉讼时效制度之设立旨在维护社会公益，另有免除对方举证困难之功用；在无效合同已被确认的前提下，当事人返还财产之请求与普通给付之诉并无区别，若不以诉讼时效加以限制，一则与诉讼时效制度之设立相矛盾，二则导致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久拖不决。违背效率与公平原则，三则亦不符合法律之“节制”理念。因此，无效合同之财产返还之诉应当适用诉讼时效。

四、诉讼时效之计算

关于以不动产为标的的合同被宣告无效后产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所适用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何时起算，目前有三种观点，即从合同签订之日起算、从给付财产之日起算、和从裁判确定之日起算。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原因如下。

首先，无效合同的效力要经过人民法院或这仲裁机构裁判后才可确定，而当事人只有在合同被宣告无效后才能行使财产返还请求权。虽说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但实践中，裁判确定之日才是涉案法律关系的效力实际确定之日。要求当事人在合同签订时或财产给付之时行使请求权不合常理。其次，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如果以合同签订时或者财产给付时为起算时间，无异于推定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或者为给付行为时便“明知”合同无效。事实上，民事行为效力归属问题是有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合同当事人受知识结构、文化程度、法律知识等因素影响，加之合同签订过程复杂，要判断民事行为属有效、可撤销或者无效，未免牵强。因此以裁判确定之日为诉讼时效起算时间较为合理。

五、结论

关于无效合同之诉讼时效制度有许多问题仍待解决，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无效合同确认之诉是否应当适用诉讼时效问题，二是无效合同确认后的财产返还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以及诉讼时效如何起算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以上两个问题的探讨，得出以下结论：

1.无效合同确认之诉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即当事人可以在任何时候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2.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引起的财产返还之诉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以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无效合同返还财产的请求，若已经过不动产转移登记，则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给受领人，给付人得依不当得利请求返还，该请求权受诉讼时效限制，起算时间从合同被判决无效之日的次日起计算。以动产为标的物的无效合同，若动产已交付，则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给受领人，给付人得依不当得利请求返还，该请求权受诉讼时效限制，起算时间从合同被判决无效之日的次日其计算。

3.原物灭失导致给付不能时，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之诉受诉讼时效限制。

若标的物在合同被宣告无效前灭失，诉讼时效从裁决无效之日起算；若标的物在合同被宣告无效后、诉讼时效届满前灭失，诉讼时效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标的物灭失之日起算。

4.当事人请求返还原物所生孳息，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确定无效之日起算。由于自财产交付之日起，受领人不当得利开始成立，因此孳息数量的计算则应追溯至从财产交付之日。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5期.

[2]方一青.无效合同认定不适用诉讼时效之理论思辨[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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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相关概念解析与特点

    (一)无效合同的概念及其特点

    合同法中的“无效合同”指虽然形式上符合成立条件,却无法生效的合同。其原因一般包括两类:缺乏对价或合理对价;损害了国家、社会公共体的公共利益等。公共利益的保护是许多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体系中的重要原则之一。而合理对价则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缺乏对价相当的书面合意在英美法中无法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意味着不受法律的保护。

    合同无效的情形很多,一方面是法律直接规定的无效,即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另一类则为合同法第53条的规定。后者涉及的是免责条款的无效:免责条款涉及对对方造成人身伤害免责的;免责条款涉及因故意或过失对对方造成财产损失的。两类情形下,免责条款无效。此外,还有一些造成合同无效的情形是合同法没有包括的,却零散归于其他法律中,如行政法、劳动合同法、刑法等,当合同违反了其他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仍旧无法生效。

    二、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产生的原因

    三、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相同法律后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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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一是返还财产应适用恢复原状的原则。对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或者绝大部分已经履行完毕,标的物又符合行业标准或约定标准可供利用的,该合同无效后处理就不应再适用返还原则,而应当折价返还。对于返还标的物导致显失公平的,应将此情形视为不能返还财产,须对标的物损耗的价值或价格降低的价值进行补偿。而对于如标的物已经被使用,不再能反映原貌或者原价值的,可采用返还原物基础上,由加害一方赔偿其他损失;或者由有过错一方继续使用,适用金钱返还(赔偿)的做法,以此弥补受损害方的经济损失。

    二是对主体不适格等无效合同应按有效处理。对因主体资格不合格而导致合同无效,但合同已经全部履行或者部分履行完毕的,应当无效合同按有效合同的原则进行处理。主要原因在于主体资格的无效与合同履行后果的损失并无因果关系。合同履行只要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就不能因为合同无效而否认交易的真实性,不能人为地否定交易基本规律。对于合同双方的轻微违法情节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对于双方当事人的违法情节导致合同继续履行不可能,导致合同无效,但合同已经绝大部分履行完毕的;对于双方当事人虽有违法情节,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以及其它类似情况存在的,应当按有效合同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并根据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存在的过错、过失,合理分担双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总之,无效合同制度体现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妥协。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才能成为认定无效合同的依据,不同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规范力不同,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法律效果也不同。故此,司法上要强调与时俱进地适用法律,在当代尤须坚持公私利益兼顾、私权优先和鼓励交易原则,尽可能多地考虑认定和处理的社会效果,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合同产生。

    二、诉讼时效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归结起来应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合同一方当事人请求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的,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诉讼时效是民法的概念,但其主要在民事诉讼中运用。要在民法上发生丧失时效利益的结果,在民事诉讼中就须先做出已逾诉讼时效的判断。《民法通则》共有七个条文规定了诉讼时效的长短、起算、中止和中断,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又用18个条文作了规定。后来,针对人民法院在诉讼时效问题上就疑难案件的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又在其司法解释和批复中对此问题有若干补充规定,基本上解决在实践中发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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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法律效力

Key words: invalid contract；revocable contract；legal validity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2-0251-01

1 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概述

我国曾于1981年和1999年先后两次制定、修改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这对于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经济秩序，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实现与国际接轨，发展和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必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我国《合同法》第52条明确规定，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第54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通过其规定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无效合同与和撤销合同存在着不同的含义与性质，但是其担负着相同的责任与后果。

2 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2.1 无效合同的确认与法力效力 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可见，无效合同是已经成立的合同，是欠缺生效要件的合同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不受国家法律保护。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但部分条款无效，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作为典型的私法行为，合同必须在公权许可的限度内实施，无效合同就是国家公权干预的结果。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已成立，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在法律上确定地当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这里的不发生法律效力，是指不发生该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果。在进行无效合同法律效力分析前，首先要对无效合同进行认定，以无效合同的认定标准为基础对其进行分析与认定，以此明确其法律效力。无效合同的认定不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科学判断问题。司法实务中的合同形形，涉及方方面面，判断一个合同是否无效，具有相当难度。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等规定，可以看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判断无效合同的重要标准。通过与合同法的对比分析判定合同的无效。在判断某一法律条款是否强制性规定，应从该部法律的立法目的，违反该条款对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程度等方面进行考量。

无效合同的无效是绝对的、当然的、自始的无效。无效合同经主张无效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之后，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及《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类型主要有：①返还财产（包含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的折价补偿这一特殊方式）。当事人因该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②赔偿损失。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③收归国有或返还集体、第三人。

2.2 可撤销合同特点与法律效力分析 可撤销合同是在合同被撤销前，保持着法律效力，只是法律赋予一方当事人享有撤销权。它的构成原因是一方的欺诈、胁迫订立合同；乘人之危订立合同；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因显失公平而订立的会同。撤销合同具有可撤销的合同在未被撤销前，是有效的合同；可撤销合同的撤销要由撤销权人通过行使撤销权来实现；可撤销的合同一般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等特点。其法律效力是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有权撤销合同后，方可行使合同法律效力。但是当事人的这种权力并非没有任何限制，相反撤销权人必须在规定的撤销期间行使撤销权。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权的行使时间为一年，在此期间，撤销权人必须行使其撤销权，否则，就失去了撤销合同的权力。如果一方当事人撤销权消灭，可撤销的合同就是有效的合同。

3 关于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法律效力不同的分析

无效合同在合同订立开始就不产生任何的法律效力，因此其合同不能达到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无效合同尚未履行的不得履行，已经开始履行也应立即中止履行，对于合同以及履行完毕的则必须恢复到合同履行前的状况。其法律后果是一方当事人必须将其已从对方获取的财产返还对方当事人，并回复合同签订前的财产状况。同时还须按照合同法规定将双方当事人错误状况和程度承担所需承担的责任。可撤销合同，如果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不愿意撤销合同和放弃对合同的撤销权，法院需依照法律规定对其合同予以承认和保护，其合同就要按照其条文和规定予以履行。如果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拟用其合同或有关会同条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则依法对其予以撤销。此时被撤销的合同也失去自始的法律效力，即产生和无效合同相同的救济手段和补救措施。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效合同自始至终都不能够产生法律效力，同时其有关当事人还富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可撤销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根据享有撤销权当时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

4 结论

综上所述，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法律效力与合同确定的不同决定了其当事人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不同。这需要根据合同确定的标准通过对合同的分析以及《合同法》的明确规定做出基础的判定，方能够实现合同的法律效力。现代企业在进行合同签订与管理工作中，企业有关人员必须加强对自身法律顾问的认识，强化企业合同签订的法律意识，通过法律顾问的作用保障企业合同的合法性，以此保障企业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王宏新.合同法详解[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马强.关于企业合同管理中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法律效力的分析[J].法律顾问，2004.

篇10

2、折价补偿。

3、赔偿损失

4、非民事性后果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除发生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民事性法律后果外，在特殊情况下还发生非民事性后果。

《合同法》第59条具体规定了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发生追缴财产的法律后果，即将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取得的财产追追缴回来，收归国家或返还给受损失的集体、第三人。